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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周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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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2026年10月10日 / 11日，周六 / 周日

第82卷 / 第41周 / 第233号 / 5,80 欧元

越来越多的女孩投身于昂贵的化妆品世界。这是美容工业的错，是互联网的错，还是我们所有人的错？或者这根本没什么大碍？

▶ 书籍 二

照片：FELIX HUNGER, JOANA HAHN, IMAGO (3), SHUTTERSTOCK，拼贴：SZ，插图：JULIA SCHUBERT

柏林的大甩卖

租金鲨鱼与投资者如何加剧住房困境

社会

苦难之路 皮肤、心脏、关节： 一场马拉松赛跑 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影响

知识

侧光

(SZ) 不要有人说，杯子只是一个无害的容器，人们用它啜饮早晨的咖啡，用它冲刷掉想要翘班的念头。也许以前确实存在过无关痛痒的杯子，可能是在唐朝，当时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并像后来在电动汽车和大熊猫方面那样取得了成功。但今天的杯子绝非一个温顺的罐子：有些杯子上印着“工作很美好”，这种主张在睡眼惺忪的早晨咖啡饮用者看来简直是嘲讽，于是他转身回到了床上。正如梅尔茨所指出的，德国人之所以懒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类杯子。但更可怕的是那些无良设计师为管理层设计的杯子。上面写着：“我是老板！你们什么都不是！”当部门主管拿着这样一个容器穿过办公室时，它所产生的效果与囚犯船指挥官的鞭子如出一辙。

然而，杯子在政治中更具意义。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这位民族主义选民的最爱——刚刚展示了可以用它做的一切。在马格德堡州议会的成立会议上，他拿着一个杯子摆姿势，上面写着：“左翼的眼泪”。每一个坚定的德国同志都会因此笑得打滚，而那些平日里备受打击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议员们也可能因为幸灾乐祸而产生一个念头：也许真的应该给德国选择党（AfD）投一票。机智并非极右翼的强项，他们的幽默始终是幸灾乐祸，在过去的好时光里也是如此。而且，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主张如此简单得有利，以至于能轻松地印在一个杯子上。最近，德国选择党的教条传道者、现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副议长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通过一个俄罗斯军队的杯子表明，普京在德国拥有的朋友不仅仅是格哈特·施罗德和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说到瓦根克内希特：如果她的办公室里有一整套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餐具，包括一个火箭设计造型的萨莫瓦尔茶炊，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几乎不言而喻，马库斯·索德尔的橱柜里也存放着几个意义深远的杯子。在最漂亮的两个杯子上分别印着蜘蛛侠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就是在索德尔身上统一起来的这两个人格。好吧，至少没有那些让人好奇是谁想出来的愚蠢口号。真的有这个职业吗：杯子口号作者？或者叫“马克杯格言创作者”（Mug-Sayings-Creator）？这样的人是否像抢劫老妇人的人一样，向家人隐瞒自己的工作？他应该这么做。杯子必须远离世界观。吃香肠或燕麦片被视为一种政治主张，这已经足够糟糕了。

国际法的捍卫者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人纳维·皮莱。对于评审团而言，这也是向所有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的人发出的一个信号。

作者：朱莉娅·贝格曼 (Julia Bergmann)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法学家纳瓦内特姆·“纳维”·皮莱 (Navanethem „Navi“ Pillay)。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根·瓦特内·弗里德内斯 (Jørgen Watne Frydnes) 表示，她因“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而获奖。皮莱为确保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刑事追诉做出了重大贡献。弗里德内斯称皮莱为全球最重要的法律专家之一。

与此同时，评审团显然希望这次授奖被理解为不仅仅是对个人卓越奉献的认可：“这绝对是向所有攻击并破坏这一体系、其规则及其机构的人发出的信号，”弗里德内斯在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说道。此前在阐述授奖理由时，他强调：“国际法体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机构正遭到攻击。”他观察到，一种以牺牲法律框架以及全球对法律和正义的尊重为代价的权力政治趋势正在发展。“每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会破坏稳定性、信任以及和平共处。”尽管弗里德内斯没有点名，但这显然是指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唐纳德·特朗普等国家元首。

皮莱在职业生涯中曾追究政府部门和国家元首的责任，给暴力和冲突的受害者带来希望，并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证明了自己拥有清晰的道德指南针。一条“红线”贯穿了皮莱的职业生涯——从为南非自由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辩护，到在国际司法程序中担任法官。皮莱“显著扩大”了国际法的适用范围和影响力。弗里德内斯代表奖项委员会强调，国际法及其机构是构建更和平世界的基石：“因此，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加强这些机构以及更多个人的力量——不仅是纳维·皮莱，但尤其是她。”

这位 85 岁的南非女性从 1995 年起担任其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随后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任职。她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领导联合国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025 年 9 月，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对此予以否认，称其为“令人震惊”。

皮莱本人对获奖感到惊讶。诺贝尔委员会此前未能联系上获奖者。因此，弗里德内斯向获奖者发出了如下呼吁：“如果你看到一个挪威号码打来，请接电话，我们非常希望能与你交谈。”皮莱在不久后得知获奖时的反应是：“这一定是个玩笑！”这位法学家的获奖被视为一次意外——她的名字此前并未出现在相关博彩平台的任何候选名单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评审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赞赏皮莱长久以来的努力，称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德国联邦政府也向这位法律专家表示祝贺，认为她的毕生事业值得最高认可。政府副发言人斯特芬·迈耶（Steffen Meyer）表示，皮莱“数十年来以巨大的个人投入和令人钦佩的毅力，为人权、正义以及国际法的执行而奋斗”。德国“坚定支持国际法和国际司法管辖权”。与之相反，以色列外交部谴责此次颁奖，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对一项奖项的荒诞利用，旨在使反以色列的仇恨和偏见合法化”。

“这一定是个玩笑”：南非法律专家纳瓦内特姆·“纳维”·皮莱（Navanethem “Navi” Pillay）显然对获得该奖项感到惊讶。照片：FRANK BOXLER / AFP

去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获得了该奖项。她将该奖项献给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后者曾多次试图让自己成为该奖项的候选人——并将奖牌赠送给了他。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根据委员会的规则，该奖项在官方层面不能转让。该奖项的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多万欧元。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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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价格操纵

多洛米蒂山脉 12 个地区的缆车运营商必须向游客退还 3000万欧元 的票款——他们此前非法地商定了价格。

滑雪每年都在变得更贵？没错。在从阿尔贝格到多洛米蒂的许多大型滑雪区，明年冬季单日滑雪票价格超过 80 欧元 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滑雪区运营商像念经一样重复着价格上涨的原因：新缆车的高昂成本，尤其是高能耗的人造雪机成本，如果没有这些，在阿尔卑斯山进行雪道滑雪几乎已不可能。但显然，高价还有其他原因，正如意大利竞争管理局（AGCM）在针对属于 Dolomiti Superski 滑雪联盟的 12 个滑雪区调查时所发现的那样。早在 2025 启动的反垄断程序中指控称：根据国家法律以及欧盟法律，这里存在非法的价格操纵行为。

据称，该联盟旗下的滑雪区（例如科尔蒂纳、克隆普拉茨、格罗登-赛塞拉姆和马尔莫拉达）每年都会在彼此之间商定各区域的滑雪票价格。此外，还存在禁止通过第三方（如代理机构或旅行社）销售滑雪票的规定。这同样违反了竞争法。不过，该反垄断程序在进入法院审理前已被终止。原因是：Dolomiti Superski 与监管机构就违规行为达成了一种罚款协议：3000万欧元。而这笔钱将全部用于补偿在过去几个冬季赛季在上述 12 个滑雪区雪道上活动的滑雪者。

只有购买了有效期为 1 天至 31 天 的单个滑雪区滑雪票的游客才有资格申请。根据 Dolomiti Superski 网站的进一步说明，这不适用于刚刚过去的 2025 / 26, 但适用于 2022 / 23, 2023 / 24 和 2024 / 25. 这三个冬季赛季。可用于在 Sellaronda 等地滑行的 Dolomiti Superski 联票不在此列。

滑雪游客需在一个将于 15. 10 月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上输入其数据。Dolomiti Superski 表示，购买滑雪票的银行或信用卡对账单即可作为证明。如果是现金支付，则需要收据。游客可以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要么选择退还所购滑雪票价格的 20 %，要么选择在购买下一季滑雪票时享受 30 % 的代金券折扣。以一张价格为 83 欧元的克隆普拉茨单日票为例，折扣金额约为 25 欧元。

退款预留资金为 1200万欧元，折扣预留资金为 1800万欧元。原则是：先到先得。

与此同时，支付义务和禁止再次操纵价格的规定尚未导致下一季滑雪票价格的下降：所有 12 个滑雪区的单日票价格均恰好上涨了 3 欧元。汉斯·加瑟 (Hans Gasser)

保守派承压

欧洲人民党主席曼弗雷德·韦伯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欧洲议会中接受右翼政党的选票，以推行中产阶级政治。以及他从中为德国如何应对德国选择党（AfD）总结了哪些教训。

采访者：约瑟夫·凯尔恩伯格（Josef Kelnberger）和尼古拉斯·里希特（Nicolas Richter）

基社盟（CSU）政治家曼弗雷德·韦伯，54岁，是欧洲人民党（EVP）的党主席兼党团主席。在欧洲议会中，他多次利用右翼多数席位来推行保守主义政策。这对于德国如何应对 AfD 是否有借鉴意义？他在采访中表示，必须走出“纯粹的拒绝讨论”，转向实质性的内容争论。他的要求是：在欧洲愿景上需要更有勇气。

南德意志报（SZ）：韦伯先生，绿党要求在应对 方面采取新策略。他们认为，仅仅指称自己在捍卫民主以对抗 是行不通的。您认同这一诊断吗？

曼弗雷德·韦伯：我很高兴绿党现在有了这些认识。我多年来一直在倡导这一点，且经常受到绿党的批评。我们应对 崛起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们必须关注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布鲁塞尔做到了这一点，在柏林也必须成功。

那么“防火墙”是否必须拆除，即禁止与 或其他极右翼势力合作？

之前的防火墙概念已经失败了，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龙总统十年来一直说：要么勒庞，要么我。但根据预测，明年他很有可能不得不将爱丽舍宫的钥匙交给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极右翼分子玛丽娜·勒庞。那种意义上的“要么她，要么我们”的防火墙必须成为历史。

由于您通过右翼多数席位推行法律，您也被认为接近右翼激进主义。被视为基民盟（CDU）思想领袖的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勒德（Andreas Rödder）为德国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基民盟不应设立防火墙，而应划定“红线”以标明其基本信念。只要在这些红线之内参与的人，无论是否是 ，都是受欢迎的。您对此怎么看？

防火墙不能替代政治。对于我们联盟党来说，如果我们在设有少数派政府的州议会（如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中，不得不一直与左翼政党投票一致，从而导致政策更加左倾，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巨大负担。 在议会中逐项就基民盟的内容发起投票，但基民盟因为防火墙而被迫投反对票。我们在欧洲议会中没有这样做。欧洲人民党赢得了欧洲选举，那么中产阶级政治就必须体现在法律中。因此，我在两年前为欧洲人民党决定：我们关注的是内容，内容，还是内容。我们必须履行对人们的承诺。我不能让自己依赖于议会中某些右翼或左翼人士是否同意。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次接管了德国议会的领导权。这意味着防火墙已经走到尽头了吗？目前有强烈怀疑认为，部分基民盟议员也为 候选人投了票。

马格德堡的情况不会在斯特拉斯堡或布鲁塞尔重演。我们在欧洲议会中制定了明确的合作标准——这也适用于代表性职位的任命：支持欧洲，支持法治，支持乌克兰。很明显，那些想要瓦解欧洲的人，不能代表欧洲说话。

“我热爱我的欧洲议会。在这里，多数派是随具体案例而变化的。”

那么我们回到内容本身。如果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未来认同某项内容的观点，是否应该为选择党（AfD）的法律草案投赞成票？

首先，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有责任组织起一个稳定的多数派，他必须首先就职。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走出纯粹的拒绝讨论，在这种讨论中，我们没有在内容上进行相互争论，而且人们只是将选择党隔离在围墙之后，而非与其斗争。如果我们真正就内容进行讨论，我们将揭穿选择党的真面目。

那么，您的欧洲模式——一种具有变动多数派的少数派政府——是否也是德国的一种模式？

在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建立少数派政府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政治传—

曼弗雷德·韦伯表示，对他而言，选择党不仅仅是一个对手：“选择党是我们的政治敌人。” 照片：FLORIAN GAERTNER / IMAGO

“防火墙不能替代政治”

欧洲人民党（EVP）主席曼弗雷德·韦伯主张与政治边缘政党在内容层面进行交锋。他表示，是否开展合作取决于这些政党是否认同欧洲、认同法治以及支持乌克兰。

稳定多数席位。但面对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所有欧洲人都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治文化。看看法国：在那里，总统凭借议会中的强势多数即可推行政策的模型已经终结。现在他们正在学习组建联盟的想法。在瑞士，每个政党都参与政府。在英国，没有人会想到禁止某个政党。任何赢得选区的人都能进入议会。我只能说：我热爱我的欧洲议会。在这里，多数席位随具体案例而定，人们会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在德国复制这一点。但加强议会制度对德国也会有好处。

在欧洲议会中，在你们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欧洲人民党右侧有三个党团。从您提出的合作三个标准——亲欧洲、亲乌克兰、亲法治——中，能否推导出处理德国选择党（AfD）问题的方法？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右翼阵营；民主保守派是合作伙伴，而民族主义者是对手。在此基础上，我们加强了与乔治亚·梅洛尼及其“意大利兄弟党”的联系。同时，我们在匈牙利争取到了彼得·马扎尔，以对抗维克多·欧尔班。但 AfD 显然不属于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

这听起来没有说服力。在梅洛尼的“兄弟党”所在的党团中，也有在波兰破坏法治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而且为了通过收紧庇护法的提案，您也接受了名为“爱国者”党团的投票，该党团由勒庞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您也在利用右翼多数席位而“弄脏了双手”。

不，我们从未在任何时间点与激进分子达成妥协，也没有支持激进立场。但我们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可以在西班牙竞选期间说：右翼民粹主义的 Vox 党在欧盟议会中投票支持了新的亲欧庇护规则，因此他们在竞选期间不能再煽动反欧情绪。波兰的情况类似：如果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明年参加连任选举，他可以说，右翼的 PiS 党已经同意了欧洲的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获得授权。 庇护规则。因此，他们不能辩称所有来自欧洲的东西都是垃圾。这就是我想采取的论证方式。我想强迫这些政党做出明确的表态。AfD 是另一种情况：它在欧洲层面被勒庞和欧尔班排斥。在欧洲的激进分子阵营中，AfD 属于最激进的一类。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欧洲团结将意味着什么。

但在布鲁塞尔，当收紧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规则时，AfD 与您投票一致，并将其庆祝为自身的成功，以及与“防火墙”的告别。

作为欧洲人民党（EVP），我们还没有一次为了获得多数席位而需要依赖选择党（AfD）的选票。而绿党则不同，他们利用选择党的选票推迟了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协议。而且您不能忘记：选择党在核心立场上反对联盟党（Union）的基本信念。例如，德国融入欧盟和北约是康拉德·阿登纳做出的历史性抉择，这种西方绑定是我们 DNA 的一部分。或者看看选择党的俄罗斯政策，又或者他们考虑将残疾人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想法，这违背了我们的基督教人性观。再看看社会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它将不复存在。因此，选择党不仅是政治对手，更是我们的政治敌人。

我们将您的诊断总结如下：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为了生存，必须尽快放弃“防火墙”——但遗憾的是这行不通，因为选择党过于激进。那么，联盟党注定要走向灭亡吗？当然不会。我们必须高效治理，但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德国和欧洲未来的、具有说服力的叙事，以与选择党形成对比。这就涉及到了我的欧洲议题。我坚信，我们必须在欧洲迈出下一个整合步骤，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一个欧洲国防共同体，就像康拉德·阿登纳在 1952 年所规划的那样。通过一个共同的欧洲指挥部来实现持久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年后，那是多么伟大的承诺。我们已经失去了在这种维度上思考的能力。我们太经常地沉溺于政治细节，而没有进行历史性的领导。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不应被民调所驱使，而应去做我们深信不疑的事情。

我们感觉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并没有在用您这样的语言交流。他思考欧洲的方式并非基于布鲁塞尔，也不是基于 27 个成员国的联盟，而是在国防领域不断地在多变的联盟中寻求共识——与法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英国。该怎么办？

我依赖于论据的力量。再次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在欧洲各邻国经常被问到，他们是否需要担心选择党在民调中达到 30% 的情况：如果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陆军，而选择党出任国防部长，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组织欧洲国防，使得民族主义者无法再将其推倒重来。毕竟，勒庞如果成为法国总统，会对北约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她是否会继续支持立陶宛，都是不确定的。

“我们必须这样组织欧洲的国防，好让民族主义者无法再将其撤销。”

但目前难道不是连在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内部，都存在一种通过反对欧盟来塑造形象的反射动作吗？总理并不看好国防共同体，并要求在新的欧盟预算中削减开支。您的党魁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则因欧盟过度监管而对其发起攻击。这可以被解读为是对您个人的攻击——毕竟您对布鲁塞尔的立法负有共同责任，而且您也是基社盟内部他最大的批评者。

我们作为联盟（Union）是一个亲欧政党。我理解，在当前的预算形势下，梅尔茨（Merz）希望限制德国的出资额。但我明确警告，不要认为我们作为联盟，可以通过接纳由选择党（AfD）传播的质疑欧盟的情绪来获得什么利益。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勇敢的未来叙事，就像联盟在过去几代人中通过绑定西方、引入欧元以及东扩所成功做到的那样。

目前，处于左右两翼边缘的政党正在提供这种宏大叙事：他们声称，只要跟随他们，就再也不会与俄罗斯发生战争。在这种背景下，一支欧盟军队听起来并不怎么诱人。

当年欧元在推出时也不诱人，但那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与选择党展开辩论。今年夏天，当选择党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表示德国必须退出欧元区时，我个人感到惊讶甚至困惑——而社会上几乎没有关于这将给德国带来多么毁灭性的繁荣损失而展开实质性辩论。农民协会在哪里？银行代表在哪里？汽车工业又在哪里？

基社盟在哪里，韦伯先生？基民盟，这个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政党，这个欧洲统一和欧元的政党，又在哪里？ 我们政治家在演讲中确实会提到退出欧元区等致命后果，这毫无疑问。但我们缺乏相应的社会维度。德国目前处于一种“休克僵直”状态，因为人们只讨论这个“防火墙”话题。因此，我们无法在内容层面与选择党那些混乱的要求进行交锋。

您会与选择党讨论或谈判什么？

如果选择党能够在原则性问题上迈出理性的一步，那么一个新世界将会开启，那将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明确支持欧盟和北约，明确支持乌克兰人民——这必须在选择党的党代会上予以明确。但我没看到这种可能。因为该党正在进一步激进化。这也是选择党的一个特点。

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基民盟）建议允许选择党在联邦议院担任委员会主席，这是否正确？

我们在欧洲议会中不会这样做。我们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不仅要让选择党，还要让“爱国者”党团的政治家远离行政职能。这包括委员会主席或议会副议长的职位。这其中包含着对魏玛共和国经验的考量。我绝不会让一个想要废除本议会的人来代表欧洲议会。

基民盟是否在向左翼方向也需要更加灵活，也就是说，重新思考其与左翼的不兼容性？

如果我们定义了基本支柱，那么它们在所有方向上都适用。而柏林的组阁情况，将成为衡量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道德信誉的标准。

两名右翼政治家，两种策略：欧洲人民党（EVP）加强了与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联系，而则与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对抗。照片：NICOLAS TUCAT / AFP

全部出清

德国被间谍渗透是一件糟糕的事。而更糟糕的是，这些涉嫌背叛国家的人竟然就坐在情报总部的高层。汉宁案是如何撼动整个国家安全性的。

作者：马库斯·巴尔泽 (Markus Balser)、赛玛·吉瓦 (Saimah Jiwa)、约尔格·施密特 (Jörg Schmitt) 和 鲁道夫·维甘德 (Ralf Wiegand)

早在二十多年前，联邦情报局 (BND) 就想让自己显得“酷”一点。那时，在 2003 年，这个天性较为沉默的德国对外情报机构试图塑造一个亲民的形象。它允许人们近距离接触那个烹饪最劲爆特工故事的“厨房”。这本书名为《顶级(锅)机密》(Top(f) Secret)，以“美食、惊险与间谍”这一押韵的承诺面向有抱负的业余厨师，被宣传为“联邦情报局出版的第一本厨艺书”。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本从未出现。

当时的三个在线评论者之一托比亚斯 (Tobias) 抱怨道，食谱虽然相当“常规”，但“情报人员在服役期间的简短轶事”要有趣得多，这些故事能让人会心一笑、咧嘴大笑或陷入沉思：“亲爱的 BND，能不能出一本只包含轶事的故事集！”

23 年后，在经历了无数个“轶事”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本书得有多厚。以及，鲁丝·汉宁 (Ruth Hanning) 今天是否还会像在 2003 年那本厨艺书中那样为其绘制插图。鲁丝·汉宁是时任 BND 局长奥古斯特·汉宁 (August Hanning) 的妻子。而现在必须说：她是现任在押嫌疑人奥古斯特·汉宁的妻子。关于这位跌落神坛的前局长的章节，无疑将成为那本尚未编写的 BND “摇头合集”中最冗长的篇章之一。周二，身着制服的官员将他从位于明斯特兰德北瓦尔德 (Nordwalde) 的砖房中带走，他涉嫌从事危害国家的侦察活动以及企图背叛国家。

知之如此之多且收入如此之高，就应当保持沉默，这就是交易

80岁的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及其前办公室主任64岁的曼弗雷德·D.（Manfred D.）均被指控涉嫌提供协助，两人显然在国家已然面临的多重制度危机之上又增加了一项。许多公民对国家运作能力的信心本就在消减。司法系统超负荷，政府无力进行改革，议会则被右翼民粹主义者冲击得摇摇欲坠：再也没有什么安全可言。而现在，就连安全机构也不再安全。

通常情况下，被移交给卡尔斯鲁厄联邦总检察长的是涉嫌恐怖主义、所谓的“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战争罪犯和新纳粹分子。近期，因从事情报间谍活动而引发的调查也日益增多，因为在新的冷战中，传统的间谍活动再次盛行。这些“内鬼”潜伏在议员办公室、高校、公司总部，有时仅仅是带着相机和无线电接收器坐在军营外的车里。他们主要向俄罗斯或中国汇报。

当联邦总检察长必须因涉嫌企图叛国罪而对一名长期担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及其员工展开调查，且该机构的信息泄露得像漏水桶一样时，“危机”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照片：LIESA JOHANNSEN / REUTERS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还不够。退休后的前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投身于新的冒险。他不仅为口号是“诚信即战略”的安全公司 System 360 提供咨询，其总部位于瑞士卢塞恩的母公司 Pluteos 也将其列为董事会主席。Pluteus 承诺提供独家信息，将其视为“决定性的商业优势和全新级别的工具”。Pluteos 在网上宣传称，该咨询公司能够获取通过“合法”手段采集的此类信息。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而更糟糕的是，这些人竟然就坐在自己的情报总部里。

在这个行业中，显然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点：即没有违法。汉宁之所以会出现在调查人员的雷达上，据称正是因为他通过 System 360 公司在家族——

一个能获知如此多信息且领取 B9 级薪俸的人——目前这意味着每月 14 077 欧元的底薪——应当将这些知识带进坟墓。这就是国家与其仆人之间的约定。在职期间的保密义务终身有效。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将丰厚的退休金视为一种“封口费”。在国家部门服务 40 年的人，其“退休金”可达 10 000 欧元以上。

联邦总检察长必须因涉嫌企图叛国罪，对一名长期负责共和国安全的最高负责人及其忠实员工展开调查，因为该机构的信息泄露得像漏水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危机”这个词太轻了。恰恰在马格德堡的一名右翼极端主义且亲俄政党的代表被选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形式上的最高官员并主持州议会的这一周，一个负责对内对外安全的关键机构竟然出现了一个涉嫌巨大的漏洞。这种象征意义简直像是在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中才会出现。

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不仅在 1998 年至 2005 年间担任联邦情报局（BND）的最高负责人，从而掌控着共和国所有的海外间谍。此后，他还在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四年，继续担任该国最高级别的机密持有者之一。没有任何一项威胁态势是他不知情的，也没有任何一项行动是他未被告知的。共和国境内的“红色电话”并不多，但汉宁无论是在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期间，还是后来担任德国安全架构的政治协调员期间，始终与最高层保持着直接联系。

关于汉堡企业家之女克里斯蒂娜·布洛克（Christina Block）及其子女的闹剧，据称他参与其中。因此，他正因涉嫌协助绑架儿童等罪名接受调查。此外，本案还涉及有人试图通过伪造儿童色情材料，来诋毁布洛克的前夫（后者已将两个共同的孩子带到丹麦）。汉宁否认所有指控。

当涉及腐败或中饱私囊时，他们负责接手企业的内部调查。这些高薪专家为处于民事纠纷中的公司或个人收集事实。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客户涉及的金额通常巨大——相应的酬金也极高。

友邦情报机构以后还怎么信任德国人？

在这个业务领域，除了汉宁，其他前联邦情报局（BND）局长也大显身手。格哈特·辛德勒自2016年11月起（在离职不到半年后）便为咨询公司“Friedrich 30”工作，为企业提供安全和危机问题方面的咨询。他的前任恩斯特·乌尔劳（Ernst Uhrlau），即汉宁接任BND局长之前的人选，则在Cum-Ex税务丑闻中为德意志银行以及瓦堡银行的银行家克里斯蒂安·奥莱阿里乌斯（Christian Olearius）提供咨询。早在2023年，情报监督机构就曾警告

对于这种事情，一个在法治方面具有相关经验的私人顾问绝不会涉足。或者，其实会？

所谓的“私人情报行业”对于安全部门的前高层来说是一门获利丰厚的生意，尤其是因为其要求往往与之前的工作非常相似：他们不再为雇主服务，而是为这些分析公司利用类似情报机构的方法，为财力雄厚的客户撰写详细的形势报告。该行业充斥着来自全世界的前特工、安全人员和军方人员。

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进入原部门的渠道以及人脉。他们通常依然良好的名声有助于获取订单。像Kroll或Control Risks这样国际知名的公司，会为经济领域财力雄厚的客户提供国家风险分析，以便这些客户在计划向该地扩张时参考。针对客户、商业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个人档案也属于服务范围，不排除进行抹黑活动。

一旦重要，永远重要——驱动这些男人的仅仅是通过在任期间获得的知识，让自己在年老时依然保持影响力吗？

《镜报》（Spiegel）报道称。汉宁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末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民主德国（DDR）常驻代表期间就认识他。近40年后，一名当时在东柏林代表其国家执行公务的中国人，在书中对汉宁的“提示与说明”表示感谢。

曼弗雷德·D（Manfred D.）是如何将文件从位于柏林肖塞街（Chausseestraße）的情报中心——全球面积最大的特工总部——带走而从未被察觉的，是本案中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一名内部人士表示，办公室主任拥有一定的自由度，而他显然利用了这一点。

联邦议院此前警告称，“具有深厚安全相关或情报知识的官员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从事私营经济活动”存在风险。这可能导致知识落入错误的人手中，例如威权政权或犯罪组织。

几乎在预料之中，为汉宁辩护的最响亮声音来自一个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被国家抛弃的人：2012年至2018年担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汉斯-格奥尔格·马森（Hans-Georg Maaßen）称汉宁为“好朋友”，并全盘否认所有指控。马森认为，这位曾经的“德国安全领域顶尖人物”绝不会做任何违法之事，更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所有指控都是捏造的，因为政府中的某些人不喜欢汉宁“诚实正直的性格”。

如果你将视角从BND移开，放大到国家其他高安全领域，这种现象几乎可以无休止地延续：联邦总理府的情报协调员，以及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联邦刑事警察局（BKA）或州刑事警察局（LKA）的负责人，后来都将自己的名声和职位变现。

他曾经在就职宣誓中承诺要保护的体制已经崩塌。如今，他坚定地站在所谓的“政权反对者”阵营中，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权”指的就是民主制度。而且，他与汉宁之间存在商业往来，是通过位于卢塞恩的一家名为 Pluteus 的公司进行的。

如果一个人，比如马森，通过接纳民主敌人的思想从内部损害国家；而另一个人，比如汉宁，则引发了向外部出卖国家的怀疑：那么，那些向德国提供至关重要的安全信息的友好国家，还如何保持信任？在英国，人们已经公开表达了担忧，认为汉宁可能也将该岛的特工置于危险之中。

人们几乎能听到马森在谈论他自己。他在一些所谓的“替代媒体”的麦克风和摄像机前说了这些以及更多的话，因为这些媒体是唯一还在倾听他的人。这位曾经的国家最高宪法保卫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脱离了

私人情报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灰色地带，尤其在以色列、美国和英国是一门巨大的生意。在那里，前摩萨德、CIA、NSA、MI6 或 MI5 的高级雇员所结算的日薪高达中四位数（数千欧元）。

在奥古斯特·汉宁这个光鲜的名字背后，曼弗雷德·D. 显得有些被掩盖，无论如何，来自柏林的冲击波尚未波及他的家乡。D. 与家人定居在属于格雷茨里德的盖尔廷社区。从这里开车到普拉赫（联邦情报局在搬迁至柏林之前的所在地）不到半小时。

为此，必须提供一些筹码。根据联邦总检察长的指控，流向汉宁的绝密信息流显然从未中断。这位头发已成雪白的高大年长绅士，据称在多年间将他的前联邦情报局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D. 作为情报来源并支付报酬。D. 曾陪同汉宁进入内政部，但随后又回到了情报部门，并先后为另外三任联邦情报局局长服务。他的办公桌就位于权力中心。

据称，D. 在该机构中享有良好声誉，被认为勤奋、投入且平易近人，或许还有点不拘小节。11岁时，他与数百名其他孩子一样，在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前参与了100米的奥运圣火传递。2010年，他在接受《慕尼黑信使报》采访时分享了这段回忆：那是一次“梦幻般的体验”，“一件很棒的事情”。

俄罗斯、阿塞拜疆、阿富汗，他拥有广泛的人脉

如今，这位曾经的火炬手被指控成为了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的线人。据称，从2010年起直到推测的2022年春季，他向其前上司从该机构提供了约2000份文件。据称，这位退休的联邦公务员汉宁随后将这些信息（其中许多被归类为“机密文件——机密”或“机密文件——绝密”）用于商业用途，并可能泄露给了“外国势力”。将此类分级信息传递给未经授权的人员，可能会对联邦德国造成损害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汉宁和D.否认了这些指控，目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

究竟可能是哪些外国势力？多年来，汉宁一直担任游说组织“德-阿塞拜疆论坛”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为巴库的专制政权提供了有益的民主外衣。

根据《南德意志报》获得的信息，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他平均每年从柏林或慕尼黑飞往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两次。据称，他于2019年5月参加了在莫斯科的法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会议，随后在该年参加了第8届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及其观察员国际会议。汉宁的律师未对这些行程的询问做出回答。

而在2025年7月，他于柏林的阿德隆酒店（Hotel Adlon）会见了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sai）。汉宁随后坦率地承认，会谈内容包括在被激进伊斯兰塔利班奴役的国家中，建立一个由德国监管的被遣返阿富汗人区域。不过，他表示自己并非代表联邦政府发言，该倡议是由阿富汗方面提出的。

此外，还有据称与一名中国退役少将之间长期的联系，关于这一点，

在人口1760人的格尔廷（Gelting）村庄商店里，这个周四没有人愿意承认认识这位前情报部门人员。一名当地居民说，他们确实在新闻里看到有人在附近被逮捕了。邻居们也在议论这件事。但除此之外呢？人们还在关注今年夏天发生的一起双重谋杀案，一名退休妇女及其儿子被杀，警方认为凶手是其孙子。这也是一起现实生活中的犯罪剧，只不过是不同的类型。

长期以来，汉宁的正直程度一直受到质疑

如今，如果在远离前阿尔卑斯山地数百公里的首都询问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的名声，会遇到一些摇头并挑眉的人。当联邦议院、各部委或安全机构的办公室大门关闭后，情况变得很明确：这位前高级官员的正直程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

根据《南德意志报》（SZ）获得的信息，多位来自联邦政界的高层访客对此感到不安：汉宁去年被邀请参加现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在肖塞街（Chausseestraße）总部的正式就职典礼。当时，这位前局长正因可能参与汉堡街区冲突事件（Block-Drama）而处于舆论风口，且他的顾问履历在许多人心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一事件显然产生了后果：据称，在今年随后的类似活动中，汉宁不再出现。

汉宁是被这个职位诱入陷阱的吗？在情报圈，这并非不寻常的手段，它遵循 MICE 原则——即使潜在情报员容易被招募的四个标准：金钱压力（Money）、政治倾向（Ideology）、私人弱点（Compromise）或虚荣心（Ego）。

在过去几年中，奥古斯特·汉宁显然在商业领域游刃有余。例如，当美国移动通信巨头摩托罗拉（Motorola）试图获得联邦警察局和联邦内政部的巨额订单时，他的名字便被提及。他曾担任一个德中生态园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与阿塞拜疆保持联系。据媒体报道，Pluteos 公司参与撮合了一项飞机交易，旨在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够采购间谍飞机。

该职位最终以惨败告终。这家银行早在 2019 年就陷入破产，给这位来自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的德国监管者带来了严重后果。拉脱维亚的破产管理人向当时的监事会成员共要求赔偿超过 3000 万欧元，因为在破产前，资产可能在非法情况下流向了英俄银行家兼大股东格里戈里·古塞尔尼科夫（Grigory Guselnikov）。而监事会当时对此表示同意。汉宁否认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如此，法院仍对其部分养老金实施了扣押，其账户被采取了所谓的“实物扣押”（dinglicher Arrest）。

汉宁本人担心自己成了“一场巨大诈骗阴谋的受害者”。他在 2021 年 3 月写给德国驻里加大使馆和外交部领导层的一封请求信中如此记录，希望对方能帮助他抵御这些索赔要求。该信件已由《南德意志报》获取。

早在多年前，这位前特工涉足东欧银行业就令业内人士感到担忧。当时欧洲媒体的头条充斥着关于波罗的海银行业臭名昭著的洗钱活动报道，而这位来自柏林的联邦情报局人员在 2017 年决定出任里加 PNB 银行的监事会成员，尽管他在金融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专业经验。根据银行文件，他于 2017 年 6 月开始工作。

“这就是我培养特工的方法”，联邦情报局在二十年前可能会这样评价这种配方。那是现实与讽刺之间还存在清晰分界线的时代。

奥古斯特·汉宁不仅曾任联邦情报局局长，他还曾作为内政部国务秘书，是该国最高级别的机密持有者之一。 照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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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党与选择党（AfD）

不平等者

作者：Detlef Esslinger

在过去的几周里，柏林的左翼党（Die Linke）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赢得人们的不信任。其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仍欠人们一个解释：她与“红色援助”（Rote Hilfe）那些为恐怖主义欢呼的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现在仍有何联系。她仅仅告知称，一年前由于“部分”观点不同而退出了该协会。来自新克尔恩（Neukölln）的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不仅被允许继续担任左翼党联邦议会党团成员，而且依然担任其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发言人——尽管他与有组织犯罪圈子关系密切。而柏林左翼党现在与绿党及社民党（SPD）共同提交的一份文件，也无法改变这种不信任感。虽然文件中包含了关于以色列生存权和“两国方案”的表述，而这些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首先应该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这三个政党需要开四次会才能就此达成一致？四次！这大概率不是绿党或社民党的问题。

共和国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在9月的州议会选举之后，这种焦虑感再次显著增加。德国选择党（AfD）尤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这已经足够糟糕。但该州新任议会主席不仅由 AfD 和 BSW 的投机者选出，而且可能还得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成员的投票，这在当地引发了一种恐慌。难道所有的“防火墙”都失效了吗？

将这两个政党等同起来，会让问题变得过于简单。尽管如此：柏林的“红-绿-红”联盟确实让自己赢得了不信任。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在无需必要地攻击那些他偶尔还需要的人方面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技巧，他推测这可能是一次“假旗”行动：即可能也有来自左翼党、绿党或社民党的选票投给了这位极右翼分子。他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如此表述。保守派评论员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与柏林联系起来：他们指责中左翼圈子存在“深渊般的伪善和双重标准”，《法兰克福汇报》（FAZ）中出现了这样的措辞。在对抗右翼民主敌人时，左翼党总是表现得气势汹汹。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要把左翼反犹主义者送进柏林的红色市政厅！

这种指责在逻辑上很草率，但并非完全错误。许多自认为“左翼”的人在谴责 AfD 时毫不留情——这是正确的。因为 AfD 的基本诉求本身就是可鄙的。但由于左翼党原则上将自己视为进步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历来倾向于将自身队伍中的晦暗流派和成员轻描淡写——并将任何仅仅是指出这一点的人妖魔化。那样的人会被称为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的走狗，或者被告知直接滚到赫克（Höcke）那里去。然而，仅仅是“反法西斯”或“反种族主义”是不够的。那些“反某某”的人往往能极其出色地回避一个问题：你们支持什么，你们的正面主张究竟是什么？就这样，他们传播极端思想，例如在柏林的左翼党内部。

而这同时也触及了那些此时将左翼党妖魔化的保守派所犯的更大错误。总体而言，AfD 就像欧洲人民党主席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所描述的那样：不是对手，而是敌人。相比之下，左翼党总体上立足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尽管其根源在于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它丰富并激活了议会民主制。它代表了那些失去了社民党，且幸好没有被 AfD 争取到的人。

当左翼党人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在图林根州执政时，没有人需要担心。当左翼党在不来梅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参与执政时，也没有人需要担心。当时的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迪特马尔·巴尔奇（Dietmar Bartsch）曾为沃尔夫冈·舍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推轮椅。有人相信舍伊布勒也会接受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提供的这种服务吗？

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基民盟（CDU）的州长米夏埃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和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分别在没有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因此，仅凭一种“磋商机制”也在与左翼党合作。

一个由八个音节组成的词永远是一种扭曲。官方规定，两人都不得与左翼党合作，因为其联邦党部有一项“不相容决议”（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七个音节）。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合作形式，虽然在语义上必须强行扭曲，但他们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AfD）达成此类协议。

左翼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核心，不在于拉梅洛、赖希内克（Reichinnek）或吉齐（Gysi）。问题主要在于边缘。该党允许了边缘化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在柏林，尤其是在诺伊克尔恩区（Neukölln）。反犹主义者、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以及有组织犯罪圈子的人在其中找到了依附点，甚至找到了家园。问题在于，为什么赖希内克之流会容忍这一点——以及这可能会将他们的政党引向何方。因为允许我提示一点：德国选择党早已无法承受与民族主义者、认同主义者的决裂。

那么，在涉及可疑人员方面，左翼党处于什么阶段？这里适用人生中的通用法则：信任获得缓慢，但失去迅速；而怀疑则恰恰相反。柏林左翼党针对一旦发现“来自联盟党团行列”（翻译：来自左翼党行列）的反犹事件，制定了一套既定程序。非常好。然而，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有理由怀疑，即便如此也仅是“一次性”的。如果绿党和社民党（SPD）从中看到了组建联盟的基础：祝好运！

SZ插画：沃尔夫冈·霍尔施（Wolfgang Horsch）

诺贝尔和平奖

一个耳光

作者：雷默·克吕弗 (Reymer Klüver)

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会引发困惑或令人摇头。去年，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奥斯陆奖项委员会在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委内瑞拉保守派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 (María Corina Machado) 时所发出的信号。她的政治观点充满争议；但对颁奖者而言，重要的是她是民主反对派的领导人。当时最不理解这一点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在颁奖礼后仅几周，他就下令绑架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ás Maduro)，但却对该独裁政权听之任之，因为他想与其做生意。

而这一次，诺贝尔委员会发出的信号则是不言而喻的。将该奖项授予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 (Navanethem „Navi“ Pillay)，不仅是对一位功勋卓著且受人尊敬的人权活动家和国际法学家的表彰，更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其回响传遍全球——这是一个扇向唐纳德·特朗普、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及所有那些认为即便经过民主选举，也可以用暴力和强权取代国家及国际层面法治的掌权者的耳光。

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旨在产生三个方向的影响。这从授予皮莱荣誉的理由中可见一斑：“一条红线将她早年为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反种族隔离斗士所做的辩护工作，一直延伸到她作为法官参与当代一些最重要的国际司法审判的活动中。”和平奖是对所有勇敢反抗不义政权之人的鼓励。皮莱在故乡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并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工作。

但委员会还明确表彰了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担任法官的活动——而这个机构正是捍卫法律全球优先权的机构。通过对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员提起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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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词典

许多权势人物践踏法律。 “纳维”皮莱代表了相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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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展品可能会让参观者感到战栗。土耳其烤肉 (Döner Kebab) 已进入柏林的马达姆·杜莎蜡像馆，从而进入了一个从伦敦传播到全球、拥有 200 多年历史的收藏体系。创始人玛丽·杜莎 (Marie Tussaud)，原姓格罗肖尔茨 (Grosholtz)，是斯特拉斯堡一名管家的女儿，曾在一名医生处学习手艺。该医生用蜡制作解剖学精确的身体部位用于医学观察。随后，名人的头部像也随之出现。1794 年，他将这个收藏交给具有艺术天赋的学生。她曾在凡尔赛宫工作，表现出相当强的商业头脑，并带着蜡像在英国各地巡展。这个移动的名人与惊悚馆由此走红。在玛丽·杜莎 1835 年于伦敦开设的第一家固定展览馆中，包含了一个恐怖室。其中展示了犯罪和处决场景，以及艺术家据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迫制作的死亡面具。马达姆·杜莎蜡像馆从未失去其古怪的特质。自 2007 年起，它们隶属于娱乐巨头默林 (Merlin) 集团。

并判定其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是一个得到了一百多个国家支持的机构。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对该法院实施制裁，就像他们对待那些贱民政权一样。

她不仅在海牙履行职责，最近还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中犯有种族灭绝罪。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这位法学家奖项时，这也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对于下令在加沙进行战争的以色列总理所面临的指控，必须在国际上进行调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与反犹主义无关。这是一个关于国际法治的问题，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年通过表彰纳维·皮莱来认可这一原则。

嫌疑

意大利

作者：Elisa Britzelmeier

意大利反对派称其为一项“欺诈法案”。一名议员甚至发起了绝食抗议。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阻止结果：意大利将获得一部新的选举法。而政府首脑乔治亚·梅洛尼地偿愿望得以实现。

总理此前将政府的存续与此次修订挂钩，最终投票顺利通过。数周以来，各方情绪激动。政府承诺将提供更稳定的多数席位，并赋予选民更多的决定权。

反对派则认为，这至少威胁到了议会制度，甚至威胁到了民主。他们计划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挑战该法律。

梅洛尼推动通过了一项旨在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改革。此次修订强化了总理的角色，而在她的愿景中，这意味着强化她个人的权力。因为她毫无疑问希望在 2027 年再次当选。未来，得票最高且至少获得 42% 选票的联盟将获得丰厚的“多数奖金”（Mehrheitsbonus）。这本身并非闻所未闻：在地方层面，选举制度已经设有此类机制，希腊也有类似的奖金制度。

就此而言，新法看起来像是一个相对常规的政治手段。调整选举制度并非右翼政党的特权。意大利过去从左翼到右翼的历届政府都曾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过调整。

令人深思的是政府成员对此的表述方式。梅洛尼所属的意大利兄弟党的一名议员表示，未来将适用： “赢者指令。”这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即有人想要实行独裁统治。与此同时，人们已经习惯了该政府更糟糕的行为。今年春天，在最终失败的司法改革全民公投之前，梅洛尼及其团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司法机构去合法化。这揭示了他们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自我认知。

这部选举法是梅洛尼改革计划中剩下的部分。这或许是较轻的恶果。如果查看具体条款，会发现其中一些方面是逻辑合理且早该实施的。

例如，未来人们可以在远离登记居住地的地方投票——这是民主的进步，尤其是学生将从中受益。

而另一些方面则是退步：选举名单放弃了性别平等要求，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可能会大幅下降。这再次表明：该国首位女总理并未为其他女性做任何贡献。

梅洛尼如此强力推进该法案，部分原因在于它会让反对派陷入困境。中左翼阵营在谁应领导联盟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而新法强制要求提名一名领衔候选人。尽管如此，这最终是否真的对梅洛尼有利仍不清楚。她在上次选举中获得了 42% 的选票——如今看来，再次达到这一数值的可能性较低。

但这部法律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在于：它可能会加强最强大的群体——不投票者。多年来，投票率一直极低。不断更改游戏规则对此毫无帮助。因为到最后，将没有人愿意参与其中。

施罗德在普京身边

梅洛尼的选举改革 强化了其 个人角色。 从此将 独裁统治吗？

破产

本周三的两幅画面：一幅显示救援人员正从乌克兰普里卢基（Pryluky）小镇一座被俄罗斯无人机彻底摧毁的住宅楼中搬运尸体。另一幅则显示两名老人面对着一个嵌有摇摇马的壁炉，面带笑容地握着手。这两幅画面共同揭示了一个曾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的人在道德上的彻底破产。格哈特·施罗德目前正处于在莫斯科的一次获利丰厚的公务旅行中，他接受了一份据称是自发的邀请，参加战争贩子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生日派对。

普京当然清楚施罗德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位前总理是德俄结盟的象征人物——必须如此严厉地说——这种结盟是建立在乌克兰人的尸骨之上的。许多德国人希望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能再次流动。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是对抗侵略性西方的自卫”这一谎言，在德国境内也正赢得越来越多信徒。德国选择党（AfD）和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不仅在共和国东部的部分选民中取得了成功。

一个强大的少数群体不愿承认普京也在攻击德国。这些人对这位俄罗斯独裁者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对本国政府或本国机构的信任。在俄罗斯利用无人机和虚假信息对欧洲民主国家发起的影子战争中，对部分民众的影响力是一件强大的武器。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此，而非一个老人的派对兴致。 丹尼尔·布勒斯勒（Daniel Brössler）

社民党（SPD）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还能在党内容忍这位前总理。

普京当然清楚施罗德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位前总理是德俄结盟的象征人物。

社民党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还能在党内容忍这位前总理。

至此，施罗德再次跨越了最后一道羞耻底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此前几次莫斯科之行中，他还试图用“资深政治家”的光环来包装自己，假装能通过他的朋友普京为和平做出贡献，而现在的施罗德则只剩下敛财和派对。这并不令人意外。施罗德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在多大程度上不在意德国或社民党的名声。

施罗德决定不从他曾经的国家公职中推导出任何道德义务，这是他的选择。施罗德坚定地支持普京，因为他欠普京许多高薪职位的情分。他对侵略战争那半心半意的批评毫无价值。因此，早在2022年就关闭他的联邦议院办公室是正确的。不过，社民党应该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一个毫无顾忌地与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战争罪犯一起庆祝的同志，他们是否真的还愿意且能够将其留在党内。

一个强大的少数群体不愿承认普京也在攻击德国。这些人对这位俄罗斯独裁者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对本国政府或本国机构的信任。在俄罗斯利用无人机和虚假信息对欧洲民主国家发起的影子战争中，对部分民众的影响力是一件强大的武器。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此，而非一个老人的派对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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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Growler”不再存在了。据说被一只狗撕碎了。因此，在庆祝著名森林动物“Winnie the Pooh”（德语：Pu der Bär）100岁生日之际，目光转向了另一个至今仍真实存在、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展柜中展出的毛绒玩具。

围绕着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Alan Alexander Milne, 1882–1956）为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创造的这个角色，有无数的故事在流传。它与《玛丽·波品斯》、《彼得潘》、《爱丽丝梦游仙境》、《帕丁顿熊》、《玛蒂尔达》、《詹姆斯与大仙桃》、《威利·旺卡》、《哈利·波特》以及其他古怪角色一样，被列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种文学中，儿童故事与成人故事之间的区分远没有在德国那样明显。只要有质量，就被认为是优秀的。

从一开始，米尔恩笔下那只快乐而荒诞的熊就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供了唯一真实的答案：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之中，如果不依靠理解、轻松和信心，又该如何与彼此相处？此外，共同寻找乐趣、保持团结并分享自己的蜂蜜也大有裨益。因为，正如“小熊维尼”所说：“没有朋友的一天，就像一个没有一滴蜂蜜的罐子。”

这只富有哲学气息的熊在 1925 年圣诞节迎来了他的首次冒险，当时英国诗人兼作家米尔恩为伦敦《晚间新闻报》（Evening News）撰写了相关专栏。随后，维尼以书籍的形式

· 简介

维尼熊：睿智的蜂蜜之友，如今迎来 100 岁生日

随后——与他大多数男性朋友一起，其中包括胆小的猪let（“Piglet”，译作“小猪”）和悲观的驴子Eeyore（“Eeyore”，译作“屹耳”）——于 1926. 年 10 月 14. 首次亮相。插画由欧内斯特·H·舍泼德（Ernest H. Shepard，1879–1976）负责。他以米尔恩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的毛绒玩具作为模型（这些玩具至今仍在纽约市展出）。克里斯托弗·罗宾作为维尼的朋友，也出现在约 20 篇短篇故事中，是“百英亩森林”中唯一的人类角色。不过，在描绘这只熊时，绘图师舍泼德参考的并非维尼，而是他自己儿子那只明显更破旧的毛绒熊“Growler”。而那只熊后来被一只狗撕碎了。

但无论它是“Growler”还是“维尼”——对于像德国作家哈里·罗沃尔特（Harry Rowohlt，1945–2015）这样的噗噗纯粹主义者来说，情况始终很明确：罗沃尔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米尔恩的故事进行了极佳的重新翻译，后来还成功录制了有声书，并且从 1989 年到 2013 年在《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一篇频率大致固定的专栏（“噗噗的角落”）中，让自己扮演了那个“智力极低之熊”的角色。他认为，自 1966 年起由华特迪士尼动画改编的“人为幼稚的商业庸俗之作”，与米尔恩原著中的道德复杂性已毫无关系。

尽管早在 1930 年，美国制片人斯蒂芬·斯莱辛格（Stephen Slesinger）就获得了“维尼熊”在美国的独家营销权，并通过棋盘游戏、玩偶和一些愚蠢的广播节目，促成了噗噗的“软糖化”。这与可口可乐公司发现圣尼古拉斯（圣诞老人）时的做法类似。罗沃尔特曾对《南德意志报》（SZ）表示，美国人将他最喜爱的英国熊变成了“平庸”且“令人震惊”的东西。因此，当 2007 年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美国女学生因穿维尼熊袜子而被停课时，罗沃尔特甚至表示欢迎：他认为学校反应正确。“至少，如果停课的主要原因是该女孩穿着带有迪士尼图案的袜子的话。” 马丁·齐普斯（Martin Zips）

南德意志报

由南德意志出版社（SÜDDEUTSCHEN VERLAG）出版 由出版委员会代表： 托马斯·肖布博士（Dr. Thomas Schaub，主席）、 奥利弗·弗里德曼博士（Dr. Oliver Friedmann）、弗里茨-尤尔根·赫克曼（Fritz-Jürgen Heckmann） 总编辑：朱迪思·维特维尔（Judith Wittwer） 副总编辑： 罗曼·戴宁格博士（Dr. Roman Deininger）、乌尔里希·舍费尔（Ulrich Schäfer）

政治：尼古拉斯·里希特（Nicolas Richter）、卡塔琳娜·里尔（Katharina Riehl） 第三页：扬·施密德鲍尔（Jan Schmidbauer）、卡琳·斯坦伯格（Karin Steinberger） 观点：德特莱夫·埃斯林格（Detlef Esslinger） 调查报道：拉尔夫·维甘德（Ralf Wiegand） 文化与媒体：亚历山大·戈尔科夫（Alexander Gorkow）、萨拉·佩什克（Sara Peschke） 经济：亚历山大·米勒（Alexander Mühller） 体育：克劳迪奥·卡图奥诺（Claudio Catuogno） 知识：玛琳·魏斯博士（Dr. Marlene Weiß） 全景：汉娜·威廉博士（Dr. Hannah Wilhelm） 周末版：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ayer）、约亨·特姆施（Jochen Temsch） 慕尼黑、地区与巴伐利亚： 乌尔里克·海登赖希（Ulrike Heidenreich）、勒内·霍夫曼（René Hofmann）；卡佳·奥尔（Katja Auer）、卡琳·坎普沃特（Karin Kampwerth） 视觉编辑部：沃尔夫冈·雅申斯基（Wolfgang Jaschensky）、克里斯蒂安·特恩斯曼（Christian Tönsmann，艺术总监） 发行编辑部：卡西安·斯特罗（Kassian Stroh） 音频与视频：帕特里克·鲍尔（Patrick Bauer）、劳拉·特伯尔（Laura Terberl） 数据：玛丽-路易丝·蒂姆克（Marie-Louise Timcke） 社交媒体：布里塔·舍恩胡特尔（Britta Schönhütl） 值班主编：法比安·赫肯贝格（Fabian Heckenberger）、迈克尔·柯尼希（Michael König） 各部门首位列出者 为 1949 年 10 月 3 日《新闻法》意义上的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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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恶

全民医疗保险，还是私立保险者的团结贡献金？探讨维持医疗体系的可能性。

作者：Frauke Brosius-Gersdorf

社会护理保险资金短缺。2026年的赤字为44 亿欧元，明年将增加76 亿欧元，而之后一年的赤字预计将高达150 亿欧元。因此，联邦政府决定，部分社会护理保险成员今后必须缴纳更多费用。除了提高缴费基数上限外，双方还就配偶共同参保的附加费达成一致。从2028年起，该比例将为0,52%。无子女成员的缴费比例将在明年提高，增加0,3%至0,9%。

关于私立保险者缴纳团结贡献金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通过该项措施，私立医疗和护理保险的成员将参与到两种法定保险的融资中。可以说，团结贡献金是替代方案的“微小版本”，而该替代方案是用统一的公民保险来取代私立和法定保险并存的体系。

然而，团结贡献金引发了法律上的难题。它既不是社会保险缴费（因为它向私立保险者征收），也不是税收。因此，它可能只有在满足非税专项征收的前提条件下才被允许。否则，它将侵犯私立保险者的基本权利。

作为一项专项征收，团结贡献金必须服务于一个超出资金筹集本身的特定目的。情况确实如此：由私立保险者共同资助法定医疗和护理保险，不仅是为了这些体系的财务稳定性，也是为了公平的负担分配。公务员、自雇人士以及目前年薪总额超过77 400欧元的高收入者被免于参加法定医疗和护理保险。如果他们参加私立保险，就不参与法定保险中的社会平衡机制。在法定保险中，所有服务均由参保者通过缴费共同资助：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以及健康者与患病者之间进行全面的平衡。

这种团结原则在私立医疗和护理保险中并不存在。在那里，每位参保者原则上必须自行承担其一生中预期的医疗成本。因此，根据年龄和既往病史，私立保险者的保费有时明显低于法定保险者，且获得的待遇明显更好。为私立保险者设立团结贡献金，旨在填补这一公正缺口。私立保险者因此对法定医疗和护理保险的财务状况承担特殊的共同责任，正是因为他们被免于参与前者的团结平衡机制。

较难评判的是，团结贡献金是否也被用于减轻私立保险者在其责任范围内应承担的任务。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团结贡献金将有助于维持医疗体系，而这同样符合私立保险者的利益。通过缴纳团结贡献金，私立保险者将比以往更多地参与到医疗体系的融资中。他们由此抵消了通过私立保险所获得的优势。

医生针对同一项医疗服务获得的不同金额的报酬

即便在今天，私人保险参保者也通过其保险保费共同资助了法定保险参保者的医生和医院服务。医生和医院针对同一项医疗服务获得的报酬高低不同——这取决于他们治疗的是法定保险参保者还是私人保险参保者。许多医生和诊所之所以能够实现成本覆盖并盈利，正是因为他们也治疗私人保险参保者。这种混合融资模式保障了现有的医疗体系。通过这种模式，目前已经实现了从私人保险参保者向法定保险参保者的团结互助补偿，否则法定保险参保者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保费。通过一项团结贡献金（Solidarbeitrag），私人保险参保者对医疗体系的这种财务共同责任将会得到加强。

此外，支持团结贡献金合法性的理由还在于，立法者也可以引入一种“公民保险”（Bürgerversicherung），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向同一个系统缴费，并共同资助所有医疗服务。与公民保险相比，维持法定保险和私人保险的双轨制，并由私人保险参保者支付团结贡献金，对私人保险参保者而言是“较小的代价”。针对法定医疗保险基金，联邦宪法法院已经宣布团结风险结构补偿（solidarischer Risikostrukturausgleich）是合法的。其理由是，立法者可以重新组织法定医疗保险，将所有医疗保险基金合并为一个大型基金。届时，所有法定保险参保者都将成为同一个大型医疗保险基金的成员，团结原则将在其中得到全面体现。

但必须将整个问题思考透彻。团结贡献金应根据什么标准计算？负担上限在哪里？医疗体系的这种二元分化从长远来看是否还能获得正当理由？如果引入公民保险，只有在禁止私人补充保险的情况下，医疗卫生领域的两级分化制度才会有所改变。即便这样做是合法的，也可能会导致医疗供应恶化。由于失去了针对私人患者的高额报酬，医生和诊所将面临收入损失，年轻人学习医学的意愿可能会下降，或者他们在完成医学学习后选择移居海外。这将损害医疗体系。因此，与其推行公民保险，或许首先应该由私人保险参保者支付团结贡献金。

Frauke Brosius-Gersdorf 是波茨坦大学公法教授。 照片：PETER WICHMAN / PICTURE-ALLIANCE / DPA

历史图片

安全部门丑闻

被捕的前联邦情报局（BND）局长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一案再次震惊了德国安全部门。回顾历史，当联邦共和国成立仅五年时，一起涉及宪法保卫局局长的丑闻就曾让亚登政府陷入严重困境。1954年，奥托·约翰（Otto John）在柏林神秘失踪，不久后出现在东德。他在那里宣布，共产主义的东德是致力于和平与统一的更好场所，并与统一社会党（SED）的显要人物合影。1955年，约翰再次出现在西方，被判处叛国罪，但于1958年获得特赦。背叛？约翰本人的描述则完全不同：他称自己被克格勃（KGB）绑架，在对方掌控下不得不强颜欢笑，并准备逃亡。约翰曾在1944年参与反纳粹政权的抵抗运动，是西德安全机构中少数公开反法西斯的人士之一。对于在西方的刑事追诉，他解释称司法系统充斥着心怀怨恨的前纳粹分子。真相或许将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可以肯定的是：约翰的故事充满了深沉的悲剧色彩。JKÄ

由 罗兰·普罗伊斯（Roland Preuß）撰文

“所有储蓄者的灾难”

里斯特养老金（Riester-Rente）之后将由一个新模式接替。但在实施过程中，现在出现了障碍。 照片：MASKOT / IMAGO

柏林 —— 明年年初，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里斯特养老金将成为历史。它将被养老金账户（AVD）取代，这是一个由执政联盟相对顺利推动的大型项目。该法律已于5月初最终通过。其承诺是：得益于国家补贴、更高的收益以及比“里斯特模式”更低的成本，在此缴费的人在退休后将拥有明显更多的资金。这尤其将有助于家庭，并显著改善低收入者的微薄养老金。目前，银行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已经在招揽潜在客户，这是一个涉及数十亿欧元的巨大生意。

养老金账户旨在通过国家补贴来增加养老金，但目前出现了延迟。绿党和消费者保护组织警告称，该项目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然而，AVD的一个核心要素——由国家组织的标准账户——其进度正不断推迟。它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联邦财政部在回复联邦议院绿党的一项询问时暗示了这一点。据此，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 SPD）领导的部门仍在研究如何落实这一任务。在绿党金融专家斯特凡·施密特（Stefan Schmidt）提出的口头质询回复中（《南德意志报》已提前获得该回复）提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拥有必要的行政结构；此外，还存在较高的欧盟法律障碍。”

财政部显然认为并不紧迫

政府相关部门缺乏处理像养老金账户这样涉及数百万私人客户的大规模业务的能力。因此，与金融服务提供商或银行合作成为一种选择。但为此需要进行一次符合欧盟法律的招标，这将耗时数月。然而，这一点在通过《养老金账户法》（AVD-Gesetz）时就已为人所知，尽管如此，财政部长克林拜尔（Klingbeil）仍表示有望在 2027 年初启动。

此外，财政部还提到了政府养老金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要求在法定养老保险中引入资本养老金，并避免“双重结构”，即将资本养老金和养老金账户统一管理。然而，专家们要求“尽快”讨论解决方案。那是 6 月底的事情。

显然，财政部认为此处并不紧迫。在私人养老金领域，“许多供应商已经宣布，将在 2027 年 1 月 1 日市场启动时，提供成本远低于标准账户合同规定的 1% 成本上限的产品”。这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私人供应商反正会提供廉价方案，那么一个设定良好标准的政府方案可能就不是必需的。

绿党金融专家施密特（Schmidt）警告称可能会产生后果。这位联邦议院议员表示：“放弃公共标准账户对所有储蓄者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联邦政府隐含的信息是，市场会自行调节。“但是：私人供应商目前正陷入一场真正的低价竞争，恰恰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公共标准账户及其价格。”广告承诺远非签署的合同，最终的合同条款如何，仍有待观察。

一位专家表示，这种标准产品将成为重要的价格锚点

施密特表示，公共账户是低成本和消费者友好型合同条款的基准。因此，公共账户现在必须迅速出台。 “缺失的时间越长，市场在没有这一公共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自行发展的风险就越大，储蓄者可能会签署成本过高或条件不利的合同。”

消费者保护组织也以日益担忧的心情关注着这一进展。巴登-符腾堡州消费者中心养老金部门负责人尼尔斯·瑙豪瑟（Niels Nauhauser）表示，首批供应商已经展开营销活动，而作为比较基准的政府标准产品依然缺失。政府组织的标准产品对于应对那些起步便宜但随后涨价的方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价格锚点”。

计算显示，不同的账户成本到退休时可能会累积到数万欧元。如果政府方案出台太晚或根本不出台，那么这项改革恰恰在那些最能从中受益的人群中失去了目标：“对于低收入人群，以及那些目前被困在糟糕合同中，或因为不再信任违背自身利益的销售话术而远离私人养老金的人来说如此，”瑙豪瑟说道。

这位养老金专家建议所有考虑更换或新签合同的消费者耐心等待。“没有时间压力。”到 2027 年底，将会出现更多的方案和对比——并且希望届时政府标准账户也能出台。

“这样无法赢得选举”

绿党希望通过其“德国计划”为分崩离析的政府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然而，他们内部对此尚未达成一致。

柏林 —— 甚至出场地点本身就旨在传递某种信息。绿党党首弗朗齐斯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和费利克斯·巴纳萨克（Felix Banaszak）周四并未像往常一样在党总部，而是在位于柏林政府区的联邦新闻发布会中心介绍了下次党代会的决议。该计划的标题并不谦虚，名为“我们的德国计划”。身着深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的巴纳萨克宣布，他们希望与全国民众探讨德国如何“摆脱困境”。

在这个上午，情况变得很明朗：绿党认为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将反对党的角色转换为承担更多责任。弗朗齐斯卡·布兰特纳表示，在基民盟（CDU）和社会民主党（SPD）因其联盟内部争端而加剧国家不安之际，绿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提供更多的稳定性，以此发出一个“明确的反对信号”。

在柏林，仅有 11% 的 16 至 24 岁选民投票给绿党

然而，这种维护国家体制的姿态掩盖了绿党内部目前在自身路线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党内左翼将周五在柏林州层面开始的红-绿-红（社民党-绿党-左翼党）试探性磋商视为联邦层面的一个模型。与之相对，领先的现实主义派（Realos）则因左翼党的反犹主义问题及其与家族犯罪团伙的联系，警告称可能的联盟将带来安全和形象风险。现实主义派认为，与联盟党（Union）结盟更为合理。

在 10 月 16 日开始的联邦代表大会之前，绿党青年团（Grüne Jugend）现在也发表了异常尖锐的批评。这个具有影响力的青年组织认为，在年轻选民中的损失尤其令人担忧：“这样是无法赢得选举的，”绿党青年团共同主席路易斯·博布加（Luis Bobga）告诉《南德意志报》。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绿党在 16 至 24 岁这一选民群体中的损失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曾经的绿党大本营中，仅有 11% 的人投票给绿党，而投票给左翼党的则有 43%。绿党青年团批评党内缺乏投入。“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中，我听到次数多得惊人的话是：我们在年轻选民中失败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我在看电影，”博布加说。党领导层本应收到警告。两年前，当时的绿党青年团董事会就因要求党内变革未获成功而辞职。“这在当时以及现在的部分情况下，没有被认真对待或反思。”

与此同时，政治学家也认为绿党面临未来问题。“当大量年轻选民流失时，绿党的警钟自然必须敲响，”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教授沃尔夫冈·施罗德（Wolfgang Schroeder）警告道。“在核心议题上，其他人现在更成功。”例如，在柏林选举中，决定年轻选民选择的是租金、能源和出行问题。左翼党为此提供了一套方案，虽然激进，但在年轻人的看来正是触及了根源。“而且他们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运动党和转型党。相比之下，绿党则更多代表着现状和维护体制的姿态。”

在党内青年团看来，这种情况现在必须迅速改变。“在决定年轻选民投票的关键问题上，绿党缺乏清晰度，”博布加说。例如，基层在 12 月的党代会上决定支持 9 欧元票价，但党领导层却主张 49 欧元票价。绿党青年团认为，在兵役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也迫在眉睫。“但绿党在工作组中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依然只是在讨论。在争取可负担租金的斗争中也是如此。”他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例如全国性的租金上限。

路易斯·博布加，绿党青年团联邦发言人候选人，认为年轻选民的流失令人担忧。 照片：弗里德里希·邦格特（FRIEDRICH BUNGERT）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请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

政党青年组织要求在争取年轻选民方面采取更强硬的斗争

该青年组织要求发起一项青年攻势。“我们必须在政策实质内容上做出一些改变。”其中就包括加强对巨额财产的征税。博格巴（Bogba）要求道：“当然，这并不是指祖母继承下来的房子。但我们必须触及千万级别的金额。”绿党青年组织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党内推动通过对基本食品实施价格上限。“这是一项能直接惠及许多人的措施。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超市里的基本供应变得更贵了。我们可以证明：我们才是那些减轻负担的人。”

绿党内部还在讨论与联盟党（Union）进行更清晰的切割，尤其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发生的事情之后。在那里，基民盟（CDU）的政治人物可能在州议会的成立会议上，投票支持了选择党（AfD）的州议会主席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及其副手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博格巴要求，在弄清楚那四张额外选票来源之前，“绿党绝不能继续在与联盟党的执政联盟中做白日梦”。“如果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不站在民主多数一边，那么所有层面的压力都必须增加。这需要总理出面。但在我们与基民盟共同执政的地方，我们绿党也应如此。在绿党领导层中，我尤其觉得弗朗齐丝卡（Franziska）对此缺乏明确的态度。”

在柏林州层面，绿党青年组织表示，如有必要，将亲自阻止由基民盟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柏林，由基民盟、社民党（SPD）和绿党组成的联盟仅有两票多数。我们在绿党党团中有四名绿党青年组织的议员。他们已经明确表示，没有他们，基民盟联盟就无法获得多数支持。”

政治学家施罗德（Schroeder）认为，目前可能性更大的与左翼党（Linken）结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绿党的未来问题。他表示：“结盟的风险很大。像反犹主义、家族帮派倾向这类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不过，左翼党在过去已经证明，它是政府中最可靠的执政伙伴之一。“而且，被纳入权力体系可能会产生强大的约束作用。”——马库斯·巴尔泽（Markus Balser）

如果克林拜尔（Klingbeil）和梅尔茨（Merz）卸任党主席，社民党和基民盟的情况将会好转——至少部分成员是这样希望的。关于这一想法的利弊分析如下。

辞去党主席之职——然后呢？

柏林 —— 只要走出柏林的“信息茧房”，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能听到不满的低语、叹息、抱怨，其中还夹杂着呻吟和呐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就是两大全民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社会民主党（SPD）基层成员的声音。当联邦议院议员在选区邀请成员参加讨论会以发表意见时，邀请函还没发出，会场就已经被订满了。

CDU 和 SPD 的成员们曾经对自己的党主席更为满意。一些成员或公开、或隐秘地希望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能辞去党主席之职。其背后的指责是，总理和副总理无法在党务上投入足够的精力。他们缺乏时间和精力来重新部署政党，使其在民调中重新获得增长。但许多迹象也表明，如果 和 SPD 将政府职务与党内职务分离，情况可能会变得糟糕得多。

在基民盟（）中，总理传统上一直兼任党首。如果梅尔茨辞去党主席，这将削弱他的权力——而且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他的总理任期即将结束。因此， 内部关于职务分离的辩论，核心在于梅尔茨是否还是一个合格的总理。在社民党（SPD）中，情况并非必然如此，他们在职务分离方面有更多经验。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担任副总理或总理期间都不是党主席。因此，克林拜尔在辞去 SPD 主席后，仍可在政府任职。这就是为什么社民党关于更换党主席的讨论比 更加激烈。

由于 和 SPD 在更换党主席是否能改善现状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看向外部或许有所帮助。在“红绿灯”执政联盟中，绿党和自民党（FDP）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担任副总理，但党务由他人领导；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则身兼两职，既是党首，又作为财政部长在某种程度上担任这个最小执政伙伴的“副副总理”。两名政治学家分析了这两党在“红绿灯”政府中运行良好与糟糕之处。在党务领导与政府领导是否应该分离的问题上，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政治顾问阿尔内·容约汉（Arne Jungjohann）认为，如果由不同的人分别领导政府和政党，SPD 将迎来机遇。他为与绿党关系密切的海因里希·波尔基金会评估了“红绿灯”政府的经验。容约汉表示：“选民不再能看到 SPD 的印记。”人们因为政府工作的繁杂，已经不知道这个政党代表什么了。作为政党，事情很简单，只需发布一条“养老金必须公正！”的动态，选民就能理解。但作为政府，必须深入到技术官僚的琐碎细节中，就《社会法典》第六卷第 244 条中的养老金政策细节进行谈判。即使是 也不否认 SPD 精通这种操作。只不过，这显然没能帮到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

社民党在职权分离方面拥有更多经验

荣约汉（Jungjohann）认为，社民党（SPD）与绿党一样，是一个纲领性政党。加入该党的人，通常渴望就如何改变世界进行政治讨论。荣约汉表示：“许多社民党成员对实质性辩论感兴趣，而党主席必须为此提供动力。”社民党已计划起草一份新的基本纲领，但这不能在业余时间随手完成。“为此需要激烈的辩论、对未来的博弈以及知识分子的追求。”

然而，克林拜尔（Klingbeil）在兼顾另一项职务时已经精疲力竭。荣约汉估计：“在部长岗位上，每周的工作时间在 60 到 80 小时之间。”对于财政部长而言，他还必须以副总理的身份监督其他社民党领导的部门，关注其工作以及与联盟党（Union）的谈判：哪些在按计划进行，哪里可能出现麻烦。荣约汉认为，一名不在政府内部的党主席不仅会有更多时间，还会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虽然这会在政府内部产生摩擦，但对政党是有利的。基社盟（CSU）主席就是一个榜样：“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能在联合委员会中提出新议题，并且取得了成功。”

此外，党主席必须代表一种生活态度，并让人们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荣约汉认为这并非现任主席的强项。“克林拜尔看起来像一个专业的政治经理，而不是一个来自社民党基层环境的激情斗士。”目前，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受欢迎程度排名中，已有两名社民党政治家排在克林拜尔之前：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和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

相比之下，波恩大学的福尔克·克罗嫩贝格（Volker Kronenberg）警告克林拜尔不要放弃党主席之位。克罗嫩贝格说：“搅拌汤的人越多，味道就越差。”他曾为亲自民党（FDP）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总结过“交通灯”政府的经验。除了朔尔茨之外，还有其他人担任社民党主席，这并没有增强他作为总理的权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克林拜尔。相反，克罗嫩贝格看到了内部冲突的巨大潜力：“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强行通过决定，绕过党主席——或者双方陷入互相瘫痪的状态。”

因为即使是社民党的新领导人，也将面临与克林拜尔相同的问题。毕竟，基民盟（CDU）依然是基民盟，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克罗嫩贝格表示，仅仅更换党首并不能解决糟糕的民调数据：“一个根本性的误区是，在支持率只有 14% 的时候，认为这仅仅是人的问题。”他认为，虽然人物很重要，但社民党更应该关注内容和战略。因为社民党缺乏未来愿景，没有纲领，也没有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战略。“但好歹他们有两个出名的党主席。”克罗嫩贝格说，围绕他们展开讨论正是极度软弱的迹象——而且是整个社民党的软弱。“人事决定往往是迷茫的体现，且不乏象征意义。” 巴斯蒂安·布林克曼（Bastian Brinkmann）

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左）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基民盟）在内阁会议桌旁。 照片：LISI NIESNER / 路透社

面对当前的丑闻，他目前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就能获得人气：新反对党“新党”（Yeni Parti）主席厄兹居尔·厄泽尔（Özgür Özel）。 照片：BINNUR EGE GURUN KOCAK / 安纳多卢通讯社 / IMAGO

一场金融丑闻震惊埃尔多安体制

土耳其精英阶层多年来通过人为推高的股票基金敛财。随后泡沫破裂，数十万人损失资金。嫌疑人来自总统的身边。

作者：拉斐尔·盖格 (Raphael Geiger)

伊斯坦布尔 —— 法特玛·贝蒂尔·萨扬·卡亚 (Fatma Betül Sayan Kaya) 此前一直是一位令父母感到自豪的女性。在这方面，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一样；她的姐姐和哥哥同样在土耳其政府中事业有成。他们曾在总理办公室担任顾问，而当时的总理正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这个来自伊斯坦布尔保守区法提赫 (Fatih) 的家庭，三个孩子全部登上了权力之巅。

如今 45 岁的法特玛·贝蒂尔本人，比她的兄弟姐妹走得更远一些。凭借雄心和才智，她在学校和大学取得了顶尖成绩，并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她投身政坛，成为了埃尔多安的顾问，很快便与他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以至于这位总理还担任了她婚礼的伴郎。当时的媒体报道称，法特玛·贝蒂尔·萨扬·卡亚的母亲早年就是埃尔多安家族的朋友。

她的晋升速度极快。萨扬·卡亚成为了议员，并担任了数年的家庭部长。她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埃尔多安领导的公正与发展党 (AKP) 的副党魁。她于 9 月底辞去了这一职务。在此之前，反对派公开披露，她在春季购买的股票到夏天时价格上涨了 1800%，这一过程引发了诸多质疑。

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在土耳其，没有人再对其结果持有怀疑：法特玛·贝蒂尔·萨扬·卡亚及其丈夫很可能属于那批通过人为推高股价而获利的土耳其精英阶层。仅在她的案例中，涉及的金额就高达数千万欧元。这对夫妇目前已将该款项偿还，但据埃尔多安的司法部长阿金·居莱克 (Akın Gürlek) 所称，这并不意味着调查将因此终止。

萨扬·卡亚的名字现在代表了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金融丑闻，以至于它已成为埃尔多安本人的风险。就连与他关系密切的记者现在也这样认为，例如《新曙光报》(Yeni Şafak) —— 一家忠于总统的报纸 —— 的在线编辑负责人埃尔辛·切利克 (Ersin Çelik)。他写道，这场丑闻可能会让埃尔多安失去权力。切利克表示：“积压的愤怒正在动摇对体制的信任。”

即使是对埃尔多安较为倾向的记者也认为其职位岌岌可危

这仅仅是因为许多受害者来自政府阵营。这些人直到几周前还认为自己找到了致富之钥。他们投资了那些承诺极高回报的股票基金。这些回报是如何实现的，导致了现在困扰该国的这场“基金危机”。反对派将其直接称为“盗窃”。

超过 100 个基金将资金集中投资于个别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上市本不该被批准。简而言之，基金随后购买了如此之多的公司股票，以至于其股价大幅上涨。一个泡沫由此产生。该系统的获利者在出售股票时变得富有，而

散户投资者则在等待股价进一步上涨。据称，某只基金的价值增长了 524 倍。

反对派坚信，基金公司与国家高层有着深厚的关系。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更早地介入。据称，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机构曾多次就异常回报发出警告，但未获回应。该报道来自《自由报》（Hürriyet），而该报平时非常注意不让任何不利于政府的内容刊登。

8 月底，证券监管机构采取了行动。他们出台了规定，禁止单个基金购买过多的一家公司的股票。就在那一刻，基金不得不抛售大量证券，导致股价暴跌。恐慌爆发，那些此前觉得自己已经富有的投资者想要从基金中撤回资金。

但现在却无法支付。泡沫破裂了。直到今天，土耳其仍有 50 万名投资者在等待他们的资金。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得知那些从高股价中获利的人是谁，目前几乎没有公布任何姓名。正义与发展党（AKP）领导层的一名女性法蒂玛·贝蒂尔·萨扬·卡亚（Fatma Betül Sayan Kaya）是个例外。在反对党领袖厄兹古尔·厄泽尔（Özgür Özel）将其案例公开后，她宣布辞职。周四，厄泽尔又公布了另一个名字，即一名央行前副行长的名字。

对于厄泽尔来说，这次丑闻是一份罕见的政治礼物。尤其是在埃尔多安试图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反对派再次接近选举胜利的时期。厄泽尔最近成立了一个新党——新党（Yeni Parti）。此前，他被司法机关从其原政党共和人民党（CHP）的领导层中除名。

这些日子里，厄泽尔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对埃尔多安的损害已经造成。基金危机证实了大多数土耳其人早已有的印象：他们多年来一直遭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许多人在为生存而奋斗，而政府周围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富有。

伊兹密尔市长（原共和人民党成员）现已转投正义与发展党

基金危机的最新情况是，政府无法将该问题控制住，这可能是因为政府阵营内部也深受其扰。在系统最终崩溃之前，许多记者、议员或官员都从人为推高的股价中获利。现在，反对党领袖厄泽尔（Özel）向他们承诺公正。他向“被正义与发展党（AKP）掠夺的兄弟们”表示：“维护你们的权利是我们的职责。”

总统也承诺将查明真相。埃尔多安表示，现在的重点是“防止经济遭受损害”。司法部门正在调查，多名基金领导人物已被逮捕。然而，公众早已清楚，这场丑闻就发生在总统自己的周围。

这也向人们证明，在土耳其，某些人享有的权利与大多数人不同。

显然，司法部门对基金公司的勾当视而不见，而与此同时，几乎每周都会逮捕一名反对党市长，理由大多是涉嫌腐败。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市长则无需担心此类问题。就在本周三，原共和人民党（CHP）成员的伊兹密尔市长转投正义与发展党。此人显然更希望留在任上，而不是很快被警方带走。埃尔多安还亲自前往伊兹密尔，为这位新成员在翻领上佩戴党徽。

对反对党的压力是埃尔多安为了赢得下次选举（最迟在2028年春季）而采取的手段。他希望届时不再有具备行动能力的反对党。但他也知道，无休止的经济危机是他最大的问题。因此，在下次选举前，他可能会再次向民众发放现金礼品，就像他在2023年凭借此举勉强获得超过50%的得票率一样。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依然认为总统与富裕精英的关系比与民众更近，那么这样做是否足够。在土耳其的选举还算民主的时期，埃尔多安是通过向广大群众承诺阶级跃升而获胜的。但这早已不再适用。现在的基金危机表明，这个国家里确实有人实现了这种“跃升”承诺：那就是总统身边的人。这些富人希望变得更富，即便违背法律也在所不惜。而代价则是由许多现在仍在等待拿回资金的人来承担。

施罗德再次激怒其所属政党

这位前总理及前社民党党魁现身莫斯科参加普京的生日庆典，克里姆林宫对此大肆宣传。

柏林 —— 他又这么做了。而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克里姆林宫在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他的老友格哈特·施罗德紧挨在一起，有力地握手。施罗德脸上的笑容甚至比普京还要灿烂一些。“总统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到家中做客，”克里姆林宫写道。那是本周三，普京在那里庆祝他的 74. 岁生日。施罗德（1998 年至 2005, 年担任联邦总理，1999 年至 2004, 年担任社民党党魁）再次让自己与所属政党产生了分歧。

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这次访问“完全不可接受”：“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这段话听起来几乎有些绝望，因为施罗德并非第一次从自己党内的人那里听到这样的信息。由于他与俄罗斯整体以及普京个人的亲密关系，这位前总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其政党的累赘。

早在 2023 年，社民党汉诺威分部的仲裁委员会就曾就施罗德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而引发的开除党籍程序进行审议，二审中，该委员会驳回了多个社民党基层组织的申请。当时争议的焦点还包括施罗德在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监事会担任的职务，以及他在 Nord Stream 2 AG 管道公司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当然还有他与普京的亲密关系。施罗德不愿放弃这些各种职务，更不愿放弃与总统的私人友谊。仲裁委员会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将其开除的理由，他本人则认为这在法律上是正确的。

施罗德在俄罗斯赞赏“令人印象深刻的市场”，这并非欧盟的立场

与此同时，施罗德在俄罗斯从事新的活动。就在上周，有消息称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超市连锁店 Hyperglobus 的监事会成员，该公司于 2025 年从德国 Globus 集团分拆。周三，显然是在普京的生日庆祝活动之前，他出现在莫斯科西部的一家分店中。在摄像机的记录下，他赞扬这里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市场”。施罗德在被任命为监事会成员时曾表示，继续维护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然而，这与德国和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和孤立迫使莫斯科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努力完全背道而驰。

相应地，不满情绪毫无节制，且远远超出了愤怒的党内同志范围。例如，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通过一名政府发言人表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首脑普京给乌克兰带来的所有苦难，他认为这次访问“简直是不道德的”。绿党政治家卡特琳·格林-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

格哈特·施罗德在莫斯科访问 Hyperglobus 分店。这位前总理现在担任该俄罗斯超市连锁店的监事会成员。 照片：RBC / REUTERS

将其称为一场“耻辱”，自民党（FDP）欧洲议会议员玛丽-阿格内斯·斯特拉克-齐默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也是如此。她在 X 平台上写道：“对于调查委员会来说太病了（极其严重的倦怠症），但对于在俄罗斯获得高薪委任以及在战犯普京家中参加生日派对，却依然足够。”

施罗德去年曾多次缺席施韦林州议会调查委员会的约谈——理由是一份倦怠症诊断证明。他写信给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调查州政府在北溪 2 号管道建设中的角色）称：“最终，我在 82 岁这个年纪必须向健康现实低头。”尽管如此，他仍被看到愉快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次因访问普京而引发的新一轮争议不太可能让他感到特别困扰。而且，乌克兰恰恰在周三面临一次极其严重的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攻击无人机），这一事实可能也不会影响他。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抱怨称，这次袭击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100 人受伤。这显然是一份“给普京的生日礼物”。迈克尔·鲍赫米勒（Michael Bauchmüller）

德国选择党（AfD）继续领先

然而，68% 的受访者认为民主面临威胁。

根据选举研究组（Forschungsgruppe Wahlen）为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进行的调查，德国选择党（AfD）依然领先于其他政党。不过，关于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其他地区权力增长（该党部分成员被视为极右翼）的讨论，并未使其在全国范围内的选民支持率有所增加或减少。与 9 月底的上一次“周日问题”调查相比，德国选择党以 28% 的支持率，保持着对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21%）的领先优势。

后者的工作继续受到非常严厉的评价。仅有 18% 的受访者认为梅尔茨作为政府首脑的工作表现较好，而 72% 的人认为黑红联盟（CDU / SPD）整体的“政府工作总的来说相当糟糕”。

如果下周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数据以百分比表示（括号内为与2026年9月底相比的百分点变化）

误差范围在 2 到 3 个百分点之间 SZ-图表：jje；来源：选举研究小组（Forschungsgruppe Wahlen）代表性问卷调查，1311 名受访者

根据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68% 的代表性受访者认为德国选择党（AfD）是对德国民主的威胁，仅 29% 的人认为没有威胁。在关于禁止该政党的问题上，结果则不那么明确：43% 的人支持禁止，51% 的人认为禁止是不正确的。在“防火墙”问题上，45% 的人认为其他政党原则上不应与 AfD 合作，53% 的人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关于目前正在进行探索性谈判的、由左翼党领导的柏林参议院，48% 的受访者认为这将对德国产生“负面影响”。该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依然是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社民党）。SZ

工党保留斯塔默在下议院的席位

伦敦 —— 在英国下议院的一场补选中，工党候选人萨加尔·阿卜迪-瓦利（Sagal Abdi-Wali）赢得了前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所在的选区。阿卜迪-瓦利是伦敦卡姆登区首位黑人穆斯林区议会负责人，她在竞争中击败了绿党主席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波兰斯基是伦敦议会（伦敦的一个民主选举监督机构）的成员，并寻求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其政党在议会中有五名代表。据称，波兰斯基在一年多前就任党主席以来，将绿党的成员人数增加到 200 000 以上，实现了三倍增长。然而，他的支持率在近几个月有所下降。绿党最近引发了一场关于反犹主义的辩论，因为他们在一份官方决议中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自斯塔默在 2024 年带领工党赢得多数席位以来，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下降。最新民调显示，在伯纳姆（Burnham）的领导下，工党正在重新赢得支持。 彭博社

ICE 官员在纽约枪击一名男子

纽约 ——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一名官员在纽约的一次行动中开枪击中一名男子并导致其受伤。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说法，该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在行动中本应被逮捕。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表示，执法人员包围了该男子的汽车，车内还有一名五岁的孩子。随后现场响起了数声枪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孩子在身体上未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该男子曾因严重盗窃被定罪，并曾多次因故意伤害、抢劫以及持有毒品和武器而被逮捕。然而，他“由于民主党不负责任的保护政策”而被再次释放。马姆达尼称此次事件“无法原谅且极其严重”。他将要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停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所有 ICE 行动。 德新社

用法律对抗强者

来自南非的法律专家纳维·皮莱（Navi Pillay）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部分原因在于她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贡献。这其中也包含向特朗普政府传递的一则信息。

1941年出生于南非，纳维·皮莱后来在国际组织中成为一名成功的法律专家。 照片：FRANK BOXLER / AFP

作者：Ronen Steinke

慕尼黑 —— 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谦逊，面带微笑。这就是几年前人们初识这位来自南非的法律专家纳瓦内特姆·“纳维”·皮莱（Navanethem „Navi“ Pillay）时的样子，而她于本周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次会面发生在一个极易引发矫揉造作或激昂情感的历史场所：就在纽伦堡审判法院曾经的法官室那低矮的天花板下，1945年纳粹主要战犯在此被起诉。

与此同时，为了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而到访的皮莱很高兴地提到，有人告诉她，“纳维”这个昵称在德国是指某种汽车电子设备。“真有趣！”每当她突然想不起一个本该立刻想起来的名字时，她总是自嘲地摇摇头。“年纪大了。”

作为少数群体成员，她在种族隔离时期为公民权利而战

此外，这位现年 85 岁的国际法专家表示，在结束联合国的工作后，现在能再次抽出时间打几场高尔夫球真是太好了。这一爱好让她与另一位国际法领域的杰出女性——前联合国首席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Carla Del Ponte）产生了共鸣。“我们一起打球。”而卡拉·德尔·庞特在打球时会抽烟。

如果必须为那些如今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及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再次大肆炫耀武力、尽情利用强权之道的大国演说家和沙文主义者塑造一个对立面，那么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纳维·皮莱（Navi Pillay）出生于南非，是印度泰米尔少数群体的成员。在种族隔离时期，她曾在那里作为一名律师为公民权利而奋斗。后来，她在纳尔逊·曼德拉时期被任命为该国最高法院法官。随后，她的职业生涯进一步延伸，先是进入联合国，之后又出任当时刚刚成立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海牙的核心信息与 1945 年的纽伦堡一样：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本周五，纳维·皮莱在巴伐利亚州同一个历史地点得知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这位南非女性再次来到纽伦堡，再次是为了参加一场会议，该会议由纽伦堡原则学院（Akademie Nürnberger Prinzipien）召集。该学院目前就设在这些办公场所，而皮莱长期担任其理事会主席。

上午 11 点，当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消息在手机上弹出时，一名工作人员走到她身边，低声耳语，请她到门外。据闻，她在得知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在开玩笑吧！”当她回到大厅时，迎接她的是起立鼓掌。

这属于 21. 世纪国际法的悲剧，如今虽然议论纷纷，但几乎没有多少罪犯被抓获并真正被绳之以法。这与过去纽伦堡审判时期不同，当时纳粹政权已崩溃，德国独裁政权的爪牙大量被囚，因此盟军检察官在选择起诉对象时相对自由。

从 2003 年到 2008 年担任海牙法官期间，纳维·皮莱经历过审前羁押室最初空空如也的景象——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自愿将嫌疑人移交给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们几乎无事可做。

但即便在当时，皮莱就主张要有长远的耐力。这种长期的历史视角在她接下来的职务——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内同样至关重要。她耐心且充满信心，她给调查人员的指令始终是：应当收集全世界战争罪行的证据，即便现在还不知道有一天会如何发挥作用。

“对受害者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忘记他们的处境，”皮莱在几年前于纽伦堡的一次会面中这样阐述她的想法。“无论是为了记忆、为了历史，还是为了正义：这些我们只有在事后才能看到。”必须对此保持信任。

在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根·瓦特内·弗吕德内斯（Jørgen Watne Frydnes）周五强调，如今整个“国际法体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毕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最近宣布，将加强其旨在“拆除”国际刑事法院的斗争。这位挪威人表示，纳维·皮莱“对正义和人类尊严的投入，为所有希望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和平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希望与灵感的源泉”。这正是国际机构重要性的一个象征。

在德国，她并非没有争议，指控称其具有反以色列倾向

尽管如此，至少在德国，她依然存在争议。从2021年起，纳维·皮莱（Navi Pillay）领导了一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数年，调查对象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的战争罪行，以及以色列军队犯下的最严重罪行。这位南非籍的皮莱因此招致了政治偏见的指责，部分原因是她预先认定以色列国家犯有种族隔离罪。2022年，她原定在柏林被授予由德国联合国协会（DGVN）颁发的奥托·哈恩和平奖。但当时的社民党（SPD）市长弗朗齐斯卡·吉费（Franziska Giffey）阻止了此事。她的指控是：反以色列倾向。

就在本周三，即诺贝尔奖决定公布的两天前，纳维·皮莱再次谈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这是在纽伦堡举行的一场会议开幕式上，地点位于历史悠久的600号法庭。在由柏林记者蒂洛·容（Tilo Jung）主持的小组讨论中，这位85岁的老人谈到了以色列目前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她还批评德国联邦政府对此采取了——在她看来——过于不加批判且软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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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编辑与以下嘉宾对话：

科尔森·怀特海德 (Colson Whitehead) 《酷机器》(Cool Machine)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Frauke Brosius-Gersdorf) 教授、博士 《选择与真相》(Wahl und Wahrheit)

马丁·苏特 (Martin Suter) 《唯一与全部》(Ein und Alles)

彼得·沃尔莱本 (Peter Wohlleben) 《细菌——隐秘的英雄》(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希达·巴齐亚尔 (Shida Bazyar) 《缺口》(Die Lücken)

萨巴-努尔·梅隆·切马 & 门德尔 (Saba-Nur Meron Cheema & Mendel)

免费直播：sz.de / buchmesse-live

截至10月10日的节目单：sz.de / buchmesse-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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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美国实施制裁

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的员工停止工作。法院对此表示愤慨。

美国国务卿于周五向国际刑事法院（IStGH）的所有员工发出了最后通牒。马尔科·鲁比奥周五在华盛顿宣布，这些人要么停止在总部位于海牙的法院工作，要么他的政府将把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此前已针对部分选定的法官和检察官员工实施——现在全面扩大到所有人身上。这将影响数百人。其中包括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公民，也包括德国以及美国自身的公民。

“特朗普总统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马尔科·鲁比奥在他发布在X平台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因此，美国今天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我们将禁止与这个‘流氓法院’进行交易，削减其资源并使其工作瘫痪。”与此同时，法院员工通过多种渠道被要求停止工作；称这是他们的最后机会。

法院已就战争罪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

华盛顿方面尤其反感该法院去年针对以色列政府代表——尤其是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因在加沙地带战争期间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发出的逮捕令。此外，国际刑事法院（IStGH）过去曾多次对美国士兵在阿富汗涉嫌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但目前已终止这些调查。

美国本身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以色列和俄罗斯同样如此，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目前正被逮捕令通缉。华盛顿政府认为，海牙法院仍认为自己有权对美国人进行调查——只要涉嫌犯罪行为发生在成员国领土上——这是对其主权的攻击。

针对制裁公告，国际刑事法院主席、日本人赤根智子（Tomoko Akane）周五表示：“法院将继续以不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履行其职责。”

她表示，法院的行动“完全基于法律，旨在维护无数严重犯罪受害者的利益”。同时她补充道：法院无法独立生存。“它的命运现在掌握在那些创建它的国家手中。”

欧洲拥有应对华盛顿威胁的杠杆

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实施此类政治制裁，没有人能禁止美国这样做。尽管如此，人们现在正满怀期待地看向欧盟——关键在于反制措施。荷兰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东道国。它与其余欧洲国家共同拥有一个政治杠杆，可以用以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威胁。

“欧盟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这座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德国国际法专家克里斯托夫·萨费林（Christoph Safferling）在周五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呼吁道。他领导着一家位于纽伦堡审判历史遗址的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经常接待来自海牙的法官进行进修。萨费林表示，现在采取行动已迫在眉睫。

具体而言，欧盟可以激活一项规定，禁止欧洲公司配合执行这些美国制裁。这被称为“阻断条例”（Blocking-Statut），此前曾在 2018 年应用过一次。当时，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而欧盟认为此举并不明智。但问题在于，欧洲人现在是否会有此意愿，因为此次涉及的并非石油利益或地缘政治缓和，而仅仅是国际法。

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的宣布是在周五发布的，就在挪威公布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Navi Pillay）后仅几个小时。皮莱本人直到 2008 年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在奥斯陆阐明，委员会希望通过此次授奖来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意义。

“今天对于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来说，是一个阴暗的日子，”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社民党 SPD）在柏林表示。美国政府在一名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同一天宣布其制裁决定，这简直是一个“苦涩的讽刺”。德国从一开始就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IStGH），并且必须继续这样做。 罗嫩·斯坦克（Ronen Steinke）

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总部，美国国务卿现将其称为“恶棍法院”。 照片：PETER DEJONG / AP

鲍里斯·赫尔曼（Boris Herrmann）采访

纽约——布鲁斯·斯考格（Bruce Skaug）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中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这位来自爱达荷州的众议员在其家乡推动通过了一项法律，将“行刑队”（Firing Squads），即枪决，宣布为爱达荷州执行死刑的“首选方法”。

在与《南德意志报》的电话采访中，他的语气礼貌且客观，阐述了为什么枪决比注射死刑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处决形式——以及田纳西州的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案如何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随后，他转发了一条消息，称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希望将计划于 12 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的枪决——这是美国自 1961 年以来首次军事处决——通过直播播出。布鲁斯·斯考格似乎对此并无异议。

南德意志报（SZ）：斯考格先生，您为什么支持死刑？

布鲁斯·斯考格：在西方文明中，经过公正且公平的审判后执行死刑，从历史上看被认为是恰当的——尤其是当某人蓄意且怀有恶意地夺走无辜者的生命时。

那么，大多数被视为西方文明一部分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德国也是其中之一。 我尊重那些反对死刑的人。但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在我所在的爱达荷州。我们的司法系统已经认定，在极少数情况下，执行死刑是合理的。作为一名政治家，我的职责就是建设性地参与其执行。

在田纳西州，最近一次尝试用注射死刑处决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失败了。对于其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您有什么解释吗？

我只能说我听到和读到的内容。那就是静脉出现了问题，可能是静脉塌陷。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爱达荷州也发生过。在我们的州，2024年也曾有一次死刑执行尝试因静脉塌陷而失败。因此，我们现在决定采用枪决队。

在谈到枪决之前：请问什么是静脉塌陷？

例如，这可能是由于液体不足导致的塌陷，比如贫血导致脱水，使得静脉无法充分扩张。或者在插入针头时静脉受损，导致药物没有进入静脉从而进入血液循环，而是进入了手臂周围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爱达荷州可能发生过。

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高？

去年我在爱达荷州提出将枪决队作为首选执行方式的法案时，我掌握的数据显示，67% 的死刑注射在执行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失败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那么，国家组织的枪决队难道就不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吗？在我看来，枪决队更人道。它速度快，而且可以确保该人员按计划被处决。杀人怎么可能人道？

这些罪犯的受害者在被屠杀时完全没有选择，这绝对是永远不对的——

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美国最大的最高安全等级监狱）的处决场。 照片：未注明来源 / 美国地方法院 / DPA

“枪决小队更人道”

共和党人布鲁斯·斯考格（Bruce Skaug）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令人惊讶的许多美国人支持死刑，以及为什么执行死刑时经常出现技术问题。国防部长赫格塞斯（Hegseth）甚至希望未来通过直播传输枪决过程。

。此外，也有教授和法律专家认同我的观点。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被认为倾向于自由派的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两次写道，如果我们必须实行死刑，那么枪决小队是最人道的方法。这坚定了我的信念。

“枪支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 布鲁斯·斯考格

但据我所知，索托马约尔法官也说过，这种方法竟然看起来是最人道的，因为至少它能迅速且基本无痛地完成，这是一种“残酷的讽刺”。 我们希望死刑能够为了受害者和正义而执行。无论人们是否支持死刑：其执行必须是以人道的方式进行——而人道执行的一部分，就是确保死刑确实能够被执行。

如果允许我问的话：在 2026 年，这种国家执行的枪决在技术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三名经过相应培训的州警察将承担这项任务。他们将位于一个遮挡屏风之后，随后帘幕被拉起。我不记得确切的距离了，但距离非常短——大约 20 英尺，也就是 6 米左右——他们将从这个短距离射击被处决者心脏以下的区域。

需要开多少枪？

通常会开三枪。但如果三名主执行人无法完成任务，还会有替补射手在场。关键在于确保死刑能在预定日期真正执行。被处决者将被蒙上眼睛，坐在一个被沙袋包围的黑色椅子上。其后方将设有允许观察执行过程的人员区域。

谁被允许，或者说必须在场观看？

根据法律规定，这些人包括被处决者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以及少数几名官员。

关于有多少案例： 我们现在已经为枪决小组做好了所有准备。 目前在爱达荷州，有三名死刑犯符合条件。据我评估，我们共有八名死囚在死刑牢房中，他们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被执行死刑。

布鲁斯·斯考格，爱达荷州众议员。 照片：马克·范德西斯

为什么总是需要这么长时间？知道自己将在几年后的某个时间被处决，难道不残酷吗？

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必须重新申请执行令。之前的执行令已经过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等待枪决小组的房间完工——包括相应的隔音设施。现在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去看过了。一切就绪。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律师和法官身上。

您如何评估公众对于枪决小组与注射死刑的看法？

至少在美国西部和爱达荷州，人们对枪支很熟悉。它们在这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枪支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因此，在爱达荷州的公众中，通过枪决小组执行死刑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这里甚至有许多公民自愿申请在需要时成为枪决小组的一员，以维护正义。不过，我们不接受志愿者。

那么在爱达荷州之外，在美国其他地区呢？

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枪决队的执行死刑也正获得更多认可，尤其是在田纳西州尝试使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在该事件发生后，我立即接到了来自其他州的电话。人们询问是否可以获得我关于枪决队法案草案的副本。因此，情况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此外，美国总统现在也支持在联邦层面的诉讼中使用枪决队执行死刑。

您如何看待历史上曾使用过的其他执行方式，例如电椅？在我看来，使用电椅执行死刑总体上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它经常失败，死亡并非立即发生。

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显然希望将绞刑作为执行方式。

嗯，据我所知，田纳西州的法律并未将绞刑列为执行方式。虽然绞刑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执行方式有时——尽管并非故意——非常残酷。在爱达荷州的一次绞刑执行中，被判刑者的头部在执行过程中被扯断。我想，这是我们在当地执行的最后一次此类形式的死刑。

克里斯塔·派克在死刑执行失败后目前在医院治疗，处于意识清醒状态。您认为，一旦她的健康状况再次允许——这听起来当然很疯狂——是否应该对其执行死刑？

嗯，我只是一个来自爱达荷州的人，我将这个决定交给田纳西州的人们。但如果她的审判是公正且合理的，且法官或陪审团决定对其执行死刑，那么我认为就应该执行。

飞迪拜航空事件成为内塔尼亚胡的难题

飞迪拜航空飞机的副驾驶在原籍国曾一度被禁止飞行，但显然未经过以色列当局的审查。

特拉维夫 —— 上周，飞往特拉维夫的飞迪拜航空航班副驾驶袭击了飞行员，导致飞机不得不沙特阿拉伯紧急迫降。目前，关于该男子的计划及其显然已激进化的世界观的更多细节正逐渐披露。其中，美国ABC新闻频道和CNN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以及熟悉调查的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称，该男子曾计划将飞机撞向特拉维夫机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事件发生后已启动调查，并据此向以色列通报调查进展。不过，据称关于袭击者的意图仍存在未解之谜。

副驾驶曾持救援斧袭击飞行员

根据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29岁的哈曼·阿尔-哈马米（Hamam al-Hammami）在上一周的周三，持救援斧袭击了他的印度同事斯米特·马奇哈尔（Smit Machchhar）。在机长于医院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那次事件中为自己的生命以及 170 多名（其中绝大多数为以色列籍）乘客的生命而奋斗。“我受了这么多伤，”他说。当他倒在地上时，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再站起来——并且他感觉到飞机正在坠落。在阿尔-哈马米仍在砍击他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了舱门，让门外的乘客进入驾驶舱。乘客们最终制服了袭击者。当时机上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他们将这架在袭击期间高度大幅下降的飞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Tabuk）。

据以色列方面提供的信息，阿尔-哈马米来自阿曼。美国媒体报道称，他此前因安全顾虑被一家航空公司解雇。 《华尔街日报》写道，他此前还被阿曼禁止飞行——因为人们担心他持有激进的意识形态观点。据报道，调查人员目前认为他是单独行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总检察长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据英国《电报》报道，阿尔-哈马米在英国最大的飞行学校 L3 航空学院（L3 Airline Academy）接受培训。此前他在墨尔本学习，但未完成工程学学位。当地当局表示，在飞行学校毕业后，他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新西兰完成了部分培训。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暗示，他认为伊朗可能参与了此次袭击的策划。在回答一名记者的相关提问时，他表示他个人相信这一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则表示，阿尔-哈马米受到了伊斯兰主义的洗脑。

在以色列，这场被乘客挫败的袭击在过去一周引发了关于航空安全的辩论。多篇报道指出，外国机组人员未经过严格审查。他们指责交通部在多年来收到关于该安全漏洞的警告后，仍未对飞往特拉维夫的外国机组人员进行审查。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现已下令进行调查，以“彻底审查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安全方面的问题”。

据调查人员称，这名 29 岁的副驾驶企图将这架 flydubai 航空的飞机撞向特拉维夫机场。 照片：AMMAR AWAD / 路透社

在以色列大选前三周，此次事件因此成为了一个竞选议题。反对派将其与 7. 10月 2023 年的袭击事件联系起来，当时内塔尼亚胡同样被指责未能对警告做出反应。总理对此予以否认。

在飞机遇袭未遂后，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Israel Katz）的言论引起了混乱：以色列媒体引用他的话称，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不久前就收到了关于圣战袭击的警告。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恰恰是在面对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时表示，“有迹象表明，我们的敌人将在选举前尝试对我们发动攻击”。

因此，在飞迪拜航空（Flydubai）袭击事件之后，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以色列政府是否掌握了此次计划袭击的线索？既然如此，为什么没能阻止它？或者，他们现在仅仅是在声称这一点——也就是说在撒谎？前军事首脑、目前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是最有希望挑战内塔尼亚胡的人选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表示：“当时与现在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连线——一种由内塔尼亚胡政府引入的谎言、掩盖和不负责任的文化。”其他几位反对党政治家也指责内塔尼亚胡试图从这次袭击中获取政治资本。

欧洲目前也在进行一场安全辩论。因为欧洲的航空公司和监管机构在防止此类针对驾驶舱的袭击方面，能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瑞安航空（Ryanair）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利（Michael O'Leary）表示，他的航空公司会对应聘者进行广泛的背景审查，但“没有一个系统是完美的”。他认为，“不可能排除所有这些风险”。

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称，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

德国汉莎航空股份公司（Deutschen Lufthansa AG）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Carsten Spohr）表示，在保护乘客与维护员工隐私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家航空集团在2015年曾受到一起飞行员自杀事件的影响，当时一架隶属于子公司德国之翼（Germanwings）的飞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在那次事故中，机上所有150人全部遇难。“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行业中不存在绝对的安全，”施波尔说道。克里斯蒂安娜·路德维希（Kristiana Ludwig）报道

人物

瑞典女王西尔维娅（Silvia），82岁，危及获奖者的脚趾。这位君主在访问迈瑙岛期间，本应向同名烤面包片集团企业家莫妮卡·布兰特（Monika Brandt），77岁，颁发德国导师基金会（Mentor-Stiftung Deutschland）的首届未来奖。当女王与基金会董事贝蒂娜·伯纳多特伯爵夫人（Bettina Gräfin Bernadotte）准备揭开奖杯——一座木雕像——并提起覆盖在其上的布时，女王不慎滑倒，从讲台上跌落并砸在了布兰特的脚上。布兰特面露难色并说道：“这东西很重。”而西尔维娅似乎对这一局面感到尴尬，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尽管发生了这次失误，布兰特还是领取了该基金会的奖项，该基金会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帮助。

终于酷起来了

作家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57岁，已经“变换了校园阵营”。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一次朗读会上，哈贝克表示，作为一名作家工作比在政界更酷，因为这样更自由，个人约束更少。“只不过，这样就放弃了决定事情走向的可能性。”担任政治人物并不酷，但具有深远意义且至关重要。“如果进展顺利，你将拥有巨大的权力、极多的机会，以及在那个时代将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地按照你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影响的特权。” 照片：HENNING KAISER / DPA

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歌手尼克·卡特（Nick Carter），46岁，对德国的高哥特式建筑艺术赞叹不已。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科隆大教堂以及科隆日落的合影，并配文道：“我们在德国期间参观了科隆大教堂，那里充满了魔力。”他表示，自己为新的个人专辑录制了“大量音乐”，而参观大教堂激励他分享这张照片以及一首歌曲：《天堂可以等待》（Heaven can Wait）。后街男孩最近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了一系列演唱会。

已故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遗孀克里斯托·哈里斯（Crystal Harris），40岁，警告不要参与一部计划中的《花花公子》（Playboy）电影。哈里斯在给演员杰西卡·比尔（Jessica Biel），44岁，的一封私信中写道：“如果这部电影想要将休·赫夫纳或花花公子世界浪漫化，请重新考虑饰演休·赫夫纳‘妻子’这一角色。”比尔将在导演洛林·尼科尔森（Lorraine Nicholson）执导的《花花公子伴侣》（Playmates）中饰演休·赫夫纳的妻子，但并非特定的某一位。这位花花公子创始人曾多次结婚，其中与哈里斯的婚姻从2012年持续到2017年他去世。哈里斯写道：“我才是他真正的妻子，我在段关系中经历了性、情感、财务和身体上的虐待。”她补充道：“许多其他女性也提出了关于强奸、胁迫、药物麻醉和剥削的指控。”她希望所有参与该电影的人员能够“花时间倾听那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女性的声音，而不是帮助好莱坞将其转化为一种怀旧情结”。

抗议者在进行了七小时的静坐抗议后举起标语；抗议的时长象征着受害者称性侵犯持续的七个小时。 照片：ANGELINA KATSANIS / REUTERS

“我是简·多伊”

在康奈尔大学发生一起涉嫌集体强奸事件两年后，美国全国各地数千人走上街头——从而再次激活了“我也是”（Me Too）运动。

作者：安-卡特琳·内齐克 (Ann-Kathrin Nezik)

曼哈顿的福利广场（Foley Square）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在方圆几百米范围内，分布着纽约司法机构那些宏伟的建筑。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著名且权势显赫的男性因涉嫌性侵在这里接受审判：唐纳德·特朗普、哈维·韦恩斯坦、肖恩·“P. Diddy”·库姆斯。其中两人，韦恩斯坦和库姆斯，目前在监狱中服刑。而特朗普则住在白宫，尽管法院此前已判定他诽谤并性强迫作家 E. Jean Carroll 有罪。

因此，“我是简·多伊”（I am Jane Doe）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特意选择在福利广场举行反对性暴力的示威活动，这绝非巧合。周四，数百名女性聚集在此。同一天，美国其他数十座城市也宣布举行抗议活动。“女性大行进”（Women’s March）组织称，共有 200 场活动，每场有数百或数千名参与者。这些数据无法得到独立核实。但如果该数据大致准确，这可能是过去几年中规模最大的反对性侵抗议活动之一。

上一次在美国有如此多的人走上街头反对男性滥用权力及厌女氛围，是在 2017. 年初。当时，超过 100 万美国人举行示威，抗议几个月前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许多参与者戴着粉色的“阴道帽”（Pussyhats），以回应特朗普曾评论称，作为男性明星，可以随意伸手摸女性私处而不会受到惩罚。

这一次，抗议的目标并非像特朗普那样针对某个名流，而是针对同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施暴者依然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三周半前，一名年轻女性在福利广场对面的纽约最高法院提起了一起民事诉讼，引发了愤怒与震惊。这名康奈尔大学的前学生在公开场合仅以化名“简·多伊”为人所知，她指控七名前同学在 2024 年 10 月对其实施了强奸。据称，Chi Phi 学生兄弟会的成员强迫当时 20 岁的她服用药物氯胺酮，并对其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强奸。据称，他们还在一个群聊中对此庆祝。这些男性否认了相关指控。

抗议者要求加强纽约刑事法律

自9月中旬以来，数百名，甚至可能是数千名女性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表达了对疑似受害者的声援。“I am Jane Doe”成为了这场针对美国大学“强奸文化”（Rape Culture）新燃起运动的标签。民调显示，在这种文化中，男性显然将年轻女性视为可以随意猎捕的对象，大量女大学生成为了性侵犯的受害者。

这天下午聚集在福利广场（Foley Square）石喷泉周围的几乎所有女性，都对现状依然如此而感到愤怒。“尽管这种情况在每所大学都会发生，但正义并不存在。每个女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故事，或者认识一个经历过这些的女人，”站在稍远处的好友悉尼·布雷迪（Sydney Brady）和阿里亚娜·莫纳科（Ariana Monaco），分别为 26 岁和 31 岁，如此说道。莫纳科高举着一块手绘海报，上面写着：“她的未来怎么办？”，这是在暗示 Jane Doe 离开了康奈尔大学且至今未继续学业，而七名疑似加害者中仅有两人被大学开除。

这些女性认为，被告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对于两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参加此类游行。她们讲述道，2017 年在抗议特朗普期间，她们还太年轻，无法理解性侵犯是一个影响许多女性的问题。

其他参与者则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劳拉·利穆利（Laura Limuli）今年 76 岁，她将助行车推到了广场上。她说，自己 1974 年在年轻时曾被强奸。她表示，就像今天的 Jane Doe 一样，她当时也感到被司法系统抛弃了。“负责的检察官告诉我，我并没有骨折。”在她看来，从那时起情况有所改变吗？“法律改变了，但还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

“I am Jane Doe”抗议活动的要求之一是加强纽约的刑事法律。根据现行法律，性侵受害者如果自愿饮酒或服用药物导致醉酒 / 迷幻，除非能证明其处于无意识状态，否则不能主张自己处于无力反抗的状态。据该康奈尔大学前学生自述，她最初是自愿服用氯胺酮的，但很快药物作用强烈到让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许多事情失去了记忆。

乔·大卫（Jo David）的年龄和经历也未让她变得温顺。这位 77 岁的拉比带着她的丈夫一起来，并表示：“我在七十年代被激进化了。”当时，女性仍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她讲述道，自己 19 岁时怀孕，不得不结婚。“当我想要离婚时，我必须请求父亲的许可，因为我当时还没满 21 岁。”她认为，这么多年后“父权制”依然如此强大，这令人“沮丧”。她说：“我们回到了原点，甚至退步了。”

在福利广场，几名抗议者的脸上流下了眼泪，这大概一半是因为宽慰——因为性暴力受害者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关注，但另一半则是因为无力感——因为反抗侵犯的斗争进展如此缓慢，且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女性权利甚至出现了倒退。

美国总统显然对所谓的受害者毫无同情心

在这个下午，美国总统的存在感无处不在。他在演讲者的发言中被提及，也出现在要求他辞职的海报上。甚至这次行动日的官方标题也指向了他——“从兄弟会之屋到白宫”（From the Frat House to the White House），意指从 Chi-Phi 学生社团成员涉嫌强奸 Jane Doe 的那个房子，一直到白宫。

许多示威女性认为这两个地点以及相关人物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塔图姆·埃斯科巴（Tatum Escobar）、阿尼查·马哈帕特拉（Aneecha Mahapatra）和杰奎琳·拉帕（Jacqueline Rappa）——三人均在二十五岁左右——告诉记者，她们经常经历“极端的厌女症”。她们表示，无论是在恋爱关系中还是在外出社交时，即使在纽约这样一个所谓的进步城市里，男性也很少能接受“不”这个答案。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我们的总统本身就是一个强奸犯”。特朗普目前也对 Jane Doe 的指控发表了看法。然而，他并没有对所谓的受害者表现出同情。相反，他攻击了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后者目前正领导刑事调查，且这些调查可能会导致相关男性被起诉。特朗普声称，在“腐败”的詹姆斯手下，被告将“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收银台旁就立着一台消毒液分发机

汉堡开幕了一场沉浸式“奥尔奇”（Olchi）展览。但对于那些以吃鞋底为乐的角色来说，那里的“沉浸感”究竟如何？

每个孩子都知道，奥尔奇们热爱放屁和打嗝。他们喜欢跳进泥坑，或者互相泼泥巴，更棒的是直接泼在三角形的奥尔奇梨上。只有在闻到臭汤和脚臭味时，他们才会感到真正的“舒适”（muffelwohl）。他们只吃垃圾，比如鞋底或生锈的钉子，因为显然，吃新鲜东西会让他们感到恶心。在他们长达数百年的生命中，没有一次会想到要洗澡。正因如此，当人们在汉堡所谓的“沉浸式奥尔奇体验世界”中，走出收银台就经过一台消毒液分发机时，作为访客难免会感到相当惊讶。

也许这种第一印象对于埃哈德·迪特尔（Erhard Dietl）同名系列丛书中那些绿色的、没礼貌的小角色来说有些不公平。

为什么在他们重建的“施穆德尔芬格”（Schmuddelfing）小镇里，所谓的沉浸式体验应该比其他所谓的沉浸式展览更深刻？在关于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展览中，人们也只是走过他工作室的复制品，但之后并没有因此割掉耳朵，更没有完全陷入疯狂。而当“泰坦尼克号”变得沉浸式时，虽然有许多关于这艘船的文字可读，但访客们并没有深潜到最后必须在冰冷的水中为生存而战的程度。

另一方面，这场沉浸式奥尔奇展览是在汉堡举办的。在阿尔斯特湖周围高档的老建筑公寓里，人们当然顶多在奥尔奇的书里放屁和打嗝；但与此同时，这里也有破旧肮脏的中央车站，在那里每个人待上五分钟就会觉得自己很脏。而任何登上U3线地铁的人都知道，想要获得一种沉浸式的感——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请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觉体验其实并不难。因此，一些访客带着相当高的期待来到了奥尔奇体验世界。

在那里，孩子们用他们希望没有经过消毒的手转动轮盘，按下按钮——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屏幕上的奥尔奇们互相泼泥巴或啃汽车轮胎。

欧廷格出版社（Oetinger-Verlag）的“奥尔奇体验世界”在汉堡开幕。这些绿色角色是由慕尼黑儿童书作家兼插画家埃哈德·迪特尔创作的。 照片：PETER KNEFFEL 和 MARCUS BRANDT / 均来自 DPA

孩子们爬进一个精心钉成的木制垃圾山，并且并不在意旁边立着一个垃圾桶，一个显然具有反叛精神的访客甚至将他的苹果核扔进了桶里。

因此，孩子们很快就感到“舒适”了，一段时间后，成年陪同者也是如此。例如在一个房间里，虚拟垃圾场上的奥尔奇们正等待着，并用“Dä-dädä-dä-”的声音号召访客将球投向屏幕，球在屏幕上会留下一个巨大的泥斑。最好是投在某个奥尔奇的绿色梨头上，然后那个奥尔奇会被击晕消失。

而随着这声“-dädä--”，奥尔奇们如此“沉浸式”地挑战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于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几个网球投向屏幕时用力过猛。

在最后，孩子们还会骑着名为“火凳”的龙飞越施穆德尔芬格（Schmuddelfing）。但真正的亮点是前面的房间，在那里，参观者可以用削得尖尖的彩色铅笔为奥尔奇（Olchis）涂色。那里的空气闷得恰到好处，而当一个小孩子把几支彩色铅笔塞进嘴里时，施穆德尔芬格的世界终于再次恢复了秩序。本内迪克特·瓦姆布伦（Benedikt Warmbrunn）

不要咬下去

在柏林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现在出现了一个蜡制烤肉（Kebab）。

“挺好看的，”塔里克·卡拉（Tarik Kara）在看到这个物体时说道，“它在发光。”这话听起来有些茫然。因为对于一个快餐店老板来说，面对这个周四在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的物体，还能说什么呢：一个蜡制的土耳其烤肉，据称是全球首例。展出的是两片面包盖以及一堆肉和沙拉，它并非为了食用而制作，而是由石蜡和颜料制成。“它看起来像是很好吃而已，”一名主持人启动仪式时警告道。他平时喜欢采访流行歌曲明星，此时他请求聚集在现场的首都媒体们，不要立刻对着这玩意儿咬下去。

柏林以其无拘无束的疯狂、不得志的统治者、法庭上的歹徒以及街道上的垃圾而闻名，而现在它又多了一种新瘟疫：烤肉痴迷症（Döner-Fimmel）。这种病其实并不存在。但一些公司认为它应该存在，起码是为了吸引客户。于是，他们发明了“烤肉痴迷症”。现在，这座首都每隔几周就会分发免费烤肉，以此为某种诉求做广告。而现在，又来了：蜡像馆里的烤肉。

难道说，这种“土耳其烤肉狂热”正逐渐变得荒诞不经？

在杜莎夫人蜡像馆，当蜡制烤肉（Kebab）被庄重地展出时，人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柏林每天要消耗 400 000 份土耳其烤肉。主持人表示，柏林的 250 家肉类企业生产了全欧洲 80% 的烤肉旋转烤架。“朋友们，这简直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因此，蜡像馆的“柏林氛围”部门花费 20 000 欧元建造了一个带有数字化动画旋转烤架的烤肉摊。柜台上摆放着一个光亮的烤肉，据说是一个真实的烤肉模特为其提供原型。它被一片片地拆解生菜，然后冷冻，通过模具转化为蜡质，最后重新组装而成。

为了展示这个物件，馆方还邀请了当年制作烤肉原型的男人：塔里克·卡拉（Tarik Kara），一位略显腼腆的小个子先生。他是柏林成功的企业家之一。自从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了他的蔬菜烤肉后，在他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小吃店前排起的顾客长队，已与所售产品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在这里，等待似乎成了体验的一部分。“这太疯狂了，”卡拉说，“我们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成就。”

柏林，这就是纯粹的坦诚。必要时，即使是无法食用的东西也会被当作当地特产端上桌。例如，在米特区（Mitte）的石膏街（Gipsstraße），一家餐厅在周三举办“下班后狂欢派对”（After Work Rave）。这里的烤肉售价 13,50 欧元，并且在当晚推出了全新的“烤肉水”（Kebab-Wasser），装在小型柠檬水瓶中。

一家著名的运输和物流公司正在为这种液体做广告。据称，它是“与塔林的一所大学的科学家共同”研发的，旨在将柏林的两种热情结合在一起：烤肉的味道以及彻夜狂欢后脱水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可能都需要补充一些液体。

只不过，这种新型饮料在德国和爱沙尼亚都尚未达到上市成熟度，这可能是因为其味道：一种盐、大蒜和某种霉味肉类香气的混合物。

同样位于石膏街的餐厅老板德尼兹·布赫霍尔茨（Deniz Buchholz）也觉得很难在“烤肉水”中发现烤肉的味道。“我倾向于说：像酸黄瓜水，”他说，“我没尝出烤肉味，至少没尝出好烤肉的味道。”

店内此时正在分发免费烤肉。客人数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没人想喝那个东西。“太可怕了，”一名客人评价这种新型广告柠檬水时说道。“简直烂透了，”另一人认为。“像波罗的海的水一样，”第三个人说。他们立刻就把那东西扔在了原地。

康斯坦采·冯·布利翁（Constanze von B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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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么，让我们前往 Sephora，去见见那些“Sephora Kids”。尽管天气依然温暖，尽管她们现在本可以在阳光下活动，但她们当然还是在这里：在这家来自法国、最时髦、最亮眼且最成功的化妆品连锁店的慕尼黑新分店里，去年营业额约为 180 亿欧元。店内涵盖了所有大品牌，以及那些在药妆店买不到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小众品牌，而且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试用。货架前聚集着一群年轻女孩，眼中充满了渴望，其后不时跟着一位时而宽容、时而心烦意乱的母亲。“孩子们，你们非得不停地把东西全部扯出来吗？！”

毫无疑问，她们必须这么做。扯出来，触摸，打开，闻味道，涂抹，等待生效，然后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镜子。基调是：我的天呐。她们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有些局促地咯咯笑，在原地跳动，但动作熟练且目标明确。快，快，快。这些顾客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起初，人们可能会觉得每个制造商的每个货架上摆放的都是完全相同的产品系列，只不过名称不同，包装不同，价格有的高，有的中等（在 Sephora 几乎没有什么便宜货）。但观察这些孩子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在根本上误解了某些事情。也就是说，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女孩们在购物化妆品，而是她们在这里与她们在社交媒体上认识的“名人”相遇——而这些名人并非人类，而是产品。

Sol de Janeiro 的 Cheirosa 62 身体喷雾，香调为开心果、海盐焦糖、香草和茉莉花。Glow Recipe 的 Watermelon Glow Dew Drops，旨在打造“红润、光彩照人且毫无苍白感的肤色”，装在一个可爱的粉色闪光小瓶子里。Drunk Elephant 的 T.L.C. Sukari Babyfacial 去角质面膜，号称是“每周一次的重启，打造光洁如初、婴儿般柔软的肌肤”，50 毫升售价 78 欧元。

产品线中的当红之星每周都在更换，因此 Sephora 店内设有专门的购物岛：“社交媒体热门 (Hot on Social)”。如果化妆师 Ernesto Casillas 为演员 Zendaya 在奥斯卡奖上打造出一种“具有维度感、带有淡淡色彩和光泽的精巧分层肌肤”，并且在过程中使用了 Prada 的新款 Touch Blush 腮红，随后 Casillas 将此发布在 Instagram 上（278 000 粉丝），而 Zendaya（1.78 亿粉丝）点赞了这条动态，导致无数未成年 TikTok 女孩们兴奋地议论纷纷：那么几天后，这款 Touch Blush 绝对会成为 Sephora 的“社交媒体热门”。

但为此，Sephora Kids 并不需要货架，因为她们早就知道了。

“Sephora Kids”这个词同样源自社交媒体，指的是 8 至 14 岁的女孩，她们对护肤和化妆充满热情——不，准确地说，她们对护肤和化妆的痴迷程度，使得她们的大部分零用钱、手机使用时间和整体思维世界都为此而消耗。成年人可能会觉得这很荒谬——小学生用“婴儿面部去角质面膜”，认真的吗？——但这样想的人在根本上没有理解这件事。因为这早已不再是一个小众市场。

市场研究机构 YPulse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北美，近一半 8 至 12 岁的女孩已经在使用了护肤产品和化妆品。2010 年起出生的“阿尔法世代”（Generation Alpha）如今已成为美容工业最强有力的营收加速器：仅该年龄段的全球护肤市场在去年就被估算约为 38 亿美元，根据预测，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 80 亿美元。针对这一目标群体，企业可以省去昂贵的代言人、拍摄费用、广告和海报版面，因为孩子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完成广告宣传。资本主义对此表示感谢。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如今才 10 岁的孩子就在使用抗衰老面霜？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三年级女生每天早晨坐在儿童房的镜子前，拍拍、揉揉、刷刷，只为了在学校里拥有“完美的焕彩光泽”（the perfect Glow）？这是美容工业搞砸了，还是互联网，亦或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或者到头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一半是儿童游戏，一半是对这个既定世界的对话？

2025 年 12 月 6 日，格蕾塔（Greta）在 Tiktok 上发布了她的第一个视频，频道名为 Project_glow。“嘿大家，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圣诞节想要的礼物。”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女孩，长发扎在脑后，戴着心形耳环，笑容从未消失。深粉色口红，眼线，睫毛膏，额头和脸颊上闪烁着瓷器般的光泽。一切都非常含蓄，但依然清晰可见。格蕾塔 13 岁。除了一件浴袍和一个泰迪熊，她还想要一套 Laneige 的迷你润唇膏套装、Mario Badescu 的洁颜油、e.l.f. 的遮瑕膏和眉胶，以及 Beauty of Joseon 的爽肤水。所有产品都被简短地展示了一遍。92 秒，序幕就此拉开。她立即因此获得了约 500 条评论和 25,000 个赞。

格蕾塔说：“对我来说，这不仅仅关乎我最终看起来的样子，而且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感到快乐。”

格蕾塔的母亲表示，孩子必须具备一定的成熟度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容技巧

格蕾塔的母亲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种游戏，就像以前玩 Schleich 动物玩具那样。所以只要一切还在可控范围内，我的态度就相对宽松。”

要到达这里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来到格蕾塔和她的母亲苏珊娜身边，她们位于德国中部一座城市边缘的一栋联排别墅的开放式餐厨空间里。这条路横跨了 TikTok，沿着无穷无尽的视频库延伸，这些视频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形式。有“开箱视频”：女孩在镜头前拆开化妆品，将产品展示给镜头并表现出兴奋。有“教程”：女孩讲解如何画眼线，或如何正确执行 10 步护肤流程。还有“门店探访”、“产品评测”以及 GRWM 视频——这代表“跟我一起准备”（Get Ready With Me），记录了一个浮肿、有斑点的早晨面孔如何蜕变为一张平滑、光彩照人的校园面孔。GRWM 视频尤其受欢迎，因为它们通过快进演示，任何“灰姑娘”如何变成“辛德瑞拉”。为此所需的一切就是洁面乳、保湿霜、精华液、爽肤水、面霜、凝胶、眼贴、刷子、镊子、小刷子、海绵以及抽屉里满满的化妆品。

这些视频涵盖了所有形式，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的所有女孩都可以参与：有高雅的、粗俗的，或多或少富有的，严肃的，有趣的，尴尬的，几乎像模特的，以及那些带着痘痘和肉肉的、每天早晨慢悠悠走在身边去赶公交车的普通女孩。这是一个极少出现贬低或仇恨的世界，这里飞舞着爱心、笑脸和赞美（最常见的评论是：“你太漂亮了！”）。这也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偶尔会有母亲出现在画面中，说些友好的话或接受简短采访。父亲没有出现，男孩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世界的最高信条是：消费是好事。它带来乐趣，让人快乐，通过银行账户让人变得更美。

她动摇了关于“丝芙兰小孩”（Sephora Kids）的许多假设：格蕾塔阅读索菲·帕斯曼（Sophie Passmann）的《她怎么能这样？》（Wie kann sie nur?），并在 TikTok 上分享化妆技巧。 照片：PROJECT_GLOW

在首次亮相 TikTok 五个月后，发布了 51 个视频，人们坐在格蕾塔家的餐桌旁。她刚从学校回来，早晨得匆匆忙忙地准备。“我用了一点遮瑕膏，一点腮红，稍微处理了一下睫毛。基本上就这样了。”她身材娇小，但自信心强，说话生动，思考成熟得几乎可以直接出版，她在文理中学 7 年级的成绩非常优秀。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人们正在阅读的书，即索菲·帕斯曼的《她怎么能这样？》。这位聪明的 13 岁女孩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动摇许多关于“丝芙兰小孩”的假设。

但并非所有假设都会被动摇。

格蕾塔 10 岁时得到了她的第一部手机，11 岁时在 TikTok 上看到了第一批视频。“我觉得很有趣，人们坐在镜头前，在看不见对方的情况下与这么多人交谈。于是我也开始尝试，每当我早晨准备好后，就对着镜子说话。就好像那是我的相机一样。后来我问父母，建立一个频道是否更有意义。因为对着镜子说话是没有用的。”

父母曾反对了两年。他们听到的关于 Tiktok 的好话寥寥无几。而且，当孩子在互联网上展示面孔并公开身份时可能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可能会被推上数字时代的耻辱柱，或者被同学认出并遭到嘲笑；他们可能会被年长男性以极其糟糕的方式“喜爱”，而且谁知道某天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男人站在联排住宅的门前等待。但另一方面：“这是格蕾塔的一个巨大梦想。在某个时刻，我们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支持这种梦想。”身为高中德语和艺术教师的苏珊娜说道，“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如果她开设频道，我们作为父母必须陪她走这条路，并与她保持沟通。不过，我们反正一直都在这样做，时刻如此。”

Project_glow 是通过苏珊娜的账号运行的。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13 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在 Tiktok 上开设账户，16 岁以下的孩子则有多种功能被禁用，其中一项就是无法接收私信。相反，在这些“丝芙兰小孩”（Sephora Kids）的账户中，有时会提供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在极少数情况下该地址指向某种形式的经纪管理，但大多数时候指向一名家长，通常是母亲。在发送给此类地址的 12 封采访请求中，只有一封得到了回复。那就是来自苏珊娜的。

她为什么回应？“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应该被报道，”她说，“即使是批判性的报道。”她在网络各处看到很多频道，年纪很小的女孩在上面发布可疑的内容，包括一些可疑的个人照片。“父母必须意识到他们在这里也承担着责任，他们对待这件事往往过于随意，任其发展。”苏珊娜并不认为一个 13 岁的孩子开设自己的 Tiktok 频道原则上就是可以接受的。“必须确保孩子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理智和成熟度——并且在此之后仍需进行严密的陪同引导。”

对她而言，严密的陪同引导具体意味着：在格蕾塔发布每个视频之前，她都会先观看一遍。她会留意背景中是否出现了可能泄露格蕾塔身份的信息，或者她是否不小心说了一些日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话。确保她没有化性感妆、做出性感动作或做任何“不符合儿童身份”的事情（“丝芙兰小孩”短视频下出现频率第二高的评论是：“你几岁了？？？？”）。她阅读所有评论；将那些愚蠢的、纠缠不休的以及令人厌恶的关注者屏蔽掉。曾有一个男人写了一些露骨的性内容——“在同一秒钟内被删除，屏蔽，消失”。之后，苏珊娜和格蕾塔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Project_glow 目前拥有约 6700 名关注者。这是一个正常数值，在德国只有极少数孩子拥有超过 100 000 名关注者，只有个别人能通过账号赚到很多钱。其他人被称为“微影响力者”（Mikro-Influencer）。也就是说，有 6700 人在听她说话——格蕾塔本可以向他们讲述学校的事，或者她最近在读的书。为什么她反而提供化妆教程，并向镜头展示保湿霜？

答案的第一部分是：“我觉得拥有这么漂亮的包装、尝试新产品并观察其他人如何使用它们太棒了。我也因此影响了我的母亲。我们热爱一起去 dm 逛逛，看看那里有什么新品。这是让我们完全产生共鸣的事情。”

回答的第二部分：“我是一个非常习惯于常规的人，我不喜欢任何事情脱离轨道或发生改变。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有这样一个仪式：点一支蜡烛，坐在化妆镜前，简单地打理一下脸部和头发。比如在写数学考卷感到紧张之前，能拥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小时。如果这个仪式被取消了，我一整天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会觉得，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时间。”

回答的第三部分：“其实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的。但有时会发现，自己看起来有些疲惫。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想把黑眼圈去掉，或者涂一点腮红。当我觉得‘噢，现在看起来更漂亮了’，这能让我感觉更舒服。这样学习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孩子们一直以来都在模仿成年人的言行，无论好坏。他们观察的不再仅仅是父母和日常环境，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观察整个世界。女孩们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在那里学习如今成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你要注重保养。你的脸要匀称，拥有丰满的双唇、有神的眼睛和光彩照人的肤色。你要留长发。你要苗条。你不能显老。抗衰老永远不嫌早。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你不仅会变得更美、更健康，还会更受欢迎、更幸福。

这是对“丝芙兰小孩”（Sephora Kids）现象，或者皮肤科医生最近称之为“化妆厌食症”（Cosmeticorexia）现象最显而易见的解释。但这远非唯一原因。通过尝试化妆品并就此交流，女孩们体验到了一种集体归属感——与朋友之间，与母亲之间，这种情况一直如此。而如今，她们还在 TikTok 那个充斥着爱心的巨大回声室中体验这种感觉。因此，她们在一个舒适的社交空间中培养性别意识，而这个空间将“女性”与“美丽”联系在一起。在 Lund 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中这样写道：“女孩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客体，必须通过美容产品进行改造，以满足社会期望并获得外界的认可。她们的关注点在于外貌和对审美理想的追求，而非内在价值和人格。”

尽管这令人感到压抑，但在女孩们的日常生活中，护肤和化妆首先意味着一件事：支撑。在充满战争、环境灾难、争吵和数学考卷的、令人困惑且日益威胁的世界中，每日的美容流程成了安全锚。在她们看来，注重保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发生什么真正糟糕的事情。而幸好，有一个永远不缺辅助手段的产业在支撑着这一切。

除了色情产业，美容产业是世界上最蔑视女性的行业。它每年通过一个简单的三步法则创造 600 到 7000 亿美金的营业额：第一，让我们通过向女性轰炸完美的身体和面孔，系统性地摧毁她们的自尊心。只要我们在所有可用渠道不间断地这样做，最终即使女性知道这些身体和面孔是虚假的，她们依然会觉得自己很丑。

当女性致力于追求身体完美时，我们将其称之为“自我关爱”

其次，一旦女性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面孔存在缺陷且需要改进，我们就向她们推销药方：肉毒杆菌素、填充剂、减肥针、眼睑提升、丰唇、缩胸、美甲贴片、接发。我们向她们出售数以吨计的口红、腮红、眼影和睫毛膏，而这些东西她们永远也用不完。还有数以百升计的实验室液体，尽管她们永远无法通过涂抹这些产品来自然地消除皱纹、色斑或黑眼圈。但如果第一款面霜没有起作用，那就更好了：我们只需花更多的钱向她们推销第二款、第三款，甚至第十款。

第三，为了让女性不会在某个时刻失去追求身体完美的动力，我们将此转化为一件积极的事情。我们不再将其称之为“工作”，而称之为“自我关爱”（Selfcare）。因此，那些在消除身体缺陷上投入时间较少、金钱较少的女性，并不是更自由，而是她们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索菲·帕斯曼（Sophie Passmann）在《她怎么能这样？》（Wie kann sie nur?）中写道：“通过将护肤、节食文化、美甲店消费、化妆和脱毛定义为一种自我关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类别，其中的事情突然之间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根本不容质疑。与此同时，所有不属于这个类别的行为都被妖魔化了。”

这就是该行业的运作方式，而几年前，它将最新的、更容易被操纵的目标群体锁定在了：8岁以上的女孩。

邮件在2月11日寄到。“你好，格蕾塔（Greta），我是来自 Naran Labs 的 Suz，这是一家与 Abib 等 K-Beauty 品牌合作的网红营销机构。”K-Beauty 代表韩国美容产业，它是继法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美容产业。如今，它定义了趋势，并为其产品定出了一些最高的价格——Laneige 的唇膜售价 24 欧元，Beauty of Joseon 的 Glow Boosting 护肤套装售价 189 欧元。在“丝芙兰小孩”（Sephora Kids）的认知中，K-Beauty 是金标准。

“你在所有帖子中展现出的亲切且个性化的风格，让你的观众能够很容易地认同你的美容评价和心头好产品，”Suz 继续写道。随后她提出了一项合作：格蕾塔可以参加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赠礼计划，即免费收到 Abib 的产品。作为回报，她需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发布三段使用这些产品的视频。Suz 强调，这在最初并不是一项付费广告活动。但接下来的内容被加粗显示：“但是！”如果格蕾塔的内容被评为“卓越”（outstanding），她随后将在每个平台每发布一条内容获得 50 欧元。如果有两段以上的视频被评为“卓越”，对方将向她提供付费合作机会，包括该品牌及其他品牌，此外还将提供更多产品赠礼。原则上，对方对长期合作关系感兴趣。

格蕾塔说：“我觉得太酷了，我现在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韩国护肤品牌。而且这不是买的，也不是生日礼物。我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它。”

在法律上，这种情况处于灰色地带。在德国，儿童可以在严格的条件下被用作广告代言人，其中一项要求是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格蕾塔的父母同意了）。但一旦利用儿童作为消费者的缺乏经验，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如果一名十岁的网红宣传一种面霜，并向同龄的粉丝传达他们绝对需要这种面霜，这可能会演变成法律诉讼。

制造商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稳妥策略：没有任何一个被孩子们购买并追捧的品牌会明确地将他们作为目标群体。相反，品牌方发送的是更微妙的信号，而女孩们同样能心领神会。包装的色调通常与玩具架上的独角兽和 Lillifees 相同，大量使用柔和的马卡龙色和闪粉，并附带一些可爱的小配件。Drunk Elephant 的 Lala Retro Whipped Cream 售价 66 欧元，挤出管口时先呈花朵状，随后像喷射奶油一样成型。此外，品牌名和产品名听起来像甜点店，或者像加勒比海的日落：Juicy Bomb, Milk Makeup, Summer Fridays, Glow Recipe, Sol de Janeiro……一切听起来如此甜美，看起来如此漂亮，闻起来如此芬芳。在 TikTok 上获得了如此之多的点赞！

并非所有制造商都能以此逃脱责任。今年 3 月，意大利竞争管理局 AGCM 对 Sephora 以及其法国母公司 LVMH 的办公场所进行了搜查。指控称：Sephora 采取了一种“极其阴险的策略”，利用极年轻的女性影响者，诱导 10 岁以下儿童“强迫性地购买化妆品”——其中包括抗衰老面霜、面膜以及其他仅限成年人使用的化妆品。LVMH 赶紧保证称，公司遵守所有现行规定。该程序仍在进行中。

虽然关于“化妆品厌食症”（Cosmeticorexia）对儿童心理影响的长期研究尚不存在，但健康风险已得到充分证实。在 2025 年发表的一项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皮肤科医生分析了 TikTok 上的护肤视频，其中包括“10步护肤法”，女孩们在短短几分钟内涂抹十种不同的物质。

结果显示：7 至 18 岁的女孩在面部护理中平均使用六种不同的产品。在点击量最高的视频中，这些产品平均含有 11 种皮肤刺激性活性成分，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受影响者往往在余生中必须避开特定的肥皂、洗发水和化妆品。共同作者莫莉·海尔斯（Molly Hales）表示：“这种极高的皮肤刺激风险，既是因为同时使用了多种活性成分（例如羟基酸），也是因为同一成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重复涂抹，因为它可能包含在三种、四种甚至五种不同的产品中。”

荒谬之处在于：儿童天生就拥有 40 岁以上女性所向往的皮肤；而这类产品最初正是为后者开发的。皮肤科医生反复指出，正常的儿童和青少年皮肤除了防晒霜以及必要时的痤疮药物外，根本不需要任何面霜。恰恰相反：在幼年时期，面霜、精华液和面膜更容易引起皮肤刺激。滋润的抗衰老制剂不仅完全不合适，而且通常含有维生素 A 衍生物（如视黄醇），这可能导致发红、脱屑和起痘。通常情况下，一旦停止使用该产品，此类症状会再次消失。

“我用了一点遮瑕膏，一点腮红，稍微刷了下睫毛。基本上就这样了。”

针对《南德意志报》（SZ）关于是否计划为抗衰老产品购买者设立最低年龄限制的询问，丝芙兰（Sephora）和 dm 的市场部门均表达了回避态度。丝芙兰方面表示，公司绝对重视包括年轻客户在内的所有消费者的福祉，并遵守“全球最严格”的欧洲监管条例。其员工在各方面都经过培训，随时可提供咨询。dm 的发言人写道：“将护肤或抗衰老产品有针对性地面向儿童，并非我们产品线规划的一部分。”目前不考虑引入最低年龄限制。

但制造商怎么说？在为本文联系的 15 个品牌中，有 5 个表示目前没有时间进行采访。其余品牌甚至连拒绝信都没有发回。只有一家制造商在经过详细的预沟通后，最终同意进行视频通话。这个话题有多敏感，或许可以从屏幕上的分屏数量看出：除了 Essence 的品牌负责人伊莎贝尔·坦布（Isabelle Tambue）外，还有两名市场部员工在线参与。

Essence 成立于 2001 年，是总部位于陶努斯地区苏尔茨巴赫（Sulzbach im Taunus）的 Cosnova 集团旗下的品牌。该品牌通过线上以及 dm 和 Rossmann 等药妆店销售，产品线主要包括唇彩、睫毛膏和腮红等彩妆产品。其目标群体非常年轻，这从其主页活泼多彩的外观和价格可见一斑：眼线笔 1.59 欧元，口红 3.20 欧元，几乎任何零花钱都能负担得起。

“我们是一个自认为能带来乐趣的品牌，”伊莎贝尔·坦布说，“这也是我们近年来如此成功的原因：在这种日益疯狂和沉重的世界里，这种多彩、积极的氛围很受欢迎。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有的需求：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涂一点唇彩，享受一小段休息时间，哪怕只有 30 秒。”她表示，这不仅适用于年轻女孩，也适用于成年女性。Essence 的核心目标群体年龄在 14 到 29 岁之间。

Essence 从一开始就押注于社交媒体——因为这比传统广告更便宜，而且与客户的亲近度自然是无可比拟的。在公司园区的一个工作室里，每天都在制作 TikTok 视频，镜头前站着的不是模特或演员，而是年轻的员工。其目标是呈现出“真实”、“有趣”和“俏皮”的感觉，而不是像 Instagram 频道那样完美。该品牌还与那些自己拍摄视频的积极消费者合作——但有一个关键区别：这些消费者必须成年，且报酬不是金钱，而是最新的化妆品。

Essence 有意识地仅提供少量护肤产品且不提供任何抗衰老产品，因为正如伊莎贝尔·坦布所说，“这类成分不应该出现在年轻的皮肤上”。但她同样不赞成设立年龄限制，认为零售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缺乏的是科普，不仅是品牌和社交媒体，在家庭中也是如此。父母应该了解孩子在用什么护肤。理想情况下，大姐姐或学校操场上的朋友也会提醒：小心，这个还不适合你。”

格蕾塔说：“当然我知道我现在不一定需要护肤品，因为其实我没有什么皮肤问题。但这是我日常流程中很美好的一部分。我会注意不要用太多，因为我知道这对皮肤不好。我完全不用抗衰老产品，更多是用一些补水的东西。”尽管如此，偶尔还是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那时她会停止使用这些产品。

她经常化妆，但并非每次都化，在疲惫或压力大的日子里，也会跳过这个步骤。究竟是因为化了妆心情会变好，还是因为心情好才化妆，这一点很难准确界定。“但并不是说我不化妆时会觉得自己赤裸或丑陋。”

格蕾塔和苏珊娜两人都认为自己是成熟的消费者。她们并不相信社交媒体上网红所说的一切。她们注意不过多地在化妆品上花钱，而且格蕾塔的大部分产品本身就是生日和圣诞节的礼物。最近，她们共同发起了一项“用完挑战”：她们希望在购买新产品之前，先把所有剩余的化妆品用完。然而，Project_glow 在这里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如果格蕾塔不再尝试新产品，人们对她频道的兴趣将会骤然下降。

儿童天生就拥有四十岁以上女性所向往的那种皮肤

母亲被女儿的热情所感染，她们现在共同探讨美容话题。对于苏珊娜的学生们来说，如果看到她的讲台上放着一支口红，而她很随意地随口说一句：“啊，这是新的‘西瓜炸弹’7号吗？我昨天给女儿的收藏买了一支，你觉得怎么样？”也会非常受欢迎。苏珊娜说，是她向格蕾塔学习，而不是相反。她现在也开始在点燃蜡烛的情况下进行早晨的美容护理。“而且我必须说：自从我关注这个话题以来，我的皮肤好多了。以前总是有点不干净。”

最后快速参观一下格蕾塔的房间，人们已经在 TikTok 上见过这个房间。这里明亮、温馨且收拾得极其干净，在巨大的化妆镜周围，她的宝贝们储存在抽屉里。芝麻开门：“这里是我的 Sol de Janeiro，也就是在美国也非常著名的身体喷雾。这是我的发带——我每次做护肤流程时都会戴上它。它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这里是我的刷子，这是我的护肤品，里面还有一些韩国产品。这里有爽肤水、面部喷雾、头发香水。而这里面是我的化妆品收藏。”以此类推。

问格蕾塔最后一个问题：她的 Project _glow 目标究竟是什么？当然是更多的粉丝。此外，还希望与她认可的品牌开展更多合作。也许有一天能以此赚钱，以便以后为自己的大学学业赚点外快。“但我无法想象将其作为职业。如果我每天都这么做，我肯定会失去乐趣，因为那时会面临每天上传视频的压力。包括私人生活方面，即使在状态不佳的时候也是如此。”

直到最后，人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消费主义、社交媒体以及女性美理想的潜移默化是否如此阴险，以至于即使是这个开明的13岁女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按照所有操纵技巧所引导？还是说，她正熟练地在市场和人们为她准备的琴键上演奏，以此获得自己的愉悦？

或者，是否在某种奇怪的方式上，这两个答案都正确？

亚洲 德国

关于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的辩论

针对左翼的媒体活动？

目标人物：埃利夫·埃拉尔普，柏林左翼党市长候选人。 照片：SEBASTIAN GOLLNOW / DPA

1. Oktober 的评论《不合格担任此职》，2. Oktober 的评论《法治适用于所有人》：

关于“如此”这个词

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在这里，委婉地说，这句话让人感觉不舒服：“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她如此渴望成为市长……”除了所有顶尖候选人都渴望成为市长之外，这个“如此”暗示了这位候选人并没有正当的政治目标，而仅仅是一个可笑的愿望。糟糕，非常糟糕，亲爱的埃斯林格（Esslinger）先生，您这样做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刻板印象的标签之中，希望您并不想被如此定义。——雷娜特·克拉夫特（Renate Kraft），汉堡

毫无疑问？

多年来我之所以喜欢阅读《南德意志报》，正是因为我期待它能提供差异化的分析——尤其是在评论版块。因此，我发现埃斯林格先生关于埃利夫·埃拉尔普的评论更加令人费解。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这句话：谁想成为市长，就必须“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在任何方面都毫无疑问”。按照这个标准，还有哪个民主政客能够胜任职务？决定性的应该是具体的言论和行为，而非关联之罪。

遗憾的是，我认为这篇评论并非偶然的失误。尤其是自柏林选举以来，我观察到《南德意志报》对左翼的评论越来越趋于概括化。当然，党内反犹主义或极端主义立场的真实问题应当被调查和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应在个人、党内团体和整个政党之间做出精准的区分。

如果相反地采用联想和概括的手法，那么《南德意志报》就趋向于一种运动式新闻（Kampagnenjournalismus），而我恰恰希望看到一家自由主义的高质量报纸能与此截然不同。我对一家阅读多年的报纸产生这样的印象，令我深感失望。

——托斯滕·利德克（Thorsten Liedtke），汉堡

像《图片报》一样的运动

直到不久前，我还坚信《南德意志报》在可能实现的范围内，从事着中立且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然而在涉及左翼和埃利夫·埃拉尔普的问题上，情况绝非如此。其报道和评论文章更像是我们在《图片报》（Bild）和 Nius 等媒体上看到的运动。埃斯林格先生周四的评论文章以及关于“红色援助”（Rote Hilfe）的“当前词典”就是典型例子。作者否认埃拉尔普女士具备担任市长的能力，因为她直到去年还是“红色援助”的成员。而埃斯林格的文章将该组织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称其为左翼极端分子辩护。

此外，“当前词典”（我一直将其视为选定评论文章的一种事实背景，而非评论本身）仅反映了宪法保卫局的观点，以及“红色援助”曾为红军旅（RAF）恐怖分子辩护的事实。周五的一篇副刊文章纠正了“当前词典”中扭曲的、至少是极度简化的视角，指出“红色援助”的起源，并强调即使是左翼极端犯罪者也拥有获得辩护权的权利。

我希望《南德意志报》能有更多勇气公开编辑部内部的不同观点，并将它们联系起来。这样作为读者我才能理解，而不需要假设自己成了某种攻击运动的目标。

——克里斯托夫·维特（Christoph Witte），慕尼黑

并非见不得人

左翼首席候选人埃拉尔普（Eralp）曾是“红色援助”（Rote Hilfe）协会的成员，因此德特莱夫·埃斯林格（Detlef Esslinger）认为她不具备担任市长的资格。哈夫（Haaf）和埃斯林格两人都没有区分被指控者与被定罪者。“红色援助”为被指控犯有罪行的左翼人士组织法律援助。在埃斯林格看来，这些人成了“犯罪分子”，而在哈夫看来，则是“与法律发生冲突的人”。为左翼被指控者提供法律援助并非见不得人的事情。加入“红色援助”协会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支持法治国家，正如埃斯林格所暗示的那样。这让我想起联盟党政治家针对“庇护产业”发起的运动。行使权利被解读为滥用权利，而那些试图帮助寻求庇护者的律师则遭到诋毁。 爱德华·贝洛蒂博士（Dr. Eduard Belotti），奥格斯堡

深具民主精神

在法治国家，被告获得律师协助是惯例。被告只有在判决公布后，才会成为“犯罪分子”或一名“清白公民”。那么，为什么《南德意志报》在对待“红色援助”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报纸在提及“红色援助”时写道，该组织支持犯罪分子。而“红色援助”实际上是为因政治行动而被起诉的被指控者提供律师对接。因此，这些人首先并不是犯罪分子，只有法院才能做出此项认定。因此，“红色援助”更像是一个深具民主精神的组织，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人们可以不认同该组织所代表的政治方向，但作为“第四权力”，报纸应当坚守法治国家的原则。

托马斯·扎赫迈尔（Thomas Zachmayer），慕尼黑

阅读推荐

我担心埃斯林格先生在关于埃拉尔普女士及其“红色援助”成员身份的评论中，公开了一种认为为政治左翼犯罪分子辩护是不光彩的立场。

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宪法的精神是不相容的。我强烈推荐阅读同事威利·温克勒（Willi Winkler）的文章，他对“红色援助”这一主题的论述极具启发性。尽管如此，我很高兴本报也能发表那些我不认同的观点。

弗朗茨-约瑟夫·格吕默（Franz-Josef Grümmer），柏林

被告拥有权利

感谢威利·温克勒用专业且清晰的语言对“红色援助”进行科普，该组织目前在那些迷信宪法保卫局的媒体中声誉不佳。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例如被告也拥有权利）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公众意识，这足以说明我们社会的现状。

在一个遗忘历史和原则的社会中，像目前针对柏林左翼和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那样开展的抹黑行动极其奏效。投入成本极低，而破坏效果却极其严重。同时也感谢编辑部刊登了温克勒的文章。

哈特穆特·林德纳（Hartmut Lindner），科林

读者来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来信可能会被删减，并可在《南德意志报》的所有版本和渠道（包括印刷版和数字版）中发布，且必须注明姓、名及居住地。请将您的来信发送至 forum@sz.de，并注明所参考的《南德意志报》相关文章。

更正

在 10 月 26 / 27. 出版的第二册《这里曾是一座集中营》中，一段关于达豪集中营（Dachau）位于阿拉赫（Allach）的分营的列举中提到——集中营囚犯必须在阿拉赫的宝马（BMW）工厂进行强迫劳动。但实际的分营位于该工厂附近，属于费尔德莫兴（Feldmoching）地界。

»» 在 10 月 6. 的《没人喜欢你》（文化版）中，几段关于欧洲和非洲发明数量的引用被错误地归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择党（AfD）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实际上，这些话是由播客主持人本·贝尔恩特（Ben Berndt）在与齐格蒙德的对话中说出的。

»» 在 9 月 25. 《南德意志报》体育版慕尼黑印刷版第 21 页的“谁将成为奥运候选人”一文的图片说明中，两张图片中的上方一张被错误描述。图中显示的并非如文中所述的慕尼黑奥运中心，而是一个带有科隆大教堂的背景。后者依然位于科隆。

»» 在 9 月 29. （体育版）关于爱尔兰与以色列之间欧国联足球赛的《带有政治信息的哀悼饰带》一文中写道：“爱尔兰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位于都柏林的以色列大使馆已被关闭。”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关闭都柏林以色列大使馆的并非爱尔兰，而是以色列政府本身，这是为了回应其认为的爱尔兰“极端反以政策”。爱尔兰此前已加入南非在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

编辑部消息

在享有盛誉的“守护者奖”（Wächterpreis）和“西奥多-沃尔夫奖”（Theodor-Wolff-Preis）这两项新闻奖项的历史上，首次由同一个评审团决定了两项奖项的获胜者。西奥多-沃尔夫奖是德国媒体行业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自1962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该奖项由德国数字出版商和报业发行商协会（BDZV）颁发。

在“社会与对话”类别中，评审团授予了马文·库（Marvin Ku）因其为《南德意志报》杂志撰写的文章《并非来自此地》（Nicht von hier）而获奖。评审团认为，作者将自身关于“移民背景”这一概念的体验与科学及政治视角幽默且深入地结合在了一起。

雅各布·施伦克（Jakob Schrenk）凭借同样发表在《南德意志报》杂志上的随笔《淹没在话语之流中》（Das Ertrinken im Redefluss），在“未来与责任”类别中获奖。评审团赞扬作者以“警示、风趣且精准”的方式展现了沟通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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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和东南部有雨，其余地区较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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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低压系统决定了中欧的天气。在多云至浓云的情况下，将出现频繁的阵雨，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英国群岛、法国和瑞典南部同样天气多变。巴尔干地区以及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也将出现降雨。相比之下，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北意大利的天气则较为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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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南部将持续降雨。不过，降雨将在傍晚前缓慢向奥地利和捷克方向移动。其他地区则在晴朗与多云之间交替。尤其在沿海地区和西北部，会出现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仅在 9 到 17 度之间。此外，将刮起中等至强风，在沿海地区和中低山地则会出现强风。

科隆< / td><>阵雨< / ><>16°< / >< / tr><><>康斯坦茨< / ><>阵雨< / ><>16°< / >< / ><><>莱比锡< / ><>多云< / ><>17°< / >< / ><><>林道< / ><>阵雨< / ><>16°< / >< / ><><>叙尔特岛利斯特< / ><>雷阵雨< / ><>14°< / >< / ><><>吕贝克< / ><>阵雨< / ><>15°< / >< / ><><>马格德堡< / ><>阵雨< / ><>18°< / >< / ><><>曼海姆< / ><>多云< / ><>18°< / >< / ><><>慕尼黑< / ><>阵雨< / ><>15°< / >< / ><><>纽伦堡< / ><>阵雨< / ><>15°< / >< / ><><>奥伯斯多夫< / ><>降雨< / ><>14°< / >< / ><><>奥斯纳布吕克< / ><>阵雨< / ><>16°< / >< / ><><>帕绍< / ><>阵雨< / ><>15°< / >< / ><><>罗斯托克< / ><>雷阵雨< / ><>16°< / >< / ><><>萨尔布吕肯< / ><>多云< / ><>17°< / >< / ><><>什莱斯维希< / ><>雷阵雨< / ><>14°< / >< / ><><>什未林< / ><>阵雨< / ><>15°< / >< / ><><>斯图加特< / ><>阵雨< / ><>16°< / >< / ><><>特里尔< / ><>多云< / ><>17°< / >< / ><><>威斯巴登< / ><>多云< / ><>17°< / >< / ><><>楚格峰< / ><>降雪< / ><>-1°<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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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1960年出生于伦敦，父母为犹太人。他是一名律师、作家，同时也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法学教授及国际法院研究中心主任。 照片：SAMUEL KIRSZENBAUM / BÖRSENVEREIN

“德国正变得日益孤立”

由延斯-克里斯蒂安·拉贝（Jens-Christian Rabe）和罗南·斯坦克（Ronen Steinke）采访

法学家兼作家菲利普·桑兹谈巴勒斯坦、德国——以及在面对权势者的肆无忌惮而产生阴郁想法时，什么能有所帮助。

66岁的英国人菲利普·桑兹将于本周日因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而获得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他撰写了多部严谨且叙事精湛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如《重返利沃夫：论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的起源》（2016）、《最后的殖民地——印度洋上的反人类罪行》（2022），以及最近在2025年出版的《伦敦38号的失踪者——论皮诺切特在英及一名纳粹分子在巴塔哥尼亚》。但最重要的是，他作为律师在国际法院出庭。2024年2月，他在海牙国际法院发表的辩护词引起了全球关注。桑兹谴责了以色列在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占领行为的非法性——随后法官们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并要求以色列撤军。在书展前的视频通话中，人们感受到一位既深思熟虑又格外友好的对话者。

南德意志报（SZ）：桑兹先生，您是否仍经常想到，您迄今为止在国际法院最著名的辩护词至今尚未产生后果？当然，中东冲突尚未以一种符合这些明确法律规定方式得到解决。

这个表述非常外交。这个案例是否恰恰证明了国际法极度的无力感？

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因为法律在那里所起的作用是划定一个框架，未来的政治冲突解决方案必须在这个框架内运行。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目前有98个国家参与海牙的诉讼程序，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国际法的理念在今天的影响力远比以往任何时代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

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向海牙发出几句诅咒后，就简单地像往常一样继续行事。是的，局势依然像噩梦一样，而且是对双方的人而言。但有一件事确实已经发生了改变，仅仅是通过我们在海牙争取到的法庭判决。全球许多国家已经决定承认巴勒斯坦国。在欧洲，德国因拒绝给予巴勒斯坦这种承认而持有的立场，现在正变得日益孤立。

[...OMITTED...]

“无论如何，莫斯科的统治者们很清楚他们做了什么。”

对于德国的情况，人们也可以做出这样悲观的解读：国际法法院的判决只能打动那些愿意被其打动的人。

是的，我们无疑需要持久的耐心。我作为一名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朋友这么说。但恰恰当家族中的一名成员行为不当时，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相反，无论履行责任多么困难，我们都肩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在工作中，当我有时产生消极想法时，我会回想起国际法先驱如赫希·劳特帕赫（Hersch Lauterpacht）或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

……两位波兰裔犹太思想家，他们定义了“种族灭绝”这一概念并将其确立在法律之中……

……回想起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可能感受到的那种渺小与无力感。如果他们当时蜷缩在角落里哭泣，我们也无法责怪他们。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今天拥有他们所创造的积极成果。这应该提醒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简单地继续工作。进一步，退一步，向侧面走一步，然后再向前走一步。

但这不是很荒诞吗：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频繁地讨论国际法——但像普京这样有影响力的权力掌控者根本不关心？

这并不完全正确。他们确实关心。如果仔细观察，情况会变得很有意思：俄罗斯在所有关于乌克兰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中，始终开出的条件是，必须首先对俄罗斯的罪行实施全面特赦。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意味着俄罗斯人也害怕国际法？

无论如何，莫斯科的统治者们很清楚他们做了什么。显然，他们也知道根据现行国际法，预期的后果会是什么。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已经有了一个开端？

1945 年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受审的历史时刻具有开创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法不仅承认国家的权利，还承认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这是一场革命。而现在，由于这一成就正受到攻击，它正处于危险之中。攻击者包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但令我着迷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参与这次攻击。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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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您举个例子：自 1948 年以来，得益于拉斐尔·莱姆金等人的工作，我们拥有了一部防止种族灭绝的公约。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类似的防止反人类罪行的公约。但您猜猜今年发生了什么：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反对，美国持保留态度，世界各国已开始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人类对公正规则、对法治的追求，最多只能被这些强权国家延缓，而不能被阻止。这里正在发生一些更宏大、更具历史意义的事情，尽管进展缓慢。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那些小型和中型国家再次在纸上谈兵。而那些强大且有权势的国家则坚信，最终不会有任何“世界法警”能强迫他们做任何事情。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国际法时，当时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年轻研究员，偶尔有机会与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律历史学家约翰·贝克爵士（Sir John Baker）共进午餐。他是一位非常优雅的人。每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苦思哪个有趣的国际法问题时，他总是微笑并说类似这样的话：“啊，菲利普，在 1472 年的英国法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而我们花了 275 年才将其彻底解决。”这类事情就是如此，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根本不需要国际法，除了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权威，这会引发什么？

如果华盛顿的最高法院随后还证明，总统可以随心所欲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这些华盛顿的法官实际上是在向 1945 年纽伦堡审判的理念竖中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念在当时主要是由美国建立的，由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代表。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不过，目前的局势确实变得相当尖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在其他方面似乎也不太在意法律。

然而，当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国司法系统崩溃得极其迅速。而目前的美国在整体上则完全不同。这让我感到非常有信心。

“进步是循序渐进的。任何为此而战的努力都不会完全徒劳。”

但最高法院的一些裁决难道没有让您感到非常愤怒吗？

当然。但我是一名牙医的儿子，因此骨子里是个实用主义者。即使是微小的细节也能证明一个制度在发挥作用。

纽伦堡审判中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其著名的开庭陈词中承诺，国际刑法的新规则有一天也将适用于那些在纽伦堡受审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这个承诺直到今天尚未实现。

我不会完全这么说。例如，针对美国在伊拉克的犯罪指控，以及针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指控，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对方表示将进行内部调查。50年前，美国或以色列的军事负责人根本没有这种意识，而现在他们认为这样做更好，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国际社会的预期。法律能防止犯罪发生吗？不能。但法律因此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吗？同样不能。我们处于两者之间。进步是循序渐进的。任何为此而战的努力都不会完全徒劳。您真是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

绝对如此，而且我可以向您解释原因：在我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1998年，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基于一名西班牙法官关于反人类罪的指控而被逮捕。在我学生时代，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说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教授们会笑我的。但它确实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保持乐观。反弹永远会存在，这是必然的。那又怎样？我是律师，心理承受能力强，直接着手处理下一个案件就好。

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国家因种族灭绝指控而被判定有罪。作为律师，您目前正在国际法院为缅甸政府对待罗兴亚族群的行为应被定罪而进行辩论…… ……是的，根据法官在缅甸案中的裁决以及他们制定的标准，这将很快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是否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产生关联。

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1945年后，德国从未作为国家被定罪，审判对象始终仅限于个人。波斯尼亚曾尝试让塞尔维亚因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他地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被定罪。但国际法院表现得十分谨慎，称塞尔维亚不承担责任，因为斯雷布雷尼察的凶手是准军事组织，不受塞尔维亚控制。 现在，又一次尝试开始了。

在缅甸案中，可能会首次出现一个国家领导层作为整体被判定有罪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法院已经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即指示缅甸政府停止某些特定行为。

这让那里的权势者感到震撼了吗？

并非完全。但有些行为确实停止了。在法院做出裁决后的第二天，我们律师收到了一张由罗兴亚社区成员发送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挤满人的大房间，他们通过直播观看法院的裁决，并举起一张写着简单信息给我们的纸条：“谢谢”。 您认为，是什么在驱动这些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我们在海牙取得的微小成功并非毫无价值。就像加沙的人们同样在意法院是否站在他们这一边一样。这给了他们希望。就在我在海牙就罗兴亚人案件发表总结陈词之前，我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托马斯·布根塔尔（Thomas Buergenthal），他曾长期担任国际法院的美国法官。他小时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他对我说道：如果早在1944年就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种族灭绝是禁忌且被谴责的，并且有一个法院愿意在全世界面前清晰明确地宣布，这种对待人类的方式是犯罪行为且必须停止——那么，这或许不能立即改变什么，但它至少能让我们产生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盯着目标的原因。即便在如今这个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努力构建这个体系。 现在，1944年的奥斯威辛和2006年的加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者不是？ 现在，1944年的奥斯威辛和2026年的加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者不是？

当然。而且我也不能、不愿预判司法裁决。无论国际法院何时公布其在法律上如何界定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罪行，我随后才会说明，由此可以为界定加沙的罪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衡量标准还不够明确。在您的著作《重返利沃夫》中，您描述了两名波兰犹太法律专家赫什·劳特帕赫特（Hersch Lauterpacht）和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感到多么沮丧，因为盟军在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中最终几乎不愿关注“种族灭绝”这一主题。

美国人甚至阻止这个词出现在纽伦堡的判决书中！他们太担心这个指控有一天会像回旋镖一样反弹到自己身上。当时美国南部的系统性私刑针对黑人的行为已经非常普遍，对美国原住民的对待也是如此。德国书业和平奖对我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将法律工作的意义与写作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理念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维护和讲述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则。两者并非谁比谁更重要，但通过写作，我当然能触及比在法庭上辩护多得多的受众。

如果您必须在两项活动中选择一项，您会选择哪一项？

赢得一个单独的判决，还是写一部单独的小说，哪个是更大的成功？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书《重返利沃夫》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显然全球有近100万人因此发现了对国际法的兴趣。如果我们想保持1945年的势头，那么我们可能不能仅仅依赖法律专家和学者，还需要这样的作品。

在写作时，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脱离律师的角色？

我曾就此与贝尔纳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交谈过。我想知道他在写作时是否已经在思考读者将如何阅读他的作品。他说：绝不会。他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完全自由。

那么您呢？

我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顺便说一句，贝尔纳德立刻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两人如此不同。他说：“菲利普，我们之间的区别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是法官，而你是律师。”被说中了。

作者：托雷·劳施 (Thore Rausch)

莫里茨·冯·乌斯拉尔 (Moritz von Uslar) 两年前搬到了上弗兰肯地区的森林里，住进了一座掩映在深绿色云杉林中的灰色狩猎城堡。在那里，在一间拥有五扇大窗户的书房里，他写下了当代少数几个真正令人兴奋的在线博客之一——《来自森林的报告》(Meldungen aus dem Wald)。如今，这部作品已结集出版。书中写道：“闲聊的艺术 / The art of plaudering / 让文字随 blockrocking 节拍律动的方式 / 然后：砰，砰，重度思考 (heavy denking)，砰——，伙计，伙计。”

当乌斯拉尔写作时，听起来就像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在进门时用臀部不小心将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撞了下来。人们转过头来。是谁在那样说话？从九十年代起，当他变得可见、可闻时，这种整体形象引发了人们的嗤之以鼻。文化版面中经常被追问的问题是：没错，但一个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人，真的有话可说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学都在举办研讨会，研究像卡罗琳·瓦尔 (Caroline Wahl) 这样语言风格简约却大获成功的现象。乌斯拉尔今年 56 岁，在那些很早就解读东德的当代记录者（如《德国土地》 / "Deutschboden"）的经典行列中，他早已地位稳固，而他目前的生存状态是：护林员风格。

这位森林之子想立即向记者展示他的森林生活

马尔克特雷德维茨车站（Bahnhof Marktredwitz）。乌斯拉尔靠在栏杆上，穿着一件灰色粗呢外套，他站在那里的样子散发出一种巨大的平静感，且他本人也希望如此。早上好，是的，他过得很好，空气、阳光，那是自然。这位森林之子想立即向记者展示他的森林生活。乌斯拉尔坐进一辆银色的斯巴鲁森林人（Subaru Forester）中，车内他使用了一种标有“和谐”字样的香氛喷雾。气味：雪松。

乌斯拉尔曾在风格喧闹的《Tempo》时代精神杂志接受培训，随后在《南德意志报杂志》（SZ-Magazin）工作了很长时间，在《镜报》（Spiegel）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且处于极度抑郁状态，之后在《时代周报》（Zeit）工作。2024年他选择了退出，远离报社编辑部永不停歇的震颤，远离柏林。他的叔叔将近一千公顷的森林移交给了他。其中包含：一座巴洛克式狩猎宫殿、几栋手工艺人之家、一家客栈、池塘以及一座森林墓地。乌斯拉尔认为，他小时候经常来这里，但乡愁并不是他隐居的原因，不，他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故乡刻板印象”。他指出，必须知道的是，上弗兰肯地区（Oberfranken）本身就“结构性贫弱得出了名”。自从瓷器厂关闭以来，资本主义蹂躏了这片土地，但这比上巴伐利亚地区要让他喜欢得多，因为那里的一切美得令人发指。

巴伐利亚，那里的一切美得令人发指。 人们跟随他来到他的宫殿， 一座灰色的巴洛克建筑。乌斯拉尔 在预先防御地将其称为“房子”， 并补充道，纯从外观上看，它 也可以是一座“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出租公寓楼”。 他用一把大得近乎滑稽的铁钥匙 打开沉重的大门。他母亲的家族， 弗兰肯地区的乡绅，于1870年 接管了这座建筑。“别问我关于 这座房子的历史，”乌斯拉尔说，“我 并不了解。”人们必须倾听他那低沉的 讲故事叔叔般的嗓音，别无选择， 尤其是在这里如此产生回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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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他的贵族出身时，乌斯拉尔显得有些局促，他不想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因此请不要谈论祖先——

近一千公顷的森林：莫里茨·冯·乌斯拉尔（Moritz von Uslar）位于上弗兰肯地区的林区。 照片：FLORIAN MIEDL

重度思考 (Heavy Denking)

作家莫里茨·冯·乌斯拉（Moritz von Uslar）搬进了一座位于上弗兰肯地区的城堡。他在那里创建的在线博客现在被出版成了书。

撰写肖像画，描写木制家具，或者那个放着三角钢琴的小音乐厅之类的。没问题。但如果不是在这里，他会在哪里感到自在？“我的故乡是 Techno（电子舞曲）”，乌斯拉说，好吧，是指一个播放着 90 年代初 Techno 音乐的大厅。“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这里那么熟悉，抱歉。”他认为，如果在夜店里不能简短地大声吼出来的话，那么这件事根本就不值得被提及，更不用说记录下来了。

不要自欺欺人：在乌斯拉这种表演性的极端随意背后，是艰苦的工作。例如写作：这是一种全身心的体验。字母仿佛是从他的胸膛、从他的双腿中迸发出来的。在他那 592 页的书中，他的双脚在文学的油门和刹车之间猛踩。在世上最无关紧要的事物与最重要的事物之间交替穿梭。如果一位德国当代观察者能不在柏林地盘——那里所有人都挤在一起，而且可能都感到无聊——那真是太好了：“我的生活中需要上弗兰肯地区的平庸，这样才能甩出极其出色的 shit，”乌斯拉写道。他经常从森林中介入世界政治，例如谈到特朗普（“当然，这也是事实：他唱歌如此动听。看他如何把头歪向一边，让声音从他那橙色的脑袋里渗出、拖长、摇摆、像汤一样流出来”）。

将他的博客以精装形式印刷出来，这算是一个好主意吗？乌斯拉说，他已经有过足够多的主意了。但问题是：新闻业难道不应该重新增加更多实验性吗？

真正精彩的内容难道不是长期以来都在电影院或书店里吗？乌斯拉摆摆手，说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现在必须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找到一种立场！

在他的书中，他毫不掩饰这一点：“Fuck Trump”，“Fuck off, 柏林舍讷贝格的庸俗之辈”，“Fuck AfD”，“Fuck off 社交媒体厨师”。米歇尔·奥巴马曾说过：“当他们采取低劣手段时，我们要保持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乌斯拉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坚持要大声、不正确、像青春期一样。这不能交给右翼，对待右翼不应使用“细剑”作战，“不，应该直接用啤酒箱扔过去”。这种形式如此自由，有时又如此幽默，对他而言，写出这种报纸永远不会刊登的直白文字，是一种绝对迫切的需求。

现在他想带人“融入”森林，正如乌斯拉所称的，训练眼睛。在金色的秋日里，开着斯巴鲁汽车轻微漂移。乌斯拉不时停下来，指向“森林景象”，在那里记者应该学习如何“观察”。这里生长着哪些树种？树木分布得有多密？乌斯拉每天与他的林务员交谈，他们将木材销往全世界；如果需要寻找新的林务员，还会举行一次“林务员海选”。乌斯拉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名林业企业家？他开始讲述，在森林中压低了声音，虔诚地说道：“我装作，”长久的停顿，“好像我知道一些事情。”

这句话包含了乌斯拉写作风格的许多特点。他的记者形象并非一窍不通，但大多数时候也并非笃定。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比其他流行文化记者的作品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者总是大开大合地向人们解释世界，仿佛这个世界还没有复杂到无法被如此解释的程度。乌斯拉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并非在讽刺，他的目光四处游移，处于一种超敏感状态，能迅速察觉到对方是否感到寒冷，或者是否想要再来一份土豆沙拉；而且在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总能可靠地给出一个建议，告诉记者现在具体应该如何记录这一切。

继续在森林中进行视觉练习。人们欣喜地看到：道格拉斯杉、冷杉、山毛榉，还有雪松。而云杉——乌斯拉尔的森林中 70% 是云杉——将无法在气候变化中生存。可怕的蠹虫也威胁着它们。他的目光扫过树冠，寻找变色的针叶，那是被虫害的迹象。减少云杉，增加阔叶树，尤其是增加山毛榉，这就是这里已经实施了 40 年的计划。最近，德国铁路公司的员工砍掉了两棵位于受保护古道上的菩提树，那条古道种植于 1780 年，砍树原因是它们离铁轨太近。乌斯拉尔讲述道，当他收到这个消息时，正身处柏林的一家小酒馆，心中感到一阵刺痛。

他指向窗外，说这里需要进行疏伐，关键词是：林分密度。关键词是：自然更新。在完成森林盘点后，记者被各种专业术语搞得晕头转向，而这位森林所有者则变得紧张起来，就像所有作者一样，乌斯拉尔极其害怕让读者感到厌倦。“我是不是说太久了？”不，刚好。

18.30 点。现在想去喝杯啤酒。乌斯拉尔开着那辆银色斯巴鲁，在乡间公路上划着大弧线疾驰。每当路边的树木瞬间变得稀疏，地平线上捷克共和国起伏的丘陵便在巨大的、淡粉色的太阳下显现，起初是模糊的轮廓，随后变得清晰：这是一个属于古典大师和乡土诗人的傍晚天空，美得几乎有些过分。“THE BIG FRÄNKONIAN SKY（巨大的弗兰肯天空）”，乌斯拉尔大喊道，“yeeeaah”。

皮尔格拉姆斯罗伊特的“金太阳旅馆”。乌斯拉尔敲了敲所有的桌子作为问候。酒馆老板娘克里斯特尔给了“莫里茨勒”一个专门为他刻字的带盖啤酒杯。作为一名观察当下的观察者，他是否担心自己无法跟上森林的节奏？不，乌斯拉尔认为，他的思想早已老练，而且他会对此感到“fucking enjoyen（极其享受）”。对于乌斯拉尔来说，他手腕上那个“Let it rock”的纹身已经有些褪色，而当下是无法解读的，那些练瑜伽的人，一切都是流行，一切都是表面。莱夫·兰特的书会让他“吓死”。在这家旅馆里，棕色木桌上还铺着小桌布。时间仿佛静止了。乌斯拉尔指向楼梯说，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在 1995 年曾紧紧抓着那边的扶手说，这里太美了，他永远不想离开。

猎人桌上的话题：狼、政府失能、人造肉

一名红脸男人走了进来，他是乌斯拉尔森林的猎人们之一，被称作“男爵先生”。在被酒馆女老板责备并不得不将扛在肩上的猎枪重新收好后，大家坐在一起。猎人桌上的谈话主题是：狼、政府失能、人造肉。

周二清晨。为了拜访男爵先生，人们最后一次散步，穿过一段森林，在一个凉爽的秋日早晨，晨曦映照着呼吸。继续前行，经过手工艺人的房屋，穿过沉重的铁门，乌斯拉尔正坐在厨房里，摊开报纸。

乌斯拉尔将早餐蛋煮了将近六分钟，口感软糯，他说这简直是个笑话。当年在为《时代》工作时，乌斯拉尔多年来一直约名流共进早餐，早晨总有这样一种模糊感。给早餐者提供一点当日政治分析：总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乌斯拉尔说，梅尔茨就是一个“冷漠且古怪的家伙”，同时用刀切开鸡蛋；而戴着钢框眼镜的克鲁帕拉（Chrupalla）则能让德国的手工艺人们产生共鸣。顺便一提，对于仅靠情绪驱动的选择党（AfD），不能只靠事实核查来击败，但他说他现在得去看看咖啡了。

再次走到门外。早晨阳光灿烂，“What a great day to be alive（真是个适合生存的伟大日子）”，乌斯拉尔说道。他把握住了节奏。而谁还需要旋律呢？

莫里茨·冯·乌斯拉尔（Moritz von Uslar）：《森林报告：当代记录》，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科隆 2026年。592 页，26 欧元

获奖的 Booktoker：朱利叶斯-坎佩文学评论奖授予托马斯·萨克森迈尔

由 Hoffmann und Campe 出版社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颁发的朱利叶斯-坎佩文学评论与推广奖，其奖品设置十分古怪。奖品包括 99 瓶葡萄酒和一份海因里希·海涅《法国状况》的传真件。除了传统图书界许多知名人士外，罗杰·威廉森（Roger Willemsen）、埃尔克·海登赖希（Elke Heidenreich）和西娅·多恩（Thea Dorn）等人都曾对这些“超重行李”感到欣喜。

来自施瓦本的 Booktoker、Bookstagramer 兼 SWR 主持人托马斯·萨克森迈尔（Thomas Sachsenmaier，Instagram 账号 @thomas_bookclub）是首位选择无酒精葡萄酒的获奖者。这一点是在法兰克福书展的颁奖典礼上获悉的。在漫长且功勋卓著的获奖者名单中，他还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社交媒体创作者。

在视频中，萨克森迈尔经常坐在花卉沙发上，向镜头展示“畅销书”和其他书籍。萨克森迈尔来自社交圈（Bubble），但作为 SWR 的工作人员，他在传统领域也具有兼容性。简而言之：他是一位非常合适的获奖者，可以用来软启动对文学评论在制度层面的认知扩展。

塞巴斯蒂安·菲策克谈论“副刊界的精英乡村俱乐部”

为萨克森迈尔致赞词的，正是当代德国阅读量最高的作家塞巴斯蒂安·菲策克（Sebastian Fitzek）。在演讲中，菲策克挥起语言之铲，试图将他笔下互为敌手的两个阵营——副刊界与社交媒体创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

菲策克表示，如果仅仅将带着施瓦本口音的萨克森迈尔诋毁为一个古怪的 Booktoker（图书短视频博主），旨在“禁止他进入副刊界的精英乡村俱乐部”，那就太简单了。但这位获奖者难道不是一家公共广播文化节目的编辑吗？

菲策克认为，文学研究学者萨克森迈尔总能成功地让他的追随者们“也为莎士比亚欢呼”。在此过程中，他从未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批评，而是询问他们：“你喜欢什么？”这篇赞词的潜台词是：与之相反。这位 Booktoker 不高傲，那么与谁相反？他询问粉丝喜欢什么，那么与谁相反？也许是与所有那些并不认为塞巴斯蒂安·菲策克的书像其 2100 万多名粉丝那样完美无缺的评论员和批评家们相反。

但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并非必须：萨克森迈尔在文学领域所做的工作，与之前的获奖者一样功勋卓著。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日益多样化的中介角色中，迫切需要像他这样能够开拓文学新路径的人，如果书籍这种媒介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伯恩哈德·赫克勒（Bernhard Hec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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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该死的席琳·迪翁

人们在猜测什么：她真的在亲自演唱吗？ 这位歌手的健康状况能否支撑得住？ 在巴黎漫长的系列演唱会即将结束之际，答案揭晓了：是的，她做到了。

作者：奥利弗·迈勒 (Oliver Meiler)

上一次经历如此密集地迸发的欢乐，如此汹涌的歌唱之幸福感，是在什么时候？

周三晚上，接近 20 点，在拉德芳斯（La Défense）——这个拥有现代高层建筑的巴黎商业区，也是地铁线 1. 的终点站。人们从地下涌出，有年轻的，也有不再年轻的；有成群大笑的女友，有家庭，有穿着亮片裙的中年女性，也有许多男性，其中两人还装扮成了牛仔。他们奔向 Plenitude 竞技场，仿佛不敢相信那些昂贵的门票真的能保证他们拥有一个编号座位。不时有人哼起一首歌，随后所有人纷纷合唱，虽然跑调且气喘吁吁，但这并不重要。

一名年轻男子的 T 恤上印着：“Céline fucking Dion”（这就是该死的席琳·迪翁）。也许这句话涵盖了一切：粉丝们对这位明星反叛且坚韧地回归的全部敬意。他们曾以为她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舞台，而她最终还是奋斗回来了。一场席琳·迪翁的演唱会现在不仅仅是一场演出，它更像是一种集体疗法，一个治愈时刻。当然，这很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庸俗，但没关系。

迪翁患有“僵人综合征”。竞技场的走廊里热得可怕，幸好他们给巨大的中心区域降了温。Plenitude 竞技场是欧洲最大的场馆，可容纳 35 000 人，本质上是一个有顶棚的体育场，通常是巴黎橄榄球俱乐部 Racing 92 在此比赛。

席琳·迪翁消失了六年。她被困在一种罕见疾病——“僵人综合征”之中。她不再唱歌，不再跳舞，她的职业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她怎么可能再次登上大舞台？又怎么可能像以前那样唱歌，唱出那些高音？

观众现在不想再等待了，因为他们已经等了太久。每当导演调整灯光，看台上就会爆发出一阵惊呼。在首批 16 场演唱会中，有 900 万人想要买票，但票数仅 50 多万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迪翁在南特尔（Nanterre）这里举行“宫廷接见”，这种演出形式被称为“驻场”（Résidence）。早年间，她在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接待观众多年，当时的规模要小得多。尽管有其他选择（例如伦敦），但她选择在巴黎复出，这在法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她没有选择巴黎，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席琳·迪翁与法国观众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纽带，她将自己唱进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几乎没有一场婚礼能离开迪翁的香颂，没有一次恋爱、一次心碎或一场葬礼能没有她的身影。这位魁北克女人是法国人自己并不拥有的世界巨星，是现代的伊迪丝·皮亚芙（Édith Piaf）。

法国人没有忘记，作为迪翁家第 14 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的席琳，在 80 年代还是青少年时曾在法国电视节目中亮相，那时她牙齿不齐，曲目平庸。当然，那时的嗓音已经初现端倪，席琳·迪翁确实是个罕见的天才，但在初期她还是受到了一些嘲笑。那个女孩唱起歌来像个老派的法国女歌手。

她的曲目单：法语歌曲多于英语歌曲

但随后她被“美国化”了——正如法国人所称的那样，她学习英语，穿着变得更时尚。她的唱法也突然变得现代化，开始追求更高的音域。并且找到了，拉长了。她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解释过，这种对声音的拉伸在身体上是多么艰辛。但这为她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终于，时刻到来了。舞台设计保持简洁，以免任何事物干扰她的出现。风格化的灰色光柱可以随意移动，两块屏幕近距离地展示着席琳·迪翁，否则从后方根本看不清：入口 34，门 108，第 10 排，54 号座。合唱团成员和音乐家全部身着黑色。迪翁也穿着黑色，但光芒在上面闪耀。

演出以《On ne change pas》（人不会改变）开始。当迪翁唱出第一个音符时，观众席陷入绝对的安静。每个人都在捕捉每一个音调，每一分脆弱。此前人们在猜测：她真的全部在现场演唱吗，还能唱到那么高吗？还是在寻求帮助，甚至使用了伴奏带？在《Encore un soir》这首歌中，声音非常纤细，像一阵飘忽的风。“Ça y est”，她随后说道，“我们回来了。这是一个承诺。我们再次回到了这座我如此深爱的城市。”她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经历了许多计划之外的障碍。“但看，我们在这里——因为你们爱我。”

这里没有人认为这句话傲慢。人们觉得自己明白她的意思，尽管她在 16 个演出之夜的每一场都会说这些话。在第三首歌《Because you loved me》中，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卡顿，伸手抓了抓黑色礼服的上衣，随后合唱团的声音迅速变得大了起来。在她的曲目单中，法语歌曲比英语歌曲多得多，因为法语歌曲更适合她。尤其是那些由音乐家兼作曲家让-雅克·戈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创作的歌曲。由这次合作产生的 1995 年专辑《D’eux》，至今仍是法语世界中最畅销的专辑。凭借《D’eux》，她在法语世界真正地成名了。

即将完成：席琳·迪翁今年秋天将在巴黎举办 16 场演唱会。 照片：AURORE MARECHAL / GETTY IMAGES

在第一幕结束时，席琳·迪翁演唱了詹妮弗·拉什（Jennifer Rush）的翻唱曲《The Power of Love》，编曲气势磅礴，突然间，她的声音也像得到了救赎一般，完全地呈现出来：被释放了。如果一个外行必须在远处做出判断：是的，她在现场演唱。有时导演会在高音部分将吉他和鼓的声音调大，然后音量便盖过了迪翁的歌声，将其掩埋，人们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而那四把弦乐器：则被完全淹没了。

她离开舞台去更换服装。大屏幕上现在播放着一段电影，画面中的迪翁独自身处沙漠，长发在风中飘扬。人们听说，这些停顿时间经过了精确计算。后台她的医疗团队已准备就绪，以应对所有情况。媒体称，这些演唱会旨在为患有类似慢性疾病的患者提供鼓励。她想要证明，只要有信念，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席琳·迪翁的情况有些特殊。在 Amazon Prime 播出的纪录片《我是：席琳·迪翁》中，人们不仅能深刻地看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对她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她如何受苦，还能看到有多少人在照顾她。她的神经科医生阿曼达·皮凯（Amanda Piquet）在法国和加拿大已经如此出名，以至于人们在提到她的名字时不再需要加上职业头衔。在演唱会前的几个月里，迪翁进行了大量的物理治疗和体育锻炼。目前还没有治疗“僵人综合征”的药物。但她的医生显然找到了一种能够使其状态稳定的药物组合。

当她回到舞台开始第二幕——演唱会的摇滚部分时，迪翁说：“Je vais bien.”（我很好）。她说她很好，已经学会了如何与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共存，如何面对它，并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这些话迪翁在每场演唱会上都会说，几乎逐字重复。她现在穿着一套修身的裤装，占据了整个宽阔的舞台，从左向右穿梭，随着电吉他的节奏舞动。

席琳·迪翁今年 58 岁，但她在竞技场舞台上展现出的能量，以及登场时的那种气势，确实令人瞩目。她的钢琴师兼音乐总监斯科特·普莱斯（Scott Price）在接受《巴黎人报》（Le Parisien）的一次罕见采访时表示，她天生就是一只“bête de scène”，一个天生的舞台之王。而且随着每场演出的进行，她变得更加自信，感觉更加舒适。明年 5 月计划再举办十场演唱会，地点同样在楠泰尔，且全部售罄。

席琳·迪翁不接受采访。自从来到巴黎以来，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这也是一种策略。这次回归的编排如此完美，以至于人们必须将这次组织工作想象成一个宏大的总体计划。2024 年，席琳·迪翁在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于埃菲尔铁塔上献唱。那是第一阶段，一次试探。随后，她的管理团队让海报铺满了整个巴黎，所有海报上只有迪翁的歌曲标题，没有其他内容。接着，埃菲尔铁塔上出现了一行发光字体，宣布她已经准备好了：“Je suis prête!”（我准备好了！）

这是一次渐强，仿佛全世界都只围绕着她旋转。当门票开始发售时，粉丝们的期待之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所有人都担心会抢不到票。价格高昂？On s'en fout!（谁在乎！）不需要更多的沟通。社交媒体上现在流传着一些视频，显示她的粉丝们在她巴黎的酒店前等待。他们每天都在等待她。当她出门时，粉丝们在场；当她回来时，粉丝们依然在场。席琳·迪翁总是会和他们一起唱几段，与他们交谈，仅限于此。对于对外形象而言，这大概已经足够了。其余的部分则是神话，而神话会自行生长。

粉丝们现在都站了起来，包括之前坐着的人，并随之合唱

在第二幕结束时，她演唱了 Eurythmics 的翻唱曲目《Sweet Dreams》。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小提琴手现在与她同台，他平时在万（Vannes）的街头演奏。迪翁的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了他，他看起来很像年轻时的米克·贾格尔。此时，观众们终于意识到，不必再担心地聆听那些音调，一切都恰到好处。在第三幕中，气氛变得更加安静，更具原声感，只有钢琴和歌声。她演唱了包括《S'il suffisait d'aimer》和《Ziggy》在内的两首经典作品。粉丝们现在都站了起来，包括之前坐着的人，并随之合唱。

在第四幕中，她展示了自己对抒情唱法的掌控力。她演唱了阿尔弗雷多·卡塔拉尼歌剧《瓦莉》（La Wally）中的一段咏叹调，这段曲目曾由玛丽亚·卡拉斯演绎而闻名。迪翁热爱卡拉斯。一直陪伴着席琳·迪翁的人们说，在她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演唱过如此古典的作品。不过：咏叹调真的是现场演唱的吗？也许有点太流畅了？即便如此。

席琳·迪翁说，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她有多么爱我们。爱我们所有人，直到最后方第 10 排第 54 号座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用手机拍摄整场演唱会的人，以及那些合唱得如此大声且跑调，以至于让人耳朵疼痛的人。一家报纸最近问道：“粉丝们是否真正领会了这次盛事的意义？”

随后是返场演出（Encore）。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是真正的终曲：《All by myself》和《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伴随着拉长的嗓音。她做到了，为了她，也为了我们。所有关于她可能会失败的担忧，所有对高音的焦虑：全都白费了。她完美吗？不。她必须完美吗？噢，不。这场拥有 35 000 名参与者、持续近两个半小时的团体治疗，大概可以算是一次成功。外面在下雨。从电车站回到地铁站的路上，最后一首歌的副歌在回荡：“J’irai chercher ton cœur si tu l’emportes ailleurs。”（如果你将心带走，我将去寻找）。一些关于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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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衷心祝贺

社民党及其亲俄的前辈们正以一种令人不齿的程度，玷污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利·勃兰特的遗产。

作者：尼尔斯·明克马尔 (Nils Minkmar)

联邦德国在成立 77 年后，正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严峻的考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二战结束以来可能首次出现一名极右翼政治家被选为德国联邦州州长的情况。在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但在德国，这一进程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德国人曾向世界承诺，不再追随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继承者。永不再犯。这个承诺没有有效期，它在今天以及未来依然约束着我们。

在当下继续履行这一承诺将是艰巨的。但目前的论调揭示了一个弱点：遏制右翼边缘势力的责任几乎被全部归于联盟党。联盟党被要求保证开放社会与其敌人之间的界限，被要求不与德国选择党（AfD）共谋。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也承担着一份特殊的责任，但其履行得不够果断。它在内部容忍了一种在对待俄罗斯政府之友时的致命矛盾心态。在弗拉基米尔·普京 74 岁生日当天，人们惊恐地发现了一张他与前联邦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合影。寿星穿着牛仔裤和格子衬衫，这位德国访客则穿着一套精致的西装，两人都面带欣喜的笑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还曾有施罗德的朋友希望他能发挥调解作用或产生某种缓和影响，但最终毫无结果。这张照片仅仅展示了纯粹的喜悦，两人只想好好庆祝生日。

这位前总理的男性好友在前一天晚上再次下令袭击住宅楼。人们被埋在废墟之下，平民被杀害——他们成为了俄罗斯总统那种带有虐待倾向的专横行为的牺牲品。这种行为不仅针对乌克兰人民，而且早已针对德国。针对德国公司的网络攻击、针对管理层的谋杀计划以及飞越关键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正处于秘密战争与公开战争的界限之间。只有在想要输掉这场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选择对此视而不见。

缓和政策并非与东方掌权者的结盟

但格哈特·施罗德绝非唯一一个仍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合作伙伴的知名社会民主党人。像克劳斯·冯·多南尼（Klaus von Dohnanyi）这样的资深人士以及前社民党主席马蒂亚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也建议继续与俄罗斯保持接触，而他们并未明确说明为此所需的前提条件已发生了多么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以及 BSW、AfD 和左翼党部分成员中的普京之友——必须说，令人感到可耻的是——他们援引的是 70 年代的缓和政策，援引的是威利·勃兰特的遗产。

勃兰特在柏林墙建立时担任柏林市长：他很清楚该如何看待他的对话伙伴，因此他是在强势的地位上与他们谈判。当时的联邦国防军和北约部署良好。勃兰特被统一社会党（SED）领导层和苏联共产党（KPdSU）视为西方的代表，正因如此，对方才在他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君特·吉约姆（Günter Guillaume），他由东德对外情报机构渗透进社民党，旨在出卖阶级敌人的计划。如果勃兰特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那么这种手段就没必要了。威利·勃兰特是一位天才的现实政治家，他不想为了解放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而挑起世界大战，但他对那里状况的看法有详尽的记录：他认为那些状况是非人道的，因为在威利·勃兰特看来，自由是人性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极其纯粹的卑劣之举：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祝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74. 岁生日。 照片：KREMLIN.RU / VIA REUTERS，编辑：SZ

缓和政策并非与东方掌权者的结盟，更不用说是一种商业勾当。它是在承认政治现实的前提下，试图实现人道主义的缓解以及长期的改变。如今任何援引威利·勃兰特之名的人，都不应忘记这一区别。

然而，价值观在普京的思维中毫无意义，他生活在一个唯权力至上的世界里。他行使权力——而这是一个关键点——且手段极其残忍，以增强其威慑效果。对格罗兹尼、阿勒颇和赫尔松等大城市的无情摧毁，已然成为了普京式的标志。这与常规战争几乎无关，他追求的是对人类灵魂的攻击，以及他作为冷酷杀手的形象。

在应对俄罗斯威胁的政治策略上，在自由派、左翼和生态主义倾向的民主人士阵营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估——但绝不能是对这种以及任何形式的残忍行为表示认可。反对残忍是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内核。早在 500 年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就在其《随笔集》中谴责酷刑和残忍与人类尊严不相容。如果像 BSW 政治家法比奥·德·马西（Fabio De Masi）那样，用关于基辅金色马桶的嘲讽言论来贬低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就不能再自称是左翼。

通过这张生日照片，格哈特·施罗德在一次即便以他的标准来看也显得疯狂的行为中，背叛了让他获得一切的政党政治遗产，也背叛了他曾经治理过的国家的利益：他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多年来一直在寻求与我们的冲突，他写过、说过，且早已付诸行动。因此，人们必须做出选择。

如果想要捍卫这个共和国，这种果决是必要的。遗憾的是，软弱的联邦总理无法独自完成这件事，而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的勇气虽然是走出这场危机并使选择党（AfD）边缘化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够。尽管该国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投票给这个政党，但选择党的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政党完全缺乏理念，以及其提供的政治方案在知识层面的匮乏。

前社民党（SPD）政治家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曾指出，如果将反右翼斗争简化为“防火墙”问题，那么左翼、自由派和生态派阵营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选择党吸引了大量此前政治立场偏左的选民，同时也吸引了那些不投票的人。这些人正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案，而民主政党们却忙于维持现状，并担忧选民、媒体机构和播客主——也就是说，他们只关注自身及其情绪。这是不够的。正因如此，当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现在站在水箱上唱起国歌时，显得如此强而有力——这显然不是剧本安排，而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倾尽全力。

德国共和国，尽管是历史上最好的共和国，但不能仅依赖于道德呼吁。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让国民重新获得更多信心的权力视角。一个国家必须能够保护其公民，必须能够解决问题，甚至必须能为某种内心的平静创造框架。这不能仅靠无论多么深思熟虑的所得税改革，或者致命的加油折扣以及其他财务上的“特技效果”来实现。

必须向人们传达，他们能从民主制度中获得什么收益

共和国及其《基本法》需要积极的拥护者，他们能够抵御攻击，将对手拒之门外，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未来的前景。这并非难事：在一个强化且经过改革的欧盟中，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联盟，其力量足以在面对所有其他权力集团时屹立不倒。一项摆脱化石能源的战略也将带来经济主权，而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一个具有购买力、受过良好教育且开放的社会中。

这样一个前景将远不止是一个经济或安全政策计划。它能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们能从民主制度中获得什么收益，为什么值得坚守其制度并为它们的未来而努力。因为开放社会不仅依赖于它为敌人设定的界限，还依赖于它为公民开辟的可能性。如果仅仅捍卫现状，终有一天必须解释为什么恐惧未来与进步。

因此，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承诺并不止于防止国家社会主义的回归。它首先包含一项政治使命：创造一个自由、安全和人类尊严能够扎根并基于信念而被捍卫的社会。“永不再犯”只有在民主政党及其选民知道他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未来时，才能成为一个鲜活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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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贝格市 (Bamberg) 现招聘一名将于 2027 年 5 月 1. 入职的

[...OMITTED...]

财务处负责人（男 / 女 / 多样性），职级为专业市议员

我们要求申请人具备以下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与财务专业职业路径的第四级资格认证；相关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法学或行政科学专业的学术高等教育学位（硕士或大学文凭）或同等资格；以及在地方政府、公共机构或企业中拥有多年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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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您在 01.11.2026 之前通过班贝格市的申请门户网站（www.stadt.bamberg.de / stellenangebote）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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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5 年成立以来，我们的宗旨一直是帮助处于挑战性生活境遇中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在 40 多个项目中雇佣了约 100 名员工，并拥有高效经济的行政结构和稳定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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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inhard J. Brembeck

午夜时分，巴黎巴士底歌剧院的《众神的黄昏》落幕了，同样结束的还有剧院前广场上的学生游行。一群拿着抗议法国糟糕教育政策海报的年轻人，形成了一股剧烈沸腾的混合力量，几乎封锁了首演观众的入口；此外还有全副武装的警察队列、歌唱、口号呐喊、烟雾和信号弹。现在，清洁工们正在巴士底广场上工作，唯独歌剧院入口前的一行字他们无法清除：“Jeunesse en colère”，愤怒的青年。

在歌剧史上，没有一对情侣比布伦希尔德和齐格弗里德更古怪了

在巴黎，理查德·瓦格纳及其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及最终章《众神的黄昏》并不意味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远不像在拜罗伊特以及德国其他地区那样。即便其法语标题“Le crépuscule des dieux”听起来也更像温婉的浪漫主义，而非某种对世界的诠释。出生于格拉纳达的指挥家帕布罗·埃拉斯-卡萨多（Pablo Heras-Casado，现已在拜罗伊特演出）以及同样来自西班牙的导演卡利克斯托·比埃托（Calixto Bieito）都在竭尽全力，试图将这部作品从过度的激情和意义过载中拯救出来。比埃托曾以对作品采取严苛且挑衅的处理方式而闻名。而现在，他变得温和且克制，并以一种对细节的痴迷，关注瓦格纳在此大量铺陈的卑劣行径。

不过，这部剧的标题所承诺的远比其实际内容要多，因为神灵几乎没有出现。前三部曲则不同，它们展示了众神之父沃坦——在其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今所有独裁者的影子——其统治世界的计划是如何惨败的，因为他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未得到充分发展。而在《众神的黄昏》中，一切最终迎来了圆满：自然得到了拯救，众神被清除。比埃托简单且兴致勃勃地揭示出，参与其中的人员并不比失败的沃坦好到哪里去，而他的歌手团队也热情地投入其中。

在森林中长大的英雄齐格弗里德（Andreas Schager，左）还没有学会适应上流社会的正确餐桌礼仪。 照片：HERWIG PRAMMER

致命的解放

没有人需要咆哮或强行推进，因为指挥家埃拉斯-卡萨多（Heras-Casado）从未追求过冲击力与雷鸣般的轰响。他的瓦格纳已经走在了通往马勒、勋伯格和贝尔格的道路上；这位指挥家展现出破碎的音响，一种在轻歌剧与自由调性之间变换的音色世界。

毫无神迹可言：导演卡利克斯托·比耶托（Calixto Bieito）在巴黎用一部完全聚焦于人类卑劣之心的《众神的黄昏》为瓦格纳的“环”系列画上句号。

在传奇的哀悼音乐和令人平静的终曲中，他将自己置于胜利与夸张的肯定对面。一切都是轻盈、浓郁、旋律化且具有人工美感的。在德国，这种深思熟虑且绝不喧嚣的指挥方式定能赢得追随者。

塔玛拉·威尔逊（Tamara Wilson）和安德烈亚斯·沙格尔（Andreas Schager）在这些音响中扮演布伦希尔德和齐格弗里德，歌剧史上没有比这对恋人更奇怪的了。他就像他的祖父沃坦一样，并不是个太聪明的人，像欧贝利克斯一样依赖自己的怪力，是一个对道德问题相当不感兴趣的马乔（大男子主义者）。安德烈亚斯·沙格尔将他塑造为一个讨人喜欢的胖墩，喜欢拿着那个标题中的、且在此处仅有半米高的（尼伯龙根）戒指胡闹，拖着他的英雄之剑和放在金属桶里的丑陋隐身帽，以及他的木马。这个花花公子从未长大。

沙格尔将这个“齐格小伙”演绎得极其迷人，至于演唱方面：没有其他男高音能如此音色优美且毫无疲态地演唱这个以及类似的巨型角色。尽管有时这种轻松感会诱使他过于单一地依赖自己的穿透力。因为这位奇才歌手能够极好地塑造和构建，也能处理轻柔与细腻之作，但他对这些能力的利用不足。

塔玛拉·威尔逊则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布伦希尔德，一个果敢的女性，她在一次宏大的斗争中从她深爱且强大的父亲（没错，也是沃坦）那里获得解放，随后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再次陷入下一个男人（齐格弗里德）的圈套。当对方背叛她时，她立即确保对方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最后，她又以能想象到的最深沉的悲痛来哀悼他。塔玛拉·威尔逊能够诱惑、暴怒、调情、雷鸣。就这样，她塑造了一个现代独立女性的理想形象，观众对她的欢呼超过了所有人。

对父权制的反抗将一名女性送上了火刑架

导演比托（Bieito）让女主角和观众都免于经历最后那场活活烧死的惨剧。瓦格纳当时究竟在想什么，竟然要求如此残酷的情节？这其中，不仅在19. 世纪根深蒂固的厌女症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个能够自我决定、反抗男性的女性，在戏剧构思上确实很有趣。但由于她反抗父权制，她最终必须被送上火刑架，贝利尼同名歌剧中的诺玛（Norma）亦是如此。对于女性来说，解放往往是一场致命的交易。

所有其他人都竭尽全力，试图让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与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之间的爱情以最惨烈的方式破裂。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卑劣的哈根（Hagen），米卡·卡雷斯（Mika Kares）赋予了这个角色一个强大且迷人的黑帮老大形象。卡雷斯的嗓音浑厚，但无论是声音还是他本人，始终掌控在手中。人们可以预想到，落入这个家伙手中会有多么可怕。难怪他能玩弄家族中的所有人于股掌之间。对他们而言，“道德”是一个陌生词汇。

哈根的妹妹古特鲁内（Gutrune）也是如此，西内德·坎贝尔·华莱士（Sinéad Campbell Wallace）将其演绎为一个放荡且无聊的上层社会女儿。根据比托的构思，她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哈根有一段私情（乱伦是瓦格纳最钟爱的主题之一），她欢呼着屈从于齐格弗里德的虐待狂倾向，并伴随着诱惑的歌唱。约翰内斯·马丁·克伦茨勒（Johannes Martin Kränzle）将她的哥哥冈特（Gunther）塑造为一个毫无性格的管理层领导者的绝佳研究样本——他仅凭继承权而担任首领，除此之外毫无能力。这既可怜，又滑稽，且令人着迷。于是，这部在巴黎上演的新版《指环》就这样以一场关于卑劣行径的对话短剧收场。完全没有神灵的踪迹，但他们大概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退位了。

艺术 古董

FINE WHISKEY

BONHAMS

60年代怀旧，超有魅力，年长，中等，热爱洗浴，水疗，护士。Anall66@posteo.de

巴伐利亚纤维肌痛协会 (Fibromyalgie Verein Bayern e. V.)

周六，17.10.2026，在南德意志报大厦

您的健康。您的疑问。我们的专家。

从心脏 到优质睡眠： 专家们 让健康话题 变得易懂 并邀请 对话。 照片：skynesher,

健康日：膝盖疼痛？听力问题？心脏节律紊乱？或者您可能想知道如何改善睡眠，或如何让办公桌前的工作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周六，17. 10月，从 10.00 时（入场：9.30 时）至 16.00 时，在南德意志报（SZ）大厦举办的健康日将为您提供机会，就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和话题获得有益的解答。

医学对话：专科医生、健康专家将在讲座和短时讨论环节（Break-Sessions）中，就您关注的话题提供信息：从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良好的健康管理，到常见病症的现代治疗方法，例如骨科、关节置换术、综合医学、睡眠医学或牙科医学。所有演讲者以及我们中庭信息展台的所有参展商都期待与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最重要的一点：入场免费！欢迎所有人参加，可以预约，但并非必须！

四大区域提供充足空间：

• 中庭：设有信息展台的展览区

• 红厅：讲座、小组讨论

• 花园休息区：讲座

• 自助餐厅：短时讨论环节

• 前广场设有餐车，提供精致小吃 / 食品及饮料。

高规格小组讨论

异种移植——即将动物器官或组织移植到人体中——可能是缓解德国依然严峻的捐献器官短缺（尤其是捐献心脏短缺）的一种潜在解决方案。然而，从医学角度来看可行的方法，在伦理视角下却并非没有争议。德国移植学会伦理委员会主席 Gertrud Greif-Higer 医学博士、慕尼黑大学（LMU）慕尼黑移植中心主任 Bruno Meiser 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基因中心 Eckhard Wolf 教授将共同探讨其机遇与风险，以及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本次小组讨论由《南德意志报》科学版执行主编 Christina Berndt 博士主持。您可以在 11.40 至 12.30 时在红厅（Roter Saal）观看小组讨论的现场直播。

活动日程

一览

时间：星期六，17. 10月 2026 地点：SZ Hochhaus,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 Berg am Laim 开始时间：10.00 时（入场时间：9.30 时） 结束时间：16.00 时。免费入场。 报名地址：sz.de / tagdergesundheit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前往！ 如何抵达？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非常便捷地到达 SZ-Hochhaus。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 乘坐 S2、S6 或 S4 线至“Berg am Laim” S-Bahn 车站。通过地下通道步行约 400 米。19 路有轨电车以及 185, 187, 190 和 191 路公交车在建筑正对面设有车站，车站名为“Berg am Laim Bf.”。

[...OMITTED...]

自驾前往：

现场提供有限数量的免费停车位。驾驶私家车请进入地下车库，并按下道闸处的门铃。我们的接待处将与您联系，并请您使用地下车库 U2 层的空闲车位。您可以从那里通过电梯或楼梯到达地面层。

时间< / td><>红色大厅 (ROTER SAAL)< / ><>花园休息区 (GARTENLOUNGE)< / ><>时间< / ><>咖啡厅 (CAFETERIA)< / >< / tr><><>10:10 - 10:30< / ><>睡眠充足且精神强大——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高效 Kneginja Richter 医学博士、私人讲师、教授（纽伦堡技术大学），MHBA / CuraMed 诊所有限公司< / ><>通过现代疗养方案为身体、精神和灵魂注入新活力——针对背部不适、压力和睡眠障碍的有效预防 Ulrike Stefanowski 医学博士 / 巴伐利亚疗养地协会 (Bayerischer Heilbäder-Verband e.V.)< / ><>< / >< / ><><>10:40 - 11:00< / ><>聚焦女性心脏：为什么性别特异性心脏病学能挽救生命<>Vera Schneider 医学博士 / 慕尼黑帕辛心脏中心< / ><>自然治疗慢性疾病<>Robert Schmidt / 自然疗法医院< / >< rowspan="4">11:00 - 11:20< / >< rowspan="4">休息环节：正确卧姿，安稳睡眠：床垫对睡眠质量的影响<>Ilyas Merl, BA BSc / schlafTEQ< / >< / ><><>11:10 - 11:30< / ><>手术室中的精准度：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善膝关节置换<>Christian Suren 医学博士、PD；Ulrich Bader 医学博士 / Wolfart 诊所< / ><>以顶尖运动为榜样——来自临床实践的现代物理治疗<>Anton Steinhaus; Yannik Cauvin / 慕尼黑 GESUND 物理治疗中心< / >< / ><><>11:40 - 12:00< / ><>小组讨论：异种移植<>Gertrud Greif-Higer 医学博士，DTG 伦理委员会主席<>Bruno Meiser 医学博士、教授，慕尼黑大学 (LMU) 移植中心< / ><>综合肿瘤学——循证医学与自然疗法<>Alexander Höllein 医学博士、教授 / Wendelstein veramed 诊所< / >< / ><><>12:10 - 12:30< / ><>Eckhard Wolf 医学博士、教授，慕尼黑大学 (LMU) 基因中心<>主持：Christina Berndt 博士，《南德意志报》< / ><>演变中的风湿病治疗：患者应该知道什么<>Delila Singh 医学博士 / 慕尼黑大学 (LMU) 附属医院< / >< / ><><>12:40 - 13:00< / ><>快速恢复活动能力，改善功能：关节外科中的机器人技术与快速康复 (Fast Track)<>Rüdiger von Eisenhart-Rothe 医学博士、大学教授 / 慕尼黑工业大学 (TUM) Rechts der Isar 医院，骨科与运动骨科诊所及综合诊所< / ><>国民疾病静脉曲张——何时治疗，何时无需治疗？<>Matthias Schmutterer 医学博士 / 慕尼黑血管医学中心< / >< rowspan="4">13:00 - 13:20< / >< rowspan="4">休息环节：您是在理解还是仅仅在点头？关于女性听力、听力损失以及回归清晰听觉之路<>Juliane Neubert 自然科学博士 / mona & lisa —— 女性助听器< / >< / ><><>13:10 - 13:30< / ><>碎 cartilage (Minced Cartilage) —— 利用软骨碎片进行修复<>Armin Keshmiri 医学博士、大学医学博士、教授 / Helios 旗下慕尼黑 OZM 骨科中心< / ><>慢性疼痛：核磁共振 (MRT) 忽略了什么——以及超声弹性成像如何指明缓解疼痛之路<>Wolfgang Bauermeister 医学博士、教授 / 慕尼黑疼痛研究所< / >< / ><><>13:40 - 14:00< / ><>少即是多——为什么现代髋关节短柄假体是更好的选择<>Odilo Trabold 医学博士 / 慕尼黑骨科中心 (München Ortho Center)< / ><>压抑是最糟糕的选择：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防如此重要<>Jürgen Herzog 医学博士 / 慕尼黑施瓦宾 Schön 诊所< / >< / ><><>14:10 - 14:30< / ><>重新思考健康：营养、自我优化（或生物黑客）与长寿<>Tobias Weigl 医学博士、政治学博士 / DoktorWeigl.de< / ><>使用下颌前移装置治疗打鼾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Karl Haushofer 牙医学博士 / Karl 博士诊所< / >< / table>

Haushofer< / td>< / tr> 14:40 - 15:00< / ><>踝关节骨关节炎：选择假体还是固定术？医学博士 Florian Dreyer / 慕尼黑南部 Artemed 医院< / ><>时代变迁下的牙医学医学博士 dent. Oliver Spitz / SALIN11< / >< rowspan="2">15:00 - 15:20< / >< rowspan="2">休息环节：隐形医学：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工程学！体育科学硕士 Jürgen Schindler / Muckenthaler Ergonomie< / >< / tr> <>15:10 - 15:30< / ><>当今的肩关节置换术通过现代技术、计算机规划和定制仪器，使其更安全、更成功医学博士教授 Florian Haasters / 慕尼黑南部 Artemed 医院< / ><>一日微笑——通过数字化牙科在一天内完成固定第三副牙齿：实验室与诊所同在一屋檐下。医学博士 dent. Christian Maischberger；医学博士 dent. 教授 Hannes Wachtel / Implaneo< / >< / tr>< / table>

不同的听觉，更好的理解：女性听力及其特点 自然科学博士 Juliane Neubert / Synio 研究所，女性听力科学

15:40 - 脊柱侧弯治疗的传统方法与新选择 16:00 医学博士教授 Christof Birkenmaier / 慕尼黑南部 Artemed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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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政府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经济

政客的座驾

宝马 vs. 选择党 (AfD)

这家汽车制造商不愿为马格德堡的州议会议长提供新的公务车。做法正确。

马格德堡的新任州议会议长将在几周后交回他的宝马公务车——而且他将无法获得一辆新车。这并非巧合，因为这位新任州议会议长名叫托比亚斯·劳施 (Tobias Rausch)，来自德国选择党 (AfD)。据传，慕尼黑的宝马总部因此刻意决定撤回提供下一辆车的方案。他们不希望为一名其州党部被认定为确凿的极右翼分子的政治人物提供装备。但他们也不愿公开讨论此事。

然而，这一决定在事实上是正确的。像宝马这样一家曾深陷纳粹经济体系，而如今从集团首席执行官起雇佣了数千名具有移民背景员工的企业，理应关注谁在乘坐其汽车并以此拍照。公民民主的态度恰恰始于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正因如此，慕尼黑方面没有对此发表声明，且整件事仅通过《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才被公开，这一点才更令人遗憾。

诚然，对于一家必须尽可能在尽可能多的地方讨好尽可能多的人，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购买其产品的人来说，这件事很棘手。政治对生意不利。而且宝马与其他德国汽车制造商一样，本身就陷入了经济困境：虽然近期在德国的销量有所回升，但全球销量在下降，利润近期也大幅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在可能成为选择党攻击的目标，并因此失去其潜在选民（根据最新民调，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成年人）作为客户，这确实不合时宜。

但同样真实的是，像宝马这样的大企业在社会中承担着不可低估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成年人的大部分时间在企业中度过，世界观在这里被显著地塑造和巩固。工头、部门主管以及集团首席执行官所展现的态度，对车间和办公室里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影响。然而，如果一个人不愿就其认为在社会层面正确或错误的事情，以及为此在政治上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那么他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这种缄默为激进的世界观打开了空间。

立场始于所谓的微小之事

像德国选择党（AfD）成员那样倾向于占据的空间——在像西奥·穆勒（Theo Müller）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富豪的友好支持下。虽然他们不在德国生活也不在德国投票，但他们在这里拥有工厂，且依然乐于干预政治。完全没有任何顾虑。他们并不在意是否能赢得所有人的好感。显然，他们并不担心因为在右翼阵营公开参与政治而遭受损失，或者至少认为这种损失只是暂时的。他们在进行一场赌博，并期待巨大的回报。例如，选择党政治家贝阿特里克斯·冯·斯托尔赫（Beatrix von Storch）就直接通过马斯克的社交网络 X 询问他，是否能向马格德堡提供一辆特斯拉公务车。

宝马（BMW）以及其他许多坚定立足于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企业应当自信地应对：让他们开特斯拉去吧！政治或许对生意不利，但民主对生意却相当有利。因此，承担风险并积极为其发声是值得的。而且，这件事本身还蕴含着一种微妙的讽刺：一名选择党的政治家开着电动汽车，而且可能还是用绿电充电——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斯特凡·拉多姆斯基（Stephan Radomsky）

作者拥有一辆汽车， 品牌在此无关紧要。

作者：冈纳尔·赫尔曼（Gunnar Herrmann）和马库斯·齐德拉（Markus Zydra）

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债券义警”（Bond Vigilantes）回来了——这群“金融警察”通过提高利率，让挥霍无度的政府在举债时感到痛苦。这个术语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埃德·亚德尼（Ed Yardeni）在 1983 年提出的：“Vigilantes”在德语中意为“民团”或“自卫队”——亚德尼描述了一种市场正义：债券市场的投资者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让政府屈服。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首席战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将其精准地概括为：“以前我觉得我想转世成为总统或教皇——现在我想转世成为债券市场。因为作为债券市场，你可以恐吓任何人。”

近期欧洲和美国国债市场的动荡——在通货膨胀上升、央行提高基准利率、高额政府债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推动下——表明“债券义警”再次活跃。美国、日本、法国，甚至德国，在申请新政府贷款时必须支付多年甚至数十年未见的高利率。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支出压力：国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险的成本在增加。当然，削减开支是可能的，但政府担心如果削减福利，他们会被选民投票除职。

政治与金融市场之间面临着一场摊牌，有些人担心会出现第二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针对最关键问题的解答如下：

法国局势有多危险？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希腊政府融资需要支付的利息竟然比法国还要低。这种角色互换在 15 年前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近日在金融市场上，法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 4,8%，而类似的希腊债券收益率仅为 4,4%。“对于 2011 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资深人士来说，法国就是新的希腊，”荷兰大型银行 ING 的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布雷斯基（Carsten Brzeski）表示，“目前该国在欧洲面临着控制预算和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困难。”

针对紧缩措施的激烈抗议活动屡见不鲜，目前是该国的学生们为了抗议学校设施简陋而走上街头。明年法国将选举新总统，债务问题在竞选活动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建议“直接注销”国家债务。这种债务削减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崩溃。

如何缓解局势？ 原则上主要依靠紧缩措施——人们正紧张地关注巴黎政府近期能否让 2027 年的预算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此外，人们反复提到欧洲央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介入：如果央行购买法国国债，收益率就会下降，从而降低巴黎为新贷款必须支付的利息。

事实上，欧洲央行已经推出了名为“传导保护机制”（TPI）的救援计划。但限制条件非常严格：只有当法国的收益率“因投机且在基本面上毫无根据而过高”，且危机波及到其他欧元区国家时，才会激活 TPI。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理事会才会讨论是否采取行动。此外还有一个条件：法国必须采取措施，重新遵守欧盟委员会的债务上限。不过，欧洲央行也可以重启其在新冠危机期间引入的现有债券购买计划：布雷斯基表示：“欧洲央行可以重新开始通过购买新债券来替换到期的法国国债。这样欧洲央行就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它在紧急情况下会介入。”

债券收益率和债券价格与政府的贷款利率究竟有什么关系？

FOTO: IMAGO / WESTLIGHT / ZOONAR, BEARBEITUNG: SZ

债券之忧

法国目前为其债券支付的利息已高于曾经的危机国家希腊，全球政府债务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政治与金融市场之间正面临一场摊牌——结果尚不确定。

为了理解债券市场如何影响国家财政，可以将债券想象成其传统的模拟形式：一张带有可撕下利息票据的证券。假设一份国债的面值为 100 欧元，票面利率为 3%，期限为十年，这意味着：投资者在发行日以 100 欧元购买该证券，每年可以撕下一张票据并兑现 3 欧元。十年后，票据全部用完，投资者可以将证券退回并取回其 100 欧元。

但投资者也可以在之前的任何时间将该证券及其票据在交易所出售。然而，如果此时利率已经上升，他将无法为该证券获得 100 欧元，而是会相应减少——因为否则对于潜在买家来说，购买一份票面利率更高的新债券会更划算。因此，当收益率上升时，债券价格就会下跌。

对于债务人，即国家而言，价格下跌和收益率上升起初无关紧要：它继续为每张票据支付 3 欧元。只有当国家必须偿还这 100 欧元并为此发行一份票面利率更高的新债券时，高利率才会对其产生影响。这类似于房地产贷款的续贷融资。因此，高债券收益率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么直接地给国家预算带来压力，还取决于该国近期需要进行再融资的贷款数量。

目前，美国国债的平均期限约为六年，法国则在八年以上。显而易见：债券收益率维持在高水平的时间越长，债务偿还给预算带来的压力就越大。

国际债券市场的现状如何？

收益率大幅上升，部分已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高能源价格伴随的通货膨胀，以及欧洲央行（EZ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近期上调基准利率，以及政府债务的增加。在德国联邦债券中也能观察到这一趋势：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近期曾达到 3.6%，但随后又回落至 3.4%，因为投资者进行了资产配置调整。其中一项发展尤为值得关注：布热斯基（Brzeski）表示，“投资者现在认为人工智能或科技公司与国家一样具有信用度。”这证明了形势的严峻，布热斯基提到了 2011 / 2012 年的欧元区政府债务危机：“当时，意大利国债的部分评级甚至低于意大利公司债。”当时的假设是：“一家全球运营的企业比国家有更高的生存机会。”

债券市场如何展示其影响力？

它们通过抛售压力来实现——当许多投资者同时抛售债券时，证券价格下跌，收益率随之上升。

以美国为例：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 2026 年 9 月自信地宣布：“I am the house now”（意译：现在由我说了算），并警告投资者不要与财政部对赌。但市场忽略了这一威胁：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攀升至 5% 以上，30 年期收益率则回升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贝森特在短短几天内就不得不做出让步。

另一个例子是 2022 年的英国：在时任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推出英国“迷你预算”后，国债收益率在几天内飙升超过 100 个基点，30 年期收益率突破 5%。英格兰银行不得不通过紧急购买干预，以防止崩溃——

三个欧元区国家的对比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两年间的演变，截至：7.10.2026，单位：百分比

债务率对比

——市场最终迫使特拉斯辞职，并使预算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方向修正。

债券市场的动荡如何影响股票市场？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高债券收益率通常不是好消息，原因有两点：首先，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债券和股票是两种可能的投资替代方案。如果收益率提高，债券将变得更具吸引力——这可能导致投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减少，从而抑制需求并压低股价。其次，不仅是国家，公司也会发行债券以筹集投资资金。如果债券市场收益率上升，企业借贷成本也会增加。这对资产负债表不利，同样会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政府债务问题有多危险？

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全球债务总额约为

预算赤字对比

单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自 2006 年以来的演变

*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规定，欧盟成员国政府部门的预算赤字上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南德意志报图表：ghe；来源：LSEG / IWF

*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规定，欧盟成员国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上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来源：LSEG / IWF

35 万亿至 40 万亿美金，到 2023 年已达到约 98 万亿美金。不过，这些数字必须结合经济产出进行观察。经济产出更高的国家可以借更多的钱。但即便以此衡量，债务水平依然在上升：在 G20 工业化国家中，2025 年的债务总额约为国内生产总值（BIP）的 118%，与 2008 年相比，上升了约 35 个百分点。因此，政府的财政空间正在萎缩：ING 首席经济学家 Brzeski 表示：“明年，美国将花费其经济产值的约 5% 仅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法国为 3%，德国为 1.5%。希腊在 2010 / 11 年的负担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8%。”

是否有衡量债务不再可持续的规则？

在欧盟，适用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政府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预算赤字应低于经济产出的 3%。几乎所有成员国都至少违反了其中一项规定。然而，60% 的界限并非一个一旦超过即开始出现过度负债的严格阈值。对于某个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 120% 的债务率可能是可持续的，而对于另一个国家，60% 可能就已经产生问题。

例如，日本数十年来债务率一直超过 200%，但长期以来利率一直接近零线。直到最近，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才大幅上升。因此，结论是：当政府贷款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债务率进一步上升，且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通过举新债来偿还旧债和利息时，政府债务才尤其具有问题。

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负债累累吗？

并非如此。例如，瑞士的政府债务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40%，债务水平相对较低，预算基本平衡。挪威甚至是净债权国，因为它在数十年间将高额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储蓄在一个国家主权基金中。瑞典也证明了稳健的国家财政是可能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该国引入了严格的规则——包括支出上限、债务锚和长期预算平衡。其结果是，如今其政府债务相对较低，约为 BIP 的 35%。

插图：IMAGO，编辑：SZ

随笔 可被勒索，但并非无能为力

作者：马库斯·齐德拉 (Markus Zydra)

即使在“过去的好时光”里，欧洲偶尔也会与华盛顿产生分歧：在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罗纳德·里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要求对莫斯科采取严格的封锁政策。当西欧仍然坚持建设苏联天然气管道时，华盛顿威胁要对欧洲公司实施制裁。由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社民党）领导的联邦政府表现得十分自信：没有人能规定联邦德国可以与谁进行贸易。里根确实让步了，管道得以建成。

当时的德国和欧洲对这个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军事强国的依赖程度与今天相似。因此，里根拥有强大的杠杆来强推其意愿。但在前特朗普时代，美国对欧洲大陆行使权力大多是在幕后进行的——通过说服来领导。当时的美国将自己视为一个具有远见的霸主，负责维护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并团结西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采取一种激进的风格。他将政治和经济依赖工具化，以胁迫盟友国家——手段包括惩罚性关税、制裁，以及反复威胁要撤销北约的核保护伞。中国也在展示肌肉，北京拥有大量的稀土资源。在享受了数十年全球化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带来的利益后，面对这种新的世界乱局，欧洲至今尚未做好准备。

贸易惠及所有国家，但并非平等地惠及所有人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被视为国际政治中一种有效的文明化与和平方案。人们曾希望，只要各国之间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就不会互相开战。然而，贸易并非平等地惠及所有贸易参与者。在依赖关系分布不对称的地方，强者可以将经济关系转化为政治权力。

德美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希尔什曼（Albert O. Hirschman）早在1945年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就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著作被视为“地缘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这个概念在关于“世界秩序混乱”的公共辩论中被频繁提及。不过，这一理念极其古老。早在公元前432年，雅典就对邻城麦加拉实施了贸易禁运。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实施了大陆封锁，美国在1941年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大国是如何利用其依赖关系的。

地缘经济学的逻辑遵循不同的原则。在世界贸易中，早已不再仅仅关乎成本优势，还关乎供应安全——

美国和中国将自身的经济霸权作为武器，以强迫获得政治优势。欧洲如何才能从地缘经济陷阱中解脱出来？

例如，关乎谁拥有足够数量的战略重要物资储备。但这种对“不可侵犯性”的追求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欧洲是否应该完全脱钩，并自主生产所有至关重要的物资？

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脱钩”（Decoupling）成本太高且耗时太长。因此，各国采取的是“去风险”（De-Risking）策略。其目的并非完全切断依赖关系，而是确保现有的弱点不能大到让人被严重勒索的程度。那么，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三明治”位置的欧洲该如何生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要求，欧洲必须更强地将自身的经济规模视为地缘政治杠杆，而不能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欧盟的“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在此应是首选。其作用是：一旦欧盟认定存在经济胁迫且谈判失败，它可以作为最后手段采取关税或贸易限制等反制措施。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武器仍未被使用。

原因是：门槛很高。理事会必须通过合格多数票通过，这意味着至少55%的成员国投票赞成，且该群体必须代表欧盟总人口的至少65%。此外，“联盟利益”标准允许那些与侵略者有密切经济关系的成员国实施阻挠。德国和法国现在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导向：欧盟应参考美国的301条款（Section 301），以便在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中采取更果断的行动。特朗普曾密集使用该工具。欧洲在适用的情况下，也应向美国学习。

尽管存在可以理解的顾虑：中国和美国虽然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在世界政治中，大卫也能击败歌利亚，至少在局部方面可以。例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的核心节点。几个月来，伊朗一直通过这个瓶颈发挥其地缘经济权力。但这只有在缺乏足够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成功。仅仅建设一个新港口或新管道，就会削弱这一杠杆。

地缘经济权力并不随对某个系统的控制而线性增长，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支付系统为例可见。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已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但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仍远落后于美国。不过，它们并不需要完全取代这个由美国主导的系统，就能显著削弱其杠杆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支付系统只要拥有10%的市场份额，就足以削弱美国金融权力中不成比例的一部分。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替代性支付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欧洲的杠杆作用也呈现出趋于减弱的趋势。荷兰公司ASML生产用于制造全球最先进微芯片的高度复杂机器。但其他国家将尝试逐步追赶欧洲的这一领先优势。地缘经济中的不对称优势没有永久保证。它们是短暂的，应当被新的优势所取代。

因此，欧洲应当演练所有最坏情况的方案。例如，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冻结欧洲资产——或者仅凭这一威胁就施加政治压力。理论上，所有属于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账户、股票、债券、房地产和黄金储备都将受到影响。一种可能的应对策略是：欧洲减少购买美国国债。需求减少将增加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从而提高升级冲突的政治代价。欧洲资本应当转而投资于欧洲内部。

总之，布鲁塞尔应当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指明了方向。在他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他再次呼吁加拿大和欧盟等中等强国应在关键原材料、国防、人工智能、能源和航天等关键领域结成联盟。他对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的将加拿大提升为“欧盟准会员”的建议表示欢迎。

部分欧盟成员国并不看好这种准会员制。但撇开术语不谈，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中等强国应当在彼此之间放宽贸易、投资和技术政策，以便在对外时能统一行动：这将可持续地提高所有参与方的韧性。但人们不能自欺欺人。全球权力斗争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关税使产品价格上涨，某些商品从货架上消失。公司必须等待更长时间的交付，或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这会让企业损失资金和销售市场，危及就业岗位。针对美国或中国的激进措施可能会以牺牲繁荣和习惯的自由为代价。

这些风险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即使仅仅涉及对游客的入境限制。尤其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政治分裂的当下。社会在向俄罗斯靠拢与支持乌克兰之间、在与中国对话与对抗之间摇摆不定。

欧洲各社会的痛阈有多高？

因此，一个政治体制及其社会的痛阈（承受能力）至关重要：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如果其政府将主权视为核心，以至于愿意承担高昂的经济成本，那么它仍然可以具有韧性。专制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而在民主国家，动员民众共同面对匮乏要困难得多。这可能导致选举失败和街头抗议。但这并非唯一原因。

许多人的挫败感以及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回归，也归因于 1990 年以来全球化的经济结果。国际贸易并未给所有社会阶层带来同等的收益。少数富人变得更富，而许多地方的中产阶级则变得更穷。因此，针对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抵制，同时也是对国内政治失职的控诉。开放世界经济的利润分配不够广泛，而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承诺已变得不可信。

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激进否定之所以能找到肥沃的土壤，直到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好转，并且大多数人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过上好生活为止。从核心上看，这也适用于欧洲，在那里极端主义者获得了大量支持。

因此，欧洲必须在内政上为其坚决的外交政策提供支撑：通过公平、公正的负担分担以及一个能给所有人提供真实机会的经济规则体系。西方民主国家在教育、财富分配和税收公正方面的重大失职破坏了信任。正是这种缺失，现在削弱了大国博弈中采取强制措施的正当性。许多公民认为这场冲突毫无意义。

全球权力斗争的最大危险在于可能的升级：经济冲突往往是更糟糕情况的前奏。如果经济压力不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会发生什么？更严厉的制裁、破坏活动、无人机袭击还是军事暴力？这是一场玩火的游戏。

潜行、突袭、出击

无论是商业银行（Commerzbank）、Hochtief 还是 Hugo Boss：收购法帮助外国买家能够以低廉的价格逐步渗透公司。柏林方面现在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慕尼黑 / 柏林 / 法兰克福 —— 这并非一蹴而就。建筑巨头 Hochtief 如何成为一家西班牙竞争对手一部分的历史，跨越了数年之久 —— 而这恰恰是其策略的一部分。但人们直到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起点是 2007. 年。当时，西班牙建筑巨头 ACS 开始逐步扩大其在德国竞争对手 Hochtief 中的持股。关键在于 30 比例的投票权门槛：任何超过该门槛的人必须向所有其他股东发出一个法律规定的最低价格的强制收购要约。然而，ACS 并非通过在股市进一步买入来突破这一门槛，而是通过一项自愿收购要约。虽然该要约相对缺乏吸引力，但足以将西班牙方的持股比例提高到 30,34%。此后， 可以在股市继续购买 Hochtief 的股票，而无需再次提交强制收购要约。就这样，该集团逐步扩大其持股 —— 直至获得多数股权。如今， 持有 Hochtief 约 76% 的股份。

在 2010 年秋季就已发出警报的人员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联邦议会党团。当时该党团表示，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以拯救埃森建筑巨头 Hochtief 免于被西班牙 集团收购”。毕竟这涉及一家“非常健康的企业”，且 10 000 名员工“有权要求政府为其未来而努力”。

令社民党人尤为愤怒的是：外国投资者能够通过“潜行”方式渗透企业，随后对其进行恶意收购。社民党建议，对于持有德国企业 30% 股份的投资者，如果他们进一步增加持股，应被强制要求向股东提交一份新的要约。那是 16 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因此，并不是人们才刚刚意识到这类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但目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且涉及三个案例：米兰金融巨头 UniCredit 对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收购；英国纺织控股公司 Frasers 对德国时尚企业 Hugo Boss 的收购策略；以及由贝卢斯科尼家族旗下的媒体巨头 MFE 收购的 ProSiebenSat.1。

“这不符合公平透明的资本市场宗旨。”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Hochtief 模式都在重复出现：收购方通过市场潜行接近 30% 的持股阈值，随后发起一项自愿但缺乏吸引力的收购要约，从而规避支付溢价的强制要约义务，然后心平气和地继续收集更多股票。近期，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将这一做法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将此手段结合，迅速将持股比例提升至近 50%，这意味着这家米兰银行现在可能能够更换法兰克福银行的管理层。

潜行、出其不意、果断出击——这听起来有点像西部荒野，但大多数时候是合法的。如今，为此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咨询产业：首当其冲的是投资银行和大型律师事务所，他们不断构思新的方案，旨在达成完美的交易，且在法律上尽可能无懈可击。然而，这往往是以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获得溢价的机会——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被收购对象的股价通常表现良好。但原则上规则应该是：谁接管了一家公司的控制权，就必须向其余股东提供一个公平的退出方案。而且股票市场的运作应当公平，尤其是自联邦政府鼓励德国人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构建养老金以来。

由于这一规则现在被反复规避，联邦财政部（BMF）目前正在审查是否应该调整德国的收购法——尤其是如何调整。“联邦财政部正在持续观察市场发展，包括监管方面采取行动的需求，”一名发言人表示。

这听起来比内部实际情况更笼统、更犹豫。因为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 SPD）在审查了商业银行（Commerzbank）和雨果博斯（Hugo Boss）的案例后，原则上已经决定采取行动打击这些所谓的“低价要约”（lowball offers），即廉价收购要约。其目标是确保收购意向方必须向其余股东提交一份包含较当前股价有显著溢价的收购要约。

目前唯一尚未确定的是政府将选择何种工具。克林拜尔的办公桌上目前放着一份由其部门起草的初步方案，他现在必须对此做出决定。如果按照他的意愿，联邦内阁应在今年内达成一项决议。新规定可能会在明年期间生效。

来自德国证券持有者保护协会（DSW）的股东代表保罗·马雷斯（Paul Maares）表示，这是一个迟到已久的步骤。尤其是私人投资者非常关注这一话题。在收购案例中，他们经常面临是否将股票出售给潜在买家的抉择。正因如此，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话题”。收购法“部分内容几乎已有 25 年历史”，且在“关键点上已不再适应资本市场的实践”。

如今，竞标者可以“通过衍生品建立一个不计入要约义务的头寸，提交一份法定最低价格的要约，随后无需进一步要约即可增持至多数股权”。在此过程中，竞标者经常通过股票期权确保对股票的影响力。即使竞标者尚未持有这些期权，也必须申报。但在市场上，竞标者的实际控制力究竟有多大，往往已难以察觉。因此，马雷斯要求：“谁通过衍生品确保了对股票的控制权，就必须被视为直接持有这些股票。”

以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为例：在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于2024年9月入股这家法兰克福金融机构后，这家米兰财团不断增加其持股比例。讽刺的是，由社民党（SPD）、绿党和自民党（FDP）组成的前联邦政府几乎是在鼓励这种行为，因为它们将部分持有的德国商业银行股票——据称是由于失误——出售给了联合信贷银行。米兰方面最初为此采用了金融工具，即衍生品，这使得它们能够低调地获取股票。这种行为被称为“潜行入股”。

通过这种方式，联合信贷银行得以提高持股比例，但随后仅提交了一份所谓的“自愿收购要约”：没有溢价，且并非以现金形式，而是以自身股票的形式——其预期是几乎没有股东会接受。这里目的同样是为了避免触发昂贵的“强制收购要约”。然而，认为几乎没人会利用该要约的假设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

联合信贷银行在构建持股过程中聘请了多家投资银行。这些银行持有德国商业银行的股票，或者可以通过相关协议获取这些股票。当联合信贷银行提交自愿收购要约时，这些投资银行出人意料地提交了股票。因此，到7月初，米兰方面在德国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升至近50%。

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奥塞尔（Andrea Orcel）在设计此类方案时利用了他的经验储备：他曾在美国投资银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工作了17年。这家公司在2000年代被认为是该行业“最激进的玩家”之一。而对于德国商业银行来说，恐怕连那些高薪的顾问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么，在国际比较中，德国是否早已变成了一种“廉价折扣市场”？前高盛（Goldman Sachs）银行家、现任投资者咨询公司7Square所有者托马斯·施韦佩（Thomas Schweppe）表示：“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些滞后——尤其是因为资本市场工具和技术在不断演进”。

例如在英国，收购法运作得更好：那里有一个名为“收购小组”（Takeover Panel）的监管机构，其监管力度明显更强，且由从业人员组成，必要时会采取干预措施。“这个委员会可能会更仔细地审视并审查联合信贷银行用来将其在德国商业银行持股比例提高到近50%的衍生品结构，”施韦佩说道。目前的规则允许在经济上其实并不具吸引力的收购要约获得成功——就像联合信贷银行和雨果博斯（Hugo Boss）的案例那样。“这不符合公平透明的资本市场的宗旨，”施韦佩表示。

T. Fromm, C. Hulverscheidt, M. Schreiber

围绕德国商业银行的收购之争引起了联邦政府的警觉。自2024年以来，联合信贷银行逐步增加了其持股。 照片：FRANK RUMPENHORST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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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她曾为梅赛德斯开发车型，现在则为预算有限的人群服务。达契亚（Dacia）首席执行官卡特琳·阿德特（Katrin Adt）谈电动出行与竞争。

作者：亚历山德拉·费德尔-施密德（Alexandra Föderl-Schmid）

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回归。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女儿，卡特琳·阿德特曾住在巴黎，一年多前，她回到了这座法国首都——回到了她度过部分童年时光的邻居房子里。自 2025 年 9 月起，卡特琳·阿德特领导汽车制造商达契亚。在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工作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进入雷诺集团（该集团于 1999 年收购了罗马尼亚生产商达契亚）不仅仅是一次职位的变动。这位 54 岁的女性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她表示，自己必须首先学习“理解那些作为企业文化一部分的游戏规则”，以及学习谁拥有话语权以及如何推动事情地实施。“此外还有德国文化。我不想说这是一个挑战，但它非常有趣。”

“我以前只见过那些把各种功能都塞进车里的工程师。”

她的职业路径让她从一家高端制造商转向了廉价路线。但 Adt 明确反对使用这个词。“我们是一个所谓的‘性价比最高’（Best Value for money）品牌，一直在思考客户真正需要什么，以及这应该花费多少钱。”Adt 承认，这对她来说需要时间适应。在 Dacia，其方法是询问是否需要某项功能以及成本多少。“在高端制造商那里，情况恰恰相反。人们会思考客户可能会喜欢什么，或者之前还没想到但可能需要什么。而这些功能自然是有价格的。”

对她而言，与罗马尼亚的雷诺工程师合作是一次全新的体验：“那里坐着 3000 名工程师，整天在思考如何从车里去掉东西。汽车真正需要什么，如何让车辆变得更高效。我以前只见过那些把各种功能都塞进车里的工程师。这种思维方式确实截然不同。”核心在于客户以及客户能负担得起什么的考量。“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但关键是要为那些预算不高的人制造一辆可靠且能成为真正终身伴侣的汽车。”

在梅赛德斯，Adt 在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之前曾负责 Smart 品牌。她还拥有处理电动出行的经验。随着今年春季公布的五年战略，雷诺集团已决定从 2030 年起不再生产内燃机汽车。“这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决定，这是前进的方向。趋势正朝着电动化发展。但在转向电动出行方面，我们并不教条。”

在 Dacia，主要关注的是客户想要什么以及他们能负担得起什么。“挑战在于提供成本尽可能低的出行方案。目前，电动出行仍然比内燃机出行更贵。”小型车辆通常更适合电动驾驶，因为行驶距离往往较短。

Dacia 不仅押注于电动出行，还大力扩展混合动力车型。部分车型还提供 LPG 版本，即使用液化石油气驱动，这类车型在南欧以及法国的普及程度高于德国。

“我们不打价格战”：Dacia 首席执行官 Katrin Adt。 照片：ABDUL SABOOR / REUTERS

在周日开幕的巴黎车展上，将有两款全球首发车型：经过重新设计的微型车 Spring 将作为电动汽车亮相，而紧凑型跨界车 Striker 也将首次展出。

对于更高的燃料价格，她认为具有双面性。“由于汽油危机，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如果情况恢复正常，结果如何仍有待观察。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记忆很短，会回到旧习惯中。”当德国削减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时，人们看到销量随之下降。

物价上涨导致那些对价格更为敏感的人在购车时更加谨慎。“对于出行预算有限的客户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尤其是人们的出行需求并不一定发生了变化，但预算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有国家电动汽车补贴的市场，电动汽车的销量更高。

欧洲的注册登记数据显示了向电动出行的趋势，但中国制造商从中获益匪浅。Adt 认为混合动力车型同样面临竞争。事实上，中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正在增长，9 月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接近 12%，在德国则达到了 8.4% 的新纪录。“这已经具有重要意义。”达契亚（Dacia）曾凭借 Logan 车型提供了一款绝对廉价的汽车。现在，中国制造商以及 Stellantis 集团也采取类似的定位。“这些并不是德国竞争对手，”Adt 表示。

因此，人们对 Dacia Spring 寄予厚望。“我们仍致力于为追求电动出行的客户提供最实惠的选择。”Sandero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欧洲最畅销的车型，现在也推出了全新的混合动力驱动版本——这意味着所有达契亚车型现在均有混合动力版本可选。不过，纯电动版的 Sandero 要到 2028 年才会上市。“我们计划进行一次世代交替。虽然我们已经缩短了时间，但开发一款新车确实需要时间。”成本方面的关键在于电池。在这一点上，公司仍然依赖中国的供应商。不过，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ATL）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座工厂。

今年的业务发展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生产过程中出现了调整困难，物流出现了问题，随后订单大量涌入，最后由于伊朗战争引发了汽油危机。“目前我们的订单量仍与去年持平。我们非常有信心。”与此同时，她强调：“我们不参与价格战。得益于我们隶属于雷诺（Renault），我们不必非得为了销量而竞争。我们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我们能够很好地承受此类波动。”

她也学会了很好地应对在汽车行业经常成为唯一女性的情况。“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对此没有太大的问题，否则我会选择另一个行业。”她补充道：“有时候，与他人有些不同反而是有益的。”这或许也适用于她带入法国的德国文化。

铁路至2031年翻修的重要线路将大幅减少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仅有13条而非原计划的21条连接线进行全面翻新。其余的翻修工作将推迟进行。

慕尼黑 —— 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与联邦交通部宣布，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翻修的高交通量线路将明显少于之前的计划。到2031年，将仅有13条而非21条线路进行全面翻新。据此，其余的翻修工作将延后。“并没有取消任何走廊翻修，而只是推迟了时间，”相关部门表示。关于2032年起开始的工程优先顺序，将在明年确定。

汉诺威—柏林线路的翻修已经启动，将持续至2027年底。罗森海姆—萨尔茨堡以及富尔达—哈瑙线路的工程也定于明年开展。2028年将翻修科隆—科布伦茨、哈根—温纳—哈姆、吕贝克—汉堡以及慕尼黑—罗森海姆线路的第一阶段。2029年的计划包括汉堡—汉诺威、维尔茨堡—安斯巴赫—特罗伊特林根以及亚琛—科隆走廊。2030年计划翻修施滕达尔—马格德堡和乌尔岑—施滕达尔。最后，2031年预计将对莱尔特—格罗斯格莱丁根连接线以及慕尼黑—罗森海姆线路的第二阶段进行全面大修。

在所有这些全面翻修工程中，绕行方案将得到改善。负责基础设施的铁路子公司 Infrago 正在更深入地准备绕行线路，并协调施工流程与铁路网中的其他工地。尤其是德国铁路在货运领域的竞争对手近期多次批评，绕行方案的准备和沟通不足。

在施工完成后，未来的火车运行将仅逐步恢复。此前，所有运输工具应在特定日期统一恢复运行。在之前已完成的全面翻修工程中，完工后经常出现诸如火车晚点等问题。

此外，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所有线路都将为数字化列车控制系统 ETCS 做充分准备。

铁路公司表示：“这意味着所有翻新的信号楼都将具备 ETCS 能力，并安装经过调整的信号位置和现代轴计数技术。”此前，在许多线路上，这仅计划在个别路段实施。全面翻修的概念是由前交通部长福尔克·维辛（Volker Wissing）和当时的铁路负责人理查德·卢茨（Richard Lutz）提出的，并于2023年2月公布。原计划到2031年，德国约40条高交通量铁路线路将关闭数月并进行彻底翻修。为此，这些线路在完工后应在约十年内无需再次施工，且故障率将显著降低。据称，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网络的准点率将逐步提高。

铁路公司和联邦交通部在2031年前仅能完成原计划翻修线路中近三分之二的维护工作。照片：ALBERT / DPA

2024年，首批40项翻修工程在法兰克福与曼海姆之间的所谓“里德铁路”（Riedbahn）上带着浓厚的启动氛围开启。在经过六个月的施工后，该线路于同年12月重新开放——但伴随着严重的启动问题。

在第二个大型项目中，问题再次出现。在汉堡—柏林线段，由于今年1月和2月的寒冷天气，无法在冻结的土壤中进行电缆施工。该线路的开放时间因此推迟了约六周。紧接着，出现了严重的延误和列车取消。为了消除线路上的剩余缺陷，又采取了进一步的夜间封锁和绕行措施。不久之后，铁路公司还宣布

纽伦堡—雷根斯堡线段的重新开放也将推迟。

此外，目前的翻修工作并未改善整个网络缺乏准点率的问题。2026年上半年，长途列车的准点率不足60%。

新任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曾在7月宣布，将对全面翻修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审查。“请相信我，对于这些工作未能奏效、未能成功，我也感到很愤怒，”她当时表示。“因为很明显，我们的目标也是始终且全面地遵守走廊翻修的期限和成本。”

最初该方案计划每年进行最多八次翻修。在受到强烈批评后，该方案在2025年新政府执政期间首次进行了调整。几周前，帕拉再次进行了微调，并解释称，此前计划在2036年前完成翻修的时间表已无法维持。也就是说，铁路公司再次延期了——正如往常一样。 SZ / DPA

照片：Klingbeil – 联邦政府，Jesco Denzel / Bär，Wildberger – Friedrich Bun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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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经济峰会 9. 至 11. Novembe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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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经济峰会

为什么网络又断了？

在自己的家中拥有无线网络是一件很棒的事——只要它能正常工作。但如果无法正常运行怎么办？其实只需花费较少的资金即可解决。以下是主要解决方案的概览。

几乎与电力一样重要：家中的 Wlan 早已变得不可或缺。 照片：FABIAN SOMMER / DPA

作者：Helmut Martin-Jung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里的 Wlan 早已像电力一样——理所当然。 但并非理所当然的是——

但并非理所当然的是，它在房屋或公寓的每个角落都能运行得足够好。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烦恼，例如当一个人在职业上依赖网络，或者孩子们在连接卡顿的情况下完成家庭作业时。

问题通常始于路由器不能随意放置，而只能放在接口附近。例如，如果接口位于公寓的一端，那么另一端的信号可能会很弱。对此没有单一的万能解决方案，但如果家中某些角落的 Wlan 信号薄弱，是可以采取措施的。

只需花费相对较少的资金，就可以消除因视频卡顿和连接中断而产生的烦恼。以下是主要解决方案的概览。

最稳妥的方案：电缆

只要条件允许且愿意——例如在自己的房产中，或在获得房东的友好许可后——可以铺设网络电缆用于互联网连接。这种方式最不容易受到干扰，且不会损失性能。一端插入路由器上预设的（通常是 4 个）插孔之一，另一端要么直接连接到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要么连接到一个所谓的接入点（Access Point）。接入点随后为周围环境提供 Wlan。为此，也可以使用旧路由器并对其进行相应的重新配置。

或者，可以购买一个所谓的接入点。也就是说，一种将通过网络电缆接收到的信号通过 Wlan 转发的设备。有些设备类似于烟雾报警器，挂在天花板上，在新建房屋时即可直接铺设电缆。事后铺设电缆通常没那么简单，因为人们不希望电缆到处乱放，而且偶尔还需要在墙上钻孔等等。电缆本身很便宜，成本主要产生在铺设和钻孔的过程中。

简单方案：中继器 (Repeater)

正如其英文名称所示，中继器（Repeater）的作用是将路由器的信号进一步传递。一个经验法则是，将其放置在路由器与无线网络（Wlan）死角之间的中点位置。只需将其插入电源插座，在电脑上通过路由器的 Web 用户界面进行设置即可完成。但放置在中点未必是最佳方案，这取决于房屋或公寓的结构。例如，放置在金属文件柜后面的插座就不是一个好位置，因为金属会严重衰减信号。由于水的存在，鱼缸也可能成为问题。

大多数中继器在同一个信道上接收和发送，这意味着来自路由器的信号带宽将被减半，因为设备无法同时发送和接收。由于信号从路由器到中继器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发生衰减，因此在另一端接收到的带宽很有可能低于路由器或互联网连接所提供带宽的一半。中继器的价格大约 20 欧元起，也可以将旧路由器重新配置为中继器使用。

豪华方案：Mesh 组网

较新的路由器支持所谓的 Mesh 技术。它允许通过所谓的节点（Nodes，一种电子连接点）在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一步传递路由器的信号。在这种模式下，具有 功能的路由器作为起点，但也可以在路由器上连接一个 设备，由该设备与其他 节点进行通信。当所有设备来自同一制造商时， 的效果最好。如果使用不同制造商的设备，则必须放弃自动传输密码等便捷功能，此外传输速率也可能会下降。评价较高的套装价格大约 200 欧元起。

不寻常的方案：电力线通信 (Powerline)

数据的传输不仅可以通过无线电或网络电缆，还可以通过电源线。由于电缆已经铺设完毕，因此其设置与中继器一样简单。至少需要两个所谓的电力线设备（Powerline-Geräte）。其中一个连接到路由器并插入电源插座；另一个则插入无线网络信号较弱位置的电源插座。这类设备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能自行发送无线网络信号，另一种仅提供网络电缆接口。

出于信号质量的考虑，建议将设备直接插入电源插座，而非接在多孔插线板上。因此，如果电力线设备自带一个电源插座，将会非常有帮助，这样就可以将可能需要的插线板接在设备上。相应的套装价格在 100 欧元以下。一旦设置完成，这些设备通常运行非常稳定。

重启可能有效

虽然路由器的设计初衷是稳定运行，但有时它们也会出现故障，导致家中的无线网络崩溃。与许多 IT 问题一样，重启往往能产生奇效。

为此，请断开路由器的电源，关闭约十秒钟，然后重新接通。重新建立网络连接需要几分钟时间，之后通常一切都能恢复正常。

反洗钱措施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要求德意志银行改进监控系统

法兰克福 ——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仍是德意志银行面临的问题。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周五表示，该银行必须改进用于防止此类犯罪的 IT 系统。监管机构已为该银行设定了消除缺陷的新期限。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此前已在

德意志银行位于法兰克福总部的办公大楼上的标志。照片：DPA

2021 年和 2023 年对这家德国最大银行的交易监控缺陷提出批评，并提醒其 IT 系统应“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并能正常运行”。银行必须系统地监控业务关系和支付交易，并将可疑交易报告给金融情报中心（FIU）。

目前，Bafin 解释称，由于技术要求发生变化，该银行的交易监控需要重新调整，因此在部分消除缺陷方面需要设定新期限。Bafin 未透露新期限何时结束。德意志银行强调，在约定的措施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实施了很大一部分”。新的指令不包含新的认定或额外要求。 路透社

伯恩哈德·瑙克 教授、博士 (Prof. Dr. Bernhard Nauck)

* 1945年8月27日出生于希尔德斯海姆 † 2026年9月16日逝世于汉堡

我们深切哀悼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受人尊敬的同事和学术导师。他以远见卓识的启发和巨大的热情，深刻影响了家庭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凭借其丰富的知识，他激励并推动了关于教育与移民的跨学科研究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他的学术成果将在我们的研究和日常工作中延续。我们将深切怀念与他的交流及其给予的建议。

我们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怀念共同度过的时光

Chadi Abdul-Rida, Isabelle Albert, Oliver Arránz Becker, Helen Baykara-Krumme, Sait Bayrakdar, Klaus Boehnke, Martina Brandt, Jana Brix, Josef Brüderl, Sonja Drobnick, Michael Feldhaus, Wassilios E. Fthenakis, Daniel Fuß, Harry Ganzeboom, Andreas Genoni, Ingrid Gogolin, Ayşe Güveli, Marina Hennig, Leonie Herwartz-Emden, Paul Hill, Nuo Hou, Johannes Huinink, Magdalena Joos, Frank Kalter, Daniela Klaus, Johannes Kopp, Peter Kriwy, Nadia und Daniel Lois, Boris Mayer, Wolfgang Meyer, Beate Minsel 和 Andreas Krapp, Dana Müller, Rosemarie Nave-Herz, Ursula Neumann, Franz J. Neyer, Corinna Onnen, Lucinda Platt, Ludger Pries, Susanne Rippl, Veronika Salzburger, Birger Schnoor, Beate Schwarz, Christian Seipel, Barbara Settles 及其家人, Rainer Silbereisen, Nico Stawarz 和 Sophie Straub, Gisela Trommsdorff, Irina Usanova, Sabine Walter, Manuela Westphal 以及德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分会的董事会成员

阿尔布雷希特·莱因哈特 (Albrecht Reinhardt)

阿尔布雷希特是一位敬业的记者，一位团结同事的伙伴，一位体恤下属的上级，一位挚友。他是一个拥有影响力并善于运用影响力的人，但始终为了民众，为了节目。

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具有感染力、令人振奋的笑声，他俏皮的表情，他如佛般通透的人生智慧，他的慷慨以及他的乐观。但阿尔布雷希特也是一名战士，无论是面对公开的争论还是微妙的策略，他都能游刃有余。无论是在外界从事记者工作，还是在我们倍加珍惜的西德广播公司 (WDR)，他都需要这些能力。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是一个能够洞察灵魂的人。他是新节目的发起者，也是那些敬业的政治纪录片的鼓舞者。作为后辈的培养者，他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他能让周围的新闻环境变得更好。

阿尔布雷希特是 WDR 从基层培养起来的内部人才，可以说从出生起就处于公共广播体系之中。在完成实习并在波恩演播室以及新成立的《时事小时》(Aktuellen Stunde) 工作数年后，他加入了《监视》(MONITOR) 节目，成为了编辑部的支柱。内罗毕演播室、海外编辑部负责人以及副总编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其他重要岗位。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阿尔布雷希特在莫斯科、敖德萨和基辅进行报道——他经历了第一次广场革命，也见证了普京执政的初期。他的怀疑态度变得更加深沉。

乔·安格勒 (Jo Angerer) · 芭芭拉·亚历山大 (Barbara Alexander) · 苏珊娜·巴特克-穆萨 (Susanne Bartke-Moussa) · 古德伦和赫里伯特·布隆迪奥 (Gudrun und Heribert Blondiau) 彼得·约瑟夫·博克 (Peter Josef Bock) · 奥拉夫·博克 (Olaf Bock) · 尼古劳斯·布伦德 (Nikolaus Brender) · 安杰丽卡和罗尔夫·布林曼 (Angelika und Rolf Bringmann) · 安雅·布罗克 (Anja Bröker) · 汤姆·布罗 (Tom Buhrow) 英格玛·卡里奥 (Ingmar Cario) · 乌尔里希·德彭多夫 (Ulrich Deppendorf) · 索利和汉斯·德雷克曼 (Soli und Hans Dreckmann) · 尤尔根·迪尔瓦尔德 (Jürgen Dürrwald) · 卡拉·恩格尔哈德 (Karla Engelhard) 弗拉基米尔·叶西波夫 (Vladimir Esipov) · 埃利斯·弗罗德 (Ellis Fröder) · 洛塔尔·芬德 (Lothar Fend) · 玛丽亚·格拉姆贝格 (Maria Gramberg) · 乌尔里希·哈贝克 (Ulrich Harbecke) · 埃丝特·哈特布里希 (Esther Hartbrich) 蒂娜·哈塞尔 (Tina Hassel) · 海纳·海勒 (Heiner Heller) · 克劳斯·亨尼希 (Klaus Hennig) · 阿恩德·亨泽 (Arnd Henze) · 克劳斯·赫尔曼 (Klaus Herrmann) · 迈克尔·希尔茨 (Michael Hirz) · 马丁·赫费尔 (Martin Hövel) 埃尔克·霍克茨-维尔纳 (Elke Hockerts-Werner) · 维尔弗里德·胡伊斯曼 (Wilfried Huismann) · 恩诺·洪格兰德 (Enno Hungerland) · 帕特里夏·贾斯特 (Patricia Just) · 尤尔根·凯默 (Jürgen Keimer) 乔治娜·凯勒曼 (Georgine Kellermann) · 海尔加·基希纳 (Helga Kirchner) · 英格丽德·柯尼希 (Ingrid König) · 格罗·科里特 (Gero Korritter) · 安内伦·克拉内富斯 (Annelen Kranefuss) 沃尔夫冈·兰格雷伯 (Wolfgang Landgraeber) · 迪特里希·莱德 (Dietrich Leder) · 乌拉·莱斯曼 (Ulla Lessmann) · 佩特拉·利德施赖伯 (Petra Lidschreiber) · 乌多·利利施基斯 (Udo Lielischkies) · 埃尔克·马尔 (Elke Maar) 克里斯蒂安·迈尔 (Christiane Meier) · 安妮特·梅钦格 (Annette Metzinger) · 斯特凡·米歇尔费尔德 (Stefan Michelfelder) · 索尼娅·米基奇 (Sonia Mikich) · 沃尔夫冈·明德 (Wolfgang Minder) 莫妮卡·明茨拉夫 (Monica Minzlaff) · 罗斯玛丽和格特·蒙海姆 (Rosmarie und Gert Monheim) · 朱塔·莫加丹 (Jutta Moghaddam) · 英格丽德·穆勒-明希 (Ingrid Müller-Münch) · 佩特拉·纳格尔 (Petra Nagel) 托马斯·内尔斯 (Thomas Nehls) · 托马斯·内尔 (Thomas Nell) · 克里斯塔·奥伯布雷默 (Christa Oberbremer) · 达格玛·帕特诺加 (Dagmar Paternoga) · 马库斯·普赖斯 (Markus Preiß) · 维尔弗里德·普里尔 (Wilfried Prill) 阿里安·拉贝 (Ariane Raabe) · 萨宾·劳 (Sabine Rau) · 乔治·雷斯特勒 (Georg Restle) · 哈拉尔德·里斯 (Harald Ries) · 萨宾·罗尔贝格 (Sabine Rollberg) · 汉斯尤尔根·罗森鲍尔 (Hansjürgen Rosenbauer) 赫里伯特·罗斯 (Heribert Roth) · 托马斯·罗斯 (Thomas Roth) · 伊娜·鲁克 (Ina Ruck) · 赫比·萨克斯 (Herby Sachs) · 弗兰克·萨赫韦 (Frank Sachweh) · 马克·萨尔费尔 (Mark Salfer) · 贝蒂娜·沙库斯 (Bettina Scharkus) 伊莎贝尔·沙亚尼 (Isabel Schayani) · 贝阿特·施兰斯坦 (Beate Schlanstein) · 芭芭拉·施密茨 (Barbara Schmitz) · 沃尔夫冈·施密茨 (Wolfgang Schmitz) · 乌尔里克·施魏策尔 (Ulrike Schweitzer) 约尔格·舍嫩博恩 (Jörg Schönenborn) · 菲利普·西格尔 (Philip Siegel) · 提贝特·辛哈 (Tibet Sinha) · 萨宾·斯塔默 (Sabine Stamer) · 维尔纳·索内 (Werner Sonne) · 约阿什·塔塔里 (Yoash Tatari) 约纳·泰希曼 (Jona Teichmann) · 乌尔里希·泰纳 (Ulrich Teiner) · 克劳斯·特沃伦 (Klaus Tervooren) · 加布里埃莱·蒂伦 (Gabriele Thielen) · 斯特凡·托尔茨 (Stefan Tolz) · 安妮·泰德勒 (Anne Tyderle) 沃尔夫冈·泰德勒 (Wolfgang Tyderle) · 维尔·费尔林登 (Wiel Verlinden) · 比尔吉特·维尔尼希 (Birgit Virnich) · 玛丽昂·冯·哈伦 (Marion von Haaren) · 伊莫·福格尔 (Immo Vogel) · 弗朗茨·瓦根巴赫 (Franz Wagenbach) 温德林·维尔纳 (Wendelin Werner) · 马蒂亚斯·韦尔特 (Mathias Werth) · 乌尔里希·维克特 (Ulrich Wickert) · 布里吉特·维利施 (Brigitte Willisch) · 彼得·温特贝格 (Peter Winterberg)

慕尼黑工业大学悼念其教职员工成员

格特·福克曼教授 博士 (Professor Dr. Gert Forkmann)

观赏植物栽培荣休正教授 * 27. Mai 1942 † 8. Juni 2026

1992年，福克曼教授被任命为慕尼黑工业大学（TUM）魏恩施蒂凡科学中心的教授。在此他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直至2007年退休。

他的科学研究重点在于阐明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及其功能（例如作为花色染料）。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从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到基因工程的广泛领域。

1998年至2000年，福克曼教授担任当时的农业与园艺学院的副院长。

慕尼黑工业大学将永远铭记其教职成员格特·福克曼。

大学校长办公室 教授委员会

托马斯·F·霍夫曼教授 (Professor Thomas F. Hofmann) 校长

慕尼黑工业大学哀悼其教职成员

安斯加·施维茨教授 博士 (Professor Dr. Ansgar Schwirtz)

2013年至2018年，安斯加·施维茨担任原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的院长。此外，他自2017年起担任德国体育科学协会（dvs）主席。

体育生物力学荣休副教授 * 12. Januar 1959 † 30. September 2026

2002年，安斯加·施维茨博士被任命为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教授。作为体育生物力学教授，他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直至2025.年退休。他的科学研究重点为体育生物力学，同时也涉及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即使在退休之后，施维茨教授依然与慕尼黑工业大学保持着紧密联系，并继续在位于奥林匹克公园的慕尼黑工业大学校区授课。

慕尼黑工业大学将永远铭记其教职成员安斯加·施维茨。

* 04.10.1944 + 27.09.2026

大学校长办公室 教授委员会 托马斯·F·霍夫曼教授 (Professor Thomas F. Hofmann) 校长

弗里茨·海法 (Fritz Haifaa) 与 阿斯马拉·萨穆 (Asmara Samu)

一个真正的“慕尼黑之子”已踏上了最后的旅程。

我们爱你

阿尔布雷希特·赖因哈特 (Albrecht Reinhardt)

马蒂亚斯 (Matthias) 与 尼尔斯 (Nils)、露西亚 (Luzia)、安东尼娅 (Antonia)

维尔弗里德·魏尔 (Wilfried Weil)

上帝将你接到了祂身边， 而我们心中留下了感激的回忆。

我们失去了一个深爱的人

伊娃·卡琳 (Eva Karin) 尼拉·马特斯 (Nila Matthes)

诺拉 (Nora)、马克斯 (Max) 与 诺亚 (Noah)、杰西 (Jesse)、乔纳斯 (Jonas)

* 25. April 1940 † 7. Oktober 2026

弗劳克 (Frauke)、哈特穆特 (Hartmut) 与 莉亚 (Lea)、安吉丽娜 (Angelina)、科利亚 (Kolja)

心说：太早了。 理智说：这是解脱。 爱说：我想你。

葬礼将在至亲好友的小范围内举行。

我们告别我们的父亲，

你的 埃尔弗里德 (Elfriede) 安吉拉 (Angela)、安斯加 (Ansgar) 莫妮卡 (Monika)、马丁 (Martin)

托马斯 (Thomas)、安妮特 (Annette) 与 乔纳森 (Jonathan)

汉斯-约阿希姆·赫蒂格 (Hans Joachim Hettiger)

追思礼将于星期五，16. Oktober 2026 um 14.00 Uhr 在法特施泰滕 (Vaterstetten) 教区墓地的告别厅举行，随后进行安葬。

受尊敬，被深爱 —— 永不被遗忘！

* 15. Dezember 1946 † 5. Oktober 2026

弗朗齐丝卡 (Franziska)

* 31.08.1926 - + 03.06.2017

我们想念你：

C.O.L. 尤尔曼 (Juulman) 博士

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 朱莉娅 (Julia) 与 马克斯 (Max)、特蕾莎 (Theresa)、卡尔 (Carl)、托比亚斯 (Tobias) & 安 (Ann)

他的朋友们

Raimund Diederichs

* 29.01.1955 † 30.09.2026

监事会主席、同行伙伴及好友 Raimund Diederichs 突然离世的消息令我们深感震惊。

多年来，Raimund Diederichs 以其企业家的远见、从不同角度分析事物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经验，对我们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他以极强的责任感、自律、可靠以及尊重他人的方式，激励、支持并影响了我们。他坦诚的心胸和细腻的幽默感始终令我们获益匪浅。

我们向他的妻子 Dagmar、他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孙辈们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所有人都将非常想念他。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AG 监事会、董事会及全体员工

致谢

在我们的悲痛之中，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我们亲爱的已故者

Peter Konrad Ofer * 10.08. 1938 † 01.09.2026

在巴伐利亚以及他的家乡普法尔茨所表达的如此之多的爱、友谊与尊重，是我们巨大的慰藉！

我们衷心感谢许多充满爱心的信件，以及花圈、鲜花和资金的捐赠！ 特别感谢 Jens Henning 牧师博士在追思会上发表的感人至深的演讲！ 现在，我们仍需遵循 Peter 的明确愿望，向各位传达他最后的个人告别词：

上帝，主，我的天父，在 88 岁时将我，Peter Ofer，召回了天家。在这一生中，我遇到了许多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快乐、爱、帮助和忠诚。对此我非常、非常感激。我与许多人共同创造了成果，也达成了一些目标，与其中一些人共同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在此过程中，我也肯定伤害或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为此我请求原谅。与此同时，我也毫无例外地原谅每一个让我感到不快或遭受沉重伤害的人。所有现在被我离开的人，愿你们在平安中继续生活。

代表所有亲属表达感激之情 Karl-Heinz Ofer

祖父与岳父

Horst Michael Murr

* 23.01.1941 出生于慕尼黑 † 04.09.2026 逝世于巴特艾布灵 (Bad Aibling)

Max sen. 与 Sabine Martina, Mathilda 与 Max jun.

追思会及随后的骨灰安葬仪式将于 13.10.2026 14:00 在巴特费尔恩巴赫 (Bad Feilnbach) Gottschallingerstrasse 26 的 Au 纪念森林花园举行。

Petra Schoener * 02. Mai 1941 † 02. Oktober 2026

深爱你的 Alexander Michael

Susanne 及其家人

追思会及随后的葬礼将于周二，den 13. Oktober 2026, 10:00 在 Gauting 森林公墓 (Waldfriedhof Gauting), Planegger Str. 26, 举行。

在长期且耐心地忍受病痛之后，我的亲爱的丈夫于 05. Oktober 2026 去世

Dr. Johannes Schlootz 政治学家

他特别关注的是对德国过去的探讨以及与东欧各民族的相互理解。

深爱你的 Elisabeth Herzig-Schlootz

追思会将于周五，den 16.10.2026 10:00 在波茨坦-博恩施泰特教堂 (Kirche Potsdam-Bornstedt) Ribeckerstraße 17 举行。

吊唁地址：Amundsenstraße 21, 14469 Potsdam

一个在天堂的慕尼黑人。

我们亲爱的爸爸和爷爷

Alfons Maximilian Thalmeir

现已在上帝慈悲的手中，并与他的守护天使 Uschi 在永恒中重逢。

在静默的哀悼与深深的感激中 Caroline 及其家人 Tobias 及其家人

葬礼将于周五，16.10.2026，um 12.45 时在 Perlacher Forst 墓地举行

他的乐于助人与善良之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Johann Peter Weigl * 10. August 1935 † 28. September 2026

在深情的缅怀中 Susanne Eicher 和 Martin Weigl 及其家人

葬礼将于周一，den 19. Oktober 2026, um 11 00 时在 Grünwald 林地墓地举行。

慕尼黑工业大学哀悼其教职员工

Professor Dr. rer. nat. Anton Fischer

地理植物学荣休教授 * 21. Mai 1953 † 18. September 2026

从 1999 年起直到 2018 年退休，Dr. Anton Fischer 担任慕尼黑工业大学地理植物学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多年来影响了植被与森林研究。他始终致力于将科学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实践，以促进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Professor Fischer 在 2003 年至 2006 年期间担任林业与资源管理学院的教务长，并领导 Weihenstephan 森林-林业-木材中心。

慕尼黑工业大学将永远铭记其教职员工 Anton Fischer。

你被猝然且意外地从生命的中途夺走。这对我们来说难以想象，无法理解。

在深情且永恒的缅怀中

Michael Drechsler

Dipl. Kaufmann 及税务师 * 7. Dezember 1964 † 24. September 2026

你的姐姐 Cornelia 和 Markus 与 Erik

葬礼将在至亲家庭成员范围内举行。

“如果因为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多了一点爱与善良，多了一点光明与真理，那么他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阿尔弗雷德·德尔普 (Alfred Delp)

Laura Ellen Kiefhaber

* 22. August 1931 出生于纽约 † 29. September 2026 逝世于慕尼黑

在爱中

在爱中 Ellen Burger（原姓 Kiefhaber） Gregory Kiefhaber Felicitas Kiefhaber 代表家族

追思会与安葬仪式已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你将深深留在我们的心中，死亡无法将其夺走。

一位美好、可爱且慷慨的丈夫、父亲和祖父离开了我们。

Wolfgang Müller

荣休税务师及审计师 27.02.1951 - 23.09.2026

在深切的哀悼与感激中

Carena Müller

Ricarda Müller

Daniel Hofmeier

深藏在心中之物，不会因死亡而失去。

罗尔夫·彼得·谢穆特 (Rolf Peter Schemuth) * 23.12.1938 † 29.09.2026

我们将于 19.10.2026 11.30 在 Einhardbasilika（地址：Große Maingasse 3, 63500 Seligenstadt）举行告别仪式。

07.11.2026 10 00，我们将在“Maria Himmelfahrt”天主教堂（地址：Christoph v. Schmid Str. 11, 86470 Thannhausen）举行圣弥撒，随后在教会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我们请求将原本用于花卉或花圈的款项捐赠给德国白血病与淋巴瘤援助基金会 (Stiftung Deutsche Leukämie & Lymphom-Hilfe)，账户：Sparkasse KölnBonn, IBAN DE06 3705 0198 0000 0771 31 SWIFT-BIC COLSDE33XXX, 备注：Edith Schemuth

扬和米凯拉·谢穆特 (Jan und Michaela Schemuth) 与 露伊莎和卡洛塔 (Luissa und Carlotta) 卡特琳和费利克斯·科伯林博士 (Katrin und Dr. Felix Koberling) 与 马特奥 (Matteo) 朱莉娅·谢穆特 (Julia Schemuth) 和 丹尼尔·朗 (Daniel Lang) 玛格丽特、迪特和于尔根·谢穆特 (Margarete, Dieter und Jürgen Schemuth)

灿烂的日子， 无需为它们的逝去而哭泣。 而要为它们曾经存在而微笑！

孔子

她的心为奥运会而跳动，她的好奇心引领她走遍世界。我们感谢她留给我们的一切。

带着爱与感激，我们与我们的姑姑 / 姨妈及朋友告别

布里吉特·施密茨 (Brigitte Schmitz)

*15.10.1941 † 01.10.2026

在静默的哀悼中：

克劳斯·施密茨 (Klaus Schmitz) 与 马塞尔和艾米莉 (Marcel und Emily) 于尔根和塔尼娅·施密茨 (Jürgen und Tanja Schmitz) 与 朱利安和塔贝亚 (Julian und Tabea) 乌拉·勒费尔 (Ulla Löffel)

告别仪式及随后的安葬将于 14.10.2026 12.15 在西区墓地（Westfriedhof, Baldurstr. 28, 80637 München）举行。

一周年祭

沃尔夫·迪特·格茨博士 (Dr. Wolf Dieter Götz) * 11.03.1943 † 10.10.2025

我在时间与永恒中爱你……

你的 范妮 (Fanni)

我们要去哪里——总是回家，总是回家 (诺瓦利斯)

你对生活的热爱和你的幽默将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

于尔根·波舍尔 (Jürgen Poeschel) 工程师 (Dipl. Ing.)

* 5. Juli 1942 † 24. September 2026

感谢美好的共同时光 家人 赫尔敏 (Mimi)、科妮莉亚、拉尔夫 安东尼娅和费利西亚

告别仪式及随后的骨灰安葬将于周一，12.10.2026, 12 在达豪森林墓地 (Waldfriedhof Dachau) 举行。

留下来的，是你与我们分享的一切。

伟大的爱。对生活的激情和对人们的喜爱。 你的乐观、活力、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坦诚、热烈、温暖。

尤其是你宽广的心——以及你的笑容。

艾里斯·伊琳·贝特雷 (IRIS IRENE BETTRAY)

* 31.05.1963 † 05.10.2026

为此我们感谢你。 我们无比地想念你！

于尔根、尤斯图斯和费利西塔斯 (Jürgen, Justus und Felicitas)

贝特雷-克林格斯家族 (Familie Bettray-Krings), c / o Ostler Bestattungen, Zoeppritzstr. 10, 82467 Garmisch-Partenkirchen

安葬仪式将在加米施 (Garmisch) 的小范围内举行。

我们请求以捐款代替鲜花，用于胶质母细胞瘤的神经肿瘤学研究。

科隆大学医院 (Universitätsklinikum Köln (AöR)), 科隆社会经济银行 (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Köln) IBAN: DE 04 3702 0500 0008 1500 00, BIC: BFS WDE 33XXX 用途：8002-9420-0006, Neurologie AG Galldiks

德国电视奖 (Der Deutsche Fernsehpreis) 哀悼其长期担任评委的成员

艾里斯·贝特雷 (Iris Bettray)

31.05.1963 – 05.10.2026

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同事和充满激情的电视制作人，她对优秀的新闻故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我们将永远铭记她。

我们的慰问传递给她的家人。

德国电视奖

捐赠者 管理层

合作伙伴

顾问委员会

评委

常设秘书处

我们的生活不能总是充满欢乐，但可以永远充满爱。

沃尔特·雅各布·维尔默廷格博士 (Dr. Walter Jakob Willmertinger)

★ 16. Dezember 1953 + 6. September 2026

被爱守护，在心中珍藏

安格丽卡·维尔默廷格 (Angelika Willmertinger)

菲利普、瓦莱斯卡、露娜、罗妮亚、莱奥妮 (Philipp, Valeska, Luna, Ronja, Leonie)

克里斯蒂安、丽莎、基利安 (Christian, Lisa, Kilian)

汤米、伊里斯 (Tommy, Iiris)

告别仪式将于周二，20. Oktober 2026,

30 在慕尼黑西区墓地举行。

“人们看着太阳缓缓落下，但当黑暗突然降临时，依然会感到惊恐。”

带着爱与感激，我们与以下人士告别：

医学博士 玛丽昂·巴特-弗尔克 (DR. MED. MARION BARTH-VÖLKER)

*22.8.1952 †16.9.2026

在深切的悲痛与永恒的眷恋中 克里斯托夫·弗尔克 (Christoph Völker) 与 亚历克莎 (Alexa) 和 瓦莱丽 (Valerie)

追思礼及葬礼将于周五，06.11.2026，12时在北公墓 (Nordfriedhof) 的告别厅举行，地址：Ungererstraße 130, 80805 München

一段漫长而充实的人生走到了终点。 我们告别我们的父亲、 岳父 / 公公以及祖父

洛塔尔·埃绍 (Lothar Esau) * 26.08.1925 † 25.08.2026

他现在安息在上帝慈爱的手中。

乌尔里希和卡琳·埃绍 (Ulrich und Karin Esau) 迪尔克·埃绍 (Dierk ) 和 克里斯特尔·施梅尔茨 (Christel Schmelz) 以及 海伦和戴维·埃绍 (Helene und David ) 安雅·埃绍 (Anja ) 与 阿明·多林 (Armin Dölling) Ernst-Thun-Str. 16 84453 Mühldorf

葬礼将于周五，16.10.2026，11:00 在奥托布伦 (Ottobrunn) 公园公墓举行。

现在你可以安息了。

赫尔穆特·赫格尔博士 (Dr. Helmut Hörger)

律师及税务师 4. Dezember 1937 – 4. Oktober 2026

在经历了漫长的病痛且以令人钦佩的耐心忍受之后，你在至亲家人的陪伴下解脱了痛苦。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但充满感激地让你离去。

在无尽的爱中： 海尔加 (Helga)、安德烈亚 (Andrea)、卡里娜 (Karina)、苏西 (Susi)、弗朗茨 (Franz)、萨布丽娜 (Sabrina) 和 卡特琳 (Kathrin)

追思礼及随后的葬礼将于周三，14. Oktober 2026, 14:00 在格雷费尔芬格 (Gräfelfing) 公墓的告别厅举行（地址：Großhaderner Str. 2 · 82166 Gräfelfing）。

玛丽安娜·尼布吕格-阿申布伦纳 (Marianne Niebrügge-Aschenbrenner)，原姓 维廷 (Witting)

摄影师及电影剪辑师

22.01.1961出生于克龙施塔特 (Kronstadt)，曾居住于慕尼黑，05.10.2026逝世于库尔姆巴赫 (Kulmbach)。

我们想念你！

艾玛·尼布吕格 (Emma Niebrügge)、玛丽·阿申布伦纳博士 (Dr. Marie Aschenbrenner)

吉米·康奈尔 (Jimmy Cornell) 及其家人

贝尔恩德·尼布吕格 (Bernd Niebrügge) 及其家人

你直到最后一刻都像狮子一样战斗，并自主地离开了我们。

米凯拉·普罗珀 (Michaela Pröpper)

心理学硕士 * 30. März 1961 † 5. September 2026

我们将永远想念你。 罗曼 (Roman)

维尔纳 (Werner) 和 伊内丝 (Ines) 与 玛丽 (Marie) 和 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卡琳 (Karin) 和 扬 (Jan) 与 雅林 (Jarin) 代表所有亲属

葬礼已在至亲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举行。

只需要一座岛屿

在深切的悲痛中，我们告别

哲学博士

英格丽德·斯特尔策尔 (Ingrid Stelzel)

日耳曼文学专家及格式塔治疗师 * 24.6.1947 † 21.9.2026

彼得·斯特尔策尔博士 (Dr. Peter Stelzel)

伊娃·斯特尔策尔-费舍尔 (Eva Stelzel-Fischer) 和 米夏埃尔·费舍尔 (Michael Fischer) 与 约娜 (Jonna)

克里斯塔·赛尔 (Krista Seyr) 及其家人

希尔德·布兰特纳 (Hilde Brandtner) 和 海莫·谢尔茨 (Haymo Scherz) 与 雅各布 (Jakob)

在生命与死亡的漫长旅途中感到疲惫，我终于抵达了终点。

哈特穆特·斯特罗贝 (Hartmut Stroebe)

*24.08.1936 +17.09.2026

我们告别。

乌尔塞尔 (Ursel)、伊娜 (Ina)、亚历克斯 (Alex) 和 马克斯 (Max)

及其家人

追思礼将于 19.10.26 09:45 在帕辛公墓 (Pasinger Friedhof) 举行。

当你们想起我时，请不要悲伤。请多谈论我，并勇敢地欢笑。 请在你们之中为我留一个位置，就像我在生前拥有的一样。

我们告别我们深爱的母亲、祖母、表 / 堂姑母及教母

伊里斯·科斯尼 (Iris Kosney)

药剂师 原姓 肯普夫 (Kempf) *30.3.1937出生于比瑙堡 (Bünauburg)，原苏台德地区 †26.9.2026逝世于慕尼黑

慕尼黑，劳布林 (Raubling)

你的儿子 乌尔里希和克里斯蒂安·科斯尼 (Ulrich und Christian Kosney) 孙辈 帕特里克 (Patrick)、卡罗琳 (Carolin)、海伦娜 (Helena) 和 莫妮 (Moni)

追思弥撒将于周五，16.10.2026，11时在圣安斯加教区教堂 (Pfarrkirche St. Ansgar) 举行，地址：Gulbranssonstr. 30 in München - Parkstadt Solln。 玫瑰经祷告将于周四，15.10.2026，17时在索尔恩 (Solln) 的圣约翰·巴普蒂斯特教堂 (St. Johann Baptist) 举行。 骨灰安葬仪式将于稍后在至亲家庭圈内举行。

Peter Lips 博士

* 1936年1月12日 † 2026年9月8日

我们深切地思念他，并感谢共同度过的时光以及他留给我们的一切。 Lips 家族

追思仪式将于 2026年10月13日 11 时在 Groß Flottbeker 教堂举行。

我们请求以向 VILLA Leipzig 的儿童与青少年工作捐款代替鲜花和花圈。 IBAN: DE26 3702 0500 0003 5487 00 用途：捐款 - Peter Lips 博士

留下的是对一位美好的人和一颗非凡灵魂的珍贵回忆——充满了仁慈与同情。

Georg-Michael Praetorius 医学博士

* 1941年4月8日 † 2026年9月17日

愿他的温暖与善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Shashi

Manuel Wolfgang Praetorius 医学博士及其家人 Judith Maria 及其家人 Sarah Well Ratna Sonya Shagun Netzle Barbara 代表所有亲属

礼拜仪式将于 2026年10月17日（周六）10 时在 Oberpfaffenhofen 的 Heilig-Kreuz 教堂（Bischof-Josef-Weg 7, 82234 Weßling）举行。骨灰盒将于稍后在亲属陪同下安葬在慕尼黑-Pasing 墓地。

我们请求以向 Ambulante Pallialtivteam FFB 捐款代替鲜花。 IBAN: DE44 7005 30700032 5806 72 关键词：Dr.

我们怀着深切的悲痛与沉重的心情，告别我们的同事

Carolin Schäfer

她在 2026年10月1日 因长期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 41 岁。

Carolin 在市场营销团队工作了 11 年，充满热情地负责我们印刷广告材料的可持续生产。 她安静、温暖的性格以及可靠的作风，对我们的共同工作和协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记忆中，她是一个谦逊且可爱的人，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将非常想念她。

我们向她的家人以及所有与她亲近的人表示深切的同情。

Hüthig Jehle Rehm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层、职工委员会以及全体同事。

我们告别亲爱的妈妈和奶奶

Maria Theimer

* 1937年12月6日 † 2026年10月6日

Regina 与 Sophia, Sebastian 和 Emily

追思仪式将于 2026年10月29日（周四）14.00 时在 Taufkirchen 的 St. Johannes der Täufer 教堂举行，随后在教堂墓地进行骨灰安葬。

SZ 纪念

“万物皆有时，有爱、喜悦与幸福之时，亦有忧虑与痛苦之时。一切已成过去，唯爱永恒。”

Gerhard Huxoll

建筑师 * 1.8.1931 † 6.10.2026

带着爱与感激

Anne Huxoll

Marc 和 Daniela

Caren 和 Daniel

Uwe 及其家人

葬礼将于 2026年10月15日（周四）10 时在 Pullach 墓地举行。

然而，总有一个人， 将这坠落 无限温柔地捧在手中。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Gudrun Jung

* 1938年6月6日 † 2026年9月14日

我们带着爱与感激的记忆告别

Ulrich 与 Nazreen, Isaac 和 Isabel Karin 与 Petra

追思仪式及骨灰安葬将于 2026年10月15日 12.45 时在 Perlacher Forst 墓地（Stadelheimer Straße 24, 81549 München）举行。

慕尼黑大学（LMU）哀悼

马丁·克林根贝格教授 (Prof. Dr. Martin Klingenberg)

物理生物化学荣休教授

* 05.12.1928 † 03.10.2026

马丁·克林根贝格曾任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物理生物化学教授。作为一名国际顶尖的生物化学家，他在线粒体能量代谢分子机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使其专业影响力远超慕尼黑大学。他的逝世在研究与教学领域留下了令人痛心的空白。慕尼黑大学失去了一位备受尊敬的成员。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慕尼黑，den 10.10.2026

校长 马蒂亚斯·H·措普 (Prof. Dr. med. Dr. h. c. Matthias H. Tschöp) 教授 慕尼黑大学 校长办公室及参议院

巴伐利亚州 BUND 自然保护协会 (BUND Naturschutz in Bayern e.V.) 哀悼

汉斯·斯蒂巴莱 (Hans Stiebale) * 26.9.1944 † 12.9.2026

我们告别一位充满活力与奉献精神的人。他主导设计了帕辛区玛格达莱娜公园 (Pasinger Magdalenenpark)，并推动其成为慕尼黑西部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我们将怀念他沉稳的性格，心怀感激地永远纪念他。

巴伐利亚州 BUND 自然保护协会 (BUND Naturschutz in Bayern e.V.)

马丁·盖尔胡费 (Martin Geilhufe) 州主席

克里斯蒂安·希尔奈斯 (Christian Hierneis) 慕尼黑分会主席

恩斯特·哈伯斯布伦纳博士 (Dr. Ernst Habersbrunner) 慕尼黑-西区小组主席

在长期重病之后，我亲爱的妻子，我们亲爱的母亲、祖母、岳母 / 婆婆

乌尔里克·蒂勒 (Ulrike Thiele)

* 24.09.1943 † 27.09.2026

带着爱与感激

你的格奥尔格 (Georg)， 托尼 (Toni)、卡佳 (Katja)、 克劳迪娅 (Claudia)、弗兰克 (Frank) 与 约瑟芬 (Josefine)、卡门 (Carmen)

葬礼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日夜 均可联系

上帝保佑 (Pfia Gott)

在经历了充实而丰盈的一生后，我开始了永恒的旅程。

英格博格·利尔 (Ingeborg Lill) * 7. Juli 1939 † 15. September 2026

我们会想念你的： 恩斯特 (Ernst)、弗里德里克 (Friederike)、费利克斯 (Felix)、朱莉亚 (Julia)、莉莉 (Lily)、洛拉 (Lola) 和 托马斯 (Thomas)

追思弥撒将于 16.10. 10:00 Uhr 在赖歇尔斯博恩 (Reichersbeuern) 举行。

我们告别

海尔加·蒂尔昌 (Helga Tyrchan)

* 16.05.1935 † 23.09.2026

慕尼黑，在静默的哀悼中： im Oktober 2026 沃尔夫冈 (Wolfgang)、保拉 (Paula)、法伊特·乌尔班斯基 (Veit Urbanski)

骨灰安葬仪式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Mutabor e.V.

中风及颅脑损伤后的咨询与治疗

带着深厚的情谊与巨大的感激，我们告别我们的创始人

玛格特·温格鲁伯 (Margot Wingruber) * 21.10.1945 † 29.09.2026

玛格特·温格鲁伯于 1988 年主导发起了 Mutabor e.V. 并带头参与建设。凭借远见卓识、不懈的奉献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她从创立之初就决定性地影响并塑造了我们协会数十年的发展。她为获得性脑损伤患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为提高其社会参与度所付出的努力，在 Mutabor 之外赢得了广泛认可。由于其卓越贡献，她先后被授予 2003 年“慕尼黑之光——慕尼黑之友”银质奖章以及巴伐利亚宪法奖章银质奖 (2005) 和金质奖 (2013)。

失去玛格特·温格鲁伯，我们不仅失去了创始人，更失去了一位非凡的人格，她的仁爱、行动力和远见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我们将心怀感激地永远铭记她的贡献与毕生事业。

董事会、管理层，代表全体员工及所有协会成员

丹妮拉·克莱默 (Daniela Klemer) · 马克斯-彼得·费舍尔 (Max-Peter Fischer) · 弗里茨·舒勒 (Fritz Schuller)

我的孩子去世了

真正地帮助父母。因此，几年前成立了互助小组，以便在共同的交谈中分享悲痛。

失去孩子的父母、悲痛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在此可以获得帮助与支持。

电话 0 89 / 48 08 89 90

www.verwaiste-eltern-muenchen.de

终点不再孤独

Bethel 为绝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帮助。

www.bethel.de

Bethel

市立殡葬服务

遭遇丧亲之痛 - 现在该怎么办？

Palais Lerchenfeld • Damenstiftstraße 8 • 80331 München 电话 0 89 / 2 3199 02 • www.städtische-bestattung.de

DAX

全球股市概览

9.10.2026< / td>< rowspan="2">汇率 / 指数< / ><>± %< / >< / tr><><>较前一日< / >< / ><><>AEX 荷兰< / ><>1131,0< / ><>+0,87%< / >< / ><><>All Ordinaries 澳大利亚< / ><>8877,7< / ><>+0,62%< / >< / ><><>ATX 奥地利< / ><>6543,5< / ><>-0,26%< / >< / ><><>BIST 100 土耳其< / ><>12.266,0< / ><>+0,43%< / >< / ><><>Bovespa 巴西< / ><>208.851,4< / ><>+1,41%< / >< / ><><>CAC-40 法国< / ><>7803,3< / ><>+0,95%< / >< / table>

S-DAX

<>< ="2">9.10.2026< / >< ="2">收盘价< / >< ="2"> $\pm$ % 较前一日<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 ><><>最高< / ><>最低< / >< / ><><>Adidas $\bullet$ < / ><>149,85< / ><>2,29< / ><>196,40< / ><>129,95< / ><>26,97< / ><>2,80< / ><>15,89< / >< /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 / ><>187,70< / ><>0,20< / ><>221,25< / ><>157,48< / ><>148,71< / ><>3,20< / ><>25,96< / >< / ><><>Allianz SE $\bullet \circ$ < / ><>417,00< / ><>0,87< / ><>454,60< / ><>338,80< / ><>158,63< / ><>17,10< / ><>13,22< / >< / ><><>BASF SE $\bullet$ < / ><>51,68< / ><>-0,17< / ><>55,05< / ><>41,48< / ><>46,13< / ><>2,25< / ><>17,82< / >< / ><><>Bayer $\bullet$ < / ><>43,77< / ><>2,77< / ><>53,92< / ><>25,78< / ><>43,00< / ><>0,11< / ><>10,30< / >< / ><><>Beiersdorf< / ><>78,14< / ><>0,75< / ><>110,15< / ><>67,08< / ><>18,96< / ><>1,00< / ><>17,14< / >< / ><><>BMW St. $\bullet$ < / ><>53,26< / ><>2,07< / ><>97,92< / ><>51,98< / ><>29,89< / ><>4,40< / ><>8,54< / >< / ><><>Brenntag SE< / ><>62,12< / ><>1,40< / ><>66,86< / ><>43,72< / ><>8,97< / ><>1,90< / ><>17,70< / >< / ><><>Commerzbank< / ><>37,90< / ><>0,69< / ><>43,37< / ><>29,01< / ><>40,96< / ><>1,10< / ><>11,88< / >< / ><><>Continental< / ><>69,14< / ><>1,53< / ><>77,50< / ><>53,10< / ><>13,83< / ><>2,70< / ><>10,43< / >< / ><><>Daimler Truck Hldg.< / ><>41,35< / ><>1,62< / ><>50,08< / ><>33,46< / ><>31,66< / ><>1,90< / ><>11,81< / >< / ><><>Deutsche Bank $\bullet$ < / ><>29,92< / ><>0,88< / ><>35,85< / ><>23,82< / ><>57,16< / ><>1,00< / ><>8,33< / >< / ><><>Deutsche Börse $\bullet$ < / ><>296,00< / ><>1,16< / ><>298,00< / ><>200,10< / ><>55,14< / ><>4,20< / ><>24,81< / >< /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 / ><>24,70< / ><>-7,94< / ><>34,36< / ><>23,53< / ><>119,79< / ><>1,00< / ><>10,79< / >< / ><><>DHL $\bullet$ < / ><>56,00< / ><>1,93< / ><>58,90< / ><>38,37< / ><>64,40< / ><>1,90< / ><>16,67< / >< / ><><>E.ON SE< / ><>17,15< / ><>1,09< / ><>20,39< / ><>14,98< / ><>45,30< / ><>0,57< / ><>15,45< / >< / ><><>Fres.Med.Care< / ><>37,50< / ><>2,12< / ><>47,86< / ><>34,57< / ><>11,00< / ><>1,49< / ><>8,66< / >< / ><><>Fresenius< / >

SE< / td> 42,36< / ><>1,84< / ><>52,96< / ><>35,11< / ><>19,40< / ><>1,05< / ><>11,64< / >< / tr> <>GEA Group< / ><>68,45< / ><>1,63< / ><>69,35< / ><>53,45< / ><>11,14< / ><>1,30< / ><>19,96< / >< / ><><>汉诺威再保险 SE (Hannover Rück SE)< / ><>263,20< / ><>0,30< / ><>281,20< / ><>223,40< / ><>31,74< / ><>12,50< / ><>11,48<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42,30< / ><>1,79< / ><>241,80< / ><>137,20< / ><>25,10< / ><>3,60< / ><>10,95< / >< / ><><>汉高 Vz. (Henkel Vz.)< / ><>74,46< / ><>0,84< / ><>84,20< / ><>61,28< / ><>13,27< / ><>2,07< / ><>13,04< / >< / ><><>霍赫蒂夫 (Hochtief)< / ><>389,80< / ><>-0,10< / ><>554,00< / ><>242,40< / ><>30,29< / ><>6,60< / ><>29,35< / >< / ><><>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bullet \circ$

< / ><>58,86< / ><>-0,07< / ><>88,83< / ><>31,27< / ><>76,87< / ><>0,35< / ><>36,11<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 / ><>39,59< / ><>1,45< / ><>62,34< / ><>38,89< / ><>38,12< / ><>3,50< / ><>7,58< / >< / ><><>默克 (Merck)< / ><>137,85< / ><>1,58< / ><>148,80< / ><>100,70< / ><>17,82< / ><>2,20< / ><>16,39< / >< / ><><>MTU 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 / ><>348,90< / ><>1,51< / ><>404,80< / ><>265,20< / ><>18,78< / ><>3,60< / ><>17,81<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 / ><>523,80< / ><>0,92< / ><>574,40< / ><>437,40< / ><>68,43< / ><>24,00< / ><>10,29< / >< / ><><>奇亚根 (Qiagen (NL)) $\star$ < / ><>40,19< / ><>1,55< / ><>47,60< / ><>27,56< / ><>8,31< / ><>0,35< / ><>18,61< / >< /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 / ><>939,10< / ><>0,45< / ><>1966,0< / ><>900,20< / ><>43,20< / ><>11,50< / ><>24,62< / >< / ><><>RWE< / ><>57,94< / ><>1,22< / ><>62,00< / ><>39,36< / ><>45,19< / ><>1,20< / ><>21,54< / >< / ><><>SAP SE $\bullet \circ$ < / ><>191,46< / ><>3,70< / ><>244,30< / ><>127,50< / ><>235,21< / ><>2,50< / ><>26,41< / >< / ><><>Scout24 SE< / ><>72,45< / ><>1,68< / ><>104,20< / ><>62,70< / ><>5,22< / ><>1,50< / ><>17,76< / >< / ><><>西门子 (Siemens) $\bullet \circ$ < / ><>272,10< / ><>2,97< / ><>291,70< / ><>198,00< / ><>217,68< / ><>5,35< / ><>24,83<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 / ><>145,36< / ><>2,01< / ><>191,66< / ><>94,40< / ><>125,17< / ><>0,70< / ><>32,59<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 / ><>39,14< / ><>2,30< / ><>49,71< / ><>32,81< / ><>44,15< / ><>1,00< / ><>17,02< / >< / ><><>德之馨 (Symrise)< / ><>92,24< / ><>1,43< / ><>95,00< / ><>64,70< / ><>12,89< / ><>1,25< / ><>23,18< / >< / ><><>大众 Vz (Volkswagen Vz)< / ><>68,00< / ><>2,10< / ><>109,15< / ><>66,60< / ><>14,02< / ><>5,26< / ><>3,39< / >< / ><><>Vonovia SE< / ><>16,31< / ><>0,65< / ><>28,90< / ><>16,19< / ><>13,83< / ><>1,25< / ><>8,03< / >< / ><><>Zalando SE< / ><>23,80< / ><>4,34< / ><>30,43< / ><>18,61< / ><>6,29< / ><>< / ><>16,41< / >< / table>

<><>9.10.2026< / ><>收盘价< / ><>± 较前日百分比< / ><>股息< / >< / ><><>1&1< / ><>23,05< / ><>0,22< / ><>0,05< / >< / ><><>Adtran Networks SE< / ><>21,90< / ><>0,46< / ><>0,52< / >< / ><><>Alzchem Group< / ><>162,90< / ><>1,81< / ><>2,10< / >< / ><><>Asta Energy Solut. (AT)< / ><>58,40< / ><>1,74< / ><>-< / >< / ><><>Atoss Software SE< / ><>87,30< / ><>3,31< / ><>2,28< / >< / ><><>Basler< / ><>22,45< / ><>-0,66< / ><>0,11< / >< / ><><>Befesa (LU)< / ><>35,35< / ><>2,02< / ><>0,64< / >< / ><><>Boss< / ><>37,97< / ><>0,18< / ><>0,04< / >< / ><><>Cancom SE< / ><>22,40< / ><>0,67< / ><>1,00< / >< / ><><>蔡司医疗 (Carl Zeiss Meditec)< / ><>32,42< / ><>4,38< / ><>0,55< / >< / ><><>Cewe 基金会 (Cewe Stiftung)< / ><>112,20< / ><>1,08< / ><>3,00< / >< / ><><>Dermapharm

Hldg. SE< / td> 38,40< / ><>0,66< / ><>0,88< / >< / tr> <>Douglas< / ><>7,04< / ><>1,29< / ><>-< / >< / ><><>Drägerwerk Vz< / ><>116,60< / ><>4,67<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19,12< / ><>0,63< / ><>1,00< / >< / ><><>Dt. Euroshop< / ><>15,76< / ><>0,90<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2,90< / ><>-0,14< / ><>-< / >< / ><><>Dürr< / ><>16,38< / ><>1,24<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2,36< / ><>1,64<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63,80< / ><>1,11<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3,90< / ><>2,80< / ><>1,00< / >< / ><><>Evotec SE*< / ><>2,77< / ><>-1,35< / ><>-< / >< / ><><>Fielmann Grp.< / ><>37,35< / ><>0,54< / ><>1,40< / >< / ><><>Fr. Worwerk Grp.

SE< / ><>64,20< / ><>3,30< / ><>1,10< / >< / ><><>GFT Techn. SE< / ><>27,25< / ><>6,24<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6,69< / ><>0,45< / ><>0,30< / >< / ><><>Grenke< / ><>9,92< / ><>1,95< / ><>0,42< / >< / ><><>Hamborner Reit< / ><>4,05< / ><>1,63<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36< / ><>-0,07< / ><>-< / >< / ><><>HelloFresh SE< / ><>2,69< / ><>6,88< / ><>-< / >< / ><><>Hornbach Hldg.< / ><>83,70< / ><>0,24< / ><>2,40< / >< / ><><>Hypoport SE< / ><>67,60< / ><>-0,22< / ><>-< / >< / ><><>Indus< / ><>37,80< / ><>3,00<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3,20< / ><>-0,23< / ><>0,90< / >< / ><><>Jost Werke

SE< / ><>60,20< / ><>2,21< / ><>1,50< / >< / ><><>Jungheinrich< / ><>21,20< / ><>0,66< / ><>0,29< / >< / ><><>Kontron (AT) *< / ><>20,46< / ><>-0,10< / ><>-<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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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票

<><>9.10.2026< / ><>收盘价< / ><>± 较前日 %< / ><>股息< / >< / ><><>3D Systems (US)< / ><>2,94< / ><>-0,41< / ><>—< / >< / ><><>Adler Group (LU)< / ><>0,09< / ><>5,11< / ><>—< / >< / ><><>Adobe (US)< / ><>216,70< / ><>3,96< / ><>—< / >< / ><><>Adran Hldg. Inc. (US)< / ><>6,60< / ><>-2,43< / ><>—< / >< / ><><>Adv. Micro Devices (US)< / ><>545,00< / ><>-1,27< / ><>—< / >< / ><><>Aegon Ltd. (BM)< / ><>7,41< / ><>0,14< / ><>0,40< / >< / ><><>Air France KLM (FR)< / ><>10,81< / ><>-2,66< / ><>—< / >< / ><><>Akamai (US)< / ><>94,50< / ><>5,20< / ><>—< / >< / ><><>Alibaba ADR (CN)< / ><>99,30< / ><>5,41< / ><>1,05< / >< / ><><>Align (US)< / ><>124,60< / ><>1,26< / ><>—< / >< / ><><>Allane SE< / ><>13,30< / ><>0,00< / ><>—< / >< / ><><>Altria

(US)< / ><>64,24< / ><>0,66< / ><>4,16< / >< / ><><>Amadeus Fire< / ><>17,00< / ><>0,83< / ><>—< / >< / ><><>Amadeus IT (ES)< / ><>51,48< / ><>-0,12< / ><>1,42< / >< / ><><>ams-OSRAM (AT)< / ><>23,40< / ><>-2,90< / ><>—< / >< / ><><>Anglo Ameri. PLC (GB)< / ><>47,87< / ><>1,79< / ><>0,23< / >< / ><><>Applied Mats. (US)< / ><>457,60< / ><>1,28< / ><>2,05< / >< / ><><>Arcelor-Mittal (LU)< / ><>55,28< / ><>1,36< / ><>—< / >< / ><><>AT & S (AT)< / ><>214,00< / ><>0,47< / ><>—< / >< / ><><>AT&T (US)< / ><>19,76< / ><>-10,66< / ><>1,11< / >< / ><><>Aumann< / ><>13,25< / ><>-1,85< / ><>1,11< / >< / ><><>Baader Bank< / ><>6,60< / ><>0,00< / ><>0,20< / >< / ><><>Baidu ADR (US)< / ><>76,30< / ><>1,87< / ><>—< / >< / ><><>Ballard Power

(CA)< / td> 1,71< / ><>-1,61< / ><>—< / >< / tr> <>美国银行 (US)< / ><>47,91< / ><>1,25< / ><>1,08< / >< / ><><>Bastei Lübbe< / ><>6,14< / ><>-2,23< / ><>0,25< / >< / ><><>Baywa< / ><>8,22< / ><>0,00< / ><>—< / >< / ><><>BayWa vNA< / ><>2,45< / ><>0,20< / ><>—< / >< / ><><>BB Biotech N (CH)< / ><>51,40< / ><>0,78< / ><>2,25< / >< / ><><>伯克希尔-哈撒韦 B (US)< / ><>459,30< / ><>0,50< / ><>—< / >< / ><><>Bertrandt< / ><>8,52< / ><>0,00< / ><>—< / >< / ><><>bet-at-home.com< / ><>2,92< / ><>-2,01< / ><>—< / >< / ><><>Biofrontera< / ><>2,95< / ><>-2,96< / ><>—< / >< / table>

<><>德国 DAX-40< / ><>25.087,3< / ><>+1,13%< / >< / ><><>美国道琼斯< / ><>51.655,0< / ><>+0,83%< / >< / ><><>欧洲 Euro-Stoxx-50< / ><>6173,4< / ><>+0,76%< / >< / ><><>香港恒生< / ><>24.160,2< / ><>+1,76%< / >< / ><><>西班牙 IBEX 35< / ><>19.033,1< / ><>+0,55%< / >< / ><><>英国 Infront GB 100< / ><>10.582,7< / ><>+0,48%< / >< / ><><>意大利 Infront IT 40< / ><>49.930,2< / ><>+0,54%< / >< / ><><>德国 MDAX< / ><>29.989,9< / ><>+1,64%< / >< / table>

养老金不理，人生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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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26< / td><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tr><><>最高< / ><>最低< / >< / ><><>Aixtron SE< / ><>36,41< / ><>-0,25< / ><>62,66< / ><>11,68< / ><>4,13< / ><>0,15< / ><>47,91< / >< / ><><>Aroundtown (LU)< / ><>1,48< / ><>0,48< / ><>3,30< / ><>1,47< / ><>1,62< / ><>0,08< / ><>6,43< / >< / ><><>Aumovio SE< / ><>34,05< / ><>-0,58< / ><>47,02< / ><>32,44< / ><>3,41< / ><>-< / ><>13,41< / >< / ><><>Aurubis< / ><>160,40< / ><>3,62< / ><>225,20< / ><>102,00< / ><>7,21< / ><>1,60< / ><>18,46< / >< / ><><>Auto1 Group SE< / ><>16,55< / ><>3,44< / ><>31,38< / ><>14,46< / ><>3,67< / ><>-< / ><>25,08< / >< / ><><>Bechtle< / ><>34,88< / ><>1,51< / ><>45,14< / ><>24,56< / ><>4,39< / ><>0,70< / ><>17,98< / >< / ><><>Bilfinger SE< / ><>54,75< / ><>1,48< / ><>129,30< / ><>53,90< / ><>2,06< / ><>2,80< / ><>8,33< / >< / ><><>CTS Eventim< / ><>58,75< / ><>3,52< / ><>86,35< / ><>48,26< / ><>5,64< / ><>1,44< / ><>17,43< / >< / ><><>Delivery Hero SE< / ><>36,60< / ><>0,49< / ><>39,83< / ><>14,80< / ><>11,22< / ><>-< / >< / ><><>Deutsche Lufthansa< / ><>7,20< / ><>-0,85< / ><>10,29< / ><>6,72< / ><>8,65< / ><>0,33< / ><>6,79< / >< / ><><>Deutz< / ><>10,89< / ><>0,83< / ><>13,35< / ><>7,33< / ><>1,83< / ><>0,18< / ><>11,84< / >< / ><><>DWS Group< / ><>66,80< / ><>1,21< / ><>78,75< / ><>50,20< / ><>13,36< / ><>3,00< / ><>13,97< / >< / ><><>Elmos Semicond. SE< / ><>146,20< / ><>-0,68< / ><>206,00< / ><>77,90< / ><>2,51< / ><>1,50< / ><>20,80< / >< / ><><>Evonik Industries< / ><>21,36< / ><>1,81< / ><>21,64< / ><>12,49< / ><>9,95< / ><>1,00< / ><>13,69< / >< / ><><>flatexDegiro< / ><>26,06< / ><>0,85< / ><>43,24< / ><>25,06< / ><>2,87< / ><>0,30< / ><>13,03< / >< / ><><>Fraport< / ><>57,45< / ><>0,26< / ><>86,95< / ><>57,00< / ><>5,31< / ><>1,00< / ><>14,69< / >< / ><><>freenet< / ><>21,94< / ><>-1,97< / ><>33,92< / ><>21,94< / ><>2,61< / ><>2,07< / ><>9,93< / >< / ><><>Fuchs SE Vz.< / ><>44,30< / ><>0,77< / ><>44,80< / ><>31,80< / ><>2,90< / ><>1,23< / ><>17,17< / >< / ><><>Hella< / ><>68,90< / ><>-0,14< / ><>85,30< / ><>67,90< / ><>7,66< / ><>0,22< / ><>48,87< / >< / ><><>Hensoldt< / ><>76,22< / ><>2,06< / ><>110,30< / ><>63,18< / ><>8,80< / ><>0,55< / ><>40,98< / >< / ><><>Ionos Group SE< / ><>32,98< / ><>1,10< / ><>35,68< / ><>20,90< / ><>4,62< / ><>-< / ><>15,48< / >< / ><><>Jenoptik*< / ><>39,42< / ><>-2,52< / ><>48,42< / ><>18,15< / ><>2,26< / ><>0,40< / ><>22,92< / >< / ><><>K+S< / ><>14,63< / ><>-2,40< / ><>18,69< / ><>10,35< / ><>2,62< / ><>0,07< / ><>11,00< / >< / ><><>Kion< / ><>34,14< / ><>1,91< / ><>70,45< / ><>32,70< / ><>4,48< / ><>0,62< / ><>9,03< / >< / ><><>Knorr-Bremse< / ><>99,85< / ><>2,10< / ><>115,60< / ><>

77,40< / td><>16,10< / ><>1,90< / ><>20,34< / >< / tr> <>Krones< / ><>106,00< / ><>1,92< / ><>144,20< / ><>103,20< / ><>3,35< / ><>2,80< / ><>9,89< / >< / ><><>Lanxess< / ><>12,69< / ><>1,68< / ><>22,02< / ><>11,03< / ><>1,10< / ><>0,10< / ><>25,90< / >< / ><><>LEG Immobilien SE< / ><>44,70< / ><>0,77< / ><>71,65< / ><>44,30< / ><>3,44< / ><>2,92< / ><>6,49< / >< / ><><>Nemetschek SE< / ><>67,40< / ><>4,90< / ><>110,10< / ><>50,45< / ><>7,78< / ><>0,68< / ><>25,43< / >< / ><><>Nordex SE< / ><>35,42< / ><>2,97< / ><>51,70< / ><>21,86< / ><>8,39< / ><>-< / ><>19,25< / >< / ><><>Porsche< / ><>41,54< / ><>1,42< / ><>50,66< / ><>35,62< / ><>18,92< / ><>1,01< / ><>24,29< / >< / ><><>Porsche Hldg. SE< / ><>25,09< / ><>2,20< / ><>41,52< / ><>24,29< / ><>3,84< / ><>1,51< / ><>2,29< / >< / ><><>Puma SE< / ><>22,98< / ><>2,59< / ><>30,31< / ><>15,30< / ><>3,40< / ><>-< / >< / ><><>Rational< / ><>593,50< / ><>6,55< / ><>776,50< / ><>553,50< / ><>6,75< / ><>20,00< / ><>24,16< / >< / ><><>Renk Group< / ><>34,04< / ><>0,27< / ><>79,93< / ><>33,49< / ><>3,40< / ><>0,58< / ><>18,30< / >< / ><><>RTL Group (LI)< / ><>29,45< / ><>1,55< / ><>39,00< / ><>28,30< / ><>4,56< / ><>5,50< / ><>12,59< / >< / ><><>Salzgitter< / ><>49,94< / ><>13,40< / ><>67,60< / ><>26,66< / ><>3,00< / ><>0,20< / ><>10,03< / >< / ><><>Sartorius Vz.< / ><>253,00< / ><>2,47< / ><>271,90< / ><>198,50< / ><>9,47< / ><>0,74< / ><>45,83< / >< / ><><>Schaeffler< / ><>5,88< / ><>-2,16< / ><>11,98< / ><>5,86< / ><>5,56< / ><>0,30< / ><>12,78< / >< / ><><>Siltronic< / ><>79,20< / ><>-1,61< / ><>108,80< / ><>41,72< / ><>2,61< / ><>-< / >< / ><><>Ströer SE< / ><>36,76< / ><>2,91< / ><>47,65< / ><>28,85< / ><>2,03< / ><>1,85< / ><>12,09< / >< / ><><>Suss MicroTec SE< / ><>65,80< / ><>0,84< / ><>118,40< / ><>25,80< / ><>1,26< / ><>0,04< / ><>33,40< / >< / ><><>TAG Immob.< / ><>10,27< / ><>0,20< / ><>16,80< / ><>10,24< / ><>1,95< / ><>0,40< / ><>6,76< / >< / ><><>Talanx< / ><>119,70< / ><>0,84< / ><>128,80< / ><>97,65< / ><>30,91< / ><>3,60< / ><>11,50< / >< / ><><>Thyssenkrupp< / ><>13,70< / ><>6,66< / ><>15,87< / ><>7,12< / ><>8,53< / ><>0,15< / ><>26,85< / >< / ><><>TKMS< / ><>75,10< / ><>0,40< / ><>108,80< / ><>57,00< / ><>4,77< / ><>-< / ><>38,12< / >< / ><><>Traton SE< / ><>33,46< / ><>1,89< / ><>41,38< / ><>25,78< / ><>16,73< / ><>0,93< / ><>8,71< / >< / ><><>TUI< / ><>6,70< / ><>1,06< / ><>9,56< / ><>6,08< / ><>3,40< / ><>0,10< / ><>5,45< / >< / ><><>United Internet< / ><>23,14< / ><>-0,69< / ><>30,22< / ><>22,24< / ><>4,44< / ><>0,50< / ><>11,81< / >< / ><><>Wacker Chemie< / ><>89,00< / ><>1,31< / ><>105,60< / ><>62,25< / ><>4,64< / ><>-< / ><>261,76< / >< / table>

KSB SE Vz< / td><>796,00< / ><>1,92< / ><>26,76< / >< / tr><><>KWS Saat SE< / ><>68,60< / ><>0,88<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4,20< / ><>1,07< / ><>-< / >< / ><><>MBB SE< / ><>174,00< / ><>3,45< / ><>1,21< / >< / ><><>Medios< / ><>10,32< / ><>0,98< / ><>-< / >< / ><><>MLP SE< / ><>10,72< / ><>3,28< / ><>0,36< / >< / ><><>Mutares< / ><>25,05< / ><>1,01< / ><>2,00< / >< / ><><>Nagarro< / ><>77,30< / ><>-1,21<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5,06< / ><>1,89< / ><>0,14< / >< / ><><>OHB SE< / ><>157,80< / ><>-0,25< / ><>0,59< / >< / ><><>Ottobock SE< / ><>53,20< / ><>2,70< / ><>0,97< / >< / ><><>Patrizia SE< / ><>6,80< / ><>1,19< / ><>0,36< / >< / ><><>PNE< / ><>7,19< / ><>0,42< / ><>0,04< / >< / ><><>PVA TePla< / ><>32,38< / ><>-0,92<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72,00< / ><>-1,37< / ><>-< / >< / ><><>SAF Holland SE< / ><>21,45< / ><>1,66<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3,50< / ><>-4,67<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267,50< / ><>8,30< / ><>2,58< / >< / ><><>SFC Energy< / ><>19,60< / ><>2,51< / ><>-< / >< / ><><>SGL Carbon SE< / ><>5,48< / ><>2,43<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5,20< / ><>0,15< / ><>0,13< / >< / ><><>Sixt SE St.< / ><>70,20< / ><>1,74<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8,90< / ><>1,64< / ><>-< / >< / ><><>Springer Nature< / ><>20,70< / ><>1,22< / ><>0,83< / >< / ><><>Stabilus SE< / ><>15,72< / ><>4,52< / ><>0,35< / >< / ><><>Sto SE< / ><>99,00< / ><>1,85< / ><>3,31< / >< / ><><>Südzucker< / ><>12,22< / ><>3,21< / ><>-< / >< / ><><>TeamViewer SE< / ><>6,90< / ><>4,39< / ><>-< / >< / ><><>tonies SE (LU)< / ><>11,68< / ><>1,21< / ><>-< / >< / ><><>Verbio SE< / ><>26,90< / ><>8,47< / ><>-< / >< / ><><>Vincorion SE< / ><>17,56< / ><>-2,44< / ><>-< / >< / ><><>Vossloh< / ><>49,84< / ><>0,89< / ><>1,15< / >< / ><><>Wacker Neuson SE< / ><>22,60< / ><>0,44< / ><>0,70< / >< / table>

<><>Biogen (US)< / ><>196,00< / ><>0,46< / ><>-< / >< / ><><>BioNTech< / ><>83,00< / ><>-0,66< / ><>-< / >< / ><><>Bombardier B (CA)< / ><>183,85< / ><>-1,34< / ><>-< / >< / ><><>Booking (US)< / ><>143,35< / ><>2,80< / ><>1,57< / >< / ><><>Brain Biotech< / ><>2,69< / ><>0,00< / ><>-< / >< / ><><>Branicks Group< / ><>0,41< / ><>-4,19< / ><>-< / >< / ><><>Bristol-Myers Sq. (US)< / ><>52,84< / ><>0,67< / ><>2,49< / >< / ><><>BYD CO. (CN) (CN)< / ><>8,62< / ><>3,59< / ><>-< / >< / ><><>Carrefour (FR)< / ><>16,29< / ><>1,62< / ><>0,97< / >< / ><><>Ceconomy< / ><>4,31< / ><>1,65< / ><>-< / >< / ><><>Cenit< / ><>8,80< / ><>-1,57< / ><>-< / >< / ><><>Cherry SE< / ><>1,00< / ><>-3,77< / ><>-< / >< / ><><>Citigroup (US)< / ><>114,16< / ><>1,39< / ><>2,32< / >< / ><><>Colgate Palm. (US)< / ><>78,00< / ><>-0,76< / ><>2,11< / >< / ><><>Conoco Philips (US)< / ><>118,74< / ><>-1,05< / ><>3,18< / >< / ><><>Corestate Capital (U)< / ><>0,18< / ><>0,00< / ><>-< / >< / ><><>Covestro< / ><>60,10< / ><>-0,17< / ><>-< / >< / ><><>Danaher Corp. (US)< / ><>197,10< / ><>4,20< / ><>1,28< / >< / ><><>Deere (US)< / ><>580,20< / ><>-0,89< / ><>6,48< / >< / ><><>Delticom< / ><>2,20< / ><>0,00< / ><>0,12< / >< / ><><>DMG Mori< / ><>46,40< / ><>0,22< / ><>1,03< / >< / ><><>Drägerwerk St.< / ><>87,80< / ><>-0,45< / ><>2,21< / >< / ><><>eBay (US)< / ><>99,58< / ><>4,09< / ><>1,16< / >< / ><><>Eli Lilly

(US)< / td> 1040,0< / ><>0,48< / ><>6,00< / >< / tr> <>ElringKlinger< / ><>4,66< / ><>-3,72< / ><>0,15< / >< / ><><>Epigenomics konv.< / ><>0,88< / ><>-3,30< / ><>-< / >< / ><><>Equinor (NO)< / ><>38,34< / ><>-0,42< / ><>14,64< / >< / ><><>Ericsson B (SE)< / ><>8,55< / ><>1,04< / ><>3,00< / >< / ><><>Eurofins Scien. (LU)< / ><>76,72< / ><>0,37< / ><>0,72< / >< / ><><>Exxon Mobil (US)< / ><>151,36< / ><>0,69< / ><>4,00< / >< / table>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不含德国指数名称 / 欧洲国家）

<><>First Sensor< / ><>53,50< / ><>0,94< / ><>0,47< / >< / ><><>Ford (US)< / ><>11,06< / ><>1,65< / ><>0,60< / >< / ><><>Formycon< / ><>19,16< / ><>3,46< / ><>-<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00< / ><>0,00< / ><>0,40< / >< / ><><>Freeport-McM. (US)< / ><>65,57< / ><>3,13< / ><>0,60< / >< / ><><>Fuchs SE< / ><>38,55< / ><>3,21< / ><>1,22< / >< / ><><>GE Aerospace (US)< / ><>272,50< / ><>0,17< / ><>1,44< / >< / ><><>Geely (CN)< / ><>1,71< / ><>3,43< / ><>0,50< / >< / ><><>General Motors (US)< / ><>72,93< / ><>1,11< / ><>0,63< / >< / ><><>Generali (IT)< / ><>41,32< / ><>1,22< / ><>1,64< / >< / ><><>Gesco< / ><>14,30< / ><>2,88< / ><>0,20< / >< / ><><>Gigaset< / ><>0,01< / ><>0,00< / ><>-< / >< / ><><>Gilead Sciences

(US)< / ><>130,88< / ><>0,28< / ><>3,16< / >< / ><><>Global Fashion Grp. (LW)< / ><>0,43< / ><>3,40< / ><>-< / >< / ><><>Grammer< / ><>12,70< / ><>0,79< / ><>-< / >< / ><><>H+R< / ><>7,00< / ><>5,74< / ><>-< / >< / ><><>Halliburton (US)< / ><>28,91< / ><>0,94< / ><>0,68< / >< / ><><>Hamburger Hafen< / ><>21,50< / ><>0,47< / ><>-< / >< / ><><>Hapag-Lloyd< / ><>132,70< / ><>-0,67< / ><>3,00< / >< / ><><>Harley Davidson (US)< / ><>23,03< / ><>-0,39< / ><>0,72< / >< / ><><>Harmony Gold (ZA)< / ><>14,95< / ><>8,33< / ><>12,80< / >< / ><><>Hawesko Holding SE< / ><>14,75< / ><>0,00< / ><>1,00< / >< / ><><>Heineken (NL)< / ><>70,42< / ><>-0,11< / ><>1,92< / >< / ><><>Henkel St.< / ><>67,65< / ><>0,59< / ><>2,05< / >< / ><><>Hennes&Mauritz

(SE)< / ><>14,59< / ><>1,99< / ><>7,10< / >< / ><><>Hoenle< / ><>7,46< / ><>1,08< / ><>-< / >< / ><><>Holcim N (CH)< / ><>68,38< / ><>2,06< / ><>-< / >< / ><><>Instone Real Estate< / ><>5,94< / ><>-1,00< / ><>0,43< / >< / ><><>Intershop Communic.< / ><>1,41< / ><>4,44< / ><>-< / >< / ><><>JD.com ADR (CN)< / ><>24,20< / ><>1,04< / ><>1,00< / >< / ><><>Koenig & Bauer< / ><>8,59< / ><>-2,61< / ><>-< / >< / ><><>Kone Corp. (FI)< / ><>52,10< / ><>-0,08< / ><>1,80< / >< / ><><>KPS< / ><>0,23< / ><>-1,69< / ><>-< / >< / ><><>Kraft Heinz Co (US)< / ><>19,62< / ><>-2,26< / ><>1,60< / >< / ><><>Leifheit< / ><>10,90< / ><>1,40< / ><>1,20< / >< / table>

<><>Leo Int.Prec. Health< / ><>14,00< / ><>27,27< / ><>-< / >< / ><><>Linde PLC (IE)< / ><>431,80< / ><>0,42< / ><>6,00< / >< / ><><>Lloyds Banking (GB)< / ><>1,20< / ><>0,08< / ><>0,04< / >< / ><><>Lockheed Martin (US)< / ><>454,00< / ><>1,34< / ><>13,35< / >< / ><><>MasterCard (US)< / ><>513,80< / ><>0,04< / ><>3,15< / >< / ><><>MAX Automation SE< / ><>2,79< / ><>1,45< / ><>-< / >< / ><><>Medtronic (IE)< / ><>78,76< / ><>0,13< / ><>2,84< / >< / ><><>Meta Platforms (US)< / ><>648,00< / ><>1,31< / ><>2,10< / >< / ><><>Micron Techn. (US)< / ><>916,10< / ><>-0,81< / ><>0,46< / >< / ><><>Moderna (US)< / ><>200,00< / ><>14,26< / ><>-< / >< / ><><>Multitude (CH)< / ><>5,58< / ><>-3,13< / ><>0,55< / >< / ><><>MVV

能量< / td> 30,10< / ><>0,33< / ><>1,30< / >< / tr> <>Nakiki< / ><>0,22< / ><>0,00< / ><>-< / >< / ><><>Netflix (US)< / ><>63,40< / ><>0,59< / ><>-< / >< / ><><>Newmont Corp. (US)< / ><>104,92< / ><>2,22< / ><>1,00< / >< / ><><>NFON< / ><>3,47< / ><>4,52< / ><>-< / >< / ><><>Nintendo (JP)< / ><>46,55< / ><>4,48< / ><>219,0< / >< / ><><>Nvidia (US)< / ><>205,25< / ><>-0,15< / ><>0,52< / >< / ><><>OHB SE*< / ><>159,20< / ><>-1,73< / ><>0,59< / >< / ><><>OMV (AT)< / ><>72,25< / ><>-3,22< / ><>4,40< / >< / ><><>Oracle (US)< / ><>126,86< / ><>5,17< / ><>2,00< / >< / ><><>Orange (FR)< / ><>13,91< / ><>-2,25< / ><>0,75< / >< / ><><>Österreich. Post (AT)< / ><>30,95< / ><>1,31< / ><>1,83< / >< / ><><>Panasonic

(JP)< / ><>25,29< / ><>1,22< / ><>40,00< / >< / ><><>paragon GmbH< / ><>0,71< / ><>0,28< / ><>-< / >< / ><><>PayPal (US)< / ><>49,51< / ><>0,82< / ><>0,28< / >< / ><><>Pepsico (US)< / ><>112,48< / ><>-1,18< / ><>5,62< / >< / ><><>Pfeiffer Vac.< / ><>166,40< / ><>-0,24< / ><>7,32< / >< / ><><>Pfisterer SE< / ><>64,33< / ><>-1,03< / ><>0,85< / >< / ><><>Pfizer (US)< / ><>24,77< / ><>-0,22< / ><>1,72< / >< / table>

<><>MSCI-World 全球< / ><>4931,3*< / ><>-0,54%< / >< / ><><>Nasdaq-100 美国< / ><>30.883,1< / ><>+0,51%< / >< / ><><>日经 225 日本< / ><>69.039,2< / ><>-0,26%< / >< / ><><>OBX 奥斯陆 挪威< / ><>1978,4< / ><>+1,24%< / >< / ><><>OMX 瑞典< / ><>1122,1< / ><>+1,64%< / >< / ><><>OMX 指数 芬兰< / ><>13.564,5< / ><>+0,59%< / >< / ><><>OMXC 20 丹麦< / ><>1518,2< / ><>+1,54%< / >< / ><><>PX 捷克< / ><>2576,8< / ><>+1,24%< / >< / table>

<><>Engie (FR) ●< / ><>22,83< / ><>-0,35< / ><>29,85< / ><>18,84< / ><>58,04< / ><>1,35< / ><>11,14< / >< / ><><>Eni (IT) ●< / ><>25,19< / ><>1,06< / ><>25,19< / ><>14,57< / ><>79,27< / ><>1,07< / ><>9,36< / >< / ><><>EssiliorLuxottica (FR) ●○< / ><>145,40< / ><>1,68< / ><>323,50< / ><>138,40< / ><>67,50< / ><>4,00< / ><>20,28< / >< / ><><>Ferrari (NL) ●< / ><>348,05< / ><>1,18< / ><>376,70< / ><>268,90< / ><>61,70< / ><>3,62< / ><>38,93< / >< / ><><>GSK PLC (GB) ○< / ><>20,88< / ><>1,75< / ><>26,02< / ><>18,33< / ><>84,47< / ><>0,66 英镑< / ><>9,06< / >< / ><><>Hermes Internat. (FR) ●○< / ><>1284,0< / ><>0,78< / ><>2288,0< / ><>1263,0< / ><>135,55< / ><>13,03< / ><>28,89< / >< / ><><>HSBC (GB)

○< / ><>16,59< / ><>1,44< / ><>19,01< / ><>11,10< / ><>284,24< / ><>0,75 美元< / ><>10,96< / >< / ><><>Iberdrola (ES) ●○< / ><>21,33< / ><>1,57< / ><>22,00< / ><>15,93< / ><>142,34< / ><>0,01< / ><>21,55< / >< / ><><>Inditex (ES) ●< / ><>52,88< / ><>-0,08< / ><>59,14< / ><>46,00< / ><>164,81< / ><>1,75< / ><>24,60< / >< / ><><>ING Group (NL) ●○< / ><>29,89< / ><>0,79< / ><>32,33< / ><>20,33< / ><>85,88< / ><>1,09< / ><>12,15< / >< / ><><>Intesa Sanpaolo (IT) ●○< / ><>6,13< / ><>-0,24< / ><>6,94< / ><>4,80< / ><>109,08< / ><>0,38< / ><>10,38< / >< / ><><>L'Oréal (FR) ●○< / ><>380,75< / ><>1,85< / ><>405,15< / ><>339,85< / ><>202,81< / ><>7,31< / ><>27,18< / >< / ><><>London St. Exch. (GB) ○< / ><>102,40< / ><>0,39< / ><>115,40< / ><>83,00< / ><>49,38< / ><>1,50

英镑< / td><>17,50< / >< / tr> <>LVMH (法) ●○< / ><>381,90< / ><>-0,12< / ><>654,00< / ><>377,35< / ><>188,89< / ><>13,00< / ><>17,56< / >< / ><><>国家电网 (英) ○< / ><>13,56< / ><>0,33< / ><>16,40< / ><>12,50< / ><>68,16< / ><>0,48 英镑< / ><>13,18< / >< / ><><>雀巢 (瑞) ○< / ><>81,71< / ><>-0,28< / ><>93,80< / ><>76,50< / ><>210,53< / ><>3,10 瑞士法郎< / ><>16,51< / >< / ><><>诺基亚 (芬) ●< / ><>9,27< / ><>3,99< / ><>14,97< / ><>4,45< / ><>53,23< / ><>0,14< / ><>25,05< / >< / ><><>北欧银行 AB (芬) ●< / ><>16,84< / ><>0,54< / ><>18,03< / ><>13,83< / ><>57,30< / ><>0,96< / ><>11,61< / >< / ><><>诺华 (瑞) ○< / ><>128,32< / ><>1,20< / ><>144,08< / ><>105,36< / ><>261,11< / ><>3,70 瑞士法郎< / ><>17,16< / >< / table>

Scalable Capital

technotrans SE< / td><>27,10< / ><>0,00< / ><>0,83< / >< / tr><><>Telefónica (ES)< / ><>3,27< / ><>-4,56< / ><>0,30< / >< / ><><>Tencent (CN)< / ><>48,60< / ><>2,06< / ><>5,30< / >< / ><><>Tesla (US)< / ><>342,50< / ><>3,79< / ><>-< / >< / ><><>Teva ADR (IL)< / ><>-<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 ><>259,45< / ><>1,35< / ><>5,56< / >< / ><><>thyssenkr. nucera< / ><>8,43< / ><>-0,94< / ><>-< / >< / ><><>Tomra Systems (NO)< / ><>8,42< / ><>1,26< / ><>2,15< / >< / ><><>Toyota Motor (JP)< / ><>16,60< / ><>0,61< / ><>95,00< / >< / ><><>Unibail-Rod.Wfd. (FR)< / ><>87,08< / ><>1,02< / ><>4,50< / >< / ><><>Universal Music Gr. (NL)< / ><>14,60< / ><>-0,92< / ><>0,52< / >< / ><><>Vale (BR)< / ><>12,10< / ><>1,66< / ><>5,48< / >< / ><><>Veolia Envir. (FR)< / ><>31,24< / ><>1,43< / ><>1,50< / >< / ><><>Verizon (US)< / ><>37,06< / ><>-10,12< / ><>2,74< / >< / ><><>Vestas Wind (DK)< / ><>24,76< / ><>-0,36< / ><>0,74< / >< / ><><>Villeroy & Boch< / ><>12,60< / ><>-1,56< / ><>0,85< / >< / ><><>Vita 34< / ><>2,97< / ><>0,00< / ><>-< / >< / ><><>Vivendi (FR)< / ><>1,42< / ><>-0,07< / ><>0,04< / >< / ><><>Vodafone (GB)< / ><>1,41< / ><>-4,16< / ><>0,04< / >< / ><><>Voestalpine (AT)< / ><>42,84< / ><>2,49< / ><>0,75< / >< / ><><>Volkswagen St.< / ><>68,50< / ><>2,01< / ><>5,20< / >< / ><><>Voltatron< / ><>3,30< / ><>0,46< / ><>-< / >< / ><><>WashTec< / ><>32,90< / ><>0,92< / ><>2,50< / >< / ><><>Wells Fargo (US)< / ><>72,52< / ><>1,61< / ><>1,70< / >< / ><><>Westwing Group SE< / ><>12,70< / ><>3,25< / ><>-< / >< / ><><>Wolters Kluwer (NL)< / ><>74,50< / ><>2,17< / ><>2,52< / >< / ><><>Zeal Network SE< / ><>38,70< / ><>-2,27< / ><>1,40< / >< / table>

中欧夏令时 (ME(S)Z) 22:04h，* 前一日指数，较前一日变动百分比

<>< rowspan="2">9.10.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 $\pm$ 较前一日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欧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KGV)< / >< / ><><>最高< / ><>最低< / >< / ><><>ABB (CH) ◦< / ><>84,10< / ><>-0,78< / ><>96,76< / ><>58,00< / ><>153,33< / ><>0,94 CHF< / ><>32,98< / >< / ><><>Adyen (NL) ◆< / ><>885,90< / ><>3,38< / ><>1600,0< / ><>784,30< / ><>28,08< / ><>–< / ><>23,00< / >< / ><><>Ahold (NL) ◆< / ><>32,40< / ><>1,95< / ><>42,47< / ><>30,36< / ><>28,29< / ><>1,24< / ><>11,33< / >< / ><><>Air Liquide (FR) ◆◇< / ><>170,00< / ><>1,17< / ><>181,20< / ><>140,91< / ><>108,49< / ><>3,36< / ><>26,77< / >< / ><><>Anheuser Busch Inb. (BE) ◆◇< / ><>68,64< / ><>1,18< / ><>76,00< / ><>50,86< / ><>123,36< / ><>1,15< / ><>17,88< / >< / ><><>Argenx (NL) ◆< / ><>727,00< / ><>-1,17< / ><>910,00< / ><>566,40< / ><>45,72< / ><>–< / ><>29,69< / >< / ><><>ASML Holding (NL) ◆◇< / ><>1607,4< / ><>0,59< / ><>1741,4< / ><>804,00< / ><>623,91< / ><>4,58< / ><>43,04< / >< / ><><>AstraZeneca (GB) ◆< / ><>144,55< / ><>1,80< / ><>180,45< / ><>134,00< / ><>224,20< / ><>4,04 GBP< / ><>15,19< / >< / ><><>AXA (FR) ◆◇< / ><>41,99< / ><>1,08< / ><>45,79< / ><>36,58< / ><>87,80< / ><>2,32< / ><>9,93< / >< / ><><>Banco Bilb. (BBVA) (ES) ◆◇< / ><>23,38< / ><>1,52< / ><>25,76< / ><>15,57< / ><>130,49< / ><>1,33< / ><>11,81< / >< / ><><>Banco Santander (ES)

◆◇< / td> 12,00< / ><>-0,53< / ><>13,04< / ><>8,16< / ><>174,65< / ><>0,24< / ><>12,00< / >< / tr> <>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GB) ◆< / ><>5,08< / ><>0,79< / ><>6,31< / ><>4,03< / ><>67,95< / ><>0,09 英镑< / ><>8,11< / >< / ><><>英美烟草 (BAT) (GB) ◆< / ><>49,42< / ><>-0,04< / ><>57,26< / ><>42,95< / ><>106,61< / ><>2,40 英镑< / ><>11,42< / >< / ><><>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FR) ◆◇< / ><>90,33< / ><>0,93< / ><>113,56< / ><>65,01< / ><>99,51< / ><>2,57< / ><>7,90< / >< / ><><>英国石油 (BP) (GB) ◆< / ><>6,95< / ><>0,86< / ><>7,01< / ><>4,60< / ><>109,14< / ><>0,33 美元< / ><>8,39< / >< / ><><>达能 (Danone) (FR) ◆< / ><>59,46< / ><>-0,23< / ><>80,00< / ><>57,52< / ><>40,63< / ><>2,25< / ><>14,26< / >< / ><><>国家电力公司 (Enel) (IT) ◆◇< / ><>8,89< / ><>1,17< / ><>10,29< / ><>8,28< / ><>90,39< / ><>0,49< / ><>12,35< / >< / table>

<><>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 (DK) ◦< / ><>34,37< / ><>1,09< / ><>54,86< / ><>30,29< / ><>116,52< / ><>11,70 丹麦克朗< / ><>12,39< / >< / ><><>Prosus (NL) ◦< / ><>36,01< / ><>1,02< / ><>63,58< / ><>34,71< / ><>78,74< / ><>-< / ><>7,91< / >< / ><><>Relx (GB) ◦< / ><>31,14< / ><>2,23< / ><>40,98< / ><>23,44< / ><>54,28< / ><>0,68 英镑< / ><>17,97< / >< / ><><>历峰集团 (Richemont) (CH) ◦< / ><>182,45< / ><>1,30< / ><>215,30< / ><>140,40< / ><>98,08< / ><>4,30 瑞士法郎< / ><>23,85< / >< / ><><>力拓 (Rio Tinto) (GB) ◦< / ><>83,75< / ><>0,83< / ><>95,90< / ><>56,68< / ><>105,12< / ><>3,00 英镑< / ><>11,30< / >< / ><><>罗氏 (Roche PS) (CH) ◦< / ><>383,35< / ><>1,15< / ><>411,60< / ><>278,70< / ><>269,33< / ><>19,60 瑞士法郎< / ><>17,49< / >< / ><><>罗尔斯-罗伊斯集团 (Rolls-Royce Grp.) (GB) ◦< / ><>16,30< / ><>-1,70< / ><>18,74< / ><>11,50< / ><>135,28< / ><>0,10 英镑< / ><>39,50< / >< / ><><>赛峰 (Safran) (FR) ◦◇< / ><>315,30< / ><>1,38< / ><>366,00< / ><>264,00< / ><>131,90< / ><>3,35< / ><>25,84< / >< / ><><>圣戈班 (Saint Gobain) (FR) ◦< / ><>65,28< / ><>0,77< / ><>91,32< / ><>63,82< / ><>32,30< / ><>2,30< / ><>10,15< / >< / ><><>赛诺菲 (Sanofi) (FR) ◦◇< / ><>71,97< / ><>0,62< / ><>90,46< / ><>69,89< / ><>86,92< / ><>4,12< / ><>8,21< / ><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265,90< / ><>2,03< / ><>311,75< / ><>221,65< / ><>153,85< / ><>4,20< / ><>25,69< / >< / ><><>壳牌 (Shell) (GB) ◦< / ><>45,20< / ><>1,77< / ><>45,20< / ><>29,54< / ><>258,97< / ><>0,93< / ><>11,27< / >< / ><><>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 (FR) ◦◇< / ><>78,44< / ><>1,87< / ><>81,42< / ><>49,46< / ><>178,97< / ><>3,40< / ><>7,64< / >< / ><><>瑞银 (UBS) (CH) ◦< / ><>42,03< / ><>-0,52< / ><>48,00< / ><>31,14< / ><>137,77< / ><>1,10 美元< / ><>13,76< / >< / ><><>联合信贷 (UniCredit) (IT) ◦◇< / ><>76,38< / ><>0,74< / ><>86,07< / ><>57,10< / ><>118,98< / ><>3,15< / ><>10,14< / >< /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GB) ◦< / ><>55,29< / ><>0,80< / ><>63,27< / ><>47,00< / ><>120,59< / ><>1,24 英镑< / ><>19,07< / >< / ><><>文西 (Vinci) (FR) ◦◇< / ><>108,00< / ><>0,42< / ><>143,00< / ><>104,90< / ><>63,53< / ><>5,00< / ><>11,07< / >< / ><><>苏黎世保险 (Zurich Insurance) (CH) ◦< / ><>618,00< / ><>0,55< / ><>681,20< / ><>573,40< / ><>93,46< / ><>30,00 瑞士法郎< / ><>14,26< / >< / table>

在德国获准上市的优质基金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每日发布

<><>标普 BSE Sensex 印度< / ><>72.472,3< / ><>+1,23%< / >< / ><><>标普 500 美国< / ><>7811,5< / ><>+0,59%< / >< / ><><>标普 TSX 加拿大< / ><>35.664,6< / ><>+1,48%< / >< / ><><>上证综指 中国< / ><>3813,8< / ><>+0,05%< / >< / ><><>SMI 瑞士< / ><>13.787,4< / ><>+1,10%< / >< / ><><>欧洲斯托克 50 欧洲< / ><>5305,2< / ><>+0,87%< / >< / ><><> TecDAX 德国< / ><>3978,4< / ><>+0,32%< / >< / ><><>WIG 20 波兰< / ><>4185,5< / ><>+1,37%< / >< / table>

名称< / td>< rowspan="2">ISIN< / >< ="2">10月9日价格< / >< colspan="4">涨跌幅 %< / >< ="2">经常性费用 %< / >< ="2">分红类型< / >< / tr><><>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Henderson Glob TecLea A2 USD< / ><>LU0070992663< / ><>362,38 $< / ><>29,77< / ><>30,64< / ><>149,65< / ><>120,76< / ><>1,87< / ><>累积型< / >< / ><><>Union Lux UniSec. High Tech.< / ><>LU0101441672< / ><>431,62 €< / ><>48,67< / ><>43,31< / ><>145,68< / ><>150,51< / ><>1,85< / ><>分红型 (5,75€)< / >< / ><><>Hend.Gartmo Sust Fut Tech A2$< / ><>LU2342242398< / ><>20,27 $< / ><>31,92< / ><>43,90< / ><>145,34< / ><>106,41< / ><>1,89< / ><>累积型< / >< / ><><>Deka Technologie CF< / ><>DE0005152623< / ><>144,26 €< / ><>39,66< / ><>36,50< / ><>132,72< / ><>128,96< / ><>1,44< / ><>分红型 (2,49€)< / >< / ><><>Amova AM ARK Disr Innov B$< / ><>LU1861558580< / ><>19,60 $< / ><>31,66< / ><>3,53< / ><>125,54< / ><>-20,98< / ><>1,51< / ><>累积型< / >< / ><><>UBS Lux Digital St. US Eq< / ><>LU1651323518< / ><>275,48 €< / ><>29,97< / ><>43,67< / ><>124,09< / ><>64,63< / ><>2,07< / ><>累积型< / >< / ><><>Deka Lux Künstl Intellig CF< / ><>LU2339791803< / ><>169,22 €< / ><>41,61< / ><>33,48< / ><>111,07< / ><>76,07< / ><>1,52< / ><>分红型 (2,86€)< / >< / ><><>DJE-Gold&Ressou PA< / ><>LU0159550077< / ><>324,28 €< / ><>-8,44< / ><>13,18< / ><>108,22< / ><>102,75< / ><>2,00< / ><>分红型 (3,22€)< / >< / ><><>Nomura Asia Pacific< / ><>DE0008484072< / ><>268,07 €< / ><>26,94< / ><>43,04< / ><>102,89< / ><>52,82< / ><>2,00< / ><>累积型< / >< / ><><>UBS Lux(L) EM Eq P XA*< / ><>LU0322730093< / ><>229,58 $< / ><>19,17< / ><>27,87< / ><>96,95< / ><>54,85< / ><>0,03< / ><>累积型< / >< / table>

股票基金对比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涨跌幅排序，根据 BVI（德国投资与资产管理协会）方法计算。经常性费用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对冲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7,31< / ><>121,25< / ><>+9,42< / ><>+11,53< / ><>+60,04< / ><>DE000DK0V6U7<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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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Invest< / ><>€< / ><>46,41< / ><>44,20< / ><>+1,12< / ><>+1,72< / ><>+5,91< / ><>DE0009807016< / >< / table>

DWS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Philip Morris (US)< / ><>177,54< / ><>-0,12< / ><>7,11< / >< / ><><>Philips (NL)< / ><>21,82< / ><>1,58< / ><>0,85< / >< / ><><>Pro Sieben Sat 1 SE< / ><>3,27< / ><>-0,85< / ><>0,05< / >< / ><><>ProCredit Hldg.< / ><>8,42< / ><>-0,82< / ><>0,47< / >< / ><><>Prosus (NL)●< / ><>36,01< / ><>1,02< / ><>—< / >< / ><><>Prudential (GB)< / ><>10,57< / ><>0,96< / ><>0,14< / >< / ><><>Q.Beyond konv.< / ><>3,26< / ><>-3,55< / ><>—< / >< / ><><>Qualcomm (US)< / ><>156,94< / ><>2,41< / ><>3,62< / >< / ><><>Raiffeisen Int. (AT)< / ><>56,15< / ><>0,45< / ><>1,60< / >< / ><><>Renault (FR)< / ><>26,60< / ><>2,62< / ><>2,20< / >< / ><><>Repsol (ES)< / ><>29,68< / ><>-1,72< / ><>0,50< / >< / ><><>Roche I (CH)< / ><>393,60< / ><>0,56< / ><>10,80< / >< / ><><>RTX Corp.< / >< / table> [...OMITTED...]

(US)< / td> 164,40< / ><>2,81< / ><>2,72< / >< / tr> <>瑞安航空 (IE)< / ><>23,06< / ><>-2,41< / ><>0,39< / >< / ><><>三星电子 GDR< / ><>4260,0< / ><>1,19< / ><>28,96< / >< / ><><>三星电子 Vz GDR< / ><>3155,0< / ><>-1,10< / ><>12,95< / >< / ><><>赛多利斯 (Sartorius St.)< / ><>195,80< / ><>-4,95< / ><>0,73< / >< / ><><>Shopify (CA)< / ><>150,94< / ><>2,79< / ><>—< / >< / ><><>Singulus Techn.< / ><>9,92< / ><>0,20< / ><>—< / >< / ><><>Sixt SE Vz.< / ><>54,50< / ><>0,55< / ><>3,22< / >< / ><><>Snap (US)< / ><>5,41< / ><>4,84< / ><>—< / >< / ><><>SNP Schneider-Neu. SE< / ><>91,80< / ><>-0,86< / ><>—< / >< / ><><>法国兴业银行 (FR)< / ><>63,46< / ><>1,44< / ><>1,61< / >< / ><><>软银 (JP)< / ><>32,54< / ><>1,04< / ><>11,00< / >< / ><><>索尼

(JP)< / ><>21,51< / ><>1,20< / ><>24,51< / >< / ><><>SpaceX (US)< / ><>143,98< / ><>0,63< / ><>—< / >< / ><><>Spotify< / ><>467,00< / ><>2,41< / ><>—< / >< / ><><>星巴克公司 (US)< / ><>81,08< / ><>-1,28< / ><>2,49<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6,77< / ><>-0,91< / ><>0,36< / >< / ><><>Stratec< / ><>21,60< / ><>-2,92< / ><>0,60< / >< / ><><>STS Group< / ><>3,93< / ><>0,00< / ><>—< / >< / ><><>Surteco Group SE< / ><>6,75< / ><>-3,57< / ><>—< / >< / ><><>斯沃琪集团 I (CH)< / ><>188,70< / ><>-2,86< / ><>4,5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54,95< / ><>1,47< / ><>6,30< / >< / ><><>Takkt< / ><>2,96< / ><>0,68< / ><>—< / >< / table>

<><>名称< / ><>货币< / >< colspan="2">发行价 回购价< / >< colspan="4">_业绩_< / >< / ><><>< / ><>< / ><>09.10.< / ><>年初至今< / ><>1 年< / ><>3 年< / ><>ISIN< / >< / table>

<>< colspan="8">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3,66< / ><>32,06< / ><>-10,62< / ><>-10,89< / ><>-13,90< / ><>DE000A0NDW81<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3,77< / ><>32,16< / ><>-10,66< / ><>-11,00< / ><>-14,64< / ><>DE0009807008< / >< / ><><>grundb. Fok Deu RC< / ><>€< / ><>48,83< / ><>46,50< / ><>-8,25< / ><>-8,07< / ><>-10,70< / ><>DE0009807081< / >< / ><><>grundb. Fokus D IC:< / ><>€< / ><>49,15< / ><>46,81< / ><>-8,06< / ><>-7,83< / ><>-9,75< / ><>DE0009807099< / >< / ><><>grundb. global IC:< / ><>€< / ><>45,12< / ><>42,97< / ><>-6,71< / ><>-6,49< / ><>-12,16< / ><>DE000A0NCT95< / >< / ><><>grundb. global RC< / ><>€< / ><>44,39< / ><>42,28< / ><>-6,97< / ><>-6,85< / ><>-13,27< / ><>DE0009807057< / >< / table>

MEAG

<><>Leading Cities< / ><>€< / ><>59,13< / ><>56,05< / ><>-9,61< / ><>-22,77< / ><>-45,18< / ><>DE0006791825< / >< / table>

<><>< / >< colspan="7">Deka< / >< / ><><>AriDeka CF< / ><>€< / ><>110,55< / ><>105,03< / ><>+5,99< / ><>+8,19< / ><>+40,17< / ><>DE0008474511<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39< / ><>53,32< / ><>+0,27< / ><>+11,70< / ><>DE000DK0ECQ6< / >< / ><><>DekaFonds CF< / ><>€< / ><>164,00< / ><>155,80< / ><>+1,95< / ><>+0,57< / ><>+45,87< / ><>DE000847450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96,47< / ><>189,37< / ><>+15,09< / ><>+16,50< / ><>+61,17< / ><>DE0005152706< / >< / ><><>Div.Strateg.CF A< / ><>€< / ><>250,49< / ><>241,44< / ><>+11,73< / ><>+13,57< / ><>+46,75< / ><>DE000DK2CDS0< / >< / ><><>EuropaBond CF< / ><>€< / ><>91,23< / ><>88,57< / ><>-0,16< / ><>+0,44< / ><>+11,43< / ><>DE000DK091G0< / >< / ><><>EuropaBond

TF< / td> €< / ><>32,18< / ><>-0,54< / ><>-0,05< / ><>+9,84< / ><>DE0009771980< / >< / tr> <>GlobalChampions CF< / ><>€< / ><>480,03< / ><>462,68< / ><>+14,85< / ><>+17,37< / ><>+74,85< / ><>DE000DK0ECU8<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1,88< / ><>+4,36< / ><>+5,89< / ><>+32,70< / ><>DE000DK2CE4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73< / ><>+4,30< / ><>+3,46< / ><>+12,98< / ><>DE000DK1CHU9< / >< / ><><>RenditDeka< / ><>€< / ><>22,12< / ><>21,48< / ><>-2,18< / ><>-2,05< / ><>+10,99< / ><>DE0008474537< / >< / ><><>RenditDeka TF< / ><>€< / ><>27,69< / ><>-2,23< / ><>-1,89< / ><>+10,61< / ><>DE000DK2D64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4,86< / ><>245,65< / ><>+10,65< / ><>+10,55< / ><>+48,80< / ><>DE000DK0ECS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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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债券 10年 欧元兑美元

<><>EuroBalance< / ><>€< / ><>79,26< / ><>76,21< / ><>+5,28< / ><>+7,64< / ><>+42,70< / ><>DE0009757450< / >< / ><><>EuroErtrag< / ><>€< / ><>71,58< / ><>69,16< / ><>+0,99< / ><>+1,75< / ><>+17,25< / ><>DE0009782730< / >< / ><><>EuroFlex< / ><>€< / ><>42,76< / ><>42,34< / ><>+0,47< / ><>+0,94< / ><>+10,87< / ><>DE0009757484< / >< / ><><>EuroInvest A< / ><>€< / ><>157,10< / ><>149,62< / ><>+13,00< / ><>+22,78< / ><>+79,12< / ><>DE0009754333< / >< / ><><>EuroKapital< / ><>€< / ><>72,54< / ><>69,09< / ><>+6,56< / ><>+9,66< / ><>+48,42< / ><>DE0009757468< / >< / ><><>EuroRent A< / ><>€< / ><>27,96< / ><>27,01< / ><>-1,60< / ><>-1,36< / ><>+10,42< / ><>DE0009757443< / >< / ><><>GlobalAktien< / ><>€< / ><>95,28< / ><>90,74< / ><>+24,45< / ><>+24,94< / ><>+89,42< / ><>DE000A2PPJZ8<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0,91< / ><>87,41< / ><>+6,19< / ><>+7,89< / ><>+35,49< / ><>DE0009782763<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7,64< / ><>112,04< / ><>+16,24< / ><>+18,35< / ><>+58,45< / ><>DE0009782789< / >< / ><><>ProInvest< / ><>€< / ><>312,17< / ><>297,30< / ><>+1,14< / ><>+2,25< / ><>+67,20< / ><>DE0009754119< / >< / ><><>ReturnSelect A< / ><>€< / ><>58,58< / ><>56,87< / ><>+1,44< / ><>+2,82< / ><>+17,59<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0,74< / ><>87,25< / ><>+5,10< / ><>+7,10< / ><>+37,84< / ><>DE000A1JJJR3< / >< / table>

基准利率

<><>AktienSelect A< / ><>€< / ><>212,86< / ><>202,72< / ><>+18,67< / ><>+23,68< / ><>+57,46< / ><>DE0001619997< / >< / ><><>Dividende A< / ><>€< / ><>86,09< / ><>81,99< / ><>+8,17< / ><>+13,90< / ><>+55,38< / ><>DE000A1W18W8<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8,30< / ><>65,36< / ><>+7,11< / ><>+9,62< / ><>+35,94< / ><>DE000A2ARYT8<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4,35< / ><>70,81< / ><>+9,30< / ><>+12,29< / ><>+41,38< / ><>DE000A2ARYP6<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5,56< / ><>53,42< / ><>+3,75< / ><>+5,74< / ><>+23,61< / ><>DE000A2ARYR2< / >< / table>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Deka Investments

汇率 指数 / 收益率

根据德国民法典 (BGB) 的基准利率< / td><>1,52< / ><>自 1.7.2026 起< / >< / tr><><>欧洲央行 (EZB) 存款机制利率< / ><>2,50<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 (EZB) 主要再融资利率< / ><>2,65<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 (EZB) 最高再融资利率< / ><>2,90< / ><>自 16.9.2026 起< / >< / ><><>美联储 (FED) 基准利率< / ><>3,75 - 4,00< / ><>自 17.9.2026 起< / >< / ><><>日本基准利率< / ><>0,98< / ><>自 18.9.2026 起< / >< / ><><>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自 18.12.2025 起< / >< / ><><>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自 20.5.2025 起< / >< / ><><>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自 20.6.2025 起< / >< / table>

联合投资 (Union Investment)

LBBW Bal. CR 20< / td><>€< / ><>46,05< / ><>45,15< / ><>+1,01< / ><>+1,30< / ><>+15,39< / ><>LU0097711666< / >< / tr><><>LBBW Bal. CR 40< / ><>€< / ><>56,09< / ><>54,99< / ><>+3,28< / ><>+3,81< / ><>+21,48< / ><>LU0097712045< / >< / ><><>LBBW Bal. CR 75< / ><>€< / ><>81,40< / ><>79,80< / ><>+8,91< / ><>+10,04< / ><>+35,73< / ><>LU0097712474< / >< / ><><>Oberland WeltInv< / ><>€< / ><>118,49< / ><>116,74< / ><>+7,73< / ><>+8,33< / ><>+32,53< / ><>DE000DK0LPR1< / >< / table>

原材料

<><>< / ><>9.10.< / ><>8.10.< / >< / ><><>德国联邦债券期货，近期合约< / ><>121,08< / ><>121,19< / >< / ><><>债券指数 (REX)< / ><>120,35< / ><>120,29< / >< / ><><>流通收益率< / ><>3,44< / ><>3,47< / >< / ><><>10-j.德国国债< / ><>3,48< / ><>3,49< / >< / ><><>10-j.美国国债< / ><>5,26< / ><>5,29< / >< / ><><>10-j.英国国债< / ><>5,62< / ><>5,65< / >< / ><><>10-j.日本国债< / ><>3,01< / ><>3,08< / >< / ><><>10-j.瑞士国债< / ><>0,57< / ><>0,56< / >< / table>

<><>Deka Immob Europa< / ><>€< / ><>50,81< / ><>48,27< / ><>+1,73< / ><>+2,23< / ><>+7,44< / ><>DE0009809566< / >< / ><><>Deka Immob Global< / ><>€< / ><>58,22< / ><>55,31< / ><>+1,45< / ><>+1,98< / ><>+6,08< / ><>DE0007483612< / >< / table>

<>< colspan="3">铂金 / 钯金< / >< / ><><>1 盎司枫叶铂金币< / ><>1387,6< / ><>1920,5< / >< / ><>< colspan="3">金条 / 银条< / >< / ><><>100 克黄金< / ><>11.590,6< / ><>12.473,6< / >< / ><><>10 克黄金< / ><>1159,1< / ><>1269,2< / >< / ><><>1 盎司黄金< / ><>3605,1< / ><>3871,8< / >< / ><><>1 公斤黄金< / ><>115.905,5< / ><>122.872,1< / >< / ><><>1 盎司白银< / ><>51,10< / ><>83,06< / >< / ><><>500 克白银< / ><>821,00< / ><>1130,1< / >< / ><><>1 公斤白银< / ><>1642,1< / ><>2235,3< / >< / ><><>1 盎司钯金< / ><>967,80< / ><>1398,7< / >< / table>

<>< rowspan="2">9.10.2026国家< / >< colspan="2">外汇 1)< / ><>参考汇率< / >< / ><><>买入价< / ><>卖出价< / ><>欧洲央行 (EZB)< / >< / ><><>澳大利亚< / ><>1,5966< / ><>1,6166< / ><>1,6052< / >< / ><><>巴西< / ><>5,3632< / ><>5,6632< / ><>5,6086< / >< / ><><>中国< / ><>7,4502< / ><>7,5502< / ><>7,4992< / >< / ><><>丹麦< / ><>7,4555< / ><>7,4955< / ><>7,4751< / >< / ><><>英国< / ><>0,8454< / ><>0,8494< / ><>0,8476< / >< / ><><>香港< / ><>8,7451< / ><>8,8451< / ><>8,7940< / >< / ><><>日本< / ><>177,19< / ><>177,67< / ><>177,34< / >< / ><><>加拿大< / ><>1,5892< / ><>1,6012< / ><>1,5942< / >< / ><><>新西兰< / ><>1,9855< / ><>2,0095< / ><>1,9961< / >< / ><><>挪威< / ><>10,7049< / ><>10,7529< / ><>10,7155< / >< / ><><>波兰< / ><>4,3573< / ><>4,4053< / ><>4,3835< / >< / ><><>瑞典< / ><>11,1547< / ><>11,2027< / ><>11,1675< / >< / ><><>瑞士< / ><>0,9295< / ><>0,9335< / ><>0,9313< / >< / ><><>南非< / ><>18,4202< / ><>18,6602< / ><>18,5270< / >< / ><><>捷克< / ><>24,1490< / ><>24,5490< / ><>24,3690< / >< / ><><>土耳其< / ><>55,2305< / ><>55,3705< / ><>55,1033< / >< / ><><>匈牙利< / ><>362,55< / ><>367,75< / ><>365,08< / >< / ><><>美国< / ><>1,1178< / ><>1,1238< / ><>1,1206< / >< / table>

锌 (LME) $ / t< / td><>3873,23< / ><>2,44< / >< / tr><><>铅 (LME) $ / t< / ><>1849,30< / ><>0,89< / >< / ><><>锡 (LME) $ / t< / ><>52.924,89< / ><>-0,24< / >< / ><><>铝 hg (LME) $ / t< / ><>3033,54< / ><>-0,88< / >< / ><><>小麦 (Matif) € / t< / ><>243,25< / ><>-0,41< / >< / ><><>大豆 (CME) $-Cts / bu< / ><>1292,25< / ><>0,37< / >< / ><><>玉米 (CME) $-Cts / bu< / ><>480,50< / ><>-3,95< / >< / ><><>咖啡 (ICE) $-Cts / lb< / ><>285,15< / ><>-1,35< / >< / ><><>可可 (ICE) $ / t< / ><>5671,00< / ><>0,11< / >< / ><><>糖 (ICE) $-Cts / lb< / ><>20,27< / ><>0,60< / >< / table>

投资金的税率为 0 %。白银、铂金和钯金需缴纳 19 % 的增值税。例外情况是银币，如果它们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则适用差额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仅针对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 / ><>9.10.< / ><>变动 %< / >< / ><><>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104,39< / ><>0,11< / >< / ><><>WTI原油 (Nymex) $ / 桶< / ><>91,66< / ><>0,19< / >< / ><><>取暖油 (Nymex) $ / 加仑< / ><>4,6811< / ><>-4,13< / >< / ><><>黄金 ($ / 盎司)< / ><>4194,68< / ><>1,57< / >< / ><><>铂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695,20< / ><>3,24< / >< / ><><>白银 (Comex) $ / 金衡盎司< / ><>61,00< / ><>2,65< / >< / ><><>钯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149,00< / ><>2,10< / >< / ><><>铜 (LME) $ / t< / ><>14.675,81< / ><>1,03< / >< / ><><>镍 (LME) $ / t< / ><>15.434,33< / ><>0,13< / >< / table>

<><>金币< / ><>9.10. 买入价< / ><>9.10. 卖出价< / >< / ><><>20 奥地利克朗< / ><>704,00< / ><>740,7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398,00< / ><>435,30< / >< / ><><>1 / 2 盎司枫叶金币< / ><>1797,8< / ><>2013,2< / >< / ><><>20 瑞士法郎 Veneli< / ><>671,20< / ><>727,20< / >< / ><><>20 马克 二战时期< / ><>828,70< / ><>1122,2< / >< / ><><>1 / 2 盎司不列颠金币< / ><>1797,8< / ><>1985,1< / >< / ><><>1 / 4 盎司不列颠金币< / ><>898,90< / ><>1011,3< / >< / ><><>10 卢布金币< / ><>894,80< / ><>969,30< / >< / ><><>1 盎司克鲁格金币< / ><>3595,7< / ><>3801,7< / >< / ><><>1 / 2 盎司克鲁格金币< / ><>1797,8< / ><>2003,9< / >< / ><><>1 / 10 盎司克鲁格金币< / ><>359,60< / ><>415,80< / >< / ><><>2 兰特< / ><>846,20< / ><>890,30< / >< / ><><>1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3595,7< / ><>3857,9< / >< / ><><>1 / 2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1797,8< / ><>2022,6< / >< / ><><>1 / 4 盎司美国鹰扬金币< / ><>898,90< / ><>1030,0< / >< / table>

黄金 (\$ / 盎司) 金币与金条 Deka 房地产投资 道琼斯 原油 (布伦特, \$ / 桶) 说明：价格以欧元计，道琼斯股票以美元计。Dax、M-Dax 和 S-Dax 指数成员的价格基于 Xetra 交易，“其他股票”。Euro-Stoxx-50 以及 Stoxx-Europe-50 基于法兰克福场内交易，道琼斯股票则在原产地美国交易所交易。✉○○ = Tec-Dax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成员。Vz. = 无投票权的优先股，St. = 普通股。价格历史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支付：每年一次。列出的股息为最近支付的欧元或当地货币股息（见股票名称后的国家代码）。ADR（美国存托凭证）的股息以美元计，KGV = 市盈率，KGV 越高，相对于年度利润而言股票越贵。日经指数 = © 日本经济新闻。

9.10.2026< / td>< rowspan="2">纽约收盘价< / >< ="2">较前一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十亿美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2">法兰克福收盘价< / >< / tr><><>最高< / ><>最低< / >< / ><><>3M< / ><>159,96< / ><>-2,21< / ><>184,90< / ><>139,34< / ><>82< / ><>2,92< / ><>18< / ><>145,50< / >< / ><><>Alphabet Inc. A< / ><>351,66< / ><>0,97< / ><>408,61< / ><>235,84< / ><>2064< / ><>0,83< / ><>23< / ><>313,90< / >< / ><><>Amazon.com< / ><>262,48< / ><>3,31< / ><>287,20< / ><>196,00< / ><>2831< / ><>-< / ><>30< / ><>234,30< / >< / ><><>American Express< / ><>308,17< / ><>0,02< / ><>387,49< / ><>290,97< / ><>208< / ><>3,28< / ><>18< / ><>273,40< / >< / ><><>Amgen< / ><>414,87< / ><>1,82< / ><>447,03< / ><>288,00< / ><>224< / ><>9,66< / ><>19< / ><>365,80< / >< / ><><>Apple Inc.< / ><>336,68< / ><>-1,10< / ><>345,34< / ><>243,42< / ><>4914< / ><>1,06< / ><>41< / ><>300,00< / >< / ><><>Boeing< / ><>190,37< / ><>1,40< / ><>254,35< / ><>176,77< / ><>150< / ><>-< / ><>< / ><>170,56< / >< / ><><>Caterpillar< / ><>800,47< / ><>0,54< / ><>1073,5< / ><>491,30< / ><>368< / ><>5,84< / ><>32< / ><>716,20< / >< / ><><>Chevron Corp.< / ><>211,98< / ><>0,20< / ><>217,78< / ><>146,49< / ><>419< / ><>6,84< / ><>15< / ><>189,54< / >< / ><><>Cisco Systems< / ><>118,39< / ><>3,05< / ><>130,37< / ><>66,81< / ><>467< / ><>1,67< / ><>29< / ><>103,58< / >< / ><><>Coca-Cola< / ><>88,05< / ><>0,32< / ><>92,49< / ><>66,00< / ><>379< / ><>2,04< / ><>27< / ><>78,72< / >< / ><><>Disney Co.< / ><>108,05< / ><>0,96< / ><>117,09< / ><>92,19< / ><>187< / ><>0,75< / ><>16< / ><>96,10< / >< / ><><>Goldman Sachs< / ><>895,32< / ><>1,44< / ><>1154,0< / ><>740,01< / ><>261< / ><>14,00< / ><>13< / ><>789,00< / >< / ><><>Home Depot< / ><>290,74< / ><>-1,60< / ><>397,63< / ><>277,15< / ><>290< / ><>9,20< / ><>20< / ><>265,85< / >< / ><><>Honeywell Intl.< / ><>207,73< / ><>0,55< / ><>252,00< / ><>186,76< / ><>66< / ><>3,78< / ><>25< / ><>184,70< / >< / ><><>IBM< / ><>227,13< / ><>0,23< / ><>332,46< / ><>199,19< / ><>214< / ><>6,71< / ><>19< / ><>202,65< / >< / ><><>Johnson&Johnson< / ><>261,44< / ><>1,93< / ><>281,07< / ><>184,66< / ><>630< / ><>5,14< / ><>23< / ><>232,70< / >< / ><><>JP Morgan Chase< / ><>332,99< / ><>0,47< / ><>366,50< / ><>279,10< / ><>885< / ><>5,80< / ><>14< / ><>296,00< / >< / ><><>McDonald's< / ><>235,23< / ><>-0,70< / ><>341,75< / ><>229,20< / ><>166< / ><>7,51< / ><>18< / ><>211,20< / >< / ><><>Merck & Co.< / ><>145,60< / ><>2,26< / ><>156,92< / ><>82,01< / ><>359< / ><>3,28< / ><>52< / ><>129,54< / >< / ><><>Microsoft< / ><>535,07< / ><>2,38< / ><>553,72< / ><>349,20< / ><>3973< / ><>3,64< / ><>33< / ><>479,00< / >< / ><><>Nike< / ><>34,71< / ><>-0,09< / ><>70,44< / ><>31,97< / ><>42< / ><>1,63< / ><>17< / ><>31,08< / >< / ><><>Nvidia< / ><>229,28< / ><>-0,52< / ><>243,37< / ><>164,27< / ><>5526< / ><>0,52< / ><>33< / ><>205,25< / >< / ><><>Procter & Gamble< / ><>151,23< / ><>0,42< / ><>167,24< / ><>137,62< / ><>351< / ><>4,26< / ><>22< / ><>134,82< / >< / ><><>Salesforce Inc.< / ><>229,13< / ><>0,58< / ><>269,11< / ><>146,32< / ><>189< / ><>1,66< / ><>18< / ><>205,00< / >< / ><><>Sherwin [...OMITTED...]< / >< / table>

Williams< / td> 319,36< / ><>-0,52< / ><>377,77< / ><>289,86< / ><>78< / ><>3,16< / ><>26< / ><>284,80< / >< / tr> <>Travelers Comp.< / ><>368,75< / ><>-0,41< / ><>398,70< / ><>252,26< / ><>77< / ><>4,35< / ><>12< / ><>329,10< / >< / ><><>UnitedHealth< / ><>379,30< / ><>2,25< / ><>461,62< / ><>255,97< / ><>340< / ><>8,73< / ><>21< / ><>341,00< / >< / ><><>VISA Inc.< / ><>385,45< / ><>2,76< / ><>386,84< / ><>293,89< / ><>657< / ><>2,52< / ><>30< / ><>342,95< / >< / ><><>Walmart Inc.< / ><>111,35< / ><>0,71< / ><>135,16< / ><>98,88< / ><>883< / ><>0,95< / ><>40< / ><>98,34< / >< / table>

1) 外汇数据由 LBBW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ICE = 洲际交易所；Nymex = 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 纽约商品交易所；CME =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 = 伦敦金属交易所；Matif = 法国期货市场。* = 前一日价格。所有信息不保证无误。如有疑问，请通过 089 / 2183-0 或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联系编辑部 Infront 来源：Degussa 金交易终端客户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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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投资 私人基金

<><>PrivFd:Kontr.< / ><>€< / ><>146,22< / ><>+6,36< / ><>+7,72< / ><>+32,28< / ><>DE000A0RPAM5< / >< / ><><>UniEuroRenta< / ><>€< / ><>60,91< / ><>59,14< / ><>-1,42< / ><>-1,37< / ><>+6,99< / ><>DE0008491069< / >< / ><><>UniFav.:Akt. -net-*< / ><>€< / ><>206,52< / ><>+21,06< / ><>+22,81< / ><>+69,64< / ><>DE0008007519<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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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 ><>€< / ><>545,66< / ><>519,68< / ><>+14,57< / ><>+17,32< / ><>+58,38< / ><>DE0008491051< / >< / ><><>UniGlobal-net-< / ><>€< / ><>308,37< / ><>+14,37< / ><>+16,99< / ><>+56,46< / ><>DE0009750273< / >< / table>

联合投资（卢森堡）

<><>FairWorldFonds< / ><>€< / ><>60,91< / ><>59,42< / ><>+3,24< / ><>+3,66< / ><>+17,49< / ><>LU0458538880< / >< / ><><>PrivatFonds: ESG< / ><>€< / ><>59,13< / ><>+3,97< / ><>+5,89< / ><>+28,38< / ><>LU1900195949<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6,34< / ><>+8,21< / ><>+9,91< / ><>+29,06< / ><>LU1570401544< / >< / ><><>UniIndustrie 4.0A< / ><>€< / ><>117,90< / ><>113,37< / ><>+21,39< / ><>+20,68< / ><>+73,83< / ><>LU1772413420< / >< / ><><>UniOpti4< / ><>€< / ><>99,48< / ><>+1,24< / ><>+1,63< / ><>+8,56< / ><>LU0262776809< / >< / ><><>UniRak ESG A< / ><>€< / ><>110,54< / ><>107,32< / ><>+8,08< / ><>+9,33< / ><>+31,30< / ><>LU0718558488<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4,60< / ><>+7,80< / ><>+8,95< / ><>+29,93< / ><>LU0718558728<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3,44< / ><>111,22< / ><>+1,81< / ><>+2,49< / ><>+17,09< / ><>LU1572731245<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9,41< / ><>+1,52< / ><>+2,13< / ><>+15,86< / ><>LU1572731591<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48,88< / ><>431,62< / ><>+44,15< / ><>+43,31< / ><>+145,68< / ><>LU0101441672< / >< / table>

联合投资 房地产

<><>Unilmmo:Dt.< / ><>€< / ><>96,72< / ><>92,11< / ><>+1,38< / ><>+1,41< / ><>+4,58< / ><>DE0009805507< / >< / ><><>Unilmmo:Europa< / ><>€< / ><>48,57< / ><>46,26< / ><>-4,40< / ><>-7,07< / ><>-10,33< / ><>DE0009805515< / >< / ><><>Unilmmo:Global*< / ><>€< / ><>41,30< / ><>39,33< / ><>-1,25< / ><>-5,57< / ><>-13,76< / ><>DE0009805556<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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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美元开启的新生活

半个世纪前，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在一种主张中诞生：小额贷款比施舍更能带来成效。但这是否属实？记者走访了孟加拉国的客户。

作者：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乔米拉·贝古姆（Jomila Begum）可以用她的第一笔贷款买一台烤面包机或一条牛仔裤。在1988, 1500孟加拉塔卡（Taka）也并不多，折算成美元大约是47美元。但对于乔米拉·贝古姆来说，这笔钱足以让她的家人在孟加拉国腹地的生活迎来一个新的方向。“这里的贫困极其严重，”她讲述道。在那个夏天，一场毁灭性的雨季过后，米尔扎普尔（Mirzapur）的田地被淹没，粮食短缺。

乔米拉·贝古姆与三个孩子住在由竹子和稻草搭建的小屋里。她的丈夫在一家棉纺厂工作，薪水微薄。有人告诉她，一家所谓的格莱珉银行的人来到了村里发放贷款。“我想：这是什么？肯定很快就没了。”因为普通银行不会向无法提供担保的人发放贷款。尽管如此，她还是去了。用这1500塔卡，她买了一头小牛。当牛长大后，乔米拉·贝古姆在市场上获利将其卖掉，并申请了下一笔贷款。2000塔卡，用于买下一头小牛。就这样，生活开始好转，虽然缓慢但很稳健。如今，乔米拉·贝古姆住在一栋石头房子里，外墙是粉色的。在客厅里，她端出了饼干和橙子。

摆脱贫困的途径有很多，但几乎没有一种是不需要资金就能开始的。50年前，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便始于这一想法，更准确地说，始于一个关于该想法的研究项目。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当时任教的吉大港大学附近的乔布拉（Jobra）村开展了这项研究。他的假设是：如果按照特定的原则发放小额资金，贫困者可以自行摆脱困境。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在孟加拉国政府的帮助下，格莱珉银行于1983成立，成为世界上首家正式认可的、面向孟加拉国弱势农村人口的小额信贷机构；在孟加拉语中，“Grameen”意为“乡村”。

从此，格莱珉银行为那些不被传统银行信任的人打开了金融之门。来自米尔扎普尔分区的卡利马扎尼（Kalimazani）的乔米拉·贝古姆可以为此作证，尽管发表关于小额信贷原则的精炼演讲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是一位双手粗糙、充满自豪感的女性，大约65岁。她穿着绿色的纱丽，头发染成了海娜色，散发出一种属于家乡文化的质朴优雅。她的整个经历就是小额贷款力量的一个缩影。

1.08亿名成员是格莱珉银行的规模，其中97%是女性。乔米拉·贝古姆便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担任着较高的职务。在戈赖 / 米尔扎普尔（Gorai / Mirzapur）分行辖区，她负责管理27.号中心。她很乐意展示她多年来为家庭建立的小小王国：那栋色彩鲜艳的房子，屋后的生物气化设备，以及她种植水稻和黄麻的田地。还有那家极小的店铺，她的丈夫在薯片袋和饼干盒之间，带着友好的淡定伫立。这一切都源于38年前乔米拉·贝古姆在格莱珉银行借的那1500塔卡。

现年86,岁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先驱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年前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除了小额信贷原则诞生50周年的纪念外，这是格莱珉银行今年庆祝的第二个周年纪念。在那里，人们像崇拜圣人一样崇拜尤努斯。每家分行都挂着他的肖像。在孟加拉国喧闹的首都达卡，总行的大厅看起来就像一座尤努斯崇拜的神龛。

乔米拉·贝古姆（Jomila Begum）无法展现出那样的光彩。她的村庄卡利马扎尼（Kalimazani）位于达卡西北 60 公里处，地处恒河三角洲潮湿炎热的平原上。这里是一片缺乏舒适条件的肥沃世外桃源。在季风季节，气候变化增加了暴雨和洪水的风险。在这里，没有人能躺在功劳簿上休息，尤其是那些被纳入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这种“借与还”体系中的女性。

“刚开始的时候，我种蔬菜来偿还贷款，”乔米拉·贝古姆说。当时她得到的 1500 塔卡并非赠款。格莱珉银行虽然是一家真正的社会企业——其 90% 的股份由成员持有，10% 由国家持有，且不对贷款申请人要求抵押品或担保——但它依然不是一个福利组织。它甚至对标准贷款收取相当高的利息，高达 20%。其贷款必须用于投资盈利业务。而且，还款在放款一周后就开始了。“这就是制度，”来自格莱珉银行总部、负责组织此次内地之行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n）说道：“只有当你按时偿还分期款项，你才能获得更大额度的贷款。”

每周都需要偿还一笔款项。如果约定在一年内还清贷款，则每周还款额为总金额的 2,5%。因此，乔米拉·贝古姆在第一次贷款时，每周必须支付 37,50 塔卡（本金加利息）。此外，客户还必须向储蓄账户存入一小笔钱，例如 10 塔卡，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约为 7 欧分。在每个还款日，客户都会前往当地的格莱珉银行中心履行义务。

这是一个周二，在 27 号中心。今天是还款日。在乔米拉·贝古姆家旁边的集会建筑里，大约有 30 名女性聚集在此。波纹铁皮屋顶下，一台吊扇在呼呼作响。简陋的房间里，头巾的浓烈色彩闪烁着光芒。乔米拉·贝古姆发出指令，女性们起身向德国访客致意。

小额信贷也可能成为债务陷阱

在格莱明银行（Grameen-Bank）的体系中，集体的纪律至关重要。在 1988 年获得 1500 塔卡之前，乔米拉·贝古姆（Jomila Begum）必须先找到至少四名同样申请贷款的女性，以便组成一个小组。随后，她必须与该小组一起学习“16项决定”。“这花了不少时间，”她回忆道。这“16项决定”是一套涵盖教育、生活方式或卫生等主题的行为准则。例如，第一项决定规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保持纪律、统一、勇气和勤奋。”随后的规定则更为具体。第二项：“我们为家庭带来繁荣。”第四项：“我们全年种植蔬菜，大量食用，并将剩余部分出售。”第六项：“我们计划保持小规模家庭。”而在第十项下写着：“饮用水在饮用前需煮沸。”以此类推。

对于这个贫穷国家的乡村社会来说，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先进。然而，该准则也表明，格莱明银行主要将女性视为家庭成员和家政维护者来予以扶持，而非将其视为可以随心所欲的个体。因此，女权主义圈子对此并不认同。

但 27 号中心的女性们在微笑。她们全部已婚或丧偶。与乔米拉·贝古姆不同，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识字。在存款时，她们小心翼翼地画上了自己的签名。至此，这些女性用一张张破旧的小面额钞票偿还了当天的债务。负责的银行职员将现金装入一个袋子中——

格莱明银行从一开始就主要向女性发放贷款。她们被认为更可靠。 大图：在 Gorai / Mirzapur 分行还款日的女性。 每周一次，她们用破旧的小面额钞票偿还债务（中图）。 乔米拉·贝古姆（上图）依靠格莱明银行的贷款，逐渐带领自己和家人摆脱了贫困。她还建立了一家微型商店，她的丈夫正带着友好的淡定，站在薯片袋和饼干盒之间（下图）。摄影：THOMAS HAHN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并将它骑摩托车送到分行。

这些女性用孟加拉语讲述。蒂普·苏丹（Tipu Sultan）负责翻译。她们依次讲述将贷款投资在了哪里。投资在牛身上。投资在鸡身上。投资在蔬菜地里。投资在编篮用的黄麻上。投资在丈夫驾驶的自动人力车上。“大多数人申请贷款是为了丈夫的生意，然后帮助他，”蒂普·苏丹说。在村里，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可靠，因为她们照顾孩子。因此，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一开始就主要向女性发放小额贷款。

他的系统真的那么好吗？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已持续很久。从 2009 年到 2024 年担任孟加拉国专制总理的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曾称穆罕默德·尤努斯为“穷人的吸血鬼”。她还确保他在 2011 年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不得不卸任格莱明银行首席执行官。不过，她当时的谴责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她将著名的尤努斯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2024 年，在血腥的学生抗议活动后，她被迫逃亡。随后，尤努斯领导了准备重新选举并启动改革进程的临时政府。即使是中立的观察家也认为，他在这一角色中的领导风格在某些方面过于乐观。

穆罕默德·尤努斯本人似乎不再关注批评。他精神矍铄，且享受粉丝们的崇拜。这一点在周六访问米尔扎普尔之后，在达卡附近萨瓦尔举行的“社会商业日”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一个由尤努斯中心智库与格莱珉世界的其他社会企业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穆罕默德·尤努斯是演讲者之一。他从正门进入，随即陷入一群粉丝之中，一张接一张地与他们合影。

他的演讲没有看稿。内容主要由一些适合写在诗集里的陈词滥调组成。“赚钱是幸运，让他人快乐则是超级幸运，”尤努斯说道。或者：“只要你不断地想象它，它就会变成现实。”观众们感动地鼓起掌来。

然而，恰恰是格莱珉银行证明了，仅靠想象力不足以让愿望成真。对于那些从未拥有过多少钱、因此不知道如何理财的人来说，小额信贷确实可能变成债务陷阱。可持续的客户服务才是小额贷款成功的关键。这意味着：银行必须主动走向客户，而且要持续地这样做。它不能坐等客户在某个时刻主动上门。

在上午与乔米拉·贝古姆会面前，蒂普·苏丹向我展示了位于唐盖尔的戈赖 / 米尔扎普尔分行办公区。它位于一座未粉刷房屋的二楼，尽头是一段布满灰尘的楼梯。这里看起来与普通银行的分行截然不同。没有玻璃后的柜台，没有吸音地毯，没有信用卡广告，也没有自动取款机。取而代之的是石地板上的沉重木桌和摆满档案的架子。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通往达卡方向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喧嚣。

尽管已经九点钟了，但几乎没有一名员工在场。“他们都在七点半出发去拜访客户了，”蒂普·苏丹说，“他们每天都这么做。”大多数人骑摩托车前往，因为在村庄之间狭窄的道路上这样更方便。员工在拜访时不仅收取还款额和储蓄金，还会查看客户的生意状况，了解她们是否需要建议，或者在出现问题时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他们审核新的贷款申请，讲解其他金融产品，如保险或用于子女教育的专项贷款。他们与客户保持沟通。“如果我们不与她们交谈，她们怎么学习？”蒂普·苏丹说，“这是我们的职责。”真正的微型银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的社会工作。这里没有施舍，但也没有人被孤立。

“孩子们的脸庞不再像以前那样憔悴了。”

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在孟加拉国拥有 135 000 个当地中心和 24 000 名员工。在这种规模下，并非每个问题都能被察觉。即便像美国非营利企业顾问亚历克斯·考恩茨（Alex Counts）这样持有好感的观察者，似乎也经常在思考，自己在研究格莱珉模式时是否遗漏了某些阴暗面。但根据他的认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批评能够站住脚，或者说这些批评至少设定了不切实际的标准。在 90 年代，亚历克斯·考恩茨在道拉特普尔（Daulatpur）分区的一个村庄生活了五年，以研究该概念。他为此写了一本书。并且他经常返回那里，观察这个村庄的发展情况。

“孩子们的脸庞不再像以前那样憔悴了，”考恩茨在电话中说道。营养、住房、道路、电力供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所有这些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6 年孟加拉国有多达 80 Prozent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2022 年，这一比例仅为 18,7%。 “这仅仅是格莱珉银行的功劳吗？”考恩茨问道，并随即自己回答道：“不。”尤其是因为还存在其他受到赞誉的小额信贷机构，例如大型独立发展组织 Brac。“但格莱珉银行为此做出了贡献，”亚历克斯·考恩茨补充道。

对于乔米拉·贝古姆（Jomila Begum）来说，格莱珉银行的世界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自 1988 年以来，她一直在那里维持着贷款。她看到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她拥有一个冰箱，这在孟加拉国并非理所当然。她的女儿们面带微笑。许多其他女性也能送孩子去上大学。没有人遭受饥饿。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后代能够读写。

在会议室里，当被问到她们第一次想要借钱时，丈夫们是否立即表示同意，女性们表现得十分有趣。显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就乔米拉·贝古姆愿意透露的程度而言，村庄的家庭和灵魂中弥漫着和平。“女性们非常感激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的工作人员蒂普·苏丹（Tipu Sultan）翻译道。而此时此刻，没有人能证明事实相反。

人工智能

拔掉插头

其开发者警告称人类将面临灭绝，但这项技术早已无法停止。

在过去的几天里，您是否也曾思考过，一个强大的 AI 将在何时消灭人类？您可能已经注意到，AI 行业的巨头们如何竞相描绘其创造物的危险性和毁灭世界的潜力，从而营造出令人惊恐的画面。最强大的 AI 模型开发者表示，超级智能在短期内毁灭或奴役人类的可能性在 10% 到 20% 之间。

尽管其中许多言论被视为公关噱头且意图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新技术确实带来了风险。于是一个问题迫在眉睫：为什么现在还不给这些机器拔掉插头？

人类因为发明了很快将超越其创造者的机器而导致自我毁灭，这种情节最迟自《终结者》系列电影起就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些电影中，一个名为“天网”（Skynet）的超级智能旨在消灭人类。人类英雄试图通过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来阻止机器。如果我们的孩子在 50 年后希望能够回到 2026 年的秋天，来劝我们恢复理智，那会怎样？

恐怕没有人愿意放弃潜在的积极影响

要求废除人工智能（AI），会被人贴上“卢德分子”（机器破坏者）的标签。而且，恐怕没有人愿意放弃 AI 可能带来的潜在积极影响。例如在医学领域，以及在研究、学习和筹备下一次儿童生日派对方面。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继续下去，用关于人类终结的新问题不断诱导这些模型产生愚蠢的想法，这同样无法让人安心。

也许，参考另一个人类生存危机的例子——气候变化——会有所帮助。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如果能更早地减少排放，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会变得更简单且成本更低。这个界限几乎肯定会被突破，而让地球重新冷却将成为下一代人的课题。如果能早日采取应对措施，我们今天或许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温度纪录会更少，干涸的河床和中暑死亡的人数也会减少，阿尔卑斯山的某些冰川可能依然存在。而且我们不必思考如何修复数十年的管理不善，或如何面对其后果。

在对抗气候危机的战斗中，一台时间机器可能起不到太大作用。即便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讲述关于 2026 年夏季的印象，也很难改变随后几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但如果我们不想在几十年后还要额外应对失控的 AI，现在就是采取正确行动的时候。

这些行动包括：对新模型进行独立的安全性测试；针对 AI 代理造成损害制定可追溯的责任规则；建立危险事件的报告义务；允许监管机构访问，并限制其在战争、监控和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此外，开发速度不能再由那些从中获利的公司来主导。

新药必须经过测试和审批流程。相比之下，AI 模型在几乎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就被释放给人类——就祈祷一切顺利吧。系统越强大，这种希望就越危险。 汉诺·查里修斯 (Hanno Charisius)

作者：克里斯蒂娜·贝尔恩特 (Christina Berndt)

每天早晨，燕麦粥如约而至。早上八点，生活通常遵循一个清晰的计划：三勺燕麦片，几颗杏仁，苹果，配上酸奶

或牛奶——早餐就准备好了。许多人如此操作，在工作日里，他们每天早晨毫无怨言地吃同样的东西。但如果食堂每天给他们提供同样的午餐，他们可能会找工会介入，甚至会提到“折磨”这个词。

“习惯可能会让我们陷入麻痹”

人类与习惯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关系。一方面是神圣的“早晨惯例”，它能将充满挑战的一天转化为可掌控的状态，没有它，人很难进入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对“陷入常规”的轻蔑看待。事实上，习惯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构建。我们需要它，大脑热爱它。但如果习惯变得过于强势，或者人们养成了错误的习惯，它们可能会阻碍一个人的发展，甚至成为一种危险。

拉尔斯·施瓦贝（Lars Schwabe）在工作日的早晨也总是吃同样的东西。“我也有一套燕麦片的惯例，”这位来自汉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说道。这类早晨惯例具有许多优点：“它们节省能量和资源，降低了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在早晨的匆忙中，我不需要去思考其他替代方案。”

照片：IMAGO / WESTEND61 / 编辑：SZ

它们提供安全感并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但同时也可能成为陷阱。如何建立良好的习惯——以及摆脱糟糕的习惯。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燕麦片，但无论是收拾包袋、刷牙，还是煮意大利面的步骤——基本原则是：只有当我们拥有惯例，而不需要为日常生活的每一步重新做决定时，我们才有精力去处理那些需要更多力量或创造力的事情。

此外，习惯不仅具有诱人的节能性和高效性。拉尔斯·施瓦贝表示，习惯最终对人类至关重要，并且可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作为人类，我们试图识别模式并理解我们的环境。由此便发展出了有用的流程。”在混乱且复杂的生活中，它们提供了支撑和安全感。

因此，在当今这个多样化的世界中，面对无穷的选择、文化规范的瓦解以及无数的威胁，年轻人如此推崇“惯例”或许并非巧合。他们在 Instagram 上交流各自的早晨惯例，每晚将想法记录在“日志”中。“TikTok 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惯例展开，”阿沙芬堡应用技术大学（TH Aschaffenburg）经验社会研究教授米里亚姆·塞博尔德（Miriam Sebold）说道。

史蒂夫·乔布斯曾连续 13 年穿着相同的黑色高领毛衣

事实上，各项常规习惯（Routinen）的形成并非偶然。“当过去某种方式证明有效时，人们就会形成一种常规，”拉尔斯·施瓦贝（Lars Schwabe）说道。因为这样人们就知道：这个策略是可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常规习惯被不断练习，最终演变为习惯（Gewohnheit）。“常规习惯仍然具有很强的目标导向，其重复过程是在相当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米里亚姆·塞博尔德（Miriam Sebold）解释道。“有些流程已经固定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控制。”例如，在周末，人们会将鸡蛋和面包端上桌，而不是吃周一至周五的燕麦粥。

相比之下，习惯则具有更强的自动化特征，它们通常像反射一样运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意识控制。通常只需要一个刺激（沙发！），就会触发已成为习惯的行为（薯片？红酒？）。这是一种转变：从“每天早晨想吃燕麦粥”这种可以轻松修改的自由决定，转变为“开始新的一天必须来一杯双倍浓缩咖啡”的习惯，而后者终有一天会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这种从常规习惯到习惯的转变在脑中留下了痕迹，可以通过功能成像技术显示出来。拉尔斯·施瓦贝解释说，起初是由前额叶皮层（理智中心）在掌控。但当一种行为变成习惯时，在大脑的另一个部分——主要负责运动序列的基底神经节中，就会形成一条记忆痕迹。

波鸿大学社会与环境心理学负责人。有时人们会发现自己站在公司的停车场里，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走到那里的。

然而，尽管具有高效和节省能量的优点，一个仅由常规习惯组成的生活将会是：极其无聊。而且缺乏发展空间。“常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陷入麻木，”霍夫曼（Hofmann）说。“如果我们所有事情都交给自动驾驶，我们就不会过多地质疑这是否仍然是正确的道路，或者是否需要改变策略。”

因此，通常是好奇心、尝试不同事物或以不同方式做事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目标的意识，保护我们不至于深陷习惯之中。米里亚姆·塞博尔德表示，因此人们在对常规习惯的需求程度和喜爱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些特别好奇且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不容易被常规习惯困住。”另一方面，伟大的天才有时恰恰不想在琐事上浪费时间，这时常规习惯就能提供帮助。史蒂夫·乔布斯曾连续 13 年穿着相同的黑色高领毛衣——而在此期间，他同时创造了创意和智力上的最高成就。因此，不必非要对他人那些看似愚钝的常规习惯嗤之以鼻。

但常规习惯中同时也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陷阱。人们经常因此陷入死胡同。他们突然开始做一些自己不再认同的事情，对新事物产生抵触。首先出现的是习惯化，有时习得的行为甚至会在某个时刻变得强迫性。从而陷入疾病或成瘾之中。“也许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抽烟，是因为这样很酷，或者在吸烟区和他人站在一起更容易交到朋友，”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说。“但后来他会懊恼自己养成了这种坏习惯，且无法轻易摆脱。”

它们是我们自身行为的一部分。”正如人们对习惯性早餐的喜爱与对午餐多样性的追求所表明的那样，大多数人在需要快速行动时尤其偏好常规。“但还有其他情况会导致我们几乎自动地陷入常规，”塞博尔德（Sebold）表示：“当我们精力不足、压力过大，或者疲惫、饥饿时。”

日本神经科学家浅冈希（Nozomi Asaoka）曾说过，习惯是我们大脑中最神秘的功能之一：“我们经常努力试图控制它们，尽管——

因此，人们在晚上坐在沙发上时，比在白天更容易做出不健康或不理智的决定；而在白天，大脑中的理性中心会发出“薯片是有害的”以及“今天我要早点睡觉”这样的信号。

然而，并非每一种常规都会演变成习惯，更不用说变成强迫行为。“以前人们认为，只要将一项常规执行 30 次，它就会变成习惯，”米里亚姆·塞博尔德（Miriam Sebold）说。但现在人们知道，这种转变的过程差异很大。一项在 2010 年开展并获得广泛关注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对于简单的日常行为，中位数为 66 天，但离散程度很大。塞博尔德表示，如果根据新规定需要对双手进行消毒，人们通常在几周内就能学会并坚持下去。但如果人们在 1 月份履行新年计划并定期去健身房，这通常不足以将这种行为永久地固定在生活中。

相应地，当人们想要摆脱某种习惯时，所面临的困难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挑战的程度，”霍夫曼（Hofmann）说。有时几周内就能完成调整，有时则需要几个月。“无论如何，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位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并非易事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因为一旦习惯根深蒂固，它们就会脱离意识的控制。“这正是终止习惯如此困难的原因：意识控制才是改变的关键。”

其中狡猾之处在于：一种习惯通常起初是有帮助的。毕竟，它是基于某种行为是有用的，或者至少是令人愉悦的经验而产生的。“任何演变成习惯的行为，在某个时刻都曾是积极的，”拉尔斯·施瓦贝（Lars Schwabe）说。即使在强迫症中也是如此：人们担心炉灶没关。当人们去检查后，恐惧感暂时消失，这也是一种奖励。“这就是为什么习惯如此难以打破：它们最初对我们是有益的，”塞博尔德说。这甚至适用于药物或刷手机。“起初人们感觉很好，可以放松一下，获得点赞。”大脑因兴奋而分泌多巴胺。“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奖励，感觉良好，并希望重复这一行为，以便再次获得良好感受。”

应当意识到这种行为在哪些情境下会出现

人们对这些奖励的依赖程度大相径庭，抵御这些奖励的能力亦然。“这与遗传有关，但也与冲动控制以及童年早期经历有关，”塞博尔德（Sebold）表示。这也是我们陷入习惯陷阱的倾向各不相同的原因。

尽管如此，摆脱坏习惯仍然是可能的。所有那些摆脱成瘾、改掉怪癖或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惯例既可能是问题，也可能是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是有针对性地利用大脑对惯例的喜爱，通过建立“反习惯”来重新训练自己，从而消除坏习惯。

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应当意识到，那些自己不希望（再）表现出的行为在哪些情境下会出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我可以用什么其他方式来满足它？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说：“如果我抽烟是为了融入某个群体，那么也许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这个目标。” 只有具备意识，才能逃离习惯陷阱。

第二：制定策略并准备辅助工具。删除令人上瘾的手机应用，将其放在其他地方，或设置屏幕使用时间。用加入少量青柠的水代替酒精。在顺从冲动之前，深呼吸三次。“停止信号是有效的，”霍夫曼说。或者可以引入社交环境，约朋友一起运动。选择一个最有可能成功的日子。在早晨利用皮层（Cortex）的力量准备好运动服，为典型的诱惑设置障碍。把一大堆待洗衣服堆在沙发上，这样就根本不会产生在那里舒服地躺着的念头？或者把客厅锁起来？

第三：建立新惯例，并尽可能增加目标行为的吸引力。准备一份运动时听的播放列表？运动后与他人愉快地聚在一起？买一件新的骑行雨衣？并且：不允许有例外，天气不能成为借口。

一项针对 61,293 名健身房会员的研究表明，建立良好习惯可能有多困难。以行为心理学家凯蒂·米尔克曼（Katy Milkman）为首的研究人员尝试了 54 种不同的措施来激励人们锻炼，其中包括数字化提醒和奖励。大多数措施没有产生长期效果。效果最好的是为那些在错过一次训练后重新回归的人提供的一小笔奖金。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威廉·霍夫曼说。如果将失败纳入计划，且不因此立即气馁，成功的概率会更高。“想要改掉习惯是一项个人工程。就像在真正的建筑工地一样，过程中偶尔也会出差错。”

汉诺·查里修斯（Hanno Charisius）最近很惊讶，因为一个人工智能在计算时出现了 1000 倍的误差。

因此，习惯性地做某事就相当于在开启“自动驾驶”模式。威廉·霍夫曼说：“正因为我们拥有习惯化的惯例，我们才能在开车时与乘客进行一场高智力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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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呼，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距离已经跑完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不适，状态依然良好且轻松？太棒了——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跑，非要让自己承受剩下的 32,195 公里呢？心脏病专家和运动医学专家知道：如果一个人能毫不费力地跑完十公里且感觉良好，那么将距离从十公里增加到 20, 30 或 40 公里，并不会进一步提升其对心脏、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健康益处。有时，少即是多。除了极少数天赋异禀的人，只有通过规律训练，才能轻松且步履轻盈地跑完十公里。身体已经通过训练适应了耐力表现。心脏变得稍大一些，将血液更强有力地泵入循环系统。肺部比之前能吸收更多的氧气。肌肉得到了加强，并布满了更细密的微血管网络（毛细血管）。新陈代谢已经习惯于以高效的方式动员能量储备。骨骼变得更坚硬。几乎所有器官都从规律的锻炼中获益。

这些机体变化无疑是有益健康的。但健康程度并不会因此进一步提升。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公里中，最初的损伤和伤痛将逐渐潜入。负荷很快会变成过载。不过，让我们先观察一下，直到参赛队伍稍微拉开距离。

痛苦的奔跑

运动有益健康——无论是外行还是医生都对此达成共识。但像马拉松这样的极端负荷会对心脏、肾脏、神经、肌肉和关节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份针对艰苦的 42,195 公里的“使用说明书”。

作者：Werner Bartens（文字）与 Julia Schubert（插图）

穿上跑鞋，出发！在公园里、在森林中、穿过田野或沿着河流。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跑步，而且没有什么比跑步更容易让人进入状态了。人类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生的，尽管大部分人口已经陷入了慢性久坐的状态。跑多少、跑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跑起来。有些人只跑几公里，而另一些人则将每年的马拉松列入计划——柏林、伦敦或纽约的大型赛事参与人数屡创新高，早已无法接纳所有申请者。据主办方称，在慕尼黑，11. 10月将有 12 300 名跑者起跑。

跑步不仅自然，而且健康。它能增强心血管功能，减轻肝脏负担，调节新陈代谢，降低血糖和胆固醇，增强肌肉并改善协调能力。如果你想维持或减轻体重，跑步同样有帮助。几乎没有哪个器官不能从跑步时的气喘吁吁中获益。

而且，不要相信你在坐着时产生的任何想法！每个跑者都熟悉这种现象：在运动时会产生新想法，忧虑会随之消失；大脑变得清空。因此，跑步对心理也有好处。当著名的哈佛大学心脏病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伯纳德·劳恩（Bernard Lown）被问及是否推荐跑步以维持心脏健康时，他用那低沉的、像约翰·韦恩一样的男低音回答道：“我当然建议跑步——但尤其是因为它能让人心情愉快，是最好的抗抑郁药。而这反过来又对心脏有好处！”

尽管规律跑步带来了这么多加分项，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限制依然适用：不要过度！那些在没有充分训练和良好准备的情况下挑战长距离的人，面临着受伤的风险。不过，不需要理会那些不爱运动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警告——即历史上第一位马拉松跑者在抵达终点时猝死。耐力运动的益处显然超过了身体不活跃。但在赛道上，仍然可能会出现令人烦恼的小毛病，甚至严重的健康损害。具体在什么位置可能发生什么，将在本文中按步骤、按公里逐一列出。

不过，大多数意外是可以预防的。此外，不仅在终点会有完成壮丽赛程的喜悦，途中还可能会获得传奇的“跑者高潮”（Runner's High）作为奖励。虽然并非每位马拉松完赛者都能体验到，但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跑者报告过这种经历。这种由人体自身产生的大麻素和神经递质组成的令人亢奋的“幸福鸡尾酒”，是每个长距离跑者绝对渴望拥有的——尤其是当途中出现低谷，内心产生啃噬般的怀疑时：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直到刚才一切都还很好。但现在，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突然袭来。有时几乎感觉不到，但到了下一步，它就变成了剧烈的灼烧感，让你几乎想要放弃。功能性运动服在腋下皮肤上无情地摩擦，很快就形成了磨损的伤口。虽然很糟糕，但如果没有手臂的摆动就无法前进——而每一次摆动都会带来更多的疼痛。

[...OMITTED...]

更糟糕的是胯间的疼痛，那是由于跑步裤在在大腿内侧摩擦造成的。突然之间，你不得不叉开腿走路，以防止进一步的摩擦损耗并保护那些敏感部位。同样令人厌恶的是被磨破且最终渗血的男性乳头，它们甚至可能开始透过衬衫显现出对比鲜明的红色斑点。也许当初不该如此自豪地穿上刚领到的参赛T恤，而应该穿上日常训练中那些柔软且习惯的跑步内衣。而且，事实证明，偏偏在比赛当天忘记给敏感区域涂抹凡士林或挤奶油脂，绝非一个好主意。

现在，双脚也开始发出抗议！水泡？这已经好久没发生过了。但要么是这双鞋在赛前穿得太少——要么是在沥青路面上跑了头几公里后，突然在不习惯的地方感到挤压，因为之前一直是在柔软的森林地面上训练。

20 km

汗水如雨般倾泻，而且并不总是能及时补充足够的液体。有时会洒掉一半，有时则很难咽下那黏稠且带有人工味道的电解质溶液。如果缺乏水分，这会对肾脏造成压力。“毕竟在剧烈运动时，血容量会重新分配到工作的肌肉中，因为那里需要氧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分配到皮肤，因为那里需要散热，”慕尼黑工业大学运动、营养与健康教授卡斯滕·科勒（Karsten Köhler）说道。“此外，由于出汗导致液体流失，可用的血液总量也会减少。”在某些跑者身上，马拉松期间肾脏的过滤功能下降如此之快，以至于衡量肾功能的肌酐值升高。有时检测结果甚至相当于急性肾衰竭——但这通常是可逆的。“在高温和高湿度环境下，存在脱水风险，这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液体补充来对抗，”科勒表示。“但请注意，不要仅用纯水来弥补流失，而应补充足够的钠。”

如果饮用不含电解质的水，则面临低钠血症的风险：血液被过度稀释，导致重要矿物质的浓度过低。这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在2015年的法兰克福铁人三项赛中，一名参赛者因为在赛前饮用了5升水而死亡。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并不需要昂贵的电解质饮料。果汁稀释饮品（Fruchtschorlen）或甜茶就足够了。

28 公里

刚才发生了什么？之前一直跑得很顺，但突然膝盖感到一阵刺痛，就像被刀子钻进去一样。关节在疼痛——这有生理上的原因，因为膝盖（以及其他部位）的软骨有几个决定性的劣势：一旦磨损，它不会再生。而且，软骨与骨骼和腱一样，对增加的负荷的适应速度明显慢于肌肉。因此，当肌肉和循环系统已经过训练并准备好应对更大挑战时，迟钝的结缔组织却无法如此快速地进入状态。在不幸的情况下，过度负荷会导致软骨损伤，甚至出现“软骨秃顶”——即软组织被磨损殆尽，导致骨头直接裸露。

虽然软骨本身没有痛觉。但当它变薄或受损时，相邻的骨骼会产生反应性炎症，并出现局部液体积聚，即骨水肿。这两者都可能带来剧烈的疼痛。

此外，肌肉与骨骼之间的过渡和连接结构极其敏感。在过度劳累、疲劳或负荷不当时，肌肉无法再充分缓冲冲击。与其相连的结缔组织会承受比平时更大的压力——其结果是顽固的腱刺激和腱炎，即使在跑步结束数周后仍可能引起不适。

30 公里

虽然还没有人见过他，但每个马拉松跑者和业余跑者都恐惧他：那就是“持锤之人”（Mann mit dem Hammer）。传统上，当肌肉再也支撑不住时，他会在 30 公里处开始作祟。“在这个距离上——当然取决于训练程度和负荷强度——肌肉中的糖原储备会耗尽，”体育与营养专家科勒（Köhler）说道。

在极端的耐力负荷下，身体主要依靠碳水化合物来获取能量。“当碳水化合物供应不足时，会发生两件事：第一，由于所需的碳水化合物从血液和肝脏中被抽走，血糖水平会下降，甚至导致低血糖，”科勒表示，“第二，身体会更多地利用脂肪来获取能量，而我们必须降低负荷，因为脂肪氧化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能量较少。”

这种转换会让人突然感到疲惫和精疲力竭，因为当氧化脂肪代替氧化碳水化合物时，获取能量需要多出约 10% 的氧气。这种感觉就像是瞬间所有力量和意志都从身体中抽离，再也无法前行——更不用说跑步了。不过，代谢崩溃和糖原储备耗尽并非必然。通过正确的训练、赛前有针对性的饮食（关键词：“碳水加载”，Carbolading）以及在比赛过程中合理协调并补充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将这种崩溃推迟到冲过终点线之后。

25 公里

虽然已经完成了超过一半的里程，但现在开始是对骨骼的考验：“压力性骨折的风险在增加，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能量不足时，”卡斯滕·科勒（Karsten Köhler）说道。因为尽管许多运动员注重饮食，但“运动中的相对能量不足”（RED）依然屡见不鲜。当人们在训练和比赛的负荷下摄入能量过少，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科勒表示：“在耐力运动中，这种情况比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更常见，因为训练中的高能量消耗与不足的能量摄入之间存在矛盾。”许多运动员希望保持较低的体重。对于出现能量不足症状的人来说，压力性骨折的发生频率明显更高。在女性身上，能量不足的表现例如月经缺失——此时压力性骨折的风险甚至会增加五倍。但科勒指出，在男性身上，睾酮水平降低也与压力性骨折相关。不过，除了饮食之外，生物力学因素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鞋子不合适、地面不匹配，尤其是过度负荷。压力性骨折通常发生在跖骨，但也可能出现在胫骨、距骨或跟骨。由于骨骼的血供比其他组织差，愈合过程可能会拖得很长——此外，如果过早开始训练，还存在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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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马拉松跑者的心脏都得到了极佳的训练：与非运动员相比，它具有更大的搏出量、更强有力的收缩以及更低的静息心率。尽管如此，在跑完完整的 42,195 公里过程中，依然屡次出现从心脏事件到心脏骤停的情况。其原因通常是此前未被发现的冠状动脉狭窄和钙化、心律失常或先天性心脏缺陷。

虽然心肌通常能从耐力运动中获益，但在像马拉松这样极端的负荷下，即使是在许多跑者身上，也能在显微镜下检测到心肌（专业术语称作 Myokard）的结构性损伤。通常，这些心肌纤维的变化并不

当一切变得难以承受，肌肉不再愿意且无法继续工作，代谢被耗尽且没有任何能量储备可用时，更高层级的控制中心也可能陷入混乱：大脑不再配合。此时，马拉松不再是一场漫长的奔向自我的旅程，相反，大脑相对缺血和营养缺乏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眩晕、意识模糊和协调能力缺失。当身体其他部分已经陷入无法挽回的超负荷状态时，感知、思维能力和有目的的动作也无法再正常运作。人失去了控制。

40 公里

在临床上具有相关性，但它是可逆的。然而，这表明即使对于训练有素的跑者来说，跑这么长的距离对心脏而言也是一种极端的压力。

相比之下，如果在患有感染的情况下参加马拉松，心脏面临的风险更大。在跑步过程中，身体需要将所有能量用于肌肉工作，无法再用于免疫防御以及迫在眉睫的抗击病原体之战。因此，已经在体内循环的病毒或细菌可能会通过血流到达心肌，并在那里引发危险的心肌炎。

不过，此类并发症较为罕见。更常见的情况是，在抵达终点时，心脏会猛地跳动一下：因为成功完成了长跑——而且终于结束了——而感到欣喜。

这种机体的完全失控不仅会发生在业余跑者身上，甚至也会发生在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身上，例如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子马拉松赛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士选手加布里埃拉·安德森-希斯（Gabriela Andersen-Schieß）此前已经完成了 20 场马拉松赛，但在这次比赛中，她以完全脱水且精疲力竭的状态进入体育场的最后一圈。她几乎无法站稳，踉踉跄跄地向终点走去。她拒绝了医疗救助——最后 500 米她足足用了七分钟。最终，她以 2:48:42 的成绩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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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享用葡萄酒。当时的葡萄酒味道如何？是用什么样的葡萄酿造的？几个世纪前，关于其起源的问题曾引发过一场“侦探工作”。这项研究始于 19. 世纪的葡萄品种学（Ampelografie）。该学科研究葡萄品种的名称及其同义词、起源与分布，以及葡萄藤的特性，例如叶片、葡萄形状和浆果。其研究结果基于观察、描述、对比、古籍与文献、艺术作品、故事和传说。

长期以来，甚至叶片形状也被认为是判定葡萄品种的可靠指标。随着科学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Gutedel 葡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直到 2000 年，人们还在庆祝 Gutedel 葡萄的 5.000. 岁生日，并推测其原产地在上埃及。其众多的同义词似乎也证实了其高龄：在法语中它被称为 Chasselas、Mornant 和 Valais Blanc；在瑞士瓦莱州被称为 Fendant；在马克格拉弗兰（Markgräflerland）被称为 Viviser 和 Gutedel。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它以 Queen Victoria White 之名为人所知。这些名称仅是其约 250 个同义词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其叶片形状似乎与卢克索皇家墓室中描绘葡萄藤的壁画有相似之处。在开罗附近的法尤姆绿洲，据说生长着该品种的变体；来自 Gianaclis 的 Fayoumi 品种与 Gutedel 相似。因此，葡萄品种学家 Adrien Berget 在 1932 年推测埃及是其原产地——Henri Wuilloud 在 1947 年支持了这一假设。

于是产生了一个传说：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 Gutedel 曾被斟在法老的餐桌上，由十字军带到欧洲，并因其品质而广泛传播。因此，在千禧年之年，人们庆祝了它的 5.000 岁生日。

2009 年，这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研究人员 José Vouillamoz 和 Claire Arnold 无法证实其与小亚细亚葡萄品种的亲缘关系，但证实了其与阿尔卑斯地区本土品种的亲缘关系。亲本品种仍然未知；研究人员鉴定出了 20 种具有相同 DNA 的克隆变体。

与之相反，有记录证明巴登的马克格拉夫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 von Baden）在洛桑接触到了这种葡萄酒，并于 1780 年左右将来自维韦（Vevey）的插条引入马克格拉弗兰。他坚信那里的气候和风土能够酿造出卓越的葡萄酒。

从此，Gutedel 成为了德国西南部的特产。这种细腻、优雅且不张扬的葡萄酒塑造了马克格拉弗兰的享乐文化，并成为了这个被称为“德国托斯卡纳”地区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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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德比 在联邦联赛中

压力之下

科隆对阵格拉德巴赫曾是一场巅峰对决。而这一次，这场部族之战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生存训练。

在尼克·卡特（Nick Carter）参观科隆大教堂并称其为“神奇”的那一天，距离那里六公里的“山羊之乡”（Geißbockheim）迎来了一个叫迈基·摩尔（Mikey Moore）的人向当地媒体介绍自己。这两件事之间毫无关系，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众所周知，尼克·卡特是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的歌手之一，而这支组合——并非笔误——刚刚在杜塞尔多夫（莱茵）体育场为近50万名观众举办了十场演唱会。而迈基·摩尔则承载着1. FC Köln球迷们在周日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德比战中的希望。现在来说说共同点：如果后街男孩这些四十多岁的男人想要年轻化其阵容，那么这位19岁的英国人将是一个拥有合适且英俊的男团气场的候选人。

摩尔像一名伊顿公学的学生一样礼貌且发型整洁，谈到了他在1. FC Köln的租借生活。虽然他才参加了三场联赛，德语水平也仅限于“你好”和“谢谢”（Dankescheen），但他仍被认为是夏季转会中的重大收获，尽管这段浪漫关系没有长久之计——明年夏天他将返回托特纳姆热刺。当然，目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德比战上：“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摩尔解释道，“这将是我打入首球的完美时机，这场比赛对这里的人们意义重大。”

正如伊顿公学的人会说的那样：“天哪（By Jove），确实如此。”虽然赛义德·埃尔·马拉（Saïd El Mala）在尤尔根·克洛普的国家队中未能制造出科隆方面理所当然期待的头条新闻，但摩尔在英格兰U-20国家队的三场比赛中表现一直非常成功。然而，参与这场莱茵地区宿敌之战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充满期待且轻松自在。两家俱乐部都承受着赛季开局的压力：格拉德巴赫由于零分的战绩，开局不可能更糟糕；而拿到四分的科隆方面也未能产生积极的氛围。在门兴格拉德巴赫解决了教练问题——欧根·波兰斯基（Eugen Polanski）离职，亚历山大·布莱辛（Alexander Blessin）接任——之后，科隆俱乐部周围也在苦思冥想，勒内·瓦格纳（René Wagner）是否是正确的人选。

部分不信任感仅源于这样一个事实：38, 岁的瓦格纳在科隆担任他的首个主教练职务，此前他曾担任斯特芬·鲍姆加特（Steffen Baumgart）和卢卡斯·克瓦斯尼奥克（Lukas Kwasniok）的助理。瓦格纳知道，这份工作可能是他进入德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唯一机会。而恰恰是这家难以驯服的俱乐部能提供入场券吗？克里斯托夫·道姆（Christoph Daum）在1986年凭借类似的背景成功在FC奠定了职业生涯。但这位“表演者”道姆在某个阴郁的十月早晨能制造出的风头，瓦格纳在整整一个月里都未能点燃。

当然，勒内·瓦格纳关注的重点不像后街男孩那样在于娱乐因素，但在他任职的第七个月里，他仍缺乏证明其特殊才干的证据。他的专业知识毋庸置疑，但实际应用则不然。因此，这位FC主帅正面对着一场对他个人而言也具有特殊紧迫性的德比战，尽管俱乐部高层支持他。体育主管托马斯·凯斯勒（Thomas Kessler）在春天起用瓦格纳，并在夏天确认其职务，尽管他本可以将这个位置交给一个更有经验的人。因此，教练问题也牵连到他。在足球生意中，一旦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失败，原本被证明胜任的经理会突然被视为“陷入困境”，法兰克福队的马库斯·克勒舍（Markus Krösche）可以向凯斯勒讲述这一点。

莱茵德比曾是德甲联赛的巅峰对决，而作为一场地区性的“部落之战”，它对于相关参与者而言依然占据核心地位。也许瓦格纳应该像当年的道姆那样，在充满魔力的主教座堂里点一支蜡烛。尽管尼克·卡特得知，那里最近需要支付12欧元的入场费。菲利普·塞尔多夫

作者很高兴周日可以骑自行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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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堡获胜的面孔：铃木悠人（Yuito Suzuki）、德里·谢尔汉特（Derry Scherhant）、伊戈尔·马塔诺维奇（Igor Matanovic）和乔迪·马肯戈（Jordy Makengo）（从左至右）在庆祝进球。 照片：ARNE AMBERG / STEINSIEK / IMAGO

惩罚者及其好友

舍尔汉特、特鲁、铃木、马肯戈——以及最后不能不提的伊戈尔·马塔诺维奇：在赛季开局强劲的弗赖堡体育俱乐部（SC Freiburg）中，新一代球员正成为关注焦点。他们代表了这家曾经的小型德甲俱乐部所具备的可持续质量。

作者：塞巴斯蒂安·费舍尔 (Sebastian Fischer) 和 克里斯托夫·鲁夫 (Christoph Ruf)

在过去几天里，随着弗赖堡体育俱乐部再次赢得声誉，伊戈尔·马塔诺维奇却无法完全享受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国家队比赛日期间，该俱乐部共有12名球员被征召，创下俱乐部纪录。仅在新任国家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的 44-Mann-Kader 中，就有四名弗赖堡职业球员入选。边后卫菲利普·特鲁（Philipp Treu）和边锋德里·舍尔汉特（Derry Scherhant）在德国足协（DFB）国家队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特鲁表示：“听到有人睁开眼睛关注弗赖堡，感觉很好。”

与此同时，前锋马塔诺维奇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经历并不愉快。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三场，其中一场以 0:7 负于英格兰。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回到布赖斯高（Breisgau）后，在周日对阵沙尔克 04 队赛前接受《南德意志报》（SZ）采访时，从俱乐部的角度得出积极的结论。12名国家队球员，“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弗赖堡体育俱乐部的实力”。而且“不仅是指被邀请的这12名球员的实力，而是指每一个人。我们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是因为我们在俱乐部里日复一日地互相激励。”

这家曾经的小型俱乐部——弗赖堡体育俱乐部的实力在上一赛季末就已成为话题，当时俱乐部历史上首次闯入欧联杯决赛。在夏季休赛期，这同样是一个话题，当时瑞士球员约翰·曼赞比（Johan Manzambi）以至少 6000万欧元的俱乐部纪录转会费加盟英超联赛。 2025 / 26 赛季，俱乐部实现了创纪录的营业额，根据俱乐部刚刚在会员大会上公布的数据，赛季结束时的自有资本为 1942亿欧元。

在七场正式比赛取得六胜一平的赛季开局后，弗赖堡体育俱乐部的实力现在依然是热门话题。虽然还没有遇到强敌，但据称在弗赖堡有人认为目前的阵容是俱乐部历史上最强的，并在（当然并非官方公布的）赛季目标“欧联杯”之后加上了“至少”二字。

新情况是，一些在上一赛季至少在部分阶段还处于竞争地位的足球运动员，现在接管了主角地位：德国国家队球员特鲁， 25, 和舍尔汉特， 23. 日本国家队球员铃木悠人（Yuito Suzuki）， 24, 在进攻中场。左后卫乔迪·马肯戈（Jordy Makengo）， 25,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队球员。当然还有马塔诺维奇， 23, 他凭借上一赛季强劲的下半赛季表现成为了最佳射手。

特别之处在于：目前这些年轻人几乎将弗赖堡那些资历极深的职业球员挤到了替补席上，例如卢卡斯·库布勒， 34, 队长克里斯蒂安·京特（Christian Günter）和文琴佐·格里福（Vincenzo Grifo），两人均为 33, 或者卢卡斯·赫勒， 32. 不过，中后卫马蒂亚斯·金特（Matthias Ginter），同样 32, 目前仍是其家乡俱乐部的首发球员，且根据目前情况，他还将维持一段时间。本周他已续签了合同。

“在足球界，能有一个可以交流、能帮你更好地了解俱乐部的人，这并非理所当然。”——伊戈尔·马塔诺维奇 (Igor Matanovic)

当被问及世代交替的问题时，马塔诺维奇先是笑了笑，然后说：“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会出现。我们是一个团队，并不是‘老人’在对抗‘新人’。但事实确实如此，年轻球员在加入，而年长球员在变老，无法每场比赛都踢满 90 分钟。年长球员能够引导年轻球员，这是一种极大的品质。”

最令人惊讶的人员变动是出色的远射和定位球手格里福 (Grifo)，本赛季他出场时间很少超过 20 分钟，因为谢尔汉特 (Scherhant) 几乎一直占据首发位置。对于马塔诺维奇来说，这种竞争是弗赖堡典型的和谐与绩效文化相结合的最佳例证：“竞争非常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希望另一个人成功。”无论是自 2006 年起就在俱乐部的京特 (Günter)，还是在代表 SC 参加的 272 场德甲比赛中，每两场就贡献一个进球或助攻的格里福，都没有听到过明显的抱怨。当然，他们在场上依然被需要。教练朱利安·舒斯特 (Julian Schuster) 已经宣布，就像上赛季一样，这将有助于“不断找到正确的轮换组合”。

马塔诺维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展示了弗赖堡足球在过去一年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一名球员在弗赖堡是如何成长的。这位出生于汉堡的球员自 U21 起代表其父母的祖国克罗地亚出战，于 2025 年从法兰克福球队加盟。在青年时期，他效力于圣保利足球俱乐部 (FC St. Pauli)；在卡尔斯鲁厄体育俱乐部 (Karlsruher SC) 期间，他在 2023 / 24 赛季的德乙联赛中打入 14 球；而在法兰克福期间，他的出场时间很少。因此，他在弗赖堡的起步并不容易，在最初的半年里，他并未进入联赛首发名单。

在谈到这段时间时，他提到了与教练舒斯特进行的“坦诚对话”，以及来自格里福、京特或 29 岁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格施泰因 (Maximilian Eggestein) 等“资深球员”的建议。“在足球界，能在正确的时机拥有一个可以交流、能帮你更好地了解俱乐部以及教练对你要求的人，这并非理所当然，”马塔诺维奇说道。他们建议他要“保持耐心”。

马塔诺维奇身高 1.94 米，仅凭身体素质就对对方防线构成威胁。他是一名细腻的球员，最近的证明就是他在弗赖堡 5:0 大胜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比赛中，通过一次脚背抽射破门。本赛季他已经攻入三个德甲进球。不过，他最出色的统计数据在另一方面：根据 Fotmob 提供的数据，本赛季他已经完成了 15 次防守动作：包括抢断、拦截传球或射门以及解围。这是德甲前锋中的最高值。

“我是一个喜欢工作的球员，”他说。但他在弗赖堡需要承担多少工作量，还需要学习。 “之前在我效力的俱乐部里，前锋在防守端并不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几乎所有转会到弗赖堡的进攻球员都有类似的经历。无论是谢尔汉特，还是现在已成为主力阵容的右翼 Jan-Niklas Beste，许多人都需要适应时间。“拥有进攻天赋的球员自然想展示自己的能力，”马塔诺维奇说，“但教练要求他们必须回防”，要求他们“防守到最后一刻”，要求他们进行压迫和反压迫。“理解这一点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把自己的天赋和愿望放在后面，因为你必须把体力消耗在防守工作上。而且你必须变得更强壮，这样才能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

这些要素的融合使得人们在比赛中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不明显地察觉到弗赖堡对防守的专注。“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们在防守端极其稳定，而且这确实是从前场开始的。我们有很多高位的抢断，并迫使对手出现失控的传球，”马塔诺维奇说道。训练、彼此的磨合、自信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后场更漂亮地组织进攻，在压力下要求传球，偶尔解决一次一打二的局面”。

马塔诺维奇觉得他与弗赖堡极其契合。“我非常享受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环境。自然赋予了我很多力量，还有这里的宁静，以及这家俱乐部”及其“谦逊和务实”。他说：“这一切简直太和谐了。”

或许并非巧合，自从马塔诺维奇成为主力球员以来，弗赖堡的足球自去年冬天起显得更具吸引力且更勇敢。这感觉就像是在一辆在弗赖堡理所当然地采用电力驱动的汽车中，将马力增加了一倍。球传向前方速度更快，触球次数更少。

他为这家体育俱乐部带来了一些此前不曾有的东西，这一点从一个琐碎的细节中可见而知：他的绰号。弗赖堡人曾经被称为“布赖斯高巴西人”，后来被称为“威利们”（从科比亚什维利到托比亚斯·威利）。在教练克里斯蒂安·施特赖希的带领下，这支球队听起来像是一部 Raiffeisen 银行的形象宣传片，所有人的名字都差不多，比如库布勒、赫夫勒或京特。

施特赖希称他们为“奇科”、“库比”和“京尼”。而现在，在下一代球员中，前锋马塔诺维奇拥有一个由两名球迷在视频中构思的绰号——“惩罚者伊戈尔”。

“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媒体团队的一位成员告诉我：你庆祝进球的样子就像个惩罚者。在球场上拥有某种程度的‘凶狠’并非坏事。我必须让对手感到不舒服，就像许多后卫让前锋感到不舒服一样。我喜欢传出漂亮的球并打进漂亮的进球，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空中对抗中要全力冲撞。因此，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合适。”

尽管他承认，这个名字也许并不“具有典型的弗赖堡风格”。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德甲联赛

多特蒙德 - 维尔德布雷门< / td>< / tr><><>霍芬海姆 - 汉堡< / ><>周六 15.30< / >< / ><><>奥格斯堡 - 拜仁慕尼黑< / ><>周六 15.30< / >< / ><><>美因茨 05 - 勒沃库森< / ><>周六 15.30< / >< / ><><>柏林联盟 - 埃尔弗斯贝格< / ><>周六 15.30< / >< / ><><>帕德博恩 - 斯图加特< / ><>周六 15.30< / >< / ><><>莱比锡 RB - 法兰克福< / ><>周六 18.30< / >< / ><><>1. FC 科隆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周日 15.30< / >< / ><><>弗赖堡 - 沙尔克 04< / ><>周日 17.30< / >< / table>

<><>1. (2) 多特蒙德< / ><>4< / ><>0< / ><>9:2< / ><>12< / >< / ><><>2. (4) 拜仁慕尼黑< / ><>4< / ><>3< / ><>1< / ><>0< / ><>14:2< / ><>10< / >< / ><><>3. (1) 弗赖堡< / ><>4< / ><>3< / ><>1< / ><>0< / ><>12:3< / ><>10< / >< / ><><>4. (3) 奥格斯堡< / ><>4< / ><>2< / ><>1< / ><>11:6< / ><>7< / >< / ><><>5. (7) 勒沃库森< / ><>4< / ><>2< / ><>1< / ><>10:5< / ><>7< / >< / ><><>6. (8) 美因茨 05< / ><>4< / ><>2< / ><>1< / ><>10:6< / ><>7< / >< / ><><>7. (6) 埃尔弗斯贝格< / ><>4< / ><>2< / ><>1< / ><>8:7< / ><>7< / >< / ><><>8. (10) 维尔德布雷门< / ><>4< / ><>2< / ><>1< / ><>8:8< / ><>7< / >< / ><><>9. (5) 莱比锡 RB< / ><>4< / ><>2< / ><>0< / ><>2< / ><>9:5< / ><>6< / >< / ><><>10. (9) 法兰克福< / ><>4< / ><>1< / ><>2< / ><>1< / ><>9:10< / ><>5< / >< / ><><>11. (11) 沙尔克 04< / ><>4< / ><>1< / ><>2< / ><>1< / ><>3:4< / ><>5< / >< / ><><>12. (15) 帕德博恩< / ><>4< / ><>1< / ><>2< / ><>3:5< / ><>4< / >< / ><><>13. (12) 1. FC 科隆< / ><>4< / ><>1< / ><>2< / ><>6:9< / ><>4< / >< / ><><>14. (13) 霍芬海姆< / ><>4< / ><>1< / ><>0< / ><>3< / ><>7:10< / ><>3< / >< / ><><>15. (14) 斯图加特< / ><>4< / ><>1< / ><>0< / ><>3< / ><>6:9< / ><>3< / >< / ><><>16. (18) 汉堡< / ><>4< / ><>1< / ><>0< / ><>3< / ><>2:13< / ><>3< / >< / ><><>17. (16) 柏林联盟< / ><>4< / ><>0< / ><>1< / ><>3< / ><>4:17< / ><>1< / >< / ><><>18. (17) 门兴格拉德巴赫< / ><>4< / ><>0< / ><>4< / ><>6:16< / ><>0< / >< / table>

6. Spieltag: Fr., 16.10., 20.30 Uhr: 法兰克福 – 科隆; Sa., 17.10., 15.30 Uhr: 柏林联盟 – 多特蒙德, 汉堡 – 斯图加特, 沙尔克 – 美因茨, 埃尔弗斯贝格 – 奥格斯堡, 布雷门 – 帕德博恩; 18.30 : 拜仁 – 莱比锡; So., 18.10., 15.30 : 勒沃库森 – 弗赖堡; 17.30 : 门兴 – 霍芬海姆。

Thomas Hürner 和 Maik Rosner 的采访

许多人曾认为拜仁慕尼黑将完成一个不败赛季，但所有这些人的预估都忽略了由 Manuel

“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增加联赛的吸引力”

执教的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FC Augsburg）。今年1月，这家巴伐利亚本地的竞争对手在慕尼黑以 2:1 获胜，这对所有奥格斯堡人来说都是美好的一天，对于奥格斯堡俱乐部总经理迈克尔·斯特罗尔（Michael Ströll）而言，这也是一场特殊的胜利。本周六，他们将再次与拜仁慕尼黑展开对决（15.30 点，SZ.de 提供实时比分直播）——因此，现在正是与 42, 岁的斯特罗尔探讨奥格斯堡如何成长为一家成熟的甲级联赛俱乐部，以及德甲联赛等级制度的绝佳时机。尤其是自1月那场比赛以来，拜仁在联赛中尚未输球……

南德意志报（SZ）：斯特罗尔先生，在古罗马时期您有最喜欢的皇帝吗？ 迈克尔·斯特罗尔：当然是奥古斯都，因为他创建了奥格斯堡。坦白说，我也不认识多少其他皇帝。（笑）奥古斯都虽然有过不少争议，但他可以自豪地说他使罗马现代化了。去年，奥格斯堡俱乐部也希望展现出前卫的姿态——此外，俱乐部还庆祝了其与古罗马人的渊源。

当我回想过去的 20 年，我也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以持续发展和有机增长为特征的时期。我们的目标是不满足于现状。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此前曾推出过罗马风格的广告活动和特别版球衣，在奥格斯堡竞技场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了考古发现，球员通道现在被设计成类似圆形剧场的入口。这也引起了一些娱乐性的关注。

在经历了桑德罗·瓦格纳（Sandro Wagner）实验后，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培养了新的自信。在与拜仁对决之前，总经理迈克尔·斯特罗尔谈到了来自美因茨的挑衅、与慕尼黑的邻近关系，以及一个增加德国足球悬念的建议。

1月，拜仁慕尼黑（左：乔纳森·塔）在对阵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右：安东·卡德）的比赛中失利。 照片：HAFNER / NORDPHOTO / IMAGO

我并不觉得很多人在嘲笑这件事。美因茨足球俱乐部在社交网络上挑剔了这一点，一些小小的挑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但本地区的民众对此非常有认同感。我们从全德国对球衣的极正面反馈以及许多产品的销售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请帮我们理清一下：奥格斯堡俱乐部难道不一直扮演着“高卢村”的角色，曾经是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罗马人的对手吗？

这并不矛盾。我们为自己的身份和根源感到自豪。但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不驯服的精神，成为一家能以相对较少的资源创造巨大成就、让对手感到棘手的俱乐部。然而，大约一年前人们对奥格斯堡俱乐部的印象是，它想要走出小众领域，追求比以往更多的成就。

也就是说，您建议将 VAR（视频助理裁判）的功能缩减至门线技术和越位检查？

也许可以再增加两三个决定项，例如针对暴力行为。但必须是极其明确、没有解读空间的议题。 奥格斯堡俱乐部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知名度？

您可能会建议签下桑德罗·瓦格纳……（笑）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您——遗憾地——放弃了这个计划。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两年前我们去了南非，作为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我们希望在海外市场推广方面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不能在要求联赛发展的同时，自己却不做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都有责任。

贡献。我们都有责任，包括中小型规模的甲级和乙级联赛俱乐部。此外，我们已经启动了国际合作，例如与一家泰国俱乐部的合作。

这是一个假设。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就我们的情况而言，电视采访的数量极其庞大，总的来说，我们在该国的曝光率很高，覆盖面很广。这种影响能持续多久，取决于俱乐部前往相关目标国家的频率。否则，人们的兴趣可能会很快消退。

那么，当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FCA）前往南非时，是否能切实提高人们对德甲联赛的关注度？

地理位置上靠近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究竟是诅咒还是福音？

”

“很快人们就发现，曼努埃尔·鲍姆在面对球员时，比以前更加沉稳。”

你们在教练选择上进行了一次尝试，聘请了一位备受关注且旨在传授更具观赏性足球的教练。

那么这仅仅是指一个人，而不是俱乐部的方向，我认为这样想就太片面了。无论是在更换为桑德罗·瓦格纳时，还是之后更换为曼努埃尔·鲍姆，我们的理念都没有改变。当然，期间媒体的关注度增加了，但这并非由我们引导，而是媒体的行为。我们当然意识到，因为桑德罗，会有更多人关注奥格斯堡。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聘请一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光环的教练。我们关注的是内容和信念。

我有不同的体会。一些长期的拜仁慕尼黑支持者已经变成了奥格斯堡（FCA）的球迷，因为他们现在在奥格斯堡找到了他们想要体验的足球方式。但反过来，也有我们青训营的球员流向了拜仁慕尼黑。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与拜仁慕尼黑的关系较为积极，我们与对方管理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青训方面，你们与拜仁慕尼黑在地区上存在激烈竞争。作为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我们最大的机会就是证明，通过我们自己的青训系统也可以进入德甲。尽管如此，年轻球员偶尔仍会选择拜仁慕尼黑。我们最大的筹码是，从青训到职业队的晋升率要高于其他俱乐部。

嗯，奥格斯堡的比赛风格传统上非常注重稳健。在曼努埃尔·鲍姆的执教下，稳定性再次得到了重视。

同样。统计数据表明，我们的表现更加大胆，拥有更多的射门次数、更高的预期进球数，以及明显增加的进攻行动，我们进入对方禁区最后四分之一区域的频率大大提高。这正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无论是在顶尖球员还是整体阵容上，我们都拥有一支已经内化了这一理念的球队。

即使在桑德罗执教期间，比赛风格也绝不应该是某些人解读的那样。我们想要更积极、更勇敢的足球，这是事实。但这随后被解读成了“极具观赏性的进攻足球”。然而，这并不是——

自从曼努埃尔·鲍姆第二次执教球队以来，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展现出了足以竞争欧战的战绩。通过一场胜利，他们现在可以在积分榜上与拜仁平起平坐。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曼努埃尔的工作成果非常出色，他目前拥有所有奥格斯堡教练中最高的场均得分。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快照。德甲联赛就像一个鲨鱼池，每周的竞争都体现在细微之处。这里的竞技水平非常密集，许多俱乐部的差距很小。你必须每天重新证明自己。

作为教练，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是一位卓越的专业人士，了解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符合俱乐部的战略。他完全认同我们的方向，并对奥格斯堡产生认同感。他对球员的情绪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深刻反思。

事实上，他看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执拗了。

他将经验转化为行动，这令我十分敬佩。他被请回来担任发展与足球创新主管，这是一个战略性角色。我们对他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与我们所在地相契合的性格深信不疑。很快人们就发现，他现在面对球员时比以前更加沉稳，而这种沉稳也传递给了球队。在他临时接管球队的那几周里，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我必须强调：这绝不仅仅是桑德罗·瓦格纳（Sandro Wagner）还是曼努埃尔·鲍姆（Manuel Baum）的问题。作为一家俱乐部，我们有明确的战略，并据此选拔教练和员工。

您在 2006 年作为实习生进入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FCA），而现在俱乐部自 2011 年起一直连续留在德甲联赛。在您入职的第一天，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绝不可能。那时我们刚进入德乙联赛，办公楼是一栋破旧的、甚至到了该拆除地步的建筑。训练场没有灌溉系统。一旦下雨，到处都被淹没，无法进行训练。如果当时有人说我们很快就能打德甲，而且还能连续打 16 年——那个人一定会被认为疯了。不过，瓦尔特·赛因施（Walther Seinsch）也被认为是个疯子。

赛因施多年担任 FCA 的主席，被认为是奥格斯堡成功的缔造者。

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肯定。我们拥有一个更安静的环境，较少的波动，较少的媒体喧嚣。此外，俱乐部内部结构高效，拥有资深的委员会成员，决策路径短，能够快速达成决定。我们的竞争对手并非个个如此。

就像一个投资 1.5 亿欧元却只排在第七名的人。

那些底蕴更深厚的传统俱乐部不具备吗？

“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反叛精神，”迈克尔·斯特罗尔（Michael Ströll）说道。照片：HEINLE / IMAGO

许多愿意为付费电视订阅支付高额费用的人对像沙尔克（Schalke）或汉堡（HSV）这样的俱乐部感兴趣。

当他刚在这里开始工作时，FCA 在旧的罗森奥体育场（Rosenaustadion）面对几百名观众比赛。尽管如此，他还是宣布：如果我们有一天想打德甲，我们需要一座符合德甲标准的体育场。随后，这件事在我们的现任主席马库斯·克拉普夫（Markus Krapf）的推动下启动。我试图以这种前瞻性思维为导向。您现在认为 FCA 已经是一家成熟的德甲俱乐部了吗？

目前只有另外六家俱乐部像我们一样连续这么久留在顶级联赛。所以我会说是。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基于我们的经济条件，永远留在德甲并非天经地义。

在奥格斯堡是否存在一些地理优势，可能是非物质的，而这些优势在公开报道中——

FCA 被传统主义者贬低为投资人俱乐部，职业部门的最大股东是美国投资者大卫·布利策（David Blitzer）。

就直到上赛季结束时的操作方式来看，VAR（视频助理裁判）更像是破坏了比赛，弊大于利。我们只是将赛场上的争论转移到了科隆的地下室（指 VAR 审判中心）。在那里同样存在解读，且部分解读截然不同。在本赛季，VAR 的应用明显改善了。所做的调整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我很愿意邀请所有怀疑者进行一次深入交谈。事实是：我们 99.4% 的股份掌握在股东手中，但决策权在注册协会（e. V.）的主席团和监事会手中。此外，我们不能指望股东注入自有资本。这一点在法兰克福、汉堡或斯图加特的情况则不同。

如果拜仁慕尼黑在 95% 的情况下都夺冠，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如何提高德甲联赛的吸引力。我们经常讨论缺乏竞争的问题，但随后必须采取行动。我主张不要像其他负责人部分要求的那样，根据观众兴趣来分配资金，而应根据成绩来分配。在这一支柱上，我甚至会进一步加强，将投入的资本与联赛排名（即实际成绩）挂钩。如果有人花费 5000万欧元却只排在第七位，那么可以证明其表现更好

您经常参与较大的辩论，且措辞激烈，观点犀利。在德甲联赛的这些年里，奥格斯堡的自信心是否有所提升？

我基本上能理解这些论点，但我有不同的看法。传统俱乐部在赞助、周边商品、门票收入等领域已经获得了明显更多的资金，并拥有其他区位优势。我更希望关注整个德国足球，例如在青训方面。如果我们真的如此重视国家队，如果我们担心人才得不到足够的培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加强激励措施，鼓励在德甲联赛中使用年轻球员？这里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以前我们是以崇拜的目光看待这个德甲马戏团，而现在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表达观点、参与塑造而非仅仅随波逐流是很重要的。这也与地位的确立有关。你参与的时间越长，越了解其运作方式，在辩论中就能表达得越清晰。就像在电视转播费分配问题上，您与传统俱乐部产生了分歧。

您理想的情况会是什么样？ VAR（视频助理裁判）应该只做出非黑即白的决定，就像门线技术那样。我们必须投资于自动越位线。在德甲联赛拥有数十亿欧元营收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您也主张对 VAR 进行改革。

除了拜仁的租借球员阿里琼·伊布拉希莫维奇（Arijon Ibrahimovic），目前阵容中还有一整批德国国家队球员，如芬·达门（Finn Dahmen）、亨内斯·贝伦斯（Hennes Behrens）、安东·卡德（Anton Kade）、梅尔特·科穆尔（Mert Kömür）和诺亚凯·班克斯（Noahkai Banks）。

”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与拜仁慕尼黑的亲近关系对我们而言是积极的。”

我们希望通过一线队将自己的青训球员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时吸引其他俱乐部的天才球员加盟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FCA）。我们日益发现，球员们因此选择我们。以亨内斯·贝伦斯（Hennes Behrens）和安东·卡德（Anton Kade）为例：前者最近在国家队完成了首秀，而后者如果没有受伤，可能同样能做到。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成功，其他球员也会考虑，在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走这条路是否比在其他地方更好。

这让人想起弗赖堡，在多大程度上

这让人想起弗赖堡。在多大程度上，弗赖堡体育俱乐部（SC）是你们的榜样？

这绝对是一个我们关注的俱乐部，因为弗赖堡确实在开展非常出色的工作。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一直稳居德甲前十，其中四次进入欧战。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弗赖堡持续的成功是否为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提供了前景？这至少表明这并非不可能。同时，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前提条件。弗赖堡在经济上明显领先于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仍在努力，争取也能进入这样的区域。

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最大的成就是 2015 年进入欧联杯。要再次回到那个排名区域，还缺少什么？

在体育总监本尼·韦伯（Benni Weber）和曼努埃尔·鲍姆（Manuel Baum）的带领下，我们在体育竞技方面正处于正确的轨道上。但我们很清楚，必须在整个赛季中维持目前的超常发挥。首要目标始终是尽可能早地保级。但我们不想仅限于此。

多年来，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一直陷入积分榜下游三分之一的困境。

我们在上赛季获得的第九名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三好的成绩。观察我们的最终排名可以看到，在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后，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慢慢回到了一个十年未曾进入的区域。因此，发展趋势是正确的。尤其是考虑到在此期间，许多其他俱乐部遭遇了降级。

足球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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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要踢九场比赛！这难道不是太多了吗？？难道不应该减少国家队的比赛场次吗？？

绝对不行！！你看： 下周二和 下下周二 我有时间！而且很有兴致！！！

世界足球的 权力之争

在切费林（Ceferin）与因凡蒂诺（Infantino）的对决中，欧足联虽然还没有推出竞争对手，但拥有最锋利的利剑。

拜托，还是没有候选人？欧洲足球联盟（Uefa）想要结束丑闻总统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在世界足联（Fifa）之巅的时代——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推出挑战者？这怎么可能成功？

部分媒体以孩子般好奇的目光关注着世界足球中这些令人费解的、实际上是“罗马帝国末期”式的进程；在这个灰色地带，有些人更倾向于完全关注数据和人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专门为了因凡蒂诺而召开的柏林危机峰会令人失望，欧足联在那里也没有推出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由于深陷困境的足联老板在全世界各国不知疲倦地穿梭——其中一些国家只有沙滩足球和吧台足球，但依然为了选票而吞噬足联荒谬的数百万资助金——现在有些人已经看到现任者正消失在不可触及的领域中。

还有这件事：在欧洲人举行反因凡蒂诺会议的同时，非洲足联（Caf）在佛得角举行了一场支持因凡蒂诺的会议，并交付了上级要求的成果：一致投票支持这位深陷丑闻的意裔瑞士人。但这根本不是选举。对于依赖国际足联（Fifa）输血的非洲足联来说，只要涉及公开表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选举。因此，非洲方面的欢呼合唱仅仅是对一个男人的模糊承诺，而这个男人在那里的表现依然像是在分发自己的私人资金，而不是在履行职责分发世界足联的数百万资金。这还是那个老掉牙的农民伎俩：先大谈特谈体面、团结和尊重，然后才把钱袋子甩在桌上。

没有欧洲就没有世界杯，没有世界杯就没有数十亿收益

现实情况将在下周的国际足联（Fifa）理事会会议上显现，届时非洲代表苏莱曼·哈桑·瓦贝里（Souleyman Hassan Waberi）将缺席。他刚刚在吉布提被捕，财务主管和领导层也一同被捕。这是对国家协会 FDF 进行国家财务审计的结果：作为国际足联执委会中非洲的代表之一，瓦贝里被指控挪用和洗钱国际足联及非洲足联（Caf）的资金。

这个世界足联确实并非总是审查得那么仔细。与国际足联资金相关的财务丑闻和调查目前也使索马里的协会陷入瘫痪，此前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刚果、马达加斯加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在经过官员们的手和账户时，援助资金在到达体育基层之前会惊人地迅速缩水；这一瘟疫影响了第三足球世界的广大地区。

欧足联（Uefa）也希望停止这种情况，这是他们在柏林达成的决议。只有阿塞拜疆没有跟进，这很正常，这个在国际清廉指数中处于底端的国家坚定地支持因凡蒂诺（Infantino）。在下周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上，欧洲代表将提交他们的改革要求。其中的所有内容对因凡蒂诺来说可能都像硫磺一样刺鼻：诸如“良好治理”和“清洁经营”、监督与问责制度，以及一个诚信且受到严格监督的国际足联资金分配机制，这些在对方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文中还写道：这个名声狼藉的主席必须下台。而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Ceferin）现在在柏林宣布，应所有欧洲协会的要求，他将竞选欧足联主席的另一个任期，这绝没有为因凡蒂诺扫清道路。相反：这使得足球界两位最有权势的官员之间的对决变成了最终的决战。

在政治上，只能有一个人生存。因此，如果因凡蒂诺在 2027 年 3 月的国际足联选举之前没有因为他无数的丑闻之一而栽跟头，且那群惯常的依附者仍想再次选举他，那么切费林可以祭出最锋利的利剑：与欧洲的球迷、联赛、俱乐部和政治家达成一致，欧足联将不再参加由“因凡蒂诺版国际足联”举办的赛事。这种一致性确实存在，且仅凭威胁就已经产生过效果：当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版权的计划——并谦卑地保证再也不会这么做。

没有欧洲就没有世界杯，没有世界杯就没有数十亿收益。关岛、加蓬或几内亚也将不再获得资助金。如果因凡蒂诺留任，另一种选择将是：切费林及其同僚必须辞职，这将导致欧足联分崩离析。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一个丑闻缠身的家伙留在国际足联之首？他名义上拥有更多国家的支持，但实际上只得到了真实足球世界的一小部分支持。

欧洲足球联盟还将推出一名候选人。时间将在 11 月 18 日报名截止前。托马斯·基斯特纳（Thomas Kistner）

“多样化的生活情况”：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左） 2024 年在亚琛与 CHIO 营销主管迈克尔·姆隆茨（Michael Mronz）在一起。照片：TRISTAR MEDIA / GETTY

在成为下一个巴赫的路上

迈克尔·姆隆茨作为经理活跃在德国最重要的马术赛事中——而现在他将被推举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这是否构成利益冲突？

作者：约翰内斯·奥穆勒 (Johannes Aumüller) 和 约翰内斯·克努特 (Johannes Knuth)

慕尼黑 —— 公开演讲并不一定是经理兼体育官员迈克尔·姆龙茨 (Michael Mronz) 的拿手好戏。这位 59 岁的人士在演讲中大量地使用英语外来词和嵌套句，这种风格大概会让足球官员马蒂亚斯·萨默 (Matthias Sammer) 非常欣赏。然而，在 2025 年 4 月的一次《南德意志报》采访中，当话题围绕“偏见”展开时，姆龙茨说出了一句既直白又精辟的话：“在德国，只有当你对某个事实完全一窍不通时，才会被认为是没有偏见的。”

当时涉及姆龙茨的事实，是指由经理姆龙茨推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旧有的奥运申办活动，以及他在亚琛马术中心的活动 —— 这在几年后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 (DOSB) 的主席团成员，体育官员姆龙茨在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项后续申办进行投票时，究竟能有多么“没有偏见”。但姆龙茨当时将这种职位的连锁反应比作：一名俱乐部教练总有一天也会执教国家队。他认为，如果能将自己的经验投入其中，那么对所有人都有利。

大约一年半后，DOSB 即将迎来下一个重大体育政治决赛，而姆龙茨多样化的活动在其中至关重要。12 月 5 日， 成员将选举产生一个新的主席团，现任主席托马斯·魏克特 (Thomas Weikert) 将不再参选。最近，一个遴选委员会宣布，他们推荐的唯一候选人是三年前进入国际奥委会 (IOC) 的成员，并因此自动成为 主席团成员的人：迈克尔·姆龙茨，而他本人至今尚未就参选发表评论。

然而，由于许多 成员质疑经理姆龙茨是否能够领导一个任务如此繁重的顶层协会，甚至有人试图引入竞争对手，这导致了阻力；与此同时，另一个复杂问题成为了焦点：一场关于潜在利益冲突的辩论。如果姆龙茨接管 的最高领导层，他履历中的某些线索可能不仅仅是先后衔接，而是会以一种引人注目地方式交织在一起。姆龙茨可能会成为 历史上（以及其前身组织 DSB）第一个既担任德国组织体育界最高荣誉职务，又在体育经营中赚钱 —— 担任全球最重要的马术赛事之一的营销主管 —— 的官员。

DOSB 现正筹建一家“DOSB 国际有限公司”

针对该话题的询问，Mronz 保持沉默。相关公司登记册显示，Mronz 是亚琛马术锦标赛有限公司（Aachener Reitturnier GmbH，简称 ART）的执行股东。该公司持有并营销 CHIO 亚琛（被誉为“马术世界的盛会”，来源：CHIO）的权利，仅 2024 财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 1.34亿欧元。Mronz 于 1997 年签署了他在 ART 的第一份合同，长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并持有 45% 的股份。尽管他强调自己并不直接领导 CHIO 活动，因为亚琛-劳伦斯贝格赛马俱乐部（Aachen-Laurensberger Rennverein）起主导作用——而且他甚至“不是该俱乐部的普通成员”。然而，上述赛马俱乐部同样持有 45% 的股份。在去年 8 月于亚琛举行的马术世锦赛中，赛马俱乐部与 也是携手协作完成的。

如果他出任 DOSB 主席，是否会放弃总经理一职以及在 有限公司的股份？对于此类问题，Mronz 没有回答。

体育官员的职业利益与荣誉职务有时会以特殊方式产生交集，这一点在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巴赫是 DOSB 的创始主席、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IOC）主席且身为商业律师。例如，巴赫在体育领域之外，还以职业顾问的身份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艾哈迈德·萨巴赫（Ahmed al-Sabah）打交道。对此，这位德国人声称这属于“多样化的生活情况”。

然而，如果这种关系发生在体育运营的内部，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一点在约汉·埃利亚什（Johan Eliasch）身上表现得尤为刺眼，他是长期担任且备受争议的国际滑雪联合会（Fis）主席，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持有体育用品制造商 Head 的股份，而该公司为许多高山滑雪运动员提供装备。尽管埃利亚什至少辞去了 Head 的大部分总经理职务，但尽管他多次保证自己在某些决定中保持距离，却依然屡次陷入负面舆论。例如，当国际滑雪联合会对其他装备供应商提起诉讼时，其服装却由 Head 提供。

目前，Mronz 与此类紧密的利益纠缠还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这位来自科隆的人可以自豪地表示，他多年来证明了一件事：他能够开发体育和活动形式，并在经济与政治的交汇点动员力量。在德国的奥林匹克体育界，具备此类特质的人并不多，因此这样的背景可能对体育事业和 DOSB 有益。

但在实践中，这种情况该如何想象？仅就德国马术运动的方向设定或可能的马术世锦赛新申办申请而言：如何将 DOSB 主席 Mronz 与 CHIO 营销主管及 的 Mronz 区分开来？彻底切割难道不是最干净的解决方案吗？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即他将同时担任 DOSB 主席和 角色时，Mronz 表示：同样没有任何回应。

此类利益冲突可能发生得多么迅速，仅从 8 月在亚琛举行的马术世锦赛中便可见一斑。仅来自联邦预算的资助资金就达 600 万欧元。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直到 9 月才向赛马俱乐部（同时也是 的股东）发出另一份 2800万欧元的资助决定，用于新建一座多功能马术馆。

现在，这些资助资金并非由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分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姆龙茨将其在 DOSB 的职务与私人或职业利益相混淆。但作为姆龙茨可能很快将领导的该伞形组织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总体上为本国的体育事业争取更好的条件，向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陈情，为在德国举办体育赛事进行游说，包括相应的融资方案。联邦政府本身在几年前甚至创建了“国家大型体育赛事战略”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德国的申办申请。

就在几天前， 在其主页上顺便介绍了一个显然旨在实现类似目标的内部项目——在接受迈克尔·姆龙茨采访时。姆龙茨表示，虽然多年来一直不断组织盛大的世界锦标赛，但往往无法将其“整合为德国作为体育基地的成功”。正因如此， 主席团已授权董事会成立一家“ International GmbH”（ 国际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目标是“促进德国体育的国际定位，推进德国的奥运申办，并在世界体育的国际赛事中更好地代表德国”。

未来具体将资助和定位什么，目前尚不明确。 对此解释道：“关于该有限责任公司的进一步细节，我们将在有可沟通内容时进行沟通。”然而，采访中的措辞让人几乎毫不怀疑，这一举措也将使在德国举办的大型赛事受益，无论是在资金还是精神层面。当被问及这家“ International GmbH”是否有可能或被排除在 CHIO（国际马术大赛）或亚琛世锦赛等其他马术赛事背景下开展活动时， 仅将其指向其通用声明。

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参选由 DOSB 伦理委员会决定

当德国体育界讨论未来的主席人选时，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产生影响。在被问及是否期望 Mronz 辞去 ART 的职务时，DOSB 仅提及目前正在进行的程序。该机构表示，不会对个别候选人的猜测发表评论，所有候选人都“适用 预设的诚信与透明度程序”。

从形式上看，候选人必须在 10 月 30. 日前确认其参选资格——顺便一提，他们可以“自愿”提交包括职业和社会活动在内、且可能暗示存在利益冲突的文件。随后将进行所谓的“诚信检查”。该操作由 Sportradar 公司负责；而对于候选人在疑虑情况下是否不合适，则由 伦理委员会决定。

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回答《南德意志报》关于他是否认为 主席在原则上可以同时在顶尖体育运营中担任商业角色时表示，他无法在抽象层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相应的候选人，我们将在伦理委员会中对其进行审查。”而具体针对迈克尔·Mronz（Michael ），他表示：“我们会在所有候选申请提交并经 Sportradar 评估后进行审查，不会提前审查。”

无论如何，一个紧迫的例子让人预见到体育界可能会迎来怎样的辩论。虽然迈克尔· 一直强调他没有参与最近与慕尼黑竞争德国奥运申办权的莱茵-鲁尔（Rhein-Ruhr）竞选活动。然而，“科隆莱茵鲁尔”（KölnRheinRuhr）最近决定将亚琛作为唯一的马术场地候选地——而该场地正是股东迈克尔·Mronz开展业务的地方。

在 2025, 年春季，《南德意志报》询问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最迟会在 选举时保持克制，因为届时他无疑将陷入利益冲突， 回答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大幅度地克制自己。”但如果直到最后在组织化体育界进行调研，有些人认为 在幕后扮演的角色更为活跃（对此 在接受《南德意志报》询问时未予评论）。在巴登-巴登的秘密投票中， 无论如何都参与了投票，在 141 张选票中没有弃权票。至于选前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或负责审查此事的潜在合作伙伴均未发现。

“他们以为我有个按钮，上面写着：乔治，发动机故障？”

在新加坡一级方程式赛车（F1）比赛前，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梅赛德斯车手乔治·罗素（George Russell）和基米·安东内利（Kimi Antonelli）的状态曲线上。

新加坡 —— 在新加坡比赛周末的前夕，贝恩德·迈兰德（Bernd Mayländer）独自在滨海湾街道赛道（Marina Bay Street Circuit）上跑了许多圈，这条赛道是这座东南亚大都市的临时赛道。在闷热的晚风中，他享受着有车顶和空调的汽车所带来的优势，这是安全车驾驶员的特权。对于一个在危险情况下必须给一级方程式赛车减速的人来说，进行这种干练演习并不罕见。然而，他这次演练的情景在刚刚过去的马来西亚分站赛中引起了极大轰动，并给这项赛车运动的最高级别带来了巨大的形象损失：提前终止起跑。

由于软件未针对因路面湿滑而延长的低速行驶进行编程，国际汽联（Fia）的强制性软件像被幽灵操控一样自动关闭了一部分发动机。梅赛德斯车手乔治·罗素认为这令人尴尬：“这感觉不像是在开一级方程式赛车。” 赛道冠军马克斯·维斯塔潘（Max Verstappen）在近一周后对此仍感到愤怒，他认为车手的职业形象也因此受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台运行着太多的软件。作为一名赛车手，不应该在比赛中还需要思考在何处松油门或降低档位以从发动机中获得更多动力。我们有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这应该是决定圈速的关键。”

在目前电动机地位依然平等的混合动力一级方程式赛车中，从今年起一切都变得更复杂了，甚至可能过于复杂 —— 即使对于监管机构国际汽联（Fia）来说也是如此。其

“这感觉不像是在开一级方程式赛车”：马来西亚雨战期间的乔治·罗素。照片：LAPEYRE / IMAGO

IT技术人员虽然在马来西亚成功地在五分钟内编写了一个应急方案，使得比赛得以顺利进行，甚至成为了全年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在气候条件与邻近的马来西亚相似的新加坡夜赛中，该软件将再次投入使用。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直到下一次德克萨斯大奖赛之前，才会有完整的更新版本提供。

在梅赛德斯车队，虽然过度干预的电子设备没有接管控制权，但这家行业领先企业面临着其他技术问题。这支德英合资的车队直到赛季最后三分之一才进行第一次全面大修。然而，银箭赛车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快 1 秒，反而慢了 1 秒。虽然世界冠军积分榜领先者基米·安东内利在马来西亚仍获得了第二名，但其队友乔治·罗素在接近终点时因发动机故障而被迫停赛，他目前落后 84 分。

这对这位英国车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更换动力单元，他在新加坡的起跑位置将被移至最后一名 —— 而在一条几乎没有超车空间的城市赛道上，这将极其不利。

在接下来的赛季进程中，他可能再次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梅赛德斯将启用一个新的发动机升级版本。没有人能放弃额外的马力。在新加坡，本周六还将进行年度最后一场冲刺赛，心灰意冷的拉塞尔在那里主要扮演的是一名高级测试车手的角色。当领跑者安东内利继续使用新规格时，他内部竞争对手的赛车则被还原回了旧版本。

罗塞尔的劣势与安东内利的崛起引发各种阴谋论

这同时也是两种系统的筛选过程，据称是由罗塞尔本人提议的。面对落后于这位意大利人 84 分的局面，他认为自己的冠军机会基本已经破灭：“我已经过了失望的阶段。”然而，这种为团队服务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却成了各种阴谋论的绝佳素材。尤其是在英国，粉丝们认为安东内利的彗星般崛起背后定有蹊跷。这导致车队负责人托托·沃尔夫在新加坡大发雷霆：“任何这么想的人都毫无理智。这根本不合逻辑。他们以为我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乔治，现在发动机故障？”

公平对待不仅是车队原则的要求，也是为了争夺利润丰厚的车队冠军。沃尔夫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仅赛车，连夺冠机会也可能失去平衡。“人们躲在屏幕后面大肆攻击。这里存在很多极化现象。对我某些人来说，我简直成了撒旦，这挺滑稽的，”沃尔夫抱怨道，“但总的来说，我对那些编造此类故事的人没有任何理解，也没有任何尊重。他们与其看一级方程式，不如去看《天线宝宝》。”

最重要的是，他的两名车手知道车队内部的机会均等情况如何。这位维也纳人将世界锦标赛第 17 站采用不同版本的赛车视为一个典型案例：“我们不知道哪个更快，所以我们共同做出决定：让我们把它查清楚。”这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层的政治算计。尽管如此，这仍将引发人们对“比赛中的比赛”结果的解读：谁将驾驶那辆较慢的“银箭”？埃尔马·布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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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皮亚与宠物 7.55 检查员朱利安 8.20 知识真奇妙！ 8.45 POV - 你的故事很重要 8.55 胡椒粒 9.50 日间新闻 9.55 熊猫、大猩猩等 10.40 熊猫、大猩猩等 11.30 第一频道 Quarks 12.00 日间新闻 12.15 兽医 13.00 兽医 13.45 日间新闻 14.00 我的母亲……在第七层天堂。电视浪漫喜剧，德国 2021 15.30 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父亲。电视浪漫喜剧，德国 2021 17.00 日间新闻 17.15 关键点 17.52 天气 18.00 体育新闻 18.30 体育新闻

20.15 您在开玩笑吗？ 参与者：西蒙娜·托玛拉、海诺·费尔希、莉莉·保罗-隆卡利、马西莫·西纳托、吉米·哈特维格、克里斯托·费尔基奇、霍斯特·利希特。主持人芭芭拉·舍内贝格主持这档 SWR 周六晚间大型节目的新一期直播版：除了最新的隐藏摄像机恶作剧短片外，重点还将邀请西蒙娜·托玛拉、海诺·费尔希、霍斯特·利希特、莉莉·保罗-隆卡利、马西莫·西纳托、吉米·哈特维格和克里斯托·费尔基奇等众多名客。

23.25 今日话题 23.45 周日之词 讲述者：沃尔夫冈·贝克（希尔德斯海姆） 23.50 泰迪·特克莱布兰——半人半迪斯科 纪录片 1.55 给猴子糖吃 爱情喜剧，意大利 1981. 主演：阿德里亚诺·切伦塔诺、奥内拉·穆蒂、阿道夫·塞利 3.35 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父亲 电视浪漫喜剧，德国 2021. 主演：戴安娜·阿姆夫特、玛格丽塔·布罗伊希、卢卡斯·普里索尔

第二公共电视台 (ZDF)

10.25 港口边紧急呼叫 11.10 斯图加特 SOKO 11.55 今日快讯 12.00 简单的人 12.15 结婚不适合胆小鬼。电视浪漫喜剧，德国 2015. 主演：安娜-玛丽亚-施图尔姆、科斯佳·乌尔曼、纳佳-贝克尔 13.40 罗莎蒙德·皮尔彻：春季的草莓。电视爱情片，德国 2016. 主演：佐伊·摩尔 15.10 今日快讯 15.15 现金换古物 16.10 罗森海姆警探 17.00 今日快讯 17.05 州情概览 17.35 压力下的家庭——每一欧元都至关重要 18.05 慕尼黑 SOKO 19.00 今日新闻 19.20 天气 19.25 山地医生

BR

20.15 法兰克福谋杀案：新生活。犯罪剧。由 Marie-Lou Sellem 主演。在犯罪现场，警探 Sarah Frankfurter 震惊地发现，她的新同事 Jakob 正是她昨晚一夜情的对象，而现在他们必须共同破解一起死亡案件。她与同事 Milli 组成团队，调查法律专家 Nicole Geissner 的谋杀案，后者曾极力主张放宽《胚胎保护法》。 21.45 今日新闻 (heute journal)

21.45 今日新闻 (heute Journal) 22.00 检察官：死林。犯罪剧。由 Rainer Hunold, Fiona Coors, Astrid Posner 主演

23.00 当前体育演播室 足球：德甲，5. 比赛日。晚场比赛：RB莱比锡 – 法兰克福，霍芬海姆 – 汉堡SV，奥格斯堡 – 拜仁慕尼黑，1. FSV Mainz 05 – Bayer 04 Leverkusen，1. FC Union Berlin – SV Elversberg，SC Paderborn 07 – VfB Stuttgart 0.25 铁人三项：铁人世界锦标赛男女组。来自夏威夷（美国） 3.45 今日秀 (heute-show) 新闻讽刺剧

9.25 湾区：天堂之鸟 9.55 邻居家的熊 10.25 下层与兄弟。电视喜剧，德国 2014 11.55 钟声响起 12.00 我送你一次出轨。电视爱情喜剧，德国 2002 13.30 简单。好。巴赫迈尔 14.00 足球：3. 联赛。维尔茨堡踢球者 – 汉莎罗斯托克 16.00 国家杂志 16.30 在古老的小径上 – 高山地区的牲畜驱赶 17.15 体育焦点。含 3. 联赛 17.45 在施佩萨尔特与卡文德尔之间 18.30 BR24 18.45 Quarks 杂志 19.30 艺术 + 杂物。杂志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我想找回我的幸福 电视喜剧，德国 2023. 由 Michaela May, Helmut Zierl, Angela Roy 主演。导演：Christina Adler。Ulla 和 Paul 的金婚变成了噩梦，因为 Paul 承认他爱上了 Ulla 的朋友 Rita。Ulla 在这场“玫瑰战争”中奋力前行，并找到了力量来亲自规划自己人生的新阶段。

21.45 幸好有木匠 电视喜剧，德国 2020. 由 Henriette Richter-Röhl, Thekla Carola Wied, Jochen Matschke 主演

23.15 疯狂的一天 电视喜剧，德国 2022 0.45 我送你一次出轨 电视爱情喜剧，德国 2002. 由 Markus Knüfken 主演 2.10 在古老的小径上 – 高山地区的牲畜驱赶 纪录片 2.55 在施佩萨尔特与卡文德尔之间 3.40 Quarks 蛋白质：热潮带来的真实效果 / 老年蛋白质缺乏 / 纯素蛋白质供应 / 蛋白质饮食，第 1 部分

RTL

6.45 警情报告 7.45 警情报告 8.45 警情报告 9.45 警情报告 10.30 一级方程式：新加坡大奖赛。冲刺赛 12.15 警情报告 13.00 Barbara Salesch - 刑事法院。纪实肥皂剧 14.00 Barbara Salesch - 刑事法院。家庭剧：房屋租赁终止引发冲突。纪实肥皂剧 15.00 足球：德甲。1. FSV Mainz 05 - Bayer 04 Leverkusen 17.45 Ulrich Wetzel - 审判法官 18.15 周六独家 18.45 RTL 最新消息 19.05 生活 - 人们，时刻...

20.15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奇幻电影，英国 / 美国 2001. 由 Daniel Radcliffe 主演。哈利·波特作为一名孤儿在亲戚家中过着凄惨的生活。但在他 11 岁生日那天，这个男孩的世界突然被颠覆了。他得知自己是一个显赫巫师家族的后裔，且他的父母曾是两位强大的魔法师。哈利也拥有魔法能力，并被巫师社区召集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23.10 黑客帝国 科幻电影，美国 1999. 由 Keanu Reeves, Laurence Fishburne, Carrie-Anne Moss 主演 1.40 杀手游戏 动作喜剧，美国 2024. 由 Dave Bautista, Dmitrij Kalacsov, Terry Crews 主演 3.25 警情报告 3.55 警情报告 绝望的母亲采取极端措施 / 醉酒男子将小男孩当作出租车

[...OMITTED...]

ProSieben

7.40 《邻居》(The Neighborhood)。乔迁派对 / 游戏之夜 / 结婚纪念日 / 理发店 / 感恩节邀请。喜剧剧集 10.55 《戈德堡一家》(The Goldbergs)。亚当·斯皮尔伯格 / 大学规则 11.55 《格里芬一家》(Family Guy)。来自过去的胡须 12.25 DTM - BEHIND the GRID 12.55 德国保时捷卡雷拉杯。37. 赛季 13.00 房车赛：DTM 13.30 房车赛：DTM 14.55 《格里芬一家》(Family Guy)。造访旧世界 15.20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动画剧集 18.10 ProSieben : newstime 18.20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20.15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盲选 (9 / 9)。教练：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主持人：Melissa Khalaj, Matthias Killing。哪个天才仅凭声音就能让教练们感到惊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谁转身？谁能获得 Shirin David, Rea Garvey, Nico Santos 以及 Smudo & Michi Beck 的四人全选？而被选中的天才又会选择哪位教练，共同向《德国之声》的大决赛进发？ 22.55 《蒙面唱将》(The Masked Singer)

1.40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3.45 《生存亚马逊——沙内纳瓦的考验》(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纪实真人秀。名人们体验沙内纳瓦人的传统仪式。在可能被接纳进入社区之前，他们必须面对特殊的考验。最后将决定谁能获得一个原住民名字的荣誉。 4.35 《生存亚马逊》(Surviving Amazonas)

Sat.1

5.40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6.10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6.55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 7.35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 8.15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 9.00 SAT.1 周六早间电视 12.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55 《紧急呼叫》(Notruf) 16.25 《紧急呼叫》(Notruf) 17.00 《紧急呼叫》(Notruf) 17.30 《紧急呼叫》(Notruf)。喉咙里的面包 18.00 《1% 问答——德国有多聪明？》(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节目 19.55 SAT.1:newstime

20.15 《名人老大哥》(Promi Big Brother) 参与者：Anouschka Renzi（演员）、Tessa Bergmeier（模特）、Kim Virginia Grey（真人秀女王）、Nikola Grey（真人秀明星）、Axel Schulz（拳击传奇）、Nadja Benaissa（No-Angels 歌手）、Redo（Kult-XXL 餐饮业者）、Maurice Dziwak（真人秀明星）、Christian Lell（前拜仁球员）、Gia Georgina（Sido 前妻）、Gedeon Burkhard（演员）、Nina Bridney（创作者）、Godfrey Egbon（#GNTM 决赛入围者）、Francesca Morgese（真人秀小明星）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肥皂剧。深夜的床边私语？ “名人老大哥——直播”在每晚的“名人老大哥——深夜秀”之后，直接在 SAT.1 实时播出德国最著名的合租屋中居民们的生活。在 Joyn PLUS+ 上可以独家全天候随时观察集装箱内的动态。

1.

ARTE

8.20 美味的利古里亚 (1 / 4) 8.50 动物 (R)Evolution (1 / 5)。我们的地球 / 岛屿 / 沙漠 / 冰川 / 草原 13.25 城市 乡村 艺术。杂志。主持人：琳达·洛林 (Linda Lorin) 14.55 杀手代码 (1 / 3)。剧集 15.45 杀手代码 (2 / 3)。剧集 16.30 杀手代码 (3 / 3)。剧集 17.15 奥斯塔山谷：山峦与天空相遇之地 18.10 坦诚相见 (5 / 30) 18.22 ARTE 报道。摩尔多瓦：前往加加乌兹之行 / 加沙：对抗遗忘的诗篇。报道系列 19.20 Arte 新闻 19.40 东向轨迹 (Tracks East)。杂志

20.15 追寻史前艺术家的足迹——肖维岩洞 纪录片。肖维岩洞揭示了远古时代的秘密。 高科技揭开了古老岩画的深意。研究人员发现了早期祭祀仪式和人兽互动的痕迹。该洞穴可能曾被用作原始剧场，声音和光线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个时间胶囊让我们得以洞察数千年前人类文化与创造力的开端。

23.35 阿贝尔·塞拉奥科 (Abel Selaocoe) 在 2025 年莱茵高音乐节上的演出 表演者：阿贝尔·塞拉奥科、拉基·辛格 (Rakhi Singh)、西迪基·登贝莱 (Sidiki Dembele) 0.45 北爱尔兰往事 (1 / 3) 从抗议到战斗。纪录片系列 1.45 北爱尔兰往事 (2 / 3) 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纪录片系列 2.40 北爱尔兰往事 (3 / 3) 和平是有可能的。纪录片系列

3sat

9.00 ZIB 9.05 文化广场 9.35 南蒂罗尔图集。杂志 10.00 来自施蒂里亚的阿尔卑斯山故事 10.45 阿尔卑斯山的野性 11.30 施蒂里亚最美的山脉 12.15 主题 13.0 13.10 海外笔记 13.1 14.00 国家杂志 14.30 艺术与 15.00 花园自然 (4 / 10) 南非公路旅行 16.00 消防女：浴火重生 剧情片，德国 2024 17.30 消防员：寻找家园。电视剧情片，德国 2024 今日 19.20 邪恶 (1 / 3)。纪录片系列

20.15 成为泰勒·斯威夫特 (1 / 2) 名声与对手。纪录片系列。从乡村歌手到全球巨星：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拥有数百万粉丝——直到她经历 与仇恨。这部肖像片展示了她在狗仔队的闪光灯下成长，她的成功以及她的挫折。在一次公开争端后，她在 2016 年退出了公众视野。但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事业。

21.00 成为泰勒·斯威夫特 (2 / 2) 纪录片系列 21.45 书之时间

23.35 我在家，但是…… 纪录片 德国 / 塞尔维亚 2019。主演：马伦·埃格 (Maren Egg) 1.15 生活艺术。包括：新的 B 专辑《∞+1》- 永恒地 / 古典音乐之星伊戈尔·L (Igor L) 对谈 - 在极地与钢琴之间 / 关于纪录片《纳扎》(Naza) 的争议 - 在喝彩与谴责之间 / 彼得·马亚尔 (Peter Magyar) 的新匈牙利 回到未来

2.10 当前体育演播室

惊悚片 HR 周六，21.45

Serpico (瑟皮科)

在残酷的七十年代，作为纽约警察局的一名缉毒警察，人们很自然地会成为目标。而对于弗兰克·瑟皮科 (Frank Serpico) 来说，目标不仅是那些属于有组织犯罪的人，还包括一部分自己的同事，这个来自小人物社区“小意大利”的晋升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当真实存在且由阿尔·帕西诺 (Al Pacino) 饰演的弗兰克·瑟皮科有一天被发现头部中弹时，并不清楚子弹是从哪一方射出的。瑟皮科的上司和朋友认为这是内部人员的袭击。西德尼·卢米特 (Sidney Lumet) 1973 年的这部电影展示了纽约警察局内部的残暴与腐败，科尔森·怀特海德 (Colson Whitehead) 在他的哈莱姆小说三部曲中也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这一点。

科幻片 RTL 周六，23.10

黑客帝国 (Matrix)

当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于 1999 年上映时，这部科幻电影必须被归类为“近未来”这一子类型。这个关于世界仅仅是现实的数字化模拟的故事迅速成为了风格标杆——无论是在内容、美学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如今，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多之后，全方位的现实模拟不再是未来的设想，人工智能正在创造人类无法逃避的现实与事实。不过，目前人们还没有像在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国》中那样被其完全吞噬。尽管如此，这部电影已经变得不同了，因为如果今天（再次）观看它，其前提与 1999 年已完全不同。人们会对它提出不同的疑问。

惊悚片 3 SAT 周日，23.15 点

尼基塔 (Nikita)

在巴黎北部的郊区圣但尼（Saint-Denis），市长巴利·巴加约科（Bally Bagayoko）正站在抗议的学生与警察之间以保护青少年，而这里在吕克·贝松 1990 年的这部新黑色电影中也是一个不安稳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往往并不站在国家权力的一边。一群瘾君子为了寻找海洛因闯入一家药店，事态升级，引发了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枪战。闯入者之一的尼基塔幸存下来，被判为杀害警察罪——随后得到了将其监禁的国家提供的一项提议。情报部门发现了她的天赋，并为她安排了一项并非完全合法的工作。他们认为已经掌控了她。安妮·帕里洛（Anne Parillaud）凭借该主角角色在国际上成名。

正剧喜剧 ARD 周日，23.50 点

绿皮书 (Green Book)

司机是一名白人，后座的人是一名黑人——这在 1962 年的美国是不寻常的。更不寻常的是，两人正在美国南部旅行，此时距离《民权法案》成为法律还有两年，也就是说种族隔离在形式上尚未被废除。由马赫沙拉·阿里（Mahershala Ali）饰演的“多克”·雪莉是一位成功的钢琴家，他的唱片公司派遣他前往美国那个大多数人认为像雪莉这样的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不该出现的地方进行巡演。《黑人驾驶员绿皮书》在当时告知黑人司机哪些汽车旅馆或餐厅对他们开放——或者对他们的司机开放。这是一次奇异的公路旅行，讲述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精神分裂状态的故事。 斯特凡·费舍尔 (Stefan Fischer)

钢琴家唐纳德·雪莉博士（Donald Shirley，马赫沙拉·阿里 饰，后方）雇佣夜总会保安托尼·“利普”·瓦莱隆加（Tony „Lip“ Vallelonga，维果·莫腾森 饰）担任其南部巡演的司机。 照片：© ARD DEGETOFILM / UNIVERSAL STUDIO

Phoenix 频道

11.30 异见者——东德民权活动人士的结局 12.15 东部的敲诈——统一后的罪犯 13.00 phoenix plus 14.15 生命线 15.00 云端之上——山地生活：喜马拉雅 / 安第斯 / 洛基山脉 17.15 地球上最大的河流 19.30 phoenix 个人访谈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壮丽地球：纪录片系列 22.30 赤道上的自然天堂 23.15 战争能力？联邦国防军 70 年。纪录片，德国 2026 0.00 战争，不，谢谢！—— 80 年代的青年 0.45 佩特拉·凯利——立即行动！纪录片，德国 2024

NDR

13.15 皇家之路 (Estrada Real) —— 穿越巴西的国王之路 14.00 足球：第三级别联赛。第8轮：维尔茨堡踢球者 (Würzburger Kickers) 对阵 罗斯托克汉莎 (Hansa Rostock)。来自维尔茨堡 16.00 拖拉机上 16.30 沿直线飞行 17.15 北海报告。系列节目 18.00 北方之旅。杂志 18.45 DAS! 红色沙发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热门巨星 —— 星光背后的明星 21.45 谢谢，乌多 (Merci, Udo) —— 乌多·尤尔根斯 (Udo Jürgens) 的永恒之歌。纪录片，德国 2024 23.15 欧洲歌唱大赛 (ESC) 70周年 —— 不止于音乐 0.45 西塞罗 (Cicero) —— 两个生命，一个舞台。纪录片，德国 / 罗马尼亚 2022. 主演：罗杰·西塞罗 (Roger Cicero)、欧根·西塞罗 (Eugen Cicero)

SWR

16.00 便宜、实用、好用？ 16.45 市场检查 17.30 说出真相 18.00 最新动态 18.15 跳蚤市场 18.45 城市-乡村-问答 19.30 最新动态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北北西。爱沙尼亚。电视犯罪片，德国 2017 21.45 最新动态 21.50 苏黎世罪案。博切特与恐惧之城 (1)。电视犯罪片，德国 2024 23.15 苏黎世罪案。博切特与恐惧之城 (2)。电视犯罪片，德国 2024. 主演：克里斯蒂安·科伦德 (Christian Kohlund)、伊娜-保罗·克林克 (Ina Paule Klink)、皮埃尔·基维特 (Pierre Kiwitt) 0.45 北北西。爱沙尼亚。电视犯罪片，德国 2017. 主演：欣内克·舍内曼 (Hinnerk Schönemann)、亨尼·里恩茨 (Henny Reents)、玛琳·洛泽 (Marleen Lohse)

MDR

13.15 野性斯洛文尼亚 14.00 足球：东北地区联赛。卡尔·蔡司耶拿 (FC Carl Zeiss Jena) 对阵 马格德堡一队二队 (1. FC Magdeburg II) 16.00 篮球：BBL。开姆尼茨九号 (Niners Chemnitz) 对阵 拜仁慕尼黑 (FC Bayern München) 18.00 极限 —— 汉萨城市加德莱根 (Gardelegen) 18.15 萨克森之旅 18.45 可信度 18.54 我们的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MDR 最新动态 19.50 我们的村庄过周末 20.15 体育舞蹈：标准舞世界锦标赛 22.30 东方体育 0.30 范德瓦尔克警长。阿姆斯特丹的救赎。电视犯罪-

系列 ARD

杨氏之屋 (House of Yang)

在这栋房子的每一个门框边都堆着一叠书。这是为了防止门再次意外关上。因为在 1999 年一次无害的捉迷藏游戏中，主角杰西（Jessie）的小妹妹在门后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在那之后，女孩、那扇门以及那个房间似乎都被大地吞噬了。这座位于黑森林的房子空置了二十多年，直到如今成为继承人的杰西必须带着女儿米拉（Mila）回到这个曾经的家——这里隐藏着这个中德家庭的创伤。

为了让妹妹的失踪能够被“撤销”，杰西自己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中间世界，在那里，她的母亲和妹妹似乎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继续生活着。最终她必须做出决定——这里带有隐喻色彩——是重复祖辈的错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为了破解女孩们超自然失踪之谜，该剧在 1949, 1999 和 2026 三个时间维度之间来回跳转，期间揭露了涉及乱伦、谋杀和婚外情的家庭纠葛。而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直到最后一幕都没有消散。

在回顾与恐怖元素的交织中，家庭故事保持了高度的紧张感，同时该剧探讨了排斥、对归属感的追求以及日常种族主义。尤其是作者斯特凡妮·伦（Stefanie Ren）和演员埃莉莎·霍夫曼（Elisa Hofmann）作为中德混血女性，基于自身经验的讲述，使得这一主题没有变成僵硬的义务性辩论。相反，这是一种潜藏的、压抑的感觉，她们通过这部剧将这种种族主义贯穿其中，从而赋予了该剧独特的基调。

然而，《杨氏之屋》在某些方面过于像《暗黑》（Dark）。那部成功的 Netflix 剧集在“存在与时间”的元层面更为复杂，且较少依赖恐怖元素和跳跃惊吓（Jump-Scares），但《杨氏之屋》的基本概念与之相同：从神秘的氛围、孩子失踪的情节线，到通过跨越几代人的时间跳跃所产生的复古怀旧感。 内勒-索菲·魏曼 (Nele-Sophie Wei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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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SWR

ARD alpha

14.30 生动的神话：童话般的莱茵之父 15.15 托比的度假之旅：山路 (Bergstraße) 16.00 访谈 (Visite) 17.00 医学会面：杂志 17.45 健康！ 18.15 绝美！ 19.00 铁路浪漫 19.30 全球我们 (Global Us) 19.55 八点前的知识 - 未来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汉娜·阿伦特 - 思考是危险的。纪录片，德 / 美 2025 21.45 21.45 乘火车……穿越蒙古 22.30 1962 年的慕尼黑之夜 23.20 1966 - 乡村的节拍 - 肝奶酪地区的利物浦节奏。纪录片 0.00 柏林提供节拍 - SFB 的狂欢节 (Jamboree)

WDR

16.15 我们成为露营者！ 17.00 乡村与美味 (3 / 6)。报道系列 17.45 简单且美味 18.15 Westart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轮子的发明。犯罪剧，德 2025. 主演：阿克塞尔·普拉尔 (Axel Prahl)、扬·约瑟夫·利弗斯 (Jan Josef Liefers)、克里斯蒂娜·乌普斯普鲁赫 (ChrisTine Urspruch)。导演：蒂尔·弗兰岑 (Till Franzen) 21.45 蒸汽面包蓝调：埃伯霍费尔犯罪系列。电视犯罪喜剧，德 2013 23.10 23.10 布罗肯伍德 - 新西兰谋杀案：全速奔向死亡。电视犯罪电影，新西兰 2019. 主演：尼尔·里亚 (Neill Rea)、费恩·萨瑟兰 (Fern Sutherland)、尼克·桑普森 (Nic Sampson) 0.45 库默费尔特之屋 (1)。历史剧 1.10 库默费尔特之屋 (2)

HR

13.35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4.20 挚友 – 年轻医生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命运之击。医疗剧 15.10 兽医梅滕斯博士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厨艺新风向 – 来自黑森州的美食创意 (Kochs anders – Gourmetideen aus Hessen) 16.45 烹饪故事 (Kochstories) 17.15 全心烹饪 (Mit Herz am Herd) 17.45 大师厨房 (Meisterküche) 18.15 杂谈 (Querbeet) 18.45 托比的度假之旅。山路 (Tobis Urlaubstrip. Bergstraße) 19.30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狼之国：黑色之心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3 21.45 瑟皮科 (Serpico)。犯罪电影，美国 / 意大利 1973 23.50 阿姆斯特丹犯罪故事：失踪的孩子 (4)。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0 1.15 囚徒 – 在逃 (3)。犯罪剧

rbb

16.35 在路上 (2 / 13)。只是一个小误会。冒险剧 17.25 动物世界 (Tierisch, tierisch) 17.53 我们的沙人 (Unser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30 rbbKultur - 杂志 19.00 家乡日志 (Heimatjournal)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Abendschau)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克罗伊茨贝格的挚爱 (3) 21.00 克罗伊茨贝格的挚爱 (4) 21.45 rbb24 22.00 犯罪现场 (Tatort)。通往彼岸的过境 (Transit ins Jenseits)。犯罪剧，德国 1976. 主演：马丁·希尔特 (Martin Hirthe)、乌尔里希·福尔哈伯 (Ulrich Faulhaber)、格茨·乔治 (Götz George) 23.40 杀死阿米戈 (Töte Amigo)。意大利西部片，意大利 / 西班牙 1967. 主演：吉安·马里亚·沃隆特 (Gian Maria Volontè)、克劳斯·金斯基 (Klaus Kinski)、卢·卡斯特尔 (Lou Castel)

RTLZWEI

12.15 绝美意大利 – 德式露营 (3)。新挑战：金赛 (Kinsey) 和 尤姆娜 (Yumna) 的第一次共同露营假期 14.20 幸福之家 – 我们搬入新生活 (Zuhause im Glück – Unser Einzug in ein neues Leben) 20.15 云朵 (Die Wolke)。灾难电影，德国 2006. 主演：保拉·卡伦伯格 (Paula Kalenberg)、弗朗茨·丁达 (Franz Dinda)、汉斯-劳林·拜尔林 (Hans-Laurin Beyerling)。导演：格雷戈尔·施尼茨勒 (Gregor Schnitzler) 22.20 切尔诺贝利日记 (Chernobyl Diaries)。恐怖电影，美国 2012. 主演：杰西·麦卡特尼 (Jesse McCartney)、乔纳森·萨多夫斯基 (Jonathan Sadowski)、奥利维亚·泰勒·达德利 (Olivia Taylor Dudley) 23.59 深海之中 – 黑暗秘密 (Into the Deep – Dunkles Geheimnis)。惊悚片，美国 / 英国 2022. 主演：艾拉-雷·史密斯 (Ella-Rae Smith) 1.40 云朵 (Die Wolke)。灾难电影，德国 2006. 主演：保拉·卡伦伯格 (Paula Kalenberg)

Tele 5

5.35 阿拉贝拉的犯罪时间 – 锁定罪行 (Arabellas Crime Time – Verbrechen im Visier)。咚咚，谁在？(Knock, Knock, Who's There?) 6.00 权力时刻 (Hour of Power)。礼拜 6.55 电视购物 (Infomercial)。新闻 13.00 在阿拉斯加寻找房子 (Haus gesucht in Alaska)。苔原小镇 (Tundra Town) 13.30 星门之门：亚特兰蒂斯 (Stargate Atlantis)。热区 (Hot Zone) 14.30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冒险剧 17.30 希娜 (Xena)。冒险剧 20.15 尼伯龙根 (1)。电视奇幻电影，德国 / 英国 / 意大利 / 南非 2004. 主演：本诺·福尔曼 (Benno Fürmann) 22.05 尼伯龙根 (2)。电视奇幻电影，德国 / 英国 / 意大利 / 南非 2004. 主演：本诺·福尔曼 (Benno Fürmann)、克里斯塔娜·洛肯 (Kristanna Loken)、艾丽西亚·威特 (Alicia Witt) 0.05 下一个是你 (You're Next)。恐怖惊悚片，美国 / 英国 2011. 主演：沙尼·文森 (Sharni Vinson)、尼古拉斯·图奇 (Nicholas Tucci)、温迪·格伦 (Wendy Glenn) 1.50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

KiKA

15.55 达芬奇 (Leo da Vinci)。塞兰的红宝石 / 在佛罗伦萨的屋顶之上 (Der Rubin von Seilan / Über den Dächern von Florenz)。动画剧 16.30 丛林之书 (Das Dschungelbuch) 17.10 维京少年维基与强壮的人们 (Wickie und die starken Männer)。鸭子船长 / 幸运符 / 隐形盔甲 (Kapitän Ente / Der Glücksbringer / Die unsichtbare Rüstung)。动画剧 17.50 兔子学院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动画剧 18.10 捣蛋小猪 (Die Werkel-Ferkel)。捣蛋霍莉 / 威尔夫学习高尔夫 (Werkel-Holly / Wilf lernt Golf)。动画剧 18.35 山姆和朱莉在老鼠屋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我们的沙人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罗宾汉 – 舍伍德的机灵鬼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检查员玛丽娜 (Checkerin Marina) 19.50 logo! 20.00 KiKA 直播 (KiKA Live) 20.10 神秘之境 – 考里角的秘密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青少年剧

Super RTL

13.30 派大星秀 (Die Patrick Star Show) 14.25 功夫羊 (Karate Schaf)。被摇高了 / 最棒的爸爸 / 零食袋 / 小狼 / 狼的考试 / 肖像 (Hochgeschaukelt / Bester Papa / Die Leckerli-Tüte / Wolf Junior / Wolfs Prüfung / Das Porträt) 15.20 芭比和她的姐妹们：伟大的狗狗冒险 (Barbie und ihre Schwestern in: Das große Hundeabenteuer)。电视动画电影，美国 2015 16.35 海绵宝宝 (SpongeBob Schwammkopf) 17.15 太迟了！(Voll zu spät!) 18.15 史酷比，你是谁？(Scooby-Doo und wer bist Du?) 18.45 艾尔文！！！与花栗鼠 (ALVINNN!!! und die Chipmunks) 19.45 呜兹尔·古兹尔 (1)。杂志 20.15 剪刀手爱德华 (Edward mit den Scherenhänden)。剧情片，美国 1990 22.15 小精灵 (Gremlins - Kleine Monster)。恐怖-

VOX

5.15 医疗侦探 (Medical Detectives) 5.30 CSI: 纽约 (CSI: New York) 7.00 法律与秩序：刑事意图 (Criminal Intent)。保姆 / 暗杀 / 错误信念 / 双重生活 / 波托士之死 / 以眼还眼 (Die Nanny / Das Attentat / Im falschen Glauben / Doppelleben / Die Botox-Tote / Auge um Auge) 12.00 购物女王 (Shopping Queen) 13.00 购物女王 (Shopping Queen) 14.00 购物女王 ( ) 15.00 购物女王 ( ) 15.55 购物女王 ( ) 16.55 狗狗专家 – 吕特团队 (5)。安吉拉和乌韦与德国牧羊犬混血犬 Peejay / 戈特沙尔克一家与拉布拉多犬 Cooper 17.55 狗猫鼠 (hundkatzemaus)。杂志 19.10 狗狗专家 – 吕特团队 (5)。纪录片真人秀 20.15 新德国波浪现象 (Phänomen Neue Deutsche Welle) 0.10 医疗侦探 (Medical Detectives)。纪录片系列

ORF2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健康意识 17.55 市民律师。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林道 19.00 今日联邦州 19.23 联邦州天气 19.30 图像中的时间 19.51 天气 19.56 体育快讯 20.05 侧写 20.15 我最爱的 Weis。表演者：Eva Schöler（小提琴手）、Anna Geiger（小提琴手） 21.55 ZIB 22.00 克罗地亚侦探剧。克罗地亚式离婚。电视犯罪片，德 / 克罗 2024 23.35 托尔茨的警探。巡演之死。电视犯罪片，德 1996. 主演 Ottfried Fischer 1.10 豪森——金钱之主 (2). 电视犯罪片，德 2024

ONE

8.40 海德堡酒店：.... 永远地绑定。电视悲喜剧，德 2019. 主演 Annette Frier, Christoph Maria Herbst, Hannelore Hoger 10.10 Hardacres 家族 (1-5). 剧情剧 14.40 海滨浴场传奇 (4-51-2). 剧情剧 18.45 Juliet, Naked. 喜剧，美 / 英 2018 20.15 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电视正剧，德 2014. 主演 Richy Müller 21.45 犯罪现场。结算。侦探剧，德 1975. 主演 Hansjörg Felmy, Maria Schell, Romuald Pekny 23.05 美国虚构故事。喜剧，美 2023. 主演 Issa Rae, Jeffrey Wright, Tracee Ellis Ross 0.55 霍华德之端 (1-4). 剧情剧 4.35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 (1)

Eurosport 1

10.00 自行车运动：公路欧洲锦标赛。男子公路赛 10.35 自行车运动：伦巴第周赛。男子单日赛 17.15 砾石赛：世界锦标赛。女子赛 18.15 运动攀登：世界系列赛。混合接力，决赛。来自重庆（中国） 19.00 运动攀登：世界系列赛。男女决赛。来自重庆（中国） 20.00 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 22.00 自行车运动：伦巴第周赛。男子单日赛 23.00 砾石赛：世界

Kabel Eins

5.00 海军罪案调查处 (NCIS)：洛杉矶。犯罪剧 5.40 生活冒险特别篇 6.05 Castle。无论好坏 / 失忆 / 玩偶谋杀 / 无形危险 / 唯一证人 / 网络跟踪者 / 平行世界 / 野蛮蜜月 / 病毒 / 最后一届动作英雄 15.20 檀香山5-0 0 16.15 Kabel Eins :newstime 16.25 檀香山5-0 0 20.15 9-1-1：洛杉矶紧急呼叫。迹象与奇迹 / 哑口无言 22.15 9-1-1: Lone Star. 致命气体 / 万事开头难 / 马与骑手 1.10 9-1-1：洛杉矶紧急呼叫 2.45 9-1-1：独星 4.05 生活冒险特别篇。Hoffmann 巡演：马来西亚 4.25 马格努姆

Sky One

8.35 海军罪案调查处 (NCIS) (1-5). 空军一号 / 跳向死亡 / 海狗 / 不朽者 / 木乃伊的诅咒 / 速度 / 水下 / 比死亡更糟糕 / 死者的电话 / 活埋 / 冬日之阳 / 西弗吉尼亚的一条腿 / 致命枪击 / 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 上校。犯罪剧 20.15 Elsbeth：一个特殊案件。捕捉与杀戮 / 就这些。犯罪剧。主演 Carrie Preston 21.45 海军罪案调查处 (NCIS)。地下室的噩梦 / 五位火枪手 / 错误线索 / 当死者说话 / 欢迎来到地狱。犯罪剧 3.00 均衡者 - 纽约守护天使

ZDFneo

10.30 庞贝的最后一天 11.15 北海神话。野生海岸、神灵与航行之龙 / 黄金时代、海盗与白汉斯 12.40 考古学未解之谜 16.25 地球魅力 17.50 Maithink X - 表演秀 18.25 辉煌的 10 10 19.50 素描历史 - 昨天的消息 20.15 绝舞风暴。喜剧，美 2012. 主演 Channing Tatum 21.55 死亡也需要学习。喜剧，美 2010. 主演 Keith David, Loretta Devine, Peter Dinklage 23.25 我与 Leo 的时光。喜剧，英 / 美 2022 0.55 绝舞风暴。喜剧，美 2012. 主演 Channing Tatum

Sport1

12.30 Normal 13.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2. 轮。来自巴塞尔 17.00 赛车：ADAC GT4 德国赛。2. 场比赛 19.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2. 轮。来自巴塞尔 23.00 Axel! 想知道。男人之行。喜剧剧 23.30 Axel! 想知道。生日礼物。喜剧剧 0.00 Axel! 想知道。美丽的表象。喜剧剧 0.30 Axel! 想知道。测试。喜剧剧 0.55 Tuning TV - 经典。主持：Lina van de Mars, Katharina Kuhlmann 1.20 Tuning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Rucksac 8.05 巴伐利亚文化评论 (Bayerisches Feuilleton) 9.05 周六上午的 Ba 12.05 Zeit fürn 13.05 广播专题 14.05 Bayern 15.05 广播之巅 (Radiospitzen) 16.05 Eins zu 面对面访谈。包含关于充满知识的传记、不寻常的职业、令人兴奋且出人意料的见解以及意想不到的大型事件的精彩报道 17.05 政治播客 18.05 I mikro 18.53 Betthupferl。Das Pas Donaunixerl: Der Kaas。嘉宾：B Dorsch。帕绍多瑙河水妖 (Das Passauer Donaunixerl) 对漂流瓶非常痴迷。今天收到一封电影邀请函。Zündfunk 20.03 “一个便宜的机会”。Manfred Philipp 的广播剧 Radioreisen 22.03 广播之巅之夜混音 (Radiospitzen Nachtmix) 0.03 广播爵士之夜

BR-KLASSIK

8.05 Piazza 11.05 我的音乐。嘉宾：作曲家 Gordon Kampe 12.05 D mento。包括：约翰·施特劳斯：“林中之王”序曲 (Leitung: Franz Bauer-Theussl Cantabile) 14.05 KlassikPlus 15.05 基辛根钢琴奥林匹克奖得主 Strawinsky: Trois mouvements de „Pét ka“ (Louisa Sophia Jefferson) 17.05 Mikro 18.00 新闻 18.05 更多爵士 19.05 世界音乐。路径——一步步。伴随音乐在世界许多角落的旅程 20.03 Wolfgang deus 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两幕正歌剧 KV 621。由 J Ovenden 等出演 23.03 巴赫之歌——三位一体后主日。J.S. Bach: „Vich fliehen hin“ BWV 5 (Susanne F Sopran; Pascal Bertin, Counter-Gerd Türk, Tenor, Peter Kooij, Le Masaaki Suzuki) 0.03 ARD-Nachtko

Deutschlandfunk

5.35 新闻回顾 5.40 歌曲与故事 6.05 本周评论与主题 6.10 信息 Das Wochenendjournal 10.05 Kla Pop - et cetera 11.05 欧洲面孔 12.10 信息 13.10 Komma 13.30 一个世界 14.05 校园与 ere 15.05 Corso 16.05 书市 计算机与通信 争论文化 17.30 今日文化 18. 信息 18.40 背景 本周评论与主题 19.10 体育 20.05 “我们就是那个 (1+2 / 4)”。根据魏玛国家剧院剧本改编的广播剧 22.05 / 新音乐 22.50 体育快讯 长夜。受自然与基督教启发的人文建筑

Das Erste

10.45 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给法律专家兼作家 Philippe Sands 12.03 新闻俱乐部 12.45 欧洲杂志 13.15 dm 和 Rossmann 的技巧 14.03 大湖之滨两人——强烈的情感。电视喜剧，德国 2006 15.30 保姆：加拿大任务。电视喜剧，德国 2020。由 Saskia Vester, Jürgen Tonkel, Nick Julius Schuck 出演 17.00 Brisant 17.45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18.00 柏林报道 18.30 世界之镜 19.15 体育新闻 (Sportschau) 19.55 联邦总统致辞。关于世界饥饿救援周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 (1 / 2) 朋友之间。犯罪剧，德国 2026。由 Almila Bagriacik, Karoline Schuch, Lilith Stangenberg 出演。导演：Lars Kraume。在基尔，警探 Mila Sahin 和 Anna Nowak 调查一名年轻女性死亡案。当主要嫌疑人自杀后，案件似乎得到了解决，但 Mila 怀疑有同事操纵了调查。 21.45 Caren Miosga 政府如何走出危机，索德尔先生？嘉宾：马库斯·索德尔 (Markus Söder) (巴伐利亚州州长，CSU) 22.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3.05 ttt-extra 第 78 届法兰克福书展 / 和平奖得主 Philippe Sands —— 人权的坚定斗士 / 艰难时期的勇气：书展之声

23.50 绿皮书 (Green Book) —— 一段特别的友谊 传记，美国 / 中国 / 日本 2018。由 Viggo Mortensen, Mahershala Ali 出演

1.55 保姆：加拿大任务 电视喜剧，德国 2020

ZDF

10.15 Bares für Rares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Fernsehgarten on tour. Andrea Kiewel 主持秋季版 14.00 婚礼专家对决 14.45 花园专家对决 - 我的绿色天堂。新一季 15.25 heute Xpress 15.30 next BITE。新节目 16.10 罗森海姆警探 16.55 Aktion Mensch 17.00 heute 17.10 战争恐惧话题：你在战斗吗？ 17.55 两人一案 18.55 联邦总统关于世界饥饿救援周的呼吁 19.00 heute 19.10 柏林直击 19.30 海洋 - 一部人类历史

20.15 Dr. Nice: Unter die Haut 医疗剧，德国 2026. Mit Patrick Kalupa, Josefine Preuß, Maximilian Grill。在经历了一个两人都几乎没有记忆的夜晚后，Moritz Neiß 医生和 Charlie Winkler 的情感失去了平衡。新一季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Opus Klassik 2026 表演者：Jonas Kaufmann（男高音）、Katharina Konradi（女高音）、André Schuen（男中音）、Alexander Malofejew（钢琴家）、Shira Patchornik（女高音）、郎朗（钢琴家）、Sarah Willis（圆号手 / 年度乐器演奏家）

0.15 heute Xpress

0.15 heute Xpress 0.20 爱与算法 - 过去与现在的约会 纪录片 1.05 Spiders - 它们的叮咬即死亡 恐怖片，法国 / 美国 / 德国 2023. Mit Théo Christine, Sofia Lesaffre, Jérôme Niel 导演：Sébastien Vaniček 2.45 侦探 24 号 “我想知道爱是什么” / 依赖 / 寻找与发现。犯罪剧集

BR

7.30 Tele-Gym 7.45 全景图 / 山区天气 8.45 沙漠王子 - 比风更快。家庭电影，法国 2023. Mit Alexandra Lamy, Yassir Drief, Youssef Hajdi 10.30 75. IMW 2026：巨大的机会 11.00 周日常客圆桌会 12.00 Erntedankfestzug Fürth 2026 14.00 Die BR-Kirchweih-Challenge 14.45 quer 15.30 极度危急 - 山地救援行动 (5) 16.15 我们的土地 16.45 Marcus Fahn 的山间小屋 (4) 17.15 简单且美味 18.30 BR24 18.45 休闲 19.15 在我们的天空下。报道系列

20.00 Tagesschau 20.15 André Rieu – 2026 大型露天音乐会 主题：“Viva Maastricht!” / 音乐剧：“窈窕淑女” / 音乐剧：“悲惨世界”。2026年夏天，André Rieu 及其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和 300 名舞者将马斯特里赫特历史悠久的 Vrijthof 广场变成了一个露天音乐厅。节目涵盖了圆舞曲、歌剧和轻歌剧咏叹调、音乐剧、电影音乐以及现代经典曲目。 21.45 Sportschau

22.10 2026 巴伐利亚体育奖

23.30 绿党州党代表大会报告 23.45 三。二。一。Michl Müller 出行。由 Michl Müller 主持 0.30 你绝不可能做到！在主题公园押注一切。主持：Julia Nageler, Marc Seibold 0.50 PULS 报道 年轻且传统？报道系列 1.10 我想找回我的幸福 电视喜剧，德国 2023. Mit Michaela May, Helmut Zierl

RTL

6.55 蓝光报告 7.55 蓝光报告 8.55 蓝光报告 9.55 蓝光报告 10.55 蓝光报告 11.55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奇幻电影，英国 / 美国 2001. 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鲁珀特·格林特, 艾玛·沃特森 15.00 美式足球：NFL。第 5 周：伦敦赛：杰克逊维尔美洲豹 - 费城老鹰。随后：期间：约 17.35 时 RTL 圣经片段 18.45 RTL 新闻 19.00 美式足球：NFL。第 5 周：新英格兰爱国者 - 拉斯维加斯突袭者

22.25 美式足球： 第 5 周：西雅图海鹰 – 旧金山49人。 每个周日的黄金时段至少有两场常规赛现场直播，完全由美式足球主导。包括所有夜场比赛在内，球迷可以在 RTL 完整地现场体验 比赛周。每年9月至2月期间，球迷们可以期待超过 200 场现场转播。播出团队将以专业精神和热情呈现这一全球最大的体育联盟。

2.00 美式足球： 第 5 周：周日之夜：亚特兰大猎鹰 – 巴尔的摩乌鸦。亚特兰大猎鹰队（包括德雷克·伦敦）对阵巴尔的摩乌鸦队。在常规赛的最后一次直接对决中，猎鹰队以 9:17 告负。来自亚特兰大的球队在本赛季开局遭遇两场失利。他们今天能否在对阵乌鸦队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5.45 《邻里之间》(The Neighborhood) 7.00 《伽利略》(Galileo) 8.00 《伽利略》(Galileo)。杂志节目。由 Aiman Abdallah 和 Stefan Gödde 主持的杂志节目，以有趣且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传递知识。 9.05 《伽利略》() 10.05 《大脑之光 – 天才发明》。杂志节目 11.05 Jenke. 13.30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15.55 德国保时捷卡雷拉杯。 37. 赛季 16.00 房车赛：DTM 18.15 ProSieben :newstime 18.25 《伽利略故事》( Stories) 19.05 《伽利略探索者》( X-Plorer)。沙特阿拉伯 – 新的迪拜。《伽利略探索者》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探索之旅。

20.15 一个非常棒的问答赛（奖金丰厚） 综艺节目。主持：Joko Winter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现场、惊喜、无过滤 – 在德国某地。Joko Winterscheidt 和 Klaas Heufer-Umlauf 将在何处摆放他们的问答台？这是一个直到播出前才揭晓的秘密。每位观众在节目当天都有机会拜访 & ，作为现场参赛者参与其中，并为 100.000 欧元进行问答竞赛。

0.15 TV total 1.20 TV total - 但有嘉宾 嘉宾：Evelyn Burdecki（真人秀明星）。主持：Sebastian Pufpaff 2.15 TV total - 但有嘉宾 嘉宾：Stefan Mross。主持：Sebastian Pufpaff 3.15 碰撞游戏 - 每次跌落都算数 4.05 与 & 共话壁炉 与 Winterscheidt, Heufer-Umlauf

23.15 全能专家

8.40 基础：教会 - 报道 9.00 SAT.1 周日早餐电视。杂志节目 12.10 SAT.1 即食食品检查！居家快餐。报道系列。Stefano 和 Lück 博士测试来自超市的快餐经典产品。 14.20 假期医生 14.50 《扎图拉 - 太空冒险》。冒险电影，美国 2005 16.55 《保罗 - 逃亡的外星人》。科幻喜剧，美国 / 英国 2011 18.55 Julia Leischik 寻找：请联系我。最后机会：Miriam 能再次拥抱她的兄弟们吗？ 19.55 SAT.1 : newstime

20.15 名人老大哥 参与者：Anouschka Renzi（演员）、Tessa Bergmeier（模特）、Kim Virginia Grey（真人秀女王）、Nikola Grey（真人秀明星）、Axel Schulz（拳击传奇）、Nadja Benaissa（No-Angels 歌手）、Redo（Kult-XXL 餐饮业者）、Maurice Dziwak（真人秀明星）、Christian Lell（前拜仁球员）、Gia Georgina（Sido 前妻）、Gedeon Burkhard（演员）、Nina Bridney（创作者）、Godfrey Egbon（#GNTM 决赛入围者）、Francesca Morgese（真人秀小星）

22.20 名人老大哥 - 深夜秀

ARTE

23.30 名人大哥哥 (Promi Big Brother) – 直播 深夜床边私语？在“名人大哥哥 – 深夜秀”之后，每晚在 SAT.1 频道将直接直播德国最著名的合租房中居民们的生活。在 Joyn PLUS+ 平台可独家全天候随时观察集装箱内的动态。

10.15 就餐 ... 10.40 野生艺术 11.25 动物造林。雨林中心 / 雨林边缘 / 雨林的盟友 13.40 《霉菌骑手》(Der Schimmelreiter)。剧情片，德国 2025. 主演：Max Hubacher, Olga von Luckwald, Nico Holonics 15.15 美泉宫 - 权力背后的立面 16.50 克劳德·莫奈的睡莲 - 永恒之美 17.45 Riccardo Chailly & Lukas Sternath 18.35 碰撞 (5) 18.45 美味的利古里亚 (2 / 4) 19.20 Arte 新闻 19.40 越南：为受威胁的猴子搭建桥梁

20.15 《星之旅者》(Der Sternwanderer) 奇幻电影，美国 / 英国 2007. 主演：Claire Danes, Charlie Cox, Michelle Pfeiffer。导演：Matthew Vaughn。为了赢得村中美女维多利亚的心，特里斯坦想为心上人献上一颗流星。为此，他必须进入古墙之外的未知之地。

22.15 《禁闭岛》(Shutter Island) 惊悚片，美国 2010. 主演：Leonardo DiCaprio, Mark Ruffalo, Ben Kingsley。两名 FBI 调查员旨在查明一座偏远岛屿上精神病院一名女病人的失踪之谜。

0.25 矩阵世代 (Matrix Generation) 纪录片 1.20 《孤独的孩子》(Das einsame Kind) 剧情片，法国 2024. 主演：Idir Azougli, Rabah Loucif, Elma Urriaga 1.50 玛丽·卡萨特，印象派画家 纪录片 2.40 《湍流》(Turbulenz) 纪录片，法国 / 美国 2023. 导演：Anne Aghion 3.55 加拿大 – 黑脚族的回归 纪录片

Sat.1

3sat

ProSieben

14.55 欧洲水上天堂。塔特拉山湖泊 15.40 欧洲水上天堂。施普雷森林 16.25 《读书俱乐部》(Book Club) – 最好的还在后面。浪漫喜剧，美国 2018. 主演：Diane Keaton, Jane Fonda, Candice Bergen 18.00 书之时间。关于 2026 19.00 法兰克福书展文学新书的访谈 19.10 被国家黑客攻击？智能手机里的间谍 19.40 世界瑰宝 – 人类遗产。美中的实用之美 – 德绍-沃利茨花园王国（德国）

20.15 努尔在第一频道 (Nuhr im Ersten) 尖酸刻薄，毫不妥协且充满冷峻的笑点——这一切都适用于主持人及其嘉宾。在迪特·努尔 (Dieter Nuhr) 的节目中，将讨论性别中立语言是否有利于消化，以及细颗粒物、性禁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社民党 (SPD) 与长袜子皮皮共同维护的歌曲集。睿智，幽默，精准。

21.00 机构 (Die Anstalt) 21.45 2 《三拍子的两个倔强之人》(2 Sturköpfe im Dreivierteltakt) 电视喜剧，德国 2016

23.15 《尼基塔》(Nikita) 惊悚片，法国 / 意大利 1990。主演：Anne Parillaud, Jean-Hugues Anglade, Tchéky Karyo。导演：Luc Besson。药物成瘾的尼基塔被情报部门强迫接受训练，成为一名职业杀手。 1.05 施蒂里亚州最美的山湖 纪录片 1.50 狂野的施泰纳阿尔卑斯山 2.35 你的书 – 法兰克福书展精华

Phoenix

8.30 生命线 9.15 云端之上 – 山地生活。喜马拉雅 / 安第斯 / 洛基山脉 11.30 phoenix 个人 12.00 新闻俱乐部 (Presseclub) 12.45 新闻俱乐部 – 追问 13.00 讨论 (die diskussion) 14.00 战争，不，谢谢！ – 80年代的青年 14.45 佩特拉·凯利 – 现在行动！(Petra Kelly – Act Now!) 纪录片，德国 2024. 主演：Petra Kelly 16.15 抗议！歌曲！ – 音乐如何改变世界。和平 17.00 壮丽地球。闪电 / 巨浪 / 火山 19.15 赤道自然天堂。太平洋珊瑚花园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非洲之山 23.15 phoenix 讽刺 0.15 phoenix 对话

NDR

14.25 你好，奶奶 15.15 特兰西瓦尼亚——德古拉的狂野 16.00 烹饪故事：熏制大师 16.30 吃得更好！与营养医生一起 17.00 宾果！ 18.45 DAS! 红色沙发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波罗的海海滩的度假创造者——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而辛勤工作 21.45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10 难以置信！ 22.55 extra 3 特辑：精华部分 23.25 运动员。医生。铁人三项。——莱奥妮·孔扎拉斯前往夏威夷的艰辛之路 23.55 问答对决——奥林匹克。嘉宾：杰西卡·施瓦茨，约瑟芬·普罗伊斯 0.45 卡伦·米奥斯加。对话 1.45 波罗的海报告

SWR

15.25 瓦茨曼调查：夏雪。犯罪剧集 16.15 乡村美味 17.00 简单且美味 17.30 SWR 文化 18.00 最新动态 18.15 手工艺！ 18.45 会合点。报道系列 19.15 法勒一家：用心。肥皂剧 19.45 SWR 最新动态 巴登-符腾堡州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德国的湖泊——潜入深蓝 21.00 德国的湖泊——潜入深蓝 21.45 SWR 体育杂志 22.45 我的情人，驴子和我。浪漫喜剧，法国 2020 0.20 SWR3 新流行音乐节 1.05 SWR3 新流行音乐节 1.50 斯图加特爵士公开赛。贾米罗奎

MDR

13.55 熊奥德雷的故事。童话电影，捷克斯洛伐克 1960. 主演：雅罗斯拉夫·马万 14.40 金鹅。童话电影，东德 1964 15.45 最新动态 15.50 足球：东北地区联赛。开姆尼茨FC - 埃尔福特红白FC 18.00 最新动态 18.05 关键点 18.52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动态 19.50 刑事警察现场直播 20.15 绝美！斯洛文尼亚——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得里亚海之间 21.45 最新动态 22.00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25 罗马尼亚——在工作与家乡之间撕裂 22.55 Tata——我们内在的暴力 0.20 刑事警察现场直播 0.45 山中音乐

ARD alpha

14.00 北方之旅。杂志 14.45 在希尔彻之乡 15.30 鲍勃·罗斯 - 绘画之乐 16.00 艺术 + 旧货 16.30 Quark 17.15 迈尔杂志 17.35 简直天才 18.00 Quark。杂志 18.45 棱镜 19.00 尊重 19.30 欧洲杂志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之年 21.45 BR Klassik 与 Musikfest ION 联合呈现的大纽伦堡音乐之夜。J.S 巴赫：BWV 43 & BWV 19, 康塔塔 22.25 幻想曲 22.55 流行秘密故事 23.10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之年 0.40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0.55 鲍勃·罗斯 - 绘画之乐 1.20 太空之夜

WDR

13.30 刽子手与法官 14.20 博登湖水警 15.10 博登湖水警 16.00 WDR 最新动态 16.15 地方时间 短篇故事——整个北威州的主题 16.30 熊之山——育空的灰熊 17.15 风暴——雷电中的动物 18.00 动物寻找家园 18.45 时事小时 19.30 西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绝美！ 21.45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10 蔡格勒的足球奇妙世界 22.45 博登湖水警 23.30 博登湖水警 0.20 刽子手与法官 1.10 长途通话——2026年怪谷音乐节

HR

15.15 烹饪故事：下班后的烧烤大师 15.45 在其中 16.30 指南 17.00 Quarks 17.45 Mex——市场杂志 18.30 曼海姆塔周末 19.00 7 Tage ... 19.30 黑森州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兽医——用心的救助者 21.00 兽医——用心的救助者 21.45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10 黑森大问答。节目 22.55 街头之星 23.25 街头之星。节目 23.55 汉娜·阿伦特——思考是危险的。纪录片，德国 / 美国 2025 1.25 7 Tage ... 1.55 曼海姆塔周末 2.25 救命，家人来了！电视喜剧，德国 2007

rbb

[...OMITTED...]

RTLZWEI

18.00 rbb UM6 - 州级杂志 18.30 rbb 花园时光 19.00 罪犯 - 受害者 - 警察：rbb 犯罪报告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20.15 《豹女》(1 / 2) 21.00 《豹女》(2 / 2)。被猎杀的猎人 21.45 rbb24 22.00 Nuhr im Ersten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喜剧俱乐部。综艺。参与者：Atze Schröder, Emilia Suchlich, Rasmus Syman, Victoria Abelmann-Brockmann 23.30 你看吧！- Elton 主持的电视经典问答。综艺 0.15 rbbKultur - 杂志 0.45 再次造访弗里德瑙的 30 个理由。纪录片，德国 2024

5.20 X-Factor：不可思议之事。神秘剧 6.00 电视购物 6.30 电视购物 7.30 方舟电视。礼拜 8.00 电视购物 9.00 X-Factor：不可思议之事 (1 13.15 “廉价房”特辑 (2) 15.15 廉价房——分秒必争。纪实肥皂剧 18.15 GRIP – 汽车杂志 20.15 《第六感》。惊悚片，美国 1999. 主演：布鲁斯·威利斯, 哈莉·乔·奥斯蒙特, 托妮·科莱特 22.20 《不可思议的人》。犯罪片，美国 / 法国 2013. 主演：杰西·艾森伯格, 马克·鲁法洛, 伍迪·哈尔森 0.35 《疾速追杀 3》。动作惊悚片，美国 2019. 主演：基努·里维斯, 哈莉·贝瑞

Tele 5

照片：CANDY WELZ

5.15 Arabellas Crime Time – 锁定犯罪 5.35 在阿拉斯加寻找房子。水岸荒野 6.00 电视购物 7.00 电视购物。新闻 10.30 权力时刻。上帝力量之钥 11.30 电视购物。新闻 14.15 动作英雄。基努·里维斯 14.20 全时经典 (4) 14.30 希娜。Devi 15.40 神秘博士 (1-2) 18.25 《龙卷风》。电视冒险片，美国 2024 20.15 《魔鬼旅团》。战争片，美国 1968. 主演：威廉·霍顿 23.00 《风语者》。战争片，美国 2002. 主演：尼古拉斯·凯奇 1.30 《尼伯龙根》(1)。电视奇幻片，德国 / 英国 / 意大利 / 南非 2004

14.40 约瑟芬、特特尔与动物们 (3 / 20) 15.15 贝勒和塞巴斯蒂安 16.00 雅卡里。 雅卡里失去了声音 / 两个截然不同的朋友 / 神秘的偷马贼。动画剧集 16.35 妮娜与野生动物 17.00 1, 2 或 3 17.25 小羊肖恩 17.50 兔子学院 – 兔子学校 18.10 捣蛋小猪。动画剧集 18.35 萨姆与朱莉在老鼠屋 18.50 我们的沙人 19.00 罗宾汉 – 舍伍德的机灵鬼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故事时间 20.30 故事时间 20.45 POV – 你的故事很重要

KiKA

VOX

16.10 海绵宝宝 17.10 太迟了！动画剧集 18.10 史酷比，你是谁？乞力马扎罗的失落矿山 18.40 ALVINNN!!! 与花栗鼠。交换生 / 假朋友 / 伪艺术家 / 西蒙恋爱了 / 鞋匠，请守本分 19.40 Woozle Goozle (3)。杂志 20.02 TOGGO Touchdown 20.15 路西法.. 破碎的心 / 首位 / 圣贝纳迪诺的天使 / 局外人 0.00 《无迹可寻》。俄罗斯之魂。犯罪剧集 0.55 电视购物。杂志

Super RTL

5.30 《CSI: 纽约》。器官盗窃。犯罪剧集。主演：加里·西尼斯, 梅莉娜·卡纳卡雷德斯, 卡迈恩·乔万诺佐 6.20 《刑事心理学》- 锁定犯罪 13.50 《指环王：双塔》。动作片，美国 / 新西兰 2002. 主演：伊莱贾·伍德, 肖恩·艾斯廷, 伊恩·麦克莱恩 17.00 汽车生活 18.10 梦想之屋还是空中楼阁？- 正常居住人人都能做到 (5)。系列 19.10 恰好、摇晃且有空隙 (5) 20.15 无界天才烹饪，与 Henssler 和 Lafer 同在 (1)。维尔纽斯烧烤 23.25 极品还是垃圾 - 全能食客。名人特辑 0.25 《法医探案》。真理之路

ORF2

16.00 来自加姆利茨的南施泰尔马克葡萄酒农列车 16.55 我的信仰 17.00 ZIB 17.05 五点后动态 17.30 花园自然 17.55 传说猎人 - 马克斯·穆勒追踪足迹。魔鬼与莫塞林 18.25 巴洛克马拉松 - 因斯布鲁克节日 50 周年 19.00 联邦州今日 19.17 彩票 19.30 图像中的时间 19.51 天气 19.56 体育动态 20.05 侧写 20.15 《犯罪现场》。在朋友之间。犯罪片，德国 2026 21.50 ZIB 2 22.10 与苏珊娜·施纳布尔的对话。奥地利政治走向何方？ 23.05 布拉格巴比伦 0.00 卡夫卡 0.45 卡夫卡。费利策。剧情剧集

ONE

广播剧 ARD SOUNDS

7.55 Die Wunderübung. 喜剧, A 2018. Mit Aglaia Szyszkowitz, Devid Striesow, Erwin Steinhauer 9.20 Cliff in Berlin 10.00 The Hardacres (1-5). 剧集 14.30 State of the Union. 喜剧, GB 2021. Mit Brendan Gleeson, Patricia Clarkson, Esco Jouley 16.10 Seebad-Saga (3-51-2) 20.1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4). Der Tod wartet. 侦探剧 21.50 Sister Boniface Mysteries 22.35 Die Jagd nach Raoul Moat (1-3). 侦探剧 0.50 Murdoch Mysteries (5) 2.20 The Miniaturist – Die Magie der kleinen Dinge (1-3). 迷你剧 4.5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Die Abenteuer des Kreuzkönigs

Eurosport 1

9.30 自行车：Lombardei-Rundfahrt. 男子单日赛 11.00 斯诺克：Shenzhen Open. 决赛 13.00 自行车：Lombardei-Rundfahrt. 男子单日赛 14.00 Gravel：世界锦标赛. 男子赛 15.00 自行车：Paris-Tours. 男子单日赛 17.15 自行车：Lombardei-Rundfahrt. 男子单日赛 18.15 斯诺克：Shenzhen Open. 决赛 20.00 自行车：Paris-Tours. 男子单日赛 21.00 Gravel：世界锦标赛. 男子赛 22.00 马拉松：Chicago-Marathon 0.00 斯诺克：Shenzhen Open

Kabel Eins

5.15 Magnum 6.00 Steel Buddies – Stahlharte Geschäfte 10.55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杂志节目 13.0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报道系列 16.00 Kabel Eins :newstime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10 Achtung Abzocke – Urlaubsbetrügern auf der Spur. 西班牙 / 直布罗陀 20.15 Robin Hood. 冒险电影, USA / GB 2010. Mit 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Max von Sydow. Regie: Ridley Scott 23.05 Das Krokodil und sein Nilpferd. 动作喜剧, I / SA 1979 1.00 Sie nannten ihn Mücke. 动作喜剧, I / D 1978. Mit Bud Spencer

Sky One

我们就是人民——魏玛的...

...人生故事：路易丝·福伊格特（Luise Voigt）和伊娃·博尔曼（Eva Bormann）在魏玛德国国家剧院首演的舞台剧《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中，与 50 位魏玛居民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将他们的故事浓缩成了一篇文本。其中包含了一些表明对德国选择党（AfD）具有认同感的陈述和论证模式。尽管如此，福伊格特将该文本改编为一部四部分的广播剧在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radio）播出，试图重新夺回这个标题中的口号：“我们就是人民”。在两德统一的转折时期，无论利益和目标如何迥异，东德公民们都在这个口号下聚集在一起。而现在，AfD 劫持了这个概念，据此，只有认同该民族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人才属于这个“我们”。福伊格特和博尔曼通过让 50 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巧妙地打破了这种霸道的狭隘定义。《我们就是人民》探讨的是归属感，以及倾听。

这部广播剧给单个叙述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但也将某些内容浓缩为几句核心句子。倾听这些日常生活经验的时间越长，细微的差别和区分就越发凸显。一个事实变得非常清晰：对于所有经历过统一的人来说，统一是一个剧烈的转折点，对于后辈亦然。其影响至今仍在以多种方式持续发挥作用。 斯特凡·费舍尔（Stefan Fischer）

在形式上，福伊格特和博尔曼采取的方法是由演员复述讲述的内容，并尽可能地接近这些公民的语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作为个体被识别出来，而不仅仅是提供关键词的工具。尽管如此，这些叙述因此获得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性。当 50 位生活在同一个图林根州城市、出生于 1929 年至 2008 年之间的人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功与失望、他们的未来前景以及自统一以来的变化时，一个集体形象便形成了；此时若主张这里讲述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不为过。

5.05 这些奥克森克内希特（Ochsenknechts）。约会活动 5.15 雷吉·丁金斯的起伏 (4) (The Fall and Rise of Reggie Dinkins)。全给猫了。喜剧剧集 5.40 均衡者——纽约守护天使 (2-5) (The Equalizer)。幽灵猎人 / 仅限粉丝 / 被牺牲 / 我的生命在你们手中。神秘剧集 8.40 海军刑事调查处 (1-4) (Navy CIS)。恐怖分子 / 隐形人 / 完美妻子 / 以眼还眼 / 海王星的标志。犯罪剧集 12.30 艾尔斯贝斯：一个特殊案件 (Elsbeth)。犯罪剧集。由凯莉·普雷斯顿（Carrie Preston）、温德尔·皮尔斯（Wendell Pierce）、劳拉·贝南蒂（Laura Benanti）主演 14.05 海军刑事调查处 (5) (Navy CIS)。犯罪剧集 4.25 均衡者——纽约守护天使 (1) (The Equalizer)。迷失的灵魂。神秘剧集

ZDFneo

10.40 金属星球。原材料如何保障未来 / 城市如何变成矿山 12.10 超级代码——自然的秘密公式 13.40 化学奇迹世界。自然的基石 / 转变的魔力 / 生命的元素 15.55 辉煌的 10 18.05 素描历史——昨日新闻 18.30 绝世名侦探 (Death in Paradise) 20.15 柏林最后线索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Royale 杂志 22.15 Maithink X 秀。由 Mai Thi Nguyen-Kim 主持。新集 22.45 今日秀 (heute-show) 23.20 Welke & Pastewka——重逢是件乐事！秀 0.20 Maithink X 秀

Sport1

11.00 双传 (Doppelpass) 13.30 纯粹德甲——德甲第一级与第二级联赛。德甲第一级第 5 轮 & 德甲第二级第 7 轮 14.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第 3 轮。来自巴塞尔 16.00 赛车：ADAC GT大师赛。第 2 场比赛，霍肯海姆环道，包括 GT4 第 2 场比赛。纪录片 17.15 ：瑞士奖杯。分析与倒计时 18.00 ：瑞士奖杯。四分之一决赛至决赛。来自巴塞尔 22.00 斯特龙伯格 (Stromberg)。勒曼先生。喜剧剧集 22.35 斯特龙伯格 (Stromberg)。埃丽卡。喜剧剧集 23.10 斯特龙伯格 (1) (Stromberg)。关系。喜剧剧集 23.45 极限压力测试。排雷潜水员 / 排雷潜水员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2-Playlist 6.45 Positionen. 第七日历亚得文教会 7.05 信念、怀疑与生活 9.05 周日上午的 2 12.05 巴伐利亚文化专栏 13.05 广播旅行 14.05 2 沙龙。朗诵 15.05 “闪光点”。根据伊尔莎·艾辛格作品改编的广播剧 16.22 Playlist 17.05 全球接收机 18.05 广播麦克风 19.05 Zündfunk 20.03 广播专题 21.03 巴伐利亚时间 22.03 一对一 23.03 夜间混音。无论您是刚刚开始值夜班，还是在前往热门俱乐部的路上——通过这个节目，您可以伴随美妙的音乐度过夜晚。来自国内外明星的最美旋律和最佳热门歌曲将帮您保持清醒。从流行到摇滚，从灵魂乐到嘻哈，从硬摇滚到 R&B。有了音乐，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BR-KLASSIK

6.05 开场。包括：亨德尔：《所罗门》，示巴女王的到来（The English Concert，指挥：特雷弗·皮诺克）；7.05 赞美主 8.05 巴赫康塔塔。我这可怜的人，谁能救我 9.05 音乐谜题 10.05 交响乐早茶。包括：韦伯，《欧律安忒》，序曲（马里斯·扬松斯） 12.05 宴会甜点 13.05 午后 15.05 音乐愿望 17.05 Do Re Mikro 18.00 新闻、天气、交通 18.05 乐谱小食 19.00 约翰·施特劳斯：《罗马狂欢节》 22.03 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合唱团。包括：门德尔松：《非因我，主啊》op. 31（Johanna Winkel，女高音；Julian Prégardien，男高音；Krešimir Stražanac，男中音；慕尼黑广播管弦乐团，指挥：Howard Arman）；Hillborg：《muocaeyiywcoum》（Peter Dijkstra） 23.03 世界音乐 0.03 ARD 夜间音乐会

Deutschlandfunk

5.05 开场 6.05 本周评论与议题 6.10 宗教音乐 7.05 信息与音乐 8.35 周日早晨 9.10 新唱片 9.30 随笔与论述。贝鲁特，伤口敞开之城。在内战、重建与新恐怖之间的痕迹搜寻 10.05 新教礼拜 11.05 本周访谈 11.30 周日散步 13.05 信息 13.30 间奏 15.05 摇滚等等。面向当代的矛盾之歌。奥地利乐队 Endless Wellness 16.10 图书市场 16.30 研究动态 17.05 文化问题 17.30 今日文化 18.10 信息 18.40 背景 19.05 本周评论与议题 19.10 体育 20.05 专题。枪支依然存在 21.05 本周音乐会文献 23.05 今日 23.30 体育对话 0.05 广播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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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Live

近距离感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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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合作举办

南德意志报

犯罪现场专栏

新硬派

2026年第19集 侦查员： 沙欣 / 克里格

基尔市《犯罪现场》（Tatort）中的博罗夫斯基时代已成历史，他的同事米拉·沙欣（Mila Sahin）今后将与警察心理学家埃莉·克里格（Elli Krieger）共同开展侦查，不过在这一新团队的首集中，后者的出场分量非常有限。这是《在朋友之间》（Unter Freunden）带来的惊喜之一，该剧作为双集特辑的第一部分，彻底打破了博罗夫斯基（阿克塞尔·米尔伯格 饰）所代表的一切。他曾定义了基尔市的《犯罪现场》，因为自2008年起，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每一集的标题中。如今，他那种忧郁的侦探特质将被基尔峡湾边的一种“新硬派”风格所取代。导演拉尔斯·克劳梅（Lars Kraume）将这次重启定位为一部年轻且女性化的警匪惊悚片。而这里的基尔，就像是波格斯乐队（The Pogues）在一家颓废酒吧中所歌咏的那个“肮脏的老城镇”。

一家望远镜技术公司的员工在复制数据后被谋杀。不过，关于这家受州政府保护的技术公司的情节，远没有侦查员们的心理画像那么令人兴奋。米拉·沙欣（阿尔米拉·巴格里亚奇 饰）终于不再是配角，而是一位有野心的首席警司。她希望成为刑事参议员施拉迪茨（Schladitz）的继任者。她的果决与亲和力同样令人信服。“你说你想说的话——而我只是倾听，”她对同事安娜·诺瓦克（莉莉丝·斯坦根伯格 饰）轻声说道——两人在警察学校时期就相识。嚼着口香糖的诺瓦克（“我对柏林的需求就像脑子上的窟窿一样[注：意指极度厌恶]”）刚从那个令人憎恨的首都搬到基尔，她被证明是一个体制破坏者，经常擅自行动，并在此过程中发现：“吸可卡因的人没法做爱，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勃起。”这是基尔《犯罪现场》中的一种新基调，完全契合当下冷酷现实的音色。

与此同时，米拉·沙欣在各个维度上体会到了“忠诚”一词的含义。给土耳其社区的一个朋友塞钱；调查自己部门内部的腐败嫌疑；帮一位老相识找工作：这些都是忠诚的表现。但忠诚也可以——恰恰可以——隐藏在那个游走在边缘的同事诺瓦克看似不忠的行为背后。在剧集结尾，诺瓦克确实跨越了所有界限——这在《犯罪现场》中很不寻常。并且也将米拉·沙欣拖入了深渊。

正因如此，在双集特辑的第二部分中，警察心理学家埃莉·克里格（卡罗琳·舒赫 饰）将有更多戏份。在这一集中，她已经在关键场景中与未来的侦查搭档沙欣产生了接触，而两人的互动将会更加紧密。因为《在朋友之间》的续集名为：《在敌人之间》。霍尔格·格茨（Holger Gertz）著

Das Erste 频道，星期日 20.15 点播出，并可在 ARD 媒体库观看。

一个控制问题

牛津大学教授马克西米利安·卡西（Maximilian Kasy）谈论对人工智能正确与错误的恐惧——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这项技术究竟如何运作感到无所谓。

访谈记者：迈克尔·穆尔施泰特（Michael Moorstedt）

在技术狂热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马克西米利安·卡西要求将人工智能导向公共福祉的呼吁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本名为《预测手段——人工智能究竟如何运作（以及谁从中获益）》（Mittel der Prädiktion – Wie KI wirklich funktioniert (und wer davon profitiert)）的书中，这位经济学家构思了一个民主控制的概念。

南德意志报（SZ）：卡西先生，根据民意调查，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害怕人工智能。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或者担心在附近建造数据中心——这些是恐惧的正确理由吗？

马克西米利安·卡西：不一定。顺便说一句，我们也不应该那么担心机器在后天接管权力。但原则上，在人工智能的情况下，恐惧是一件好事：它是我们最终能就技术如何开发、是否继续开发、在何处应用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做出自觉决定的前提条件。

在硅谷，人们喜欢描绘两种场景：机器统治或 1 亿个工作岗位的流失。这被称为技术决定论，即相信技术决定社会，而非社会决定技术。您持什么观点？

首席执行官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具有极强的战略性。我们不应该总是如此字面地理解他们。其中一种变体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奇点”故事：人工智能达到超人类智能，自我改进并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人类最终失去控制。这种恐怖场景也被用作销售论据。

机器末日被当作营销手段？

这样就可以主张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如实情那样——是数百个不同人类决策的产物。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技术，它始终关乎优化，始终存在某个必须由人类选择的数值目标函数。我们的主要辩论和冲突应该围绕这些目标展开。

那么，每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发布之初都被称为“过于强大而无法公开”，这纯粹是一个广告噱头？

无论如何，常见的叙事系统性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人可能想要不同的东西。顺便说一句，新技术的出现一直如此。几千年前，人们发明了炼铁术。金属本身既非善也非恶，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制造剑，也可以用来制造犁铧。我们用技术做什么，最终是一个社会问题。

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时，实际上在谈论什么？

在许多领域，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决策系统早已在做出深远的影响——且往往远离公众关注：在 Uber 等平台上，算法决定谁获得哪些订单、何时工作以及报酬多少。在大型企业的求职申请中，自动化系统负责初步筛选，并决定谁能获得面试邀请。而当我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时，算法决定了我们能看到哪些新闻、信息和观点。

马克西米利安·卡西出生于 1982 年，曾在维也纳和伯克利学习。自 2022 年起，他担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重点为机器学习与不平等。 照片：MAXIMILIAN KASY / SUHRKAMP

那么在您看来，哪里会产生最令人担忧的后果？

在国家行为体使用此类系统的领域，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利用“ImmigrationOS”平台整合各类数据，以尽可能高效地组织驱逐出境行动。而在加沙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的部署则更为激进。据报道，在10月7日之后的轰炸初期，该军方使用了名为“Lavender”的系统，该系统基于庞大的数据库来识别潜在的击杀目标。该系统甚至计算出，为了消灭高级指挥官，可以承受多少平民死亡。此外，该系统还得到了“Where’s Daddy?”的补充，后者旨在预测目标人物何时在家与家人在一起。算法决策系统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未来技术。它们正在做出具有生存影响的决定——甚至关乎生死。

“在集体中，我们正通过自动化将彼此淘汰。”

您写道，现代生存状态类似于卡夫卡的《审判》：人们不断地面对一些无法理解的决定结果，因为人们无法洞察做出这些决定的机构。关于算法决策可解释性的讨论经常被简化为个案：为什么我没得到这份工作？为什么我被警察拦截检查了？这些都是正当的疑问——但更关键的是另一个层面。我们必须理解这些系统在原则上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在优化什么目标？它们如何评估行动选项？它们基于什么样的训练数据？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并且构成了民主监督的基础。社交网络就是一个例子。算法的技术架构极其复杂，且通常不公开。但其目标很明确：尽可能长时间地绑定我们的注意力，以产生尽可能多的广告点击。因此，真正的政治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向我们展示某条特定的内容，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让一个旨在最大化广告收入的系统，同时塑造我们的公共传播——从而影响民主辩论和心理健康。

对这些系统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是否可行？

绝对可行。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系统的效能取决于什么：算力、训练数据和能源。反之，这也意味着对它们的控制取决于什么——即对这些资源的控制。

您在书中将训练数据的获取与北美殖民者的土地抢占或欧洲封建领主的行为相类比。 因为如今不同行业之间也正在发生大规模的经济价值重新分配。新闻媒体、出版社或音乐厂牌正将大量收入损失给人工智能公司。在许多情况下，大型参与者可以通过达成和解，至少追回部分损失的收入——正如最近 Anthropic 的案例那样。而较小的权利持有者往往空手而归。这种做法在硅谷早已是一种为人熟知的商业模式：首先蓄意逾越现有规则，随后——一旦公司规模足够大——便达成和解或使商业模式在事后合法化。如今，有远程操作员在监控所谓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或者有人拍摄日常活动，以便机器人学习如何接管这些工作。人类还剩下什么角色？在过去几年中，大型语言模型基本上吞噬了人类所有可用的文本——整个互联网、所有图书馆、所有转录的 YouTube 视频——并达到了一个极限。如果没有更多数据，单纯增加算力已无济于事。现在，人们正致力于显式地收集并编码所有其他领域的人类专业知识，以便最终在技术上取代所有拥有这些知识的人。这被称为“外部数据效应”。

为什么是“外部”？

如果我自己参加这样一个数据收集计划，我的工作在那里被数字化，对我个人来说影响并不那么强烈。

但对于所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来说呢？

没错。在集体层面，我们正在通过相互协作将彼此自动化地淘汰掉。这里需要的是一种集体的民主决策机制：我们共同决定技术在工作场所应如何被应用。要么是以一种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趣、更愉快的方式，要么是以一种让我们所有人失去工作的方式。而这并非由技术决定论所注定，而是取决于谁在做决定，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而做决定。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经济理由，说明这现在就必须导致自动化或失业。

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想法当然是国有化。您对此怎么看？

我们应该将民主的概念思考得比单纯的“国家”更宽广。民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控制权从萨姆·奥特曼转移到唐纳德·特朗普手中。相反，我们应该在所有社会层面——从地方到全球，在学校，在工作场所——促进民主的自我决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治理方面。

那么，这种集体控制具体应该如何组织？

一个毫无疑问是乌托邦式的、但值得追求的目标是：让受影响的人对那些决定他们生活的系统拥有真正的发言权。一种可能的形式是公民议会：受影响者通过随机原则被选中，类似于陪审法庭，他们聚集在一起，其时间成本获得补偿，并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专业知识，以便理解相关系统。最后，他们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个模型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它不要求所有公民都成为高度复杂技术系统的专家——考虑到我们的时间预算，这简直是不现实的。同时，它能防止民主控制仅仅通过现有的民族国家机制被间接委派。

考虑到人工智能巨头们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这听起来确实非常乌托邦。

无论如何，第一步应该是透明度立法。对此可能会很快达成相对广泛的共识。也就是说：当算法决策系统被应用于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时，应该透明地公开其优化目标是什么、涉及哪些决定以及基于哪些信息。最好的例子是财务披露义务：每家公司为了投资者和税务必须有会计账簿。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简单的方式对待算法。

埃隆·马斯克和其他人想要将数据中心发射到轨道上。技术生产资料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任何民主控制。

右翼技术寡头们的幻想显然是完全摆脱国家和民主控制，以便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能够像未经选举的皇帝一样统治。向超越民族国家的太空扩张，正是这一幻想的必要组成部分。

马克西米利安·卡西（Maximilian Kasy）： 《预测的手段——人工智能如何真正运作（以及谁从中获益）》 Andreas Wirthensohn 从英文译出。 Suhrkamp 出版社，柏林 2026年。 263 页，30 欧元。

嗒嗒嗒 嗒嗒嗒 哒-哒

政治经典节目《真相时刻》（L'heure de vérité）回归法国电视荧屏。为何法国人将其深藏在集体记忆之中。

巴黎——“嗒嗒嗒 嗒嗒嗒 哒-哒”，仿佛它从未离开过。《真相时刻》，这部法国的政治经典节目在被停播三十多年后，重新回到了 France 2。而这部“真相之小时”的几乎所有细节都与当年一样，甚至包括那段气势磅礴的片头曲。每个国家都有一套旋律库，这些旋律在多年间潜入其集体听觉，随后几乎永久地成为了其国家背景音乐的一部分。

菲利普自称该节目的忠实粉丝，但这对他没什么帮助

法国拥有这样一段戏剧性的音乐片段，出自保罗·麦卡特尼早年所在的 Wings 乐队的作品《Live and Let Die》——就是那段“哒哒哒 哒哒哒 哒-哒”。这段旋律响起时，任何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法国人都记得，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们是如何在这一旋律的伴随下，穿过电视台的走廊进入演播室，然后在那里被记者们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且尖锐的语气连续追问两小时——全程直播。唯有当时担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拒绝了这段“哒哒哒 哒哒哒 哒-哒”。对他而言，这太轻佻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太美国化。

陪伴该国迎接 2027 年 4 月总统大选的《真相时刻》（L'heure de vérité）新一季的首位嘉宾是前总理、勒阿弗尔市长埃杜阿尔·菲利普。他是中右翼候选人之一。菲利普在节目开始时表示，这几天他一直在口中哼唱 Wings 乐队的这段旋律，简直是共和国的“洗脑神曲”。他回忆说，青少年时期他经常在家里模仿这个节目，而且一人分饰两角：受邀的政治家和记者。然而，显然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帮助。

当弗朗索瓦-亨利·德·维里厄在 1982 年创立《真相时刻》时，这是一种现代的节目形式，是一场有水准的盛宴。他担任主持人。三位记者均是国内顶尖水平，他们对议题的掌握程度与被采访的政治家不相上下，有时这更像是一场审讯。每个人都有严格限定的采访时长，节奏因此非常快。如果嘉宾试图躲在僵硬的套话中——正如他们习惯的那样——会立即被中断。

尽管如此，政治家们仍极力想上这个节目。据传，有些人曾在幕后每天为自己游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被简称为“HDV”的节目是职业生涯的一枚强力助推火箭。而那些已经身处高位的人，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需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则需要这个舞台来维持地位。当然，当时的媒体环境与现在不同：电视占据主导地位。

数百万人观看《真相时刻》，起初是每月一次，后来变为每周一次。最高纪录出现在 1984 年 2 月 13 日，观众超过 1000 万。如果这个日期在今天依然具有特殊意义，被视为法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那是因为当时的嘉宾。德·维里厄邀请了“恶魔”——极右翼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里·勒庞。在此之前，他从未参加过如此大型的政治节目——电视台此前一直将其视为禁忌。

在重新开启的“HDV”竞技场中，提问十分犀利：“埃杜阿尔·菲利普，您就想这样带领这个国家，就想让人们这样憧憬您吗？” 照片：DIMITAR DILKOFF / AFP

德·维里厄因此遭到严厉批评。有人指责他为勒庞打开了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使他摆脱了政治孤立。电视台大楼前爆发了抗议活动。就这样，勒庞在“哒哒哒 哒哒哒 哒-哒”的旋律中走入了法国大众的视野。他占据了舞台，在发表恐同、排外和反犹言论时面带微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玛丽娜，他在三个女儿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她 16 岁。大多数法国人是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她。

这位父亲最终共八次参加该节目。久而久之，看到他出现在那里变得稀松平常。现在，玛丽娜·勒庞可能很快将成为“HDV”新主持人卡罗琳·鲁的嘉宾。她已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而这一次她是热门人选。

埃杜阿尔·菲利普是她的最强对手之一，在投票意向调查中排名第三。节目开始前有消息称，这位诺曼底人将试图证明自己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刻板且傲慢。菲利普深知这种形象对他不利，且这次是他扭转形象的机会——但结果再次失败。他要求法国人增加工作时长并更努力地工作，以便获得更高收入，并使国家财政重新回归正轨。

在法国，还没有任何一个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的人能赢得大选

这其实很合理。但其中一名记者问他：“埃杜阿尔·菲利普，您就打算这样带动整个国家，就打算让人们这样憧憬您吗？”他回答说，他不是那种会迎合民众口味的“好哥们”。这种做法效果如何？在法国，还没有任何一个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的人能赢得大选。

节目结束时，对方请他在演播室的墙上写下一句格言。以前这里有“金册”（Livre d'or），即访客簿。菲利普写道，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法国国歌：“孩子们，行动起来！让我们相信自己！”——奥利弗·迈勒（Oliver Meiler）

拼贴：斯特凡·迪米特罗夫 / 南德意志报，照片：IMAGO IMAGES

社会

演员罗莎莉·托马斯（Rosalie Thomass）就身体形象与可见度进行对话 > 第 46 页

有计划的疯狂

作为选举获胜者，柏林的左翼党计划将大型住房公司社会化。这是一个荒诞的想法？还是为了抵御“租金鲨鱼”而采取的自卫措施？事实是：这场困境有着漫长的历史背景。

作者：劳拉·魏斯米勒 (Laura Weißmüller)

寻找住房：完全没有希望。供应量：太少，价格高得离谱，而且条件绝对无法忍受。厕所在破旧的楼梯间里，周围根本没有浴室，而床位如果运气好，只需要和自己的家人共用，否则就得和一个工作时间与你不同的陌生人共用。

可见，柏林的住房困境并非这座城市的新现象。柏林左翼党近期凭借承诺没收像 Vonovia 这样的大型住房公司而赢得了选举，这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在 20 世纪初的人口快速增长之后，许多柏林人既不知道如何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也不确定下个月是否还能负担得起。

当时的匮乏程度如此之严重——1905 年，工人住宅中每间带暖气的房间最多住 13 人——这不仅为汤姆·提克威 (Tom Tykwer) 的剧集《巴比伦柏林》提供了灵感，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住房建设规划之一：仅在 1924 年至 1932 年间，柏林就新建了近 150,000 套住房。其中一些是由当时最顶尖的建筑师设计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布鲁诺·陶特 (Bruno Taut)、雨果·海林 (Hugo Häring)、汉斯·沙伦 (Hans Scharoun)。面对出租公寓楼（Mietskasernen）中的苦难，他们以“光线、空气、开放与绿化”作为回应，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传奇的“新建筑”运动的座右铭。其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健康且人性化的住所。德国在这一建筑任务中曾被认为是领先者。

但那已成往事。如今只有当时那些卓越的品质依然令人信服。今年夏天，为公益性住房、储蓄与建筑股份公司 (Gehag) 建造的策伦多夫森林定居点 (Waldsiedlung Zehlendorf) 作为第七个“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称号。而如今那里绝大多数住房的所有者是：上市住房巨头 Vonovia。

公共部门出钱，私人部门获利：柏林住房建设的历史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发逻辑。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忽略了负面后果——以及所有荒唐的政治错误、巨大的贪婪心态，乃至涉及刑事犯罪的敛财欲望。人们不必认同许多柏林人想要没收大型住房公司的愿望，但可以理解。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居住空间——在数十年间一直被当作投机对象。租金全民公投就是对此的回击。换句话说，导致当地民众呼吁没收（并让房地产行业现在大出冷汗的）并非是对所谓系统颠覆的渴望，而更多是对这座城市业余的住房政策感到绝望。与柏林的许多事情不同，这种政策却具有惊人的连续性。

因此，想要理解如今的灾难是如何形成的，必须回到围墙尚未倒塌的时代。但在那之前，人们应该简短地回顾一下这座城市在近期过去中所代表的意义：一个巨大的承诺。直到 2000 年代初，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生活，而无需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支付房租。因此，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个人和艺术上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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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柏林才成为了欧洲创意人士的游乐场：这里的租金低廉且空间充足。但那是过去的事了。因此，这段关于人为造成住房短缺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关于这座城市中逐渐蔓延的荒芜之史。任何曾在柏林米特区（Berlin-Mitte）的新 Tacheles 区域走过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在说什么。房地产投资者感兴趣的不是创意，而是其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对此，社会很早就出现了抗议和抵制，但政界既没有阻止“房地产鲨鱼”，也没有阻止那些投机“混凝土黄金”的赌徒。恰恰相反。这或许也能解释许多柏林选民心中巨大的挫败感和愤怒。

几十年来，这座城市的西部一直以其“孤岛状态”为特征。这里的建设几乎完全由公共部门主导。1952 年至 1997 年间，全市共建设了 429 000 套社会住房。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个美梦，但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之所以由公共部门建设，主要是因为私营公司承担这项城市任务的利润高得离谱。柏林频发的建筑丑闻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官员们被收买，以便让特定的建筑公司在社会住房项目中获利。因为在德国其他任何地方，建筑成本都不允许像在西柏林那样高昂。结果是：早在 80 年代初，成本租金就已接近 30 马克，这高得荒谬。而租户支付的仅为 5,50 马克。这得益于永不枯竭的柏林补贴。

然而，建筑成本的膨胀还受到致命的税收激励的推动。这个窍门被称为“亏损分摊”：建筑成本越高，能节省的税款就越多。柏林绅士化研究员安德烈·霍尔姆（Andrej Holm）长期关注柏林住房市场，他表示：“对于许多西德投资者来说，这就是一台用混凝土和补贴资金铸成的印钞机。”荒谬的是，高昂的建筑成本甚至没有带来优秀的建筑设计。除了几个示范项目外，人们只是机械地重复建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搅拌机能产出多少就建多少。

由于建筑活动并非在秘密中进行，这种管理不善的情况确实引起了注意。早在 1982 年，柏林租户协会就批评该市的社会住房建设是“违宪的财产再分配工具”。一年后，《法兰克福汇报》（FAZ）以《在柏林建设：来自一个秩序政策疯人院的报告》为题发表文章，经济记者汉斯-赫伯特-格茨（Hans Herbert Götz）写道：“多年来，柏林住房建设和租赁市场的状况已变得如此混乱、错综复杂，甚至荒谬，以至于只有极少数精明的狐狸才能搞清楚（……）。柏林建筑市场的畸形现象应由立法者以及随后的行政部门负责。（……）不再有任何东西能正常运作，即不再遵循供给与需求；在经历了多年的持续干预后，现在统治这里的是‘合法丛林’法则，虽然许多人对此熟稔，但再也没有人真正想从中脱身。”

1985 年，所谓的“安特斯丑闻”（Antes-Affäre）揭露了西柏林政界与建筑业之间多么严重的利益勾结。夏洛滕堡区 CDU 建筑市政委员沃尔夫冈·安特斯（Wolfgang Antes）因收受数十万马克的贿赂以发放建筑许可而被揭发。“我们几乎触及了刑法典中涵盖的所有罪行——除了准备侵略战争，”“Lietze 特别调查组”负责人乌韦·施密特（Uwe Schmidt）在评价其调查时如此评论。仅两年后，前维尔默斯多夫区 CDU 建筑市政委员约尔格·赫尔曼（Jörg Herrmann）同样因腐败被判刑。从此，每当新的建筑丑闻公开时，民间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整个柏林都是个泥潭（Janz Berlin is eene Schmiere）”。

但还需要两个在全国范围内都适用的因素，才能让柏林如今所面临的困境变得彻底。第一个因素是政府资助住房的绑定期限。这导致这些住房在特定期限届满后会被移交给私人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全德国的社会住房数量越来越少的原因。第二个因素是 1990 年 1 月取消的住房公益性。霍尔姆表示：“这是使得交易原公共地产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因为在公益性制度下，除了利润限制外，主要规则是所有盈余必须为了公益目的重新投资，通俗地说：就是用于建设廉价住房。而这显然不符合房地产投资者和国际金融基金的利益。

以上是西德的情况。东德没有这类避税模式，但霍尔姆称，那里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统一惊悚剧”。在柏林墙时代，东德所有的住房都由国家建设，面向市政住房公司和合作社，由国家银行通过贷款提供资金，质量较为平庸。尽管如此，成本租金与实际支付租金之间的差距可能与西柏林相似，或许少了避税的加价部分。也就是说：东德的住房公司无法通过租金偿还贷款。但在东德时代，这并不一定是预设的要求。

然而，在两德统一以及东德国家银行清算之后，这些贷款再次出现在接管了国家银行的西德银行账簿中。所谓的“旧债”被要求偿还。结果导致整个东德住房业对此表示抗议，因为一旦偿还此类债务，他们将瞬间破产。波恩政府提供了帮助，即通过《旧债援助法》。该法规定，在私有化 15% 住房存量的条件下，大部分贷款将被豁免。安德烈·霍尔姆解释道，其结果是“史上第一次住房的大规模整体私有化”。因为虽然住房首先提供给租户购买，但租户的资金通常不足以买下自己的家。于是，大规模抛售开始了。

如果人们在脑海中再次回到波茨坦广场那座红色信息亭的顶端——它从 90 年代中期起就矗立在这座巨型工地边缘——就能想象出这次抛售被宰得有多惨。从那里望去，视野几乎无边无际，机会似乎也同样无限。事实上，西柏林参议院早在 1990 年 7 月就将面积超过 60,000 平方米的土地卖给了戴姆勒-奔驰，

而且价格低廉到如此之程度，以至于反垄断机构后来认为该交易违法。但这并未让该集团感到困扰。它补缴了款项，然后在那里建造了总部，仿佛是要模仿佛罗伦萨的家族塔楼并标记领地一般：建一座尽可能高的塔楼，顶端冠以一个绿色的乐高积木块。

《镜报》在 1992 年写道：“这次机会是独一无二的。从未有过一整座首都被出售并重新建设。”当国际投资者和房地产投机者在争夺这块“欧洲最大的蛋糕”（《taz》报）并最初主要集中在商业地产时，柏林参议院开始贱卖其家底。因为资金短缺极其严重，不仅是柏林援助资金到期，而且 2001 年柏林战后最大的银行丑闻也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目标变成了：尽可能快地出售尽可能多的地产。

这次抛售的规模无法完全统计，但可能极其巨大。根据《ARCH+》杂志弗洛琳·舒施克（Florine Schüschke）的一项计算，从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公共部门私有化了 21 平方公里的已开发和未开发土地，这大约相当于腓特烈斯海恩-克罗伊茨贝格区（Friedrichshain-Kreuzberg）的面积。更坦率地说，应该是“贱卖”。《taz》报纸将自 1991 年起存在的“市中心投资协调委员会”贴切地称为“勾结圈”。因为会议和决策都是在闭门状态下进行的——而且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

这些用于填补拮据预算缺口的房产，在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柏林房地产市场抢购潮之后，经历了惊人的增值。在 2008 年至 2018 年之间，克罗伊茨贝格或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某些街区的地价大约增长了十倍。城市政府从中毫无获益，投资者则获得了丰厚利润，而柏林的租客们从此就像头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根据市场逻辑，如果地价上涨，租金迟早也必须提高，否则整个项目就无法盈利。

与此同时，公共住房被大规模私有化。在 2001 年至 2005 年之间，共有 121 600 套住房单位被私有化，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政住房储备被出售。Gehag 公司（除策伦多夫的森林定居点外，还拥有布里茨的马蹄形定居点，两者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动作更快。柏林参议院在 1998 年将其 75% 的股份出售，三年后出售了剩余部分。

1990 年后，大规模抛售开始，柏林参议院贱卖其家底。

“如果你把半座城市都私有化了，那么租金确实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霍尔姆（Holm）说道。而让抛售后果变得极其糟糕的，是 2010 年代开始的租金限制期限届满。2014 年柏林仍有约 240 000 套受配额限制的住房，而十年后，这一数字仅剩不到 90 000 套。

数十年的私有化，且几乎所有政党都参与其中，却未考虑对柏林租客的影响：安德烈·霍尔姆（Andrej Holm）表示，正是这种失衡导致了全民公投的出现。而柏林确实拥有的极佳租客保护机制呢？遗憾的是，如果像这里一样有如此多房东不遵守规定，那么保护机制就没什么用。柏林每两套挂牌出租房中就有一套违反了租金刹车机制，每三套中就有一套属于租金敲诈类别。“如果将住房供应完全交给市场力量，结果必然会出错，”柏林租客协会主席维布克·维尔纳（Wibke Werner）评论道。安德烈·霍尔姆对此并不惊讶：“在能赚钱的地方，人们挖掘这些可能性的想象力和意愿都相对很强。因此，住房必须退出这个博弈场。”

或者换句话说：回到它们曾经所属的地方。

已经很美了

行动胜于抱怨

在柏林，居民们正为一条期待已久的斑马线而欢呼——在等待了二十年之后。

在柏林尼德舒内魏德（Niederschöneweide）区，市民们仍需继续忍耐。在施内勒大街（Schnellerstraße）上，那条承诺已久的斑马线依然不见踪影，居民们被敷衍拖延了八年之久。

事实上，这条黑白标记在社区中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因为仅几分钟步行距离外，就在舒内魏德火车站前，东德的第一条斑马线于1952年3月绘制于地面。几个月后，西德紧随其后，首条斑马线出现在慕尼黑的诺伊豪瑟大街（Neuhauser Straße），而那里早已变成了步行区。柏林的那条斑马线也已不复存在，原址现在是96A联邦公路。

一条长度至少三米、白色条纹间距各为50厘米的斑马线，听起来是一项完全可行的投资。然而，其落实过程有时显得与修理距离地球约380公里的国际空间站（ISS）上撕裂的遮阳帆一样复杂。尽管如此，在向北约12公里处的其他柏林人身上，人们看到了为社区争取一条斑马线是值得的。

为了能从伯措区（Bötzowviertel）安全地穿过一条车流量巨大的街道进入弗里德里希海因人民公园（Volkspark Friedrichshain），居民们发起了示威活动。在封锁的十字路口，有音乐和木偶剧，父母们举起手工制作的抗议标语，并在孩子们的裸背上画上“30公里限速区”的符号。这是一场快乐且多彩的抗议：发生在2006年。

当年的两岁和四岁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出头。尽管如此，当这条斑马线在今年夏天终于启用时，他们依然参与了庆祝——距离第一次示威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公民倡议组织的一些年长成员甚至提到等待了50年，但当时那条路直接从共和国宫通往万德利茨（Wandlitz）的森林定居点，即霍内克及其同僚们的精英别墅区。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交通静谧化（Verkehrsberuhigung）的机会。

在所有这些荒诞之中，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伯措区的居民现在终于可以安全地走向他们的公园了。因为事实很明确：在全德所有交通事故中，约80%的受害者主要是过马路时的儿童和老年人。但这同时也表明：仅仅是抱怨，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即使一个想法在数十年间仅仅是一个想法。

与此同时，能够等待某种事物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宝贵的。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等待。快递配送？遗憾的是，斑马线没法这么搞。但通过在社区里参加第无数次示威，你或许终于能与新邻居聊上天。这样一来，等待的时间就变得愉快多了。Julia Rothhaas

作者不喜欢在煮面锅前等待：没有哪十分钟比这更漫长。

谁还负担得起？

哦，汽油涨价了？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几乎在所有方面，如今的日常生活成本都比十年前高得多。生活成本，你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南德意志报图表；照片：Oliver Berg / dpa, Sina Schuldt / dpa, Photographie Peter Hinz-Rosin,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日常消费产品的价格在2016年至2026年间迅速上涨。 南德意志报图表；照片：OLIVER BERG / DPA, SINA SCHULDT / DPA, PETER HINZ-ROSIN,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作者：丽莎·尼恩豪斯 (Lisa Nienhaus)

奇怪，这个 2026 年：所有人都在谈论汽油，但几乎没人谈论橄榄油。然而，如果现在用它来拌沙拉，在用餐时完全可以放心地觉得自己有点奢侈：嘿，这得花多少钱？这和在加油站真正把油箱加满时的感觉非常相似。闭上眼，硬着头皮买就对了！因为橄榄油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中上涨了 61%，涨幅与每升超级汽油的价格相当。如果超市曾经像加油站展示汽油价格那样，用醒目的灯光展示橄榄油的价格，那么也许早就不仅有政府资助的加油补贴，还会有政府资助的橄榄油补贴了。

相反，橄榄油的情况就像过去几年中许多日常消费品一样：它们的价格上涨速度惊人，但不知为何一直低调地处于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外。直到在收银台结算购物总额并得出最终结果时，人们往往最后才会想到：哇，好吧——你说什么？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是只有那些资金紧张的人才会关心的问题（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打击尤为沉重）。根据 R+V 保险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今年所有德国人最大的担忧稳居第一位的是：生活成本上涨。远超半数的人对此感到担忧。这使得其他担忧，如对经济形势的担忧或国家可能因难民而不堪重负的担忧，被挤到了后面的位置。

有趣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担心高昂的生活成本。但这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们中许多人去超市的次数比其伴侣更多。无论如何，由奥拉夫·朔尔茨这样一个人来担任领导者并不令人意外，他曾在一个被要求说出每升牛奶、一包咖啡或一小块黄油价格的场合中极力回避（在接受 Bild TV 采访时，他给出了一个既“天才”又完全离谱的回答：“我不想给出评估。”）。那是 2021 年，当时他是总理候选人。现在，2026 年，每升牛奶的价格比当时提到的 79 分钱又贵了。

这不是问题，这只关乎那些手头拮据的人

对于购物的男女来说，回想起 2016 年是多么美好。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2016 年，扬·伯默曼在电视上朗诵了一首讽刺土耳其总统的诗；在安格拉·默克尔提出“我们能做到”一年后，德国在移民潮的后果中呻吟；鲍勃·迪伦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数以千计的人拿着手机在公园里穿梭，捕捉虚拟的宝可梦。而且，没错：现在平均售价 1,77 欧元的巧克力排，当时只要 1 欧元。

回首往事，那是一个物价温和的玫瑰色时代，人们会非常愿意以当时的物价完成如今的一周采购。因为如果针对单一产品，人们可能会觉得为此生气相当荒唐。那又怎样？我又没吃那么多巧克力。但不仅仅是橄榄油和巧克力在以前便宜得多（尽管这两者由于各自的特殊原因受影响尤为严重）。蔬菜、糖、肉类、鸡蛋——总的来说，逛超市变得昂贵得多，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原因一方面在每个产品上各不相同，但总体又十分相似。首先，自乌克兰战争以来大幅上涨的能源和化肥价格是一个因素，而且，没错，确实还有气候变化。例如，巧克力因为可可价格上涨而如此昂贵。可可价格再次上涨，是因为极端天气事件导致许多地方的可可收成大幅减少：干旱、强降雨、洪水，这些都毫无帮助。在加纳，一种病毒还摧毁了许多可可树。至于橄榄油，由于干旱，橄榄收成在部分地区大幅下降。此外还增加了能源和工资成本。其他食品的情况也类似。

而且在经济领域，情况就是这样：当许多东西变贵时，很多其他东西迟早也会变贵。通货膨胀上升，工资随之上升，否则人们会变得贫困。工资上升，人们为了这些工资而生产的产品价格随之再次上涨。那个 Aldi 和 Lidl 的国家怎么了？毕竟几十年来，德国在国外除了汽车之外，最著名的就是超市里极其低廉的价格。这在激烈的竞争以及铁腕压低采购价格的贸易商推动下得以实现。即便在十年前，前往丹麦、瑞典或法国旅行仍能让德国人看到，在德国购买食品是多么方便，也就是说多么便宜。到了 2026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 Lidl 现在仍然是最后几个真正成功的德国出口产品之一（无论走到国外哪里，通常都能看到 Lidl）。但与那里的标价相比，在国内已经不再那么便宜了。而与以前相比，更是如此。

这不仅适用于饮食和加油。一些属于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例如理发店。2016. 年剪一次儿童头发通常还只要 10 到 15 欧元，而现在，如果父母还想把八岁的孩子拖到理发店，就必须得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现在的发型价格通常远超 20, 欧元，部分甚至超过 30 欧元。

你发生了 怎样的 变化 一次前后 对比观察

人们担心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普通的生活

或许，这比其他许多因素更能解释这个奇怪的2026年，以及其中的改革辩论和令人震惊的选举结果：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负担得起最普通的生活。虽然整体通货膨胀率曾经更高，但在经历了多年的价格上涨后，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战争又接踵而至，自今年年初以来，这场战争推高了油价，让人们在看向加油站价格牌时愈发感到不安。我还能负担得起下一次加满油吗？这个国家正处于一场生活成本危机之中，尽管在公众层面的讨论声音还相对低沉。

当然，存在替代方案。比如给孩子剪发，对某些人来说，重新买把剪发剪刀自己动手修剪是值得的——前提是得会剪。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有如此优雅的替代方案。食品，以及部分加油需求尤其如此。尽管现在购买电动汽车会很划算，但在资金紧张的时期，购车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投资，而许多人的门前停的依然是燃油车。

当不仅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潜在州长在选前对决中讨论汽油价格，而是现任联邦总理在下一次采访中被问到牛奶和汽油价格，甚至可能被问到橄榄油价格时，这场危机将变得真正严峻。

RATTELSCHNECK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仅限通过 www.sz-content.de 获取 当我进酒吧上厕所时， 客人们问老板：“这是 温·文德斯 2 吗？”

作者：帕特里克·伊林格 (Patrick Illinger)

巴贝罗 (Barbero) 必须去看医生。他的右眼在流泪，大概是感染了。但巴贝罗不想去看医生。他更愿意和同类一起在巨大的栓皮栎阴影下闲逛。医生已经到了，是一个带着浓密胡须、穿着蓝色白大褂、面带友善微笑的男人。一面石墙将他与巴贝罗隔开。他不能离这个病人太近，至少如果他想保住性命的话。巴贝罗体重约 420 公斤，血液中含有大量睾酮，并长着两只巨大的角。想要触及巴贝罗的眼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名 Vaquero（西班牙版的美国牛仔）骑在马上，手里拿着木杆，将几头阉牛从相邻的围栏中赶出。这些牛体型魁梧但温顺，因为它们已经被阉割了。牛仔熟练地将阉牛引导至巴贝罗和其他二十多头公牛打盹的围栏中。阉牛对这些三四岁、尚且年轻的斗牛起到了安抚作用。对它们而言，这些是同类而非竞争对手。

骑手谨慎地留在后方。如果这二十头公牛愿意，它们能在几秒钟内将他踩成肉泥。在阉牛的帮助下，骑手成功地将巴贝罗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并诱导其进入一个混凝土走廊。通过一扇翻板门，巴贝罗被引导进一个钢制禁闭室，此时只有他的头部露在外面。巨大的愤怒在心中蔓延，他跺脚，猛烈地撞击禁闭室的钢壁，当他的头部被固定带固定住时，愤怒令他口水直流。

“您最好把车挪一下，”艾丽西亚·鲁迪埃兹（Alicia Rudiez）说道，“他出来的时候会很不高兴的。”她与丈夫共同经营着这家名为 Hermanos Cebada Gago 的斗牛繁育场，这是一个拥有悠久传统的名称。该农场位于安达卢西亚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与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之间的高速公路旁，由艾丽西亚的公公创立。25年前，艾丽西亚·鲁迪埃兹在一次斗牛节上结识了她的丈夫。当时她是粉丝，而他则是一位著名的繁育者。

公牛每天食用 8 公斤浓缩饲料

Cebada Gago 养殖场的公牛在西班牙享有盛誉，它们的前腿稍短，号角比其他养殖场（例如著名的米乌拉养殖场）的动物更向前倾斜。艾丽西亚·鲁迪埃兹（Alicia Rudiez）很自豪地表示，她的动物被认为格外高贵。她认为，公牛育种的艺术在于识别出那些特别勇敢的动物。

农场里有一个专属的小竞技场，有时全西班牙的斗牛士都会光顾，以评估公牛并在场内进行少许挑逗。但有一件事是不能演习的：真正的斗牛。公牛可能会记住发生的事情，随后在真实的斗牛赛（Corrida）中失去兴致，或者不再被穆莱塔（Muleta，红色斗牛布）的挥动所诱导。“一头公牛一生只战斗一次，”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说道。当她说话时，能感受到她对这些动物的热情，但与此同时，她也密切关注着农场的情况。“小心，它在盯着你，”当一头公牛从短暂开启的围栏门向外窥视时，她对儿子喊道。而当她讲述去年冬天极端的强降雨导致许多小牛死亡时，她挥动手臂，仿佛想要驱散云层。

为了培育出战斗表现格外英勇的公牛，像艾丽西亚·鲁迪埃兹及其丈夫这样的育种者会专注于动物的血统。种公牛及其精液的选择与母牛的筛选同样重要。该经营场所拥有约 360 头种牛，分布在不同的牧场上。在对外关系中，艾丽西亚·鲁迪埃兹是该经营场所的门面；而在内部，她则像是一名行政主管，负责记录每头动物的数据。动物

为死亡而生

世世代代以来，艾丽西亚·鲁迪埃兹（Alicia Rudiez）一家一直在安达卢西亚培育用于该国竞技场的斗牛。这项传统深深植根于西班牙的认同感之中，但如今却越来越难以捍卫。

像巴尔贝罗（Barbero）这样的牛，在七或八个月大时与母牛分离，最初生活在附近一个名为 Dehesa 的农场里，那是一种种有栓皮栎的开放式牧场景观。

两岁时迎来第一次考验。一名骑手用尖杆刺激这些动物以测试其反应。这能提供关于性格的初步线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动物可以进入最高级别的竞技场，哪些进入第二或第三级别，”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说——这几乎就像是一种联赛的分级。马德里、塞维利亚、龙达、潘普洛尼，这些都是斗牛世界里的名号。直到四岁，一头牛才被视为 toro bravo（成年斗牛），体重通常超过 500 公斤。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路边偶尔还能看到它们那些用金属切割而成的华丽剪影。从那时起，它的生活发生了第二次改变：离开牧场，进入育种场砌成的围栏中，巴尔贝罗及其同龄的牛在这里被喂食由豌豆、豆类、大豆和小麦组成的浓缩饲料——每天 8 公斤。

它们的背上印着年份编号，后腿上则是农场的烙印。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说，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投入”。交配是以自然方式进行的，无需人工授精：一组选定的母牛（约 30 头）与一头种牛共同生活六个月。公牛每天最多与母牛交配六或七次，随机选择，“它甚至不看对方的脸”。随后约三分之二的母牛会产下一头小牛——每年最多一头。像巴尔贝罗这样的牛最终价值多少，主要取决于它被卖到哪里。艾丽西亚·鲁迪埃兹估计，将一头牛养到五岁需要花费约 6500 欧元。但售价往往低得多。对于一个小村庄的民间节日，一头牛可能仅以 1500 欧元的价格离开农场。而在该国最负盛名的竞技场之一潘普洛尼，每头牛的价格在 17 000 到 20 000 欧元之间——但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表示，这种量级的金额很少见。“但一头去潘普洛尼的牛，和一头去村庄的牛，吃的是同样的东西。”

如今，那些继续经营育种场的人，大多是出于家庭传统和热情。“如果你的动力是钱——那就放弃吧，”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说。此外还存在结构性的不确定性：与竞技场的合同每年都要重新谈判，一次糟糕的表现就可能意味着次年被拒绝。“你总是得从零开始。”

巴尔贝罗有一天是在大型竞技场战斗，还是在廉价的民间节日表演，不仅取决于它的体格和性格，还取决于斗牛的未来——在这个国家，该话题日益引起争议，政府已将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等议题放在突出位置。西班牙左翼文化部长欧内斯特·乌尔塔松（Ernest Urtasun）在 2024 年取消了享有盛誉的“国家斗牛奖”（Premio Nacional de Tauromaquia），这相当于斗牛世界里的诺贝尔奖。

有人鼓掌，有人咒骂。保守派日报《ABC》评论道：“部长会离职，但斗牛将永存。”而官方数据描绘出的景象，比这场往往异常激烈的辩论所暗示的更为矛盾。根据西班牙文化部的调查，在 2024 / 2025 赛季，有 8% 的人口参加了斗牛活动——这一数值与 2018 / 2019 年持平。尽管如此，长期趋势仍呈下降态势：2006 年该比例还高达 9,8%。地区间的差异则几乎达到了最大程度：在拉里奥哈（La Rioja）和纳瓦拉（Navarra）地区，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观看斗牛；而在加泰罗尼亚，斗牛几乎不存在。

两年前，阿尔伯特·塞拉（Albert Serra）的电影《孤独的下午》（Tardes de soledad）上映并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奖，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变得尤为明显。这是一部关于一名知名斗牛士日常生活的近距离、高强度且直白地记录。斗牛反对者认为这部电影证实了其毫不掩饰的血腥残暴；而斗牛爱好者则被战斗场面的优雅所折服。艾丽西亚·鲁迪埃兹（Alicia Rudiez）回忆起那个热情仍被社会认可的时代：“那时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因为斗牛在媒体上的存在感强得多。虽然有些人不喜欢，但他们不会指责你。”与此同时，她也观察到了一种反向趋势：“像莫兰特·德拉普韦布拉（Morante de la Puebla）这样具有魅力的斗牛士，依然能够激发年轻人的热情。”这种效应在文化部的数据中也有所体现，近期 15 至 24 岁年轻观众的比例有所增加。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西班牙年轻人（通常是上层阶级的后代）认同保守价值观的趋势。除了 Barbour 夹克和学院风便鞋，观看斗牛也是他们的身份标志之一。

年轻的斗牛在艾丽西亚·鲁迪埃兹的农场中。谈到斗牛繁育生意，她说：“如果你是被金钱驱动的——那就放弃吧。” 照片：PATRICK ILLINGER

然而，并非所有对斗牛感兴趣的人都有政治背景。这一点在每年七月潘普洛纳（Pamplona）举行的圣费尔明节（Sanfermin-Fest）中可见一斑。数以千计的人，包括游客，在早晨的“奔牛”（encierros）活动中冒着生命危险，与这些长角的肌肉猛兽一同穿过市中心。塞巴达·加戈（Cebada Gago）是西班牙少数几家为该活动提供动物的企业之一——且已持续了四个十年。

从安达卢西亚到潘普洛纳的旅程对斗牛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公牛第一次登上卡车，独自度过数小时。行驶过程中几乎无法喂食，艾丽西亚·鲁迪埃兹说：“它不习惯晃动的食物，会拒绝食用。”它会减轻体重。到达目的地后，它会吃到与家乡相同的谷物混合饲料。最后是它的登场：在市中心奔跑，晚上在竞技场中度过 15 到 20 分钟，在欢呼声中被杀死。它的生命就这样结束。这就是传统仪式的要求。有人将其视为虐待动物，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对所有动物中最勇敢的——斗牛（toro bravo）的致敬，这种牛自 18. 世纪以来就在西班牙被培育。

“Indian Summer”。歌词有点傻（“我最爱你 / 比其他所有人都要爱”），但这没关系，因为爱情有时也会让人变得有点傻，尤其是当你把它与像《Indian Summer》这样的歌曲联系在一起时。至于那段让我曾在 70 年代初骑着轻便摩托车唱着《Indian Summer》的爱情，也已经过去很久了，就像 The Doors 乐队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一样。吉姆·莫里森于 1971 年 7 月去世。

别担心，我现在不会再讲那个关于“婴儿潮一代之马”的故事了，尽管有人告诉我——也许是为了激励我继续写作——这篇名为《德国日常生活》的专栏，尤其受到那些长期订阅《南德意志报》的人的关注。我们忠实的读者们。这听起来有点像葬礼预演演说的开场白，但我喜欢年长的《南德意志报》读者。尽管他们偶尔会觉得，《南德意志报》的变化比他们自身的变化还要大，但他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报纸有着某种特定的认知。他们不会投票给德国选择党（AfD），而且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还记得红军旅（RAF）时代

德语词汇“Stierkampf”（斗牛）在西班牙并不常用。如果你想知道对方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人们会问：“你喜欢公牛吗？”这不仅是指那场著名的挥舞红布的战斗，而是指围绕这些庞大而优雅的动物的整个世界，即 tauromaquia，德语中将其翻译为较为生硬的“Tauromachie”（斗牛艺术）。这个世界深深植根于西班牙文化之中，从戈雅到毕加索，曾被海明威赞美，甚至体现在菜单上，比如那道名为 Rabo de Toro（炖牛尾）的菜肴。

斗牛繁育者突然警告道：“走开！快离开这里！”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本人并非一名公开的斗牛爱好者，但他认为，重点不在于认为这场“令人感到异样的表演”是好是坏，而必须脱离个人立场去审视它。记者兼西班牙专家保罗·英根达伊（Paul Ingendaay）在其《西班牙使用指南》中写道：“在黄色沙地上上演的一切，拥有古老的神话与宗教根源，且具有极高的马戏艺术水准。”

对于斗牛牛而言，在竞技场迎来死亡之前，有着五年如天堂般的生活。有时，公牛能从这场盛会中幸存下来，就像 Cobradiezmos 一样，它在 2016 年的塞维利亚战斗得如此勇敢，以至于人们决定将其赦免（begnavigte）。

在艾丽西亚·鲁迪兹（Alicia Rudiez）的农场里可以看到，人们对公牛的热爱绝不仅仅在于战斗：每周多次，她会带领来自西班牙各地的访客（通常是家庭）乘坐拖拉机挂车穿过围栏。谁将接管这个农场，在这里早已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由艾丽西亚的孩子们继承。女儿即将完成兽医学业，儿子则在学习农业工程。而更困难的是在牛仔（Vaqueros）中寻找接班人，即那些维持农场日常运转的人，比如那位皮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的骑手，他上午刚把 Barbero 送到眼科医生那里。

橡树下 Barbero 的同类们看起来虽然淡定，但这具有欺骗性。“公牛是非常有领地意识的动物，”艾丽西亚·鲁迪兹说。一旦进入战斗状态，情况就会变得严肃——不仅是对两个对手而言。“当两头公牛打斗时，其他所有牛都想介入。这时情况会变得很阴险。它们会评估谁比较弱，然后从背后袭击。”仿佛听到了这个问题一般，围栏里开始发生一场斗殴。两头公牛用头颅互相猛撞，牛角卡在一起，尘土飞扬。突然，艾丽西亚·鲁迪兹警告道：“走开！快离开这里！”愤怒的公牛完全能够跳起，翻过围栏的石墙。几天前，在靠近梅迪纳-西多尼亚（Medina-Sidonia）镇的一条公路边，一头逃脱的公牛袭击了几辆汽车。

如果公牛发起攻击，应该怎么做？“不要动，”艾丽西亚·鲁迪兹说，“公牛总是对动作做出反应。”治疗结束后，Barbero 的愤怒平息了。它走出围栏时显得有些迷茫，但不再像之前那样愤怒。

对于 Barbero 来说，这只是几滴眼药水，但对于农场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干预。一只视力有缺陷的公牛将毫无价值，在竞技场中不可预测，且会对斗牛士造成生命危险。

夏天结束了，车里正通过流媒体播放 The Doors 乐队的第五张 LP 专辑《Morrison Hotel》，其中包含一首抒情歌曲

塑料袋里的回忆

我们的专栏作家保存了许多来自其记者生涯的奇怪物件。 他现在是否应该像一位“丢弃专家”建议的那样，与这些东西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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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常生活-

提醒人们，红色援助（Rote Hilfe）是一个无害的非政府组织，即便它曾在法庭上为一名恐怖分子鼓掌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喜欢那些年长的读者，因为他们仍然愿意花很多钱购买纸质报纸，而那些我以前曾刻薄地称为“电子水母”的数字化人群，对此并不太能理解。顺便说一句，我用“电子水母”这个词大多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是带有赞赏之意的，因为他们与我们这些来自铅字排版时代的人不同，他们带来了未来。大概是这样吧。

这几天我在哪里读到了一篇建议类文章，教我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掉旧物。确实，在漫长的一生中会积累很多东西。男性在囤积习惯方面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例如，我有一个相当大的塑料袋——塑料袋是有害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凭证卡及其配套的挂绳。在之前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是一名记者，因此我参加过诸如 1985 年的“坚毅萨克森”军队演习，以及德国总理访问利比里亚（State Visit of the German Chancellor to Liberia）、2007 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基社盟（CSU）党代会，或是 2013 年的“前进”夏季庆典。在每个场合，我都会得到一张可悬挂的塑料卡片，即胸卡。凭借这些大量的证件，我可以重构我的职业生涯，并写一部具有小说色彩的自传。我也可以把这些胸卡放在 eBay 上出售。但我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在写自传之前，我宁愿把约施卡·费舍尔、赫里伯特·普兰特尔以及一个随机抽选的出版商的头像纹在我的背上。

到处播放的流媒体背景音乐证明：并非所有事情都比以前好

这位“丢弃专家”建议的措施之一是舍弃 CD。这又是那种典型的建议，其逻辑是：如果我没有歌德全集，那么你也不需要。没错，我有许多 CD，包括古典、爵士、摇滚、民族音乐以及其他一些。而且我仍然在使用 CD 播放机，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也使用流媒体听音乐。至于是否要重新买一台唱片机，我还不知道。有些人对黑胶唱片深信不疑，而且我的老友阿克塞尔（Axel）——他已经去世三十年了——曾拥有几千张爵士乐 LP 唱片。当我们去阿克塞尔家吃饭时，从来没有背景音乐。如今几乎到处都在播放流媒体背景音乐，这证明了并非所有事情都比以前好。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又在讲述“婴儿潮一代”的往事了。一方面，这很好，因为关于“婴儿潮一代”的故事能让本专栏的许多读者产生共鸣。（如果有一天我像现在在会议、营销研讨会以及类似的迷途之谈中那样，如此严肃地使用“产生共鸣”这个词组，那么，参考上文，我也会在小臂上纹上“在平等的高度接纳我吧，宝贝”这样的字样。）

另一方面，偶尔有人写信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和他们一样。这让我陷入沉思——或者用现在的话说，这令人不安——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尤其是在本专栏探讨的这类问题上。这篇文章更像是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才产生想法。顺便说一句，许多其他新闻文本也是如此。只不过那些创作者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人们将“作者身份”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

我认识的一位文本管理员经常抱怨，报纸里的严肃文章太多了。我理解这个告诫，部分原因是因为——参考那些徽章——我觉得现在人们读到的所有严肃内容，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写过了。或者在三十年前。我的助手（当时还被称为秘书）年复一年地将我的文章剪下来，粘贴并收集在 Leitz 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夹现在在我这个退休老人的洞穴里渐渐泛黄。我可以根据这些文章来梳理我的职业……唉，您懂的。最迟在我的葬礼之后，所有这些都会被扔掉。 库尔特·基斯特 (Kurt Kister)

库尔特·基斯特 撰写关于 “无关紧要之事”之重要性 的文章

正反观点

等一下 学生们 在巴黎举行示威，2026年10月6日。

如今的露营还叫露营吗？

年轻人总得忍受各种议论。说他们不关心政治，说他们不再阅读，说他们迷失在 TikTok 和 Snapchat 无止尽的推送流中。然而，现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恰恰表明，年轻人正在积极参与，他们熟悉政治代码。他们为了自己的诉求走上街头，就像法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做的那样。照片中可以看到巴黎首次大规模全国集会上的年轻人，数十万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喧闹且和平。在早前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中，双方都有多人受伤。这场运动并未减弱，相反，它正在壮大。一些婴儿潮一代认为，巴黎笼罩着一层 68 年的阴影，但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类比。1968 年 5 月，来自富裕街区的青年反抗的是父权制和教会，反抗的是过时时代的僵化习俗。而现在引发这波抗议浪潮的来自 Banlieues（郊区）的高中生们，要求的仅仅是最基本的东西。例如，与市中心高中生享有平等的机会。增加教师数量，这样课程就不会经常停课。还需要足够的卫生纸、不漏水的屋顶、更小规模的班级，总之是一个体面的环境。如果这都不算崇高的事业，那什么才算。 奥利弗·迈勒 (Oliver Meiler)

在国外的德国游客：他们为所有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穿着实用的装备——从头顶（轻量化帽子）到背部（超轻且超强承重的背包），再到脚底（极耐磨的凉鞋），总重量最多 27 克——在巴黎、布拉格或巴勒莫穿行。他们敢于离开自己天然的栖息地——那些他们如此热爱、正因为没有自来水和卫生设施而显得简陋的二类地段营地——闯入人口稠密的居住区。

当地人以永不消减的好奇心看待这些访客：这些神秘的生物究竟是什么？穿着的美利奴短袖衬衫竟然比他们的肺还要透气？他们那种标志性的、兴高采烈的沉默寡言，竟然如此难以与人类尊严相调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许多德国人天生具有的一种“功能主义癖好”与“舒适焦虑”并存的特质，不仅体现在露营本身，也体现在语言中，例如广泛流传的励志名言：“偶尔没意思也行。”或者：“没有糟糕的天气，只有糟糕的装备。”德国自行车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简直具有象征意义。它比歌德更能描述德国人的灵魂：“折磨你自己，你这头猪！” (Quäl dich, du Sau!) 1997 年环法自行车赛在 Hundsrück 山口时，职业车手乌多·博尔茨 (Udo Bölts) 对他体力不支的队友扬·乌尔里希 (Jan Ullrich) 这样大吼。那头“猪”乌尔里希折磨了自己并赢得了环法冠军。博尔茨如今销售的商品中包括自行车裤，其臀部位置就印着这句话。

反奢侈 作为 道德优越感 的证明 绝不能 获胜

不过，如果他想再次大赚一笔，应该扩大产品线：增加硬邦邦的防潮垫和漏风的帐篷。这样，所有那些仍认为自己是“真正露营者”的人，不仅能拥有符合他们“痛快感”的住所和垫子，还能直接拥有一种抗议横幅。接招吧，你们这些所谓的、像罗马帝国晚期一样颓废的邻居，你们竟然允许自己奢侈到在移动房屋 (Mobile Home) 里过夜！

因此，在那些使用快开帐篷的极简主义者圈子里，最近在杜塞尔多夫“房车展” (Caravan Salon) 上展出的配备平地玻璃淋浴间、干衣机或保时捷车库的新型房车，引起了嘲讽和愤怒，这并不令人意外。

在露营文化的斗争中，传统主义者的愤怒指向了那些身处高位的人——他们住在防震的“轮上别墅”里，觉得睡在地上太掉价。

因为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根本不知道，试图将地钉钉入布满松树根的沙地时是怎样的绝望感。不知道锤子砸在指甲上的感觉。不知道地钉在猛烈打击下如何弯曲。他们不懂这些，所以：他们什么都不懂。

面对这种不可调和的关系，现在是时候向所有那些将自己所谓的生存能力优势视为身份认同一部分的“生存专家”们发表反驳演说。

即便感觉如此：不需要奢侈品并不是一种成就。不过，那些发表这种不请自来的表白（“哎，我其实不需要奢侈品”）的人，大概更希望得到一个由廉价塑料制成的奖章——就像那些简陋的便携式马桶一样。

绝不能让将反感奢侈视为道德和露营能力优越感的证明地占据上风。如果真的需要，那么需要的是统一。为了良好的邻里关系，即便是在五星级营地，即便在未来。即便在发表了像这样激进的言论之后。好了，现在先把泳裤扔进露营烘干机。当然，外接电源你们当然也可以一起用。 伯恩哈德·赫克勒 (Bernhard Hec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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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房车展”（Caravan Salon）上，展出了配备玻璃淋浴间、干衣机和保时捷车库的房车。这不是开玩笑。

在威尼斯附近一片松树林覆盖的岬角上，紧邻亚得里亚海，坐落着欧洲最大的露营地之一：3000 个车位，十几个餐厅和一个巨大的水上乐园。在旺季，一个四口之家的单晚费用轻松达到 120 欧元。而像上述的“威尼斯码头”（Marina di Venezia）这样的豪华露营村，绝非终点，而只是一个持续数十年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这在本质上是一次微观进化。

这种进化可以用“最大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biggest）原则来描述，指的是最大、不，是最大规模房车的无处不在。通过这种“露营达尔文主义”，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度假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度假类别，它将那些规模较小、装备较低的露营者挤到了营地最偏僻的角落。

如今的露营度假 往往遵循 “最大者生存” 原则

与传统意义上的露营相比，随车携带的房车或现场租赁的移动房屋仅在族谱上有所共同。根据词源，露营（Camping）在旅游业的石器时代可以等同于“扎帐”，它发生在 Campus 上，即一片原野、一块空地或一个营地。这里已经蕴含了节俭、简朴和野性的意味。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人们也可以把家猫称为剑齿虎，仅仅因为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联。因为如今，原始露营者留下的痕迹，就和剑齿虎一样少。

事实上，如今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再允许搭建帐篷的露营地。仅从度假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露营者就应当被列入“物种保护”名单。毕竟，露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种度假形式：那些受收入限制而对成本敏感的父亲，可以向他的四个孩子承诺一次冒险之旅，而无需被贴上“吝啬”的标签。就此而言，露营曾是所有度假形式中最民主、同时也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在通常情况下，它只需要极少的规划，甚至无需预订，人们直接开车前往即可。露营地曾是那些临时起意者和度假游牧民的避风港。

而如今，收入更高的人们开着像长途巴士一样长的庞然大物，首先堵塞了从北角到西班牙南部的当地道路，随后在泊车辅助系统的帮助下，将车辆停入一个提前数月预订、价格堪比四星级酒店的区域。而且，那里通常早已不再是原野，而是一块被拉直、量准的地块，散发着一种七十年代住宅楼的魅力。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冒险、任何个性、任何自发性都被挤压殆尽，就像那些“超级露营者”在他们的豪华座驾前，矛盾地将从利多超市（Lidl）买来的番茄膏挤在面条上一样。

作为一个“进步暴徒”，面对拥堵的道路和帐篷的消亡，可能会说：好吧，这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规定说露营必须是生态主义者的一种自我克制。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平时如此热爱进步的人，想要用“露营”这个词来暗示一种与自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许多营地根本已不复存在，因为奢靡之风已经侵入。

令人惊讶的是，在其他休闲活动中，新词的创造一直相当频繁。比如，越野跑（Trailrunning）不再被称为徒步，也没有人会将立式桨板（Stand-up-Paddle-Boarding）称为划筏。也许，对于这种所谓的“露营”，应该有一个新的、更贴切的词汇。汽车酒店业？房车化？或者干脆叫作度假者的“露天养殖”？ 多米尼克·普兰特尔（Dominik Prantl）

当记忆变得不可见

恰恰在极端主义日益增长的时代，官僚们却让拉施塔特（Rastatt）的德国自由运动纪念馆关闭。在这个国家，纪念民主的先驱为何如此困难？

作者：约阿希姆·凯普纳 (Joachim Käppner)

上周日，他们在拉施塔特宫前举行示威，挥舞着黑红金三色旗。不，这绝对不是德国选择党（AfD）的游行，而是一个完全拥护民主的协会。因为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篡夺共和国的传统颜色，而左翼人士如果以轻蔑或恐惧的态度拒绝“德国国旗”，只会对他们起到帮衬作用。正因如此，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社民党）本周在柏林的一次民主示威活动中表示：“我们也将黑红金三色视为自由德国的颜色。因此，我们绝不会让右翼极端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夺走黑红金三色。”

黑红金三色自19.世纪初以来就是自由统一德国的象征，它是1848 / 49年失败革命的颜色，在纳粹独裁时期被禁止，它是共和国的颜色。1849年5月，在拉施塔特宫的荣誉庭院中，巴登侯爵的士兵们反抗统治者，加入了民主起义运动；这里曾是短暂的德国自由的最后堡垒，直到普鲁士的“霰弹王子”威廉（1871年起成为德国皇帝）镇压了革命者，并在拉施塔特要塞处决了其中许多人。

正是在这里，在拉施塔特宫，最进步的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于1974年认为这里是建立德国自由运动纪念馆的正确地点：“自由民主和法治秩序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古老的梦想。”但现在，这座纪念馆已关闭，且期限不详——针对这一点，在10月3日这个自由统一德国之日，数百人举行了抗议活动。纪念馆支持协会前主席冈特·考夫曼（Gunter Kaufmann）在现场表示：“在拉施塔特这个核心纪念地，德国自由历史变得不可见，这令我们无法理解且感到震惊。”

弗赖堡大学美国研究教授沃尔夫冈·霍赫布鲁克（Wolfgang Hochbruck）也参加了活动，他同样致力于纪念馆支持协会的工作。霍赫布鲁克表示， “恰恰在现在关闭纪念馆，且没人知道何时重新开放，这简直是可笑的，而且处理方式完全不恰当”。所谓的“恰恰在现在”，是指在极端主义抬头和民主疲劳感日益增强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关闭纪念馆发出了“完全错误信号”。他并不想指责相关机构有阴暗意图——他认为罪魁祸首是“琐碎的官僚主义”。

事实上，对德国自由运动的记忆目前似乎在德国联邦制的迷宫中迷失了。前巴登-符腾堡州社民党州议会议员、拉施塔特纪念馆支持协会主席约纳斯·韦伯（Jonas Weber）冷静地说道：“我们感觉，人们正在慢慢地抽干这座自由博物馆。”

因为该馆由多个部门共同负责，首先是作为承办方的联邦档案馆以及巴登-符腾堡州。联邦政府支付大部分费用，包括小型纪念馆团队的工资，而州政府则支付

”

“自由民主和法治秩序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古老的梦想。”

古斯塔夫·海涅曼，1974年

拉施塔特德国自由运动纪念馆前的联邦旗帜。大图：黑-红-金是德国共和国的颜色：1848年柏林革命期间的路障战斗。 照片：联邦档案馆，维基共享资源 / 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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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档案馆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复询问时表示：在防火方面“发现了严重缺陷，部分属于最高风险类别。为了履行运营商的职责并保护访客及员工，联邦档案馆因此被迫出于安全原因于 1. August 2026 关闭该纪念馆”。然而，改造工作及其相关费用由州政府负责，而联邦档案馆表示“尽管已尽一切努力，但至今仍未能与州政府达成共识”。根据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的说法，该部门未被纳入防火鉴定过程，但州政府对纪念馆尽快重新开放感兴趣。就这样，各部门陷入了争执。

据了解，联邦、市和州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磋商，近期还计划进行一次共同实地考察，当然，目前尚未达成解决方案，更没有决定重新开放的日期。目前重新开放的时间仍不确定，这甚至导致联邦总统介入，乔纳斯·韦伯专门写信给了他。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将纪念德国自由运动视为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他在几天前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实际上，这不应该如此困难。支持协会推测，相关费用仅为几千欧元，最多 20 000 欧元，且仅仅是因为规定变得更加严格，需要并在逃生通道安装新的防火门等类似设施。相关部门未公布具体数字。乔纳斯·韦伯表示：“在必要时，支持协会可以通过捐款自行筹集这笔资金。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询问我们。”韦伯称，联邦档案馆禁止支持协会这样做。因此，支持协会现在支付在市属空间举办的特别展览“姐妹们，撕碎你们的锁链：女性与 1848 / 49 年革命”的费用。

这座关于另一个、一个更好的德国的最古老纪念馆为何如此重要？没有谁能比其创始人表达得更精准。海内曼在 1974 年用至今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话语要求道，德国的传统不应“成为反动分子的专属世袭财产，尽管他们对此大声疾呼。(...) 现在是时候让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在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历史记载中，以另一种方式书写我们的历史了”。

正如海内曼深知的，在历史上，德国的自由运动与美国、英国或法国的自由运动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在德国，它们全部失败了。通往现代国家体制、通往 1871 年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的民族统一之路，恰恰没有与内在自由相结合，权威主义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是，”海内曼在 1974 年纪念馆开馆时说道，“1848 / 49 年的德国起义像许多自由运动一样被镇压了；同样事实是，那些戴着君主王冠的胜利者及其仆人们竭尽全力，试图在历史书中诋毁、掩盖，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全抹除这段记忆的图景。”得益于该馆的建立，历史被照亮了许多。无数个学校班级在拉斯塔特宫（Rastatter Schloss）学习到，在德国，公民、农民和工人也曾为自由而战；联邦总统以及许多其他政治名流也曾在此发表讲话。

海内曼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曾祖父雅各布·沃尔特（Jakob Walter）就属于 1848 年起义者之列，其兄弟卡尔（Karl）和弗里德里希（Friedrich）曾在巴登革命军队的行列中与普鲁士的绝对优势力量作战。他们充满了民主精神，当时你们中的一位，记者恩斯特·埃尔森汉斯（Ernst Elsenhans）曾用如此充满希望的句子将其概括：“在议院和俱乐部里，在报纸和民众集会上，在啤酒长凳上，甚至从讲道坛上，人们都在宣告——一个新讯息：主宰者并非某个天授神权的个人，而是人民拥有主权，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人民才是家中的主人。”

然而希望落空了。埃尔森汉斯被普鲁士军队枪决。卡尔·沃尔特在瓦格豪泽尔战役（Schlacht von Waghäusel）中因伤去世，当时巴登革命者在 1849 年面对绝对优势力量进行了顽强且勇敢的抵抗。兄弟弗里德里希则成功逃往美国。

所有这些名字，在德国依然很少有人知道。相比之下，在美国，人们为那些在普鲁士的报复前逃往美洲的“Forty-Eighters”建立了纪念碑：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于 1849 年通过拉斯塔特要塞的下水道逃离普鲁士的刽子手，随后在 1861 年至 1865 年的美国内战中，与南方各州的奴隶主展开了第二次争取自由的战斗，而这一次他成功了。同样，巴登革命军的副指挥官弗朗茨·西格尔（Franz Sigel）在 1861 年动员在美德国人反对奴隶制，并作为将军为南方战败做出了贡献。最近，尤尔根·迪克（Jürgen Dick）出版了第一部关于西格尔的德语传记：《从 1848 年起义者到 Forty-Eighter》。这些名字在德国也应当得到认可，

“德国的自由战士，最后甚至赢了——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常见”：沃尔夫冈·霍赫布鲁克。照片：私藏

正如沃尔夫冈·霍赫布鲁克带着轻微的讽刺所说：“然而，这些 Forty-Eighters 是德国的自由战士，最后甚至赢了——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常见。”

诚然，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关于德国自由运动的记忆在很多方面有所改善：2023 年人们隆重纪念了 48 年革命 175. 周年，2025 年将纪念 1525. 年德国大规模农民起义 500. 周年。但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不同，这在公众的历史意识中依然缺乏根基。

事实上，许多人早已不仅希望纪念馆能迅速重新开放，还希望对其进行全面的重新构思。上一次大规模更新是在 1998 年，正值 1848 / 49 年革命 150. 周年，这也是展览的核心主题——尽管后来增加了一些展厅，用于展示 1989 年东德公民的和平起义，以及一个霍赫布鲁克非常看重的关于“Forty-Eighters”的展厅。目前已经有一个方案，计划提高用户友好度，增加多媒体元素，并加强对其他德国自由斗争的认可，但该方案仍被锁在文化官僚机构的抽屉里，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对方显然在回避成本。

沃尔夫冈·霍赫布鲁克（Wolfgang Hochbruck）认为这件事值得去做，他从历史视角看待这座纪念馆的作用：“民主必须被捍卫，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至今未能为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提供足够的、能产生认同感的积极方案。而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提供的素材，这些在拉施塔特（Rastatt）目前还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比如 1793 年的美因茨共和派，以及 1918 年起义的水兵。”对于那些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寻找榜样的人来说，在历史中绝对能有所收获：“这里一直有人们为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座纪念馆的规模应当扩大好几倍。”

“上帝保佑你，否则就太美好了”：伟大的自由斗争

1525年：“当亚当在耕地，夏娃在纺纱，贵族在何方？”在这一口号和“绑鞋之盟”（Bundschuh）的旗帜下，一场反对沉重税负以及贵族和教会专横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了。无数城堡被摧毁，在梅明根（Memmingen）宣布了《农民十二条款》，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份书面的自由诉求。然而，当诸侯派遣雇佣兵军队而来时，这场第三等级的革命最终以血洗告终。

1813–1815年：“狂野的狩猎，德国的狩猎 / 追逐……（刽子手的）鲜血与暴君。 / 因此，你们爱我们的人，不要哭泣，不要哀叹！ / 土地终将自由，黎明终将到来， / 哪怕我们必须在死亡中赢得它！”西奥多·科尔纳（Theodor Körner）的诗作《吕措的狂野狩猎》（Lützows wilde Jagd）表达了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激情与自由意志。1813 / 14年，数万人加入德国军队，旨在将拿破仑的占领军驱逐出德国。但结局却是背叛：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德国人既没有获得统一，也没有获得自由，反动诸侯家族在“神圣同盟”的掩护下，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镇压一切反对势力。

1848 / 49年：“他不在任何树上悬挂，也不在任何绳索上悬挂， / 他悬挂在关于自由共和国的梦想之中。”这首关于巴登革命者弗里德里希·赫克尔（Friedrich Hecker）的歌曲，概括了1848年革命的伟大与悲剧。

这场革命起初取得了成功，迫使德国的君主们同意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选举产生国民议会。然而，尝试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在议会内部保守派、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对立，以及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那顶带有“革命臭味”的皇帝皇冠面前失败了。君主们解散了国民议会，而1849年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的两次血腥余波中，革命者虽然夺取了权力，但被普鲁士及其盟友暴力镇压。

1918年：没有哪次德国革命像1918年11月水兵和士兵反对继续进行早已失败的第一世界大战那样，在起初如此成功。起义扫除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并强制推行了魏玛民主宪法。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与社会民主党（SPD）之间的争端导致军方和旧精英继续把持关键职位，并从此竭力破坏共和国——最终在1933年导致了致命的结局。早在1919年，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就在《世界舞台》（Weltbühne）上为德国革命写了一篇悼词：“上帝保佑你，否则就太美好了。 / 上帝保佑你，命中注定不能如此。”

1933–1945年：德国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既多样又分散——且仅由勇敢的少数人承担。他们并非全部持有民主目标，但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下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或军队内部的抵抗力量——这些人为了对抗他们无法推翻的纳粹独裁政权，经常在斗争中冒生命危险，甚至失去生命。其中最具有希望的一次尝试是1944年7月20日军官在“狼穴”对阿道夫·希特勒发起的炸弹袭击。随着这次袭击的失败，计划中的政变也随之破产。

1989：“我们就是人民！”这句口号如今常被右翼民粹主义者挪用，但在1989. 东德的和平革命中，它是当时的战斗口号。这场革命始于早秋并不断扩大，直到数十万东德人走上街头示威。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当时那里由改革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统一社会党（SED）政权不敢采取某些人要求的“北京方案”，即动用大规模暴力。在经历了四个十年后，东德像纸牌屋一样崩塌，11月9. 柏林墙倒塌。这是德国第一次带来真正自由的革命。 约阿希姆·凯普纳（Joachim Käppner）

可见性

罗莎莉·托马斯 (ROSALIE THOMASS) 关于

凯瑟琳·霍尔默 (Kathrin Hollmer) 的访谈

南德意志报 (SZ)：托马斯女士，您经常在 Instagram 上发布您在火车上与男性的经历，这些人因为大声打电话或过度占用空间而干扰其他乘客，从而引起您的注意。您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罗莎莉·托马斯：首先是想让人们笑一笑。我注意到，这个本应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我经常无法将其用于我想在那个时间做的事情：工作、安静地阅读或者单纯地盯着窗外发呆。几乎总有一个男人在用他的商务电话干扰周围的所有人。戴上主动降噪耳机后，人们会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感觉——如果他们原本有这种感觉的话——并且意识不到自己声音有多大。在火车上，人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因此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寻找了一种创造性的应对方式。

照片：LINDA ROSA SAAL / LINDA ROSA SAAL

您会直接对这些男人说什么吗？

经常会。有一次是在周日，一群大声喧哗的男人在车厢餐饮区，他们喝酒甚至抽烟，于是我走过去说：伙计们，有必要这样吗，其他人想工作。然后他们在我面前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让我感到害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其他乘客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身后支持我。

呃。然后呢？

我去找了列车员，但她说她什么也不会做，因为她原话是“不想被捅一刀”。这些人不仅决定了环境是嘈杂还是安静，还决定了谁能感到安全，谁不能。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保护那些面向所有人的空间。我认为，在小事上保持严厉、致力于民主价值和相互尊重的共处方式是正确的——我愿意扮演严厉的角色。就像我们不能对种族主义言论、袭击或厌女笑话视而不见一样，因为这些最终会让贬低女性的行为变得合法化。

“贬低”是丹妮拉·德勒舍尔 (Daniela Dröscher) 的畅销书《关于我母亲的谎言》中的一个大主题。书中一名女性被丈夫欺凌，因为在丈夫看来她太胖了。您不仅饰演了主角，还亲自编写了剧本。这部原著小说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这部小说设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西德的小家庭微观世界中，具有多个层面：它以女儿的视角讲述，她以一种毫不掩饰但充满爱意的方式观察母亲，并揭示了那一代人得到的支持多么匮乏。她们经常感到孤独！主角科妮莉亚 (Cornelia) 被丈夫贬低，因为他将自己无法获得职业成功归咎于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妻子。她想要自己赚钱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她的父母和婆婆也试图压制她。

然后您就申请了改编权？

我给丹妮拉写了一封类似情书的信，阐述了为什么我一定要拍这部电影。我想让这位女英雄变得“可见”——即使是一个独立、有才华的女性，也无法保证不会陷入一段有毒的关系。她的丈夫并非一直如此，他们从来都不是。起初他帮她处理税务申报，多么贴心，但到某个时候，她失去了对账户的访问权，无法离婚。我对心理暴力的机制感兴趣：那个与你分享爱情故事的亲密之人，每天告诉你你出了问题。在这个案例中，他选择了身体作为攻击点。

关于个人

在小说中，对这个身体的想象完全交给了读者的幻想。书中既没有提到衣服尺码，也没有给出体重公斤数。我在阅读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想：快写写她有多重！否则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说对了。难道我有权根据衣服尺码来评价一个人吗！我也并非没有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罗莎莉·托马斯（Rosalie Thomass），39岁，在慕尼黑长大。她十岁时就在慕尼黑人民剧院演出，17岁时凭借在多米尼克·格拉夫（Dominik Graf）的《警讯110：他本该死去》（Polizeiruf 110: Er sollte tot）中的表现作为演员崭露头角。她因该角色获得了格里默奖（Grimme-Preis）。之后，她还出演了马库斯·H·罗森米勒（Marcus H. Rosenmüller）关于在巴伐利亚省长大的一部故乡电影三部曲，以及多丽丝·德里斯（Doris Dörries）的戏剧《来自福岛的问候》（Grüße aus Fukushima）。对于丹妮拉·德罗舍尔（Daniela Dröscher）的畅销书《关于我母亲的谎言》（Lügen über meine Mutter）的电影改编版，她不仅撰写了剧本，还饰演主角。该片将于10月8日起在电影院上映，10月25日她将首次以新侦探的身份出现在弗兰肯地区的《犯罪现场》（Tatort）中。托马斯与丈夫和孩子们住在慕尼黑。

您在电影中是如何转化这一点的？我们通过视角来处理。例如，摄像机从在桌下玩耍的女儿的视角拍摄，从下方观察会显得人更重。观众应该怀疑康妮莉亚是否再次增重了。这相当有趣，因为此前一直相反：无论我处于什么状态，每次试装时讨论的核心重点基本上都是什么能让人显得“苗条”。

一次试装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有时必须脱到只剩内裤，在挑选和调整拍摄服装之前要进行测量。在那时，我经常对自己身体感到某种迷茫。尽管我的尺寸在德国属于平均水平，但显然没有人教过如何给这种体型的人穿衣？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句子：“遗憾的是，你不能穿短裤。”或者：“你肯定不想露出你的手臂吧。” 您是如何忍受的？

这取决于我的生理周期，但大多数时候我很俏皮，会问：“为什么不行？我的手臂怎么了，让你觉得碍眼吗？”我的性格非常倔强，并且乐于看到我的存在本身似乎就足以构成一种挑衅。但也有一些时刻，我无法简单地将其释怀。一位服装设计师曾问过：“你生孩子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三年。然后她问“真的吗？”，并一脸惊愕地从头到脚打量我。

您当时怎么做的？

我会提醒自己，这与我无关，而与评论的人有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阶段性地，我收到关于我身体的反馈比关于我实际工作的反馈还要多。我甚至经常感到同情，因为我想，这个人对自己大概也是这么说话的。尽管如此，我也不是石头做的。在听到那句话后，我给我的教练打了电话。如果我觉得自己不够体面，我就无法面对镜头。我必须感到舒适。

您这部电影的试装情况如何？

为了这部电影我增加了体重，因为我想这样，而且寻找答案的过程真的是一种享受：在这一场戏中，我怎么能显得更魁梧一点？穿什么能增加分量？我觉得这极其令人释放！现在我必须亲自写这部电影，好让我的身体终于不再是障碍，而是作为我的工具被欢迎。

”

“我的性格非常倔强，而且我很享受我的存在本身似乎就足以构成一种挑衅。”

当男女演员为了角色而增重时，他们在随后的采访中经常讲述自己是如何快速减掉这些体重地。

起初我也认为必须尽快恢复到我的“正常”状态，以免业内人士认为我以后永远长成那样。然后我不得不笑了起来，因为我不能在拍完这部电影后，又下载一个计算蛋白质摄入量的应用程序！我不提具体的公斤数，因为这可能会触发某些心理反应，所以我决定不再给自己压力。我现在生活得相当不错。我的意思是：这场游戏反正赢不了。

您是指什么？

有些人说：可惜你又瘦了，之前那样很适合你。另一些人则说：看来度假时的食物很合胃口啊！如果因为这个而导致我拿不到某些角色，那说明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审美习惯。一旦你理解了背后的结构，就更容易与之保持距离。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并购买紧致肌肤霜（Cellulite-Cremes），谁能从中获益？我没从中获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在社会中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但根据目前的身体形象标准，她们应该再次尽可能地“缩小”。

我目前正在研究身体崇拜与法西斯主义思潮抬头之间的联系，并发现了“身体法西斯主义”（Body Fascism）这个词。它描述了一个极其狭窄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一个身体才被认为是“好的”，以及身体崇拜如何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如果你执着于自己的身体，你就没有其他精力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成为首席执行官、创办出版社或拯救气候？对于我的职业，我可以将运动设为优先级——或者为了我的心理健康。但绝不是为了符合一个被严格定义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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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格洛肯巴赫区（Glockenbachviertel）的一家经纪公司里，罗莎莉·托马斯（Rosalie Thomass）布置好了她一天的办公室。这位演员兼编剧刚刚完成了一次视频采访，现在她合上笔记本电脑，立即进入主题：女性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争取空间——尤其是今天，当她们被要求根据当前的身体形象标准尽可能少地占用空间时。

——理想形象。这需要耗费多少精力，我在孩童时期就意识到了。我的母亲成长过程中一直在节食。尽管她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女性，但外界对她的看法与她对自己的认知完全不同。 以前，母亲和祖母经常对女儿进行严重的身体羞辱（Bodyshaming）。您的母亲是否将这一点传递给了您？

当然。“必须这样吗？”、“这条超短裙并不显身材”——我听过太多次这个词了！结果我当然特意穿上了那条裙子。现在看到那个时期的照片，我会问自己，为什么她会那样看待。而且我竟然相信了，这太疯狂了！

小学时我因为身材被霸凌，六年级时我进行了第一次节食，并且为减肥成功而感到自豪。今天，我对当时参与其中感到羞愧，并对年幼的自己感到同情。现在我也能宽容地看待我的母亲，认为她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六年级之后您的情况如何？

我十二岁时就已经长到了现在这么高，这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当时我决定不再参与这种“想要融入”的游戏。

您向孩子们传递什么样的身体形象？

无论女儿还是儿子——遗憾的是，如今这对男孩来说也是个话题，他们在校园里比较彼此的六块腹肌或八块腹肌，并与父母争论是否能喝蛋白奶昔。例如在家里，我们会讨论身体形状存在差异。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家庭中，外貌如何、是否体重增加或减轻并不是一个话题。

尤其是女性身体，永远无法仅仅是“存在”而已。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卡博纳拉身体”（Carbonara-Körper），用来形容那些为了变得强壮而非纤瘦而健身的女性。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我的体型，我属于这一类！但这样一来，我又掉进了陷阱。很快我就感到厌烦，为什么必须总是给女性身体贴上标签。 身体正向性（Body-Positivity）失败了吗？ 目前的抵制情绪太强烈了：Ozempic（减肥药）、Skinny-Tok（纤瘦风TikTok）以及“男性圈”（Manosphere），这些东西现在就像一个古老的父权制老古董一样在反弹，而反过来说，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坚定，不能再让自己的空间被夺走。与八十年代不同，我们今天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榜样。在社交媒体上是否只关注符合审美标准的模特，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人们可以筛选自己的信息流，给自己的眼睛和灵魂带来益处。在那里，你会发现出色、聪明、令人惊叹的人，而身体最终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您的电影中，主角科妮莉亚（Cornelia）本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问题。在电影中，她的信念显得更加自信。

剧本是我个人的诠释，而且我始终需要希望。在阅读时，我想成为她缺失的那个能给她力量的朋友，告诉她：你不需要忍受这些。我还想展示这对伴侣的潜力，让人看到维尔纳（Werner）其实很喜欢妻子的身体。很多男性在性方面会被这种体型吸引，但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带有羞耻感。因此，我为此虚构了一场性爱戏。

但您曾说过，如果剧本中没有裸露戏，您会立即接演某个角色。而在这里，我却为自己写了一场。我从未想过要隐藏自己的身体。但总的来说，裸露戏很少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无法讲述任何故事。我现在经常就此进行协商。这很简单，只需在讨论剧本时询问：这场戏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没有答案，这件事就解决了。

“当你设定界限时，很快就会被贴上‘麻烦’或‘难搞’的标签。但如果这就是定义，那么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您的整个职业生涯。您在 17 岁时就在《警讯》（Polizeiruf）中饰演一名被迫从事色情业的女性。

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一种极大的折磨。我开始抽烟，是因为在角色设定中，我每天要抽 20 根手工卷烟。有一次我崩溃了，无法停止哭泣，那感觉很可怕。

如今人们根本无法想象。

尽管如此，我并不想失去这段经历。当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些情况在回想起来时，我希望当时自己能说点什么。所以现在，如果我作为女主角发现有人感到不舒服，我认为我有责任为她或他发声。现在对我来说这变得更容易了，只是反馈往往并不愉快。当你设定界限时，很快就会被贴上“麻烦”或“难搞”的标签。但如果这就是定义，那么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您经常饰演不循规蹈矩的女性：在《大奖》（Jackpot）中，您饰演一名拖车司机，偷走了黑帮的钱；在《一个惊世骇俗的女人》（Eine unerhörte Frau）中，为了孩子，您与医生以及整个家乡村庄对抗。从 10 月底开始，您将在《犯罪现场》（Tatort）中饰演一名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警探。在那部剧中，您可以表现得多么不循规蹈矩？

我可以参与塑造我的角色。她有点古怪，和法比安·欣里希斯（Fabian Hinrichs）饰演的同事差不多，但更接地气、更直接。例如，当同事理所当然地分配任务时，她会直接询问怎么回事。创造这样的角色让我感到快乐。

在《关于我母亲的谎言》（Lügen über meine Mutter）之前，您参与编写了丹麦喜剧《狩猎季》（Jagdsaison）的德国改编版。而且据说您的抽屉里还有一部剧本。这是一部关于母女的喜剧，就在最近，我又收到了一次拒绝，理由是：我们没法拍，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女人。对此我说：一个就坐在您面前。您想在电影中让什么样的女性可见？

我想看到的那种。允许愤怒、沮丧、古怪、尴尬、幽默，甚至有时粗鲁的女性。有点像《狩猎季》里的那些角色。女性经常告诉我，她们在我的女性角色中找到了共鸣，这给了我很大鼓励。我认为将女性的多样性呈现出来是一项任务。在图书市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在电视领域，流媒体平台也做得不错，只有电影院仍然很困难。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 我也不知道。男性通常被允许尝试多次，直到一部电影成功。而对女性电影制作人的投资较少。这个空间我们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争取。幸运的是，我天生就很有韧性。

“有教育资格的人”

Birthday Blues（生日忧郁） 我们的专栏作家在某个时刻停止了隆重庆祝生日。幸好她的女儿不再接受这种懈怠。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偶然看到了“Birthday Blues”这个美好的词汇，立刻觉得它在对我说话。

并不是因为我认同那种“长寿主义”的时代精神，或者认为衰老是上个世纪的某种毒素。我也并不倾向于在生日那天进行大规模的盘点，审视自己在如此高龄的生活中究竟实现了什么，或者没能实现什么。不，之所以“生日忧郁”能引起我的共鸣，原因很简单：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操大办地庆祝生日了。更准确地说，自从我的女儿在四年多前出生后，我就不再大肆庆祝了——这话听起来比实际感受要凄凉一些。如果说十年前我还会庆祝至少半周——先是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举行预派对（这总是被证明是最棒的派对），接着是正式派对，为此我会搬来堆积如山的食物，最后则是与所有还没来得及离开的人一起举行后派对——那么现在，我觉得自己仿佛在那个十年间耗尽了所有庆祝的精力，现在只要整个生日闹剧能赶紧结束，我就心满意足了。

孩子的出生让自己的生日显得微不足道

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日厌恶感”究竟从何而来？我在我的朋友圈中也观察到了这一点：最多只有在逢十的整数生日时才会发出邀请，而所有其他非整数的生日要么被淡化处理，要么被直接否认。这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出生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出生这一事实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试想一下，刚满一岁、仅仅经历了 365 天、一个夏天和一个圣诞节，是多么令人心碎地纯真？这与年满 39 或 40 岁完全不同，在那个年纪，你再也无法达到这种程度的纯白。

当然，也许人们不再经常大肆庆祝和干杯，是因为当前的时代不再那么疯狂地追求享乐，而且人们进入烈酒区购物的频率也比现在要高。至于我个人，纯粹是因为太累了。累到无法在半周的时间里忙于烹饪，接着再花半周时间庆祝，然后又如此地想念所有朋友，以至于忧郁像 B. B. King 的歌曲一样笼罩我，外加宿醉。

不过，我对忧郁的计算没有把我的女儿考虑在内。在最初的几年里，父母的生日对她来说无所谓，但到了四岁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妈妈，离你的生日还有多少天？我们要烤什么样的蛋糕？上面可以放软糖熊吗？”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周。所以，最近当我再次年长一岁时，我的女儿把手工制作的礼物送到我的床边，并强迫我在早上 6.30 吃蛋糕——带着软糖熊，带着酥粒，好吧，好吧。确实，孩子能像镜子一样残酷地映射出你的样子：快醒醒吧，你这个庆祝活动的懒虫！

在这篇专栏中，Friederike Zoe Grasshoff 和 Patrick Bauer 轮流撰写关于他们作为父母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孩子根本无法适应那里”

照片：CAROLIN FRIES

因为他们七岁的儿子抵触上学，Kreils 一家从黑森林搬到了松德堡（Sønderborg）。在丹麦，居家学习（Homeschooling）是被允许的。然而，在他们的新家乡，大量“逃学儿童”正日益成为一个问题。

作者：卡罗琳·弗里斯 (Carolin Fries)

丹麦森德堡，八月某个周四的 11.57 点：在阁楼的房间里，奥勒 (Ole) 打开电脑，将黑色耳机戴在帽子上。马上他就要和母语为英语的简 (Jane) 上英语课了。课程主题是在一座荒岛上生存，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desert 一词的意思不是“沙漠”，而是“荒凉”。奥勒坐在黑色的电竞椅上点点头，用英语说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生火、捕鱼、搭建小屋。与此同时，他在屏幕上通过鼠标点击将词汇与相应的图片连接起来。

在遮光阁楼窗外的世界，是如画般的丹麦景象：砖房鳞次栉比，风在树梢间吹拂，花园里绣球花和蔷薇盛开，人们仿佛能闻到近在咫尺的海味。克赖尔 (Kreil) 一家用他们在黑森林的房子换了森德堡的一座农庄，这里距离德国边境 40 公里：260 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两个厨房，两个浴室。

上午时分，12 岁的奥勒——身材瘦削，下巴长度的头发，穿着条纹衫——在起居厨房里继续钻研他的“项目”。厨房桌上还铺着三张粘在一起的纸，那是他为自己的密室逃脱书绘制的草图。奥勒热爱这类解谜故事，因此产生了自己写一本的想法。于是，他与母亲一起设计了一份计划图，图中绿色和黑色的线条纵横交错地连接着标有数字的圆圈。但所有构思的死胡同都准确吗？当所有药水所需的草药收集齐全后，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奥勒已经写了八页 Word 文档，他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电脑上学英语，厨房桌前学德语：这就是奥勒的学校日常生活。他一生中只上过一年的学。那是他在德国时读的一年级。“我们的孩子在那儿根本格格不入，”46 岁的斯特凡妮·克赖尔 (Stefanie Kreil) 说，她在紧身裤外套了一件彩色连衣裙。“那段日子太可怕了。”能感觉到这段回忆依然令她心痛，因此她希望在讲述故事时使用化名。每天早晨奥勒都会哭闹，因为他不想去学校。不想面对那么多其他孩子，不想面对老师们。他没有在七点钟和孩子们一起走向巴士站，而是半睡半醒地坐在马桶上，由父母帮他穿衣服。“就是不行，”斯特凡妮·克赖尔说。而此前他原本是对学校充满期待的。在入学第一天的照片上，他怀抱着入学糖果袋，笑容灿烂。

在吃鹰嘴豆沙拉和生食时，克赖尔讲述了五年前情况是如何一步步恶化的。奥勒在第一周就与一名同学发生了争执。而且由于疫情，当时的情况本就困难：必须佩戴口罩、保持距离、不断洗手。奥勒不想配合，开始在课堂上捣乱。起初，父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觉得只要多加劝导，在课间零食盒里放些好吃的点心，应该就能奏效。但这种方法只在封锁期间有效，因为那时奥勒可以在家完成作业。一旦他必须回到学校，这个六岁孩子就会哭泣，出现腹痛或头痛。他的入学焦虑很快让整个家庭陷入瘫痪。

但该怎么办？在德国，从六岁起就实行强制入学制度。在学校之外，只有在孩子生病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居家教学——而且通常仅限于临时情况。任何违抗这一义务的人都必须面对罚款。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规定如此严格。斯特凡妮·克赖尔（Stefanie Kreil）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很快就找到了像神经生物学家杰拉尔德·许特（Gerald Hüther）这样的学校批评者，后者认为标准化系统主要忽视了个体的潜力开发。在社交媒体上，她发现了那些移民国外并自行教育孩子的家庭。许多人住在丹麦。渐渐地，斯特凡妮·克赖尔开始在聊天群中询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晚上躺在床上，她问丈夫：这对我们来说会不会也是个选择？

在丹麦，没有强制入学制度，而是实行强制教育制度。申请居家教学（hjemmeundervisning, Homeschooling）的父母必须确保其孩子接受的教育水平与丹麦公立学校相当。这样一来，克赖尔夫妇就再也不必用冰淇淋或精彩的远足来诱骗儿子去上学了。但他们真的要抛弃一切，重新开始吗？他们很喜欢这个位于巴登-符腾堡州、拥有 8000 名居民的社区，并且买了一栋房子，原以为会在这里养老。马蒂亚斯·克赖尔（Matthias Kreil）是一名软件架构师，斯特凡妮·克赖尔是一名受过培训的作业治疗师，刚刚开始从事自由撰稿工作。而比奥莱大四岁的哥哥本（Ben）就读于华道夫学校——没有任何问题。

奥莱进入了和哥哥同一所学校。那是一所没有分数、没有压力的私立学校。但奥莱仍然不想去。起初，老师们还表示理解，甚至允许他每周休息两天。但到后来情况变得很明确：如果奥莱不去学校，父母必须提供医生证明。但对于克赖尔夫妇来说，他们的儿子并没有生病。他们想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诊断结果。“然而，对于像奥莱这样的孩子，德国的学校系统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安格拉·希克霍夫（Angela Schickhoff）来自“自由学习者团结协会”（Freilerner-Solidargemeinschaft），她表示，导致父母不想或不再让孩子去学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遭受欺凌的经历、学校恐惧症以及成绩压力。该协会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那些在法律上与当局作斗争的父母。“有时孩子就只是简单地说‘不’，”就像在克赖尔家那样。大多数家庭会尝试首先“在雷达监测之外活动”：他们注销居住地登记并申报为旅行状态——希望不被政府部门发现。另一些人则选择抗争。希克霍夫表示，自成立以来，该协会已为家庭支付了超过 100,000 欧元的律师费和罚金。不过，这仅限于那些由孩子本人拒绝上学的案例。在过去几年中，自由学习者群体被阴谋论意识形态者、“帝国公民”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严重渗透，“其中有很多胡言乱语者和极端立场，”希克霍夫说。她强调，协会与这些人保持明确距离。

每当该回学校上学时，这个六岁孩子就会哭泣，或者腹痛、头痛。他的入学焦虑很快让整个家庭陷入瘫痪

克赖尔一家既不想躲藏，也不想抗争。他们说，他们只是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于是，他们卖掉了在黑森林的房子，与亲友告别。有些人理解，甚至钦佩他们的勇气。另一些人则称他们天真或盲目。“在一些人看来我们是英雄，在另一些人看来我们是白痴疯子，”斯特凡妮·克赖尔说道。至于她的两个儿子确实拥有北欧名字这件事？“也许是命中注定，”她笑着说。

马蒂亚斯·克赖尔与雇主约定，他每月只需去办公室一到两次。他刚刚结束居家办公。他赤脚，穿着 T 恤和短裤，站在木质露台上，手里拿着一杯咖啡。在丹麦，居家学习的孩子不需要通过考试，但会定期接受市镇工作人员的检查。而且在北什勒斯维希，语言也不是问题，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居住着一个德国少数群体。

克赖尔一家在松博里找到了幸福。但对于松博里来说，大量的德国居家学习者正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六年前，该地区只有 25 个家庭，而现在已经增加到约 200 个。“丹麦似乎成了德国‘学校难民’的应许之地，”北什勒斯维希地区办公室的彼得·汉森说道。各市镇几乎无法履行其监管职责。2024 年底，四位市长为此向教育部发出了一封紧急信函，他们认为法律指南过于缺乏具体操作性：如果居家学习完全没有教学活动该怎么办？或者没有教授丹麦语怎么办？“有几个家庭的情况并非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汉森说。

松博里市长埃里克·劳里岑在电话中同样谈到了“不接受我们民主秩序的迁入者”。这些人选择自我隔离而非融入。“而我们缺乏对其进行制裁的手段。”他质疑道：“几年后，这些孩子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学校不仅是教学场所，更是重要的融入引擎。

克赖尔一家也几乎只与德国家庭接触，大多数居家学习者也是如此。他们只有两个丹麦朋友，而且从未被邀请去对方家中。 “也许人们期望太高了，”斯特凡妮·克赖尔说，“我们在国内也没有外国朋友。”奥利可以用丹麦语交流，他每周两次在网上跟随一名老师学习。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不需要用到，因为他只与德国孩子见面。在市镇每半年一次的监督访问中，他每次都被要求加入一个协会。奥利尝试过圆环体操和乒乓球。但他更喜欢下棋或编写电脑游戏。如果问他为什么在德国的学校里行不通，他说是因为老师很笨。而且他不想学长笛。仅此而已。

下午的课表上还有数学，同样是在厨房桌边，这次由父亲马蒂亚斯指导。这位 52 岁的男子讲解如何将分数转换为百分比。奥利理解得很快，他跳过了简单的题目。在第一年仅处理源于日常生活的课题后，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孩子们需要结构。本想重新回到学校，因为他觉得居家学习太无聊了。而为奥利，父母预订了在线课程。多家供应商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包，例如 Nomy School 或 Novakid。克赖尔一家每月支付 540 欧元学习英语、自然科学和丹麦语。

现在，厨房兼餐厅里挂着一张课表，下方堆满了文件和练习册。这些内容参考了巴登-符腾堡州文法学校（Gymnasium）七年级的教学大纲。“他的写作水平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他的母亲说道。有时，奥莱（Ole）不能自我驱动，不愿自愿写满一页纸，这让她感到恼火。《逃脱密室》（EscapeRoom）这本书的八页内容是艰苦奋斗才写完的。“但有些日子，我宁愿为了挽救我们的关系，也不愿强行推行任何计划。”

总的来说，她认为自己更多是以母亲而非教师的身份在陪伴他。因此，课表上写的不是“德语”，而是“项目”。斯特凡妮·克赖尔（Stefanie Kreil）希望与奥莱一起探索并发现他感兴趣的事物：世界上有哪些旗帜，睡眠是如何运作的，气候变化在产生什么影响？

花园外的桅杆上挂着一面丹麦三角旗，红色已经有些褪色。“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母亲问道。她意识到，没有闹钟、午餐盒和家长会的这种生活也是有代价的。奥莱永远不会有旧时的学校好友，也无法讲述关于学校旅行的故事。除了家庭，他没有体会过任何归属感。奥莱所学的内容是否足以成为他幸福生活的基石？“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人们总会说：他毕竟没上过学，”斯特凡妮·克赖尔说道。

奥莱的哥哥本（Ben）去年获得了国民学校毕业证书（Volksschulabschluss），目前就读于一所德国寄宿学校。母亲透露，这位 16 岁的少年正在考虑明年转入文法学校。也许寄宿学校也是奥莱回归国家学校教育体系的一条途径。三年后有可能入学，她们已经和儿子讨论过这件事。他怎么看？奥莱耸了耸肩，“也许吧，是的”。三年，这还是很长一段时间。

“那件黑色亮片裙一直就在我的背包里。”

来自奥格斯堡的梅拉妮·索默（Melanie Sommer），41岁：“在大学期间，我经常挨饿。那时我是单亲妈妈，钱很少，所以经常不吃正餐。只要我的女儿能吃饱就行。她出生时我20岁。从那时起，总有人在我的需求之上——我的女儿，后来是我的丈夫和儿子。我是家庭主妇、妻子、母亲，也是家庭经理。

我很乐意这样做，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一点点地失去自我。以前，我对新鲜事物的追求永远没有尽头：骑马、陶艺、表演和唱歌。后来成了母亲，当有人问起我的爱好时，我只能说烘焙和烹饪。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我太忙于照顾他人，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缺失了什么。

一个关键时刻是我女儿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感到嫉妒，也感到愤怒。她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出去见朋友。我最想做的是摇醒她并大喊：‘嘿，我当年为了你做出了选择，从而埋葬了我的社交生活。你可以尽情享受大学生活，但你却没有。’我的嫉妒让我意识到，我不快乐。

只是，我到底想要什么？出去逛逛？还是离婚？我想移民到夏威夷，还是加入某个教派？我不知道。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照顾任何人会怎样？如果有一周时间只属于我自己。起初，我怀疑我的家人能否独自应对一周，但我的丈夫立刻表示支持。

于是，四月份我坐在前往梅拉诺的火车上。我计划在那里徒步五天，然后去因斯布鲁克待两天。我为那一周预订了两家青年旅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计划。‘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在日记中写道。就像一只被扔进水里的小鸭子，人们希望它能游起来。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自己真正渴望什么。尽管我没有信仰，但我每天都坐在同一座教堂里。我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笑，在走错了三公里路后又骂自己。我哭过，产生过难以置信的思乡之情——但最重要的是，我真正享受其中。

旅程的终点是在因斯布鲁克观看一场歌剧。那件用于当晚穿着的黑色亮片裙一直就在我的背包里。在这次旅行之前，我还曾和丈夫一起去过歌剧院。那时我一直在问自己：他喜欢吗？他觉得无聊吗？但在因斯布鲁克，情况不同了。我独自一人，完全沉浸在当下，吸收着那个夜晚的所有细节，最后我带着脸上的泪痕和灿烂的笑容走回青年旅舍。

在那一周里，我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我想要且需要的。现在我能更清晰地表达这些——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现在更容易问自己：我感觉如何？我需要什么？是不是其实已经憋了一个小时尿了？这些是我长期以来被推开的基本需求。就像是我重新找到了接收自身需求的天线，找到了自我。现在，它处于持续接收状态。”

“你不是有个赚钱能力很强的丈夫吗。”

来自德累斯顿的乌尔苏拉·拉布（Ursula Raab），70岁：

“我生命中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依赖我的丈夫。我待在家里，简直是在躲避这个世界。放弃这种躲避行为救了我的命。

我的走路姿势有些不均匀，因为我小时候有14节脊椎被固定了。44岁时，我的内耳还长了一个肿瘤。遗憾的是，手术没有进行到位。一些神经，包括我的面神经受损了。之后，我的右嘴角严重下垂；眼睑无法闭合。直到今天，我的一只耳朵依然听不到声音。

手术后，我开始了躲避。我不再出门。我从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变成了一张‘面孔’，再也没法看向镜子。我不再想要这个头，不再想要这张脸。

因为疾病的原因，我有几年没有从事缴纳社会保险的雇佣工作，因此既不能申请失业金，也无法积累养老金积分。有人告诉我：‘你不是有个赚钱能力很强的丈夫吗。’那

1935年的家庭日常生活：一位母亲给孩子们端上鸡蛋、香肠和豆子。照片：GETTY / DAYLY HERALD ARCHIVE

是我的最低谷。以前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却觉得自已毫无价值。有一次开车时我想：我现在该选哪棵树（撞上去）？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必须与这种痛苦作斗争。在心理治疗中，我连续数周地大声宣泄我的愤怒和狂躁，并与一名作业治疗师一起努力改善我的发音。我的情况好转得越多，我就越不想仅仅地做他的妻子。以前的一个梦想再次苏醒：我想开一家店，销售特殊的咖啡和巧克力。

我的丈夫反对。他不想支持我，更不想投资资金。我想，他担心我成为一名独立女性后会变得没那么体贴。

但我当时想：现在更得这么做。我在德累斯顿租了一家店，这样他就不能做什么了。15平方米。我自己的‘邻里小店’。凭借1500欧元的青年创业资助，我购置了第一批设备。

我经营这家店持续了13年。刚开始很辛苦，但渐渐地有了忠实的常客。他们为了特殊的咖啡、新奇的礼物，以及为了和我聊天而光顾。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

半年后，我的丈夫开始学做饭，这样当我深夜回家时，我们可以一起吃饭。这是他对我最大的爱意证明。从那时起，他一直支持我。有一次他说，这家店把他的妻子还给了他。疾病夺走的那些自信和生活乐趣，通过这家店全部回来了。我不再需要、也不再想要躲起来。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我退休之后：有些人在街上看到我时会盯着我看。很多年里，我在这种时刻会畏缩地躲避。这曾让我受伤。而今天，我直视他们的眼睛说：‘盯着看够了吧。’”

“无论做什么，绝对不能干扰到丈夫的工作。”

来自汉堡的卡琳·弗鲁利希（Karin Wrulich），84岁：“今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在出版之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告诉我的丈夫。我想给所有人一个惊喜。也许我也在担心，得为此做出解释。

我来自那样一个世代，女性结婚早，生孩子早。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服从。无论做什么，绝对不能干扰到丈夫的工作。当我和丈夫迎来第一个孩子时——那时我23岁——我放弃学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留在家里，他攻读博士学位，后来他在汉堡找到工作，我们就搬了过去。

其实我当时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我的丈夫很出色，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是。虽然我们生活拮据——我们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带浴室，如果一瓶葵花籽油用完了，那就算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我们很幸福，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在家里待了三四年后，我感到快要窒息了。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我可能在余生中都在为别人擦鞋——而他们则愉快地穿着这些鞋走出去。而不是我。

于是我重新开始学习。主修教育科学、法语和物理，准备教师资格。我的丈夫支持我——就他并不反对这一点而言。但我必须自己想办法如何兼顾。那简直是一段极其混乱的摸索期。为了照顾孩子，我与其他女性合作，在孩子们入睡后的晚上学习。

当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进入青春期时，我们又有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不久之后，我们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的丈夫先后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工作，后来在瑞士，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退休。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他如此成功，但我也感到孤独。在美国，我的丈夫和大孩子经常外出，我则带着小儿子蜷缩在家里。这些年，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自我认知。在某些阶段，我感到彻底绝望，陷入恐慌，并问自己：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在大多数国家，我虽然可以工作——担任对外德语教师——但这与我丈夫的情况截然不同。等待他的总是令人兴奋的项目，他受到热烈欢迎。而没有人等待我。我总是得先看看能否找到工作。今天当我看到所谓的“传统妻子”（Tradwives）在社交媒体上将这种服从宣传为一种圆满时，我感到悲哀，尤其是愤怒。她们根本不知道，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走向解放的道路是多么漫长且痛苦，在一种有时能自决的生活背后，隐藏着多少次抗争。

我这么说并非出于遗憾。我从未反抗，因为那时这一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生活是一段精彩的旅程。但如果是在今天，我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些年来，写作一直陪伴着我，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像写日记一样。后来，我写了一本关于我们小儿子的儿童书，退休后还参加了诗歌大满贯（Poetry-Slams）。四年前我们搬回汉堡后，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作小组——从那时起，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我意识到这对我有好处，而且我擅长这件事。

我的第一本成人书籍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很多是自传体小说。我身边的人都很惊讶，但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包括我的丈夫。他现在承担了很多家务，购物、做饭。退休后，他想花更多时间陪我，有时会感到孤独。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依然觉得与他有深厚的纽带——但我也认为，我现在有权为自己做点事情。去写作。”

因为当我写作时，我是在产出。在创造某种东西，某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不再受他人掌控。有时我也因此而痛苦。这就像一种冲动：每天我都觉得必须写作。有时直到深夜。仿佛有太多东西需要补回来。关于这一点，我也写了一篇诗歌朗诵（Slam）：“一名退休女性的生活”。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因为对退休生活有太多想法而陷入恐慌的故事。

我的女儿秋天必须进行一次学校实习。通过一个朋友，她联系到了一个小型艺术倡议组织。我原本很高兴，因为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很好的实习。然后我发现：我前男友（不是孩子的父亲）曾与之有染的那个女人就在那里工作。实际上我不希望她去那里。她不知道那段婚外情的事。我可以禁止她去，并帮她在 Edeka 或 dm 超市寻找实习机会吗？

来自柏林的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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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三人组

Nora Imlau：

简单来说：不行，您不能这样做。仅仅因为一段早已不存在的关系中，您与一个对您女儿来说完全陌生的女人之间的一段旧情，就剥夺您女儿一次令人兴奋的实习机会，这简直是极其不公正的。我也完全不明白您在担心什么：

您真的认为，您前任的前情妇会让您的女儿与您产生联系吗？通常情况下，母亲是不会陪同参加学校实习的。即便陪同：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向一个她并不熟悉的学生讲述关于她与对方母亲前任的旧情？我认为应该期待对方具备更成熟的职业操守。无论怎么考虑：我真的看不到任何理由去剥夺您孩子的这个绝佳机会，而转而强加给她一个毫无灵感的超市实习。抱歉！恐怕这件事您现在只能忍耐。

Herbert Renz-Polster：

我认为，您没有这个权利。这段情事可能依然令人心碎，但关于您前男友的故事是您“书本”里的故事，与您的女儿无关。为什么您想因为自己的过去而削减您女儿的现在——而现在同时也是她对未来的准备？我会

更倾向于问问自己，为什么过去的幽灵依然如此折磨您，以至于让您产生这样的想法？您可能还得给女儿编造一个谎言，而您在谎言的故事中大概已经受够了？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作为一种建议和积极的推动。因为我想再次强调：现在属于您和您的女儿。由于一个幸运的机遇，您女儿的阅历变得更加丰富。如果您毁掉了女儿的这个机会，您自己可能会感到多么“贫乏”？因此我坚持认为：您没有权利剥夺您女儿的这个机会。您不能为了治疗自己的伤口而让孩子流血。

Jacinta Nandi：

首先，我想温和且尊重地提醒您，绝不能劝阻甚至禁止您的女儿去实习。她根本不知道情事的事。而且这次实习是她自己组织的，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我认为，如果不透露您的

真实动机，根本没有办法劝她放弃实习。当然，我认可您想为她组织另一次实习，而那次实习未必不好。在一家大公司进行这种 08 / 15 的学生实习并不是安慰奖。那里通常有更多事情可做，青少年在那里能获得宝贵的经验并对工作现实产生感触。然而，一些青少年会觉得，向朋友讲述自己在艺术倡议组织、媒体机构或政治项目实习中的经历，要比在 Edeka 或 dm 实习有趣得多。请继续尝试不要表达您的负面情绪，并希望这个女人能公平地对待您的孩子。

Nora Imlau

是记者，也是多本家庭主题畅销书的作者。最近出版了《没有倦怠的依恋》。此外，她还撰写儿童书（《一个天才般的喃喃日》）并主持播客《所有开始》。她与丈夫和五个孩子住在巴登-巴登附近。

Herbert Renz-Polster

是一名儿科医生、科学家，也是育儿指南及博客“理解孩子”（Kinder verstehen）的作者。其最新著作《关键在于翅膀》（Auf die Flügel kommt es an!）已出版。他有五个成年子女，即将迎来六个孙辈，与妻子居住在拉文斯堡。

Jacinta Nandi

是一名英德双籍作家，20岁时从伦敦搬到柏林。在《离开丈夫的50种方法》（50 Ways to Leave Your Ehemann）中，她讲述了德国单亲父母所面临的困境。其最新小说《单身妈妈晚餐俱乐部》（Single Mom Supper Club）已出版。她与两个儿子居住在柏林。

请写信给我们：familientrio@sz.de

谢谢，奶奶！

“谢谢你给我买那些妈妈严厉禁止的东西。比如这个娃娃，你还特意为它缝了一件蓝色的海豚裙。太棒了。” 尼娜，9岁，来自格拉斯布伦（Grasbrunn）

你也想感谢奶奶或爷爷吗？为了什么而感谢？请写信至 danke@sz.de

本周细节：破碎的玻璃

这一切始于巴黎郊区的一所学校，在过去的两周里，这股浪潮已蔓延至整个法国。数万名学生在抗议糟糕的条件：由于教师短缺，课程经常停课；经常缺乏卫生纸；有些建筑内部甚至在漏雨。数百所学校被封锁，但并非所有行动都是和平的。在巴黎的 Vauquelin 高中，不仅入口门被破坏，家具和自行车也被砸坏。在建筑前，青少年与警察发生了街头激战，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手榴弹四处飞舞。双方均有人员受伤。在朗斯（Lens），一名15岁少年的一个手被手榴弹炸断。在周二这个大规模示威日，法国约有 400 000 人走上街头。不仅是青少年，许多家长和教师也加入了进来。示威活动将一直持续，直到政界就如何改善条件提出建议。

亚历山德拉·费德尔-施密德（Alexandra Föderl-Schmid）

笑话对决

主治医师和上帝之间有什么区别？上帝知道自己不是主治医师。

或者

没有刺的刺猬是什么？ 一个光滑的鹿结构。

哪个更好？请打勾：o 或 o，或在 sz.de / witzduell 投票。上周，关于魔法师的笑话以 66% 的得票率击败了关于空气果实的笑话。

知识点：为什么候鸟呈 V 字形飞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许多鸟类将启程前往南方越冬。其中一些鸟类为此要飞行长达 10 000 公里的距离。其中最壮观的是灰鹤的迁徙，它们呈 V 字形编队飞行。即一只在最前面，其他鸟分两列排在左右两侧。根据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的数据，这样每只鸟可以节省高达三分之一的能量。为了不让领头的灰鹤过于疲劳，它会在一段时间后与另一只鸟交换位置，从而在后方得到一定的休息。JERB

儿童版每周在《南德意志报》周末版出版。

SZ 儿童版，Hultschiner Str. 8, 81677 慕尼黑，kinder-sz@sz.de

除署名文章外，以下人员亦参与协作： 多米尼克·温兰德（Dominik Wendland，负责“不可思议熊幽默”）和 桑德拉·斯托勒（Sandra Stolle，负责“继续绘画”）

世纪之灾

一名男子在玻利维亚从街头收养了一只小猫。十年后人们发现：这只动物是一个轰动发现。因为此前没有人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物种。

这只小猫看起来确实很可爱。它比我们人类通常饲养的宠物猫要小。而且它身上有环状的斑点，看起来像一只豹子。十年前，一名玻利维亚男子在路边发现了这只可爱的小动物。他非常喜欢它，于是把它带回了家。

但该男子当时并不知道：他把一只野猫带进了家里。不仅如此：这甚至是一只此前没有任何科学家知晓的猫科动物。关于与这只公猫（因为它是一只雄性）共同生活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目前只能推测。它可能非常胆小，不让人抚摸，也许当该男子的家人靠近它时，它还会发出嘶嘶声。无论如何，野猫的行为与驯化动物（即那些可以作为宠物饲养和抚摸的动物）截然不同。一年后，该家庭决定，这只动物留在野生动物收容站可能会更好。于是，该男子将它送到了 Senda Verde，这是一个位于玻利维亚云加斯（Yungas）地区的救援中心，那里是安第斯山脉山坡上的一个潮湿森林地带。

在那里，动物护理员也觉得这只公猫很奇怪。于是，他们请求拉巴斯一家大型玻利维亚大学的生物学家保拉·诺加莱斯-阿斯卡伦兹（Paola Nogales-Ascarrunz）提供帮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对这只猫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更准确地说，她采集了这只猫以及该地区其他野猫的血液和组织样本，以查明这只外观如此异常的公猫是否属于一个此前未知的猫科物种。保拉·诺加莱斯-阿斯卡伦兹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分析了这些猫的 DNA。DNA 就像是存在于细胞中的一份建筑蓝图。生物学家总共研究了 40 份 DNA 样本。其中一些来自活猫，另一些则来自早已被制成标本保存在博物馆中的动物。随后，研究人员将这些蓝图进行了对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看出这些猫之间有多相似或有多少差异。

结果于近期公布。他们写道，这只来自玻利维亚的小公猫是一个新发现的猫科物种成员，他们将其命名为 Leopardus tilcayo。这是百年来首次描述一个新的猫科物种。此外，研究人员对南美洲的野猫物种进行了重新分类。因为此前科学家并不确切知道这些物种之间如何区分，因此简单地将所有野猫都归类为 Leopardus tigrinus 物种。在这些新物种中，有四个此前至少有人提议将其作为独立物种，但 Tilcayo 至今为止仍是未知的。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名字并不是新的。云加斯的当地居民非常熟悉这些野猫，并且自己就称它们为 Tilcayo。生物学家随后采用了这个名字。

在云加斯，高山与地势较低且较温暖的地区相接。云雾经常缭绕在树木之间，因此那里的一些森林被称为云雾林。那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动植物，其中就包括这些小型野猫。

研究人员对蒂尔卡约猫（Tilcayo）仍未完全了解。例如，他们不知道在野外生活着多少只这样的猫，或者它们是否也分布在玻利维亚以外的地区。它们的家园——云雾林——正受到威胁：人类砍伐树木、开垦农田、引发火灾并开采矿产。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野猫的情况至关重要，以便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些不同的物种。顺便一提，那只带有有趣斑点的大猫继续生活在 Senda Verde，在那里它得到了照顾和保护。它名叫 Tigrino。 瓦伦蒂娜·里斯（Valentina Reese）

三问……

警员金·佐恩（Kim Zorn），由于她的建议，现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Rheinland-Pfalz）的每辆巡逻车都配备了毛绒泰迪熊。

南德意志报（SZ）：您提出了让警察“配备”泰迪熊的想法。这是怎么来的？

金·佐恩：这源于我在大学写的一篇研究论文，主题是关于巡逻勤务中儿童的心理急救。也就是说，作为警察，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如何能最好地帮助孩子。例如，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chsen-Anhalt）早就有了这种“慰藉泰迪熊”。于是我想：这对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来说应该也是个好主意。就这样，这件事开始推进了。

现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每辆巡逻车里都带着泰迪熊。它们能做到哪些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情？

在全面推广泰迪熊之前，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在科布伦茨（Koblenz）警察局进行过测试。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任务是在三年前。我在派出所照顾两个孩子，因为他们的母亲当时处于心理崩溃状态。孩子们分别是7岁和4岁，起初完全不跟我说话。可以理解，他们当时被吓坏了，因为这种情况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然后泰迪熊派上用场了？

没错。当我把他们送到另一个机构时，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只泰迪熊。气氛立刻就改变了。他们脸上突然第一次出现了笑容，并开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看到泰迪熊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

采访者：朱利安·格斯特纳（Julian Gerstner）

继续绘画

照片：PATRICK PLEUL / DPA

寻找 我们在儿童页隐藏了一只迷你小狗 📋。它在哪里？

意外之脸

布鲁诺（Bruno）和埃德加（Edgar），两人均为 7, 发现了泡沫脸。安娜（Anna）, 15, 玛丽亚（Maria）, 13, 和奥斯卡（Oscar）, 9, 找到了苹果。前儿童读者德西蕾（Désirée）遇到了那棵惊恐的树。你们作品的 Top 10 可以在 sz.de / ausversehen 查看。

你的成品画看起来像什么样？ 请发送至 kinder-sz@sz.de

家长金句：“请稍等一下”

这句话听起来起初很有礼貌，但阴险之处在于：这句话当然可以代表任何意思。在怀疑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意味着你真的只需要稍等片刻，就能获得对方的关注。顺便说一句，即使这句话被连续重复多次，意思也不会变得更清晰。因为这句话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方现在正感到烦躁、疲惫，或者单纯是对整体情况感到不堪重负。因此，对方可能根本没有听到刚才提出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家长的你可能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请稍等一下”。但确实也存在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的情况，这正是棘手之处。例如，当你正坐在马桶上、正在接受采访，或者试图处理小妹妹的尿布“爆炸”事故时。 JERB

女士们与先生们

粗花呢与纽扣：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佩德罗·帕斯卡（Pedro Pascal）在巴黎迎接秋天的到来——他们采用了相似的时尚元素，但传递的信息却截然不同。

为她：纤细之美

我们已经不再计算有多少次人们在预言这些面部特征，不，是整个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已经“过时”了。与此同时，她依然兴致勃勃地在那些越来越相似的“富家太太”角色中继续演戏，而且年复一年，虽然不一定变得更美，但确实看起来越来越年轻。然而，整形外科的进步和假发质量的提升，并不是这位 59 岁女性能以无限的自信穿着透明丝袜作为下装的原因。任何注射 GLP-1 药物的富家太太都知道，这种自信完全源于“瘦”。从牛仔裤到廓形西装，突然之间一切看起来都很棒，因为它们确实显得非常“廓形”。即使穿着一件香奈儿（Chanel）西装外套且下半身真空，只要是个瘦子，就不会被救世军从街上捡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被洗脑的社会，另一方面则是设计师在制作小码剪裁时确实更容易成功。

这位香奈儿大使在巴黎秀场上穿着的粗花呢外套，是否在设计之初就被设计师构思成一件连衣裙？有可能——但前提是得有那样的一双腿。而这种腿几乎没人拥有。因此，更重要的是接收到以下信息：带金纽扣的粗花呢外套再次流行了，但这仅仅是因为目前的香奈儿热潮。请忽略廉价商店里的仿制品——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趋势。 朱莉娅·维尔纳 (Julia Werner)

为他：宽阔胸襟

演员佩德罗·帕斯卡（Pedro Pascal）几乎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心中可以依靠的男人——善良、随性，且从不完全严肃。在巴黎的香奈儿秀场上，他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角色，身上穿着如此多的粗花呢和黑色高领衫，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把家门钥匙托付给他。如果正确解读信号，大衣将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正是像这样的一件：长款、系腰带、宽翻领，并配有醒目的橙色

纽扣。搭配黑色毛衣、长裤和太阳镜，这使得他的形象介于一个只盖好房子的建筑师和一个预约已满数年的文学教授之间。但同时，他也是那种会在阴郁的秋日为你煮碗汤的人。事实上，这套穿搭的细节至关重要，而主要元素——粗花呢和高领毛衣——本有可能会压垮穿着者，使其显得有些邋遢。帕斯卡通过纽扣化解了这一危机。这些橙色的小点在精致的欧洲严肃感中制造了微小的干扰。没有它们，这件大衣已经足够体面；但有了它们，大衣才有了幽默感。这恰好契合帕斯卡的公众形象。这位演员属于那种罕见的男性明星，其吸引力随着他所践行的友善而不断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件大衣没有将他变成一个古板的高层人物，反而凸显了他平易近人的魅力。秋天可以来了，佩德罗·帕斯卡已经提前穿好了衣服，仿佛准备把我们所有人送回家。 马克斯·沙尼格 (Max Scharnigg) 照片：THOMAS PADILLA / API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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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热

圣罗兰（Saint Laurent）在巴黎完全押注于贵金属，而其他品牌则笼罩在铅灰色般的沉闷之中。最终，时装周还是针对“究竟什么是良好风格”这个问题给出了两个答案。

作者：塔尼娅·雷斯特 (Tanja Rest)

巴黎，先来一轮时尚闲谈热个身：在 Matières Fécales 的秀场，几百人等待了 63 分钟，只为看到蕾哈娜 (Rihanna) 在前排扭动她的臀部。随后，一名模特肩扛着两个年迈白人资本主义者的逼真玩偶走过。海蒂·克鲁姆 (Heidi Klum) 出现在 Ottolinger 的秀场，佩普·瓜迪奥拉 (Pep Guardiola) 现身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Victoria Beckham) 的秀场，而在 Vaquera 的收官之作中，两位设计师在看台上唱起了一首如此走调的《I Got You Babe》，简直让人跪地膜拜。至于 Tom Ford 的，呃，配乐，听起来难道不像一个女人在家里沙发上自我慰藉吗？

闲聊到此为止。

人们可能认为这不可思议，因为看台上的专家们在生活中给予了时尚主题极高的优先级，有些人或许能就爱马仕 (Hermès) 的袖子结构或迪奥 (Dior) 的“无撑撑裙”静态力学发表长篇演讲。但最终，他们脑海中留下的琐碎细节与我们一样。注意：在这次时装周中，几乎没有人讨论时尚本身。这与 TikTok 时代不断缩短的注意力跨度有关（一场时装秀持续 15 分钟，人们无法停止刷屏），也与 T 台上纯粹的供应过剩有关。但这同样与时尚本身有关。

评论家凯西·霍林将其称为：“塞纳河畔的拉斯维加斯”

让我们从圣罗兰（Saint Laurent）开始。设计师安东尼·瓦卡雷洛（Anthony Vaccarello）在那里展示了极有可能是他的告别秀。也就是说：先是给部分嘉宾发信（“非常私人”、“充满情感”），然后是前排坐满了缪斯。在特罗卡德罗广场（Trocadero）前的跑道上方，三盏金色吊灯悬挂在起重机上，塞纳河的另一岸，埃菲尔铁塔闪耀着金光。在压轴环节，身着该品牌 Le Smoking 经典套装的夏洛特·甘斯布尔（Charlotte Gainsbourg）轻吟着歌曲《You are so much Yves Saint Laurent》——随即，设计师从模特阵列中冲出，将一样东西塞到他儿子的手里，大多数人在激动之余将其误认为是品牌的钥匙。但那其实仅仅是一个护身符（而且，请问一个五岁孩子拿 YSL 的钥匙能干什么？）。

这一切是如此美丽且宏大，以至于 Instagram 几乎爆炸。但衣服怎么样呢？49 套金色造型。金色的猎装夹克、金色的铅笔裙、金色的风衣、鸡尾酒裙、高跟鞋。评论家凯西·霍林（Cathy Horyn）将其称为：“塞纳河畔的拉斯维加斯”。

安东尼·瓦卡雷洛获得了伦敦时尚大奖（London Fashion Awards）“年度设计师”的提名，这相当于时尚界的金球奖（Ballon d'Or）。他为圣罗兰赚了很多钱，方法是每季从公司档案库中精准地提取一个主题，然后为他的“超级女性”打造 50 套服装：乳胶。猎装。西装。金色。在看到第 30 套造型后，即使是外星人也能明白这个信息。然而，对于伊夫·圣罗兰所创造的那个宇宙，瓦卡雷洛未能增加任何持久的东西。因此，一个普遍的问题是：这样足够了吗？

奢侈时尚领域的销售额近期再次轻微回升，但创意人员们依然像瘫痪了一样。与其表达自己的见解，不如引用公司档案。千万不要让人们感到困惑，更不要让他们感到负担过重。更不能让他们察觉到，在奢侈品泡沫之外的世界，正同时在如此多的层面上走向崩溃。但另一方面——我们能责怪设计师吗？他们是企业雇员，需要完成首席执行官（CEO）设定的指标。他们在面对一群既痴迷于时尚又对其感到厌倦的观众进行展示。胸罩上衣、金色的乳头装饰？呵欠。这些都出现过了，请继续节目。

在这次时装周中，人们没有看到任何激进的创新——类似于德姆纳（Demna）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马修·布拉齐（Matthieu Blazy）的香奈儿（Chanel）、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为 Margiela 打造的最后一场高级定制秀。然而，这似乎没有人关心。这是世界上最低调的失望。

由于当地的设计师依然掌握着高水平的工艺，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制作精良、有时甚至美得令人窒息的走秀。在迪奥（Dior），跑道横跨在杜乐丽花园（Tuileries）的水池之上。人造雾气升腾，萦绕在移栽至水上的树群中，场景宛如日本纸上的水彩画。（这次等待蕾哈娜出现的时间：仅 49 分钟。）与之相配的是，该系列采用了柔和的淡色调，轻盈飘逸。通常与粗花呢联系在一起的格子图案被印在最细腻的织物上，西装外套是透明的，裙子由雪纺褶边制成，条纹衬衫在身体上流动。

设计师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他考虑到了夏天会变得更热这一事实——他是极少数会思考这类问题的创意总监之一。他就职已有一年。在他的带领下，迪奥变得不再那么讨好大众，但绝对变得更有趣了。

而香奈儿（Chanel）则在马修·布拉齐（Matthieu Blazy）的带领下顺势而上，乘着一波热潮，且这完全是实至名归。他这次的 T 台呈现出一片在青绿色海洋中刻画出的赭色陆地——那是从鸟瞰视角看到的地球（在巴黎大皇宫的穹顶下，月亮和发光的野鹅在空中漂浮）。这契合了布拉齐那包罗万象的信息：香奈儿为所有女性而存在。当然，这在理论上是这样。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还是前卫的、保守的，适用于任何可以想象的场合。

在必不可少的中心位置，是具有近乎无限变体和装饰的套装，外套则经常被随意地拿在手中。花朵、珍珠和亮片在裙摆上生长，金链和纽扣饰带点缀在衣领上。宽腰带在臀部摇曳。有时布拉齐在装饰上过于用力，导致造型显得过于繁冗。但主导性的印象是：纯粹的快乐。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似乎在工作中获得极大乐趣的设计师。真是新鲜。

在观众席上，时尚圈的人们在玩一场“谁取代谁”的游戏。这场游戏的受欢迎程度在大约一年半前达到顶峰，不久之后，许多大品牌同时更换了设计师。现在本该平静下来，但且慢。传闻一：在圣罗兰（Saint Laurent），德国籍的 Chloé 设计师切梅娜·卡马利（Chemena Kamali）将接替安东尼·瓦卡雷洛（Anthony Vaccarello）。传闻二：皮埃尔保罗·皮乔利（Pierpaolo Piccioli）在经历一年时间及褒贬不一的评价后，将再次离开巴黎世家（Balenciaga）。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给一场时装秀增加紧张感：寻找关于创意总监未来的隐藏线索！

在安东尼·瓦卡雷洛为圣罗兰打造的疑似告别秀中，他展示了 49 套从头到脚的金黄色造型。小图，从上至下：迪奥（Dior）的轻盈装扮，赛琳（Celine）的锐利优雅。 照片：VITTORIO ZUNINO CELOTTO / GETTY IMAGES, SIMON WOHLFAHRT / AFP, ALESSANDRO LUCIONI / CELINE

在巴黎世家，一件白色 T 恤被提升到了高级定制的规格；在 Dries Van Noten 的秀场上，虚构的电影海报缓缓走过。 照片：GIOVANNI GIANNONI / WWD / GETTY IMAGES, ABDUL SABOOR / REUTERS

而在 Chloé，一切依然如故，也就是说，充满了过分甜腻的飘逸雪纺裙、荷叶边、镂空刺绣和大量的透明材质。该系列中出现的六件巨大雨衣究竟为何而至，仍是一个谜。

在巴黎世家，皮埃尔保罗·皮乔利展示了他迄今为止最好的系列。两个季度以来，他在品牌的精髓（高级定制）与前任 Demna 留下的遗产（街头装）之间苦苦挣扎。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交集：一件白衬衫、一件白色 T 恤和一条牛仔裤，并用高级定制的剪裁对其进行升华。一件带有拖尾的淡粉色 T 恤裙搭配牛仔裤，一件由风格化珊瑚组成的披肩搭配斜纹棉布裤和人字拖。这看起来很放松，一点也不像在告别。但谁知道呢。也许这个男人只是感到解脱，因为他很快就要结束这一切了。

只要有一张额度充足的信用卡，许多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单品都可以毫无压力地融入个人衣橱。但在本届时装周，情况并非如此理所当然，某些系列看起来就像概念艺术家的灵光乍现。这些作品大概会直接进入档案库，而那些客户真正能穿的衣服，则会在幕后悄无声息地投入生产。对于绝大多数系列而言：它们的出现并非因为有人有迫切需要表达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在那些衣橱早已满溢的现实世界中存在某种需求。它们的出现，仅仅是因为春天时商店里必须上新。因此，当你突然遇到那些真正热爱这些衣服、并全心全意渴望拥有它们的人时，简直会感到震惊。

例如在 Ann Demeulemeester 的秀场前，人们黑压压地聚集在一起：一群穿着金纽扣制服大衣、荷叶边衬衫和机车靴的年轻人。在创始人于 2013 年离开后，这个比利时品牌在多年间经历了设计师的接连更替，几乎变得无足轻重。而现在，随着年仅 30 岁的创意总监 Stefano Gallici 的到来，它再次回归，并被奉为经典。在这次的 T 台上，他展示了更多类似风格的作品，而他的粉丝们并不在意。与此同时，Ann Demeulemeester 本人坐在观众席中，心情愉悦。“在这种造型中，我已经看不出太多自己的影子了，”她说，“但它能延续下去，不断改变并让人们感到兴奋，这真是太美妙了。”

接下来——敲鼓准备！——是巴黎时装周最出色的两个系列：Celine 和 Dries Van Noten。这两个品牌同样经历了设计师的更替，但依然忠于其品牌核心：它们展示的服装极其现代、个性、实用且易于搭配。其主张是：这里有一堆五彩斑斓的创意——现在请挑选几件，创造你自己的造型。

Dries Van Noten 的团队从一场头脑风暴开始。“我们问自己，什么是我们眼中的魅力（Glamour），”设计师 Julian Klausner 在秀后讲述道，“然后我们据此制作了七张虚构的电影海报，系列就这样逐渐成型。”而这个系列确实令人惊叹。

时装设计师 Dries Van Noten 的精湛之处一直在于，他能将最矛盾的材质、颜色和图案组合成一个完全和谐的造型。他的继任者对此的掌控力至少同样出色。比如，他将一条缀满水钻的裙子与 Polo 衫和背心搭配。或者将柠檬绿与玫瑰粉以及绿蓝条纹结合。西装外套由闪亮的胸针固定，电影海报则作为照片印花在 T 台上走过。因为显然，当提到“魅力”这个词时，Dries 团队想到的绝不是像拖地长裙式施华洛世奇晚礼服那样枯燥乏味的东西。而更像是一位 50 年代的名伶，在好莱坞结束漫长的工作日后，披上一件羊毛开襟衫，准备回家。

最后但同样重要：Michael Rider 设计的 Celine。它在巴黎第三次引发狂热——尽管这些单品显得非常淡定，近乎极简，但精致之处在于细节。一件黑色连衣裙由一条带有巨大金扣的腰带定型（腰带目前是一个大主题），一件黑色高领衫搭配亮蓝色花纹的灯笼裤。看似统一红色的造型——裤子、上衣和包袋——实际上是由三种不同的红色调拼接而成。而一套垂坠感极佳的白色西装下，竟然只穿了一件 T 恤。几乎没有比这更优雅的了。

这里没有统一的概念，每一件单品都独立存在并地自诠释。从中可以提炼出一条信息：仅仅拿出两万欧元买一套圣罗兰（Saint Laurent）的金黄色全套造型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入一些个人特质。

无论如何，巴黎已经交出了答卷，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服装和配饰。而风格，最终取决于你如何运用它们。

在路上

美丽的冷清

我们的作者尤其喜欢在旅游淡季前往南方。 这有时是一场挑战，但大多数时候是巨大的幸运。

作者：Julia Rothhaas

当我们要面对所有商店和餐厅都已经关门时，心中还是难免有些遗憾。那些刷成白色的房屋在老城区被紧紧地挤在山丘上，显得完全被遗弃了；甚至连小巷里的猫的数量——这本应是希腊任何一个地方的典型特征——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几乎消失不见了。

只有挂在墙上的酒馆菜单透露出，这里在几天前还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一杯冰啤酒？一份前菜拼盘？烤鱼？欢迎六个月后再来。在十月的这座爱琴海小岛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能体现“Siga siga”（希腊语，意为“慢慢来”）的精神了。

在度假时经常面对紧闭的大门，听起来像是经历了一两三周的失望。但我们正是如此希望的。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冷清”比淡季的冷清更美丽。

十月中旬在沙滩上懒洋洋地躺着的人，会对每一缕愿意落在自己肚子上的阳光心存感激。况且：沙滩 + 阳光 + 十月中旬！此时，即使皮肤上的 LSF 50 防晒霜在两层之间停留超过十分钟，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还有光线。在南方的某个地方，下午 16 Uhr 左右的秋季光线是最上镜的。

被夏天加热的地中海现在完全属于一个人。在港口：邮轮减少了。在尚未关门的餐厅里：总有一张桌子。甚至连寻找“秘密推荐”餐厅也不再像是一场格斗比赛。如果糟糕的天气前线向你袭来，你只需开车前往 App 中没有显示乌云的地方。

在八月份寻找旅馆时，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像在伯利恒的玛利亚和约瑟，而现在则可以从一整套度假公寓中挑选出最美的一间。就在几天前，在普罗旺斯，我们凭着直觉，在不同的客房之间辗转一周，留在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在旺季，这样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最棒的是与酒店老板、厨师、面包店男人或水果摊女人的邂逅。现在可以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突然拥有了几个月来一直缺失的东西：时间。事情可以花更长的时间去处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马上就来”这句话现在也在休息。这种随处可见的缓慢让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平静，并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谦卑，因为这让旅行的真正意义变得更加清晰：那就是从自己熟悉且界限相当狭窄的、由同样一群主角组成的生活领域中，进行一次如此重要的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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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脱离了僵化的预期束缚，便为意外留出了空间。当在酒馆里，盘中被放上一块刚才由大叔从港口池中捞出的鱼时，那是多么大的幸福。或者当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位女店主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相册，开始讲述她的家人、忧虑与喜悦，以及她还是个女孩时那个小镇的生活模样时。

当然，在秋季前往那些经典的夏季度假胜地，往往会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某部灾难电影的拍摄现场。只有在飓风即将来临前，建筑物才会被封锁得如此之严实。当你意识到：去年朋友们还对这家现在正处于深度冬眠状态的餐厅赞不绝口。当你发现，仅仅为了购买一些基本食品而不得不像闯关一样艰难，因为度假屋周围的小店仅在6月至9月中旬营业。许多在夏季度假时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触手可及的机会，瞬间全部消失了。

费拉戈斯托节的狂欢派对？我更喜欢穿着暖毛衣在孤独的海滩漫步

淡季的乐趣不那么咄咄逼人。它们不会仅仅因为你将所在地移向大海就自动出现。但这有点像番茄：只有在夏天才好吃。不过，秋天的农贸市场上会有红菊苣和南瓜。每个时节都有其独特的美好。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在秋天前往南方度假同样能获得极佳的体验。

那些在关于“敏捷性”的员工研讨会上被费劲传达的知识，现在可以顺便习得。当然，如果因为淡季的多次中途停靠，导致必须牺牲一整个度假日来乘坐轮渡，人们可能会感到恼火。但或许人们也可以在某个港口直接下船，看看那里有什么可逛的。此外，行李也变得更加繁重：长裤、暖毛衣、夹克和运动鞋成了晚餐时的必备之物——前提是你能找到一家露台还摆着桌子的餐厅。不过，当你于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回到家中时，温差带来的冲击不会那么剧烈。

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更倾向于在家里度过夏天，直到秋天再向南方出发，这一点从旅游业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 2025 年，6800万次多日度假旅行的大部分依然集中在暑假，但根据德国旅游协会（DRV）的数据，近几年来游客的分布时间跨度在延长。“这种需求的增加导致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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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显著延长了其营业季节，以便更好地分配客流，”DRV新闻发言人托斯滕·舍费尔（Torsten Schäfer）表示。许多酒店，例如在土耳其，营业时间一直延长到11月深处。这种做法很受欢迎：因为这样可以让计划变得更加灵活，支付的费用更低，且无需在景点前排队数小时。前提是你没有处于学龄期的孩子，不过关于这一点稍后详述。

气候危机——最迟在今年夏天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也将改变我们的度假行为。一波接一波的热浪，以及随处可见的森林火灾和缺水：欧洲旅游委员会（ETC）的一项调查显示，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为了避开极端高温，有意识地选择更凉爽的目的地或更晚的假期。

与此同时，延长营业季节也给经营者和员工带来了新挑战。“你不能在保持酒店开放的同时，关闭像水疗中心（Spa）这样的部分区域，因为在淡季投入的员工没有那么多，”DRV的舍费尔说道。这只会给客人带来不满，因为他们期望获得与之前入住者相同的服务。此外，这还缩短了房屋进行维护和翻修工作所需的时间。

对我来说，在淡季度假有时感觉就像在参加一场计划外的“反FOMO训练营”（Anti-FOMO-Bootcamp）——一个学习如何对抗那种普遍且无处不在的、担心自己随时随地在错过什么的焦虑感的训练营。因为，对这种“冷清之爱”的认知不幸地也包含这一点：你当然会错过一些东西。例如，穿着轻薄的小裙子在意大利广场上度过的漫漫长夜。如果从第一分钟起，因为周围到处弥漫着防晒霜或驱蚊液的味道，度假感便油然而生。此外，还有那种总能找到愿意一起打一场沙滩排球的人的快乐。

我们这些在旅游淡季出行的人深知，我们眼中的度假地往往更像一张被阳光晒褪色的明信片，而非一张印刷崭新的样卡。但我们对此完全不在意。只要在秋季的一周里，晴天比阴天多，我们就感到高兴；如果我们恰好赶上了某家餐厅在冬休前最后一个营业的夜晚，或者仅仅能听别人讲述村里在八月十五节（Ferragosto）期间的庆典有多么狂野，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同样，我们也深知：许多其他人只能在学校假期期间旅行，而且必须为机票和酒店支付高得多的费用——而且还得为随行的全家人买单，这真是太糟糕了。面对这些人，我们能喊出什么样的轻微安慰呢？也许是：几年后我们在僻静的海滩见。我们会给你们留个位置！

东南亚，我感受到了探索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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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近五米，宽度两米：与照片不同，MG IM5 豪华轿车在现实中看起来并不纤巧。面对旧时代跑车世界的简陋内饰，MG 采用了柔和的线条以及两排座椅的宽敞空间。 照片：MG MOTOR 法国 / TALBOT

作者：Stefan Schmid

车门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噗”响关上，大都市瞬间变成了默片。汽车在红绿灯前驶过，某处有摩托车在加速，但透过双层玻璃，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嘈杂声。关门，世界被隔绝。乘客们坐在一个平行宇宙中，噪音与匆忙都被留在门外。

随后绿灯亮起。IM5 将乘客压在柔软的垫子上，其加速度似乎也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电动机仅需三秒多时间，就能将一只成年宽嘴犀牛的重量推至 100 公里时速。如果是迈凯伦会发出尖叫，宾利至少会发出轰鸣。而 MG 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没有发动机的咆哮，没有变速箱换挡的顿挫。这辆车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极快。

58 990 欧元售价这种无声的极致奢华。不过，IM5 并不炫耀它的力量。这款超级跑车没有配备带有夸张进气口的镀铬喧闹格栅，而是展现出如镜面般平滑的车身，并在车尾延伸至一个低调的弧形扰流边。在被问及发动机功率时，MG 的回答像当年的劳斯莱斯一样具有英国式的冷淡：“足够（Enough）。”而这里的“足够”，介于完全充足与完全过分之间。

这辆车中唯一具有英国特质的仅剩标志。IM 代表“智能出行（Intelligence in Motion）”，其背后是一个此前主要在中国为人所知的电动品牌，隶属于 MG 的母公司上汽集团（SAIC）。为了进入欧洲市场，这款大型轿车现在在引擎盖上贴上了那个熟悉的标志，许多人仍将其与英国的小型敞篷跑车联系在一起。IM5 与其说是一款新型 MG，不如说是一款带有欧洲“敲门砖”的中国高端车型。

体型庞大，半径小巧：这款轿车操控毫不费力

即便是一款基础的后驱车型，凭借 407 PS 的功率也绝非动力不足，且配备 100 kWh 的大容量电池组，续航里程可达 710 公里。尽管如此，仅需额外支付 5000 欧元即可获得增加的 344 PS 功率和全轮驱动，这依然极具诱惑力。MG 出售性能的方式就像移动运营商出售无限流量套餐一样：人们很少会真正用到，但依然不愿放弃。然而，这种过剩的配置不仅要在结账时支付，还要用电动汽车的“硬通货”来买单：第二个电机带来了 88 公斤的额外重量，能耗增加了四分之一，标准续航里程则减少了 135 公里。不过，当电池电量耗尽时，充电等待时间较短。得益于 800 伏技术，在理想状态下，快充可在约 17 分钟内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IM5 车长近 4.93 米，宽近 2 米，凭借其平缓下降的溜背式轮廓，像一辆优雅的运动轿车般在沥青路面上延伸，在狭窄的小巷中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然而，标准配置的后轮转向减轻了这艘“巨轮”带来的压力：在低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反向转动，将转弯半径缩短至便捷的 9.98 米。因此，这款大型轿车在路桩、停放的车辆和垃圾桶之间穿行时，出奇地轻松。

如果下一个转角出现对向来车，IM5 会有序地撤退。倒车辅助系统会记录最后 100 米的路径，并自动原路返回。驾驶员只需检查自前往以来是否有一个垃圾桶误入了车道。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向后看几乎看不到什么。平缓下降的车顶线将后窗压缩成了像射击孔一样狭窄，而剩下的那点可怜的视野还被中间的头枕挡住了。好在开发人员意识到了这一点：按下方向盘上的按钮即可调用后置摄像头画面。IM5 更倾向于将后顾之忧交给电子设备。

在动力配置极其奢侈之后，驾驶员的工作区显得近乎简朴。按钮和开关基本消失了，其功能由一个 26.3 英寸宽的显示屏和一个纵向的第二触控屏承担。相比之下，宽大的前排座椅则毫无克制：它们像电视沙发一样柔软，但在过弯时能更好地固定乘客，并支持电动调节、加热和通风。全景玻璃车顶、热泵、隔音玻璃以及一套拥有 20 个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均为标准配置。

豪华的空间感在第二排得以延续。凭借 2.95 米的轴距，即使是身材高大的人也能伸展双腿，而不会让膝盖顶到前排座椅。尽管车顶线呈轿跑式下降，但他们无需将头缩在肩膀之间。延伸至后方的玻璃车顶保证了后排的亮度，外侧座椅带有加热功能。

直到行李厢，MG 的慷慨才戛然而止：虽然巨大的后备箱盖下拥有 457 升的实用空间，但前机盖下那个微小的前备箱仅有 18 升，勉强能放下充电线。再加上仅 432 公斤的低载重能力，这款近五米长的轿车作为家庭用车很快就会达到极限。虽然四名成年人在车内可以像贵族一样旅行，但四个周末旅行用的行李箱却很难找到位置。

做工起初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大面积区域采用了柔软的泡沫填充，接缝显得干净，车门关闭时声音沉稳。然而，尤其是在木质元素上，IM5 对豪华感的追求显得有些用力过猛。虽然看起来不廉价，但也不像顶级豪华轿车那样自然高贵。其宁静感显得毫不费力，而价值感有时则显得有些刻意。

那么问题来了，它的驾驶舒适度是否与其迎接乘客时的体面程度一样。底盘调校能够从容地应对长波路面起伏，让这款轿车在沥青路面上轻盈地滑行。然而，一旦道路显露出缺陷，这种与外界隔绝的静谧感便不再完整：

技术参数

功率：553 kW (751 PS) 电池容量：96,5 kWh 净值 加速 (0–100 km / h)：3,2 s 能耗：19,7 kWh / 100 km 续航里程：575 km (WLTP) 充电功率：最高 396 kW (DC) 充电时间 (10–80 百分比)： 约 17 分钟 后备箱容积：457 – 1290 升 价格：58 990 欧元

当这个沉重的“胶囊”以舒适模式驶过较高的减速带时，车身仍会有一定的惯性摆动。在修补糟糕的城市道路上，这款 MG 则完全忘记了它的温柔：巨大的轮毂将横向接缝、锐利边缘和深陷的下水道井盖带来的冲击感出乎意料地直接传递给乘客。底盘能以坚毅的冷静化解巨大的起伏，但在面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细小的颠簸考验时，偶尔会显得有些吃力。

在德国品牌中，起步价往往只是开启“加价猎杀”的序幕。相比之下，IM5 在出厂时就配备了后轮转向、隔音玻璃、全景玻璃天窗以及拥有 20 个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其车长近 4,93 米，与梅赛德斯 EQE 和保时捷 Taycan 处于同一量级，但在价格上，它更倾向于对标特斯拉 Model 3 和比亚迪海豹（BYD Seal）的运动顶配版本。尤其是与动力相当的保时捷车型相比，进入这款中国高端车系列的门槛甚至不到其一半的价格。MG 并没有在配置或驾驶乐趣上省钱，而是让人们在逃离日常生活的短暂旅程变得更加经济实惠。

插头热潮

目前许多人正转向电动汽车。这不仅仅是因为高昂的燃油价格。

在过去几个月里，不得不加油柴油或汽油的人们并不令人羡慕：柴油每升 2,50 欧元，汽油每升 2,30 欧元的单价给人们的情绪和钱包带来了沉重负担。而加油折扣对此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因此，德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电动汽车，尽管这些车辆的购置成本仍然相对较高。

因此，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刚刚宣布，自5月起启动的电动汽车补贴已发放 100 000 次，这并不令人惊讶。他表示，预期被“大大超过”。根据联邦汽车运输局的数据，仅在9月份，德国所有新注册乘用车中，纯电动汽车就占 34,5%。计算 2026 年至今的数据，其比例约为 27%。在整个欧盟，这一比例为 22%。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的一项新研究现在显示，与内燃机车相比，纯电动汽车的运行成本和购置成本在过去几年中都变得更低了。该研究的主要作者玛丽·拉琼·伯纳德（Marie Rajon Bernard）表示，驾驶电动汽车平均比驾驶内燃机车便宜 33%。

不过，她和她的同事在计算时采用了 2025 年汽油和柴油的平均价格，电力则采用了 2025 年上半年的欧盟平均价格以及 2025. 9 月的公共充电价格。如果以过去几周和几个月的高燃油价格为基准，电动汽车用户的行驶成本将更加低廉。

即便在今天，在欧盟注册的电动汽车每年已节省了 45 亿欧元的化石燃料进口额，且趋势强劲上升，因为目前许多欧盟国家正处于电动汽车热潮中。

ICCT 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智库，旨在通过研究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数据基础。而这些数据显示，电动汽车的购置成本也呈下降趋势。根据 ICCT 的数据，在欧盟最大的汽车市场德国，电动汽车的实际成本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平均下降了 18%。这起初令人惊讶；因为对电动汽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猜测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在研究期间，德国市面上 160 款电动车型的中位价格上涨了 42%。

玛丽·拉琼·伯纳德解释说，但如果像本研究这样将通货膨胀以及如今电动汽车与 2020 年相比更高的续航里程和性能计算在内，结果就是下降 18%。但由于目前市场上更多的是大型且高性能的车型，电动汽车的购置成本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不过，ICCT 在这里也观察到了与内燃机车的趋同。如果比较中型车、中高端车和豪华车细分市场的内燃机车型与电动车型，电动汽车不再更贵。但在小型车和中低端车细分市场，电动汽车依然更贵。这些领域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车型数量可能会增加。

该研究让人产生希望，即电动汽车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便宜得多。作为电动汽车最昂贵的部件，电池的价格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全球下降了 35%。目前这种降幅几乎还没有传递给消费者。但竞争将会加剧——因此价格有望下跌。汉斯·加瑟（Hans G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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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最著名的居民：一只北极熊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前的浮冰区漫步（上图）。数十种鸟类，包括北极燕鸥，栖息在北冰洋这个偏远的群岛上（右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上的历史建筑和纪念碑讲述着关于研究、探险家以及极北之地生活的故事（右下）。照片：Lise Dreistel, Kay Fochtmann, Agurtxane Concellon

当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突然出现在北冰洋的广袤海域中时，那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在陡峭的山峰之间，深蓝色的冰川若隐若现，峡湾深深刻入陆地，冰块在水面上漂浮——而这一切都被一种特殊的北极宁静所笼罩。挪威人将这组距离北极仅约 1.000 公里的岛屿称为 Svalbard，这里环境艰苦，辽阔无垠，拥有一种近乎超现实的美感。如果乘坐 HX 探险船在这片壮丽的景观中航行，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海象、驯鹿、鲸鱼，或者北极最著名的居民：北极熊。

在沿海岸线徒步时，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展现出其宁静且近乎超现实的一面。照片：Kay Fochtmann

北极荒野探险

自 1896 年以来，HX Expeditions 一直带领着渴望知识的旅行者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当时，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开启了这一旅程——这是一次真正的先驱之行，为 HX 的探险历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个由冰川、岩石和峡湾组成的王国里，夏季的太阳连续数周不会落下地平线，即使在夜晚，冰川和山脉也浸润在近乎金色的光芒中。从 9 月起，极夜开始——伴随着深蓝色的黄昏时分和天空中的北极光。130 年前，前往这个偏远群岛的旅行可能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而今天，实际上只需要一件保暖外套和对冒险的向往——因为北极夏季的斯匹次卑尔根航海之旅将自然体验、冒险与舒适完美结合。即使室外温度冰冷，探险船上的环境始终温暖宜人且非常舒适。为了庆祝 HX 130 周年，活动还包括周年纪念菜单、“1896 鸡尾酒”以及特殊的纪念品。

迷人的冰雪世界

尽管景观冰冷，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拥有数十种迷人的动物物种，人们可以在探险中观察到它们。此外，这里的苔原在北极夏季会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多彩色彩。在寒冷清澈的水域中，白鲸、小须鲸、座头鲸和长须鲸在游弋。鸟类爱好者也能获得满足：每年有 41 种海鸟在此筑巢，其中包括厚嘴海鸠、短嘴雁、海鸠、绚丽海鸭和海鹦。运气好的话，甚至能从甲板上看到北极熊——因此绝对不能忘记携带双筒望远镜！旅程的亮点包括乘坐小型且灵活的探险艇前往偏远的登陆点，经过冰川，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鲸鱼、海豹或海鸟。徒步旅行、皮划艇之旅、讲座和工作坊丰富了行程。陆地行程则追溯早期探险家、捕鲸者和矿工的足迹——特别是在朗伊尔城（Longyearbyen），这里的北极日常生活、科学研究与历史至今仍紧密相连。每次航行都配备了专业的 HX 探险团队——这是一个由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导游组成的默契团队：他们负责引导登陆、举办科学讲座并讲述该地区的历史故事。许多活动、餐饮以及讲座、登陆、导览徒步和参与科学研究项目已包含在旅行价格中。

船上舒适体验

在体验完自然之美后，宾客可以在舒适的探险船上放松，享用美食，并在探险者休息室与酒吧（Explorer Lounge & Bar）与同行者交流。HX 在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的航线中使用了最先进的探险船“Fram”号和“Spitsbergen”号。船上将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简洁与轻松的舒适感相结合：明亮的空间，天然—

探险船巨大的全景窗将北极景观直接带到餐桌前。照片：Espen Mills

极地研究与船上的科学工作

在船上的科学中心，游客可以参与到科学项目中。照片：Kay Fochtmann

在 HX 远征船上，人们不仅是在观察和惊叹，因为在 HX 的斯匹次卑根岛远征之旅中，极地研究已深深融入到旅行体验之中。在先进的科学中心，游客可以与生物学家、冰川学家、海洋学家和其他专家交流。客座科学家和远征团队成员将自己的研究项目带上船，并通过讲座和研讨会分享他们的发现。船上的核心设施是现代化的科学中心，那里提供显微镜、实验室设备和交互式地图。HX 的旅客可以与专家一起研究在旅途中采集的水样、浮游生物样本、岩石或化石。此外，游客还可以为国际研究项目积极提供数据：例如为“Happywhale”拍摄鲸鱼尾鳍照片，清点海鸟，或在 NASA 的 GLOBE 计划框架下记录云量，从而补充卫星数据。

一只海象在斯匹次卑根岛壮丽的冰川背景前洗澡。 照片：Yuri Choufour

天然材料、内敛的色彩和大面积的窗户将北极景观几乎引入室内。凭借高冰级船体、现代导航与声呐技术，以及为设备和科学中心提供的宽敞空间，这些船只为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探索之旅做好了充分准备。作为北极远征邮轮运营商协会（AECO）的成员，HX 在每次航行中都遵循保护野生动物、景观和文化遗产的明确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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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将于 2027 年 5 月至 9 月进行。2028 / 29 年的新航季现已开放预订，其中包括一条从苏格兰向北出发，经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和冰岛，最终抵达斯匹次卑根岛的新航线。

了解更多关于 HX 斯匹次卑根岛远征航海之旅的信息：https: / www.travelhx.com / de-de / reiseziele / spitzbergen-seereisen

“在斯匹次卑根岛第一次看到北极熊，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

Annette，HX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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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 DE GmbH · Willy-Brandt-Straße 23 · 20457 汉堡 / 旅行组织者为 HX NO AS · Markveien 57 · 0550 奥斯陆 · 挪威

30 km SZ-Karte / Mapcreator.io / OSM

小吃与大海

博德鲁姆（Bodrum）和库萨达斯（Kuşadası）喧闹而拥挤。 一些酒店经营者现在承诺，在土耳其西海岸将推行一种全新的、更温和的旅游业。这能否成功？

由 Simon Groß 撰写

九月底的一个周三上午，在迪迪马（Didim）。市中心正举行集市，就像其他工作日一样。在这里，在土耳其爱琴海沿岸，在度假胜地博德鲁姆和库萨达斯之间，阳光拥有特殊的力量。它孕育出网球大小的无花果、篮球大小的卷心菜，以及直径如药球般的甜瓜。这里的欧芹不是用塑料袋一小把一小把地包装，而是堆成坚实的篱笆状，总之所有东西都大了一号。商人们展示着该地区能提供的一切，而现在恰恰是许多作物的收获季节，种类极其丰富。除了水果、蔬菜和香料，他们还递上裹在葡萄糖浆里的坚果、辛辣的羊奶酪和新鲜压榨的塔希尼（Tahin，即芝麻酱）供人品尝。简而言之：如果在这里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很容易迷失方向。幸好，韦达特·巴沙兰（Vedat Başaran）在场。

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熟悉这里的美食。巴沙兰留着灰色的短发，穿着深米色 Polo 衫，是奥斯曼料理专家，曾撰写过关于那些被认为已被遗忘的食谱的烹饪书。这位 63 岁的专家曾与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和艾伦·杜卡斯（Alain Ducasse）等烹饪巨匠共事，现在他将探索爱琴海料理的精妙之处作为自己的使命。“迪迪马及其周边地区的食材质量非常高，”巴沙兰说道，他的声音如同低音放大器一般浑厚。他认为这归功于该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冬季温和，夏季阳光充足。土壤肥沃，这也得益于大迈安德河（Großer Mäander），正如预料的那样，这条河从内陆蜿蜒至爱琴海，为土地提供养分。

沿海地区酒店日益增多，部分规模堪比村庄

Başaran 正在编写一本书，旨在系统地记录该地区的生产商和产品。他在方圆 50 公里范围内发现了 300 家生产商。想要品尝其中部分产品味道的人，可以坐在 Zeytinlik 餐厅里。这家餐厅拥有粗犷的石墙外立面，即便开在托斯卡纳也毫无违和感，它隶属于位于迪迪姆（Didim）东侧的 Akra 酒店。Başaran 负责这里的餐饮供应。今晚的菜单包括：切成薄片的无花果沙拉、裹面皮的沙丁鱼配葡萄叶泥、日晒章鱼和烤虾；主菜则是用明火烤制的月鱼月桂叶串。挑战在于如何避免在名为“Mezze”的冷热前菜阶段就吃饱，因为甜点部分还有芝麻巴克拉瓦（Baklava）和无花果冰淇淋。而且，这些菜肴的味道确实如听起来那样出色。但 Başaran 表示，并非所有菜品都是传统的，核心在于另一件事：“食材是中心，而不是主厨的自我意识。”

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可以说，这就是 4 月份新开业的 Akra 酒店的品牌核心。这一点从设施的规模上就可见一斑。就像市场上的蔬菜一样，这里的一切起码都大了一号。

在 280,000 平方米（相当于近 40 个足球场）的土地上，一座中小型村庄拔地而起，人们主要依靠高尔夫球车在其中移动。主楼的走廊除了客房外，还设有书店、精品店和葡萄酒店等度假期间可能需要的一切设施。走廊如此宽敞，以至于标牌禁止驾驶电动滑板车，以确保万无一失。酒店及其室内装饰采用低调的米色和赭色调，旨在营造稳重且高档的氛围，洗手间里播放着休息室音乐（Lounge-Musik）。

在宏伟的主楼下方，泳池和度假屋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总共可容纳约一千名宾客。唯有许多地方的灌木和幼树仅到腰高，它们还需要继续生长。

对于 47 岁的酒店总经理 Gürel Esener 来说，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还包括更自觉地对待自然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对他而言至关重要，“我们是用心在做”，从事该行业 25 年以上的 Esener 说道。

部分员工住在酒店区域内的一个独立区域，那里设有运动场并可通往大海。水果和蔬菜大部分在自有土地上种植，其余则从当地生产商处采购。这里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食物残渣被回收用于农业。酒店拥有独立的水处理系统，利用灰水进行灌溉。酒店设施的巨大规模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在总经理 Esener 看来并不矛盾。

然而，在迪迪姆市市长 Hatice Gençay 那里，则能听到更为批判的声音。Gençay 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在那些人口在夏季月份会翻倍增长的旅游城市，市政服务的压力会显著增加。”

即使在秋季，在土耳其爱琴海沿岸依然可以畅游——无论是在泳池还是在海水依然温暖的大海中。 照片：SIMON GROß

夏季期间，迪迪姆（Didim）的人口从 100 000 人增加到 300 000 人，增加了两倍。因此，保持城市清洁和管理交通并非易事。作为新成立的社会民主主义新党（Yeni Parti）成员及反对派的一员，根恰伊（Gençay）如何评价埃尔多安政府在基础设施扩建方面的资金支持？“支持力度还可以，”市长冷淡地表示。土耳其爱琴海地区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紧张。

根恰伊表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迪迪姆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度假胜地，大多数居民现在依靠旅游业维持生计。在阿尔廷库姆（Altinkum）城市海滩的滨海大道上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快餐店、酒吧以及售卖 20 欧元“设计师手袋”的商店在这里密集分布。即使在 9 月底，细沙海滩依然游客众多，到处可见草编遮阳伞。这并不奇怪，因为水温高达 24 度，依然温暖宜人。

根恰伊希望将迪迪姆打造为土耳其爱琴海其他地区的温和替代方案。例如，位于地平线南方可见的岬角上且拥有独立机场的博德鲁姆（Bodrum），被视为派对胜地，以高端餐厅和酒吧著称。北部的库萨达斯（Kuşadası）则是邮轮游客和一日游游客的聚集地，小巷中喧闹嘈杂。迪迪姆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根恰伊外交辞令地表达道：“寻求放松的人应该来迪迪姆。”但对于酒店经营者和旅行社来说，该地区的潜力——用业内的话说——还远未被充分挖掘。根恰伊表示，迪迪姆海岸线目前已建成 20 家酒店，另有 15 家在规划中。

那么，迪迪姆未来是否会像博德鲁姆或库萨达斯那样拥挤？

过去，人们可以在迪迪姆北部（原名迪迪马 Didyma）找到答案。那里有阿波罗神庙的遗址，该神庙以希腊和罗马的光明及其他诸神之神命名，在古代与德尔斐一样被用作神谕之所。

从公元前 7 世纪起，统治王朝的成员们也在这里预言未来。这座神庙面积为 51 乘 109 米，是古代规模最大的现存建筑群之一。这类场所之于土耳其爱琴海地区并不罕见。土耳其西海岸遍布古迹，诉说着辉煌的过去，并在夏季吸引大量游客。

以弗所（Ephesos）亦在其中。在这里，人们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土耳其爱琴海曾经的重要性。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弗所是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无数废墟见证了这座港口城市的变迁历史，游客可以在库萨达斯东北部靠近塞尔丘克（Selçuk）的地方参观。其中包括重建的塞尔苏斯图书馆（Celsus-Bibliothek）立面，以及一座可容纳 25 000 名观众且至今仍用于举办音乐会的宏伟剧场。

沿着海岸向北继续前行，到达跨越两个小海湾的 Club Marvy 酒店。35 年前这座酒店建成时，那里矗立着带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白色围栏的彩色房屋，这种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就像瑞典肉丸（Köttbullar）与拉基酒（Rakı）一样不搭。如今，这里注重确保客人在醒来后不会误以为自己不小心来到了瑞典。酒店建筑群的设计低调地融入了海岸景观，海湾边的客房在浓密的树冠后若隐若现。

该地区产有一种特殊的橄榄油——它会让喉咙感到微辣，这是一个好迹象

想要了解该地区的饮食特色，最好的去处是 Değirmen。它是酒店七家餐厅之一，人们通过一座古老的磨坊进入餐厅，内部大量使用木材和石头，氛围古朴。但绝不能低估主厨艾哈迈德·古泽尔亚格多肯（Ahmet Guzelyagdöken）在这里提供的佳肴。这位身材高大、留着灰色三天胡茬且面相慈祥的男人名副其实，他的名字大致翻译过来就是“美丽的斟油者”。因为古泽尔亚格多肯精通油脂，当然是指橄榄油。

“在土耳其爱琴海沿岸，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种植橄榄树了，”这位 68 岁的男人讲述道。该地区以 Memecik 品种尤为出名。其特点是多酚含量高，正是这种成分让橄榄油如此健康，并在饮后让喉咙产生微辣感。与某些烈酒不同，在橄榄油中，这是一种好迹象。

古泽尔亚格多肯在距离此处仅几公里的一个小地方索克（Söke）长大。他原本是一名画家，对该地区烹饪的热情继承自生产奶酪和橄榄油的父母。他在库萨达斯（Kuşadası）附近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为他及整个酒店提供有机种植的水果和蔬菜，而鱼类和肉类则采购自当地。

今天客人们很幸运，有锯齿鲈鱼，肉质洁白紧实，像金枪鱼排一样鲜嫩多汁地烤制而成；还有搭配在捣碎小麦（Keşkek）上的幼羊肉，并佐以一种类似榅桲的恰特尼酱。而古泽尔亚格多肯在开胃阶段供应的 Mezze（前菜）则表明，素食者在爱琴海地区不仅能生存，还能享受美食：炖至完全焦糖化的酿洋葱、在舌尖融化且带有烟熏味的嫩茄子，以及果味浓郁的腌朝鲜蓟。唯一能与这些美食竞争的只有窗外的景色——希腊萨摩斯岛的轮廓在傍晚被染成了浓郁的粉红色。

旅行信息

交通：从慕尼黑乘飞机约三小时可抵达伊兹密尔（Izmir）或博德鲁姆（Bodrum），随后可通过接驳车前往酒店或租车前往住所。 旅行安排：旅行社 Bentour 提供土耳其西海岸的旅行产品，例如在 Akra Didim 度假，11 月从慕尼黑出发的七晚全包行程每人 1203 欧元起，网址 bentour.de, akra-hotels.com。或者 10 月底从慕尼黑出发前往 Özdere 的 Club Marvy 酒店，含机票及全包服务，七晚每人 1488 欧元，网址 clubmarvy.com。 活动：以弗所（Ephesos）古城及博物馆，门票 40 欧元，4 月至 10 月 8 时至 19 时开放；阿波罗神庙，门票 6 欧元，夏季通常 8.30 时至 20 时开放。

往来交通

幸福的乘客 澳大利亚捷星航空（Jetstar）员工如何以客户友好的方式进行罢工。

罢工这件事比较复杂。其目的本应是让相关行业的雇主感受到压力。但罢工往往也会影响到这些企业和机构的客户：如果医院员工罢工，手术就无法进行；如果教育工作者停工，日托中心就会关闭。在其他情况下，则会出现公交车停运、垃圾无人清理或广播没有新闻等情况。

因此，患者、家长、通勤者对罢工者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很快就会达到极限。一方面，让大部分民众参与进来是罢工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这能增加行动压力。但另一方面，一旦被波及者的忍耐度达到临界点，且他们最终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决定是否提高工资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整个社会很快就会陷入一种愤怒公民（wutbürgerlich）的情绪中。

就此而言，澳大利亚廉价航空公司捷星航空（Jetstar）的员工在这次劳资斗争中采取了一种相当聪明的策略。在捷星航空所属的澳洲航空（Qantas）集团中，他们的薪资最低，工作条件也最糟糕。像捷星航空这类航空公司的商业模式，除了对待员工糟糕之外，主要依赖于乘客购买价格极低的机票（公司几乎不从中获利），然后为任何微小的附加服务支付额外费用。

罢工期间，行李免费托运——这对度假者来说太棒了。 照片：DARIA NIPOT DEPOSITPHOTOS / IMAGO

航空公司员工现在利用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如果地勤人员罢工，飞机将无法起飞，导致乘客错过假期或重要的商务预约。然而，尽管处于罢工状态，捷星航空的员工并没有完全停工，而只是简化了一些流程。在罢工日，员工依然为乘客办理手续，没有人错过航班，每个人也可以托运行李。在那些日子里，航空公司员工可能甚至表现得格外友好。

但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凯恩斯等机场的服务柜台前，这些服务人员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收取应付费用，例如超重行李费、更改座位费或延迟办理登机手续费。这种部分停工的行为可能在财务上确实打击了母公司澳洲航空（Qantas）——从而击中了正确的目标。此次罢工正值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处于学校假期期间，因此客流量很高。

然而，对于客户而言，罢工并未带来任何限制。恰恰相反：他们甚至从中获益。乘客们可以携带更多且更重的行李，并享受某些其他额外服务，而无需为此付费。如果由他们决定，这次罢工可能会持续比两天更久。 斯特凡·费舍尔 (Stefan Fischer)

作者更倾向于乘坐火车。

kaufdown

一生一次

沐浴硫磺之泉

告示牌上写着，每人限取一根游泳浮棒。人们就这样用浮棒垫在腋下或臀部，在水面上漂浮数小时。这是这里的传统。因此，周围漂浮的所有意大利人都晒成了深褐色。现在正值旅游淡季，拉齐奥大区维特博的“教皇浴场”（Terme dei Papi）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属领地。这座城市坐落在帕兰扎纳山（Monte Palanzana）的山坡上，在中世纪曾是几位教皇的避难所，因为当时距离约 80 公里的罗马对他们来说已不再安全。当时人们就已经知道，来自 58 度高温的布利卡梅（Bullicame）泉水的温泉水对关节和皮肤有益。尼古拉斯五世在 15 世纪在泉水旁建造了一座类似宫殿的建筑，这座温泉之城的名声至此奠定。在保存惊人完好的中世纪城市维特博周围，至今仍有许多泉水，部分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然而，在卡莱蒂泳池（Piscine Carletti）的一个小水池中进行的一次亲身体验表明：热水、烈日、没有遮荫、没有淋浴——这并不是个好主意。而在教皇浴场，虽然需要支付入场费，但可以洗澡。钙和镁、硫酸盐和碳酸氢盐，关于你此时正慵懒其中的水质成分，足以填满一本词典。池边白色的沉积物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人们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离开浴场。但身体在第二天仍会提醒你这次访问。从毛孔中散发出的——至少在车里闻起来是这样——是纯粹的硫磺味。 莫妮卡·迈尔-阿尔邦 (Monika Maier-Albang)

仅限今日

1 间

仅限周日

DAS WISTLBERG

• 舒适度假屋
• 桑拿房与格里尔-科塔 (Grill-Kota)
•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

起价 470€ 低至 235€

1 间

WALDHOF FUSCHLSEE

• 山湖之间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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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平方米 Waldhof Spa

起价 1,000€ 低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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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GUT TRATTLERHOF

• “I feel GUT” 假期
• 5 道菜可选菜单
• 四星级高级酒店
• 克恩滕州诺克山脉 (Kärntner Nockberge)
• 约 1,000 平方米的“森林水疗区”
• 懒觉早餐自助餐，直至 11.00 时
• 巴德-克莱因基希海姆 (Bad Kleinkirchheim)

起价 1,100€ 低至 540€

图表 28...Dxe6 后

四方阵

四幅图片，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奥利弗·雷泽克 (Oliver Rezec) 著

中等难度

照片：IMAGO (7), DPA / PA 困难

斯特凡·费舍尔 (Stefan Fischer) 著

第一任船长

工作十年——然后就可以安享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对于约书亚·帕滕（Joshua Patten）而言，这也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诚然，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在 1850 年代初做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之前，已经出海航行了几年，这个决定让他希望能够快速赚到很多钱。

当时年仅 25 岁的帕滕面前有两条职业道路，都是担任商船船长：要么成为一名沿海船长（Costal Captain），在美洲大陆东海岸往返航行，将货物从美国运往南美，反之亦然；要么进行环球航行。后者风险更高，但利润更丰厚。当时的船长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以个人名义在船上装载货物并进行贸易。例如，将中国的茶叶运往英国可以赚到极高的利润。指挥这样的船只，正是帕滕极力追求的目标。

追踪秘密

他得到了这个机会。1854 年春，他晋升为船长，并受邀在“飞翔苏格兰号”（Flying Scot）的伦敦处女航中担任船长，这是一艘“极限快船”（Extreme Clipper）。这类船只追求的是速度而非安全性。帕滕横跨大西洋用了 29 天。同年，他接管了“海王星之车号”（Neptune’s Car）。这是帕滕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环球航行。

“如果帕滕夫人是个男人，她无疑将会大有用处。”

帕滕向福斯特-尼克森（Foster & Nickerson）航运公司坚持要求让他的妻子玛丽·安·布朗·帕滕（Mary Ann Brown Patten）随船同行。两人于1853年结婚，当时的玛丽·安年仅16岁，是一名低级海员的女儿。而且，在那个时代，对于她的性别和阶层来说，她接受过学校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作家蒂拉·J·马泽奥（Tilar J. Mazzeo）在202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玛丽·安·帕滕的传记《船长的妻子》（The Sea Captain’s Wife），在书中将这位年轻女性描述为聪明、求知欲强且自信。在乘坐“海王星之车”号（Neptune’s Car）的首次航行期间，她向丈夫学习航海，这促使丈夫写下了一则笔记，而他显然希望这被视为一种赞美：“帕滕夫人即使在恶劣天气下在船上的表现也异常熟练，如果她是个男人，无疑将会大有用处。”

尽管约书亚·帕滕（Joshua Patten）对她寄予厚望，但他低估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几年后的1856年9月，她成为了“海王星之车”号的船长。从而成为了第一位指挥美国商船的女性。当时19岁的她正处于怀孕第四个月，在——

1856年，“海王星之车”号美国商船在合恩角附近的一场风暴中需要一名新指挥官。船员们选择了玛丽·安·布朗·帕滕。

她在一次戏剧性的紧急情况下从丈夫手中接管了船只。“海王星之车”号于7月从纽约启航，目的地是旧金山。该船必须在南美洲的冬季绕道合恩角航行。而且，船上的领导团队功能失调。由于大副在起航前几天折断了一条腿，航运公司派遣了一名名为威廉·基勒（William Keeler）的替代人员——而此人对职责并不认真。二副不识字，因此无法记录航海日志，也无法使用当时的定位有效手段《航海历》（Nautical Almanach）。三副则是个暴徒。

在基勒两次在值班期间睡觉并犯下其他错误后，帕滕先是将他降级为普通水手，最后将其监禁。这意味着帕滕必须接管他的职责，因为二副由于是文盲，无法操纵船只。在南美洲南端的一次严重风暴中，帕滕最终因精疲力竭而崩溃，并陷入高烧。

在从二副升任为大副的人的认可下，玛丽·安从此操纵“海王星之车”号。也就是说，这位船长夫人不仅照顾她陷入谵妄的丈夫，还在冬季风暴期间驾驶这艘快帆船穿过德雷克海峡。被监禁的基勒也得知了船长的缺席——他以书面形式通知玛丽·安·帕滕，他将因此接管船只。

9月5日，最终对决到来。玛丽·安·帕滕拿起了丈夫的手枪武装自己，召集全体船员到甲板上，向男人们朗读了基勒那封傲慢的信，并细致地列举了他的过错。于是，一个19岁、怀孕、身高仅1.50米的女孩，站在一群水手面前——而船员们开始向她鼓掌，最后高喊“帕滕船长”。他们指的就是她。船员们承认她为新船长。

1857年3月玛丽·安的儿子出生，7月她的丈夫约书亚去世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玛丽·安在部分海况恶劣的北极海域驾驶船只，期间做出了明智且勇敢的决定。她的丈夫恢复情况不佳。1856年11月15.，“海王星号”（Neptune's Car）抵达旧金山港。约书亚被诊断出患有结核性脑膜炎。这意味着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他此前已经在波士顿附近买了一块地，计划在最迟三十岁末退休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农场。1857年3月，他们的儿子出生；7月，约书亚去世。

曾连续56天担任货船船长的玛丽·安·帕滕也再未出海。除了私人层面的痛苦，她还必须忍受船公司的羞辱。船公司表现得十分吝啬，理由是约书亚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未能履行职责，且与玛丽·安之间没有合同协议。

《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公开了这一丑闻。玛丽·安·帕滕赢得了全国的同情。然而，她在经济上生活拮据，同样英年早逝，于1861,年3月18.死于肺结核。首批并非出于紧急情况而是经过计划担任美国商船船长的女性是德博拉·多恩·邓普西和琳恩·科瓦奇。两人的航程起点都在旧金山，时间是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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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之始

根据伦理和经济立场的不同，这条广告语不仅被认为是2000年代最成功的广告语之一，也被认为是其中最令人鄙视的一条。请问这句名言是什么？

国际象棋 绝对优势

辛达罗夫 – 布洛伯格（意大利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比赛中，除了奖牌之争外，有两位主角的表现备受关注：20岁的印度世界冠军多马拉朱·古凯什（Dommaraju Gukesh）和同龄的乌兹别克斯坦挑战者雅沃希尔·辛达罗夫（Jawokhir Sindarow）将于25. November在日内瓦争夺最高头衔。两人在各自代表队的比赛中均表现出色，分别助力乌兹别克斯坦获得金牌，印度获得银牌。以下我们来看一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奥地利比赛中的强力位置战：1.e4 e5 2.Sf3 Sc6 3.Lc4 Lc5 4.c3 Sf6 5.d3 a6 6.0-0 d6 7.Lg5 h6 8.Lh4 La7 9.Sbd2 g5 10.Lg3 0-0 11.b4 Kg7 12.Lb3 Sh5（一个合理的走法，但允许接下来的简化） 13.Sxe5 Sxe5 14.Lxe5+ dxe5 15.Dxh5 Dxd3 16.Tad1 f6（若走 16...Dxc3 17.Sf3 f6 18.Tc1 Dxb4 19.Txc7+ 则将是致命的，白方获胜）

17.Tfe1 Dd7 18.De2 De8 19.Sf1（只有深入观察才能揭示此局面中黑方的困境：黑方必须避免白格象的交换，否则白方的马在f5位将变得势不可挡。结果导致黑方无法实现和谐的发展，而白方掌控了d线） 19...h5（若走 19...Le6 20.Lxe6 Dxe6 21.Sg3 Kh7 22.Sf5 对黑方来说将非常糟糕） 20.h3 h4 21.Td2 a5 22.b5 a4 23.Lc4 De7（即使走 23...f5 24.exf5 Lxf5 25.Ted1，由于黑方兵形受损，白方仍有明显优势） 24.Ted1 Kg6 25.Sh2 Lc5 26.Sg4℃6 27.Kh2 Le6（恶化了黑方的处境，27...Ta5 会更顽强） 28.Lxe6 Dxe6 图表 29.b6（一个非常强力的位置走法，将黑方封锁并杜绝了任何解围可能） 29...Tf7（若走 29...Lxb6 30.Td6 De8 31.Df3，黑方阵地将崩溃） 30.Se3 Lxe3 31.fxe3 Tg8 32.Td6 Dc8 33.c4℃5

34.T1d5（白方统治棋盘） 34...Kg7 35.a3 Te8 36.Dd1 Tg8 37.Td7 Dc6 38.Dg4 Tgf8 39.T5d6 Dc8 40.Df5 De8（选择了恐怖的结局） 41.Dxf6+ Kh7 42.Dh6+ Kg8 43.Tg6+ Tg7 44.Tdxg7（将死）。斯特凡·金德曼（Stefan Kindermann）

瑞典谜题 金融业

呵护，照顾< / td><>< / ><>证券 / 研究室（缩写）< / ><>< / ><>魔术师，黑魔术师< / ><>中性冠词< / ><>< / ><>黑森州的山地< / ><>缩写：出生< / ><>< / ><>伦理学< / ><>< / ><>证券短缺 / 交易所< / ><>< / ><>易北河支流< / ><>< / ><>轻食< / ><>< / ><>频繁< / ><>以前< / ><>个位数< / ><>多动症（缩写）< / ><>< / ><>证券发行人 / 煤产品< / >< / tr><><>< / ><>< /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破产< / ><>< / ><>雪鞋< / ><>< / ><>电话交换局 / 鸦科鸟< / ><>< / ><>V< / >< / ><><>传真机（缩写）< / >< rowspan="2">< / >< >燃料（缩写）< / >< rowspan="2"> 汽车尾气净化器（缩写）< / >< ="2"> 证券 / 领土争端权力< / >< ="2"> 阴性冠词 / 沙滩< / >< ="2"> < / >< / ><><>账户的借方< / ><>孟加拉国的货币< / >< / ><><>< / ><>< / ><>地中海岛屿 / 意大利 / 便携式电脑< / ><>< / ><>女性名字< / ><>< / ><>之前，早先 / 罗马尼亚作曲家 †< / ><>< / ><>阴性<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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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8TS 中等难度 数独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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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8TS：玩法指南

Str8ts 与数独相似，但其独特之处使其更具多样性：玩家必须构建数字街道，即 Straights（或称“Str8ts”）。每行和每列中，1 到 9 的每个数字最多只能出现一次！黑色方格为分隔格，将游戏区域划分为水平和垂直的部分。在这些白色方格中填入街道：一组连续且无间断的数字，但其排列顺序可以是任意的，例如 1 - 4 - 3 - 5 - 2。如果一个黑色分隔格中包含一个数字，那么该数字在同一行和同一列中就不能再被使用；这些（白色）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不过，大多数黑色方格是且将保持为空。因此，并非每行每列都会出现 1 到 9 的所有数字。 © 2010 Syndicated Puzzl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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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居住与享受

这款饮品

是一款全球仅在两家酒吧供应的鸡尾酒：一家是位于萨恩谷（Sarntal）风格独特的 Bad Schörgau 享受酒店，另一家是苏黎世的“Kronenhalle”！这款优雅的阿尔卑斯开胃酒诞生于两位享乐主义者的友谊，它赞美了山地松（Latschenkiefer）那独特且具有挥发性的香气：带有树脂感和绿色气息，略带药味，同时又十分清新。南蒂罗尔这家酒店的负责人格雷戈尔·温特（Gregor Wenter）讲述道，其中的技巧在于让整体口感不像洗浴添加剂。而这款“山地松酸酒”（Latschenkiefer-Sour）绝对没有那种味道。但它传达出的味道却非常明确：请再给我来一杯！无论是在大都市苏黎世还是在阿尔卑斯山享用——这款饮品始终包含着一丝登顶的幸福感。

精华

另一种同样稳固地存在于奶奶浴室柜中的家庭常备药：山地松酒精酊（Latschenkiefer-Franzbranntwein）是一款日常帮手，几代人都将其与山地度假、圆年生日和运动损伤联系在一起。在小腿上涂抹少量并用力按摩——浴室立刻会散发出芬兰桑拿房的味道，双腿也会感觉更轻盈。这不仅仅是民俗——山地松的精油包含蒎烯（Pinene）、被认为具有抗炎作用的植物成分 3-Caren 以及天然柠檬烯（Limonen）。外用时，其芳香成分能刺激皮肤血液循环，并产生温暖感。相应地，几个世纪以来，山地松油一直被用于缓解肌肉紧张或劳损、腿部疲劳以及治疗肌肉和软组织不适的按摩油中。像来自下奥地利州图尔恩（Tulln）的 Riviera 公司的“Holzhacker”以及“Allgäuer Latschenkiefer”等经典品牌，已基于这一原理开发出了整个产品世界。不过，阿尔高（Allgäu）的松树生长在种植园中，而南蒂罗尔的松树仍采用野生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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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香气的针叶

山地松能够在高海拔的山区生长。在山谷中，其枝条的提取物是一种治疗肌肉疲劳的古老天然疗法——甚至成为了鸡尾酒的原料。

作者：马克斯·沙尼格（Max Scharnigg）

植物

当人们在南蒂罗尔的萨恩谷（Sarntal）谈到“Reischn”时，指的是一种相当强韧的本土植物：矮松（学名 Pinus mugo）。它没有笔直的树干，而是形成低矮的、通常仅一到三米高、匍匐生长且相互交织的灌丛。而且它生长在其他树木已经无法生存的高度：在海拔约 1400 到 2500 米之间可见这种矮松，不过像萨恩谷这样的大规模分布已变得罕见。如果切开矮松的新芽，切口处会渗出微小、透明且气味浓烈的液滴——这就是萨恩谷人世世代代追求的精油。它是治疗肌肉疼痛和紧张的成熟家庭疗法中的组成部分。采收从初夏开始，直到高海拔地区在无雪状态下可进入为止。虽然萨恩谷的矮松受到自然保护，但每年仍允许通过艰苦的手工劳动砍伐一定数量——这也是出于高山草甸卫生的考虑。因为矮松倾向于覆盖开阔地，而这些开阔地对于像黑琴鸡这样的山地动物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矮松林能稳定山坡并防止侵蚀；因此，仅在修剪有意义的地方进行采收。谷中只有少数几个家庭仍在延续这一传统，从树枝中提取阿尔卑斯山最具代表性的香气之一。在奥地利的高陶恩山脉、阿尔高地区，以及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也有较大规模的分布。

护理

大约 250 公斤的矮松树枝可产生约一升的矮松精油。这种蒸馏液浓度极高，甚至具有刺激性，因此在皮肤上使用时必须始终稀释。众所周知，石松（Zirbe）具有镇静作用，而矮松的作用则更偏向于激活。新兴化妆品公司 Trehs 利用传统的矮松及其有益特性，开发了一系列现代化妆品。目前的产品线涵盖了从护手霜、身体乳、按摩油、沐浴护理到去角质产品。作为化妆品成分，矮松具有清新、芳香和刺激的作用。

沐浴

在赖因斯瓦尔德（Reinswald）的 Eschgfeller 家族那里体验原汁原味的萨恩矮松浴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这种沐浴只能在矮松精油生产商这里进行，因为在长达数小时的精油蒸汽蒸馏后，会剩下一堆冒烟的木屑——这些矮松碎屑依然温热潮湿且香气浓郁。为了进行沐浴，Christine Eschgfeller 将材料冷却至约 50 度，并在其中挖出一个凹槽。客人躺在铺开的布上，随后被埋入温暖的“Reischn”之中，直到脖子。这次体验可以说是一次极致的“森林浴”——闻起来有树脂和针叶的味道，有桑拿和潮湿木材的气息，让人感到非常自然、温暖且有安全感。在辛辣的温暖之后是对比刺激：一次温和的克奈普式（Kneipp-Art）冷水淋浴。随后再次休息并出汗约 25 分钟。这一仪式让人想起南蒂罗尔的干草浴——只不过之后闻起来不像高山草甸，而像山地森林。

照片：RAJ KAMAL / GETTY IMAGES, BAD SCHÖRGAU, RIVIERA, MARION LAFOGLER / TREHS FOTOGRAFIELAFOGLER DER MARION LAFOGLER, HELMUTH RIER / ESCHGFELLER

同一屋檐下

绿意中的红谷仓

为了迎接退休生活，伊娃和弗里德海姆·格拉博夫斯基（Eva and Friedhelm Grabowski）想要尝试一些新事物——在北德牧场中心建造一座光线充足的建筑师设计住宅。一次探访。

作者：斯特凡妮·施密特（Stephanie Schmidt）和路德维希·尼库尔斯基（Ludwig Nikulski，摄影）

2024年，这位女医生和这位平面设计师搬进了他们的家。他们经常在两座露台之一或花园里活动。他们享受这里的宁静，且没有缺失什么的匮乏感。“附近有一个城际铁路车站，购物场所也仅在几公里之遥，”弗里德海姆·格拉博夫斯基说道。

日常生活的各项功能均设在无障碍的一楼。其中包括一个配有简约且温馨橡木家具的烹饪区。整个房屋由粘土抹灰营造出舒适感，由于是手工涂抹在墙上的，因此呈现出细腻的色彩不均匀感。二楼设有客房、工作室以及另一间浴室。这些房间在需要时可以转换为护理人员的居住区。

轻盈的薄雾环绕着草地和树木，这座带有陡峭山墙屋顶的房屋就嵌入其中。这是一场短暂的视觉盛宴，因为在晨曦中，雾气很快就会消散。伊娃·格拉博夫斯基走进客厅，透过她位于下萨克森州阿彭（Apen）社区新家那扇木框全景窗向外望去。极目远眺，尽是绿意。突然，一只野兔从露台旁边跳过。“在这里我失去了时间感，这太美妙了，”她说，“凝视风景如此具有冥想感。我可以花好几个小时观察那些牛。”伊娃·格拉博夫斯基指的是邻近牧场上的六头加洛韦牛，它们每天在这对夫妇的养老居所旁徘徊。这是一座具有简约美感和整体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形状像一座谷仓，四周覆盖着红色清水砖。

伊娃·格拉博夫斯基和她的丈夫弗里德海姆今年都满70岁了。早在几年前，这对夫妇就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年老时想如何生活？两人都感到需要再次重新开始，尝试一些新事物。他们曾在黑森州的吉森市（Gießen）生活了45年以上。“我们达成一致，想要离开城市搬到乡村去，”弗里德海姆·格拉博夫斯基说。为此，他们与杜塞尔多夫的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沙特（Christian Schardt）共同规划了一座新建筑，将极简主义美学与能让高龄人士在自己家中生活的舒适度相结合。

在现实中具体是如何呈现的，可以通过对这座拥有10,000平方米土地的庄园进行一次探索之旅来了解。在此过程中，建议不时停下脚步

— 感受由阳光、云朵、叶片和树冠在此共同演绎的光影交织。

业主非常注重住宅在风格上能很好地融入当地地区；它让人想起一座谷仓。该建筑拥有由钙砂石构成的承重墙体和优雅的清水砖外壳，并采用了红色调的勾缝砂浆进行设计。这座KfW 55能效房屋的居住和使用面积为160平方米。节能方案的支撑支柱包括光伏系统、热泵、三层玻璃和隔热层。光伏组件安装在平屋顶上。

凸出的砖块在建筑立面以及屋顶区域形成了装饰性的浮雕。在底层，部分居住区域的层高达到七米。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沙尔特（Christian Schardt）在屋顶设计了一扇窗户，以营造光影交错的场景，为建筑的许多细节增添活力。入户门的青铜门把手由弗里德海姆·格拉博夫斯基（Friedhelm Grabowski）设计，反映了这对夫妇对奶牛的喜爱。

本内迪克特·卡尔（Benedikt Karl）报道

想要采访玛丽亚·格拉马蒂科（Maria Grammatico），必须得有耐心。这并不是因为这位 86 岁的老人难以寻觅：每天她都站在店里的收银机后，售卖旁边长玻璃展柜里的精致甜点，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 62 年之久。而工作在她的生活中永远排在第一位。即便她终于抽出时间交谈，你也得做好被中断的准备，因为总有游客走过来，想与这位著名的糖果糕点师合影。

著名？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坚决否认这个称呼。“我只是一个小手工艺人，”她更愿意这样说，同时抚平她的围裙，那围裙像她的头发一样洁白。这两者都属实：生活的艰辛将她锻造成一名手工艺人，而她的精湛技艺则让她成名。在西西里岛西部的埃里切（Erice），格拉马蒂科守护着西西里甜点艺术数百年来的传统——并且像极少有人能做到的那样，成为了这一遗产的化身。

西西里经典甜点的名单很长：比如 Cannoli（酥脆的卷筒饼，内填里科塔奶酪奶油）、Cassata（含有蜜饯水果和杏仁膏的海绵蛋糕）、口味繁多的半冻 Granita（冰沙），或者是 Cuscinetti（小垫子形点心），这是埃里切的特产，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在其中填入柠檬蜜饯或蜜饯南瓜以及细腻的杏仁膏。在尺寸上，许多西西里甜点（Dolci）与法国的小甜点（Petits Fours）相似，尽管在视觉上往往显得更粗犷一些。

西西里的甜点遗产受到了曾统治这座地中海岛屿的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还是诺曼人。如今，顶尖厨师们前往意大利南部学习这些技艺，摄像团队则为电视和流媒体巨头拍摄纪录片。像诺托（Noto）著名的 Café Sicilia 或埃里切的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店铺这样的地方，已成为观光打卡点。而且很久以前，Cannolo 或 Cassata 就已经进入了远离原产地的糕点店菜单。

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如果没有当地女修道院的故事，就无法讲述著名的西西里甜点料理史。玛丽亚·格拉马蒂科的故事亦然。

在埃里切，这两个故事交织得尤为紧密。在这座西西里山城中心，坐落着一家以这位 86 岁老人命名的糕点店（Pasticceria）。这是一间带有木护墙板的店铺，摆放着旧柜子和画作，空气中弥漫着烤糖点心、杏仁和咖啡的香味，时间在这里似乎流逝得更慢。事实上，整个城镇都是如此。人们几乎会将埃里切误认为是一个亲意式幻想的缩影：狭窄的巷弄里开满了手工艺品店，古老的石屋与教堂林立，可以远眺大海。大批游客乘车抵达这里，享受这种氛围——当然，还有那些精致的小甜点。

二战后的埃里切——那并非简单的生活，许多西西里人承受着贫困与饥饿：“我们有什么就吃什么。如果没有吃的，我们就空腹上床睡觉，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很快乐，”格拉马蒂科回忆道。然而，在她十一岁时，生活发生了改变：她的父亲去世了，怀孕的母亲无法独自抚养六个孩子。于是，玛丽亚和她的妹妹在 1951 年进入了一所修道院。在十几位平信徒修女的严格看管下，玛丽亚在那里学习了如今让她闻名遐迩的手艺。

甜点女王

过去如果买不到某种食用色素，人们有时会选用红色石灰岩

她今年 86 岁，是西西里岛最著名的糕点师，至今仍每天在自己的店里工作。玛丽亚·格拉马蒂科（Maria Grammatico）孩提时代在修道院学习烘焙，如今她代表着这座岛屿的甜点传统。

几个世纪以来，西西里的女子修道院已发展成为烘焙艺术的避风港。除了能够获得部分稀有原材料外，精湛的工艺和知识的传承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玛丽亚·奥利韦里（Maria Oliveri）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修道院档案，以追溯这一传统。奥利韦里出版过多本关于西西里修道院糕点艺术的书籍，她解释道：“首先，人们必须想象当时的产量极低，仅供修女在节日食用，或作为送给告解神父等教会高层人士的礼物。”

有些起源故事可能更倾向于传说。例如典型的“马托拉纳水果”（frutta martorana）——这种手工绘制、栩栩如生的杏仁膏水果，传统上在万灵节期间制作，如今其绚丽的光彩几乎在每家糕点店（Pasticceria）中都能见到。据称，这种特产是修女在中世纪发明的。据说有一次在秋季，一名高层访客即将到访，而修道院花园里没有一朵花开，为了打破这种空虚，人们想用色彩来弥补。

然而，有记录证明修道院发明、保存并多年完善了相关食谱。许多最初简单的食谱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精致。通常，西西里岛的杏仁、开心果和糖渍水果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岛的柑橘种植园被认为是欧洲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

起初，烘焙在很大程度上是修道院内部的事务。这种情况直到 1861 年意大利统一国家成立后才发生改变，当时教会的权力被削弱，许多修道团体解散。幸存下来的团体需要资金，于是想到了他们保存了几个世纪的东西：烘焙。“销售甜点成为了修道院的重要收入来源，”玛丽亚·奥利韦里说道。

在玛丽亚·格拉马蒂科成长的那座修道院里，他们每天也在销售在闭门状态下制作的烘焙产品。当时并非所有产品每天都有，某些甜点，如杏仁牛轧糖（Torrone），仅在节假日提供。

格拉马蒂科回忆道，那项工作非常辛苦：敲碎并研磨杏仁，以此制作杏仁膏。然后塑造出小水果，这些水果需要长时间干燥，最后用植物性材料将其染成自然色。这位糕点师回忆道并微笑说，以前如果买不到某种食用色素，人们有时甚至会使用红色石灰石，而这种材料通常用于房屋建筑。

当玛丽亚·格拉马蒂科说话时，她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她经常大笑，当她认为某件事特别重要时，会用右手有力地挥动来强调所说的话。唯独她的声音在这一天显得有些疲惫，于是她用低沉且沙哑的声音讲述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骑着驴爬山，在修道院门口购买糕点。而修女烘焙坊里的饼干，成了那些买不起婚礼大餐的贫穷西西里人的替代餐点。玛丽亚自己小时候也想多吃一些她如此辛苦制作的甜点。但对于受训者来说，通常只能分到残次品。她说，有时他们会故意把饼干烤焦，以增加“残次品”的数量。

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在修道院度过了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她精准地记住了修女们传承多年的每一个工作步骤—。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的使用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她们已经将数百道工序完善到了极致。食谱并未以书面形式传授。因此，玛丽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回顾起来，我其实是偷了那些食谱，”她说道，随后再次笑了起来。因为在 1964 年，她开设了自己的店铺 Pasticceria，希望在那里延续修道院的遗产。有些修女对此举感到不满，从此不再与她说话。

如今，“玛丽亚·格拉马蒂科糕点店”（Pasticceria Maria Grammatico）已成为传统西西里甜点最重要的销售地之一。烘焙工作在销售区后面的房间里进行，使用着旧设备，且投入了更多的手工劳动。玛丽亚的哥哥坐在那里的桌边揉捏面团，此外，她的侄女和几名员工也在帮忙。店主强调，所有食谱都与修道院中的完全一致，只有两款是她自己钻研并开发的。例如“埃里切热诺韦塞”（Genovesi Ericine），这款甜点如今与这位 86 岁老人的名字紧密相连：圆形的酥皮口袋，里面填满了由蛋黄、牛奶、淀粉、糖和西西里柠檬皮屑制成的类似布丁的奶油。撒上糖粉后，它们看起来像个甜味意式饺子，温热时口感最佳。

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守护着西西里甜点艺术数百年来的传统。在她位于埃里切市中心的店铺里，她销售着让人想起乡村风味小点心（Petits Fours）的甜点（Dolci）。 照片：玛丽亚·格拉马蒂科糕点店

此外，店主本人最喜欢杏仁糕点类。它们拥有响亮的名字，如“美与丑”（Belli e brutti），这种外观崎岖的小点心内部柔软、外部酥脆，带有浓郁的杏仁、香草和柠檬味。与以前在修道院时不同，甜点的供应不再由季节或节日决定；例如，填有干无花果细馅的饼干（Biscotti di Fico）不再仅在圣诞节供应。而彩色的马zipan水果在树木植物尚在开花时也会出售。

玛丽亚·格拉马蒂科并不打算将她岛上的甜点（Dolci）带入新时代，她想要的是守护。她认为：“这是一项传统，是一段历史，我们必须为你们年轻人延续下去，”她补充道：“有些食谱你可能更喜欢，有些你可能不喜欢，但传统始终如一。”

她似乎也有些享受自己的理念如此受欢迎，至少她短暂地中断了谈话，欣然与一位来自纽约的游客合影。这位 86 岁老人的讲述证明，在修道院的岁月是艰苦的。但这些岁月后来也成为了她生存的基础。她说，为此她至今仍感激那些修女。

但在一点上，格拉马蒂科现在的饼干、小蛋糕和糖果确实与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同：她坦率地承认，原材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对我来说，味道变差了”。尽管如此，停止经营对她来说绝不可能。她还想在店里烘焙多久？“只要上帝愿意”，这位 86 岁的老人说道，随后她重新回到了收银机后面。在这一句告别的话语中，似乎完成了一个圆环，回到了她 11 岁时进入且至今从未离开的那个世界。

众所周知

提拉米苏 在德国城市中，一家接一家地开设着甜点吧，而在意大利，他们举办甜点节。 为什么提拉米苏成了新的肉桂卷。

毫无疑问，提拉米苏（Tiramisù）是最受欢迎的甜点之一。这是一款由饼干、可可和咖啡组成的意大利甜味奶酪布丁。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它。近 60 年来，它以各种可能的变体出现——从覆盆子到柠檬切罗（Limoncello），无论是在食谱、烹饪节目还是社交媒体上。它在甜点单上的出现频率与巧克力慕斯、芝士蛋糕、麻薯、巴克拉瓦或香草冰淇淋一样高。

因此，人们不应认为提拉米苏还需要任何形式的关注或营销，或者认为这款甜点需要被重新发现或重新评估，或者它能经历一场复兴或变得更受欢迎。但事实恰恰如此。提拉米苏成了新的“肉桂卷”。

最近，德国有三个大城市相继开设了“提拉米苏吧”——这些咖啡馆主要甚至专门提供各种口味的这款甜点。从字面上翻译，“Tira-mi-sù”意为“把我拉起来”，指的是其食材（糖、巧克力、浓缩咖啡）带来的享受和振奋效果。不出所料，文字游戏成了常态：在杜塞尔多夫的“Tiratisu”（意为“把你拉起来”）如此，在柏林也一样，那里的一家咖啡馆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强迫性的讽刺且符合首都风格——被命名为“Tiramigiú”，意为“把我拉下去”。

但其成功程度在各地都惊人地相似。据报道，杜塞尔多夫的店在 7 月开业后，甜点在 5 小时内便被抢购一空。而当提拉米苏吧“Marrone”于 8 月在伦敦开业时，《卫报》立即为其做了一次采访。被震撼的咖啡馆老板报道称：“队伍一直排到了下一个街角，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情况还在继续：英国超市报告称，提拉米苏口味产品的销量有所增长。5 月，切尔西创下了世界上最长提拉米苏的纪录（440 米），而在德国超市的咖啡吧里，提拉米苏拿铁早已成为标准配置。

意大利城市特雷维索（Treviso）也希望从中获利，毕竟当地声称提拉米苏是在“Le Beccherie”餐厅发明的，据称该甜点于 1972 年首次出现在菜单上（当然，原始配方以及地点和时间仍有争议）。本周末，该市首次通过为期两天的“提拉米苏跑”来庆祝这款甜点，这是一场 10 公里的群众跑步活动，在终点线后，理所当然地发放提拉米苏。4000 张参赛票已全部售罄。与此同时，在特雷维索举行的提拉米苏世界杯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业余厨师正在竞争最佳提拉米苏的冠军头衔。

这款甜点如今常在玻璃杯中供应。 照片：MAURITIUS

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兴趣从何而来？营销、市场研究、餐饮业和美食诠释将其总结为：集体怀旧。一款几乎每个人在过去都见过、都能理解且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的甜点，恰好满足了许多需求：它价格适中，适合在间隙作为奖励零食（“犒劳一下自己！”），且易于改良（比如开心果味！），因此散发出恰到好处的异域风情和潮流感，在日益快节奏的世界中不会让人感到压力过大。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这恰恰就是重点所在。

马滕·罗尔夫（Marten Rolff）

作者在思考：除了提拉米苏，是否还有其他需要用到手指饼干的优秀（！）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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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包

冰岛乳制品 Skyr（斯基尔）目前格外受欢迎，因为它低脂肪且富含蛋白质。顶尖厨师尼娜·迈耶（Nina Meyer）品鉴了来自超市的十个品牌。

售罄、货架空空、Skyr 供应短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人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报道。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极大地夸张了。然而，当你周六早上十点刚过站在超市里，想要采购测试产品时，结果如何？没有 了，至少在某些店铺里是这样。

事实上， 并非新发明。在冰岛，这种让人联想到酸奶但被定义为新鲜奶酪的乳制品，据称早在维京时代就已存在。 目前如此受欢迎，与高蛋白饮食趋势有关。这种白色物质几乎不含脂肪，热量低，但每 100 克含有超过 10 克的蛋白质——明显高于酸奶。因此， 在力量训练者中尤为受欢迎，因为蛋白质被认为有助于肌肉生长且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然而，这股浪潮不仅席卷了健美运动员，还波及了所有社会阶层。而其中大多数人远未出现蛋白质缺乏的情况。只要饮食均衡，食用鸡蛋、乳制品、大豆和豌豆等豆类、鱼类和肉类，即使没有额外的增强剂也能满足蛋白质需求。

由脱脂牛奶制成，并用细菌培养物增稠。它的味道比 Quark（凝乳）更酸，质地比酸奶更坚实。在评估过程中，位于阿尔高地区（Allgäu）Ifenblick 有机山地酒店的主厨尼娜·迈耶采用了盲测法。专家首先闻其气味，观察质地，然后字面意义上地进行抽样品尝。之后，迈耶才得知每件产品来自哪个制造商，并查看成分表。由于 在很大程度上由水组成，迈耶建议在将其用于制作芝士蛋糕或 Topfenknödel（凝乳丸子）之前，先将其放在细孔筛中沥干一小时。“基本上，在所有需要使用低脂 Quark 的地方，都可以用 代替，”迈耶说道。与茅屋奶酪（Hüttenkäse）不同， 既适合甜食也适合咸食，而这位有机厨师更倾向于咸味版本。“搭配橄榄油、盐、细香葱，并且总是加一点芥末。” 克里斯蒂娜·莫塔格（Christine Mortag）

专家 在巴尔德施旺（Balderschwang）的 Ifenblick 有机山地酒店，主厨尼娜·迈耶在 1044 米的高度建立了一家采用模块化系统的餐厅。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组合，包括主菜后的甜点。此前，迈耶在地区性的 Hauben 和星级餐饮业工作多年，2023 年曾是烹饪节目《The Taste》的决赛入围者，撰写了名为《在 Mett、点心与奶酪面之间》的食谱，曾在一家蒙特梭利学校教授家政学，并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插图：DIRK SCHMIDT； 照片：Andreas Brüstl, IMAGO, 制造商 * = 市场测得价格

温和之选

Andechser, 有机原味 Skyr 产品信息：蛋白质 11 g，60 kcal（每 100 g） 价格：1,99 欧元*（400 g） 购买渠道：Edeka, Rewe, Alnatura 评分：8 von 10 Punkten

“这款 Skyr 闻起来温和、柔顺，没有那么刺鼻的酸味——非常令人愉悦。尝起来也是如此。搅拌后具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奶油般浓稠的质感。当然，Skyr 的口感永远无法像高脂肪产品那样丰盈——脂肪是风味的载体。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款 Skyr 依然拥有如此丰富的味道。它让我想起希腊酸奶而非脱脂夸克干酪（Magerquark），能长时间保持浓稠，且余味并不干涩。无论是搭配甜食还是咸食都非常合适。价格偏高。标签上写着‘无脂肪’，但成分表却显示并非如此。不过，就味道而言，这款产品依然令人信服。”

浓郁之选

Arla, 原味 Skyr 产品信息：蛋白质 10 g，60 kcal（每 100 g） 价格：1,99 欧元*（450 g） 购买渠道：Edeka, Rewe, Kaufland 评分：4 von 10 Punkten

“我觉得包装上的‘通常保质期更长’的提示很好。盖子采用塑料而非铝材，体现了环保意识。质地较为坚实，但不容易搅拌均匀。这款产品气味浓烈，自带强烈的味道。这款 Skyr 尝起来有一种草本味，与其他产品完全不同，且酸得可怕。最让人困惑的是：它会让喉咙感到刺痒，且这种不适感持续时间很长。”

典型之选

Alnatura, 有机 Skyr 产品信息：蛋白质 10 g，57 kcal（每 100 g） 价格：1,99 欧元*（400 g） 购买渠道：Alnatura, Edeka, Rewe 评分：7 von 10 Punkten

“包装上的风格化绘图立刻让人明白 Skyr 是一种冰岛乳制品。一旦揭开盖子，就能闻到浓浓的、典型的酸味。这款 Skyr 可以被完美地搅拌成均匀的整体。对于如此低的脂肪含量来说，口感出奇地浓稠。但后味会显现出干涩感，在上颚和舌尖产生阻碍。就像在舔一条塑胶跑道一样。我认为有机认证、对农民的公平价格以及可以单独回收的纸质封带是加分项。如果能没有那种动物性的牛味余韵就好了。这款产品我更倾向于用于咸味料理。”

美味之选

Gut & Günstig, 原味 Skyr 产品信息：蛋白质 10 g，61 kcal（每 100 g） 价格：1,29 欧元*（500 g） 购买渠道：Edeka 评分：9 von 10 Punkten

“这款杯装产品的含量比测试中的大多数产品都要多，而且还是最便宜的产品之一。这款 Skyr 呈现漂亮的白色，但表面有相当多的水。不过一旦搅拌，它就会变得非常浓稠。所以不要把水倒掉。这款真的很好吃！气味和味道都是顶级的。口感温和。一款高蛋白、低脂肪且具有酸奶新鲜感的乳制品。这是测试中最浓稠的 Skyr。这款产品百搭：无论是甜口还是咸口都合适。而且价格还便宜。”

酸味之选

Rewe, 有机原味 Skyr 产品信息：11 g 蛋白质，60 kcal（每 100 g） 价格：1,45 欧元*（400 g） 购买渠道：Rewe 评分：6 分（满分 10 分）

“这款产品给我的感觉很接近脱脂夸克（Magerquark）。无论是气味还是味道都带有强烈的酸味。它闻起来和尝起来几乎像在乳制品厂一样，有种冷乳清的味道。遗憾的是，搅拌后它并不会变得顺滑，而是倾向于呈颗粒状。其他测试产品都呈现纯白色，而这款则带有轻微的黄色调。真的很可惜，我的预期比这更高。其实它具备很好的前提条件：动物福利等级 5, 采用德国 Naturland 农场的有机牛奶；这是一个采取生态社会化方案的农业协会。但在烹饪体验上，它没给我带来多少乐趣。我会把它用在那些通常使用脱脂夸克的地方——比如做成香草夸克，而不是加入麦片粥中。”

颗粒之选

Ja!, 原味 Skyr 产品信息：11 g 蛋白质，64 kcal（每 100 g） 价格：1,29 欧元*（500 g） 购买渠道：Rewe 评分：7 分（满分 10 分）

“这款杯装产品的含量比测试中的大多数其他产品都要多。这款 Skyr 的气味很温和，带有轻微的酸味，像典型的乳制品。它的质地很结实，勺子可以轻松地舀入和取出。不过，它非常不好搅拌，始终带有一定的颗粒感。味道起初令人惊喜：非常温和，只是牙齿感觉有一种奇怪的钝感。随后，酸味逐渐显现。接触的时间越长，味道就越酸。”

个性之选

Demeter, Schrozberger Milchbauern Skyr 产品信息：10 g 蛋白质，56 kcal（每 100 g） 价格：2,29 欧元*（500 g） 购买渠道：Denn's, 有机超市, Alnatura 评分：9 分（满分 10 分）

“这里我们有一款来自 Demeter 的 Skyr。他们有严格的规定，这解释了为何价格通常较高。例如，奶牛被允许保留牛角。第一印象就令人愉悦：边缘没有残留物，带有新鲜且典型的酸味酸奶香气。质地结实，且勺子不会卡住。就应该是这样。在味道上，这款 Skyr 与测试中的其他产品完全不同。不像脱脂夸克，而更像含 20% 脂肪的夸克。出人意料地浓郁且口感饱满，还能品出一丝细腻的黄油味。这是唯一一款采用玻璃瓶包装的产品。全方位地出色。外观漂亮，气味好，味道好，且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

橡胶之选

Berchtesgadener Land, 有机 Skyr 产品信息：11 g 蛋白质，62 kcal（每 100 g） 价格：1,99 欧元*（400 g） 购买渠道：Edeka, Rewe, Vollcorner 评分：4 分（满分 10 分）

“先从正面开始：采用阿尔卑斯地区的牛奶制造，并带有 Naturland 认证标志。这类有机协会有自己的规定，确保公平的牛奶价格和温和的生产工艺。此外，纸质封带可以单独回收，这一点很好。但这款 Skyr 看起来有点碎屑状。气味中透出一种动物气息，就像走过一个畜栏一样。质地像橡胶一样，不结实。味道几乎让人感到不适：非常酸，缺乏新鲜感，余味甚至带有发酵倾向。”

谷物味

Milbona, Skyr（斯基尔酸奶） 产品信息：蛋白质 11 g，62 kcal（每 100 g） 价格：1.29 欧元* (500 g) 购买渠道：Lidl 评分：5 分（满分 10 分）

“哎呀。这款 Skyr 在第一口时尝起来像燕麦奶。味道中带有一种谷物的气息，这在 中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起初我觉得：挺有意思。但随后而来的是一种酸味，感觉一点也不新鲜，反而让人想起放久了的柠檬汁。这种酸味在喉咙里有种刺痛感，感觉很不舒服。此外，它的质地也很奇怪：非常稀，奶液在边缘干结分层。这款 完全没有挺立感（stichfest）。虽然很容易搅拌均匀，但随后会变成一种黏稠的、几乎像浆糊一样的物质。总体而言，这款 显得不平衡。它采用塑料杯包装，无法进行垃圾分类。唯一的加分项是价格。”

夸克味

Weihenstephan, （斯基尔酸奶） 产品信息：蛋白质 10.8 g，63 kcal（每 100 g） 价格：1.99 欧元* (450 g) 购买渠道：Edeka, Rewe 评分：5 分（满分 10 分）

“杯子很容易打开。这款 闻起来有酸味，但并不难闻。质地挺立。在口味上，它是测试产品中最接近 Magerquark（脱脂夸克奶酪）的。它无法被搅拌成均匀的状态，这也印证了它与夸克奶酪的亲缘关系。此外，它会让牙齿感觉涩涩的。酸味在口中停留时间非常长，即使喝了水，那种感觉也挥之不去。这款 很适合用来烘焙，但如果搭配麦片，我觉得这款产品比较难吃。”

这样做允许吗？

花坛被浇筑成混凝土

房屋翻新后，绿地比例往往显著降低。这种情况在何时构成违法。

日益严重的地面硬化并非始于 2026 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议题。当绿地消失，空气质量和生活质量随之下降。一些城市居民对此感到愤怒：在他们的租赁住宅改造后，原本属于所有人的蔬菜花坛被铺路石覆盖。业主是否有权进行此类变更？

德国律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法工作组的律师罗尔夫·肯佩尔（Rolf Kemper）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也起着作用。“问题在于：开放空间是否属于租赁关系的一部分？”对于单户住宅等建筑业主来说，查阅建设规划（Bebauungsplan）至关重要。该规划是公开的，可以通过网络或在市政厅查阅。规划中通常包含一个关键数字：住宅建设允许的基底面积率（GRZ）。该数值由主管市镇确定，规定了地块面积允许建筑覆盖的最大比例。肯佩尔解释道：“如果数值是 0,4，那么我可以覆盖地块面积的 40%。”

然而，根据《建筑利用条例》第 19 条，车库或自行车停放点等附属设施也计入计算范围——但有一个上限，通常比 GRZ 高出 50%。不过，也有一些建设规划规定的比例低于 50%。举个计算例子：在一个面积为 400 平方米、 为 0,4 的地块上，业主建造了一栋 160 平方米的住宅。对于自行车停放点，他可以额外规划允许 的 50%，即 0,2。在这种情况下，面积为 80 平方米。剩余的 160 平方米面积不得进行硬化处理。此外，德国建筑法规定 的上限为 0,8：地块面积最多允许覆盖 80%。肯佩尔强调：“但存在例外情况：《建设法典》中的一项规定允许偏离建设规划的指标。”此类例外经常被批准，“尤其是针对车库”。

谁来检查 是否得到遵守？在新建筑中，由建筑监管局负责检查。但并不存在进一步检查的义务。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堡州分会地面保护专员卢卡·海恩勒（Luca Heinle）表示：“遗憾的是，并没有人会定期检查。但如果我住在一家拥有绿化内院的租赁住宅中，突然之间内院被浇筑了混凝土，那么我可以向建筑局举报。” 弗洛里安·乌尔曼（Florian Ullmann）

作者希望在院子里有一个自行车停放点，但他不想为此牺牲自己的蔬菜花坛。

谜题答案

E ■ H ■ K ■ M ■ D ■ O ■ D ■ O ■ D ■ E ■ P F L E G E N ■ G O R E ■ S K I ■ F E R N A M T ■ F A X ■ S U P E R ■ K A T ■ A K T I E ■ D I E D E B E T ■ E L B A ■ U ■ E H E R ■ N I C H T E ■ K O R A L L E ■ L I V E ■ E T A T S ■ A S T R S T R ■ K A L I F ■ L E N D ■ E I T E L ■ E ■ ■ E ■ K A P ■ T A G O R E ■ R E H A ■ K A N N E A N S I ■ T A E L ■ N T S C ■ N E R V A ■ A T M ■ E O D E O N ■ L A A ■ C I E N ■ A E R A ■ B B S L ■ S P A R E R ■ B U D G E T ■ S T A B I L ■ T E L L ■ F I N I S H ■ R E P O R T ■ R E D E ■ D I S A G I O ■ D O T I E R N ■ A D E N O M

上周末回顾

中等难度四重奏：图中出现了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第六诫、“第六感”以及作为第六大洲的南极洲。困难难度：琥珀（Bernstein）、开花的苜蓿（Luzerne）、楚格峰的山顶十字架（Zugspitze）、列奥纳多《岩间圣母》作品集中的天使乌列尔（Uriel）——所有主题都以瑞士州名开头：伯尔尼（Bern）、卢塞恩（Luzern）、楚格（Zug）和乌里（Uri）。一切的开端：“政治意味着以激情和审慎同时在坚硬的木板上进行强有力的缓慢钻孔”（马克斯·韦伯）

Süddeutsche Zeitung AM WOCHEN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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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Samstag/Sonntag, 10./11. Oktober 2026

82. Jahrgang / 41. Woche / Nr. 233 / 5,80 Euro

Immer jüngere Mädchen stürzen sich in die teure Kosmetikwelt. Ist daran die Beauty-Industrie schuld, das Internet, wir alle? Oder ist das gar nicht schl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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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verkauf in Berlin

Wie Miethaie und Investoren die Wohnmisere verschärft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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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sweg Haut, Herz, Gelenke: Was ein Marathonlauf im Körper anrichten kann

Wissen

Das Streiflicht

(SZ) Sage niemand, eine Tasse sei ein harmloses Gefäß, aus dem der Mensch seinen Morgenkaffee schlürft, mit dem er die Gedanken ans Blaumachen herunterspült. Mag sein, dass es früher unbedenkliche Tassen gab, vielleicht zur Zeit der Tang-Dynastie, als die Chinesen das Porzellan erfanden und damit so erfolgreich waren wie später mit E-Autos und Pandabären. Die Tasse von heute aber ist alles andere als ein gütiger Pott: Manche tragen die Aufschrift „Arbeit ist schön“, eine Behauptung, die der schlaftrunkene Morgenkaffeetrinker als Hohn empfindet, woraufhin er sich wieder ins Bett begibt. Dass die Deutschen, wie Merz festgestellt hat, faul sind, liegt nicht zuletzt an solchen Tassen. Noch schrecklicher aber sind die Tassen, die ruchlose Designer für die Führungsetage entwerfen. „Ich Chef! Ihr nix!“ steht auf ihnen zu lesen. Wenn der Abteilungsleiter mit so einem Gefäß durchs Büro schreitet, entfaltet es dieselbe Wirkung wie die Peitsche des Kommandanten einer Sträflingsgaleere.

Noch bedeutsamer aber ist die Tasse in der Politik. Was man mit ihr alles anstellen kann, hat soeben Ulrich Siegmund gezeigt, der Lieblingsmann völkischer Wähler. Bei der konstituierenden Sitzung des Magdeburger Landtags posierte er mit einer Tasse, auf der geschrieben steht: „Linke Tränen“. Da kringelt sich jeder strammdeutsche Kamerad vor Lachen, und auch die sonst so gebeutelten CDU-Abgeordneten könnten vor Schadenfreude auf die Idee kommen, vielleicht doch mal für die AfD zu stimmen. Esprit ist ja nicht so das Ding der Rechtsextremen, ihr Humor ist stets Häme, das war schon in der guten alten Zeit so. Und überhaupt sind die politischen Bekenntnisse der AfD so vorteilhaft schlicht, dass sie locker auf eine Tasse passen. Kürzlich ließ der AfD-Schollenpredige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mittlerweile Vizepräsident des Landtags von Sachsen-Anhalt, mit einer Tasse der russischen Armee erkennen, dass Putin mehr Freunde in Deutschland hat als nur Gerhard Schröder und Sahra Wagenknecht. Apropos Wagenknecht: Man würde sich nicht wundern, hätte sie ein ganzes Tafelservice der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im Büro, inklusive eines Samowars im Raketendesign.

Es versteht sich fast von selbst, dass auch Markus Söder einige bedeutungsschwere Tassen im Schrank hat. Auf den beiden schönsten sind Spider-Man und Franz Josef Strauß abgebildet, also jene beiden Persönlichkeiten, die in Söder vereint sind. Nun ja, immerhin keine doofen Sprüche, bei denen man sich fragt, wer sie sich ausdenkt. Gibt es diesen Beruf: Tassenspruchautor? Oder Mug-Sayings-Creator? Und verschweigt so einer den Job vor der Familie wie jemand, der alte Frauen ausraubt? Er sollte es tun. Die Tasse muss frei bleiben von Weltanschauung. Schon schlimm genug, dass der Verzehr von Wurst oder Müsli als politisches Bekenntnis gilt.

Kämpferin fürs Völkerrecht

Der Friedensnobelpreis geht an die Südafrikanerin Navi Pillay. Für die Jury ist das auch eine Botschaft an all jene, die Institutionen wie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attackieren.

Von Julia Bergmann

Der Friedensnobelpreis geht in diesem Jahr an die südafrikanische Juristin Navanethem „Navi“ Pillay. Sie werde „für ihre Bemühungen um die Förderung des Friedens und des Völkerrechts“ ausgezeichnet, sagte der Vorsitzende des Nobelkomitees, Jørgen Watne Frydnes. Pillay habe maßgeblich dazu beigetragen, dass Kriegsverbreche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und Völkermord strafrechtlich verfolgt werden. Frydnes nannte Pillay eine der wichtigsten Rechtsexpertinnen weltweit.

Zugleich will die Jury die Auszeichnung offenkundig als mehr verstanden wissen als die Würdigung eines außergewöhnlichen persönlichen Engagements: „Das ist definitiv eine Botschaft an all jene, die dieses System, seine Regeln und seine Institutionen attackieren und untergraben“, sagte Frydnes auf Nachfrage einer Journalistin. Er hatte zuvor zur Begründung der Preisvergabe betont: „Das System des Völkerrechts steht unter enormem Druck, und seine Institutionen werden angegriffen.“ Zu beobachten sei eine Entwicklung hin zu einer Machtpolitik auf Kosten rechtlicher Rahmenbedingungen und des weltweiten Respekts für Recht und Gerechtigkeit. „Wann immer Macht vor Recht geht, untergräbt dies Stabilität, Vertrauen und ein friedliches Zusammenleben.“ Das dürfte, kaum verhohlen, an Staatschefs wie Wladimir Putin oder Benjamin Netanjahu und Donald Trump gerichtet sein – auch wenn Frydnes keine Namen nannte.

Pillay habe während ihrer Laufbahn staatliche Stellen und Staatschefs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Opfern von Gewalt und Konflikten Hoffnung gegeben und in ihrer langen Karriere einen klaren moralischen Kompass bewiesen. Ein „roter Faden“ ziehe sich durch Pillays Laufbahn – von der Verteidigung des südafrikanischen Freiheitskämpfers Nelson Mandela bis hin zu ihrer Tätigkeit als Richterin in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verfahren. Pillay habe den Geltungsbereich und die Tragweite des Völkerrechts „erheblich erweitert“. Das Völkerrecht und seine Institutionen seien der Grundstein für eine friedlichere Welt, betonte Frydnes im Name des Preiskomitees: „Daher hoffen wir natürlich, dass der Preis die Institutionen und weitere Einzelpersonen stärken wird – nicht ausschließlich Navi Pillay, aber insbesondere sie.“

Die 85 Jahre alte Südafrikanerin war von 1995 an Richterin am Obersten Gerichtshof ihres Landes, später war sie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für Ru- anda und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eingesetzt. Sie amtierte als Ho-he Kommissari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für Menschenrechte und leitete die Un-abhängige Internationale Untersuchungskommission der UN zu den besetzten palästinensischen Gebieten. Im September 2025 warf die Kommission in einem Bericht Israel Völkermord im Gazastreifen vor. Israel wies das als „skandalös“ zurück.

Pillay selbst war von ihrer Auszeichnung überrascht. Das Nobelkomitee hatte die Preisträgerin vorab nicht erreichen können. So dass Frydnes folgenden Appell an die Preisträgerin richtete: „Wenn du eine norwegische Nummer anrufen siehst, geh bitte dran, wir würden liebend gerne mit dir sprechen.“ Pillays Reaktion als sie wenig später von der Auszeichnung erfuhr? „Das muss ein Witz sein!“ Die Auszeichnung der Juristin gilt als Überraschung – ihr Name war zuvor auf keiner Kandidatenliste der einschlägigen Wettplattformen aufgetaucht.

Das UN-Menschenrechtsbüro begrüßte die Entscheidung der Jury und würdigte Pillays langjährigen Einsatz. Dies sei eine großartige Nachricht. Auch 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gratulierte der Juristin. Ihr Lebenswerk verdiene höchste Anerkennung. Pillay habe „über Jahrzehnte hinweg mit großem persönlichem Engagement und beeindruckender Beharrlichkeit für Menschenrechte, Gerechtigkeit und Durchsetzung des Völkerrechts gekämpft“, sagte der stellvertretende Regierungssprecher Steffen Meyer. Deutschland stehe „fest zum Völkerrecht und zur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barkeit“. Das israelische Außenministerium verurteilte hingegen die Preisvergabe. Sie sei „die groteske Instrumentalisierung einer Auszeichnung, um antiisraelischen Hass und Vorurteile zu legitimieren“, hieß es in einer Erklärung.

„Das muss ein Witz sein“: Die südafrikanische Juristin Navanethem „Navi“ Pillay wurde von der Auszeichnung offenkundig überrascht. FOTO: FRANK BOXLER/AFP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die venezolanische Oppositionsführerin María Corina Machado den Preis erhalten. Sie hatte ih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gewidmet – der sich immer wieder selbst für den Preis ins Spiel gebracht hatte – und ihm ihre Medaille geschenkt. Ein symbolischer Akt, offiziell weitergegeben werden kann der Preis laut den Regeln des Komitees nicht. Dotiert ist er mit zwölf Millionen schwedischen Kronen, umgerechnet etwas mehr als eine Million Euro. Überreicht wird er am 10. Dezember in Oslo. Seiten 4 und 8

Ski-Schiebung

Liftbetreiber in zwölf Gebieten in den Dolomiten müssen ihren Gästen 30 Millionen Euro für Tickets zurückzahlen – sie hatten illegal ihre Preise abgesprochen.

Skifahren wird jedes Jahr teurer? Stimmt. Tagesskipässe jenseits der 80 Euro sind in vielen großen Skigebieten zwischen Arlberg und Dolomiten im kommenden Winter eher die Regel als die Ausnahme. Warum das so sein muss, wird von den Skigebietsbetreibern mantramäßig wiederholt: die hohen Kosten für neue Lifte sowie vor allem für den energieintensiven Schneekanonenschnee, ohne den Pistenskifahren in den Alpen kaum noch möglich wäre. Aber es gibt offenbar noch andere Gründe für die hohen Preise, wie die italienische Wettbewerbsbehörde (AGCM) bei den zwölf zum Skiverbund Dolomiti Superski gehörenden Skigebieten festgestellt hat. Der Vorwurf des schon 2025 eröffneten Kartellverfahrens: Es habe nach nationalem, aber auch nach EU-Recht illegale Preisabsprachen gegeben.

So sollen die Skigebiete des Verbundes, zu denen zum Beispiel Cortina, Kronplatz, Gröden-Seiseralm und Marmolada gehören, jedes Jahr die Skipasspreise für die einzelnen Gebiete untereinander festgelegt haben. Zudem soll es ein Verbot gegeben haben, Skipässe über Dritte zu verkaufen, also etwa Agenturen oder Reiseveranstalter. Auch das widerspricht dem Wettbewerbsrecht. Das Kartellverfahren wurde nun aber eingestellt, bevor es vor Gericht kommen konnte. Der Grund: Dolomiti Superski und die Behörde haben sich auf eine Art Bußgeld für die Verfehlungen geeinigt: 30 Millionen Euro. Und die sollen komplett Skifahrern zugutekomme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Wintersaisons auf den Pisten der zwölf Skigebiete unterwegs waren.

Berechtigt dazu sind nur Gäste, die Skipässe für einzelne Skigebiete mit der Dauer von einem Tag bis 31 Tagen gekauft haben. Wie es auf der Website von Dolomiti Superski weiter heißt, gelte dies nicht für den vergangenen Winter 2025/26, aber für die drei Wintersaisons 2022/23, 2023/24 und 2024/25. Dolomiti-Superskipässe, mit denen man etwa die Sellaronda fahren kann, fallen nicht darunter.

Auf einer Internetplattform, die am 15. Oktober freigeschaltet wird, sollen die Skigäste ihre Daten eingeben. Als Nachweis genüge ein Bank- oder Kreditkartenauszug über die gekauften Skipässe, heißt es von Dolomiti Superski. Bei Barzahlung brauche es eine Quittung. Die Gäste haben die Wahl zwischen zwei Optionen: Entweder sie entscheiden sich für eine Rückerstattung von 20 Prozent des Preises der gekauften Skipässe oder sie nehmen einen 30-prozentigen Gutschein-Rabatt für den Kauf von Skipässen in der kommenden Saison in Anspruch. Das wären etwa bei einem Tagespass am Kronplatz, der 83 Euro kostet, knapp 25 Euro Ermäßigung.

Für die Rückerstattung sind zwölf Millionen Euro vorgesehen, für die Rabatte 18 Millionen, Prinzip: Wer sich zuerst meldet, bekommt zuerst das Geld zurück.

Indes haben die Zahlungsverpflichtung und das Verbot neuerlicher Absprachen bisher nicht zur Senkung der Skipasspreise für die kommende Saison geführt: In allen zwölf Skigebieten gab es eine Preiserhöhung von genau drei Euro pro Tageskarte. Hans Gasser

Empörung über Schröder

Der Altkanzler besucht Putin zum Geburtstag. Die SPD distanziert sich.

Berlin – Die Teilnahme des Sozialdemokraten und Alt-Bundeskanzlers Gerhard Schröder an einer Geburtstagsfeier von Russlands Präsidenten Wladimir Putin in Moskau erregt erheblichen Unmut. Dieser Besuch sei „völlig inakzeptabel“, sagte SPD-Parteichef Lars Klingbei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Russland führt einen brutal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und hat unermessliches Leid über die Menschen dort gebracht.“ Ein Regierungssprecher sagt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ei empört und halte die Visite des Altkanzlers für „geradezu unmoralisch“. Zuvor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Schröder Putin zu dessen 74. Geburtstag besucht hatte. „Der Präsident lud seinen alten Freund zu sich nach Hause ein“, teilte der Kreml über seinen Telegram-Kanal mit, zusammen mit einem Foto der beiden. Sz > Seiten 4 und 7, Feuilleton

MIT IMMOBILIEN-, STELLEN-UND MOTORMARKT

Jäger erschießt zwei Waffenkontrolleure

Berngau – In der Oberpfalz hat ein Mann zwei Mitarbeiter des Landratsamts Neumarkt erschossen – sie wollten routinemäßig seinen Waffenbestand kontrollieren. Die Polizei überwältigte ihn Stunden später in seinem Haus und verletzte ihn dabei schwer, wie sie mitteilte. Der Mann sei 60 Jahre alt, Sportschütze und Jäger. Warum die Kontrolle eskalierte, ist unklar. sz >Bayern

DAS WETTER

Im Baden-Württemberg und in Südbayern regnet es zunächst, bis zum Abend trockener und freundlicher. Sonst Wechsel von Sonnenschein und Wolken. Auch an der Küste und im Nordwesten Regenschauer. Höchstwerte zwischen neun und 17 Grad. >Seite 14 und Bay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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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ERVATIVE UNTER DRUCK

Der Vorsitzende der Europäischen Volkspartei, Manfred Weber, erklärt, warum er im Europaparlament die Stimmen rechter Parteien in Kauf nimmt, um bürgerliche Politik durchzusetzen. Und welche Lehren er daraus fü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in Deutschland zieht.

Interview von Josef Kelnberger und Nicolas Richter

Der CSU-Politiker Manfred Weber, 54, ist Partei- und Fraktionsvorsitzender der Europäischen Volkspartei (EVP). Im Europaparlament

nutzt er immer wieder rechte Mehrheiten, um konservative Politik durchzusetzen. Lässt sich daraus etwas lernen fü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in Deutschland? Man müsse heraus aus der „reinen Ablehnungsdiskussion“, hin zum inhaltlichen Streit, sagt er im Interview. Seine Forderung: mehr Mut zur europäischen Vision.

SZ: Herr Weber, die Grünen fordern eine neue Strategie im Umgang mit der AfD. Nur darauf zu verweisen, man verteidige die Demokratie gegen die AfD, funktioniere nicht. Teilen Sie die Diagnose?

Manfred Weber: Es freut mich, dass es jetzt diese Erkenntnisse bei den Grünen gibt. Dafür werbe ich seit Jahren und wurde auch von Grünen oft kritisiert. Die erste Antwort, die wir auf den Aufstieg der AfD geben müssen, ist doch: Wir müssen auf das eingehen, was die Menschen wirklich umtreibt. Das liefern wir in Brüssel, und das muss auch in Berlin gelingen.

Muss die Brandmauer weg, also das Ko- operationsverbot mit der AfD oder mit anderen rechtsextremen Kräften?

Das bisherige Brandmauerkonzept ist gescheitert, am deutlichsten wird das in Frankreich. Präsident Macron hat zehn Jahre lang gesagt: Le Pen oder ich. Im kommenden Jahr ist es aber, Prognosen zufolge, nicht unwahrscheinlich, dass er der Rechtsextremen Marine Le Pen vom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ie Schlüssel zum Élysée-Palast wird aushändigen müssen. Die Brandmauer im Sinne von „die oder wir“ muss Geschichte sein.

Auch Sie wurden in die Nähe des Rechtsradikalismus gerückt, weil Sie Gesetze mit rechten Mehrheiten durchsetzen. Der Historiker Andreas Rödder, der als Vordenker der CDU gilt, hat ein ähnliches Modell für Deutschland vorgeschlagen: Die CDU solle statt der Brandmauer rote Linien ziehen, um ihre Grundüberzeugungen zu markieren. Wer innerhalb dieser Linien mitmache, sei willkommen, auch die AfD. Was halten Sie davon?

Die Brandmauer ersetzt keine Politik. Es ist dauerhaft für uns als Union eine Riesenbelastung, wenn wir in den Landtagen, wo wir Minderheitenregierungen haben, Thüringen und Sachsen, dauernd mit linken Parteien abstimmen und damit noch linkere Politik machen. Die AfD stellt im Parlament Punkt für Punkt Inhalte der CDU zur Abstimmung, aber die CDU ist wegen der Brandmauer gezwungen, dagegenzustimmen. Das haben wir im Europaparlament nicht mitgemacht. Die EVP hat die Europawahlen gewonnen, und dann muss sich bürgerliche Politik in den Gesetzen wiederfinden. Deshalb habe ich für die EVP vor zwei Jahren entschieden: Es geht uns um Inhalte, Inhalte, Inhalte. Wir müssen das machen, was wir den Menschen versprochen haben. Ich kann mich nicht davon abhängig machen, ob im Parlament irgendwelche Rechte oder Linke zustimmen.

Die AfD hat in Sachsen-Anhalt zum ersten Mal die Leitung eines deutschen Parlaments übernommen. Ist die Brandmauer damit bereits am Ende? Es gibt ja einen starken Verdacht, dass auch CDU-Abgeordnete für die AfD-Kandidaten gestimmt haben.

Magdeburg wird sich in Straßburg oder Brüssel nicht wiederholen. Wir haben im Europaparlament eindeutige Kriterien für eine Zusammenarbeit formuliert – das gilt auch für die Besetzung repräsentativer Posten: pro Europa, pro Rechtsstaat, pro Ukraine. Es ist völlig klar, dass die, die Europa abwickeln wollen, nicht für Europa sprechen.

„Ich liebe mein Europaparlament. Hier gibt es Mehrheiten von Fall zu Fall.“

Dann bleiben wir bei den Inhalten. Sollte die CDU im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also künftig für Gesetzesentwürfe der AfD stimmen, wenn sie mit dem Inhalt einverstanden ist?

Zunächst ist Ulrich Siegmund in der Pflicht, eine stabile Mehrheit zu organisieren, er muss erst mal ins Amt kommen. Ich bleibe aber dabei: Wir müssen raus aus der reinen Ablehnungsdiskussion, wo wir nicht miteinander inhaltlich streiten und wo man die AfD hinter der Mauer mehr isoliert, als dass man sie bekämpft. Wenn wir wirklich mal über Inhalte reden, werden wir die AfD entzaubern.

Also ist Ihr europäisches Modell, eine Art Minderheitsregierung mit wechselnden Mehrheiten, auch ein Modell für Deutschland?

In Deutschland besteht auf absehbare Zeit keine Chance auf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weil unsere politische Tradi-

Für ihn sei die AfD mehr als ein Gegner, sagt Manfred Weber: „Die AfD ist unser politischer Feind.“
FOTO: FLORIAN GAERTNER/IMAGO

„Die Brandmauer ersetzt keine Politik“

Der EVP-Vorsitzende Manfred Weber plädiert für eine inhalt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Parteien an den politischen Rändern. Eine Zusammenarbeit macht er davon abhängig, ob sie sich zu Europa, zum Rechtsstaat und zur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bekennen.

tion stabile Mehrheiten voraussetzt. Aber angesichts der fundamentalen Veränderungen müssen wir alle in Europa unsere politische Kultur weiterentwickeln. Schauen Sie nach Frankreich: Dort ist das Modell, dass ein Präsident mit einer starken Mehrheit im Parlament durchregieren kann, am Ende. Jetzt lernt man dort die Idee von Koalitionen. In der Schweiz wird jede Partei an der Regierung beteiligt. In Großbritannien käme kein Mensch auf die Idee, eine Partei zu verbieten. Jeder, der seinen Stimmkreis gewinnt, kommt ins Parlament. Und ich kann nur sagen: Ich liebe mein Europaparlament. Hier gibt es Mehrheiten von Fall zu Fall, es wird nach kreativen Lösungen gesucht. Natürlich können wir das in Deutschland nicht einfach kopieren. Eine Stärkung des Parlamentarismus täte aber auch Deutschland gut.

Es gibt im Europaparlament drei Fraktionen rechts von Ihrer konservativchristdemokratischen EVP. Lässt sich aus Ihren drei Kriterien für eine Zusammenarbeit – pro Europa, pro Ukraine, pro Rechtsstaat – etwas ableiten fü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in Deutschland?

Wir haben das getan, um das rechte Lager zu spalten; demokratische Konservative sind Partner und Nationalisten sind Gegner. Auf dieser Grundlage haben wir die Kontakte zu Giorgia Meloni und ihren Fratelli intensiviert. Gleichzeitig haben wir in Ungarn Péter Magyar an uns gebunden, um Viktor Orbán zu bekämpfen. Aber die AfD gehört eindeutig nicht zu denen, mit denen wir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Das klingt nicht überzeugend. In der Fraktion mit Melonis Fratelli findet sich auch die polnische PiS, die den Rechtsstaat in Polen ruiniert hat. Und um eine Verschärfung von Asylgesetzen durchzusetzen, nehmen Sie auch die Stimmen der Fraktion namens „Patrioten“ in Kauf, der die Le-Pen-Leute angehören. Also machen auch Sie sich die Hände schmutzig mit Ihren rechten Mehrheiten.

Nein, wir haben zu keinem Zeitpunkt mit Radikalen Kompromisse gemacht oder radikale Positionen unterstützt. Aber unsere Partido Popular kann im spanischen Wahlkampf sagen: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Vox-Partei hat im EU-Parlament für die neuen, proeuropäischen Asylregeln gestimmt, sie können im Wahlkampf also nicht mehr Stimmung machen gegen Europa. Ähnlich in Polen: Wenn sich Ministerpräsident Donald Tusk nächstes Jahr der Wiederwahl stellt, kann er sagen, die rechte PiS-Partei hat den europäi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chen Asylregeln zugestimmt. Also kann sie nicht argumentieren, es ist alles Mist, was aus Europa kommt. So würde ich gerne argumentieren. Ich will diese Parteien zu einer klaren Positionierung zwingen. Die AfD ist ein anderer Fall: Sie ist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von Le Pen und Orbán ausgeschlossen worden. Die AfD zählt im europäischen Verbund bei den Radikalen zu den Radikalsten. Jeder spürt, was eine nationalistische Stimmung in Deutschland für europäische Solidarität bedeuten würde.

Die AfD hat in Brüssel aber mit Ihnen gestimmt, als die Regeln für die Abschiebung von abgelehnten Asylbewerbern verschärft wurden, und hat dies gefeiert – als eigenen Erfolg und als Abschied von der Brandmauer.

Wir haben als EVP noch kein einziges Mal AfD-Stimmen für die Mehrheiten gebraucht. Im Gegensatz zu den Grünen, die mit Stimmen der AfD Mercosur verzögert haben. Und Sie dürfen nicht vergessen: Die AfD steht im Kern gegen fundamentale Überzeugungen der Union. Die Integration Deutschlands in der EU und der Nato zum Beispiel ist eine historische Weichenstellung von Konrad Adenauer gewesen, diese Westbindung ist Teil unserer DNA. Oder nehmen Sie die Russland-Politik der AfD. Oder Überlegungen,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aus dem öffentlichen Raum zu verbannen. Das widerspricht unserem christlichen Menschenbild. Oder nehmen Sie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 ohne den Freihandel wäre sie tot. Deshalb ist diese AfD nicht nur politischer Gegner. Die AfD ist unser politischer Feind.

Wir fassen Ihre Diagnose zusammen: CDU und CSU müssten sich, um zu überleben, dringend von der Brandmauer verabschieden – aber das geht leider nicht, weil die AfD zu radikal ist. Ist die Union also zum Untergang verdammt? Sicher nicht. Wir müssen gut regieren, aber uns muss klar sein, dass das nicht genügt. Wir brauchen eine überzeugende Erzählung für die Zukunf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im Kontrast zur AfD. Und da bin ich bei meinen europäischen Themen. Ich bin überzeugt, wir müssen einen nächsten Integrationsschritt in Europa gehen und eine europäische Armee aufbauen, eine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wie Konrad Adenauer sie 1952 geplant hat. Dauerhaften Frieden mit einem gemeinsamen europäischen Kommando – sieben Jahr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was für ein Versprechen. Die Fähigkeit, in solchen Dimensionen zu denken, haben wir verloren. Wir sind zu oft mit den Details von Politik beschäftigt, statt historisch zu führen. In der jetzigen Lage sollten wir uns nicht von Umfragen treiben lassen. Sondern tun, wovon wir überzeugt sind.

Wir haben nicht den Eindruck, dass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a dieselbe Sprache wie Sie spricht. Er denkt Europa nicht von Brüssel aus, nicht vom Bund der 27 Mitgliedstaaten, sondern sucht gerade bei der Verteidigung immer wieder den Konsens in wechselnden Bündnissen – mit Frankreich, Italien, Polen, auch Großbritannien. Was tun?

Ich baue auf die Macht des Arguments. Um es noch einmal historisch einzuordnen: Ich bekomme europaweit bei unseren Nachbarn die Frage gestellt, ob sie sich Sorgen machen müssen, weil die AfD in Umfragen bei 30 Prozent steht: Was passiert, wenn Deutschland die größte Landarmee Europas hat und die AfD d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stellt? Wir müssen die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 so organisieren, dass Nationalisten sie nicht mehr rückabwickeln können. Es ist eben nicht sicher, was Le Pen als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in mit der Nato machen würde und ob sie weiterhin Litauen unterstützen würde.

„Wir müssen die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 so organisieren, dass Nationalisten sie nicht mehr rückabwickeln können.“

Aber herrscht derzeit nicht sogar in CDU und CSU der Reflex, sich gegen die EU zu profilieren? Der Kanzler hält nichts von der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und fordert Einsparungen im neuen EU-Haushalt. Ihr Parteichef Markus Söder greift die EU wegen überbordender Regulierung an. Man kann das als Angriff auf Sie persönlich lesen. Schließlich sind Sie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Brüsseler Gesetzgebung – und sein größter Kritiker in der CSU.

Wir als Union sind Europapartei. Und ich verstehe, dass Merz in der aktuellen Haushaltslage die deutschen Zahlungen begrenzen will. Aber ich warne ausdrücklich davor zu glauben, wir als Union könnten etwas gewinnen, wenn wir die von der AfD transportierte europakritische Stimmung aufnehmen. Wir müssen eine mutige Zukunftserzählung präsentieren, so wie das übrigens über Generationen hinweg die Union geschafft hat mit der Westbindung, mit der Einführung des Euro, mit der Osterweiterung.

Diese große Erzählung liefern gegenwärtig die Parteien an den Rändern rechts und links: Mit ihnen, behaupten sie, gebe es keinen Krieg mehr mit Russland. Eine EU-Armee klingt da wenig verlockend.

Das war beim Euro auch nicht verlockend, aber es war richtig. Wir müssen die Debatte mit der AfD aufnehmen. Ich war persönlich verwundert und sogar verwirrt, als AfD-Chefin Alice Weidel im Sommer sagte, Deutschland müsse aus dem Euro austreten – und es gab kaum eine substanzielle gesellschaftliche Debatte darüber, welchen verheerenden Wohlstandsverlust das für Deutschland hätte. Wo ist der Bauernverband, wo sind die Bankenvertreter, wo ist denn die Autoindustrie?

Wo ist denn die CSU, Herr Weber, wo ist die CDU, die Partei von Helmut Kohl, der europäischen Einheit, des Euro? Wir Politiker sprechen Themen wie die fatalen Folgen eines Euro-Austritts in unseren Reden an, überhaupt keine Frage. Aber wir haben keine gesellschaftliche Dimension dahinter. Es herrscht in Deutschland eine Art Schockstarre, weil nur über dieses Brondmauerthema diskutiert wird. Wir schaffen es deshalb nicht, uns inhaltlich mit den wirren AfD-Forderungen auseinanderzusetzen.

Worüber würden Sie mit der AfD diskutieren oder verhandeln?

Wenn die AfD in der Lage wäre, bei den Grundsatzfragen einen vernünftigen Schritt zu gehen, dann täte sich eine neue Welt auf, das wäre eine fundamentale Veränderung. Ein klares Ja zu EU und Nato, ein klares Ja zu den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 das müsste auf einem AfD-Parteitag geklärt werden. Aber das sehe ich nicht. Denn die Partei radikalisiert sich immer weiter. Auch das ist eine Besonderheit der AfD.

Ist es richtig, wie es Hessens Ministerpräsident Boris Rhein (CDU) vorschlägt, es zu erlauben, dass die AfD im Bundestag einen Ausschussvorsitz übernehmen darf?

Wir werden das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nicht machen. Wir haben einen Konsens, wonach wir nicht nur die AfD, sondern auch Politiker der „Patrioten“-Fraktion von exekutiven Funktionen fernhalten. Dazu gehören Ausschussvorsitze oder stellvertretende Parlamentspräsidenten-Posten. Da schwingt die Erfah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t. Ich werde das Europaparlament nie von jemandem vertreten lassen, der dieses Parlament abschaffen will.

Muss die CDU auch nach links flexibler sein, also ihre Unvereinbarkeit mit der Linken überdenken?

Wenn wir Grundpfeiler definieren, gelten die in alle Richtungen. Und die Regierungsbildung in Berlin wird Maßstab für die moralische Glaubwürdigkeit von Grünen und SPD sein.

Zwei rechte Politiker, zwei Strategien: Zu Giorgia Meloni hat die EVP ihre Kontakte intensiviert, Viktor Orbán hingegen bekämpfte sie. FOTO: NICOLAS TUCAT/AFP

Alles muss raus

Dass Deutschland von Spionen unterwandert wird, ist blöd. Noch blöder ist es, wenn die mutmaßlichen Verräter ganz oben in der Geheimdienstzentrale sitzen. Wie der Fall Hanning die Sicherheit eines ganzen Landes erschüttert.

Von Markus Balser, Saimah Jiwa, Jörg Schmitt und Ralf Wiegand

Cool sein wollte der BND schon vor gut zwanzig Jahren. Damals, im Jahr 2003, bemühte sich der vom Naturell her eher verschwiegene deutsche Aus-

landsgeheimdienst um ein bürgernahes Image. Ganz dicht ließ er die Leute ran an den Herd, auf dem die schärfsten Agentenstories gekocht werden. „Top(f) Secret“ heißt das Buch, das sich mit dem alliterativen Versprechen „Speisen, Spannung und Spione“ an ambitionierte Hobbyköche richtete, als „erstes vom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herausgegebenes Kochbuch überhaupt“. Ein zweites, immerhin, folgte nie.

Die Kochrezepte seien zwar eher „konventionell“, mäkelte damals Tobias, einer von nur drei Online-Rezensenten. Sehr viel interessanter seien aber „die kurzen Anekdoten aus dem Dienst der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die einen schmunzeln, grinsen oder nachdenklich werden ließen: „Lieber BND, mach doch mal ein Buch nur mit Anekdoten!“

23 Jahre und etliche „Anekdoten“ später darf man sich fragen, wie dick ein solches Buch werden müsste. Und ob Ruth Hanning es heute wieder illustrieren würde, so wie das Kochbuch von 2003. Ruth Hanning ist die Ehefrau des damaligen BND-Präsidenten August Hanning. Mittlerweile muss man sagen: die Ehefrau des aktuellen Untersuchungshäftlings August Hanning. Das Kapitel über seinen tief gefallenen Ex-Präsidenten, der am Dienstag von uniformierten Beamten unter dem Verdacht der landesverräterischen Ausspähung und des versuchten Landesverrats aus seinem Klinkerhaus im münsterländischen Nordwalde abgeführt wurde, wäre sicher eines der umfangreichsten im noch zu verfassenden Kopfschüttel-Kompendium über den BND.

Wer so viel weiß und so viel verdient, soll schweigen, das ist der Deal

August Hanning, 80, und sein ehemaliger Büroleiter Manfred D., 64, dem jeweils Beihilfe vorgeworfen wird, haben allem Anschein nach den multiplen institutionellen Krisen des Landes eine weitere hinzugefügt. Bei viel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schwindet ohnehin der Glaube an die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Staates. Die Justiz überlastet, die Regierung unfähig zu Reformen, die Parlamente sturmreif geschossen von Rechtspopulisten: Nichts ist mehr sicher. Und jetzt nicht mal mehr der Sicherheitsapparat.

Für gewöhnlich werden dem General-bundesanwalt in Karlsruhe mutmaßliche Terroristen, Reichsbürger, Kriegsverbrecher und Neonazis vorgeführt. Neuerdings kommen auch immer mehr Ermittlungen wegen geheimdienstlicher Agententätigkeiten dazu, denn klassische Spionage ist im neuen kalten Krieg wieder angesagt. Die Maulwürfe sitzen in Abgeordnetenbüros, Hochschulen, Firmenzentralen und manchmal auch einfach nur mit Fotoapparat und Funkempfänger im Auto vor einer Kaserne. Sie berichten bevorzugt nach Russland oder China.

Krise ist ein zu kleines Wort, wenn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wegen des Verdachts des versuchten Landesverrats gegen einen langjährigen BND-Präsidenten sowie dessen Mitarbeiter ermitteln muss, weil aus deren Behörde Informationen abfließen wie aus einem löchrigen Eimer. FOTO: LIESA JOHANNSEN/REUTERS

Doch genug ist nicht genug, jedenfalls nicht für jeden. Agentenchef a. D. August Hanning stürzte sich nach seiner Pensionierung in neue Abenteuer. Er beriet nicht nur für die Sicherheitsfirma System 360, Slogan: „Integrität als Strategie“. Auch deren Mutterfirma Pluteos mit Sitz im Schweizer Luzern führt ihn als Präsidenten des Verwaltungsrats. Pluteus verspricht exklusive Informationen als „maßgeblichen Geschäftsvorteil und ein Werkzeug ganz neuer Klasse“. Die Beratungsfirma verfüge über Zugang zu solchen Informationen, die „rechtmäßig“ beschafft seien, wirbt Pluteos im Netz.

Das ist schon blöd genug. Noch blöder ist es, wenn sie in der eigenen Geheim-dienstzentrale sitzen.

Darauf muss man in diesem Business offensichtlich explizit hinweisen: dass man das Recht nicht bricht. Hanning soll überhaupt nur deshalb auf dem Radar der Ermittler aufgetaucht sein, weil er mit der Firma System 360 eine Rolle im Familien-

Wer so viel erfährt und nach B9 besoldet wird – aktuell bedeutet das 14 077 Euro monatliches Grundgehalt –, der sollte sein Wissen mit ins Grab nehmen. So ist die Verabredung zwischen dem Staat und seinen Dienern. Die Amtspflicht zur Verschwiegenheit gilt ein ganzes Leben lang. Als Schweigegeld, wenn man so will, gibt es eine üppige Pension. Wer es 40 Jahre im Staatsdienst aushält, kann auf mehr als 10 000 Euro „Ruhegehalt“ kommen.

Dass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wegen des Verdachts des versuchten Landesverrats gegen einen langjährigen Hauptverantwortlichen für die Sicherheit der Republik sowie dessen treuen Mitarbeiter ermitteln muss, weil aus deren Behörde Informationen abfließen wie aus einem löch- rigen Eimer? Da ist Krise ein zu kleines Wort. Ausgerechnet in der Woche, in der in Magdeburg der Vertreter einer rechtsextremen und russlandfreundlichen Partei ins formal höchste Amt von Sachsen-Anhalt gewählt wird und nun dem Landtag vorsitzt, offenbart sich in einer wichtigen Institution für die innere und äußere Sicherheit ein mutmaßlich riesiges Leck. Eine Symbolik fast wie aus einem Failed State.

August Hanning war nicht nur von 1998 bis 2005 der oberste Chef des BND und damit unter anderem Herr über alle Auslandsspione der Republik. Er blieb anschließend als Staatssekretär im Innenministerium weitere vier Jahre noch einer der höchsten Geheimnisträger des Landes. Keine Bedrohungslage, über die er nicht Bescheid wusste, keine Operation, über die er nicht ins Bild gesetzt wurde. Es gibt nicht viele rote Telefone in der Republik, aber Hanning hatte sowohl als BND-Chef als auch später als politischer Koordinator der deutsch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tets den kurzen Draht nach ganz oben.

drama um die Hamburger Unternehmerstochter Christina Block und deren Kinder gespielt haben soll. Da wird gegen ihn unter anderem wegen Beihilfe zur Kindesentführung ermittelt. Außerdem geht es in diesem Fall auch darum, dass jemand Blocks Ex-Mann, der zwei gemeinsame Kinder zu sich nach Dänemark geholt hat, angeblich durch Unterjubeln kinderpornografischen Materials diskreditieren wollte. Hanning bestreitet alle Vorwürfe.

Sie übernehmen die interne Ermittlung in Konzernen, wenn es um Korruption oder Selbstbereicherung geht. Und die hoch bezahlten Spezialisten sammeln Fakten für Firmen oder Privatpersonen, die sich in zivilrecht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befinden. In all diesen Fällen geht es für die Kunden meist um viel Geld – entsprechend hoch sind die Honorare.

Wie sollen befreundete Geheimdienste den Deutschen noch trauen?

In diesem Geschäftsfeld tobten sich außer Hanning noch andere Ex-BND-Präsidenten aus. Gerhard Schindler arbeitete seit November 2016, kein halbes Jahr nach seinem Ausscheiden aus dem Amt, für die Beratungsgesellschaft „Friedrich 30“ und beriet Unternehmen zu Sicherheits- und Krisenfragen. Sein Vorgänger Ernst Uhr-lau, Hannings Nachfolger als Chef des BND, beriet die Deutsche Bank und den Banker Christian Olearius vom Bankhaus Warburg in der Cum-Ex-Affäre. Schon 2023 warnten Geheimdienstkontrolleure

Für so etwas würde sich doch auch kein privater Berater mit einschlägiger Erfahrung in Sachen Rechtsstaatlichkeit hergeben. Oder etwa doch?

Die sogenannte Private-Intelligence-Branche ist für ehemalige Spitzenkräfte aus Sicherheitsbehörden ein einträgliches Geschäft, zumal die Anforderungen oft gar nicht unähnlich zur vorherigen Tätigkeit sind: Statt für den Dienstherrn erstellen sie dann eben für diese Analysefirmen ihre ausführlichen Lageberichte für zahlungskräftige Kunden, mit geheimdienstähnlichen Methoden. In der Branche wimmelt es vor ehemaligen Agenten, Sicherheitsleuten und Militärs aus der ganzen Welt.

Sie verkaufen ihr Wissen, ihre Zugänge in ihre alten Behörden, ihre Kontakte. Ihr meist noch guter Name hilft dabei, Aufträge zu akquirieren. International bekannte Firmen wie Kroll oder Control Risks erstellen für zahlungskräftige Kunden in der Wirtschaft etwa Länder-Risiko-Analysen, wenn diese dorthin expandieren wollen. Auch persönliche Dossiers über Kunden, Geschäftspartner oder Konkurrenten gehören zum Angebot, Schmutzkampagnen nicht ausgeschlossen.

Einmal wichtig, immer wichtig – ist es nur das, was solche Männer treibt, sich selbst durch ihr im Amt erworbenes Wissen bis ins hohe Alter mit Bedeutung aufzuladen?

Spiegel berichtete. Den soll Hanning noch aus seiner Zeit in der Ständigen Vertret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DDR kennen, das war Ende der 1980er-Jahre. Fast 40 Jahre später bedankte sich der Chinese, der zur gleichen Zeit in der Vertretung seines Landes in Ost-Berlin Dienst schob, in einem Buch für Hannings „Hinweise und Erläuterungen“.

Wie Manfred D. die Dokumente aus der Geheimdienstzentrale in der Berliner Chausseestraße geschafft haben soll – flächenmäßig der größte Agentensitz der Welt –, ohne jemals aufgefallen zu sein, ist eine der spannenden Fragen in dem Fall. Ein Büroleiter habe Freiheiten, und die habe er sich wohl genommen, sagt ein Insider.

des Bundestags davor, dass „Beamte mit vertieften sicherheitsrelevanten beziehungsweise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Kenntnissen ungeprüft privatwirtschaftliche Tätigkeiten“ aufnahmen. Es bestehe die Gefahr, dass Kenntnisse bei den Falschen landen könnten, etwa autoritären Regimen oder kriminellen Organisationen.

Beinahe folgerichtig kommt eine der lautesten Stimmen der Verteidigung Hannings von einem, der dem Staat auch irgendwie abhandengekommen ist: Hans-Georg Maaßen, von 2012 bis 2018 Präsident des Bundesamte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nennt Hanning einen „guten Freund“ und spricht ihn pauschal von allen Vorwürfen frei. Der einstige „Topmann im deutschen Sicherheitsbereich“ hätte, so Maaßen, niemals etwas gegen Recht und Gesetz getan – oder gar sein Land verraten. Folglich seien alle Vorwürfe konstruiert, weil irgendjemandem in der Regierung Hannings „ehrliche und gerade Art“ nicht passen würde.

Und so könnte man schier endlos weitermachen, wenn man aus dem BND heraus- und in andere Hochsicherheitsbereiche des Staates hineinzoomt: Ihren guten Namen und ihre Positionen versilberten später Geheimdienstkoordinatoren aus dem Bundeskanzleramt ebenso wie Präsidenten des Bundesamt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oder Leiter aus dem Bundeskriminalamt oder Landeskriminalämtern.

System gefallen, das zu schützen er früher mal per Amtseid geschworen hatte. Heute steht er fest im Lager sogenannter Regimegegner, wobei das Regime in diesem Fall die Demokratie ist. Und: Es gab geschäftliche Verbindungen zwischen ihm und Hanning, über jene Firma Pluteus in Luzern.

Wenn der eine, Maaßen, dem Staat von innen schadet, indem er sich den Ideen der Demokratiefeinde öffnet, und der andere, Hanning, den Verdacht begründet, das Land nach außen zu verraten: Wie sollen dann befreundete Nationen, deren Dienste Deutschland mit lebenswichtigen Sicherheitsinformationen versorgen, noch Vertrauen haben? In Großbritannien wird schon offen die Sorge ausgesprochen, Hanning könnte auch Agenten von der Insel in Gefahr gebracht haben.

Fast hört man Maaßen über sich selbst sprechen. Er sagte das und vieles mehr in die Mikrofone und Kameras einiger sogenannter alternativer Medien, weil das die Einzigen sind, die ihm noch zuhören. Der einst oberste Verfassungsschützer des Landes ist ja auf seine Art auch aus dem

Private Intelligence ist ganz offensichtlich eine ziemlich bunte Grauzone und vor allem in Israel, den USA und de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ein gewaltiges Geschäft. Dort rechnen ehemalige führende Mitarbeiter von Mossad, CIA, NSA, MI6 oder MI5 mittlere vierstellige Summen ab – als Tageslohn.

Hinter dem schillernden Namen August Hanning kommt Manfred D. fast ein bisschen zu kurz, seinen Heimatort haben die Schockwellen aus Berlin jedenfalls noch nicht erreicht. D. hat sich mit seiner Familie in der Gemeinde Gelting niedergelassen, die zu Geretsried gehört. Von hier nach Pullach, wo der BND bis zum Umzug nach Berlin residierte, dauert es mit dem Auto keine halbe Stunde.

Dafür muss man schon was bieten. Offenbar, so lautet nun der Vorwurf des Generalbundesanwalts, riss der Strom an streng vertraulichen Informationen zu Hanning nie ab. Der große, ältere Herr mit inzwischen schneeweißem Haar soll seinen ehemaligen BND-Büroleiter Manfred D. über viele Jahre als Quelle benutzt und bezahlt haben. D. hatte Hanning ins Innenministerium begleitet, war dann aber wieder in den Geheimdienst zurückgekehrt und diente noch drei weiteren BND-Präsidenten. Sein Schreibtisch stand im Zentrum der Macht.

In der Behörde hatte D. dem Vernehmen nach einen guten Ruf, galt als fleißig, engagiert und nahbar,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hemdsärmelig. Als elfjähriger Junge durfte er, wie Hunderte andere auch, das olympische Feuer vor den Sommerspielen 1972 in München über eine Strecke von 100 Metern tragen. Die Erinnerungen daran teilte er 2010 dem Münchner Merkur mit: Ein „traumhaftes Erlebnis“ sei das gewesen, „eine tolle Sache“.

Russland, Aserbaidschan, Afghanistan, er hatte viele Kontakte

Nun soll aus dem Fackelträger von einst der Zuträger von August Hanning geworden sein. Rund 2000 Dokumente soll er seinem früheren Chef ab 2010 und bis mutmaßlich Frühjahr 2022 aus der Behörde geliefert haben. Diese Informationen, viele klassifiziert als „Verschluss- sache – Vertraulich“ oder „Verschlusssa- che – Geheim“, soll der pensionierte Bundesbeamte Hanning dann selbst geschäftlich genutzt und womöglich „frem- den Mächten“ verraten haben. Die Weitergabe solcher eingestufter Informationen an Unbefugte könnte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schädlich oder für die Landessicherheit gefährlich sein. Hanning und D. weisen die Vorwürfe zurück, es gilt die Unschuldsvermutung.

Was für fremde Mächte könnten das bloß sein? Hanning sitzt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im Vorstand der Lobby-Organisation „Deutsch-Aserbaidschanisches Forum“, das dem demokratischen Anstrich für das autokratische Regime in Baku nützlich ist.

Nach SZ-Informationen flog er außerdem in den Jahren 2016 bis 2019 im Schnitt zweimal jährlich nach Moskau oder St. Petersburg, von Berlin oder München aus. So soll er im Mai 2019 an einem Treff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Botschaft in Moskau teilgenommen haben, später im Jahr dann am 8. Internationalen Treffen von Vertretern der Mitgliedstaaten des Arktischen Rates und deren Beobachtern. Fragen zu diesen Reisen ließ Hannings Anwalt unbeantwortet.

Im Juli 2025 wiederum traf er den afghanischen Ex-Präsidenten Hamid Karsai im Berliner Hotel Adlon. Es sei unter anderem um die Einrichtung einer von Deutschland betreuten Zone für abgeschobene Afghanen in dem von radikalislamistischen Taliban geknechteten Land gegangen, räumte Hanning danach freimütig ein. Allerdings habe er nicht im Auftrag der Bundesregierung gesprochen, die Initiative sei von afghanischer Seite ausgegangen.

Und dann gibt es da noch die angeblich langjährige Verbindung zu einem chinesischen Generalmajor a. D., über die der

Im Dorfladen der 1760-Seelen-Ortschaft Gelting will an diesem Donnerstag keiner den ehemaligen Mann vom Geheimdienst kennen. Man habe in den Nachrichten gesehen, dass jemand in der Gegend verhaftet worden sei, das schon. Und auch die Nachbarn hätten darüber getratscht, erzählt einer der Einheimischen. Aber sonst? Beschäftigt die Leute noch der Doppelmord aus diesem Sommer, bei dem eine Rentnerin und ihr Sohn getötet wurden, vom Enkel, glaubt die Polizei. Auch ein Krimi aus dem echten Leben, nur halt ein anderes Genre.

An der Integrität von Hanning gab es schon lange Zweifel

Wer sich ein paar Hundert Kilometer vom Voralpenland entfernt in der Hauptstadt in diesen Tagen nach August Hannings Ruf erkundigt, stößt auf Menschen, die den Kopf schütteln und die Augenbrauen hochziehen. Schließen sich die Türen der Büros des Bundestags, von Ministerien oder Sicherheitsbehörden, wird klar: An der Integrität des vormaligen Top-Beamten gibt es schon lange Zweifel.

Nach SZ-Informationen waren gleich mehrere hochrangige Besucher aus der Bundespolitik verstört darüber, dass Hanning vergangenes Jahr zur feierlichen Amtseinführung des aktuellen BND-Chefs Martin Jäger in die Zentrale an der Chausseestraße geladen war. Da stand der Ex-Präsident gerade wegen einer möglichen Beteiligung am Hamburger Block-Drama in der Diskussion, seine Berater-Vita ist vielen bekannt. Der Vorfall hatte offenbar Konsequenzen: Bei weiteren ähnlichen Events in diesem Jahr sei Hanning dann schon nicht mehr aufgetaucht, heißt es.

War Hanning mit dem Posten in eine Falle gelockt worden? In Geheimdienstkreisen wäre das keine unübliche Masche, es folgt dem MICE-Prinzip – vier Kriterien, die mögliche Informanten für eine Anwerbung empfänglich machen können: Geldsorgen (Money), politische Einstellung (Ideology), private Laster (Compromise) oder Geltungssucht (Ego).

August Hanning wa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offenkundig gut im Geschäft. Sein Name fiel etwa, als der US-Mobilfunkkonzern Motorola einen Großauftrag von Bundespolizei und Bundesinnenministerium bekommen wollte. Er saß im Beratergremium eines deutsch-chinesischen Öko-Parks – und pflegte Kontakte nach Aserbaidschan. Die Firma Pluteos war laut Medienberichten in die Vermittlung eines Flugzeugdeals eingebunden, der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die Beschaffung von Spionageflugzeugen ermöglichen sollte.

Der Posten endete in einem Debakel. Die Bank schlitterte schon 2019 in die Pleite, mit schweren Folgen für den deutschen Kontrolleur aus dem Münsterland. Der lettische Insolvenzverwalter forderte von den damaligen Aufsichtsräten insgesamt mehr als 30 Millionen Euro, weil vor der Insolvenz – möglicherweise unrechtmäßig – Vermögenswerte an den britisch-russischen Banker und Großaktionär Grigory Guselnikov geflossen waren. Dem hatte der Aufsichtsrat zugestimmt. Hanning bestritt irgendwelche Schuld. Ein Gericht ließ dennoch einen Teil seiner Pension pfänden, auf seinem Konto liegt ein sogenannter „dinglicher Arrest“.

Hanning selbst befürchtete, „Opfer eines großen Betrugsmanövers“ geworden zu sein. So notierte er es im März 2021 in einem Bittschreiben an die deutsche Botschaft in Riga und die Führ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as ihm im Abwehrkampf gegen die Forderungen helfen sollte. Das Schreiben liegt der SZ vor.

Sorgen bereitete Insidern schon vor Jahren ein Ausflug des Ex-Agenten ins osteuropäische Bankenbusiness. Die Schlagzeilen europäischer Medien waren voll von Geschichten über den für Geldwäscheaktivitäten berüchtigten baltischen Bankensektor, da beschloss der BND-Mann aus Berlin 2017, weitgehend frei von Berufserfahrung in der Finanzwelt, Aufsichtsrat der lettischen PNB Bank in Riga zu werden. Laut Bankdokumenten nahm er im Juni 2017 seine Arbeit auf.

„So backe ich mir einen Agenten“, hätte der BND vielleicht vor zwanzig Jahren über diese Rezeptur geschrieben. In einer Zeit, als es zwischen Wirklichkeit und Satire noch eine klare Trennlinie gab.

August Hanning war nicht nur BND-Chef, er blieb auch als Innenstaatssekretär einer der höchsten Geheimnisträger des Landes. FOTO: MICHAEL KAPPELER/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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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 UND AFD

Die Ungleichen

Von Detlef Esslinger

D

ie Berliner Linke ha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rt daran gearbeitet, sich Misstrauen zu verdienen. Immer noch schuldet ihre Spitzen-

kandidatin Elif Eralp eine Erklärung, was sie mit den Terror-Bejublern von der „Roten Hilfe“ verband oder verbindet. Sie hat ja lediglich mitgeteilt, dass sie vor einem Jahr aus dem Verein wegen „teilweise“ anderer Ansichten ausgetreten sei. Immer noch darf Ferat Koçak aus Neukölln nicht nur Mitglied der Linken-Bundestagsfraktion bleiben, sondern auch deren Sprecher für Antifaschismus und Antirassismus – trotz seiner Nähe zum Milieu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An diesem Misstrauen ändert auch das Papier wenig,

das die Berliner Linke nun gemeinsam mit Grünen und SPD vorgestellt hat. Darin stehen zwar Sätze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und zur Zwei-Staaten-Lösung, die nicht nur selbstverständlich sind, sondern vor allem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sein sollten. Warum aber brauchten die drei Parteien vier Sitzungen, um sich darauf zu verständigen? Vier! An Grünen und der SPD wird es kaum gelegen haben.

Die Republik befindet sich seit Längerem in einem aufgeregten Zustand;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vom September hat die Erregung nochmals deutlich zugenommen. Schlimm genug, dass die AfD vor allem in Sachsen-Anhalt dermaßen triumphiert hat. Aber dass ihr neuer Landtagspräsident nicht nur von AfD und den Glücksrittern vom BSW gewählt wurde, sondern vermutlich auch von Christdemokraten, hat dort eine Art Panik ausgelöst. War's das mit jeder Brandmauer?

Wer die beiden Parteien gleichsetzt, macht es sich viel zu leicht. Dennoch: Rot-Grün-Rot in Berlin hat sich das Misstrauen verdient

Friedrich Merz, unübertroffen im Geschick, ohne Not auf Menschen loszugehen, die er ab und an braucht, spekulierte über eine „False Flag“-Operation: dass es also auch Stimmen von Linken, Grünen oder Sozialdemokraten für den Rechtsextremisten gegeben haben könnte. Einfach mal öffentlich so gesagt, ohne jedes Indiz. Konservative Publizisten schlagen einen Bogen vom Bundesland Sachsen-Anhalt zum Bundesland Berlin: Sie werfen dem Milieu links der Mitte „einen Abgrund an Heuchelei und Doppelmoral“ vor, so eine Formulierung in der FAZ. Im Kampf gegen die Demokratiefeinde von rechts seien Linke immer ganz groß. Aber zugleich linke Antisemiten in Berlin ins Rote Rathaus bringen!

Der Vorwurf ist gedanklich schlampig, aber an ihm ist nicht alles falsch. Viele derer, die sich als „links“ begreifen, sind unerbittlich in ihrer Verurteilung der AfD – zu Recht. Schon deren Grundanliegen sind verwerflich. Weil aber Linke sich grundsätzlich als progressiv und humanistisch verstehen, neigen viele von ihnen seit jeher dazu, obskure Strömungen und Mitglieder in den eigenen Reihen zu bagatellisieren – und jeden, der auch nur darauf hinweist, zu dämonisieren. Der ist dann ein Knecht von Axel Springer, der soll doch gleich zu Höcke gehen. Es reicht aber nicht, „antifaschistisch“ oder „anti-rassistisch“ zu sein. Anti-Leuten gelingt es oft hervorragend, sich um eine Frage herumzudrücken: Wofür seid ihr denn, was ist eigentlich euer Pro? So verbreiten sie extremistische Gedanken, zum Beispiel in der Berliner Linkspartei.

Womit man zugleich beim größeren Irrtum jener Konservativen ist, die gerade die Linke verteufeln. Die AfD ist im Ganzen wohl das, als was sie Manfred Weber, der Chef der Europäischen Volkspartei, im SZ-Interview bezeichnet: nicht Gegner, sondern Feind. Die Linke hingegen steht im Ganzen auf dem Boden d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unbeschadet auch ihrer Wurzel in der SED. Sie bereichert, sie belebt die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Sie repräsentiert Menschen, die die SPD verloren und

die AfD zum Glück nicht gewonnen hat.

Niemand musste sich Sorgen machen, als der Linke Bodo Ramelow in-Thüringen regierte. Niemand muss sich sorgen wegen einer Linken, die in Breme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mitregiert. Dietmar Bartsch, damals Linke-Fraktionschef, durfte Wolfgang Schäuble den Rollstuhl schieben. Glaubt jemand, diesen Service hätte der auch von Tino Chrupalla angenommen?

In Sachsen und Thüringen regieren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und Mario Voigt jeweils ohne parlamentarische Mehrheit – und daher nur wegen eines „Konsultationsmechanismus“ auch mit der Linken.

Ein Wort aus acht Silben ist immer eine Verrenkung. Offiziell dürfen beide nicht mit der Linken zusammenarbeiten, denn es gibt einen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 (sieben Silben) ihrer Bundespartei. Also haben sie eine Form der Zusammenarbeit erfunden, für die sie sich zwar semantisch verrenken müssen, auf die sie sich aber mit der AfD ausdrücklich nicht eingelassen haben.

Das Problem bei der Linken liegt weniger in deren Zentrum, nicht bei Ramelow, Reichinnek oder Gysi. Das Problem liegt vor allem an den Rändern. Die Partei hat, vor allem in Berlin, vor allem in Neukölln, Ausfransungen zugelassen. Antisemiten, Gewaltbereite und Menschen im Umfeld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haben bei ihr angedockt, ja, eine Heimat gefunden. Die Frage ist, warum die Reichinneks dies tolerieren – und wohin das ihre Partei womöglich führt. Denn dieser Hinweis sei erlaubt: Die AfD könnte sich eine Trennung von den Völkischen, von den Identitären längst nicht mehr leisten.

In welchem Stadium ist also die Linke, was obskures Personal betrifft? Hier gilt, was immer im Leben gilt: Vertrauen wird langsam erworben, aber schnell verspielt; mit Misstrauen ist es genau andersherum. Die Berliner Linke hat sich auf ein festgelegtes Verfahren eingelassen für den Fall, dass antisemitische Vorfälle aus „den Reih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übersetzt: aus den Reihen der Linken) bekannt werden. Sehr gut. Der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argwöhnt indes mit Recht, dass schon dies „einmalig“ ist. Wenn Grüne und SPD darin eine Basis für eine Koalition sehen: Good luck!

SZ-Zeichnung: Wolfgang Horsch

FRIEDENSNOBELPREIS

Die Ohrfeige

Von Reymer Klüver

D es Öfteren hat die Vergabe des wichtigsten Preises für Verdienste um Frieden und Völker-

Diesmal ist das Signal verständigung Irritationen oder Kopf- schütteln ausgelöst. Im vergangenen Jahr verstanden nicht alle das Signal, welches das Preiskomitee in Oslo mit dem Friedensnobelpreis für die konserv- ative venezolanische Oppositionelle María Corina Machado aussandte. Ihre politischen Ansichten waren kontrovers; aber wichtig war den Preisverleihern, dass sie eine Anführerin der demokratischen Opposition war. Am wenigsten hat das damals Donald Trump verstanden. Er ordnete nur Wochen nach der Preisverleihung die Entführung des venezolanischen Autokraten Nicolás Maduro an, ließ aber die Diktatur unangetastet, weil er mit ihr Geschäfte machen will.

des Nobelkomitees unmissverständlich. Die Vergabe des Preises an die südafrikanische Juristin Navanethem „Navi“ Pillay ist nicht nur die Auszeichnung für eine hochverdiente und angesehene Menschenrechtsaktivistin und Völkerrechtlerin. Es ist eine Ohrfeige, deren Klatschen rund um den Erdball zu hören ist – eine Ohrfeige für Donald Trump, für Benjamin Netanjahu und alle Machthaber, die glauben, obwohl sie demokratisch gewählt worden sind, Rechtsstaatlichkeit auf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Ebene durch Gewalt und das Recht des Stärkeren ersetzen zu dürfen.

Das neue Exponat könnte Besucher das Schaudern lehren. Der Döner Kebab hat Einzug gehalten ins Wachskabinett Madame Tussauds Berlin,

und damit in eine mehr als 200 Jahre alte Sammlung, die sich von London über die Welt verbreitet hat. Gründerin Marie Tussaud, geborene Grosholtz, war Tochter einer Haushälterin aus Straßburg und hatte ihr Handwerk bei einem Arzt gelernt. Er stellte Körperteile anatomisch genau aus Wachs her zur medizinischen Ansicht. Bald folgten Köpfe berühmter Persönlichkeiten. 1794 vererbte er seiner kunstbegabten Schülerin die Sammlung. Sie hatte am Hof von Versailles gearbeitet, erwies sich als recht geschäftstüchtig und reiste mit den Wachsfiguren durch Großbritannien. Das mobile Prominenten- und Gruselkabinett kam an. Zur ersten festen Ausstellung, die Marie Tussaud 1835 in London eröffnete, gehörte eine Schreckenskammer. Darin wurden Verbrechen und Hinrichtungen gezeigt, auch Totenmasken, die die Künstlerin, wie sie berichtete, während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hatte anfertigen müssen. Madame Tussauds Wachsmuseen haben ihre Wunderlichkeit nie verloren. Seit 2007 gehören sie zum Entertainmentkonzern Merlin. LION

Dieser Friedensnobelpreis soll in drei Richtungen wirken. Das geht aus der Begründung der Ehrung Pillays hervor: „Ein roter Faden zieht sich von ihrer frühen Arbeit zur Verteidigung von Nelson Mandela und anderen, die sich gegen die Apartheid auflehnten, bis hin zu

Madame Tussauds

AKTUELLES LEXIKON

Viele Mächtige treten das Recht mit Füßen. „Navi“ Pillay steht für das Gegenteil

ihrer Tätigkeit als Richterin in einigen der wichtigsten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verfahren unserer Zeit.“ Der Friedenspreis als Ermutigung für alle tapferen Widersacher von Unrechtsregimen. Pillay kämpfte in ihrer Heimat gegen die Apartheid und setzte sich als UN-Hochkommissarin für Menschenrechte in aller Welt ein.

in Teheran oder Moskau verfährt. Die Sanktionen sollen den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n die Arbeit unmöglich machen. Es ist eine Arbeit, wie sie eben auch die neue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in verrichtet.

Doch das Komitee zeichnet ausdrücklich auch ihre Tätigkeit als Richterin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in Den Haag aus – genau die Institution, die den globalen Vorrang des Rechts verteidigt. Mit Strafverfahren gegen Personen, die sich schwerer Kriegsverbre-

chen u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schuldig gemacht haben. Es ist die Institution, die von weit mehr als hundert Nationen gestützt wird. Trumps Regierung aber belegt das Gericht mit Sanktionen, genau so, wie sie mit den Paria-Regimes

Sie verrichtet diese nicht nur in Den Haag, sondern zuletzt als Vorsitzende der Kommission des UN-Menschenrechtsrats, die Israel Völkermord im Gaza-Konflikt vorwarf. Wenn das Nobelpreiskomitee diese Juristin auszeichnet, ist auch das ein klares Bekenntnis: Die Vorwürfe gegen den israelischen Premier, der die Kriegsführung in Gaza angeordnet hat, müssen international untersucht werden, Benjamin Netanjahu muss sich dafür verantworten. Und das hat mit Antisemitismus nichts zu tun. Es ist eine Frage der internationalen Rechtsstaatlichkeit, deren Prinzip das Nobelpreiskomitee in diesem Jahr mit der Ehrung für Navi Pillay würdigt.

Der Verdacht

ITALIEN

Von Elisa Britzelmeier

Italiens Opposition spricht von einem „Betrugsgesetz“. Ein Abgeordneter war sogar im Hungerstreik. Verhindern konnten sie es trotzdem nicht: Italien bekommt ein neues Wahlgesetz. Und Regierungschefin Giorgia Meloni ihren Will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hatte den Fortbestand ihrer Regierung an die Änderung geknüpft, die Abstimmung bestand sie am Ende problemlos. Seit Wochen ist die Aufregung groß. Die Regierung verspricht stabilere Mehrheiten und mehr Entscheidungsmacht fü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Die Opposition sieht mindestens den Parlamentarismus, wenn nicht die Demokratie bedroht. Sie will das Gesetz vor dem Verfassungsgerichtshof anfechten.

Meloni hat eine Reform durchbekommen, die zu ihrem eigenen Vorteil erdacht war. Die Änderung stärkt die Rolle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was in ihrem Wunschdenken bedeutet: ihre eigene. Denn dass sie 2027 wiedergewählt werden will, steht außer Frage. Künftig bekommt die Koalition, die am besten abschneidet und mindestens 42 Prozent der Stimmen erhält, einen saftigen Mehrheitsbonus. Das allein ist nun nichts Unerhörtes: Auf kommunaler Ebene sieht das Wahlsystem bereits einen solchen Mechanismus vor, auch in Griechenland gibt es einen ähnlichen Bonus.

Das neue Gesetz wirkt insofern wie ein relativ normaler Politikertrick. Es ist auch keine Besonderheit der Rechten, am Wahlsystem zu schrauben. Italienische Regierungen von links bis rechts ha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Anpassungen zum eigenen Vorteil vorgenommen.

Zu denken gibt, wie Regierungsmitglieder darüber sprechen. Ein Abgeordneter von Melonis Fratelli d'Italia sagte, künftig

SCHRÖDER BEI PUTIN

Melonis Wahlreform stärkt ihre eigene Rolle. Wird von nun an durchregiert?

gelte: „Wer gewinnt, der befiehlt.“ Das nährt den Verdacht, dass hier jemand durchregieren will. Gleichzeitig ist man Schlimmeres gewohnt von dieser Regierung. Im Frühjahr, vor der letztlich gescheiterten Volksabstimmung über eine Justizreform, waren Meloni und die Ihren im Dauereinsatz, um die Justiz zu delegitimieren. Da offenbarte sich das Selbstverständnis, über Recht und Gesetz zu stehen.

Das Wahlgesetz ist das, was von Melonis Reformvorhaben übrig bleibt. Womöglich ist es das geringere Übel. Schaut man sich die einzelnen Artikel an, findet man auch Aspekte, die logisch und überfällig sind.

Etwa, dass man künftig fern des gemeldeten Wohnsitzes wählen kann – ein Zugewinn an Demokratie, von dem vor allem Studierende profitieren werden.

Andere Aspekte wiederum sind Rückschritte: Auf Geschlechtergerechtigkeit auf den Wahllisten wird verzichtet, der Frauenanteil im Parlament dürfte drastisch sinken. Wieder einmal zeigt sich: Die ers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es Landes tut nichts für andere Frauen.

Meloni hat das Gesetz auch deshalb so vehement weiterverfolgt, weil es die Opposition in Schwierigkeiten bringt. Das Mitte-links-Lager ist uneins, wer das Bündnis anführen soll. Das neue Gesetz aber zwingt dazu, einen Spitzenkandidaten zu nominieren. Ob es Meloni am Ende wirklich nützt, ist trotzdem unklar. 42 Prozent der Stimmen hat sie beim letzten Mal geschafft – den Wert noch einmal zu erreichen, erscheint heute weniger wahrscheinlich.

Das womöglich gefährlichste an diesem Gesetz aber ist: Es könnte die stärkste Gruppe stärken – die der Nichtwähler. Seit Jahren ist die Wahlbeteiligung extrem niedrig. Ständig die Spielregeln zu ändern, hilft da nicht. Weil irgendwann niemand mehr mitspielen will.

Der Bankrott

Zwei Bilder vom Mittwoch dieser Woche: Das eine zeigt Helfer, die Leichen aus einem von einer russischen Drohne vollkommen zerstörten Wohnhaus im ukrainischen Städtchen Pryluky tragen. Das andere zeigt zwei alte Männer, grinsend und Hände haltend vor einem Kamin, in den ein Schaukelpferdchen eingelassen ist. Zusammen illustrieren die Bilder den vollständigen moralischen Bankrott des Mannes, der einmal Bundes-

kanzl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ar. Gerhard Schröder, gerade auf lukrativer Dienstreise in Moskau, ist einer angeblich spontanen Einladung zur Geburtstagsparty von Kriegsherr Wladimir Putin gefolgt.

schon 2022 sein Bundestagsbüro zu schließen. Die Sozialdemokraten sollten allerdings auf die Frage zurückkommen, ob sie einen Genossen, der ungeniert mit einem per Haftbefehl vo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gesuchten Kriegsverbrecher feiert, wirklich noch in ihren Reihen dulden wollen und können.

Die SPD sollte sich fragen, ob sie den Altkanzler noch in

Putin wiederum weiß natürlich, was er an Schröder hat. Der frühere Kanzler ist Symbolfigur einer deutsch-russischen

ihren Reihen dulden kann

Damit hat Schröder nun auch noch die allerletzte

Schamgrenze überschritten. Hatte er sich auf bisherigen Moskau-Reisen seit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noch mit dem Nimbus des Elder Statesman umgeben und so getan, als könne er bei seinem Freund Putin etwas für den Frieden erreichen, macht Schröder nun nur noch Kasse und Party. Das kann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 Wie wenig er sich um den Ruf Deutschlands oder der SPD schert, hat Schröder ausreichend dokumentiert.

Es ist Schröders Entscheidung, dass er aus seinem früheren Staatsamt keine moralischen Verpflichtungen für sich ableitet. Schröder hält unverbrüchlich zu Putin, dem er hoch dotierte Posten zu verdanken hat. Seine halbherzige Kritik am Angriffskrieg ist wertlos. Es war daher richtig,

Verbrüderung – man muss es so hart sagen – über die Leichen von Ukrainern hinweg. Der Wunsch, billiges Gas aus Russland möge wieder fließen, wird von viel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geteilt. Die Lüge, Russland verteidige sich in der Ukraine gegen einen aggressiven

Westen, findet hierzulande eine wachsende Zahl von Gläubigen. AfD und BSW fordern,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einzustellen, und sind damit nicht nur im Osten der Republik bei einem Teil der Wählerschaft sehr erfolgreich.

Eine starke Minderheit will nicht wahrhaben, dass Putin auch Deutschland angreift. Diese Menschen schenken dem russischen Gewaltherrscher mehr Glauben als der eigenen Regierung oder den eigenen Behörden. Im Schattenkrieg, den Russland mit Drohnen und Desinformation gegen die Demokratien Europas führt, ist der Einfluss auf Teile der Bevölkerung eine mächtige Waffe. Darin, nicht in der Partylaune eines alten Mannes, lieg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Daniel Brö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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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es gleich vorwegzunehmen: „Growler“ gibt’s nicht mehr. Ein Hund soll ihn zerfetzt haben. Und so richtet sich der Blick zum 100. Geburtstag des berühmten Waldtiers „Winnie the Pooh“, zu Deutsch: „Pu der Bär“, eben auf das andere, noch real existierende Stofftier, welches bis heute in einer Vitrine in der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usgestellt ist.

Unendlich viele Geschichten ranken sich um die von Alan Alexander Milne (1882–1956) für seinen Sohn Christopher Robin erfundene Figur, die ebenso wie „Mary Poppins“, „Peter Pan“, „Alice in Wonderland“, „Paddington“, „Matilda“,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Willy Wonka“, „Harry Potter“ und andere verrückte Gestalten zu den Klassikern der englischsprachigen Literatur zählt. Einer Literatur, in der weit weniger zwischen Geschichten für Kinder und denen für Erwachsene unterschieden wird als etwa in Deutschland. Als gut gilt, was Qualität hat.

Von Beginn an lieferte Milnes fröhlichabsurder Bär die einzig wahre Antwort auf die wohl wichtigste Frage des Lebens: Wie anders miteinander auskommen in all der Unterschiedlichkeit, wenn nicht mit Verständnis, Leichtigkeit und Zuversicht? Auch hilft es, miteinander Spaß zu haben, solidarisch zu sein und seinen Honig zu teilen. Denn, wie sagt „Winnie the Pooh“? „Ein Tag ohne einen Freund ist wie ein Topf ohne einen einzigen Tropfen Honig darin.“

Seine ersten Abenteuer erlebte der philosophische Bär an Weihnachten 1925 in Kolumnen, die der britische Lyriker und Schriftsteller Milne für die Londoner Evening News verfasste. Zwischen Buchdeckel gepresst erschien Winnie

· PROFIL

Pu der Bär Lebenskluger Honigfreund, der nun 100 Jahre jung wird

dann – zusammen mit seinen meist männlichen Freunden, unter anderem dem ängstlichen Schweinchen „Piglet“ („Ferkel“) und dem pessimistischen Esel „Eeyore“ („I-Aah“) – erstmals am 14. Oktober 1926. Für die Illustrationen war Ernest H. Shepard (1879–1976) verantwortlich. Ihm dienten die – heute noch in New York City ausgestellten – Stofftiere von Milnes Sohn Christopher Robin als Modell. Auch Christopher Robin fand als Winnies Freund Eingang in die rund 20 Short Storys, als einziger menschlicher Charakter im „Hundertsechzig-Morgen-Wald“. Bei den Darstellungen des Bären orientierte sich der Zeichner Shepard statt an Winnie allerdings an „Growler“, dem deutlich verlebteren Stoffbären seines eigenen Sohnes. Und der wurde später eben von einem Hund zerfetzt.

Doch egal, ob „Growler“ oder „Winnie“ – für Pooh-Puristen wie den deutschen Schriftsteller Harry Rowohlt (1945–2015), der Milnes Geschichten in den 1980ern wunderbar neu übersetzte, später auch als Hörbuch erfolgreich einsprach sowie in einer mehr oder weniger regelmäßig verfassten Kolumne für Die Zeit („Pooh’s Corner“) von 1989 bis 2013 auch selbst in die Rolle des „Bären mit sehr geringem Verstand“ schlüpfte, war immer klar: Der „künstlich kindische Kommerzkitsch“ der Walt-Disney-Zeichentrick-Adaptionen ab dem Jahr 1966 habe mit der moralischen Komplexität von Milnes Original gar nichts mehr zu tun.

Wobei bereits 1930 der US-Produzent Stephen Slesinger die alleinigen Vermarktungsrechte an „Winnie the Pooh“ für die USA erworben hatte und mit Brettspielen, Puppen und etwas dämlichen Radiosendungen zu Poohs Gummibärlisierung beitrug. Also ähnlich wie der Coca-Cola-Konzern, als er den Nikolaus entdeckte. „Platt“ und „erschreckend“ nannte Rowohlt der SZ einmal das, was die Amerikaner aus seinem englischen Lieblingsbären gemacht hatten. Dass eine junge US-Schülerin im Jahr 2007 in Kalifornien wegen Winnie-the-Pooh-Socken vom Unterricht ausgeschlossen wurde, begrüßte Rowohlt deshalb sogar: Die Schule habe richtig reagiert. „Zumindest, wenn sich die Suspendierung vor allem darauf begründete, dass das Mädchen Socken mit Disney-Motiven trug.“ Martin Z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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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USGEGEBEN VOM SÜDDEUTSCHEN VERLAG VERTRETEN DURCH DEN HERAUSGEBERRAT: Dr. Thomas Schaub (Vors.), Dr. Oliver Friedmann, Fritz-Jürgen Heckmann CHEFREDAKTEURIN: Judith Wittw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E: Dr. Roman Deininger, Ulrich Schäfer

POLITIK: Nicolas Richter, Katharina Riehl SEITE DREI: Jan Schmidbauer, Karin Steinberger MEINUNG: Detlef Esslinger INVESTIGATIVE RECHERCHE: Ralf Wiegand KULTUR UND MEDIEN: Alexander Gorkow, Sara Peschke WIRTSCRAFT: Alexander Mühller SPORT: Claudio Catuogno WISSEN: Dr. Marlene Weiß PANORAMA: Dr. Hannah Wilhelm WOCHENENDE: Christian Mayer, Jochen Temsch MÜNCHEN, REGION UND BAYERN: Ulrike Heidenreich, René Hofmann; Katja Auer, Karin Kampwerth VISUAL DESK: Wolfgang Jaschensky, Christian Tönsmann (Artdirector) AUSGABENDESK: Kassian Stroh AUDIO UND VIDEO: Patrick Bauer, Laura Terberl DATEN: Marie-Louise Timcke SOCIAL MEDIA: Britta Schönhütl CHEFS VOM DIENST: Fabian Heckenberger, Michael König Die für das jeweilige Ressort an erster Stelle Genannten sind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e im Sinne des Gesetzes über die Presse vom 3. Oktober 1949.

ANSCHRIFT DER REDAKTION: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 89) 21 83-0, Fax: 21 83-97 77 E-MAIL: Redaktion: redaktion@sz.de, Leserbriefe: forum@sz.de, Aboservice: aboservice@sz.de

BERLIN: Henrike Roßbach,

BERLIN: Heinlike Röschbach. Französische Str. 48, 10117 Berlin, Tel. (0 30) 26 36 66-0 LEIPZIG: Iris Mayer, Hohe Straße 39, 04107 Leipzig, Tel. (0 341) 26 36 34 71 D'ÜSSELDORF: Björn Finke, Bäckerstr. 2, 40213 Düsseldorf, Tel. (0 211) 54 05 55-00 FRANKFURT: Meike Schreiber, Kleiner Hirschgraben 8, 60311 Frankfurt, Tel. (0 69) 2 99 92 70 HAMBURG-Ulrike Nimz, Poststr. 25, 20354 Hamburg, Tel. (0 40) 46 88 31-0 KARLSRUHE: Dr. Wolfgang Janisch STUTTGART: Roland Muschel, Rotebühlplatz 33, 70178 Stuttgart, Tel. (0 711) 24 75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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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kleinere Übel

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für alle oder ein Solidarbeitrag für privat Versicherte?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das Gesundheitssystem zu erhalten.

Vo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fehlt Geld. Das Defizit im Jahr 2026 beträgt 4,4 Milliarden Euro, nächstes Jahr kommen 7,6 Milliarden hinzu, fürs Jahr darauf wird sogar ein Minus von 15 Milliarden erwartet.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eshalb beschlossen, dass ein Teil der Mitglieder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künftig noch mehr einzahlen muss. Neben einer Anhebung der Beitragsbemessungsgrenze hat man sich auf einen Zuschlag für die Mitversicherung von Ehegatten verständigt. 0,52 Prozent sollen es von 2028 an sein. Der Beitrag für kinderlose Mitglieder wird bereits im nächsten Jahr angehoben, um 0,3 Prozent auf 0,9 Prozent.

Keine Einigung wurde erzielt über einen Solidarbeitrag von privat Versicherten. Dadurch würden sich Mitglieder der privaten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an der Finanzierung der beiden gesetzlichen Versicherungen beteiligen. Ein Solidarbeitrag wäre sozusagen die „kleine Münze“ zur Alternative, das System aus privater und gesetzlicher Versicherung durch eine einheitliche Bürgerversicherung zu ersetzen.

Ein Solidarbeitrag wirft allerdings rechtlich schwierige Fragen auf. Er ist weder ei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ag (weil er von privat Versicherten erhoben wird) noch eine Steuer. Er ist damit wohl nur dann zulässig, wenn er die für nicht steuerliche Sonderabgaben geltenden Voraussetzungen erfüllt. Anderenfalls verletzt er Grundrechte der privat Versicherten.

Als Sonderabgabe muss der Solidarbeitrag einem Zweck dienen, der über die Mittelbeschaffung hinausgeht. Das ist der Fall: Die Mitfinanzierung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durch privat Versicherte dient nicht nur der finanziellen Stabilität dieser Systeme, sondern auch einer gerechten Lastenverteilung. Beamte, Selbständige und Gutverdiener mit einem Einkommen von derzeit mehr als 77 400 Euro brutto im Jahr sind vo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befreit. Sind sie privat versichert, nehmen sie nicht am sozialen Ausgleich in der gesetzlichen Versicherung teil. Dort werden alle Leistungen von den Versicherten solidarisch durch Beiträge finanziert: Es findet ein umfassender Ausgleich zwischen besser und schlechter Verdienen- den sowie Gesunden und Kranken statt.

Ein solches Solidarprinzip existiert in der privaten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nicht. Dort muss jeder Versicherte grundsätzlich für die im Laufe seines Lebens zu erwartenden Gesundheitskosten selbst aufkommen. Je nach Alter und Vorerkrankungen zahlen Privatversicherte deshalb zum Teil deutlich niedrigere Prämien und bekommen deutlich bessere Leistungen als gesetzlich Versicherte. Der Schließung dieser Gerechtigkeitslücke würde ein Solidarbeitrag für privat

Versicherte dienen. Privat Versicherte tragen damit für die Finanze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eine besondere Mitverantwortung, eben weil sie vom dortigen Solidarausgleich freigestellt sind.

Schwieriger zu beurteilen ist, ob der Solidarbeitrag auch so verwendet wird, dass er die privat Versicherten von einer in ihrem Verantwortungsbereich liegenden Aufgabe entlastet. Hierfür spricht, dass ein Solidarbeitrag der Erhaltung des Gesundheitssystems dienen würde, was auch im Interesse der privat Versicherten liegt. Durch einen Solidarbeitrag würden sich privat Versicherte ein Stück mehr als bislang an der Finanzierung des Gesundheitssystems beteiligen. Sie glichen damit Vorteile aus, die sie durch die Privatversicherung haben.

Ärzte bekommen für dieselbe medizinische Leistung unterschiedlich hohe Honorare

Schon heute finanzieren privat Versicherte über ihre Versicherungsprämien Arzt- und Krankenhausleistungen für gesetzlich Versicherte mit. Ärzte und Krankenhäuser erhalten für dieselbe medizinische Leistung unterschiedlich hohe Honorare – je nachdem, ob sie gesetzlich oder privat Versicherte behandeln. Viele Ärzte und Kliniken können nur deshalb kostendeckend und gewinnbringend arbeiten, weil sie auch Privatversicherte behandeln. Diese Mischfinanzierung sichert das bestehende Gesundheitssystem. Mit ihr findet schon heute ein solidarischer Ausgleich von privat zu gesetzlich Versicherten statt, ohne den gesetzlich Versicherte höhere Beiträge zahlen müssten. Diese finanzielle Mitverantwortung der privat Versicherten für das Gesundheitssystem würde durch einen Solidarbeitrag verstärkt.

Für die Zulässigkeit eines Solidarbeitrags spricht außerdem, dass der Gesetzgeber auch eine Bürgerversicherung einführen könnte, bei der alle in dasselbe System einzahlten und alle Gesundheitsleistungen gemeinsam finanzierten. Eine Beibehaltung des dualen Systems aus gesetzlicher und privater Versicherung, bei dem privat Versicherte einen Solidarbeitrag leisteten, stellt verglichen mit einer Bürgerversicherung das „geringere Übel“ für privat Versicherte dar. Bezogen auf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einen solidarischen Risikostrukturausgleich schon für zulässig erklärt. Und zwar mit dem Argument, dass der Gesetzgeber di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neu organisieren und alle Krankenkassen zu einer großen Kasse zusammenfassen könnte. Dann wären alle gesetzlich Versicherten Teil einer einzigen großen Krankenkasse, in der sich das Solidarprinzip umfassend entfaltete.

Man muss das Ganze aber zu Ende denken. Nach welchen Kriterien soll der Solidarbeitrag berechnet werden? Wo liegt die Belastungsgrenze? Und lässt sich die Zweiteilung des Gesundheitssystems auf Dauer überhaupt noch rechtfertigen? Sollte eine Bürgerversicherung kommen, wird sich am Zweiklassensystem im Gesundheitswesen allerdings nur dann etwas ändern, wenn private Zusatzversicherungen verboten werden. Selbst sofern das zulässig sein sollte, könnte es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verschlechtern. Ärzte und Kliniken hätten durch Wegfall der höheren Honorare für Privatpatienten Einnahmeausfälle und die Bereitschaft junger Menschen, Medizin zu studieren, könnte schwinden oder sie könnten nach dem Medizinstudium ins Ausland abwandern. Das würde dem Gesundheitssystem schaden. Statt Bürgerversicherung dann vielleicht doch erst mal ein Solidarbeitrag privat Versicherter.

Frauke Brosius-Gersdorf ist Professorin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Potsdam.
FOTO: PETER WICHMAN/PICTURE-ALLIANCE / DPA

GESCHICHTSBILD

Skandal bei den Sicherheitsbehörden

Der Fall des verhafteten Ex-BND-Präsidenten August Hanning erschüttert die deutschen Sicherheitsdienste. Wieder einmal. Die Bundesrepublik war erst fünf Jahre alt, als der Skandal um den Verfassungsschutzpräsidenten die Regierung Adenauer in erhebliche Bedrängnis brachte. 1954 verschwand Otto John spurlos in Berlin, nur um bald in der DDR aufzutauchen. Dort verkündete er, das kommunistische Ostdeutschland sei der bessere Ort, um sich für Frieden und Wiedervereinigung einzusetzen, und wurde mit SED-Prominenz fotografiert. 1955 tauchte John wieder im Westen auf, wurde wegen Landesverrats verurteilt, aber schon 1958 begnadigt. Verrat? John selbst hat das ganz anders geschildert: Er sei vom KGB entführt worden, habe drüben gute Miene zum bösen Spiel gemacht und seine Flucht vorbereitet. John war 1944 im Widerstand gegen das NS-Regime gewesen und einer der wenigen erklärten Antifaschisten im westdeutschen Sicherheitsapparat. Die Strafverfolgung im Westen erklärte er damit, dass die Justiz durchsetzt war mit rachsüchtigen ehemaligen Nazis. Die Wahrheit wird wohl im Nebel bleiben. Sicher ist: Johns Geschichte war von tiefer Tragik. JKÄ

Von Roland Preuß

„Ein Desaster für alle Sparer“

Auf die Riester-Rente soll ein neues Modell folgen. Doch bei der Umsetzung hakt es jetzt.
FOTO: MASKOT/IMAGO

Berlin – Anfang kommenden Jahres, in nicht einmal drei Monaten, ist die Riester-Rente Geschichte. Sie wird ersetzt durch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AVD), ein Großprojekt, das die Koalition vergleichsweise reibungslos durchgesetzt hat. Das Gesetz wurde schon Anfang Mai endgültig beschlossen. Das Versprechen: Wer hier einzahlt, hat dank staatlicher Zulagen, höherer Renditen und niedrigerer Kosten als beim „Riestern“ im Ruhestand spürbar mehr Geld. Insbesondere Familien soll das helfen und Geringverdienern die magere Rente deutlich aufbessern. Derzeit werben bereits Banken und Finanzdienstleister um Interessenten, es lockt ein Milliardengeschäft.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soll mit Staatszuschüssen die Renten aufbessern, doch es gibt Verzögerungen. Womöglich kommt es gar nicht. Die Grünen und Verbraucherschützer warnen.

Allerdings: Ein Kernelement des AVD, das staatlich organisierte Standarddepot, verzögert sich immer weiter. Womöglich kommt es sogar gar nicht. Das zumindest legt eine Antwort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auf eine Anfrage der Grünen im Bundestag nahe. Demnach prüft das Haus vo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immer noch, wie die Aufgabe umgesetzt werden kann. „Es gibt bisher keine Behörde, die über die notwendigen Verwaltungsstrukturen verfügt; zudem gibt es hohe europarechtliche Hürden“, heißt es in einer Antwort auf die mündliche Frage des Grünen-Finanzexperten Stefan Schmidt, di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vorab vorliegt.

Das Finanzministerium sieht offenbar keine Dringlichkeit

Den staatlichen Akteuren fehlen die Möglichkeiten, um ein Massengeschäft mit Millionen Privatkunden wie beim Altersvorsorgedepot zu stemmen. Deshalb bietet sich eine Kooperation mit Finanzdienstleistern oder Banken an. Dafür aber wäre eine europarechtliche Ausschreibung nötig, die monatelang dauern würde. Das war allerdings schon bei Verabschiedung des AVD-Gesetzes bekannt, Finanzminister Klingbeil stellte dennoch einen Start Anfang 2027 in Aussicht.

Zudem verweist das Finanzministerium auf die Empfehlungen der Regierungskommission zur Altersvorsorge. Diese fordert, eine Kapitalrente in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einzuführen und „Doppelstrukturen“ zu vermeiden, also Kapitalrente und Altersvorsorgedepot in eine Hand zu legen. Die Experten verlangten jedoch, eine Lösung „zeitnah“ zu diskutieren. Das war Ende Juni.

Offenbar sieht das Finanzministerium hier keine Dringlichkeit. In der privaten Altersvorsorge hätten „zahlreiche Anbieter bereits angekündigt, zum Marktstart am 1. Januar 2027 Produkte mit Kosten weit unterhalb des für Standarddepotverträge vorgegebenen Kostendeckels von einem Prozent anzubieten“. Das sendet die Botschaft: Wenn die Privatanbieter ohnehin günstige Angebote machen, ist ein staatliches Angebot, das gute Standards setzt, womöglich nicht nötig.

Grünen-Finanzexperte Schmidt warnt vor möglichen Folgen. „Der Abschied vom öffentlichen Standarddepot wäre ein Desaster für alle Sparer“, sagt 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Die implizite Botschaft der Bundesregierung sei, der Markt regele es schon. „Aber: Dass sich die Privatanbieter gerade einen regelrechten Unterbietungswettbewerb liefern, liegt doch genau daran, dass es eine Diskussion um das öffentliche Standarddepot und um die Preise gibt.“ Werbeversprechen seien noch lange keine unterzeichneten Verträge, wie die Vertragsbedingungen am Ende aussähen, werde sich erst zeigen.

Dieses Standardprodukt wäre ein wichtiger Preisanker, sagt ein Experte

Das öffentliche Depot sei Maßstab für niedrige Kosten und verbraucherfreundliche Vertragsbedingungen, sagt Schmidt. Deshalb sei es wichtig, dass das öffentliche Depot jetzt auch zügig komme. „Je länger es fehlt, desto größer ist die Gefahr, dass der Markt sich ohne diese öffentliche Alternative entwickelt und die Sparer Angebote mit unnötig hohen Kosten oder ungünstigen Bedingungen abschließen.“

Auch Verbraucherschützer verfolgen die Entwicklung mit wachsender Sorge. Die ersten Anbieter hätten ihre Marketingkampagnen ausgerollt, während das staatliche Standardprodukt als Vergleichsmaßstab weiterhin fehle, sagt Niels Nauhauser, Abteilungsleiter Altersvorsorge bei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aden-Württemberg. Das staatlich organisierte Standardprodukt sei wichtig als „Preisanker“ gegenüber Angeboten, die günstig starten und später teurer werden.

Berechnungen zeigen, dass unterschiedliche Depotkosten sich bis zur Rente auf Zehntausende Euro summieren. Komme das staatliche Angebot zu spät oder gar nicht, so verfehle die Reform ihr Ziel genau bei denen, die am meisten von ihr hätten: „Bei Menschen mit kleinen Einkommen und bei denen, die heute in schlechten Verträgen festsitzen oder sich von der privaten Vorsorge abgewandt haben, weil sie Verkaufsgesprächen gegen die eigenen Interessen nicht mehr trauen“, sagt Nauhauser.

Der Vorsorgeexperte rät allen Verbrauchern, die über einen Wechsel oder Neuabschluss nachdenken, abzuwarten. „Es besteht kein Zeitdruck.“ Bis Ende 2027 würden mehr Angebote und Vergleiche vorliegen – und hoffentlich auch das staatliche Standarddepot.

„So kann man keine Wahlen gewinnen“

Die Grünen wollen mit ihrem „Plan für Deutschland“ eine Alternative zur zerstrittenen Regierung anbieten. Dabei sind sie sich selbst nicht einig.

Berlin – Schon der Ort des Auftritts sollte zur Botschaft werden. Nicht wie üblich in der Parteizentrale, sondern in der Bundespressekonferenz im Berliner Regierungsviertel stellten die Grünen-Chefs Franziska Brantner und Felix Banaszak am Donnerstag Beschlüsse für den nächsten Parteitag vor. „Unser Plan für Deutschland“ lautete der wenig bescheidene Titel. Man wolle mit dem Land darüber sprechen, wie Deutschland „raus aus der Misere kommt“, kündigte Banaszak in dunklem Anzug und mit roter Krawatte an.

Die Grünen, so viel wird an diesem Vormittag klar, fühlen sich reif, die Oppositionsrolle gegen mehr Verantwortung zu tauschen. Während CDU und SPD mit ihrem Koalitionsstreit zur Verunsicherung des Landes beitragen würden, sähen es die Grünen als ihre Aufgabe, ein „klares Zeichen dagegen“ zu setzen, mit mehr Sicherheit. So sagt es Franziska Brantner.

In Berlin haben nur elf Prozent der 16- bis 24-Jährigen die Grünen gewählt

Der staatstragende Auftritt überdeckt allerdings, wie hart die Grünen gerade selbst um den eigenen Kurs ringen. Die Parteilinke sieht in den am Freitag begonnenen rot-grün-roten Sondierungen auf Landesebene in Berlin auch ein Modell für den Bund. Dagegen warnen führende Realos wegen des Antisemitismus-Problems der Linken und der Clan-Kontakte vor einem Sicherheits- und Imagerisiko durch eine mögliche Koalition. Der Realo-Flügel fände eine Koalition mit der Union naheliegender.

Mit ungewöhnlich scharfer Kritik am Grünen-Kurs meldet sich vor dem eigenen Bundeskongress, der am 16. Oktober beginnt, nun auch noch die Grüne Jugend zu Wort. Die einflussreiche Nachwuchsorganisation hält besonders die Verluste bei Jungwählern für bedrohlich: „So kann man keine Wahlen gewinnen“, sagt Grüne-Jugend-Co-Chef Luis Bobga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Berlin hatten die Grünen in der Wählergruppe von 16 bis 24 Jahren so hohe Verluste erlitten wie wohl noch nie. Nur noch 11 Prozent votierten in der einstigen Hochburg für die Grünen, für die Linken dagegen 43 Prozent. Die Grüne Jugend kritisiert, das fehlende Engagement der Partei. „Ich habe in Sitz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wahnsinnig oft gehört: Wir haben bei jungen Wählern verloren. Was machen wir jetzt? Wie konnte das passieren? Ich dachte, ich bin im falschen Film“, sagt Bobga. Die Parteispitze sei doch gewarnt gewesen. Vor zwei Jahren war der damalige Grüne-Jugend-Vorstand schon wegen einem erfolglosen Ruf nach Veränderungen in der Partei zurückgetreten. „Das wurde damals wie in Teilen heute nicht ernst genommen oder aufgearbeitet.“

Dabei attestieren auch Politikwissenschaftler den Grünen ein Zukunftsproblem. „Bei den Grünen müssen natürlich die Alarmglocken schrillen, wenn junge Wähler in großer Zahl abwandern“, warnt Wolfgang Schroeder, Professor am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WZB). „Bei zentralen Themen sind andere inzwischen erfolgreicher.“ Die Berlin-Wahl etwa hätten bei jungen Wählern die Themen Miete, Energie und Mobilität entschieden. Die Linke habe dafür ein Angebot gemacht, das zwar radikal sei, aus Sicht junger Menschen aber eben an die Wurzeln gehe. „Und sie haben sich als Bewegungs- und Transformationspartei präsentiert. Die Grünen stehen dagegen eher für Status Quo und staatstragendes Auftreten.“

Aus Sicht der der Parteijugend sollte sich das nun äußerst schnell ändern. „Die Grünen haben keine Klarheit in Fragen, die für jung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über das Kreuz entscheiden“, sagt Bobga. So habe sich die Basis beim Parteitag im Dezember für ein 9 Euro-Ticket entschieden, die Parteispitze aber plädiere für ein 49-Euro-Ticket. Auch eine klare Position zur Wehrpflicht hält die Grünen Jugend für dringend nötig. „Die Grünen aber diskutieren in AGs seit Monaten einfach weiter. Ähnlich beim beim Kampf um bezahlbare Mieten. Er vermisse einen klaren Lösungsvorschlag, wie den bundesweiten Mietendeckel.

Luis Bobga, Kandidat für das Amt des Bundessprechers der Grünen Jugend, hält die Verluste bei den Jungwählern für bedrohlich. FOTO: FRIEDRICH BUN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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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Parteijugend fordert einen härteren Kampf um Jungwähler

Die Jugendorganisation fordert eine Jugend-Offensive. „Wir müssen an der Substanz unserer Politik etwas ändern.“ Dazu gehöre, große Vermögen stärker zu besteuern. „Natürlich geht es nicht um das geerbte Haus der Oma. Aber wir müssen auch an zweistellige Millionenbeträge ran“, fordert Bogba. Die Grüne Jugend will sich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in der Partei auch für einen Preisdeckel auf Grundnahrungsmittel durchsetzen. „Eine Maßnahme, die viele Menschen direkt erreicht. Jeder merkt doch, dass die Grundversorgung im Supermarkt teurer wird. Wir könnten zeigen: Wir sind die, die Belastung senken.“

Diskutiert wird bei den Grünen auch über eine schärfere Abgrenzung zur Union, erst recht nach den Vorgängen von Sachsen-Anhalt. Dort könnten CDU-Politiker bei der konstituierenden Sitzung des Landtags für den AfD-Landtagspräsidenten Tobias Rausch und seinen Stellvertrete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votiert haben. So lange nicht klar ist, woher die vier zusätzlichen Stimmen kamen, „dürfen Grüne nicht weiter tatenlos von Koalitionen mit der Union träumen“, fordert Bobga. „Falls die CDU in Sachsen-Anhalt nicht auf der Seite der demokratischen Mehrheit steht, muss der Druck auf allen Ebenen wachsen. Da ist der Kanzler gefordert. Aber auch wir Grünen, dort wo wir mit der CDU regieren. In der Grünen-Spitze vermisses ich besonders bei Franziska eine klare Haltung dazu.“

Auf Landesebene in Berlin will die Grüne Jugend eine CDU-geführte Koalition notfalls selbst verhindern. „Eine Koalition aus CDU, SPD und Grünen hätte in Berlin nur zwei Stimmen Mehrheit. Wir haben vier Grüne-Jugend-Abgeordnete in der Grünen Fraktion. Die haben bereits klar gemacht, dass es mit ihnen keine Mehrheit für eine CDU-Koalition gibt.“

Politikwissenschaftler Schroeder geht davon aus, dass die wahrscheinlicher gewordene Koalition mit der Linken die Zukunftsprobleme für die Grünen noch verschärfen kann. „Die Risiken bei einer Koalition sind groß“, sagt er. „Themen wie Antisemitismus, Clan-Orientierung kriegt man so schnell nicht raus.“ Allerdings habe die Linkspartei in der Vergangenheit bewiesen, dass sie einer der verlässlichsten Koalitionspartner in Regierungen ist. „Und die Einbindung in die Macht könnte eine starke Korsettwirkung entfalten.“ Markus Balser

Geben Klingbeil und Merz den Parteivorsitz ab, geht es CDU und SPD wieder besser – das hoffen zumindest manche Mitglieder. Was für und was gegen diese Idee spricht.

Rücktritt vom Parteivorsitz – und dann?

Berlin – Verlässt man die Berliner Blase, egal in welche Himmelsrichtung, dann vernimmt man ein Grummeln, ein Seufzen, ein Jammern, dazwischen Stöhnen und Schreie: So kann es nicht weitergehen! Das ist der Sound der Basis der beiden Volksparteien CDU und SPD. Wenn Bundestagsabgeordnete zu Gesprächskreisen im Wahlkreis laden, bei denen die Mitglieder ihre Meinung sagen dürfen, ist der Saal schon ausgebucht, bevor sie die Einladung losgeschickt haben.

In der CDU und in der SPD waren sie schon mal zufriedener mit ihren Vorsitzenden. Mal offener, mal verdeckter wünschen sich einige Mitglieder, Friedrich Merz und Lars Klingbeil würden den Parteivorsitz abgeben. Dahinter steckt der Vorwurf, der Kanzler und der Vizekanzler könnten sich nicht genug um die Partei kümmern. Ihnen fehle die Zeit und die Energie, sie so aufzustellen, dass sie in den Umfragen wieder zulegen könnte. Doch vieles spricht auch dafür, dass für CDU und SPD alles noch viel schlimmer werden könnte, wenn sie die Ämter in Regierung und Partei trennen würden.

Bei den Christdemokraten haben die Kanzler traditionell auch immer die Partei geführt. Träte Merz als Parteichef zurück, würde das seine Macht schwächen – und es wäre wohl ein Zeichen, dass seine Kanzlerschaft dem Ende zugeht. In der CDU dreht sich die Debatte über die Ämtertrennung also vor allem darum, ob Merz noch der richtige Kanzler ist.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ist das nicht zwingend so, hier haben sie mehr Erfahrung damit, die Ämter zu trennen. Olaf Scholz war weder als Vizekanzler noch als Kanzler Parteivorsitzender. Klingbeil könnte sich also nach einem Rücktritt als SPD-Chef im Regierungsamt halten. Daher führen die Sozialdemokraten die Diskussion über einen Wechsel im Parteivorsitz auch lauter als die CDU.

Da CDU und SPD in der Frage befangen sind, ob sie mit anderen Parteivorsitzenden besser dastünden, hilft ein Blick nach außen. In der Ampel haben Grüne und FDP es unterschiedlich gemacht: Robert Habeck war Vizekanzler, die Partei führten andere; Christian Lindner war beides, Parteichef und als Finanzminister gewissermaßen Vizevizekanzler des kleinsten Koalitionspartners. Für beide Parteien haben zwei Politikwissenschaftler analysiert, was in der Ampel gut und was schlecht gelaufen ist. In der Frage, ob Partei- und Regierungsführung getrennt gehören, kommen sie zu unterschiedlichen Ergebnissen.

Der Politikberater Arne Jungjohann sieht für die SPD Chancen, wenn unterschiedliche Personen die Regierung und Partei führen würden. Er hat für die den Grünen nahestehende Heinrich-Böll-Stiftung die Ampel-Erfahrungen ausgewertet. „Die Wähler sehen die Handschrift der SPD nicht mehr“, sagt Jungjohann. Die Leute wüssten vor lauter Regierungsarbeit nicht mehr, wofür die Partei stehe. Als Partei hat man es einfach, da kann man „Die Rente muss gerecht sein!“ posten. Das ist verständlich für die Wähler. Als Regierung muss man ins technokratische Klein-Klein hinabsteigen und rentenpolitische Details in Paragraf 244 des sechsten Sozialgesetzbuchs verhandeln. Dass die SPD dieses Handwerk gut beherrscht, bestreitet nicht mal die CDU. Nur hilft es der Partei in den Umfragen offenbar nicht.

Die Sozialdemokraten haben mehr Erfahrung mit der Ämtertrennung

Die SPD sei wie die Grünen eine programmatische Partei, so Jungjohann. Wer eintritt, hat Lust darauf, politisch zu diskutieren, wie man die Welt verändern könne. „Viele SPD-Mitglieder haben ein Interesse an inhaltlichen Debatten“, sagt Jungjohann. „Die Parteivorsitzenden müssen dafür Anstöße geben.“ Die SPD hat sich vorgenommen, ein neues Grundsatzprogramm zu schreiben. Aber das könne man nicht so nebenbei machen. „Dafür braucht es kontroverse Debatten, ein Ringen über die Zukunft und intellektuellen Anspruch.“

Klingbeil sei aber schon mit seinen anderen Job gut ausgelastet. „Auf einem Ministerposten arbeitet man 60 bis 80 Stunden die Woche“, schätzt Jungjohann. Beim Finanzminister kommt noch dazu, dass er außerdem als Vizekanzler die anderen SPD-Ministerien im Blick behalten muss, ihre Arbeit, ihre Verhandlungen mit der Union: Was läuft nach Plan, wo droht Ärger. Ein Parteivorsitzender außerhalb der Regierung hätte nicht nur mehr Zeit, sondern auch mehr Beinfreiheit, sagt Jungjohann. Das erzeuge zwar Reibung in der Regierung, sei aber gut für die Partei. Ein Vorbild dafür sei der CSU-Chef: „Markus Söder kann im Koalitionsausschuss neue Punkte einbringen und macht das auch erfolgreich.“

Außerdem müsse ein Parteivorsitzender für ein Lebensgefühl stehen und den

Leuten das Gefühl geben, gehört zu werden. Das sieht Jungjohann nicht gerade als Stärke des Amtsinhabers. „Klingbeil wirkt wie ein professioneller Politikmanager, nicht wie ein leidenschaftlicher Kämpfer tief aus dem sozialdemokratischen Milieu.“ Mittlerweile gibt es zudem zwei SPD-Politiker, die im ZDF-Beliebheitsranking vor Klingbeil liegen: Boris Pistorius und Manuela Schwesig.

Volker Kronenberg von der Universität Bonn warnt Klingbeil hingegen davor, den Parteivorsitz aufzugeben. „Je mehr Menschen mit herumrühren in der Suppe, desto schlechter schmeckt sie“, sagt Kronenberg. Er hat für die FDP-nahe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die Erfahrungen in der Ampel aufgearbeitet. Dass neben Scholz noch andere als SPD-Chefs amtierten, habe ihn als Kanzler nicht gestärkt. Das gelte auch für Klingbeil. Stattdessen sieht Kronenberg großes Potenzial für internen Streit: „Die Regierung zieht ihre Entscheidungen trotzdem durch, am Parteivorsitz vorbei – oder man lähmt sich gegenseitig.“

Denn auch eine Neue oder ein Neuer an der SPD-Spitze stünde vor den gleichen Problemen wie Klingbeil. Die CDU bleibt schließlich die CDU, und das gilt auch für den Rest der Welt. Nur die Parteispitze auszuwechseln, helfe nicht gegen schlechte Umfragewerte, sagt Kronenberg: „Der Grundirrtum ist, bei 14 Prozent zu denken, es liege nur an den Personen.“ Personen seien wichtig, aber für die SPD könnte sich eher der Blick auf die Inhalte und die Strategie lohnen, findet er. Denn die SPD habe keine Zukunftsvision, kein Programm, keine Strategie, die den Menschen Hoffnung gebe. „Aber sie hat immerhin zwei bekannte Personen als Vorsitzende.“ Dass über sie diskutiert werde, sei ein Zeichen eklatanter Schwäche – und zwar von der gesamten SPD, sagt Kronenberg. „Personalentscheidungen sind oft Ausdruck von Ratlosigkeit und nicht selten eher symbolischer Natur.“ Bastian Brinkmann

Parteichefs Lars Klingbeil (SPD, li.) und Friedrich Merz (CDU) am Kabinettstisch. FOTO: LISI NIESNER/REUTERS

Er muss angesichts des Skandals derzeit nicht viel tun, um an Popularität zu gewinnen: Özgür Özel, Vorsitzender der neuen Oppositionspartei Yeni Parti.
FOTO: BINNUR EGE GURUN KOCAK/ANADOLU AGENCY/IMAGO

Ein Finanzskandal erschüttert das System Erdoğan

Menschen aus der türkischen Elite bereichern sich über Jahre an künstlich hochgetriebenen Aktienfonds. Dann platzt die Blase, Hunderttausende verlieren ihr Geld. Die Verdächtigen kommen aus dem Umfeld des Präsidenten.

Von Raphael Geiger

Istanbul – Fatma Betül Sayan Kaya war bisher eine Frau, die ihre Eltern stolz machte. In der Hinsicht war sie wie ihre Geschwister; ihre Schwester und ihr Bru- der, auch die machten Karriere in der tür- kischen Regierung. Sie arbeiteten eine Weile als Berater im Amt des Premiermi- nisters, als der Recep Tayyip Erdoğan hieß. Drei Kinder einer Familie aus dem konservativen Istanbuler Stadtteil Fatih, die es ganz nach oben schafften.

Fatma Betül selbst, heute 45 Jahre alt, brachte es noch ein bisschen weiter als ihre Geschwister. Mit Ehrgeiz und Intelligenz, mit besten Noten an Schule und Uni, mit einer Promotion an der New York University. Sie ging in die Politik, wurde Erdoğan-Beraterin, war ihm bald so vertraut, dass der Premier als Trauzeuge zu ihrer Hochzeit kam. In der Presse hieß es damals, Fatma Betül Sayan Kayas Mutter sei schon früher eine Freundin der Erdoğanans gewesen.

Der Aufstieg ging schnell weiter. Sayan Kaya wurde Abgeordnete, einige Jahre lang war sie Familienministerin. Ihr letztes Amt war das der stellvertretenden Parteichefin von Erdoğans AKP. Als solche trat sie Ende September zurück. Vorher hatte die Opposition öffentlich gemacht, dass ihre im Frühjahr gekauften Aktien bis zum Sommer um 1800 Prozent teurer geworden waren – ein Vorgang, der Fragen aufwirft.

Noch läuft die Untersuchung, aber in der Türkei hat an ihrem Ergebnis niemand mehr Zweifel: Fatma Betül Sayan Kaya gehörte mit ihrem Ehemann wohl zu jener türkischen Elite, die sich mit künstlich in die Höhe getriebenen Aktienkursen bereichert hat. Allein in ihrem Fall ist von einer zweistelligen Millionensumme in Euro die Rede. Die hat das Paar inzwischen zurückgezahlt, was aber laut Erdoğans Justizminister Akın Gürlek nicht heiße, dass die Ermittlungen eingestellt werden.

Sayan Kayas Name steht jetzt für einen Finanzskandal von solcher Größe, dass er ein Risiko für Erdoğan selbst geworden ist. Auch ihm nahe Journalisten sehen das inzwischen so, Ersin Çelik zum Beispiel, Onlinechef von Yeni Şafak, einem dem Präsidenten treuen Blatt. Er schrieb, der Skandal könnte Erdoğan das Amt kosten. „Die angestaute Wut“, so Çelik, „erschüttert das Vertrauen ins System.“

Auch Erdoğan eher gewogene Journalisten sehen dessen Amt in Gefahr

Schon allein, weil viele der Betroffenen aus dem Regierungslager kommen. Menschen, die bis vor wenigen Wochen dachten, sie hätten den Schlüssel zu Reichtum gefunden. Sie investierten in Aktienfonds, die ihnen fantastisch hohe Renditen versprachen. Wie die zustande kamen, hat zu jener „Fondskrise“ geführt, die das Land jetzt beschäftigt. Die Opposition nennt es nur „Diebstahl“.

Die mehr als 100 Fonds legten ihr Geld konzentriert bei einzelnen Firmen an, unter anderem einer, deren Börsengang wohl nie hätte genehmigt werden dürfen. Kurz gesagt, kauften die Fonds dann so viele Aktien der Firmen, dass deren Kurs enorm stieg. Eine Blase entstand. Die Profiteure des Systems wurden reich, wenn sie ihre Aktien verkauften, während

Kleinanleger auf immer höhere Kurse warteten. Ein Fonds soll seinen Wert um das 524-Fache gesteigert haben.

Die Opposition ist sich sicher, dass die Fondsgesellschaften gute Verbindungen zur Staatsspitze hatten. Anders sei nicht zu erklären, weshalb die Regierung nicht viel früher eingriff. Angeblich warnte die Börse Istanbul die Börsenaufsicht wieder und wieder wegen der ungewöhnlichen Renditen, ohne Reaktion. Der Bericht stammt aus der Hürriyet, einer Zeitung, die ansonsten genau darauf achtet, dass nichts gegen die Regierung ins Blatt kommt.

Ende August handelten die Börsenaufseher. Sie erließen Regeln dagegen, dass einzelne Fonds zu viele Aktien einer Firma kauften. In dem Moment mussten die Fonds viele der Wertpapiere abstoßen, was dazu führte, dass deren Kurs abstürzte. Panik brach aus, die Anleger, die sich schon reich gefühlt hatten, wollten ihr Geld aus den Fonds abziehen.

Nur konnten die nun nicht mehr zahlen. Die Blase war geplatzt. Bis heute warten eine halbe Million Anleger in der Türkei auf ihr Geld. Und das ganze Land wartet darauf, zu erfahren, wer die Menschen sind, die von den hohen Kursen profitierten, bisher sind kaum Namen bekannt geworden. Fatma Betül Sayan Kaya, die Frau aus der AKP-Führung, ist die Ausnahme. Sie trat zurück, nachdem Oppositionsführer Özgür Özel ihren Fall publik gemacht hatte. Am Donnerstag nannte Özel einen weiteren Namen, den eines früheren Vizepräsidenten der Zentralbank.

Für Özel ist der Skandal ein seltenes politisches Geschenk. Gerade in einer Zeit, in der Erdoğan die Opposition mit allen Mitteln davon abhalten will, jemals wieder in die Nähe eines Wahlsiegs zu kommen. Özel gründete vor Kurzem eine neue Partei, die Yeni Parti. Von der Spitze seiner früheren Partei, der CHP, war er von der Justiz entfernt worden.

Viel tun muss Özel dabei in diesen Tagen nicht, der Schaden für Erdoğan ist schon entstanden. Die Fondskrise bestätigt den Eindruck, den die meisten Türkinnen und Türkei ohnehin schon hatten: Dass sie seit Jahren unter Hyperinflation leiden, dass viele ums tägliche Überleben kämpfen, während das Umfeld der Regierung immer reicher wird.

Der Rathauschef von Izmir, früher CHP-Mitglied, wechselte nun zur AKP

Neu an der Fondskrise ist, dass die Regierung es nicht schafft, das Thema unter Kontrolle zu bekommen, vermutlich, weil es auch das Regierungslager selbst beschäftigt. Die Journalisten, Abgeordneten oder Beamten, die von den künstlich hohen Kursen profitierten, bis das System schließlich kollabierte. Nun ist es Oppositionschef Özel, der ihnen Gerechtigkeit verspricht. Er wandte sich an „unsere von der AKP ausgeraubten Brüder: Es ist unsere Pflicht, für eure Rechte einzustehen.“

Auch der Staatspräsident verspricht Aufklärung. Erdoğan sagte, es gehe nun darum, „Schaden von unserer Wirtschaft abzuwenden“. Die Justiz ermittelt, mehrere Führungsfiguren der Fonds wurden verhaftet. Allerdings ist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längst klar, dass der Skandal im Umfeld des Präsidenten selbst stattfindet.

Und er zeigt ihnen, dass in der Türkei für manche Menschen andere Rechte gelten als für die Mehrheit.

Offenbar war die Justiz für die Machenschaften der Fondsgesellschaften blind, während sie beinahe jede Woche einen Bürgermeister der Opposition festnimmt, meistens wegen angeblicher Korruption. Bürgermeister von Erdoğans AKP haben so etwas nicht zu befürchten. Erst am Mittwoch wechselte der Rathauschef von Izmir, früher CHP-Mitglied, zur AKP. Der Mann wollte offenbar lieber im Amt bleiben, als bald von der Polizei abgeholt zu werden. Und Erdoğan reiste persönlich nach Izmir, um dem neuen Mitglied das Parteiemblem ans Revers zu heften.

Der Druck auf die Opposition ist Erdoğans Mittel, um auch die nächsten Wahlen zu gewinnen, spätestens im Frühjahr 2028. Er will, dass es dann keine handlungsfähige Opposition mehr gibt. Aber er weiß auch, dass die endlose Wirtschaftskrise sein größtes Problem ist. Vor den nächsten Wahlen wird er den Menschen daher wohl auch wieder Geldgeschenke machen, so schaffte er es 2023 noch knapp über die 50 Prozent.

Die Frage ist, ob das reicht, wenn der Eindruck bleibt, dass dem Präsidenten eine reiche Elite näher ist als das Volk. Als Wahlen in der Türkei noch einigermaßen demokratisch waren, gewann Erdoğan sie mit dem Aufstiegsversprechen für die breiten Massen. Das gilt schon lange nicht mehr. Nun zeigt die Fondskrise, dass sich manche im Land das Aufstiegsversprechen doch bewahrt haben: Menschen im Umfeld des Präsidenten. Reiche, die noch reicher werden wollten, auch gegen das Gesetz. Auf Kosten der vielen, die nun auf ihr Geld warten.

Schröder erzürnt seine Partei – mal wieder

Der Altkanzler und einstige SPD-Chef lässt sich in Moskau bei Putins Geburtstagsfeier blicken, der Kreml verbreitet es genüsslich.

Berlin – Er hat es wieder getan. Und dafür, dass die ganze Welt es auch mitbekommt, hat der Kreml gesorgt: mit einem Foto auf seinem Telegram-Kanal. Es zeigt Wladimir Putin mit seinem alten Freund Gerhard Schröder, eng beieinander, mit festem Händedruck. Schröder strahlt sogar noch ein bisschen mehr als Putin. „Der Präsident lud seinen alten Freund zu sich nach Hause ein“, schrieb der Kreml. Es war am Mittwoch, als Putin dort seinen 74. Geburtstag feierte. Einmal mehr bringt Schröder, Bundeskanzler von 1998 bis 2005, SPD-Chef von 1999 bis 2004, seine Partei gegen sich auf.

„Völlig inakzeptabel“ sei der Besuch, sagt etwa Parteichef Lars Klingbei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Russland führt einen brutal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und hat unermessliches Leid über die Menschen dort gebracht.“ Es klingt fast schon verzweifelt, denn diese Botschaft hört Schröder von den eigenen Leuten nicht zum ersten Mal. Mit seiner Nähe zu Russland im Allgemeinen und dessen Präsident im Speziellen ist der Ex-Kanzler seiner Partei schon länger ein Klotz am Bein.

Schon 2023 musste eine Schiedskommission des SPD-Bezirks Hannover über ein Parteiausschlussverfahren wegen Schröders Nähe zu Russland beraten, in zweiter Instanz wies sie Anträge mehrerer

SPD-Gliederungen zurück. Damals ging es auch um Schröders Tätigkeiten etwa im Aufsichtsrat des russischen Ölkonzerns Rosneft oder als Verwaltungsratschef der Pipeline-Firma Nord Stream 2 AG, und natürlich um seine Nähe zu Putin. Auf die diversen Posten wollte Schröder nicht verzichten, und schon gar nicht auf die Männerfreundschaft zum Präsidenten. Die Schiedskommission sah darin keinen Grund, ihn auszuschließen, er selbst fand das juristisch korrekt.

Schröder lobt in Russland den „beeindruckenden Markt“, das ist nicht die Haltung der EU

Inzwischen geht Schröder neuen Tätigkeiten in Russland nach. Erst vorige Woche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er in den Aufsichtsrat der russischen Supermarktkette Hyperglobus berufen worden war, die 2025 vom deutschen Globus-Konzern abgespalten wurde. Am Mittwoch, offenbar vor Putins Geburtstagsfeier, ließ er sich in einer Filiale im Westen Moskaus blicken. Vor laufenden Kameras lobte er den „beeindruckenden Markt“. Es sei wichtig,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weiter zu pflegen, hatte Schröder schon bei seiner Berufung in den Aufsichtsrat gesagt – was freilich völlig quer liegt zu allen Bemühungen Deutschlands und der EU, Moskau über Sanktionen und Isolierung zu einer Beendigung des Kriegs in der Ukraine zu bewegen.

Der Unmut kennt entsprechend keine Grenzen und geht auch weit über die verärgerten Parteifreunde hinaus.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etwa ließ über einen Regierungssprecher ausrichten, er finde den Besuch „geradezu unmoralisch“ angesichts allen Leids, das Kreml-Chef Putin der Ukraine zufüge. Die Grünen-Politikerin Katrin Göring-Eckardt

Gerhard Schröder besucht in Moskau eine Filiale von Hyperglobus. Bei der russischen Supermarktkette sitzt der Ex-Kanzler jetzt im Aufsichtsrat. FOTO: FOTO: RBC/REUTER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prach von einer „Schande“, ebenso die FDP-Europaabgeordnete 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 „Zu krank für Untersuchungsausschüsse (ganz schlimmer Burnout), aber für gut dotierte Mandate in Russland und Geburtstagsparty zuhause bei Kriegsverbrecher Putin reichts dann doch noch“, schrieb sie auf der Plattform X.

Schröder hatte im vorigen Jahr mehrere Termine bei einem Untersuchungsausschuss im Schweriner Landtag verstreichen lassen – mit Hinweis auf ein Burnout-Attest. „Letztlich muss ich jetzt im 82. Lebensjahr der gesundheitlichen Realität Tribut zollen“, schrieb er dem Ausschuss, der der Rolle der Landesregierung beim Bau von Nord Stream 2 nachgehen sollte. Dennoch wurde er vergnügt in der Öffentlichkeit gesehen.

Unwahrscheinlich, dass ihn die neuerliche Aufregung um den Besuch bei Putin jetzt besonders anficht. Und vermutlich auch nicht der Umstand, dass sich die Ukraine just am Mittwoch einem besonders schweren Angriff gegenüber sah, mit ballistischen Raketen, Marschflugkörpern und Kampfdrohnen. Mindestens 25 Tote und 100 Verletzte habe dieser Angriff gefordert, beklagte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j. Es habe sich offenbar um ein „Geburtstagsgeschenk für Putin“ gehandelt. Michael Bauchmüller

AfD liegt weiter vorn

68 Prozent der Befragten sehen jedoch eine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Die AfD liegt nach der Erhebung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für das Politbarometer weiter vor den übrigen Parteien. Die Debatten um den Machtzuwachs der in Teilen rechtsextremen Partei in Sachsen-Anhalt und andernorts haben ihr bundesweit allerdings weder Zugewinne noch Verluste in der Wählergunst verschafft. Im Vergleich zur vergangenen „Sonntagsfrage“ Ende September hat die AfD mit 28 Prozent einen unveränderten Vorsprung vor der CDU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21 Prozent).

Dessen Arbeit wird weiterhin sehr kritisch bewertet. Nur 18 Prozent der Befragten finden, dass Merz seine Sache als Regierungschef eher gut mache, und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nsgesamt attestieren 72 Prozent eine „alles in allem eher schlechte Regierungsarbeit“.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Bundestagswahl wäre

Angaben in Prozent, (in Klammern: Veränderung zu Ende September 2026 in Prozentpunkten)

Der Fehlerbereich liegt zwischen 2 und 3 Prozentpunkter SZ-Grafik: jje; Quelle: Repräsentative Umfrage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1311 Befragte

68 Prozent der repräsentativ Befragten sehen laut Politbarometer in der AfD eine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nur 29 Prozent sehen hier keine Gefahr. Bei der Frage eines Parteiverbots ist es weniger eindeutig: 43 Prozent sind dafür, 51 Prozent halten ein Verbot nicht für richtig. In Sachen „Brandmauer“ meinen 45 Prozent, dass die anderen Parteien grundsätzlich nicht mit der AfD zusammenarbeiten sollten, für 53 Prozent sollte dies von Fall zu Fall entschieden werden.

Ein von der Linkspartei angeführter Senat in Berlin, über den gerade Sondierungsgespräche laufen, hätte nach der Ansicht von 48 Prozent der Befragten „negative Effekte für Deutschland“. Beliebtester Politiker des Landes ist nach wie vor Boris Pistorius (SPD). SZ

Labour behält Starmers Sitz im Unterhaus

London – Die Labour-Kandidatin Sagal Abdi-Wali hat bei einer Nachwahl für das britische Unterhaus den Wahlkreis des ehemaligen Premierministers Keir Starmer gewonnen. Abdi-Wali ist die erste schwarze, muslimische Ratschefin des Londoner Stadtbezirks Camden und setzte sich gegen Zack Polanski durch, den Vorsitzenden der Grünen. Er ist Mitglied der London Assembly, einem demokratisch gewählten Kontrollgremium Londons, und strebte den Wechsel ins Parlament in Westminster an, wo seine Partei mit fünf Abgeordneten vertreten ist. Polanski wird zugeschrieben, die Mitgliederzahl der Grünen seit seinem Amtsantritt als Parteivorsitzender vor etwas mehr als einem Jahr auf über 200 000 verdreifacht zu haben. Seine Beliebtheitswerte sind in den letzten Monaten jedoch gesunken. Die Grünen lösten zuletzt eine Antisemitismusdebatte aus, weil sie in einer offiziellen Resolution Zionismus als Rassismus einstuften. Die landesweite Beliebtheit der Labour-Partei war drastisch gesunken, seit Starmer sie 2024 zur Mehrheit geführt hatte. Aktuelle Umfragen zeigen, dass sie unter Burnham wieder an Boden gewinnt. BLOOMBERG

ICE-Beamter schießt in New York auf Mann

New York – Ein Beamter der US-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hat bei einem Einsatz in New York auf einen Mann geschossen und ihn verletzt. Laut US-Heimatschutzministerium befindet er sich im Krankenkaus, er habe habe bei dem Einsatz festgenommen werden sollen. New Yorks Bürgermeister Zohran Mamdani teilte mit, Einsatzkräfte hätten das Auto des Manns umringt, in dem auch ein fünfjähriges Kind war. Dann seien mehrere Schüsse abgegeben worden. Das Kind blieb nach bisherigem Kenntnisstand körperlich unverletzt. Das US-Heimatschutzministerium teilte mit, der Mann sei wegen schweren Diebstahls vorbestraft und wegen Körperverletzung, Raubes sowie Drogen- und Waffenbesitzes bereits mehrfach festgenommen worden. Er sei jedoch „aufgrund rücksichtsloser Schutz-Politik der Demokraten“ wieder entlassen worden. Mamdani nannte den Vorfall „nicht zu rechtfertigen und außerordentlich ernst“. Er werd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uffordern, alle ICE-Einsätze in der Stadt einzustellen. DPA

Mit Recht gegen die Stärkeren

Die Juristin Navi Pillay aus Südafrika erhält den Friedensnobelpreis, unter anderem für ihr Engagement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Darin liegt auch eine Botschaft an die Trump-Regierung.

Geboren 1941 in Südafrika, machte Navi Pillay später Karriere als Juristin in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ren.
FOTO: FRANK BOXLER/AFP

Von Ronen Steinke

München – Eine kleine Dame. Unprätentiös, lächelnd. So konnte man die aus Südafrika stammende Juristin Navanethem „Navi“ Pillay vor ein paar Jahren kennenlernen, die an diesem Freitag den Friedensnobelpreis erhalten hat. Es war eine Begegnung an einem historischen Ort, der leicht zu Schwulst oder Pathos verleiten könnte. Nämlich unter der niedrigen Decke im einstigen Richterzimmer des Nürnberger Tribunals, vor dem 1945 die NS-Hauptkriegsverbrecher angeklagt wurden.

Indes freute sich Pillay, die für eine wissenschaftliche Konferenz gekommen war, jemand habe ihr erzählt, dass „Navi“, ihr Spitzname, in Deutschland etwas aus der Auto-Elektronik bedeute. „Witzig!“ Immer wieder schüttelte sie auch selbstironisch den Kopf, wenn ihr gerade ein Name nicht einfiel, der ihr doch unbedingt einfallen müsste. „Das Alter.“

Als Angehörige einer Minderheit streitet sie während der Apartheid für Bürgerrechte

Im Übrigen sei es schön, sagte die Völkerrechtlerin, die heute 85 Jahre alt ist, dass sie nach dem Ende ihrer Arbeit bei den Vereinten Nationen jetzt wieder Zeit für ein paar Runden Golf habe. Ein Hobby, das sie mit einer anderen großen Frau des Völkerrechts teile, der einstigen UN-Chefanklägerin Carla Del Ponte. „Wir spielen zusammen.“ Carla Del Ponte rauche dabei.

Wenn man eine Gegenfigur zu den Großsprechern und Chauvinisten entwerfen müsste, die heute in Washington, Moskau, Peking, in weiten Teilen Afrikas und des Nahen Ostens wieder verstärkt die Muskeln spielen lassen und ihr Recht des Stärkeren auskosten, dann so.

Navi Pillay, in Südafrika geboren als Angehörige der indisch-tamilischen Minderheit, hat in den Jahren der Apartheid dort als Anwältin für die Bürgerrechte gestritten. Sie ist dann später unter Nelson Mandela ans Oberste Gericht ihres Landes berufen worden. Und von dort ging es weiter, auf zu einer Karriere, die sie zuerst zu den Vereinten Nationen und dann als Richterin an den damals frisch gegründet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in Den Haag führte. Die Kernbotschaft in Den Haag, wie schon 1945 in Nürnberg: Niemand steht über dem Gesetz.

Von ihrer Nobelpreis-Ehrung hat Navi Pillay an diesem Freitag exakt wieder an dem historischen Ort in Bayern erfahren. Wieder war die Südafrikanerin in Nürnberg, wieder war sie für eine Konferenz hier, einberufen durch die Akademie

Nürnberger Prinzipien, die inzwischen in diesen Räumlichkeiten sitzt – und der Pillay lange als Präsidentin des Kuratoriums verbunden gewesen ist.

Als um elf Uhr die Nachricht des Nobelpreis-Komitees auf den Handys aufploppte, trat ein Mitarbeiter an sie heran, flüsterte, bat sie vor die Tür. Ihre erste Reaktion, als sie die Nachricht erfuhr, so ist zu hören, soll gelautet haben: „Das ist ein Witz!“ Als sie in den Saal zurückkehrte, empfing sie bereits stehender Applaus.

Es gehört zur Tragik des Völkerrechts im 21. Jahrhundert, dass heute zwar viel geredet, aber kaum mehr ein Verbrecher gefasst und tatsächlich vor Gericht gestellt wird. Das ist anders als früher, zu den Zeiten des Nürnberger Tribunals, als das Nazi-Regime am Boden lag, die Schergen der deutschen Diktatur in großer Zahl in Gefangenschaft saßen und die alliierten Ankläger deshalb relativ freie Wahl hatten, wen sie vor Gericht stellen wollten.

Als Richterin in Den Haag von 2003 bis 2008 hat Navi Pillay erlebt, dass in den Zellen der Untersuchungshaft zunächst gähnende Leere herrschte – weil kaum ein

Staat bereit war, freiwillig einen Verdächtigen an den neu gegründet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zu überstellen. Die Richter hatten kaum etwas zu tun.

Aber schon damals hat Pillay sich für den langen Atem eingesetzt. Für die lange historische Perspektive, die ihr auch in ihrem nächsten Amt, als UN-Hochkommissarin für Menschenrechte in Genf, wichtig war. Geduldig, zuversichtlich, ihre Botschaft an die Ermittler lautete stets, man solle Beweise für Kriegsverbrechen in aller Welt sammeln, auch wenn man noch nicht wisse, wozu es eines Tages gut sein werde.

„Das schlimmste Verbrechen, das man gegen Opfer verüben kann, ist ihre Situation zu vergessen“, so hat Pillay diese Idee bei der Begegnung vor ein paar Jahren in Nürnberg formuliert. „Ob es für die Erinnerung ist, für die Historie, für die Gerechtigkeit: Das sehen wir erst hinterher.“ Man müsse da vertrauen.

In Oslo unterstrich der Vorsitzende des Nobelkomitees, Jørgen Watne Frydnes, am Freitag, wie sehr das ganze „System des internationalen Rechts“ heute unter Druck stehe. Schließlich haben die USA unter Donald Trump kürzlich angekündigt, ihren Kampf für den „Abriss“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s zu verstärken. Navi Pillays „Engagement für Gerechtigkei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so sagte der Norweger, „ist eine Quelle der Hoffnung und Inspiration für alle Menschen, die für eine friedvollere Welt arbeiten möchten“. Ein Sinnbild für die Bedeutung internationaler Institutionen.

In Deutschland ist sie nicht unumstritten, der Vorwurf lautet: Israelfeindlichkeit

Unumstritten ist sie, zumindest hierzulande, trotzdem nicht. Von 2021 an leitete Navi Pillay einige Jahre lang eine UN-Untersuchungskommission, es ging um Kriegsverbrechen in den besetzten palästinensischen Gebieten, um schwerste Straftaten des israelischen Militärs. Die Südafrikanerin Pillay zog dabei den Vorwurf der politischen Voreingenommenheit auf sich, unter anderem weil sie dem israelischen Staat vorab schon das Verbrechen der Apartheid attestierte. Im Jahr 2022 sollte sie dann in Berlin eigentlich mit der Otto-Hahn-Friedensmedaille ausgezeichnet werden, verliehen durch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die Vereinten Nationen, DGVN. Die damalige SPD-Bürgermeisterin Franziska Giffey stoppte das. Ihr Vorwurf: Israelfeindlichkeit.

Erst an diesem Mittwoch, also zwei Tage vor der Nobelpreis-Entscheidung, sprach Navi Pillay wieder über Israel und die Palästinenser. Es war der Konferenzauftakt in Nürnberg, im historischen Gerichtssaal 600. In einer Paneldiskussion, moderiert durch den Berliner Journalisten Tilo Jung, sprach die 85-Jährige von einem Genozid, den Israel derzeit in Gaza verübe. Und sie kritisierte 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 – aus ihrer Sicht - zu unkritische, schwache Haltung d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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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USA verhängen Sanktionen

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fordert die Beschäftig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s auf, ihre Arbeit niederzulegen. Das Gericht reagiert empört.

Der Außenminister der USA hat am Freitag alle Mitarbeitenden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s (IStGH) vor ein Ultimatum gestellt. Entweder diese Menschen beendeten ihre Arbeit für das Gericht mit Sitz in Den Haag, so erklärte Marco Rubio am Freitag in Washington. Oder seine Regierung werde eine Reihe scharfer Wirtschaftssanktionen, die sie bislang schon über einige ausgewählte Rich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der Anklage verhängt hat, nun pauschal auf sie alle ausweiten. Das beträfe dann Hunderte Menschen. Unter ihnen sind Bürger von Dutzenden Staaten, auch Deutschlands und der USA selbst.

„Präsident Trump wird niemals zulassen, dass der Internationale Strafgerichtshof US-Bürger verfolgt“, erklärte Marco Rubio in einem Video, das er auf der Plattform X postete. „Aus diesem Grund verhängen die USA heute Sanktionen gegen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Wir werden Transaktionen mit diesem Schurkengericht verbieten, seine Ressourcen beschneiden und seine Arbeit lahmlegen.“ Die Mitarbeitenden des Gerichtshofs wurden zugleich auf verschiedenen Wegen aufgefordert, die Arbeit niederzulegen; dies sei ihre letzte Chance.

Gegen Netanjahu hat das Gericht einen Haftbefehl wegen Kriegsverbrechen erlassen

Washington stößt sich insbesondere an den im vergangenen Jahr erlassenen Haftbefehlen des Gerichts gegen israelische Regierungsvertreter, vor allem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enjamin Netanjahu, wegen Kriegsverbrechen u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während des Krieges im Gazastreifen. Zudem führte der IStGH in der Vergangenheit verschiedentlich Ermittlungen zu mutmaßlichen Verbrechen von US-Soldaten in Afghanistan, stellte diese jedoch inzwischen ein.

Die USA sind selbst nicht Mitglied des IStGH, ebenso wenig wie Israel oder auch Russland, dessen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per Haftbefehl gesucht wird. Die Regierung in Washington betrachtet es als einen Angriff auf ihre Souveränität, dass der Gerichtshof in Den Haag sich dennoch für Ermittlungen gegen Amerikaner für zuständig halten könnte – jedenfalls dann, wenn die mutmaßlichen Taten auf dem Territorium eines Mitgliedstaats stattfänden.

„Der Gerichtshof wird sein Mandat weiter mit unveränderter Unabhängigkeit und Überparteilichkeit erfüllen“, erklärte die Präsidentin des IstGH, die Japanerin Tomoko Akane, am Freitag in Reaktion auf die Sanktionsankündigung.

Man handele „allein auf der Grundlage des Rechts, im Interesse der zahllosen Opfer schwerster Verbrechen“. Zugleich fügte sie hinzu: Das Gericht könne nicht allein bestehen. „Sein Schicksal liegt nun in den Händen jener Staaten, die es erschaffen haben.“

Europa hätte Hebel, um auf die Drohungen aus Washington zu antworten

Solche politischen Sanktionen darf jedes Land nach eigenem Ermessen verhängen, niemand kann dies den USA verbieten. Dennoch richten sich jetzt die Blicke erwartungsvoll auf die Europäische Union – es geht um Gegenmaßnahmen. Die Niederlande sind das Gastgeberland des Strafgerichtshofs. Gemeinsam mit den übrigen Europäern hätten sie einen politischen Hebel, um auf die Drohungen aus Washington zu antworten.

„Die EU muss jetzt alles dafür tun, dieses Gericht und die Mitarbeitenden zu schützen“, appellierte am Freitag der deutsche Völkerrechtler Christoph Safferling im Gespräch mit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Er leitet eine völkerrechtliche Akademie am historischen Ort der Nürnberger Prozesse, die immer wieder Richter aus Den Haag zu Fortbildungen empfängt. Es sei dringend nötig, jetzt aktiv zu werden, sagte Safferling.

Konkret könnte die EU eine Regel aktivieren, wonach es europäischen Firmen verboten wird, diese US-Sanktionen mitzubefolgen. Das nennt sich „Blocking-Statut“ und wurde bereits einmal angewandt, nämlich im Jahr 2018. Damals hatten die USA unter der Präsidentschaft Donald Trumps Sanktionen gegen Iran verhängt, welche die EU nicht für klug hielt. Die Frage ist aber, ob die Europäer diesen Willen auch jetzt aufbringen werden, da keine Interessen an Öl oder geopolitischer Befriedung auf dem Spiel stehen, sondern nur das Völkerrecht.

Die Ankündigung Marco Rubios kam am Freitag nur wenige Stunden nachdem in Norwegen die diesjährige Trägerin des Friedensnobelpreises bekanntgegeben worden war, die südafrikanische Juristin Navi Pillay. Sie war bis 2008 selbst Richterin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und mit ihrer Auszeichnung wollte das Nobelpreis-Komitee die große Bedeutung internationalen Rechts unterstreichen, wie der Vorsitzende des Komitees in Oslo darlegte.

„Heute ist ein finsterer Tag für 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und die Idee einer regelbasierten Weltordnung“, erklärte in Berlin die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SPD). Es sei eine „bittere Pointe“, dass die US-Regierung ihre Sanktionsentscheidung am selben Tag verkündet habe, an dem einer ehemaligen Richterin dort der Friedensnobelpreis zugesprochen worden sei. Deutschland habe sich von Beginn an für den IStGH starkgemacht und müsse dies auch weiterhin tun. Ronen Steinke

Der Sitz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erichtshofs in Den Haag, den der US-Außenminister nun als „Schurkengericht“ bezeichnet hat. FOTO: PETER DEJONG/AP

Interview von Boris Herrmann

New York – Bruce Skaug steht im Ruf, einer der härtesten Hardliner der Republikanischen Partei der USA zu sein. Der Abgeordnete im Repräsentantenhaus von Idaho hat in seinem Heimatstaat unter anderem ein Gesetz durchgesetzt, mit dem „Firing Squads“, also Erschießungskommandos, zur „bevorzugten Methode“ beim Vollzug der Todesstrafe in Idaho erklärt werden.

Im Telefongespräch mit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klingt er höflich und sachlich, als er darlegt, warum die Erschießung eine „menschlichere Form“ der Hinrichtung sei als die Giftsspritze – und warum ihn der Fall von Christa Pike in Tennessee in dieser Ansicht bestätigt. Später leitet er die Nachricht weiter, wonach US-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eine für Dezember geplante Erschießung in Florida, die erste militärische Exekution in den USA seit 1961, im Livestream übertragen lassen will. Es hat nicht den Anschein, als habe Bruce Skaug etwas dagegen.

SZ: Herr Skaug, warum befürworten Sie die Todesstrafe?

Bruce Skaug: In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gilt die Todesstrafe nach einem fairen und gerechten Gerichtsverfahren historisch gesehen als angemessen – insbesondere dann, wenn jemand vorsätzlich und mit böswilliger Absicht das Leben eines Unschuldigen ausgelöscht hat.

Nun, die meisten Länder, die man als Teil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begreifen würde, haben die Todesstrafe abgeschafft. Darunter auch Deutschland. Ich respektiere Menschen, die die Todesstrafe ablehnen. Abe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bilden diese Menschen nun einmal eine Minderheit, insbesondere in meinem Bundesstaat Idaho. Unser Justizsystem hat sich darauf festgelegt, dass eine Hinrichtung in seltenen Fällen gerechtfertigt ist. Meine Aufgabe als Politiker ist es, bei deren Vollzug konstruktiv mitzuwirken.

In Tennessee wurde gerade vergeblich versucht, die Todesstrafe an Christa Pike mit einer Giftspritze zu vollziehen. Haben Sie eine Erklärung dafür, was dabei alles schieflief?

Ich kann nur sagen, was ich gehört und gelesen habe. Dass es nämlich ein Problem mit der Vene gab, womöglich einen Venenkollaps. So etwas passiert leider immer wieder. Es ist auch schon in Idaho vorgekommen. Auch bei uns scheiterte 2024 ein Versuch, die Todesstrafe zu vollziehen, an einem Venenkollaps. Deshalb haben wir uns jetzt für Erschießungskommandos entschieden.

Bevor wir zu den Erschießungen kommen: Was bitte ist ein Venenkollaps?

Das kann zum Beispiel ein Kollaps aufgrund von Flüssigkeitsmangel sein, etwa weil die Anämie zu einer Dehydrierung führt, sodass sich die Venen nicht weit genug öffnen. Oder aber eine Vene wird beim Einstechen der Nadel beschädigt, sodass die Substanz nicht in die Vene und damit in den Blutkreislauf gelangt, sondern in das umliegende Gewebe des Arms. So etwas ist wohl in Idaho passiert.

Wie oft kommt so etwas vor?

Als ich im vergangenen Jahr in Idaho das Gesetz eingebracht habe, das Erschießungskommandos zur bevorzugten Hinrichtungsmethode machte, lagen mir Daten vor, die zeigten, dass 67 Prozent der tödlichen Injektionen beim Vollzug der Todesstrafe in irgendeiner Weise fehlschlugen. Und das wollen wir natürlich nicht. Das ist meiner Ansicht nach eine grausame Sache.

Ist ein staatliches Erschießungskommando denn keine grausame Sache? Das Erschießungskommando ist meiner Ansicht nach humaner. Es geht schnell, und man kann sich darauf verlassen, dass die Person wie geplant hingerichtet wird. Wie kann die Tötung eines Menschen überhaupt human sein?

Es ist gewiss niemals richtig, dass die Opfer dieser Verbrecher keine Wahl hatten, auf welche Weise sie abgeschlachtet wur-

Die Hinrichtungsstätte im Louisiana State Penitentiary, dem größten Hochsicherheitsgefängnis der USA.
FOTO: UNCREDITED/U.S. DISTRICT COURT/DPA

„Ein Erschießungskommando ist humaner“

Der Republikaner Bruce Skaug erklärt, warum er und erstaunlich viele US-Amerikaner die Todesstrafe befürworten, und warum es bei Hinrichtungen oft technische Probleme gibt. Verteidigungsminister Hegseth will Erschießungen künftig sogar per Livestream übertragen.

den. Im Übrigen gibt es Professoren und Juristen, die meine Ansicht teilen. Sonia Sotomayor zum Beispiel, eine Richterin am Obersten Gerichtshof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die eher als liberal gilt, hat zwei Mal geschrieben, dass, wenn wir die Todesstrafe haben müssen, die Erschießungskommandos die humanste Methode sei. Das hat mich in meiner Überzeugung bestätigt.

„Eine Schusswaffe ist ein Werkzeug, das sowohl für gute als auch für schlechte Zwecke eingesetzt werden kann.“ Bruce Skaug

Richterin Sotomayor hat aber meines Wissens auch gesagt, dass es sich um eine „brutale Ironie“ handle, dass diese Methode noch am humansten erscheine, weil es wenigstens schnell und halbwegs schmerzfrei vonstattengehe. Wir wollen, dass die Todesstrafe im Sinne der Opfer und der Gerechtigkeit vollstreckt wird. Ganz gleich, ob man sie befürwortet oder nicht: Ihre Vollstreckung muss human erfolgen – und zu einer humanen Vollstreckung gehört auch die Gewährleistung, dass sie tatsächlich vollzogen wird.

Wenn die Frage gestattet ist: Wie läuft so etwas eigentlich technisch ab, eine staatliche Erschießung im Jahre 2026? Drei Beamte der bundesstaatlichen Polizei, die entsprechend geschult wurden, werden die Aufgabe übernehmen. Sie werden sich hinter einer Sichtblende befinden, ein Vorhang wird hochgezogen. Ich erinnere mich nicht mehr an die genaue Entfernung, aber sie ist sehr gering – vielleicht zwanzig Fuß, also etwa sechs Meter – und sie werden aus dieser kurzen Distanz auf den Bereich unterhalb des Herzens des Verurteilten schießen.

Wie viele Schüsse?

Es werden in der Regel drei Schüsse abgegeben. Aber es stehen Ersatzschützen bereit, falls die drei eigentlichen Schützen die Aufgabe nicht erfüllen können. Es geht darum, dass die Hinrichtung am vorgesehenen Termin auch wirklich vollzogen werden kann. Der Verurteilte wird mit verbundenen Augen auf einem schwarzen Stuhl sitzen, umgeben von Sandsäcken. Dahinter wird sich ein Bereich für diejenigen befinden, die zur Beobachtung der Hinrichtung zugelassen sind.

Wer darf, beziehungsweise muss, sich das mit ansehen?

Nach Gesetzeslage sind das die Familie des Verurteilten, die Familie des Opfers sowie einige wenige Offizielle.

Über wie viele Falle Teuern wir da: Wir haben nun alle Vorbereitungen für das Erschießungskommando getroffen. Drei der zum Tode Verurteilten kommen dafür derzeit in Idaho infrage. Insgesamt befinden sich bei uns acht Personen im Todestrakt, deren Hinrichtung meiner Einschätzung nach in den nächsten ein bis zwei Jahren stattfinden wird.

Bruce Skaug, Abgeordneter im Repräsentantenhaus von Idaho. FOTO: MARK VANDERSYS

Warum dauert das immer so lange? Ist es nicht grausam, zu wissen, dass man irgendwann in ein paar Jahren hingerechtet wird?

In unserem Fall müssen wir die Hinrichtungsbefehle erneut beantragen. Die letzten sind abgelaufen. Das lag daran, dass wir warten mussten, bis der Raum für das Erschießungskommando fertiggestellt war – einschließlich der entsprechenden Schalldämmung. Nun ist er bereit. Ich habe ihn mir angesehen. Alles ist startklar. Jetzt liegt es also wieder an den Anwälten und Richtern.

Wie schätzen Sie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ein im Hinblick auf Erschießungskommandos im Vergleich zur Giftspritze?

Zumindest im Westen der USA und in Idaho ist man mit Schusswaffen vertraut. Sie gehören hier zum Alltag. Eine Schusswaffe ist ein Werkzeug, das sowohl für gute als auch für schlechte Zwecke eingesetzt werden kan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von Idaho stößt die Hinrichtung durch ein Erschießungskommando deshalb auf breite Akzeptanz. Es gab bei uns sogar etliche Bürger, die sich freiwillig gemeldet haben, um im Bedarfsfall Teil eines Erschießungskommandos zu sein und für Gerechtigkeit zu sorgen. Allerdings nehmen wir keine Freiwilligen an.

Und jenseits von Idaho, im Rest der USA?

Auch landesweit gewinnt die Hinrichtung durch Erschießungskommandos an Akzeptanz, insbesondere nach dem gescheiterten Versuch mit der Giftsspritze in Tennessee. Unmittelbar nach diesem Vorfall erhielt ich Anrufe aus anderen Bundesstaaten. Leute erkundigten sich nach Kopien meines Gesetzentwurfs zu den Erschießungskommandos. Es könnte sich also in diese Richtung entwickeln. Zudem spricht sich nun auch der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bei Verfahren auf Bundesebene für die Hinrichtung durch ein Erschießungskommando aus.

Was halten Sie von anderen Hinrichtungsarten, die historisch angewandt wurden, wie dem elektrischen Stuhl? Hinrichtungen auf dem elektrischen Stuhl waren meiner Ansicht nach insgesamt ein völliger Fehlschlag. Oftmals misslangen sie. Der Tod trat nicht sofort ein.

Christa Pike hat sich offenbar das Erhängen als Hinrichtungsmethode gewünscht.

Nun, soweit ich weiß, war das Erhängen in Tennessee gesetzlich nicht als Hinrichtungsmethode vorgesehen. Zwar hat der Tod durch den Strick in den USA eine lange Geschichte, doch die Art der Ausführung war bisweilen – wenn auch unbeabsichtigt – grausam. In Idaho kam es bei einer Hinrichtung durch den Strick dazu, dass dem Verurteilten bei der Ausführung der Kopf abgetrennt wurde. Ich glaube, es war die letzte Hinrichtung dieser Form, die wir hier vollzogen haben.

Christa Pike liegt nach dem gescheiterten Hinrichtungsversuch im Krankenhaus und ist bei Bewusstsein. Sollte Sie Ihrer Meinung nach hingerichtet werden, sobald sie – und das klingt natürlich irre – dazu wieder gesundheitlich in der Lage ist?

Nun, ich bin nur ein Mann aus Idaho und überlasse diese Entscheidung den Leuten in Tennessee. Aber wenn ihr Prozess fair und gerecht war und Richter oder Geschworene entschieden haben, dass sie hingerichtet werden soll, dann sollte das meiner Meinung nach auch vollstreckt werden.

Flydubai-Vorfall wird für Netanjahu zum Problem

Der Copilot der Flydubai-Maschine hatte in seinem Heimatland zeitweise Flugverbot, wurde aber von Israels Behörden offenbar nicht überprüft.

Tel Aviv – Nachdem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der Copilot des Flydubai-Flugs nach Tel Aviv den Piloten angegriffen hatte und die Maschine in Saudi-Arabien notlanden musste, werden immer mehr Details zu den Plänen und dem offenbar radikalisierten Weltbild des Mannes bekannt. So berichten unter anderem die US-Sender ABC News und CNN unter Berufung auf zwei hochrangige US-Beamte und mit den Ermittlungen vertraute israelische Quellen, dass der Mann geplant habe, das Flugzeug auf den Flughafen in Tel Aviv stürzen zu lassen.

Die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hatten nach dem Vorfall Ermittlungen eingeleitet und halten demnach Israel über den Stand der Untersuchungen auf dem Laufenden. Es gebe allerdings auch noch offene Fragen hinsichtlich der Absichten des Angreifers, heißt es.

Der Copilot war mit einer Rettungsaxt auf den Piloten losgegangen

Hamam al-Hammami, 29 Jahre alt, war am Mittwoch vergangener Woche nach emiratischen Erkenntnissen mit einer Rettungsaxt auf seinen indischen Kollegen Smit Machchhar losgegangen. In einem Interview, das der Kapitän noch im Krankenhaus gab, beschrieb er, wie er dort um sein Leben und das der mehr als 170 überwiegend israelischen Passagiere gekämpft hat. „Ich hatte so viele Wu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en“, sagte er. Als er auf dem Boden lag, habe er realisiert, dass er nicht mehr aufstehen würde – und er habe gespürt, dass das Flugzeug abstürze. Mit letzter Kraft, während al-Hammami noch auf ihn eingeschlagen habe, habe er die Tür geöffnet und die Passagiere vor der Tür ins Cockpit gelassen. Sie überwältigten schließlich den Täter. Zwei weitere Piloten, die ebenfalls an Bord waren, landeten die während der Attacke stark abgesackte Maschine im saudi-arabischen Tabuk.

Al-Hammami stammt israelischen Angaben zufolge aus Oman. US-Medien berichten, dass er dort wegen Sicherheitsbedenken aus seinem früheren Job bei einer Fluggesellschaft entlassen worden sei.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schreibt, dass er zudem von Oman zu einem früheren Zeitpunkt mit einem Flugverbot belegt worden sei – wegen der Befürchtung, dass er radikale ideologische Ansichten habe. Den Berichten zufolge gehen die Ermittler aktuell davon aus, dass er allein gehandelt habe. Der Generalstaatsanwalt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bezeichnete den Vorfall als „Terroranschlag“.

Al-Hammami wurde an der größten Flugschule in England ausgebildet, der L3 Airline Academy, berichtet der britische Telegraph. Zuvor habe er in Melbourne studiert, er schloss sein Ingenieursstudium aber nicht ab. Nach der Flugschule habe er zwischen 2018 und 2019 Teile seiner Ausbildung in Neuseeland absolviert, teilten die Behörden dort mi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ließ unterdessen anklingen, dass er sich eine Beteiligung Irans an der Anschlagsplanung vorstellen könne. Er persönlich glaube daran, antwortete er einer Reporterin auf eine entsprechende Frage. Israels Ministerpräsident Benjamin Netanyahu sagte, al-Hammami sei islamistisch indoktriniert gewesen.

In Israel hat der von Passagieren vereitelte Anschlag in der vergangenen Wo-

che eine Debatte über die Sicherheit der Luftfahrt ausgelöst. Mehrere Berichte legen nahe, dass ausländische Besatzungen nicht gründlich überprüft würden. Sie warfen dem Transportministerium vor, trotz jahrelanger Warnungen vor eben jener Sicherheitslücke die ausländischen Crews, die Tel Aviv anfliegen, nicht überprüft zu haben. Netanjahu ordnete mittlerweile eine Untersuchung an, um „alle Sicherheitsaspekte der ausländischen Zivilluftfahrt nach Israel gründlich zu überprüfen“, teilte sein Büro mit.

Der 29-jährige Copilot wollte die Flydubai-Maschine den Ermittlern zufolge auf den Flughafen von Tel Aviv stürzen lassen. FOTO: AMMAR AWAD/REUTERS

Drei Wochen vor der Wahl in Israel ist der Vorfall somit zu einem Wahlkampfthema geworden. Die Opposition zieht Parallelen zu dem Anschlag vom 7. Oktober 2023, bei dem Netanjahu ebenfalls vorgeworfen wurde, nicht auf Warnungen reagiert zu haben. Der Ministerpräsident bestreitet das.

Unmittelbar nach dem versuchten Anschlag auf das Flugzeug hat Verteidigungsminister Israel Katz für Irritationen gesorgt: Israelische Medien zitieren ihn mit der Aussage, dass er und Netanjahu kurz vorher vor dschihadistischen Anschlägen gewarnt worden seien. Tatsächlich hatte sich Netanjahu am Tag vor dem Vorfall ausgerechnet vor Piloten und Crews der israelischen Luftwaffe geäußert und erklärt, es gebe „Anzeichen, dass unsere Feinde vor der Wahl einen Angriff auf uns versuchen“.

Nach dem Flydubai-Angriff stellen sich demnach nun viele Fragen: Hat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Hinweise auf diesen geplanten Angriff gehabt? Warum konnte sie ihn dann nicht verhindern? Oder behauptet sie das nun lediglich – und sagt demnach die Unwahrheit? Gadi Eisenkot, der ehemalige Militärchef und derzeit aussichtsreichste Herausforderer von Netanjahu bei den anstehenden Wahlen, sagte: „Eine klare Linie verbindet damals und heute – eine Kultur der Lügen, Vertuschungen und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die von Netanjahus Regierung eingeführt wurde.“ Auch mehrere andere Oppositionspolitiker werfen Netanjahu vor, aus dem Angriff politisches Kapital schlagen zu wollen.

In Europa wird nun ebenfalls eine Sicherheitsdebatte geführt. Denn auch europäische Fluggesellschaften und Aufsichtsbehörden können nur begrenzt dazu beitragen, solche Angriffe auf das Cockpit zu verhindern. Michael O'Leary, Vorstandsvorsitzender von Ryanair, erklärte, seine Fluggesellschaft führe umfangreiche Referenzprüfungen bei Bewerbern durch, doch „kein System ist perfekt“. Es sei „unmöglich, all diese Risiken auszuschließen“.

Absolute Sicherheit könne es nicht geben, sagt der Chef der Lufthansa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r Deutschen Lufthansa AG, Carsten Spohr, erklärte, es gebe ein empfindliches Gleichgewicht zwischen dem Schutz der Passagiere und der Wahrung der Privatsphäre der Mitarbeiter. Der Luftfahrtkonzern war 2015 von einem Selbstmordvorfall eines Piloten betroffen, der eine Maschine der Tochtergesellschaft Germanwings in den französischen Alpen zum Absturz gebracht hatte. Damals kamen alle 150 Menschen an Bord ums Leben. „Wir müssen uns der Tatsache stellen, dass es in dieser Branche keine absolute Sicherheit gibt“, sagte Spohr. Kristiana Ludwig

LEUTE

Silvia, 82, Königin von Schweden, gefährdet Preisträgerfüße. Die Monarchin sollte bei einem Besuch auf der Insel Mainau den ersten Zukunftspreis der Mentor-Stiftung Deutschland an Monika Brandt, 77, Unternehmerin des gleichnamigen Zwieback-Konzerns, überreichen. Als die Monarchin gemeinsam mit Stiftungsvorstand Bettina Gräfin Bernadotte die Trophäe – eine Holzstatue – enthüllen wollte und das Tuch darüber anhob, rutschte sie weg, fiel vom Podest und auf den Fuß von Brandt. Die verzog das Gesicht und sagte: „Die ist schwer.“ Silvia wiederum schien die Situation unangenehm zu sein, sie musste lachen. Den Preis der Stiftung, die sich für Jugendliche einsetzt, nahm Brandt nach dem Patzer dennoch entgegen.

Endlich cool

Robert Habeck, 57, Schriftsteller, hat die Schulhofseite gewechselt. Als Autor zu arbeiten, sei cooler als in der Politik, weil man freier und persönlich ungebundener sei, sagte Habeck bei einer Lesung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Nur eben verzichtet man dann auf die Möglichkeit, die Dinge zu bestimmen.“ Politiker zu sein, sei nicht cool, aber bedeutsam und wichtig. „Man hat halt, wenn es gut läuft, sehr viel Macht und sehr viele Möglichkeiten und das Privileg, in seiner Zeit die Dinge ein Stück weit so zu beeinflussen, wie man denkt, dass sie richtig sind.“ EOTO: HENNING KAISER/DPA

Nick Carter, 46, Sänger der Backstreet Boys, zeigt sich von hochgotischer deutscher Baukunst angetan. Auf Instagram postete er ein Foto von sich, dem Kölner Dom und dem Kölner Sonnenuntergang. Dazu schrieb er: „Wir haben den Dom in Köln besucht, als wir in Deutschland waren, und es war magisch.“ Er habe „eine Menge Musik“ für sein neues Solo-Album aufgenommen und der Dombesuch habe ihn dazu inspiriert, dieses Foto mit einem der Songs zu teilen: „Heaven can Wait“. Die Backstreet Boys hatten zuletzt eine Konzertserie in Düsseldorf gespielt.

Crystal Harris, 40, Witwe des verstorbenen Hugh Hefner, warnt vor der Mitwirkung in einem geplanten „Playboy“-Film. „Bitte überdenke, Hugh Hefners „Ehefrau“ zu spielen, wenn dieser Film ihn oder die Playboy-Welt romantisieren will“, schrieb Harris in einer privaten Nachricht an Schauspielerin Jessica Biel, 44. Biel soll in „Playmates“ von Regisseurin Lorraine Nicholson die Ehefrau von Hugh Hefner spielen, allerdings keine bestimmte. Der Playboy-Gründer war mehrmals verheiratet, mit Harris von 2012 bis zu seinem Tod 2017. „Ich war wirklich seine Frau und ich habe in dieser Beziehung sexuellen, emotionalen, finanziellen und körperlichen Missbrauch erlebt“, schrieb Harris. „Viele andere Frauen haben Vorwürfe wegen Vergewaltigung, Nötigung, Betäubung mit Drogen und Ausbeutung erhoben.“ Sie hoffe, dass alle, die an dem Film beteiligt sind, „sich die Zeit nehmen, den Frauen zuzuhören, die das alles erlebt haben, bevor sie Hollywood helfen, es in Nostalgie zu verwandeln“.

Demonstranten halten nach einem siebenstündigen Sitzstreik Plakate hoch; die Dauer des Protests symbolisiert die sieben Stunden, die der sexuelle Übergriff nach Angaben des Opfers gedauert haben soll. FOTO: ANGELINA KATSANIS/REUTERS

„I am Jane Doe“

Zwei Jahre nach einer mutmaßlichen Gruppenvergewaltigung a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gehen in den USA landesweit Tausende auf die Straße – und beleben so die „Me Too“-Bewegung wieder.

Von Ann-Kathrin Nezik

Der Foley Square in Manhattan ist ein Ort mit Symbolkraft. Im Umkreis von wenigen Hundert Metern befinden sich die wuchtigen Bauten der New Yorker Justiz. Drinnen mussten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wieder berühmte und mächtige Männer wegen sexueller Übergriffe verantworten: Donald Trump, Harvey Weinstein, Sean „P. Diddy“ Combs. Zwei von ihnen, Weinstein und Combs, sitzen heute im Gefängnis. Trump dagegen residiert im Weißen Haus, obwohl ihn ein Gericht der Verleumdung und sexuellen Nötigung der Autorin E. Jean Carroll für schuldig befand.

Es ist also kein Zufall, dass die Veranstalter der „I am Jane Doe“-Proteste ausgerechnet den Foley Square auswählten, um gegen sexualisierte Gewalt zu demonstrieren. Hunderte Frauen kamen dort am Donnerstag zusammen. In mehreren Dutzend anderen US-Städten waren am selben Tag Proteste angekündigt. Die Organisation Women’s March sprach von 200 Veranstaltungen mit je Hunderten oder Tausenden Teilnehmerinnen und Teilnehmern. Unabhängig überprüfen ließen sich diese Angaben nicht. Stimmt das nur annähernd, dürfte es einer der größten Proteste gegen sexuelle Übergriffe der vergangenen Jahre gewesen sein.

Das letzte Mal, dass in den USA so viele Menschen gegen männlichen Machtmissbrauch und ein Klima der Frauenfeindlichkeit auf die Straße gingen, war Anfang 2017. Mehr als eine Million Amerikanerinnen und Amerikaner demonstrierten damals gegen Donald Trump, der wenige Monate zuvor zum US-Präsidenten gewählt worden war. Viele Teilnehmerinnen trugen pinkfarbene „Pussyhats“, wegen Trumps Kommentaren, dass man als männlicher Star Frauen zwischen die Beine greifen könne und damit durchkomme.

Diesmal richteten sich die Proteste nicht gegen einen berühmten Mann wie Trump, aber gegen dasselbe System, in dem Täter noch immer kaum Konsequenzen für ihr Verhalten fürchten müssen.

Dreieinhalb Wochen ist es nun her, dass eine junge Frau beim New York Supreme Court, gegenüber vom Foley Square, eine Zivilklage einreichte, die Wut und Entsetzen auslöste. Die frühere Studenti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öffentlich nur unter dem Pseudonym Jane Doe bekannt, wirft sieben Ex-Kommilitonen vor, sie im Oktober 2024 vergewaltigt zu haben. Die Mitglieder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Chi Phi sollen die damals 20-Jährige gedrängt haben, die Droge Ketamin zu konsumieren und sie über Stunden vergewaltigt haben. In einem Gruppenchat sollen sie das auch noch gefeiert haben. Die Männer bestreiten die Vorwürfe.

Die Demonstranten fordern eine Verschärfung des New Yorker Strafrechts

Hunderte, wohl eher Tausende Frauen haben sich seit Mitte September auf Tiktok und Instagram mit dem mutmaßlichen Opfer solidarisiert. „I am Jane Doe“ wurde zum Hashtag einer neu entfachten Bewegung gegen die „Rape Culture“ an amerikanischen Universitäten, eine Kultur, in der Männer junge Frauen offenbar als Freiwild betrachten und eine bedeutende Zahl von Studentinnen Opfer sexueller Übergriffe wird, wie Umfragen zeigen.

Fast alle Frauen, die sich an diesem Nachmittag um den steinernen Brunnen am Foley Square versammelt haben, sind wütend darüber, dass das noch immer so ist. „Es gibt keine Gerechtigkeit, obwohl es an jedem College passiert. Jede Frau hat eine ähnliche Geschichte erlebt, oder kennt eine Frau, die sie erlebt hat“, sagen die Freundinnen Sydney Brady und Ariana Monaco, 26 und 31, die etwas abseitsstehen. „Was ist mit ihrer Zukunft?“, steht auf dem selbst gemalten Plakat, das Monaco in die Höhe reckt, eine Anspielung darauf, dass Jane Doe die Cornell University verließ und ihr Studium bis heute nicht fortgesetzt hat, während nur zwei der sieben mutmaßlichen Täter von der Uni verwiesen wurden.

Die Beschuldigten seien sich vermutlich nicht einmal bewusst, dass sie etwas Falsches getan hätten, glauben die Frauen. Für beide ist es die erste Demo dieser Art. 2017, während der Proteste gegen Trump, seien sie noch zu jung gewesen, um zu verstehen, dass sexuelle Übergriffe ein Problem seien, das viele Frauen beträfe, erzählen sie.

Andere Teilnehmerinnen können nicht zählen, auf wie vielen Demos sie schon waren. Laura Limuli ist 76 Jahre alt und hat ihren Rollator auf den Platz geschoben. Sie sei selbst 1974 als junge Frau vergewaltigt worden, sagt sie. Und wie Jane Doe heute habe sie sich damals von der Justiz alleingelassen gefühlt. „Die zuständige Staatsanwältin sagte mir, dass ich ja keine gebrochenen Knochen hätte.“ Hat sich seitdem aus ihrer Sicht etwas geändert? „Die Gesetze haben sich geändert, aber nicht so sehr, wie es nötig wäre.“

Zu den Forderungen der „I am Jane Doe“-Proteste gehört eine Verschärfung des New Yorker Strafrechts. Opfer sexueller Übergriffe, die sich freiwillig betrunken oder mit Drogen berauscht haben, können sich nach aktueller Gesetzeslage nicht darauf berufen, dass sie wehrlos waren, es sei denn, sie waren nachweislich nicht bei Bewusstsein. Auch die ehemalige Studenti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nahm das Ketamin anfänglich nach eigenen Angaben freiwillig, stand aber bald so stark unter Drogen, dass sie sich an vieles in den folgenden Tagen nicht mehr erinnerte.

Auch Jo David haben weder ihr Alter noch die Umstände milde gestimmt. Die 77-jährige Rabbinerin hat ihren Mann mitgebracht und sagt: „Ich wurde in den Siebzigerjahren radikalisiert.“ Damals waren Frauen viele Grundrechte noch verwehrt. Sie sei mit 19 Jahren schwanger geworden und habe heiraten müssen, erzählt sie. „Als ich mich scheiden lassen wollte, musste ich meinen Vater um Erlaubnis bitten, weil ich noch nicht 21 war.“ Sie finde es „entmutigend“, dass das „Patriarchat“ so viele Jahre später noch immer so mächtig sei, sagt sie. „Wir sind wieder bei null oder sogar noch weiter zurück.“

Mehreren Demonstrantinnen laufen am Foley Square Tränen über die Wangen, wohl halb aus Erleichterung, dass Opfer sexueller Gewalt nun weltweit gehört werden, aber auch halb aus Ohnmacht darüber, dass der Kampf gegen Übergriffe nur so langsam vorankommt und die USA unter Donald Trump in Sachen Frauenrechten sogar wieder einen Rückschritt erleben.

Für das mutmaßliche Opfer hat der US-Präsident offenbar keine Empathie übrig

Der US-Präsident ist an diesem Nachmittag stets präsent. Er wird in den Ansprachen der Rednerinnen erwähnt, und auf Plakaten, die seinen Rücktritt fordern. Auch der offizielle Titel des Aktionstags spielt auf ihn an. „From the Frat House to the White House“ lautet er, vom Haus, in dem die Männer der Chi-Phi-Studentenverbindung Jane Doe vergewaltigt haben sollen, bis zum Weißen Haus.

Viele der Demonstrantinnen sehen eine direkte Linie zwischen beiden Orten und den handelnden Personen. Sie würden ständig „abgefahrene Frauenfeindlichkeit“ erleben, erzählen Tatum Escobar, Aneecha Mahapatra und Jacqueline Rappa, alle drei Mitte zwanzig. Egal, ob in Beziehungen oder beim Ausgehen, in einer vermeintlich so progressiven Stadt wie New York würden Männer nur selten ein Nein akzeptieren, erzählen sie. Aber das sei kein Wunder, „denn schließlich ist selbst unser Präsident ein Vergewaltiger“. Auch Trump hat sich inzwischen zu den Vorwürfen von Jane Doe geäußert. Allerdings nicht etwa mit Empathie für das mutmaßliche Opfer. Stattdessen griff er die New Yorker Generalstaatsanwältin Letitia James an, die nun die strafrechtlichen Ermittlungen leitet, die doch noch dazu führen könnten, dass die Männer angeklagt werden. Mit der „korrupten“ James, behauptete Trump, würden die Beschuldigten „keine faire Chance“ bekommen.

Gleich an der Kasse steht ein Desinfektionsspender

In Hamburg hat eine immersive Olchi-Ausstellung eröffnet. Doch wie immersiv geht es dort wohl zu mit den Figuren, die Schuhsohlen essen?

Die Olchis, das weiß jedes Kind, lieben es zu furzen und zu rülpsen. Sie springen gerne in Matschpfützen oder werfen sich den Matsch, noch besser, direkt an die dreihörnige Olchibirne. Und so richtig muffelwohl fühlen sie sich erst, wenn es nach Stinkerbrühe und Käsefuß riecht. Sie essen nur Müll, Schuhsohlen zum Beispiel oder rostige Nägel, denn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ihnen schlecht, wenn sie was Frisches essen. Und nicht ein einziges Mal in ihrem jahrhundertelangen Leben kämen sie auf die Idee, sich selbst zu waschen. Weswegen man als Besucher der sogenannten „immersiven Olchi-Erlebniswelt“ in Hamburg dann doch einigermaßen überrascht ist, als man direkt nach der Kasse an einem Desinfektionsspender vorbeiläuft.

Vielleicht ist dieser erste Eindruck etwas unfair gegenüber den grünen, rotzfrechen Figuren aus der gleichnamigen Buchreihe von Erhard Dietl.

Warum sollte bei ihnen im nachgebauten Ort Schmuddelfing das vermeintlich immersive Erlebnis so viel eindringlicher sein als bei anderen vermeintlich immersiven Ausstellungen? Bei der über den Maler Vincent van Gogh ist man ja auch nur an einer Nachbildung seines Ateliers vorbeispaziert, ohne dass man sich später das Ohr abgeschnitten hätte oder gar komplett dem Wahnsinn verfallen wäre. Und als die Titanic immersiv wurde, da war da zwar einiges über das Schiff zu lesen, aber so weit sind die Besucher dann doch nicht eingetaucht, dass sie am Ende im eiskalten Wasser ums Überleben kämpfen mussten.

Andererseits findet diese immersive Olchi-Ausstellung in Hamburg statt, wo in den vornehmen Altbauwohnungen rund um die Alster selbstverständlich allenfalls in Olchi-Büchern gefurzt und gerülpst wird, wo es aber gleichzeitig den heruntergekommenen, siffigen Hauptbahnhof gibt, in dem sich jeder nach fünf Minuten schmutzig fühlt. Und wer dort einmal in die U3 gestiegen ist, der weiß auch, dass das mit einem immersiven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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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t drehen dann Kinder mit ihren hoffentlich nicht desinfizierten Händen an Rädern, sie drücken Knöpfe – alles, damit auf Bildschirmen Olchis sich mit Matsch bewerfen oder Autoreifen abdrehen.

In Hamburg hat die „Olchis-Erlebniswelt“ des Oetinger-Verlags eröffnet. Die grünen Figuren sind Geschöpfe des Münchner Kinderbuchautors und Illustrators Erhard Dietl. FOTOS: PETER KNEFFEL UND MARCUS BRANDT/BEIDE DPA

Die Kinder krabbeln in einen sorgfältig zusammengenagelten Holzmüllberg und stören sich auch nicht daran, dass daneben ein Mülleimer steht, in den ein offenbar rebellischer Besucher seinen Apfelbutzen sogar hinein geworfen hat.

Die Kinder fühlen sich also schnell muffelwohl, und irgendwann auch die erwachsenen Begleiter. In einem Raum zum Beispiel warten auf einer virtuellen Müllkippe Olchis und fordern mit einem „Dä-dädä-dä-dä“ die Besucher dazu auf, Bälle auf die Leinwand zu schleudern, an der diese dann einen fetten Matschfleck hinterlassen. Am besten über der grünen Birne eines Olchis, der dann ausgeknockt verschwindet.

Und mit diesem „Dä-dädä-dä-dä“ gehen die Olchis einem so immersiv auf die Nerven, dass man möglicherweise ein paar Tennisbälle dann doch etwas zu fest gegen die Leinwand geworfen hat.

Ganz am Ende fliegen Kinder noch mit dem Drachen Feuerstuhl über Schmuddelfing. Doch das eigentliche Highlight ist der Raum davor, in dem Besucher mit perfekt gespitzten Buntstiften Olchis ausmalen. Dort ist die Luft herrlich stickig, und als dann ein kleines Kind ein paar der Buntstifte in den Mund steckt, da ist die Welt von Schmuddelfing endgültig wieder in Ordnung. Benedikt Warmbrunn

Nicht reinbeißen

In Berlin gibt es jetzt einen Wachs-Kebab bei Madame Tussauds.

„Schön“, sagt Tarik Kara, als er das Gebilde sieht. „Er glänzt.“ Es klingt ein bisschen ratlos. Denn was soll ein Imbissbudeninhaber schon sagen zu diesem Objekt, das am Donnerstag in Madame Tussauds Wachsfigurenkabinett in Berlin enthüllt worden ist: ein Döner Kebab aus Wachs, angeblich der weltweit erste. Zwei Brotdeckel mit einem Haufen Fleisch und Salat sind da zu besichtigen, hergestellt nicht zum Verzehr, sondern aus Paraffin und Farbe. „Es sieht nur so aus, als wie wenn es schmecken würde“, warnt ein Moderator, als es losgeht. Er interviewt sonst gern mal Schlagerstars und bittet die versammelte Hauptstadtpresse, nicht gleich reinzubeißen in das Ding.

Berlin, berühmt für unbekümmerten Wahnsinn, für erfolglos Regierende, Ganoven vor Gericht und Gerümpel auf der Straße, hat eine neue Plage: den Döner-Fimmel. Es gibt ihn eigentlich nicht. Aber es sollte ihn geben, finden Firmen, schon der Kundengewinnung wegen. Also haben sie den Döner-Fimmel erfunden. Alle paar Wochen werden jetzt in der Hauptstadt Gratis-Kebabs verteilt, um für irgendein Anliegen zu werben. Und jetzt also: der Döner im Wachsfigurenkabinett.

Könnte es sein, dass der Döner-Fimmel allmählich groteske Züge annimmt?

400 000 Döner würden täglich in Berlin verspeist, ist bei Madame Tussauds zu hören, als feierlich der Kebab aus Wachs präsentiert wird. 250 Berliner Fleischbetriebe produzierten 80 Prozent der Döner-Drehspieße in ganz Europa, sagt der Moderator. „Es ist wirklich verrückt, Freunde, es ist verrückt.“ Für 20 000 Euro habe das Wachsfigurenkabinett, Abteilung Berlin Vibes, deshalb eine Dönerbude mit digital animiertem Drehspieß gebaut. Auf dem Tresen: ein glänzender Kebab, für den ein echter Döner Modell gestanden haben soll. Salatblatt um Salatblatt sei er zerlegt, dann eingefroren, per Abdruck in Wachs umgeformt und neu zusammengebaut worden.

Zur Präsentation des Objekts hat man dann auch den Mann eingeladen, der damals die Döner-Vorlage fabriziert hat: Tarik Kara, ein etwas schüchterner kleiner Herr. Er gehört zu Berlins erfolgreichen Unternehmern. Seit ein Journalist der New York Times über seinen Gemüse-Kebab geschrieben hat, steht die

Das ist kein waschechter, sondern ein wachsechter Döner. FOTO: A. SCHMIDT/REUTERS

Kundenschlange vor seinem Kreuzberger Imbiss in keinem Verhältnis mehr zur Qualität des Verkauften. Warten gehört hier wohl zum Erlebnis. „Es ist verrückt“, sagt Kara. „Wir haben ja nichts Besonderes geleistet.“

Berlin, das ist eben Ehrlichkeit pur. Und notfalls wird auch mal Ungenießbares als lokale Spezialität serviert. In der Gipsstraße zum Beispiel im Bezirk Mitte lädt am Mittwoch ein Restaurant zum After Work Rave. Hier gibt es den Kebab zu 13,50 Euro, und hier wird an diesem Abend das neue „Kebab-Wasser“ vorgestellt, abgefüllt in kleinen Limonadenflaschen.

Ein bekanntes Fuhr- und Lieferunternehmen wirbt für den Stoff. Er soll „gemeinsam mit Wissenschaftlern einer Universität in Tallinn“ entwickelt worden sein und zwei Berliner Leidenschaften vereinen: Dönergeschmack und die Neigung zur Dehydrierung nach durchfeierter Nacht. Da könnte ja jeder mal etwas Flüssigkeit vertragen.

Nur dass das neuartige Getränk eben weder in Deutschland noch in Estland Marktreife erlangt hat, was am Geschmack liegen könnte: eine Mischung aus Salz, Knoblauch und etwas muffigem Fleisch-Aroma.

Auch Restaurantinhaber Deniz Buchholz aus der Gipsstraße hat noch etwas Mühe, den Dönergeschmack im „Kebab-Wasser“ zu entdecken. „Ich würde eher sagen: wie saures Gurkenwasser“, sagt er. „Einen Döner habe ich da nicht rausgeschmeckt, zumindest keinen guten.“

Drinnen im Laden werden inzwischen Gratis-Kebabs verteilt. Die Zahl der Gäste ist überschaubar und trinken mag hier sowieso kaum jemand. „Fürchterlich“, sagt ein Gast über die neue Werbelimonade. „Brutal scheiße“, findet ein anderer. „Wie Wasser aus der Ostsee“, sagt ein dritter. Sie haben das Zeug sofort stehen lassen.

Constanze von Bu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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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 Zwei

Gehen wir also zu Sephora, um die Sephora Kids zu treffen. Denn obwohl die Tage noch warm sind, obwohl sie jetzt auch in der Sonne sein könnten, sind sie natürlich trotzdem hier: in der neuen Münchner Filiale der hipsten, grellsten, erfolgreichsten Kosmetikmarktkette aus Frankreich, etwa 18 Milliarden Euro Umsatz im vergangenen Jahr. Im Sortiment alle großen Marken und auch die kleineren, mythischen, die es im Drogeriemarkt nicht gibt, und fast alles kann man testen. Vor den Regalen Trauben junger Mädchen, die Augen randvoll mit Verlangen, hier und da eine mal duldsame, mal enervierte Mutter im Kielwasser. „Leute, müsst ihr ständig alles rausreißen?!“

Keine Frage, sie müssen. Rausreißen, befühlen, aufmachen, dran riechen, auftragen, einwirken lassen, in den Spiegel gucken mit prüfendem Blick. Tenor: Ohmeingott. Es wird nicht viel geredet. Es wird ein bisschen verlegen gekichert und auf der Stelle gewippt, aber die Handgriffe sitzen und sind zielgerichtet. Zack, zack, zack. Diese Kundinnen wissen genau, was sie wollen.

Einem selbst war es ja zunächst so vorgekommen, dass in jedem Regal eines jeden Herstellers exakt die gleiche Produktpalette steht, nur halt mit anderen Namen, anderer Verpackung, mal hoch- und mal mittelpreisig (billig ist fast nichts bei Sephora). Aber je länger man die Kids beobachtet, umso klarer wird, dass man etwas ganz grundsätzlich nicht verstanden hat. Dass man nämlich nicht einfach bloß Mädchen beim Kosmetik-Shoppen zusieht. Sondern dass sie hier Berühmtheiten treffen, die sie von Social Media kennen und die keine Menschen sind. Sondern Produkte.

Das Bodyspray Cheirosa 62 von Sol de Janeiro, Duftprofil Pistazie, gesalzenes Karamell, Vanille und Jasminblüten. Die Watermelon Glow Dew Drops von Glow Recipe „für einen rosigen, strahlenden Glow ohne fahlen Touch“ in einem entzückend rosa Glitzerfläschchen. Die Peeling-Maske T.L.C. Sukari Babyfacial von Drunk Elephant, „dein wöchentlicher Reset für strahlend glatte, babyweiche Haut“, 50 Milliliter kosten 78 Euro.

Aktuelle Shootingstars im Sortiment wechseln wöchentlich, weshalb es in Sephora-Läden dafür eigene Shopping-Inseln gibt: „Hot on Social“. Wenn der Make-up-Artist Ernesto Casillas der Schauspielerin Zendaya für die Oscars eine „schön gelayerte Haut mit Dimension, einem Hauch von Farbe und Glow“ verpasst und dabei den neuen Touch Blush von Prada verwendet, wenn Casillas das auf Instagram postet (278 000 Follower) und Zendaya (178 Millionen Follower) diesen Beitrag likt, woraufhin Myriaden minderjähriger Tiktokerinnen euphorisch losplappern: Dann wird der Touch Blush wenige Tage später bei Sephora todsicher „Hot on Social“ sein.

Dafür brauchen die Sephora Kids aber kein Regal. Denn das wissen sie auch so.

Der Begriff „Sephora Kids“ stammt ebenfalls aus den sozialen Medien, gemeint sind acht- bis 14-jährige Mädchen, die sich für Skincare und Make-up begeistern, ach was: die von Skincare und Make-up auf eine Art und Weise hingerissen sind, dass große Teile ihres Taschengelds, ihrer Handyzeit und generellen Gedankenwelt dafür draufgehen. Erwachsene mögen das absurd finden – ein „Babyfacial-Peeling“ für Grundschülerinnen, ernsthaft? –, aber da haben sie etwas ganz grundsätzlich nicht verstanden. Denn ein Nischenmarkt ist dies schon längst nicht mehr.

Eine Studie des Marktforschers YPulse ergab, dass in Nordamerika bereits fast die Hälfte der Mädchen im Alter von acht bis zwölf Jahren Hautpflegeprodukte und Make-up verwenden. Die Generation Alpha der ab 2010 Geborenen ist inzwischen der stärkste Umsatzbeschleuniger der Beauty-Industrie: Der globale Markt allein für Skincare in dieser Altersgruppe wurde im vergangenen Jahr auf rund 3,8 Milliarden US-Dollar geschätzt, Prognosen zufolge soll er bis 2030 auf acht Milliarden Dollar wachsen. Teure Kampagnengesichter, Kosten für Shootings, Anzeigen und Plakatflächen kann man sich bei dieser Zielgruppe sparen, denn die Werbung erledigen die Kids auf Social Media gleich mit. Der Kapitalismus sagt Danke. Nun aber die Frage: Warum benutzen heute schon Zehnjährige Anti-Aging-Cremes? Warum sitzen immer mehr Drittklüsslerinnen morgens tupfend, zupfend, pinselnd vorm Kinderzimmerspiegel, um nachher in der Schule „den perfekten Glow“ zu haben? Hat das die Beauty-Industrie verbockt oder das Internet oder die Gesellschaft insgesamt? Oder ist alles am Ende ganz normal – halb Kinderspiel, halb Dialog mit einer Welt, wie sie nun mal ist?

Am 6. Dezember 2025 postet Greta ihr erstes Video auf Tiktok, Project_glow heißt ihr Kanal. „Hej Leute, ich stell euch jetzt die Sachen vor, die ich mir zu Weihnachten wünsche.“ Man sieht: ein Mädchen mit langen, zurückgebundenen Haaren, Herzchen-Ohrringen und einem Lächeln, das niemals nachlässt. Dunkelrosa Lippenstift, Lidstrich, Wimperntusche, Porzellanschimmer auf Stirn und Wangen. Alles sehr dezent, aber doch unübersehbar. Greta ist 13. Neben einem Bademantel und einem Teddybären wünscht sie sich ein Mini-Lipbalm-Set von Laneige, das Cleansing Oil von Mario Badescu, den Concealer und das Augenbrauen-Gel von e.l.f. und den Toner von Beauty of Joseon. Alle Produkte werden kurz eingeblendet. 92 Sekunden, dann ist der Anfang gemacht. Sie bekommt dafür auf Anhieb rund 500 Kommentare und 25 000 Likes.

Greta sagt: „Mir geht es nicht nur darum, wie ich am Ende aussehe, sondern es ist halt einfach der Prozess, der mir Spaß macht.“

Ein Kind müsse Reife haben, um auf Social Media Beauty-Tipps zu posten, sagt Gretas Mutter

Gretas Mutter sagt: „Es ist ein bisschen auch ein Spiel, so, wie man früher mit Schleich-Tieren gespielt hat. Deswegen bin ich da relativ locker, solange alles noch im Rahmen bleibt.“

Es war ein weiter Weg, bis man schließlich hier angekommen ist: bei Greta und ihrer Mutter Susanne, in der offenen Wohnküche eines Reihenhauses am Rand einer mitteldeutschen Stadt. Dieser Weg führte einmal quer durch Tiktok, an unendlichen Videogalerien entlang, die sich in fünf verschiedene Formate aufteilen lassen. Es gibt die Unboxing-Videos: Mädchen packt vor der Kamera Kosmetika aus, hält Produkte in die Kamera und freut sich. Es gibt die Tutorials: Mädchen erklärt, wie man einen Lidstrich schminkt und die 10-Step-Skincare-Routine richtig ausführt. Es gibt Store Visits, Product Reviews und GRWM-Videos, das steht für „Get Ready With Me“ und behandelt die Metamorphose eines verquollenen, fleckigen Morgengesichtes in ein ebenmäßiges, strahlendes Schulgesicht. GRWM-Videos sind besonders beliebt, weil sie im Zeitraffer vorführen, wie aus jedem Aschenputtel eine Cinderella werden kann. Alles, was es dafür braucht, sind Cleanser, Moisturizer, Seren, Toner, Cremes, Gels, Eyepatches, Pinsel, Zangen, Bürstchen, Schwämmchen und Schubladen voll Schminke.

Die Videos sind inklusive Formate, alle Mädchen vom Kinder- bis zum Teeniealter dürfen mitmachen: die distinguierten und die prolligen, die mehr und die weniger wohlhabenden, die ernsthaften, die lustigen und die peinlichen, die Fastschon-Models und die ganz Normalen, die mit ihren Pickeln und Pölsterchen jeden Morgen an einem vorbei zum Bus schlurfen. Es ist eine Welt, in der nur ganz wenig gedisst und gehatet wird, in der die Herzchen, die Smileys und die Komplimente (häufigster Kommentar: „Du bist sooooo hübsch!“) nur so schwirren. Es ist auch: eine Welt ohne Männer. Ab und zu läuft eine Mutter durchs Bild, sagt etwas Nettes oder wird kurz interviewt. Väter kommen nicht vor. Jungs erst recht nicht. Das oberste Credo in dieser Welt lautet, dass Konsum gut ist. Er macht Spaß, froh und durch die Bank schöner.

Sie bringt viele Annahmen über die Sephora Kids ins Wanken: Greta liest Sophie Passmanns „Wie kann sie nur?“ und gibt auf TikTok Schminktipps. FOTO: PROJECT_GLOW

Fünf Monate und 51 Videos nach ihrem ersten Tiktok-Auftritt sitzt man also bei Greta zu Hause am Esstisch. Sie ist gerade aus der Schule zurück, am Morgen musste es schnell gehen. „Ich hab ein bisschen Concealer benutzt, ein bisschen Blush, meine Wimpern ein bisschen gemacht. Das war es eigentlich auch schon.“ Sie ist eine zierliche Erscheinung mit stabilem Selbstbewusstsein, spricht lebendig, reflektiert und nahezu druckreif, ihre Noten in der 7. Klasse Gymnasium sind bestens. Auf ihrem Nachttisch liegt das Buch, das man gerade selber liest, „Wie kann sie nur?“ von Sophie Passmann. Diese smarte 13-Jährige wird in den nächsten Stunden viele Annahmen über die Sephora Kids ins Wanken bringen.

Aber eben auch nicht alle.

Greta hat ihr erstes Handy mit zehn bekommen, mit elf sah sie die ersten Videos auf Tiktok. „Und ich fand es so interessant, dass die Leute sich vor die Kamera setzen und mit so vielen Leuten reden, ohne sie zu sehen. Ich habe dann auch angefangen, immer, wenn ich mich morgens fertig gemacht habe, mit meinem Spiegel zu reden. Als wäre das meine Kamera. Irgendwann habe ich meine Eltern gefragt, ob es nicht sinnvoll wäre, den Kanal zu machen. Weil es bringt ja nichts, mit seinem Spiegel zu reden.“

Die Eltern waren zwei Jahre lang dagegen. Von Tiktok hatten sie wenig Gutes gehört. Und was passieren kann, wenn Kinder im Internet ihr Gesicht zeigen und damit öffentlich werden, das weiß man ja: Sie können am digitalen Pranger landen oder von Mitschülern erkannt und gehänselt werden, sie können von älteren Männern auf ganz ungute Weise gemocht werden, und wer weiß schon, ob so einer nicht eines Tages vor der Tür des Reihenhauses steht und wartet. Andererseits: „Es war so ein Riesentraum von Greta. Und irgendwann haben wir uns gefragt, ob man dieses Träumen nicht doch unterstützen muss.“ Sagt Susanne, Gymnasialehrerin für Deutsch und Kunst. „Uns war natürlich völlig klar: Wenn sie den Kanal startet, müssen wir als Eltern diesen Weg mitgehen und mit ihr im Gespräch bleiben. Aber das sind wir ja sowieso, permanent.“

Project_glow läuft über Susannes Account. Das geht auch fast nicht anders: Kinder unter 13 Jahren dürfen bei Tiktok kein Konto eröffnen, bei Kindern unter 16 Jahren sind verschiedene Funktionen deaktiviert, unter anderem können sie keine Direktnachrichten empfangen. Stattdessen wird im Konto der Sephora Kids manchmal eine Mailadresse genannt, die in seltenen Fällen zu einer Art von Management, meist aber zu einem Elternteil führt, in der Regel die Mutter. Von zwölf Interviewanfragen, die man an solche Adressen verschickt hat, ist eine einzige beantwortet worden. Von Susanne.

Warum hat sie sich gemeldet? „Weil ich das für ein wichtiges Thema halte, über das berichtet werden sollte“, sagt sie, „auch kritisch.“ Überall im Netz sehe sie Kanäle, auf denen sehr junge Mädchen fragwürdige Inhalte posten, auch fragwürdige Bilder von sich selbst. „Eltern müssen wissen, dass sie hier auch Pflichten haben, die gehen oft viel zu sorglos an die Sache ran und lassen alles einfach laufen.“ Susanne findet nicht, dass es grundsätzlich okay ist, wenn eine 13-Jährige ihren eigenen Tiktok-Kanal startet. „Man muss sich sicher sein, dass ein Kind dafür schon die Vernunft und die Reife hat – und das Ganze dann immer noch engmaschig begleiten.“

Engmaschig begleiten bedeutet für sie konkret: Sie schaut sich jedes Video an, bevor Greta es postet. Sie achtet darauf, dass im Hintergrund nichts zu sehen ist, das Gretas Identität verraten könnte. Oder dass sie nicht aus Versehen etwas sagt, das ihr hinterher um die Ohren fliegt. Sich nicht sexy schminkt, bewegt oder sonst was tut, das „nicht kindgerecht“ ist (der zweithäufigste Kommentar zu Reels der Sephora Kids lautet: „Wie alt bist du????“). Sie liest alle Kommentare; die doofen, die aufdringlichen und die ekelhaften Follower blockiert sie. Ein Mann hat mal etwas explizit Sexuelles geschrieben – „in der gleichen Sekunde gelöscht, blockiert, weg“. Hinterher haben sie darüber gere- det, Susanne und Greta.

Project_glow hat inzwischen rund 6700 Follower. Das ist ein normaler Wert, mehr als 100 000 Follower haben nur wenige Kids in Deutschland, richtig viel Geld verdienen nur Einzelne mit ihrem Account. Die anderen nennt man „Mikro-Influencer“. 6700 Leute also, die ihr zuhören – denen könnte Greta ja auch von der Schule erzählen oder von den Büchern, die sie gerade liest. Warum gibt sie stattdessen Make-up-Tutorials und hält Moisturizer in die Kamera?

Erster Teil der Antwort: „Ich finde es toll, so schöne Verpackungen zu haben, neue Sachen auszuprobieren und zu sehen, wie andere Leute die benutzen. Damit habe ich auch meine Mutter angesteckt. Wir lieben es, zusammen zu dm zu gehen und zu gucken, was es dort Neues gibt. Das ist etwas, das uns total verbindet.“

Zweiter Teil der Antwort: „Ich bin ein ziemlicher Routinenmensch, ich mag das nicht so gern, wenn irgendwas aus der Reihe läuft oder sich ändert. Und morgens habe ich eben dieses Ritual: Ich zünde eine Kerze an, setze mich vor meinen Schminkspiegel und mache mir ein bisschen das Gesicht und die Haare. Wenn man zum Beispiel eine Mathearbeit schreibt und aufgeregt ist, hat man davor noch mal eine richtig schöne Stunde. Wenn das ausfällt, fühle ich mich den ganzen Tag nicht so wohl. Weil ich denke, ich habe mir heute Morgen gar keine Zeit für mich selbst genommen.“

Dritter Teil der Antwort: „Ich bin eigentlich ganz zufrieden damit, wie ich aussehe. Aber manchmal merke ich, man sieht irgendwie müde aus. Dann macht man sich die Augenringe natürlich ganz gerne mal weg oder benutzt ein bisschen Blush. Wenn ich dann merke, oh, ich sehe jetzt hübscher aus, das hilft mir einfach, dass ich mich wohler fühle. Dann macht mir auch das Lernen mehr Spaß.“

Kinder haben immer schon imitiert, was Erwachsene ihnen vorleben,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Sie beobachten dabei nicht mehr nur ihre Eltern und ihr tägliches Umfeld, sondern über Social Media die ganze Welt. Mädchen lernen dort im Grundschulalter schon, was es heute bedeutet, eine Frau zu sein: Du sollst dich pflegen. Dein Gesicht soll ebenmäßig sein mit vollen Lippen und ausdrucksstarken Augen und einem strahlenden Teint. Du sollst lange Haare haben. Du sollst dünn sein. Du darfst nicht sichtbar altern. Mit Anti-Aging kannst du gar nicht früh genug anfangen. Wenn du bereit bist, alles dafür zu tun, wirst du nicht nur schöner und gesünder, sondern auch beliebter und glücklicher.

Das ist die naheliegendste Erklärung für das Phänomen Sephora Kids oder „Cosmeticorexia“, wie Dermatologen das neuerdings nennen. Aber es ist bei Weitem nicht die einzige. Indem sie Kosmetik ausprobieren und sich darüber austauschen, erleben Mädchen ein Gemeinschaftsgefühl – mit ihren Freundinnen, mit ihren Müttern, das war schon immer so. Heute erleben sie es auch noch in der riesigen, mit Herzchen durchflimmerten Echokammer von Tiktok. Sie entwickeln ihr Genderbewusstsein also in einem behaglichen sozialen Raum, der Frausein mit Schönheit assoziiert. In einer an der Universität Lund entstandenen Masterarbeit heißt es dazu: „Mädchen betrachten ihren eigenen Körper als Objekt, der durch Beauty-Produkte modifiziert werden muss, um soziale Erwartungen zu erfüllen und eine Wertschätzung von außen zu erfahren. Ihr Fokus liegt auf ihrem Erscheinungsbild und der Erfüllung von Schönheitsidealen, nicht auf inneren Werten und ihrer Persönlichkeit.“

So beklemmend das ist, im Alltag von Mädchen bedeutet Hautpflege und Schminken erst mal eines: Halt. Die tägliche Beauty-Routine als Sicherheitsanker in einer verwirrenden und immer bedrohlicheren Welt voller Kriege, Umweltkatastrophen, Zoff und Mathearbeiten. Wer sich pflegt, so empfinden sie das wohl, dem kann auf dieser Welt irgendwie nichts ganz Schlimmes passieren. Und wie gut, dass es da ein Business gibt, das um Hilfsmittelchen niemals verlegen ist.

Neben der Porno-Industrie ist die Beauty-Industrie die frauenverachtendste Branche der Welt. 600 bis 700 Milliarden US-Dollar setzt sie alljährlich mit einem einfachen Dreisatz um: Erstens, lasst uns das Selbstwertgefühl von Frauen systematisch in Trümmer legen, indem wir sie mit perfekten Körpern und Gesichtern beschießen. Tun wir das auf allen verfügbaren Kanälen und nonstop, werden die Frauen sich am Ende auch dann hässlich fühlen, wenn sie wissen, dass diese Körper und Gesichter fake sind.

Wenn Frauen an körperlicher Perfektion arbeiten, nennen wir das Selfcare

Zweitens, sobald Frauen verstanden haben, dass ihre Körper und Gesichter mangelhaft sind und verbessert werden müssen, verkaufen wir ihnen die Arznei: Botox, Filler, Abnehmspritzen, Lidstraffungen, Lippenvergrößerungen, Brustverkleinerungen, Plastiknägel, Haare zum Ankleben. Wir verkaufen ihnen Tonnen von Lippenstiften und Rouge und Lidschatten und Mascara, die sie niemals aufbrauchen können. Hektoliterweise Flüssigkeiten aus dem Labor, mit denen sie Falten, Pigmentflecken, Augenringe natürlich niemals wegcremen werden. Aber wenn die erste Creme nicht geholfen hat, umso besser: Verkaufen wir ihnen für noch mehr Geld einfach die zweite, dritte, zehnte.

Drittens, damit Frauen nicht irgendwann die Lust verlieren, an ihrer körperlichen Perfektion zu arbeiten, machen wir etwas Positives daraus. Wir nennen es eben nicht Arbeit. Sondern Selfcare. Frauen, die nur wenig Zeit und wenig Geld in die Beseitigung ihrer körperlichen Mängel investieren, sind also nicht freier. Sondern sie sind es sich selbst nicht wert. „Indem Skincare, Diät-Kultur, Besuche im Nagelstudio, Make-up und Haarentfernung zu einer Art Selbstfürsorge erklärt wurden“, schreibt Sophie Passmann in „Wie kann sie nur?“, „entstand eine große Kategorie von Dingen, die plötzlich nicht mehr nur in Ordnung waren, sondern gar nicht erst hinterfragt werden durften. Gleichzeitig konnte alles, was nicht in diese Kategorie fiel, dämonisiert werden.“

So also tickt das Business, das vor einigen Jahren seine neueste, noch leichter zu manipulierende Zielgruppe ins Visier genommen hat: Mädchen ab acht.

Die Mail kommt am 11. Februar. „Hallo Greta, ich bin Suz von Naran Labs, eine Influencer-Marketing-Agentur, die mit K-Beauty-Marken wie Abib zusammenarbeitet.“ K-Beauty steht für die südkoreanische Schönheitsindustrie,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ist es bereits die zweitgrößte der Welt. Sie definiert heute die Trends und ruft für ihre Produkte einige der höchsten Preise auf – 24 Euro für die Lippenmaske von Laneige, 189 Euro für das Glow Boosting Skincare Set von Beauty of Joseon. In der Wahrnehmung der Sephora Kids ist K-Beauty der Goldstandard.

„Dein freundlicher und persönlicher Stil sorgt in all deinen Beiträgen dafür, dass sich dein Publikum mit deinen Beauty-Bewertungen und Lieblingsprodukten leicht identifizieren kann“, schreibt Suz weiter. Dann bietet sie eine Zusammenarbeit an: Greta kann an einem dreimonatigen Gifting-Programm teilnehmen, bekommt also Produkte von Abib kostenlos zugeschickt. Dafür soll sie in den nächsten drei Monaten drei Videos posten, in denen sie diese Produkte benutzt. Dies sei zunächst einmal keine bezahlte Werbetätigkeit, betont Suz. „Aber!“ heißt es weiter, fett gedruckt: Wenn Gretas Content für „outstanding“ befunden werde, erhalte sie später für jeden Content pro Plattform 50 Euro. Wenn mehr als zwei Videos „outstanding“ seien, werde man ihr eine bezahlte Zusammenarbeit anbieten, für diese und für andere Marken, außerdem weitere Produktgeschenke. Grundsätzlich sei man an langfristigen Beziehungen interessiert.

Greta sagt: „Das fand ich total cool, dass ich jetzt auch mal so eine koreanische Skincare-Marke austesten kann. Und das war ja nicht gekauft oder zum Geburtstag geschenkt. Ich hab mir das mit meiner Arbeit quasi verdient.“

Rechtlich befindet man sich hier in einer Grauzone. Kinder dürfen in Deutschland unter strengen Auflagen als Werbeträger eingesetzt werden, unter anderem müssen die Erziehungsberechtigten zustimmen (Gretas Eltern haben das getan). Schwierig wird es aber, sobald die Unerfahrenheit von Kindern als Käufer ausgenutzt wird. Wenn eine zehnjährige Influencerin eine Hautcreme bewirbt und ihren gleichaltrigen Followern vermittelt, dass sie diese Creme unbedingt brauchen, kann das ein Fall für die Anwälte werden.

Die Hersteller gehen natürlich weitgehend auf Nummer sicher: Keine einzige der von Kindern gekauften und gehypten Marken wendet sich explizit an sie. Man sendet stattdessen subtilere Signale, die von Mädchen genauso gut verstanden werden. Die Verpackungen sind oft in den gleichen Tönen gehalten wie die Einhörner und Lillifees im Spielzeugregal, viel Pastell und Glitzer also und ein paar niedliche Gadgets on top. Die Lala Retro Whipped Cream von Drunk Elephant kommt für 66 Euro erst in Form einer Blüte aus der Tube und formt sich dann wie Sprüh-sahne. Dazu die Marken- und Produktnamen, die nach Confiserie klingen oder wie ein Sonnenuntergang in der Karibik: Juicy Bomb, Milk Makeup, Summer Fridays, Glow Recipe, Sol de Janeiro... Alles so süß klingend, so hübsch aussehend und so gut riechend. So viele Likes auf Tiktok!

Nicht in jedem Fall kommen die Hersteller damit durch. Im März dieses Jahres hat die italienische Wettbewerbsbehörde AGCM Räumlichkeiten von Sephora und des französischen Dachkonzerns LVMH durchsuchen lassen. Der Vorwurf: Sephora habe in einer „besonders hinterhältigen Strategie“ sehr junge Influencerinnen eingesetzt, um Kinder unter zehn Jahren zum „zwanghaften Kauf von Kosmetika“ zu verleiten – darunter Anti-Aging-Cremes, Gesichtsmasken und andere Kosmetika, die nur für Erwachsene bestimmt seien. LVMH beeilte sich zu versichern, man halte sich an alle geltenden Bestimmungen. Das Verfahren dauert an.

Während es über die seelischen Auswirkungen von „Cosmeticorexia“ auf Kinder noch keine Langzeitstudien gibt, sind die Gesundheitsrisiken hinreichend belegt. Für eine 2025 veröffentlichte Studie der amerikanische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aben Dermatologinnen Skincare-Videos auf Tiktok analysiert, darunter auch die 10-Step-Skincare-Routine, bei der Mädchen innerhalb weniger Minuten zehn verschiedene Substanzen auftragen.

Das Ergebnis: Mädchen im Alter von sieben bis 18 Jahren verwendeten für die Gesichtspflege im Schnitt sechs unterschiedliche Produkte. In den meistgeklickten Videos enthielten die Produkte im Schnitt elf hautreizende Wirkstoffe, die in seltenen Fällen zu einer allergischen Kontaktdermatitis führen können; Betroffene müssen bestimmte Seifen, Shampoos und Kosmetikprodukte oft für den Rest ihres Lebens meiden. „Dieses hohe Risiko für Hautreizungen“, so die Co-Autorin Molly Hales, „entstand sowohl dadurch, dass mehrere aktive Wirkstoffe gleichzeitig verwendet wurden – beispielsweise Hydroxysäuren –, als auch dadurch, dass derselbe Wirkstoff immer wieder unwissentlich aufgetragen wurde, weil er in drei, vier oder sogar fünf verschiedenen Produkten enthalten war.“

Das Irrwitzige ist: Kinder haben von Natur aus exakt die Haut, nach der sich Frauen ab vierzig sehnen; für die solche Produkte ja auch ursprünglich entwickelt worden sind. Dermatologen weisen immer wieder darauf hin, dass normale Kinder- und Jugendhaut außer Sonnenschutz und bei Bedarf mal einem Akne-Präparat überhaupt keine Creme braucht. Im Gegenteil: Cremes, Seren und Masken verursachen in jungem Alter eher Reizungen der Haut. Reichhaltige Anti-Aging-Präparate seien nicht nur völlig unangemessen, sie enthalten oft auch Vitamin- $\Delta$ -Derivate wie Retinol, das zu Rötungen, Schuppungen und Pickeln führen kann. In der Regel verschwinden solche Symptome wieder, sobald das Produkt nicht weiter benutzt wird.

„Ich hab ein bisschen Concealer benutzt, ein bisschen Blush, meine Wimpern ein bisschen gemacht. Das war es eigentlich auch schon.“

Auf eine Anfrage der SZ, ob es Pläne gebe, ein Mindestalter für Käuferinnen von Anti-Aging-Produkten einzuführen, äußerten sich die Marketing-Abteilungen von Sephora und dm gleichermaßen abwiegelnd. Man nehme das Wohlbefinden gerade auch der jungen Kundschaft unbedingt ernst und halte sich an die europäischen Regulierungen, „die zu den strengsten der Welt gehören“, heißt es bei Sephora. Das Personal sei in allen Belangen geschult und jederzeit ansprechbar. Der dm-Sprecher schreibt: „Eine gezielte Ausrichtung von Pflege- oder Anti-Aging-Produkten auf Kinder ist nicht Teil unseres Sortimentsansatzes.“ An die Einführung eines Mindestalters sei derzeit nicht gedacht.

Aber was sagen die Hersteller? Von 15 für diesen Text angefragten Marken teilen fünf mit, es gebe derzeit keine Kapazitäten für ein Interview. Von den anderen kommt nicht mal eine Absage. Bei einem einzigen Hersteller ist man nach einem ausführlichen Vorgespräch schließlich zu einem Videotelefonat bereit. Wie sensibel das Thema ist, lässt sich dann möglicherweise auch an der Zahl der Bildschirmkacheln ablesen: Neben Isabelle Tambue, Markenverantwortliche bei Essence, sind noch zwei Mitarbeiterinnen aus dem Marketing zugeschaltet.

Essence, 2001 gegründet, ist eine Marke des Cosnova-Konzerns mit Sitz in Sulzbach im Taunus. Verkauft wird online und in Drogeriemärkten wie dm und Rossmann, im Sortiment: vor allem dekorative Kosmetik wie Lipgloss, Wimperntusche und Rouge. Die Zielgruppe ist hier besonders jung, erkennbar am poppig-bunten Erscheinungsbild der Homepage und an den Preisen: 1,59 Euro für einen Eyeliner, 3,20 Euro für einen Lippenstift, das gibt fast jedes Taschengeld her.

„Wir sind eine Marke, die von sich sagt, dass es mit uns Spaß macht“, sagt Isabelle Tambue. „Das ist auch ein Grund, warum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so erfolgreich geworden sind: Dieses Bunte, Positive kommt gut an in einer Welt, die immer verrückter und belastender wird. Das ist doch ein Bedürfnis, das wir gerade alle haben: uns was Gutes zu tun, ein bisschen Lipgloss, eine kleine Auszeit, und wenn die nur 30 Sekunden dauert.“ Das gelte nicht nur für junge Mädchen, sondern auch für erwachsene Frauen. Die Kernzielgruppe bei Essence sei zwischen 14 und 29 Jahren alt.

Auf Social Media hat Essence von Anfang an gesetzt – weil es günstiger ist als klassische Werbung und weil die Kundennähe, natürlich, unschlagbar ist. In einem Studio auf dem Firmengelände werden täglich Tiktok-Videos produziert, vor der Kamera stehen keine Models oder Schauspielerinnen, sondern junge Mitarbeiterinnen. Es soll „echt“, „lustig“ und „spielerisch“ sein, nicht so perfekt wie der Instagram-Kanal. Mit engagierten Konsumentinnen, die selbst auch Videos drehen, arbeitet die Marke ebenfalls zusammen – allerdings mit dem relevanten Unterschied, dass sie volljährig sein müssen und nicht mit Geld, sondern mit Kosmetik-Neuheiten bezahlt werden.

Essence bietet bewusst nur wenige Skincare- und keinerlei Anti-Aging-Produkte an, „weil solche Inhaltsstoffe auf junger Haut nichts zu suchen haben“, wie Isabelle Tambue sagt. Von einer Altersbeschränkung hält aber auch sie nichts, der Handel könne das Problem nicht lösen. „Es fehlt da vor allem noch an Aufklärung, nicht nur von den Marken und in den sozialen Medien, sondern auch im Elternhaus. Eltern sollten darüber Bescheid wissen, womit ihre Kinder sich da pflegen. Und idealerweise sagt auch mal die große Schwester oder die Freundin auf dem Schulhof: Pass auf, das ist noch nichts für dich.“

Greta sagt: „Klar weiß ich, dass ich Skin-care jetzt nicht unbedingt bräuchte, weil ich eigentlich keine Hautprobleme habe. Aber es ist halt ein schöner Teil von meiner Routine. Ich achte darauf, dass ich nicht zu viel benutze, weil ich weiß, dass es nicht gut für die Haut ist. Anti-Aging benutze ich gar nicht, eher so Sachen für mehr Feuchtigkeit.“ Ab und zu ist es trotzdem zu Hautreizungen gekommen, dann hat sie die Produkte abgesetzt.

Sie schminkt sich oft, aber nicht immer, an müden oder stressigen Tagen fällt die Routine auch mal aus. Ob es ihr besser geht, wenn sie geschminkt ist, oder ob sie sich schminkt, weil es ihr gerade gut geht, das lässt sich nicht so genau sagen. „Aber es ist nicht so, dass ich mich nackt oder hässlich fühle, wenn ich mal kein Make-up drauf habe.“

Beide, Greta und Susanne, empfinden sich als mündige Konsumentinnen. Sie glauben nicht alles, was Influencerinnen auf Social Media erzählen. Sie achten darauf, nicht zu viel Geld für Kosmetik auszugeben, Greta lässt sich das meiste ohnehin zum Geburtstag und zu Weihnachten schenken. Gerade haben sie zusammen eine Aufbrauch-Challenge gestartet: Sie wollen alle Kosmetikreste noch benutzen, bevor wieder etwas Neues gekauft wird. Project_glow stößt da allerdings schnell an seine Grenzen. Wenn Greta keine neuen Produkte mehr ausprobiert, wird das Interesse an ihrem Kanal schlagartig nachlassen.

Kinder haben von Natur aus exakt die Haut, nach der sich Frauen ab vierzig sehnen

Die Mutter hat sich von der Begeisterung ihrer Tochter anstecken lassen, sie teilen jetzt das Thema Beauty. Auch bei Susannes Schülerinnen kommt es super an, wenn sie einen Lippenstift auf dem Pult liegen sieht und ganz lässig fallen lässt: „Ach, ist das neue Watermelon Bomb Nummer 7? Den hab ich gestern für die Sammlung meiner Tochter gekauft, wie findest du den?“ Susanne sagt, dass sie von Greta gelernt hat, nicht umgekehrt. Sie macht jetzt auch die Morgen-Beauty-Routine mit angezündeter Kerze. „Und ich muss sagen: Seit ich mich mit dem Thema beschäftige, ist meine Haut viel besser geworden. Die war sonst immer etwas unrein.“

Zum Schluss noch schnell ein Besuch in Gretas Zimmer, das man von Tiktok bereits kennt. Es ist hell, freundlich und blitzsauber aufgeräumt, rund um den großen Schminkspiegel lagern ihre Schätze in Schubladen. Sesam, öffne dich: „Hier sind meine Sol de Janeiros, also die Bodysprays, die auch in den USA so berühmt sind. Das ist mein Haarreif – den zieh ich immer auf, um meine Skincare-Routine zu machen. Besonders schön ist der ja nicht. Hier hab ich meine Pinsel, und das ist meine Skincare, da ist auch was Koreanisches dabei. Da sind Toner, Gesichtssprays, Haarparfum. Und hier drin ist meine Make-up-Sammlung.“ Und so weiter.

Letzte Frage an Greta: Was ist eigentlich ihr Ziel mit Project _glow? Mehr Follower, klar. Auch: mehr Kollaborationen mit Marken, die sie gut findet. Irgendwann vielleicht auch mal für Geld, damit sie sich später für ihr Studium was dazuverdienen kann. „Aber ich könnte mir nicht vorstellen, das beruflich zu machen. Wenn ich das täglich mache, würde ich bestimmt den Spaß daran verlieren, weil dann so ein Druck dahinterstehen würde, täglich Videos hochzuladen. Auch aus dem Privatleben. Auch, wenn es einem mal nicht so gut geht.“

Bis zuletzt bleibt man in einer entscheidenden Frage hin- und hergerissen. Sind die Einflüsterungen des Konsums, der sozialen Medien, des Ideals von weiblicher Schönheit so perfide, dass selbst diese aufgeklärte Dreizehnjährige nicht mitbekommt, wie sie nach allen Regeln der Kunst manipuliert wird? Oder spielt sie auf der Klaviatur, die Märkte und Menschen ihr da bereitet haben, meisterhaft und zu ihrem eigenen Vergnügen?

Oder ist es einfach so, dass auf eine ganz seltsame Weise beide Antworten richtig sind?

Asien
Deutschland

DEBATTE UM ELIF ERALP

Medienkampagne gegen links?

Im Visier: Elif Eralp, Bürgermeisterkandidatin der Linken in Berlin.
FOTO: SEBASTIAN GOLLNOW/DPA

Kommentar „Für das Amt disqualifiziert“ vom 1. Oktober, „Rechtsstaat für alle“ vom 2. Oktober:

Unlautere Kampagne

Leider schließt sich auch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den zahlreichen Medienberichten und Äußerungen von Politikern der konkurrierenden Parteien an, die den Regierungsanspruch der Linken in Berlin mit unzulässigen Argumenten infrage stellen.

Detlef Esslinger betrachtet Elif Eralp als disqualifiziert für das Amt de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weil sie bis 2025 Mitglied der Roten Hilfe war. Wer die Geschichte der Roten Hilfe kennt, weiß, dass s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wichtige Massenorganisation war, in der sich viele Demokraten für den Schutz von politisch Verfolgten engagierten. Diese Organisation wurde mit dem Ziel der rechtlichen Unterstützung von linken Demonstranten bis heute fortgeführt. Die Berliner Spitzenkandidatin aufgrund ihrer Mitgliedschaft als disqualifiziert zu erklären, wird dieser Tradition nicht gerecht.

Der zweite Vorwurf in den Medien bezieht sich auf einen „Antisemitismus“-Verdacht. Er wird wieder und wieder am Beispiel eines einzigen Ortsverbands (Neukölln) festgemacht, in dem es zu antisemitisch zu wertenden Äußerungen gekommen ist. Der Landesvorstand und die Bundespartei haben unmissverständlich deutlich gemacht, dass sie einerseits die israelische Militärpolitik in Gaza kritisieren, andererseits aber am Existenzrecht des Staates keinen Zweifel lassen und sich von jeder Form von Antisemitismus distanzieren. Dies ist endlich anzuerkennen.

Es wäre sehr zu wünschen, diese unlautere Kampagne nun einzustellen und zur Kenntnis zu nehmen, dass eine große Zahl vo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in Berlin die Linke gewählt und ihr den Regierungs- auftrag gegeben hat. Sie haben sie gewählt, weil diese Partei sie mit konkreten Konzepten überzeugt, wie Veränderungen erreicht werden können bei Problemen, die sie in ihrer unmittelbaren Lebensumwelt und ganz persönlich erleben: bezahlbaren Wohnraum sichern, Gemeinschaftsaufgaben in öffentlicher Hand organisieren, statt sie dem Profitinteresse von Privatanbietern auszuliefern.

Prof. Dr. Klaus Sarimski,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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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wird als gedruckte Zeitung auf Papier und online auf der Nachrichtenseite SZ.de und in den Apps für Tablet und Smartphone vertrieben. Sie erscheint werktäglich, freitags mit SZ Mag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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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örtchen „so“

Meinungen kann ja jeder haben, wie er oder sie will, was aber hier, gelinde gesagt, ein Geschmäckle hat, ist der Satz: „Elif Eralp, die so gerne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will ...“ Abgesehen davon, dass alle Spitzenkandidat:innen gerne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wollen, deutet das „so“ an, dass hier eine Bewerberin keine berechtigten politischen Ziele hätte, sondern nur einen lächerlichen Wunsch. Schlecht, sehr schlecht, lieber Herr Esslinger, Sie landen damit in einer Schublade, in die Sie doch hoffentlich nicht gehören wollen. Renate Kraft, Hamburg

Über jeden Zweifel erhaben?

Ich les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seit vielen Jahren gerade deshalb gern, weil ich von ihr Differenzierung erwarte – auch und besonders im Kommentar. Umso befremdlicher finde ich den Kommentar von Herrn Esslinger über Elif Eralp. Besonders irritierend ist der Satz, wer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wolle, müsse „als Demokratin über jeden Zweifel erhaben sein“. Welcher demokratische Politiker wäre nach diesem Maßstab noch amtsfähig? Entscheidend sollten konkrete Äußerungen und Handlungen sein – nicht Kontaktschuld.

Leider empfinde ich diesen Kommentar nicht als Ausrutscher. Gerade seit der Berliner Wahl beobachte ich in der Süddeutschen eine zunehmend pauschalisierende Kommentierung der Linken. Reale Probleme mit Antisemitismus oder extremistischen Positionen innerhalb der Partei gehören selbstverständlich recherchiert und kritisiert. Umso wichtiger wäre es, zwischen einzelnen Personen, innerparteilichen Gruppen und der Gesamtpartei präzise zu unterscheiden.

Wenn stattdessen mit Assoziationen und Generalisierungen gearbeitet wird, nähert sich die Süddeutsche einem Kampagnenjournalismus an, von dem ich gerade eine liberale Qualitätszeitung deutlich unterschieden sehen möchte. Dass ich diesen Eindruck inzwischen bei einer Zeitung habe, die ich seit Jahren gern lese, enttäuscht mich erheblich.

Thorsten Liedtke, Hamburg

Kampagne wie aus der „Bild“

Ich war bis vor Kurzem felsen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die SZ, soweit das überhaupt möglich ist, einen neutralen und tatsächensbasierten Journalismus betreibt. In Sachen Linke und Elif Eralp trifft das allerdings in keiner Weise zu. Da gleichen Berichterstattung und Meinungsbeiträge eher Kampagnen, wie man sie aus Medien wie Bild und Nius kennt. Exemplarisch der Meinungsbeitrag am Donnerstag von Herrn Esslinger sowie das Aktuelle Lexikon zur Roten Hilfe. Der Autor spricht Frau Eralp die Befähigung zur Bürgermeisterin ab, weil sie bis zum vergangenen Jahr Mitglied der Roten Hilfe war. Diese rückt der Esslinger-Beitrag in terroristische Nähe, weil sie Linksextremisten verteidigt.

Auch das Aktuelle Lexikon (von mir immer als eine Art Faktenhintergrund für ausgewählte Meinungsbeiträge betrachtet, aber selbst kein Meinungsbeitrag) gibt nur die Verfassungsschutzauffassung wieder und die Tatsache, dass die Rote Hilfe RAF-Terroristen verteidigt hat. Am Freitag rückt ein Feuilleton-Beitrag die verdrehte, zumindest extrem verkürzte, Sicht des Aktuellen Lexikon gerade, in dem er darauf hinweist, wo die Ursprünge der Roten Hilfe liegen und darauf, dass auch linksextreme Straftäter ein Recht auf Strafverteidigung haben.

Ich wünsche mir deutlich mehr Mut der SZ, die unterschiedlichen Meinungen in der Redaktion offenzulegen und sie miteinander zu verknüpfen. Dann kann ich das als Leser nachvollziehen und muss nicht annehmen, dass ich Adressat einer Kampagne bin.

Christoph Witte, München

Nicht anrüchig

Die linke Spitzenkandidatin Eralp war Mitglied im Verein Rote Hilfe, weshalb Detlef Esslinger ihr die Qualifikation für das Amt de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abspricht. Beide, Haaf und Esslinger, unterscheiden nicht zwischen Beschuldigten und Verurteilten. Die Rote Hilfe organisiert juristischen Beistand für Linke, denen Straftaten vorgeworfen werden. Bei Esslinger werden daraus „Straftäter“, bei Haaf Menschen, „die mit dem Gesetz in Konflikt geraten sind“. Linken Beschuldigten juristischen Beistand zu verschaffen, ist nicht anrüchig. Dem Verein Rote Hilfe angehört zu haben, bedeutet nicht, dass man nicht zum Rechtsstaat steht, wie Esslinger unterstellt. Es erinnert mich an die Kampagne von Politikern der Union gegen die „Asylindustrie“. Inanspruchnahme von Rechten wurde als ihr Missbrauch interpretiert und Juristen, die Asylbewerbern dazu verhelfen wollten, wurden diffamiert. Dr. Eduard Belotti, Augsburg

Zutiefst demokratisch

In einem Rechtsstaat ist es Usus, dass ein Angeklagter einen Rechtsanwalt zur Seite gestellt bekommt. Der Angeklagte ist erst nach Urteilsverkündung entweder ein Straftäter, oder eben ein „unbescholtener Bürger“. Warum legt die SZ dann bei der Roten Hilfe andere Maßstäbe an? Sie schreibt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Roten Hilfe, dass diese Straftäter unterstütze. Die Rote Hilfe vermittelt Rechtsanwälte an beschuldigte Personen, die im Zusammenhang mit politischen Aktionen angeklagt werden. Diese Personen sind also erst mal keine Straftäter. Erst das Gericht stellt dies fest. Die Rote Hilfe ist daher eher eine zutiefst demokratische Organisation, die Betroffenen einen Rechtsbeistand zur Seite stellt. Man kann mit der politischen Richtung nicht einverstanden sein, die diese Organisation vertritt, sollte aber als „vierte Gewalt“ bei den Grundsätzen des Rechtsstaats bleiben.

Thomas Zachmayer, München

Lektüreempfehlung

Ich befürchte, dass Herr Esslinger mit seinem Kommentar zu Frau Eralp und ihre Mitgliedschaft in der Roten Hilfe eine Haltung veröffentlicht hat, welche die Verteidigung von Straftätern, die politisch links ausgerichtet sind, für nicht ehrenhaft hält.

Nach meiner Meinung ist das nicht mit dem Geist unserer Verfassung vereinbar. Ich empfehle dringend die Lektüre des Artikels des Kollegen Willi Winkler, der äußerst Erhellendes zu dem Thema Rote Hilfe formuliert hat. Gleichwohl bin ich froh, dass in dieser Zeitung auch Haltungen veröffentlicht werden, die ich nicht teile.

Franz-Josef Grümmer, Berlin

Angeklagte haben Rechte

Dank an Willi Winkler für seine sachkundigen und klaren Worte zur Aufklärung über die Rote Hilfe, die in den verfassungsschutzgläubigen Medien zurzeit kein gutes Standing hat. Es ist bezeichnend für den Zustand unserer Gesellschaft, dass die grundlegenden Prinzipien des modernen Rechtsstaats, zum Beispiel dass auch Angeklagte Rechte haben, immer wieder ins öffentliche Bewusstsein gehoben werden müssen.

In einer geschichts- und prinzipienvergessenen Gesellschaft verfangen Schmutzkampagnen, wie sie derzeit gegen die Berliner Linke und Elif Eralp laufen, äußerst zuverlässig. Der Mittelaufwand ist minimal, die Wirkung verheerend. Dank auch an die Redaktion, dass sie Winklers Beitrag ins Blatt genommen hat.

Hartmut Lindner, Chorin

Leserbriefe sind in keinem Fall Meinungsäußerungen der Redaktion, sie dürfen gekürzt und in allen Ausgaben und Kanälen der SZ, gedruckt wie digital, veröffentlicht werden, stets mit Angabe von Vor-, Nachname und des Wohnorts. Schreiben Sie Ihre Beiträge bitte unter Bezugnahme auf die jeweiligen SZ-Artikel an forum@sz.de

KORREKTUREN

Im Buch Zwei „Hier stand mal ein KZ“ vom 26./27. Oktober war in einer Aufzählung von einem Außenlager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Dachau in Allach die Rede – KZ-Häftlinge mussten im BMW-Werk in Allach Zwangsarbeit leisten. Das eigentliche Außenlager aber befand sich in der Nähe des Werkes auf der Gemarkung Feldmoching.

»»→ In „Keiner mag dich“ vom 6. Oktober (Feuilleton) wurden mehrere Zitate, in denen es um die Anzahl von Erfindungen aus Europa und Afrika geht, fälschlicherweise dem sachsen-anhaltischen AfD-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zugeschrieben. Tatsächlich gesagt hat sie der Podcaster Ben Berndt im Gespräch mit Siegmund.

»» In der Bildunterschrift zum Beitrag „Wer wird der Olympia-Kandidat“ auf Seite 21 der München-Druckausgabe des SZ-Sports vom 25. September wurde das obere von zwei Bildern falsch beschrieben. Darauf war nicht wie geschildert das Münchner Olympiazentrum abgebildet, sondern eine Kulisse mit dem Kölner Dom. Letzterer steht weiterhin in Köln.

»» In „Trauerflor mit politischer Botschaft“ vom 29. September (Sport) über das Nations-League-Fußballänderspiel zwischen Irland und Israel war zu lesen: „Irland hat den Staat Palästina offiziell anerkannt; die israelische Botschaft in Dublin wurde geschlossen.“ Um eine missverständliche Lesart auszuschließen: Nicht Irland hat die israelische Botschaft in Dublin geschlossen, sondern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selbst, und zwar als Reaktion auf eine aus ihrer Sicht „extrem israelfeindliche Politik“ Irlands. Irland hatte sich Südafrikas Klage wegen Völkermords gegen Israel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in Den Haag angeschlossen.

AUS DER REDAKTION

SZ Erstmals in der Geschichte der renommierten Journalisten-Auszeichnungen Wächterpreis und Theodor-Wolff-Preis hat eine gemeinsame Jury über die Gewinner beider Preise entschieden. Der Theodor-Wolff-Preis gehört zu den renommiertesten Auszeichnungen in der Medienbranche in Deutschland und wird seit 1962 jedes Jahr verliehen. Die Auszeichnung wird vom Bundesverband Digitalpublisher und Zeitungsverleger (BDZV) vergeben.

In der Kategorie „Gesellschaft und Dialog“ zeichnete die Jury Marvin Ku für seinen Beitrag „Nicht von hier“ für das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aus. Laut Jury verbindet der Autor humorvoll und fundiert das eigene Erleben zum Begriff Migrationshintergrund mi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Perspektive.

Für seinen Essay „Das Ertrinken im Redefluss“, ebenfalls im Magazin der SZ erschienen, gewann Jakob Schrenk in der Kategorie „Zukunft und Verantwortung“ die Auszeichnung. Die Jury lobte, der Autor zeige den Wandel der Kommunikationskultur, „warnend, amüssant, präz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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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ETTER

Berlin	Schauer	17°
Bremen	Schauer	15°
Brocken	Regen	5°
Dortmund	Schauer	14°
Dresden	Schauer	15°
Düsseldorf	Schauer	15°
Erfurt	wolkig	16°
Essen	Schauer	14°
Feldberg	Schauer	6°
Feldberg/Ts.	Schauer	12°
Frankfurt	wolkig	17°
Freiburg	Schauer	17°
Freudenstadt	Schauer	11°
Garmisch	Regen	15°
Hamburg	Schauer	15°
Hannover	Schauer	15°
Ingolstadt	Schauer	15°
Karlsruhe	Schauer	17°
Kassel	Schauer	16°
Kiel	Gewitter	14°
Koblenz	wolkig	17°

Im Süden und Südosten Regen, sonst trockener

Wetterlage

Tiefs über der Nordsee und Südkandinavien bestimmen das Wetter in Mitteleuropa. Bei wechselnder bis starker Bewölkung gibt es zahlreiche Schauer und örtlich auch Gewitter. Auf den Britischen Inseln, in Frankreich und im Süden Schwedens herrscht ebenfalls wechselhaftes Wetter. Auch auf dem Balkan sowie im Süden Italiens gehen gebietsweise Regengüsse nieder. Freundlich ist es dagegen von der Iberischen Halbinsel bis Norditalien.

Aussichten

Im südlichen Baden-Württemberg und in Südbayern regnet es noch längere Zeit. Der Regen zieht aber bis zum Abend langsam nach Österreich und Tschechien weiter. Sonst wechseln sich Sonne und Wolken ab. Vor allem an der Küste und im Nordwesten gibt es einzelne Schauer oder Gewitter. Die Höchsttemperaturen liegen nur zwischen 9 und 17 Grad. Dazu weht ein mäßiger bis frischer, an der Küste und in den Mittelgebirgen auch starker Wind.

Köln	Schauer	16°
Konstanz	Schauer	16°
Leipzig	wolkig	17°
Lindau	Schauer	16°
List/Sylt	Gewitter	14°
Lübeck	Schauer	15°
Magdeburg	Schauer	18°
Mannheim	wolkig	18°
München	Schauer	15°
Nürnberg	Schauer	15°
Oberstdorf	Regen	14°
Osnabrück	Schauer	16°
Passau	Schauer	15°
Rostock	Gewitter	16°
Saarbrücken	wolkig	17°
Schleswig	Gewitter	14°
Schwerin	Schauer	15°
Stuttgart	Schauer	16°
Trier	wolkig	17°
Wiesbaden	wolkig	17°
Zugspitze	Schnee	-1°

Europa

Amsterdam	Gewitter	15°
Athen	heiter	26°
Barcelona	heiter	24°
Belgrad	Schauer	24°
Bordeaux	Schauer	20°
Brüssel	Schauer	15°
Bukarest	wolkig	29°
Dublin	wolkig	14°
Dubrovnik	Gewitter	22°
Helsinki	bedeckt	5°
Istanbul	sonnig	26°
Kiew	wolkig	20°
Kopenhagen	Schauer	15°
Lissabon	heiter	27°
London	wolkig	16°
Madrid	heiter	24°
Mailand	heiter	21°
Moskau	wolkig	12°
Nizza	heiter	23°
Paris	wolkig	18°
Prag	Schauer	14°
Rom	Gewitter	22°
Salzburg	Regen	13°
Sofia	Schauer	28°
Stockholm	Regen	9°
Venedig	wolkig	22°
Warschau	Regen	16°
Wien	Schauer	18°
Zürich	Schauer	16°

Urlaubsorte	Luft	Wasser
Helgoland	15°	17°
Rügen	16°	16°
Sylt	14°	16°
Agadir	26°	22°
Antalya	28°	29°
Heraklion	24°	25°
Malaga	25°	24°
Palermo	22°	28°
Rimini	22°	25°
Tunis	26°	27°
Las Palmas	27°	24°
Zypern	31°	29°
Mallorca	25°	26°

Quelle:www.wetterkontor.de

Weltwetter		heute
Abu Dhabi	sonnig	42°
Bangkok	Gewitter	32°
Bogota	Schauer	16°
Boston	wolkig	16°
Buenos Aires	Schauer	16°
Chicago	wolkig	25°
Damaskus	wolkig	30°
Delhi	heiter	33°
Denver	wolkig	26°
Dom. Republik	Schauer	33°
Havanna	Schauer	31°
Hongkong	sonnig	30°
Houston	heiter	32°
Jakarta	wolkig	30°
Jerusalem	wolkig	25°
Johannesburg	wolkig	28°
Kabul	wolkig	22°
Kairo	wolkig	30°
Kuwait	wolkig	41°
La Paz/Bol.	heiter	17°
Lima	wolkig	24°
Los Angeles	st. bew.	27°
Malediven	Gewitter	31°
Manila	wolkig	32°
Mekka	Schauer	38°
Mexiko-Stadt	Schauer	20°
Miami	wolkig	35°
Montreal	wolkig	12°
Mumbai	wolkig	35°
Nairobi	Schauer	22°
New York	wolkig	21°
Panama	Gewitter	31°
Peking	heiter	29°
Perth	Schauer	20°
Riad	sonnig	37°
Rio de Janeiro	Schauer	32°
San Francisco	wolkig	20°
Singapur	Schauer	30°
Sydney	wolkig	32°
Teheran	wolkig	29°
Tel Aviv	wolkig	30°
Tokio	sonnig	25°
Vancouver	wolkig	18°
Washington	st. bew.	22°

Feuilleton

Philippe Sands wurde 1960 in London als Sohn jüdischer Eltern geboren. Er ist Anwalt und Schriftsteller sowie Professor für Rechtswissenschaften und Direktor des Zentrums für internationale Gerichte a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OTO: SAMUEL KIRSZENBAUM/BÖRSENVEREIN

„Deutschland steht zunehmend einsam da“

Interview von Jens-Christian Rabe und Ronen Steinke

Der Jurist und Schriftsteller Philippe Sands über Palästina, Deutschland – und die Frage, was hilft,

wenn ihm angesichts der Skrupellosigkeit der Mächtigen dunkle Gedanken kommen.

Der 66-jährige Brite Philippe Sands, der am Sonntag im Rahme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

handels erhält, ist Autor akribischer und brillant erzählter historischer Sachbücher wie „Rückkehr nach Lemberg. Über die Ursprünge von Genozid u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2016), „Die letzte Kolonie –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im Indischen Ozean“ (2022) oder zuletzt 2025 „Die Verschwundenen von Londres 38 – Über Pinochet in England und einen Nazi in Patagonien“. Vor allem aber tritt er als Anwalt vor internationalen Gerichten auf. Weltweite Beachtung fand sein Plädoyer im Februar 2024 a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in Den Haag. Sands prangerte die Illegalität der israelischen Besatzung unter anderem im Westjordanland an – woraufhin ihm die Richter auf ganzer Linie recht gaben und Israel zum Rückzug aufforderten. Beim Videotelefonat vor der Buchmesse erlebt man einen so nachdenklich aufgeräumten wie ausgesucht freundlichen Gesprächspartner.

SZ: Mr. Sands, denken Sie noch oft daran, dass Ihr bislang berühmtestes Plädoy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bislang keine Folgen hatte? Natürlich, noch ist der Nahostkonflikt ja nicht auf eine Weise gelöst, die mit diesen klaren Vorgaben des Rechts übereinstimmt.

Das ist sehr diplomatisch formuliert. Zeigt der Fall nicht vor allem die krasse Machtlosigkeit des Völkerrechts?

Das sehe ich überhaupt nicht so. Denn was das Recht da geleistet hat, ist, einen Rahmen abzustecken, in dem sich eine politische Konfliktlösung eines Tages wird bewegen müssen. Und das ist exakt das, worum es geht. Abgesehen davon: 98 Staaten nehmen gerade an Verfahren in Den Haag teil, so viele wie noch nie. Die Idee des Völkerrechts ist heute unendlich viel einflussreicher, als das zu früheren Zeiten vorstellbar gewesen ist.

Die Netanjahu-Regierung hat aber, nachdem sie ein paar Verwünschungen in Richtung Den Haag ausgestoßen hatte, einfach weitergemacht wie immer. Ja, die Situation ist weiterhin albtraumhaft, übrigens für Menschen auf beiden Seiten. Aber eine Sache hat sich sehr wohl schon verändert, allein durch den Richterspruch, den wir in Den Haag erwirken konnten. Eine Anzahl von Staaten weltweit hat sich entschieden, den Staat Palästina anzuerkennen. In Europa steht Deutschland inzwischen zunehmend einsam da mit seiner Haltung, Palästina diese Anerkennung zu verweigern.

„Die Herrscher in Moskau wissen jedenfalls genau, was sie getan haben.“

Den Fall Deutschland könnte man pessimistisch auch so interpretieren: Völkerrechtliche Richtersprüche beeindrucken nur diejenigen, die sich auch beeindrucken lassen wollen.

Tja, wir brauchen zweifellos einen langen Atem. Und ich sage das als Jude und Freund Israels. Aber gerade wenn ein Mitglied der Familie sich nicht richtig verhält, darf man nicht wegsehen. Im Gegenteil. Man hat eine ganz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wie schwierig es auch sein mag, die wahrzunehmen. Wenn mir bei meiner Arbeit manchmal dunkle Gedanken kommen, denke ich zurück an Pioniere des Völkerrechts wie Hersch Lauterpacht oder Raphael Lemkin...

...zwei polnisch-jüdische Denker, die den Begriff des Genozids prägten und im Recht etablierten...

...und daran, wie sie sich wohl gefühlt haben müssen in den 1930er- und 1940er-Jahren, klein und ohnmächtig. Wenn sie sich in eine Ecke verkrochen und geheult hätten, wir hätten es ihnen nicht verübeln können. Haben sie aber nicht. Und wir haben heute das, was sie an Positivem geschaffen haben. Das sollte uns daran erinnern, dass wir an unseren Werten und Idealen festhalten und einfach weiterarbeiten. Ein Schritt vorwärts, einer zurück, ein Schritt zur Seite, und wieder einer nach vorn.

Aber ist es nicht grotesk: Noch nie gab es so viel Sprechen über Völkerrecht – aber einflussreiche Machthaber wie Putin interessiert es einfach nicht?

Das stimmt nicht so ganz. Es interessiert sie schon. Wenn man genauer hinsieht, wird es spannend: Russland hat in allen Verhandlungen über eine Friedenslösung für die Ukraine immer die Bedingung gestellt, dass erst einmal eine vollständige Amnestie für russische Verbrechen gelten müsse. Was sagt uns das?

Dass sich auch die Russen vor dem Völkerrecht fürchten?

Die Herrscher in Moskau wissen jedenfalls genau, was sie getan haben. Und sie wissen offensichtlich auch, was nach heute geltendem internationalen Recht als Konsequenz zu erwarten ist.

Das heißt aus Ihrer Sicht, ein Anfang ist gemacht?

Der historische Moment von 1945, als in Nürnberg die Nazi-Kriegsverbrecher vor Gericht kamen, war bahnbrechend. Es war das erste Mal i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dass 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nicht nur die Rechte von Staaten anerkannt hat, sondern auch von Individuen und Gruppen. Das war eine Revolution. Und das steht jetzt auf dem Spiel, weil diese Errungenschaft heute angegriffen wird. Durch Russland, durch China, durch die USA. Was mich fasziniert, ist aber, dass die meisten Staaten der Welt nicht mitmachen bei dieser Attacke.

Tatsäch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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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be Ihnen ein Beispiel: Wir haben seit 1948 eine Konvention zur Verhinderung von Genozid, dank der Arbeiten von Raphael Lemkin und anderen. Eine ähnliche Konvention zur Verhinderung vo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gibt es bis heute nicht. Aber raten Sie mal, was in diesem Jahr geschehen ist: Die Staaten der Welt haben begonnen, darüber zu verhandeln – trotz der Gegnerschaft Russlands und Chinas und einer distanzierten Haltung der USA. Das heißt, dieses menschliche Streben nach gerechten Regeln, nach einer Herrschaft des Rechts, kann auch durch diese mächtigen Staaten höchstens verzögert, aber nicht aufgehalten werden. Etwas viel Größeres, Historisches vollzieht sich hier, wenn auch nur langsam.

Zynisch könnte man sagen: Die kleinen und mittleren Staaten beschreiben mal wieder Papier. Während die großen und mächtigen Staaten darauf vertrauen, dass am Ende kein Weltgerichtsvollzieher sie zu irgendetwas zwingen kann.

Als ich in den 1980er-Jahren anfing, mich mit Völkerrecht zu beschäftigen, als junger Forscher in Cambridge, durfte ich ab und zu mit einem sehr angesehenen Rechtshistoriker zu Mittag essen, Sir John Baker. Ein ganz feiner Mensch. Und wenn ich ihm erzählte, über welcher spannenden Frage des Völkerrechts ich gerade grübelte, dann lächelte er und sagte Sätze wie: „Ah ja, Philippe, ein ähnliches Problem hatten wir im englischen Recht im Jahr 1472! Und es hat 275 Jahre gebraucht, bis wir es ausbaldowert hatten.“ So ist es nun mal mit diesen Dingen. Es braucht Jahrhunderte.

Wen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New York Times“ sagt, er brauche gar kein Völkerrecht, er erkenne über sich keine andere Autorität als seine eigene Moral, was löst das aus?

Wenn der Supreme Court in Washington dem Präsidenten dann auch noch bescheinigt, er könne straflos tun und lassen, was er wolle, dann strecken auch diese Richter in Washington den Mittelfinger in Richtung der Ideen von Nürnberg 1945. Das sind wohlgemerkt Ideen, die damals maßgeblich von den USA etabliert wurden, vertreten durch den Chefankläger Robert Jackson. Dies ist der Kampf, in dem wir uns gerade befinden. Aber dieser Kampf läuft schon seit Jahrzehnten. Aber er spitzt sich gerade doch ziemlich zu. Nicht zuletzt weil Trump sich ja auch sonst um das Recht nicht sehr zu scheren scheint.

Allerdings. Als jedoch etwa die Nazis in Deutschland an die Macht kamen, knickte die deutsche Justiz extrem schnell ein. Das ist in den USA gerade im Großen und Ganzen ganz anders. Das macht mich sehr zuversichtlich.

„Der Fortschritt kommt graduell. Kein Kampf für ihn ist ganz vergebens.“

Aber machen Sie denn diverse Entscheidungen des Supreme Courts nicht auch richtig wütend?

Auf jeden Fall. Aber ich bin Sohn eines Zahnarztes und entsprechend durch und durch Pragmatiker. Auch kleine Dinge können beweisen, dass ein System funktioniert.

Der amerikanische Chefankläger in Nürnberg, Robert Jackson, versprach in seiner berühmten Eröffnungsrede, dass die neuen Regeln des Völkerstrafrechts eines Tages auch auf jene Staaten angewandt werden würden, die in Nürnberg zu Gericht säßen, unter ihnen die USA. Ein Versprechen, das bis heute nicht realisiert worden ist.

Ganz so würde ich das nicht sagen. Bei Verbrechensvorwürfen gegen die USA im Irak, aber auch gegen israelische Truppen in Gaza zum Beispiel, hören wir inzwischen regelmäßig, es werde eine interne Untersuchung geben. Diese Notwendigkeit haben amerikanische oder israelische Militärverantwortliche vor 50 Jahren noch gar nicht verspürt, heute halten sie es für besser, da zumindest ein Stück weit einer internationalen Erwartung nachzugeben. Kann das Recht verhindern, dass Verbrechen geschehen? Nein. Aber ist das Recht deshalb einfach irrelevant? Ebenfalls nein. Wir bewegen uns irgendwo dazwischen. Der Fortschritt kommt graduell. Kein Kampf für ihn ist ganz vergebens. Sie sind ein echter Optimist.

Absolut, aber ich kann Ihnen auch erklären, warum: Einer der wichtigsten Momente in meinen Leben als Jurist war die Verhaftung des einstigen chilenischen Diktators Pinochet 1998 auf Grundlage einer Anklage eines spanischen Richters wege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Noch als ich studiert habe, war das vollkommen undenkbar. Meine Professoren hätten gelacht, wenn ich gesagt hätte, dass so etwas dereinst passieren würde. Und doch passierte es. Deswegen bin ich optimistisch. Backlashes wird es immer geben. Die gehören dazu. Na und? Ich bin Anwalt, habe ein dickes Fell, und rolle einfach den nächsten Fall auf.

Bis heute ist kein Staat wegen des Vorwurfs des Genozids für schuldig befunden worden. Sie streiten als Anwalt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gerade dafür, dass der Staat Myanmar wegen seines Umgangs mit der Volksgruppe der Rohingya verurteilt wird... ...ja, und je nachdem, wie die Richter im Fall von Myanmar entscheiden und welche Maßstäbe sie entwickeln, wird das sehr schnell auch relevant sein für die Frage, ob das israelische Vorgehen im Gazastreifen die Definition von Genozid erfüllt oder nicht.

Wieso hat es das bis heute nie gegeben? Deutschland wurde nach 1945 nie als Staat verurteilt, es ging immer nur gegen Individuen. Bosnien hat einmal versucht, Serbien wegen der Verbrechen in Srebrenica und anderswo wegen Genozids verurteilen zu lassen. Aber der Internationale Gerichtshof hat sich geziert, indem er gesagt hat, Serbien sei nicht verantwortlich, denn die Täter von Srebrenica seien Paramilitärs gewesen, die nicht von Serbien kontrolliert worden seien. Nun also ein neuer Versuch.

Im Myanmar-Fall könnte es zum ersten Mal so sein, dass eine Staatsführung als solche für schuldig erklärt wird. Bislang hat das Gericht immerhin schon mal einstweilige Anordnungen getroffen, also Anweisungen an die Regierung in Myanmar, dass sie mit bestimmten Handlungen aufhören sollten.

Hat das die Mächtigen dort beeindruckt?

Nicht vollständig. Aber manches hat dann doch aufgehört. Und am Tag nach der Gerichtsentscheidung bekamen wir Anwälte ein Foto geschickt, von Angehörigen der Rohingya-Community. Da war ein großer Raum voller Menschen, die sich die Gerichtsentscheidung im Livestream angesehen hatten, und sie hielten ein Stück Papier hoch mit einer ganz einfachen Botschaft für uns: „Danke“. Was, denken Sie, bewegt diese Menschen?

Für diese Menschen sind die kleinen Erfolge, die wir in Den Haag erringen, nicht wertlos. Ebenso wenig wie es den Menschen in Gaza egal ist, wenn der Gerichtshof sich an ihre Seite stellt. Es gibt ihnen Hoffnung. Kurz bevor ich in Den Haag mein Plädoyer zum Fall der Rohingya hielt, traf ich in Washington auf einer Konferenz Thomas Buergenthal, den langjährigen amerikanischen Richter a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Er war als Kind in Auschwitz und er sagte zu mir: Wenn es schon 1944 ein Stück Papier gegeben hätte, auf dem steht, dass Völker-mord etwas Verbotenes, Geächtetes ist, und ein Gericht, das bereit ist, klar und deutlich vor der ganzen Welt zu sagen, dass diese Behandlung von Menschen verbrecherisch ist und aufhören muss – dann hätte es vielleicht nicht unmittelbar etwas geändert. Aber es hätte uns doch hoffen lassen. Das ist der Grund, weshalb wir unsere Augen immer auf dem Ziel behalten. Auch in den jetzigen schwierigen Zeiten. Und weshalb wir immer weiter daran arbeiten, das System aufzubauen. Nun sind Auschwitz 1944 und Gaza 2006 zwei sehr verschiedene Situationen ran arbeiten, das System aufzubauen. Nun sind Auschwitz 1944 und Gaza 2026 zwei sehr verschiedene Situationen, oder nicht?

Natürlich. Und ich kann und will einer richterlichen Entscheidung auch nicht vorgreifen. Wann immer der Internationale Gerichtshof bekannt geben wird, wie er denn nun die Verbrechen an den Rohingya in Myanmar rechtlich einstuft, werde ich anschließend sagen, welche Schlussfolgerungen sich daraus auch für eine Einstufung der Verbrechen in Gaza ziehen lassen. Vorher ist das nicht möglich. Dafür sind die Maßstäbe zu unklar. In Ihrem Buch „Rückkehr nach Lemberg“ haben Sie beschrieben, wie frustrierend es für die zwei polnisch-jüdischen Juristen Hersch Lauterpacht und Raphael Lemkin war, dass die Alliierten in Nürnberg letztlich dem Thema Genozid 1945 kaum Beachtung schenken wollten.

Die Amerikaner verhinderten sogar, dass das Wort im Nürnberger Urteil auftaucht! Zu groß war die Sorge, dass der Vorwurf sonst irgendwann wie ein Bumerang zurückkommen könnte. Die systematische Lynchkampagne gegen Schwarze in den amerikanischen Südstaaten war schon sehr präsent. Auch die Behandlung der Ureinwohner der USA. Ein Grund, weshalb der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mir so viel bedeutet, ist, dass er die Bedeutung der juristischen Arbeit mit der Bedeutung des Schreibens verbindet. Die Idee, dass wir die Prinzipien, die uns wichtig sind, auf unterschiedliche Weisen hochhalten und erzählen können. Das eine ist nicht wichtiger als das andere, aber mit dem Schreiben erreiche ich natürlich viel mehr Menschen als mit meinem Einsatz vor Gericht.

Wenn Sie eine der beiden Tätigkeiten wählen müssten, für welche würden Sie sich entscheiden?

Ist es ein größerer Erfolg, ein einzelnes Urteil erstritten zu haben oder einen einzelnen Roman geschrieben zu haben? Was mich verblüfft hat an meinem Buch „Rückkehr nach Lemberg“, ist, dass es in 35 Sprachen übersetzt wurde und offenbar beinahe eine Million Menschen weltweit gefunden hat, die dadurch ihr Interesse am Völkerrecht entdeckt haben. Wenn wir das Momentum von 1945 bewahren wollen, dann können wir uns wahrscheinlich nicht allein auf Juristen und Akademiker verlassen, es braucht auch so etwas.

Wie sehr können Sie beim Schreiben Ihre Rolle des Anwalts verlassen?

Ich habe darüber mal mit Bernhard Schlink gesprochen. Ich wollte von ihm wissen, ob er, wenn er schreibt, bereits daran denkt, wie seine Leser ihn lesen werden. Er sagte: niemals. Er fühle sich davon völlig frei.

Und Sie?

Ich denke ununterbrochen daran, wie die Leser wohl reagieren werden. Bernhard konnte übrigens auch sofort erklären, warum wir beide da so anders sind. Er sagte: „Philippe,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uns hat einen sehr einfachen Grund: Ich bin Richter, du bist Anwalt.“ Erwischt.

Von Thore Rausch

Moritz von Uslar ist vor zwei Jahren in den oberfränkischen Wald gezogen, in ein graues Jagdschloss zwischen tiefgrünen Fichten. Dort, in einem Arbeitszimmer mit fünf großen Fenstern, schrieb er einen der wenigen tatsächlich aufregenden Onlineblogs der Gegenwart: „Meldungen aus dem Wald“. Nun ist daraus ein Buch geworden. Darin heißt es: „Die Kunst des quatsching / The art of plaudering / The way of letting a Text move to the blockrocking beat / Und dann: Bumm, Bumm, heavy denking, Buuuuuuum, Diggi, Diggi.“

Wenn Uslar schreibt, klingt es, als betrete er eine Kneipe und stoße im Hineingehen mit der Hüfte ein Glas vom Tisch. Man dreht sich um. Wer spricht da so? Als er sichtbar, hörbar wurde ab den Neunzigern, führte diese Gesamterscheinung zu Naserümpfen. Die stets nachgeschobene Frage in Feuilletons war diese hier: Ja, aber hat einer, der mit so daherkommt, denn auch etwas zu sagen? Das ist lange her, heute veranstalten Universitäten Seminare zu sprachschwachen Erfolgsphänomenen wie Caroline Wahl. Uslar ist 56, und im Kanon der teilnehmenden Gegenwartschronisten, die früh den Osten erklärten („Deutschboden“), steht er längst felsenfest, aktuelle Daseinsform: försterstyle.

Der Waldmensch will dem Reporter sofort sein Waldleben zeigen

Bahnhof Marktredwitz. Uslar lehnt am Geländer, trägt eine graue Lodenjacke, und wie er da so steht, strahlt er große Ruhe aus und will das auch. Guten Morgen, ja, es gehe ihm gut, die Luft, die Sonne, na klar. Der Waldmensch will dem Reporter sofort sein Waldleben zeigen. Uslar steigt in den silbernen Subaru Forester, für den Innenraum nutzt er ein Duftspray mit der Aufschrift „Harmonie“. Geruch: Zeder.

Uslar, ausgebildet beim krawalligen Zeitgeist-Magazin Tempo, danach lange beim SZ-Magazin, kurz und superdeprimiert beim Spiegel, dann bei der Zeit. 2024 stieg er aus, weg vom Dauervibrato der Zeitungsredaktionen, weg aus Berlin. Sein Onkel übergab ihm knapp tausend Hektar Wald. Darin: ein barockes Jagdschloss, einige Handwerkshäuser, ein Wirtshaus, Teiche, ein Waldfriedhof. Er sei hier oft als Kind gewesen, meint Uslar, doch Heimweh sei nicht der Grund für seinen Rückzug, nein, er misstraue „jeder Art von Heimatkitsch“. Oberfranken sei eh, das müsse man wissen, „legendär strukturschwach“. Seit die Porzellanfabriken geschlossen sind, habe der Kapitalismus die Lande verwüstet, das gefalle ihm aber eben deutlich besser als Oberbayern, wo alles zum Brüllen schön sei.

Bayern, wo alles zum Brunden schon sei. Man folgt ihm zu seinem Schloss, einem grauen Barockbau. Uslar nennt es in vorauseilender Verteidigung „Haus“ und fügt an, rein optisch könne es auch eine „Mietskaserne im Prenzlauer Berg“ sein. Das schwere Tor öffnet er mit einem fast schon komisch großen, eisernen Schlüssel. Die Familie seiner Mutter, fränkischer Landadel, habe den Bau 1870 übernommen. „Frag mich nicht nach der Geschichte des Hauses“, sagt Uslar, „ich kenne sie nicht.“ Seiner tiefgelegten Er- zählonkel-Stimme muss man zuhören, es geht nicht anders, besonders, wenn es hier so ha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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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man über seine adlige Herkunft spricht, ist Uslar ein bisschen blockiert, er wolle keinen falschen Eindruck erwecken, daher bitte nicht über die Ahnen-

Knapp tausend Hektar Wald: Moritz von Uslar in seinem Forst in Oberfranken.
FOTO: FLORIAN MIEDL

Heavy Denking

Der Schriftsteller Moritz von Uslar ist in ein oberfränkisches Schloss gezogen. Der dort entstandene Onlineblog erscheint jetzt als Buch.

porträts schreiben, die Holzmöbel oder den kleinen Konzertsaal mit dem Flügel und so. Kein Problem. Wo ist er denn zu Hause, wenn nicht hier? „Meine Heimat ist Techno“, meint Uslar, okay, eine Halle, in der frühe Neunzigerjahre-Technomusik läuft. „Nirgendwo kenn“ ich mich so gut aus, sorry.“ Was man sich in einem Club nicht in aller Kürze zubrüllen könne, müsse überhaupt nicht gesagt oder gar aufgeschrieben werden.

Man mache sich nichts vor: Hinter Uslars performativer Extremlässigkeit steckt harte Arbeit. Das Schreiben zum Beispiel: eine Ganzkörpererfahrung. Die Buchstaben würden ihm so richtig aus der Brust, aus den Beinen kommen. Auf den 592 Seiten seines Buchs hämmert er mit beiden Füßen zwischen literarischem Gaspedal und Bremse. Im Wechsel über die unwichtigsten und wichtigsten Dinge auf Erden. Schön, wenn ein deutscher Gegenwartsbeobachter mal nicht in Berlin sitzt, wo die anderen auch alle sitzen und sich womöglich auch mal langweilen: „Ich brauche die Oberfranken-Mittelmäßigkeit in meinem Leben, um herrlich fitten shit rauszuhauen“, schreibt Uslar, der sich aus dem Wald oft in die Weltpolitik einmischt, etwa zu Trump („Natürlich, auch das ist wahr: Er kann so herrlich singen. Wie er den Kopf zur Seite legt und es aus seiner orangefarbenen Birne herausseiern, -leiern, -eiern, -suppen lässt“).

Seinen Blog in gebundener Form auszudrucken, ist das schon eine Idee? Er habe genug Ideen gehabt, sagt Uslar. Aber Frage: Müsste man nicht wieder mehr experimentieren im Journalismus?

Läuft nicht der wirklich geile Stoff schon länger im Kino oder liegt in der Buchhandlung? Uslar winkt ab, es sei nicht die Zeit für Blödelei: Man müsse jetzt beschreiben, was passiert, und eine Haltung finden!

In seinem Buch hält er damit nicht zurück: „Fuck Trump“, „Fuck off, Berlin-Schöneberg-Spießer“, „Fuck AfD“, „Fuck off Insta-Köche“. Michelle Obama meinte mal: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Uslar sieht das anders. Er bestehe darauf, laut, unkorrekt, pubertär zu sein. Das dürfe man nicht den Rechten überlassen, die man „nicht mit dem Florett“ bekämpfen solle, „nein, gleich mit dem Bierkasten werfen“. Das ist so frei in der Form, zeitweise auch so lustig, es war ihm ein absolut dringendes Bedürfnis, so plakativ zu schreiben, dass die Zeit es niemals drucken würde.

Man will sich jetzt „einswingen“ in den Wald, wie Uslar das nennt, das Auge trainieren. Ein bisschen driften im Subaru durch den goldenen Herbsttag. Uslar hält zwischendurch an, deutet auf „Waldbilder“, dort solle der Reporter lernen, zu „sehen“. Welche Baumsorten stehen hier? Wie dicht stehen die Bäume? Uslar redet jeden Tag mit seinem Förster, sie verkaufen ihr Holz in alle Welt, wird ein neuer Förster gesucht, gibt es ein „Förstercasting“. Wie ist aus Uslar in so kurzer Zeit ein Forstunternehmer geworden? Er setzt an, die Stimme dämpft er im Wald, andächtig: „Ich tu’ so“, lange Pause, „als wüsste ich was.“

In diesem Satz steckt viel davon, was Uslars Schreiben auszeichnet. Seine Reporterfigur ist nicht ahnungslos, aber sich eben auch meistens nicht sicher. Weswegen sein Werk besser gealtert ist als das anderer Popjournalisten, die einem breitbeinig die Welt erklären, als wäre die nicht längst zu komplex für so was. Uslar ist ein Zweifler, er meint es eben nicht ironisch, seine Augen wandern umher, er befindet sich in einem Zustand der Supersensitivität, ahnt blitzschnell, wenn man friert oder eine weitere Portion Kartoffelsalat möchte, und er hat nach einigen Sätzen verlässlich einen Vorschlag, wie genau der Reporter das jetzt aufschreiben könnte.

Weiter mit den Sehübungen im Wald. Man freut sich über: Douglasie, Tanne, Buche, auch Zeder. Die Fichte, Uslars Wald besteht zu 70 Prozent aus Fichten, wird den Klimawandel nicht überstehen. Auch der grässliche Borkenkäfer bedroht sie. Sein Blick streift die Baumkronen, auf der Suche nach verfärbten Nadeln, ein Zeichen für Befall. Weniger Fichte, mehr Laub, also vor allem mehr Buche, das ist der Plan, der hier seit nun auch schon 40 Jahren umgesetzt wird. Letztens haben Mitarbeiter der Deutschen Bahn zwei Linden der denkmalgeschützten Allee gefällt, die 1780 gepflanzt wurde, weil sie zu nah an den Gleisen gestanden seien. Als er die Nachricht bekommen habe, er war gerade in einer Berliner Kneipe, habe es ihn gestochen, erzählt Uslar.

Er deutet aus dem Fenster, hier müsse man mal durchforsten, Stichwort: Bestockungsgrad. Stichwort: Naturverjüngung. Der Reporter ist nach der Waldinventur völlig zugeholzt, und der Waldbesitzer wird nervös, wie jeder Schreiber hat Uslar schreckliche Angst davor, zu langweilen. „Hab ich jetzt überzogen?“ Nee, passt.

18.30 Uhr. Man will jetzt noch ein Bier trinken. Uslar brettert mit dem silbernen Subaru in weiten Bögen über die Landstraße, wobei sich, immer wenn die Bäume am Wegesrand für einen Augenblick lichten, am Horizont die weichen Hügel Tschechiens unter einer übergroßen, pastellpinken Sonne zeigen, schemenhaft zunächst, dann deutlicher: ein Abendhimmel für alte Meister und Heimatdichter, fast ein bisschen schöner als nötig. „THE BIG FRÄNKONIAN SKY“, ruft Uslar, „yeeeaah“.

„Gasthof zur Goldenen Sonne“, Pilgramsreuth. Uslar klopft zur Begrüßung auf alle Tische. Kneipenwirtin Christl gibt „Moritzle“ einen eigens für ihn gravierten Krug mit Deckel. Habe er Sorge, als Gegenwartsbeobachter im Wald nicht mehr mitzukommen? Nein, er sei längst alt im Kopf, meint Uslar, und er würde das „fucking enjoyen“. Für Uslar, dessen „Let it rock“-Tattoo auf dem Handgelenk etwas verblasst ist, sei die Gegenwart unentschlüsselbar, diese Yogaleute, alles sei Pop, alles Oberfläche. Leif Randts Bücher würden „ihn zu Tode fürchten“. Hier im Gasthof liegen noch kleine Tischdeckchen auf braunem Holz. Die Zeit steht still. Und da hinten, meint Uslar und zeigt auf eine Treppe, habe sich sein Kumpel Christian Kracht im Jahr 1995 am Geländer festgeklammert und gesagt, hier sei es so schön, hier wolle er nie wieder weg.

Themen am Jägertisch: Wölfe, Staatsversagen, Fleischersatzprodukte

Ein Mann mit einem roten Kopf tritt ein, einer der Jäger aus Uslars Wald, der ihn „Herr Baron“ nennt. Man setzt sich zusammen, nachdem er sein Gewehr, das er über der Schulter trug, nach einer Schelte der Kneipenwirtin wieder verstauen musste. Gesprächsthemen am Jägertisch: Wölfe, Staatsversagen, Fleischersatzprodukte.

Dienstagfrüh. Man spaziert ein letztes Mal, um den Herrn Baron zu besuchen, ein Stück durch den Wald, ein kühler Herbstmorgen, die Morgensonne reflektiert den Atem. Immer weiter, vorbei an den Handwerkshäusern, durch das schwere eiserne Tor, und Uslar sitzt in der Küche, die Zeitung aufgeschlagen.

Sein Frühstücksei kocht Uslar in fast sechs Minuten, weich wachsig, das sei ja der Gag, meint er. Uslar traf damals jahrelang für die Zeit Prominente zum Frühstück, der Morgen hat noch so was Unscharfes. Ein bisschen Tagespolitik für den Frühstücker, was ist das größte Problem des Kanzlers? Merz sei eben „ein kalter komischer Vogel“, sagt Uslar und säbelt sein Ei mit dem Messer, in Stahlbrillenträger Chrupalla könne sich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wiedererkennen. Man würde übrigens die AfD, die nur über Emotionen komme, nicht nur mit Faktenchecks besiegen, aber er müsse jetzt mal nach dem Kaffee schauen.

Noch einmal vor die Tür. Gleißender Morgen, „What a great day to be alive“, meint Uslar. Den Rhythmus hat er. Und wer braucht schon Melodien?

Moritz von Uslar: „Meldungen aus dem Wald: Gegenwartsmitschriften“,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2026. 592 Seiten, 26 Euro

Prämierter Booktoker Julius-Campe-Preis für Literaturkritik geht an Thomas Sachsenmaier.

Der Julius-Campe-Preis für Literaturkritik und -vermittlung, den der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jedes Jahr bei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vergibt, ist skurril dotiert. 99 Flaschen Wein und ein Faksimile von Heinrich Heines „Französische Zustände“ gibt es zu gewinnen. Über das Sperrgepäck freuen durften sich schon unter anderem Roger Willemsen, Elke Heidenreich und Thea Dorn, neben vielen anderen großen Namen der althergebrachten Bücherwelt.

Der schwäbische Booktoker, Bookstagramer und SWR-Moderator Thomas Sachsenmaier, Instagramhandle @thomas_bookclub, ist der erste Preisträger, der sich alkoholfreien Wein auserboten hat. Das erfährt man im Rahmen der Preisverleihung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In der langen und meritenreichen Liste der Preisträger ist er außerdem der erste Social-Media-Creator, der den Preis gewinnt.

Oft sitzt Sachsenmaier in seinen Videos auf einem Blumensessel und hält „Beschdseller“ und andere Bücher in die Kamera. Sachsenmaier kommt aus der Bubble, ist aber als SWR-Mann auch in traditionellen Sphären ansschlussfähig, kurz: Er ist ein gut geeigneter Preisträger, um eine auch institutionelle Wahrnehmungserweiterung der Literaturkritik zu softlaunchen.

Sebastian Fitzek spricht vom „erlesenen Countryclub der Feuilletons“

Laudatiert wird Sachsenmaier von niemand Geringerem als Sebastian Fitzek, dem meistgelesenen deutschen Autor der Gegenwart. In seiner Rede nimmt Fitzek den verbalen Spaten, um den Graben zwischen den seiner Darstellung nach verfeindeten Lagern der Feuilletons und der Social-Media-Creators ein wenig zu vertiefen.

Allzu einfach wäre es gewesen, den schwäbelnden Sachsenmaier als spleenigen Booktoker zu diffamieren, mit dem Ziel, ihm „den Zugang zum erlesenen Countryclub der Feuilletons“ zu verwehren, sagt Fitzek. Aber der Preisträger ist doch Redakteur bei eine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Kulturformat?

Dem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Sachsenmaier gelinge es immer wieder, seinen Followern „auch Shakespeare unterzujubeln“, so Fitzek. Dabei kritisiere er nie von oben herab, sondern frage sie: „Was magst du denn“? Der Subtext der Laudatio ist: Im Gegensatz zu. Der Booktoker ist nicht von oben herab, im Gegensatz zu wem? Er fragt seine Fans, was sie mögen, im Gegensatz zu wem? Vielleicht im Gegensatz zu allen Rezensentinnen und Kritikern, die die Bücher von Sebastian Fitzek nicht nur so vollumfänglich großartig finden, wie es doch seine mehr als 21 Millionen Fans tun.

Die Dualitätserzählung muss aber nicht sein: Sachsenmaier macht sich mit seiner Arbeit um die Literatur ebenso verdient wie die Preisträgerinnen und Preisträger vor ihm. Es braucht in der zunehmenden Vielfalt der Intermediäre zwischen Autorinnen und Lesern dringend Menschen wie ihn, die neue Zugänge zu Literatur erschließen, wenn es noch ein bisschen weitergehen soll mit dem Medium Buch. Bernhard Hec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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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Céline fucking Dion

Was wurde nicht spekuliert: Singt sie selbst?
Steht die Sängerin das gesundheitlich durch?
Kurz vor Ende ihrer langen Konzertreihe in Paris zeigt sich: Oh ja.

Von Oliver Meiler

Wann hat man zuletzt so viel massierte Fröhlichkeit erlebt, einen solchen Strom singender Glückseligkeit?

Mittwochabend, kurz vor 20 Uhr, in La Défense, dem Pariser Geschäftsviertel mit seinen modernen Hochhäusern, Endstation der Metrolinie 1. Die Menschen tauchen aus dem Untergrund auf, junge und nicht mehr so junge, Gruppen lachender Freundinnen, Familien, Frauen mittleren Alters in Paillettenkleidern, viele Männer auch, zwei als Cowboys verkleidet, und sie rennen zur Plenitude Arena, als trauten sie den teuren Tickets nicht, die ihnen einen nummerierten Platz garantieren. Immer mal wieder lässt jemand ein Lied anklingen, und alle stimmen ein, ziemlich falsch und atemlos, macht nichts.

Ein junger Mann trägt auf seinem Shirt den Aufdruck: „Céline fucking Dion“. Und vielleicht ist da alles drin, die ganze Verneigung der Fans vor der rebellisch resilienten Rückkehr ihres Stars, von dem sie dachten, er würde vielleicht nie mehr auf die Bühne zurückkehren und der sich nun doch zurückgekämpft hat. Ein Konzert von Céline Dion ist gerade etwas mehr als ein Konzert, es ist eine Art Gruppentherapie, ein Wohlfühlmoment. Natürlich nahe am romantischen Kitsch. Egal.

Dion leidet am „Stiff Person Syndrom“In den Korridoren der Arena ist es fürchterlich heiß, zum Glück kühlen sie den riesigen Mittelraum ab. Die Plenitude Arena ist die größte Halle Europas, 35 000 Leute passen da rein, ein überdachtes Stadion halt, normalerweise spielt hier der Pariser Rugbyclub Racing 92.

Sechs Jahre war Céline Dion weg. Gefangen in ihrer seltenen Krankheit, dem „Stiff Person Syndrom“. Sie sang nicht mehr, tanzte nicht mehr, ihre Karriere war eigentlich vorbei. Wie sollte sie jemals wieder eine große Bühne bespielen können? Und singen, wie sie früher sang, diese hohen Töne treffen?

Das Publikum mag jetzt nicht mehr warten, es hat schon so lange gewartet. Jedes Mal, wenn die Regie das Licht regelt, geht ein Aufschrei durch die Ränge. Neun Millionen Menschen wollten Karten für diesen ersten Block von sechzehn Konzerten, es gab aber nur etwas mehr als eine halbe Million. Dion hält Hof hier draußen in Nanterre, wenn man so will, das Format nennt sich „Résidence“. Früher empfing sie ihr Publikum viele Jahre lang im Caesars Palace in Las Vegas, der Rahmen war viel kleiner. Dass sie für ihr Comeback Paris wählte, obschon es Alternativen gegeben hätte, London zum Beispiel, halten vor allem die Franzosen für eine natürliche Evidenz. Hätte sie sich nicht für Paris entschieden, hätten sie es wohl für einen Verrat gehalten.

Es gibt da diese spezielle Verbindung von Céline Dion mit ihrem französischen Publikum, sie hat sich in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der Franzosen gesungen. Fast keine Hochzeit kommt ohne ein Chanson von Dion aus, kein Verliebtsein, kein Herzschmerz und keine Beerdigung. Die Québécoise ist der Weltstar, den die Franzosen selbst nicht haben, die Édith Piaf der Neuzeit.

Die Franzosen vergessen nicht, wie Cé-line, vierzehntes und letztes Kind der Dions, in den Achtzigern als Teenager im französischen Fernsehen aufgetreten war, mit schiefen Zähnen und biederem Repertoire. Die Stimme war schon damals da, klar, Céline Dion war ein seltenes Talent, und doch wurde sie in den Anfängen etwas belächelt. Das Mädchen sang wie eine alte französische Sängerin.

Auf ihrer Setlist: Mehr französische als englische Lieder

Doch dann wurde sie „amerikanisiert“, wie die Franzosen es nennen, sie lernte Englisch, kleidete sich zeitgemäßer. Auch ihr Singen war plötzlich moderner, sie suchte höhere Töne. Und fand sie, zog sie lang. In einer Fernsehshow erklärte sie einmal, wie körperlich beschwerlich das sei, dieses Stretching der Stimme. Aber es öffnete ihr die Welt.

Dann ist sie endlich da. Das Bühnenbild ist schlicht gehalten, damit nichts ihre Erscheinung stört. Stilisierte, graue Säulen aus Licht, die sich herumschieben lassen, zwei Bildschirme, die Céline Dion von nahe zeigen, man sähe sie sonst von hier hinten nicht: Eingang 34, Tür 108, Reihe 10, Platz 54. Die Choristen und die Musiker tragen alle schwarz. Dion trägt auch schwarz, aber auf sie fällt das Licht.

Sie beginnt mit „On ne change pas“, „Man ändert sich nicht“. Als Dion die ersten Töne singt, ist es ganz still im Publikum. Jeder hört jedem Ton nach, jeder Zerbrechlichkeit. Was war spekuliert worden: Singt sie wirklich alles selbst, kommt sie ganz hoch? Oder lässt sie sich helfen, vielleicht sogar mit Playback? Beim Stück „Encore un soir“ ist die Stimme sehr dünn, ein flatternder Windstoß. „Ça y est“, sagt sie dann, „hier sind wir wieder. Es war ein Versprechen. Und wir sind wieder in dieser Stadt, die ich so sehr liebe.“ Es sei ein langer Weg gewesen, mit vielen ungeplanten Hindernissen. „Aber schaut, wir sind hier – weil ihr mich liebt.“

Niemand hier hält diesen Satz für anmaßend. Man glaubt, zu wissen, wie sie das meint, obschon sie diese Sätze an je- dem der sechzehn Abende sagt. Im dritten Lied, „Because you loved me“, hat sie einen kleinen Hänger, sie fasst sich ans Oberteil ihres schwarzen Kleides, dann wird der Chor schnell viel lauter. Auf ihrer Setlist sind viel mehr französische als englische Lieder, die liegen ihr nun mal besser. Vor allem die, die der Musiker und Komponist Jean-Jacques Goldman für sie geschrie- ben hat. Die Platte „D’eux“ aus dem Jahr 1995, die aus dieser Zusammenarbeit ent- stand, ist bis heute das meistverkaufte Al- bum in französischer Sprache. Mit „D’eux“ ist sie in der frankofonen Welt erst so richtig groß geworden.

Bald geschafft: 16 Konzerte singt Céline Dion in diesem Herbst in Paris.
FOTO: AURORE MARECHAL/GETTY IMAGES

Zum Ende des ersten Aktes singt Céline Dion „The Power of Love“, ein Cover von Jennifer Rush, bombastisch arrangiert, und plötzlich ist sie ganz da, wie erlöst, auch die Stimme: befreit. Wenn man sich schon festlegen müsste, als Laie, von weit weg: Ja, sie singt selbst. Manchmal stellt die Regie in hohen Passagen die Gitarren und das Schlagzeug etwas lauter, dann scheppert der Ton über Dions Gesang hinweg, vergräbt ihn, man hört ihn dann kaum mehr. Und die vier Streicher: wie weg gedröhnt.

Sie verlässt die Bühne für den Garderobenwechsel. Auf den großen Bildschirmen läuft nun ein Film, der Dion in einer Wüste zeigt, allein, die Haare im Wind. Man hört, diese Pausen seien genau getimt. Backstage steht ihr Team von Ärzten bereit, für alle Fälle. Die Konzerte, heißt es in Medien, sollen Kranken, die an ähnlichen chronischen Krankheiten leiden, als Ermunterung dienen. Sie sollen zeigen, dass alles möglich ist, wenn man daran glaubt.

Natürlich ist bei Céline Dion alles etwas anders. Im Dokumentarfilm „Ich bin: Céline Dion“, der auf Amazon Prime läuft, sieht man nicht nur sehr eindrücklich, was diese plötzlichen Krisen mit ihr machen, wie sie dann leidet, sondern auch, wie viele Leute sich um sie kümmern. Ihre Neurologin, Amanda Piquet, ist in Frankreich und Kanada inzwischen so bekannt, dass ihr Name ohne vorgeschobene Berufsbezeichnung genannt wird. In den Monaten vor den Konzerten machte Dion sehr viel Physiotherapie und Sport. Ein Medikament gegen das „Stiff Person Syndrom“ gibt es nicht. Doch ihre Ärzte fanden offenbar einen Mix, der sie stabilisiert.

Als sie zurückkommt für den zweiten Akt, den rockigen Teil des Konzerts, sagt Dion: „Je vais bien.“ Es gehe ihr gut. Sie habe gelernt, mit der Tragödie, die ihr widerfahre, zu leben, sie zu zählen, aus ihr die Kraft fürs Leben zu ziehen. Auch diese Sätze sagt Dion in jedem Konzert, fast Wort für Wort. Sie trägt jetzt einen engen Hosenanzug und nimmt sich die ganze, große Bühne, fliegt von links nach rechts, verbiegt sich im Rhythmus der elektrischen der Gitarre.

58 Jahre alt ist Céline Dion, aber diese Energie, die sie auf die Bretter der Arena legt, diese Wucht im Auftritt, ist schon sehr bemerkenswert. Scott Price, ihr Pianist und musikalischer Direktor, sagte in einem seltenen Interview in der Zeitung Le Parisien, sie sei nun mal eine „bête de scène“, eine Rampensau. Und mit jeder Show werde sie sicherer, fühle sie sich wohler. Für kommenden Mai sind weitere zehn Konzerte geplant, wieder in Nanterre, alle sind schon ausverkauft.

Céline Dion gibt keine Interviews. Seitdem sie in Paris ist, gab sie kein einziges. Auch das ist Strategie. Dieses Comeback ist so perfekt orchestriert, dass man sich die Organisation wie einen Masterplan vorstellen muss. 2024 sang Céline Dion bei der Eröffnungsfeier der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 von Paris auf dem Eiffel-turm. Das war Stufe eins, eine Reiznote. Dann ließ ihr Management Paris mit Plakaten vollpflastern, alle mit Titeln von Dions Liedern, nicht mehr. Dann kündigte sie mit einer Leuchtschrift auf dem Eiffel-turm an, dass sie bereit sei. „Je suis prête!“

Ein Crescendo, als drehe sich die Welt nur um sie. Als dann der Ticketverkauf begann, war die Erwartung ihrer Fans so groß, dass alle fürchteten, leer auszugehen. Die hohen Preise? On s'en fout! Mehr Kommunikation war nicht nötig.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irkulieren nun Videos, die sie mit ihren Fans vor ihrem Pariser Hotel zeigen. Die warten jeden Tag auf sie. Die Fans sind da, wenn sie rausgeht, und sie sind noch da, wenn sie zurückkommt. Und Céline Dion singt immer ein paar Strophen mit ihnen, sie redet mit ihnen, mit ihnen schon. Für die Außenwirkung ist das wohl genug. Der Rest ist Mythos, und der lebt von selbst.

Die Fans stehen jetzt, auch die, die vorher saßen, und singen mit

Zum Schluss des zweiten Aktes singt sie „Sweet Dreams“ von Eurythmics, ein Cover. Ein junger Geiger aus der Bretagne, der sonst in den Straßen von Vannes spielt, teilt jetzt mit ihr die Bühne. Dions Team hat ih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gefunden, er sieht Mick Jagger ähnlich, als der noch jünger war. Spätestens jetzt weiß das Publikum, dass es den Tönen nicht mehr besorgt nachhören muss, alles sitzt. Im dritten Akt wird es stiller, akustischer, Klavier und Gesang. Sie singt unter anderem „S'il suffisait d'aimer“ und „Ziggy“, zwei ihrer Klassiker. Die Fans stehen jetzt, auch die, die vorher saßen, und singen mit.

Im vierten Akt zeigt sie, dass sie auch das Lyrische beherrscht. Sie singt eine Arie aus der Oper „La Wally“ von Alfredo Catalani, die einst von Maria Callas berühmt gemacht wurde. Die Dion liebt die Callas. In ihrer ganzen Karriere habe sie noch nie so etwas Klassisches gesungen, sagen die, die Céline Dion immer schon begleitet haben. Wobei: Die Arie, ist die wirklich live gesungen? Ein bisschen zu glatt vielleicht? Und wenn schon.

Céline Dion sagt, wir könnten uns gar nicht ausmalen, wie sehr sie uns liebe. Uns alle, bis ganz hinten, Reihe 10, Platz 54. Sogar die, die das ganze Konzert mit ihrem Handy filmen. Und die, die so laut und falsch mitsingen, dass es in den Ohren schmerzt. Eine Zeitung fragte neulich: „Sind die Fans auf der Höhe des Ereignisses?“

Dann gibt es noch Zugaben, das Encore. In diesem Fall ist es das eigentliche Finale: „All by myself“ und „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 mit gedehnter Stimme. Es ist geschafft, für sie, für uns. Alle Sorge, sie könnte scheitern, alles Bangen um die hohen Töne: umsonst. War sie perfekt? Nein. Musste sie das sein? Oh nein. Die Gruppentherapie mit 35 000 Teilnehmern, fast zweieinhalb Stunden lang, sie war wahrscheinlich ein Erfolg. Draußen regnet es. Aus dem Strom zurück zur Metro steigt der Refrain des letzten Liedes: „J’irai chercher ton cœur si tu l’emportes ailleurs.“ Etwas mit H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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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10 Tage Rundreise inkl. Flug

SZ Leserreisen

Usbekistan: Eine Reise durch das kulturelle Herz Asiens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Wo türkisfarbene Kuppeln in der Sonne leuchten, der Duft von Gewürz-Basaren und getrocknetem Lavendel durch die Gassen zieht und Geschichten aus 1001 Nacht lebendig werden

- dort liegt das Herz der alten Seidenstraße: Usbekistan. Entdecken Sie mit uns dieses über Jahrhunderte bedeutende Zentrum von Wissenschaft, Religion, Kunst und Handel, reisen Sie durch Oasenstädte wie Samarkand, Buchara und Chiwa – und lassen Sie sich von ihrer Schönheit und zeitlosen Atmosphäre verzaubern.

Besuch zahlreicher UNESCO-Welterbestätten

Fahrt im modernen Afrosiab-Hochgeschwindigkeitszug durch die weiten Landschaften Usbekistans

Erlebnisreiche Fahrt durch die Kizilkum-Wüste entlang des Amudarja-Flusses

Privates Plov-Abendessen mit Live-Zubereitung

Rail & Fly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Flug mit renommierter Airline LOT von Frankfurt, Stuttgart, Düsseldorf, München, Hamburg und Berlin nach Taschkent und zurück in der Economy-Class

8 x Übernachtung in sorgfältig ausgewählten Komforthotels der Mittelklasse

Täglich Frühstück in den Hotels

8 x Abendessen & 1 x Mittagessen in der Wüste Rundreise und alle im Programm genannten Besichtigungen

Besuch zahlreicher UNESCO-Weltkulturerbestätten wie z.B. Historisches Zentrum von Samarkand und Altstadt Itschan Kala von Chiwa

Metrofahrten & Museumsbesuche in Taschkent

Besuch einer Papiermanufaktur bei Samarkand

Besuch des Afrosiab-Museums

Reisebegleitung & Reiseliteratur Usbekistan

Reisepreise
Reisetermine	Doppelzimmer	Einzelzimmer
10.03. – 19.03.2027	2.395 € pro Person	+ 330 €
21.04. – 30.04.2027	2.495 € pro Person	+ 330 €
19.05. – 28.05.2027	2.495 € pro Person	+ 330 €
29.09. – 08.10.2027	2.495 € pro Person	+ 330 €
10.11. – 19.11.2027	2.395 € pro Person	+ 330 €

Auf Wunsch zusätzlich vorab buchbar

Zuschlag Rail & Fly (Zug-zum-Flug) in der 1. Klasse (statt 2. Klasse): + 100 € p.P.

Weinprobe in Samarkand: + 55 € p.P.

Ausflug Wallfahrtsort in Buchara: +45 € p.P.

Business-Class Flug auf Anfrage

Reiseveranstalter: 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Uferstraße 24, 61137 Schöneck, sz@globalis.de. Diese Reise ist für Personen mit eingeschränkter Mobilität nur bedingt geeignet. Bitte sprechen Sie uns auf Ihre Bedürfniss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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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Die SPD und ihre russlandliebenden Altvorderen beschmutzen das Erbe des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s Willy Brandt in schändlichem Ausmaß.

Von Nils Minkmar

Die Bundesrepublik steht 77 Jahre nach ihrer Gründung vor ihrer bislang schwersten Bewährungsprobe: In einigen Wochen könnte zum ersten

Mal seit Kriegsende ein rechtsextremer Politiker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eines deutschen Bundeslandes gewählt werden.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ist dies schon vorgekommen, aber hierzulande hat ein solcher Vorgang eine besondere historische Bedeutung: Die Deutschen haben der Welt versprochen,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einen Erben nicht mehr zu folgen. Nie wieder. Ein Verfallsdatum hat dieses Versprechen nicht, es bindet uns noch heute und in Zukunft.

Dieses Versprechen auch in der Gegenwart zu halten, wird anstrengend. Der bisherige Diskurs offenbart aber eine Schwachstell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Eindämmung des rechten Rands wird nahezu ausschließlich der Union zugeschrieben. Sie soll die Abgrenzung zwischen der offenen Gesellschaft und ihren Feinden garantieren, sie soll mit der AfD keine gemeinsame Sache machen.

Doch auch die Sozialdemokratie trägt eine ganz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die sie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wahrnimmt. Sie duldet in ihren Reihen eine fatale Ambivalenz im Umgang mit den Freunden der russischen Regierung. Mit hellem Entsetzen entdeckte man am Tag des 74. Geburtstags von Wladimir Putin das Foto, das ihn mit dem ehemalige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zeigt. Das Geburtstagskind trägt Jeans und ein kariertes Hemd, der deutsche Besucher einen feinen Anzug, beide lächeln hocherfreut. Bald nach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hatte es noch Schröder-Freunde gegeben, die auf seine Vermittlerrolle oder auf einen ANZEIGE

mäßigenden Einfluss hofften, aber daraus wurde nichts. Das Foto zeigt schlicht die pure Freude, die beiden möchten schön Geburtstag feiern.

Der Männerfreund des Altkanzlers hatte in der Nacht zuvor wieder einmal Wohnhäuser angreifen lassen. Menschen wurden unter den Trümmern verschüttet, Zivilisten getötet – Opfer der sadistisch geprägten Willkür des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Die richtet sich nicht nur gegen die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sondern längst auch gegen Deutschland. Cyberangriffe auf deutsche Firmen, Mordpläne gegen Manager und Drohnen über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bewegen sich auf der Linie zwischen heimlicher und offener Kriegsführung. Man kann das nur verdrängen, wenn man diesen Konflikt verlieren möchte.

Die Entspannungspolitik war keine Verbrüderung mit den Machthabern im Osten

Gerhard Schröder ist aber keineswegs der einzige prominente Sozialdemokrat, der Russland weiterhin als potenziellen Partner betrachtet. Auch Veteranen wie Klaus von Dohnanyi und der frühere SPD-Vorsitzende Matthias Platzeck empfehlen eine Fortführung der Kontakte mit Russland, ohne dass immer deutlich würde, wie grundlegend sich die Voraussetzungen dafür verändert haben. Dabei berufen sich diese Sozialdemokraten wie auch die Putinfreunde in BSW, AfD und Teilen der Linken – man muss sagen: schändlicherweise – auf die Entspannungspolitik der Siebzigerjahre, auf das Erbe Willy Brandts.

Brandt war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von Berlin, als die Mauer gebaut wurde: Er wusste, was er von s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zu halten hatte, deshalb verhandelte er mit ihnen aus einer Position der Stärke heraus. Die Bundeswehr und die Nato waren damals gut aufgestellt. Brandt wurde von der SED-Führung und der KPdSU als Vertreter des Westens gesehen, genau darum hatte man ja einen Spion bei ihm platziert: Günter Guillaume, den die Auslandsspionage der DDR in die SPD geschleust hatte, um die Pläne des Klassenfeindes zu verraten. Das hätte man sich sparen können, wenn Brandt ein Freund der Kommunisten gewesen wäre. Willy Brandt war ein genialer Realpolitiker, der keinen Weltkrieg vom Zaun brechen wollte, um die Länder im kommunistischen Machtbereich zu befreien, aber was er von den Zuständen dort hielt, ist bestens dokumentiert: Er fand sie unmenschlich, denn zu einem menschengemäßen Leben gehörte für Willy Brandt die Freiheit.

Lupenreiner Handschlang: Alt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gratuliert Russlands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zu dessen 74. Geburtstag. FOTO: KREMLIN.RU/VIA REUTERS, BEARBEITUNG: SZ

Die Entspannungspolitik war keine Verbrüderung mit den Machthabern im Osten, geschweige denn war sie Geschäftemacherei. Sie war der Versuch, unter Anerkennung der politischen Realität menschliche Erleichterungen und langfristig Veränderungen zu ermöglichen. Wer sich heute auf Willy Brandt beruft, der sollte diesen Unterschied nicht vergessen.

Doch Werte haben im Denken Putins keine Relevanz, er lebt in einer Welt, in der allein Macht zählt. Er übt sie, und das ist ein entscheidender Punkt, mit extremer Grausamkeit aus, um ihre Wirkung zu steigern. Die gnadenlose Zerstörung von Großstädten wie Grosny, Aleppo und Cherson ist so etwas wie das Putin'sche Markenzeichen geworden. Mit konventioneller Kriegsführung hat das wenig zu tun, es geht ihm um den Angriff auf die Seele der Menschen und um sein Image als skrupelloser Killer.

Über die politische Taktik im Umgang mit der russischen Bedrohung kann es verschiedene Einschätzungen geben, im Lager der liberalen, linken und ökologisch gesinnten Demokratinnen und Demokraten – aber nicht in der Ablehnung solcher und jeglicher Form der Grausamkeit. Die bildete einen Wesenskern der humanistischen Tradition Europas. Schon der französische Philosoph Michel de Montaigne verurteilte vor 500 Jahren in seinen „Essais“ Folter und Grausamkeit als unvereinbar mit der menschlichen Würde. Man darf sich nicht mehr links nennen, wenn man, wie der BSW-Politiker Fabio De Masi, die Hilfe für die Ukraine mit höhnischen Bemerkungen über goldene Kloschüsseln in Kiew herabsetzt.

Mit dem Geburtstagsfoto verrät Gerhard Schröder in einem sogar für seine Verhältnisse wahnhaft wirkenden Akt das politische Erbe der Partei, der er alles verdankt, und er verrät die Interessen des Landes, das er einmal regiert hat: Sein Freund Wladimir sucht seit Jahren den Konflikt mit uns, er hat es geschrieben, gesagt und tut es auch längst. Man muss sich also entscheiden.

Diese Entschiedenheit ist notwendig, wenn diese Republik verteidigt werden soll. Der leider schwache Bundeskanzler wird das nicht allein können, und der Mut der CDU und CSU ist eine notwendige, aber keine hinreichende Bedingung, um aus dieser Krise herauszufinden und die AfD zu marginalisieren. Ihre Stärke – obwohl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Menschen im Land diese Partei nicht wählt – beruht sehr wesentlich auf der völligen Konzeptlosigkeit der anderen und der intellektuellen Schwäche ihrer Angebote.

Der ehemalige SPD-Politiker Michael Roth hat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man es sich im linken, liberalen und ökologischen Lager zu leicht macht, wenn man den Kampf gegen rechts auf die Frage der Brandmauer reduziert. Die AfD zieht sehr viel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n, die früher ihre politische Heimat links von der Mitte hatten, und sie zieht Nichtwähler an. Diese Menschen suchen neue politische Angebote, abe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sind mit der Verwaltung des Bestehenden und mit der Angst vor Wählern, Medienhäusern und Podcastern beschäftigt, ergo: mit sich selbst und ihren Gefühlen. Das wird nicht genügen. Auch deshalb wirkte Boris Pistorius so stark, als er sich jetzt auf einen Wasserkasten stellte und die Nationalhymne anstimmte – das war ersichtlich nicht gescriptet, hier ging es einem Demokraten um alles.

Die deutsche Republik, die beste, die es je gab, darf sich aber nicht auf moralische Appelle allein verlassen. Notwendig ist eine Machtperspektive, die den Menschen im Land wieder mehr Zuversicht geben kann. Ein Staat muss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verteidigen können, muss Probleme lösen können und sogar den Rahmen für eine gewisse Seelenruhe schaffen. Das kann man nicht allein mit noch so gut durchdachten Reformen der Einkommensteuer, mit fatalen Tankrabatten und anderen finanziellen Spezialeffekten erreichen.

Es gilt, den Menschen zu vermitteln, welchen Gewinn sie von der Demokratie haben

Die Republik und ihr Grundgesetz brauchen aktive Fürsprecher, die sich gegen Angriffe zur Wehr setzen, ihre Gegner auf Abstand halten und darüber hinaus eine Perspektive für die Zukunft eröffnen. Es ist kein Hexenwerk: In einer intensivierten und reformierten Europäischen Union könnte ein demokratischer Staatenverbund entstehen, der mächtig genug ist, sich gegenüber allen anderen Machtblöcken zu behaupten. Eine Strategie, um sich von fossiler Energie abzukoppeln, würde auch zu einer ökonomischen Souveränität führen, und das alles in einer kaufkräftigen, gut ausgebildeten, offenen Gesellschaft.

Eine solche Perspektive wäre weit mehr als ein wirtschafts- o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s Programm. Sie könnte den Menschen wieder einen Begriff davon vermitteln, welchen Gewinn sie von der Demokratie haben, warum es sich lohnt, an ihren Institutionen festzuhalten und sich für deren Zukunft einzusetzen. Denn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lebt nicht allein von den Grenzen, die sie ihren Feinden setzt, sondern auch von den Möglichkeiten, die sie ihr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eröffnet. Wer nur das Bestehende verteidigt, wird irgendwann erklären müssen, warum er die Zukunft und den Fortschritt fürchtet.

Das historische Versprechen der Bundesrepublik erschöpft sich deshalb nicht darin, eine 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u verhindern. Es enthält vor allem einen politischen Auftrag: eine Gesellschaft zu schaffen, in der Freiheit, Sicherhei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zu Hause sind und auch verteidigt werden, aus Überzeugung. „Nie wieder“ bleibt nur dann ein lebendiges Versprechen, wenn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ihr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wissen, welche Zukunft sie möglich machen mö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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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ur für Stochastik (W 1, Tenure Track auf W 3)	Passau	063881570		Teamleitung (m/w/d)	Niederkassel-Rheidt zwischen Köln und Bonn	064476894
	Industrieelektriker (m/w/d) im Anlagenbau	Landsberg am Lech	064041693		Head of ERP Plattform & Operations (m/w/d)	München	064438219
	Projektleiter*innen für die Erkundung und Sanierung von Altlasten (m/w/d)	München	064451155		Teamleiter Produktion Wasserzähler (m/w/d)	Erfurt	064338517
	Fachdienst (m/w/d) für Logopädie / Ergotherapie / Physiotherapie im Wichern-Zentrum	München	064345950		Psychologe (m/w/d) Diplom oder Master	München-Allach-Untermenzing	064485011
	Gruppenleitung im handwerklichen Erziehungsdienst für Industriemontage (m/w/d) - Betriebsstätte in Spandau	Berlin-Spandau	064422921		Referent/in (m/w/d) fü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mit Schwerpunkt Best-Practice-Kommunikation	Stuttgart	064476242
	IT-Systemadministrator (m/w/d)	Feldkirchen-Westerham	064217935		(Junior) Market Analyst (m/w/d)	München	06440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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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adt Bamberg sucht zum 1. Mai 2027 eine

Leitung (m/w/d) des Finanzreferates als berufsmäßiges Stadtratsmitglied

Wir erwarten von Ihnen u.a. die Qualifikation für die vierte Qualifikationsebene der Fachlaufbahn Verwaltung und Finanzen, ein abgeschlossenes wissenschaftliches Hochschulstudium (Master oder Uni-Diplom) in einer einschlägigen betriebs- o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bzw. rechts- ode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lichen Fachrichtung oder eine vergleichbare Qualifikation sowie mehrjährige Führungserfahrung in einer Kommunalverwaltung, einer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 oder einem Wirtschaftsunternehmen.

Nähere Informationen erhalten Sie unter www.stadt.bamberg.de/stellenangebote.

Wir freuen uns auf Ihre Bewerbung über unser Bewerbsportal der Stadt Bamberg (www.stadt.bamberg.de/stellenangebote) bis spätestens 01.11.2026.

Die Brücke Erding e.V. (www.bruecke-erding.de) ist ein anerkannter freier Träger der Kinder- und Jugendhilfe.

Seit unserer Gründung 1985 ist es unser Anliege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in herausfordernden Lebenssituationen zu helfen. Wir beschäftigen circa 100 Mitarbeitende in mehr als 40 Projekten und verfügen über effektive und ökonomische Verwaltungsstrukturen und wirtschaftliche Stabilität.

Wir suchen zu Anfang April 2027

eine Geschäftsleitung mit den Schwerpunkten Projektentwicklung und Personalführung (m/w/d) in Vollzeit (39 Stunden/Woche)

Das bieten w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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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bringen Sie mit, damit Sie gut in unser Team passen: • abgeschlossenes Hochschul- oder Fachhochschulstudium, vorzugsweise im Bereich „Soziale Arbeit“ oder einer vergleichbaren Fachrichtung • mehrjährige Erfahrung in komplexen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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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 freuen wir uns auf Ihre aussagekräftige Bewerbung: Brücke Erding e.V., Roßmayrgasse 9 ½, 85435 Erding oder per Mail an vorsitzender@bruecke-erd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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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n in Lebensstürmen ein Leuchtturm sein

KINDERSTIFTUNG

KINDERKRISENINTERVENTION

Kindern, die Tragisches erleben mussten, Halt geben und Perspektiven entwickeln

AETAS Kinderstiftung | Dantestr. 29 | 80637 München Tel. 089-159 86 96-0 | www.aetas-kinderstiftung.de

Von Reinhard J. Brembeck

U m Mitternacht ist die „Götterdämmerung“ in der Pariser Opéra Bastille vorbei, genauso wie die Schüler-demonstrationen auf dem Platz davor. Ein wild brodelndes Gemisch

aus jungen Menschen mit Plakaten gegen die verkorkste Bildungspolitik Frankreichs hatte den Zugang des Premierenpublikums fast blockiert, dazu gab es martialisch aufgerüstete Polizeikohorten, Gesänge, skandierte Parolen, Rauch und Bengalos. Nun sind Putzkräfte auf der Place de la Bastille, nur einen Schriftzug direkt vorm Operneingang bekommen sie nicht weg: „Jeunesse en colère“, Jugend voller Wut.

Es gibt kein seltsameres Liebespaar der Operngeschichte als Brünnhilde und Siegfried

In Paris bedeuten Richard Wagner und sein Vierteiler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samt finaler „Götterdämmerung“ nichts Welterschütterndes – bei weitem nicht so wie in Bayreuth und Restdeutschland. Schon der französische Titel „Le crépuscule des dieux“ klingt mild romantisch und nicht nach Welterklärung. Und sowohl der aus Granada gebürtige Dirigent Pablo Heras-Casado, der mittlerweile auch in Bayreuth auftritt, als auch der ebenfalls aus Spanien gebürtige Regisseur Calixto Bieito tun alles, um das Stück vor Pathos und Bedeutungsüberlastung zu retten. Bieito ist immer noch dafür bekannt, dass er einst den Stücken herb und provokant zusetzte. Jetzt ist er mild und zurückhaltend und detailverliebt an den Niederträchtigkeiten interessiert, die Wagner hier en masse ausbreitet.

Wobei der Titel mehr verspricht, als das Stück halten kann, Götter kommen ja quasi nicht vor. Das ist in den ersten drei Teilen anders, die zeigen, wie Göttervater Wotan, in dem man alle heute bekannten Autokraten erkennen kann, mit seinen Weltherrschaftsplänen kläglich scheitert, weil weder sein Denkvermögen noch seine Moral allzu entwickelt sind. In der „Götterdämmerung“ wird dann alles gut, die Natur gerettet, die Götter entsorgt. Bieito zeigt schlicht und mit großer Lust, dass das daran beteiligte Personal keinen Deut besser ist als der gescheiterte Wotan, und seine Sängertruppe lässt sich begeistert darauf ein.

Der im Wald aufgewachsene Held Siegfried (Andreas Schager, links) hat noch nicht die richtigen Tischsitten für die feine Gesellschaft.
FOTO: HERWIG PRAMMER

Tödliche Emanzipation

Niemand muss brüllen oder forcieren, weil Dirigent Heras-Casado nie Wucht und Gedonner im Sinn hat. Sein Wagner ist bereits auf dem Weg zu Mahler, Schönberg und Berg, der Dirigent zeigt zerbröselnde Klänge, eine zwischen Operette

Von Göttern keine Spur: Regisseur Calixto Bieito beendet Wagners „Ring“ in Paris mit einer ganz auf die Niedertracht der Menschen fixierten „Götterdämm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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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Freitonalität changierende Klangwelt, er stellt sich selbst in der legendären Trauermusik und im befriedenden Finale gegen Triumph und pausbäckige Affirmation. Alles ist licht, pastos, melodisch, artifiziell. In Deutschland würde solch ein reflektiertes und nie dampfendes Dirigieren nicht nur Anhänger finden.

Durch diese Klänge hangeln sich Tamara Wilson und Andreas Schager als

Brünnhilde und Siegfried, es gibt kein seltsameres Liebespaar in der Operngeschichte. Er ist, ganz wie sein Großvater Wotan, keine allzu helle Leuchte, vertraut wie Obelix auf seine Monsterkräfte, ein an moralischen Fragen eher desinteressierter Macho. Andreas Schager gibt ihn als sympathischen Wonneproppen, der gern mit dem titelgebenden und hier halbmetergroßen Ring (des Nibelungen)

herumalbert, sein Heldenschwert und die unansehnliche Tarnkappe im Blecheimer herumschleppt, genauso sein Steckenpferd. Erwachsen geworden ist dieser Womanizer nie.

Schager spielt den Siegi-Bubi hinreißend, und was den Gesang angeht: Es gibt keinen anderen Tenor, der diese und ähnliche Monsterpartien derart tonschön und zudem ohne alle Erschöpfungserscheinungen singen kann. Auch wenn ihn manchmal diese Mühelosigkeit dazu verführt, allzu einseitig auf seine Durchschlagskraft zu vertrauen. Denn dieser fantastische Sänger kann wunderbar gestalten und formen, kann auch Leises und Zartes, macht aber zu wenig Gebrauch von diesen Fähigkeiten.

Tamara Wilson zeigt da eine ganz anders geartete Brünnhilde, eine resolute

Frau, die sich in einem grandiosen Kampf von ihrem geliebten und übermächtigen Vater (richtig geraten: auch das ist Wotan) emanzipiert und dann fast den Fehler macht, auch dem nächsten Mann (Siegfried) auf den Leim zu gehen. Als der sie betrügt, sorgt sie umgehend dafür, dass er dafür mit seinem Leben büßt. Um ihn zuletzt dann doch mit der intensivsten denkbaren Trauer zu beklagen. Tamara Wilson kann locken, toben, flirten, donnern. So erschafft sie das Idealbild einer modernen, selbständigen Frau, das Publikum feiert sie vor allen anderen.

Die Auflehnung gegen das Patriarchat bringt eine Frau auf den Scheiterhaufen

Regisseur Bieito erspart ihr wie dem Publikum die finale Selbstverbrennung bei lebendigem Leibe. Was hat sich Wagner dabei nur gedacht, so eine Grausamkeit zu fordern? Dabei könnte durchaus die nicht nur im 19. Jahrhundert tief eingewurzelte Frauenfeindlichkeit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gespielt haben. Eine Frau, die sich selbst bestimmt, die gegen die Männer aufbegehrt, die ist zwar dramaturgisch recht interessant. Doch ob ihrer Auflehnung gegen das Patriarchat gehört sie dann auf den Scheiterhaufen, so ergeht es auch Norma in Bellinis gleichnamiger Oper. Emanzipation ist ein für Frauen oft tödliches Geschäft.

Alle anderen helfen kräftig mit, die Liebe zwischen Brünnhilde und Siegfried möglichst krachend scheitern zu lassen. Allen voran der Miesling Hagen, dem Mika Kares das mächtige und faszinierende Profil eines Gangsterbosses gibt. Kares hat eine dröhnende Stimme, aber diese – wie sich selbst – immer im Griff. Man ahnt, wie schlimm es wäre, diesem Typen in die Hände zu fallen. Kein Wunder, dass er alle in seiner Familie um den Finger wickelt. Moral ist ihnen ein Fremdwort.

Auch Hagens Schwester Gutrune, die Sinéad Campbell Wallace als laszive, gelangweilte Oberschichtstochter zeigt. Sie hat, das ist Bieitos Einfall, ein Techtelmechtel mit Halbbruder Hagen (Inzest ist eines der Lieblingsthemen Wagners), unterwirft sich jauchzend Siegfrieds Sadismus und singt lockend dazu. Johannes Martin Kränzle macht aus ihrem Bruder Gunther die meisterliche Studie einer charakterlosen Führungskraft, die nur qua Erbe, aber ansonsten ohne jede Eignung den Chef spielen darf. Das ist so erbärmlich wie komisch wie hinreißend. Und so endet der neue Pariser „Ring“ als Konversationsdramolett der Niedertracht. Von Göttern keine Spur, aber die haben wohl schon vor längerer Zeit abgedan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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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tag, 17.10.2026, im Hochhaus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Ihre Gesundheit. Ihre Fragen. Unsere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Vom Herzen bis zum guten Schlaf: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machen Gesundheitsthemen verständlich und laden zum Dialog ein. Foto: skynesher, istockphoto.com

Tag der Gesundheit: Schmerzt das Knie? Probleme mit dem Hören? Das Herz ist aus dem Takt? Aber vielleicht möchten Sie auch gern wissen, wie Sie Ihren Schlaf verbessern oder Ihre Arbeit am Schreibtisch ergonomischer gestalten können? Am Samstag, den 17. Oktober, von 10.00 Uhr (Einlass: 9.30 Uhr) bis 16.00 Uhr, bietet Ihnen der Tag der Gesundheit im SZ-Hochhaus die Gelegenheit, hilfreiche Antworten auf diese und viele andere Fragen und Themen zu bekommen.

Medizin im Dialog: Fachärztinnen und Fachärzte, Gesundheitsexpertinnen und Gesundheitsexperten informieren in Vorträgen und Break-Sessions über Themen, die Sie beschäftigen: von gezielten Maßnahmen der Prävention und einem guten Gesundheitsmanagement bis hin zu modernen Therapieansätzen für häufige Krankheitsbilder, etwa der Orthopädie, Endoprothetik, Integrativen Medizin, Schlaf- oder Zahnmedizin. Alle Referentinnen und Referenten und alle Aussteller an den Infoständen in unserem Atrium freuen sich auf das persönliche Gespräch mit Ihnen.

Und das Wichtigste: Der Eintritt ist freil Jeder ist herzlich willkommen, eine Anmeldung ist möglich, aber nicht nötig!

Viel Raum auf vier Arealen:

• Atrium: Ausstellungsfläche mit Infoständen

• Roter Saal: Vorträge und Podiumsdiskussion

• Gartenlounge: Vorträge

• Cafeteria: Break-Sessions

- Für feine Snacks/Speisen und Getränke stehen auf dem Vorplatz Foodtrucks bereit.

Hochkarätige Podiumsdiskussion

Die Xenotransplantation – also die Übertragung von tierischen Organen oder Geweben auf den Menschen – könnte eine mögliche Lösung sein, um den in Deutschland nach wie vor dramatischen Mangel an Spen-

derorganen, allen voran an Spenderherzen, zu verringern. Doch was aus medizinischer Sicht naheliegt, ist aus ethischer Perspektive nicht unumstritten. Über die Chancen und Risiken, aber auch über die ethischen und rechtlichen Aspekte diskutieren die Vorsitzende der Ethikkommission der Deutschen Transplantationsgesellschaft, Dr. med. Gertrud Greif-Higer, der Leiter des Transplantationszentrums München der Ludwig-Ma 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Prof. Bruno Meiser, und Prof. Dr. Eckhard Wolf vom Gene Center Munich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Moderiert wird die Podiumsdiskussion von der Leitenden Redakteurin im Ressort Wiss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r. Christina Berndt. Die Podiumsdiskussion können Sie live von 11.40 bis 12.30 Uhr im Roten Saal verfolgen.

PROGRAMM

Auf einen Blick

Wann: Samstag, 17. Oktober 2026 Wo: SZ Hochhaus,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 Berg am Laim Beginn: 10.00 Uhr (Einlass: 9.30 Uhr) Ende: 16.00 Uhr. Der Eintritt ist frei. Anmeldung unter: sz.de/tagdergesundheit oder Sie kommen einfach vorbeil Wie komme ich/wie kommen wir hin? Das SZ-Hochhaus ist mit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n sehr gut zu erreichen.

Anreise mit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n:

Anreise mit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lfrein: S2, S6 oder S4 bis zur S-Bahn-Station „Berg am Laim“. Durch die Unterführung ca. 400 m Fußweg. Die Tramlinie 19 sowie die Buslinien 185, 187, 190 und 191 halten direkt gegenüber dem Gebäude, Haltestelle „Berg am Laim Bf.“

Anreise mit dem Auto:

Vor Ort steht eine begrenzte Anzahl an kostenfreien Parkplätzen zur Verfügung. Mit dem PKW fahren Sie in die Tiefgarage und betätigen die Klingel an der Schranke. Unser Empfang meldet sich und bittet Sie, einen freien Parkplatz in der Tiefgarage U2 zu benutzen. Von dort gelangen Sie mit dem Aufzug oder über die Treppe ins Erdgeschoss.

ZEIT	ROTER SAAL	GARTENLOUNGE	ZEIT	CAFETERIA
10:10 - 10:30	Ausgeschlafen und mental stark – leistungsfähig im AlltagProf. (TH Nürnberg) Priv.-Doz. Dr. med. Kneginja Richter, MHBA | CuraMed Kliniken GmbH	Neue Kraft für Körper, Geist und Seele durch moderne Kurkonzepte - wirksame Prävention bei Rückenbeschwerden, Stress und SchlafstörungenDr. med. Ulrike Stefanowski | Bayerischer Heilbäder-Verband e.V.
10:40 - 11:00	Frauenherz im Fokus. Warum geschlechtsspezifische Kardiologie Leben rettet.Dr. med. Vera Schneider | Kardiologisches Zentrum München Pasing	Chronische Krankheiten natürlich behandelnRobert Schmidt | Krankenhaus für Naturheilweisen	11:00 - 11:20	Break-Session: Richtig liegen, ruhiger schlafen: Der Einfluss der Matratze auf die Schlafqualität Ilyas Merl, BA BSc | schlafTEQ
11:10 - 11:30	Präzision im OP: Wie Robotik den Kniegelenkersatz verbessertPD Dr. med. Christian Suren; Dr. med. Ulrich Bader | WolfartKlinik	Spitzensport als Vorbild – zeitgemäße Physiotherapie aus dem Praxisalltag.Anton Steinhaus; Yannik Cauvin | GESUND Physiotherapie München
11:40 - 12:00	Podiumsdiskussion: XenotransplantationDr. med. Gertrud Greif-Higer, Vorsitzende der Ethikkommission der DTGProf. Dr. med. Bruno Meiser, Transplantationszentrum München der LMU	Integrative Onkologie – evidenzbasierte Medizin und NaturheilverfahrenProf. Dr. med. Alexander Höllein | veramed Klinik am Wendelstein
12:10 - 12:30	Prof. Dr. Eckhard Wolf, Gene Center Munich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Moderation: Dr. Christina Berndt, Süddeutsche Zeitung	Rheumatherapie im Wandel: Was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wissen solltenDr. med. Delila Singh | LMU Klinikum München
12:40 - 13:00	Schneller mobil, bessere Funktion: Robotik und Fast Track in der Gelenkchirurgie Univ.-Prof. Dr. med. Rüdiger von Eisenhart-Rothe | TUM Klinikum Rechts der Isar Klinik und Poliklinik für Orthopädie und Sportorthopädie	Volkskrankheit Krampfadern – wann behandeln, wann nicht?Dr. med. Matthias Schmutterer | Gefässmedizin München	13:00 - 13:20	Break-Session: Verstehen Sie noch oder nicken Sie nur? Über weibliches Hören, Hörverlust und den Weg zurück zur KlarheitDr. rer. nat. Juliane Neubert | mona & lisa – Hörgeräte für Frauen
13:10 - 13:30	Minced Cartilage – Reparatur mit KnorpelchipsProf. Dr. med. Dr. med. univ. Armin Keshmiri | OZM Orthopädie Zentrum München im Helios	Chronische Schmerzen: Was das MRT übersieht – und wie Ultraschall-Elastographie den Weg zur Schmerzbefreiung zeigtProf. Dr. med. Wolfgang Bauermeister | Schmerzinstitut München
13:40 - 14:00	Weniger ist mehr – warum moderne Kurzschaffprothesen an der Hüfte die bessere Option sindDr. med. Odilo Trabold | München Ortho Center	Verdrängen ist die schlechteste aller Optionen: Warum frühe Diagnostik, Therapie und Prävention bei Alzheimer so wichtig sindDr. med. Jürgen Herzog | Schön Klinik München Schwabing
14:10 - 14:30	Gesundheit neu denken: Ernährung, Selbstoptimierung (oder Biohacking) & LanglebigkeitDr. med. Dr. rer. pol. Tobias Weigl | DoktorWeigl.de	Behandlung von Schnarchen und obstruktiver Schlafapnoe mit UnterkieferprotrusionsschieneDr. med. dent. Karl Haushofer | Praxis Dr. Karl Haushofer
14:40 - 15:00	Sprunggelenksarthrose: Prothese oder Versteifung?Dr. med. Florian Dreyer | Artemed Klinikum München Süd	Zahnmedizin im Wandel der ZeitDr. med. dent. Oliver Spitz | SALIN11	15:00 - 15:20	Break-Session: Die unsichtbare Medizin: Ergonomie, die man jeden Tag spürt!Dipl.- Sportwissenschaftler Jürgen Schindler | Muckenthaler Ergono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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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AUTOS FÜR POLITIKER

BMW vs. AFD

Der Autobauer will dem Landtagspräsidenten in Magdeburg keinen neuen Dienstwagen liefern. Recht so.

er neue Landtagspräsident in Magdeburg wird in ein paar Wochen seinen Dienst-BMW abgeben – und einen neuen wird er nicht bekommen. Ein Zufall ist das nicht, denn der neue Landtagspräsident heißt Tobias Rausch und kommt von der AfD. In der Münchner BMW-Zentrale, so ist zu hören, hat man sich deshalb bewusst entschieden, das Angebot für das nächste Auto zurückzuziehen. Einen Politiker, dessen Landesverband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ird, will man nicht ausstatten. Öffentlich darüber reden aber auch nicht.

Dabei ist die Entscheidung in der Sacherichtig. Ein Unternehmen wie BMW, das einst tief ins Wirtschaftssystem der Nazis verstrickt war und heute bis hinauf zum Konzernchef Tausende Menschen mit persönlicher Migrationsgeschichte beschäftigt, tut gut daran, darauf zu achten, wer sich in seinen Autos chauffieren und fotografieren lässt. Eine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 Haltung beginnt eben in den vermeintlich kleinen Dingen. Umso bedauernswerter ist es deshalb aber, dass es dazu aus München keine Stellungnahme gibt und die ganze Angelegenheit nur durch einen Artikel der Zeit öffentlich wurde.

Zugegeben, die Sache ist heikel für ein Unternehmen, das möglichst allen möglichst überall gefallen muss, damit möglichst viele seine Produkte kaufen. Politik ist da schlecht fürs Geschäft. Und BMW steckt, wie die anderen deutschen Autobauer auch, ohnehin in wirtschaftlichen Schwierigkeiten: Zwar haben sich die Verkäufe in Deutschland zuletzt erholt, weltweit aber sinken die Zahlen und der Gewinn ist zuletzt drastisch gefallen. Jetzt womöglich noch zum Ziel einer AfD-Kampagne zu werden und deren potenzielle Wähler – nach jüngsten Umfragen mehr als ein Viertel aller erwachsenen Deutschen – als Kunden zu verprellen, passt da gar nicht.

Wahr ist aber auch, dass gerade große Unternehmen wie BMW in einer Gesellschaft eine nicht zu unterschätzende Verantwortung tragen, auch politisch. Hier verbringt ein Großteil der Erwachsenen einen Großteil ihrer Tage, hier werden Weltanschauungen maßgeblich geformt und gefestigt. Die Haltung, die der Meister, die Abteilungsleiterin, der Konzernchef zeigen, hat großen Einfluss auf den Geist, der in Werkshallen und Büros herrscht. Wer aber nicht recht darüber reden mag, was er gesellschaftlich für richtig oder falsch hält und was er politisch dafür tut, vergibt eine große Chance. Denn diese Zurückhaltung öffnet Räume für aggressive Weltsichten.

Haltung beginnt in den vermeintlich kleinen Dingen

Räume, wie sie die Leute von der AfD bevorzugt besetzen – mit freundlicher Unterstützung reicher Männer wie Theo Müller oder Elon Musk. Die leben und wählen zwar nicht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sie haben hier Fabriken und mischen sich trotzdem gern in die Politik ein. Ganz ohne Zurückhaltung. Dass sie allen gefallen sollten, schert sie nicht. Sie fürchten offenbar keine oder zumindest nur vorübergehende Verluste durch ihr offenes politisches Engagement am rechten Rand. Sie gehen eine Wette ein und hoffen auf den großen Gewinn. Die AfD-Politikerin Beatrix von Storch zum Beispiel hat Musk über dessen Netzwerk X gleich mal angefragt, ob er nicht einen Dienst-Tesla nach Magdeburg liefern könnte.

BMW und die vielen anderen Unternehmen, die fest auf dem Boden d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stehen, sollten selbstbewusst damit umgehen: Sollen sie doch Tesla fahren! Politik mag vielleicht schlecht sein fürs Geschäft, aber Demokratie ist dafür ziemlich gut. Das Risiko einzugehen und offensiv für sie einzustehen, ist es deshalb wert. Und ganz nebenbei läge in der Sache eine feine Ironie: Ein AfD-Politiker in einem Elektroauto, womöglich geladen mit Ökostrom – das hätte doch was. Stephan Radomsky

Der Autor be- sitzt ein Auto, die Marke tut hier nichts zur Sache.

Von Gunnar Herrmann und Markus Zydra

An den internationalen Anleihemärkten sind die „Bond Vigilantes“ zurück – jene Finanzpolizei, die spendierfreudigen Regierungen durch höhere Zinsen das Schuldenmachen vergällt. Den Begriff ersann der US-Ökonom Ed Yardeni im Jahr 1983: „Vigilantes“ heißt auf Deutsch „Bürgerwehr“ – Yardeni beschrieb eine Art Marktjustiz: Investoren an den Bondmärkten sind mächtig genug, um Regierungen in die Knie zu zwingen. James Carville, Chefstratege von Präsident Bill Clinton, brachte es so auf den Punkt: „Früher dachte ich, ich möchte als Präsident oder Papst wiedergeboren werden – heute will ich als Anleihemarkt wiederkommen. Denn als Bondmarkt kann man jeden einschüchtern.“

Die jüngsten Turbulenzen an den europäischen und US-Staatsanleihemärkten – getrieben von steigender Inflation, Leitzinserhöhungen durch die Zentralbanken, hoher Staatsverschuldung und geopolitischen Spannungen – zeigen, dass die „Bond Vigilantes“ wieder aktiv sind. Die USA, Japan, Frankreich, ja selbst Deutschland müssen für neue Staatskredite so hohe Zinsen bezahlen wie seit Jahren und Jahrzehnten nicht mehr. Gleichzeitig stehen die liberalen Demokratien unter einem starken Ausgabendruck: Die Kosten für Verteidigung, Infrastruktur und Sozialversicherungen steigen. Sparen wäre natürlich möglich, doch Regierungen befürchten ihre Abwahl, wenn sie Leistungen kürzen.

Es droht ein Showdown zwischen Politik und Finanzmärkten, manche befürchten eine zweite Euro-Staatsschuldenkrise. Antworten auf die wichtigsten Fragen:

Wie gefährlich ist die Lage in Frankreich?

Man kann es kaum glauben: Griechenland muss für die staatliche Schuldenaufnahme niedrigere Zinsen bezahlen als Frankreich. Dieser Rollentausch war zur Euro-Staatsschuldenkrise vor 15 Jahren noch undenkbar: An den Finanzmärkten rentieren französische Staatsanleihen mit zehnjähriger Laufzeit dieser Tage mit 4,8 Prozent, vergleichbare griechische Wertpapiere nur mit 4,4 Prozent. „Für die Veteranen der Euro-Staatsschuldenkrise 2011 ist Frankreich das neue Griechenland“, sagt Carsten Brzeski, Chefvolkswirt der niederländischen Großbank ING. „Das Land hat aktuell in Europa die größten Probleme, den Haushalt unter Kontrolle zu bekommen und Strukturreformen durchzuziehen.“

Immer wieder kam es zu heftigen Protesten gegen Sparmaßnahmen, aktuell sind es die Schüler des Landes, die gegen schlechte Ausstattung in den Schulen auf die Straße gehen. Nächstes Jahr wird in Frankreich ein neuer Präsident gewählt. Im Wahlkampf spielen die Schulden ebenfalls eine Rolle. Der linkspopulistisch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 Jean-Luc Mélenchon schlägt vor, die Staatsschulden „einfach zu streichen“. Ein solcher Schuldenschnitt würde an den Finanzmärkten einen Crash auslösen.

Wie ließe sich die Lage entschärfen? Grundsätzlich vor allem mit Sparmaßnahmen – mit Spannung wird darum erwartet, ob es der Regierung in Paris demnächst gelingen wird, ihren Haushalt für das Jahr 2027 durchs Parlament zu bringen. Immer wieder heißt es auch,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könne im Ernstfall eingreifen: Kauft die Notenbank französische Staatsanleihen, sinken die Renditen – und damit die Zinsen, die Paris für neue Kredite zahlen muss.

Tatsächlich hat die EZB mit dem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 (TPI) ein Rettungsprogramm aufgelegt. Doch die Schranken sind eng: Aktiviert wird das TPI nur, wenn die Renditen Frankreichs „spekulativ und fundamental ungerechtfertigt zu hoch sind“, und die Krise auf andere Euro-Staaten abstrahlt. Erst dann würde der EZB-Rat über einen Einsatz diskutieren. Hinzu kommt eine Bedingung: Frankreich müsste Maßnahmen ergreifen, um die Verschuldungsobergrenzen der EU-Kommission wieder einzuhalten. Allerdings könnte die EZB auch ihr bestehendes Anleihekaufprogramm reaktivieren, das sie während der Corona-Krise eingeführt hat: „Die EZB könnte wieder anfangen, auslaufende französische Staatsanleihen durch den Ankauf neuer Bonds zu ersetzen. Dann hätte die EZB ein Zeichen gesetzt, dass sie im Notfall eingreift“, sagt Brzeski.

Was haben Anleiherenditen und Anleihekurse überhaupt mit dem Kreditzins für Regierungen zu tun?

FOTO: IMAGO / WESTLIGHT / ZOONAR, BEARBEITUNG: SZ

Bangen vor den Bonds

Frankreich zahlt inzwischen für seine Anleihen höhere Zinsen als das einstige Krisenland Griechenland, die globalen Staatsschulden liegen auf Rekordniveau. Es droht ein Showdown zwischen Politik und Finanzmärkten – Ausgang ungewiss.

Um zu verstehen, wie der Anleihemarkt auf die Staatsfinanzen wirkt, kann man sich eine Anleihe in ihrer alten, analogen Form vorstellen: ein Wertpapier mit Zinskupons zum Abschneiden. Angenommen, eine Staatsanleihe hat einen Wert von 100 Euro, drei Prozent Kuponzins und eine Laufzeit von zehn Jahren, dann bedeutet das: Der Anleger kauft das Papier zum Ausgabetag für hundert Euro und kann jedes Jahr einen Kupon abschneiden und einlösen, für den er drei Euro erhält. Nach zehn Jahren sind die Kupons aufgebraucht. Er kann das Papier zurückgeben und bekommt seine 100 Euro wieder.

Der Anleger kann aber auch schon davor zu jedem beliebigen Zeitpunkt das Wertpapier samt Kupons an der Börse verkaufen. Wenn zu diesem Zeitpunkt aber die Zinsen gestiegen sind, wird er keine 100 Euro für sein Wertpapier erhalten, sondern entsprechend weniger – denn sonst wäre es für potenzielle Käufer günstiger, eine neue Anleihe mit einem höheren Kuponzins zu erwerben. Der Anleihekurs fällt also, wenn die Rendite steigt.

Für den Schuldner, also den Staat, sind Kursverluste und Renditeanstiege zunächst egal: Er zahlt weiter drei Euro für jeden Kupon. Die höheren Zinsen machen sich für ihn erst bemerkbar, wenn der Staat die 100 Euro zurückzahlen und dafür eine neue Anleihe – mit höherem Kuponzins – ausgeben muss. Das ist ähnlich wie die Anschlussfinanzierung bei einem Immobilienkredit. Wie stark und unmittelbar hohe Anleiherenditen den Haushalt eines Staates belasten, hängt somit auch davon ab, wie viele Kredite er in nächster Zeit refinanzieren muss.

Die durchschnittliche Laufzeit von US-Staatsschulen liegt derzeit bei etwa sechs Jahren, in Frankreich sind es gut acht Jahre. Klar ist: Je länger die Anleiherenditen auf hohem Niveau bleiben, desto stärker wächst die Belastung der Haushalte durch den Schuldendienst.

Wie ist die Lage an den internationalen Anleihemärkten?

Die Renditen sind stark gestiegen und liegen teilweise so hoch wie seit Jahrzehnten nicht mehr. Hauptgrund sind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samt Inflation sowie die jüngsten Leitzinserhöhungen der EZB und der US-Notenbank Fed sowie die gestiegenen Staatsschulden. Auch bei Bundesanleihen ist diese Entwicklung zu beobachten: Die Rendite zehnjähriger Papiere lag zuletzt bei 3,6 Prozent, fiel dann aber wieder auf 3,4 Prozent, weil Anleger umschichteten. Besonders bemerkenswert ist dabei eine Entwicklung: „Anleger sehen die KI- oder die Tech-Unternehmen inzwischen als genauso kreditwürdig wie Staaten an“, sagt Brzeski. Das belegt, wie ernst die Lage ist, Brzeski verweist auf die Euro-Staatsschuldenkrise 2011/2012: „Damals waren italienische Staatsanleihen teilweise schlechter bewertet als italienische Unternehmensanleihen.“ Die damalige Annahme: „Ein global operierendes Unternehmen hat eine höhere Überlebenschance als der Staat.“

Wie lassen Anleihemärkte ihre Muskeln spielen?

Sie tun es durch Verkaufsdruck – wenn viele Investoren gleichzeitig Anleihen abstoßen, sinken die Kurse der Wertpapiere und die Renditen steigen.

Beispiel USA: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hatte im September 2026 selbstbewusst verkündet: „I am the house now“, frei übersetzt: Ich habe jetzt das Sagen – und hatte Anleger gewarnt, geg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zu wetten. Der Markt ignorierte die Drohung: Die Zehn-Jahres-Rendite der US-Treasuries kletterte über fünf Prozent, die 30-Jahres-Rendite auf Werte wie vor der Finanzkrise. Bessent musste binnen weniger Tage einlenken.

Ein weiteres Beispiel Großbritannien 2022: Nach dem britischen „Mini-Budget“ der damaligen Premierministerin Liz Truss schossen die Renditen für Staatsanleihen innerhalb von Tagen um mehr als 100 Basispunkte nach oben, die 30-Jahres-Rendite überschritt fünf Prozent. Die Bank of England musste mit Notfall-Ankäufen eingreifen, um einen Crash zu ver-

Drei Euro-Länder im Vergleich

Entwicklung der Renditen 10-jähriger Staatsanleihen im Verlauf von zwei Jahren, Stand: 7.10.2026, Angaben in Prozent

Schuldenquoten im Vergleich

hindern. Die Märkte erzwangen letztlich den Rücktritt von Truss und eine komplette Kurskorrektur der Haushaltspolitik.

Wie wirken die Turbulenzen an den Bondmärkten auf die Aktienmärkte? Für die Aktienmärkte sind hohe Anleiherenditen meistens keine gute Nachricht, aus zwei Gründen: Erstens sind für viele Investoren Anleihen und Aktien zwei mögliche Alternativen, um Geld anzulegen. Gibt es höhere Renditen, werden Anleihen attraktiver – das kann dazu führen, dass weniger Geld in Aktien angelegt wird, was die Nachfrage und damit die Kurse dämpft. Zweitens geben nicht nur Staaten, sondern auch Firmen Anleihen aus, um Investitionen zu finanzieren. Steigen die Renditen an den Anleihemärkten, wird es auch für Unternehmen teurer, sich Geld zu leihen. Das ist schlecht für die Bilanz und kann sich ebenfalls negativ auf den Aktienkurs auswirken.

Wie gefährlich ist das globale Staats- schuldenproblem?

Die Staatsschulden sind stark gestiegen: Zum Ausbruch der Finanzkrise 2008 lagen die globalen Bruttoschulden bei rund

Haushaltsdefizit im Vergleich

Angaben in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Entwicklung seit 2006

*Die Maastricht-Kriterien legen für den Staatssektor der EU-Mitgliedstaaten eine Obergrenze für das Haushaltsdefizit von drei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fest.
SZ-Grafik: ghe; Quelle: LSEG/IWF

*Die Maastricht-Kriterien legen für den Staatssektor der EU-Mitgliedstaaten für den Schuldenstand eine Obergrenze von sechzig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fest.
Quelle: LSEG/IWF

35 bis 40 Billionen US-Dollar, 2023 bereits bei etwa 98 Billionen US-Dollar. Diese Zahlen müssen allerdings in Bezug auf die Wirtschaftsleistung betrachtet werden. Volkswirtschaften, die mehr erwirtschaften, können sich auch mehr Geld leihen. Aber auch daran gemessen ist die Verschuldung gestiegen: In den G20-Industrieländern lagen die Bruttoschulden 2025 bei rund 118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BIP), gegenüber 2008 entspricht das einem Anstieg um etwa 35 Prozentpunkte. Damit schmilzt der finanzielle Spielraum für Regierungen: „Im nächsten Jahr werden die USA ungefähr fünf Prozent ihrer Wirtschaftsleistung nur für Schuldzinsen bezahlen, in Frankreich sind es drei Prozent, in Deutschland 1,5 Prozent. Griechenland hatte 2010/11 eine Belastung von ungefähr acht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sagt ING-Cheffvolkswirt Brzeski.

Gibt es Regeln, wann Schulden nicht mehr tragfähig werden?

In der EU gelten die sogenannten Maastricht-Kriterien. Die Staatsverschuldung darf 60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nicht überschreiten, das Haushaltsdefizit sollte unter drei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liegen. Fast alle Mitgliedstaaten reißen mindestens eine dieser Vorgaben. Die 60-Prozent-Grenze ist allerdings kein strenger Schwellenwert, ab dem die Überschuldung beginnt. Eine Schuldenquote von 120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kann für ein Land tragfähig sein, während für ein anderes bereits 60 Prozent problematisch wären.

Japan etwa hat seit Jahrzehnten eine Schuldenquote von mehr als 200 Prozent, dennoch lagen die Zinsen lange Zeit nahe der Nulllinie. Erst zuletzt sind die Renditen für japanische Staatsanleihen stark gestiegen. Daher gilt: Besonders problematisch sind Staatsschulden, wenn der Zinssatz für Staatskredite höher liegt als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die Schuldenquote weiter steigt und der Staat zunehmend neue Schulden zur Finanzierung alter Schulden und Zinsen aufnehmen muss.

Sind alle liberalen Demokratien hoch verschuldet?

Nein, die Schweiz beispielsweise hat mit einer Staatsschuldenquote von rund 40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eine vergleichsweise geringe Verschuldung und einen weitgehend ausgeglichenen Haushalt. Norwegen ist sogar Netto-Gläubiger, weil es seine hohen Öl- und Gaseinnahmen über Jahrzehnte in einem Staatsfonds angespart hat. Auch Schweden zeigt, dass solide Staatsfinanzen möglich sind: Nach der Schuldenkrise der 1990er-Jahre führte das Land strenge Regeln ein – mit Ausgabenobergrenze, Schuldenanker und langfristigem Haushaltsausgleich. Das Ergebnis ist heute eine vergleichsweise niedrige Staatsschuld von rund 35 Prozent des BIP.

ILLUSTRATION: IMAGO, BEARBEITUNG: SZ

ESSAY Erpressbar, aber nicht wehrlos

Von Markus Zydra

A

uch in der „guten alten Zeit“ lag Europa gelegentlich mit Washington über Kreuz: Nach dem sowjetischen Einmarsch, in Afghanistan 1979 forderte die US-Regierung unter Präsident Ronald Reagan eine strikte Blockadepolitik gegen Moskau. Als Westeuropa dennoch am Bau der sowjetischen Erdgas-Pipeline festhielt, drohte Washington europäischen Firmen mit Sanktionen. Die Bundesregierung unter Kanzler Helmut Schmidt (SPD) gab sich selbstbewusst: Niemand könne der Bundesrepublik vorschreiben, mit wem sie Handel treiben dürfe. Reagan gab tatsächlich nach, und die Pipeline konnte gebaut werd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waren damals von der militärischen Weltmacht mit dem Dollar als Leitwährung ähnlich abhängig wie heute. Reagan besaß also kräftige Hebel, um sich durchzusetzen. Doch in der Vor-Trump-Zeit übten die USA ihre Macht über den alten Kontinent meist im Hintergrund aus – Führung durch Überzeugung. Die USA verstanden sich damals als weitsichtig agierender Hegemon, der die regelbasierte Weltordnung absicherte und den Westen zusammenhiel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pflegt einen aggressiven Stil. Er instrumentalisiert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Abhängigkeiten, um verbündete Staaten zu nötigen – mittels Strafzöllen, Sanktionen und der wiederkehrenden Drohung, den nuklearen Schutzschirm über der Nato einzuklappen. Auch China lässt die Muskeln spielen, Peking besitzt große Mengen an Seltenen Erden. Für diese neue Weltunordnung ist Europa bisher nicht gerüstet, nachdem man viele Jahrzehnte von der Globalisierung und der regelbasierten Ordnung profitiert hat.

Handel nützt allen Staaten, aber nicht allen gleichermaßen

Nach dem Fall der Mauer 1989 galt die Globalisierung als taugliches Zivilisierungs- und Friedenskonzept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Solange Staaten miteinander gute Geschäfte machten, würden sie nicht aufeinander schießen, so die Hoffnung. Doch Handel nützt nicht allen Handelsteilnehmern gleichermaßen. Wo Abhängigkeiten asymmetrisch verteilt sind, kann der Stärkere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in politische Macht umwandeln.

Diese Gefahr erkannte der deutsch-amerikanische Ökonom Albert O. Hirschman bereits 1945 i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Sein Werk gilt als Standardwerk der „Geöökonomie“. Der Begriff prägt seit Trumps Präsidentschaft die öffentlichen Debatten über die „Weltunordnung“. Die Idee allerdings ist uralt. Schon 432 vor Christus belegte Athen die Nachbarstadt Megara mit einem Handelsembargo. Napoleon verhängte 1806 die Kontinentalsperre gegen Großbritannien, und die USA stoppten 1941 ihre Öllieferungen an Japan. Auch viele Entwicklungsländer erfuhren immer wieder, wie Großmächte deren Abhängigkeiten ausnutzten.

Die Logik der Geoökonomie folgt anderen Prinzipien. Im Welthandel geht es längst nicht mehr nur um Kostenvorteile, sondern auch um Versorgungssicherheit –

Die USA und China setzen ihre Wirtschaftsvormacht als Waffe ein, um politische Vorteile zu erzwingen. Wie kann sich Europa aus der geoökonomischen Falle befreien?

etwa um die Frage, wer über ausreichende Reserven an strategisch wichtigen Gütern verfügt. Doch wie weit muss man dieses Streben nach Unverletzlichkeit treiben? Sollte sich Europa komplett abkoppeln und alle Güter, die überlebenswichtig sind, in Eigenregie produzieren?

Das ist unrealistisch, denn ein solches „Decoupling“ wäre zu teuer und würde zu lange dauern. Daher verfolgen die Staaten eine „De-Risking“-Strategie. Hier geht es nicht darum, Abhängigkeiten komplett zu brechen. Die vorhandenen Schwächen dürfen nur nicht so groß sein, dass man ernsthaft erpressbar wird. Wie also kann

Europa in der Sandwichposition zwischen den USA und China bestehen?

Der Wirtschaftsnobelpreisträger Paul Krugman fordert, Europa müsse sein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Größe stärker als geopolitischen Hebel begreifen und dürfe nicht in eine Haltung der „erlernten Hilflosigkeit“ verfallen. Das „Anti-Coercion Instrument“ der EU wäre hier die erste Wahl. Es bewirkt: Stellt die EU wirtschaftliche Nötigung fest und scheitern Verhandlungen, kann sie als letztes Mittel Gegenmaßnahmen wie Zölle oder Handelsbeschränkungen verhängen. Doch bislang bleibt die Waffe ungenutzt.

Der Grund: Die Hürden sind hoch. Der Rat muss per qualifizierter Mehrheit zustimmen, das heißt mindestens 55 Prozent der Mitgliedstaaten stimmen mit Ja, und diese Gruppe muss zusammen mindestens 65 Prozent der Gesamtbevölkerung der EU repräsentieren. Zudem erlaubt das „Union Interest“-Kriterium Blockaden durch Mitgliedstaaten, die eng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um Aggressor hab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fordern jetzt eine schärfere Ausrichtung: Die EU soll sich am US-Gesetz Section 301 orientieren, um im Handelskonflikt mit China entschiedener aufzutreten. Trump hat das Instrument intensiv genutzt. Europa sollte, dort wo es sich anbietet, auch von den USA lernen.

Bei aller verständlicher Beißhemmung: China und die USA sind mächtig, aber nicht unverletzlich. David kann Goliath auch in der Weltpolitik schlagen, zumindest punktuell. Beispiel: Die Straße von Hormus ist zentraler Knotenpunkt des globalen Öl- und Gashandels. Iran spielt seine geoökonomische Macht seit Monaten über diesen Engpass aus. Doch das gelingt nur, solange es keine hinreichenden Ausweichmöglichkeiten gibt. Bereits der Bau eines neuen Hafens oder neuen Pipeline würde den Hebel schwächen.

Geoökonomische Macht steigt nicht linear mit der Kontrolle eines Systems, wie der Blick auf das Dollar-zentrierte internationale Zahlungssystem zeigt. China und Russland haben inzwischen eigene Netzwerke aufgebaut, liegen bei ihrer internationalen Reichweite aber weit hinter den USA. Sie müssen das amerikanisch dominierte System auch nicht vollständig ersetzen, um dessen Hebelwirkung deutlich zu reduzieren.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schätzt, dass dem chinesischen Zahlungssystem bereits ein Marktanteil von zehn Prozent reichen würde, um einen überproportionalen Teil der US-Finanzmacht abzuschwächen. Russland sei das bereits gelungen, durch den Aufbau alternativer Zahlungsinfrastrukturen seit 2014. Auch Europas Hebel verlieren tendenziell an Kraft. Das niederländische Unternehmen ASML produziert hochkomplexe Maschinen zur Produktion der weltweit fortschrittlichsten Mikrochips. Doch andere Staaten werden versuchen, diesen Vorsprung Europas peu à peu einzuholen. Die asymmetrischen Vorteile in der Geoökonomie genießen keine Ewigkeitsgarantie. Sie sind vergänglich und sollten durch neue ersetzt werden.

Daher sollte Europa alle Worst-Case-Szenarien durchspielen.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könnte etwa europäisches Vermögen einfrieren – oder allein mit dieser Drohung politischen Druck ausüben. Betroffen wären theoretisch Konten, Aktien, Anleihen, Immobilien und die Goldreserven – alles, was unter US-Jurisdiktion fällt. Eine mögliche Gegenstrategie: Europa kauft weniger US-Staatsanleihen. Geringere Nachfrage erhöht die Finanzierungskosten der US-Regierung. Das erhöht den politischen Preis für eine Eskalation. Europäisches Kapital sollte stattdessen in Europa investiert werden.

Überhaupt sollte Brüssel mehr an sich denken, zusa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gibt die Richtung vor. In seiner jüngsten Rede vor de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forderte er erneut, dass Mittelmächte wie Kanada und die EU eine Allianz schmieden sollten, und zwar in Schlüsselbereichen wie kritischen Rohstoffen, Verteidigung, KI, Energie und Raumfahrt. Er begrüßte den Vorschlag von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Kanada in eine „assozierte EU-Mitgliedschaft“ zu hieven.

Einzelne EU-Staaten halten wenig von einer Assoziierung. Doch jenseits der Begrifflichkeiten sollten Mittelmächte wie die EU, Großbritannien, Kanada, Australien, Japan, Südkorea und Taiwan ihre Handels-, Investitions- und Technologiepolitik untereinander liberalisieren, um nach außen geeint auftreten zu können: Damit würden alle ihre Resilienz nachhaltig erhöhen. Man darf sich aber nichts vormachen. Der globale Machtkampf erzeugt hohe Kosten. Zölle verteuern Produkte, manche Waren verschwinden aus den Regalen. Firmen müssen länger auf Lieferungen warten oder eigen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aufbauen. Das kostet die Unternehmen Geld und Absatzmärkte, Arbeitsplätze sind gefährdet. Rabiate Maßnahmen gegen die USA oder China drohen auf Kosten des Wohlstands und gewohnter Freiheiten zu gehen.

Diese Risiken sind politisch brisant, selbst wenn es nur um Einreisebeschränkungen für Touristen gehen sollte. Gerade jetzt, wo liberale Demokratien innenpolitisch zerstritten sind. Die Gesellschaften schwanken zwischen Russland-Annäherung und Ukraine-Solidarität, zwischen China-Dialog und Konfrontation.

Wie groß ist die Schmerztoleranz von Europas Gesellschaften?

Deswegen ist die Schmerztoleranz eines politischen Systems und seiner Gesellschaft entscheidend: Ein von anderen Staaten stark abhängiges Land kann trotzdem widerstandsfähig sein, wenn die Regierung die Souveränität als so zentral ansieht, dass es hohe wirtschaftliche Kosten in Kauf nimmt. Das autoritäre Russland ist hier ein Beispiel. In Demokratien ist es deutlich schwieriger, die Bevölkerung auf Mangel einzuschwören. Es drohen Wahlniederlagen und Straßenproteste. Aber nicht nur aus diesem Grund.

Der Frust vieler Menschen und ihre Rückbesinnung auf Nationalismus ist auch den wirtschaftlichen Ergebnissen der Globalisierung seit 1990 geschuldet.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hat sich nicht für alle Gesellschaftsschichten gleichermaßen ausgezahlt. Wenige Reiche wurden noch reicher, die Mittelschicht vielerorts ärmer. Populistischer Widerstand gegen den Freihandel ist damit zugleich Anklage gegen innenpolitische Versäumnisse. Die Gewinne einer offenen Weltwirtschaft wurden nicht breit genug verteilt und das Versprechen des sozialen Aufstiegs durch eigene Leistung ist unglaubwürdig geworden.

Trumps aggressive Absage an den Freihandel trifft so lange auf fruchtbaren Boden, bis es dem Gros der Menschen wirtschaftlich besser geht und sie mehrheitlich die Hoffnung haben, dass auch ihre Kinder ein gutes Leben führen können. Im Kern gilt das auch für Europa, wo Extremisten großen Zulauf haben.

Europa muss seine resolute Außenpolitik daher innenpolitisch untermauern: durch Fairness, eine gerechte Lastenteilung und ein ökonomisches Regelwerk, das allen eine reale Chance gibt. Große Versäumnisse westlicher Demokratien bei Bildung, Vermögensverteilung und Steuergerechtigkeit haben Vertrauen zerstört. Genau dieses Defizit schwächt jetzt die Legitimität von Zwangsmaßnahmen im Kampf mit den Großmächten. Vie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ehen keinen Sinn in dieser Auseinandersetzung.

Die größte Gefahr des globalen Machtkampfes liegt in einer möglichen Eskalation: Wirtschaftskonflikte sind oft eine Vorstufe zu noch Schlimmerem. Wenn wirtschaftlicher Druck nicht zum gewünschten Ziel führt,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s als Nächstes kommt – noch härtere Sanktionen, Sabotage, Drohnenangriffe oder militärische Gewalt? Es ist ein Spiel mit dem Feuer.

Anschleichen, überraschen, zuschlagen

Ob Commerzbank, Hochtief oder Hugo Boss: Das Übernahmerecht hilft ausländischen Käufern, sich günstig an Firmen heranzuarbeiten. Berlin will das nun ändern.

München/Berlin/Frankfurt – Es ging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Die Geschichte, wie der Baukonzern Hochtief Teil eines spanischen Konkurrenten wurde, zog sich über Jahre hin – was gerade Teil der Strategie war. Aber das verstand man erst nach und nach.

Ausgangspunkt war das Jahr 2007. Damals begann der spanische Baukonzern ACS, seine Beteiligung am deutschen Rivalen Hochtief Schritt für Schritt auszubauen. Entscheidend war die Schwelle von 30 Prozent der Stimmrechte: Wer sie überschreitet, muss allen übrigen Aktionären ein Pflichtangebot zu einem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n Mindestpreis machen. ACS überschritt diese Schwelle jedoch nicht durch weitere Käufe an der Börse, sondern mit einem freiwilligen Übernahmeangebot. Das war zwar vergleichsweise unattraktiv, genügte aber, um den Anteil der Spanier auf 30,34 Prozent zu erhöhen. Danach konnte ACS weitere Hochtief-Aktien an der Börse kaufen, ohne erneut ein Pflichtangebot vorlegen zu müssen. So baute der Konzern seine Beteiligung nach und nach aus – bis zur Mehrheit. Heute hält ACS rund 76 Prozent an Hochtief.

Zu denen, die schon im Herbst 2010 alarmiert waren, gehörte die SPD-Bundestagsfraktion. Man fordere die „Bundesregierung zum Handeln auf, um den Essener Baukonzern Hochtief vor einer Übernahme durch die spanische ACS-Gruppe zu retten“, hieß es damals. Schließlich gehe es um ein „kerngesundes Unternehmen“, und die 10 000 Beschäftigten hätten „einen Anspruch darauf, dass sich die Regierung für ihre Zukunft einsetzt“.

Was die Sozialdemokraten besonders erzürnte, war: Dass es ausländischen Interessenten möglich war, sich an Unternehmen „heranzuschleichen“, um sie dann feindlich zu übernehmen. Die SPD schlug vor, dass Investoren, die 30 Prozent an deutschen Unternehmen halten, verpflichtet werden, ein neues Angebot an die

Aktionäre abzugeben, wenn sie ihre Anteile weiter erhöhen. Das war vor 16 Jahren, passiert ist seitdem nicht viel.

Es ist also nicht so, als hätte man gerade erst verstanden, wie solche Dinge funktionieren. Aktuell aber ist es dennoch – in gleich drei Fällen: bei der Commerzbank-Übernahme durch den Mailänder Finanzkonzern Unicredit, mit Blick auf die Übernahmetaktik der britischen Textil-Holding Frasers beim deutschen Modeunternehmen Hugo Boss und bei ProSiebenSat.1, übernommen vom Medienkonzern MFE, der zur Berlusconi-Familie gehört.

„Das kann nicht im Sinne eines fairen und transparenten Kapitalmarkts sein.“

Überall dort wiederholte sich das Hochtief-Muster: Der Übernehmer pirschte sich über den Markt an die 30-Prozent-Schwelle heran, gab dann ein freiwilliges, aber unattraktives Übernahmeangebot ab, vermied ein Pflichtangebot mit Prämie und sammelte dann weitere Aktien ganz in Ruhe ein. Perfektioniert hat dies zuletzt Unicredit, die diese Vorgehensweise mit komplizierten Derivate-Geschäften kombiniert hat, um rasch sogar auf fast 50 Prozent zu kommen, womit die Mailänder nun wohl auch das Management der Frankfurter Bank austauschen können.

Anschleichen, überraschen, zuschlagen – das klingt ein bisschen nach Wildwest, ist aber meistens legal. Inzwischen ist dazu eine riesige Beraterindustrie entstanden: Allen voran Investmentbanken und Großkanzleien, die sich immer neue Konstrukte ausdenken – für den perfekten Deal, rechtlich möglichst unangreifbar. Allerdings oft zum Nachteil der Minderheitsaktionäre. Denn ihnen entgeht eine Prämie – selbst wenn sich die Aktienkurse der Übernahmeobjekte in solchen Situationen meistens gut entwickeln. Eigentlich lautet die Regel aber: Wer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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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rolle über ein Unternehmen übernimmt, muss den übrigen Aktionären einen fairen Ausstieg anbieten. Und fair sollte es am Aktienmarkt schon zugehen, vor allem, seit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Deutschen ermuntert hat, ihre Altersvorsorge auch stärker über den Kapitalmarkt aufzubauen.

Da diese Regel jetzt also wiederholt umgangen wurde, prüft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BMF) zurzeit, ob das deutsche Übernahmerecht angepasst werden sollte – und vor allem: wie. „Das BMF beobachtet laufend die Marktentwicklungen, auch im Hinblick auf regulatorischen Handlungsbedarf“, sagt eine Sprecherin.

Das klingt allgemeiner und unentschlossener, als es intern eigentlich ist. Denn 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hat sich nach Prüfung der Fälle Commerzbank und Hugo Boss im Grundsatz bereits dazu entschieden, gegen diese sogenannten „lowball offers“, also Billig-Übernahmeangebote, vorzugehen. Ziel ist es, dafür zu sorgen, dass Übernahmeinteressenten den übrigen Anteilseignern ein Kaufangebot unterbreiten müssen, das einen merklichen Aufschlag auf den aktuellen Aktienkurs vorsieht.

Offen ist nur noch, welches Instrument die Regierung dafür wählt. Klingbeil hat derzeit ein erstes Konzept aus seinem Haus auf dem Tisch liegen, über das er nun entscheiden muss. Geht es nach ihm, dann soll das Bundeskabinett noch in diesem Jahr einen Beschluss fassen. Eine Neuregelung könnte dann im Laufe des kommenden Jahres in Kraft treten.

Aktionärsvertreter Paul Maares von der Deutschen Schutzvereinigung für Wertpapierbesitz e. V. (DSW) sagt, dies sei ein längst überfälliger Schritt. Gerade Privatanleger treibe das Thema um. Sie stünden in Fällen von Übernahmen häufig vor der

Entscheidung, ob sie ihre Aktien dem möglichen Käufer andienen sollen oder nicht. Auch deshalb handele es sich um „ein sehr politisches Thema“. Das Übernahmerecht sei „in Teilen fast 25 Jahre alt“ und passe „in wesentlichen Punkten nicht mehr zur Praxis am Kapitalmarkt“.

Heute könne ein Bieter „über Derivate eine Position aufbauen, die für die Angebotspflicht nicht zählt, ein Angebot zum gesetzlichen Mindestpreis vorlegen und danach ohne weiteres Angebot zur Mehrheit aufstocken“. Dabei sichern sich Bieter häufig über Aktienoptionen Einfluss auf die Aktien. Diese Optionen müssen gemeldet werden, auch wenn der Bieter sie noch nicht besitzt. Am Markt ist aber oft kaum noch zu erkennen, wie groß der tatsächliche Zugriff eines Bieters ist. Maares fordert daher auch: „Wer sich über Derivate den Zugriff auf Aktien sichert, muss so behandelt werden, als hielte er die Aktien selbst.“

Bei der Commerzbank lief es zum Beispiel so: Nachdem Unicredit im September 2024 bei dem Frankfurter Geldhaus eingestiegen war, stockte der Mailänder Konzern die Beteiligung immer weiter auf. Ausgerechnet die vormalige Bundesregierung aus SPD, Grünen und FDP hatte sie quasi dazu ermuntert, indem sie einen Teil ihrer Commerzbank-Aktien – angeblich aus Versehen – an Unicredit verkaufte. Die Mailänder nutzten dafür zunächst Finanzinstrumente, also Derivate, die den unauffälligen Zugriff auf die Aktien erlaubten. Man nennt es Anschleichen.

So konnte Unicredit den Anteil erhöhen, um dann aber auch nur ein sogenanntes freiwilliges Angebot vorzulegen: ohne Prämie und nicht etwa in bar, sondern in Form eigener Aktien – in der Erwartung, dass es ohnehin kaum Aktionäre annehmen würden. Auch hier ging es darum, ein teures Pflichtangebot zu vermeiden. Die Annahme, dass kaum jemand das Angebot nutzen würde, erwies sich schnell als Irrtum.

Unicredit hatte beim Aufbau der Beteiligung mehrere Investmentbanken eingeschaltet. Diese hielten Commerzbank-Aktien beziehungsweise konnten über entsprechende Vereinbarungen auf sie zugreifen. Als Unicredit das freiwillige Angebot vorlegte, reichten die Investmentbanken die Aktien überraschend ein. Dadurch stieg der Anteil der Mailänder an der Commerzbank Anfang Juli auf knapp 50 Prozent.

Unicredit-Chef Andrea Orcel schöpfte für solche Konstrukte aus seinem Erfahrungsschatz: 17 Jahre arbeitete er für die US-Investmentbank Merrill Lynch. Das Haus galt in den Nullerjahren als einer „der aggressivsten Spieler“ der Branche. Und bei der Commerzbank? Dort waren wohl selbst die hoch bezahlten Berater überrumpelt.

Ist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also längst eine Art „Schnäppchenmarkt“ geworden? Thomas Schweppe, früher Banker bei Goldman Sachs, heute Inhaber der Investoren-Beratung 7Square sagt: „Der Gesetzgeber hinkt bei diesem Thema immer etwas hinterher – insbesondere, weil sich Kapitalmarktinstrumente und -techniken ständig weiterentwickeln“.

In Großbritannien beispielsweise funktioniere das Übernahmerecht besser: Dort gebe es mit dem „Takeover Panel“ einen deutlich strengeren Regulator, der mit Praktikern besetzt sei, die, wenn nötig auch eingreifen würden. „Dieses Gremium hätte sich wohl auch die Derivatekonstruktion, mit der Unicredit ihren Anteil an der Commerzbank auf fast 50 Prozent erhöhen konnte, vermutlich genauer angesehen und sie geprüft“, sagt Schweppe. Das Regelwerk erlaube, dass eigentlich ökonomisch unattraktive Übernahmeangebote erfolgreich seien – wie im Falle von Unicredit und Hugo Boss. „Das kann nicht im Sinne eines fairen und transparenten Kapitalmarkts sein“, sagt Schweppe.

T. Fromm, C. Hulverscheidt, M. Schreiber

Der Übernahmekampf um die Commerzbank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alarmiert. Seit 2024 hat die Unicredit ihre Anteile sukzessive erhöht. FOTO: FRANK RUMPENHORST/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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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braucht man wirklich in einem Auto?“

Früher entwickelte sie Fahrzeuge für Mercedes, jetzt für Leute mit kleinem Budget. Dacia-Chefin Katrin Adt über E-Mobilität und Konkurrenz.

Vo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ür sie ist es eine Rückkehr. Als Tochter eines Diplomaten lebte Katrin Adt schon einmal in Paris, vor etwas mehr als einem Jahr kehrte sie in die französi-

sche Hauptstadt zurück – in das Nachbarhaus, in dem sie einen Teil ihrer Kindheit verbrachte. Seit September 2025 führt Katrin Adt den Automobilhersteller Dacia. Nach mehr als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beim deutschen Konzern Mercedes-Benz war der Einstieg bei der Renault-Gruppe, die den rumänischen Produzenten Dacia 1999 übernommen hat, nicht einfach nur ein Wechsel. Die 54-Jährige erlebt „einen riesigen kulturellen Unterschied“. Sie habe erst lernen müssen, „die Spielregeln, die in Unternehmen Teil der Kultur sind, zu verstehen“. Und zu lernen, wer was zu sagen habe und wie man was durchbringen könne. „Dazu kommt noch die deutsche Kultur. Ich will nicht sagen, das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aber es ist spannend.“

„Ich kannte bisher nur Ingenieure, die alles Mögliche ins Auto packen.“

Der Weg führte sie von einem Premiumhersteller zur Billigschiene. Doch gegen diesen Begriff wehrt sich Adt explizit. „Wir sind eine sogenannte ‚Best Value for money‘-Marke, die permanent darüber nachdenkt, was braucht der Kunde wirklich und was darf das kosten.“ Adt räumt ein, dass das für sie gewöhnungsbedürftig gewesen sei. Bei Dacia sei der Ansatz zu fragen, ob man etwas brauche und was es koste. „Bei einem Premiumhersteller ist es eher umgekehrt. Dass man sich überlegt, was könnte dem Kunden gefallen, was einem bisher noch nicht eingefallen sei, dass man das brauchen könnte. Und das hat dann eben einen Preis.“

Für sie sei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Renault-Ingenieuren in Rumänien eine neue Erfahrung gewesen: „Da sitzen dann 3000 Ingenieure und überlegen den ganzen Tag, wie kann man Sachen rausnehmen aus dem Auto. Was braucht man wirklich in einem Auto, wie kann man das Fahrzeug noch effizienter machen. Ich kannte bisher nur Ingenieure, die alles Mögliche ins Auto packen. Das ist vom Denken her wirklich anders.“ Im Zentrum stehe der Kunde und der Gedanke, was dieser sich leisten könne. „Es ist ein großes Wort: Aber es gilt, ein Auto für Leute zu machen, die nicht so große Budgets haben, das zuverlässig und ein echter Gefährte fürs Leben sein muss.“

Bei Mercedes war Adt, bevor sie zuletzt die interne Revision leitete, für den Smart verantwortlich. Sie bringt auch Erfahrung im Umgang mit E-Mobilität mit. Mit der im Frühjahr präsentierten Fünf-Jahres-Strategie hat sich die Renault-Gruppe festgelegt, von 2030 an keine Verbrenner mehr zu produzieren. „Es gibt eine stärkere Festlegung, da geht die Marschroutine hin. Der Trend geht in Richtung Elektrifizierung. Beim Umstieg auf E-Mobilität sind wir aber nicht dogmatisch.“

Bei Dacia werde vor allem geschaut, was der Kunde wolle und was er sich leisten könne. „Die Herausforderung ist, Mobilität zu bieten, die möglichst wenig kostet. Noch ist E-Mobilität teurer als Verbrennermobilität.“ Kleinere Fahrzeuge seien generell fürs elektrische Fahren besser geeignet, weil eher kürzere Strecken zurückgelegt werden.

Dacia setzt nicht nur auf E-Mobilität, sondern auch stark auf den Ausbau von hybriden Fahrzeugen. Modelle werden auch in LPG-Versionen angeboten, die also mit Flüssiggas betrieben werden und in Südeuropa und auch Frankreich mehr

„Wir machen keine Rabattschlachten“: Dacia-Chefin Katrin Adt.
FOTO: ABDUL SABOOR/REUTERS

Verbreitung als in Deutschland finden. Beim Pariser Autosalon, der am Sonntag beginnt, gibt es zwei Weltpremieren: Der runderneuerte Kleinstwagen Spring wird als E-Auto präsentiert, der Striker, der Crossover in der Kompaktklasse, wird neu vorgestellt.

Die höheren Treibstoffpreise sieht sie zweischneidig. „Die Märkte für E-Fahrzeuge haben ein Riesensprung gemacht durch die Benzinkrise. Aber es bleibt abzuwarten, was passiert, wenn sich das normalisiert. Auch in der Vergangenheit hat man gesehen, dass bei vielen das Gedächtnis kurz ist und man zurückkommt zu alten Gewohnheiten.“ Als in Deutschland die Förderung für E-Fahrzeuge zurückgefahren worden sei, habe man gesehen, dass dann auch der Verkauf nachgelassen habe.

Die Teuerung führe dazu, dass gerade Menschen, die stärker auf Preise achten müssen, sich auch beim Fahrzeugkauf zurückhalten. „Das ist für Kunden, die beschränkte Mobilitätsbudgets haben, kein guter Zustand. Zumal sich der Mobilitätsbedarf ja nicht unbedingt verändert hat bei den Menschen, aber das Budget ist entscheidend.“ Deshalb sei der Absatz von E-Autos in jenen Märkten wie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höher, in denen es staatliche Förderungen für Elektro-Fahrzeuge gebe.

Die Zulassungszahlen für Europa zeigen diesen Trend in Richtung E-Mobilität, allerdings profitieren davon sehr stark chinesische Hersteller. Adt sieht sie auch bei den Hybridfahrzeugen als Konkurrenz. Tatsächlich wächst der Marktanteil von chinesischen Herstellern und lag im September bei fast zwölf Prozent in Europa, in Deutschland bei einem neuen Rekordwert von 8,4 Prozent. „Das ist schon bedeutsam.“ Mit dem Logan habe Dacia ein absolut günstiges Auto angebot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ie auch die Stellantis-Gruppe würden sich nun auch ähnlich positionieren. „Das sind keine deutschen Wettbewerber“, sagt Adt.

Große Erwartungen ruhen deshalb auf dem Dacia Spring. „Wir versuchen nach wie vor, das günstigste Angebot zu sein für Kunden, die E-Mobilität wollen.“ Der Sandero war au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as am meisten verkaufte Auto in Europa und ist jetzt auch mit einem neuen Hybrid-Antrieb verfügbar – womit nun alle Dacia-Modelle auch als Hybridversion erhältlich sind. Als reines E-Auto kommt der Sandero aber erst 2028 auf den Markt. „Wir haben einen Generationenwechsel geplant. Wir haben die Zeit schon verkürzt, aber ein neues Fahrzeug zu entwickeln, das dauert seine Zeit.“ Knackpunkt auf der Kostenseite sind Batterien. Hier sei man noch auf Lieferanten aus China angewiesen. Der weltgrößte Batteriehersteller CATL plane aber ein Werk in Ungarn.

Die Geschäftsentwicklung in diesem Jahr glich in diesem Jahr einer Berg-und-Tal-Fahrt. Es gab Umstellungsschwierigkeiten in der Produktion und Logistikprobleme, es gab dann viele Auftragseingänge, schließlich folgte die Benzinkrise durch den Iran-Krieg. „Wir sind im Moment immer noch auf dem gleichen Niveau der Auftragseingänge wie im letzten Jahr. Wir sind ganz zuversichtlich.“ Gleichzeitig betont sie: „Rabattschlachten machen wir nicht mit. Wir müssen dank unserer Zugehörigkeit zu Renault nicht unbedingt um Volumen kämpfen. Zu unserem Geschäftsmodell gehört, dass wird dann auch solche Schwankungen ganz gut aushalten.“

Ganz gut aushalten hat sie auch gelernt, dass sie in der Autobranche häufig die einzige Frau ist. „Ich habe den Eindruck, dass ich meinen Platz gefunden habe. Ich habe damit kein massives Problem, sonst hätte ich mir eine andere Branche ausgesucht.“ Und sie fügt hinzu: „Manchmal nützt es ja auch, wenn man ein bisschen anders ist als die anderen.“ Das gilt dann vielleicht auch für die deutsche Kultur, die sie in Frankreich einbringt.

Bahn saniert bis 2031 deutlich weniger wichtige Strecken

In den kommenden fünf Jahren sollen nur noch 13 anstatt ursprünglich geplanter 21 Verbindungen umfassend erneuert werden. Die übrigen Sanierungen folgen erst später.

München – Die Deutsche Bahn und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haben bekannt gegeben, in den kommenden fünf Jahren deutlich weniger viel befahrene Strecken zu sanieren als bislang geplant. Bis 2031 sollen nur noch 13 statt 21 Strecken umfassend erneuert werden. Die übrigen Sanierungen folgen demnach später. „Es werden keine Korridorsanierungen gestrichen, sondern nur verschoben“, hieß es. Die Priorisierung derjenigen Arbeiten, die vom Jahr 2032 an kommen, werde im kommenden Jahr erfolgen.

Bereits im Gange ist die Sanierung der Strecke Hannover – Berlin. Sie läuft bis Ende 2027. Ebenfalls für das kommende Jahr angesetzt sind die Arbeiten an den Strecken Rosenheim – Salzburg und Fulda - Hanau. Im Jahr 2028 werden die Strecken Köln - Koblenz, Hagen - Unna - Hamm, Lübeck - Hamburg und die erste Etappe der Strecke München - Rosenheim saniert. Für das Jahr 2029 stehen die Korridore Hamburg - Hannover, Würzburg - Ansbach - Treuchtlingen und Aachen - Köln auf dem Plan. 2030 sind Stendal - Magdeburg und Uelzen - Stendal geplant. Für 2031 schließlich ist die

Generalüberholung der Verbindung Lehrte – Groß Gleidingen und die zweite Etappe der Strecke München – Rosenheim vorgesehen.

Besser werden sollen bei all diesen Generalsanierungen die Umleitungen. Die für die Infrastruktur zuständige Bahn-Tochter Infrago bereite die Umleitungs-strecken intensiver vor und stimme den Bauablauf mit weiteren Baustellen im Schienennetz ab. Insbesondere die Wettbewerber der Deutschen Bahn im Güterverkehr hatten zuletzt immer wieder kritisiert, dass Umleitungen nicht ausreichend vorbereitet und kommuniziert worden seien.

Nach Abschluss der Bauarbeiten soll der Zugverkehr künftig nur schrittweise wieder hochgefahren werden. Bisher sollten an einem bestimmten Datum alle Verkehrsträger wieder fahren. Bei den bislang abgeschlossenen Generalsanierungen hatte es nach Abschluss der Arbeiten immer wieder Probleme etwa mit verspäteten Zügen gegeben.

Anders als bisher sollen alle Strecken künftig zudem vollständig für das digitale Zugleitsystem ETCS vorbereitet werden.

„Das heißt, dass alle erneuerten Stellwerke bereits ETCS-fähig werden und dass angepasste Signalstandorte und moderne Achszähltechnik verbaut werden“, teilte die Bahn mit. Bisher war das auf vielen Strecken nur auf einzelnen Abschnitten

geplant. Das Konzept der Generalsanierung entstand unter dem früheren Verkehrsminister Volker Wissing und dem damaligen Bahn-Chef Richard Lutz, vorgestellt wurde es im Februar 2023. Bis 2031 sollten rund 40 viel befahrene Bahnstrecken in Deutschland über Monate gesperrt und grundlegend saniert werden. Dafür sollten sie im Anschluss für rund zehn Jahre baufrei bleiben und deutlich weniger störanfällig werden. Nach und nach werde sich auf diese Weise die Pünktlichkeit im gesamten Netz verbessern, hieß es.

Bahn und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können nur knapp zwei Drittel der ursprünglich für die Sanierung bis 2031 vorgesehenen Strecken instandsetzen. FOTO: ALBERT/DPA

Mit viel Aufbruchstimmung startete im Jahr 2024 die erste der 40 Sanierungen auf der sogenannten Riedbahn zwischen Frankfurt und Mannheim. Nach sechs Monaten Bauzeit wurde die Strecke im Dezember desselben Jahres wiedereröffnet – mit erheblichen Startproblemen.

Schon beim zweiten großen Projekt kam es zu weiteren Problemen. Auf der Strecke Hamburg – Berlin konnten aufgrund der Kälte im Januar und Februar dieses Jahres Kabelarbeiten im festgefrorenen Boden nicht ausgeführt wären. Die Eröffnung der Strecke verzögerte sich um rund sechs Wochen. Direkt danach kam es zu erheblichen Verspätungen und Zugausfällen. Es gab weitere nächtliche Sperrungen und Umleitungen, um Restmängel auf der Strecke zu beseitigen. Kurz danach verkündete die Bahn auch auf der Strecke

Nürnberg – Regensburg eine verspätete Wiedereröffnung.

An der mangelnden Pünktlichkeit im Gesamtnetz haben die bisherigen Sanierungen zudem nichts geänder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waren weniger als 60 Prozent der Fernzüge pünktlich unterwegs.

Die neue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hatte im Juli angekündigt, das Konzept der Generalsanierungen grundlegend auf den Prüfstand zu stellen. „Sie können mir glauben, auch ich bin verärgert, dass das nicht funktioniert hat, dass das nicht geklappt hat“, sagte sie damals. „Denn es ist ganz klar und auch unser Anspruch, dass wir Fristen und auch Kosten der Korridorsanierungen immer und vollumfänglich einhalten.“

Ursprünglich sah das Konzept bis zu acht Sanierungen pro Jahr vor. Nach deutlicher Kritik wurde es unter der neuen Bundesregierung 2025 erstmals angepasst. Vor wenigen Wochen hat Palla noch einmal nachjustiert und erklärt, dass der Zeitplan, der zuletzt vorsah, die Sanierungen bis 2036 abzuschließen, nicht mehr zu halten ist. Die Bahn verspätet sich also – wie so oft. SZ/DPA

Fotos: Klingbeil – Bundesregierung, Jesco Denzel / Bär, Wildberger – Friedrich Bun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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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Wirtschaftsgipfel 9. bis 11. November 2026

Souverän in wilden Zeiten

Vom 9. bis zum 11. November 2026 erleben Sie zum 20. Mal in Berlin Top-Entscheider:innen aus Politik,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stellt die Fragen, die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bewegen. Zum Jubiläum wird der Blick nach vorn gerichtet: Erstmals im Gasometer Berlin auf dem EUREF-Campus erwartet Sie eine zusätzliche Fokusbühne, mit der Sie der Diskussion näher denn je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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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um geht denn schon wieder das Internet nicht?

Kabelloses Internet in den eigenen vier Wänden ist super – wenn es denn funktioniert. Und wenn es nicht klappen will? Dann lässt sich mit relativ wenig Geld Abhilfe schaffen.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wichtigsten Möglichkeiten.

Fast so wichtig wie Strom: Wlan in der Wohnung ist längst unverzichtbar geworden.
FOTO: FABIAN SOMMER/DPA

Von Helmut Martin-Jung

W lan zu Hause, längst ist das für die meisten wie Strom – einfach selbstverständlich.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aber ist, dass es auch überall in Haus oder Wohnung ausreichend gut funktioniert. Das kann ein echtes Ärgernis sein, etwa wenn man beruflich darauf angewiesen ist oder die Kinder ihre Hausaufgaben mit ruckelnder Verbindung erledigen sollen.

Das Problem fängt meist damit an, dass man den Router nicht an einem beliebigen Ort aufstellen kann, sondern nur in der Nähe des Anschlusses. Liegt der beispielsweise an einem Ende der Wohnung, kann das Signal am anderen Ende schon mal schwach ausfallen. Die eine Patentlösung dafür gibt es nicht, aber man kann etwas tun, wenn das Wlan in manchen Ecken der eigenen Behausung schwächelt.

Für relativ wenig Geld lässt sich der Ärger über ruckelnde Videos und abbrechende Verbindungen aus der Welt schaffen.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wichtigsten Möglichkeiten.

Die sichere Variante: Kabel

Wer kann und mag – etwa in der eigenen Immobilie oder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s Vermieters –, verlegt Netzwerkabel für das Internet. Die sind am wenigsten störungsanfällig, und man verliert auch keine Leistung. Ein Ende kommt in eine der dafür vorgesehenen (meist vier) Buchsen am Router, das andere Ende entweder direkt etwa in einen Laptop oder aber in einen sogenannten Access Point. Der versorgt dann die Umgebung mit Wlan. Dafür kann man auch ältere Router nehmen und diese entsprechend umkonfigurieren.

Oder man kauft einen sogenannten Access Point. Ein Gerät also, das Signale, die es über ein solches Netzwerkkabel bekommt, per Wlan weitersendet. Es gibt welche, die Rauchmeldern ähneln, an der Decke hängen und die man beim Neubau gleich mit Kabeln versorgt. Nachträglich ist es meist nicht ganz so einfach mit Kabeln, da man sie ungern irgendwo herumliegen hat, außerdem muss man ab und zu durch Wände bohren et cetera. Die Kabel selbst sind billig, der Aufwand entsteht dann eher durchs Verlegen und Bohren.

Die einfache Variante: Repeater

Repeater reichen, wie ihre englische Bezeichnung nahelegt, das Signal des Routers weiter. Die Faustregel ist, dass man sie auf halber Strecke zwischen Router und dem toten Wlan-Winkel platziert. Man steckt sie einfach in eine Steckdose, richtet sie am Computer auf der Web-Benutzeroberfläche des Routers ein, fertig. Die Platzierung auf halber Strecke muss aber nicht die beste Lösung sein, es kommt darauf an, wie Haus oder Wohnung beschaffen sind. Eine Steckdose hinter einem Aktenschrank aus Metall etwa wäre kein guter Ort, da das Metall das Signal stark dämpft. Aquarien können wegen des Wassers auch zum Problem werden.

Die meisten Repeater empfangen und senden auf demselben Kanal, das bedeutet, dass die Bandbreite des Signals vom Router halbiert wird, weil das Gerät nicht gleichzeitig senden und empfangen kann. Da das Signal ja bereits vom Router bis zum Repeater gedämpft werden kann, ist es also gut möglich, dass am anderen Ende weniger als die Hälfte der Bandbreite ankommt, die der Router beziehungsweise der Internetanschluss liefert. Einen Repeater bekommt man schon ab etwa 20 Euro, auch einen alten Router kann man dafür umkonfigurieren.

Die luxuriöse Variante: Mesh

Neuere Router beherrschen die sogenannte Mesh-Technologie. Sie erlaubt es, das Signal des Routers ohne größere

Verluste über sogenannte Nodes, eine Art elektronischer Knotenpunkt, weiterzureichen. Dabei fungiert ein Router mit Mesh-Funktion als Ausgangspunkt, es ist aber auch möglich, an den Router ein Mesh-Gerät zu stecken, das dann mit den anderen Mesh-Nodes kommuniziert. Am besten funktioniert Mesh, wenn alle Geräte vom selben Hersteller stammen. Verwendet man Geräte unterschiedlicher Hersteller, muss man auf Komfortfunktion wie das automatische Übertragen von Passwörtern verzichten, zudem kann auch die Übertragungsrate sinken. Gut bewertete Sets gibt es ab etwa 200 Euro.

Die ungewöhnliche Variante: Powerline

Daten lassen sich nicht nur per Funk oder Netzwerkkabel übertragen, sondern auch über die Stromleitung. Die Kabel liegen ohnehin schon, die Einrichtung ist daher ähnlich einfach wie bei Repeatern. Nötig sind mindestens zwei sogenannte Powerline-Geräte. Das eine wird am Router an- und dann in eine Steckdose gesteckt. Das andere kommt dort in eine Steckdose, wo das Wlan-Signal schwach ist. Es gibt grob gesagt zwei Arten solcher Geräte. Die einen senden selbst ein Wlan-Signal. Die anderen bieten nur einen Anschluss für ein Netzwerkkabel.

Da man die Geräte aus Gründen der Signalqualität am besten direkt in eine Steckdose stecken soll, nicht etwa in eine Mehrfachsteckdose, ist es auch hilfreich, wenn die Powerline-Geräte eine Steckdose mitbringen, dann kann man die eventuell nötige Mehrfachsteckdose dort einstecken. Entsprechende Sets gibt es für unter 100 Euro. Einmal eingerichtet, laufen die Geräte meist zuverlässig durch.

Ein Neustart kann helfen

Router sind zwar eigentlich dafür entwickelt, stabil zu funktionieren. Manchmal allerdings verhaspeln sie sich auch, und das Wlan im Haus bricht zusammen. Wie bei vielen IT-Problemen kann ein Neustart oft Wunder wirken.

Dazu den Router vom Strom trennen, gut zehn Sekunden lang auslassen und dann wieder anstecken. Bis die Verbindung zum Netz wieder aufgebaut ist, dauert es einige Minuten, danach läuft oft alles wieder.

Maßnahmen gegen Geldwäsche

Die Bafin verpflichtet die Deutsche Bank zu besseren Überwachungssystemen.

Frankfurt – Geldwäsche und Terrorismusfinanzierung sind weiterhin ein Problem für die Deutsche Bank. Sie müsse an ihren IT-Systemen zur Verhinderung dieser Straftaten arbeiten, teilte die Finanzaufsicht Bafin am Freitag mit. Man habe der Bank neue Fristen zur Beseitigung von Mängeln gesetzt. Die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afin) hatte bei Deutschlands größter Bank bereits

Das Logo der Deutschen Bank am Hochhaus ihrer Zentrale in Frankfurt. FOTO: DPA

2021 und 2023 Mängel bei der Überwachung von Transaktionen moniert und angemahnt, dass ihre IT-Systeme „entsprechend den gesetzlichen und aufsichtsrechtlichen Vorgaben funktionsfähig sind“. Banken müssen Geschäftsbeziehungen und Transaktionen im Zahlungsverkehr systematisch überwachen und verdächtige Geschäfte an die Zentralstelle für Finanztransaktionsuntersuchungen (FIU) melden.

Nun erklärte die Bafin, eine Neuausrichtung der Transaktionsüberwachung bei der Bank aufgrund von geänderten technischen Anforderungen habe zum Teil neue Fristen zur Mängelbeseitigung nötig gemacht. Wann die neue Frist endet, teilte sie nicht mit. Die Deutsche Bank betonte, sie habe bei den vereinbarten Maßnahmen „bereits wesentliche Fortschritte erzielt und einen erheblichen Teil erfolgreich umgesetzt“. Die neue Anordnung enthalte keine neuen Feststellungen oder zusätzliche Anforderungen. REUTERS

Prof. Dr. Bernhard Nauck

* 27. August 1945 in Hildesheim † 16. September 2026 in Hamburg

Wir trauern um einen herausragenden Wissenschaftler, einen geschätzten Kollegen und akademischen Lehrer. Er hat die Familien- und Migrationssoziologie mit weitsichtigen Impulsen und großer Leidenschaft maßgeblich geprägt. Mit seinem reichen Wissen hat er die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zu Bildung und Migration sowie die kulturvergleichende Forschung inspiriert und vorangetrieben. Sein wissenschaftliches Werk wird in unserer Forschung und täglichen Arbeit fortleben. Der Austausch und sein Rat werden uns fehl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In dankbarer Erinnerung an die gemeinsame Zeit

Chadi Abdul-Rida, Isabelle Albert, Oliver Arránz Becker, Helen Baykara-Krumme, Sait Bayrakdar, Klaus Boehnke, Martina Brandt, Jana Brix, Josef Brüderl, Sonja Drobnick, Michael Feldhaus, Wassilios E. Fthenakis, Daniel Fuß, Harry Ganzeboom, Andreas Genoni, Ingrid Gogolin, Ayşe Güveli, Marina Hennig, Leonie Herwartz-Emden, Paul Hill, Nuo Hou, Johannes Huinink, Magdalena Joos, Frank Kalter, Daniela Klaus, Johannes Kopp, Peter Kriwy, Nadia und Daniel Lois, Boris Mayer, Wolfgang Meyer, Beate Minsel und Andreas Krapp, Dana Müller, Rosemarie Nave-Herz, Ursula Neumann, Franz J. Neyer, Corinna Onnen, Lucinda Platt, Ludger Pries, Susanne Rippl, Veronika Salzburger, Birger Schnoor, Beate Schwarz, Christian Seipel, Barbara Settles und Familie, Rainer Silbereisen, Nico Stawarz und Sophie Straub, Gisela Trommsdorff, Irina Usanova, Sabine Walter, Manuela Westphal und die Vorstände der Sektionen Familiensoziologie und Migrations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Albrecht Reinhardt

Albrecht war ein engagierter Journalist, ein solidarischer Kollege, ein verständnisvoller Vorgesetzter, ein guter Freund. Jemand der Einfluss hatte und Einfluss nahm, aber immer für die Menschen und für das Programm.

Unvergesslich sein ansteckendes, mitreißendes Lachen, seine schalkhafte Mimik, seine buddhagleiche Lebensklugheit, seine Großzügigkeit, sein Optimismus. Albrecht war aber auch Kämpfer, fit für den offenen Streit wie für die subtile Finte. Beides hat er gebraucht als Journalist „draußen“ in der Welt, aber auch in unserem geschätzten WDR. Ein Mensch mit Rückgrat!

Albrecht war ein Seelenfänger. Initiator neuer Programme und Mutmacher engagierter Politdokus. Als Förderer des Nachwuchses verfügte er über eine beneidenswerte Fähigkeit: Er machte sein journalistisches Umfeld besser.

Albrecht war ein Hausgewächs des WDR von der Pike auf, öffentlich-rechtlich quasi von Geburt. Nach Volontariat und mehreren Jahren im Studio Bonn und bei der neu gegründeten Aktuellen Stunde ging er zu MONITOR, wo er zur Stütze der Redaktion wurde. Studio Nairobi, Leitung der Auslandsredaktion und stellvertretender Chefredakteur waren weitere berufliche Stationen. In seinen letzten Berufsjahren berichtete Albrecht aus Moskau, Odessa, Kiew – den ersten Maidan erlebte er und die Anfänge Putins im Amt. Seine Skepsis war größer gew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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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rauert um ihr Kollegiumsmitglied

Professor Dr. Gert Forkmann

Ordinarius i.R. für Zierpflanzenbau * 27. Mai 1942 † 8. Juni 2026

1992 wurde Professor Forkmann an das Wissenschaftszentrum Weihensteph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berufen. Hier forschte und lehrte er bis zu seinem Eintritt in den Ruhestand im Jahr 2007.

Sein wissenschaftlicher Schwerpunkt lag in der Aufklärung der Biosynthese der Flavonoide und ihrer Funktion, u.a. als Blütenfarbstoffe. Dabei spannte sich der Bogen von Genetik über Biochemie und Molekularbiologie bis hin zur Gentechnik.

Von 1998 bis 2000 war Professor Forkmann Prodekan der damaligen Fakultät für Landwirtschaft und Gartenbau.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wird ihrem Kollegiumsmitglied Gert Forkmann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Hochschulpräsidium und Professorenkollegium

Professor Thomas F. Hofmann Präsident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rauert um ihr Kollegiumsmitglied

Professor Dr. Ansgar Schwirtz

Von 2013 bis 2018 war Ansgar Schwirtz Dekan der vormaligen Fakultät für Sport- und Gesundheitswissenschaften. Außerdem war er seit 2017 Präsident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für Sportwissenschaft (dvs).

Extraordinarius i.R. für Biomechanik im Sport * 12. Januar 1959 † 30. September 2026

Im Jahr 2002 wurde Dr. Ansgar Schwirtz an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berufen. Als Professor für Biomechanik im Sport forschte und lehrte er bis zu seinem Eintritt in den Ruhestand im Jahr 2025. Sein wissenschaftlicher Schwerpunkt galt der Biomechanik im Sport, auch hinsichtlich Prävention und Rehabilitation von Erkrankungen.

Auch über seinen Ruhestand hinaus blieb Professor Schwirtz der TUM eng verbunden und lehrte weiterhin am TUM Campus im Olympiapark.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wird ihrem Kollegiumsmitglied Ansgar Schwirtz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 04.10.1944 + 27.09.2026

Hochschulpräsidium und Professorenkollegium Professor Thomas F. Hofmann Präsident

Fritz und Haifaa mit Asmara und Samu

Ein echtes Münchner Kindl hat seine letzte Reise angetreten.

Wir lieben dich

Albrecht Reinhardt

Matthias mit Nils, Luzia und Antonia

Wilfried Weil

Gott hat Dich zu sich geholt, bei uns bleibt die dankbare Erinnerung.

Wir haben einen sehr geliebten Menschen verloren

Eva und Karin Nila und Matthes

Nora und Max mit Noah, Jesse und Jonas

* 25. April 1940 † 7. Oktober 2026

Frauke und Hartmut mit Lea, Angelina und Kolja

Es ist zu früh, sagt das Herz. Es ist Erlösung, sagt der Verstand. Du fehlst, sagt die Liebe.

Die Beisetz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 und Freundeskreis statt.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m Vater,

Deine Elfriede Angela und Ansgar Monika und Martin

Thomas und Annette mit Jonathan

Hans Joachim Hettiger

Trauerfeier am Freitag, 16. Oktober 2026 um 14.00 Uhr in der Aussegnungshalle am Gemeindefriedhof Vaterstetten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verehrt, geliebt - unvergessen!

*15. Dezember 1946 † 5. Oktober 2026

Franziska

* 31.08.1926 - + 03.06.2017

Wir vermissen dich:

C.O.L. Juulman Ph.D.

Christian & Julia mit Max, Theresa, Carl Tobias & Ann

Seine Freunde

Raimund Diederichs

* 29.01.1955 † 30.09.2026

Die Nachricht vom plötzlichen Tod unseres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n, Weggefährten und Freundes Raimund Diederichs hat uns tief erschüttert.

Raimund Diederichs hat mit seiner unternehmerischen Weitsicht, seiner Fähigkeit, die Dinge aus unterschiedlichen Blickwinkeln zu analysieren, und seiner großen Erfahrung unser Unternehmen über viele Jahre entscheidend mitgestaltet.

Wir verlieren einen wunderbaren Menschen, der uns mit seinem großen Engagement, seiner Disziplin, seiner Verlässlichkeit und seiner respektvollen Art ermutigt, gefördert und geprägt hat. Sein offenes Herz und sein feiner Humor haben uns immer wieder bereichert.

Unser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rau Dagmar, seinen Kindern und seinen Enkeln. Er wird uns allen sehr fehlen.

Aufsichtsrat, Vorstand und alle Mitarbeiter der TARGUS Management Consulting AG

Danksagung

Es war in unserem Schmerz ein großer Trost zu erfahren, wie viel Liebe, Freundschaft und Wertschätzung für unseren lieben verstorbenen

Peter Konrad Ofer * 10.08. 1938 † 01.O9.2026

in Bayern und in seiner pfälzischen Heimat zum Ausdruck gebracht wurde!

Herzlich bedanken möchten wir uns für die vielen liebevollen Briefe, Kranz- Blumen- und Geldzuwendungen! Ein besonderer Dank an Pfarrer Dr. Jens Henning für seine einfühlsame Ansprache in der Trauerfeier! Uns bleibt jetzt noch, Peters ausdrücklichem Wunsch nachzukommen und Ihnen seine letzten persönlichen Abschiedsworte zu lesen zu geben:

Gott, der Herr, mein himmlischer Vater, hat mich, Peter Ofer, im Alter von 88 Jahren heimgerufen. In diesem Leben bin ich vielen Menschen begegnet und habe mit ihnen viel Freude, Liebe, Hilfe und Treue erfahren. Dafür bin ich sehr, sehr dankbar. Mit vielen Menschen habe ich Gemeinsames geschaffen und auch manches bewirkt, mit einigen bin ich auch gemeinsam ein langes Stück des Weges gegangen. Dabei habe ich auch sicherlich manchen verletzt oder gar benachteiligt. Dafür bitte ich um Verzeihung. Gleichzeitig verzihe ich jedem ohne Ausnahme, durch den ich Ungemach oder auch bittere Verletzungen erfahren habe. Alle, die ich nun verlassen habe, mögen in Frieden weiter leben.

Dankbar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Karl-Heinz Ofer

Opa und Schwiegervater

Horst Michael Murr

*23.01.1941 in München † 04.09.2026 Bad Aibling

Max sen. und Sabine Martina, Mathilda und Max ju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am 13.10.2026 um 14:00 Uhr im Gedenkwaldgarten Au in Bad Feilnbach in der Gottschallingerstrasse 26 statt.

Petra Schoener * 02. Mai 1941 † 02. Oktober 2026

In Liebe Alexander Michael

Susanne mit Familie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findet am Dienstag, den 13. Oktober 2026, um 10:00 Uhr im Waldfriedhof Gauting, Planegger Str. 26, statt.

Nach langem, geduldig ertragenem Leiden verstarb am 05. Oktober 2026 mein lieber Mann

Dr. Johannes Schlootz Politikwissenschaftler

Sein besonderes Anliegen war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und die Verständigung mit den Völkern Osteuropas.

In Liebe Elisabeth Herzig-Schlootz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den 16.10.2026 um 10:00 Uhr in der Kirche Potsdam-Bornstedt Ribeckerstraße 17 statt.

Traueradresse: Amundsenstraße 21, 14469 Potsdam

Ein Münchner im Himmel.

Unser geliebter Papi und Opi

Alfons Maximilian Thalmeir

ist jetzt in Gottes gütiger Hand und mit seinem Schutzengel Uschi in Ewigkeit wieder vereint.

In stiller Trauer und mit großer Dankbarkeit Caroline mit Familie Tobias mit Familie

Beerdigung am Freitag, 16.10.2026, um 12.45 Uhr im Friedhof Perlacher Forst

Seine Hilfsbereitschaft und sein gutes Herz werden uns immer in Erinnerung bleiben.

Johann Peter Weigl * 10. August 1935 † 28. September 2026

In liebevoller Erinnerung Susanne Eicher und Martin Weigl mit Familie

Die Beerdigung findet am Montag, den 19. Oktober 2026, um 11:00 Uhr auf dem Waldfriedhof Grünwald statt.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rauert um ihr Kollegiumsmitglied

Professor Dr. rer. nat. Anton Fischer

Professor i.R. für Geobotanik * 21. Mai 1953 † 18. September 2026

Von 1999 bis zu seinem Eintritt in den Ruhestand 2018 war Dr. Anton Fischer Professor für Geobotanik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Er war ein hervorragender Wissenschaftler, der die Vegetations- und Waldforschung über viele Jahre hinweg geprägt hat. Dabei ging es ihm immer auch um die erfolgreiche Umsetzung s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in die Praxis, um Naturschutz und Ökotourismus. Professor Fischer war von 2003 bis 2006 Studiendekan der Studienfakultät für Forstwirtschaft und Ressourcenmanagement und Leiter des Zentrums Wald-Forst-Holz Weihenstephan.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wird ihrem Kollegiumsmitglied Anton Fischer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Du wurdest jäh und unerwartet aus der Mitte deines Lebens gerissen. Es ist für uns unfassbar und unbegreiflich.

In liebevoller und unvergesslicher Erinnerung an

Michael Drechsler

Dipl. Kaufmann und Steuerberater *7. Dezember 1964 †24. September 2026

Deine Schwester Cornelia und Markus mit Erik

Die Beerdig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Wenn durch einen Menschen ein wenig mehr Liebe und Güte, ein wenig mehr Licht und Wahrheit in der Welt war, dann hat sein Leben einen Sinn gehabt.“ Alfred Delp

Laura Ellen Kiefhaber

* 22. August 1931 in New York † 29. September 2026 in München

In Liebe

In Liebe Ellen Burger, geb. Kiefhaber Gregory Kiefhaber Felicitas Kiefhaber im Namen der Familie

Die Trauerfeier und Beisetzung fand im engsten Kreis statt.

Du bleibst tief in unserem Herzen das kann uns der Tod nicht nehmen.

Ein wunderbarer, liebenswerter und großzügiger Ehemann, Vater und Großvater hat uns verlassen.

Wolfgang Müller

Steuerberater und Wirtschaftsprüfer im Ruhestand 27.02.1951 - 23.09.2026

In tiefer Trauer und Dankbarkeit

Carena Müller

Ricarda Müller

Daniel Hofmeier

Was man tief in seinem Herzen besitzt, kann man nicht durch den Tod verlieren.

Rolf Peter Schemuth * 23.12.1938 † 29.09.2026

Wir nehmen Abschied mit einer Trauerfeier am 19.10.2026 um 11.30 Uhr in der Einhardbasilika, Große Maingasse 3, 63500 Seligenstadt.

Am 07.11.2026 feiern wir um 10:00 Uhr eine Hl. Messe in der kath. Kirche "Maria Himmelfahrt", Christoph v. Schmid Str. 11, 86470 Thannhausen, im Anschluss folgt die Urnenbeisetzung auf dem Kirchfriedhof.

Anstelle von zugedachten Blumen- oder Kranzgebinden bitten wir um Spenden an die Stiftung Deutsche Leukämie & Lymphom-Hilfe, Sparkasse KölnBonn, IBAN DE06 3705 0198 0000 0771 31 SWIFT-BIC COLSDE33XXX, Kennwort: Edith Schemuth

Jan und Michaela Schemuth mit Luissa und Carlotta Katrin und Dr. Felix Koberling mit Matteo Julia Schemuth und Daniel Lang Margarete, Dieter und Jürgen Schemuth

Leuchtende Tage, Nicht weinen, dass sie vorüber. Lächeln, dass sie gewesen!

Konfuzius

Ihr Herz schlug fü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ihre Neugier führte sie in alle Welt. Wir danken ihr für alles, was sie uns mitgegeben hat.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r Tante und Freundin

Brigitte Schmitz

*15.10.1941 † 01.10.2026

In stiller Trauer:

Klaus Schmitz mit Marcel und Emily Jürgen und Tanja Schmitz mit Julian und Tabea Ulla Löffel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findet am 14.10.2026 um 12.15 Uhr auf dem Westfriedhof, Baldurstr. 28, in 80637 München statt.

Zum 1. Jahrestag

Dr. Wolf Dieter Götz * 11.03.1943 † 10.10.2025

Ich liebe dich in Zeit und Ewigkeit...

Deine Fanni

wo gehen wir denn hin - immer nach Hause, immer nach Hause (Novalis)

Deine Freude am Leben und Dein Humor werden immer ein Teil von uns sein.

Jürgen Poeschel Dipl. Ing.

* 5. Juli 1942 † 24. September 2026

Danke für die schöne gemeinsame Zeit Deine Familie Hermine (Mimi), Cornelia, Ralph Antonia und Felicia

Die Trauerfeier und anschließende Urnenbeisetzung am Montag, 12.10.2026, 12:00 Uhr im Waldfriedhof Dachau.

Was bleibt, ist alles, was du mit uns geteilt hast.

Deine große Liebe. Deine Leidenschaft für das Leben und deine Freude an den Menschen. Deinen Frohmut, deine Energie, deine nie versiegende Neugier. Deine Offenheit, deine Intensität, deine Wärme.

Vor allem dein großes Herz – und dein Lachen.

IRIS IRENE BETTRAY

* 31.05.1963 † 05.10.2026

Dafür danken wir dir. Du fehlst uns unendlich!

Jürgen, Justus und Felicitas

Familie Bettray-Krings, c/o Ostler Bestattungen, Zoeppritzstr. 10, 82467 Garmisch-Partenkirchen

Die Beisetzung findet im engen Kreis in Garmisch statt.

Anstelle von Blum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zugunsten der neuroonkologischen Forschung zum Glioblastom.

Universitätsklinikum Köln (AöR), 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Köln IBAN: DE 04 3702 0500 0008 1500 00, BIC: BFS WDE 33XXX Verwendungszweck: 8002-9420-0006, Neurologie AG Galldiks

Der Deutsche Fernsehpreis trauert um sein langjähriges Jury-Mitglied

Iris Bettray

31. Mai 1963 – 5. Oktober 2026

Wir verlieren eine wunderbare Kollegin und leidenschaftliche Fernsehmacherin mit einem besonderen Gespür für gute journalistische Geschichten. Wir werden ihr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Unser Mitgefühl ist bei ihrer Familie.

Der Deutsche Fernsehpreis

Stifter Geschäftsführung

Partner

Beirat

Jury

Ständiges Sekretariat

Unser Leben kann nicht immer voller Freude, aber immer voller Liebe sein.

Dr. Walter Jakob Willmertinger

★ 16. Dezember 1953 + 6. September 2026

In Liebe gehalten, im Herzen bewahrt

Angelika Willmertinger

Philipp, Valeska, Luna, Ronja, Leonie

Christian, Lisa, Kilian

Tommy, Iiris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Dienstag, 20. Oktober 2026,

um 10:30 Uhr auf dem Westfriedhof München statt.

„Man sieht die Sonne langsam untergehen und erschrickt doch, wenn es plötzlich dunkel ist.“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DR. MED. MARION BARTH-VÖLKER

*22.8.1952 †16.9.2026

In tiefer Trauer und nicht endender Verbundenheit Christoph Völker mit Alexa und Valerie

Trauerfeier und Beisetzung finden am Freitag, den 06.11.2026, um 12 Uhr in der Aussegnungshalle des Nordfriedhofs statt, Ungererstraße 130, 80805 München

Ein langes, erfülltes Leben ging zu Ende.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m Vater, Schwiegervater und Opa

Lothar Esau * 26.08.1925 † 25.08.2026

Er ruht nun in Gottes liebevoller Hand.

Ulrich und Karin Esau Dierk Esau und Christel Schmelz mit Helene und David Esau Anja Esau mit Armin Dölling Ernst-Thun-Str. 16 84453 Mühldorf

Die Beisetzung findet am Freitag, den 16.10.2026, um 11:00 auf dem Parkfriedhof Ottobrunn statt.

Nun darfst du ruhen.

Dr. Helmut Hörger

Rechtsanwalt und Steuerberater 4. Dezember 1937 – 4. Oktober 2026

Nach deiner langen Leidenszeit, die du mit bewundernswerter Geduld ertragen hast, wurdest du im Kreise deiner engsten Familie von deinen Leiden erlöst.

Wir lassen dich schweren Herzens, aber voller Dankbarkeit gehen.

In unendlicher Liebe: Helga, Andrea, Karina, Susi, Franz, Sabrina und Kathri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findet am Mittwoch, den 14. Oktober 2026, um 14:00 Uhr auf dem Friedhof Gräfelfing, Aussegnungshalle (Großhaderner Str. 2 · 82166 Gräfelfing) statt.

Marianne Niebrügge-Aschenbrenner geb. Witting

Fotografin und Filmeditorin

Geb. in Kronstadt am 22.01.1961, gelebt in München, gest. in Kulmbach am 05.10.2026.

Wir vermissen dich!

Emma Niebrügge, Dr. Marie Aschenbrenner

Jimmy Cornell mit Familie

Bernd Niebrügge mit Familie

Du hast bis zuletzt gekämpft wie eine Löwin und bist selbstbestimmt von uns gegangen.

Michaela Pröpper

Diplom-Psychologin * 30. März 1961 † 5. September 2026

Wir werden Dich unendlich vermissen. Roman

Werner & Ines mit Marie und Christian Karin & Jan mit Jarin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Die Beisetzung fand im engsten Kreis der Familie und Freunde statt.

Man braucht nur eine Insel

In tiefer Trauer verabschieden wir uns von

Dr. phil.

Ingrid Stelzel

Germanistin und Gestalttherapeutin * 24.6.1947 † 21.9.2026

Dr. Peter Stelzel

Eva Stelzel-Fischer und Michael Fischer mit Jonna

Krista Seyr und Familie

Hilde Brandtner und Haymo Scherz mit Jakob

Müde geworden von den langen Wegen des Lebens und des Sterbens bin ich endlich angekommen.

Hartmut Stroebe

*24.08.1936 +17.09.2026

Wir verabschieden uns.

Ursel, Ina, Alex und Max

mit Familie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19.10.26 um 09:45 Uhr auf dem

Pasinger Friedhof statt.

Wenn Ihr an mich denkt, seid nicht traurig. Erzählt lieber von mir und traut Euch zu lachen. Lasst mir einen Platz in Eurer Mitte, so wie ich ihn im Leben hatte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r über alles geliebten Mutter, Oma, Cousine und Patin

Iris Kosney

Drogistin geb. Kempf *30.3.1937 in Bünauburg, ehem. Sudetenland †26.9.2026 in München

München, Raubling

Deine Söhne Ulrich und Christian Kosney Enkel Patrick, Carolin, Helena und Moni

Trauergottesdienst am Freitag, 16.10.2026, um 11 Uhr in der Pfarrkirche St. Ansgar, Gulbranssonstr. 30 in München - Parkstadt Solln. Rosenkranz, Donnerstag, 15.10.2026, 17 Uhr, in St. Johann Baptist, Solln. Die Urnenbeisetzung findet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Dr. Peter Lips

* 12. Januar 1936 † 8. September 2026

Wir vermissen ihn sehr und sind dankbar für die gemeinsame Zeit und alles, was er uns mitgegeben hat. Familie Lips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13. Oktober 2026 um 11 Uhr in der Groß Flottbeker Kirche statt.

Anstelle von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für die Kinder- und Jugendarbeit der VILLA Leipzig. IBAN: DE26 3702 0500 0003 5487 00 Verwendungszweck: Spende - Dr. Peter Lips

Zurück bleiben die kostbaren Erinnerungen an einen wunderbaren Menschen und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Seele - voller Barmherzigkeit und Mitgefühl.

Dr. med. Georg-Michael Praetorius

* 08. April 1941 † 17. September 2026

Mögen seine Wärme und seine Güte für immer in unseren Herzen weiterleben. Shashi

Dr. med. Manuel Wolfgang Praetorius mit Familie Judith Maria Praetorius mit Familie Sarah Well Ratna Praetorius Sonya Shagun Netzle Barbara Praetorius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Der Gottesdienst findet am Samstag, den 17. Oktober 2026 um 10 Uhr in der Heilig-Kreuz-Kirche Oberpfaffenhofen (Bischof-Josef-Weg 7, 82234 Weßling) statt. Die Urne wird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auf dem Friedhof München-Pasing beigesetzt.

Anstelle von Blum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an das Ambulante Pallialtivteam FFB IBAN: DE44 7005 30700032 5806 72 Kennwort: Dr. Praetorius

Mit tiefer Trauer und Betroffenh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r Kollegin

Carolin Schäfer

die am 1. Oktober 2026 im Alter von nur 41 Jahren nach langer und schwerer Krankheit viel zu früh verstorben ist.

Carolin war seit 11 Jahren Teil des Marketing-Teams und hat mit Leidenschaft die nachhaltige Produktion unserer Print-Werbemittel verantwortet. Mit ihrer ruhigen, warmherzigen Art und ihrer Zuverlässigkeit war sie für unser gemeinsames Arbeiten und unser Miteinander von großer Bedeutung. Wir haben sie als bescheidenen und liebenswerten Menschen erlebt und geschätzt. Sie wird uns sehr fehl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ihrer Familie und allen, die ihr nahestanden.

Die Geschäftsführung, der Betriebsrat sowie di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er Verlagsgruppe Hüthig Jehle Rehm GmbH.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r lieben Mama und Oma

Maria Theimer

* 6. Dezember 1937 † 6. Oktober 2026

Regina mit Sophia, Sebastian und Emily

Trauerfeier am Donnerstag, den 29. Oktober 2026 um 14.00 Uhr in der Kirche St. Johannes der Täufer in Taufkirchen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im Kirchenfriedhof.

SZ Gedenken

„Alles hat seine Zeit, die Zeit der Liebe, der Freude und des Glücks, die Zeit der Sorgen und des Leids. Es ist vorbei. Die Liebe bleibt.“

Gerhard Huxoll

Architekt * 1.8.1931 † 6.10.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Anne Huxoll

Marc und Daniela

Caren und Daniel

Uwe mit Familie

Die Beerdigung findet statt am Donnerstag, 15.10.2026, um 10 Uhr im Friedhof Pullach.

Und doch ist Einer, welcher dieses Fallen

unendlich sanft in seinen Händen hält. (Rainer Maria Rilke)

Gudrun Jung

* 6. Juni 1938 † 14. September 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er Erinnerung nehmen wir Abschied

Ulrich mit Nazreen, Isaac und Isabel Karin mit Petra

Trauerfeier mit Urnenbeisetzung am 15. Oktober 2026 um 12.45 Uhr 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Stadelheimer Straße 24, 81549 München.

Di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trauert um

Prof. Dr. Martin Klingenberg

Emeritierter Professor für Physikalische Biochemie

* 05.12.1928 † 03.10.2026

Martin Klingenberg war Professor für Physikalische Biochemie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Als international herausragender Biochemiker prägte er mit seinen wegweisenden Forschungen zu den molekularen Mechanismen des mitochondrialen Energiestoffwechsels sein Fachgebiet weit über die LMU hinaus. Sein Tod hinterlässt eine schmerzliche Lücke in Forschung und Lehre. Mit ihm verliert di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ein hoch angesehenes Mitglied. Wir werden ihm stets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München, den 10.10.2026

Präsident Prof. Dr. med. Dr. h. c. Matthias H. Tschöp Präsidium und Senat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Der BUND Naturschutz in Bayern e.V. trauert um

Hans Stiebale * 26.9.1944 † 12.9.2026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einem Menschen voller Tatkraft und Engagement. Den Pasinger Magdalenenpark hat er maßgeblich mitgestaltet und als Biodiversitätsprojekt im Münchner Westen gefördert. Wir werden seine besonnene Art vermissen und ihm in Dankbarkeit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BUND Naturschutz in Bayern e.V.

Martin Geilhufe Landesvorsitzender

Christian Hierneis

Vorsitzender

Kreisgruppe München

Dr. Ernst Habersbrunner

Ortsgruppe München-West

Vorsitzender

Nach langer schwerer Krankheit verließ uns meine liebe Ehefrau, unsere liebe Mutter, Oma und Schwiegermutter

Ulrike Thiele

*24.09.1943 †27.09.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Dein Georg,

Toni und Katja, Claudia und Frank mit Josefine und Carmen

Die Trauerfeier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Tag und Nacht erreichbar

Pfia Gott

Nach einem erfüllten, reichen Leben beginnt für mich die Ewigkeit.

Ingeborg Lill *7. Juli 1939 †15. September 2026

Du wirst uns fehlen: Ernst, Friederike, Felix, Julia, Lily, Lola & Thomas

Trauergottesdienst in Reichersbeuern am 16.10. um 10:00 Uhr.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Helga Tyrchan

* 16.05.1935 † 23.09.2026

München, in stiller Trauer: im Oktober 2026 Wolfgang, Paula und Veit Urbanski

Die Urnenbeisetz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Mutabor e.V.

Beratung und Behandlung nach Schlaganfall und Schädel-Hirn-Verletzung

In tiefer Verbundenheit und großer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r Gründerin

Margot Wingruber *21.10.1945 † 29.09.2026

Margot Wingruber hat Mutabor e.V. 1988 maßgeblich initiiert und federfürend mit aufgebaut. Mit visionärer Kraft, unermüdlichem Engagement und tiefem humanitären Geist hat sie die Entwicklung unseres Vereins von seinen Anfängen an entscheidend geprägt und über Jahrzehnte gestaltet. Ihr Wirken für Menschen mit erworbenen Hirnschädigungen und ihr Einsatz für eine bessere Teilhabe fanden weit über Mutabor hinaus Anerkennung. Für ihre besonderen Verdienste wurde sie unter anderem mit der Medaille in Silber „München leuchtet – den Freunden Münchens“ (2003) sowie mit der Bayerischen Verfassungsmedaille in Silber (2005) und Gold (2013) ausgezeichnet.

Mit Margot Wingruber verlieren wir nicht nur unsere Gründerin, sondern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Persönlichkeit, deren Menschlichkeit, Tatkraft und Vision das Leben vieler Menschen nachhaltig geprägt haben.

Wir werden ihr Wirken und ihr Lebenswerk in dankbarer und ehrender Erinnerung bewahren.

Der Vorstand und die Geschäftsführung im Namen der Belegschaft und aller Vereinsmitglieder

Daniela Klemer · Max-Peter Fischer · Fritz Schuller

Mein Kind ist gestorben

Eltern wirklich zu helfen. Aus diesem Grund haben sich seit einigen Jahren Selbsthilfegruppen gebildet, um im gemeinsamen Gespräch ihre Trauer zu teilen.

Verwaiste Eltern, trauernde Geschwister, Großeltern finden hier Hilfe und Unterstützung.

Telefon 0 89/48 08 89 90

www.verwaiste-eltern-muenchen.de

Am Ende nicht allein

Bethel hilft unheilbar kranken Menschen und ihren Angehörigen.

www.bethel.de

Bethel

STÄDTISCHE BESTATTUNG

Trauerfall - was nun?

Palais Lerchenfeld • Damenstiftstraße 8 • 80331 München Telefon 0 89/2 3199 02 • www.städtische-bestattung.de

DAX

WELTBÖRSEN IM ÜBERBLICK

9.10.2026	Kurs	± in %
		z. Vortag
AEX Niederlande	1131,0	+0,87%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8877,7	+0,62%
ATX Österreich	6543,5	-0,26%
BIST 100 Türkei	12.266,0	+0,43%
Bovespa Brasilien	208.851,4	+1,41%
CAC-40 Frankreich	7803,3	+0,95%

S-DAX

9.10.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didas $\bullet$	149,85	2,29	196,40	129,95	26,97	2,80	15,89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187,70	0,20	221,25	157,48	148,71	3,20	25,96
Allianz SE $\bullet \circ$	417,00	0,87	454,60	338,80	158,63	17,10	13,22
BASF SE $\bullet$	51,68	-0,17	55,05	41,48	46,13	2,25	17,82
Bayer $\bullet$	43,77	2,77	53,92	25,78	43,00	0,11	10,30
Beiersdorf	78,14	0,75	110,15	67,08	18,96	1,00	17,14
BMW St. $\bullet$	53,26	2,07	97,92	51,98	29,89	4,40	8,54
Brenntag SE	62,12	1,40	66,86	43,72	8,97	1,90	17,70
Commerzbank	37,90	0,69	43,37	29,01	40,96	1,10	11,88
Continental	69,14	1,53	77,50	53,10	13,83	2,70	10,43
Daimler Truck Hldg.	41,35	1,62	50,08	33,46	31,66	1,90	11,81
Deutsche Bank $\bullet$	29,92	0,88	35,85	23,82	57,16	1,00	8,33
Deutsche Börse $\bullet$	296,00	1,16	298,00	200,10	55,14	4,20	24,81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24,70	-7,94	34,36	23,53	119,79	1,00	10,79
DHL $\bullet$	56,00	1,93	58,90	38,37	64,40	1,90	16,67
E.ON SE	17,15	1,09	20,39	14,98	45,30	0,57	15,45
Fres.Med.Care	37,50	2,12	47,86	34,57	11,00	1,49	8,66
Fresenius SE	42,36	1,84	52,96	35,11	19,40	1,05	11,64
GEA Group	68,45	1,63	69,35	53,45	11,14	1,30	19,96
Hannover Rück SE	263,20	0,30	281,20	223,40	31,74	12,50	11,48
Heidelberg Materials	142,30	1,79	241,80	137,20	25,10	3,60	10,95
Henkel Vz.	74,46	0,84	84,20	61,28	13,27	2,07	13,04
Hochtief	389,80	-0,10	554,00	242,40	30,29	6,60	29,35
Infineon Techn. $\bullet \circ$	58,86	-0,07	88,83	31,27	76,87	0,35	36,11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39,59	1,45	62,34	38,89	38,12	3,50	7,58
Merck	137,85	1,58	148,80	100,70	17,82	2,20	16,39
MTU Aero Eng.	348,90	1,51	404,80	265,20	18,78	3,60	17,81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523,80	0,92	574,40	437,40	68,43	24,00	10,29
Qiagen (NL) $\star$	40,19	1,55	47,60	27,56	8,31	0,35	18,61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939,10	0,45	1966,0	900,20	43,20	11,50	24,62
RWE	57,94	1,22	62,00	39,36	45,19	1,20	21,54
SAP SE $\bullet \circ$	191,46	3,70	244,30	127,50	235,21	2,50	26,41
Scout24 SE	72,45	1,68	104,20	62,70	5,22	1,50	17,76
Siemens $\bullet \circ$	272,10	2,97	291,70	198,00	217,68	5,35	24,83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145,36	2,01	191,66	94,40	125,17	0,70	32,59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39,14	2,30	49,71	32,81	44,15	1,00	17,02
Symrise	92,24	1,43	95,00	64,70	12,89	1,25	23,18
Volkswagen Vz	68,00	2,10	109,15	66,60	14,02	5,26	3,39
Vonovia SE	16,31	0,65	28,90	16,19	13,83	1,25	8,03
Zalando SE	23,80	4,34	30,43	18,61	6,29		16,41

9.10.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Divi-divende
1&1	23,05	0,22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1,90	0,46	0,52
Alzchem Group	162,90	1,81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58,40	1,74	-
Atoss Software SE*	87,30	3,31	2,28
Basler	22,45	-0,66	0,11
Befesa (LU)	35,35	2,02	0,64
Boss	37,97	0,18	0,04
Cancom SE	22,40	0,67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2,42	4,38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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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torius Vz.*	253,00	2,47	271,90	198,50	9,47	0,74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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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zia SE	6,80	1,1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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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care Pharmacy (NL)	72,00	-1,37	-
SAF Holland SE	21,45	1,6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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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net Security	267,50	8,3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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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L Carbon SE	5,48	2,43	-
Shelly Group SE (BG)	65,20	0,15	0,13
Sixt SE St.	70,20	1,7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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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Nature	20,70	1,22	0,83
Stabilus SE	15,72	4,52	0,35
Sto SE	99,00	1,85	3,31
Südzucker	12,22	3,21	-
TeamViewer SE*	6,90	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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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orion SE	17,56	-2,44	-
Vossloh	49,84	0,8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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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en (US)	196,00	0,46	-
BioNTech	83,00	-0,66	-
Bombardier B (CA)	183,85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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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Biotech	2,69	0,00	-
Branicks Group	0,41	-4,19	-
Bristol-Myers Sq. (US)	52,84	0,67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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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state Capital (U)	0,18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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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ägerwerk St.	87,80	-0,4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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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xon Mobil (US)	151,36	0,69	4,00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First Sensor	53,50	0,94	0,47
Ford (US)	11,06	1,65	0,60
Formycon	19,16	3,46	-
Fortec Elektronik	11,00	0,00	0,40
Freeport-McM. (US)	65,57	3,13	0,60
Fuchs SE	38,55	3,21	1,22
GE Aerospace (US)	272,50	0,17	1,44
Geely (CN)	1,71	3,43	0,50
General Motors (US)	72,93	1,11	0,63
Generali (IT)	41,32	1,22	1,64
Gesco	14,30	2,88	0,20
Gigaset	0,01	0,00	-
Gilead Sciences (US)	130,88	0,28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W)	0,43	3,40	-
Grammer	12,70	0,79	-
H+R	7,00	5,74	-
Halliburton (US)	28,91	0,94	0,68
Hamburger Hafen	21,50	0,47	-
Hapag-Lloyd	132,70	-0,67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03	-0,39	0,72
Harmony Gold (ZA)	14,95	8,33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14,75	0,00	1,00
Heineken (NL)	70,42	-0,11	1,92
Henkel St.	67,65	0,59	2,05
Hennes&Mauritz (SE)	14,59	1,99	7,10
Hoenle	7,46	1,08	-
Holcim N (CH)	68,38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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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nig & Bauer	8,59	-2,61	-
Kone Corp. (FI)	52,10	-0,08	1,80
KPS	0,23	-1,69	-
Kraft Heinz Co (US)	19,62	-2,26	1,60
Leifheit	10,90	1,40	1,20

Leo Int.Prec. Health	14,00	27,27	-
Linde PLC (IE)	431,80	0,42	6,00
Lloyds Banking (GB)	1,20	0,08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54,00	1,34	13,35
MasterCard (US)	513,80	0,04	3,15
MAX Automation SE	2,79	1,45	-
Medtronic (IE)	78,76	0,13	2,84
Meta Platforms (US)	648,00	1,31	2,10
Micron Techn. (US)	916,10	-0,81	0,46
Moderna (US)	200,00	14,26	-
Multitude (CH)	5,58	-3,13	0,55
MVV Energie	30,10	0,33	1,30
Nakiki	0,22	0,00	-
Netflix (US)	63,40	0,59	-
Newmont Corp. (US)	104,92	2,22	1,00
NFON	3,47	4,52	-
Nintendo (JP)	46,55	4,48	219,0
Nvidia (US)	205,25	-0,15	0,52
OHB SE*	159,20	-1,73	0,59
OMV (AT)	72,25	-3,22	4,40
Oracle (US)	126,86	5,17	2,00
Orange (FR)	13,91	-2,25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0,95	1,31	1,83
Panasonic (JP)	25,29	1,22	40,00
paragon GmbH	0,71	0,28	-
PayPal (US)	49,51	0,82	0,28
Pepsico (US)	112,48	-1,18	5,62
Pfeiffer Vac.	166,40	-0,24	7,32
Pfisterer SE	64,33	-1,03	0,85
Pfizer (US)	24,77	-0,22	1,72

MSCI-World Welt	4931,3*	-0,54%
Nasdaq-100 USA	30.883,1	+0,51%
Nikkei 225 Japan	69.039,2	-0,26%
OBX Oslo Norwegen	1978,4	+1,24%
OMX Schweden	1122,1	+1,64%
OMX Index Finnland	13.564,5	+0,59%
OMXC 20 Dänemark	1518,2	+1,54%
PX Tschechien	2576,8	+1,24%

Engie (FR) ●	22,83	-0,35	29,85	18,84	58,04	1,35	11,14
Eni (IT) ●	25,19	1,06	25,19	14,57	79,27	1,07	9,36
EssiliorLuxottica (FR) ●○	145,40	1,68	323,50	138,40	67,50	4,00	20,28
Ferrari (NL) ●	348,05	1,18	376,70	268,90	61,70	3,62	38,93
GSK PLC (GB) ○	20,88	1,75	26,02	18,33	84,47	0,66 GBP	9,06
Hermes Internat. (FR) ●○	1284,0	0,78	2288,0	1263,0	135,55	13,03	28,89
HSBC (GB) ○	16,59	1,44	19,01	11,10	284,24	0,75 USD	10,96
Iberdrola (ES) ●○	21,33	1,57	22,00	15,93	142,34	0,01	21,55
Inditex (ES) ●	52,88	-0,08	59,14	46,00	164,81	1,75	24,60
ING Group (NL) ●○	29,89	0,79	32,33	20,33	85,88	1,09	12,15
Intesa Sanpaolo (IT) ●○	6,13	-0,24	6,94	4,80	109,08	0,38	10,38
L'Oréal (FR) ●○	380,75	1,85	405,15	339,85	202,81	7,31	27,18
London St. Exch. (GB) ○	102,40	0,39	115,40	83,00	49,38	1,50 GBP	17,50
LVMH (FR) ●○	381,90	-0,12	654,00	377,35	188,89	13,00	17,56
National Grid (GB) ○	13,56	0,33	16,40	12,50	68,16	0,48 GBP	13,18
Nestle (CH) ○	81,71	-0,28	93,80	76,50	210,53	3,10 CHF	16,51
Nokia (FI) ●	9,27	3,99	14,97	4,45	53,23	0,14	25,05
Nordea Bank AB (FI) ●	16,84	0,54	18,03	13,83	57,30	0,96	11,61
Novartis (CH) ○	128,32	1,20	144,08	105,36	261,11	3,70 CHF	17,16

Scalable Capital

technotrans SE	27,10	0,00	0,83
Telefónica (ES)	3,27	-4,56	0,30
Tencent (CN)	48,60	2,06	5,30
Tesla (US)	342,50	3,79	-
Teva ADR (IL)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259,45	1,35	5,56
thyssenkr. nucera	8,43	-0,94	-
Tomra Systems (NO)	8,42	1,26	2,15
Toyota Motor (JP)	16,60	0,61	95,00
Unibail-Rod.Wfd. (FR)	87,08	1,02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60	-0,92	0,52
Vale (BR)	12,10	1,66	5,48
Veolia Envir. (FR)	31,24	1,43	1,50
Verizon (US)	37,06	-10,12	2,74
Vestas Wind (DK)	24,76	-0,36	0,74
Villeroy & Boch	12,60	-1,56	0,85
Vita 34	2,97	0,00	-
Vivendi (FR)	1,42	-0,07	0,04
Vodafone (GB)	1,41	-4,16	0,04
Voestalpine (AT)	42,84	2,49	0,75
Volkswagen St.	68,50	2,01	5,20
Voltatron	3,30	0,46	-
WashTec	32,90	0,92	2,50
Wells Fargo (US)	72,52	1,61	1,70
Westwing Group SE	12,70	3,25	-
Wolters Kluwer (NL)	74,50	2,17	2,52
Zeal Network SE	38,70	-2,27	1,40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Veränderung in Prozent zum Vortag

9.10.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in Mrd. €	Divi-dende	KGV2026
			Hoch	Tief
ABB (CH) ◦	84,10	-0,78	96,76	58,00	153,33	0,94 CHF	32,98
Adyen (NL) ◆	885,90	3,38	1600,0	784,30	28,08	–	23,00
Ahold (NL) ◆	32,40	1,95	42,47	30,36	28,29	1,24	11,33
Air Liquide (FR) ◆◇	170,00	1,17	181,20	140,91	108,49	3,36	26,77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8,64	1,18	76,00	50,86	123,36	1,15	17,88
Argenx (NL) ◆	727,00	-1,17	910,00	566,40	45,72	–	29,69
ASML Holding (NL) ◆◇	1607,4	0,59	1741,4	804,00	623,91	4,58	43,04
AstraZeneca (GB) ◆	144,55	1,80	180,45	134,00	224,20	4,04 GBP	15,19
AXA (FR) ◆◇	41,99	1,08	45,79	36,58	87,80	2,32	9,93
Banco Bilb. (BBVA) (ES) ◆◇	23,38	1,52	25,76	15,57	130,49	1,33	11,81
Banco Santander (ES) ◆◇	12,00	-0,53	13,04	8,16	174,65	0,24	12,00
Barclays (GB) ◆	5,08	0,79	6,31	4,03	67,95	0,09 GBP	8,11
BAT (GB) ◆	49,42	-0,04	57,26	42,95	106,61	2,40 GBP	11,42
BNP Paribas (FR) ◆◇	90,33	0,93	113,56	65,01	99,51	2,57	7,90
BP (GB) ◆	6,95	0,86	7,01	4,60	109,14	0,33 USD	8,39
Danone (FR) ◆	59,46	-0,23	80,00	57,52	40,63	2,25	14,26
Enel (IT) ◆◇	8,89	1,17	10,29	8,28	90,39	0,49	12,35

Novo Nordisk (DK) ◦	34,37	1,09	54,86	30,29	116,52	11,70 DKK	12,39
Prosus (NL) ◦	36,01	1,02	63,58	34,71	78,74	-	7,91
Relx (GB) ◦	31,14	2,23	40,98	23,44	54,28	0,68 GBP	17,97
Richemont (CH) ◦	182,45	1,30	215,30	140,40	98,08	4,30 CHF	23,85
Rio Tinto (GB) ◦	83,75	0,83	95,90	56,68	105,12	3,00 GBP	11,30
Roche PS (CH) ◦	383,35	1,15	411,60	278,70	269,33	19,60 CHF	17,49
Rolls-Royce Grp. (GB) ◦	16,30	-1,70	18,74	11,50	135,28	0,10 GBP	39,50
Safran (FR) ◦◇	315,30	1,38	366,00	264,00	131,90	3,35	25,84
Saint Gobain (FR) ◦	65,28	0,77	91,32	63,82	32,30	2,30	10,15
Sanofi (FR) ◦◇	71,97	0,62	90,46	69,89	86,92	4,12	8,21
Schneider Electric (FR) ◦◇	265,90	2,03	311,75	221,65	153,85	4,20	25,69
Shell (GB) ◦	45,20	1,77	45,20	29,54	258,97	0,93	11,27
TotalEnergies (FR) ◦◇	78,44	1,87	81,42	49,46	178,97	3,40	7,64
UBS (CH) ◦	42,03	-0,52	48,00	31,14	137,77	1,10 USD	13,76
UniCredit (IT) ◦◇	76,38	0,74	86,07	57,10	118,98	3,15	10,14
Unilever PLC (GB) ◦	55,29	0,80	63,27	47,00	120,59	1,24 GBP	19,07
Vinci (FR) ◦◇	108,00	0,42	143,00	104,90	63,53	5,00	11,07
Zurich Insurance (CH) ◦	618,00	0,55	681,20	573,40	93,46	30,00 CHF	14,26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S&P BSE Sensex Indien	72.472,3	+1,23%
S&P-500 USA	7811,5	+0,59%
S&P-TSX Kanada	35.664,6	+1,48%
Shanghai Comp. China	3813,8	+0,05%
SMI Schweiz	13.787,4	+1,10%
Stoxx-Europe-50 Europa	5305,2	+0,87%
TecDAX Deutschland	3978,4	+0,32%
WIG 20 Polen	4185,5	+1,37%

Titel	ISIN	Preis09.10.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6 M	1 J.	3 J.	5 J.
Henderson Glob TecLea A2 USD	LU0070992663	362,38 $	29,77	30,64	149,65	120,76	1,87	Thesaurierend
Union Lux UniSec. High Tech.*	LU0101441672	431,62 €	48,67	43,31	145,68	150,51	1,85	Ausschüttend (5,75€)
Hend.Gartmo Sust Fut Tech A2$	LU2342242398	20,27 $	31,92	43,90	145,34	106,41	1,89	Thesaurierend
Deka Technologie CF	DE0005152623	144,26 €	39,66	36,50	132,72	128,96	1,44	Ausschüttend (2,49€)
Amova AM ARK Disr Innov B$*	LU1861558580	19,60 $	31,66	3,53	125,54	-20,98	1,51	Thesaurierend
UBS Lux Digital St. US Eq*	LU1651323518	275,48 €	29,97	43,67	124,09	64,63	2,07	Thesaurierend
Deka Lux Künstl Intellig CF	LU2339791803	169,22 €	41,61	33,48	111,07	76,07	1,52	Ausschüttend (2,86€)
DJE-Gold&Ressou PA	LU0159550077	324,28 €	-8,44	13,18	108,22	102,75	2,00	Ausschüttend (3,22€)
Nomura Asia Pacific*	DE0008484072	268,07 €	26,94	43,04	102,89	52,82	2,00	Thesaurierend
UBS Lux(L) EM Eq P XA*	LU0322730093	229,58 $	19,17	27,87	96,95	54,85	0,03	Thesaurierend

Aktienfonds im Vergleich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Persp Dynamisch CF

€

127,31

121,25

+9,42

+11,53

+60,04

DE000DK0V6U7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hausInvest

€

46,41

44,20

+1,12

+1,72

+5,91

DE0009807016

DWS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Philip Morris (US)	177,54	-0,12	7,11
Philips (NL)	21,82	1,58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27	-0,85	0,05
ProCredit Hldg.	8,42	-0,82	0,47
Prosus (NL)●	36,01	1,02	—
Prudential (GB)	10,57	0,96	0,14
Q.Beyond konv.	3,26	-3,55	—
Qualcomm (US)	156,94	2,41	3,62
Raiffeisen Int. (AT)	56,15	0,45	1,60
Renault (FR)	26,60	2,62	2,20
Repsol (ES)	29,68	-1,72	0,50
Roche I (CH)	393,60	0,56	10,80
RTX Corp. (US)	164,40	2,81	2,72
Ryanair (IE)	23,06	-2,41	0,39
Samsung El. GDR	4260,0	1,19	28,96
Samsung El. Vz GDR	3155,0	-1,10	12,95
Sartorius St.	195,80	-4,95	0,73
Shopify (CA)	150,94	2,79	—
Singulus Techn.	9,92	0,20	—
Sixt SE Vz.	54,50	0,55	3,22
Snap (US)	5,41	4,84	—
SNP Schneider-Neu. SE	91,80	-0,86	—
Societe Generale (FR)	63,46	1,44	1,61
Softbank (JP)	32,54	1,04	11,00
Sony (JP)	21,51	1,20	24,51
SpaceX (US)	143,98	0,63	—
Spotify	467,00	2,41	—
Starbucks Corp. (US)	81,08	-1,28	2,49
STMicroelectron (NL)	46,77	-0,91	0,36
Stratec	21,60	-2,92	0,60
STS Group	3,93	0,00	—
Surteco Group SE	6,75	-3,57	—
Swatch Group I (CH)	188,70	-2,86	4,50
Swiss Re N (CH)	154,95	1,47	6,30
Takkt	2,96	0,68	—

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____Performance____
		09.10.	09.10.	YTD	1 J.	3 J.	ISIN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3,66	32,06	-10,62	-10,89	-13,90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3,77	32,16	-10,66	-11,00	-14,64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48,83	46,50	-8,25	-8,07	-10,70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49,15	46,81	-8,06	-7,83	-9,75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5,12	42,97	-6,71	-6,49	-12,16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4,39	42,28	-6,97	-6,85	-13,27	DE0009807057

MEAG

Leading Cities

€

59,13

56,05

-9,61

-22,77

-45,18

DE0006791825

	Deka
AriDeka CF	€	110,55	105,03	+5,99	+8,19	+40,17	DE0008474511
BW Zielfonds 2030	€	54,39	53,32	+0,27	+0,27	+11,70	DE000DK0ECQ6
DekaFonds CF	€	164,00	155,80	+1,95	+0,57	+45,87	DE0008474503
Deka-MegaTrends CF	€	196,47	189,37	+15,09	+16,50	+61,17	DE0005152706
Div.Strateg.CF A	€	250,49	241,44	+11,73	+13,57	+46,75	DE000DK2CDS0
EuropaBond CF	€	91,23	88,57	-0,16	+0,44	+11,43	DE000DK091G0
EuropaBond TF	€	32,18	32,18	-0,54	-0,05	+9,84	DE0009771980
GlobalChampions CF	€	480,03	462,68	+14,85	+17,37	+74,85	DE000DK0ECU8
Mainfr Strategiek	€	211,88	211,88	+4,36	+5,89	+32,70	DE000DK2CE40
Mainfr Wertk ausg	€	101,73	101,73	+4,30	+3,46	+12,98	DE000DK1CHU9
RenditDeka	€	22,12	21,48	-2,18	-2,05	+10,99	DE0008474537
RenditDeka TF	€	27,69	27,69	-2,23	-1,89	+10,61	DE000DK2D640
UmweltInvest CF	€	254,86	245,65	+10,65	+10,55	+48,80	DE000DK0ECS2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Bundesanl. 10J
Euro in Dollar

EuroBalance*	€	79,26	76,21	+5,28	+7,64	+42,70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1,58	69,16	+0,99	+1,75	+17,25	DE0009782730
EuroFlex*	€	42,76	42,34	+0,47	+0,94	+10,87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57,10	149,62	+13,00	+22,78	+79,12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2,54	69,09	+6,56	+9,66	+48,42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7,96	27,01	-1,60	-1,36	+10,42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95,28	90,74	+24,45	+24,94	+89,42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90,91	87,41	+6,19	+7,89	+35,49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7,64	112,04	+16,24	+18,35	+58,45	DE0009782789
ProInvest*	€	312,17	297,30	+1,14	+2,25	+67,20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8,58	56,87	+1,44	+2,82	+17,59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Ret A*	€	90,74	87,25	+5,10	+7,10	+37,84	DE000A1JJJR3

LEITZINSEN

AktienSelect A*	€	212,86	202,72	+18,67	+23,68	+57,46	DE0001619997
Dividende A*	€	86,09	81,99	+8,17	+13,90	+55,38	DE000A1W18W8
ERGO Vermög Ausgew*	€	68,30	65,36	+7,11	+9,62	+35,94	DE000A2ARYT8
ERGO Vermög Flexi*	€	74,35	70,81	+9,30	+12,29	+41,38	DE000A2ARYP6
ERGO Vermög Robust*	€	55,56	53,42	+3,75	+5,74	+23,61	DE000A2ARYR2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Deka Investments

WECHSELKURSE
INDIZES/RENDITEN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50	seit 16.9.2026
EZB Hauptrefi	2,65	seit 16.9.2026
EZB Spitzenrefi	2,90	seit 16.9.2026
Leitzins FED	3,75 - 4,00	seit 17.9.2026
Leitzins Japan	0,98	seit 18.9.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Union Investment

LBBW Bal. CR 20	€	46,05	45,15	+1,01	+1,30	+15,39	LU0097711666
LBBW Bal. CR 40	€	56,09	54,99	+3,28	+3,81	+21,48	LU0097712045
LBBW Bal. CR 75	€	81,40	79,80	+8,91	+10,04	+35,73	LU0097712474
Oberland WeltInv	€	118,49	116,74	+7,73	+8,33	+32,53	DE000DK0LPR1

ROHSTOFFE

	9.10.	8.10.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1,08	121,19
Rentenindex (REX)	120,35	120,29
Umlaufrendite	3,44	3,47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48	3,49
10-j.Staatsanleihe USA	5,26	5,29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62	5,65
10-j.Staatsanleihe Japan	3,01	3,08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57	0,56

Deka Immob Europa	€	50,81	48,27	+1,73	+2,23	+7,44	DE0009809566
Deka Immob Global	€	58,22	55,31	+1,45	+1,98	+6,08	DE0007483612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387,6	1920,5
BARREN
100 g Gold	11.590,6	12.473,6
10 g Gold	1159,1	1269,2
1 oz Gold	3605,1	3871,8
1 kg Gold	115.905,5	122.872,1
1 oz Silber	51,10	83,06
500 g Silber	821,00	1130,1
1 kg Silber	1642,1	2235,3
1 oz Palladium	967,80	1398,7

9.10.2026Land	Devisen 1)		Referenzkurs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5966	1,6166	1,6052
Brasilien	5,3632	5,6632	5,6086
China	7,4502	7,5502	7,4992
Dänemark	7,4555	7,4955	7,4751
Großbritannien	0,8454	0,8494	0,8476
Hongkong	8,7451	8,8451	8,7940
Japan	177,19	177,67	177,34
Kanada	1,5892	1,6012	1,5942
Neuseeland	1,9855	2,0095	1,9961
Norwegen	10,7049	10,7529	10,7155
Polen	4,3573	4,4053	4,3835
Schweden	11,1547	11,2027	11,1675
Schweiz	0,9295	0,9335	0,9313
Südafrika	18,4202	18,6602	18,5270
Tschechien	24,1490	24,5490	24,3690
Türkei	55,2305	55,3705	55,1033
Ungarn	362,55	367,75	365,08
USA	1,1178	1,1238	1,1206

Zink (LME) $/t	3873,23	2,44
Blei (LME) $/t	1849,30	0,89
Zinn (LME) $/t	52.924,89	-0,24
Aluminium hg (LME) $/t	3033,54	-0,88
Weizen (Matif) €/t	243,25	-0,41
Sojaboh. (CME) $-Cts/bu	1292,25	0,37
Mais (CME) $-Cts/bu	480,50	-3,95
Kaffee (ICE) $-Cts/lb	285,15	-1,35
Kakao (ICE) $/t	5671,00	0,11
Zucker (ICE) $-Cts/lb	20,27	0,60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9.10.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104,39	0,11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91,66	0,19
Heizöl (Nymex) $/gal.	4,6811	-4,13
Gold ($/uz)	4194,68	1,57
Platin (Nymex) $/toz	1695,20	3,24
Silber (Comex) $/toz	61,00	2,65
Palladium (Nymex) $/toz	1149,00	2,10
Kupfer (LME) $/t	14.675,81	1,03
Nickel (LME) $/t	15.434,33	0,13

MÜNZEN GOLD	Ankauf 9.10.	Verkauf 9.10.
20 Österr. Kronen	704,00	7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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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26	Kurs NY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Hoch	Tief
3M	159,96	-2,21	184,90	139,34	82	2,92	18	145,50
Alphabet Inc. A	351,66	0,97	408,61	235,84	2064	0,83	23	313,90
Amazon.com	262,48	3,31	287,20	196,00	2831	-	30	234,30
American Express	308,17	0,02	387,49	290,97	208	3,28	18	273,40
Amgen	414,87	1,82	447,03	288,00	224	9,66	19	365,80
Apple Inc.	336,68	-1,10	345,34	243,42	4914	1,06	41	300,00
Boeing	190,37	1,40	254,35	176,77	150	-		170,56
Caterpillar	800,47	0,54	1073,5	491,30	368	5,84	32	716,20
Chevron Corp.	211,98	0,20	217,78	146,49	419	6,84	15	189,54
Cisco Systems	118,39	3,05	130,37	66,81	467	1,67	29	103,58
Coca-Cola	88,05	0,32	92,49	66,00	379	2,04	27	78,72
Disney Co.	108,05	0,96	117,09	92,19	187	0,75	16	96,10
Goldman Sachs	895,32	1,44	1154,0	740,01	261	14,00	13	789,00
Home Depot	290,74	-1,60	397,63	277,15	290	9,20	20	265,85
Honeywell Intl.	207,73	0,55	252,00	186,76	66	3,78	25	184,70
IBM	227,13	0,23	332,46	199,19	214	6,71	19	202,65
Johnson&Johnson	261,44	1,93	281,07	184,66	630	5,14	23	232,70
JP Morgan Chase	332,99	0,47	366,50	279,10	885	5,80	14	296,00
McDonald's	235,23	-0,70	341,75	229,20	166	7,51	18	211,20
Merck & Co.	145,60	2,26	156,92	82,01	359	3,28	52	129,54
Microsoft	535,07	2,38	553,72	349,20	3973	3,64	33	479,00
Nike	34,71	-0,09	70,44	31,97	42	1,63	17	31,08
Nvidia	229,28	-0,52	243,37	164,27	5526	0,52	33	205,25
Procter & Gamble	151,23	0,42	167,24	137,62	351	4,26	22	134,82
Salesforce Inc.	229,13	0,58	269,11	146,32	189	1,66	18	205,00
Sherwin Williams	319,36	-0,52	377,77	289,86	78	3,16	26	284,80
Travelers Comp.	368,75	-0,41	398,70	252,26	77	4,35	12	329,10
UnitedHealth	379,30	2,25	461,62	255,97	340	8,73	21	341,00
VISA Inc.	385,45	2,76	386,84	293,89	657	2,52	30	342,95
Walmart Inc.	111,35	0,71	135,16	98,88	883	0,95	40	98,34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L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Bei Rückfragen erreichen Sie die Redaktion unter 089/2183-0 oder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In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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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Dollar für ein neues Leben

Vor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begann die Geschichte der Grameen-Bank mit der Behauptung, dass kleine Kredite mehr bringen als Almosen. Aber stimmt das auch? Zu Besuch bei Kundinnen in Bangladesch.

Von Thomas Hahn

Mit ihrem ersten Kredit hätte Jomila Begum anderswo einen Toaster kaufen können oder ein Paar Jeans. 1500 bangladeschi-

sche Taka waren auch damals, 1988, nicht viel, umgerechnet ungefähr 47 US-Dollar. Aber für Jomila Begum reichte es, um dem Leben ihrer Familie im Hinterland von Bangladesch eine neue Richtung zu geben. „Die Armut hier war riesig“, erzählt sie. Die Felder von Mirzapur standen in jenem Sommer unter Wasser nach einer verheerenden Regenzeit. Nahrungsmittel waren knapp.

Jomila Begum lebte mit drei Kindern in einer Hütte aus Bambus und Stroh. Ihr Mann arbeitete für wenig Lohn in einer Baumwollspinnerei. Jemand erzählte ihr, dass Leute von einer sogenannten Grameen-Bank im Dorf seien, um Geld zu verleihen. „Ich dachte: Was ist das? Das ist bestimmt bald wieder weg.“ Normale Banken vergaben ja keine Kredite an Leute, die keine Sicherheiten vorweisen konnten. Trotzdem ging sie hin. Mit den 1500 Taka kaufte sie eine junge Kuh. Als die Kuh ausgewachsen war, verkaufte Jomila Begum sie mit Gewinn auf dem Markt und nahm den nächsten Kredit auf. 2000 Taka für die nächste junge Kuh. So ging es bergauf, langsam, aber sicher. Heute lebt Jomila Begum in einem Haus aus Stein. Die Fassade ist rosa. Im Wohnzimmer serviert sie Kekse und Orangen.

Es gibt viele Wege aus der Armut, aber ganz ohne Geld beginnen sie so gut wie nie. Mit diesem Gedanken begann vor 50 Jahren die Geschichte der Grameen-Bank, genauer gesagt mit einem Forschungsprojekt zu diesem Gedanke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Muhammad Yunus betrieb es im Dorf Jobra nahe der Universität Chittagong, an der er damals lehrte. Seine Annahme: Wenn man nach bestimmten Prinzipien kleine Geldsummen verleiht, können Bedürftige ihre Not von selbst vertreiben. Es funktionierte. Das Projekt wurde größer. Mit Hilfe der bangladeschischen Regierung entstand daraus 1983 die Grameen-Bank, das erste offiziell anerkannte Mikrokreditinstitut der Welt für Bangladeschs benachteiligte Landbevölkerung; Grameen heißt auf Bengali „dörflich“.

Seither öffnet die Grameen-Bank das Finanzwesen für Menschen, denen herkömmliche Banken nicht trauen. Jomila Begum aus Kalimazani im Unterbezirk Mirzapur kann das bezeugen, auch wenn es nicht unbedingt ihre Art ist, geschliffene Vorträge über das Prinzip der Mikrofinanzierung zu halten. Sie ist eine stolze Frau mit groben Händen, ungefähr 65 Jahre alt. Mit ihrem grünen Sari und dem hennagefärbten Haar strahlt sie jene bodenständige Eleganz aus, die zur Kultur ihrer Heimat gehört. Ihre ganze Geschichte ist ein Beispiel für die Kraft der kleinen Kredite.

10,8 Millionen Mitglieder hat die Grameen-Bank, 97 Prozent davon sind Frauen. Jomila Begum gehört dazu, sogar in höherer Funktion. Auf dem Gebiet der Filiale Gorai/Mirzapur leitet sie das Zentrum Nummer 27. Und gerne zeigt sie das kleine Reich ihrer Familie, das sie über die Jahre aufgebaut hat: das bunte Haus, die Biogasanlage dahinter. Die Felder, auf denen sie Reis und Jute anbaut. Den winzigen Laden, in dem ihr Mann mit freundlicher Gelassenheit zwischen Chipstüten und Keksdosen steht. All das hat seinen Ursprung in diesen 1500 Taka, die Jomila Begum vor 38 Jahren bei der Grameen-Bank lieh.

Muhammad Yunus, mittlerweile 86, hat den Friedensnobelpreis bekommen für seine Pionierleistung zur Armutsbekämpfung. 20 Jahre ist das her. Neben dem 50-jährigen Bestehen seiner Mikrokredit-Prinzipien ist dies das zweite Jubiläum, das die Grameen-Bank dieses Jahr feiert. Sie verehren Yunus dort wie einen Heiligen. In jeder Filiale hängt sein Porträt. Die Lobby der Zentrale in Bangladeschs lär- mender Hauptstadt Dhaka wirkt wie ein Schrein der Yunus-Verehrung.

Jomila Begum kann so viel Glanz nicht aufbieten. Ihr Dorf Kalimazani liegt 60 Kilometer nordwestlich von Dhaka in der feucht-heißen Tiefebene des Ganges. Es ist eine fruchtbare Idylle mit wenig Komfort. Der Klimawandel erhöht in der Monsunzeit das Risiko für Platzregen und Flut. Niemand kann sich hier auf Erfolgen ausruhen. Schon gar nicht die Frauen, die bei der Grameen-Bank eingebettet sind in ein System von Nehmen und Zurückgeben.

„Ich habe am Anfang Gemüse angebaut, um den Kredit abzubezahlen“, sagt Jomila Begum. Die 1500 Taka bekam sie ja damals nicht geschenkt. Die Grameen-Bank ist zwar ein echtes Sozialunternehmen. Sie gehört zu 90 Prozent ihren Mitgliedern, zu zehn Prozent dem Staat. Und von Kreditanwärterinnen verlangt sie keine Sicherheiten oder Bürgschaften. Aber eine Wohlfahrtsorganisation ist die Grameen-Bank dennoch nicht. Sie erhebt sogar ziemlich hohe Zinsen auf Standardkredite, immerhin 20 Prozent. Ihre Kredite müssen in Investitionen für lukrative Geschäfte fließen. Und das Zurückzahlen beginnt schon eine Woche nach der Auszahlung. „Das ist das System“, sagt Tipu Sultan aus der Grameen-Bank-Zentrale, der die Reise ins Hinterland organisiert hat: „Nur wenn du deine Raten abbezahlst, kannst du einen größeren Kredit bekommen.“

Jede Woche ist eine Rate fällig. Sie beträgt 2,5 Prozent auf die Gesamtsumme, wenn vereinbart ist, den Kredit binnen eines Jahres zurückzuzahlen. Jomila Begum musste bei ihrem ersten Kredit also jede Woche 37,50 Taka zahlen, Kapitalbetrag plus Zinsen. Außerdem müssen die Kundinnen einen kleinen Betrag aufs Sparkonto einzahlen, zum Beispiel zehn Taka, nach heutigem Kurs sind das sieben Euro-Cent. An jedem Zahltag kommen die Kundinnen in ihr lokales Grameen-Bank-Zentrum und leisten ihre Pflicht.

Es ist ein Dienstag im Zentrum Nummer 27. Zahltag. Ins Versammlungsgebäude neben dem Haus von Jomila Begum sind ungefähr 30 Frauen gekommen. Unter dem Wellblechdach rauscht ein Deckenventilator. Der schmucklose Raum leuchtet in den kräftigen Farben der Kopftücher. Jomila Begum gibt ein Kommando. Die Frauen erheben sich und salutieren dem deutschen Gast.

Mikrofinanzierung kann auch zur Schuldenfalle werden

Disziplin im Kollektiv ist wichtig im Grameen-Bank-Kosmos. Bevor Jomila Begum 1988 ihre 1500 Taka bekam, musste sie erst mal mindestens vier andere Frauen finden, die auch einen Kredit aufnahmen, um mit diesen eine Gruppe zu bilden. Mit dieser Gruppe musste sie dann die „16 Entscheidungen“ lernen. „Das hat gedauert“, erzählt sie. Die „16 Entscheidungen“ sind ein Verhaltenskodex zu Themen wie Bildung, Lifestyle oder Hygiene. „Disziplin, Einheit, Mut und Fleiß in allen Lebensbereichen“ schreibt etwa die erste Entscheidung vor. Die weiteren sind konkreter. Die zweite: „Wir bringen Wohlstand in unsere Familien.“ Die vierte: „Wir bauen das ganze Jahr über Gemüse an, essen viel davon und verkaufen den Überschuss.“ Die sechste: „Wir planen, unsere Familien klein zu halten.“ Und unter Punkt zehn: „Wir kochen Wasser, bevor wir es trinken.“ Und so weiter.

Für eine Dorfgesellschaft in dem armen Land sind das heute noch ziemlich fortschrittliche Vorgaben. Allerdings zeigt der Kodex auch, dass die Grameen-Bank Frauen vor allem als Familienmenschen und Heimatpflegerinnen fördert, nicht als Individuen, die machen, was sie wollen. Feministische Kreise sind daher nicht begeistert.

Die Frauen im Zentrum Nummer 27 aber lächeln. Sie sind alle verheiratet oder verwitwet. Anders als Jomila Begum können viele von ihnen nicht lesen und schreiben. Sorgfältig haben sie bei der Einzahlung ihre Unterschrift aufgemalt. Damit haben die Frauen ihre Schuld für diesen Tag getilgt, in kleinen abgegriffenen Scheinen. Der zuständige Bankmitarbeiter hat das Bargeld in einer Tasche ver-

Die Grameen-Bank hat ihre Kredite von Anfang an vor allem an Frauen vergeben. Sie gelten als zuverlässiger. Großes Bild: Frauen am Zahltag in der Filiale Gorai/Mirzapur. Einmal in der Woche tilgen sie ihre Schulden mit kleinen, abgegriffenen Scheinen (Bild Mitte). Jomila Begum (Bild oben) hat sich und ihre Familie mit Krediten der Grameen-Bank nach und nach aus der Armut herausgearbeitet. Aufgebaut hat sie auch den winzigen Laden, in dem ihr Mann mit freundlicher Gelassenheit zwischen Chipstüten und Keksdosen steht (Bild unten). FOTOS: THOMAS HAH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taut und wird es mit seinem Motorrad in die Filiale bringen.

Die Frauen erzählen auf Bengali. Tipu Sultan übersetzt. Nacheinander sagen sie, worin sie ihre Kredite investiert haben. In Kühe. In Hühner. In Gemüsefelder. In Jute zum Körbeflechten. In die Autorikscha, die der Ehemann fährt. „Die meisten nehmen den Kredit für das Geschäft ihres Mannes auf und helfen ihm dann“, sagt Tipu Sultan. Auf dem Dorf sind Frauen oft zuverlässiger als Männer, weil sie sich um die Kinder kümmern. Deshalb vergab Muhammad Yunus seine Mikrokredite von Anfang an vor allem an Frauen.

Ob sein System wirklich so gut ist? Die Debatte darüber wird schon länger geführt. Sheikh Hasina, von 2009 bis 2024 Bangladeschs autoritäre Premierministerin, hat Muhammad Yunus einmal „Blutsauger der Armen“ genannt. Sie sorgte auch dafür, dass er 2011 als Geschäftsführer der Grameen-Bank aufhören musste, weil er das gesetzliche Rentenalter überschritten hatte. Allerdings war ihre Schelte damals wohl eher politisch motiviert. Sie sah den berühmten Yunus als Gefahr für ihr Regime. 2024 musste sie nach blutigen Studierendenprotesten fliehen. Yunus leitete danach die Interimsregierung, die die Neuwahl vorbereitete und einen Reformprozess anschob. Auch neutrale Beobachter fanden seinen Führungsstil in dieser Rolle teilweise zu optimistisch.

Muhammad Yunus selbst scheint sich nicht mehr mit Kritik zu befassen. Er ist fit. Und er mag die Verehrung seiner Fans. Das wird am Samstag nach dem Besuch in Mirzapur deutlich beim „Social Business Day“ in Savar bei Dhaka, einem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 den die Denkfabrik Yunus Centre mit anderen Sozialunternehmen aus der Grameen-Welt veranstaltet. Muhammad Yunus ist einer der Sprecher. Er kommt durch den Vordereingang und läuft prompt in eine Traube von Fans, die mit ihm ein Foto nach dem anderen machen.

Seine Ansprache hält er frei. Sie besteht vor allem aus alten Sprüchen, die für Poesiealben geeignet sind. „Geld zu verdienen, ist Glück, andere Menschen glücklich zu machen, ist Superglück“, sagt Yunus. Oder: „Stell es dir einfach immer wieder vor, dann wird es wahr.“ Das Publikum applaudiert gerührt.

Dabei beweist gerade die GrameenBank, dass Vorstellungskraft allein nicht reicht, damit Wünsche wahr werden. Mikrofinanzierung kann tatsächlich zur Schuldenfalle werden für Menschen, die nie viel Geld hatten und deshalb nicht wissen, wie man damit umgeht. Nachhaltige Kundenbetreuung ist der Schlüssel zum Erfolg der kleinen Kredite. Das heißt: Die Bank muss zur Kundschaft, und zwar ständig. Sie kann nicht abwarten, bis die Kundschaft irgendwann mal zu ihr kommt.

Am Vormittag vor dem Treffen mit Jomila Begum zeigt Tipu Sultan in den Raum der Gorai/Mirzapur-Filiale in Tangail. Sie liegt im ersten Stock eines unverputzten Hauses am Ende einer staubigen Treppe. Sie sieht anders aus als die Filialen normaler Banken. Keine Schalter hinter Scheiben, kein geräuschdämpfender Teppich, keine Kreditkarten-Werbung, keine Geldautomaten. Dafür schwere Holztische auf Steinboden und Regale mit Akten. Durch die offenen Fenster hört man das Rauschen der Autobahn Richtung Dhaka.

Fast kein Mitarbeiter ist da, obwohl es schon neun Uhr ist. „Die sind alle um halb acht zu den Kundinnen aufgebrochen", sagt Tipu Sultan, „sie machen das jeden Tag.“ Meistens mit dem Motorrad, weil das auf den engen Straßen zwischen den Dörfern praktischer ist. Die Mitarbeiter sammeln bei ihren Besuchen nicht nur Rückzahlraten und Sparbeiträge ein. Sie sehen auch nach, wie es dem Geschäft der Kundinnen geht. Ob sie Rat brauchen oder eine andere Lösung, wenn es Probleme gibt. Sie prüfen neue Kreditanträge, erklären andere Finanzierungsprodukte wie Versicherungen oder Spezialkredite für die Ausbildung der Kinder. Sie bleiben im Gespräch mit den Kundinnen. „Wie sollen sie lernen, wenn wir nicht mit ihnen reden?“, sagt Tipu Sultan. „Das ist unsere Pflicht.“ Echtes Mikrobanking ist Sozialarbeit nach den Regeln der Marktwirtschaft. Es gibt keine Almosen, aber es bleibt auch niemand allein.

„Die Gesichter der Kinder sind nicht mehr so hager wie früher.“

135 000 lokale Zentren und 24 000 Mitarbeiter hat die Grameen-Bank in Bangladesch. Da kann nicht jedes Problem auffallen. Und selbst ein wohlwollender Betrachter wie der amerikanische Non-Profit-Unternehmensberater Alex Counts scheint sich immer wieder zu fragen, ob er bei seinen Forschungen zum Grameen-Modell vielleicht irgendeine Schattenseite übersehen hat. Doch nach seiner Erkenntnis war bisher keine Kritik zu halten oder sie legte zumindest unrealistische Maßstäbe an. In den Neunzigerjahren verbrachte Alex Counts fünf Jahre in einem Dorf des Unterbezirks Daulatpur, um das Konzept zu studieren. Er schrieb ein Buch darüber. Und er kehrt immer wieder zurück, um zu sehen, wie sich das Dorf entwickelt hat.

„Die Gesichter der Kinder sind nicht so hager wie früher“, sagt Counts am Telefon. Ernährung, Wohnen, Straßen, Zugang zu Elektrizität – alles sei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zehnten sichtbar besser geworden. Nach Daten der Weltbank lebten 1976 bis zu 80 Prozent der Menschen in Bangladesch in Armut. 2022 waren es nur noch 18,7 Prozent. „Ist das nur das Verdienst der Grameen-Bank?“, fragt Counts und antwortet gleich selbst: „Nein.“ Zumal es ja noch andere gelobte Mikrokreditinstitute gibt, zum Beispiel die große unabhängige Entwicklungsorganisation Brac. „Aber die Grameen-Bank hat einen Beitrag dazu geleistet“, ergänzt Alex Counts.

Für Jomila Begum ergibt die Grameen-Bank-Welt jedenfalls Sinn. Seit 1988 hatte sie dort immer einen Kredit laufen. Und sie sieht, was in der Zeit passiert ist. Sie hat einen Kühlschrank, was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in Bangladesch. Ihre Töchter lächeln. Auch viele andere Frauen konnten ihre Kinder zur Universität schicken. Niemand leidet Hunger. Alle sind beschäftigt. Der Nachwuchs kann lesen und schreiben.

Im Versammlungsraum reagieren die Frauen amüsiert auf die Frage, ob ihre Männer sofort einverstanden waren, als sie zum ersten Mal Geld leihen wollten. Nicht immer, klar. Aber so weit Jomila Begum es sagen will, herrscht Frieden in den Familien und Seelen des Dorfes. „Die Frauen sind der Grameen-Bank sehr dankbar“, übersetzt der Grameen-Bank-Mann Tipu Sultan. Und das Gegenteil kann in diesem Moment niemand beweis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teckerziehen

Ihre Entwickler warnen vor der Auslöschung der Menschheit, doch die Technologie ist längst nicht mehr zu stoppen.

aben Si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auch gefragt, wann eine mächtige KI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wird? Wahr-

scheinlich haben Sie mitbekommen, wie sich die Größen der KI-Industrie darin überboten haben, alarmierende Bilder von der Gefährlichkeit und dem Weltzerstörungspotenzial ihrer Kreationen heraufzubeschwören. Entwickler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KI-Modelle sagte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eine Superintelligenz die Menschheit in Kürze vernichten oder unterjochen werde, liege zwischen zehn und zwanzig Prozent.

Bei aller Durchschaubarkeit vieler dieser Äußerungen als PR-Stunts lässt sich nicht wegdiskutieren, dass die neue Technologie Risiken mit sich bringt. Und da drängt sich schon die Frage auf: Warum wird den Maschinen nicht spätestens jetzt der Stecker gezogen?

Die Selbstzerstörung der Menschheit durch die Erfindung von Maschinen, die ihren Schöpfern bald überlegen sind, ist spätestens seit den Terminator-Filmen Teil der Popkultur. In diesen Filmen verfolgt eine solche Superintelligenz namens Skynet das Ziel, die Menschen zu vernichten. Die menschlichen Helden versuchen in der Zeit zurückzureisen, um die Maschinen aufzuhalten. Was, wenn sich unsere Kinder in 50 Jahren wünschen werden, sie könnten in den Herbst des Jahres 2026 zurückreisen, um uns zur Vernunft zu bringen?

Auf die möglichen positiven Einflüsse möchte wohl niemand verzichten

Die Abschaffung der KI zu fordern, wird einem den Ruf eines Maschinenstürmers einbringen. Auch möchte wohl niemand auf die möglichen positiven Einflüsse verzichten, die KI haben kann. Zum Beispiel in der Medizin, aber auch in der Forschung, im Lernen und beim Vorbereiten des nächsten Kindergeburtstags. Aber einfach weitermachen und die Modelle mit immer neuen Fragen über das Ende der Menschheit auf dumme Ideen zu bringen, beruhigt auch nicht.

Vielleicht hilft es, sich an einem anderen Beispiel einer existenziellen Menschheitskrise zu orientieren, dem Klimawandel. Es gibt starke Belege dafür, dass eine frühere Emissionsminderung es einfacher und billiger gemacht hätte, die Erderwärmung auf 1,5 Grad Celsius zu begrenzen. Diese Grenze wird ziemlich sicher überschritten, und es wird das Projekt der kommenden Generationen sein, die Erde wieder abzukühlen. Bei frühem Gegensteuern hätten wir heute womöglich schon Energieunabhängigkeit erreicht, weniger Temperaturrekorde, weniger ausgetrocknete Flussbetten und Hitzetote, und auch einige Gletscher in den Alpen würde es wohl weiter geben. Und wir müssten nicht überlegen, wie wir Jahrzehnte der Misswirtschaft reparieren oder mit den Folgen leben.

Eine Zeitmaschine würde im Kampf gegen die Klimakrise vermutlich nicht viel bringen. Es ist unwahrscheinlich, dass es in den 1980er-Jahren etwas an den Treibhausgasemissionen der folgenden Dekaden geändert hätte, wenn jemand damals von Eindrücken aus dem Sommer 2026 berichtet hätte. Aber wenn wir uns in ein paar Jahrzehnten nicht noch zusätzlich mit ungezügelter KI herumschlagen wollen, ist jetzt die Zeit, das Richtige zu tun.

Als da wären: unabhängige Sicherheitstests für neue Modelle. Nachvollziehbare Haftungsregeln dafür, wenn KI-Agenten Schaden anrichten. Meldepflichten für gefährliche Vorfälle. Zugang für Aufsichtsbehörden und Grenzen für den Einsatz in Krieg, Überwachung und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Und das Tempo der Entwicklung dürfen nicht mehr die Unternehmen vorgeben, die daran verdienen.

Neue Medikamente müssen Tests und einen Zulassungsprozess durchlaufen. KI-Modelle dagegen werden kaum überwacht auf die Menschheit losgelassen – es wird schon gutgehen. Je mächtiger die Systeme werden, desto gefährlicher ist diese Hoffnung. Hanno Charisius

Von Christina Berndt

Und täglich grüßt das Müsli. Morgens um acht folgt das Leben oft einem klaren Plan: Drei Löffel Haferflocken, ein paar Mandeln, Apfel, Joghurt

oder Milch dazu – fertig ist das Frühstück. Viele Menschen machen das so, unter der Woche essen sie jeden Morgen klaglos dasselbe. Würde ihnen aber in der Kantine täglich das gleiche Mittagessen serviert, würden sie wahrscheinlich den Betriebsrat einschalten, das Wort Folter stünde im Raum.

„Routinen können uns einlullen“

Menschen haben schon ein seltsames Verhältnis zu ihren Gewohnheiten. Hier die heilige Morgenroutine, die den Tag mit seinen Herausforderungen in etwas Handhabbares verwandelt und ohne die man nur schwer in die Gänge kommt. Dort das Feststecken in Routinen, auf das man abschätzig blickt. Routinen sind in der Tat von Natur aus ein reichlich zwiespältiges Konstrukt. Man braucht sie, das Gehirn liebt sie. Aber wenn sie zu übermächtig werden oder man die falschen Routinen entwickelt, können sie einen blockieren und sogar zur Gefahr werden.

Auch Lars Schwabe frühstückt unter der Woche morgens immer das Gleiche. „Ich habe da auch meine Müsli-Routine“, sagt der Psychologe und Kognitionswissenschaftler von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Solche Morgenroutinen hätten viele Vorteile: „Sie sparen Energie und Ressourcen und mindern die Komplexität des Alltags. In der morgendlichen Hektik muss ich nicht über Alternativen nachde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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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geben Sicherheit und helfen durch den Alltag, doch sie können auch zur Falle werden. Wie man gute Gewohnheiten aufbaut – und schlechte loswird.

Von Müsli mag man halten, was man will. Doch gleich, ob es ums Taschepacken geht, ums Zähneputzen oder die Abläufe beim Spaghettikochen – grundsätzlich gilt: Nur wenn wir Routinen haben und nicht jeden Schritt des Alltags neu entscheiden müssen, haben wir Kapazitäten für Dinge, für die man mehr Kraft oder Kreativität braucht.

Noch dazu sind Routinen nicht nur verführerisch energiesparend und effizient. Sie seien letztlich lebenswichtig für den Menschen, sagt Lars Schwabe, und sie dürften tief in seiner Natur verankert sein. „Als Menschen versuchen wir, Muster zu erkennen und unsere Umwelt zu verstehen. Daraus entwickeln sich nützliche Abläufe.“ Sie geben Halt und Sicherheit in einem verwirrend komplexen Leben.

Insofern ist es vielleicht kein Zufall, dass junge Leute in der heute so vielfältigen Welt mit ihren unendlichen Wahlmöglichkeiten, dem Abbau kultureller Normen und den zahlreichen Bedrohungen Routinen geradezu feiern. Sie tauschen sich auf Instagram über ihre Morgenroutinen aus, schreiben jeden Abend ihre Gedanken als „Journaling“ auf. „Tiktok-Trends drehen sich ganz viel um Routinen“, sagt Miriam Sebold, Professorin für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an der TH Aschaffenburg.

Steve Jobs hat 13 Jahre lang identische schwarze Rollkragenpullover getragen

Dabei entstehen die einzelnen Routinen nicht zufällig. „Man entwickelt dann eine Routine, wenn etwas in der Vergangenheit gut funktioniert hat“, sagt Lars Schwabe. Denn dann weiß man: Auf diese Strategie kann man sich verlassen. Mit der Zeit hat man Routinen dann so eingübt, dass sie zur Gewohnheit werden. „Routinen sind noch sehr zielgerichtet, die Wiederholung findet recht bewusst statt“, erklärt Miriam Sebold. „Es gibt Abläufe, die sich eingeschliffen haben, aber wir können noch Kontrolle darüber ausüben.“ Etwa wenn man am Wochenende statt des Montag-bis-Freitag-Müslis Eier und Brötchen auf den Tisch bringt.

Gewohnheiten sind hingegen stärker automatisiert, sie laufen oftmals reflexartig ab und entziehen sich somit mehr und mehr der bewussten Kontrolle. Oftmals reicht ein Reiz (Sofa!), und schon wird die zur Gewohnheit gewordene Handlung (Chips? Rotwein?) ausgelöst. Es ist der Shift von der freien Entscheidung, jeden Morgen Müsli essen zu wollen, die man leicht revidieren kann, hin zur Gewohnheit, beim Start in den Tag unbedingt einen doppelten Espresso zu brauchen, die einen dann eines Tages im Klammergriff hat.

Dieser Shift von der Routine zur Gewohnheit hinterlässt Spuren im Gehirn, die sich mit funktioneller Bildgebung zeigen. Am Anfang ist es noch der präfrontale Cortex, das Vernunftzentrum, das die Kontrolle hat, erklärt Lars Schwabe. Aber wenn ein Verhalten zur Gewohnheit wird, baut sich in einem anderen Teil des Gehirns, den Basalganglien, die vornehmlich für Bewegungsabläufe zuständig sind, eine Gedächtnisspur auf.

Leiter der Sozial- und Umweltpsychologie an der Universität Bochum. Und mitunter findet man sich auf dem Parkplatz seiner Firma wieder und weiß gar nicht so genau, wie man da eigentlich hingekommen ist.

Und doch wäre, bei aller Effizienz und Energieersparnis, ein Leben, das nur aus Routinen besteht: furchtbar langweilig. Und auch noch entwicklungsarm. „Routinen können uns einlullen“, sagt Hofmann. „Wenn wir alles auf Autopilot machen, hinterfragen wir zu wenig, ob das noch der richtige Weg ist oder ob man seine Strategie mal ändern müsste.“

Es ist deshalb oftmals die Neugier, die Lust, etwas anderes oder etwas anders zu machen, und das Bewusstsein für Ziele im Leben, die uns davor schützen, allzu tief in Gewohnheiten zu versinken. Deshalb gebe es zwischen Menschen auch große Unterschiede, wie sehr sie Routinen brauchen und lieben, sagt Miriam Sebold. „Wer besonders neugierig ist und gerne Dinge ausprobiert, steckt nicht so leicht in Routinen fest.“ Andererseits wollen sich gerade große Geister mitunter eben nicht mit Banalitäten aufhalten, da können Routinen helfen. Steve Jobs hat 13 Jahre lang identische schwarze Rollkragenpullover getragen – und in dieser Zeit zugleich kreative und intellektuelle Höchstleistungen vollbracht. Man muss also nicht unbedingt die Nase über die vermeintlich tumben Routinen seiner Mitmenschen rümpfen.

In Routinen liegt aber zugleich eine gefährliche Falle. Allzu oft landen Menschen damit in einer Sackgasse. Sie tun plötzlich Dinge, die sie gar nicht mehr gut finden, werden für Neues blockiert. Zuerst tritt Gewöhnung ein, und mitunter wird das erlernte Verhalten irgendwann sogar zwanghaft. Man landet in einer Krankheit oder in der Sucht. „Vielleicht fängt man als Jugendlicher an zu rauchen, weil es cool ist oder man leichter Freunde findet, wenn man gemeinsam mit anderen in der Raucherecke steht“, sagt Wilhelm Hofmann. „Aber später ärgert man sich, dass man nun diese schlechte Gewohnheit hat, die man nicht mehr so leicht abstreifen kann.“

sie unsere eigenen Handlungen sind.“Wie die Liebe zum routinierten Frühstück und zugleich zur Abwechslung beim Mittagessen zeigt, bevorzugen die meisten Menschen Routinen vor allem dann, wenn es schnell gehen muss. „Aber es gibt weitere Situationen, die dafür sorgen, dass wir fast automatisch in die Routine schlittern“, so Sebold: „Wenn wir wenig Kapazität haben, viel Stress, wenn wir müde sind oder hungrig.“

Gewohnheiten gehörten zu den mysteriösesten Funktionen unseres Gehirns, sagte die japanische Neurowissenschaftlerin Nozomi Asaoka einmal: „Wir kämpfen oft damit, sie zu kontrollieren, obwohl

Deshalb ist man abends auf dem Sofa anfälliger für ungesunde oder unvernünftige Entscheidungen als tagsüber, wo das Vernunftzentrum im Gehirn laut „Chips sind böse“ und „Heute gehe ich aber mal früher ins Bett“ funkt.

Dabei entwickelt sich aber nicht jede Routine zur Gewohnheit und schon gar nicht zum Zwang. „Früher dachte man, dass man eine Routine nur 30-mal ausführen muss, dann wird sie schon zur Gewohnheit“, sagt Miriam Sebold. Inzwischen weiß man aber, dass dieser Shift sehr unterschiedlich verläuft. Eine kleine Studie aus dem Jahr 2010, die viel Aufmerksamkeit erhalten hat, kam bei einfachen täglichen Verhaltensweisen auf einen Median von 66 Tagen, allerdings mit großer Streuung. Wenn man sich nach einer neuen Vorschrift die Hände desinfizieren soll, lernt man das in der Regel innerhalb von wenigen Wochen und bleibt dabei, sagt Sebold. Aber wenn Menschen im Januar ihrem Neujahrsvorsatz nachkommen und regelmäßig ins Fitnessstudio gehen, reicht das eher selten aus, um dieses Verhalten in ihrem Leben dauerhaft zu verankern.

Dementsprechend unterschiedlich sind auch die Schwierigkeiten, wenn man eine Gewohnheit wieder ablegen will. „Das hängt von der Herausforderung ab“, sagt Hofmann. Manchmal kann man sich schon in einigen Wochen umstellen, manchmal dauert es mehrere Monate. „Es geht jedenfalls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Dass es nicht einfach sei, liege in der Natur der Sache, so der Sozialpsychologe. Denn wenn sich Gewohnheiten eingeschliffen haben, entziehen sie sich nun einmal der bewussten Kontrolle. „Eben das macht es so schwer, sie zu unterbinden: Die bewusste Kontrolle ist ja der Schlüssel zur Änderung.“

Das Tückische dabei ist auch: Eine Gewohnheit ist in der Regel erst einmal hilfreich. Sie entsteht schließlich aus der Erfahrung heraus, dass ein Verhalten nützlich ist oder mindestens schön. „Jede Handlung, die zu einer Gewohnheit wird, war irgendwann mal positiv“, sagt Lars Schwabe. Das gelte sogar bei Zwangserkrankungen: Man befürchtet, dass man den Herd angelassen hat. Wenn man dann nachguckt, ist die Furcht erst einmal vorbei, auch das ist eine Belohnung. „Deshalb sind Gewohnheiten so schwierig zu durchbrechen: Ursprünglich waren sie mal gut für uns“, sagt Sebold. Das gelte sogar für Drogen oder das Scrollen am Handy. „Da fühlt man sich am Anfang gut, kann mal abschalten, bekommt Likes.“ Das Gehirn schüttet vor Begeisterung Dopamin aus. „So werden wir belohnt, fühlen uns gut und wollen es wiederholen, damit wir uns wieder gut fühlen.“

Man sollte sich bewusst machen, in welchen Situationen das Verhalten auftritt

Wie stark Menschen auf diese Belohnungen angewiesen sind, ist sehr unterschiedlich. Ebenso, wie sie dem widerstehen. „Das hat mit Genetik, aber auch mit Impulskontrolle und der frühen Kindheit zu tun“, so Sebold. Auch darin liegt unsere unterschiedliche Neigung begründet, in die Gewohnheitsfalle zu tappen.

Dennoch ist es möglich, von schlechten Gewohnheiten wieder loszukommen. Das haben all jene Menschen bewiesen, die einer Sucht entkommen sind oder sich Marotten oder einen ungesunden Lebensstil abgewöhnt haben. Dabei können Routinen zugleich das Problem und die Lösung sein: Am besten, man nutzt die Liebe seines Gehirns zu Routinen gezielt aus, indem man Anti-Gewohnheiten entwickelt, um sich schlechte Gewohnheiten wieder abzutrainieren.

Und das geht so:

Erstens: Man sollte sich bewusst machen, in welchen Situationen das Verhalten auftritt, das man lieber nicht (mehr) an den Tag legen will. Warum habe ich diese Gewohnheit eigentlich? Welches Motiv steckt da drin? Wie könnte ich es anders erfüllen? „Wenn ich rauche, weil ich zu einer Gruppe gehören will, könnte mir das vielleicht auch anders gelingen“, sagt Wilhelm Hofmann. Bewusstsein braucht man, um der Gewohnheitsfalle zu entkommen.

Zweitens: Man legt sich eine Strategie und Hilfsmittel zurecht. Süchtig machende Handy-Apps löschen, woanders ablegen, Bildschirmzeit einrichten. Statt Alkohol Wasser mit einem Schuss Limette trinken. Dreimal durchatmen, bevor man seinem Impuls folgt. „Stoppsignale funktionieren“, sagt Hofmann. Oder man bindet die soziale Umgebung ein und verabredet sich mit Freunden zum Sport. Man wählt den Tag, an dem es am besten klappen könnte. Man legt sich schon morgens, mit der Macht des Cortex, die Sportsachen bereit und baut ein Hindernis gegen die typische Versuchung ein. Wäscheberg auf dem Sofa deponieren, damit man gar nicht auf die Idee kommt, es sich dort gemütlich zu machen? Das Wohnzimmer abschließen?

Drittens: Neue Routinen aufbauen und das erwünschte Verhalten möglichst attraktiv machen. Eine Playlist zusammenstellen, die man beim Sport hört? Hinterher mit anderen nett zusammensitzen? Eine neue Regenjacke fürs Fahrradfahren kaufen? Und: Keine Ausnahmen zulassen, das Wetter ist keine Ausrede.

Wie schwierig es sein kann, eine gute Gewohnheit aufzubauen, zeigt eine Studie mit 61 293 Fitnessstudio-Mitgliedern. Forschende um die Verhaltenspsychologin Katy Milkman versuchten mit 54 verschiedenen Maßnahmen, die Menschen zum Trainieren zu bewegen, darunter digitale Erinnerungen und Belohnungen. Die meisten wirkten nicht langfristig. Am besten funktionierte ein kleiner Bonus für jene, die nach einem verpassten Training wieder zurückkamen.

„Wichtig ist, dass man sich klarmacht, dass es keine ganz leichte Nummer wird“, sagt Wilhelm Hofmann. Wenn man das Scheitern einplant und sich dadurch nicht sofort entmutigen lässt, wird der Erfolg wahrscheinlicher. „Sich etwas Gewohntes abgewöhnen zu wollen, ist eine persönliche Baustelle. Und wie auf einer echten Baustelle geht da auch mal was schief.“

Hanno Charisius hat neulich ge- staunt, als sich eine KI um den Faktor 1000 verrechnet hat.

Wer etwas gewohnheitsmäßig tut, fährt also quasi auf Autopilot. „Nur weil wir zur Gewohnheit gewordene Routinen haben, können wir beim Autofahren mit unserem Beifahrer ein hochintellektuelles Gespräch führen“, sagt Wilhelm Ho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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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Uff, ein knappes Viertel der Distanz ist immerhin schon geschafft. Bisher keinerlei Beschwerden, noch immer gut und locker drauf? Prima – doch warum dann überhaupt weiterlaufen und sich die restlichen 32,195 Kilometer auch noch antun? Kardiologen und Sportmediziner wissen: Wer zehn Kilometer ohne größere Anstrengung laufen kann und sich dabei wohlfühlt, steigert seinen gesundheitlichen Nutzen für Herz, Kreislauf und Stoffwechsel nicht weiter, wenn er statt zehn 20, 30 oder 40 Kilometer läuft. Manchmal ist weniger mehr. Bis auf seltene Ausnahmetalente gelingt es nur dann, zehn Kilometer leicht und mit rundem Schritt zu laufen, wenn man regelmäßig trainiert. Der Körper hat sich durch das Training bereits an die Ausdauerleistung angepasst. Das Herz ist etwas größer geworden und pumpt kraftvoller Blut in den Kreislauf. Die Lunge nimmt mehr Sauerstoff auf als zuvor. Die Muskeln sind gestärkt und mit einem engmaschigeren Netz aus Äderchen, den Kapillaren, durchzogen. Der Stoffwechsel ist daran gewöhnt, auf effiziente Weise Energiereserven zu mobilisieren. Die Knochen sind härter. Fast alle Organe profitieren von der regelmäßigen Anstrengung.

Diese Veränderungen im Organismus sind zweifellos gesund. Doch gesünder wird's nicht. Im Gegenteil, auf den nächsten Kilometern werden sich nach und nach die ersten Schäden und Blessuren einschleichen. Aus Belastung wird schnell Überlastung. Aber warten wir ab, bis sich das Feld ein bisschen auseinandergezogen hat.

Der Lauf des Leidens

Bewegung ist gesund – da sind sich Laien wie Ärzte einig. Doch was machen extreme Belastungen wie ein Marathon mit Herz, Nieren, Nerven, Muskeln und Gelenken? Ein Beipackzettel für anstrengende 42,195 Kilometer.

Von Werner Bartens (Text) und Julia Schubert (Illustration)

Laufschuhe an und los geht's! Im Park, im Wald, durch die Felder oder am Fluss entlang. Fast überall kann man laufen, und nichts ist einfacher, um in Wallung zu geraten. Der Mensch ist nun mal zum Laufen geboren, auch wenn der Großteil der Bevölkerung chronisch sesshaft geworden ist. Wie viel und wie schnell ist nicht wichtig, Hauptsache, überhaupt. Bei manchen sind es nur ein paar Kilometer, für andere steht jedes Jahr ein Marathon auf dem Programm – die Großveranstaltungen in Berlin, London oder New York melden Teilnehmerrekorde und können längst nicht mehr alle Interessenten zulassen. In München gehen am 11. Oktober laut Veranstalter 12 300 Läuferinnen und Läufer an den Start.

Laufen ist nicht nur natürlich, sondern auch gesund. Es stärkt Herz und Kreislauf, entlastet die Leber, reguliert den Stoffwechsel, senkt Blutzucker und Cholesterin, kräftigt die Muskeln und verbessert die Koordination. Will man sein Gewicht halten oder verringern, hilft es ebenfalls. Kaum ein Organ, das nicht davon profitiert, wenn man beim Laufen ins Schnaufen kommt.

Und trau keinem Gedanken, der dir im Sitzen gekommen ist! Jeder Läufer kennt das Phänomen, dass beim Sport neue Ideen entstehen und Sorgen verschwinden; der Kopf wird frei. Der Psyche tut Laufen also auch gut. Als Bernard Lown, berühmter Harvard-Kardiologe und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einst gefragt wurde, ob er Laufen für die Herzgesundheit empfehlen würde, antwortete er in seinem sonoren John-Wayne-Bass: „Natürlich rate ich zum Laufen – aber besonders, weil es gute Laune macht und das beste Antidepressivum überhaupt ist. Und das ist wiederum gut fürs Herz!“

Trotz so vieler Bonuspunkte, die regelmäßiges Laufen mit sich bringt, gilt die naheliegende Einschränkung: Nicht übertreiben! Wer sich zu viel zumutet und ohne ausreichendes Training und gute Vorbereitung auf die Langstrecke geht, riskiert Schäden. Den gut abgehangenen Warnhinweis von Bewegungsmuffeln, dass der erste Marathonläufer der Geschichte im

Ziel tot zusammengebrochen sei, braucht es trotzdem nicht. Die Vorteile von Ausdauersport überwiegen eindeutig gegenüber körperlicher Inaktivität. Auf der Strecke kann es trotzdem zu lästigen Zipperlein oder gar zu schweren gesundheitlichen Beeinträchtigungen kommen. Was wo passieren kann, wird hier Schritt für Schritt, Kilometer für Kilometer aufgeführt.

Meistens kann man Zwischenfällen jedoch vorbeugen. Zudem winkt nicht nur im Ziel die Freude darüber, die majestätische Strecke geschafft zu haben, sondern zwischendurch wird man womöglich mit dem legendären Runner's High belohnt. Das kennt zwar nicht jeder Marathon-Absolvent, doch immerhin berichten mehr als zwei Drittel aller Läufer von dieser Erfahrung. Ein euphorisierender Glückscocktail aus körpereigenen Cannabinoiden und Neurotransmittern sei jedem, der auf die Langstrecke geht, unbedingt zu wünschen – besonders wenn unterwegs ein Tief droht und sich der nagende Zweifel einstellt: Warum mache ich das eigentlich?

Bis eben war alles gut. Aber jetzt stellt sich jäh dieses unangenehme Gefühl ein. Mal ist es kaum zu spüren, beim nächsten Schritt wird es jedoch zum fiesen Brennen, sodass man fast aufgeben möchte. Auf der Haut an den Achseln reibt unerbittlich die Funktionswäsche, schon haben sich aufgeschuerte, wunde Stellen gebildet. Blöd, aber ohne Mitschwingen der Arme geht es nun mal nicht – und mit jeder Bewegung tut es etwas mehr weh.

Noch gemeiner sind nur die Schmerzen im Schritt, wenn die Laufhose an der Innenseite der Oberschenkel scheuert. Plötzlich ist man breitbeinig unterwegs, um weitere Reibungsverluste zu verhindern und die delikaten Stellen zu schonen. Garstig sind auch die aufgescheuerten und irgendwann blutenden männlichen Brustwarzen, die womöglich sogar beginnen, sich als kontrastreiche rote Flecken durchs Hemd abzuzeichnen. Vielleicht hätte man doch nicht voller Stolz das gerade erworbene Teilnehmer-Trikot anziehen sollen, sondern stattdessen die weiche und gewohnte Laufwäsche aus dem täglichen Training. Und Vaseline oder Melkfett für die empfindlichen Regionen ausgerechnet am Tag des Wettkampfs zu vergessen, war keine gute Idee, wie sich nun herausstellt.

Und jetzt melden sich auch noch die Füße! Blasen? Das gab es doch schon seit Ewigkeiten nicht mehr. Doch die Schuhe wurden entweder zu selten vor dem Rennen getragen – oder es drückt nach den ersten Kilometern auf dem Asphalt plötzlich an ungewohnten Stellen, weil zuvor immer auf weichem Waldboden trainiert wurde.

20 km

Der Schweiß rinnt in Strömen, und nicht immer schafft man es, zwischendurch genügend Flüssigkeit zu sich zu nehmen. Mal verschüttet man die Hälfte, mal bekommt man die klebrige und künstlich schmeckende Elektrolytlösung kaum herunter. Das kann an die Nieren gehen, wenn Flüssigkeit fehlt. „Schließlich kommt es bei Anstrengung zur Umverteilung des Blutvolumens hin zur arbeitenden Muskulatur, denn dort wird der Sauerstoff benötigt, und gegebenenfalls auch zur Haut, da hier die Wärme abgeführt werden muss“, sagt Karsten Köhler, der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die Professur für Bewegung, Ernährung und Gesundheit innehat. „Weiterhin ist aufgrund von Flüssigkeitsverlusten durch Schweiß auch die zur Verfügung stehende Blutmenge reduziert.“ Bei manchen Läufern sinkt während des Marathons die Filterleistung der Niere so stark, dass der Kreatinin-Wert ansteigt, der ein Maß für die Nierenfunktion ist. Manchmal entsprechen die Befunde sogar einem akuten Nierenversagen – das aber meistens reversibel ist. „Bei Hitze und hoher Luftfeuchtigkeit droht Austrocknung, das lässt sich durch gezielte Flüssigkeitszufuhr bekämpfen“, so Köhler. „Aber bitte darauf achten, dass Verluste nicht mit reinem Wasser ausgeglichen werden, sondern ausreichend Natrium zugeführt wird.“

Wird Wasser ohne Elektrolyte getrunken, droht eine Hyponatriämie: Das Blut wird so stark verdünnt, dass wichtige Mineralstoffe in zu niedriger Konzentration vorliegen. Herzrhythmusstörungen können die Folge sein – beim Triathlon in Frankfurt starb 2015 ein Teilnehmer, weil er vor dem Rennen fünf Liter Wasser zu sich genommen hatte. Um dem vorzubeugen, sind keine teuren Elektrolyt-Getränke nötig. Fruchtschorlen oder gesüßter Tee reicht.

28 km

War da was? Bisher lief es doch eigentlich, doch plötzlich ist da dieser Stich im Knie, als ob ein Messer hineingebohrt würde. Das Gelenk schmerzt – und das hat physiologische Gründe, denn der Knorpel im Knie (und anderswo) hat ein paar entscheidende Nachteile: Er wächst nicht nach, wenn er abgenutzt ist. Und er passt sich – ebenso wie Knochen und Sehnen – deutlich langsamer an zunehmende Belastungen an als die Muskeln. Während Muskeln und Kreislauf also schon trainiert und bereit für größere Aufgaben sind, kommen die lahmten Bindegewebe nicht so schnell in Form. Im unglücklichen Fall drohen bei Überlastung Knorpelschäden bis hin zur „Knorpelglatze“ – dann ist das Weichteilgewebe so weit weggeschmolzen, dass der Knochen blank liegt.

Schmerzempfindlich ist der Knorpel zwar nicht. Wenn er ausdünnt oder geschädigt ist, bildet sich allerdings reaktiv eine Entzündung im angrenzenden Knochen, und es kommt punktuell zu einer Flüssigkeitsansammlung, dem Knochenödem. Beides kann verdammt wehtun.

Zudem sind die Übergänge und Verbindungsstrukturen zwischen Muskeln und Knochen höchst empfindlich. Bei Überforderung, Ermüdung oder Fehlbelastung können die Muskeln die Stöße nicht mehr ausreichend abfedern. Das mit ihnen verbundene Bindegewebe wird stärker strapaziert als sonst – die Folge sind hartnäckige Sehnenreizungen und Sehnentzündungen, die auch noch Wochen nach dem Lauf Beschwerden verursachen können.

30 km

Gesehen hat ihn zwar noch niemand. Doch jeder Marathon und jede Marathonella fürchtet ihn: den „Mann mit dem Hammer“, der traditionell ab Kilometer 30 sein Unwesen treibt, wenn die Muskeln nicht mehr können. „Bei dieser Distanz kommt es – natürlich abhängig vom Trainingsgrad und der Belastungsintensität – zur Entleerung der muskulären Glykogenspeicher“, sagt Sport- und Ernährungsexperte Köhler.

Der Körper greift bei extremen Ausdauerbelastungen primär auf Kohlenhydrate zur Energiegewinnung zurück. „Wenn diese nicht mehr ausreichend verfügbar sind, passieren zwei Dinge: Erstens fällt der Blutzuckerspiegel ab bis hin zur Hypoglykämie, da die benötigten Kohlenhydrate dann aus dem Blut und der Leber abgezogen werden“, so Köhler. „Zweitens werden vermehrt Fette zur Energiegewinnung herangezogen, und wir müssen die Belastung reduzieren, da die Fettoxidation weniger Energie pro Zeiteinheit liefert.“

Diese Umstellung macht plötzlich müde und erschöpft, denn wenn Fette statt Kohlenhydrate oxidiert werden, sind zur Energiegewinnung etwa zehn Prozent mehr Sauerstoff nötig. Das kann sich so anfühlen, als ob auf einen Schlag alle Kraft und jeder Wille aus dem Körper entweichen und nichts mehr geht – und schon gar nicht mehr läuft. Es ist allerdings nicht zwingend, dass der Stoffwechsel schlappmacht und die Glykogenspeicher leer werden. Durch richtiges Training, gezielte Ernährung vor dem Wettkampf, Stichwort „Carbolading“, und eine gut abgestimmte Energiezufuhr während des Rennens mit genügend Kohlenhydraten lässt sich der Einbruch im Idealfall bis hinter die Zielllinie hinauszögern.

25 km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Kilometer sind zwar schon geschafft, aber jetzt geht es auf die Knochen: „Stressfrakturen drohen, die vor allem bei Energiemangel auftreten können“, sagt Karsten Köhler. Denn obwohl viele Sportler auf ihre Ernährung achten, kommt das „relative Energiedefizit im Sport“ (RED) immer wieder vor. Es tritt auf, wenn Menschen für die Belastung in Training und Wettkampf zu wenig Energie, besonders zu wenig Kohlenhydrate, zu sich nehmen. „Im Ausdauersport sehen wir das häufiger als in anderen Sportarten, da dem hohen Energieumsatz im Training mit ungenügender Energiezufuhr begegnet wird“, so Köhler. Viele Athleten wollen ihr Gewicht gering halten. Wer Symptome eines Energiemangels aufweise, bei dem kämen Stressfrakturen deutlich häufiger vor. Bei Frauen zeigt sich der Energiemangel beispielsweise, wenn die Regelblutung ausbleibt – dann ist das Risiko für eine Stressfraktur gar um das Fünffache erhöht. Aber auch bei Männern geht ein reduzierter Testosteronspiegel mit Stressfrakturen einher, so Köhler. Allerdings tragen dazu neben der Ernährung auch biomechanische Komponenten bei, etwa falsche Schuhe, unpassender Untergrund und vor allem Überlastung. Typischerweise kommen Stressfrakturen an den Mittelfußknochen vor. Sie können aber auch an Schienbein, Sprungbein oder Fersenbein auftreten. Weil Knochen schlechter durchblutet sind als anderes Gewebe, kann sich die Heilung lange hinziehen – zudem besteht bei verfrühtem Trainingsbeginn die Gefahr eines Rück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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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Herz ist bei den meisten Marathon-läufern bestens trainiert: Es hat mehr Schlagvolumen, kräftigere Kontraktionen und einen niedrigeren Ruhepuls zu bieten als jenes von Nichtsportlern. Dennoch kommt es bei Läufen über die vollen 42,195 Kilometer immer wieder zu kardialen Zwischenfällen bis zum Herzstillstand. Meistens sind zuvor nicht erkannte Verengungen und Verkalkungen der Kranzgefäße, Herzrhythmusstörungen oder angeborene Herzfehler die Ursache.

Der Herzmuskel profitiert zwar normalerweise von Ausdauersport. Bei einer so extremen Belastung wie dem Marathon sind allerdings auch bei vielen Läufern Strukturschäden im Myokard mikroskopisch nachweisbar, wie der Herzmuskel in der Fachsprache genannt wird. Meistens sind diese Veränderungen der Herzmuskelfasern nicht

Wenn alles zu viel wird, die Muskeln nicht mehr wollen und können, der Stoffwechsel ausgelaugt ist und keinerlei Energiereserven mehr verfügbar sind, kann auch die übergeordnete Steuerzentrale ins Schlingern kommen: Der Kopf macht nicht mehr mit. Jetzt ist der Marathon nicht länger ein langer Lauf zu sich selbst, sondern der relative Blutmangel im Gehirn und fehlende Nährstoffe führen im Extremfall zu Schwindel, Benommenheit und fehlender Koordination. Wenn der restliche Körper bereits heillos überfordert ist, funktionieren auch Wahrnehmung, Denkleistung und gezielte Bewegungen nicht mehr richtig. Der Mensch verliert die Kontrolle.

40 km

klinisch relevant, sondern reversibel. Sie zeigen jedoch an, dass es auch bei trainierten Läufern eine Ausnahmeanstrengung für das Herz bedeutet, auf eine so lange Strecke zu gehen.

Größere Gefahr für das Herz besteht hingegen, wenn man mit einem Infekt einen Marathon bestreitet. Der Körper braucht während des Laufs alle Energie für die Muskelarbeit und kann sich nicht mehr der Immunabwehr und dem dringend nötigen Kampf gegen die Erreger widmen. Dadurch können die bereits im Körper zirkulierenden Viren oder Bakterien über den Blutstrom zum Herzmuskel gelangen und dort eine gefährliche Myokarditis auslösen.

Allerdings sind solche Komplikationen selten. Viel häufiger macht das Herz im Ziel einen Sprung: vor Freude, dass der lange Lauf erfolgreich gemeistert wurde – und endlich zu Ende ist.

Dass diese vollständige Entgleisung des Organismus nicht nur bei Hobbyläufern, sondern sogar bei austrainierten Profis vorkommen kann, hat zum Beispiel der Marathon der Frauen bei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1984 in Los Angeles gezeigt. Die Schweizerin Gabriela Andersen-Schieß hatte zuvor bereits 20 Marathon-Läufe absolviert, kam aber in diesem Rennen völlig dehydriert und entkräftet auf die Endrunde ins Stadion. Sie konnte sich kaum noch auf den Beinen halten und torkelte unkoordiniert Richtung Ziel. Ärztliche Hilfe lehnte sie ab – für die letzten 500 Meter brauchte sie geschlagene sieben Minuten. Am Ende kam sie mit einer Zeit von 2:48:42 ins Z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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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älteste Rebe der Welt?

Seit Jahrtausenden genießen Menschen Wein. Wie mag er damals wohl geschmeckt haben und aus welchen Trauben wurde er gekelterter? Die Frage nach seiner Herkunft war vor Jahrhunderten Anlass für Detektivarbeit. Die Untersuchung begann im 19. Jahrhundert mit der Ampelografie, der Rebsortenkunde. Sie untersucht Namen und Synonyme, Herkunft und Verbreitung sowie Eigenschaften des Rebstocks, etwa Blätter, Traubenform und Beeren. Ihre Erkenntnisse beruhten auf Beobachtungen, Beschreibungen, Vergleichen, alten Schriften und Dokumenten, Kunstwerken,

Geschichten und Legenden. Sogar die Blattform galt lange als sicherer Indikator für die Zuordnung einer Rebe. Die Wissen- schaft entwickelte sich weiter.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er Gutedel.

Noch im Jahr 2000 wurde der 5.000. Geburtstag der Gutedeltaube gefeiert und ihre Heimat in Oberägypten vermutet. Auch die zahlreichen Synonyme schienen ihr hohes Alter zu bestätigen: Chasselas, Mornant und Valais Blanc wird sie auf Französisch genannt, Fendant heißt sie im Schweizer Wallis, Viviser und Gutedel im Markgräflerland. In England und

Australien ist sie als Queen Victoria White bekannt. Diese Auswahl ist nur ein Bruchteil der rund 250 Synonyme. Auch ihre Blattform schien Parallelen zu Fresken mit Reben in den Königsgräbern von Luxor aufzuweisen. In der Oase Fayyum bei Kairo sollen Spielarten der Rebsorte gedeihen; die Rebsorte Fayoumi aus Gianaclis ähnelt dem Gutedel. Deshalb vermutete der Ampelograf Adrien Berget 1932 Ägypten als Heimat – eine Hypothese, die Henri Wuilloud 1947 unterstützte.

So entstand die Legende, der über 5.000 Jahre alte Gutedel sei an

der Tafel der Pharaonen ausgeschenkt, von Kreuzrittern nach Europa gebracht worden und habe sich dort wegen seiner Qualität verbreitet. Im Millenniumsjahr wurde deshalb sein 5.000. Geburtstag gefeiert.

2009 stellte sich dies als

Irrtum heraus. Die Forscher José Vouillamoz und Claire Arnold konnten eine Verwandtschaft mit Rebsorten aus Kleinasien nicht verifizieren, jedoch eine mit autochthonen Sorten des Alpenraums bestätigen. Die Elternsorten blieben unbekannt; 20 Klonvarianten mit derselben DNA wurden identifiziert.

Belegt ist hingegen, dass Markgraf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 die Weine in Lausanne kennenlernen und um 1780 Stecklinge aus Vevey ins Markgräflerland bringen ließ. Er war überzeugt, dass Klima und Terroir dort hervorragende Weine ermöglichen würden.

Seither ist Gutedel eine Spezialität im Südwesten Deutschlands. Die feinen, eleganten und unaufdringlichen Weine prägen die Genusskultur des Markgräflerlands und sind Botschafter einer Region, die auch als Toskana Deutschlands bezeichne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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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IN-DERBY IN DER BUNDESLIGA

Die Belasteten

Köln gegen Gladbach war mal ein Gipfeltreffen. Diesmal mutet der Stammeskampf wie Überlebenstraining an.

m Tag, als Nick Carter den Kölner Dom besuchte und ihn „magisch“ fand, stellte sich am sechs Kilometer entfernten Geißbockheim Mikey Moore den lokalen Medien vor. Beide Vorgänge hatten nichts miteinander zu tun, aber es gibt Verbindendes. Nick Carter ist bekanntlich einer der Sänger der Backstreet Boys, die gerade – kein Schreibfehler – zehn Konzerte vor fast einer halben Million Besuchern im Düsseldorfer (Rhein-)Stadion gegeben haben. Mikey Moore wiederum trägt vor dem Derby am Sonntag gegen Mönchengladbach die Hoffnungen der Anhänger des 1. FC Köln. Und jetzt zur Gemeinsamkeit: Sollten die Backstreet Boys, Männer in den Vierzigern, ihren Kader verjüngen wollen, dann wäre der 19 Jahre alte Engländer ein Kandidat mit geeignet adretter Boygroup-Aura.

Höflich und wohlfrisiert wie ein Schüler aus Eton sprach Moore über sein Leihspieler-Leben beim 1. FC Köln. Er hat zwar erst drei Ligaspiele bestritten und sein Deutsch kommt über Hallo und Dankescheen nicht hinaus, doch er gilt trotzdem schon als der große Fang unter den Sommertransfers, auch wenn die Romanze keine Aussicht auf Dauer hat – im nächsten Sommer wird er wieder zu Tottenham Hotspur zurückkehren. Erst mal blicken natürlich alle auf das Derby: „Darauf habe ich gewartet“, erklärte Moore, „es wäre der perfekte Zeitpunkt für mein erstes Tor, das Spiel bedeutet den Leuten hier so viel.“

By Jove, wie man in Eton sagen würde: Genau so ist es. Während Saïd El Mala in Jürgen Klopps Nationalelf nicht die Schlagzeilen produziert hat, die in Köln selbstverständlich erwartet wurden, hat Moore drei durchweg erfolgreiche Länderspiele mit Englands U-20-Team bestritten. So erwartungsfroh und unbeschwert wie er gehen allerdings nicht viele der Beteiligten in das rheinische Revierduell. Beide Vereine belastet ein Saisonstart, der in Gladbach aufgrund der Null-Punkte-Bilanz nicht schlechter hätte sein können, bei den Vier-Punkte-Kölnern aber auch keine guten Schwingungen erzeugt hat. Während die Borussia ihre Trainerfrage geklärt hat – Eugen Polanski musste gehen, Alexander Blessin durfte kommen –, wird auch rund um den FC gegrübelt, ob René Wagner die richtige Wahl ist.

Ein Teil des Misstrauens entsteht allein aus der Tatsache, dass Wagner, 38, in Köln seinen ersten Job als Cheftrainer versieht, nachdem er zuvor Steffen Baumgart und Lukas Kwasniok assistierte. Wagner weiß, dass der Job seine vielleicht einzige Chance zum Einstieg in die Oberklasse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ist. Ob ausgerechnet dieser schwer zähmbare Klub den Zugang bietet? Christoph Daum hatte es mit ähnlichem Hintergrund 1986 geschafft, sich beim FC für eine Karriere zu profilieren. Doch so viel Wind, wie der Entertainer Daum an einem einzigen grauen Oktobervormittag herbeizaubern konnte, entfacht Wagner nicht in einem Monat.

Natürlich geht es bei René Wagner weniger um den Unterhaltungsfaktor als bei den Backstreet Boys, im siebten Monat seiner Tätigkeit fehlt allerdings noch der Nachweis seiner besonderen Talente. Sein Fachwissen steht außer Zweifel, die praktische Anwendung schon. Der FC-Coach sieht daher einem Derby entgegen, das auch für ihn persönlich besondere Brisanz hat, obwohl ihn die Klubautoritäten stützen. Sportchef Thomas Kessler hat Wagner im Frühling eingesetzt und im Sommer im Amt bestätigt, obwohl er einem erfahreneren Mann die Stelle hätte geben können. Die Trainerfrage betrifft somit auch ihn. Im Fußballgeschäft gelten mittlerweile nachweislich kompetente Manager plötzlich als „angezählt“, sobald eine wichtige Personalie misslingt, Eintracht Frankfurts Markus Krösche könnte Kessler davon erzählen.

Das rheinische Derby gehörte früher zu den Gipfeltreffen der Bundesliga, als regionaler Stammeskampf hat es für die Betroffenen immer noch zentralen Rang. Vielleicht sollte Wagner wie einst Daum eine Kerze im magischen Dom anzünden. Auch wenn dort, wie Nick Carter erfuhr, neuerdings zwölf Euro Eintritt fällig werden. Philipp Selldorf

Der Autor freut sich, dass er am Sonntag mit dem Fahrrad anreise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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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ichter des Freiburger Erfolgs: Yuito Suzuki, Derry Scherhant, Igor Matanovic und Jordy Makengo (von links) beim Torjubel.
FOTO: ARNE AMBERG/STEINSIEK/IMAGO

Der Bestrafer und seine Freunde

Scherhant, Treu, Suzuki, Makengo – und nicht zuletzt Igor Matanovic: Beim stark in die Saison gestarteten SC Freiburg rückt eine neue Spieler-Generation in den Fokus. Sie steht für die nachhaltige Qualität des ehemals kleinen Bundesligaklubs.

Von Sebastian Fischer und Christoph Ruf

Genießen konnte es Igor Matanovic nicht so richtig, als der SC Freiburg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einmal mehr an Renommee gewann. Vereinsrekordverdächtige zwölf Abstellungen verzeichnete der SportClub in der vergangenen Länderspielpause. Vier Freiburger Profis zählten allein zum 44-Mann-Kader des neuen Bundestrainers Jürgen Klopp. Außenverteidiger Philipp Treu und Flügelangreifer Derry Scherhant warben beim DFB-Team für ihre Qualitäten. „Gut zu hören, dass jemand die Augen aufmacht und nach Freiburg geguckt hat“, sagte Treu.

Der Stürmer Matanovic hatte mit der Nationalmannschaft Kroatiens währenddessen keine besonders schöne Zeit. Von vier Spielen gingen drei verloren, eines mit 0:7 gegen England.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er, zurück im Breisgau, im Gespräch mit der SZ vor dem Spiel gegen Schalke 04 am Sonntag ein aus Vereinssicht positives Fazit zieht. Zwölf Auswahlspieler, „das sagt einiges über die Stärke des SC Freiburg aus“. Und zwar „nicht nur über die Stärke der zwölf Spieler, die eingeladen wurden, sondern über jeden Einzelnen. Wir sind Teil der Nationalmannschaften, weil wir uns gegenseitig im Verein Tag für Tag pushen.“

Die Stärke des ehemals kleinen SC Freiburg war schon ein Thema zum Ende der vergangenen Saison, als der Klub erstmals in seiner Geschichte ins Finale der Europa League einzog. Sie war ein Thema in der Sommerpause, als der Schweizer Johan Manzambi für die Vereinsrekordablösesumme von mindestens 60 Millionen Euro in die Premier League wechselte. 2025/26 hat der SC einen Re-kordumsatz erzielt, das Eigenkapital lag am Saisonende bei 194,2 Millionen Euro, wie der Verein gerade auf der Mitgliederversammlung bekanntgab.

Die Stärke des SC Freiburg ist jetzt immer noch ein Thema, nach einem Saisonstart mit sechs Siegen und einem Unentschieden in sieben Pflichtspielen. Zwar war noch kein großer Gegner dabei, aber es soll Menschen in Freiburg geben, die den Kader für den besten der SC-Geschichte halten und ein „mindestens“ hinters (natürlich nicht offiziell verkündete) Saisonziel Europa League setzen.

Neu ist, dass gerade Fußballer Hauptrollen übernehmen, die zumindest phasenweise in der Vorsaison noch Herausforderer waren: die deutschen Nationalspieler Treu, 25, und Scherhant, 23. Der japanische Nationalspieler Yuito Suzuki, 24, im offensiven Mittelfeld. Linksverteidiger Jordy Makengo, 25, Nationalspieler für die DR Kongo. Und natürlich Matanovic, 23, der dank einer starken Rückrunde schon in der Vorsaison der beste Torschütze war.

Das Besondere daran: Aktuell haben die Jungen schier ewige Freiburger Profis auf die Bank verdrängt, Lukas Kübler, 34, Kapitän Christian Günter und Vincenzo Grifo, beide 33, oder Lucas Höler, 32. Immerhin Innenverteidiger Matthias Ginter, ebenfalls 32, ist noch Stammspieler bei seinem Heimatverein und wird das nach Lage der Dinge auch noch eine Weile bleiben. In dieser Woche hat er seinen Vertrag verlängert.

„Es ist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im Fußball, jemanden zu haben, mit dem du sprechen kannst, der dir den Verein näherbringt.“ Igor Matanovic

Spricht man Matanovic auf den Generationswechsel an, lacht er erst mal und sagt: „War klar, dass diese Frage kommt. Wir sind ein Team, es spielen nicht die Alten gegen die Jungen. Aber es ist natürlich so, dass junge Spieler kommen und ältere Spieler älter werden und nicht mehr jedes Spiel 90 Minuten spielen können. Es ist eine riesige Qualität von den älteren Spielern, die jungen an die Hand zu nehmen.“

Die erstaunlichste Personalie ist die des herausragenden Distanz- und Standardschützen Grifo, der in dieser Saison bisher selten mehr als 20 Minuten spielte, weil fast immer Scherhant in der Startelf stand. Für Matanovic ist das Duell das beste Beispiel für eine in Freiburg typische Mischung aus Harmonie und Leistungskultur: „Der Konkurrenzkampf ist sehr heiß. Aber es ist nicht so, dass der eine dem anderen etwas nicht gönt.“ Weder Günter, der seit 2006 im Verein ist, noch Grifo, der in jedem zweiten seiner 272 Bundesligaspiele für den SC entweder ein Tor oder eine Vorlage beigesteuert hat, beschweren sich vernehmbar. Und natürlich werden sie auch noch auf dem Platz gebraucht. Trainer Julian Schuster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dass es wie in der Vorsaison helfen werde, „immer wieder den richtigen Mix an Rotation zu finden“.

Ein anschauliches Beispiel dafür, wie sich der Freiburger Fußball im vergangenen Jahr entwickelt hat und wie man sich als Fußballer in Freiburg entwickeln kann, ist Matanovic. Der gebürtige Hamburger, der seit der U21 für Kroatien, das Heimatland seiner Eltern, aufläuft, kam 2025 von Eintracht Frankfurt. In der Jugend spielte er für den FC St. Pauli, für den Karlsruher SC schoss er 14 Zweitliga-Tore in der Saison 2023/24, in Frankfurt spielte er wenig. Sein Start in Freiburg war dann auch nicht einfach, im ersten Halbjahr stand er in der Liga nicht in der Startelf.

Wenn er von dieser Zeit spricht, dann erzählt er von „ehrlichen Gesprächen“ mit Trainer Schuster und Tipps von den Spielern „aus der älteren Abteilung“ wie Grifo, Günter oder Maximilian Eggestein, 29. „Das ist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im Fußball, in den richtigen Momenten jemanden zu haben, mit dem du sprechen kannst, der dir den Verein näherbringen kann und was der Trainer von dir will“, sagt Matanovic. „Geduldig bleiben“, hätten sie ihm geraten.

Matanovic, 1,94 Meter groß, ist allein durch seine Physis eine Bedrohung für gegnerische Abwehrreihen. Er ist ein feiner Fußballer, jüngster Beleg war sein Tor per Direktschuss übers Standbein beim Freiburger 5:0-Sieg gegen Mönchengladbach. Drei Bundesligatreffer sind ihm in dieser Saison schon gelungen. Seine Paradestatistik ist allerdings eine andere: Dem Anbieter Fotmob zufolge gelangen ihm in dieser Saison bereits 15 Defensivaktionen: Tacklings, abgefangene Pässe oder Schüsse, geklärte Bälle. Es ist der Bestwert unter den Bundesliga-Stürmern.

„Ich bin ein Spieler, der gerne arbeitet“, sagt er. Aber wie viel Arbeit von ihm in Freiburg verlangt wird, musste er erst lernen. „Vorher war es in meinen Vereinen nicht so, dass du als Stürmer so eine wichtige Rolle in der Defensive spielst.“

Nahezu allen Offensivspielern, die nach Freiburg wechseln, geht es so. Auch Scherhant oder Rechtsaußen Jan-Niklas Beste, der inzwischen zur Stammelf gehört: Viele benötigten Eingewöhnungszeit. „Spieler, die ihre Qualitäten in der Offensive haben, wollen das natürlich präsentieren“, sagt Matanovic. „Aber der Trainer erwartet von ihnen, dass sie nach hinten laufen“, dass sie „bis zum Ende verteidigen“, dass sie pressen und gegenpressen. „Das zu verstehen, ist ein Prozess. Du musst deine Qualitäten, deine Wünsche hinten anstellen, weil du deine Körner für die Defensivarbeit aufbrauchen musst. Und du musst fitter werden, damit du beide Komponenten zusammenmischen kannst.“

Die Mischung der Komponenten führt dazu, dass man den Freiburgern ihren Fokus auf die Defensive in den Spielen so wenig ansieht wie lange nicht. „Gerade habe ich das Gefühl, dass wir defensiv brutal stabil sind und es wirklich vorne beginnt. Wir haben viele hohe Balleroberungen und zwingen den Gegner zu unkontrollierten Bällen“, sagt Matanovic. Training, Gewöhnung aneinander, Selbstbewusstsein, all das helfe dann dabei, auch „hinten schöner rauszuspielen, im Druck den Ball zu fordern, mal ein Eins-gegen-zwei zu lösen“.

Matanovic hat das Gefühl, dass er ausgezeichnet nach Freiburg passt. „Ich genieße die Stadt und die Umgebung extrem. Die Natur gibt mir so viel Kraft, die Ruhe, der Verein“ und dessen „Demut und Bodenständigkeit“. Er sagt: „Es harmoniert einfach so sehr.“

Es ist vielleicht kein Zufall, dass der Freiburger Fußball seit dem vergangenen Winter attraktiver und mutiger wirkt, seitdem Matanovic zur Stammelf gehört. Es wirkt seitdem, als habe man in einem Auto, das in Freiburg selbstverständlich elektrisch angetrieben ist, die Zahl der Pferdestärken verdoppelt. Der Ball kommt schneller und mit weniger Kontakten nach vorn.

Dass er dem Sport-Club etwas gibt, das es vorher nicht so gab, ist auch an etwas Trivialem zu erkennen: an seinem Spitznamen. Die Freiburger, das waren mal die „Breisgau-Brasilianer“, später die „Willis“, von Kobiaschwili bis Tobias Willi. Unter Trainer Christian Streich klang die Mannschaft dann wie ein Imagefilm für die Raiffeisenbank, alle hießen so ähnlich wie Kübler, Höfler oder Günter,

Streich nannte sie „Chicco“, „Kübi“ und „Günni“. Und nun, in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trägt der Stürmer Matanovic den von zwei Fans in einem Video erdachten Spitznamen „Igor, der Bestrafer“.

„Ich fand’s lustig: Einer aus unserem Medienteam hat mir gesagt: Du jubelst auch wie ein Bestrafer. So eine gewisse Bösartigkeit auf dem Platz ist gar nicht verkehrt. Ich muss unangenehm sein, genauso wie viele Verteidiger unangenehm sind. Ich spiele gerne schöne Pässe und schieße schöne Tore, aber es gehört genauso dazu, im Luftzweikampf voll reinzuscheppern. Deswegen finde ich den Namen ganz passend.“

Und das, obwohl er zugibt: „Typisch Freiburg“ sei dieser Name vielleicht nicht. Bislang zumindest.

Bundesliga

Borussia Dortmund - Werder Bremen
TSG Hoffenheim - Hamburger SV	Sa. 15.30
FC Augsburg - FC Bayern München	Sa. 15.30
FSV Mainz 05 - Bayer Leverkusen	Sa. 15.30
Union Berlin - SV Elversberg	Sa. 15.30
SC Paderborn - VfB Stuttgart	Sa. 15.30
RB Leipzig - Eintracht Frankfurt	Sa. 18.30
1. FC Köln - Bor. M'gladbach	So. 15.30
SC Freiburg - FC Schalke 04	So. 17.30

1. (2) Borussia Dortmund	4	4	0	0	9:2	12
2. (4) FC Bayern München	4	3	1	0	14:2	10
3. (1) SC Freiburg	4	3	1	0	12:3	10
4. (3) FC Augsburg	4	2	1	1	11:6	7
5. (7) Bayer Leverkusen	4	2	1	1	10:5	7
6. (8) FSV Mainz 05	4	2	1	1	10:6	7
7. (6) SV Elversberg	4	2	1	1	8:7	7
8. (10) Werder Bremen	4	2	1	1	8:8	7
9. (5) RB Leipzig	4	2	0	2	9:5	6
10. (9) Eintracht Frankfurt	4	1	2	1	9:10	5
11. (11) FC Schalke 04	4	1	2	1	3:4	5
12. (15) SC Paderborn	4	1	1	2	3:5	4
13. (12) 1. FC Köln	4	1	1	2	6:9	4
14. (13) TSG Hoffenheim	4	1	0	3	7:10	3
15. (14) VfB Stuttgart	4	1	0	3	6:9	3
16. (18) Hamburger SV	4	1	0	3	2:13	3
17. (16) Union Berlin	4	0	1	3	4:17	1
18. (17) Mönchengladbach	4	0	0	4	6:16	0

6. Spieltag: Fr., 16.10., 20.30 Uhr: Frankfurt – Köln; Sa., 17.10., 15.30 Uhr: Union Berlin – Dortmund, Hamburger SV – Stuttgart, Schalke – Mainz, Elversberg – Augsburg, Bremen – Paderborn; 18.30 Uhr: FC Bayern – Leipzig; So., 18.10., 15.30 Uhr: Leverkusen – Freiburg; 17.30 Uhr: M'gladbach – Hoffenheim.

Interview von Thomas Hürner und Maik Rosner

Viele hatten gedacht, der FC Bayern würde eine niederlagenfreie Spielzeit absolvieren, doch all jene hatten ihre Rechnung ohne den von Manuel

„Wir müssen zusehen, wie wir mehr Attraktivität in die Liga bekommen“

Baum gecoachten FC Augsburg gemacht. Mit 2:1 triumphierte der bayerische Lokal-rivale im Januar in München, ein herrlicher Tag für alle Augsburger, ein besonderer Sieg auch für den FCA-Geschäftsführer Michael Ströll. An diesem Samstag steht nun das nächste Duell mit den Bayern an (15.30 Uhr, Liveticker auf SZ.de) – ein guter Zeitpunkt also, um mit Ströll, 42, über den Augsburger Weg hin zu einem etablierten Erstligisten und die Hierarchie der Bundesliga zu sprechen. Zumal die Bayern seit jener Partie im Januar kein Ligaspiel mehr verloren haben ...

SZ: Herr Ströll, haben Sie einen Lieblingskaiser aus der römischen Antike? Michael Ströll: Augustus natürlich, weil er Augsburg begründet hat. Ehrlicherweise kenne ich auch nicht viele andere. (lacht) Augustus hat einiges auf dem Kerbholz, er kann aber für sich beanspruchen, Rom modernisiert zu haben. Voriges Jahr sollte auch der FCA progressiv daherkommen – zudem hat er seine Verbundenheit mit den alten Römern zelebriert.

Wenn ich an die zurückliegenden 20 Jahre denke, dann denke ich bei uns ebenfalls an eine Zeit, die von kontinuierlicher Entwicklung und organischem Wachstum geprägt ist. Unser Bestreben ist, uns mit dem Status quo nicht zufriedenzugeben. Und da haben wir sicher einiges bewegt.

Es gab Werbekampagnen und Sondertrikots im Römerlook, auf einer Ausstellung in der Augsburger Arena wurden archäologische Funde gezeigt, der Spielertunnel erinnert nun an den Eingang eines Amphitheaters. Das hat auch Amüsement hervorgerufen.

Nach dem Sandro-Wagner-Experiment hat der FC Augsburg neues Selbstbewusstsein entwickelt. Vor dem Duell mit den Bayern spricht Geschäftsführer Michael Ströll über Sticheleien aus Mainz, die Nähe zu München und einen Vorschlag für mehr Spannung im deutschen Fußball.

Im Januar hatte der FC Bayern (li. Jonathan Tah) gegen den FC Augsburg (re. Anton Kade) das Nachsehen.
FOTO: HAFNER/NORDPHOTO/IMAGO

Ich habe nicht den Eindruck, dass sich viele darüber lustig gemacht haben. Der FSV Mainz hat sich das mal über die sozialen Netzwerke herausgepickt, kleine Sticheleien gehören auch dazu. Die Leute hier in der Region können sich aber sehr damit identifizieren. Das merken wir an den äußerst positiven Rückmeldungen zu unseren Trikots aus ganz Deutschland und den Verkaufszahlen vieler Produkte.

Helfen Sie uns kurz auf die Sprünge: War der FCA nicht stets das gallische Dorf, einst ja Gegner der übermächtig erscheinenden Römer?

Das muss kein Widerspruch sein. Wir sind stolz auf unsere Identität und Wurzeln. Wir wollen aber weiterhin aufmüpfig sein, ein Klub, der aus vergleichsweise wenig viel macht und für den Gegner unbequem ist. Dabei hatte man beim FCA vor rund einem Jahr noch den Eindruck, dass er aus der Nische heraustreten und mehr sein wollte, als er es bis dahin war.

Das heißt, Sie würden den VAR auf die Torlinientechnologie und Abseitsüberprüfungen reduzieren?

Vielleicht gibt es noch zwei, drei Entscheidungen mehr, zum Beispiel bei Tätlichkeiten. Es müssen aber glasklare Themen sein, ohne Interpretationsspielräume. Was kann der FCA tun, um mehr wahrgenommen zu werden?

Sie würden vermutlich vorschlagen, Sandro Wagner zu verpflichten ... (lacht) Von diesem Plan sind Sie ja – aus Mediensicht: leider – abgerückt. Was noch? Wir waren vor zwei Jahren in Südafrika, als FC Augsburg wollen wir beim Thema Auslandsvermarktung unseren Beitrag leisten. Wir können nicht fordern, dass sich die Liga entwickelt, und selbst nichts dazu beitragen. Da sind wir alle in der Pflicht.

beitragen. Da sind wir alle in der Prilcht, auch mittelständische Erst- und Zweitligisten. Zudem haben wir Kooperationen im internationalen Bereich, zum Beispiel mit einem thailändischen Klub, gestartet.

Das ist eine These. Wie kommen Sie darauf?

Die Anzahl der TV-Interviews war für unsere Verhältnisse enorm, überhaupt waren wir sehr präsent im Land und hatten eine große Reichweite. Wie nachhaltig das ist, hängt davon ab, wie oft Vereine in die jeweiligen Zielländer reisen. Andernfalls würde das Interesse wohl schnell wieder abebben.

Trägt es denn messbar zur Aufmerksamkeit für die Bundesliga bei, wenn der FCA nach Südafrika reist?

Ist die geografische Nähe zum FC Bayern eher Fluch oder Segen?

”

Es hat sich schnell gezeigt, dass Manuel Baum mit einer anderen Ruhe vor die Spieler tritt als früher.“

Sie sind ein Experiment mit einem Trainer eingegangen, der viel Aufmerksamkeit auf sich gezogen hat und einen attraktiveren Fußball lehren sollte.

Dann bezieht sich das nur auf eine Person und nicht auf die Ausrichtung des Klubs, das wäre mir zu kurz gedacht. Unsere Denke hat sich weder beim Trainerwechsel zu Sandro Wagner noch danach zu Manuel Baum verändert. Natürlich gab es zwischenzeitlich mehr mediale Aufmerksamkeit, aber die haben nicht wir in die Wege geleitet, sondern die Medien. Uns war natürlich bewusst, dass durch Sandro mehr Leute nach Augsburg schauen würden. Mir ist aber wichtig zu betonen, dass es nicht darum ging, einen Trainer anzustellen, der uns mehr Glamour verpasst. Es ging um Inhalte und Überzeugung.

Ich habe unterschiedliche Erfahrungen gemacht. Jahrelange Anhänger des FC Bayern sind schon zu FCA-Fans geworden, weil sie in Augsburg mittlerweile mehr davon vorfinden, wie sie Fußball erleben möchten. Umgekehrt sind aber auch schon Spieler aus unserem Nachwuchs zum FC Bayern abgewandert. Insgesamt bewerten wir die Nähe zum FC Bayern für uns eher positiv, mit den Verantwortlichen unterhalten wir ein gutes Verhältnis. Beim Nachwuchs stehen Sie mit dem FC Bayern stark in regionaler Konkurrenz. Die größte Chance, die wir als FC Augsburg haben, ist zu zeigen, dass du bei uns über den eigenen Nachwuchs in die Bundesliga kommen kannst. Trotzdem kann sich ein junger Spieler mal für Bayern München entscheiden. Unser größtes Faustpfand ist, wenn die Durchlässigkeit vom Nachwuchs zu den Profis höher ist als bei anderen Vereinen.

Nunja, der Augsburger Spielstil war traditionell sehr sicherheitsorientiert. Unter Manuel Baum wurde wieder mehr Wert auf Stabilität gelegt.

selbe. Statistiken zeigen, dass wir mutiger agieren, indem wir mehr Torschüsse haben, mehr erwartete Tore, deutlich mehr Offensivaktionen, wir dringen viel öfter ins letzte Viertel ein. Darum ging es uns. Und wir haben jetzt sowohl in der Spitze als auch in der Breite eine Mannschaft, die dies verinnerlicht hat.

Auch mit Sandro sollte der Spielstil nie so aussehen, wie das mitunter hineininterpretiert wurde. Wir wollten aktiveren, mutigeren Fußball, das stimmt. Das ist dann umgemünzt worden auf attraktiven, offensiven Fußball. Das ist jedoch nicht das-

Seit Manuel Baum die Mannschaft zum zweiten Mal coacht, weist der FCA eine europapokaltaugliche Bilanz auf. Durch einen Sieg könnten sie jetzt mit den Bayern in der Tabelle gleichziehen. Wie klingt das?

Manuels Arbeitsnachweise sind außerordentlich, er weist aktuell den besten Punkteschnitt aller FCA-Trainer aus. Trotzdem wissen wir, dass das eine Momentaufnahme ist. Die Bundesliga ist ein Haifischbecken, es geht Woche für Woche um Nuancen. Wir haben eine hohe Leistungsdichte, viele Vereine liegen eng beieinander. Du musst dich täglich aufs Neue beweisen. Was zeichnet ihn als Trainer aus? Er ist ein ausgezeichneter Fachmann, der den FC Augsburg kennt, der zur Klubstrategie passt. Er geht unsere Ausrichtung voll mit und identifiziert sich mit dem FCA, er hat ein gutes Gespür für die Gemütslage der Spieler und hat in seiner Karriere viel mitgenommen, viel reflektiert.

Tatsächlich wirkt er nicht mehr so verbissen wie früher.

Er hat Erfahrungswerte in sein Handeln überführt. Das nötigt mir Respekt ab. Zurückgeholt wurde er als Leiter Entwicklung und Fußballinnovation, für eine strategische Rolle also. Wir waren überzeugt von seinem Know-how und Charakter, der zu unserem Standort passt. Es hat sich schnell gezeigt, dass er mit einer anderen Ruhe vor die Spieler tritt als früher, dass sich seine Ruhe auf die Mannschaft überträgt. Das haben wir alle in den Wochen gespürt, in denen er interimsmäßig übernommen hatte. Mir ist aber wichtig zu betonen: Es geht bei Weitem nicht nur um die Frage, Sandro Wagner oder Manuel Baum. Wir haben als Klub eine klare Strategie, und nach der wählen wir unsere Trainer und Mitarbeiter aus.

Sie haben 2006 als Praktikant beim FCA angefangen, nun befindet sich der Klub seit 2011 kontinuierlich in der Bundesliga. Hätten Sie das an Ihrem ersten Arbeitstag für möglich gehalten?

Auf keinen Fall. Wir waren damals frisch in der zweiten Liga, die Geschäftsstelle war ein baufälliges, wenn nicht abrissreifes Gebäude. Die Trainingsplätze hatten keine Bewässerungsanlage. Und wenn es geregnet hatte, war alles überflutet, dann konnte kein Training stattfinden. Wenn da einer gesagt hätte, dass wir schon bald Bundesliga spielen, auch noch 16 Jahre am Stück – den hätte man für verrückt erklärt. Doch auch Walther Seinsch wurde für verrückt erklärt.

Seinsch war viele Jahre Präsident beim FCA und gilt als Urheber des Augsburger Erfolgs.

Das ist schnell zu bejahen. Wir haben ein ruhigeres Umfeld, weniger Aufregung, weniger medialen Trubel. Wir haben zudem eine effiziente Struktur im Verein mit langjährigen Gremienmitgliedern und kurzen Wegen, um Entscheidungen schnell herbeizuführen. Das ist nicht bei jedem unserer Konkurrenten so.

als jemand, der 150 Millionen investiert und Siebter wird.

kumsstärkere Traditionsklubs nicht haben?

„Wir wollen weiterhin aufmüpfig sein“, sagt Michael Ströll. FOTO: HEINLE/IMAGO

Für Klubs wie Schalke oder den HSV interessieren sich viele Menschen, die viel Geld für Pay-TV-Abos zahlen.

Als er hier anfing, kickte der FCA vor ein paar Hundert Zuschauern im alten Rosenaustadion. Dennoch rief er aus: Wenn wir eines Tages Bundesliga spielen wollen, brauchen wir ein bundesligataugliches Stadion. Dann wurde das unter Markus Krapf, unserem heutigen Präsidenten, in die Wege geleitet. An diesem visionären Denken versuche ich mich zu orientieren. Empfinden Sie den FCA mittlerweile als etablierten Bundesligisten?

Nur sechs weitere Klubs sind aktuell so lange wie wir am Stück erstklassig. Ich würde also Ja sagen. Zugleich wissen wir, dass es bei unseren wirtschaftlichen Voraussetzungen nicht gottgegeben ist, für immer in der Bundesliga zu spielen.

Gibt es in Augsburg Standortvorteile, womöglich immaterielle, die publi-

Der FCA wird von Traditionalisten als Investorenklub verbrämt, die größten Anteile an der Profiabteilung hält der US-Investor David Blitzer.

So wie er bis zum Ende der vergangenen Saison gehandhabt wurde, macht der VAR das Spiel eher kaputt, die Nachteile überwiegen. Wir haben die Diskussionen vom Platz lediglich in den Kölner Keller verlagert. Auch dort wird interpretiert, mit zum Teil sehr unterschiedlichen Auslegungen. In dieser Saison wird der VAR deutlich besser angewendet. Die vorgenommenen Anpassungen sind ein erster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Gerne würde ich alle Skeptiker einladen für ein ausführliches Gespräch. Fakt ist: Wir haben 99,4 Prozent der Anteile in Hand der Gesellschafter, aber die Entscheidungskompetenzen liegen beim Präsidium und Aufsichtsrat des e. V. Zudem haben wir von unseren Gesellschaftern keine Eigenkapitalspritzen zu erwarten. Das ist zum Beispiel in Frankfurt, Hamburg oder Stuttgart anders gewesen.

Wenn Bayern München in 95 Prozent der Fälle Meister wird, müssen wir zusehen, wie wir mehr Attraktivität in die Bundesliga bekommen. Wir sprechen oft darüber, dass der Wettbewerb fehlt, dann müssen wir aber auch danach handeln. Ich plädiere dafür, das Geld nicht – wie andere Verantwortliche teilweise fordern – mehr nach Publikumsinteresse zu verteilen, sondern nach Leistung. Bei dieser Säule würde ich sogar nachschärfen, indem das eingesetzte Kapital in Relation zum Tabellenplatz und somit zur tatsächlichen Leistung gesetzt wird. Wer 50 Millionen Euro ausgibt und Siebter wird, hat nachweislich eine bessere Leistung erbracht

Sie bringen sich oft in größere Debatten ein, auch mit deutlichen Worten und scharfen Thesen. Ist mit den Bundesligajahren das Augsburger Selbstbewusstsein gestiegen?

Ich kann die Argumente grundsätzlich nachvollziehen, habe jedoch eine andere Betrachtungsweise. Traditionsklubs bekommen bereits deutlich mehr aus Bereichen wie Sponsoring, Merchandising, Ticketerlösen und haben andere Standortvorteile. Ich würde gerne mehr den gesamten deutschen Fußball in den Blick nehmen, etwa bei der Nachwuchsförderung. Wenn uns die Nationalmannschaft wirklich so wichtig ist, wenn wir Sorge darum haben, dass Talente nicht gut genug gefördert werden – warum stärken wir dann nicht die finanziellen Anreize, junge Spieler in der Bundesliga einzusetzen? Hier gäbe es noch viel Spielraum.

Früher haben wir mit großen Augen auf diesen Bundesligazirkus geblickt, heute sind wir Teil davon. Ich glaube, es ist wichtig, sich zu äußern, mitzugestalten und nicht nur mitzulaufen. Das hat auch mit Etablierung zu tun. Je länger du dabei bist, je besser du weißt, wie es läuft, desto klarer kannst du dich in Debatten einbringen. Wie bei der TV-Geldverteilung. Da haben Sie sich mit den Traditionsklubs angelegt.

Was wäre Ihr Wunschszenario? Es sollten nur noch Schwarz-Weiß-Entscheidungen vom VAR getroffen werden, wie bei der Torlinientechnologie. Wir müssen in eine automatisierte Abseitslinie investieren. Warum wir das bei den Milliardenumsätzen in der Bundesliga nicht längst getan haben, ist mir ein Rätsel.

Für Änderungen sprechen Sie sich auch beim VAR aus.

Neben Bayerns Leihspieler Arijon Ibrahimovic gibt es mittlerweile noch eine ganze Reihe deutscher Auswahlspieler im Kader wie Finn Dahmen, Hennes Behrens, Anton Kade, Mert Kömür und Noahkai Banks.

”

Insgesamt bewerten wir die Nähe zum FC Bayern für uns eher positiv.“

Wir wollen eigene Nachwuchsspieler über die Profimannschaft auf ein höheres Niveau bringen und zugleich Talente von anderen Vereinen für den FCA begeistern. Zunehmend erleben wir, dass sich Spieler deshalb für uns entscheiden. Nehmen wir Hennes Behrens und Anton Kade: Der eine hat jüngst sein Debüt in der A-Nationalmannschaft gefeiert, der andere hätte es ohne Verletzung womöglich ebenfalls getan. Wenn das Schule macht, werden sich auch andere Spieler überlegen, ob sie einen solchen Weg beim FC Augsburg besser beschreiten können als anderswo. Das erinnert an Freiburg, Inwieweit

Das erinnert an Freiburg. Inwieweit dient Ihnen der SC als Vorbild?

Das ist definitiv ein Verein, zu dem wir hinschauen, weil die Freiburger nachweislich sehr gute Arbeit leisten.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waren sie dauerhaft in den Top Ten der Bundesliga, viermal davon im Europapokal. Das ist eine unglaubliche Leistung.

Dienen Freiburgs kontinuierliche Erfolge als Perspektive für den FC Augsburg? Es zeigt zumindest, dass es nicht unmöglich ist. Zugleich können wir unsere Voraussetzungen einschätzen. Freiburg ist uns wirtschaftlich deutlich enteilt. Dennoch arbeiten wir daran, auch mal in solche Regionen vorzustoßen.

Der größte Erfolg des FCA war der Einzug in die Europa League 2015. Was fehlt, um wieder in diese Tabellenregion zu kommen?

Mit Sportdirektor Benni Weber und Manuel Baum sind wir sportlich auf einem guten Weg. Uns ist aber klar, dass wir unsere aktuelle Überperformance über eine ganze Saison aufrechterhalten müssen. Das erste Ziel bleibt immer, möglichst früh die Klasse zu halten. Darauf wollen wir uns aber nicht beschränken.

Lange Jahre hing der FCA im unteren Tabellendrittel fest.

Unser neunter Platz in der Vorsaison war das drittbeste Ergebnis der Vereinsgeschichte. Schaut man sich unsere Endplatzierungen an, sieht man, dass wir un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ach einem Abschwung langsam in eine Region gearbeitet haben, in der wir zehn Jahre lang nicht waren. Die Entwicklung stimmt also. Zumal viele andere Vereine in diesem Zeitraum der Abstieg erwischt hat.

FUSSBALLGÖ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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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EN IM OKTOBER NEUN SPIELE ZU BESTREITEN! IST DAS NICHT VIEL ZU VIEL ?? MÜSSTE MAN NICHT DIE ZAHL DER LÄUDERSPIELE REDZIEBEN ??

AUF KEINEN FALL!! GUCK MAL: ICH HAS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DIENSTAG ZEIT! UND BOCK !!!

MACHTKAMPF IM WELTFUSSBALL

Im Duell zwischen Ceferin und Infantino hat die Uefa zwar noch keinen Gegenkandidaten – aber das schärfste Schwert.

ie bitte, es gibt noch immer keinen Kandidaten? Europas Fußball-Union Uefa will die Ära des Skandalpräsidenten Gianni Infantino an der Spitze des Weltverbandes Fifa beenden – und sie präsentiert noch immer keinen Herausforderer? Wie soll das funktionieren?

Mit glänzenden Kinderaugen verfolgen Teile des Medienbetriebs diese rätselhaften, in Wahrheit spätrömischen Vorgänge im Weltfußball; ein Dunkelfeld, in dem sich manche lieber ganz auf Zahlen und Personalien fokussieren. Aus dieser Perspektive erscheint der eigens wegen Infantino einberufene Krisengipfel in Berlin ernüchternd, die Uefa hat auch dort keinen Gegenkandidaten präsentiert. Und weil zugleich der angeschlagene Fifa-Boss rastlos durch alle Länder dieser Welt jettet, die teils nur über Strand- und Thekenkicker verfügen, aber trotzdem absurde Fördermillionen der Fifa für ihre Wählerstimmen einsacken, sieht nun mancher schon den Amtsinhaber in unerreichbare Sphären entschwinden.

Jetzt das noch: Parallel zum Anti-Infantino-Treffen der Europäer hielt der Afrika-Verband Caf auf den Kapverden eine Pro-Infantino-Session ab und lieferte das von oben Angeordnete: ein einhelliges Votum für den skandalumwitterten Italo-Schweizer. Aber das war keine Wahl. Die gibt es in dem am Fifa-Tropf hängenden Caf ohnehin nicht, wenn es um offene Bekenntnisse geht. Insofern ist der afrikanische Jubelchor nur ein vages Versprechen an einen Mann, der auch dort wieder so auftrat, als seien es nicht die Millionen des Weltverbandes, die er pflichtgemäß auszuschütten hat, sondern seine Privatgelder. Der alte Bauerntrick: Erst etwas von Anstand, Einheit, Respekt schwafeln, dann fliegt der Geldsack auf den Tisch.

Ohne Europa gibt es keine WM, ohne WM keine Milliardenerlöse

Die Realität ist nächste Woche bei der Fifa-Ratssitzung zu besichtigen, wenn der Afrika-Vertreter Souleyman Hassan Waberi fehlt. Der wurde gerade in Dschibuti verhaftet, samt Schatzmeister und Führungsriege. Das Resultat einer staatlichen Finanzprüfung im Nationalverband FDF: Waberi, eine der Stimmen Afrikas im Fifa-Vorstand, wird Veruntreuung und Geldwäsche von Geldern der Fifa und der Caf vorgeworfen. Der Weltverband schaut halt nicht immer so genau hin. Finanzskandale und Ermittlungen im Kontext mit Fifa-Geldern lähmen gerade auch Somalias Verband, so war es zuletzt in Nigeria, Liberia, Kongo, Madagaskar. Beim Weg durch Hände und Konten der Funktionäre schnurren die Hilfsgelder erstaunlich rasch zusammen, bis sie die Sportbasis erreichen; eine Plage, die weite Teile der dritten Fußballwelt betrifft.

Auch das will die Uefa stoppen, das ist ihr Beschluss von Berlin. Nur Aserbaidschan zieht nicht mit, klar, das Land am Fußende des internationalen Korruptionsindexes hält tapfer zu Infantino. Im Fifa-Rat nächste Woche werden Europas Vertreter ihre Reformforderungen vorlegen. Alles darin dürfte schweflig auf Infantino wirken: Ungeheuerlichkeiten wie Good Governance und saubere Geschäftsführung, Kontrollen und Rechenschaftspflichten, eine integre, strikt überwachte Verteilung der Fifa-Gelder.

Was noch drinsteht: Der zwielichtige Präsident muss weg. Und dass nun in Berlin Aleksander Ceferin erklärt hat, für eine weitere Amtszeit an der Uefa-Spitze zu kandidieren, auf Wunsch aller Europa-Verbände, macht keineswegs den Weg weiter frei für Infantino. Im Gegenteil: Das erhebt das Duell der zwei mächtigsten Funktionäre der Fußballwelt zum finalen Showdown.

Politisch kann nur einer überleben. Sollte also Infantino nicht bis zur Fifa-Wahl im März 2027 über einen seiner zahllosen Skandale gestolpert sein und ihn das übliche Heer aus Kostgängern wiederwählen wollen, kann Ceferin das schärfste Schwert ziehen: Es wird, im Einklang mit Europas Fans, Ligen, Klubs, Politikern, keine Teilnahme der Uefa an Turnieren der neuen Infantino-Fifa geben. Dieser Einklang herrscht, und allein die Androhung hat schon einmal Wirkung gezeigt: Als Infantino seinen Plan zum Verkauf der WM-Rechte aufgab – und demütig zusicherte, derlei nie wieder zu tun.

Ohne Europa keine WM, ohne WM keine Milliardenerlöse. Und kein Fördergeld mehr für Guam, Gabun oder Guinea. Die Alternative bei einem Verbleib Infantinos wäre: Ceferin und Co. müssten abdanken, das würde die Uefa zerbrechen. Und all das, damit eine Skandalnudel an der Fifa-Spitze verbleibt, die nominell mehr Länder, in Wahrheit aber nur einen Bruchteil der realen Fußballwelt hinter sich hat?

Einen Kandidaten wird die europäusche Fußball-Union noch präsentieren. Rechtzeitig vor dem Meldeschluss am 18. November. Thomas Kistner

„Vielfältige Lebenssachverhalte“: Der damalige IOC-Präsident Thomas Bach (li.) 2024 in Aachen mit CHIO-Vermarktungschef Michael Mronz. FOTO: TRISTAR MEDIA/GETTY

Auf dem Weg zum neuen Bach

Michael Mronz ist als Manager beim wichtigsten deutschen Reitturnier aktiv – und soll nun zum DOSB-Präsidenten aufsteigen. Wäre das ein Interessenkonflikt?

Von Johannes Aumüller und Johannes Knuth

München – Die öffentliche Rede ist nicht unbedingt die Paradedisziplin des Managers und Sportfunktionärs Michael Mronz. Der 59-Jährige streut in seine Vorträge großzügig Anglizismen und Schachtelsätze ein, an denen der Fußballfunktionär Matthias Sammer seine Freude hätte. Als ein SZ-Interview im April 2025 um das Thema Befangenheit kreiste, gelang Mronz jedoch ein Satz so geradeheraus wie knackig: „In Deutschland wird man ja nur dann als unbefangen angesehen, wenn man von einem Sachverhalt überhaupt keine Ahnung hat.“

Der Sachverhalt, der Mronz damals betraf, handelte von alten Olympiabewerbungen aus Nordrhein-Westfalen, die der Manager Mronz vorangetrieben hatte, außerdem von seinem Wirken am Reitstandort Aachen – was ein paar Jahre später die Frage aufwarf, wie unbefangen der Sportfunktionär Mronz eigentlich als Präsidiumsmitglied des Deutschen Olympischen Sportbundes (DOSB) über eine Nachfolgebewerbung aus Nordrhein-Westfalen abstimmen könnte. Doch Mronz verglich die Aneinanderkettung von Posten und Pöstchen damals sinngemäß damit, dass ein Vereinstrainer irgendwann ja auch mal eine Nationalmannschaft betreue. Dann komme es doch allen zugute, „wenn man seine Erfahrungen dort einbringen kann“.

Gut eineinhalb Jahre später steht für den DOSB das nächste große sportpolitische Finale an, in dem Mronz'vielfältige Tätigkeiten von Belang sind. Am 5. Dezember wählen die DOSB-Mitglieder ein neues Präsidium, der bisherige Präsident Thomas Weikert wird nicht mehr antreten. Kürzlich erklärte eine Findungskommission, dass sie als einzigen Kandidaten denjenigen empfehle, der vor drei Jahren als Mitglied ins Internationale Olympische Komitee (IOC) gerückt ist und deswegen seitdem auch automatisch dem DOSB-Präsidium angehört: Michael Mronz, der sich selbst bisher noch nicht zu einer Kandidatur geäußert hat.

Doch während das zu Gegenwind führt, weil sich viele DOSB-Mitglieder fragen, ob der Manager Mronz einen Dachverband mit einer derart gewaltigen Aufgabenpalette führen kann, manche gar einen Gegenkandidaten ins Spiel bringen, rückt ein weiterer Komplex in den Fokus: eine Debatte um einen möglichen Interessenkonflikt. Sollte Mronz die DOSB-Spitze übernehmen, könnten manche Stränge seiner Vita nicht bloß aufeinanderfolgen, sondern sich auf bemerkenswerte Art kreuzen. Mronz könnte als erster Funktionär in der Historie des DOSB (und dessen Vorgängerorganisation DSB) das höchste Ehrenamt des organisierten deutschen Sports bekleiden – und zugleich im Sportbetrieb sein Geld verdienen, als Vermarktungschef eines der wichtigsten Reitturniere der Welt.

Der DOSB bringt nun eine „DOSB International GmbH“ auf den Weg

Mronz sagt auf Anfragen zu dem Thema nichts Einschlägige Firmenregister weisen Mronz unter anderem als geschäftsführenden Gesellschafter der Aachener Reitturnier GmbH aus, kurz ART. Diese hält und vermarktet die Rechte des CHIO Aachen, dem „Weltfest des Pferdesports“ (Quelle: CHIO), Umsatz im Geschäftsjahr 2024 allein: 13,4 Millionen Euro. Mronz hat seinen ersten Vertrag bei der ART 1997 signiert, er ist seit Ewigkeiten deren Geschäftsführer, hält auch 45 Prozent der Anteile. Zwar legt er Wert darauf, dass er die CHIO-Veranstaltung selbst nicht leitet, da sei der Aachen-Laurensberger Rennverein federführend – und in diesem sei er „nicht mal einfaches Mitglied“. Nur hält besagter Rennverein ebenfalls 45 Prozent der Anteile an der ART. Auch die Reit-WM in Aachen im vergangenen August betreuten Rennverein und ART Hand in Hand.

Würde er als DOSB-Präsident seinen Posten als Geschäftsführer abgeben, seine Anteile an der ART GmbH? Auf solche Fragen antwortet Mronz nicht.

Dass sich bei Sportfunktionären berufliche Interessen und Ehrenämter bisweilen auf spezielle Art kreuzen, hat vor allem Thomas Bach vorgeführt, Gründungspräsident des DOSB, langjähriger IOC-Präsident und Wirtschaftsanwalt. Bach hatte etwa mit dem damaligen IOC-Mitglied Ahmed al-Sabah auch als Berater in beruflicher Rolle zu tun, abseits der Sports. Da handele es sich aber um „vielfältige Lebenssachverhalte“, behauptete der Deutsche.

Noch anders sieht das aus, wenn sich die Beziehungen auf den Fluren des Sportbetriebs abspielen. Besonders grell trat dies zuletzt bei Johan Eliasch zutage, dem langjährigen wie debattenumtosten Präsidenten des Wintersportverbands Fis, der zugleich auch IOC-Mitglied war. Der hielt auch während seiner Amtszeit seine Anteile am Sportartikelhersteller Head, der viele Alpinathleten ausrüstet. Eliasch räumte aber zumindest die meisten Geschäftsführerposten bei Head – und glitt doch immer wieder in fahles Licht, allen Beteuerungen zum Trotz, wie sehr er sich bei manchen Entscheidungen heraushalte. Wenn die Fis etwa Prozesse gegen andere Ausrüster führte, von Head gar selbst Kleidung bezog.

Nun ist Mronz weit von derart engen Verquickungen entfernt. Zugleich darf der Kölner für sich in Anspruch nehmen, dass er seit Jahren eines bewiesen hat: dass er Sport- und Eventformate entwickeln kann, Kräfte an der Schnittstelle von Wirtschaft und Politik mobilisiert. Personen mit einem solchen Zuschnitt tummeln sich im olympischen Sport hierzulande nicht übermäßig viele, ein solcher Hintergrund könnte Sport und DOSB also auch guttun.

Doch wie soll man sich das in der Praxis vorstellen, allein bei Weichenstellungen für den Pferdesport in Deutschland oder einer möglichen neuen Bewerbung für eine Reit-WM: Wie trennt man den DOSB-Präsidenten Mronz vom CHIO-Vermarktungschef und ART-Mann Mronz? Wäre es nicht die saubere Lösung, einen Schnitt zu machen? Auf die Frage, wie er zum Vorwurf eines möglichen Interessenkonfliktes Stellung bezieht, wäre er gleichzeitig DOSB-Präsident und in einer ART-Rolle, sagt Mronz: ebenfalls nichts.

Wie schnell solche Interessen kollidieren könnten, zeigte sich allein an der ReitWM, die im August in Aachen stattfand. Allein aus dem Bundeshaushalt flossen sechs Millionen Euro an Fördergeldern. Das Land Nordrhein-Westfalen wiederum stellte erst im September einen weiteren Förderbescheid über 28 Millionen Euro an den Rennverein (und Gesellschafter der ART) aus, für den Neubau einer Mehrzweckreithalle.

Nun verteilt nicht der DOSB diese Fördergelder, auch gibt es keinerlei Hinweise dafür, dass Mronz seine DOSB-Funktion mit privaten oder beruflichen Interessen vermischte. Aber eine der Kernaufgaben des Dachverbands, den Mronz bald leiten könnte, ist nun mal generell, dem Sport hierzulande bessere Bedingungen zu verschaffen, bei Bund und Ländern vorzusprechen, für Sportevents in Deutschland zu lobbyieren, entsprechende Finanzierungspakete inklusive. Der Bund selbst kreierte vor einigen Jahren sogar das Programm „Nationale Strategie Sportgroßveranstaltungen“, um deutsche Bewerbungen besser zu unterstützen.

Erst vor wenigen Tagen stellte der DOSB – im Interview mit Michael Mronz

- auf seiner Homepage beiläufig ein haus-eigenes Projekt vor, das anscheinend in eine ähnliche Richtung zielt. Man organisiere zwar seit Jahren immer wieder groß- artige Weltmeisterschaften, sagte Mronz, es gelinge jedoch oft nicht, diese „zu einem Erfolg für den Sportstandort Deutschland zu bündeln“. Auch deshalb habe das DOSB-Präsidium dem Vorstand den Auftrag erteilt, eine „DOSB International GmbH“ zu gründen. Diese habe das Ziel, „die internationale Positionierung des deutschen Sports zu fördern, die deutsche Olympiabewerbung voranzubringen und Deutschland bei internationalen Veranstaltungen des Weltsports besser zu repräsentieren“.

Wer da künftig was genau fördern und positionieren soll, ist noch offen. Der DOSB erklärt dazu: „Zu weiteren Details der GmbH werden wir kommunizieren, wenn es etwas zu kommunizieren gibt.“ Doch die Formulierungen im Interview lassen kaum einen Zweifel daran, dass das Engagement auch Großsevents in Deutschland zugutekommen soll, ob auf finanzielle oder ideelle Art. Auf die Frage, ob es denkbar oder ausgeschlossen sei, dass diese „DOSB International GmbH“ auch im Kontext des CHIO beziehungsweise anderer Reitturniere wie einer WM in Aachen tätig werden könnte, verweist der DOSB allerdings nur auf sein allgemeines Statement.

Ob ein Kandidat antreten darf, entscheidet die DOSB-Ethikkommission

Das alles spielt nun mit hinein, wenn der deutsche Sport über den künftigen Präsidenten diskutiert. Der DOSB verweist auf Anfrage, ob er von Mronz einen Rückzug vom ART-Posten erwarte, nur auf das laufende Verfahren. Zu Spekulationen um einzelne Kandidaten äußere man sich nicht, für alle Kandidaten „gelten die vorgesehenen Integritäts- und Transparenzverfahren des DOSB“.

Rein formal müssen Kandidaten bis zum 30. Oktober ihre Kandidatur bestätigen – Unterlagen, die beruf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Aktivitäten umfassen und auf mögliche Interessenkonflikte hindeuten, können sie übrigens auf „freiwilliger Basis“ einreichen. Dann läuft ein sogenannter „Integritätscheck“. Operativ übernimmt das die Firma Sportradar; ob im Zweifel ein Kandidat ungeeignet ist, entscheidet die DOSB-Ethikkommission.

Deren Chef Thomas de Maizière sagt auf SZ-Anfrage, ob er es generell für möglich halte, dass ein DOSB-Präsident zugleich eine geschäftliche Rolle im Spitzen-sportbetrieb ausübe, das könne er abstrakt nicht beantworten: „Wenn es eine entsprechende Kandidatur gibt, werden wir das in der Ethikkommission prüfen.“ Und konkret bezogen auf Michael Mronz: „Wir prüfen alle Kandidaturen, wenn sie vorliegen und von Sportradar ausgewertet worden sind, nicht vorher.“

Ein akutes Beispiel lässt jedenfalls erahnen, welche Debatte auf den Sport zurollen könnte. Zwar hat Michael Mronz stets betont, dass er in die aktuelle Rhein-Ruhr-Kampagne nicht involviert war, die zuletzt mit München um die deutsche Olympiakandidatur stritt. Allerdings hatte sich „KölnRheinRuhr“ zuletzt als einziger verbliebener Kandidat für Aachen als Reitstandort entschieden – und damit für das Gelände, auf dem der Gesellschafter Michael Mronz seine Geschäfte schmiedet.

Auf die SZ-Frage im Frühjahr 2025, ob Mronz sich bei diesem Szenario spätestens bei einer Wahl im DOSB zurückhalten würde, da er dann ja zweifellos in einem Interessenkonflikt stecken würde, antwortete Mronz: „Dann würde ich mich an der Stelle stark zurücknehmen.“ Hörte man sich bis zuletzt im organisierten Sport um, nahmen manche die Rolle, die Mronz im Hintergrund gespielt haben soll, allerdings als etwas aktiver wahr (was Mronz auf SZ-Nachfrage nicht kommentierte). Bei der geheimen Wahl in Baden-Baden stimmte Mronz in jedem Fall ab, unter den 141 Voten gab es keine Enthaltungen. Einen Interessenkonflikt vor der Wahl? Hatten allerdings auch der DOSB oder etwaige Partner, die dies geprüft hatten, nicht erkannt.

„Glauben die, ich habe einen Knopf, auf dem steht: George, Motorschaden?“

Vor dem Formel-1-Rennen in Singapur drehen sich die Debatten um die Formkurven der Mercedes-Fahrer George Russell und Kimi Antonelli.

Singapur – Am Vorabend des Rennwochenendes in Singapur drehte Bernd Mayländer einsam noch etliche Runden über den Marina Bay Street Circuit, die improvisierte Rennstrecke der südostasiatischen Metropole. Er genoss dabei in der heißen Abendluft den Vorteil eines Autos mit Dach und Klimaanlage, Privilegien eines Safety-Car-Fahrers. Dass der Mann, der die Formel 1 bei Gefahrensituationen einbremsen muss, Trockenübungen durchführt, ist so ungewöhnlich nicht. Allerdings probte er diesmal auch ein Szenario, das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beim Rennen in Malaysia viel Aufregung hervorrief und einen gewaltigen Imageschaden für die Königsklasse des Motorsports verursacht hat: einen vorzeitigen Startabbruch.

Dass die Pflichtsoftware des Automobilweltverbandes Fia einen Teil der Motoren wie von Geisterhand automatisch heruntergefahren hatte, weil die Software nicht auf eine wegen der nassen Streckenbedingungen ausgedehnte Langsamfahrt programmiert war, empfand nicht nur Mercedes-Fahrer George Russell als peinlich: „Das hat sich nicht wie Formel 1 angefühlt.“ Max Verstappen, der Rennsieger, zürnt noch eine knappe Woche später darüber, wie auch das Berufsbild der Piloten beschädigt worden sei: „Wie wir gesehen haben, läuft im Hintergrund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zu viel Software. Man sollte als Rennfahrer auch nicht darüber nachdenken müssen, wo man im Rennen vom Gas gehen oder einen Gang herunterschalten muss, um mehr Leistung aus dem Motor zu holen. Wir haben ein Bremspedal und ein Gaspedal, das sollte die Rundenzeit bestimmen.“

In der Hybrid-Formel-1 mit ihren momentan noch gleichberechtigten Elektromotoren ist seit diesem Jahr alles komplizierter, vielleicht sogar zu komplex – auch für die Überwachungsinstanz Fia. Deren

„Das hat sich nicht wie Formel 1 angeführt“: George Russell während des malaysischen Regens. FOTO: LAPEYRE/IMAGO

IT-Techniker schafften es in Malaysia zwar, innerhalb von fünf Minuten eine Notlösung zu programmieren, das Rennen konnte damit fehlerfrei über die Bühne gebracht werden, es entwickelte sich sogar zu einem der spannendsten des ganzen Jahres. Beim Nachtrennen in Singapur, wo ähnliche klimatische Bedingungen herrschen wie im nahen Malaysia, kommt diese Software noch einmal zum Einsatz. Die Unsicherheit aber bleibt, bis zum nächsten Grand Prix in Texas ein komplettes Update zur Verfügung stehen soll.

Bei Mercedes übernahm die übergriffige Elektronik nicht das Kommando, dafür haben die Branchenführer andere technische Probleme. Das deutsch-britische Werksteam hat mit seiner ersten Generalüberholung bis zum letzten Saison-drittel gewartet. Doch statt wie erwartet um eine Sekunde schneller waren die Silberpfeile eine Sekunde langsamer geworden. Zwar reichte es für WM-Tabellenführer Kimi Antonelli in Malaysia noch zu einem zweiten Platz, aber sein 84 Punkte zurückliegender Teamkollege George Russell blieb kurz vor Schluss mit einem Motorschaden liegen.

Das hat gewaltige Konsequenzen für den Briten: Durch den Wechsel des Aggregates wird er in Singapur ganz nach hinten versetzt – auf einem Stadtkurs, der kaum zu Überholmanövern einlädt.

Und im weiteren Saisonverlauf droht ihm das gleiche Schicksal erneut, denn Mercedes wird eine neue Motorenausbaustufe einsetzen. Auf die zusätzlichen PS kann keiner verzichten. Der desillusionierte Russell ist in Singapur, wo am Samstag zusätzlich das letzte Sprintrennen des Jahres auf dem Programm steht, vor allem auch als Edel-Testfahrer unterwegs. Während Spitzenreiter Antonelli weiter auf die neue Spezifikation setzt, ist das Auto seines internen Rivalen wieder auf den alten Stand zurückgebaut worden.

Russells Schwäche und Antonellis Aufstieg führen zu allerlei Verschwörungstheorien

Es ist auch ein Ausscheidungsfahren zweier Systeme, angeblich von Russell selbst angeboten, der angesichts von 84 Punkten Rückstand auf den Italiener seine Titelchancen als so gut wie erledigt an sieht: „Ich bin über das Stadium der Enttäuschung hinaus.“ Der Dienst fürs Team taug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llerdings prima für alle möglich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Vor allem in England glauben Fans, dass beim kometenhaften Aufstieg Antonellis doch nicht alles mit rechten Dingen zugehen könne. Weshalb Teamchef Toto Wolff in Singapur der Kragen platzte: „Wer auch immer das denkt, ist hirnlos. Es ergibt einfach keinen Sinn. Glauben die, ich habe einen Knopf, auf dem steht: George, Motorschaden, jetzt?“

Die Gleichbehandlung gebiete nicht nur die Teamräson, sondern auch der Kampf um den lukrativen Konstrukteurstitel. Und hier dürfte Wolff befürchten, dass nicht nur das Auto, sondern auch die Titelchancen aus der Balance gebracht werden könnten, wenn das so weitergeht. „Die Leute verstecken sich hinter ihren Bildschirmen und ziehen dann vom Leder. Da wird viel polarisiert. Fast komisch, wenn ich für manche der Satan bin“, schimpfte Wolff: „Aber generell habe ich kein Verständnis und keinen Respekt für die Leute, die sich so etwas ausdenken. Anstatt Formel 1 sollten sie lieber Teletubbies gucken.“

Das Wichtigste sei, dass seine beiden Fahrer wüssten, wie es im Team mit der Chancengleichheit laufe. Die unterschiedlichen Rennwagenversionen beim 17. WM-Lauf sieht der Wiener als Paradebeispiel dafür: „Wir wissen nicht, welches schneller ist, also treffen wir gemeinsam die Entscheidung: Lasst es uns herausfinden.“ Dahinter stecke kein großes politisches Kalkül. Trotzdem wird es Interpretationen nach sich ziehen, wie das Rennen im Rennen ausgeht: Wer fährt den langsameren Silberpfeil? Elmar Brümmer

Das Erste

7.40 Pia und die Haustiere 7.55 Checker Julian 8.20 Wissen macht Ah!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8.55 Die Pfefferkörner 9.50 Tagesschau 9.55 Panda, Gorilla & Co. 10.40 Panda, Gorill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13.00 Die Tierärzte 13.45 Tagesschau 14.00 Meine Mutter ... im siebten Himmel. TV-Romantikkomödie, D 2021 15.30 Meine Mutter ... und plötzlich auch mein Vater. TV-Romantikkomödie, D 2021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7.52 Wetter 18.00 Sportschau 18.30 Sportschau

20.15 Verstehen Sie Spaß? Mitwirkende: Simone Thomalla, Heino Ferch, Lili Paul-Roncalli, Massimo Sinató, Jimmy Hartwig, Kristo Ferkic, Horst Lichter Moderatorin Barbara Schöneberger präsentiert eine neue Live-Ausgabe der großen SWR-Samstagabend-Show: Im Mittelpunkt stehen neben den neuesten Spaßfilmen mit der versteckten Kamera viele prominente Gäste wie Simone Thomalla, Heino Ferch, Horst Lichter, Lili Paul-Roncalli, Massimo Sinató, Jimmy Hartwig und Kristo Ferkic.

23.25 Tagesthemen 23.45 Das Wort zum Sonntag Sprecher: Wolfgang Beck (Hildesheim) 23.50 Teddy Teclebrhan – Halb Mensch, halb Disco Dokumentarfilm 1.55 Gib dem Affen Zucker Liebeskomödie, I 1981. Mit Adriano Celentano, Ornella Muti, Adolfo Celi 3.35 Meine Mutter ...: und plötzlich auch mein Vater V-Romantikkomödie, D 2021. Mit Diana Amft, Margarita Broich, Lucas Prisor

ZDF

10.25 Notruf Hafenkante 11.10 SOKO Stuttgart 11.55 heute Xpress 12.00 einfach Mensch 12.15 Heiraten ist nichts für Feiglinge. TV-Romantikkomödie, D 2015. Mit Anna Maria Sturm, Kostja Ullmann, Nadja Becker 13.40 Rosamunde Pilcher: Erdbeeren im Frühling. TV-Liebesfilm, D 2016. Mit Zoe Moore 15.10 heute Xpress 15.15 Bares für Rares 16.10 Die Rosenheim-Cops 17.00 heute Xpress 17.05 Länderspiegel 17.35 Familien unter Druck – Jeder Euro zählt 18.05 SOKO München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Der Bergdoktor

BR

20.15 Frankfurt Mord Ein neues Leben. Krimiserie. Mit Marie-Lou Sellem. Am Tatort erkennt Kommissarin Sarah Frankfurter entsetzt, dass ihr neuer Kollege Jakob ihr One-Night-Stand der letzten Nacht ist und sie nun gemeinsam einen Todesfall aufklären müssen. Im Team mit ihrer Kollegin Milli untersuchen sie den Mord an der Juristin Nicole Geissner, die sich für eine Lockerung des Embryonenschutzgesetzes stark gemacht hat. 21.45 heute journal

21.45 heute Journal 22.00 Der Staatsanwalt Im Totenforst. Krimiserie. Mit Rainer Hunold, Fiona Coors, Astrid Posner

23.0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Fußball: Bundesliga, 5. Spieltag Abendspiel: RB Leipzig – Eintracht Frankfurt, TSG Hoffenheim – Hamburger SV, FC Augsburg – FC Bayern München, 1. FSV Mainz 05 – Bayer 04 Leverkusen, 1. FC Union Berlin – SV Elversberg, SC Paderborn 07 – VfB Stuttgart 0.25 Triathlon: Ironman-WM Damen und Herren. Aus Hawaii (USA) 3.45 heute-show Nachrichtensatire

9.25 Die Bucht der Paradiesvögel 9.55 Bären in der Nachbarschaft 10.25 Drunter & Brüder. TV-Komödie, D 2014 11.55 Glockenläuten 12.00 Ich schenk dir einen Seitensprung. TV-Liebeskomödie, D 2002 13.30 Einfach. Gut. Bachmeier 14.00 Fußball: 3. Liga. Würzburger Kickers – FC Hansa Rostock 16.00 Ländermagazin 16.30 Auf uralten Pfaden – Viehtriebe im Hochgebirge 17.15 Blickpunkt Sport. mit der 3. Liga 17.45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8.30 BR24 18.45 Quarks. Magazin 19.30 Kunst + Krempel . Mag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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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 Zum Glück gibt's Schreiner TV-Komödie, D 2020. Mit Henriette Richter-Röhl, Thekla Carola Wied, Jochen Matschke

23.15 Ein Wahnsinnstag TV-Komödie, D 2022 0.45 Ich schenk dir einen Seitensprung TV-Liebeskomödie, D 2002. Mit Markus Knüfken 2.10 Auf uralten Pfaden – Viehtriebe im Hochgebirge Dokumentation 2.55 Zwischen Spessart u. Karwendel 3.40 Quarks Protein: Was der Hypewirklich bringt / Eiweißmangel im Alter / Vegane Eiweißversorgung/Protein-Diät, Tei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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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Harry Potter und der Stein der Weisen Fantasyfilm, GB/USA 2001. Mit Daniel Radcliffe. Harry Potter fristet als Waisenkind in der Familie seiner Verwandten ein trostloses Dasein. Doch an seinem elften Geburtstag wird die Welt des Jungen schlagartig auf den Kopf gestellt. Er erfährt, dass er der Sprössling eines angesehenen Zauberergeschlechts ist und dass seine Eltern zwei mächtige Magier waren. Auch Harry verfügt über Zauberkräfte und wird von der Gemeinschaft der Zauberer an die Hogwarts-Schule für Hexerei und Zauberei berufen.

23.10 Matrix Sci-Fi-Film, USA 1999. Mit Keanu Reeves, Laurence Fishburne, Carrie-Anne Moss 1.40 The Killer's Game Actionkomödie, USA 2024. Mit Dave Bautista, Dmitrij Kalacsov, Terry Crews 3.25 Der Blaulicht-Report 3.55 Der Blaulicht-Report Verzweifelte Mutter greift zu dramatischen Maßnahmen / Betrunkener Mann benutzt kleinen Jungen als Taxi

ProSieben

7.40 The Neighborhood. Die Einweihungsparty / Der Spieleabend / Der Hochzeitstag / Der Friseursalon / Die Einladung an Thanksgiving. Comedyserie 10.55 The Goldbergs. Adam Spielberg / College-Regeln 11.55 Family Guy. Ein Schnurrbart aus der Vergangenheit 12.25 DTM - BEHIND the GRID 12.55 Porsche Carrera Cup Deutschland. 37. Saison 13.00 Tourenwagen: DTM 13.30 Tourenwagen: DTM 14.55 Family Guy. Besuch in der alten Welt 15.20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serie 18.10 ProSieben : newstime 18.20 Die Simpsons

20.15 The Voice of Germany Blind Audition (9/9). Coach: 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 Mod.: Melissa Khalaj, Matthias Killing. Welches Talent sorgt bei den Coaches allein mit seiner Stimme für Staunen? Für wen drehen sie ohne zu zögern ihren roten Stuhl? Wer bekommt von Shirin David, Rea Garvey, Nico Santos und Smudo & Michi Beck sogar einen Vierer-Buzzer? Und wen wählen die gebuzzerten Talente als Coach, mit dem sie es bis ins große Finale von "The Voice of Germany" schaffen wollen? 22.55 The Masked Singer

1.40 The Voice of Germany 3.45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Doku-Soap. Die prominenten Abenteurer erleben traditionelle Zeremonien der Shanenawa. Vor der möglichen Aufnahme in die Gemeinschaft stellen sie sich besonderen Prüfungen. Am Ende wird entschieden, wer mit einem indigenen Namen geehrt wird. 4.35 Surviving Amazonas

Sat.1

5.4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6.1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6.55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7.35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8.15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amstag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55 Notruf 16.25 Notruf 17.00 Notruf 17.30 Notruf. Brötchen im Hals 18.00 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Show 19.55 SAT.1: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Mitwirkende: Anouschka Renzi (Schauspielerin), Tessa Bergmeier (Model), Kim Virginia Grey (Reality-Queen), Nikola Grey (Reality-Star), Axel Schulz (Box-Legende), Nadja Benaissa (No-Angels-Sängerin), Redo (Kult-XXL-Gastronom), Maurice Dziwak (Reality-Star), Christian Lell (Ex-Bayern-Spieler), Gia Georgina (Sido-Ex), Gedeon Burkhard (Schauspieler), Nina Bridney (Creatorin), Godfrey Egbon (#GNTM-Finalist), Francesca Morgese (Reality-Sternchen)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Soap. Nächtliches Bettgeflüster? Der "Promi Big Brother - ivestream" zeigt direkt im Anschluss an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jede Nacht das Leben der Bewohner:innen in Deutschlands prominentester Wohngemeinschaft live in SAT.1. Exklusiv bei Joyn PLUS+ kann das Geschehen im Container jederzeit rund um die Uhr beobachtet werden.

ARTE

8.20 Köstliches Ligurien (1/4) 8.50 Tierische (R)Evolution (1/5). Unsere Erde / Inseln / Wüsten / Eis / Steppen 13.25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Mit Linda Lorin 14.55 Der Code des Killers (1/3). Dramaserie 15.45 Der Code des Killers (2/3). Dramaserie 16.30 Der Code des Killers (3/3). Dramaserie 17.15 Aosta Valley. Where Mountains Meet the Sky 18.10 Mit offenen Karten (5/30) 18.22 ARTE Reportage. Moldau: Reise nach Gagausien / Gaza: Gedichte gegen das Vergessen. Reportagereih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Magazin

20.15 Auf den Spuren prähistorischer Künstler – Die Chauvet-Höhle Doku. Die Chauvet-Grotte enthüllt Geheimnisse der Urzeit. Hightech deckt die Bedeutung uralter Felsmalereien auf. Forscher finden Spuren früher Rituale und Mensch-Tier-Interaktionen. Die Höhle diente möglicherweise als primitives Theater, wo Klang und Licht zentral waren. Diese Zeitkapsel gewährt Einblicke in die Anfänge menschlicher Kultur und Kreativität vor Jahrtausenden.

23.35 Abel Selaocoe beim Rheingau Musik Festival 2025 Ausführende: Abel Selaocoe, Rakhi Singh, Sidiki Dembele 0.45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1/3) Vom Protest zum Kampf. Dokumentationsreihe 1.45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2/3) Immer mehr Tote. Doku-Reihe 2.40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3/3) Frieden ist möglich. Dokumentationsreihe

3sat

9.00 ZIB 9.05 Kulturplatz 9.35 Bild Südtirol. Magazin 10.00 Almgesch aus der Steiermark 10.45 Die wilden der Alpen 11.30 Die schönsten Berder Steiermark 12.15 Thema 13.0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13.1 14.00 Ländermagazin 14.30 Kunst & pel 15.00 Natur im Garten (4/10) Roadtrip durch Südafrika 16.00 F wehrfrauen: Phönix aus der Asch Drama, D 2024 17.30 Feuerwehrfi Heim gesucht. TV-Drama, D 2024 heute 19.20 BÖSE (1/3). Doku-Reihe

20.15 Becoming Taylor Swift (1/2) Ruhm und Rivalen. Dokumen onsreihe. Von der Country-S- rin zum Weltstar: Taylor Swi Millionen von Fans – bis sie l und Hass erfährt. Das Portra zeigt ihr Erwachsenwerden i Blitzlicht der Paparazzi, ihre folge und ihre Rückschläge. einem öffentlichen Streit zie sich 2016 aus der Öffentlich zurück. Doch sie erobert sich Karriere zurück.

21.00 Becoming Taylor Swift (2/2) Dokumentationsreihe 21.45 Buchzeit

23.35 Ich war zuhause, aber ... Dr D/SRB 2019. Mit Maren Egg 1.15 lebens.art U.a.: Das neue B buchalbum „∞+1“ - Für imm und ewig / Klassikstar Igor L im Gespräch - Zwischen Pol und Piano / Die Kontroverse die Doku „Naza“ - Zwischen Beifall und Verurteilung / Peter Magyars neues Ungar Zurück in die Zukunft

2.1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THRILLER HR Samstag, 21.45 Uhr

Serpico

Man wird wohl automatisch zu einer Zielscheibe als Drogenfahnder bei der New Yorker Polizei, in den unbarmherzigen Siebzigern. Und im Fall von Frank Serpico nicht nur für Leute, die dem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 zuzurechnen sind. Sondern auch für einen Teil der eigenen Jungs, denen der Aufsteiger aus dem Kleine-Leute-Viertel Little Italy ein Dorn im Auge ist. Als Frank Serpico, den es wirklich gegeben hat und den Al Pacino spielt, eines Tages mit einer Schusswunde am Kopf aufgefunden wird, ist unklar, von welcher Seite die Kugel abgefeuert worden ist. Serpicos Vorgesetzte und Freunde glauben an einen Anschlag aus den eigenen Reihen. Sidney Lumets Film von 1973 zeigt jene Brutalität und Korruption in der New Yorker Polizei, die, aus anderer Perspektive, auch Colson Whitehead in seiner Harlem-Roman-Trilogie beschreibt.

SCIENCE FICTION RTL Samstag, 23.10 Uhr

Matrix

Als „Matrix“ von den Geschwistern Wachowski 1999 in die Kinos kam, musste man diesen Science-Fiction-Film dem Subgenre „Near Future“ zurechnen. Die Geschichte über eine Welt, die nur die digitale Simulation einer Realität ist, wurde schnell stilprägend – inhaltlich, ästhetisch, soziokulturell. Heute, mehr als ein Vierteljahrhundert später, sind vollumfängliche Realitäts-Simulationen keine Zukunftsszenarien meh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chafft Wirklichkeiten und Tatsachen, denen sich die Menschheit nicht entziehen können wird. Aktuell sind die Menschen aber noch nicht davon absorbiert, anders als in der Matrix der Wachowskis. Trotzdem: Der Film ist ein anderer geworden, denn sieht man ihn heute (wieder), dann unter vollkommen anderen Prämissen als 1999. Und stellt andere Fragen an ihn.

THRILLER 3 SAT Sonntag, 23.15 Uhr

Nikita

In Saint-Denis, nördliche Banlieue von Paris, in der sich gerade der Bürgermeister Bally Bagayoko zwischen protestierende Schüler und Polizei stellt, um die Jugendlichen zu schützen, ist auch in Luc Bessons Neo-Noir von 1990 ein ungemütliches Pflaster, in dem die Leute tendenziell eher nicht auf der Seite der Staatsmacht stehen. Eine Gruppe Junkies bricht in eine Apotheke ein auf der Suche nach Heroin, die Sache eskaliert, es kommt zu einer Schießerei mit etlichen Toten. Nikita, eine der Einbrecherinnen, überlebt, wird als Polizistenmörderin verurteilt – und bekommt ein Angebot vom Staat, der sie wegsperrt. Der Geheimdienst erkennt ein Talent in ihr und hat eine nicht unbedingt gesetzeskonforme Aufgabe für sie. Und glaubt sie in der Hand zu haben. Die Titelrolle macht Anne Parillaud international berühmt.

TRAGIKKOMÖDIE ARD Sonntag, 23.50 Uhr

Green Book

Der Chauffeur ein Weißer, der Mann im Fond ein Schwarzer – ungewöhnlich in den USA des Jahres 1962. Und noch ungewöhnlicher, dass die beiden in den Südstaaten unterwegs sind, zwei Jahre, bevor der Civil Rights Act Gesetz wird, die Rassentrennung also noch nicht einmal formal aufgehoben ist. „Doc“ Shirley, gespielt von Mahershala Ali, ist ein erfolgreicher Pianist, seine Plattenfirma schickt ihn auf eine Tournee in jenen Teil der USA, in dem eine Mehrheit der Auffassung ist, dass einer wie Shirley an bestimmten Orten und zu bestimmten Zeiten nichts zu suchen hat. Das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 klärte seinerzeit schwarze Autofahrer auf, welche Motels oder Restaurants ihnen offen stehen – oder eben deren Chauffeure. Ein bizarrer Roadtrip ist das, der viel über die Schizophrenie der amerikanischen Gesellschaft erzählt. Stefan Fischer

Der Pianist Dr. Donald Shirley (Mahershala Ali, hinten) engagiert den Nachtklub-Türsteher Tony „Lip“ Vallelonga (Viggo Mortensen) als Chauffeur für seine Tournee durch die Südstaaten. FOTO: © ARD DEGETOFILM/UNIVERSAL STUDIO

Phoenix

11.30 Die Andersdenkenden – Was aus DDR-Bürgerrechtlern wurde 12.15 Abzocke im Osten – Die Einheitsverbrecher 13.00 phoenix plus 14.15 Lebenslinien 15.00 Über den Wolken – Leben in den Bergen. Himalaja / Anden / Rocky Mountains 17.15 Die größten Flüsse der Erde 19.30 phoenix persönlich 20.00 Tagesschau 20.15 Spektakuläre Erde. Dokumentationsreihе 22.30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23.15 Kriegstüchtig? 70 Jahre Bundeswehr. Dokumentarfilm, D 2026 0.00 Krieg, nein danke! – Jung in den 80ern 0.45 Petra Kelly – Act Now! Dokumentarfilm, D 2024

NDR

13.15 Estrada Real – Auf dem Königsweg durch Brasilien 14.00 Fußball: 3. Liga. 8. Spieltag: Würzburger Kickers – Hansa Rostock. Aus Würzburg 16.00 Auf'm Trecker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Nordseereport. Reihe 18.00 Nordtour. Magazin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Hitgiganten – Die Stars hinter den Stars 21.45 Merci, Udo – Songs für die Ewigkeit von Udo Jürgens. Dokumentarfilm, D 2024 23.15 70 Jahre ESC – More than Music 0.45 Cicero – Zwei Leben, eine Bühne. Dokumentarfilm, D/RUM 2022. Mit Roger Cicero, Eugen Cicero

SWR

16.00 Preiswert, nützlich, gut? 16.45 Marktcheck 17.30 Sag die Wahrheit 18.00 Aktuell 18.15 Flohmarkt 18.45 Stadt - Land - Quiz 19.30 Aktuell 20.00 Tagesschau 20.15 Nord bei Nordwest. Estonia. TV-Kriminalfilm, D 2017 21.45 Aktuell 21.50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1). TV-Kriminalfilm, D 2024 23.15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2). TV-Kriminalfilm, D 2024. Mit Christian Kohlund, Ina Paule Klink, Pierre Kiwitt 0.45 Nord bei Nordwest. Estonia. TV-Kriminalfilm, D 2017. Mit Hinnerk Schönemann, Henny Reents, Marleen Lohse

MDR

13.15 Wildes Slowenien 14.00 Fußball: Regionalliga Nordost. FC Carl Zeiss Jena - 1. FC Magdeburg II 16.00 Basketball: BBL. Niners Chemnitz - FC Bayern München 18.00 Am Limit - Die Hansestadt Gardelegen 18.15 Unterwegs in Sachsen 18.45 Glaubwürdig 18.54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 19.30 MDR aktuell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Tanzsport: Weltmeisterschaften Standard 22.30 Sport im Osten 0.3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Erlösung in Amsterdam. TV-Kriminal-

SERIE ARD

House of Yang

In jedem Türrahmen des Hauses steht ein Bücherstapel. Er soll verhindern, dass nochmal eine Tür zufallen kann. Denn beim harmlosen Versteckenspielen im Jahr 1999 verschwand die kleine Schwester der Protagonistin Jessie auf unerklärliche Weise hinter einer Tür. Das Mädchen, die Tür und das Zimmer schienen danach wie vom Erdboden verschluckt. Über zwei Jahrzehnte stand das Haus im Schwarzwald leer, bis Jessie, nun als Erbin mit ihrer Tochter Mila an den Ort zurückkehren muss, der einst ihr Zuhause war und an dem sich das Trauma der chinesisch-deutschen Familie verbirgt.

Um das Verschwinden ihrer Schwester ungeschehen zu machen, taucht Jessie selbst in eine mystische Zwischenwelt ein, in der ihre Mutter und Schwester scheinbar unverändert weiterleben. Sie muss sich schließlich entscheiden - so metaphorisch wird es - ob sie die Fehler ihrer Vorfahren wiederholt oder einen neuen Weg einschlägt. Um das paranormale Verschwinden der Mädchen zu entschlüsseln, springt die Serie zwischen drei Zeitebenen 1949, 1999 und 2026 hin und her, wobei sich familiäre Verstrickungen aus Inzest, Mord und Affären offenbaren. Der mystische Realismus aber löst sich bis zur letzten Szene nicht auf.

Die Familiengeschichte hält zwischen Retrospektiven und Horror die Spannung hoch, nebenbei verhandelt die Serie Ausgrenzung, die Suche nach Zugehörigkeit und Alltagsrassismus. Nicht zuletzt die Biografien von Autorin Stefanie Ren und Schauspielerin Elisa Hofmann, die als deutsch-chinesische Frauen aus eigenen Erfahrungen erzählen, lassen das Thema nicht als verkrampfte Pflichtdebatte erscheinen. Es ist vielmehr ein unterschwelliges, bedrückendes Gefühl, mit dem sie diesen Rassismus durch die Serie ziehen. Und so der Serie ihren eigenen Ton geben.

Und doch erinnert „House of Yang“ etwas zu stark an „Dark“. Die erfolgreiche Netflix-Serie ist auf der Meta-Ebene von Sein und Zeit komplexer und setzt weniger auf Horrorelemente und Jump-Scares, doch das Grundkonzept ist in der „House of Yang“ dasselbe. Von der mystischen Stimmung über den Handlungsstrang der verschwindenden Kinder bis hin zur Retro-Nostalgie durch Zeitsprünge über mehrere Generationen hinweg. Nele-Sophie Weiman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FOTO: SWR

ARD alpha

14.30 Lebendiger Mythos: märchenhafter Vater Rhein 15.15 Tobis Urlaubstrip. Bergstraße 16.00 Visite 17.00 Treffpunkt Medizin. Magazin 17.45 Gesundheit! 18.15 Wunderschön! 19.00 Eisenbahn-Romantik 19.30 Global Us 19.55 Wissen vor acht - Zukunft 20.00 Tagesschau 20.15 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 Dokumentarfilm, D/USA 2025 21.45 Mit dem Zug ... durch die Mongolei 22.30 München bei Nacht im Jahr 1962 23.20 1966 - Beat auf dem Lande - Liverpool-Rhythmus in der Leberkäs-Region. Dokumentation 0.00 Berlin bietet Beat - Jamboree im SFB

WDR

16.15 Wir werden Camper! 17.00 Land & lecker (3/6). Reportagereihe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18.15 Westart 18.45 Akt.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Die Erfindung des Rades. Krimi, D 2025. Mit Axel Prahl, Jan Josef Liefers, ChrisTine Urspruch. Regie: Till Franzen 21.45 Dampfnudelblues. Ein Eberhoferkrimi. TV-Krimikomödie, D 2013 23.10 Brokenwood - Mord in Neuseeland. Mit Volldampf in den Tod. TV-Kriminalfilm, NZ 2019. Mit Neill Rea, Fern Sutherland, Nic Sampson 0.45 Haus Kummerveldt (1). Historienserie 1.10 Haus Kummerveldt (2)

HR

13.3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4.2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Schicksalsschlag. Arztserie 15.10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Kochs anders – Gourmetideen aus Hessen 16.45 Kochstories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18.15 Querbeet 18.45 Tobis Urlaubstrip. Bergstraße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TV-Kriminalfilm, D 2023 21.45 Serpico. Kriminalfilm, USA/I 1973 23.50 Der Amsterdam-Krimi: Das verschwundene Kind (4). TV-Kriminalfilm, D 2020 1.15 Prisoner – Auf der Flucht (3). Krimiserie

rbb

16.35 Auf Achse (2/13). Nur eine kleine Verwechslung. Abenteuerserie 17.25 Tierisch, tierisch 17.53 Unser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30 rbbKultur - Das Magazin 19.00 Heimatjournal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Liebling Kreuzberg (3) 21.00 Liebling Kreuzberg (4) 21.45 rbb24 22.00 Tatort. Transit ins Jenseits. Krimi, D 1976. Mit Martin Hirthe, Ulrich Faulhaber, Götz George 23.40 Töte Amigo. Italowestern, I/E 1967. Mit Gian Maria Volontè, Klaus Kinski, Lou Castel

RTLZWEI

12.15 Bella Italia – Camping auf Deutsch (3). Neue Herausforderungen: Kinsey und Yumna im ersten gemeinsamen Camping-urlaub 14.20 Zuhause im Glück – Unser Einzug in ein neues Leben 20.15 Die Wolke. Katastrophenfilm, D 2006. Mit Paula Kalenberg, Franz Dinda, Hans-Laurin Beyerling. Regie: Gregor Schnitzler 22.20 Chernobyl Diaries. Horrorfilm, USA 2012. Mit Jesse McCartney, Jonathan Sadowski, Olivia Taylor Dudley 23.59 Into the Deep – Dunkles Geheimnis. Thriller, USA/GB 2022. Mit Ella-Rae Smith 1.40 Die Wolke. Katastrophenfilm, D 2006. Mit Paula Kalenberg

Tele 5

5.35 Arabellas Crime Time – Verbrechen im Visier. Knock, Knock, Who's There? 6.00 Hour of Power. Gottesdienst 6.55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3.00 Haus gesucht in Alaska. Tundra Town 13.30 Stargate Atlantis. Hot Zone 14.30 Hercules. Abenteuerserie 17.30 Xena. Abenteuerserie 20.15 Die Nibelungen (1). TV-Fantasyfilm, D/GB/I/SA 2004. Mit Benno Fürmann 22.05 Die Nibelungen (2). TV-Fantasyfilm, D/GB/I/SA 2004. Mit Benno Fürmann, Kristanna Loken, Alicia Witt 0.05 You're Next. Horrorthriller, USA/GB 2011. Mit Sharni Vinson, Nicholas Tucci, Wendy Glenn 1.50 Hercules

KiKA

15.55 Leo da Vinci. Der Rubin von Seilan/Über den Dächern von Florenz. Animationsserie 16.30 Das Dschungelbuch 17.10 Wickie und die starken Männer. Kapitän Ente / Der Glücksbringer / Die unsichtbare Rüstung. Animationsserie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Animationsserie 18.10 Die Werkel-Ferkel. Werkel-Holly / Wilf lernt Golf. Animationsserie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Checkerin Marina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Jugendserie

Super RTL

13.30 Die Patrick Star Show 14.25 Karate Schaf. Hochgeschaukelt / Bester Papa / Die Leckerli-Tüte / Wolf Junior / Wolfs Prüfung / Das Porträt 15.20 Barbie und ihre Schwestern in: Das große Hundeabenteuer. TV-Animationsfilm, USA 2015 16.35 SpongeBob Schwammkopf 17.15 Voll zu spät! 18.15 Scooby-Doo und wer bist Du? 18.45 ALVINNN!!! und die Chipmunks 19.45 Woozle Goozle (1). Magazin 20.15 Edward mit den Scherenhänden. Drama, USA 1990 22.15 Gremlins - Kleine Monster. Horror-

VOX

5.15 Medical Detectives 5.30 CSI: New York 7.00 Criminal Intent. Die Nanny / Das Attentat / Im falschen Glauben / Doppelleben / Die Botox-Tote / Auge um Auge 12.00 Shopping Queen 13.00 Shopping Queen 14.00 Shopping Queen 15.00 Shopping Queen 15.55 Shopping Queen 16.55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5). Angela und Uwe mit Schäferhund-Mix Peejay / Familie Gottschalk mit Labrador Cooper 17.55 hundkatzemaus. Magazin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5). Doku-Soap 20.15 Phänomen Neue Deutsche Welle 0.10 Medical Detectives. Dokumentationsreihe

ORF2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Bewusst gesund 17.55 Bürgeranwalt. U.a.: Keine Forststraße erlaubt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aus dem Bundesland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 20.05 Seitenblicke 20.15 Mei liabste Weis. Ausführende: Eva Schöler (Geigerin), Anna Geiger (Geigerin) 21.55 ZIB 22.00 Der Kroatien-Krimi. Scheidung auf Kroatisch. TV-Kriminalfilm, D/KRO 2024 23.35 Der Bulle von Tölz. Tod auf Tournee. TV-Kriminalfilm, D 1996. Mit Ottfried Fischer 1.10 Herrhausen – Der Herr des Geldes (2). TV-Kriminalfilm, D 2024

ONE

8.40 Hotel Heidelberg:.... wer sich ewig bindet. TV-Tragikomödie, D 2019. Mit Annette Frier, Christoph Maria Herbst, Hannelore Hoger 10.10 The Hardacres (1-5). Dramaserie 14.40 Seebad-Saga (4-51-2). Dramaserie 18.45 Juliet, Naked. Komödie, USA/GB 2018 20.15 Ein todsicherer Plan. TV-Drama, D 2014. Mit Richy Müller 21.45 Tatort. Die Abrechnung. Krimi, D 1975. Mit Hansjörg Felmy, Maria Schell, Romuald Pekny 23.05 Amerikanische Fiktion. Komödie, USA 2023. Mit Issa Rae, Jeffrey Wright, Tracee Ellis Ross 0.55 Howards End (1-4). Dramaserie 4.3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1)

Eurosport 1

10.00 Radsport: Straßen-Europameisterschaften. Straßenrennen der Herren 10.35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17.15 Gravel: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Damen 18.15 Sportklettern: World Series. Mixed-Staffel, Finale. Aus Chongqing (CHN) 19.00 Sportklettern: World Series. Finale der Damen und Herren. Aus Chongqing (CHN) 20.00 Snooker: Shenzhen Open. Finale 22.00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23.00 Gravel: Welt

Kabel Eins

5.00 Navy CIS: L.A. Krimiserie 5.40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6.05 Castle. In guten wie in schlechten Zeiten / Amnesie / Puppenmord / Unsichtbare Gefahr / Der einzige Zeuge / Internet Stalker / Parallelwelt / Wilde Flitterwochen / Virus / Last Action Hero 15.20 Hawaii Five-0 16.15 Kabel Eins :newstime 16.25 Hawaii Five-0 20.15 9-1-1: Notruf L.A. Zeichen und Wunder / Sprachlos 22.15 9-1-1: Lone Star. Tödliches Gas / Aller Anfang ist schwer / Ross und Reiter 1.10 9-1-1: Notruf L.A. 2.45 9-1-1: Lone Star 4.05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Hoffmann on Tour: Malaysia 4.25 Magnum

Sky One

8.35 Navy CIS (1-5). Air Force One / Sprung in den Tod / Seadog / Die Unsterblichen / Der Fluch der Mumie / Speed / Unter Wasser / Schlimmer als der Tod / Anruf von einem Toten / Lebendig begraben / Wintersonne / Ein Bein in West Virginia / Todesschüsse / Der gute Samariter / Der Colonel. Krimiserie 20.15 Elsbeth: Ein besonderer Fall. Catch and Kill / That's All. Krimiserie. Mit Carrie Preston 21.45 Navy CIS. Albraum im Keller / Fünf Musketiere / Falsche Fährten / Wenn Tote sprechen / Willkommen in der Hölle. Krimiserie 3.00 The Equalizer - Schutzengel in New York

ZDFneo

10.30 Der letzte Tag von Pompeji 11.15 Mythos Nordsee. Wilde Küsten, Götter und segelnde Drachen / Goldene Zeiten, Piraten und der Blanke Hans 12.40 Ungelöste Fälle der Archäologie 16.25 Faszination Erde 17.50 Maithink X - Die Show 18.25 Die glorreichen 10 19.50 Sketch History - Neues von gestern 20.15 Magic Mike. Komödie, USA 2012. Mit Channing Tatum 21.55 Sterben will gelernt sein. Komödie, USA 2010. Mit Keith David, Loretta Devine, Peter Dinklage 23.25 Meine Stunden mit Leo. Komödie, GB/USA 2022 0.55 Magic Mike. Komödie, USA 2012. Mit Channing Tatum

Sport1

12.30 Normal 13.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2. Runde. Aus Basel 17.00 Motorsport: ADAC GT4 Germany. 2. Rennen 19.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2. Runde. Aus Basel 23.00 Axel! wills wissen. Der Männerausflug. Comedyserie 23.30 Axel! wills wissen. Das Geburtstagsgeschenk. Comedyserie 0.00 Axel! wills wissen. Der schöne Schein. Comedyserie 0.30 Axel! wills wissen. Der Test. Comedyserie 0.55 Tuning TV - Classics. Moderation: Lina van de Mars, Katharina Kuhlmann 1.20 Tuning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Rucksac 8.05 Bayerisches Feuilleton 9.05 Ba am Samstagvormittag 12.05 Zeit fürn 13.05 Radiofeature 14.05 Bayern 15.05 Radiospitzen 16.05 Eins zu Im Gespräch unter vier Augen. Zu gibt es packende Berichte über mit nissen gefüllte Biografien, ungewöh Berufe, spannende wie überrasci Einsichten und unerwartete große Ei 17.05 Der politische Podcast 18.05 I mikro 18.53 Betthupferl. Das Pas Donaunixerl: Der Kaas. Zu Gast: B Dorsch. Das Passauer Donaunixerl is wild auf Flaschenpost. Heute kriegt ne mit einer Einladung ins Kino. Zündfunk 20.03 „Eine günstige Gelheit“. Hörspiel von Manfred Philipp Radioreisen 22.03 Radiospitzen Nachtmix 0.03 Radiojazznacht

BR-KLASSIK

8.05 Piazza 11.05 Meine Musik. Zu Gordon Kampe, Komponist 12.05 D mento. U.a.: Joh. Strauß: „Waldmeiste vertüre (Leitung: Franz Bauer-Theussl Cantabile 14.05 KlassikPlus 15.05 On Preisträger des Kissinger Klavierolymp Strawinsky: Trois mouvements de „Pét ka“ (Louisa Sophia Jefferson) 17.05 Mikro 18.00 Nachrichten 18.05 Jaaz mehr 19.05 Musik der Welt. Wege – für Schritt. Unterwegssein mit Mus vielen Ecken der Welt 20.03 Wolfgang deus 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 Dr serio in zwei Akten KV 621. Mit J Ovenden u.a. 23.03 Der Bach-Kan Sonntag nach Trinitatis. J.S. Bach: „Vich fliehen hin“ BWV 5 (Susanne F Sopran; Pascal Bertin, Counter-Gerd Türk, Tenor, Peter Kooij, Le Masaaki Suzuki) 0.03 ARD-Nachtko

Deutschlandfunk

5.35 Presseschau 5.40 Lied- und Geschichte(n) 6.05 Kommentare un men der Woche 6.10 Informatione Das Wochenendjournal 10.05 Kla Pop - et cetera 11.05 Gesichter Eu 12.10 Informationen 13.10 Komma 13.30 Eine Welt 14.05 Campus und ere 15.05 Corso 16.05 Büchermarkt Computer und Kommunikation Streitkultur 17.30 Kultur heute 18. formationen 18.40 Hintergrund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V 19.10 Sport 20.05 „Wir sind das (1+2/4). Hörspiel nach dem Theate am Nationaltheater Weimar 22.05 / neuer Musik 22.50 Sport aktuell Lange Nacht. Künstlerische Archit inspiriert von Natur und Christentu

Das Erste

10.45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Verleihung an den Juristen und Schriftsteller Philippe Sands 12.03 Presseclub 12.45 Europamagazin 13.15 Die Tricks von dm und Rossmann 14.03 Zwei am großen See - Große Gefühle. TV-Komödie, D 2006 15.30 Das Kindermädchen: Mission Kanada. TV-Komödie, D 2020. Mit Saskia Vester, Jürgen Tonkel, Nick Julius Schuck 17.00 Brisant 17.45 Tagesschau 18.00 Bericht aus Berlin 18.30 Weltspiegel 19.15 Sportschau 19.55 Ansprach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Zur Woche der Welthungerhilfe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1/2) Unter Freunden. Krimi, D 2026. Mit Almila Bagriacik, Karoline Schuch, Lilith Stangenberg. Regie: Lars Kraume. In Kiel ermitteln die Kommissarinnen Mila Sahin und Anna Nowak im Fall einer toten jungen Frau. Als der Hauptverdächtige Suizid begeht, scheint der Fall gelöst, doch Mila vermutet, dass ein Kollege die Ermittlungen manipuliert. 21.45 Caren Miosga Wie kommt die Regierung aus der Krise, Herr Söder? Zu Gast: Markus Söder (Ministerpräsident Bayern, CSU) 22.45 Togesthemen

23.05 ttt-extra Die 78. Frankfurter Buchmesse / Der Friedenspreisträger Philippe Sands – Engagierter Kämpfer für die Menschenrechte / Mut in schwierigen Zeiten: Die Stimmen der Buchmesse

23.50 Green Book – Eine besondere Freundschaft Biografie, USA/CHN/J 2018. Mit Viggo Mortensen, Mahershala Ali

1.55 Das Kindermädchen: Mission Kanada TV-Komödie, D 2020

ZDF

10.15 Bares für Rares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Fernsehgarten on tour. Andrea Kiewel präsentiert die Herbstausgabe 14.00 Duell der Hochzeitsprofis 14.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 Mein grünes Paradies. Neue Staffel 15.25 heute Xpress 15.30 next BITE. Neu 16.10 Die Rosenheim-Cops 16.55 Aktion Mensch 17.00 heute 17.10 Angstthema Krieg: Kämpfst du? 17.55 Ein Fall für zwei 18.55 Aufruf des Bundespräsidenten zur Woche der Welthungerhilfe 19.00 heute 19.10 Berlin direkt 19.30 Ozeane - Eine Menschheitsgeschichte

20.15 Dr. Nice: Unter die Haut TV-Arztfilm, D 2026. Mit Patrick Kalupa, Josefine Preuß, Maximilian Grill. Nach einer Nacht, an die sich beide kaum erinnern, geraten Dr. Moritz Neiß und Charlie Winkler emotional aus dem Gleichgewicht. Neue Staffel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Opus Klassik 2026 Ausführende: Jonas Kaufmann (Tenor), Katharina Konradi (Sopranistin), André Schuen (Bariton), Alexander Malofejew (Pianist), Shira Patchornik (Sopranistin), Lang Lang (Pianist), Sarah Willis (Hornistin / Instrumentalistin des Jahres)

0.15 heute Xpress

0.15 heute Xpress 0.20 Amore und Algorithmus - Dating damals und heute Dokumentation 1.05 Spiders - Ihr Biss ist der Tod Horrorfilm, F/USA/D 2023. Mit Théo Christine, Sofia Lesaffre, Jérôme Niel Regie: Sébastien Vaniček 2.45 Detective No. 24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 Abhängig / Suchen und Finden. Krimiserie

BR

7.30 Tele-Gym 7.4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8.45 Prinzen der Wüste - Schneller als der Wind. Familienfilm, F 2023. Mit Alexandra Lamy, Yassir Drief, Youssef Hajdi 10.30 75. IMW 2026: Die große Chance 11.00 Der Sonntags-Stammtisch 12.00 Erntedankfestzug Fürth 2026 14.00 Die BR-Kirchweih-Challenge 14.45 quer 15.30 In höchster Not - Bergretter im Einsatz (5) 16.15 Unser Land 16.45 Berghütten mit Marcus Fahn (4) 17.15 Einfach & köstlich 18.30 BR24 18.45 freizeit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Reportagereihe

20.00 Tagesschau 20.15 André Rieu – Das große Open Air Konzert 2026 Motto: „Viva Maastricht!“ / Musical: „My Fair Lady“ / Musical: „Les Misérables“. Im Sommer 2026 verwandelte André Rieu mit seinem Johann-Strauss-Orchester und 300 Tänzern den historischen Vrijthof-Platz in Maastricht in einen Open-Air-Konzertsaal. Geboten wurde ein Programm aus Walzern, Arien aus Opern und Operetten, Musicals, Filmmusik und modernen Evergreens. 21.45 Sportschau

22.10 Bayerischer Sportpreis 2026

23.30 Bericht vom Landesparteitag der Grünen 23.45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Mobilität. Mit Michl Müller 0.30 Das schaffst du nie! Wette auf alles im Freizeitpark. Moderation: Julia Nageler, Marc Seibold 0.50 PULS Reportage Jung und traditionell? Reportagereihe 1.10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TV-Komödie, D 2023. Mit Michaela May, Helmut Zierl

RTL

6.55 Der Blaulicht-Report 7.55 Der Blaulicht-Report 8.55 Der Blaulicht-Report 9.55 Der Blaulicht-Report 10.55 Der Blaulicht-Report 11.55 Harry Potter und der Stein der Weisen. Fantasyfilm, GB/USA 2001. Mit Daniel Radcliffe, Rupert Grint, Emma Watson 15.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London Games: Jacksonville Jaguars - Philadelphia Eagles. Anschließend: Dazwischen: gegen 17.35 Uhr der RTL Bibelclip 18.45 RTL Aktuell 19.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New England Patriots - Las Vegas Raiders

22.25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Seattle Seahawks – San Francisco 49ers. Jeden Sonntag steht die Primetime mit mindestens zwei Live-Spielen der Regular Season ganz im Zeichen von American Football. Inklusive aller Night Games können Fans die komplette NFL Game Week live bei RTL erleben. Jeweils zwischen September und Februar dürfen sich Fans auf über 200 Live-Übertragungen freuen. Mit Expertise und Leidenschaft präsentiert das On-Air-Team die größte Sportliga der Welt.

2.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Sunday Night: Atlanta Falcons – Baltimore Ravens. Die Atlanta Falcons um Drake London treffen auf die Baltimore Ravens. Das letzte Direktduell in der regulären Saison verloren die Falcons mit 9:17. Die Mannschaft aus Atlanta startete mit zwei Niederlagen in die aktuelle Saison. Kann sie heute einen Sieg gegen die Ravens einfahren?

5.45 The Neighborhood 7.00 Galileo 8.00 Galileo. Magazin. Das Magazin mit Aiman Abdallah und Stefan Gödde vermittelt Wissen und das unterhaltsam und für jeden verständlich. 9.05 Galileo 10.05 Big Brains – Geniale Erfindungen. Magazin 11.05 Jenke. 13.30 The Voice of Germany 15.55 Porsche Carrera Cup Deutschland. 37. Saison 16.00 Tourenwagen: DTM 18.15 ProSieben :newstime 18.25 Galileo Stories 19.05 Galileo X-Plorer. Saudi-Arabien – Das neue Dubai. Die Galileo X-Plorer gehen in Saudi-Arabien auf Entdeckungstour.

20.15 Ein sehr gutes Quiz (mit hoher Gewinnsumme) Show. Moderation: Joko Winter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 Live, überraschend, ungefiltert – irgendwo in Deutschland. Wo genau Joko Winterscheidt und Klaas Heufer-Umlauf ihre Quizpulte aufschlagen werden? Ein Geheimnis, bis kurz vor der Ausstrahlung. Jede Zuschauerin und jeder Zuschauer hat am Tag der Show die Möglichkeit, Joko & Klaas zu besuchen, live als Kandidatin oder Kandidat dabei zu sein und um 100.000 Euro zu quizzen.

0.15 TV total 1.20 TV total - Aber mit Gast Zu Gast: Evelyn Burdecki (Reality-Star). Moderation: Sebastian Pufpaff 2.15 TV total - Aber mit Gast Zu Gast: Stefan Mross. Moderation: Sebastian Pufpaff 3.15 Crash Games - jeder Sturz zählt 4.05 Kaminfeuer mit Joko & Klaas Mit Joko Winter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

23.15 Experte für alles

8.40 Basis: Kirche - Die Reportage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onntag. Magazin 12.10 Der SAT.1 Fertiggerichte-Check! Fastfood für Zuhause. Reportagereihe. Stefano und Dr. Lück testen Fast-Food-Klassiker aus dem Supermarkt. 14.20 Die Urlaubs-Docs 14.50 Zathura - Ein Abenteuer im Weltraum. Abenteuerfilm, USA 2005 16.55 Paul - Ein Alien auf der Flucht. Sci-Fi-Komödie, USA/GB 2011 18.55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Letzte Chance: Kann Miriam ihre Brüder wieder in die Arme schließen? 19.55 SAT.1 : 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Mitwirkende: Anouschka Renzi (Schauspielerin), Tessa Bergmeier (Model), Kim Virginia Grey (Reality-Queen), Nikola Grey (Reality-Star), Axel Schulz (Box-Legende), Nadja Benaissa (No-Angels-Sängerin), Redo (Kult-XXL-Gastronom), Maurice Dziwak (Reality-Star), Christian Lell (Ex-Bayern-Spieler), Gia Georgina (Sido-Ex), Gedeon Burkhard (Schauspieler), Nina Bridney (Creatorin), Godfrey Egbon (#GNTM-Finalist), Francesca Morgese (Reality-Sternchen)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ARTE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Nächtliches Bettgeflüster? Der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zeigt direkt im Anschluss an "Pro- 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jede Nacht das Leben der Bewohner:innen in Deutschlands prominentester Wohngemeinschaft live in SAT.1. Exklusiv bei Joyn PLUS+ kann das Geschehen im Container jederzeit rund um die Uhr beobachtet werden.

10.15 Zu Tisch ... 10.40 Wilde Kunst 11.25 Tierisch aufgeforstet. Im Herzen des Regenwaldes / Am Rand des Regenwaldes / Die Verbündeten des Regenwaldes 13.40 Der Schimmelreiter. Drama, D 2025. Mit Max Hubacher, Olga von Luckwald, Nico Holonics 15.15 Schloss Schönbrunn - hinter der Fassade der Macht 16.50 Claude Monets Seerosen - Schönheit für die Ewigkeit 17.45 Riccardo Chailly & Lukas Sternath 18.35 Karambolage (5) 18.45 Köstliches Ligurien (2/4) 19.20 Arte Journal 19.40 Vietnam: Brücken bauen für bedrohte Affen

20.15 Der Sternwanderer Fantasyfilm, USA/GB 2007. Mit Claire Danes, Charlie Cox, Michelle Pfeiffer. Regie: Matthew Vaughn. Um das Herz der Dorfschönheit Victoria zu erobern, möchte Tristan seiner Angebeteten eine Sternschnuppe zu Füßen legen. Dafür muss er das unerforschte Land jenseits der alten Mauer betreten.

22.15 Shutter Island Thriller, USA 2010. Mit Leonardo DiCaprio, Mark Ruffalo, Ben Kingsley. Zwei FBI-Ermittler sollen das Verschwinden einer Psychiatrie-Patientin auf einer abgelegenen Insel klären.

0.25 Matrix Generation Dokumentation 1.20 Das einsame Kind Drama, F 2024. Mit Idir Azougli, Rabah Loucif, Elma Urriaga 1.50 Mary Cassatt, Malerin des Im- pressionismus Dokumentation 2.40 Turbulenz Dokumentarfilm, F/USA 2023. Regie: Anne Aghion 3.55 Kanada – Die Rückkehr der Blackfoot Dokumentation

Sat.1

3sat

ProSieben

14.55 Wasserparadiese in Europa. Die Tatra-Bergseen 15.40 Wasserparadiese in Europa. Der Spreewald 16.25 Book Club – Das Beste kommt noch. Romantikkomödie, USA 2018. Mit Diane Keaton, Jane Fonda, Candice Bergen 18.00 Buchzeit. Talk über literarische Neuerscheinungen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26 19.00 heute 19.10 Vom Staat gehackt? Der Spion im Smartphone 19.40 Schätze der Welt – Erbe der Menschheit. Das Nützliche im Schönen – Das Gartenreich Dessau-Wörlitz (Deutschland)

20.15 Nuhr im Ersten Scharfzüngig, ohne Kompromisse und gnadenlos pointenreich – das alles trifft auf den Gastgeber und auf seine Gäste zu. Bei Dieter Nuhr wird über gegendertes Sprechen diskutiert und ob dies gut für die Verdauung ist, auch was Feinstaub und sexuelle Enthaltsamkeit mit Politik zu tun haben und was die SPD und Pippi Langstrumpf an gemeinsamem Liedgut pflegen. Intelligent, lustig und zielgenau.

21.00 Die Anstalt 21.45 2 Sturköpfe im Dreivierteltakt TV-Komödie, D 2016

23.15 Nikita Thriller, F/I 1990. Mit Anne Parillaud, Jean-Hugues Anglade, Tchéky Karyo. Regie: Luc Besson. Die drogenabhängige Nikita wird vom Geheimdienst gezwungen, sich zur Auftragskillerin ausbilden zu lassen. 1.05 Die schönsten Bergseen der Steiermark Dokumentation 1.50 Die wilden Steiner Alpen 2.35 dein buch – Das Beste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Phoenix

8.30 Lebenslinien 9.15 Über den Wolken – Leben in den Bergen. Himalaja / Anden / Rocky Mountains 11.30 phoenix persönlich 12.00 Presseclub 12.45 Presseclub – nachgefragt 13.00 die diskussion 14.00 Krieg, nein danke! – Jung in den 80ern 14.45 Petra Kelly – Act Now! Dokumentarfilm, D 2024. Mit Petra Kelly 16.15 Protest! Songs! – Wie Musik die Welt verändert. Frieden 17.00 Spektakuläre Erde. Blitze / Monsterwellen / Vulkane 19.15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Pazifische Korallengärten 20.00 Tagesschau 20.15 Afrikas Berge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NDR

14.25 Hallo, Oma 15.15 Transsilvanien – Draculas Willdis 16.00 Kochstories. Der Räuchermeister 16.30 Iss besser! Mit dem Ernährungs-Doc 17.00 Bingo!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Urlaubsmacher vom Ostseestrand – Schuften für die schönste Zeit im Jahr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Kaum zu glauben! 22.55 extra 3 Spezial: Das Beste 23.25 Athletin. Ärztin. Ironman. – Leonie Konczallas schwieriger Weg nach Hawaii 23.55 Quizduell – Olymp. Zu Gast: Jessica Schwarz, Josefine Preuß 0.45 Caren Miosga. Gespräch 1.45 Ostseereport

SWR

15.25 Watzmann ermittelt. Sommer- schnee. Krimiserie 16.15 Lecker aufs Land 17.00 Einfach & köstlich 17.30 SWR Kultur 18.00 Aktuell 18.15 Handwerkskunst! 18.45 Treffpunkt. Reportagereihe 19.15 Die Fallers. Mit Herz. Soap 19.45 SWR Akt- tuell B-W 20.00 Tagesschau 20.15 Deutschlands Seen – Eintauchen ins tiefe Blau 21.00 Deutschlands Seen – Einta- chen ins tiefe Blau 21.45 SWR Sport. Maga- zin 22.45 Mein Liebhaber, der Esel und ich. Romantikkomödie, F 2020 0.20 SWR3 New Pop Festival 1.05 SWR3 New Pop Festival 1.50 Jazzopen Stuttgart. Jamiroquai

MDR

13.55 Das Märchen vom Bären Ondrej. Märchenfilm, CS 1960. Mit Jaroslav Marvan 14.40 Die goldene Gans. Märchenfilm, DDR 1964 15.45 aktuell 15.50 Fußball: Regionalliga Nordost. Chemnitzer FC - FC Rot-Weiß Erfurt 18.00 aktuell 18.05 Brisant 18.52 Sandmann 19.00 Regional 19.30 aktuell 19.50 Kripo live 20.15 Wunderschön! Slowenien - Zwischen Alpen und Adria 21.45 aktuell 22.00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Rumänien - Zerrissen zwischen Job und Heimat 22.55 Tata - Diese Gewalt in uns 0.20 Kripo live 0.45 Musik in den Bergen

ARD alpha

14.00 Nordtour. Magazin 14.45 Im Schilcherland 15.30 Bob Ross - The Joy of Painting 16.00 Kunst + Krempel 16.30 Quark 17.15 Mayrs Magazin 17.35 Einfach genial 18.00 Quark. Magazin 18.45 Prisma 19.00 RESPEKT 19.30 Europa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21.45 Große Nürnberger Musiknacht von BR Klassik und Musikfest ION. J.S Bach: BWV 43 & BWV 19, Kantaten 22.25 Capriccio 22.55 Pop Secret Stories 23.10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0.4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55 Bob Ross - The Joy of Painting 1.20 Space Night

WDR

13.30 Henker & Richter 14.20 WaPo Bodensee 15.10 WaPo Bodensee 16.00 WDR aktuell 16.15 Lokalzeit Kurzgeschichten – ein Thema für ganz NRW 16.30 Der Berg der Bären – Yukons Grizzlys 17.15 Der Sturm – Tiere bei Blitz und Donner 18.00 Tiere suchen ein Zuhause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Westpol – Politik in Nordrhein-Westfalen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22.45 WaPo Bodensee 23.30 WaPo Bodensee 0.20 Henker & Richter 1.10 Long Distance Calling – Freak Valley Festival 2026

HR

15.15 Kochstories. Grillmeister nach Feierabend 15.45 Mittendrin 16.30 Die Ratgeber 17.00 Quarks 17.45 Mex – Das Markt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19.00 7 Tage ...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Tierärzte – Retter mit Herz 21.00 Die Tierärzte – Retter mit Herz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Show 22.55 strassenstars 23.25 strassenstars. Show 23.55 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 Dokumentarfilm, D/USA 2025 1.25 7 Tage ... 1.55 maintower weekend 2.25 Hilfe, die Familie kommt! TV-Komödie, D 2007

rbb

RTLZWEI

18.00 rbb UM6 - Das Ländermagazin 18.30 rbb Gartenzeit 19.00 Täter - Opfer - Polizei: Der rbb Kriminalreport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Leopardin (1/2) 21.00 Die Leopardin (2/2). Gejagte Jägerin 21.45 rbb24 22.00 Nuhr im Ersten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Comedy Club. Show. Mitwirkende: Atze Schröder, Emilia Suchlich, Rasmus Syman, Victoria Abelmann-Brockmann 23.30 Na siehste! - Das TV Kult-Quiz mit Elton. Show 0.15 rbbKultur - Das Magazin 0.45 30 Dinge, warum man Friedenau wieder einmal besuchen sollte. Dokumentarfilm, D 2024

5.20 X-Factor: Das Unfassbare. Mysteryserie 6.00 Infomercial 6.30 Infomercial 7.30 Arche TV. Gottesdienst 8.00 Infomercial 9.00 X-Factor: Das Unfassbare (1 13.15 „Die Schnäppchenhäuser“ Spezial (2) 15.15 Die Schnäppchenhäuser – Jeder Cent zählt. Doku-Soap 18.15 GRIP – Das Motormagazin 20.15 The Sixth Sense. Thriller, USA 1999. Mit Bruce Willis, Haley Joel Osment, Toni Collette 22.20 Die Unfassbaren. Kriminalfilm, USA/F 2013. Mit Jesse Eisenberg, Mark Ruffalo, Woody Harrelson 0.35 John Wick: Kapitel 3. Actionthriller, USA 2019. Mit Keanu Reeves, Halle Berry

Tele 5

FOTO: CANDY WELZ

5.15 Arabellas Crime Time – Verbrechen im Visier 5.35 Haus gesucht in Alaska. Waterfront Wilderness 6.00 Infomercial 7.0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0.30 Hour of Power. Der Schlüssel zu Gottes Kraft 11.3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4.15 Action Heroes. Keanu Reeves 14.20 All Time Classic (4) 14.30 Xena. Devi 15.40 Doctor Who (1-2) 18.25 The Twisters. TV-Abenteuerfilm, USA 2024 20.15 Die Teufelsbrigade. Kriegsfilm, USA 1968. Mit William Holden 23.00 Windtalkers. Kriegsfilm, USA 2002. Mit Nicolas Cage 1.30 Die Nibelungen (1). TV-Fantasyfilm, D/GB/I/SA 2004

14.40 Josefine, Törtel und die Tiere (3/20) 15.15 Belle und Sebastian 16.00 Yakari. Yakari verliert seine Stimme / Zwei ganz verschiedene Freunde / Der unheimliche Pferdedieb. Zeichentrickserie 16.35 Nina und die wilden Tiere 17.00 1, 2 oder 3 17.25 Shaun das Schaf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Werkel-Ferkel. Animationsserie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Story Time 20.30 Story Time 20.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KiKA

VOX

16.10 SpongeBob Schwammkopf 17.10 Voll zu spätl Trickserie 18.10 Scooby-Doo und wer bist Du? Die verlorenen Minen des Kilimandscharo 18.40 ALVINNN!!! und die Chipmunks. Der Austauschschüler / Falsche Freunde / Möchtegern-Künstler / Simon ist verknallt / Schuster, bleib bei deinen Leisten 19.40 Woozle Goozle (3). Magazin 20.02 TOGGO Touchdown 20.15 Lucifer.. Gebrochene Herzen / An erster Stelle / Der Engel von San Bernardino / Außenseiter 0.00 Without a Trace - Spurlos verschwunden. Russische Seelen. Krimiserie 0.55 Teleshopping. Magazin

Super RTL

5.30 CSI: New York. Organraub. Krimiserie. Mit Gary Sinise, Melina Kanakaredes, Carmine Giovinazzo 6.20 Criminal Intent - Verbrechen im Visier 13.50 Der Herr der Ringe: Die zwei Türme. Actionfilm, USA/NZ 2002. Mit Elijah Wood, Sean Astin, Ian McKellen 17.00 auto mobil 18.10 Traumhaus oder Luftschloss? - Normal wohnen kann jeder (5). Reihe 19.10 Passt, wackelt und hat Luft (5) 20.15 Grenzenlos Genial Gekocht mit Henssler und Lafer (1). Barbecue in Vilnius 23.25 Hot oder Schrott - Die Allesteater. Promi Spezial 0.25 Medical Detectives. Pfad der Wahrheit

ORF2

16.00 Der Südsteirische Winzerzug aus Gamlitz 16.55 Was ich glaube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Natur im Garten 17.55 Der Sagenjäger - Max Müller auf Spurensuche. Der Teufel und die Moserin 18.25 Barocker Marathon - 50 Jahre Innsbrucker Festwochen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17 Lotto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 20.05 Seitenblicke 20.15 Tatort. Unter Freunden. Krimi, D 2026 21.50 ZIB 2 22.10 Das Gespräch mit Susanne Schnabl. Wohin steuert Österreichs Politik? 23.05 Babylon Prag 0.00 Kafka 0.45 Kafka. Felice. Dramaserie

ONE

HÖRSPIEL ARD SOUNDS

7.55 Die Wunderübung. Komödie, A 2018. Mit Aglaia Szyszkowitz, Devid Striesow, Erwin Steinhauer 9.20 Cliff in Berlin 10.00 The Hardacres (1-5). Dramaserie 14.30 State of the Union. Komödie, GB 2021. Mit Brendan Gleeson, Patricia Clarkson, Esco Jouley 16.10 Seebad-Saga (3-51-2) 20.1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4). Der Tod wartet. Krimiserie 21.50 Sister Boniface Mysteries 22.35 Die Jagd nach Raoul Moat (1-3). Krimiserie 0.50 Murdoch Mysteries (5) 2.20 The Miniaturist – Die Magie der kleinen Dinge (1-3). Miniserie 4.5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Die Abenteuer des Kreuzkönigs

Eurosport 1

9.30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11.00 Snooker: Shenzhen Open. Finale 13.00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14.00 Gravel: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Herren 15.00 Radsport: Paris-Tours.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17.15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18.15 Snooker: Shenzhen Open. Finale 20.00 Radsport: Paris-Tours. Eintagesrennen der Herren 21.00 Gravel: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Herren 22.00 Marathon: Chicago-Marathon 0.00 Snooker: Shenzhen Open

Kabel Eins

5.15 Magnum 6.00 Steel Buddies – Stahlharte Geschäfte 10.55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Magazin 13.0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Reportagereihe 16.00 Kabel Eins :newstime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10 Achtung Abzocke – Urlaubsbetrügern auf der Spur. Spanien/Gibraltar 20.15 Robin Hood. Abenteuerfilm, USA/GB 2010. Mit Russell Crowe, Cate Blanchett, Max von Sydow. Regie: Ridley Scott 23.05 Das Krokodil und sein Nilpferd. Actionkomödie, I/SA 1979 1.00 Sie nannten ihn Mücke. Actionkomödie, I/D 1978. Mit Bud Spencer

Sky One

Wir sind das Volk – Weimarer ...

... Lebensgeschichten: Für ihr am Deutschen National-theater Weimar uraufgeführtes Bühnenstück „Wir sind das Volk“ haben Luise Voigt und Eva Bormann ausführliche Gespräche geführt mit 50 Bewohnern von Weimar und deren Geschichten zu einem Text verdichtet. In dem finden sich auch Aussagen und Argumentationsmuster, die eine Affinität zur AfD nahelegen. Und dennoch unternimmt dieser Text, den Voigt als vierteiliges Hörspiel fürs Deutschlandradio inszeniert hat, den Versuch einer Rückeroberung dieses titelgebenden Schlagwortes: „Wir sind das Volk“. Unter diesem Slogan haben die DDR-Bürger in der Wendezeit zusammengefunden, so unterschiedlich ihre Interessen und Ziele auch gewesen sein mögen. Mittlerweile hat die AfD den Begriff gekapert, zum dem „Wir“ gehört demnach nur, wer die Ideologie der nationalistischen Partei teilt. Voigt und Bormann sprengen diese übergriffige Einengung klug wieder auf, indem sie 50 Menschen von sich erzählen lassen. Es geht in „Wir sind das Volk“ um Zugehörigkeit. Und ums Zuhören.

Das Hörspiel lässt einzelnen Erzählungen genug Raum, verdichtet aber auch manches auf wenige Kernsätze. Je länger man diesen Alltagserfahrungen zuhört, desto mehr treten die Nuancen, die Differenzierungen in den Vordergrund. Sehr deutlich wird: Die Wiedervereinigung war für alle, die sie erlebt haben, ein dramatischer Einschnitt, aber auch für die Nachgeborenen. Und die Folgen wirken bis heute nach, auf ganz vielfältige Weise. Stefan Fischer

Formal gehen Voigt und Bormann so vor, dass Schauspieler das Erzählte wiedergeben, indem sie der Diktion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o nahe wie möglich zu kommen versuchen. Dadurch sind diese als Individuen erkennbar und dienen nicht bloß als Stichwortgeber. Dennoch bekommen die Erzählungen dadurch eine gewisse Gleichwertigkeit. Und indem 50 Menschen, die in derselben thüringischen Stadt leben, geboren zwischen 1929 und 2008, von ihrem Leben erzählen, von ihren Erfolgen und Enttäuschungen, von ihren Zukunftsaussichten, von den Veränderungen se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entsteht ein kollektives Bild, ist die Behauptung, hier spräche das Volk, nicht vermessen.

5.05 Diese Ochsenknechts. Dating-Event 5.15 The Fall and Rise of Reggie Dinkins (4). Alles für die Katz. Comedyserie 5.40 The Equalizer – Schutzengel in New York (2-5). Geisterjäger / Nur Fans / Geopfert / Mein Leben in euren Händen. Mysteryserie 8.40 Navy CIS (1-4. Der Terrorist / Unsichtbar / Die perfekte Frau / Auge um Auge / Neptuns Zeichen. Krimiserie 12.30 Elsbeth: Ein besonderer Fall. Krimiserie. Mit Carrie Preston, Wendell Pierce, Laura Benanti 14.05 Navy CIS (5). Krimiserie 4.25 The Equalizer – Schutzengel in New York (1). Verlorene Seelen. Mysteryserie

ZDFneo

10.40 Der Metall-Planet. Wie Rohstoffe die Zukunft sichern /Wie Städte zu Minen werden 12.10 Supercodes - Die geheimen Formeln der Natur 13.40 Wunderwelt Chemie. Die Bausteine der Natur / Die Magie der Verwandlung / Die Elemente des Lebens 15.55 Die glorreichen 10 18.05 Sketch History - Neues von gestern 18.30 Death in Paradise 20.15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Magazin Royale 22.15 Maithink X - Die Show. Mit Mai Thi Nguyen-Kim. Neue Folgen 22.45 heute-show 23.20 Welke & Pastewka - Wiedersehen macht Freude! Show 0.20 Maithink X - Die Show

Sport1

11.00 Doppelpass 13.30 Bundesliga pur - 1. & 2. Bundesliga. 5. Spieltag, 1. BL & 7. Spieltag, 2. BL 14.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3. Runde. Aus Basel 16.00 Motorsport: ADAC GT Masters. 2. Rennen, Hockenheimring inkl. 2. Rennen GT4. Dokumentation 17.15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Analyse und Countdown 18.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Viertelfinale bis Finale. Aus Basel 22.00 Stromberg. Herr Loermann. Comedyserie 22.35 Stromberg. Erika. Comedyserie 23.10 Stromberg (1). Beziehungen. Comedyserie 23.45 Härtetest extrem. Die Minentaucher / Die Minentaucher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Bayern 2-Playlist 6.45 Positionen. Freikirche der Siebenten-Tags-Adventisten 7.05 Glauben Zweifeln Leben 9.05 Bayern 2 am Sonntagvormittag 12.05 Bayerisches Feuilleton 13.05 Radioireisen 14.05 Bayern 2 Salon. Lesung 15.05 „Blitzlichter“. Hörspiel nach Ilse Aichinger 16.22 Playlist 17.05 Weltempfänger 18.05 Radiomikro 19.05 Zündfunk 20.03 Radiofeature 21.03 Zeit für Bayern 22.03 Eins zu Eins 23.03 Nachtmix. Egal ob man gerade die Nachtschicht antritt oder auf dem Weg zu einem angesagten Club ist – mit dieser Sendung kommt man mit guter Musik durch die Nacht. Die schönsten Melodien und die besten Hits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Stars helfen beim Wachbleiben. Von Pop bis Rock, von Soul bis HipHop, von Hardrock bis R&B. Mit Musik geht eben alles einfach besser.

BR-KLASSIK

6.05 Auftakt. U.a.: Händel: „Salomo“, The Arrival of the Queen of Sheba (The English Concert, Leitung: Trevor Pinnock); 7.05 Laudate Dominum 8.05 Die Bach-Kantate. Ich elender Mensch, wer wird mich erlösen 9.05 Das Musikrätsel 10.05 Sinfonische Matinée. U.a.: Weber, „Euryanthe“, Ouvertüre (Mariss Jansons) 12.05 Tafel-Confect 13.05 Après-midi 15.05 Wunsch:Musik 17.05 Do Re Mikro 18.00 Nachrichten, Wetter, Verkehr 18.05 Score Snacks 19.00 Johann Strauß: „Der Karneval in Rom“ 22.03 Der Chor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U.a.: Mendelssohn: „Non nobis Domine“ op. 31 (Johanna Winkel, Sopran; Julian Prégardien, Tenor; Krešimir Stražanac, Bariton; Münchner Rundfunkorchester, Leitung: Howard Arman); Hillborg: „muocaeyiywcoum“ (Peter Dijkstra) 23.03 Musik der Welt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5.05 Auftakt 6.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6.10 Geistliche Musik 7.05 Information und Musik 8.35 Am Sonntagmorgen 9.10 Die neue Platte 9.30 Essay und Diskurs. Beirut, Stadt der offenen Wunden. Eine Spurensuche zwischen Bürgerkrieg, Wiederaufbau und neuem Grauen 10.05 Evangelischer Gottesdienst 11.05 Interview der Woche 11.30 Sonntagsspaziergang 13.05 Infos 13.30 Zwischentöne 15.05 Rock et cetera. Ambivalente Lieder für die Gegenwart. Die österreichische Band Endless Wellness 16.10 Büchermarkt 16.30 Forschung akt 17.05 Kulturfragen 17.30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0 Sport 20.05 Feature. Das Gewehr lebt 21.05 Konzertdokument der Woche 23.05 Der Tag 23.30 Sportgespräch 0.05 Radion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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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Live

Erleben Sie Musik hautnah!

Erleben Sie eine exklusive Probe des Rundfunk-Sinfonieorchesters Berlin (RSB). Chefdirigent Vladimir Jurowski widmet sich gemeinsam mit dem Ensemble Richard Straus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Freuen Sie sich auf einen Abend voller spannender Einblicke in die Probenarbeit des Orchesters.

Datum und Ort: Donnerstag, 26. November 2026 – Haus des Rundfunks, Berlin

Weitere Infos und Anmeldung unter:

live.s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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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B Rundfunk Sinfonieorchester Berlin

Eine Veranstaltung in Kooperation mit dem Rundfunk-Sinfonieorchester Berlin

Süddeutsche Zeitung

TATORT-KOLUMNE

Neue Härte

Folge 19/2026 Ermittlerinnen: Sahin/Krieger

ie Ära Borowski im „Tatort“ Kiel ist Geschichte, seine Kollegin Mila Sahin ermittelt künftig zusammen mit der

Polizeipsychologin Elli Krieger, die allerdings in dieser ersten Episode des neuen Teams nur sehr sparsam dosiert auftritt. Das ist eine der Überraschungen von „Unter Freunden“, erster Teil einer Doppelfolge, die konsequent mit allem bricht, für das Borowski (Axel Milberg) stand. Er prägte den „Tatort“-Standort Kiel, schon weil seit 2008 sein Name in jedem Episodentitel aufleuchtete. Seine melancholische Spürnasenhaftigkeit wird nun abgelöst durch eine neue Härte an der Förde. Regisseur Lars Kraume hat den Neustart als Cop-Thriller angelegt, jung und weiblich. Und Kiel ist hier die in einer Absturzbar von den Pogues besungene „Dirty old town“.

Eine Mitarbeiterin einer Teleskoptechnik-Firma wird ermordet, nachdem sie Daten kopiert hat. Wobei der Plot um das von der Landesregierung protegierte Technikunternehmen weniger aufregend ist als das Psychogramm der Ermittlerinnen. Mila Sahin (Almila Bagriacik) ist endlich nicht mehr Sidekick, sondern Hauptkommissarin mit Ambitionen. Sie will Nachfolgerin von Kriminalrat Schladitz werden. Ihre Entschlossenheit ist so glaubwürdig wie ihre Zugewandtheit. „Du sagst, was du sagen willst – und ich hör einfach zu“, summt sie ihrer Kollegin Anna Nowak (Lilith Stangenberg) entgegen – die beiden kennen sich schon aus Polizeischulzeiten. Die kaugummikauende Nowak („Ich brauch Berlin wie'n Loch im Kopf“) ist frisch aus der verhassten Hauptstadt nach Kiel gewechselt und erweist sich als Systemsprengerin, die auf eigene Faust loszieht und dabei herausfindet: „Kokser ficken nicht, weil sie keinen mehr hochkriegen.“ Ein neuer Ton im Kieler „Tatort“, ganz im Klangkleid der knallharten Gegenwart.

Mila Sahin lernt derweil die Bedeutung des Begriffs „Loyalität“ in allen Facetten kennen. Einem Freund aus der türkischen Community Geld zustecken. Einem Korruptionsverdacht im eigenen Laden nachgehen. Einer alten Bekannten einen Job verschaffen: alles Formen von Loyalität. Aber Loyalität kann sich auch und gerade hinter dem scheinbar illoyalen Verhalten der grenzgängerischen Kollegin Nowak verbergen. Die geht am Ende – ungewöhnlich für einen „Tatort“ – tatsächlich über alle Grenzen. Und reißt auch Mila Sahin in einen Abgrund.

Auch deshalb wird im zweiten Teil der Doppelfolge die Polizeipsychologin Elli Krieger (Karoline Schuch) sichtbarer sein. Schon diesmal kommt sie in einer Schlüsselszene mit ihrer künftigen Ermittlerpartnerin Sahin in Berührung, und das Miteinander wird intensiver werden. Denn die Fortsetzung von „Unter Freunden“ heißt: „Unter Feinden“. Holger Gertz

Das Erste, Sonntag, 20.15 Uhr und in der ARD-Mediathek.

Eine Frage der Kontrolle

Oxford-Professor Maximilian Kasy über richtige und falsche Furcht vor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 und die Frage, warum uns nicht egal sein sollte, wie die Technologie wirklich funktioniert.

Interview von Michael Moorstedt

Die KI am Gemeinwohl ausrichten – in Zeiten eines ungekannten Hypes um die Technologie klingen die Forderungen von Maximilian

Kasy geradezu unerhört. In seinem Buch „Die Mittel der Prädiktion – Wie KI wirklich funktioniert (und wer davon profitiert)“ entwirft der Ökonom das Konzept einer demokratischen Kontrolle.

SZ: Herr Kasy, jeder dritte Deutsche hat Umfragen zufolge Angst vor KI. Weil er um seinen Job bangt oder darum, dass ein Rechenzentrum in der direkten Nachbarschaft gebaut wird – sind das die richtigen Gründe für Furcht?

Maximilian Kasy: Nicht unbedingt. Fürchten sollten wir uns übrigens auch weniger davor, dass die Maschinen übermorgen die Macht übernehmen. Grundsätzlich ist Furcht im Fall von KI aber eine gute Sache: als Vorbedingung dafür, dass wir endlich bewusste Entscheidungen darüber treffen, wie und ob die Technologie weiterentwickelt wird, wo sie eingesetzt wird und zu welchen Zwecken.

Im Silicon Valley zeichnet man gerne zwei Szenarien: die Herrschaft der Maschinen oder der Verlust von 100 Millionen Arbeitsplätzen. Man nennt das technologischen Determinismus, der Glaube, dass Technik die Gesellschaft bestimmt, nicht die Gesellschaft die Technik. Welcher Ansicht sind Sie?

Die CEOs sind bei den Geschichten, die sie erzählen, extrem strategisch. Wir sollten sie da nicht immer so wörtlich nehmen. Und eine Variante ist diese Singularitätsstory von der KI, die übermenschliche Intelligenz erreicht, die sich selbst verbessert und exponentiell wächst, weshalb die Menschen irgendwann die Kontrolle verlieren. Das Schreckensszenario wird auch als Verkaufsargument benutzt.

Die Maschinen-Apokalypse als Marketingvehikel?

So lässt sich argumentieren, dass die KI unausweichlich ist und nicht – wie in Wahrheit – das Produkt von Hunderten verschiedenen menschlichen Entscheidungen. Denn wenn wir uns die Technologie genauer ansehen, geht es immer um Optimierung, es gibt immer irgendeine numerische Zielfunktion, die irgendein Mensch auswählen musste. Um diese Ziele sollten sich unsere Hauptdebatten und Konflikte drehen.

Dann ist es ein reiner Werbetrick, dass es von jedem neuen KI-Modell zunächst heißt, es sei eigentlich zu mächtig, um veröffentlicht zu werden?

Die üblichen Narrative verschleiern jedenfalls systematisch die Tatsache, dass verschiedene Menschen verschiedene Dinge wollen könnten. Das war bei neuen Technologien übrigens schon immer der Fall. Vor ein paar Jahrtausenden wurde die Eisenerzeugung erfunden. Das Metall per se ist weder gut noch böse, aber wir können es einsetzen, um Schwerter zu produzieren oder Pflugscharen. Was wir mit einer Technologie tun, ist letztlich eine gesellschaftliche Frage.

Worum geht es eigentlich, wenn wir über KI sprechen?

Es gibt zahlreiche Bereiche, in denen algorithmische Entscheidungssysteme auf Basis maschinellen Lernens längst weitreichend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 oft fernab der öffentlichen Aufmerksamkeit: Auf Plattformen wie Uber legen Algorithmen fest, wer welche Aufträge erhält, wann gearbeitet wird und wie hoch die Bezahlung ausfällt. Bei Jobbewerbungen für große Unternehmen übernehmen automatisierte Systeme die Vorauswahl und entscheiden darüber, wer überhaupt zu einem Vorstellungsgespräch eingeladen wird. Und wenn wir uns im Internet informieren, bestimmen Algorithmen, welche Nachrichten, Informationen und Perspektiven wir zu Gesicht bekommen.

Maximilian Kasy wurde 1982 geboren und hat in Wien und Berkeley studiert. Seit 2022 ist er Professor für Ökonomie in Oxford mit den Forschungsschwerpunkten maschinelles Lernen und Ungleichheit. FOTO: MAXIMILIAN KASY/SUHRKAMP

Und wo hat es Ihrer Ansicht nach die bedenklichsten Folgen?

Sicher dort, wo staatliche Akteure solche Systeme einsetzen. In den USA etwa nutzt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die Plattform „ImmigrationOS“, um unterschiedlichste Daten zusammenzuführen und Abschiebungen möglichst effizient zu organisieren. Noch drastischer ist der Einsatz im Gaza-Krieg durch die israelische Armee. Zu Beginn der Bombardierungen nach dem 7. Oktober kam Berichten zufolge das System „Lavender“ zum Einsatz, das auf Basis umfangreicher Datenbanken potenzielle Tötungsziele identifizierte. Da wurde auch errechnet, wie viele getötete Zivilisten für die Eliminierung von hochrangigen Kommandeuren in Kauf genommen werden. Ergänzt wurde es durch „Where’s Daddy?“, ein System, das vorher-sagen soll, wann sich Zielpersonen zu Hause bei ihren Familien aufhielten. Algorithmische Entscheidungssysteme sind längst keine abstrakte Zukunftstechnologie mehr. Sie treffen Entscheidungen mit existenziellen Konsequenzen – bis hin zu Leben und Tod.

" Im Kollektiv automatisieren wir uns gegenseitig weg."

Sie schreiben, das moderne Dasein sei ähnlich wie in Kafkas „Der Prozess“: Ständig wird man mit den Resultaten von Entscheidungen konfrontiert, die man nicht nachvollziehen kann, weil man keinen Einblick in die Instanzen hat, die dies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 Debatte über die Erklärbarkeit algorithmischer Entscheidungen wird häufig auf Einzelfälle reduziert: Warum habe ich einen Job nicht bekommen? Warum wurde ich von der Polizei kontrolliert? Das sind berechtigte Fragen – entscheidender ist jedoch eine andere Ebene. Wir müssen verstehen, wie diese Systeme grundsätzlich funktionieren: Welche Ziele optimieren sie? Welche Handlungsoptionen bewerten sie? Und auf welchen Trainingsdaten basieren sie? Diese Fragen lassen sich beantworten und bilden die Grundlage für demokratische Kontrolle. Das zeigt sich etwa bei sozialen Netzwerken. Die technische Architektur der Algorithmen ist hochkomplex und oft nicht öffentlich bekannt. Ihr Ziel ist jedoch klar: Sie sollen unsere Aufmerksamkeit möglichst lange binden, um möglichst viele Werbeklicks zu generieren. Die eigentliche politische Frage lautet deshalb nicht, warum uns ein bestimmter Beitrag angezeigt wird. Sondere ob wir wollen, dass ein System, das Werbeeinnahmen maximiert, zugleich unsere öffentliche Kommunikation – und damit demokratische Debatten und mentale Gesundheit – prägt.

Ist eine strengere Kontrolle der Systeme überhaupt möglich?

Absolut. Wir wissen sehr genau, wovon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dieser Systeme abhängt: von Rechenleistung, Trainingsdaten und Energie. Daraus folgt umgekehrt dann auch, wovon ihre Kontrolle abhängt – nämlich von der Kontrolle über diese Ressourcen.

Sie vergleichen im Buch die Aneignung von Trainingsdaten mit der Landnahme durch Siedler in Nordamerika oder durch europäische Feudalherren. Weil auch heute eine massive Umverteilung wirtschaftlicher Wertschöpfung zwischen verschiedenen Branchen stattfindet. Nachrichtenmedien, Verlage oder Musiklabels verlieren erhebliche Einnahmen an die KI-Unternehmen. Große Akteure können sich in vielen Fällen auf Vergleiche einigen und zumindest einen Teil der entgangenen Einnahmen zurückholen – wie zuletzt im Fall von Anthropic. Kleinere Recht einhaber werden häufig leer ausgehen. Dieses Vorgehen ist ja schon lange ein bekanntes Geschäftsmodell im Silicon Valley: Zunächst werden bestehende Regeln bewusst überschritten, später – sobald ein Unternehmen groß genug ist – werden Vergleiche geschlossen oder die Geschäftsmodelle nachträglich legalisiert. Heutzutage gibt es Teleoperatoren, die vermeintlich selbstfahrende Taxis überwachen, oder Menschen, die Alltagstätigkeiten filmen, damit dann ein Roboter lernt, diese zu übernehmen. Welche Rolle bleibt dem Mensch no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ben sich die großen Sprachmodelle im Grunde genommen allen verfügbaren Text der Menschheit einverleibt – das gesamte Internet, alle Bibliotheken, alle transkribierten Youtube-Videos – und da ein Limit erreicht. Es hilft nicht mehr, noch mehr Rechenleistung draufzuwerfen, wenn es nicht mehr Daten gibt. Jetzt arbeitet man daran, alle möglichen anderen Felder menschlicher Expertise explizit zu sammeln und einzukodieren, um am Ende all die Menschen, die über sie verfügen, technisch ersetzen zu können. Man nennt das „externe Dateneffekte“.

Warum externe?

Wenn ich selbst an so einem Datensammelprogramm teilnehme und meine Arbeit dort digitalisiert wird, hat es für mich persönlich gar nicht so starke Auswirkungen.

Aber für alle anderen, die ähnliche Arbeiten verrichten?

Genau. Im Kollektiv automatisieren wir uns gegenseitig weg. Hier wäre eine kollektive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findung gefragt: Wir entscheiden gemeinsam, wie die Technologie am Arbeitsplatz eingesetzt werden soll. Entweder in einer Form, die unsere Arbeit interessanter und angenehmer macht, oder in einer Form, die uns allen den Arbeitsplatz kostet. Das wiederum steckt nicht deterministisch in der Technologie, sondern hängt davon ab, wer die Entscheidungen trifft, in wessen Interesse. Es gibt keinen fundamentalen ökonomischen Grund, warum das jetzt zur Automatisierung oder Arbeitslosigkeit führen sollte.

Eine sehr naheliegende Idee wäre natürlich eine Verstaatlichung. Halten sie davon etwas?

Wir sollten Demokratie breiter denken als nur den Staat. Demokratie heißt nicht, Kontrolle einfach von Sam Altman zu Donald Trump zu verschieben. Stattdessen sollten wir auf allen gesellschaftlichen Ebenen, lokal bis global, in Schulen, am Arbeitsplatz, demokratische Selbstbestimmung fördern, insbesondere für die Governance von KI-Systemen.

Wie soll denn so eine kollektive Kontrolle konkret organisiert sein?

Ein zweifellos utopisches, aber erstrebenswertes Ziel wäre es etwa, dass Betroffene echtes Mitspracherecht über Systeme haben, die Entscheidungen über ihr Leben treffen. Eine mögliche Form dafür wären Bürgerräte: Betroffene werden per Zufallsprinzip ausgewählt, ähnlich wie beim Schöffengericht, kommen zusammen, werden für ihre Zeit entschädigt und erhalten Zugang zu den nötigen Ressourcen und Expertisen, um die jeweiligen Systeme zu verstehen. Am Ende treffen sie bindende Entscheidungen. Dieses Modell hat einen entscheidenden Vorzug: Es verlangt nicht, dass al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zu Expertinnen für hochkomplexe technische Systeme werden – was angesichts unserer Zeitbudgets schlicht unrealistisch wäre. Gleichzeitig verhindert es, dass demokratische Kontrolle nur noch indirekt über bestehende nationalstaatliche Mechanismen delegiert wird.

Das klingt angesichts von massivem Lobbyismus durch die KI-Konzerne wirklich sehr utopisch.

Immerhin ein erster Schritt wäre eine Transparenzgesetzgebung. Dafür könnte es schnell einen relativ breiten Konsens geben. Soll heißen: Wenn algorithmische Entscheidungssysteme in folgenreichen Bereichen eingesetzt werden, sollte transparent gemacht werden, was da optimiert wird, über welche Entscheidungen, auf Basis welcher Informationen. Das beste Beispiel sind finanzielle Offenlegungspflichten: Jedes Unternehmen muss eine Buchhaltung haben für Investoren, für Besteuerung. Dasselbe könnten wir recht einfach mit Algorithmen tun.

Elon Musk und andere wollen Rechenzentren in den Orbit schießen. Weiter weg von jeder demokratischen Kontrolle wären 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mittel wohl nie gewesen.

Die Fantasie der rechten Tech-Oligarchen ist es offenbar, sich vollkommen von staatlicher und demokratischer Kontrolle zu verabschieden, damit Tech-CEOs als so etwas wie ungewählte Imperatoren herrschen können. Die Expansion in den Weltraum, jenseits von Nationalstaaten, ist ein notwendiger Teil dieser Fantasie.

Maximilian Kasy: Die Mittel der Prädiktion- Wie KI wirklich funktioniert (und wer davon profitiert). Aus dem Englischen von Andreas Wirthensohn. Suhrkamp, Berlin 2026. 263 Seiten, 30 Euro.

Tadada tadada taa-da

Die politische Kultsendung „L'heure de vérité“ ist zurück im französischen Fernsehen. Warum die Franzosen sie in ihr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geschlossen haben.

Paris – „Tadada tadada taa-da“, als wär's nie weg gewesen. „L'heure de vérité“, Frankreichs politische Kultsendung, ist zurück auf France 2, mehr als dreißig Jahre nach ihrer Absetzung. Und fast alles an der „Stunde der Wahrheit“ ist noch wie früher, sogar das bombastische Intro. Jedes Land hat ja ein Repertoire von Melodien, die sich über die Jahre in sein kollektives Ohr kringeln und dann quasi für immer zu seinem nationalen Soundtrack gehören.

Édouard Philippe bezeichnet sich als großen Fan der Sendung, was ihm wenig nützt

Frankreich hat unter anderem diese dramatische, musikalische Passage aus „Live and Let Die“, einem Stück von Paul McCartney's früherer Band Wings – dieses „Tadada tadada taa-da“. Es klingt an, und jeder Franzose, der schon in den Achtziger und Neunzigerjahren da war, erinnert sich daran, wie zu dieser Melodie ihre prominentesten Politiker jeweils durch die Korridore der Fernsehanstalt und bis ins Studio geführt und dort dann von Journalisten mit erfrischend frechem Ton gelöchert wurden – zwei Stunden lang, live. Nur François Mitterrand, der in jenen Jahren französischer Präsident war, verbat sich das „Tadada tadada taa-da“. Das war ihm zu frivol, irgendwie zu amerikanisch.

Erster Gast der neuen Staffel von „L'heure de vérité“, die das Land zur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April 2027 begleiten soll, war nun Édouard Philippe, der frühere Premierminister und Bürgermeister von Le Havre. Er ist einer der Kandidaten aus der rechten Mitte. Er habe die Melodie der Wings seit Tagen vor sich hingesummt, sagte Philippe zu Beginn, ein Ohrwurm der Republik eben. Als Teenager habe er die Sendung zu Hause jeweils nachgespielt, und zwar beide Rollen: die des geladenen Politikers und die des Journalisten. Nun, sehr viel brachte ihm das offenbar nicht.

Als François-Henri de Virieu „L'heure de vérité“ 1982 erfand, war das ein modernes Format, ein Spektakel mit Niveau. Er gab den Moderator. Die drei Journalisten gehörten zu den besten im Land, sie kannten ihre Themen so gut wie die Politiker, die sie befragten, manchmal waren es eher Verhöre. Jeder hatte eine genau festgelegte Anzahl Minuten für sein Interview, das Tempo war entsprechend. Wenn sich die Gäste in hölzerne Phrasen flüchteten, wie sie das ja gerne tun, wurden sie sofort unterbrochen.

Die Politiker wollten dennoch unbedingt in diese Sendung. Man hört, manche hätten im Hintergrund täglich für sich selbst lobbyiert. Im besten Fall war „HDV“, wie das Programm abgekürzt wird, ein formidables Katapult für die Karriere. Und wer schon oben war,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brauchte diese Bühne, um oben zu bleiben. Natürlich, damals war die Medienwelt noch eine andere: Das Fernsehen herrschte.

Millionen schauten jeweils „L'heure de vérité“, zunächst monatlich, dann wöchentlich. Der Rekord lag bei mehr als zehn Millionen: am 13. Februar 1984. Und wenn dieses Datum auch heute noch seine besondere Relevanz hat, den Wert eines politischen Meilensteins für Frankreich, dann liegt das am Gast. De Virieu hatte den „Teufel“ eingeladen, Jean-Marie Le Pen, den Gründer des rechtsextremen Front National. Der war bis dahin nie in einer so großen politischen Sendung – das wollten die Sender, das war tabu.

In der wiedereröffneten Arena von „HDV“ wird hart gefragt: „So wollen Sie das Land mitreißen, Édouard Philippe, so soll es von Ihnen träumen?“ FOTO: DIMITAR DILKOFF/AFP

De Virieu wurde hart kritisiert. Er öffne Le Pen den Salon, hieß es, er befreie ihn aus der politischen Isolation. Vor dem Fernsehgebäude liefen Proteste. „Tadada tadada taa-da“, so also kam Le Pen über die große französ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er nahm sich die Bühne, lächelte zu seinen homophoben, fremdenfeindlichen und antisemitischen Sprüchen. In der ersten Reihe saß Marine, die jüngste seiner drei Töchter, sie war 16. Die meisten Franzosen sahen sie da zum ersten Mal.

Der Vater war am Ende acht Mal in der Sendung. Mit der Zeit wurde es banal, ihn da zu sehen. Nun wird wohl bald Marine Le Pen Gast sein von Caroline Roux, der neuen Moderatorin von „HDV“. Sie kandidiert schon zum vierten Mal für die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schaft, diesmal als Favoritin.

Édouard Philippe ist einer ihrer stärksten Widersacher, Rang drei in den Umfragen zu den Wahlabsichten. Vor der Sendung hieß es, der Normanne werde mal zu zeigen versuchen, dass er nicht so steif und arrogant sei, wie man immer sage. Philippe weiß, dass ihm dieses Image schadet und dass das seine Chance ist, es zu korrigieren – doch es gelingt wieder nicht. Er fordert die Franzosen auf, mehr und länger zu arbeiten, damit sie auch mehr verdienen und die Staatsfinanzen wieder ins Lot kommen.

In Frankreich hat noch keiner die große Wahl gewonnen, der Opfer einforderte

Wäre ja auch vernünftig. Einer der Journalisten fragt ihn aber: „So wollen Sie das Land mitreißen, Édouard Philippe, so soll es von Ihnen träumen?“ Er sagt, er sei kein „guter Kumpel“, der dem Volk nach dem Mund rede. Ob das gut kommt? In Frankreich hat noch keiner die große Wahl gewonnen, der Opfer einforderte.

Am Ende der Sendung bittet man ihn, eine Losung auf eine Studiowand zu schreiben. Früher gab es dafür das „Livre d'or“, das Gästebuch. Philippe schreibt, ein bisschen angelehnt an die Nationalhymne Frankreichs: „Los, Kinder! Glauben wir an uns!“ Oliver Me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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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ellschaft

Schauspielerin Rosalie Thomass im Gespräch über Körperbilder und Sichtbarkeit > Seite 46

Wahnsinn mit Methode

Als Wahlsiegerin möchte die Linkspartei in Berlin große Wohnungskonzerne vergesellschaften. Absurde Idee? Oder Notwehr zum Schutz vor Miethaien? Fakt ist: Die Misere hat eine lange Vorgeschichte.

Von Laura Weißmüller

Die Suche nach einer Wohnung: komplett aussichtslos. Das Angebot: viel zu wenig, absurd überteuert und dann auch noch absolut unzumut-

bar. Mit einer Toilette im maroden Treppenhaus, keinem Bad weit und breit und einem Bett, das man sich, wenn man Glück hat, nur mit der eigenen Familie teilen muss, ansonsten mit einem Fremden, der zu anderen Zeiten arbeitet als man selbst.

Man sieht: Die Wohnungsmisere in Berlin, die der Berliner Linkspartei mit ihrem Versprechen auf Enteignung großer Wohnungskonzerne wie Vonovia jüngst den Wahlsieg eingebracht haben dürfte, ist kein neues Phänomen in dieser Stadt. Nach einem rasanten Bevölkerungswachstu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wussten viele Menschen in Berlin weder, wie sie eine bezahlbare Bleibe finden sollten, noch, ob sie sich diese auch noch im nächsten Monat leisten können würden.

Die Not war so dramatisch – in den Arbeiterwohnungen kamen 1905 bis zu 13 Personen auf ein beheiztes Zimmer –, dass sie nicht nur Tom Tykwer Inspirationen für seine Serie „Babylon Berlin“ lieferte, sondern vor allem eines der größten öffentlichen Wohnungsbauprogramme der Geschichte anschob: Allein zwischen 1924 und 1932 entstanden fast 150 000 neue Wohnungen in Berlin. Entworfen mitunter von einigen der besten Architekten ihrer Zeit: Walter Gropius, Bruno Taut, Hugo Häring, Hans Scharoun. Auf das Elend in den Mietskasernen antworteten sie mit „Licht, Luft, Öffnung und Grün“, dem Motto des legendären Neuen Bauens der Zwanzigerjahre. Es sollte den Menschen eine gesunde und menschenfreundliche Unterkunft bescheren. Deutschland galt als führend in dieser Bauaufgabe.

Lange vorbei. Nur die herausragende Qualität von damals überzeugt bis heute. Diesen Sommer wurde die Waldsiedlung Zehlendorf, errichtet für die gemeinnützige Heimstätten-, Spar- und Bau-Aktiengesellschaft (Gehag), als siebte „Siedlung der Berliner Moderne“ der Unesco-Weltkulturerbe-Titel verliehen. Eigentümerin der allermeisten Wohnungen dort heute: der börsennotierte Wohnungskonzern Vonovia.

Die öffentliche Hand zahlt, die private steckt es ein: Auf diese simple Verwertungslogik könnte man die Geschichte des Berliner Wohnungsbaus herunterbrechen. Doch das hieße, die negativen Folgen auszublenden – und all die irrwitzigen politischen Fehler und die enorme Selbstbedienungsmentalität bis hin zu strafrecht-

lich relevanter Bereicherungsgier gleich mit. Den Wunsch vieler Berlinerinnen und Berliner, große Wohnungskonzerne zu enteignen, muss man nicht teilen, aber verstehen kann man ihn schon. Wurde in dieser Stadt doch jahrzehntelang mit dem gezockt, was jeder Mensch zum Leben braucht: Wohnraum. Der Mietenvolksentscheid war die Quittung dafür. Anders gesagt: Nicht die Lust an einem vermeintlichen Systemsturz führt bei der Bevölkerung hier zum Ruf nach Enteignung – und bringt die Immobilienbranche gerade gehörig zum Schwitzen –, sondern eher die Verzweiflung an der dilettantischen Wohnungspolitik ihrer Stadt. Anders als vieles in Berlin ist diese nämlich von erstaunlicher Kontinuität.

Wer verstehen will, wie das heutige Desaster zustande kam, muss also zurück in die Zeit, als die Mauer noch stand. Zuvor sollte man aber kurz noch mal daran denken, was diese Stadt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eben auch war: ein gigantisches Versprechen. Bis in die Nullerjahre konnten Menschen hier leben, ohne vor allem für ihre Miete arbeiten zu müssen. Dementsprechend viel Zeit hatten sie für ihre individuelle und künstlerische Selbstverwirkl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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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au deswegen wurde Berlin ja zum Spielplatz für Europas Kreative: Die Mieten waren hier günstig und Platz gab es auch. Tempi passati. Weswegen die Geschichte der selbstverursachten Wohnungsnot eben

auch eine über die sukzessiv sich ausbreitende Ödnis in der Stadt ist. Wer einmal durch das neue Tacheles-Areal in Berlin-Mitte gelaufen ist, weiß, wovon die Rede ist. Immobilieninvestoren sind nicht an Kreativität interessiert, sondern an Assets in ihrem Portfolio. Dagegen regten s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chon früh Proteste und Widerstand, doch die Politik stoppte weder die Immobilienhaie noch die Betongold-Zocker. Im Gegenteil. Auch das dürfte den enormen Frust und Ärger vieler Berliner Wähler erklären.

Prägend für den Westteil der Stadt war jahrzehntelang der Inselstatus. Gebaut wurde hier fast ausschließlich für die öffentliche Hand. Zwischen 1952 und 1997 entstanden in der Stadt insgesamt 429 000 Wohnungen im sozialen Wohnungsbau. Was in heutigen Ohren traumhaft klingt, hatte einen gewaltigen Haken: Öffentlich wurde vor allem deswegen gebaut, weil es so unverschämt lukrativ für private Firmen war, diese Aufgabe für die Stadt zu übernehmen. Das machen die zahlreichen Bauskandale in Berlin deutlich, bei denen Beamte bestochen wurden, damit bestimmte Baufirmen bei den Sozialwohnungen zum Zug kamen. Nirgendwo sonst in Deutschland durfte nämlich so teuer gebaut werden wie in West-berlin. Das Ergebnis: Die Kostenmiete lag schon Anfang der Achtzigerjahre bei fast 30 Mark, was absurd hoch war. Gezahlt vom Mieter wurde 5,50 Mark. Die niemals versiegende Berlinförderung machte es möglich.

Das Aufblähen der Baukosten wurde aber auch durch fatale Steueranreize angeheizt. Der Kniff nannte sich „Verlustzuweisung“: Je teurer gebaut wurde, desto mehr Steuern ließen sich sparen. „Für ganz viele westdeutsche Anleger ist das eine in Beton und Fördergeldern ausge-

Man muss den Wunsch nach Enteignung nicht teilen, kann ihn angesichts der Wohnungspolitik aber verstehen gossene Gelddruckmaschine gewesen“, sagt der Berliner Gentrifizierungsforscher Andrej Holm, der sich schon lange mit dem Berliner Wohnungsmarkt befasst. Absurderweise führten die hohen Baukosten nicht einmal zu guter Architektur. Jenseits von Vorzeigeprojekten rasterte man, was das Zeug, besser gesagt der Betonmischer hergab.

Weil Bauen ja nicht im Verborgenen geschieht, fiel die Misswirtschaft durchaus auf. Schon 1982 kritisierte der Berliner Mieterverein den sozialen Wohnungsbau in der Stadt als

„verfassungswidriges Vermögens-Umverteilungsinstrument“. Ein Jahr später titelte die FAZ „Bauen in Berlin. Bericht aus einem ordnungspolitischen Tollhaus“, und der Wirtschaftsjournalist Hans Herbert Götz schrieb: „Die Lage auf dem Berliner Wohnungsbau- und Mietenmarkt ist im Laufe der Jahre so chaotisch, verworren, ja absurd geworden, daß sich nur noch ganz wenige clevere Füchse auskennen (...). Die Perversionen auf dem Berliner Wohnungsbaumarkt haben der Gesetzgeber und in der Folge die Verwaltung zu verantworten. (...) nichts mehr funktioniert normal, also nach Angebot und Nachfrage; nach Jahren permanenter Eingriffe herrscht nun das Gesetz des legalen Dschungels, in dem sich zwar viele auskennen, aus dem aber so recht keiner mehr herauswill.“

1985 brachte die sogenannte Antes-Affäre zutage, wie stark Politik und Bauwesen in Westberlin verfilzt waren. Der Charlottenburger CDU-Baustadtrat Wolfgang Antes hatte sich mit mehreren Hunderttausend Mark für Baugenehmigungen bestechen lassen. „Wir sind auf so ziemlich alles, was das Strafgesetzbuch hergibt, gestoßen – außer der Vorbereitung eines Angriffskriegs“, kommentierte der Chef der „Soko Lietze“, Uwe Schmidt, seine Ermittlungen. Nur zwei Jahre später wurde der ehemalige Wilmersdorfer CDU-Baustadtrat Jörg Herrmann ebenfalls wegen Korruption verurteilt. „Janz Berlin is eene Schmiere“, sagt seither der Volksmund, wenn der nächste Bauskandal öffentlich wird.

Zwei Faktoren, die bundesweit gelten, brauchte es aber noch, um die Misere, mit der sich Berlin heute herumschlägt, komplett zu machen. Der erste sind die Bindungsfristen von öffentlich geförderten Wohnungen. Diese haben zur Folge, dass die Wohnungen nach Ablauf einer bestimmten Frist dem privaten Markt überlassen werden. Was der Grund dafür ist, warum es in ganz Deutschland immer weniger Sozialwohnungen gibt. Der zweite Faktor war die Abschaffung der Wohngemeinnützigkeit im Januar 1990. „Das war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der Handel mit ehemals öffentlichen Immobilien überhaupt möglich geworden ist“, sagt Holm. Denn Hauptregel bei der Gemeinnützigkeit lautet neben einer Gewinnbeschränkung, dass alle Überschüsse zum Zweck der Gemeinnützigkeit wieder reinvestiert werden müssen, vulgo: zum Bau von günstigem Wohnraum. Nichts, was im Interesse von Immobilieninvestoren und internationalen Finanzfonds liegen dürfte.

So weit der Westen. Die DDR kannte keine derartigen Steuersparmodelle, dafür einen „wirklichen Vereinigungskrimi“, so Holm. Zu Mauerzeiten wurden im Osten sämtliche Wohnungen vom Staat gebaut, für kommunale Wohnungsunternehmen und Genossenschaften, finanziert von der Staatsbank über Darlehen und von eher mäßiger Qualität. Die Diskrepanz zwischen Kostenmiete und real gezahlter Miete dürfte trotzdem ähnlich hoch gewesen sein wie die in West-berlin, minus dem Steuerspar-Aufschlag vielleicht. Sprich: Zurückzahlen konnten die Wohnungsunternehmen in der DDR die Darlehen über die Miete nicht. Was zu DDR-Zeiten aber auch nicht unbedingt vorgesehen war.

Nur taucht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und der Abwicklung der DDR-Staatsbank diese Darlehen wieder in den Büchern der westdeutschen Banken auf, die die Staatsbank übernommen hatten. Rückzahlungsforderungen der sogenannten Altschulden wurden gestellt. Mit dem Ergebnis, dass die gesamte ostdeutsche Wohnungswirtschaft dagegen protestierte, wäre sie doch – im Falle einer solchen Rückzahlung – mit einem Schlag bankrott gewesen. Bonn half, und zwar mit dem „Altschuldenhilfe-Gesetz“. Das sah vor, die Darlehen zum großen Teil zu erlassen, unter der Bedingung, dass 15 Prozent der Wohnungsbestände privatisiert werden. Die Folge: „die erste En-bloc-Massenprivatisierung von Wohnungen überhaupt“, erläutert Andrej Holm. Denn die Wohnungen wurden zwar ihren Mietern zuerst angeboten, doch deren finanzielle Mittel reichten meist nicht aus, um das eigene Zuhause zu erwerben. Der große Ausverkauf konnte beginnen.

Wie abgezockt der war, lässt sich erahnen, wenn man sich gedanklich noch mal auf das Dach der roten Infobox am Potsdamer Platz begibt, die von Mitte der Neunzigerjahre an am Rand dieser gewaltigen Baustelle stand. Der Blick von dort war schier endlos, die Möglichkeiten erschienen es ebenfalls. Tatsächlich hatte der Westberliner Senat die Fläche von mehr als 60 000 Quadratmetern bereits im Juli 1990 an Daimler-Benz verkauft,

und zwar zu einem derart günstigen Schnäppchenpreis, dass die Kartellbehörde diesen später für rechtswidrig hielt. Den Konzern störte das wenig. Er zahlte nach und ließ dann dort sein Headquarter so bauen, als gelte es, die Florentiner Geschlechtertürme zu imitieren und ein Revier zu markieren: mit einem möglichst hohen Turm, der von einem grünen Legosteinklötzchen gekrönt ist.

„Die Chance ist einmalig“, schrieb 1992 der Spiegel. „Noch nie wurde eine ganze Hauptstadt verkauft

und neu bebaut.“ Während die internationalen Investoren und Immobilienspekulanten sich um den „größten Kuchen Europas“ (taz) balgten und sich dabei zunächst vor allem auf Gewerbeimmobilien konzentrierten, begann der Berliner Senat sein Tafelsilber zu verscherbeln. Denn die Geldnöte waren immens, nicht nur war die Berlinförderung ausgelaufen, auch der größte Bankenskandal der Nachkriegszeit in Berlin im Jahr 2001 schlug zu Buche. Das Ziel lautete deswegen: so viele Liegenschaft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zu verkaufen.

Die Ausmaße des Ausverkaufs lassen sich nicht komplett nachvollziehen, dürften aber gigantisch sein. Nach einer Berechnung von Florine Schüschke im ARCH+-Magazin privatisierte die öffentliche Hand von den Neunzigerjahren an bis in die frühen 2000er-Jahre 21 Quadratkilometer an bebauten und unbebauten Grundstücken, was in etwa der Fläche des Bezirks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entspricht. Verschachert müsste man ehrlicherweise sagen. Die taz bezeichnete den seit 1991 existierenden „Koordinierungsausschuss für innerstädtische Investitionen“ treffend als „Kungelrunde“. Getagt und entschieden wurde nämlich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 und zwar im Sinne der Investoren.

Die Liegenschaften, die die Lücken im klammen Haushalt stopften, legten nach der weltweiten Finanzkrise 2007 und dem darauffolgenden Run auf den Berliner Immobilienmarkt eine erstaunliche Wertsteigerung hin. Zwischen 2008 und 2018 verzehnfachte sich etwa in bestimmten Kiezen von Kreuzberg oder Prenzlauer Berg der Bodenpreis. Die Stadt hatte davon nichts, die Investoren einen üppigen Profit und die Berliner Mieter seitdem ein Damoklesschwert über sich. Denn wenn die Grundstückspreise steigen, müssen in der Logik des Marktes auch irgendwann die Mieten angehoben werden. Sonst rechnet sich das Ganze nicht.

Gleichzeitig wurden öffentliche Wohnungen im Akkord privatisiert. Zwischen 2001 und 2005 waren es 121 600 Wohn-

Nach 1990 begann der Ausverkauf im großen Stil, der Berliner Senat verscherbelte sein Tafelsilber

einheiten und damit mehr als ein Drittel des kommunalen Wohnungsbestands. Die Gehag, der neben der Waldsiedlung in Zehlendorf auch die Hufeisensiedlung in Britz gehörte (beide zählen zum Unesco-Welterbe), war schon früher dran. Sie wurde vom Berliner Senat 1998 zu 75 Prozent verkauft, drei Jahre später folgte der Rest.

„Wenn man die halbe Stadt privatisiert, braucht man sich nicht zu wundern, dass dann die Mieten tatsächlich erhöht werden“, sagt Holm. Was die Auswirkungen des Ausverkaufs auf fatale Weise verstärkte, war das Auslaufen

der Bindungsfristen, das in den Zehnerjahren einsetzte. Gab es 2014 noch gut 240 000 belegungsgebundene Wohnungen in Berlin, waren es zehn Jahre später nur noch knapp 90 000.

Jahrzehntelanges Privatisieren, und zwar mit der Beteiligung nahezu aller Parteien, ohne die Auswirkungen auf die Berliner Mieter zu bedenken: Aus dieser Schieflage sei der Volksentscheid hervorgegangen, sagt Andrej Holm. Und der außergewöhnlich gute Mieterschutz, den Berlin tatsächlich besitzt? Hilft leider wenig, wenn sich so viele Vermieter nicht daran halten wie hier. Jede zweite Angebotsmiete verstößt in Berlin gegen die Mietpreisbremse, jede dritte fällt in die Kategorie Mietwucher. „Wenn man die Wohnraumversorgung allein den Marktkräften überlässt, geht das schief“, kommentiert Wibke Werner, Vorständin des Berliner Mietervereins. Andrej Holm überrascht das wenig: „Dort, wo man Geld verdienen kann, ist die Fantasie und auch der Wille relativ groß, diese Möglichkeiten auszuschöpfen. Deswegen müssen Wohnungen raus aus diesem Spielfeld.“

Oder anders gesagt: Wieder dorthin zurück, wo sie einmal waren.

SCHON SCHÖN

Machen statt motzen

In Berlin jubeln Anwohner über einen lang ersehnten Zebrastreifen – nach zwanzig Jahren Wartezeit.

ich gedulden, das müssen die Bürger im Berliner Ortsteil Niederschöneweide weiterhin. Vom lange versprochenen

Zebrastreifen auf der Schnellerstraße ist immer noch nichts zu sehen, die Anwohner werden vertröstet, seit mehr als acht Jahren.

Dabei hätte die schwarz-weiße Markierung im Viertel durchaus Symbolwert, denn nur wenige Gehminuten entfernt, direkt vor dem Bahnhof Schöneweide, wurde im März 1952 der erste Zebrastreifen der DDR auf den Boden gemalt. Ein paar Monate später zog Westdeutschland nach, der Erstling landete in der Münchner Neuhauser Straße, die längst eine Fußgängerzone ist. Auch vom Berliner Zebrastreifen ist nichts mehr übrig, an der Stelle verläuft nun die Bundesstraße 96A.

Ein Zebrastreifen, mindestens drei Meter lang, die weißen Streifen mit jeweils 50 Zentimetern Abstand, klingt nach einer durchaus machbaren Investition. Doch seine Umsetzung erscheint manchmal ähnlich kompliziert wie die Reparatur eines eingerissenen Sonnensegels an der Internationalen Raumstation ISS, rund 380 Kilometer über der Erde. Dass es sich trotzdem lohnt, für einen Zebrastreifen in der Nachbarschaft zu kämpfen, haben andere Berliner etwa zwölf Kilometer weiter nördlich erlebt.

Um aus dem Bötzowviertel sicher über eine stark befahrene Straße in den Volkspark Friedrichshain gelangen zu können, riefen die Bewohner zur Demo auf. Auf der gesperrten Kreuzung gab es Musik und ein Kasperletheater, die Eltern hielten selbst gebastelte Protest-schilder in die Luft und malten ihren Kinder „Zone 30“-Symbole auf den nackten Rücken. Ein fröhlicher, bunter Protest: im Jahr 2006.

Die Zwei- und Vierjährigen von damals sind heute Anfang zwanzig. Mitgefeiert haben sie trotzdem, als der Zebrastreifen in diesem Sommer endlich eingeweiht werden konnte – zwanzig Jahre nach der ersten Demo. Ältere Mitglieder der Bürgerinitiative berichten sogar von 50 Jahren Wartezeit, doch damals führte die Straße noch direkt vom Palast der Republik in die Waldsiedlung bei Wandlitz, zu den elitären Villen von Honecker und Co. Keine Chance also auf eine Verkehrsberuhigung.

In all dieser Absurdität erscheint es dennoch tröstlich, dass die Menschen im Bötzowviertel jetzt endlich sicher in ihren Park laufen können. Denn fest steht: In etwa 80 Prozent aller bundesweiten Unfälle sind vor allem Kinder und ältere Menschen beim Überqueren einer Straße betroffen. Es zeigt aber auch: Immer nur motzen, damit ist niemandem geholfen. Selbst wenn eine Idee jahrzehntelang nur eine Idee bleibt.

Dabei kann die Fähigkeit, auf etwas warten zu können, durchaus wertvoll sein. Wie das geht, haben die meisten von uns allerdings vergessen. Versand per Express? Mit einem Zebrastreifen geht das leider nicht. Dafür kommt man bei der zigsten Demo im Viertel vielleicht endlich mal mit dem neuen Nachbarn ins Gespräch. Und die Wartezeit wird damit deutlich angenehmer. Julia Rothhaas

Die Autorin wartet ungern vor dem Nudeltopf: Nie sind zehn Minuten länger.

Wer kann sich das noch leisten?

Soso, Benzin ist teurer geworden? Wenn das alles wäre! Nahezu quer durch die Bank kostet der Alltag so viel mehr als vor zehn Jahren. Wie habt ihr euch verändert, Lebenshaltungskosten?

SZ-Grafik; Fotos: Oliver Berg/dpa, Sina Schuldt/dpa, Photographie Peter Hinz-Rosin,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Die Preise für Produkte des täglichen Lebens sind zwischen 2016 und 2026 rapide angestiegen. SZ-GRAFIK; FOTOS: OLIVER BERG/DPA, SINA SCHULDT/DPA, PETER HINZ-ROSIN,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Von Lisa Nienhaus

Seltsam, dieses Jahr 2026: Alle reden über Benzin, aber kaum einer über Olivenöl. Dabei darf man sich, bereitet man aktuell einen Salat damit zu, anschließend beim Essen getrost ein bisschen fühlen, als würde man über die Stränge schlagen: Hey, was kostet die Welt? Ganz ähnlich wie an der Tankstelle, wenn man den Wagen tatsächlich vollmacht. Augen zu und durch! Denn der Preis für Olivenöl is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um 61 Prozent gestiegen – und damit ähnlich stark wie der für den Liter Super. Wären die Supermärkte je dazu übergegangen, die Preise für Olivenöl so groß beleuchtet auszustellen wie die Tankstellen es beim Benzin tun, dann gäbe es vielleicht längst nicht nur den Tank-, sondern auch den staatlich finanzierten Olivenöl-Rabatt.

Stattdessen ist es mit dem Olivenöl so wie mit sehr vielen Gütern des täglichen Leben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hre Preise stiegen bedrohlich schnell, blieben dabei aber irgendwie unauffällig unter dem Radar. Erst wenn der Einkauf an der Kasse zusammengerechnet wurde und das Endergebnis dastand, dachte man zuletzt oft: Wow, okay – wie bitte? Das ist kein individuelles Problem oder etwas, das nur Leute angeht, die knapp bei Kasse sind (wobei es sie natürlich besonders hart trifft). Laut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der R+V Versicherung stehen dieses Jahr stabil an Platz eins der größten Sorgen aller Deutschen: steigende Lebenshaltungskosten. Weit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Menschen machen sich darüber Gedanken. Das hat andere Sorgen wie die um die Wirtschaftslage oder dass der Staat durch Flüchtlinge überfordert sein könnte, auf Plätze weiter hinten verdrängt.

Interessanterweise haben Frauen mehr Angst vor den hohen Lebenshaltungskosten als Männer. Aber vielleicht liegt das auch einfach daran, dass viele von ihnen öfter im Supermarkt sind als ihre Partner. Jedenfalls ist es nicht ganz überraschend, dass es mit Olaf Scholz ein Mann war, der einmal arg herumeierte, als er Preise für einen Liter Milch, ein Paket Kaffee oder ein Päckchen Butter nennen sollte („Ich will die Einschätzung nicht sagen“, lautete seine so geniale wie völlig durchgeknallte Antwort im Interview mit Bild TV.) Das war 2021, da war er Kanzlerkandidat. Jetzt, 2026, ist der Liter Milch noch einmal teurer als die 79 Cent, die damals aufgerufen wurden.

Das ist kein Problem, das nur Leute angeht, die knapp bei Kasse sind

Wie schön für einkaufende Männer und Frauen ist da die Erinnerung an das Jahr 2016. Versetzen wir uns einmal kurz zurück: Im Jahr 2016 trug Jan Böhmermann ein Schmähgedicht über den türkischen Präsidenten im Fernsehen vor, Deutschland ächzte unter den Folgen der Migrationswelle ein Jahr nach Angela Merkels „Wir schaffen das“, Bob Dylan bekam überraschend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verliehen, Tausende Menschen liefen mit ihren Handys durch Parks, um virtuelle Pokémons zu jagen. Und, ja: Die Tafel Schokolade, für die man heute im Schnitt 1,77 Euro bezahlt, kostete damals noch einen Euro.

Im Rückblick eine rosarote Zeit der Wellness-Preise, in der man nur allzu gern den heutigen Wocheneinkauf erledigen würde. Denn man mag es aufs einzelne Produkt bezogen zwar durchaus albern finden, sich aufzuregen. Was soll's? So viel Schokolade esse ich doch gar nicht. Doch es waren eben nicht nur Olivenöl und Schokolade, die früher deutlich günstiger waren (wobei es diese aus jeweils speziellen Gründen besonders getroffen hat). Gemüse, Zucker, Fleisch, Eier – der Besuch im Supermarkt allgemein ist viel kostspieliger geworden, gerade in den vergangenen paar Jahren. Die Gründe dafür sind einerseits bei jedem Produkt anders und dann doch ähnlich. Vor allem die seit dem Ukraine-Krieg stark gestiegenen Energie- und Düngemittelpreise sind ein Faktor und, ja, tatsächlich, der Klimawandel. Schokoladeetwa ist wegen gestiegener Kakaopreise so teuer. Die wiederum haben angezogen, weil sich wegen Extremwetterereignisse vielerorts die Kakaoernte stark dezimiert hat: Dürren, Starkregen, Überschwemmungen, alles nicht hilfreich. In Ghana zerstörte zudem ein Virus viele Kakaobäume. Beim Olivenöl war die Olivenernte wegen Dürren teils stark eingebrochen. Dazu kamen höhere Kosten für Energie und Löhne. Ähnliches gilt für andere Lebensmittel.

Und dann ist es in der Wirtschaft nun mal so: Wenn vieles teurer wird, dann wird sehr viel anderes über kurz oder lang auch teurer. Steigt die Inflation, so steigen die Löhne, weil die Menschen sonst verarmen. Steigen die Löhne, steigen wiederum die Preise der Produkte, welche die Menschen herstellen, die für diese Löhne arbeiten. Was ist nur aus dem Land von Aldi und Lidl geworden? Schließlich war Deutschland doch jahrzehntelang im Ausland neben seinen Autos vor allem für seine sehr günstigen Preise im Supermarkt berühmt. Angetrieben durch starke Konkurrenz und einen eisern Einkaufspreise drückenden Handel. Reisen nach Dänemark, Schweden oder Frankreich zeigten den Deutschen noch vor zehn Jahren, wie gut, also wie billig man in Deutschland Lebensmittel kaufen konnte. Im Jahr 2026 ist das anders. Lidl ist mittlerweile zwar einer der letzten wirklich erfolgreichen deutschen Exportschlager (egal, wo man im Ausland hinkommt: Der Lidl ist meist schon da). Aber im Vergleich mit den dort aufgerufenen Preisen ist es daheim dann gar nicht mehr sooo billig. Und im Vergleich zu früher schon gar nicht.

Das gilt nicht nur fürs Essen und Tanken. Auch Dienstleistungen, die zum täglichen Leben gehören, haben sich teils erstaunlich entwickelt. Etwa der Friseur. Kostete ein Kinderhaarschnitt 2016 oft noch zehn bis 15 Euro, so müssen Eltern heute ganz stark sein, wenn sie den Achtjährigen noch zum Friseur mitschleppen wollen: Die Frisur kostet jetzt gern deutlich über 20, teils über 30 Euro.

WIE HAST DU DICH VERÄNDERT Eine Vorher-Nachher- Betrachtung

Die Menschen sind besorgt, ob sie sich ihr ganz normales Leben noch leisten können

Womöglich ist es ja dies, was dieses seltsame Jahr 2026, seine Reformdebatten und erschreckenden Wahlergebnisse, besser erklärt als vieles andere: Die Menschen sind zunehmend besorgt, ob sie sich weiterhin ihr ganz normales Leben leisten können. Zwar war die allgemeine Inflation auch schon mal höher. Aber nach vielen Jahren der Preissteigerung ist man mürbe geworden. Und ausgerechnet in dieser Situation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der seit Anfang des Jahres die Öl-preise befeuert und den Blick auf die Tankstellen-Preistafel zunehmend bange werden lässt. Kann ich mir die nächste Tankfüllung noch leisten? Das Land steckt, in der Öffentlichkeit noch vergleichsweise leise intoniert, mitten in einer Krise der Lebenshaltungskosten.

Natürlich gibt es Ausweichmöglichkeiten. Beim Kinderhaarschnitt etwa. Da lohnt es sich für manche wieder, sich eine Haarschneideschere zuzulegen und selbst loszuschnippeln – wenn man es denn kann. Doch nicht überall gibt es so elegante Ausweichmöglichkeiten. Das gilt besonders für Lebensmittel, teils auch fürs Tanken. Denn so sehr sich jetzt ein Elektroauto lohnen würde: Es zu beschaffen, ist schon eine beträchtliche Investition in knappen Zeiten, und der Benziner steht nun mal bei vielen noch vor der Tür.

Die Krise wird spätestens dann so richtig ernst, wenn nicht mehr nur die potenziell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Sachsen-Anhalt im Duell vor der Wahl über Benzinpreise sprechen. Sondern wenn der aktuelle Bundeskanzler im nächsten Interview nach Preisen für Milch und Benzin gefragt wird. Und vielleicht auch nach Olivenöl.

RATTELSCH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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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ICH IN KNEIPEN AUF TOILETTE GEHE, FRAGEN GASTE DEN WIRT: "IST DAS WIM WENDERS 2"

Von Patrick Illinger

Barbero muss zum Arzt. Sein rechtes Auge trieft, ein Infekt vermutlich. Doch Barbero hat keine Lust auf den Arzt. Viel lieber lungert er im Schatten

einer großen Korkeiche mit seinen Artgenossen herum. Der Arzt, ein freundlich lächelnder Mann mit Vollbart und blauem Kittel, ist bereits eingetroffen. Eine steinerne Mauer trennt ihn von Barbero. Näher sollte er dem Patienten nicht kommen, zumindest nicht, wenn ihm sein Leben lieb ist. Barbero wiegt um die 420 Kilogramm, hat jede Menge Testosteron im Blut und zwei riesige Hörner. An Barberos Auge zu gelangen, ist ein heikles Unterfangen.

Ein Vaquero, die spanische Version eines amerikanischen Cowboys, hoch zu Ross, mit hölzerner Stange in der Hand, treibt einige Ochsen aus einem benachbarten Gatter. Es sind stattliche, aber harmlose Rinder, seit man ihnen ihre Hoden genommen hat. Routiniert lenkt der Vaquero die Ochsen in das Gatter, in dem Barbero und zwei Dutzend weitere Stiere dösen. Die Ochsen wirken beruhigend auf die mit ihren drei oder vier Jahren noch jungen Kampfstiere. Für sie sind es Artgenossen und keine Rivalen.

Der Reiter hält sich behutsam im Hintergrund. Die zwanzig Stiere würden ihn in Sekunden zu Hackfleisch verarbeiten, wenn sie es wollten. Mithilfe der Ochsen gelingt es dem Reiter, Barbero aus der Gruppe zu separieren und in einen Betonkorridor zu locken. Durch eine Klapptür wird Barbero in einen stählernen Zwinger gelenkt, aus dem nur mehr sein Kopf herauslugt. Gewaltige Wut macht sich breit, er stampft, donnert gegen die Stahlwände des Zwingers, und als sein Kopf mit Spannbändern fixiert wird, trieft ihm vor Zorn der Speichel aus dem Mund.

„Parken Sie mal lieber Ihr Auto um“, sagt Alicia Rudiez, „er wird ungehalten sein, wenn er wieder herauskommt.“ Zusammen mit ihrem Mann ist sie die Herrin über diesen Stierzuchtbetrieb mit dem traditionsreichen Namen Hermanos Cebada Gago. Er liegt neben der Autobahn zwischen Jerez de la Frontera und Algeciras in Andalusien, gegründet wurde das Gehöft von Alicias Schwiegervater. Vor 25 Jahren lernte Alicia Rudiez ihren Mann kennen, bei einem Stierkampf-Festival. Sie war Fan, er ein bekannter Züchter.

Acht Kilo Kraftfutter essen die Stiere jeden Tag

Die Stiere von Cebada Gago haben in Spanien einen guten Ruf, ihre Vorderbeine sind etwas kürzer, die Hörner stehen stärker nach vorne als bei Tieren anderer Züchter, etwa der berühmten Miuras. Alicia Rudiez ist stolz darauf, dass ihre Tiere als besonders edel gelten. Die Kunst an der Stierzucht sei, diejenigen Tiere zu erkennen, die besonders tapfer sind.

Auf dem Gehöft gibt es eine eigene kleine Arena, auf der mitunter Toreros aus ganz Spanien vorbeikommen, um die Stiere zu begutachten und in der Arena ein wenig zu reizen. Doch eines lässt sich nicht proben: ein echter Stierkampf. Der Bulle könnte sich merken, was abläuft, und später, bei einer realen Corrida, die Lust verlieren oder auf das Schwenken der Muleta, des roten Tuchs, nicht mehr hereinfallen. „Ein Stier kämpft genau einmal in seinem Leben“, sagt Alicia Rudiez. Wenn sie spricht, ist ihre Begeisterung für die Tiere zu spüren, zugleich hat sie den Hof fest im Blick. „Pass auf, er fixiert dich“, ruft sie ihrem Sohn zu, als ein Stier aus dem kurzzeitig offenen Tor des Gatters blickt. Und als sie von den extremen Regenfällen des letzten Winters erzählt, in dem viele Kälber starben, schwenkt sie den Arm, als wollte sie die Wolken vertreiben.

Um Stiere zu züchten, die besonders bravourös kämpfen, konzentrieren sich Züchter wie Alicia Rudiez und ihr Mann auf den Stammbaum der Tiere. Die Auswahl der Zuchtbullen samt deren Sperma ist ebenso wichtig wie die Selektion der Mutterkühe. Rund 360 Zuchtkühe gehören zum Betrieb, verteilt auf verschiedene Weiden. Nach außen ist Alicia Rudiez das Gesicht des Betriebs, nach innen so etwas wie die Verwaltungschefin, zuständig auch für die Daten jedes ihrer Tiere. Tiere

Ein Leben für den Tod

Seit Generationen züchtet die Familie von Alicia Rudiez in Andalusien Kampfstiere für die Arenen des Landes. Eine Tradition, die in Spaniens Identität tief verwurzelt, aber immer schwerer zu verteidigen ist.

wie Barbero, die mit sieben oder acht Monaten von der Mutter getrennt werden und zunächst auf einem Hof in der Nähe in einer Dehesa leben, einer offenen Weidelandschaft mit Korkeichen.

Mit zwei Jahren kommt die erste Prüfung. Ein Reiter reizt die Tiere mit einer spitzen Stange und testet die Reaktion. Das liefert erste Hinweise auf den Charakter. „Dadurch können wir auch bestimmen, welche Tiere in eine Arena der obersten Kategorie, der zweiten oder dritten Kategorie gehen könnten“, sagt Alicia Rudiez – es ist fast wie eine Einteilung in Ligen. Madrid, Sevilla, Ronda, Pamplona, das sind große Namen in der Welt des Stierkampfs. Erst ab dem Alter von vier Jahren gilt ein Stier als toro bravo, als ausgewachsenes Exemplar, oft mit mehr als 500 Kilogramm Gewicht. Ihre pompösen, aus Metall geschnittenen Schattenrisse sieht man bis heute in Spanien gelegentlich am Straßenrand. Von da an verändert sich sein Leben ein zweites Mal: weg von der Weide, hinein in die gemauerten Gatter des Zuchtbetriebs, in denen Barbero und seine Altersgenossen mit Kraftfutter aus Erbsen, Bohnen, Soja und Getreide versorgt werden – acht Kilo pro Tag.

Auf dem Rücken tragen sie ihre Jahrgangsnummer, am Hinterbein das Brandzeichen des Betriebs. Ihre Arbeit, sagt Alicia Rudiez, erfordere „viel Geduld und Einsatz“. Die Paarung geschieht auf natürliche Weise, ohne künstliche Besamung: Eine ausgewählte Gruppe von Kühen, rund 30 Exemplare, verbringt sechs Monate mit einem Zuchtstier. Täglich bis zu sechs oder sieben Mal besteht der Bulle eine Kuh, wahllos, „der schaut ihr nicht mal ins Gesicht“. Gut zwei Drittel der Kühe gebären daraufhin ein Kalb – maximal eines pro Jahr. Was ein Stier wie Barbero am Ende wert ist, hängt vor allem davon ab, wohin er verkauft wird. Rund 6500 Euro veranschlagt Alicia Rudiez für die Aufzucht eines Stiers bis zum fünften Lebensjahr. Verkauft wird er oft für weit weniger. Für ein Volksfest in einem kleinen Dorf kann ein Tier für gerade einmal 1500 Euro den Hof verlassen. In Pamplona, einer der prestigereichsten Arenen des Landes, liegen die Preise zwischen 17 000 und 20 000 Euro pro Exemplar – Summen dieser Größenordnung seien jedoch selten, sagt Alicia Rudiez. „Aber ein Stier für Pamplona frisst dasselbe wie der Stier, der in ein Dorf geht.“

Wer heutzutage einen Zuchtbetrieb weiterführe, tue das meist aus Familientradition und aus Leidenschaft. „Wenn dich Geld motiviert – vergiss es“, sagt Alicia Rudiez. Hinzu kommt eine strukturelle Unsicherheit: Verträge mit den Arenen werden jedes Jahr neu verhandelt, ein einziger schwacher Auftritt kann eine Absage im folgenden Jahr bedeuten. „Du fängst immer wieder bei null an.“

Ob Barbero eines Tages in einer großen Arena kämpft oder auf einem billigen Volksfest, hängt nicht nur von seinem Körperbau und Charakter ab, sondern auch davon, wie es mit dem Stierkampf weitergeht – in einem Land, in dem das Thema zunehmend umstritten ist und in dem die Regierung Themen wie Tierschutz und Tierwohl in den Vordergrund gerückt hat. Spaniens linker Kulturminister, Ernest Urtasun, schaffte 2024 den prestigeträchtigen „Premio Nacional de Tauromaquia“ ab, eine Art Nobelpreis in der Welt der Stiere.

Die einen applaudierten, andere schimpften. „Minister gehen, Stierkampf bleibt“, kommentierte die konservative Tageszeitung ABC. Die offiziellen Zahlen zeichnen dabei ein widersprüchlicheres Bild, als die oft hitzige Debatte vermuten lässt. Nach einer Erhebung des spanischen Kulturministeriums besuchten in der Saison 2024/2025 acht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eine Stierkampf-Veranstaltung – derselbe Wert wie 2018/2019. Der langfristige Trend zeigt dennoch nach unten: 2006 lag die Quote noch bei 9,8 Prozent. Regional könnte der Unterschied kaum größer sein: In den Regionen La Rioja und Navarra besucht fast ein Drittel der Bevölkerung Stierkämpfe, in Katalonien gibt es sie praktisch nicht.

Besonders deutlich wurde die Polarisierung zwischen Fans und Gegnern, als vor zwei Jahren der Film „Tardes de soledad“ (Nachmittage der Einsamkeit) von Albert Serra in die Kinos kam und beim Festival von San Sebastian siegte. Es ist eine nahe, intensive, unverblümte Dokumentation des Alltags eines bekannten Toreros. Stierkampf-Gegner fanden sich durch die ungeschönte Blutrünstigkeit bestätigt. Die aficionados waren von der Eleganz der Kampfszenen begeistert. Alicia Rudiez erinnert sich an eine Zeit, als die Begeisterung noch gesellschaftlich akzeptiert war: „Damals hatten junge Menschen es leichter, weil Stierkampf in den Medien viel stärker präsent war. Es gab manche, denen es nicht gefiel, aber sie haben nicht mit dem Finger auf dich gezeigt.“ Gleichzeitig sieht sie auch eine Gegenbewegung: „Charismatische Toreros wie Morante de la Puebla schaffen es noch immer, junge Menschen für das Spektakel zu begeistern.“ Ein Effekt, der sich auch in den Zahlen des Kulturministeriums andeutet, wo der Anteil junger Besucher zwischen 15 und 24 Jahren zuletzt zugenommen hat. Dahinter steckt auch der Trend vieler junger Spanier, oft Sprösslinge der Oberschicht, sich zu konservativen Werten zu bekennen. Zu ihren Insignien gehört neben Barbourjacke und College-Slippern auch der Besuch beim Stierkampf.

Junge Kampfstiere auf dem Gehöft von Alicia Rudiez. „Wenn dich Geld motiviert – vergiss es“, sagt sie über das Geschäft mit der Stierzucht. FOTOS: PATRICK ILLINGER

Doch begeistern sich auch Menschen ohne politischen Kontext für Stiere. Das zeigt sich jedes Jahr im Juli beim Sanfermin-Fest in Pamplona. Tausende, auch Touristen, rennen unter Lebensgefahr bei den morgendlichen encierros mit den gehörnten Muskelpaketen durch die Innenstadt. Cebada Gago ist einer der wenigen Betriebe in Spanien, die Tiere für dieses Ereignis beisteuern – und das seit vier Jahrzehnten.

Die Reise von Andalusien nach Pamplona ist für die Stiere eine enorme Belastung. Zum ersten Mal steigt der toro auf einen Lkw, ist stundenlang allein. Füttern während der Fahrt ist kaum möglich, „Essen, das wackelt, kennt er nicht und verweigert es“, sagt Alicia Rudiez. Er verliert Gewicht. Am Zielort bekommt er die gleiche Getreidemischung, die er von zu Hause kennt. Am Ende steht sein Auftritt: ein Rennen durch die Innenstadt, abends fünfzehn, zwanzig Minuten in einer Arena, bejubelt und getötet. So endet sein Leben. So will es das traditionelle Ritual. Die einen sehen es als Tierquälerei, die anderen als Ehrung des tapfersten aller Tiere, des toro bravo, der in Spanie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gezüchtet wird.

„Indian Summer“. Der Text ist ein bisschen doof („I love you the best / better than all the rest“), was aber nicht schlimm ist, weil Liebe auch manchmal ein bisschen doof macht, zumal wenn man sie mit Songs wie „Indian Summer“ assoziiert. Die Liebe, deretwegen ich Anfang der Siebzigerjahre „Indian Summer“ auf dem Mofa sang, ist außerdem ganz schön lange her, so wie The Doors ganz schön lange her sind. Jim Morrison starb im Juli 1971. Keine Sorge, ich erzähle jetzt nicht wieder einen vom Boomer-Pferd, auch wenn mir gesagt wurde, vielleicht um mich zum (Weiter-)Schreiben zu motivieren, diese Kolumne, der „Deutsche Alltag“, werde besonders von jenen gelesen, die schon lange die SZ abonniert hätten. Unsere treuen Leser und Leserinnen. Das klingt zwar ein wenig wie der Beginn einer Vorbeerdigungsrede, aber ich mag ältere SZ-Leser. Auch wenn sie gelegentlich das Gefühl haben, die SZ hätte sich mehr verändert als sie selbst, haben sie doch ein bestimmtes Bild von sich und ihrer Zeitung. Sie wählen nicht die AfD, und glauben auch nicht unbedingt, weil sie sich noch an RAF-Zeiten

Der deutsche Begriff „Stierkampf“ ist in Spanien unüblich. „Magst du Stiere?“, fragt man, wenn man wissen will, wie der Gesprächspartner zum Thema steht. Und damit ist nicht nur der berühmte Kampf mit dem Tuch gemeint, sondern eine ganze Welt rund um diese gewaltigen und grazilen Tiere, die tauromaquia, auf Deutsch etwas sperrig „Tauromachie“. Eine Welt, die in Spaniens Kultur, von Goya bis Picasso, tief verankert ist, von Hemingway gerühmt wurde und selbst auf der Speisekarte sich niedergeschlagen hat, in dem Gericht Rabo de Toro (geschmorter Stierschwanz).

Plötzlich warnt die Stierzüchterin: „Weg! Weg hier!“

Der spanische Philosoph José Ortega y Gasset, selbst kein bekennender aficionado, befand, dass es nicht darum gehe, das „befremdliche Schauspiel“ gut oder schlecht zu finden. Man müsse es unabhängig vom persönlichen Standpunkt beleuchten. „Was dort auf dem gelben Sand abläuft, hat uralte mythisch-religiöse Wurzeln und hohe zirzensische Qualität“, schreibt der Journalist und Spanien-Kenner Paul Ingendaay in seiner „Gebrauchsanweisung für Spanien“.

Dem Tod in der Arena geht für den Kampfstier ein fünfjähriges paradiesisches Leben voraus. Und manchmal überlebt der toro das Spektakel, so wie Cobradiezmos, der 2016 in Sevilla so tapfer gekämpft hatte, dass man ihn begnavigte.

Dass es bei der Begeisterung für los toros keineswegs nur um den Kampf geht, zeigt sich auch auf Alicia Rudiez“ Hof: Mehrmals wöchentlich führt sie Besucher aus ganz Spanien, oft Familien, auf einem Traktor-Anhänger durch die Gatter. Wer den Betrieb einmal übernehmen wird, ist auf diesem Hof längst keine offene Frage mehr. Alicias Kinder sollen es sein. Die Tochter steht kurz vor dem Abschluss ihres Veterinärstudiums. Der Sohn studiert Agraringenieurwesen. Schwieriger ist es, Nachwuchs unter den Vaqueros zu finden, also unter den Menschen, die den Betrieb im Alltag am Laufen halten. Männer wie der sonnengegerbte Reiter, der am Vormittag Barbero zum Augenarzt brachte.

Barberos Artgenossen unter der Eiche wirken zwar gelassen, doch das täuscht. „Der Stier ist ein sehr territoriales Tier“, sagt Alicia Rudiez. Kommt es zum Kampf, wird es ernst – nicht nur für die beiden Kontrahenten. „Wenn zwei Stiere kämpfen, wollen alle anderen sich einmischen. Dabei kann es fies werden. Sie schätzen ab, wer der schwächere ist, und greifen diesen von hinten an.“ Als hätten die Tiere die Frage gehört, beginnt im Gatter eine Keilerei. Zwei Bullen rammen sich mit den Schädeln, verkeilen die Hörner, Staub wirbelt auf. Plötzlich warnt Alicia Rudiez: „Weg! Weg hier!“ Erzürnte Stiere können durchaus an der steinernen Mauer ihres Geheges emporspringen. Vor wenigen Tagen hatte auf einer Landstraße bei der nahe gelegenen Ortschaft Medina-Sidonia ein entlaufener toro mehrere Autos attackiert.

Was müsste man tun, wenn ein Stier angreift? „Nicht bewegen“, sagt Alicia Rudiez, „Stiere reagieren immer auf Bewegung.“ Nach der Behandlung hat sich Barberos Wut gelegt. Aus dem Zwinger tritt er etwas benommen, aber ohne den Zorn von zuvor.

Für Barbero waren es nur ein paar Augentropfen, für den Betrieb ein wichtiger Eingriff. Ein Stier mit Sehfehler wäre wertlos, in der Arena unberechenbar und für den Torero lebensgefährlich.

er Sommer ist vorbei, und im Auto läuft gestreamt „Morrison Hotel“, die fünfte LP von The Doors, mit dem lyrischen Song

Erinnerungen in der Plastiktüte

Unser Kolumnist hat manches seltsame Stück aus seinem Journalistenleben aufbewahrt. Soll er sich jetzt davon trennen, wie ihm ein Wegwerf-Experte r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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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R ALLTAG-

erinnern, dass die Rote Hilfe eine harmlose NGO ist, die doch im Gerichtssaal für eine Terroristin schon mal klatschen darf. Ich mag die älteren Leser auch, weil sie immer noch viel Geld für die gedruckte Zeitung ausgeben, was das Digitalvolk, das ich früher mal garstigerweise „Elektroquallen“ genannt habe, nicht recht versteht. „Elektroquallen“ habe ich übrigens meistens, wie man heute sagt, wertschätzend gemeint, weil sie ja, anders als wir aus der Zeit des Bleisatzes Stammenden, die Zukunft mitbrachten. Oder so.

Irgendwo habe ich dieser Tage einen dieser Ratschlagsartikel gelesen, in dem mir gesagt wurde, wie ich mich am besten von Zeug trennen könne. Stimmt schon, im Laufe eines Lebens sammelt sich viel Zeug an. Männer sind aufhebmäßig besonders herausgefordert. Ich habe zum Beispiel eine ziemlich große Plastiktüte – Plastiktüten sind böse! – voller Akkreditierungskarten mit den zugehörigen Umhänge-Bändeln. In einem früheren Leben war ich mal Journalist, und als solcher habe ich unter anderem an der Heeresübung „Trutzige Sachsen“ 1985 teilgenommen, aber auch an der (oder dem?) State Visit of the German Chancellor to Liberia, dem CSU-Parteitag 2007 in München oder dem Vorwärts-Sommerfest 2013. Überall bekam ich eine umzuhängende Plastikkarte, ein Badge. Anhand dieser zahlreichen Ausweise könnte ich mein professionelles Leben rekonstruieren und eine Autobiografie mit romanhaften Zügen schreiben. Ich könnte die Badges auch bei Ebay anbieten. Nichts davon werde ich tun, und bevor ich eine Autobiografie schriebe, würde ich mir lieber die Köpfe von Joschka Fischer, Heribert Prantl und einem noch zu erwürfelnden Verleger auf den Rücken tätowieren lassen.

Die überall gestreamte Hintergrundmusik beweist: Nicht alles ist besser als früher

Der Wegwerf-Experte empfahl unter anderem, sich von CDs zu trennen. Das ist wieder einmal so ein Ratschlag nach dem Motto: Wenn ich keine Goethe-Gesamtausgabe habe, brauchst du auch keine. Ja, ich habe viele CDs, Klassik, Jazz, Rock, Ethnozeug und manches andere mehr. Und ich betreibe immer noch einen CD-Spieler, was mich allerdings nicht daran hindert, Musik auch zu streamen. Ob ich mir wieder einen Plattenspieler anschaffe, weiß ich noch nicht. Es gibt Menschen, die schwören auf Vinyl, und außerdem hatte mein alter Freund Axel, der schon seit dreißig Jahren tot ist, eine LP-Sammlung von ein paar Tausend Jazz-LPs. Wenn wir bei Axel zum Essen waren, lief nie Hintergrundmusik. Dass heute praktisch überall gestreamte Hintergrundmusik läuft, ist ein Beweis dafür, dass nicht alles besser ist als früher.

Beim Fortschreiten dieses Textes bemerke ich, dass ich doch wieder vom Boomer-Pferd erzähle. Einerseits ist das gut, weil Boomer-Pferd-Erzählungen viele Leser dieser Kolumne da abholen, wo sie sich befinden. (Sollte ich irgendwann die Phrase mit dem Abholen so ernst wiedergeben wie das heute in Konferenzen, auf Marketing-Powwows und ähnlichen Verirrungen immer wieder der Fall ist, würde ich mir, siehe oben, auch den Schriftzug „Hol mich auf Augenhöhe ab, Baby“ auf den Unterarm tätowieren lassen.)

Andererseits schreiben mir gelegentlich Leute, dass sie das Gefühl hätten, ich dächte wie sie. Das macht mich nachdenklich – oder, wie man heute sagt, das ist verstörend –, weil ich oft selbst nicht weiß, wie ich denke, zumal in solchen Fragen, wie ich sie in dieser Kolumne behandele. Dies ist eher ein Text, in dem die Gedanken beim Verfertigen der Sätze entstehen. Bei vielen anderen journalistischen Texten ist das übrigens auch so. Nur geben das deren Hervorbringer und Hervorbringerinnen nicht so gerne zu, weil man ja die Autorschaft als eine ernste Sache versteht.

Ein mir bekannter Textverwalter be- klagt sich immer wieder mal, dass zu viele ernste Texte in der Zeitung stünden. Ich verstehe dieses Monitum, auch weil ich – siehe Badges – das Gefühl habe, ich hätte all das ernste Zeug, das man heute liest, schon vor zwanzig Jahren geschrieben. Oder auch vor dreißig. Meine Assistentin, die man damals noch Sekretärin nannte, hat Jahr für Jahr meine Artikel ausgeschnitten, aufgeklebt und in Leitz-Ordnern gesammelt. Diese Ordner gilben jetzt in meiner Rentnerhöhle vor sich hin. Ich könnte anhand der Artikel meine professionelle … ach, Sie wissen schon. Spätestens nach meiner Beerdigung wird alles weggeworfen. Kurt Kister

Kurt Kister schreibt über die Wichtigkeit des Unwichtigen

PRO UND CONTRA

MOMENT MAL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demonstrieren in Paris, 6. Oktober 2026.

Ist Camping heute noch Camping?

Was muss sich die Jugend nicht immer alles anhören. Sie sei unpolitisch, sie lese nicht mehr, sie verliere sich in ihren unendlichen Feeds auf Tiktok und Snapchat. Nun, in Frankreich zeigen die Proteste der Gymnasiasten gerade, dass die Jungen sich engagieren, dass sie die politischen Codes kennen. Sie gehen auf die Straße für ihre Anliegen, wie die Franzosen das schon seit Menschengedenken tun. Im Bild sieht man junge Menschen in Paris bei der ersten großen nationalen Kundgebung, Hunderttausende nahmen teil – laut und friedlich. Bei früheren Auseinandersetzungen zwischen Schülern und Polizisten sind viele verletzt worden, auf beiden Seiten. Die Bewegung flaut nicht ab, im Gegenteil: Sie wächst. Manche Boomer finden, es liege eine Schwade 68 über Paris, doch das ist ein unsinniger Vergleich. Im Mai 1968 lehnte sich die Jugend aus den schönen Vierteln gegen Patriarchat und Kirche auf, gegen steife Konventionen aus einer überholten Zeit. Die Gymnasiasten aus den Banlieues, den Vorstädten, die diese Protestwelle jetzt ausgelöst haben, fordern nur das Mindeste. Chancengleichheit mit den Gymnasiasten in den Stadtzentren zum Beispiel. Mehr Lehrer, damit der Unterricht nicht ständig ausfällt. Genügend Toilettenpapier auch, dichte Dächer, kleinere Klassen, einen würdigen Rahmen halt. Wenn das mal keine noble Causa ist. Oliver Meiler

eutsche Touristen im Ausland: Auf alle Eventualitäten vorbereitet, wandern sie mit ihren praktischen Outfits, die vom Scheitel (Leichtgewichtkappen) über den Rücken (ultraleichte, dabei ultrabelastbare Rucksäcke) bis zur Sohle (extrem widerstandsfähige Sandalen) insgesamt höchstens 27 Gramm wiegen, durch Paris, Prag oder Palermo. Sie haben sich aus ihren natürlichen Habitaten, den rudimentären Zeltplätzen in B-Lage, die sie so lieben, eben weil es dort weder fließendes Wasser noch Sanitäranlagen gibt, in die dichten Besiedelungsgebiete vorgewagt.

Die Einheimischen begegnen den Gästen mit nie abreißender Faszination: Was sind das für rätselhafte Wesen, mit Merinokurzarmhemden, atmungsaktiver als ihre Lungen? Woher kommt sie wohl, ihre charakteristische, gut gelaunte Stillosigkeit, die so schwer mit der Menschenwürde vereinbar ist?

Der Funktionalitätsfetisch bei gleichzeitiger Komfortparanoia, wie er so vielen Deutschen inhärent ist, zeigt sich neben dem Camping als solchem auch in der Sprache, etwa an verbreiteten Motivationssprüchen wie: „Es geht auch mal ohne Spaß.“ Oder: „Es gibt kein schlechtes Wetter, nur schlechte Ausrüstung.“ Geradezu emblematisch ist der berühmteste Satz der deutschen Radsportgeschichte. Er beschreibt die deutsche Seele besser, als Goethe es vermocht hat: „Quäl dich, du Sau!“ Mit diesen Worten schrie während der Tour de France 1997 auf dem Col de Hundsrück der Radprofi Udo Bölts seinen schwächelnden Teamkollegen Jan Ullrich an. Die Sau Ullrich quälte sich und gewann die Tour. Bölts vertreibt heute unter anderem Fahrradhosen, auf deren Gesäß der Spruch prangt.

Luxusfeindlichkeit als Ausweis moralischer Überlegenheit darf auf keinen Fall gewinnen

Wenn er allerdings noch mal richtig Geld machen will, sollte er sein Sortiment erweitern: auf brettharte Isomatten und windige Zelte. Dann hätten all jene, die sich noch als echte Camper verstehen, nicht nur eine Behausung und Unterlage, die ihrer Lustschmerzvorstellung entspricht, sondern gleich auch eine Art Protestbanner. Nehmt das, vermeintlich spätrömisch dekadente Nachbarn, die Ihr Euch die Schwäche leistet, in einem Mobile Home zu nächtigen!

Es verwundert nicht, dass neue Wohnmobile mit ebenerdiger Glasdusche, Wäschetrockner oder Garage für den Porsche, wie sie kürzlich auf der Campingmesse „Caravan Salon“ in Düsseldorf vorgestellt wurden, in der Szene der Wurfzel- tultras für Spott und Empörung sorgen.

Im Camping-Kultur-kampf richtet sich der Zorn der Traditionalisten gegen die da oben, in ihren erdbebensicheren Villen auf Rädern, die sich zu schade dafür sind, auf dem Boden zu schlafen.

Denn die da oben wissen nicht, wie sich der verzweifelte Versuch anfühlt, einen Hering in den pinienwurzeldurchzogenen Sandboden zu hämmern. Wie der Hammer niedergeht auf den Fingernagel. Wie der Hering sich krümmt unter der Wucht der Schläge. Sie wissen das nicht, also: wissen sie gar nichts.

Angesichts dieser un- versöhnlichen Verhältnis- se ist es an der Zeit für eine Gegenrede in Richtung all jener Survivalprofis, die ihren gefühlten Vorsprung an Lebenstauglichkeit als tität vorstehen.

Teil ihrer Identität verstehen.

Auch wenn es sich so anfühlen mag: Luxus nicht zu brauchen, ist keine Leistung. Wobei sich die Absender dieses unverlangten Bekenntnisses („Also, ich brauche ja keinen Luxus.“) wohl sowieso eher eine Auszeichnung aus dem bescheidenen Plastik wünschen würden, aus dem auch einfache Plumpsklos gemacht sind.

Luxusfeindlichkeit als Ausweis moralischer und camperischer Überlegenheit darf auf keinen Fall gewinnen. Wenn überhaupt, bedarf es einer Einung. Auf gute Nachbarschaft, auch auf Fünf-Sterne-Plätzen, auch in Zukunft. Auch nach einer polemischen Einlassung wie dieser. So, und jetzt erst mal die Badehose in den Campingtrockner. Und klar, die Außensteckdose dürft ihr natürlich mitbenutzen. Bernhard Hec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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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r Messe „Caravan Salon“ wurden kürzlich Wohnmobile mit Glasdusche, Wäschetrockner und einer Porsche-Garage präsentiert. Kein Witz.

uf einer Landzunge in einem Pinienwald nahe Venedig liegt direkt an der Adria einer der wohl größten Campingplätze Europas: 3000 Stellplätze, mehr als ein Dutzend Restaurants und ein riesiger Aqua Park. Die Nacht kostet für eine vierköpfige Familie während der Hauptsaison locker 120 Euro. Und Luxus-Campingdörfer wie das besagte „Marina di Venezia“ sind wohl keineswegs das Ende, sondern nur der vorläufige Zwischenstand einer Entwicklung, die seit Jahrzehnten anhält.

die seit Jahrzehnten anhält. Im Grunde ist es eine Evolution im Kleinen.

Diese Evolution lässt sich mit dem Prinzip „Survival of the biggest“ umschreiben, gemeint ist die Allgegenwart des größten, nein, des allergrößten Wohnmobils. Durch diesen Camper-Darwinismus ist inzwischen eine ganz andere Urlaubsart, wenn nicht gar Urlaubsgattung entstanden, die die weniger breitbeinigen und nicht so hochgerüsteten Camper in die hintersten Nischen des Zeltplatzes verdrängt hat.

Camping-Urlaub verläuft heute oft nach dem Prinzip „Survival of the biggest“

Mit Camping im herkömmlichen Sinne haben die mitgebrachten Wohnmobile oder die vor Ort zu mietenden Mobil Homes gerade noch den Stammbaum gemeinsam. Findet Camping – das sich in der Tourismus-Steinzeit noch mit „Zelten“ übersetzen ließ – laut Wortherkunft doch auf einem Campus, also einem Feld, einer freien Fläche, einem Lagerplatz, statt. Hier schwingt bereits das Sparsame, das Spartanische, das Wilde mit. In dieser Logik könnte man eine Hauskatze heute ebenso gut Säbelzahntiger nennen, nur weil die beiden irgendwie miteinander verwandt sind. Denn vom Ur-Camper ist inzwischen nur noch so wenig übrig wie vom Säbelzahntiger.

Tatsächlich gibt es heute bereits Campingplätze, die keine Zelte mehr erlauben. Schon rein aus dem Grund der Urlaubsdiversität gehört der klassische Camper daher unter Artenschutz gestellt. War doch das Camping immer jene Urlaubsform, bei welcher der einkommensbedingt kostenbewusste Familienvater seinen vier Kindern einen Abenteuerurlaub versprechen konnte, ohne sich als geizig zu outen. Insofern war das Campen die demokratischste und zugleich anarchischste aller Urlaubsformen. Sie funktionierte im Normalfall mit einem Minimum an Planung und sogar ohne Reservierung, man fuhr einfach mal hin. Campingplätze waren das Refugium der Kurzentschlossenen und der Urlaubsnomaden.

Heute verstopfen Besserverdienende mit ihren linienbuslangen Vehikeln erst den

Einheimischen zwischen Nordkap und Südspanien die Straßen, um anschließend dank Parkhilfe eine Monate im Voraus gebuchte Fläche zum Preis eines Vier-Sterne-Hotels zuzustellen. Und die ist in der Regel längst kein Feld mehr, sondern eine begradigte, abgemessene Parzelle mit dem Charme eines Siebzigerjahre-Wohnblocks. Jegliches Abenteuer, jegliche Individualität, jedwede Spontaneität wird dabei herausgepresst wie das Tubentomatenmark auf jene vom Lidl importierten Nudeln, welche viele der Super-Camper vor ihrem Luxus-Gefährt paradoxerweise löffeln.

Als Fortschrittsbrutalo ließe sich mit Blick auf verstopfte Straßen und Zeltsterben sagen: Na ja, das ist eben der Lauf der Dinge.

Tatsächlich steht auch nirgendwo geschrieben, dass Camping eine Art Selbstkasteiung für Ökos sein muss. Stellt sich nur die Frage, warum die sonst so Fortschrittsverliebten mit dem Begriff Camping eine Naturverbundenheit suggerieren möchten, die es an vielen Plätzchen schlichtweg nicht mehr gibt, weil der Luxus Einzug gehalten hat.

Erstaunlicherweise werden Wortneuschöpfungen bei anderen Freizeit-Tätigkeiten sonst einigermaßen inflationär gebraucht. Trailrunning heißt ja auch nicht mehr Wandern und kein Mensch würde das Stand-up-Paddle-Boarding als Floßfahren bezeichnen. Vielleicht sollte für das vermeintliche Camping einfach ein neuer, treffenderer Begriff her. Auto-Hotellerie? Motorhoming? Oder doch Freilandhaltung für Urlauber? Dominik Prantl

Wenn Erinnerung unsichtbar wird

Ausgerechnet in einer Zeit des wachsenden Extremismus lassen Bürokraten den Rastatter Gedenkort an die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schließen. Warum fällt es so schwer, in diesem Land an die Vorkämpfer der Demokratie zu erinnern?

Von Joachim Käppner

A m vergangenen Sonntag haben sie vor dem Rastatter Schloss demonstriert und dabei schwarz-rot-goldene Fahnen geschwenkt. Und nein,

dies war gewiss kein Aufzug der AfD, sondern eines durch und durch demokratisch gesonnenen Vereins. Die Rechtspopulisten versuchen nämlich, die traditionellen Farben der Republik zu usurpieren, und Linke tun ihnen nur einen Gefallen, wenn sie abschätzig oder schaudernd die „Deutschlandfahne“ ablehnen. Genau deswegen sagte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diese Woche auf einer Demonstration für die Demokratie in Berlin: „Wir tragen auch die Farben Schwarz-Rot-Gold als die Farben der freiheitlichen Deutschen. Und deswegen werden wir uns von den Rechtsextremisten und den Faschisten Schwarz-Rot-Gold niemals nehmen lassen.“

Schwarz-Rot-Gold, das war seit dem frühen 19. Jahrhundert das Symbol der deutschen Einheit in Freiheit, es waren die Farben der gescheiterten Revolution von 1848/49, verboten in der Nazidiktatur, es sind die Farben der Republik. Und im Ehrenhof des Schlosses von Rastatt begehrten im Mai 1849 die Soldaten des badischen Markgrafen gegen den Regenten auf und schlossen sich der demokratischen Aufstandsbewegung an; hier war die letzte Bastion der kurzlebigen deutschen Freiheit, bevor Preußens „Kartätschenprinz“ Wilhelm, der spätere deutsche Kaiser von 1871 an, die Revolutionäre niederwerfen und in der Festung Rastatt so viele von ihnen exekutieren ließ.

Und genau hier, im Schloss von Rastatt, sah der progressivste aller Bundespräsidenten, Gustav Heinemann, 1974 den richtigen Ort, um die Erinnerungsstätte für die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zu gründen: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und rechtsstaatliche Ordnung war ein alter Traum auch in unserem Land.“ Doch nun ist diese Erinnerungsstätte geschlossen, auf unbestimmte Zeit – und dagegen haben am 3. Oktober, de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in Freiheit, mehrere Hundert Menschen protestiert: „Das Unsichtbarwerden von deutscher Freiheitsgeschichte am zentralen Erinnerungsort Rastatt stößt auf unser Unverständnis und Entsetzen“, sagte dort der frühere Vorsitzende des Fördervereins der Erinnerungsstätte, Gunter Kaufmann.

Mit dabei war der Freiburger Professor für Amerikastudien Wolfgang Hochbruck, der auch im Förderverein der Gedenkstätte engagiert ist. Es sei, sagt Hochbruck, „einfach lächerlich und der Sache völlig unangemessen, ausgerechnet jetzt die Erinnerungsstätte dichtzumachen, ohne dass jemand wüsste, wann sie wieder öffnet“. Ausgerechnet jetzt, das heißt: in einer Zeit des erstarkenden Extremismus und um sich greifender Demokratiemüdigkeit. Da sei die Schließung „das völlig falsche Signal“. Er will den beteiligten Institutionen keine finsteren Absichten unterstellen – schuld sei „ein bürokratisches Klein-Klein“.

In der Tat scheint die Erinnerung an die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derzeit im Irrgarten des deutschen Föderalismus verloren zu gehen. Jonas Weber, früher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r SPD-Landtagsabgeordneter und Vorsitzender des Fördervereins der Rastatter Erinnerungsstätte, sagt nüchtern: „Wir haben den Eindruck, man trocknet das Freiheitsmuseum langsam aus.“

Für dieses sind nämlich diverse Ämter gemeinsam zuständig, allen voran das Bundesarchiv als Träger und das Land Baden-Württemberg. Der Bund zahlt das meiste inklusive der Gehälter des kleinen Gedenkstätten-Teams, das Land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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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und rechtsstaatliche Ordnung war ein alter Traum auch in unserem Land.“

Gustav Heinemann, 1974

Die Bundesfahne vor der Erinnerungsstätte an die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in Rastatt. Großes Bild: Schwarz-Rot-Gold sind die Farben der deutschen Republik: Barrikadenkämpfe während der Revolution 1848 in Berlin. FOTOS: BUNDESARCHIV,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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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Sprecher des Bundesarchivs teilt auf Anfrage mit: Man habe beim Brandschutz „schwerwiegende Mängel, teilweise der höchsten Gefährdungskategorie, festgestellt. Um seinen Pflichten als Betreiber nachzukommen und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 sowie Beschäftigte zu schützen, sah sich das Bundesarchiv daher gezwungen, die Erinnerungsstätte zum 1. August 2026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zu schließen“. Für den Umbau und damit die Kosten zuständig sei indessen das Land, mit dem man „bislang trotz aller Bemühungen des Bundesarchivs keinen Konsens gefunden“ habe. Dem Finanzministerium Baden-Württemberg zufolge sei es in das Brandschutzgutachten nicht eingebunden gewesen, doch sei das Land an einer baldigen Wiedereröffnung der Erinnerungsstätte interessiert. So streiten die Behörden.

Dem Vernehmen nach laufen Gespräche zwischen Bund, Stadt und Land, auch ist demnächst eine gemeinsame Begehung geplant, freilich ohne bislang zu einer Lösung zu führen oder gar einen Termin für die Wiedereröffnung zu beschließen. Die steht derzeit in den Sternen, was sogar den Bundespräsidenten intervenieren ließ, dem Jonas Weber eigens geschrieben hatte. Frank-Walter Steinmeier, dem das Gedenken an die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ist, hat die beteiligten Behörden vor wenigen Tagen dazu aufgerufen, zügig eine Lösung zu finden.

Eigentlich kann das nicht so schwer sein. Dabei vermutet der Förderverein, dass es sich bei den Kosten nur um einige Tausend, maximal 20 000 Euro handele und es lediglich darum gehe, wegen strenger gewordener Vorschriften neue Brandschutztüren an den Fluchtwegen zu errichten und Ähnliches. Die Ämter geben keine genauen Zahlen heraus. Jonas Weber: „Im Zweifel hätte der Förderverein die Summe selber durch Spenden zusammengebracht. Aber leider wurden wir nicht gefragt.“ Das Bundesarchiv, so Weber, habe dies dem Förderverein aber untersagt. Der bezahle nun die Kosten für die in städtische Räume ausgewichene Sonderausstellung „Schwestern, zerreißt eure Ketten. Frauen und die Revolution 1848/49“.

Was macht diese älteste Gedenkstätte an ein anderes, ein besseres Deutschland so bedeutsam? Keiner hat das treffender formuliert als ihr Gründer. Deutschlands Traditionen, so forderte Heinemann 1974 in durchaus aktuell anmutenden Worten, gehören nicht „in die alleinige Erbpacht von Reaktionären, obgleich diese am lautstärksten von ihnen reden. (...) Es ist Zeit, dass ein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s Deutschland unsere Geschichte bis in die Schulbücher hinein anders schreibt“.

Wie Heinemann nur zu gut wusste, gibt es in der Geschichte einen entscheiden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deutschen Freiheitsbewegungen und amerikanischen, englischen oder französischen: In Deutschland haben sie allesamt verloren. Der Weg zur modernen Staatlichkeit, zur Einheit der Nation, die 1871 unter Preußens Führung gelang, war gerade nicht mit innerer Freiheit verbunden, der Obrigkeitsstaat blieb dominant.

„Wahr ist“, sagte Heinemann 1974 zur Eröffnung der Erinnerungsstätte, „dass die deutsche Erhebung von 1848/49 wie so manche Freiheitsbewegung niedergeschlagen wurde, und wahr ist auch, dass sich die Sieger mit den Fürstenkronen und ihre Diener nach Kräften darum bemüht haben, das Bild der Erinnerung daran bis in die Geschichtsbücher zu schmähen, zu verdunkeln, je nach Möglichkeit ganz zu tilgen.“ Dank seiner Gründung ist viel Licht in die Geschichte gekommen. Ungezählte Schulklassen haben hier im Rastatter Schloss gelernt, dass auch in Deutschland Bürger, Bauern, Arbeiter für die Freiheit kämpften; Bundespräsidenten haben hier gesprochen und viel andere Politprominenz.

Heinemann wusste genau, wovon er sprach. Sein Urgroßvater Jakob Walter hatte zu den 1848ern gezählt, dessen Brüder Karl und Friedrich kämpften in den Reihen der badischen Revolutionstruppen gegen die preußische Übermacht. Sie waren von dem demokratischen Geist erfüllt, den einer der Ihren, der Journalist Ernst Elsenhans, damals in so hoffnungsvolle Sätze fasste: „In den Kammern und Clubs, in Zeitungen und Volksversammlungen, auf den Bierbänken und sogar von den Kanzeln herab ward es verkündet – die neue Botschaft, dass nicht ein einzelner von Gottesgnaden, sondern das Volk souverän oder wie wir Leute sagen: Herr im Hause sei.“

Doch die Hoffnung trog. Elsenhans wurde von den Preußen füsiliert. Karl Walter starb an seinen Verletzungen in der Schlacht von Waghäusel, als sich die badischen Revolutionäre 1849 zäh und tapfer gegen die Übermacht schlugen. Bruder Friedrich gelang die Flucht in die USA.

All diese Namen, die in Deutschland noch immer zu wenige kennen. In den USA hat man den „Forty-Eighters“, die vor der Rache Preußen nach Amerika entkamen, dagegen Denkmäler gesetzt: Carl Schurz, der 1849 durch die Abwasserkanäle der Festung Rastatt vor Preußens Henkern floh, focht im Amerikanischen Bürgerkrieg 1861 bis 1865 gegen die Sklavenhalter der Südstaaten seinen zweiten Kampf um die Freiheit aus, diesmal erfolgreich. Ebenso der Vizekommandeur der badischen Revolutionsarmee, Franz Sigel, der 1861 die Deutschen in den USA gegen die Sklaverei mobilisierte und als General zur Niederlage des Südens beitrug. Gerade ist eine erste deutsche Biografie Sigels erschienen von Jürgen Dick: „Vom Achtundvierziger zum Forty-Eighter“. Namen, die man auch in Deutschland würdigen sollte,

„Deutsche Freiheitskämpfer, die am Ende sogar gewonnen haben – das haben wir ja nicht so oft“: Wolfgang Hochbruck. FOTO: PRIVAT

wie Wolfgang Hochbruck mit leichter Ironie sagt: „Dabei sind die Forty-Eighters deutsche Freiheitskämpfer, die am Ende sogar gewonnen haben – das haben wir ja nicht so oft.“

Gewiss ist im letzten Vierteljahrhundert vieles besser geworden, was die Erinnerung an deutsche Freiheitsbewegungen betrifft: 2023 wurde der 175. Jahrestag der 48er-Revolution groß begangen, 2025 der 500. Jahrestag des großen deutschen Bauernaufstandes 1525. Doch fehlt, im Gegensatz zu vielen Demokratien des Westens, noch immer die Verankerung im allgemeinen Geschichtsbewusstsein.

Längst wünschen sich nämlich viele nicht nur eine rasche Wiedereröffnung der Erinnerungsstätte, sondern auch deren komplette Neukonzeption. Die letzte große geschah 1998 zum 150. Jahrestag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welche das zentrale Thema der Ausstellung bildet – auch wenn einige Räume für das friedliche Aufbegehren der DDR-Bürger 1989 hinzukamen sowie einer für die „Forty-Eighters“, die Hochbruck so am Herzen liegen. Es gibt ein Konzept, das mehr Nutzerfreundlichkeit, Multimedia und die stärkere Würdigung anderer deutscher Freiheitskämpfe vorsieht, doch es ruht in den Schubladen der Kulturbürokratie, die bei knappen Kassen offenbar die Kosten scheut.

Dabei wäre es die Sache wert, sagt Wolfgang Hochbruck, der die Rolle der Erinnerungsstätte aus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sieht: „Dass die Demokratie verteidigt werden muss, liegt auch daran, dass wir bisher den nachwachsenden Generationen zu wenig positive Angebote zur Identifikation machen. Dabei haben wir einiges zu bieten, was in Rastatt bisher noch gar nicht abgebildet ist: die Mainzer Republikaner von 1793. Die aufständischen Matrosen von 1918.“ Wer Vorbilder sucht im Kampf um die Demokratie, wird in der Geschichte durchaus fündig: „Hier haben immer wieder Menschen für die Freiheit gekämpft, ihr Leben eingesetzt. Die Erinnerungsstätte müsste um ein Mehrfaches so groß ausgebaut werden.“

„Behüt dich Gott, es wär zu schön gewesen“: die großen Freiheitskämpfe

1525: „Als Adam grub und Eva spann, wo war denn da der Edelmann?“ Unter diesem Motto und der Fahne des Bundschuhs beginnt die große Bauernrevolte gegen hohe Abgabenlast und die Willkür von Adel und Kirche. Zahlreiche Burgen werden zerstört, in Memmingen die „Zwölf Artikel der Bauernschaft“ verkündet, eine der ersten schriftlichen Forderungen nach Freiheit in Europa. Doch die Revolution des Dritten Standes endet in einem Blutbad, als die Fürsten Landsknechtsheere schicken.

1813–1815: „Die wilde Jagd und die deutsche Jagd / auf ... (Henkers)blut und Tyrannen. / Drum die Ihr uns liebt, nicht geweint und geklagt! / Das Land ist ja frei und der Morgen tagt, /Wenn wir's auch erst sterbend gewannen!“ Pathos und Freiheitswillen der Befreiungskriege gegen Napoleon drückt das Gedicht „Lützows wilde Jagd“ von Theodor Körner aus. Zehntausende schließen sich den deutschen Heeren 1813/14 an, um Napoleons Besatzungsarmeen aus Deutschland zu vertreiben. Doch am Ende steht ein Verrat: Die deutschen erhalten nach dem Wiener Kongress 1815 weder Einheit noch Freiheit, die reaktionären Fürstenhäuser unterdrücken in der „Heiligen Allianz“ auch europaweit jede Opposition.

1848/49: „Er hängt an keinem Baume und er hängt an keinem Strick, / er hängt an seinem Traume von der freien Republik.“ Dieses Lied auf den badischen Revolutionär Friedrich Hecker fasst Größe und Tragik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schon zusammen.

Anfangs erfolgreich, zwang sie Deutschlands Monarchen, der Wahl ein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der Frankfurter Paulskirche zuzustimmen. Doch der Versuch, Demokratie zu wagen, scheitert an den Gegensätzen von Konservativen, Gemäßigten und Radikalen in der Versammlung und der Weigerung des preußischen Königs, die Kaiserkrone anzunehmen, an welcher „der Ludergeruch der Revolution“ hänge. Die Monarchen jagen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auseinander, die in der Pfalz und in Baden 1849 zwei blutige Nachspiele hat, als Revolutionäre die Macht ergreifen, aber von Preußen und seinen Verbündeten gewaltsam unterdrückt werden.

1918: Keine deutsche Revolution war anfangs so erfolgreich wie jene der Matrosen und Soldaten im November 1918 gegen eine Fortführung des längst verlorenen Ersten Weltkriegs. Der Aufstand fegt das Hohenzollernregime weg und erzwingt die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 von Weimar. Doch der Streit zwischen d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en USPD und SPD führt dazu, dass Militärs und alte Eliten in ihren Schlüsselpositionen bleiben und fortan die Republik nach Kräften torpedieren – mit fatalem Ende 1933. Schon 1919 schrieb Kurt Tucholsky in der Weltbühne eine Grabrede auf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Behüt dich Gott, es wär zu schön gewesen. / Behüt dich Gott, es hat nicht sollen sein.“

1933–1945: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war ebenso vielgestaltig wie zersplittert – und Sache einer tapferen Minderheit. Nicht alle von ihnen hatten demokratische Ziele, aber: Ob kommunistische oder sozialdemokratische Untergrundgruppen, bürgerliche Opposition oder der Militärwiderstand – diese Menschen riskierten und verloren oft ihr Leben im Kampf gegen die Nazidiktatur, die sie nicht zu stürzen vermochten. Am erfolgversprechendsten war das Bombenattentat der Offiziere auf Adolf Hitler in der „Wolfsschanze“ am 20. Juli 1944. Mit dem Anschlag scheiterte auch der geplante Umsturz.

1989: „Wir sind das Volk!“ Diese Parole, heute gern von den Rechtspopulisten vereinnahmt, war der Schlachtruf der friedlichen Revolution in der DDR 1989. Sie begann im Frühherbst und griffimmer mehr um sich, bis Hunderttausende Ostdeutsche demonstrierten. Ohne Rückhalt aus Moskau, dort regierte der Reformer Michael Gorbatschow, wagte das SED-Regime nicht die von manchen geforderte „Pekinger Lösung“, also den Einsatz massiver Gewalt. Nach vier Jahrzehnten brach die DDR wie ein Kartenhaus zusammen, am 9. November fiel die Mauer. Es war die erste deutsche Revolution, die wirklich die Freiheit brachte. Joachim Käppner

Sichtbarkeit

ROSALIE THOMASS ÜBER

Interview von Kathrin Hollmer

SZ: Frau Thomass, Sie posten auf Instagram immer wieder Ihre Erlebnisse mit Männern in der Bahn, die Ihnen auffallen, weil sie laut telefonieren oder sich so ausbreiten, dass sie andere Fahrgäste stören. Was bezwecken Sie damit?

Rosalie Thomass: Erst mal Menschen zum Lachen zu bringen. Mir ist aufgefallen, dass ich diesen Raum, der eigentlich allen zur Verfügung steht, oft nicht nutzen kann für das, was ich in der Zeit gerne machen würde: arbeiten, in Ruhe lesen oder einfach aus dem Fenster starren. Fast immer ist da ein Mann, der alle um ihn herum mit seinen Business-Calls stört. Mit Noise-Cancelling-Kopfhörern verliert man das Gefühl für die Umgebung – falls man denn eines hat – und checkt nicht, wie laut man ist. In der Bahn ist man dem ausgeliefert, da habe ich so eine Wut bekommen, dass ich einen kreativen Umgang damit gesucht habe.

FOTO: LINDA ROSA SAAL/LINDA ROSA SAAL

Sagen Sie auch mal was zu den Männern?

Schon öfter. Einmal war an einem Sonntag eine laut pöbelnde Männergruppe im Bordbistro, die haben gesoffen und sogar geraucht, da bin ich hin und hab gesagt: Jungs, muss das sein, andere Leute wollen arbeiten. Da haben die sich vor mir aufgebaut, so aggressiv, dass ich Angst bekommen habe, auch weil sich keiner der anderen Fahrgäste hinter mich gestellt hat.

Uff. Und dann?

Ich bin zur Zugbegleiterin, aber die sagte, dass sie da gar nichts macht, weil sie, Zitat, „keine Lust hat, abgestochen zu werden“. Diese Typen entscheiden nicht nur, ob es laut oder leise ist, sondern auch, wer sich sicher fühlen kann und wer nicht. Als Gesellschaft müssen wir Räume schützen, die für alle da sind. Ich glaube, es ist richtig, auch im Kleinen streng zu sein, sich für demokratische Werte und ein respektvolles Miteinander einzusetzen – ich bin gerne streng. Genauso wie wir nicht wegsehen dürfen bei rassistischen Äußerungen, Übergriffen oder frauenfeindlichen Witzen, die es letztlich legitimieren, Frauen abzuwerten.

Abwertung ist ein großes Thema in Daniela Dröschers Bestseller „Lügen über meine Mutter“. Darin wird eine Frau von ihrem Mann schikaniert, weil sie seiner Meinung nach zu dick sei. Sie spielen nicht nur die Hauptrolle, sondern haben auch selbst das Drehbuch geschrieben. Was hat die Romanvorlage mit Ihnen gemacht?

Der Roman spielt im Mikrokosmos Kleinfamilie im Achtzigerjahre-Westdeutschland und hat viele Ebenen: Er erzählt aus Sicht der Tochter, die ihre Mutter schonungslos, aber liebevoll betrachtet, und offenbart, wie wenig Unterstützung diese Generation hatte. Was waren die oft einsam! Die Hauptfigur Cornelia wird von ihrem Mann abgewertet, weil er ihr die Schuld gibt, dass er keine Karriere macht ohne „vorzeigbare“ Frau. Dass sie ihr eigenes Geld verdienen will, ist eine Bedrohung für ihn. Auch ihre Eltern und ihre Schwiegermutter halten sie klein.

Und dann haben Sie sich um die Rechte beworben?

Ich habe Daniela eine Art Liebesbrief geschrieben und dargelegt, warum ich den Film unbedingt machen will. Ich wollte diese Heldin sichtbar machen, die auch als eine selbstbestimmte, begabte Frau nicht davor sicher ist, in einer toxischen Beziehung zu landen. Ihr Mann war ja nicht immer so, das sind sie nie. Anfangs übernimmt er die Steuererklärung, wie nett, irgendwann hat sie keinen Zugriff mehr auf ein Konto und kann sich nicht trennen. Mich interessiert der Mechanismus von psychischer Gewalt: Dein Vertrauter, mit dem du eine Liebesgeschichte teilst, sagt dir jeden Tag, dass mit dir etwas nicht stimmt. In diesem Fall hat er sich den Körper ausgesucht.

Zur Person

Im Roman ist die Vorstellung von diesem Körper allein der eigenen Fantasie überlassen. Man findet weder eine Kleidergröße noch eine Kilogrammangabe. Ich bin beim Lesen so erschrocken, weil ich dachte: Jetzt schreib doch mal, wie schwer sie ist! Sonst weiß ich ja nicht, ob er nicht vielleicht recht hat. Als stünde mir das zu, jemanden anhand einer Kleidergröße zu bewerten! Auch ich bin nicht frei von dieser Prägung.

Rosalie Thomass, 39, wuchs in München auf. Bereits mit zehn Jahren spielte sie im Münchner Volkstheater und hatte mit 17 ihren Durchbruch als Schauspielerin in Dominik Grafs „Polizeiruf 110: Er sollte tot“. Für ihre Rolle wurde sie mit dem Grimme-Preis ausgezeichnet. Danach spielte sie unter anderem in Marcus H. Rosenmüllers Heimatfilmtrilogie über das Erwachsenwerden in der bayerischen Provinz und Doris Dörries Drama „Grüße aus Fukushima“. Für die Kinoadaption von Daniela Dröschers Bestseller „Lügen über meine Mutter“ schrieb sie das Drehbuch und spielt die Hauptrolle. Der Film läuft von 8. Oktober an im Kino, am 25. Oktober ist sie zum ersten Mal als neue Ermittlerin im Franken-„Tatort“ zu sehen. Thomass lebt mit ihrem Mann und ihren Kindern in München.

Wie haben Sie das im Film übersetzt? Wir spielen mit Perspektiven. Die Kamera filmt zum Beispiel aus der Sicht ihrer Tochter, die unter dem Tisch spielt, von unten betrachtet wirkt man schwerer. Die Zuschauer sollen zweifeln, ob Cornelia noch mal zugenommen hat. Was ziemlich lustig ist, denn bisher war es immer andersherum: Egal, in welcher Form ich war, ging es bei jeder Kostümprobe hauptsächlich darum, was „schlank“ macht.

Wie läuft so eine Anprobe genau ab? Man muss sich manchmal bis auf die Unterhose ausziehen und wird vermessen, bevor die Kostüme für den Dreh ausgesucht und angepasst werden. Ich erlebe da oft eine gewisse Ratlosigkeit meinem Körper gegenüber. Dabei trage ich die Durchschnittsgröße in Deutschland, aber anscheinend wird es nicht unterrichtet, diese Körperform einzukleiden? Ich höre dann Sätze wie: Eine kurze Hose geht ja leider nicht bei dir. Oder: Deine Arme willst du ja sicher nicht zeigen. Wie hält man das aus?

Das kommt auf meinen Zyklus-Tag an, aber meistens bin ich frech und frage: Wieso denn nicht? Was ist denn mit meinen Armen, stören die dich? Ich habe einen sehr widerspenstigen Charakter und Spaß daran, dass meine Existenz anscheinend ausreicht als Provokation. Es gibt aber auch Momente, die stecke ich nicht einfach so weg. Eine Kostümbildnerin hat mal gefragt: Wie lange ist das noch mal her, dass du dein Kind bekommen hast? – Drei Jahre. Und sie fragte „Wirklich?“ und musterte mich entgeistert von oben bis unten.

Was haben Sie dann gemacht?

Ich vergegenwärtige mir dann, dass das nichts mit mir zu tun hat, sondern mit der Person, die kommentiert. In meinem Berufsleben habe ich phasenweise mehr Feedback auf meinen Körper bekommen als auf meine eigentliche Arbeit. Ich habe sogar oft Mitgefühl, weil ich denke, so redet die Person wahrscheinlich auch mit sich selbst. Trotzdem bin ich nicht aus Stein. Nach dem Spruch habe ich meinen Coach angerufen. Ich kann nicht vor die Kamera treten, wenn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unansehnlich bin. Ich muss mich schon wohlfühlen.

Wie sind die Anproben für Ihren Film gelaufen?

Ich habe für den Film zugenommen, weil ich das so wollte, und es war wirklich ein Genuss, auf die Suche zu gehen: Wie sehe ich in der Szene noch ein bisschen wuchtiger aus? Was trägt auf? Ich fand das wahnsinnig befreiend! Jetzt musste ich mir selbst diesen Film schreiben, damit mein Körper endlich mal kein Hindernis ist, sondern als mein Werkzeug will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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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habe einen sehr widerspenstigen Charakter und Spaß daran, dass meine Existenz anscheinend ausreicht als Provokation.“

Wenn Schauspielerinnen und Schauspieler für Rollen zunehmen, erzählen sie in Interviews hinterher oft, wie schnell sie die Kilos wieder verloren haben.

Ich dachte auch erst, dass ich schnell wieder zurück in meine „normale“ Form muss, damit die Leute in der Branche nicht denken, dass ich jetzt für immer so aussehe. Und dann musste ich lachen, denn ich kann doch nicht diesen Film machen und mir danach eine App runterladen, mit der ich meine Proteine zähle! Ich nenne keine Kilos, weil das triggern kann, und ich habe entschieden, mich nicht zu stressen. Damit lebe ich ziemlich gut. Ich meine: Man kann dieses Spiel ohnehin nicht gewinnen.

Wie meinen Sie das?

Die einen sagen: Schade, dass du wieder abgenommen hast, stand dir so gut. Die anderen: Da hat das Essen im Urlaub aber geschmeckt! Falls ich irgendwelche Rollen deswegen nicht bekomme, sagt das nichts über mich aus, sondern über unsere Sehgewohnheiten. Sobald man die Struktur dahinter versteht, ist es viel einfacher, davon Abstand zu nehmen. Ich meine, wer hat etwas davon, wenn wir die ganze Zeit hungrig sind und Cellulite-Cremes kaufen? Ich habe davon nichts.

Frau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gesellschaftlich immer mehr Raum eingenommen, doch dem aktuellen Körperbild zufolge sollen sie wieder möglichst wenig sein.

Ich beschäftige mich gerade mit dem Zusammenhang zwischen Körperkult und dem Erstarken faschistischer Strömungen und habe dabei den Begriff „Body Facism“ gefunden. Er beschreibt diesen sehr engen Korridor, in dem ein Körper als „gut“ gilt, und wie sehr wir uns durch den Körperkult einschränken: Wenn du dich auf deinen Körper fixierst, hast du keine anderen Kapazitäten. Wie sollst du so CEO werden, einen Verlag gründen oder das Klima retten? Ich kann für meinen Beruf Sport zur Priorität erklären – oder für meine mentale Gesundheit. Aber nicht, um einem sehr eng gesteckten Kö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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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iner Agentur im Münchner Glockenbachviertel hat sich Rosalie Thomass ihr Büro für den Tag eingerichtet. Gerade hat die Schauspielerin und Drehbuchautorin ein Interview per Video geführt, nun klappt sie ihren Laptop zu und ist sofort beim Thema: dass Frauen sich immer wieder aufs Neue Raum erkämpfen müssen – gerade heute, wenn sie dem aktuellen Körperbild entsprechend möglichst wenig davon einnehmen sollen.

ideal zu entsprechen. Wie viel Kraft das kostet, habe ich schon als Kind mitbekommen. Ich bin mit einer Mutter aufgewachsen, die ständig auf Diät war. Dabei war sie eine wahnsinnig schöne Frau, von außen wurde sie ganz anders gesehen, als sie sich selbst wahrgenommen hat. Früher betrieben Mütter und Großmütter oft hartes Bodyshaming gegen ihre Töchter. Hat Ihre Mutter das an Sie weitergegeben?

Klar. „Muss das sein?“, „Der Minirock ist nicht vorteilhaft“ – dieses Wort habe ich so gefressen! Den Rock habe ich dann natürlich extra angezogen. Wenn ich heute Fotos aus der Zeit sehe, frage ich mich, warum sie das so wahrgenommen hat. Und wie krass, dass ich das geglaubt habe!

In der Grundschule wurde ich wegen meines Körpers gemobbt, in der sechsten Klasse habe ich meine erste Diät gemacht und war stolz, dass ich abgenommen habe. Heute empfinde ich Scham, dass ich da mitgemacht habe, und Mitgefühl mit meinem jungen Ich. Ich kann heute auch meine Mutter milde betrachten, als Teil des Systems.

Wie ging es bei Ihnen nach der sechsten Klasse weiter?

Ich war mit zwölf schon so groß wie heute, das kann ich nun mal nicht ändern, darum habe ich damals beschlossen, dass ich nicht mehr mitmache bei diesem Reinpassen-Wollen.

Welches Körperbild vermitteln Sie Ihren Kindern?

Egal, ob Tochter oder Sohn – heute ist das ja leider auch für Jungs ein Thema, die vergleichen auf dem Schulhof ihre Six- und Eightpacks und streiten mit den Eltern, ob sie Proteinshakes kriegen. Wir sprechen daheim zum Beispiel darüber, dass es unterschiedliche Körperformen gibt. Ansonsten ist es in unserer Familie kein Thema, wie man aussieht, ob jemand zu- oder abgenommen hat.

Gerade Frauenkörper können nie einfach nur existieren. Zuletzt kam noch ein neuer Begriff dazu: der „Carbonara-Körper“, für Frauen, die trainieren, um stark, aber nicht dünn zu sein. Mein erster Reflex: Das ist meine Körperform, hier gehöre ich dazu! Auch da bin ich wieder in die Falle getappt. Mich hat dann schnell genervt, dass man Frauenkörpern immer ein Label aufdrücken muss. Ist Body-Positivity gescheitert? Dafür ist der Backlash zu stark: Ozempic, Skinny-Tok und die Manosphere, das bäumt sich gerade auf wie so ein alter patriarchaler Gichtl, was doch im Umkehrschluss nur heißen kann, dass wir schon sehr weit gekommen sind. Jetzt müssen wir stabil bleiben und dürfen uns den Raum nicht mehr nehmen lassen. Anders als in den Achtzigern haben wir heute Zugang zu anderen Vorbildern. Wir haben es in der Hand, ob wir auf Social Media nur normschönen Models folgen. Man kann seinen Feed kuratieren, seinen Augen und seiner Seele etwas Gutes tun. Da entdeckt man tolle, kluge, überwältigende Menschen, und der Körper ist am Ende das Uninteressanteste.

Sowohl im Roman als auch in Ihrem Film hat die Hauptfigur Cornelia selbst kein Problem mit ihrem Körper. Im Film wirkt sie sogar noch sicherer in ihrer Überzeugung.

Das Drehbuch ist meine persönliche Interpretation, und ich brauche immer Hoffnung. Beim Lesen wollte ich die Freundin für sie sein, die sie nicht hatte und die sie stärkt: Du musst dir das nicht gefallen lassen. Ich wollte auch das Potenzial dieses Paares zeigen, dass man sieht, dass Werner den Körper seiner Frau eigentlich ganz gut findet. Viele Männer spricht das sexuell an, aber sie wollen nicht, dass das jemand weiß, weil es schambehaftet ist. Darum habe ich eine Sexszene dazu erfunden.

Dabei sagten Sie einmal, dass Sie bei einer Rolle sofort zusagen, wenn im Drehbuch keine Nacktszene vorkommt. Und hier habe ich mir selbst eine geschrieben. Mir ging es nie darum, meinen Körper nicht zeigen zu wollen. Generell sind Nacktszenen aber nur selten notwendig, weil sie nichts erzählen. Ich diskutiere inzwischen viel raus. Das geht ganz einfach, indem man bei der Drehbuchbesprechung fragt, wofür man die Szene denn braucht? Wenn es darauf keine Antwort gibt, hat sich die Sache erled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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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man Grenzen setzt, ist man schnell ,anstrengend' oder ,schwierig'. Aber wenn das die Definition ist, dann bin ich das gerne.“

Das Thema begleitet Sie schon fast Ihre gesamte Karriere. Bereits mit 17 spielten Sie eine Zwangsprostituierte im „Polizeiruf“.

Es war gleichzeitig eine riesige Chance und eine krasse Zumutung. Ich habe angefangen zu rauchen, weil ich in der Rolle 20 selbstgedrehte Zigaretten am Tag rauchen sollte. Einmal bin ich zusammengebrochen und konnte nicht mehr aufhören zu heulen, das war beängstigend.

Das kann man sich heute gar nicht mehr vorstellen.

Trotzdem würde ich es nicht missen wollen. Natürlich gab es in meinem Berufsleben Situationen, da wünsche ich mir rückblickend, ich hätte etwas gesagt. Wenn ich heute als Hauptdarstellerin mitbekomme, dass sich jemand nicht wohlfühlt, sehe ich es deshalb als Verantwortung, mich für sie oder ihn einzusetzen. Mir fällt das inzwischen leichter, nur das Feedback ist oft nicht schön. Wenn man Grenzen setzt, ist man schnell „anstrengend“ oder „schwierig“. Aber wenn das die Definition ist, dann bin ich das gerne.

Sie spielen immer wieder unangepasste Frauen: Als Abschleppwagenfahrerin in „Jackpot“ stehlen Sie einem Gangster Geld, in „Eine unerhörte Frau“ legen Sie sich für Ihr Kind mit Ärzten und Ihrem ganzen Heimatdorf an. Ab Ende Oktober ermitteln Sie als „Tatort“-Kommissarin in Franken. Wie unangepasst können Sie da sein?

Ich konnte meine Figur mitentwickeln. Sie ist ein wenig schrullig, ähnlich wie ihr Kollege, den Fabian Hinrichs spielt, aber bodenständiger und direkter, zum Beispiel, wenn sie einfach nachfragt, was das soll, wenn der Kollege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Aufgaben verteilt. Solche Figuren zu schaffen, macht mir Spaß.

Vor „Lügen über meine Mutter“ haben Sie an der deutschen Adaption der dänischen Komödie „Jagdsaison“ mitgeschrieben. Und Sie sollen noch ein weiteres Drehbuch in der Schublade haben. Das ist eine Mutter-Tochter-Komödie, erst letztens habe ich wieder eine Absage bekommen mit der Begründung: Das können wir nicht drehen, solche Frauen gibt es nicht. Da sage ich: Eine sitzt vor Ihnen. Welche Frauen wollen Sie im Film sichtbar machen?

Solche, die ich selbst gerne sehen würde. Frauen, denen wir erlauben, wütend zu sein, frustriert, schräg und peinlich, witzig, auch mal derb. Ein wenig wie die in „Jagdsaison“. Mir sagen Frauen oft, dass sie sich in meinen Frauenfiguren wiederfinden, das ermutigt mich sehr. Ich sehe es als Aufgabe, Frauen in ihrer Vielfalt abzubilden. Auf dem Buchmarkt passiert das, im TV, auch die Streamer machen das ganz gut, nur das Kino tut sich noch schwer.

Woran liegt das?

Worlan liegt das: Ich weiß es auch nicht. Männer bekommen oft mehrere Anläufe zugestanden, bis ein Film funktioniert. In Filmemacherinnen wird weniger investiert. Auch diesen Raum müssen wir uns immer wieder neu erkämpfen. Zum Glück bin ich von Natur aus beharrlich.

„DIE ERZIEHUNGS-BERECHTIGTEN“

Birthday Blues Unsere Kolumnistin hat irgendwann aufgehört, groß Geburtstag zu feiern. Wie gut, dass ihre Tochter dieses Schluffitum nicht mehr hinnimmt.

eulich stieß ich im Internet auf den schönen Begriff „Birthday Blues“ und fühlte mich gleich angesprochen.

Nicht, weil ich mich dem Longevity-Zeitgeist verpflichtet fühle und Altern für toxisches Zeug aus dem letzten Jahrhundert halte. Ich tendiere auch nicht dazu, an meinem Geburtstag den großen Abgleich anzustellen, was ich alles erreicht beziehungsweise nicht erreicht habe in diesem doch fortgeschrittenen Leben. Nein, der „Birthday Blues“ bringt aus dem einfachen Grund etwas in mir zum Klingen, weil ich meinen Geburts- tag seit geraumer Zeit nicht mehr im großen Stil gefeiert habe. Genauer gesagt habe ich ihn nicht mehr groß gefeiert, seitdem meine Tochter vor mehr als vier Jahren auf die Welt gekommen ist, was jetzt trister klingt, als es sich anfühlt. Hielt ich es vor zehn Jahren noch so, dass ich mindestens eine halbe Woche lang feierte – Präparty mit den Weitangereisten, was sich immer als die beste Party herausstellte, gefolgt von der eigentlichen Party, für die ich Berge von Essen herankarrte, und schließlich Nachparty mit all jenen, die es nicht geschafft hatten, wieder abzureisen –, fühle ich mich jetzt so, als hätte ich all die Feier-Energien in den Zehnerjahren verschossen und bin einfach nur froh, wenn die ganze Geburtstags-Chose durch ist.

Die Geburt von Kindern lässt den eigenen Geburtstag nebensächlich erscheinen

Aber woher kommt diese fortschreitende Geburtstagsaversion, die ich auch in Teilen meines Freundeskreises beobachte, wo höchstens zum runden Geburtstag eingeladen wird und alle anderen, unrunden Geburtstage abmoderiert, wenn nicht negiert werden? Es mag daran liegen, dass die Geburt von Kindern das Faktum der eigenen Geburt zwangsläufig nebensächlich erscheinen lässt, denn wie herzzerreißend ist es bitte, ein Jahr alt zu werden und gerade einmal 365 Tage erlebt zu haben, einen Sommer, ein Weihnachtsfest? Schon was anderes, als 39 oder 40 zu werden, ein Alter, in dem man diesen Grad von Unbeschriebenheit nie wieder wird erreichen können.

Klar, vielleicht wird auch nicht ständig groß gefeiert und angestoßen, weil die Zeiten aktuell nicht so irre hedonistisch sind und man schon mal selbstverständlicher die Spirituosenabteilung betreten hat als heute. Ich für meinen Teil bin schlicht zu müde. Zu müde, um eine halbe Woche zu kochen, dann eine weitere halbe Woche zu feiern und danach alle Freunde so schrecklich zu vermissen, dass der Blues mich erfasst wie ein Song von B. B. King, plus Kater.

Allerdings habe ich die Blues-Rechnung ohne meine Tochter gemacht. War ihr der Geburtstag ihrer Eltern die ersten Jahre egal, änderte sich dies mit dem Alter von vier schlagartig. Mama, wie viele Tage sind es noch bis zu deinem Geburtstag? Welchen Kuchen wollen wir backen? Darf ich Gummibärchen draufhaben? So ging das wochenlang. Als ich neulich also wieder mal ein Jahr älter wurde, brachte mir meine Tochter gebastelte Geschenke ans Bett und zwang mich, mit ihr morgens um 6.30 Uhr Kuchen zu essen, mit Gummibärchen, mit Streuseln, okay, okay. Stimmt schon, dass Kinder einen knallhart spiegeln: Wach endlich auf, du Feier-Schluffi!

In dieser Kolumne schreiben Friederike Zoe Grasshoff und Patrick Bauer im Wechsel über ihren Alltag als Eltern.

„Unser Kind hat da einfach nicht reingepasst“

FOTO: CAROLIN FRIES

Weil ihr siebenjähriger Sohn sich gegen den Schulbesuch sträubte, zogen die Kreils vom Schwarzwald nach Sønderborg. In Dänemark ist Homeschooling erlaubt. Doch in ihrer neuen Heimat werden die vielen Schulflüchtlinge zunehmend zum Problem.

Von Carolin Fries

Sønderborg in Dänemark, 11.57 Uhr an einem Donnerstag im August: In seinem Zimmer unterm Dach schaltet Ole den Computer ein und zieht die schwarzen Kopfhörer über sein Käppi. Gleich hat er Englischunterricht mit Jane, einer Muttersprachlerin. Es geht um das Überleben auf einer verlassenen Insel und Jane erklärt, dass desert in diesem Fall nicht Wüste heißt, sondern einsam. Im schwarzen Gaming-Stuhl nickt Ole, sagt auf Englisch, dass das für ihn kein Problem sei: Feuer machen, Fische jagen, sich eine Hütte bauen. Nebenbei verbindet er am Bildschirm per Mausklick Vokabeln mit den passenden Bildern.

Draußen vor dem abgedunkelten Dachfenster, ein Dänemark wie im Bilderbuch: Klinkerhäuser reihen sich aneinander, in den Bäumen spielt der Wind, im Garten blühen die Hortensien und Heckenrosen, man meint, das nahe Meer riechen zu können. Ihr Haus im Schwarzwald haben die Kreils gegen einen Hof in Sønderborg, 40 Kilometer entfernt von der deutschen Grenze, eingetauscht: 260 Quadratmeter Wohnfläche, zwei Küchen, zwei Bäder.

Am Vormittag hat Ole, 12, schlank, kinnlange Haare, Ringelshirt – in der Wohnküche an seinem „Projekt“ weitergearbeitet. Drei zusammengeklebte Bögen Papier liegen noch auf dem Küchentisch, es ist ein Skizzenplan für sein Escape-Room-Buch. Ole liebt diese Art von Rätselgeschichten, weshalb er die Idee hatte, selbst eine zu schreiben. Also hat er zusammen mit seiner Mutter einen Plan entworfen, auf dem grüne und schwarze Linien kreuz und quer nummerierte Kreise verbinden. Doch stimmen alle ausgedachten Sackgassen auch? Und wie geht es weiter, wenn alle Kräuter für den Zaubertrank beisammen sind? Acht Word-Seiten hat Ole schon geschrieben, ein guter Anfang, findet seine Mutter.

Englisch am Computer, Deutsch am Küchentisch: So sieht Oles Schulalltag aus. Er war in seinem Leben nur ein Jahr in der Schule. Der ersten Klasse, damals noch in Deutschland. „Unser Kind hat da einfach nicht reingepasst“, sagt Stefanie Kreil, 46, buntes Kleid über der Leggings. „Es war schrecklich.“ Man merkt ihr an, dass die Erinnerung an die Zeit damals immer noch schmerzt, ihre Geschichte will sie deshalb nicht mit echten Namen erzählen. Jeden Morgen weinte Ole, weil er nicht in die Schule wollte. Nicht zu den vielen anderen Kindern, nicht zu den Lehrerinnen und Lehrern. Anstatt um sieben Uhr mit den anderen Kindern zum Bus zu laufen, saß er halb schlafend auf der Toilette, während seine Eltern ihn anzogen. „Es ging einfach nicht“, sagt Stefanie Kreil. Dabei hatte er sich auf die Schule gefreut. Auf dem Foto vom Einschulungstag lächelt er, die Schultüte im Arm.

Bei Kichererbsensalat und Rohkost erzählt Kreil, wie sich alles hochgeschaukelt hat, damals vor fünf Jahren. Dass Ole schon in der ersten Woche Streit mit einem Mitschüler hatte. Und dass es wegen der Pandemie sowieso erschwerte Bedingungen waren: Maske tragen, Abstand halten, ständig Hände waschen. Ole wollte nicht mitmachen, fing an, im Unterricht zu stören. Den Eltern schien das anfangs noch ein lösbares Problem. Mit gutem Zureden und leckeren Snacks in der Pausendose würde es schon funktionieren. Doch es funktionierte nur im Lockdown, wenn Ole seine Aufgaben zu Hause erledigen konnte. Sobald er wieder in die Schule sollte, weinte der Sechsjährige, hatte Bauchoder Kopfschmerzen. Seine Schulangst lähmte bald die ganze Familie.

Aber was tun? In Deutschland gilt vom sechsten Lebensjahr an die Schulpflicht. Außerhalb der Schule dürfen Kinder nur unterrichtet werden, wenn sie krank sind – und das in der Regel nur vorübergehend. Wer sich der Pflicht widersetzt, muss mit Geldbußen rechnen. Kaum ein anderes Land in Europa hat so strenge Regeln. Stefanie Kreil begann, im Internet zu recherchieren und landete schnell bei Schulkritikern wie dem Neurobiologen Gerald Hüther, der in genormten Systemen vor allem die individuelle Potenzialentfaltung vernachlässigt sieh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entdeckte sie Familien, die ausgewandert waren und ihre Kinder selbst unterrichteten. Viele lebten in Dänemark. Irgendwann begann Stefanie Kreil in Chats zu fragen: Wie habt ihr das gemacht? Und abends im Bett fragte sie ihren Mann: Wäre das vielleicht auch was für uns?

In Dänemark gibt es keine Schulpflicht, sondern eine Bildungspflicht. Eltern, die ihre Kinder für hjemmeundervisning, Homeschooling, anmelden, müssen gewährleisten, dass ihre Kinder eine Bildung erhalten, die dem Niveau der dänischen Volksschule entspricht. Nie mehr müssten die Kreils ihren Sohn mit Eis oder tollen Ausflügen erpressen, damit er in die Schule geht. Doch sollten sie wirklich alles hinter sich lassen, noch mal vor vorn anfangen? Sie fühlten sich wohl in der 8000-Einwohner-Gemeinde in Baden-Württemberg, hatten ein Haus gekauft, von dem sie dachten, dort alt zu werden. Matthias Kreil arbeitete als Software-Architekt, Stefanie Kreil, gelernte Ergotherapeutin, hatte sich gerade als Texterin selbständig gemacht. Und Oles vier Jahre älterer Bruder Ben besuchte die Waldorfschule – ohne Probleme.

Ole kam in dieselbe Schule wie sein Bru- der. Eine Privatschule, auf der es keine Noten gibt, keinen Druck. Ole wollte trotzdem nicht hin. Anfangs zeigten die Lehrer noch Verständnis, räumten ihm sogar zwei

Pausentage in der Woche ein. Doch irgendwann war klar: Wenn Ole nicht in die Schule kommt, müssen die Eltern ein ärztliches Attest vorlegen. Für die Kreils war ihr Sohn aber nicht krank. Sie wollten eine Lösung, keine Diagnose. „Doch für Kinder wie Ole bietet das deutsche Schulsystem keine Lösung an.“

Mobbingerfahrungen, Schulangst, Leistungsdruck: Gründe, warum Eltern ihre Kinder nicht oder nicht mehr in die Schule schicken wollen, gibt es viele, sagt Angela Schickhoff von der Freilerner-Solidargemeinschaft. Der Verein unterstützt landesweit Eltern, die sich juristisch mit den Behörden auseinandersetzen. „Manchmal sagt das Kind auch einfach Nein“, so wie bei den Kreils. Die meisten Familien würden versuchen, erst einmal „unter dem Radar zu laufen“: Sie melden den Wohnsitz ab und sich reisend – in der Hoffnung, von den Ämtern nicht entdeckt zu werden. Andere kämpfen. Mehr als 100 000 Euro habe der Verein seit seiner Gründung für Anwaltskosten und die Übernahme von Geldstrafen schon an Familien gegeben, so Schickhoff. Allerdings nur an solche, bei denen die Schulverweigerung vom Kind aus geh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ei die Freilerner-Szene stark von Verschwörungsideologen, Reichsbürgern und Rechtspopulisten unterwandert worden, „da gibt es viele Schwurbler und extreme Positionen“, sagt Schickhoff. Von denen distanziere man sich deutlich.

Sobald er wieder in die Schule sollte, weinte der Sechsjährige, hatte Bauch- oder Kopfschmerzen. Seine Schulangst lähmte bald die ganze Familie

Die Kreils wollten sich weder verstecken noch kämpfen. Sie wollten das Beste für ihr Kind, wie sie sagen. Also verkauften sie ihr Haus im Schwarzwald, verabschiedeten sich von Freunden und Familie. Manche verstanden sie, bewunderten sie gar für ihren Mut. Andere nannten sie naiv oder blauäugig. „Für die einen waren wir Helden, für die anderen idiotische Spinner“, sagt Stefanie Kreil. Dass ihre beiden Söhne tatsächlich nordische Namen haben? „Vielleicht war es vorbestimmt“, sagt sie und lacht.

Mit seinem Arbeitgeber vereinbarte Matthias Kreil, dass er nur ein- bis zweimal im Monat ins Büro kommen muss. Gerade hat er sein Home-Office beendet. Barfuß, in T-Shirt und kurzer Hose steht er auf der Holzterrasse, eine Kaffeetasse in der Hand. In Dänemark müssen die Kinder im Homeschooling keine Tests bestehen, sie werden aber regelmäßig von Mitarbeitern der Kommune kontrolliert. Und mit der Sprache ist es hier in Nordschleswig auch kein Problem, historisch bedingt lebt eine deutsche Minderheit in der Region.

Die Kreils haben in Sønderborg ihr Glück gefunden. Für Sønderborg aber werden die vielen deutschen Homeschooler immer mehr zum Problem. Vor sechs Jahren waren es in der Region noch 25 Familien, inzwischen sind es schon etwa 200. „Dänemark scheint für deutsche Schulflüchtlinge das gelobte Land zu sein“, sagt Peter Hansen, Regionskontor für Nordschleswig. Die Kommunen könnten ihre Aufsichtspflicht kaum noch erfüllen. Ende 2024 wandten sich vier Bürgermeister darum in einem Brandbrief an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zu wenig konkret war ihnen der gesetzliche Leitfaden: Was tun, wenn im Homeschooling gar kein Unterricht stattfindet? Oder kein Dänisch gelehrt wird? „Bei ein paar Familien läuft es nicht so, wie wir uns das vorstellen“, sagt Hansen.

Sønderborgs Bürgermeister Erik Lauritzen erzählt am Telefon ebenfalls von „Zuzüglern, die unsere demokratische Ordnung nicht akzeptieren“. Die sich isolieren, statt sich zu integrieren. „Und uns fehlen die Mittel, das zu sanktionieren.“ Er fragt sich: „Wie lassen sich diese Kinder in ein paar Jahren in unsere Gesellschaft integrieren?“ Schule sei nicht nur Unterricht, sondern ein wichtiger Integrationsmotor.

Auch die Kreils haben fast nur mit deutschen Familien Kontakt, die meisten Homeschooler wie sie. Dänische Freunde haben sie nur zwei, bei jemandem zu Hause eingeladen waren sie noch nie. „Vielleicht wird da auch zu viel erwartet“, sagt Stefanie Kreil, „zu Hause hatten wir ja auch keine ausländischen Freunde.“ Ole kann sich in Dänisch verständigen, er lernt zweimal in der Woche online mit einer

Lehrerin. Doch im Alltag braucht er es kaum, er trifft sich nur mit deutschen Kindern. Bei den halbjährlichen Kontrollbesuchen der Gemeinde wird er jedes Mal aufgefordert, doch einem Verein beizutreten. Ole hat Rhönrad und Tischtennis ausprobiert. Doch er spielt lieber Schach oder programmiert Computerspiele. Fragt man ihn, warum es in der Schule in Deutschland nicht geklappt hat, sagt er, dass der Lehrer blöd gewesen sei. Und er nicht Flöte lernen wollte. Mehr nicht.

Am Nachmittag steht noch Mathe auf dem Stundenplan, wieder am Küchentisch, diesmal mit Vater Matthias. Der 52-Jährige erklärt, wie man Brüche in Prozente umrechnet. Ole versteht schnell, die einfachen Aufgaben lässt er aus. Nach dem ersten Jahr, in dem sie nur Themen behandelt hätten, die aus dem täglichen Leben entstanden seien, haben sie gemerkt: So funktioniert es nicht, die Kinder brauchen Struktur. Ben wollte wieder in eine Schule, ihm war das Homeschooling zu langweilig. Für Ole haben die Eltern Online-Unterricht gebucht. Mehrere Anbieter haben individuelle Lernpakete im Programm, etwa die Nomy School oder Novakid. Die Kreils zahlen 540 Euro monatlich für Englisch,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änisch.

In der Wohnküche hängt jetzt ein Stundenplan, darunter stapeln sich Papiere und Arbeitshefte. Sie orientieren sich am Lehrplan für die siebte Klasse Gymnasium in Baden-Württemberg, „im Schreiben ist er nicht auf dem Niveau“, sagt seine Mutter. Manchmal ärgert es sie, dass Ole sich selbst keinen Ruck gibt, mal freiwillig eine Seite schreibt. Die acht Seiten des EscapeRoom-Buchs sind hart erkämpft. „Doch an manchen Tagen rette ich lieber unsere Beziehung, als irgendwas durchzuziehen.“

Überhaupt sieht sie sich mehr als Mutter, denn als Lehrerin. Auf dem Stundenplan steht darum nicht „Deutsch“, sondern „Projekt“. Stefanie Kreil will zusammen mit Ole entdecken und herausfinden, was ihn interessiert: Welche Flaggen gibt es auf der Welt, wie funktioniert Schlaf, was macht der Klimawandel?

Draußen im Garten hängt der dänische Wimpel am Mast, ein bisschen verblasst schon das Rot. „Was hätten wir denn anders machen sollen?“, fragt die Mutter. Ihr ist bewusst, dass ihr Leben ohne Wecker, Brotzeitdosen und Elternabende auch einen Preis hat. Ole wird nie alte Schulfreunde haben oder von Klassenfahrten erzählen können. Ein Zugehörigkeitsgefühl jenseits der Familie kennt er nicht. Wird das, was Ole lernt, ihm als Grundlage für ein glückliches Leben reichen? „Wenn was schiefgeht, wird es immer heißen: Er war ja nicht in der Schule“, sagt Stefanie Kreil.

Oles Bruder Ben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den Volksschulabschluss gemacht, er besucht ein deutsches Internat. Der 16-Jährige überlege, im kommenden Jahr auf das Gymnasium zu wechseln, erzählt die Mutter. Vielleicht sei das Internat auch für Ole ein Weg zurück ins staatliche Schulsystem. In drei Jahren wäre ein Einstieg möglich, sie haben schon mit ihrem Sohn darüber gesprochen. Was er davon hält? Ole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vielleicht, ja“. Drei Jahre, das sei noch eine lange Zeit.

„Das schwarze Glitzerkleid hatte ich die ganze Zeit im Rucksack.“

Melanie Sommer, 41, aus Augsburg: „Während meines Studiums hatte ich oft Hunger. Ich war alleinerziehend, hatte wenig Geld, also habe ich Mahlzeiten ausgelassen. Hauptsache, meine Tochter wurde satt. Als sie zur Welt kam, war ich 20. Seitdem gab es immer Menschen, deren Bedürfnisse ich über meine gestellt habe – meine Tochter, später mein Mann und mein Sohn. Ich war Hausfrau, Ehefrau, Mutter, Familienmanagerin.

Das habe ich gern gemacht, aber mich dabei auch Stück für Stück verloren. Früher konnte es nie genug Neues sein: Reiten und Töpfern, Schauspielern und Singen. Dann wurde ich Mutter und habe als Hobbys nur Backen und Kochen genannt, wenn mich jemand fragte. Für mehr hatte ich keine Zeit, auch keine Kraft. Ich war so damit beschäftigt, mich um andere zu kümmern, dass ich gar nicht gemerkt habe, was mir fehlt.

Ein Schlüsselmoment war, als meine Tochter anfing zu studieren. Ich war neidisch und auch sauer. Sie saß stundenlang in der Bibliothek, statt rauszugehen und Freunde zu treffen. Am liebsten hätte ich sie geschüttelt und gerufen: „Hey, ich habe mich damals für dich entschieden und damit mein Sozialleben begraben. Du könntest dein Studentenleben auskosten und tust es nicht.“ Mein Neid hat mir gezeigt, dass ich unzufrieden bin.

Nur, was wollte ich eigentlich? Mal ausgehen? Oder mich scheiden lassen? Wollte ich nach Hawaii auswandern oder einer Sekte beitreten? Ich wusste es nicht.

Was, dachte ich, wenn ich mich mal um niemanden kümmern müsste? Wenn ich eine Woche nur für mich hätte. Erst habe ich daran gezweifelt, dass meine Familie eine Woche alleine klarkommt, aber mein Mann war sofort dafür.

Im April saß ich dann im Zug nach Meran. Dort wollte ich fünf Tage wandern und anschließend für zwei Tage nach Innsbruck. Ich hatte zwei Jugendherbergen für die Woche gebucht, sonst war nichts geplant. „Ich weiß gar nicht, womit ich anfangen soll“, habe ich ins Tagebuch geschrieben. Wie ein Entlein, das man ins Wasser wirft, und hofft, dass es schwimmen kann. Erst nach und nach konnte ich spüren, worauf ich eigentlich Lust hatte. Ich bin jeden Tag in der gleichen Kirche gesessen, obwohl ich nicht gläubig bin. Ich habe Selbstgespräche geführt, mit mir gelacht und geschimpft, nachdem ich drei Kilometer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gewandert war. Ich habe geheult und unfassbares Heimweh gehabt – vor allem aber habe ich es richtig genossen.

Das Finale der Reise war ein Opernbesuch in Innsbruck. Das schwarze Glitzerkleid für den Abend hatte ich die ganze Zeit im Rucksack. Kurz vor meiner Reise war ich noch mit meinem Mann in der Oper. Da habe ich mich ständig gefragt: Gefällt es ihm? Langweilt er sich? In Innsbruck war das anders. Ich war alleine, ganz im Moment, habe den Abend aufgesogen und bin am Ende mit Tränen auf den Wangen und breit grinsend zurück in die Jugendherberge gelaufen.

In der Woche habe ich gemerkt: Es gibt Dinge, die ich möchte und brauche. Das kommuniziere ich jetzt klarer – oder besser gesagt zum ersten Mal überhaupt. Es fällt mir leichter, mich zu fragen: Wie geht es mir? Was brauche ich? Muss ich eigentlich seit einer Stunde aufs Klo? Es sind die Basics, die ich so lange weggeschoben habe. Es ist, als hätte ich die Antenne zu meinen Bedürfnissen, zu mir selbst, wiedergefunden. Sie ist jetzt auf Dauerempfang.“

„Sie haben doch einen Mann, der gut verdient.“

Ursula Raab, 70, aus Dresden:

„Es gab eine Zeit in meinem Leben, da war ich sehr abhängig von meinem Mann. Ich war zu Hause und habe mich regelrecht vor der Welt versteckt. Das Verstecken aufzugeben, hat mir das Leben gerettet.

Ich laufe etwas ungleichmäßig, weil mir als Kind 14 Wirbel versteift wurden. Mit 44 Jahren hatte ich außerdem einen Tumor im Innenohr. Leider wurde nicht ordentlich operiert. Einige Nerven, auch mein Gesichtsnerv, wurden verletzt. Danach hing mein rechter Mundwinkel stark nach unten; das Augenlid ließ sich nicht mehr schließen. Auf einem Ohr höre ich bis heute nichts.

Nach der OP fing das Verstecken an. Ich bin nicht mehr vor die Tür gegangen. Ich war von einer hübschen jungen Frau zu einer Visage geworden, konnte nicht mehr in den Spiegel schauen. Ich wollte diesen Kopf nicht mehr, dieses Gesicht nicht.

Weil ich wegen der Krankheit einige Jahre nicht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angestellt war, konnte ich weder Arbeitslosengeld beantragen noch Rentenpunkte sammeln. Man hat mir gesagt: „Sie haben doch einen Mann, der gut verdient.“ Das

Familienalltag 1935: Eine Mutter serviert ihren Kindern Eier, Würstchen und Bohnen. FOTO: GETTY/DAYLY HERALD ARCHIVE

war der Tiefpunkt. Früher war ich eine unabhängige Frau, jetzt hatte ich das Gefühl, nichts mehr wert zu sein. Einmal habe ich beim Autofahren gedacht: Welchen Baum suche ich mir jetzt aus?

Erst da habe ich erkannt, dass ich gegen diesen Kummer kämpfen muss. In der Psychotherapie habe ich wochenlang meinen Zorn und meine Wut rausgeschrien und mit einer Ergotherapeutin habe ich daran gearbeitet, meine Aussprache zu verbessern. Je besser es mir ging, desto weniger wollte ich nur noch, die Frau von sein. Ein Traum von früher wurde wieder wach: Ich wollte einen Laden aufmachen und besonderen Kaffee und Schokolade verkaufen.

Mein Mann war dagegen. Er wollte mich nicht unterstützen, Geld investieren schon gar nicht. Ich glaube, er hatte Angst, ich wäre als selbständige Frau weniger fürsorglich.

Aber ich dachte nur: Jetzt erst recht. Ich habe einen Laden in Dresden gemietet, da konnte er nicht mehr viel machen. 15 Quadratmeter. Mein eigener Tante-Emma-Laden. Mit 1500 Euro Förderung für Jungunternehmer habe ich die erste Ausstattung besorgt.

13 Jahre lang hatte ich meinen Laden. Am Anfang war es mühsam, aber irgendwann hatte ich eine treue Stammkundschaft. Sie kamen für den besonderen Kaffee, für ausgefallene Geschenke und auch, um mit mir zu reden. Einige wurden Freunde.

Nach einem halben Jahr hat mein Mann angefangen zu kochen, damit wir zusammen essen konnten, wenn ich spätabends nach Hause kam. Das war sein größter Liebesbeweis. Seither hat er mich immer unterstützt. Einmal hat er gesagt, dass dieser Laden ihm seine Frau zurückgebracht hat. All das Selbstbewusstsein und die Lebensfreude, die die Krankheit mir genommen hatte, sind durch den Laden zurückgekommen. Ich musste und wollte mich nicht mehr verstecken. Das ist mir geblieben – auch als ich in Rente ging: Manche Leute starren mich an, wenn sie mich auf der Straße sehen. Viele Jahre habe ich mich in solchen Momenten weggeduckt. Es hat mich verletzt. Heute schaue ich ihnen in die Augen und sage: „Genug gestarrt.“

„Was man machte, durfte auf keinen Fall die Arbeit des Mannes stören.“

Karin Wrulich, 84, aus Hamburg: „Dieses Jahr kam mein erstes Buch raus. Bis zur Veröffentlichung habe ich niemandem davon erzählt. Auch meinem Mann nicht. Ich wollte alle überraschen. Vielleicht hatte ich auch Angst, mich rechtfertigen zu müssen.

Ich komme aus einer Generation, in der Frauen früh geheiratet haben, früh Kinder bekamen. Und sich vor allem unterordnen mussten. Was man machte, durfte auf keinen Fall die Arbeit des Mannes stören. Als mein Mann und ich unser erstes Kind bekamen – ich war 23 Jahre alt –,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dass ich mein Studium aufgab. Ich blieb zu Hause, er machte seinen Doktor, und als er eine Stelle in Hamburg bekam, zogen wir um.

Eigentlich habe ich das mit leichtem Herzen getan. Mein Mann war toll, unsere zwei Kinder auch. Wir haben zwar karg gelebt – unsere Wohnung bestand aus einem Zimmer mit Bad, und wenn eine Flasche Sonnenblumenöl zu Ende ging, war das eine große Ausgabe –, aber wir waren glücklich, haben an die Zukunft gegaubt. Doch schon nach drei, vier Jahren zu Hause fiel mir die Decke auf den Kopf. Mir wurde bewusst: Als Frau putze ich vielleicht für den Rest meines Lebens die Schuhe anderer – und die gehen dann fröhlich damit raus. Nicht ich.

Also habe ich wieder angefangen zu studier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en, Französisch und Physik auf Lehramt. Mein Mann hat mich unterstützt – insofern, als er nichts dagegen hatte. Aber ich musste selbst sehen, wie ich das hinbekomme. Es war ein einziges Durchwurschteln. Für die Kinderbetreuung habe ich mich mit anderen Frauen zusammengetan, gelernt habe ich abends, wenn die Kinder schliefen.

Als unser Sohn und unsere Tochter Teenager waren, haben wir noch ein drittes Kind bekommen. Ein großes Wunder. Wenig später begann unser Wanderleben: Mein Mann hatte Stellen in den USA, dann in Frankreich und Italien, später in der Schweiz, wo wir bis zur Rente blieben. Irgendwie hat mir gefallen, dass er so reüssierte, aber ich war auch einsam. In den USA waren mein Mann und die Großen viel unterwegs. Ich habe mit dem Kleinen zu Hause gehockt. Über die Jahre hat das viel mit meinem Selbstbild gemacht. Phasenweise war ich total verzweifelt, hatte Panik und habe mich gefragt: Ist das mein Leben?

In den meisten Ländern habe ich zwar arbeiten können – als Lehrerin fü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 aber es war nie das Gleiche wie für meinen Mann. Auf ihn warteten immer spannende Projekte; er wurde toll empfangen. Auf mich hat niemand gewartet. Ich musste immer erst sehen, ob ich eine Arbeit finde. Es macht mich traurig und vor allem wütend, wenn ich heute sehe, wie sogenannte Tradwives diese Unterordnung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ls Erfüllung propagieren. Sie haben keine Ahnung, wie lang und schmerzvoll der Weg in die Emanzipation für uns Frauen war, wie viele Kämpfe hinter einem mitunter selbstbestimmten Leben stecken.

Ich sage das nicht voller Bedauern. Ich habe nie Widerstand geleistet, weil es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war ein spannendes Leben, mein Leben. Aber ich würde es heute anders leben.

Begleitet hat mich in all den Jahren das Schreiben, lange nur tagebuchartig. Später habe ich ein Kinderbuch über unseren Jüngsten geschrieben, im Ruhestand auch Poetry-Slams. Als wir vor vier Jahren zurück nach Hamburg gezogen sind, habe ich mich dann für eine Schreibgruppe angemeldet – seitdem ist das Schreiben immer wichtiger geworden. Ich habe gemerkt, dass es mir guttut. Dass ich das gut kann.

Mein erstes Buch für Erwachsene ist eine Sammlung von Kurzgeschichten. Viele autofiktional. Mein Umfeld war überrascht, aber den meisten gefällt es. Auch meinem Mann. Er übernimmt jetzt viel Hausarbeit, kauft ein, kocht. Im Ruhestand würde er gern mehr Zeit mit mir verbringen, ist manchmal einsam. Das ist nicht leicht für mich. Ich fühle mich ihm noch immer verbunden – aber ich finde auch, ich habe das Recht, jetzt mal etwas für mich zu tun. Zu schreiben.

Denn wenn ich schreibe, produziere ich. Ich schaffe etwas, etwas Eigenes; ich bin nicht fremdbestimmt. Manchmal leide ich auch darunter. Es ist wie ein Drang: Jeden Tag habe ich das Gefühl, ich muss schreiben. Manchmal bis spät in die Nacht. Als hätte ich ganz viel nachzuholen. Auch darüber habe ich einen Slam geschrieben: „Aus dem Leben einer Pensionistin“. Es geht um eine Frau, die vor lauter Ideen für ihren Ruhestand in Panik gerät.“

Meine Tochter muss im Herbst ein Schulpraktikum machen. Über eine Freundin ist sie an eine kleine Kunstinitiative gekommen. Ich habe mich gefreut, weil es wie ein gutes Praktikum aussieht. Dann fand ich heraus: Die Frau, mit der mein Ex-Freund (nicht der Kindsvater) eine Affäre hatte, arbeitet da. Eigentlich möchte ich nicht, dass sie da hingeht. Sie weiß nichts von der Affäre. Darf ich ihr das verbieten und für sie bei Edeka oder dm nach einem Praktikumsplatz fragen?

Anna aus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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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NTRIO

Nora Imlau:

Um es kurz zu machen: Nein, das dürfen Sie nicht. Es wäre himmelschreiend ungerecht, Ihrer Tochter ein spannendes Praktikum zu versagen, weil eine alte Geschichte aus einer Beziehung, die längst nicht mehr existiert, zwischen Ihnen und einer Ihrer Tochter völlig fremden Frau steht. Ich verstehe auch gar nicht so richtig, was Sie befürchten:

Meinen Sie wirklich, die ehemalige Affäre Ihres Ex würde Ihre Tochter überhaupt mit Ihnen in Verbindung bringen? Zum Schulpraktikum kommt man ja als Mutter normalerweise nicht mit. Und selbst wenn: Warum sollte die andere Frau einer ihr nicht näher bekannten Schülerin irgendetwas über eine alte Affäre mit dem Ex ihrer Mutter erzählen? Da würde ich doch auf etwas mehr erwachsene Professionalität hoffen. Wie ich es auch drehe und wende: Ich sehe wirklich gar keine Rechtfertigung dafür, Ihrem Kind diese coole Chance zu verwehren und ihm stattdessen ein uninspirierendes Supermarkt-Praktikum anzudrehen. Sorry! Ich fürchte, da müssen Sie jetzt einfach durch.

Herbert Renz-Polster:

Ich finde, dieses Recht haben Sie nicht. Diese Affäre mag Sie nach wie vor kränken, aber die Geschichte mit Ihrem Ex-Freund ist eine Geschichte aus Ihrem „Buch“. Sie hat mit Ihrer Tochter nichts zu tun. Warum würden Sie die Gegenwart Ihrer Tochter – die ja gleichzeitig die Vorbereitung auf ihre Zukunft ist – wegen Ihrer eigenen Vergangenheit beschneiden wollen? Ich würde mir

da eher die Frage stellen, warum diese Geister der Vergangenheit Sie noch immer so sehr quälen, dass Sie mit solchen Gedanken spielen? Eine Lügengeschichte für Ihre Tochter wäre ja womöglich inbegriffen, wo Sie unter Lügengeschichten doch wahrscheinlich genug gelitten haben? Ich sage das nicht als Vorwurf, sondern als Anregung und positiven Impuls. Denn noch einmal: Die Gegenwart gehört Ihnen und Ihrer Tochter. Für Ihre Tochter hat sie nun durch einen glücklichen Umstand an Reichtum gewonnen. Wie „arm“ würden Sie sich vielleicht fühlen, wenn Sie Ihrer Tochter diese Chance vermasseln würden? Ich bleibe deshalb dabei: Das Recht, Ihrer Tochter diese Möglichkeit zu entziehen, haben Sie nicht. Sie würden Ihr Kind für die eigene Wundversorgung bluten lassen.

Jacinta Nandi:

Zuerst einmal möchte ich Sie sanft und respektvoll darauf hinweisen, dass Sie Ihrer Tochter keinesfalls das Praktikum ausreden sollten oder sogar verbieten. Sie weiß doch gar nichts von der Affäre. Und sie hat sich das Praktikum selbst organisiert, das ist eine tolle Leistung. Ich sehe ohnehin keine Möglichkeit, wie Sie ihr das Praktikum ausreden können, ohne Ihre

Motivation preiszugeben. Natürlich erkenne ich an, dass Sie ihr ein anderes Praktikum organisieren wollen, das ja nicht schlecht sein muss. So ein 08/15-Schülerpraktikum bei einer großen Firma ist kein Trostpreis. Dort gibt meist mehr zu tun, und Jugendliche machen dort wertvolle Erfahrungen und bekommen ein Gefühl für die Arbeitsrealität. Jedoch finden manche Teenager es als schlichtweg interessanter, ihren Freunden davon zu erzählen, was sie bei ihrem Praktikum bei einer Kunstinitiative, einem Medienhaus oder einem politischen Projekt erleben als bei Edeka oder dm. Versuchen Sie weiter, Ihre negativen Gefühle nicht zu äußern, und hoffen Sie, dass sich diese Frau Ihrem Kind gegenüber fair verhält.

Nora Imlau

ist Journalistin und Autorin zahlreicher Bestseller zu Familienthemen. Zuletzt erschien „Bindung ohne Burnout“. Außerdem schreibt sie Kinderbücher („Ein total genialer Mummeltag“) und hat den Podcast „Aller Anfang“. Mit ihrem Mann und fünf Kindern lebt sie in der Nähe von Baden-Baden.

Herbert Renz-Polster

ist Kinderarzt, Wissenschaftler und Autor von Erziehungsratgebern und des Blogs „Kinder verstehen“. Zuletzt ist sein Buch „Auf die Flügel kommt es an!“ erschienen. Er hat fünf erwachsene Kinder, bald sechs Enkel und lebt mit seiner Frau in Ravensburg.

Jacinta Nandi

ist britisch-deutsche Autorin und zog mit 20 Jahren von London nach Berlin. In „50 Ways to Leave Your Ehemann“ berichtet sie über die Schwierigkeiten Alleinerziehender in Deutschland. Zuletzt ist ihr Roman „Single Mom Supper Club“ erschienen. Sie lebt mit ihren zwei Söhnen in Berlin.

Schreiben Sie uns: familientrio@sz.de

Danke, Oma!

„Danke, dass du mir Sachen kaufst, die Mama eigentlich strengstens verboten hat. Zum Beispiel diese Puppe, für die du auch noch extra ein blaues Delphinkleid genäht hast. Das ist toll.“ Nina, 9, aus Grasbrunn

Willst du dich auch bei Oma oder Opa bedanken? Und für was? Schreib an danke@sz.de

Detail der Woche Gesprungenes Glas

Begonnen hatte es in einer Schule in einem Pariser Vorort,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Wochen hat sich die Welle über ganz Frankreich ausgebreitet. Zehntausend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protestieren gegen die schlechten Bedingungen: Der Unterricht fällt wegen Lehrermangels oft aus, häufig fehlt das Toilettenpapier, in manche Gebäude regnet es sogar rein. Hunderte Schulen wurden blockiert, aber nicht überall waren die Aktionen friedlich. So wurde im Lýcee Vauquelin in Paris nicht nur die Eingangstür zerstört, sondern auch Möbel und Fahrräder gingen zu Bruch. Vor dem Gebäude lieferten sich Jugendliche und Polizisten eine Straßenschlacht, Molotowcocktails und Granaten flogen. Verletzte gab es auf beiden Seiten. Einem 15-Jährigen wurde in Lens eine Hand durch eine Granate abgetrennt. Am Dienstag, dem großen Demonstrationstag, waren rund 400 000 Menschen in Frankreich auf der Straße. Nicht nur Jugendliche, auch viele Eltern und Lehrer hatten sich angeschlossen. Die Demonstrationen sollen so lange weitergehen, bis die Politik Vorschläge vorlegt, wie die Bedingungen verbessert werde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Witzduell

Was ist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Chefarzt und Gott? Gott weil, dass er kein Chefarzt ist.

oder

Was ist ein Igel ohne Stacheln? Eine glatte Rehkonstruktion.

Welcher war besser? Bitte ankreuzen: o oder o oder unter sz.de/witzduell abstimmen. Vorige Woche hat mit 66 Prozent der Zauberer-Witz gegen die Airfrucht gewonnen.

Schlaumeierei Darum fliegen Zugvögel im V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machen sich viele Vögel auf den Weg in den Süden, um da zu überwintern. Manche von ihnen legen dafür Distanzen von bis zu 10 000 Kilometern zurück. Besonders spektakulär ist der Zug der Kraniche, die in V-Formation fliegen. Also einer vorn und die anderen rechts und links davon in zwei Reihen. Dadurch spart jeder

OTO: YVES HERMAN/REUTERS

Vogel nach Angaben des Naturschutzbundes bis zu einem Drittel Energie. Damit es für den Kranich an der Spitze nicht zu anstrengend wird, tauscht er nach einer gewissen Zeit mit einem anderen Platz und kann sich weiter hinten wieder etwas erholen. JERB

Die Kinderseite erscheint wöchentlich in der SZ am Wochenende.

SZ für Kinder, 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kinder-sz@sz.de

Neben den namentlich gekennzeichneten Beiträgen haben mitgewirkt: Dominik Wendland (Unfassbär witzig) und Sandra Stolle (Weitermalen)

Kater des Jahrhunderts

Ein Mann nimmt in Bolivien eine kleine Katze von der Straße mit. Zehn Jahre später kommt heraus: Das Tier ist eine Sensation. Denn niemand wusste, dass es diese Art gibt.

Das Kätzchen sieht wirklich niedlich aus. Es ist kleiner als die Katzen, die bei uns Menschen normalerweise als Haustiere wohnen. Und es hat diese ringförmigen Flecken, die aussehen wie die eines Leoparden. Ein Mann aus Bolivien entdeckte das süße Tier vor zehn Jahren am Straßenrand. Es gefiel ihm so gut, dass er es mit nach Hause nahm.

Was der Mann damals nicht wusste: Er hatte eine Wildkatze in sein Haus geholt. Und nicht nur das: Es handelt sich dabei sogar um ein Tier einer Katzenart, von der bisher kein Wissenschaftler gewusst hatte. Wie das Zusammenleben mit diesem Kater, es war nämlich ein Männchen, so gewesen sein muss, darüber lässt sich nur spekulieren. Wahrscheinlich war er sehr scheu, ließ sich nicht streicheln, vielleicht fauchte er die Familie des Mannes auch an, wenn sie sich ihm näherte. So verhalten sich jedenfalls Wildkatzen im Gegensatz zu domestizierten Tieren, also jenen, die man als Haustiere halten und streicheln kann. Nach einem Jahr beschloss die Fa milie, dass das Tier vermutlich in einer Auffangstation für Wildtiere besser aufgehoben wäre. Der Mann brachte sie in die Senda Verde, ein Rettungszentrum in den Yungas in Bolivien, eine feuchte Waldregion an den Hängen der Anden.

Dort kam den Tierpflegern der Kater aber auch komisch vor. Also riefen sie eine Biologin einer großen bolivianischen Universität in der Hauptstadt La Paz zu Hilfe, Paola Nogales-Ascarrunz. Sie beobachtete und untersuchte die Katze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Genauer gesagt nahm sie von dieser und anderen Wildkatzen in der Region Blut- und Gewebeproben, um herauszufinden, ob dieser Kater, der so ungewöhnlich aussieht, vielleicht einer bisher unbekannten Katzenart angehört. Paola Nogales-Ascarrunz sah sich gemeinsam mit anderen Forscherinnen und Forschern die DNA der Katzen an. Das ist wie ein Bauplan, der in den Zellen steckt. Die Biologen untersuchten insgesamt 40 DNA-Proben. Einige stammten von lebenden Katzen, andere von Tieren, die schon lange ausgestopft in Museen aufbewahrt werden. Dann verglichen die Forschenden die Baupläne miteinander. So konnten sie sehen, wie ähnlich oder verschieden die Katzen sind.

Die Ergebnisse wurden vor Kurzem veröffentlicht. Sie schreiben, dass es sich bei dem kleinen Kater aus Bolivien um ein Mitglied einer neu entdeckten Katzenart handelt, der sie den Namen Leopardus tilcayo gegeben haben. Es ist das erste Mal seit hundert Jahren, dass eine neue Katzenspezies beschrieben wird. Außerdem teilten die Forschenden die südamerikanischen Wildkatzenarten neu ein. Bislang wussten Wissenschaftler nämlich nicht genau, wie sich die Arten unterscheiden. Deshalb zählte man einfach alle Wildkatzen zur Spezies Leopardus tigrinus. Vier der neuen Arten hatte vorher zumindest schon jemand als eigene Art vorgeschlagen, aber Tilcayo war bislang unbekannt. Wobei, nicht ganz: Der Name ist nämlich nicht neu. Die Einheimischen der Yungas kannten diese Wildkatzen nämlich sehr wohl und hatten sie selbst Tilcayo genannt. Die Biologen haben den Namen dann übernommen.

In den Yungas treffen hohe Berge auf tiefer gelegene, wärmere Gebiete. Oft hängen Wolken zwischen den Bäumen. Darum nennt man manche Wälder dort Nebelwälder. Dort leben viele verschiedene Tiere und Pflanzen, darunter eben auch kleine Wildkatzen.

Über den Tilcayo wissen die Forschenden noch nicht alles. Sie wissen zum Beispiel nicht, wie viele dieser Katzen in freier Wildbahn leben oder ob sie auch außerhalb Boliviens vorkommen. Ihr Zuhause, der Nebelwald, ist bedroht: Menschen fällen Bäume, legen Felder an, verursachen Brände und suchen nach Bodenschätzen. Und deshalb ist es Forschern auch so wichtig, so viel wie möglich über die Wildkatzen dort herauszufinden, damit sie diese verschiedenen Arten besser schützen können. Der Kater mit den lustigen Flecken lebt übrigens weiterhin im Senda Verde, wo er versorgt und geschützt wird. Er heißt Tigrino. Valentina Reese

Drei Fragen an ...

Polizistin Kim Zorn, dank der jetzt jeder Streifenwagen in Rheinland-Pfalz mit Plüschteddys ausgestattet wird.

SZ: Sie hatten die Idee, dass Polizisten mit Teddys bewaffnet werden sollen. Wie kam es?

Kim Zorn: Das geht auf eine Forschungsarbeit in der Uni zurück, die ich geschrieben habe: Da ging es um das Thema psychische Erste Hilfe bei Kindern im Streifendienst. Also darum, wie wir als Polizei Kindern bei unseren Einsätzen am besten beistehen können. In Sachsen-Anhalt gibt es zum Beispiel schon länger Seelentröster-Teddys. Da dachte ich mir: Das wäre doch auch eine gute Idee für Rheinland-Pfalz. So nahm das Ganze dann seinen Lauf.

Und jetzt fahren in jedem Streifenwagen in Rheinland-Pfalz Teddys mit. Was können die, was Erwachsene nicht können?

Bevor die Teddys flächendeckend eingeführt wurden, haben wir das vor zwei Jahren schon mal in der Polizeidirektion Koblenz getestet. An einen Einsatz erinnere ich mich noch besonders, vor drei Jahren. Ich habe mich um zwei Kinder auf meiner Dienststelle gekümmert, weil sich ihre Mutter in einem psychischen Ausnahmezustand befand. Die waren sieben und vier und haben erst mal gar nicht mit mir geredet. Die waren verständlicherweise total geschockt, weil sie die Situation überfordert hat.

Und dann kamen die Teddys zum Einsatz?

Genau. Als ich sie dann in eine andere Einrichtung gefahren habe, habe ich beiden jeweils einen Teddy gegeben. Und die Stimmung hat sich sofort geändert. Da war plötzlich zum ersten Mal wieder ein Lächeln. Und sie haben angefangen, mir zu erzählen, was passiert ist. Das war wirklich ein schöner Moment für mich zu sehen, was die Teddys alles bewirken können.

Interview von Julian Gers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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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PATRICK PLEUL/DPA

Ubarchung
Wir haben auf der Kinderseite einen mini Hund 📋 versteckt. Wo ist er?

Ausversehengesichter

Bruno und Edgar, beide 7, entdeckten das Schaumstoffgesicht. Den Apfel haben Anna, 15, Maria, 13, und Oscar, 9, gefunden. Der erschrockene Baum ist Ex-Kind Désirée begegnet. Die Top 10 eurer Bilder findet ihr unter: sz.de/ausversehen.

Wie sieht dein fertiges Bild aus? Schick es an kinder-sz@sz.de

Elternsatz „Warte bitte kurz“

Klingt ja erst mal höflich, aber das Fiese ist: Dieser Satz kann natürlich alles heißen. Im Zweifel sogar, dass man jetzt wirklich nur kurz warten muss, bevor einem die Aufmerksamkeit sicher ist. Er wird übrigens auch nicht klarer, wenn er mehrfach hintereinander wiederholt wird. Der Satz kann nämlich auch so interpretiert werden, dass das Gegenüber gerade genervt, müde oder einfach mit der Gesamtsituation überfordert ist. Und deshalb vielleicht nicht mal gehört hat, was das vorgetragene Anliegen war. In solchen Fällen geht einem dieses „Warte bitte kurz“ als Elternteil auch mal vorschnell von den Lippen. Es gibt aber tatsächlich auch Gründe, in denen es wörtlich genommen werden kann, das macht es ja so knifflig. Zum Beispiel, wenn man gerade auf dem Klo sitzt, ein Interview führt oder versucht, die Windelexplosion der kleinen Schwester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JERB

LADIES & GENTLEMEN

Tweed und Buttons: Nicole Kidman und Pedro Pascal läuten in Paris den Herbst ein – mit ähnlichen modischen Mitteln, aber unterschiedlicher Botschaft.

Für sie: Dünne Luft

ir haben aufgehört zu zählen, wie oft diese Gesichtszüge, nein, die ganze Nicole Kidman schon totgesagt wurden. Währenddessen schauspielert sie einfach munter in immer ähnlicheren Rich-Housewife-Rollen weiter und sieht von Jahr zu Jahr nicht unbedingt besser, wohl aber immer frischer aus. Die Fortschritte in der Plastischen Chirurgie und in Sachen Perückenqualität sind aber nicht der Grund, warum hier eine 59-Jährige Frau zu sehen ist, die mit grenzenlosem Selbstbewusstsein eine transparente Strumpfhose als Unterteil trägt. Das Selbstbewusstsein speist sich, das weiß jede andere reiche Hausfrau auf GLP1-Spritze, einzig und allein aus dem Dünnsein. Von Jeans bis Oversized-Jackett sieht plötzlich alles toll, weil eben wirklich oversized aus. Selbst in einem Chanel-Blazer mit untenrum frei wird man als dünner Mensch nicht von der Heilsarmee auf der Straße eingesammelt! Grund dafür ist einerseits die hirn-

gewaschene Gesellschaft, andererseits die Tatsache, dass den Designern Schnitte in kleinen Größen schlicht besser gelingen. Ist die Tweedjacke, die die Chanel-Botschafterin hier auf der Show in Paris trägt, vom Designer von vorneherein als Kleid gedacht? Möglich – aber eben nur mit solchen Beinen. Hat ja niemand. Wichtiger ist also, folgende Botschaft mitzunehmen: Tweedjacken mit Goldknöpfen sind wieder in, aber nur wegen des aktuellen Chanel-Hypes. Die Kopien in den billigen Läden – und damit leider den gesamten Trend – bitte ignorieren. Julia Werner

Für ihn: Breite Brust

er Schauspieler Pedro Pascal verkörpert beinahe für eine ganze Generation einen Mann zum Anlehnen – gutmütig, lässig, niemals ganz ernst. Bei der Chanel-Schau in Paris untermauerte er diese Rolle und erschien in so viel Tweed und schwarzem Rollkragen, dass man ihm spontan die Wohnungsschlüssel anvertrauen wollte. Große Mäntel werden, wenn man die Zeichen richtig deutet, kommenden Winter wichtig. Und zwar solche wie dieser: lang, gegürtet, mit breitem Revers und auffälligen orange-

farbenen Knöpfen. Zusammen mit schwarzem Pullover, Hose, Sonnenbrille ergibt das eine Erscheinung zwischen einem Architekten, der nur gute Häuser baut, und einem Literaturprof, dessen Sprechstunde seit Jahren ausgebucht ist. Aber auch jemand, der einem an einem dunklen Herbsttag eine Suppe kocht. Tatsächlich sind die Details bei diesem Outfit entscheidend, die Hauptzutaten – Tweed und Rollkragenpullover – hätten das Zeug, ihren Träger zu erdrücken und ein bisschen verfilzt wirken zu lassen. Pascal entgeht der Gefahr durch die Knöpfe. Kleine orange Störungen im gepflegten europäischen Ernst. Ohne sie wäre der Mantel schon respektable, mit ihnen aber hat er erst Humor. Damit passt er genau zu Pascals öffentlicher Figur. Der Schauspieler gehört ja zu jener seltenen Sorte männlicher Stars, deren Attraktivität durch praktizierte Freundlichkeit immer noch zunimmt. Der Mantel macht ihn in diesem Sinne auch nicht zu einer zugeknöpften Eminenz, sondern unterstreicht den nahbaren Charme. Der Herbst kann also kommen, Pedro Pascal hat sich schon einmal so angezogen, als würde er uns alle nach Hause bringen. Max Scharnigg FOTOS: THOMAS PADILLA/API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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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fieber

Saint Laurent setzt in Paris ganz auf Edelmetall, bei anderen Marken herrscht eher bleierne Langweile. Am Ende liefert die Fashion Week doch noch zwei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was eigentlich guter Stil ist.

Von Tanja Rest

Paris, eine Runde Fashion Talk zum Aufwärmen: Bei Matières Fécales haben ein paar Hundert Menschen 63 Minuten lang darauf gewartet, dass Ri-

hanna ihren Hintern in die Front Row schwang. Dann trug ein Model die lebens-echten Puppen zweier alter, weißer Kapitalisten auf den Schultern vorüber. Heidi Klum ist bei Ottolinger gelaufen, Pep Guardiola war bei Victoria Beckham, beim Finale von Vaquera haben die beiden Designer auf der Empore ein so windschieves „I Got You Babe“ gesungen, dass es zum Niederknien war. Und klang der, ähem, Soundtrack bei Tom Ford nicht wie eine Frau, die es sich zu Hause auf dem Sofa selbst besorgt?

So weit das Geschnatter.

Man soll es nicht für möglich halten, weil die Fachleute auf den Rängen dem Thema Mode ja einen Premiumplatz in ihrem Leben eingeräumt haben, einige könnten vermutlich längere Vorträge halten über die Konstruktion der Ärmel bei Hermès oder die Statik der Reifröcke-ohne-Reif bei Dior. Am Ende aber bleiben ihnen die gleichen Belanglosigkeiten im Gedächtnis wie einem selbst. Achtung: Über Mode wird bei dieser Modewoche fast nicht geredet. Das hat mit der schrumpfenden Aufmerksamkeitsspanne im Tiktok-Zeitalter zu tun (eine Fashion Show dauert 15 Minuten, Weiterscrollen ausgeschlossen) und mit dem schieren Überangebot auf den Laufstegen. Das hat aber auch zu tun mit der Mode selbst.

Die Kritikerin Cathy Horyn nannte es: „Las Vegas an der Seine“

Beginnen wir bei Saint Laurent. Dort hat der Designer Anthony Vaccarello nach zehn Jahren sehr wahrscheinlich seine Abschiedsshow gezeigt. Sprich: erst Briefchen an manche seiner Gäste („sehr persönlich“, „voller Emotion“), dann eine Front Row voller Musen. Über dem Runway vor dem Trocadero hingen drei goldene Kronleuchter an Kränen, am anderen Seineufer strahlte golden der Eiffel-turm. Zum Finale hauchte Charlotte Gainsbourg, im Le Smoking des Hauses, das Lied „You are so much Yves Saint Laurent“ - worauf der Designer aus der Phalanx seiner Models ausbrach und seinem Sohn etwas in die Hand drückte, das die meisten in ihrer Erschütterung für den Schlüssel des Hauses hielten. Das aber einfach bloß ein Talisman war (und bitte, was sollte ein Fünfjähriger mit einem YSL-Schlüssel auch anfangen?).

Es war alles so schön und gigantisch, dass Instagram schier explodierte. Was aber war mit den Kleidern? 49 goldene Looks. Goldene Safarijacken, goldene Bleistiftröcke, goldene Trenchcoats, Cocktailkleider, High Heels. Die Kritikerin Cathy Horyn nannte es: „Las Vegas an der Seine“.

Anthony Vaccarello ist bei den Londoner Fashion Awards als „Designer of the Year“ nominiert, das ist so etwas wie der Ballon d'Or der Mode. Er hat für Saint Laurent viel Geld verdient, indem er sich aus dem Firmenarchiv für jede Kollektion exakt ein Thema herausgriff und dann 50 Outfits daraus formte für seine Überfrauen: Latex. Safari. Anzüge. Gold. Nach dem 30. Look hätte auch ein Extraterrestrischer die Botschaft kapiert. Dem Universum aber, das Yves Saint Laurent geschaffen hat, konnte Vaccarello nichts Bleibendes hinzufügen. Und die Frage lautet deshalb ganz generell: Reicht das?

Die Umsätze in der Luxusmode gingen zuletzt wieder leicht nach oben, die Kreativen aber sind noch immer wie gelähmt. Besser das Firmenarchiv zitieren, anstatt etwas Eigenes zu sagen. Bloß die Leute nicht verwirren, sie womöglich überfordern. Erst recht nicht durchblicken lassen, dass die Welt jenseits der Luxusblase auf so vielen Ebenen gleichzeitig den Bach runtergeht. Andererseits – will man es den Designern verübeln? Sie sind Konzernangestellte, die Vorgaben von CEOs erfüllen. Sie zeigen vor einem Publikum, das von der Mode gleichermaßen besessen wie angeödet ist. Bra-Tops, goldene Nippel-Hütchen? Gähn. Alles schon mal da gewesen, bitte weiter im Programm.

Etwas radikal Neues – vergleichbar mit Demnas Balenciaga, Matthieu Blazys Chanel, John Gallianos letzter Couture-Show für Margiela – hat man bei dieser Modewoche nicht gesehen. Was jedoch niemanden zu kümmern schien. Es war die diskreteste Enttäuschung der Welt.

Da die hiesigen Designer ihr Handwerk aber immer noch auf hohem Niveau beherrschen, sieht man viele toll gemachte, manchmal auch atemberaubend schöne Defilees. Bei Dior führt der Laufsteg über das Becken in den Tuilerien hinweg. Kunstnebel wallt auf, hängt in der aufs Wasser verpflanzten Baumgruppe, die Szenerie wie ein Aquarell auf japanischem Papier. (Wartezeit auf Rihanna diesmal: nur 49 Minuten.) Dazu passend ist die Kollektion in Pastelltönen gehalten, schwebend leicht. Karomuster, die man sonst mit Tweed assoziiert, wurden auf zarteste Stoffe gedruckt, Blazer sind transparent, Röcke aus Lamellen von Chiffon gefertigt, Streifenblusen fließen über den Körper.

Er habe die Tatsache berücksichtigt, dass die Sommer heißer würden, sagt der Designer Jonathan Anderson – einer der ganz wenigen Kreativchefs, die sich über so etwas Gedanken machen. Seit einem Jahr ist er jetzt im Amt. Dior ist mit ihm weniger gefällig geworden, aber unbedingt interessanter.

Chanel wiederum schwimmt mit Matthieu Blazy auf einer Hype-Welle, zu Recht. Sein Laufsteg diesmal zeigt eine ockerfarben ziselierte Landmasse in einem Meer aus Türkis – der Planet Erde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unter der Kuppel im Grand Palais schweben der Mond und beleuchtete Wildgänse). Das passt zu Blazys allumarmender Botschaft: Chanel ist für alle Frauen da. Also theoretisch. Die jungen, die alten, die hippen und die konservativen, zu jedem nur denkbaren Anlass.

Im obligatorischen Zentrum steht das Kostüm in schier unendlichen Variationen und Verzierungen, die Jacke wird dabei oft lässig an der Hand getragen. Blüten, Perlen und Pailletten wachsen an Rockschößen empor, Goldkettchen und Knopfwülste prangen an Krägen. Auf den Hüften schaukeln breite Gürtel. Manchmal übertreibt es Blazy mit der Dekorierung, dann wirkt der Look überladen. Der maßgebliche Eindruck aber ist: die pure Freude. Hier ist endlich mal ein Designer, dem sein Job einen Riesenspaß zu machen scheint. Na so was.

Auf den Rängen spielen die Modeleute das Wer-ersetzt-wen-Spiel. Maximale Beliebtheitswerte erreichte es vor etwa anderthalb Jahren, wenig später wurden bei vielen großen Häusern gleichzeitig die Designer ausgetauscht. Jetzt sollte eigentlich mal Ruhe sein, doch bewahre. Ge rücht Nummer eins: Für Anthony Vaccarello wird bei Saint Laurent die deutsche Chloé-Designerin Chemena Kamali übernehmen. Gerücht Nummer zwei: Pierpaolo Piccioli wird Balenciaga nach einem Jahr und gemischten Kritiken schon wieder verlassen. So kann man ein Defilee natürlich auch mit Spannung aufladen: Finde die versteckten Hinweise auf die Zukunft des Kreativchefs!

In seiner mutmaßlichen Abschiedsshow für Saint Laurent zeigt Anthony Vaccarello 49 von Kopf bis Fuß goldene Looks. Kleine Bilder, von oben: federleichtes Outfit von Dior, messerscharfe Eleganz von Celine. FOTOS: VITTORIO ZUNINO CELOTTO/GETTY IMAGES, SIMON WOHLFAHRT/AFP, ALESSANDRO LUCIONI/CELINE

Bei Balenciaga wird ein weißes T-Shirt auf Couture-Format gebracht, bei Dries Van Noten spazieren fiktive Filmplakate vorüber FOTOS: GIOVANNI GIANNONI/WWD/GETTY IMAGES, ABDUL SABOOR/REUTERS

Bei Chloé ist dann aber alles wie immer, also schwer überzuckert mit wallenden Chiffonkleidern, Rüschen, Lochstickereien und viel Transparenz. Was die sechs riesigen Regenmäntel in der Kollektion verloren haben, bleibt ein Rätsel.

Bei Balenciaga zeigt Pierpaolo Piccioli seine bisher beste Kollektion. Zwei Saisons lang hat er sich aufgerieben zwischen der Essenz der Marke (Couture) und dem Nachlass seines Vorgängers Demna (Streetwear). Nun endlich hat er die Schnittmenge gefunden: ein weißes Hemd, ein weißes T-Shirt und eine Jeans, die er mit Couture-Schnitten veredelt. Ein blassrosa T-Shirt-Kleid mit Schleppe wird zu Jeans getragen, ein Überwurf aus stilisierten Korallen zu Chinohose und Flipflops. Das sieht relaxed und kein bisschen nach Abschied aus. Doch wer weiß. Vielleicht ist der Mann auch einfach wie befreit, weil er es bald hinter sich hat.

Etliche Balenciaga-Teile könnte man, eine belastbare Kreditkarte vorausgesetzt, problemlos in die eigene Garderobe integrieren. Was bei dieser Fashion Week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manche Kollektionen sehen wie das Hirnflammern von Konzeptkünstlern aus. Sie landen vermutlich direkt im Archiv, und dann werden hinter den Kulissen in aller Stille die Sachen produziert, die die Kundin wirklich tragen kann. Für den absoluten Großteil der Kollektionen gilt: Sie sind nicht da, weil jemand etwas Dringendes zu sagen gehabt hätte oder weil es dort draußen, wo die Kleiderschränke längst überquellen, irgendein Bedürfnis gäbe. Sie sind da, weil im Frühjahr etwas Neues in die Läden muss. Weshalb es nahezu ein Schock ist, wenn man plötzlich auf Menschen trifft, die diese Kleider wirklich lieben und mit allen Fasern ihres Herzens haben wollen.

Vor der Location von Ann Demeulemeester etwa haben sie sich in schwarzen Scharen eingefunden: lauter junge Leute in goldbeknöpften Uniformmänteln, Rüschenhemden und Bikerboots. Nach dem Abschied der Gründerin 2013 ist das belgische Label jahrelang von einem Designer zum nächsten weitergereicht und beinahe bedeutungslos geworden. Mit dem erst 30 Jahre alten Kreativdirektor Stefano Gallici ist es nun wieder da, kultisch verehrt. Auf seinem Runway zeigt er diesmal mehr vom Gleichen, seinen Fans wird es egal sein. Die leibhaftige Ann Demeulemeester sitzt derweil im Publikum und ist happy. „Ich sehe gar nicht mehr viel von mir selbst in diesem Look“, sagt sie. „Aber dass es weitergeht, sich verändert und Menschen begeistert, das ist doch wundervoll.“

Damit – Trommelwirbel! – zu den beiden besten Kollektionen der Pariser Fashion Week: Celine und Dries Van Noten. Beide Häuser haben ebenfalls Designerwechsel hinter sich und sind ihrem Markenkern doch treu geblieben: Sie zeigen Kleider, die rasant modern, individuell, lebenstauglich und miteinander kombinierbar sind. Hier ist ein bunter Haufen von Ideen, lautet das Angebot – jetzt greift euch ein paar Teile raus und kreiert euren eigenen Look.

Im Team von Dries Van Noten haben sie mit einem Brainstorming begonnen. „Wir haben uns gefragt, was für uns Glamour ist“, erzählt der Designer Julian Klausner nach der Show. „Dann haben wir daraus sieben fiktive Filmplakate gemacht, und so entstand nach und nach die Kollektion.“ Und was für eine.

Die Meisterschaft des Modemachers Dries Van Noten bestand immer darin, dass er die widersprüchlichsten Materialien, Farben, Muster zu einem vollkommen stimmigen Look zusammenfügen konnte. Sein Nachfolger beherrscht das mindestens genauso gut. Er kombiniert, sagen wir, einen mit Strass bestickten Rock mit Polohemd und Pullunder. Oder Limonengrün mit Rosé und grün-blauen Streifen. Westen werden von Glitzerbro-schen zusammengehalten, die Filmplakate spazieren als Fotoprints vorüber. Denn natürlich ist dem Dries-Team beim Stichwort Glamour nicht etwas so Geist-tötendes wie ein bodenlanges Swarovski-Abendkleid eingefallen. Eher der Look einer Fünfzigerjahre-Diva, die nach einem langen Arbeitstag in Hollywood den wollenen Cardigan überstreift und sich auf den Weg nach Hause macht.

Last, not least: das Celine von Michael Rider. Es entfacht bereits zum dritten Mal Begeisterungsstürme in Paris – obwohl die Sachen ganz unaufgeregt, fast minimalistisch daherkommen, die Raffinesse liegt im Detail. Ein schwarzes Kleid wird von einem Gürtel mit riesiger Goldschnalle in Form gebracht (Gürtel sind ein Riesenthema gerade), ein schwarzer Rolli zur leuchtend blau gemusterten Ballonhose getragen. Der vermeintliche Uni-Look in Rot – Hose, Top und Tasche - ist in Wahrheit aus drei verschiedenen Rottönen zusammengeschraubt. Dann wieder sitzt unter einem herrlich weich fallenden weißen Anzug einfach nur ein T-Shirt. Eleganter geht es kaum.

Ein Konzept gibt es hier nicht, jedes Teil steht und spricht für sich. Woraus sich eine Botschaft destillieren lässt: Es reicht eben nicht, zwanzigtausend Euro in die Hand zu nehmen und sich einen goldenen Komplettlook von Saint Laurent zu kaufen. Es muss schon etwas Eigenes dazukommen.

Paris hat jedenfalls geliefert, Tausende und Abertausende von Kleidern und Accessoires. Stil ist, was man am Ende daraus macht.

Unterwegs

Schöne tote Hose

Unsere Autorin fährt besonders gern in der Nachsaison in den Süden. Das ist manchmal eine Herausforderung, meist aber ein großes Glück.

Von Julia Rothhaas

E in bisschen schade war es dann doch, als wir feststellen mussten, dass wirklich jedes Geschäft und Restaurant bereits geschlossen hatte. Die weiß

gekalkten Häuser, in der Altstadt eng auf einen Hügel gezwängt, schienen vollkommen verlassen zu sein; selbst die Katzendichte in den Gassen, sonst idealtypisch für ausnahmslos jeden Ort in Griechenland, war auf rätselhafte Weise kaum mehr nachweisbar.

Dass es hier noch vor wenigen Tagen völlig anders ausgesehen hatte, verrieten nur die Speisekarten der Tavernen, die an den Hauswänden hingen. Ein kühles Bier? Ein gemischter Teller mit Vorspeisen? Gegrillter Fisch? Gern wieder in sechs Monaten. Nie war ein „Siga siga“, also das griechische „immer schön mit der Ruhe“, lauter als auf dieser kleinen ägäischen Insel im Oktober.

Im Urlaub regelmäßig vor geschlossenen Türen zu stehen, das mag nach ein, zwei, drei Wochen voller Enttäuschungen klingen. Wir aber haben es so gewollt. Weil wir finden: Keine tote Hose ist je schöner als die der Nachsaison.

Wer sich Mitte Oktober im Sand räkelt, ist dankbar um jeden Sonnenstrahl, der sich erbarmt, einem noch mal auf den Bauch zu knallen. Überhaupt: Sand + Sonne + Mitte Oktober! Gleichzeitig ist es zu verantworten, wenn zwischen den Schichten LSF 50 auf der Haut auch mal mehr als zehn Minuten liegen. Und dann ist da noch das Licht. Nie war man fotogener als im Herbst irgendwo im Süden, ab circa 16 Uhr.

Das vom Sommer aufgeheizte Mittelmeer gehört einem jetzt ganz allein. Im Hafen: weniger Kreuzfahrtschiffe. In den noch geöffneten Restaurants: immer ein Tisch. Selbst die Hatz nach dem „Geheim-tipp“ ist keine Kampfsportart mehr. Und wenn die Schlechtwetterfront auf einen zusteuert, fährt man eben dorthin, wo keine dunkle Wolke in der App zu sehen ist.

Während man sich bei der Herbergssuche im August schon mal wie Maria und Josef in Bethlehem fühlt, kann man sich nun aus einer ganzen Palette an Ferienwohnungen die schönste heraussuchen. Vor wenigen Tagen erst, in der Provence, haben wir uns eine Woche von Gästezimmer zu Gästezimmer gehangelt, stets dem Bauchgefühl nach, um dort zu bleiben, wo es uns am besten gefallen hat. Zur Hochsaison ist so eine Aktion nahezu unmöglich.

Das Beste aber sind die Begegnungen mit der Hotelbesitzerin oder dem Koch, dem Mann in der Bäckerei oder der Frau hinter dem Obststand. Mit ihnen kann man sich jetzt unterhalten, weil da plötzlich etwas ist, das ihnen monatelang abhandengekommen war: Zeit. Gern darf es etwas länger dauern, denn jeder weiß: Das „Ich bin gleich bei Ihnen“ macht gerade Pause. Diese sich überall ausdehnende Langsamkeit verschafft einem selbst mehr Ruhe und macht ein Stück weit demütig, weil dadurch noch sichtbarer wird, was Reisen eigentlich sein soll: das so wichtige Ausscheren aus dem eigenen, wohlbekannten und doch auch ziemlich eng abgesteckten Feld mit den immergleichen Protagon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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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 das starre Korsett der Erwartungen erst mal abgelegt, ist Platz für Unerwartetes. Wie groß das Glück, als man in der Taverne ein Stück Fisch auf den Teller gelegt bekam, den der Onkel kurz zuvor aus dem Hafenbecken gezogen hatte. Oder als die Wirtin irgendwo an der Adria ihr Fotoalbum aus der Schublade zog und anfing, von ihrer Familie, Sorgen und Freuden zu erzählen und davon, wie das Leben in dem kleinen Ort aussah, als sie noch ein Mädchen war.

Natürlich wirkt es im Herbst an den klassischen Sommerurlaubszielen oft ein bisschen, als sei man auf dem Set eines Katastrophenfilms gelandet. Derart verrammelt sind Gebäude sonst nur kurz vor einem Hurrikan. Wenn man weiß: Von diesem Restaurant, tief im Winterschlaf, haben unsere Freunde letztes Jahr so geschwärmt. Wenn der Einkauf von ein paar Grundnahrungsmitteln zum Spießrutenlauf wird, weil die kleinen Geschäfte in der Umgebung der Ferienwohnung lediglich von Juni bis Mitte September geöffnet haben. Viele Möglichkeiten, die einem der Sommerurlaub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vor die Füße kippt, sind mit einem Mal verschwunden.

Wilde Feste an Ferragosto? Lieber einsame Strände im warmen Pulli

Die Freuden der Nachsaison sind weniger aufdringlich. Sie begegnen einem nicht automatisch, nur weil man seinen Aufenthaltsort Richtung Meer verlegt hat. Aber ein bisschen ist es so wie mit Tomaten: Die schmecken ausschließlich im Sommer. Dafür gibt es auf dem Bauernmarkt im Herbst Radicchio und Kürbisse. Jeder Zeit also ihre Seligkeiten. Wenn man das weiß, kann man auch im Herbst hervorragend Urlaub im Süden machen.

Was einem in Mitarbeiterseminaren zum Thema „Agilität“ umständlich vermittelt werden soll, lernt man nun ganz nebenbei. Natürlich kann man sich darüber ärgern, wenn man für die Überfahrt mit der Fähre einen ganzen Urlaubstag opfern muss wegen der ganzen Zwischenstopps in der Nebensaison. Aber vielleicht steigt man an einem der Häfen auch einfach aus und guckt, was der so zu bieten hat. Auch ist das Gepäck umfangreicher: Die lange Hose, der warme Pulli, Jacke und Turnschuhe gehören zwingend zum Abendessen dazu – sofern man überhaupt ein Restaurant findet, das noch Tische auf seiner Terrasse stehen hat. Dafür ist der Temperaturschock nicht so massiv, wenn man an einem verregneten Herbstabend wieder zu Hause ankommt.

Dass ich und viele andere den Sommer lieber daheim verbringen und erst im Herbst Richtung Süden fahren, zeigt sich auch an den Zahlen der Tourismusindustrie. Selbst wenn der größte Teil der 68 Millionen mehrtägigen Urlaubsreisen im Jahr 2025 weiterhin in die Sommerferien gefallen ist, zieht sich laut Deutschem Reiseverband (DRV) das Urlauberaufkommen seit ein paar Jahren über einen längeren Zeitraum hinweg. „Diese erhöhte Nachfrage hat dazu geführt, dass einige Lä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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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r Regionen ihre Saisonzeiten auffallend ausweiten, um sie besser verteilen zu können“, sagt DRV-Pressesprecher Torsten Schäfer. Viele Hotels, etwa in der Türkei, haben bis weit in den November hinein geöffnet. Das kommt gut an: Weil sich dann vieles flexibler planen lässt, man weniger zahlen und vor den Sehenswürdigkeiten nicht stundenlang anstehen muss. Vorausgesetzt, man hat keine schulpflichtigen Kinder, aber dazu später mehr.

Auch die Klimakrise, das hat spätestens dieser Sommer mit aller Deutlichkeit gezeigt, wird unser Urlaubsverhalten verändern. Eine Hitzewelle nach der nächsten, dazu Waldbrände und Wassermangel allerorts: Schon seit Jahren entscheiden sich immer mehr Urlauber bewusst für kühlere Destinationen oder spätere Ferien, um extreme Temperaturen zu umgehen, so eine Umfrage der 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 (ETC).

Gleichzeitig bringt eine verlängerte Saison neu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Betreiber und Beschäftigte. „Man kann ein Hotel nicht gleichzeitig geöffnet lassen und manche Bereiche wie den Spa schließen, weil in der Nachsaison nicht so viele Mitarbeiter im Einsatz sind“, sagt Schäfer vom DRV. Das bringe nur Ärger mit den Gästen ein, die ja den gleichen Service erwarten wie diejenigen, die vor ihnen da waren. Zudem verkürze sich damit der Zeitraum, der nötig ist für Wartungs- und Renovierungsarbeiten im Haus.

Für mich fühlt sich der Urlaub in der Nachsaison manchmal an wie die ungeplante Teilnahme an einem „Anti-FOMO-Bootcamp“, einem Trainingslager, in dem man lernt, gegen das weitverbreitete, allgegenwärtige Gefühl anzukämpfen, man könne ständig irgendwo irgendetwas verpassen. Denn, so viel Einsicht gehört zur Tote-Hose-Liebe leider auch dazu: Natürlich verpasst man etwas. Zum Beispiel endlose Abende im dünnen Kleidchen auf einer italienischen Piazza. Wenn sich das Urlaubsgefühl bereits ab Minute eins einstellt, weil es permanent irgendwo nach Sonnencreme riecht oder nach Mückenspray. Dazu die Freude, dass man immer jemanden findet, der Lust hat auf eine Runde Beachvolleyball.

Wir Nachsaisonalen wissen, dass unser Blick auf den Urlaubsort oft mehr einer von der Sonne ausgebleichten Postkarte ähnelt als einem druckfrischen Exemplar. Aber es ist uns herzlich egal. Wir freuen uns, wenn die Sonnentage während einer Herbstwoche überwiegen, wir durch Zufall den letzten geöffneten Abend des Restaurants vor der Winterpause erwischt haben und uns lediglich erzählen lassen können, wie wild das Fest im Dorf an Ferragosto war.

Was wir ebenfalls wissen: Wie hundsgemein es ist, dass so viele andere nur in den Schulferien verreisen können und dass sie dann deutlich mehr für Flugtickets und Hotels bezahlen müssen – und für ihre gesammelte Mannschaft obendrein. Was nur könnte man denjenigen zurufen, als zarten Trost? Vielleicht: Wir sehen uns in ein paar Jahren am einsamen Strand. Wir halten euch ein Plätzchen frei!

SÜDOSTASIEN ICH SPÜRE DIE FREUDE DES ENTDE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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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ünf Meter lang und zwei Meter breit: Anders als auf dem Foto wirkt die Limousine MG IM5 in der Realität nicht gerade zierlich. Den kargen Interieurs aus der alten Sportwagenwelt hält der MG weiche Formen und viel Platz in beiden Sitzreihen entgegen. FOTOS: MG MOTOR FRANKREICH/TALBOT

Von Stefan Schmid

Die Tür fällt mit einem tiefen Plopp ins Schloss, und die Großstadt wird zum Stummfilm. Autos ziehen an der Ampel vorbei, irgendwo be-

schleunigt ein Motorrad, doch durch die Doppelverglasung schafft es nur ein fernes Rauschen. Tür zu, Welt raus. Die Passagiere sitzen in einem Parallel-Universum, Lärm und Hektik bleiben draußen.

Dann springt die Ampel auf Grün. Der IM5 drückt seine Insassen in die weichen Polster, auch die Beschleunigung scheint nicht von dieser Welt zu sein: Etwas mehr als drei Sekunden benötigen die Elektromotoren, um das Gewicht eines ausgewachsenen Breitmaulnashorns auf Tempo 100 zu wuchten. Ein McLaren würde dazu kreischen, ein Bentley wenigstens donnern. Der MG macht fast gar nichts. Kein Motor brüllt, kein Getriebe reißt die Gänge durch. Das Auto wird einfach in sehr kurzer Zeit sehr schnell.

58 990 Euro kostet diese lautlose Maßlosigkeit. Zur Schau stellt der IM5 seine Kraft allerdings nicht. Statt eines verchromten Krawall-Kühlergrills mit überdimensionierten Lufteinlässen zeigt der Supersportwagen eine spiegelplatte Haut, die am Heck in eine dezent geschwungene Abrisskante mündet. Auf die Frage nach der Leistung des Motors antwortet der MG ähnlich britisch unterkühlt wie einst Rolls-Royce: „Enough.“ Wobei „genug“ hier irgendwo zwischen vollkommen ausreichend und völlig übertrieben liegt.

Britisch ist an diesem Auto nur noch das Emblem. IM steht für „Intelligence in Motion“, dahinter steckt eine bislang vor allem in China bekannte Elektromarke aus dem Umfeld des MG-Mutterkonzerns SAIC. Für Europa bekommt die große Limousine nun jenes vertraute Markenzeichen auf die Haube, das viele noch mit kleinen britischen Roadster-Cabrios verbinden. Der IM5 ist weniger ein neuer MG als ein chinesisches Oberklassemodell mit europäischem Türöffner.

Große Form, kleiner Radius: Die Limousine lässt sich mühelos manovrieren

Schon der Basis-Hecktriebler ist mit 407 PS alles andere als schwach motorisiert und soll mit dem 100 kWh großen Stromspeicher bis zu 710 Kilometer weit kommen. Trotzdem wirken weitere 344 PS und Allradantrieb für nur 5000 Euro Aufpreis verlockend. MG verkauft Leistung wie ein Mobilfunkanbieter unbegrenztes Datenvolumen: Nutzen wird man sie selten, verzichten möchte man trotzdem nicht. Bezahlt wird dieser Überfluss allerdings nicht nur an der Kasse, sondern auch in der harten Währung der Elektromobilität: 88 Kilogramm Mehrgewicht für den zweiten Motor, ein Viertel mehr Verbrauch und 135 Kilometer weniger Normreichweite. Immerhin fällt die Ladepause kurz aus, wenn die Batterie leer gefahren ist. Die 800-Volt-Technik bringt den Akku am Schnelllader im Idealfall in rund 17 Minuten wieder von zehn auf 80 Prozent.

Mit knapp 4,93 Metern Länge und fast zwei Metern Breite streckt sich der IM5 mit seiner flach abfallenden Fließheck-Silhouette wie eine elegante Sportlimousine über den Asphalt und füllt eine enge Gasse ziemlich gründlich aus. Die serienmäßige Hinterachslenkung nimmt dem Dickschiff jedoch einen Teil seines Schreckens: Bei niedrigem Tempo schlagen die Hinterräder gegenläufig ein und verkürzen den Wendekreis auf handliche 9,98 Meter. So lässt sich die große Limousine erstaunlich leicht zwischen Pollern, parkenden Autos und Mülltonnen hindurchzirkeln.

Taucht hinter der nächsten Ecke Gegenverkehr auf, tritt der IM5 den geordneten Rückzug an. Der Rückfahrassistent speichert die letzten 100 Meter und spult sie selbständig rückwärts ab. Der Fahrer muss nur kontrollieren, ob sich seit der Hinfahrt eine Mülltonne in die Fahrbahn verirrt hat. Das ist auch deshalb hilfreich, weil der Blick zurück kaum weiterführt. Die flach abfallende Dachlinie staucht die Heckscheibe zur Schießscharte zusammen, den kümmerlichen Rest verstellt auch noch die mittlere Kopfstütze. Immerhin haben die Entwickler ein Einsehen: Ein Druck auf die Lenkradtaste ruft das Bild der Heckkamera auf. Den Rückblick überlässt der IM5 lieber der Elektronik.

Nach der maßlosen Motorisierung wirkt der Arbeitsplatz des Fahrers beinahe klösterlich. Knöpfe und Schalter sind weitgehend verschwunden, ihre Aufgaben übernehmen ein 26,3 Zoll breiter Monitor und ein zweiter Touchscreen im Hochformat. Die breiten Vordersitze lassen hingegen wenig Verzicht aufkommen: Sie sind weich wie Fernsehsessel, halten ihre Passagiere in Kurven aber besser fest und lassen sich elektrisch verstellen, beheizen und belüften. Panorama-Glasdach, Wärmepumpe, Akustikverglasung und ein Audiosystem mit 20 Lautsprechern sind serienmäßig.

In der zweiten Reihe setzt sich der luxuriöse Raumeindruck fort. Bei 2,95 Metern Radstand können selbst Großgewachsene die Beine langmachen, ohne mit den Knien an die Vordersitze zu stoßen. Trotz der coupéhaft abfallenden Dachlinie müssen sie den Kopf nicht zwischen die Schultern ziehen. Das weit nach hinten reichende Glasdach hält den Fond hell, die äußeren Plätze sind beheizt.

Erst im Gepäckraum hört bei MG die Großzügigkeit auf: Unter der großen Heckklappe kommen zwar alltagstaugliche 457 Liter unter, doch in den winzigen Frunk unter der Fronthaube passt mit seinen 18 Litern gerade mal das Ladekabel. Zusammen mit einer mickrigen Zuladung von 432 Kilogramm gerät die fast fünf Meter lange Limousine schnell an ihre Grenzen als Familienauto. Während vier Erwachsene im Innenraum fürstlich reisen, finden vier Koffer für einen Wochenendausflug schon deutlich schwieriger Platz.

Die Verarbeitung macht zunächst einen guten Eindruck. Große Flächen sind weich unterschäumt, die Übergänge wirken sauber und die Türen fallen satt ins

Schloss. Gerade bei den Holzelementen trägt der IM5 seinen Luxusanspruch allerdings etwas dick auf. Billig sieht das nicht aus, aber auch nicht so selbstverständlich edel wie in einer guten Oberklasselimousine. Die Ruhe wirkt mühelos, die Wertigkeit mitunter bemüht.

Bleibt also die Frage, ob er sich auch so komfortabel fährt, wie er seine Passagiere empfängt. Die Fahrwerksabstimmung meistert lange Bodenwellen souverän und lässt die Limousine weich über den Asphalt gleiten. Ganz ungestört bleibt die Flucht vor der Außenwelt allerdings nicht, sobald die Straße ihre Makel offenbart:

Technische Daten

Leistung: 553 kW (751 PS) Batterie-Kapazität: 96,5 kWh netto Beschleunigung (0–100 km/h): 3,2 s Verbrauch: 19,7 kWh/100 km Reichweite: 575 km (WLTP) Ladeleistung: bis zu 396 kW (DC) Ladedauer (10–80 Prozent): ca. 17 Minuten Kofferraumvolumen: 457 – 1290 Liter Preis: 58 990 Euro

Rollt die schwere Kapsel im Komfortmodus über kräftigere Temposchwellen, schwingt die Karosserie noch träge nach. Auf schlecht geflickten Stadtstraßen vergisst der MG seine Sanftmut vollends: Die großen Räder reichen Querfugen, scharfe Kanten und tiefe Gullideckel überraschend trocken an die Insassen weiter. Das Fahrwerk schluckt die großen Wellen mit stoischer Gelassenheit, verschluckt sich an den kleinen Härteproben des urbanen Alltags aber gelegentlich.

Bei den deutschen Marken markiert der Grundpreis oft nur den Auftakt zur Aufpreisjagd. Hinterachslenkung, Akustikverglasung, Panorama-Glasdach und das Audiosystem mit 20 Lautsprechern bringt der IM5 dagegen ab Werk mit. Mit knapp 4,93 Metern Länge bewegt er sich auf Augenhöhe mit einem Mercedes EQE und Porsche Taycan, preislich orientiert er sich aber eher an den sportlichen Topversionen des Tesla Model 3 und BYD Seal. Gerade im Vergleich zu gleich starken Porsche-Modellen kostet der Einstieg in die chinesische Oberklasse nicht einmal halb so viel. Der MG spart nicht an der Ausstattung oder dem Fahrspaß, sondern macht die kleinen Fluchten aus dem Alltag deutlich bezahlbarer.

Der Stecker-Boom

Gerade steigen viele auf E-Autos um. Das liegt nicht nur an hohen Spritpreisen.

Wer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Diesel oder Superbenzin tanken musste, war nicht zu beneiden: Literpreise von 2,50 Euro für Diesel und 2,30 Euro für Benzin lasteten schwer auf Stimmung und Portemonnaies. Und sehr viel hat der Tankrabatt daran nicht geändert. Immer meh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entscheiden sich deshalb für E-Autos, auch wenn diese noch relativ teuer in der Anschaffung sind.

Es verwundert deshalb nicht, dass die seit Mai freigeschaltete E-Autoprämie bereits 100 000-mal ausgezahlt wurde, wie 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oeben mitteilte. Die Erwartungen seien „weit übertroffen“ worden. Allein im September waren in Deutschland laut Kraftfahrtbundesamt 34,5 Prozent aller neu zugelassenen Pkw reine E-Autos. Auf das bisherige Jahr 2026 gerechnet liegt deren Anteil bei rund 27 Prozent. In der gesamten EU waren es 22 Prozent.

Eine neue Studie de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ICCT) zeigt nun, dass sowohl der Betrieb als auch die Anschaffungskosten von reinen E-Autos im Vergleich zu Verbrenner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ünstiger geworden sind. So sei das Fahren mit Elektroautos im Schnitt 33 Prozent billiger als mit Verbrennern, sagt die Hauptautorin der Studie, Marie Rajon Bernard.

Sie und ihre Kollegen hätten hierbei allerdings mit dem Durchschnitt der Benzin- und Diesel-Preise von 2025 gerechnet und beim Strom mit den EU-Durchschnittspreisen aus dem ersten Halbjahr 2025 und den öffentlichen Ladepreisen vom September 2025. Lege man die hohen Spritpreise der vergangenen Wochen und Monate zugrunde, seien die Nutzer von E-Autos noch weit günstiger gefahren.

Schon heute sparten die in der EU zugelassenen E-Autos den Import fossiler Treibstoffe in Höhe von 4,5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Tendenz: stark steigend, weil es in vielen EU-Ländern derzeit einen E-Auto-Boom gibt.

Der ICCT ist ein unabhängiger Non-Profit-Thinktank, der mit seiner Forschung den Entscheidern in der Politik eine Datengrundlage bieten möchte. Und diese Daten zeigen auf, dass E-Autos auch in der Anschaffung tendenziell günstiger werden. In Deutschland, dem größten Automarkt in der EU, sind laut ICCT die realen Kosten für E-Autos im Schnitt zwischen 2020 und 2025 um 18 Prozent gesunken. Das erstaunt erst einmal; denn wer sich für ein E-Auto interessiert, vermutet wohl eher das Gegenteil. Tatsächlich stieg der Medianpreis der 160 in Deutschland verfügbaren E-Modelle im untersuchten Zeitraum um 42 Prozent.

Rechne man allerdings, wie hier geschehen, die Inflation sowie die höheren Reichweiten und Leistungen der heutigen E-Autos im Vergleich zu 2020 ein, komme man auf minus 18 Prozent, erklärt Marie Rajon Bernard. Weil aber heute mehr größere und leistungsstärkere Modelle am Markt sind, bleiben die Anschaffungskosten von E-Autos auf eher hohem Niveau.

Wobei der ICCT hier auch eine Angleichung zu den Verbrennern beobachtet. Vergleiche man den Preis von Verbrenner- und Elektromodellen der Mittelklasse, der oberen Mittelklasse und im Luxussegment, seien E-Autos nicht mehr teurer. Im Kleinwagen-Segment und in der unteren Mittelklasse jedoch schon. Hier könnten die Preise noch sinken und die Zahl der Modelle könnte steigen.

Die Studie nährt die Hoffnung, dass E-Autos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deutlich günstiger werden könnten. Der Preis für Batterien, das teuerste Bauteil eines E-Autos, sei zwischen 2020 und 2025 global um 35 Prozent gesunken. Noch sei die Reduktion kaum an die Kunden weitergegeben worden. Aber der Wettbewerb werde sich intensivieren – und damit dürften die Preise fallen. Hans G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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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wohl berühmteste Bewohner der Arktis: Ein Eisbär durchstreift das Packeis vor Spitzbergen (oben). Dutzende Vogelarten, darunter die Küstenseeschwalbe, bevölkern das abgelegene Archipel im Nordpolarmeer (o.r.). Historische Häuser und Denkmäler erzählen auf Spitzbergen von Forschung, Entdeckern und dem Leben im hohen Norden (u.r.). Fotos: Lise Dreistel, Kay Fochtmann, Agurtxane Concellon

Wenn in den Weiten des Nordpolarmeers plötzlich Spitzbergen auftaucht, ist das ein Moment, den man nicht so schnell vergisst: Zwischen den schroffen Gipfeln zeigen sich intensiv blaue Gletscher, Fjorde schneiden tief ins Land, Eisschollen treiben über das Wasser – und über allem liegt diese besondere arktische Stille. Svalbard, wie die Norweger ihre nur rund 1.000 Kilometer vom Nordpol entfernte Inselgruppe nennen, ist rau, weit und von einer fast unwirklichen Schönheit. Wer in dieser spektakulären Landschaft mit einem HX Expeditionsschiff unterwegs ist, begegnet mit etwas Glück auch Walrossen, Rentieren, Walen oder dem wohl berühmtesten Bewohner der Arktis: dem Eisbären.

Bei einer Wanderung entlang der Küste zeigt sich Spitzbergen von seiner stillen, beinahe unwirklichen Seite. Foto: Kay Fochtmann

Expedition in die arktische Wildnis

Seit 1896 bringt HX Expeditions wissbegierige Reisende an die entlegensten Orte der Welt. Den Anfang machte damals Spitzbergen – eine echte Pionierfahrt, die den Grundstein für die Expeditionsgeschichte von HX legte. Im Reich aus Eis, Fels und Fjorden verschwindet im Sommer die Sonne wochenlang nicht hinter dem Horizont und taucht Gletscher und Berge selbst nachts in ein beinahe goldenes Licht. Ab September beginnen die Polarnächte – mit tiefblauen Dämmerungsstunden und Nordlichtern am Himmel. Vor 130 Jahren hätte eine Reise zu diesem entlegenen Archipel vermutlich noch eine ordentliche Portion Wagemut verlangt. Heute braucht es eigentlich nur eine warme Jacke und Lust auf Abenteuer – denn die Spitzbergen-Seereisen im arktischen Sommer verbinden Naturerlebnis und Abenteuer mit Komfort. Auf den Expeditionsschiffen ist es auch bei eisigen Temperaturen draußen an Bord immer angenehm warm und sehr gemütlich. Zur HX 130er-Feier gibt es unter anderem ein Jubiläumsmenü, den „1896 Cocktail“ und besondere Erinnerungsstücke.

Faszinierende Eiswelten

Trotz der eisigen Landschaften beherbergt Spitzbergen Dutzende von faszinierenden Tierarten, die man auf einer Expedition beobachten kann. Und bietet eine Tundra, die im arktischen Sommer überraschend viele Farben zeigt. In den kalten, klaren Gewässern ziehen Belugas, Zwerg-, Buckel- und Finnwale ihre Bahnen. Auch Vogelfreunde kommen auf ihre Kosten: Jedes Jahr brüten hier 41 Seevogelarten, darunter Dickschnabellummen, Kurzschnabelgänse, Krabbentaucher, Pracht-eiderenten und Papageientaucher. Mit etwas Glück sieht man sogar einen Eisbären vom Deck aus – das Fernglas also auf gar keinen Fall vergessen! Zu den Höhepunkten der Reise gehören Exkursionen mit kleinen, wendigen Expeditionsbooten zu abgelegenen Anlandestellen, vorbei an Gletschern und mit der Chance auf nahe Begegnungen mit Walen, Robben oder Seevögeln. Wanderungen, Kajaktouren, Vorträge und Workshops ergänzen das Programm. Landgänge führen auf die Spuren früherer Entdecker, Walfänger und Bergarbeiter – besonders in Longyearbyen, wo arktischer Alltag, Forschung und Geschichte bis heute eng miteinander verbunden sind. Auf jeder Schiffsreise mit dabei ist das engagierte HX Expeditionsteam – eine eingespielte Gruppe aus Naturkundlern, Historikern und Reiseleitern: Sie leiten Anlandungen, halte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und erzählen Geschichten über die Region. Viele Aktivitäten, Mahlzeiten und Getränke sowie Vorträge, Anlandungen, geführte Wanderungen und die Beteiligung a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sprojekten sind bereits im Reisepreis enthalten.

Komfort an Bord

Nach den Erlebnissen in der Natur können Gäste auf dem komfortablen Expeditionsschiff entspannen, leckeres Essen genießen und sich mit ihren Mitreisenden in der Explorer Lounge & Bar austauschen. HX setzt für Reisen nach Spitzbergen die hochmodernen Expeditionsschiffe Fram und Spitsbergen ein. An Bord trifft skandinavische Klarheit auf entspannte Wohnlichkeit: helle Räume, natür-

Die großen Panoramafenster des Expeditionsschiffs holen die arktische Landschaft direkt an den Tisch. Foto: Espen Mills

Polarforschung und di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an Bord

Im Science Center an Bord werden Gäste in wissenschaftliche Projekte miteingebunden. Foto: Kay Fochtmann

An Bord eines HX Expeditionsschiffs wird nicht nur beobachtet und gestaunt, denn die Polarforschung ist bei einer Spitzbergen-Expedition mit HX fest in das Reiseerlebnis integriert. Im hochmodernen Science Center treffen Gäste auf Biologen, Glaziologen, Ozeanographen und andere Experten. Gastwissenschaftler und Mitglieder des Expeditionsteams bringen eigene Forschungsprojekte mit an Bord und vermitteln ihre Erkenntnisse in Vorträgen und Workshops. Herzstück an Bord ist das moderne Science Center, in dem Mikroskope, Laborgeräte und interaktive Karten zur Verfügung stehen. Gemeinsam mit den Experten können HX Reisende Wasser- und Planktonproben, Gesteine oder Fossilien untersuchen, die während der Reise gesammelt werden. Gäste können zudem aktiv Daten für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sprojekte liefern: etwa Walfluken für „Happywhale“ fotografieren, Seevögel zählen oder im Rahmen des NASA-Programms GLOBE die Wolkenbedeckung dokumentieren und damit Satellitendaten ergänzen.

Ein Walross nimmt ein Bad vor der eindrucksvollen Gletscherkulisse Spitzbergens. Foto: Yuri Choufour

liche Materialien, zurückhaltende Farben und große Fenster holen die arktische Landschaft beinahe ins Innere. Dank hoher Eisklasse, moderner Navigations- und Sonartechnik sowie großzügiger Flächen für die Ausrüstung und das Science Center sind sie bestens für Entdeckungsreisen im hohen Norden gerüstet. Als Mitglied der Association of Arctic Expedition Cruise Operators (AECO) folgt HX mit jeder Schiffsreise klaren Richtlinien zum Schutz von Tierwelt, Landschaft und kulturellem Erbe.

Lassen Sie sich inspirieren!

Die Reisen finden von Mai bis September 2027 statt. Auch die neue Saison 2028/29 ist bereits buchbar, darunter eine neue Reise von Schottland nordwärts über die Orkney-, Shetland- und Färöer-Inseln und Island bis nach Spitzbergen.

Mehr über die Expeditions-Seereisen mit HX nach Spitzbergen: https://www.travelhx.com/de-de/reiseziele/spitzbergen-seereisen/

„Einen Eisbären zum ersten Mal auf Spitzbergen zu sehen, war ein unvergesslicher Moment.“

Annette, HX G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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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e zusätzliche Ermäßigung von 5% auf Kabinen und eine zusätzliche Ermäßigung von 10% auf Suiten gilt für Neubuchungen, die im Zeitraum vom 01. September 2026 bis zum 09. November 2026 für ausgewählte Seereisen von HX mit Abreise zwischen 01. Oktober 2026 und dem 31. März 2028 getätigt werden. Das Angebot gilt nicht für Buchungen, die außerhalb des Angebotszeitraums erfolgen. Das Angebot gilt vorbehaltlich Verfügbarkeit und kann jederzeit ohne Vorankündigung widerrufen werden. Es können Zuschläge für Alleinreisende anfallen. °Quelle: Expeditionsbericht 2025 in der Zeitschrift „Cruise Industry News“ ©HX Expeditions

HX DE GmbH · Willy-Brandt-Straße 23 · 20457 Hamburg | Veranstalter der Reisen ist die HX NO AS · Markveien 57 · 0550 Oslo · Norwegen

30 km SZ-Karte/Mapcreator.io/OSM

Mezze und Meer

Laut und trubelig ist es in Bodrum und Kuşadası. Manche Hotelbetreiber versprechen nun einen neuen, sanfteren Tourismus an der Westküste der Türkei. Kann das gel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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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Simon Groß

in Mittwochvormittag Ende September in Didim. Im Stadtzentrum ist Markt, wie an jedem anderen Wochentag. Hier an der türkischen Ägäis, zwischen den Ferienorten Bodrum und Kuşadası, hat die Sonne eine besondere Kraft. Sie bringt tennisballgroße Feigen, basketballgroße Kohlköpfe und Melonen mit dem Durchmesser eines Medizinballs hervor. Petersilie wird hier nicht stängelchenweise in Plastik abgepackt, sondern zu robusten Hecken aufgetürmt, alles eine Nummer größer eben. Die Händler zeigen, was die Region zu bieten hat, und das ist, gerade jetzt, da für vieles die Erntezeit begonnen hat, einiges. Neben Obst, Gemüse und Gewürzen halten sie einem in Trauben-Melasse gehüllte Nüsse, würzigen Ziegenkäse und frisch gepressten Tahin, also Sesampaste, zum Probieren entgegen. Kurzum: Wer hier nicht genau weiß, was er will, geht leicht verloren. Gut also, dass Vedat Başaran dabei ist.

Kaum einer kennt das kulinarische Angebot hier so gut wie er. Başaran, kurze graue Haare, dunkelbeiges Polo-Hemd, ist Experte für die osmanische Küche, hat Kochbücher über vergessen geglaubte Rezepte geschrieben. Nun hat der 63-Jährige, der schon mit Kochgrößen wie Paul Bocuse und Alain Ducasse gearbeitet hat, es sich zur Aufgabe gemacht, die Feinheiten der ägäischen Küche zu erforschen. „Die Lebensmittel aus Didim und der Umgebung sind sehr hochwertig“, sagt Başaran, der mit der Stimme eines Bass-Verstärkers ausgestattet ist. Verantwortlich dafür sei die günstige Lage der Region. Im Winter ist es mild, im Sommer sonnig. Die Böden sind fruchtbar, auch dank des Flusses Großer Mäander, der sich, wie könnte es anders sein, vom Landesinneren bis zum Ägäischen Meer schlängelt und die Erde mit Nährstoffen versorgt.

An der Küste entstehen immer mehr Hotels, manche groß wie ein Dorf

Başaran arbeitet an einem Buch, das Hersteller und Produkte der Region systematisch erfasst. 300 Produzenten hat er in einem Umkreis von 50 Kilometern ausgemacht. Wer wissen will, wie manches davon schmeckt, kann sich im Zeytinlik an den Tisch setzen. Das Restaurant, das mit seinen schroffen Steinfassaden auch in der Toskana stehen könnte, gehört zum östlich von Didim gelegenen Hotel Akra. Başaran ist dafür verantwortlich, was hier serviert wird. Heute Abend gibt es etwa hauchdünn aufgeschnittenen Feigensalat, Sardinen im Teigmantel mit Weinblattpüree, sonnengetrockneten Oktopus und Shrimp aus dem Ofen, als Hauptgang wird auf dem offenen Feuer gegrillter Wolfsbarsch auf Lorbeer-Spießen serviert. Eine Herausforderung, sich nicht schon an den kalten und warmen Vorspeisen, den sogenannten Mezze, sattzuessen, zumal zum Dessert noch Sesam-Baklava und Feigeneis auf dem Menü stehen. Und ja, das schmeckt genauso gut, wie es klingt. Aber nicht alles davon sei traditionell, sagt Başaran, zentral sei etwas anderes: „Die Lebensmittel stehen im Mittelpunkt, nicht das Ego des Chefs.“

Die Dinge anders machen – das, so könnte man sagen, soll der Markenkern vom Hotel Akra sein, das im April neu eröffnet hat. Das fängt schon bei den Ausmaßen der Anlage an. Ähnlich wie das Gemüse auf dem Markt, ist auch hier alles eine Nummer größer, mindestens.

Auf 280 000 Quadratmetern, also knapp 40 Fußballfeldern, ist ein kleines bis mittelgroßes Dorf entstanden, auf dem man sich vornehmlich mit Golfmobilen bewegt. Die Flure des Hauptgebäudes, die neben Gästezimmern vom Buchladen über Boutiquen bis zur Weinhandlung alles beherbergen, was man während eines ausgedehnten Urlaubs so brauchen könnte, sind derart weitläufig, dass Schilder das Fahren mit dem Scooter untersagen, sicher ist sicher. Hotel und Inneneinrichtung sind in dezenten Beige- und Ockertönen gehalten, gediegen und hochwertig soll es sein, auf der Toilette läuft Lounge-Musik.

Unterhalb des imposanten Hauptgebäudes erstrecken sich Pools und Ferienhäuser bis zum Meer, insgesamt haben hier etwa eintausend Gäste Platz. Einzig die Büsche und Bäumchen sind an vielen Stellen bloß hüfthoch, sie müssen erst noch wachsen.

Die Dinge anders machen, dazu gehört für Hoteldirektor Gürel Esener, 47, auch ein bewussterer Umgang mit Natur und Mensch. Nachhaltigkeit sei ihm wichtig, „wir machen das mit Herz“, sagt Esener, der seit mehr als 25 Jahren im Geschäft ist.

Ein Teil der Mitarbeitenden wohnt in einem separaten Bereich auf dem Hotelgelände, mit Sportplatz und Zugang zum Meer. Obst und Gemüse werde zum Groß-

Hinweis der Redaktion: Die Recherchereisen für diese Ausgabe wurden zum Teil unterstützt von Veranstaltern, Hotels, Fluglinien und/oder Tourismus-Agenturen. Ein Teil der vorgestellten Produkte wurde der Redaktion von den Herstellern zu Testzweck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und/oder auf Reisen präsentiert, zu denen Journalisten eingeladen wurden.

teil auf eigenen Flächen angebaut, alles Weitere besorge man bei lokalen Produzenten. Es gebe eine strikte Mülltrennung, Essensreste würden in der Landwirtschaft wiederverwertet. Das Hotel besitze ein eigenes Abwassersystem, nutze das Grauwasser zur Bewässerung. Die gewaltige Dimension der Hotelanlage und das Nachhaltigkeitsversprechen, für Hoteldirektor Esener ist das kein Widerspruch.

Bei Hatice Gençay, der Bürgermeisterin von Didim, hört man dagegen schon kritischere Töne. „In Tourismusstädten, deren Bevölkerung sich während der Sommermonate vervielfacht, steigt die Belastung der kommunalen Dienstleistungen erheblich“, sagt Gençay bei einem Gespräch.

Auch im Herbst kann man an der türkischen Ägäis noch gut baden – sei es im Pool oder im Meer, wo das Wasser auch noch warm ist. FOTO: SIMON GROß

Während des Sommers verdreifache sich die Einwohnerzahl von Didim von 100 000 auf 300 000 Einwohner. Es sei daher nicht leicht, die Stadt sauber zu halten und den Verkehr zu managen. Wie Gençay, die zur neu gegründeten sozialdemokratischen Yeni Parti und damit zur Opposition gehört, di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von Erdoğans Regierung für den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beurteilt? „Die Unterstützung ist okay“, sagt die Bürgermeisterin kühl. Die türkische Ägäis gilt als sozialdemokratische Hochburg,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Kommunen und Regierung ist oft angespannt.

Seit den 1980ern hat sich Didim von einem kleinen Küstenort zu einer Urlaubsdestination entwickelt, die meisten Einwohner verdienten ihren Unterhalt inzwischen mit dem Tourismus, sagt Gençay. Deutlich sehen kann man das an der Promenade des Stadtstrands Altinkum. Fast-Food-Restaurants, Bars und Läden, in denen man „Designer-Handtaschen“ für 20 Euro kaufen kann, ballen sich hier. Auch Ende September ist der feinsandige Strand noch gut besucht, überall stehen Bast-Sonnenschirme. Kein Wunder, das Wasser ist mit bis zu 24 Grad auch noch angenehm warm.

Gençay möchte Didim als sanften Gegenentwurf zu anderen Orten an der türkischen Ägäis etablieren. Bodrum etwa, das auf der Landzunge liegt, die Richtung Süden am Horizont zu sehen ist, und einen eigenen Flughafen hat, gilt als Party-Destination, bekannt für exklusive Restaurants und Bars. Kuşadası im Norden ist Anlaufpunkt für Kreuzfahrt- und Tagestouristen, laut und trubelig geht es in den Gassen zu. Was Didim unterscheide? Gençay drückt es diplomatisch aus: „Wer Erholung sucht, sollte nach Didim kommen.“ Doch wenn es nach Hotelbetreibern und Reiseveranstaltern geht, ist das Potenzial der Region, wie es so schön heißt, noch lange nicht ausgeschöpft. 20 Hotels seien an der Küste Didims inzwischen gebaut worden, weitere 15 seien in Planung, sagt Gençay.

Ob es in Didim dann künftig nicht ähnlich voll sein wird wie in Bodrum oder Kuşadası?

Früher hätte man das im Norden Didims, das einst Didyma hieß, in Erfahrung bringen können. Dort stehen die Reste des Apollon-Tempels, der nach dem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Gott für Licht und allerhand anderes benannt ist und wie Delphi während der Antike als Orakelstätte diente.

Vom siebten Jahrhundert vor Christus an ließen sich hier auch Angehörige der Herrscherdynastien die Zukunft vorhersagen. Mit einer Fläche von 51 mal 109 Metern zählt der Tempel zu den größten erhaltenen Anlagen des Altertums. Orte wie dieser sind an der türkischen Ägäis keine Seltenheit. Die Westküste der Türkei ist übersät mit antiken Stätten, die von einer großen Vergangenheit künden und während der Sommerzeit viele Besucher anziehen.

Dazu gehört auch Ephesos. Welche Bedeutung die türkische Ägäis früher einmal hatte, lässt sich nirgendwo so eindrücklich erfahren wie hier. Während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zählte Ephesos zu den bedeutendsten Städten im östlichen Mittelmeerraum. Unzählige Ruinen zeugen von der wechselhaften Geschichte der Hafenstadt, die man nordöstlich von Kuşadası nahe dem Ort Selçuk besichtigen kann. Darunter die wiedererrichtete Fassade der Celsus-Bibliothek und das monumentale Theater, das bis zu 25 000 Zuschauer fasste und noch heute für Konzerte genutzt wird.

Weiter geht es an der Küste Richtung Norden entlang zum Hotel Club Marvy, das sich über zwei kleine Buchten erstreckt. Als das Hotel vor 35 Jahren gebaut wurde, standen da bunte Häuser mit kurz gemähtem Rasen und weißem Zaun, skandinavischer Stil, der so wenig zur Gegend passte wie Köttbullar zu Rakı. Heute legt man hier Wert darauf, dass Gäste nach dem Aufwachen nicht glauben, versehentlich in Schweden gelandet zu sein. Die Architektur der Hotelanlage fügt sich dezent in die Küstenlandschaft ein. Die Gästehäuser an der Bucht lugen hinter dichten Baumkronen hervor.

Aus der Region stammt ein besonderes Olivenöl - es kratzt im Hals, ein gutes Zeichen

Was die Gegend kulinarisch ausmacht, kann man besonders gut im Değirmen lernen, einem der sieben Restaurants des Hotels, das man durch eine alte Mühle betritt, viel Holz und Stein, uriges Ambiente. Unterschätzen sollte man aber nicht, was Küchenchef Ahmet Guzelyagdöken hier auftischt. Der große Mann mit grauem Dreitagebart und gütigen Gesichtszügen wird seinem Namen gerecht, frei übersetzt heißt er so etwas wie „Der schöne Öl-Ausschenker“. Denn mit Öl, natürlich Olivenöl, kennt sich Guzelyagdöken aus.

„An der türkischen Ägäisküste wurden schon vor Tausenden Jahren Olivenbäume kultiviert“, erzählt der 68-Jährige. Besonders bekannt ist die Region für die Sorte Memecik. Sie zeichnet sich durch einen hohen Polyphenol-Gehalt aus, jenen Inhaltsstoff, der Olivenöl so gesund macht und im Nachgang im Hals kratzt. Anders als bei manch Gebranntem ist das bei Olivenöl ein gutes Zeichen.

Aufgewachsen ist Guzelyağdöken in Söke, einem kleinen Ort wenige Kilometer von hier. Eigentlich ist er Maler, seine Leidenschaft für die Kulinarik der Region hat er von seinen Eltern, die Käse und Olivenöl herstellten. Eine eigene Farm bei Kuşadası liefert ihm und dem restlichen Hotel ökologisch angebautes Obst und Gemüse, Fisch und Fleisch bezieht er aus der Region.

Heute haben die Gäste Glück, es gibt Sägebarsch, festes weißes Fleisch, saftig gegrillt wie ein Thunfischsteak, und junges Ziegenfleisch auf geschlagenem Weizen (Keşkek) mit einer Art Quittenchutney. Die Mezze, die Guzelyagdöken zum Auftakt servieren lässt, zeigen hingegen, dass Vegetarier an der Ägäis nicht nur überleben, sondern auch genießen können: bis zur endgültigen Karamellisierung geschmorte gefüllte Zwiebeln, Auberginen, die zart und rauchig auf der Zunge schmelzen, und fruchtig eingelegte Artischocken. Konkurrenz kann all dem eigentlich nur der Ausblick machen, die Silhouette der griechischen Insel Samos ist am Abend in kräftiges Rosa getaucht.

Reiseinformationen

Anreise: Mit dem Flieger von München aus in knapp drei Stunden nach Izmir oder Bodrum, von dort per Shuttle zum Hotel oder per Mietwagen zur Unterkunft. Reisearrangements: Der Reiseveranstalter Bentour bietet Reisen an die Westküste der Türkei an, z.B. im Akra Didim, sieben Nächte all-inclusive kosten mit Flug ab München im November ab 1203 Euro pro Person, bentour.de, akra-hotels.com. Oder Ende Oktober ab München im Club Marvy Hotel in Özdere, mit Flug und all-inclusive, sieben Nächte für 1488 Euro pro Personen, clubmarvy.com. Unternehmungen: Ephesos, antike Stadt und Museum, Eintritt 40 Euro, April bis Oktober geöffnet von 8 bis 19 Uhr; Apollon-Tempel, Eintritt sechs Euro, im Sommer meist geöffnet von 8.30 bis 20 Uhr

HIN UND WEG

Glückliche Fluggäste Wie Mitarbeiter der australischen Airline Jetstar kundenfreundlich streiken.

it Streiks ist das so eine Sache. Zu spüren bekommen sollen sie die Arbeitgeber der betreffenden Branche. Aber sie wirken sich recht häufig auch auf die Kunden dieser Unternehmen und Institutionen aus: Wenn das Krankenhauspersonal streikt, wird nicht operiert, legen Erzieherinnen die Arbeit nieder, haben die Kitas geschlossen. In anderen Fällen fahren keine Busse, wird der Müll nicht abgeholt, gibt es keine Nachrichten im Radio.

Die Solidarität von Kranken, Eltern, Pendlern mit den Streikenden gerät unter Umständen deshalb schnell an Grenzen. Größere Teile der Bevölkerung zu involvieren, ist einerseits ein gewünschter Effekt von Streiks, weil das den Handlungsdruck erhöht. Andererseits: Ist ein Kipppunkt erreicht hinsichtlich der Duldsamkeit der Mitbestreikten, die es schließlich gar nicht in der Hand haben, für höhere Löhne und geringere Wochenarbeitszeiten zu sorgen, wird es gesamtgesellschaftlich schnell sehr wutbürgerlich.

Insofern haben die Mitarbeiter der australischen Billigfluggesellschaft Jetstar in ihrem Arbeitskampf gerade eine ziemlich clevere Strategie gewählt. Sie zählen zu den am schlechtesten bezahlten und mit den miesesten Arbeitsbedingungen konfrontierten im Qantas-Konzern, zu dem der Billig-Ableger Jetstar gehört. Das Geschäftsmodell solcher Airlines wie Jetstar fußt neben dem Umstand, dass das Personal schlecht behandelt wird, vor allem darauf, dass Passagiere sehr günstige Tickets kaufen, an denen das Unternehmen kaum etwas verdient, dann aber für jede noch so kleine Zusatzleistung extra bezahlen.

Das Gepäck flog während der Streiktage kostenlos mit – schön für die Urlauber. FOTO: DARIA NIPOT DEPOSITPHOTOS/IMAGO

Das haben sich die Mitarbeiter der Fluggesellschaft nun zunutze gemacht. Normalerweise hebt keine Maschine ab, wenn das Bodenpersonal streikt. Weshalb die Passagiere dann ihren Urlaub verpassen oder wichtige Geschäftstermine. Die Jetstar-Belegschaft hat trotz eines Streiks jedoch gar nicht die Arbeit niedergelegt, jedenfalls nicht vollständig. Sondern nur die Abläufe etwas verschlankt. Die Mitarbeiter haben an den Streiktagen die Fluggäste nämlich sehr wohl abgefertigt, niemand hat einen Flug verpasst, auch konnte jeder sein Gepäck aufgeben. Wahrscheinlich waren die Airline-Angestellten an den betreffenden Tagen sogar besonders freundlich.

Worum sich die Dienstleister an ihren Schaltern in den Flughäfen von unter anderem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Adelaide und Cairns allerdings nicht gekümmert haben: die fälligen Gebühren zu erheben für zum Beispiel Übergepäck, Sitzplatzänderungen oder verspätetes Einchecken. Diese teilweise Arbeitsniederlegung dürfte den Mutterkonzern Qantas finanziell durchaus getroffen haben – und damit den richtigen Adressaten. Der Streik fiel in eine Zeit, in der in Australien teilweise Schulferien waren. Entsprechend hoch war das Passagieraufkommen.

Für die Kundschaft hingegen gab es keinerlei Einschränkungen durch den Streik. Im Gegenteil: Sie hat sogar davon profitiert. Die Passagiere konnten mehr und größeres Gepäck mitnehmen und manch andere Extraleistung in Anspruch nehmen, ohne dafür zur Kasse gebeten zu werden. Wenn es nach ihnen gegangen wäre, hätte sich dieser Streik wahrscheinlich durchaus länger hinziehen dürfen als lediglich zwei Tage. Stefan Fischer

Der Autor fährt lieber mit der Bahn.

kaufdown

EINMAL IM LEBEN

In Schwefel baden

Eine Schwimmnudel pro Person darf man nehmen, steht auf dem Schild. Damit treibt man dann, benudelt unter Achseln oder Po, über Stunden auf dem Wasser. So ist es hier Tradition. Entsprechend tief gebräunt sind all die Italienerinnen und Italiener, die um einen herumdümpeln. Ihnen gehören jetzt in der Nachsaison fast allein die Terme dei Papi, die „Bäder der Päpste“, in Viterbo im Latium. Die Stadt, gelegen an den Hängen des Monte Palanzana, wurde im Mittelalter Zufluchtsort einiger Päpste, denen das etwa 80 Kilometer entfernte Rom zu unsicher geworden war. Die für Gelenke und Haut wohltuende Wirkung des Thermalwassers aus der 58 Grad heißen Bullicame-Quelle war damals schon bekannt. Nikolaus V. ließ im 15. Jahrhundert eine Art Palast an der Quelle errichten, der Ruf der Bäderstadt war spätestens damit begründet. Rund um die erstaunlich gut erhaltene Mittelalterstadt Viterbo gibt es bis heute zahlreiche Quellen, die teils kostenfrei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sind. Ein Selbstversuch in einem der kleinen Bassins der Piscine Carletti zeigt allerdings: heißes Wasser, heißer Tag, kein Schatten, keine Duschen – keine so gute Idee. In den Terme dei Papi indes zahlt man Eintritt, hat dafür aber die Möglichkeit, sich zu duschen. Calcium und Magnesium, Sulfate und Hydrogencarbonate, ein Lexikon könnte gefüllt werden mit den Inhaltsstoffen des Wassers, in dem man gerade lümmelt. Die weißen Ablagerungen am Beckenrand zeugen davon. Am Ende verlässt man die Therme tiefenentspannt. Der Körper aber erinnert einen noch am nächsten Tag an den Besuch. Aus den Poren kommt, so riecht es zumindest im Auto: purer Schwefel. Monika Maier-Al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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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r Bilder, eine Gemeinsamkeit – welche? Von Oliver Rez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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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Stefan Fischer

Die erste Kapitänin

Zehn Jahre lang arbeiten – und dann ausgesorgt haben. Für viele Menschen eine verlockende Vorstellung. Und für Joshua Patten auch keine ganz unrealistische. Zugegeben, ein paar Jahre ist der junge Amerikaner bereits zur See gefahren, als er Anfang der 1850er eine wegweisende Entscheidung trifft, die ihn hoffen lässt, schnell an viel Geld zu kommen.

Patten, gerade mal 25 Jahre alt, stehen zwei Karrieren offen, beide als Kapitän von Handelsschiffen: Entweder wird er ein Costal Captain, der die Ostküste des amerikanischen Kontinents hoch und runter segelt, um Waren von den USA nach Südamerika zu bringen, und umgekehrt. Oder aber er wird Around-the-World-Touren absolvieren. Die sind riskanter – und lukrativer. Den Kapitänen ist damals erlaubt, in gewissem Umfang auf eigene Rechnung Ladung an Bord zu nehmen und damit zu handeln. Mit Tee aus China etwa lassen sich in Großbritannien herausragende Geschäfte machen. Solche Schiffe zu kommandieren, das ist es, was Patten unbedingt will.

DEM GEHEIMNIS AUF DER SPUR

Und er bekommt die Gelegenheit dazu. Im Frühjahr 1854 steigt er in die Riege der Kapitäne auf, ihm wird angeboten, die Flying Scot auf ihrer Jungfernfahrt nach London zu segeln, einen „Extreme Clipper“. Die Geschwindigkeit steht bei diesen Schiffen im Vordergrund, die Sicherheit nicht. Patten benötigte 29 Tage über den Atlantik. Noch im selben Jahr übernimmt er die Neptune’s Car. Pattens erste – und letzte – Weltumsegelung.

„Mrs. Patten wäre zweifellos von Nutzen, wenn sie ein Mann wäre.“

Mit an Bord, das hatte Patten gegenüber der Reederei Foster & Nickerson durchgesetzt: seine Frau Mary Ann Brown Patten. Die beiden hatten 1853 geheiratet, Mary Ann war damals gerade mal 16 Jahre alt, die Tochter eines Seemanns mit niedrigem Dienstgrad. Und hatte, was ungewöhnlich ist in dieser Zeit für ihr Geschlecht und ihr Milieu, eine Schulbildung erhalten.

Die Autorin Tilar J. Mazzeo hat 2025 eine Biografie über Mary Ann Patten veröffentlicht, „The Sea Captain’s Wife“, in der sie die junge Frau als klug, wissbegierig und selbstbewusst schildert. Von ihrem Mann lässt sie sich während der ersten Fahrt mit der Neptune’s Car das Navigieren beibringen, was diesen zu einer Notiz veranlasst, die er wohl als Lob verstanden wissen will: „Mrs. Patten ist ungewöhnlich geschickt auf dem Schiff, auch bei schlechtem Wetter, und wäre zweifellos von Nutzen, wenn sie ein Mann wäre.“

Obschon er ihr viel zutraut, unterschätzt Joshua Patten seine Frau. Wenige Jahre später nämlich, im September 1856, ist sie Kapitänin der Neptune's Car. Und damit die erste Frau, die ein US-Handels-schiff kommandiert. Die damals 19-Jährige, im vierten Monat schwanger, über-

Das US-Handelsschiff „Neptune’s Car“ braucht im Jahr 1856 inmitten eines Sturms vor Kap Hoorn einen neuen Kommandanten. Die Mannschaft entscheidet sich für Mary Ann Brown Patten.

nimmt das Schiff von ihrem Mann in einer dramatischen Notsituation. Die Neptune's Car legt im Juli in New York ab, Zielhafen ist San Francisco. Die Neptune's Car wird im südamerikanischen Winter um Kap Hoorn segeln müssen. Und das mit einer dysfunktionalen Führungsmannschaft. Da sich der Erste Offizier wenige Tage vor dem Auslaufen ein

Bein bricht, schickt die Reederei Ersatz, einen Mann namens William Keeler – der es mit seinen Pflichten nicht so genau nimmt. Der Zweite Offizier kann nicht schreiben und lesen, also das Logbuch nicht führen und den „Nautical Almanach“ nicht nutzen, damals ein probates Mittel zur Positionsbestimmung. Der Dritte Offizier ist ein Unhold.

Nachdem Keeler zweimal während seiner Wache schläft und sich Weiteres zuschulden kommen lässt, degradiert Patten ihn erst zum einfachen Seemann und lässt ihn schließlich inhaftieren. Was bedeutet, dass Patten dessen Aufgaben übernehmen muss, weil der Zweite Offizier, da Analphabet, das Schiff nicht steuern kann. Während eines schweren Sturms vor der Südspitze Südamerikas bricht Patten schließlich entkräftet zusammen und fiebert stark.

Mit der Billigung des vom Zweiten zum Ersten Offizier Aufgestiegenen, steuert Mary Ann fortan die Neptune's Car. Die Frau des Kapitäns pflegt also nicht nur ihren delirierenden Mann, sondern navigiert den Schnellsegler während eines Wintersturms durch die Drake-Passage. Den Ausfall des Kapitäns bekommt auch der inhaftierte Keeler mit – und er informiert Mary Ann Patten schriftlich, dass er deshalb das Schiff übernehmen wird.

Am 5. September kommt es zum Showdown. Mary Ann Patten bewaffnet sich mit der Pistole ihres Mannes, ruft die Crew an Deck, liest den Männern Keelers anmaßenden Brief vor und zählt penibel dessen Verfehlungen auf. Da steht also eine 19-Jährige, schwanger, nur einen Meter fünfzig groß, vor einer Horde Seeleute – und die Mannschaft beginnt, ihr zu applaudieren und ruft schließlich „Captain Patten“. Damit ist sie gemeint. Die Crew erkennt sie als neuen Kapitän an.

Im März 1857 kommt Mary Anns Sohn zur Welt, im Juli stirbt ihr Mann Joshua

Knapp zwei Monate steuert Mary Ann das Schiff durch zum Teil schwere See und arktische Gewässer und trifft dabei kluge, mutige Entscheidungen. Ihr Mann erholt sich schlecht. Am 15. November 1856 erreicht die Neptune's Car den Hafen von San Francisco. Bei Joshua wird tuberkulöse Meningitis diagnostiziert. Das bedeutet das Ende ihrer Träume. Er hatte bereits ein Grundstück in der Nähe von Boston gekauft, wo er eine Farm errichten wollte, wenn er sich mit spätestens Ende dreißig zur Ruhe gesetzt haben würde. Im März 1857 kommt ihr Sohn zur Welt, im Juli stirbt Joshua.

Auch Mary Anne Patten, die 56 Tage lang ein Frachtschiff als Kapitänin geführt hat, wird nie wieder zur See fahren. Und muss, neben dem privaten Schmerz, die Demütigung der Reederei ertragen. Die zeigt sich knauserig, da Joshua seiner Aufgabe über weite Teile der Reise nicht nachgekommen sei und es mit Mary Ann keine vertragliche Vereinbarung gebe.

Die New York Tribune macht den Skandal öffentlich. Mary Anne Patten gehören die Sympathien der Nation. Finanziell lebt sie jedoch in prekären Verhältnissen und stirbt ebenfalls jung, am 18. März 1861, an Tuberkulose. Die ersten Frauen, die nicht aus einer Notlage heraus, sondern geplant ein US-Handelsschiff als Kapitänin befehligen, sind Deborah Doane Dempsey und Lynn Korwatch. Beider Fahrt beginnt: in San Francisco.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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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R ANFANG

Je nach ethischer und ökonomischer Position galt dieser Werbeslogan nicht nur als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der Nullerjahre, sondern auch als einer der verachtenswertesten. Wie lautet das Zitat?

SCHACH Deutliche Dominanz

Sindarow – Blohberger (Italienisch) Bei der Schacholympiade in Samarkand waren es neben dem Kampf um die Medaillen besonders zwei Protagonisten, deren Auftritt mit Spannung verfolgt wurde: Der 20-jährige indische Weltmeister Dommaraju Gukesh und sein gleichaltriger usbekischer Herausforderer Jawokhir Sindarow werden ab dem 25. November in Genf um den höchsten Titel spielen. Beide waren erfolgreich für ihre Teams im Einsatz und verhalfen Usbekistan zur Goldmedaille beziehungsweise Indien zu Silber. Nachfolgend sehen wir eine starke Positionspartie aus dem Match Usbekistan – Österreich: 1.e4 e5 2.Sf3 Sc6 3.Lc4 Lc5 4.c3 Sf6 5.d3 a6 6.0-0 d6 7.Lg5 h6 8.Lh4 La7 9.Sbd2 g5 10.Lg3 0-0 11.b4 Kg7 12.Lb3 Sh5 (ein plausibler Zug, der jedoch die folgende Abwicklung erlaubt) 13.Sxe5 Sxe5 14.Lxe5+ dxe5 15.Dxh5 Dxd3 16.Tad1 f6 (fatal wäre 16...Dxc3 17.Sf3 f6 18.Tc1 Dxb4 19.Txc7+ und Weiß gewinnt) 17.Tfe1 Dd7 18.De2 De8 19.Sf1 (erst ein tieferer Blick offenbart die schwarzen Probleme in dieser Stellung: Schwarz muss den Tausch der weißfeldrigen Läufer vermeiden, da sonst ein weißer Springer auf f5 übermächtig würde. Als Folge kommt er nicht zu harmonischer Entwicklung und Weiß übernimmt die Herrschaft über die d-Linie) 19...h5 (19...Le6 20.Lxe6 Dxe6 21.Sg3 Kh7 22.Sf5 wäre furchtbar für Schwarz) 20.h3 h4 21.Td2 a5 22.b5 a4 23.Lc4 De7 (auch nach 23...f5 24.exf5 Lxf5 25.Ted1 hätte Weiß wegen der geschwächten schwarzen Bauernstruktur klaren Vorteil) 24.Ted1 Kg6 25.Sh2 Lc5 26.Sg4 c6 27.Kh2 Le6 (verschlechtert die schwarze Lage, zäher war 27...Ta5) 28.Lxe6 Dxe6 Diagramm 29.b6 (ein sehr starker Positionszug, der Schwarz einschnürt und jede Befreiung unterbindet) 29...Tf7 (nach 29...Lxb6 30.Td6 De8 31.Df3 kollabiert die schwarze Position) 30.Se3 Lxe3 31.fxe3 Tg8 32.Td6 Dc8 33.c4 c5 34.T1d5 (Weiß dominiert das Brett) 34...Kg7 35.a3 Te8 36.Dd1 Tg8 37.Td7 Dc6 38.Dg4 Tgf8 39.T5d6 Dc8 40.Df5 De8 (wählt ein Ende mit Schrecken) 41.Dxf6+ Kh7 42.Dh6+ Kg8 43.Tg6+ Tg7 44.Tdxg7 (Matt). Stefan Kind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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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k.: Berufs-schullehrerschweiz.Sagenheld

letzterSchliff,Voll-endung

Bericht,Mitteilung

Vortrag

Börsen-abgeld

mit Geldausstatten

Drüssenge-schwulst

© RateFUX 2026-145-013

STR8TS MITTELSCHWER
SUDOKU SCHWER

	1				4
		5				7
2	4			5	8			6
			7		5		6
4		8		1
				6		1
						3		8
7			4
			3					9

STR8TS: SO GEHT'S

Str8ts ähnelt Sudoku, eine Besonderheit aber macht es noch abwechslungsreicher: Es müssen Zahlenstraßen gebildet werden, die Straights (oder eben „Str8ts“). Jede Zahl von 1 bis 9 darf pro Zeile und Spalte nur einmal eingetragen werden – höchstens! Schwarze Felder sind Trennfelder. Sie unterteilen das Spielfeld in waagrechte und senkrechte Bereiche. In diese weißen Felder werden die Straßen eingetragen: eine lückenlose Menge auf- einanderfolgender Zahlen, die aber in beliebiger Reihenfolge stehen dürfen, etwa 1 - 4 - 3 - 5 - 2. Enthält ein schwarzes Trennfeld eine Zahl, dann darf diese Zahl in derselben Zeile und Spalte nicht mehr verwendet werden; diese (weißen) Zahle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Die meisten schwarzen Felder sind und bleiben aber leer. Es kommen deshalb nicht in jeder Zeile und Spalte alle Zahlen von 1 bis 9 vor. © 2010 Syndicated Puzzles Inc.

www.sz-shop.de/str8ts

LÖSUNGEN

Wohnen & Genießen

Der Drink

in Cocktail, der nur in zwei Bars auf dieser Welt serviert wird: im exzentrischen Genusshotel Bad Schörgau im Sarntal und in der

„Kronenhalle“ in Zürich! Aus der Freundschaft zweier Genuss-Apostel ist dieser elegant alpine Aperitif entstanden, der das unverwechselbare, ätherische Aroma der Latschenkiefer zelebriert: harzig und grün, ein wenig medizinisch und gleichzeitig frisch. Die Kunst war es, erzählt Gregor Wenter, Chef des Südtiroler Hotels, das Ganze nicht nach Badezusatz schmecken zu lassen. Das tut der Latschenkiefer-Sour definitiv nicht. Sehr deutlich schmeckt er allerdings nach: Noch ein Glas, bitte! Ob in der Großstadt Zürich oder in den Alpen genossen – dieser Drink enthält immer Spuren von Gipfelglück.

Die Essenz

aum ein anderes Hausmittel steht so felsenfest in Omas Badezimmerschrank: Latschenkiefer-Franzbranntwein ist ein

Alltagshelfer, der von Generationen mit Bergurlaub, runden Geburtstagen und Sportverletzungen assoziiert wird. Ein bisschen was davon auf die Wade geben, kräftig einmassieren – und sofort riecht das Badezimmer wie eine finnische Sauna und die Beine fühlen sich leichter an. Das ist nicht nur Folklore – das ätherische Öl der Latschenkiefer enthält unter anderem Pinene, den Pflanzenstoff 3-Caren, der als entzündungshemmend gilt, und natürliches Limonen. Äußerlich angewendet, regen seine aromatischen Bestandteile die Hautdurchblutung an und erzeugen dabei ein wärmendes Gefühl. Entsprechend findet sich Latschenkieferöl seit Jahrhunderten in Einreibungen gegen verspannte oder beanspruchte Muskeln, bei müden Beinen und in Präparaten gegen Muskel- und Weichteilbeschwerden. Klassische Marken wie „Holzhacker“ der Firma Riviera aus dem niederösterreichischen Tulln und „Allgäuer Latschenkiefer“ haben aus diesem Prinzip eine ganze Produktwelt entwickelt. Wobei die Allgäuer Kiefern auf einer Plantage wachsen, während in Südtirol noch wild geernte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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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eln mit Aroma

Die Latschenkiefer schafft es, im Gebirge selbst in großer Höhe zu gedeihen. Im Tal ist das Extrakt aus den Zweigen ein altes Naturheilmittel gegen müde Muskeln – und sogar Zutat für einen Cocktail.

Von Max Scharnigg

Die Pflanze

er im Südtiroler Sarntal von den „Reischn“ spricht, meint eine ziemlich robuste Einheimische: die Latschenkiefer, botanisch Pinus mugo. Statt eines geraden Stamms bildet sie niedrige, oft nur ein bis drei Meter hohe, kriechende und ineinander verschlungene Dickichte. Und zwar auf einer

Höhe, in der andere Bäume schon aufgeben: Zwischen etwa 1400 und 2500 Metern kommt die niedrige Kiefer vor, so große Bestände wie im Sarntal sind allerdings selten geworden. Schneidet man den frischen Trieb einer Latschenkiefer an, treten an der Schnittfläche winzige klare, intensiv riechende Tropfen aus – das ätherische Öl, um das es den Sarntalern seit Generationen geht. Es ist Bestandteil bewährter Hausmittel gegen Muskelschmerzen und Verspannungen. Geerntet wird von Frühsommer an und solange die Höhenlagen schneefrei zugänglich sind. Zwar steht die Latschenkiefer im Sarntal unter Naturschutz, aber eine gewisse Menge darf jedes Jahr in mühsamer Handarbeit geschlagen werden – auch aus Gründen der Almwiesenhygiene. Denn die Kiefer neigt dazu, Freiflächen zu überwachsen, die für Bergtiere wie das Birkhuhn wichtig sind. Gleichzeitig stabilisieren Latschenbestände die Hänge und schützen vor Erosion; geerntet wird also nur dort, wo ein Rückschnitt sinnvoll ist. Nur noch wenige Familien im Tal pflegen die Tradition und gewinnen aus den Zweigen einen der charakteristischsten Düfte der Alpen. Größere Vorkommen gibt es auch in den Hohen Tauern in Österreich, im Allgäu – und im Erzgebirge und den Karpaten.

Die Pflege

us 250 Kilogramm Latschenkiefer-Zweigen entsteht ungefähr ein Liter ätherisches Latschenkieferöl. Das Destillat ist sehr

intensiv und sogar aggressiv und sollte immer nur verdünnt auf der Haut angewendet werden. Während die Zirbe bekanntlich der Beruhigung dient, ist die Wirkung der Latschenkiefer eher aktivierend. Die junge Kosmetikfirma Trehs hat mit der traditionellen Latsche und ihren wohltuenden Eigenschaften eine zeitgemäße Kosmetiklinie entwickelt. Das Sortiment reicht inzwischen von Hand- und Bodylotion über Massageöl und Duschpflege bis zum Peeling. Als Bestandteil der Kosmetik wirkt Latschenkiefer frisch, aromatisch und anregend.

Das Bad

ine einmalige Erfahrung ist das Original Sarner Latschenkiefernbad der Familie Eschgfeller in Reinswald. Es kann nur hier bei den Latschenkieferöl-Produzenten praktiziert werden, denn ein Haufen dampfender Holzschnitzel bleibt nach der stundenlangen Dampfdestillation des Öls übrig – heißfeuchter und noch immer intensiv duftender Latschenhäcksel. Für das Bad lässt Christine Eschgfeller das Material auf ungefähr 50 Grad abkühlen und formt darin eine Mulde. Der Gast legt sich auf das ausgebreitete Tuch und wird anschließend bis zum Hals in die warmen „Reischn“ eingegraben. Das Erlebnis ist sozusagen ein Waldbad der Superlative – es riecht nach Harz und Nadeln, nach Sauna und feuchtem Holz, sehr grün fühlt man sich, warm und geborgen. Nach der würzigen Wärme folgt der Gegenreiz: eine behutsame kalte Dusche nach Kneipp-Art. Anschließend noch einmal etwa 25 Minuten ruhen und nachdampfen. Das Ritual erinnert ein wenig an das Südtiroler Heubad – nur dass man danach nicht nach Almwiese riecht, sondern nach Bergwald.

FOTOS: RAJ KAMAL/GETTY IMAGES, BAD SCHÖRGAU, RIVIERA, MARION LAFOGLER/TREHS FOTOGRAFIELAFOGLER DER MARION LAFOGLER, HELMUTH RIER/ESCHGFELLER

UNTER EINEM DACH

Die rote Scheune im Grünen

Für den Ruhestand wollten Eva und Friedhelm Grabowski Neues wagen – mit einem lichtdurchfluteten Architektenhaus mitten im norddeutschen Weideland. Ein Besuch.

Von Stephanie Schmidt und Ludwig Nikulski (Fotos)

Im Jahr 2024 sind die Ärztin und der Grafikdesigner in ihr Zuhause eingezogen. Oft halten sie sich auf einer ihrer beiden Terrassen oder im Garten auf. Sie genießen die Ruhe an diesem Ort, ohne das Gefühl zu haben, dass ihnen etwas fehlt. „Es gibt einen Intercity-Bahnhof in der Nähe und Einkaufsmöglichkeiten sind nur wenige Kilometer entfernt“, sagt Friedhelm Grabowski.

Alle Funktionen des Alltagslebens sind schwellenfrei im Erdgeschoss untergebracht. Dazu gehört ein Kochbereich mit schlichten und gemütlichen Möbeln aus Eichenholz. Behaglichkeit vermittelt im ganzen Haus der Lehmputz, der feine farbliche Unregelmäßigkeiten aufweist, weil er in Handarbeit an den Wänden aufgebracht wurde. Im Obergeschoss befinden sich Gäste- und Arbeitszimmer sowie ein weiteres Bad. Die Räume lassen sich bei Bedarf in einen Wohnbereich für Pflegepersonal umwandeln.

Zarte Nebelschleier umspielen die Wiesen und Bäume, in die das Haus mit steilem Gieboldach eingebettet ist. Ein Schauspiel von kurzer Dauer, denn in der Morgensonne löst sich der Dunst bald auf. Eva Grabowski tritt ins Wohnzimmer und blickt aus dem mit Holz eingerahmten Panoramafenster ihres neuen Zuhauses in der Gemeinde Apen in Niedersachsen. Man sieht ins Grüne, soweit das Auge reicht. Auf einmal hoppelt ein Feldhase unmittelbar neben der Terrasse vorbei. „Hier verliere ich das Zeitgefühl, das ist wunderbar“, sagt sie, „in die Landschaft zu schauen, ist so meditativ. Ich könnte stundenlang die Rinder beobachten.“ Eva Grabowski meint die sechs Galloway-Rinder, die auf dem benachbarten Weidegrundstück jeden Tag ihre Runden neben dem Altersruhesitz des Paares drehen. Ein Bauwerk von schlichter Schönheit mit monolithischer Architektur. Geformt wie eine Scheune und rundherum mit rotem Klinker eingekleidet.

Eva Grabowski und ihr Mann Friedhelm sind in diesem Jahr 70 geworden. Schon vor einigen Jahren beschäftigte sich das Paar ernsthaft mit der Frage: Wie wollen wir im Alter leben? Beide spürten das Bedürfnis, noch einmal neu anzufangen, etwas zu wagen. Mehr als 45 Jahre lebten die beiden in der Stadt Gießen in Hessen. „Wir waren uns einig, dass wir die Stadt verlassen und aufs Land ziehen wollen“, sagt Friedhelm Grabowski. Dafür planten sie gemeinsam mit dem Düsseldorfer Architekten Christian Schardt einen Neubau, der minimalistische Ästhetik mit dem Komfort verbindet, der Menschen im höheren Alter das Leben in den eigenen vier Wänden ermöglicht.

Wie das in der Realität en détail aussieht, zeigt eine Erkundungstour auf dem Anwesen, zu dem ein 10 000 Quadratmeter großes Grundstück gehört. Dabei empfiehlt es sich, immer wieder innezuhalten

- und die Licht- und Schattenspiele auf sich wirken zu lassen, die Sonne, Wolken, Blätter und Baumkronen hier inszenieren.

Die Eigentümer legen Wert auf ein Zuhause, das sich stilistisch gut in die Region einfügt; es erinnert an eine Scheune. Das Gebäude besitzt ein tragendes Mauerwerk aus Kalksandstein und eine elegante Klinkerhülle, die mit einem rötlich eingefärbten Fugenmörtel gestaltet wurde. Das KfW-Effizienzhaus 55 hat eine Wohn- und Nutzfläche von 160 Quadratmetern. Tragende Säulen des Energiespar-Konzepts sind Photovoltaik, Wärmepumpe, Dreifachverglasung und eine Wärmedämmung. Die PV-Module sind auf dem Flachdach montiert.

Hervorspringende Ziegel formen ein dekoratives Relief an der Fassade, auch im Bereich des Dachs. Im Erdgeschoss hat ein Teil des Wohnbereichs eine Raumhöhe von sieben Metern. Ins Dach integrierte Architekt Christian Schardt ein Fenster für eines der Licht-und-Schatten-Szenarien, die das Gebäude an vielen Stellen beleben. Den Türgriff aus Bronze für die Hauseingangstür hat Friedhelm Grabowski entworfen. Er spiegelt die Sympathie des Paares für Kühe wider.

Von Benedikt Karl

W er Maria Grammatico sprechen will, muss Geduld mitbringen. Nicht, weil die 86-Jährige schwer anzutreffen

wäre: Jeden Tag steht sie in ihrem Geschäft hinter der Registrierkasse und verkauft die kleinen Köstlichkeiten aus der langen Glasvitrine neben ihr, seit mehr als 62 Jahren schon. Und Arbeit steht nun einmal an erster Stelle. Wenn sie dann doch Zeit für ein Gespräch findet, muss man mit Unterbrechungen rechnen. Immer wieder kommen Touristen, die ein Foto mit der berühmten Zuckerbäckerin wollen.

Berühmt? Diese Zuschreibung weist Maria Grammatico entschieden von sich. „Ich bin eine kleine Handwerkerin“, sagt sie lieber und streicht die Kittelschürze glatt, die so weiß ist wie ihre Haare. Beides stimmt. Die widrigen Umstände ihres Lebens haben sie zu einer Handwerkerin gemacht, ihre Kunstfertigkeit zu einer Berühmtheit. In Erice, im Westen Siziliens, bewahrt Grammatico die jahrhundertealte Tradition der sizilianischen Süßwarenkunst – und verkörpert dieses Erbe so wie kaum jemand sonst.

Die Liste süßer sizilianischer Klassiker ist lang: Da wären die Cannoli, knusprige Teigröllchen mit Ricottacreme, die Cassata, Biskuit-Torte mit kandierten Früchten und Marzipan, die halbgefrorene Granita in unzähligen Geschmacksrichtungen oder die Teigtäschchen Cuscinetti, eine Spezialität aus Erice, die Maria Grammatico mit Zitronat oder kandiertem Kürbis und feiner Mandelpaste füllt. In der Größe gleichen viele sizilianische Dolci den französischen Petits Fours, wenngleich sie optisch oft etwas rustikaler wirken.

Siziliens süßes Erbe ist beeinflusst von d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und Kulturen, die die Mittelmeerinsel einst beherrschten, ob Griechen, Römer, Araber oder Normannen. Heute pilgern Spitzenköche in den Süden Italiens, um sich die Techniken anzueignen, und Kamera-teams drehen Dokumentationen für TV- und Streamingriesen. Orte wie das berühmte Café Sicilia in Noto oder Maria Grammaticos Laden in Erice sind Sightseeing-Stationen. Und lange schon gehören Cannolo oder Cassata auch in Konditoreien fernab ihrer Ursprungsorte zum Repertoire.

Weniger bekannt ist: Die Geschichte der berühmten sizilianischen Dessertküche ließe sich ohne die der dortigen Frauenklöster nicht erzählen. Und ebenso wenig die von Maria Grammatico.

In Erice sind beide Geschichten besonders eng verwoben. Im Zentrum des sizilianischen Bergstädtchens liegt die Pasticceria, die den Namen der heute 86-Jährigen trägt. Ein holzvertäfelter Laden mit alten Schränken und Bildern, in dem es nach ofenwarmem Zuckergebäck, Mandeln und Kaffee riecht und wo die Zeit langsamer dahinzugehen scheint. Eigentlich gilt das für den ganzen Ort. Beinahe könnte man Erice für das Abziehbild einer italophilen Fantasie halten: enge Gassen mit Läden voller Kunsthandwerk, alte Steinhäuser und Kirchen und ein Blick bis weit aufs Meer hinaus. Busweise kommen Touristen hier an, um das Flair zu genießen – und die kleinen Süßspeisen natürlich.

Erice in der Zei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 das war kein einfaches Leben, viele Sizilianer litten unter Armut und auch Hunger: „Wir haben gegessen, was da war. Wenn es nichts gab, sind wir ohne Essen ins Bett gegangen und waren trotzdem glücklich“, erinnert sich Grammatico. Doch als sie elf ist, ändert sich ihr Leben: Ihr Vater stirbt, und die schwangere Mutter kann die sechs Kinder nicht allein versorgen. So kommen Maria und ihre jüngere Schwester 1951 in einen Konvent. Unter der strengen Obhut von einem Dutzend Laienschwestern lernte Maria dort das Handwerk, für das sie heute berühmt ist.

Königin der Dolci

Wenn früher eine Lebensmittelfarbe nicht zu bekommen war, griff man auch mal zu rotem Kalkstein

Sie ist 86, Siziliens bekannteste Konditorin und arbeitet noch täglich in ihrem Laden. Als Kind lernte Maria Grammatico im Kloster, wie man backt, heute steht sie für die Süßwaren-Tradition ihrer Insel.

Über Jahrhunderte haben sich Siziliens Frauenklöster zu einem Hort der Backkunst entwickelt. Entscheidend waren handwerkliches Können und die Weitergabe von Wissen, neben dem Zugriff auf die teils seltenen Rohstoffe. Die Historikerin Maria Oliveri hat viel Zeit in Klosterarchiven verbracht, um jener Tradition nachzuspüren. „Zunächst muss man sich eine Produktion von nur wenigen Stücken vorstellen, die für den Verzehr der Nonnen an Festtagen oder als Geschenk für kirchliche Würdenträger wie den Beichtvater bestimmt waren“, erklärt Oliveri, die mehrere Bücher über die Konditorkunst sizilianischer Klöster veröffentlicht hat.

Manche Ursprungsgeschichte dürfte dabei eher in den Bereich der Legenden gehören. Etwa jene der typischen frutta martorana, täuschend echt aussehende, handbemalte Marzipan-Früchte, die traditionell zu Allerseelen hergestellt werden und heute mit ihrem bunten Schimmer in kaum einer Pasticceria fehlen. Angeblich erfanden Nonnen diese Spezialität im Mittelalter. Als einmal im Herbst ein hochgestellter Besucher angekündigt war und sich im Klostergarten keine Blüte zeigte, wollte man der Leere etwas Farbe entgegensetzen.

Belegt ist hingegen, dass Klöster Rezepte erfunden, bewahrt und über die Jahre verfeinert haben. Viele ursprünglich einfache Rezepte wurden so erst im Laufe der Zeit immer edler. Allgemein spielen sizilianische Mandeln, Pistazien und kandierte Früchte eine Rolle, die Zitrusplantagen der Insel zählen zu den vielfältigsten Europas.

Zunächst war das Backen eine weitgehend klosterinterne Angelegenheit. Das änderte sich erst 1861, mit Gründung des italienischen Nationalstaates, der die Macht der Kirche beschnitt. Viele Gemeinschaften lösten sich auf. Die, die übrig blieben, brauchten Geld und besannen sich auf etwas, das sie seit Jahrhunderten bewahrt hatten: das Backen. „Der Verkauf von Süßspeisen war eine wichtige Einnahmequelle für die Klöster“, sagt Maria Oliveri.

Auch in jenem Kloster, in dem Maria Grammatico aufwuchs, verkaufen sie täglich Backwaren, die sie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herstellten. Nicht alles war damals an jedem Tag verfügbar, manche Süßigkeit, wie das Mandelnougat Torrone, war nur für Feiertage vorgesehen.

Die Arbeit, erinnert sich Grammatico, war anstrengend: Mandeln knacken und vermahlen, um daraus eine Marzipanmasse herzustellen. Dann die kleinen Früchte formen, die lange trocknen müssen, und diese schließlich mit pflanzlichen Mitteln naturgetreu färben. Wenn früher eine Lebensmittelfarbe nicht zu kriegen war, habe man auch mal zu rotem Kalkstein gegriffen, erinnert sich die Konditorin und lächelt, der habe sonst eher im Hausbau Anwendung gefunden.

Wenn Maria Grammatico spricht, fixiert sie ihr Gegenüber mit wachem Blick. Sie lacht viel, und wenn ihr etwas besonders wichtig ist, bekräftigt sie das Gesagte mit einer energischen Bewegung der rechten Hand. Einzig ihre Stimme wirkt an diesem Tag ein wenig mitgenommen, und so erzählt sie leise und heiser von einer Welt, die schon lange untergegangen ist. In der Menschen mit Eseln den Berg erklimmen, um an der Klosterpforte Gebäck zu kaufen. Und wo die Kekse aus der Backstube der Nonnen zum Ersatzessen für arme Sizilianer wurden, die sich für ihre Hochzeit kein Festmahl leisten konnten. Auch Maria selbst hätte als Kind gern mehr von dem genascht, was sie so mühsam herstellte. Doch für die Zöglinge waren meist Reste vorgesehen. Manchmal, sagt sie, hätten sie Kekse absichtlich verbrennen lassen, um die Menge der „Reste“ zu erhöhen.

Mehr als zehn Jahre verbrachte Maria Grammatico in dem Konvent. In dieser Zeit prägte sie sich jeden der Arbeitsschritte genau ein, die die Nonnen über Jahr-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hunderte perfektioniert hatten. Schriftlich weitergegeben wurden die Rezepte nicht. So lernte Maria durch Zu- und Abschauen: „Ich habe die Rezepte geklaut“, stellt sie rückblickend fest und lacht wieder. Denn 1964 eröffnete sie ihr eigenes Geschäft, die Pasticceria, in der sie das klösterliche Erbe fortführen wollte. Manche Schwester nahm ihr diesen Schritt übel und sprach fortan nicht mehr mit ihr.

Heute ist die „Pasticceria Maria Grammatico“ einer der wichtigsten Verkaufsorte für traditionelle sizilianische Süßspeisen geworden. Gebacken wird in der Stube hinterm Verkaufsraum, mit alten Geräten und noch viel mehr Handarbeit. Marias Bruder sitzt dort an einem Tisch und formt Teiglinge, außerdem helfen ihre Nichte und ein paar Angestellte mit. Alle Rezepte seien eins zu eins die aus dem Kloster, betont die Inhaberin, nur an zweien habe sie selbst getüftelt und diese entwickelt. Etwa die „Genovesi Ericine“, die heute in besonderer Weise mit dem Namen der 86-Jährigen verbunden sind: Runde Mürbeteigtaschen, gefüllt mit einer puddingähnlichen Creme aus Eigelb, Milch, Stärke, Zucker und dem Abrieb sizilianischer Zitronen. Mit Puderzucker bestäubt, sehen sie aus wie ein süßer Raviolo und schmecken am besten lauwarm.

Maria Grammatico bewahrt die jahrhundertealte Tradition der sizilianischen Süßwarenkunst. In ihrem Laden im Stadtzentrum von Erice verkauft sie Dolci, die an rustikale Petits Fours erinnern. FOTOS: PASTICCERIA MARIA GRAMMATICO

Darüber hinaus mag die Inhaberin selbst am liebsten die Mandelgebäck-Sorten. Die tragen klangvolle Namen wie „Belli e brutti“ (Schöne und Hässliche), zerklüftet aussehende Häppchen, die – innen weich und außen knusprig – intensiv nach Mandel, Vanille und Zitrone schmecken. Anders als früher im Kloster, bestimmen Jahreszeiten oder Feiertage nicht mehr das Angebot der Süßigkeiten; die Biscotti di Fico etwa, Plätzchen mit feiner Füllung aus getrockneten Feigen, gibt es nicht mehr nur zu Weihnachten. Und die bunten Marzipanfrüchte werden auch dann verkauft, wenn Bäume und Pflanzen noch blühen.

Maria Grammatico geht es nicht darum, die Dolci ihrer Insel in eine neue Zeit zu übertragen, sie will bewahren. „Es ist eine Tradition und ein Stück Geschichte, das wir für euch junge Menschen weiterführen müssen“, glaubt sie und ergänzt: „Es gibt Rezepte, die dir besser gefallen, und solche, die dir schlechter gefallen, aber die Tradition ist immer dieselbe.“

Ein wenig scheint sie es auch zu genießen, dass ihr Konzept so viel Anklang findet, jedenfalls unterbricht sie kurz, um bereitwillig für ein Foto mit einer Besucherin aus New York zu posieren. Die Jahre im Kloster waren hart, davon zeugen die Erzählungen der 86-Jährigen. Doch sie wurden später auch die Grundlage ihrer Existenz. Und dafür ist sie den Nonnen bis heute dankbar, sagt sie.

In einem aber unterscheiden sich Grammaticos heutige Kekse, Törtchen und Konfekte dann doch von jenen aus ihrer Kindheit und Jugend: Die Zutaten seien einfach nicht mehr so wie einst, gibt sie freimütig zu, „für mich schmecken sie schlechter“. Aufzuhören käme für sie trotzdem nie infrage. Wie lange sie noch im Laden backen will? „Solange der Herrgott will“, sagt die 86-Jährige, ehe sie wieder hinter die Registrierkasse tritt. Fast scheint es, als schließe sich in diesem Satz zum Abschied der Kreis zu jener Welt, die sie als Elfjährige betrat und die sie bis heute nie verlassen hat.

IN ALLER MUNDE

Tiramisù In deutschen Städten eröffnet eine Dessert-Bar nach der anderen, in Italien richten sie Nachspeisen-Feste aus. Warum Tiramisù die neue Zimtschnecke ist.

hne Zweifel zählt Tiramisù zu den beliebtesten Nachspeisen überhaupt. Ein süßer italienischer Quarkpudding mit Keks,

Kakao und Kaffee. Kennt fast jeder. Wird seit knapp 60 Jahren in jeder erdenklichen Variante durchdekliniert – von Himbeere bis Limoncello, ob in Kochbüchern, Küchenshows oder auf Social Media. Und steht so häufig auf Dessertkarten wie Schoko-Mousse, Käsekuchen, Mochi, Baklava oder Vanilleeis.

Man sollte also nicht annehmen, dass Tiramisù noch irgendeine Form von Aufmerksamkeit oder Marketing benötigen würde. Dass die Nachspeise wiederentdeckt oder neu bewertet werden müsste, dass sie ein Revival erleben oder noch beliebter werden könnte. Aber all das ist gerade der Fall. Tiramisù ist die neue Zimtschnecke.

Zuletzt haben gleich in drei deutschen Großstädten „Tiramisù-Bars“ eröffnet – Cafès, die vornehmlich oder sogar ausschließlich das Dessert in verschiedenen Geschmacksrichtungen servieren. Wörtlich übersetzt bedeutet Tira-mi-sù „Zieh mich hoch“, was auf den Genuss und die aufmunternde Wirkung vieler Zutaten (Zucker, Schokolade, Espresso) gemünzt ist. Namensspiele sind erwartungsgemäß an der Tagesordnung, im Düsseldorfer „Tiratisu“ („Zieh dich hoch“) ebenso wie in Berlin, wo so ein Café natürlich – zwangsironisch und zur Hauptstadt passend – „Tiramigiú“ heißen muss – „Zieh mich runter“.

Der Erfolg aber wirkt überall ähnlich. Von der Düsseldorfer Eröffnung im Juli hieß es, die Desserts waren nach fünf Stunden ausverkauft. Und als in London im August die Tiramisù-Bar „Marrone“ eröffnete, war das dem Guardian gleich ein Interview wert. „Eine Schlange bis um die nächste Straßenecke“, berichtete der überwältigte Cafébesitzer, „es war absurd.“ Die Reihe lässt sich fortsetzen: Britische Supermärkte melden Absatzsteigerungen bei Produkten mit Tiramisù-Geschmack. Im Mai wurde in Chelsea der Rekord für das längste Tiramisù der Welt aufgestellt (440 Meter), und in deutschen Supermarktcafés ist Tiramisù-Latte längst Standard.

Profitieren möchte man auch in der italienischen Stadt Treviso, schließlich beruft man sich dort darauf, dass Tiramisù im Restaurant „Le Beccherie“ erfunden wurde, wo es 1972 erstmals auf einer Speisekarte aufgetaucht sein soll (Originalrezept sowie Ort und Zeit sind natürlich umstritten). An diesem Wochenende feiert die Stadt ihr Dessert erstmals mit einem zweitägigen „Tiramisù-Run“, einem Volkslauf (10 km), bei dem hinter der Ziellinie, ganz richtig, Tiramisù ausgegeben wird. Die 4000 Teilnahmetickets sind ausverkauft. Zeitgleich konkurrieren in Treviso beim Tiramisù World Cup Hobbyköche aus aller Welt um den Titel für das beste Tiramisù.

Das Dessert wird heute gern im Glas serviert. FOTO: MAURITIUS

Bleibt die Frage: Woher das Interesse? Die Antwort fassen Marketing, Marktforschung, Gastronomie und Food-Exegese in etwa so zusammen: kollektive Nostalgie. Eine Nachspeise, die fast jeder von früher kennt, jeder versteht und fast jeder mag, bedient gerade viele Bedürfnisse: Sie ist bezahlbar, lässt sich zwischendurch gut als Belohnung snacken („Gönn dir!“), und sie lässt sich leicht abwandeln (Pistazie!), versprüht also genau das Maß an Exotik und Trend, das in einer immer schnelleren Welt keinen überfordert.

Neu ist an all dem natürlich nichts. Aber genau darum geht es ja.

Marten Rolff

Der Autor fragt sich: Gibt es – außer Tiramisù – gute (!) Rezepte, für die man Löffelbiskuits brau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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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ftpaket

Das isländische Milchprodukt Skyr ist gerade besonders beliebt, da es wenig Fett und viel Protein enthält. Die Spitzenköchin Nina Meyer hat zehn Marken aus dem Supermarkt verkostet.

Ausverkauft, Regale leer, Lieferengpässe beim Skyr. Das musste ma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immer mal wieder lesen. Vermutlich maßlos übertrieben, denkt man. Dann steht man an einem Samstagmorgen kurz nach zehn im Supermarkt, will die Produkte für den Test besorgen. Und? Kein Skyr mehr da, jedenfalls in manchen Läden.

Dabei ist Skyr keine neue Erfindung. In Island gibt es das Milchprodukt, das an Joghurt erinnert, aber als Frischkäse deklariert wird, angeblich schon seit der Wikingerzeit. Dass Skyr derzeit so stark gefragt ist, hat mit dem High-Protein-Ernährungstrend zu tun. Die weiße Masse enthält kaum Fett, wenig Kalorien, dafür aber mehr als zehn Gramm Eiweiß pro 100 Gramm – deutlich mehr als Joghurt. Skyr ist deshalb besonders bei Kraftsportlern beliebt, weil Protein beim Muskelaufbau helfen soll und lange satt hält. Doch die Welle hat nicht nur Bodybuilder erfasst, sondern alle Bevölkerungsschichten. Dabei sind die meisten von einem Eiweißmangel weit entfernt. Wer sich ausgewogen ernährt und Eier, Milchprodukte, Hülsenfrüchte wie Soja und Erbsen, Fisch und Fleisch isst, deckt seinen Proteinbedarf auch ohne zusätzliche Booster.

Skyr wird aus entrahmter Milch hergestellt und mit Bakterienkulturen angedickt. Er schmeckt säuerlicher als Quark, seine Konsistenz ist fester als die von Joghurt. Bei ihrer Bewertung probierte Nina Meyer, Küchenchefin im Bio-Berghotel Ifenblick im Allgäu, die Produkte blind. Zunächst roch die Expertin daran, schaute sich die Konsistenz an und machte dann ganz wörtlich die Stichprobe. Erst danach erfuhr Meyer, von welchem Hersteller die einzelnen Produkte stammen, und schaute sich die Zutaten an. Da Skyr zu einem großen Teil aus Wasser besteht, empfiehlt Meyer, das Produkt eine Stunde in einem feinmaschigen Sieb abtropfen zu lassen, bevor man es etwa für Käsekuchen oder Topfenknödel verwendet. „Im Grunde kann man überall dort, wo Magerquark reinsoll, auch Skyr nehmen“, sagt Meyer. Anders als Hüttenkäse passt Skyr sowohl zu Süßem als auch zu Herzhaftem, wobei die Bio-Köchin die herzhafte Variante favorisiert. „Schön mit Olivenöl, Salz, Schnittlauch, und immer ein bisschen Senf rein.“ Christine Mortag

Die Expertin Im Bio-Berghotel Ifenblick in Balderschwang hat Küchenchefin Nina Meyer auf 1044 Meter Höhe ein Restaurant nach dem Baukasten-

system aufgebaut. Jeder kann sich alles nach Lust und Laune zusammenstellen, auch das Dessert zum Hauptgang. Zuvor arbeitete Meyer jahrelang in der regionalen Hauben- und Sternegastronomie, war 2023 Finalistin bei der Kochsendung „The Taste“, schrieb das Kochbuch „Zwischen Mett, Dim Sum und Kässpätzle“, unterrichtete Hauswirtschaftslehre an einer Montessorischule und zog allein ihre beiden Kinder groß.

ILLUSTRATION: DIRK SCHMIDT; FOTOS: Andreas Brüstl, IMAGO, Hersteller * = Im Handel ermittelter Preis

Der Milde

Andechser, Bio Skyr Natur Produktinfo: 11 g Protein, 60 kcal (pro 100 g) Preis: 1,99 Euro* (400 g) Verfügbarkeit: Edeka, Rewe, Alnatura Bewertung: 8 von 10 Punkten

„Dieser Skyr riecht mild, sanft, nicht so penetrant säuerlich – sehr angenehm. Und so schmeckt er auch. Er hat nach dem Umrühren eine cremige Konsistenz, die mir gut gefällt. Natürlich kann das Mundgefühl bei einem Skyr nie so voll sein wie bei Produkten mit hohem Fettgehalt – Fett ist ein Geschmacksträger. Es ist aber erstaunlich, dass dieser Skyr trotzdem so viel Geschmack hat. Er erinnert mich eher an einen griechischen Joghurt als an einen Magerquark, bleibt lange cre-mig, wird auch im Abgang nicht tro-cken. Eine Basis sowohl für Süßes als auch für Herzhaftes. Preislich eher im oberen Bereich. Auf dem Etikett steht „fettfrei“, die Liste der Inhaltsstoffe sagt aber etwas anderes. Geschmacklich überzeugt das Produkt auch so.“

Der Intensive

Arla, Skyr Natur Produktinfo: 10 g Protein, 60 kcal (pro 100 g) Preis: 1,99 Euro* (450 g) Verfügbarkeit: Edeka, Rewe, Kaufland Bewertung: 4 von 10 Punkten

„Den „Oft länger gut’-Hinweis auf der Verpackung finde ich gut. Umweltbewusst, dass der Deckel nicht aus Alu, sondern Plastik ist. Die Textur ist stichfest, lässt sich aber nicht gut verrühren. Das Produkt hat einen intensiven Geruch und einen starken Eigenschmack. Der Skyr schmeckt irgendwie grasig, völlig anders als die anderen und fürchterlich sauer. Was ganz irritierend ist: Der kratzt im Hals, und das unangenehme Gefühl hält lange an.“

Der Typische

Alnatura, Bio Skyr Produktinfo: 10 g Protein, 57 kcal (pro 100 g) Preis: 1,99 Euro* (400 g) Verfügbarkeit: Alnatura, Edeka, Rewe Bewertung: 7 von 10 Punkten

„Die stilisierten Zeichnungen auf der Verpackung machen gleich klar, dass Skyr ein isländisches Milchprodukt ist. Sobald man den Deckel abzieht, hat man ordentlich was in der Nase, das typisch Säuerliche kommt durch. Der Skyr lässt sich wunderbar zu einer homogenen Masse verrühren. Auch das Mundgefühl ist erstaunlich cremig für so wenig Fett. Nach hinten raus kommt aber das Trockene durch, da bremst es am Gaumen und auf der Zunge. So, als würde man über eine Tartanbahn lecken. Positiv finde ich das Bio-Siegel, faire Preise für die Bauern und die Papp-Banderole, die sich separat entsorgen lässt. Wenn nur dieser animalisch-kuhige Nachgeschmack nicht wäre. Dieses Produkt würde ich eher für herzhafte Gerichte verwenden.“

Der Leckere

Gut & Günstig, Skyr Natur Produktinfo: 10 g Protein, 61 kcal (pro 100 g) Preis: 1,29 Euro* (500 g) Verfügbarkeit: Edeka Bewertung: 9 von 10 Punkten

„Der Becher hat mehr Inhalt als die meisten Produkte im Test und er ist auch noch einer der günstigsten. Der Skyr hat eine schöne weiße Farbe, aber obendrauf steht ziemlich viel Wasser. Doch sobald man ihn verrührt, wird er wunderbar cremig. Das Wasser also nicht abgießen. Der ist richtig lecker! Riecht und schmeckt top. Mild im Geschmack. Ein joghurtfrisches Milchprodukt mit viel Eiweiß und wenig Fett. Das ist der cremigste Skyr im Test. Dieses Produkt passt zu allem: ob süß oder salzig. Und ist auch noch günstig.“

Der Säuerliche

Rewe, Bio Skyr Natur Produktinfo: 11 g Protein, 60 kcal (pro 100 g) Preis: 1,45 Euro* (400 g) Verfügbarkeit: Rewe Bewertung: 6 von 10 Punkten

„Hier bin ich nah am Magerquark. Sowohl vom Geruch als auch vom Geschmack geht der stark ins Säuerliche. Er riecht und schmeckt fast wie in einer Sennerei, nach kalter Molke. Beim Verrühren wird er leider nicht cremig, sondern bleibt eher bröselig. Wo die anderen Testprodukte schön weiß sind, hat dieser zudem einen leichten Gelbstich. Wirklich schade. Da habe ich mehr erwartet. Eigentlich bringt er gute Voraussetzungen mit: Haltungsform 5, Bio-Milch von deutschen Naturland-Höfen; das ist ein landwirtschaftlicher Verband, der einen ökologisch-sozialen Ansatz verfolgt. Kulinarisch macht er mir aber wenig Spaß. Ich würde ihn dort einsetzen, wo man sonst Magerquark nimmt – eher im Kräuterquark als im Müsli.“

Der Grieselige

Ja!, Skyr Natur Produktinfo: 11 g Protein, 64 kcal (pro 100 g) Preis: 1,29 Euro* (500 g) Verfügbarkeit: Rewe Bewertung: 7 von 10 Punkten

„Der Becher hat auch mehr Inhalt als die meisten anderen Produkte im Test. Der Skyr riecht ganz mild, leicht säuerlich, wie ein typisches Milchprodukt. Er ist schön stichfest, der Löffel geht gut rein und wieder raus. Verrühren lässt er sich allerdings gar nicht gut, er bleibt etwas grieselig. Geschmacklich überrascht er erst mal: sehr mild, nur die Zähne fühlen sich eigenartig stumpf an. Im Nachgang kommt dann immer mehr Säure durch. Und je länger man sich mit ihm befasst, desto saurer wird's.“

Der Charakterstarke

Demeter, Schrozberger Milchbauern Skyr Produktinfo: 10 g Protein, 56 kcal (pro 100 g) Preis: 2,29 Euro* (500 g) Verfügbarkeit: Denn's, Biomärkte, Alnatura Bewertung: 9 von 10 Punkten

„Hier haben wir einen Skyr von Demeter. Die haben strenge Auflagen, das erklärt den oft höheren Preis. So dürfen die Kühe ihre Hörner behalten. Der erste Eindruck macht schon mal Freude: keine Ablagerungen am Rand, frischer, typisch säuerlicher Joghurtgeruch. Stichfest, ohne dass der Löffel stecken bleibt. So muss das sein. Geschmacklich ist dieser Skyr ganz anders als die anderen Produkte im Test. Nicht wie Magerquark, eher wie Quark mit 20 Prozent Fett. Überraschend reichhaltig und vollmundig. Da kommt noch so eine feine buttrige Note durch. Dieses Produkt kommt als einziges im Glas. Rundum toll. Sieht schön aus, riecht gut, schmeckt gut und hat einen ganz eigenen Charakter.“

Der Gummiartige

Berchtesgadener Land, Bio Skyr Produktinfo: 11 g Protein, 62 kcal (pro 100 g) Preis: 1,99 Euro* (400 g) Verfügbarkeit: Edeka, Rewe, Vollcorner Bewertung: 4 von 10 Punkten

„Fangen wir mit dem Positiven an: Hergestellt mit Milch aus der Alpenregion und gekennzeichnet mit dem Naturland-Siegel. Solche Bio-Verbände haben eigene Auflagen, faire Milchpreise und schonende Herstellung. Gut auch: Die Papp-Banderole lässt sich separat entsorgen. Der Skyr sieht aber ein bisschen bröckelig aus. Beim Geruch kommt etwas Animalisches durch, als würde man an einem Stall vorbeilaufen. Die Konsistenz ist gummiartig, nicht stichfest. Geschmacklich wird es fast unangenehm: sehr sauer, wenig frisch und im Nachgeschmack schon Richtung vergoren.“

Der Getreidige

Milbona, Skyr Produktinfo: 11 g Protein, 62 kcal (pro 100 g) Preis: 1,29 Euro* (500 g) Verfügbarkeit: Lidl Bewertung: 5 von 10 Punkten

„Huch. Dieser Skyr schmeckt im ersten Moment nach Hafermilch. Der Geschmack hat etwas Getreidiges, was ich bei Skyr überhaupt nicht erwarte. Erst denke ich: interessant. Aber dann kommt eine Säure hinterher, die gar nicht frisch wirkt, sondern an abgestandenen Zitronensaft erinnert. Die Säure kratzt und brennt im Hals, ein unangenehmes Gefühl. Dazu kommt eine eigenartige Konsistenz: sehr flüssig, die Masse setzt sich trocken am Rand ab. Stichfest ist dieser Skyr überhaupt nicht. Zwar lässt er sich gut verrühren, wird dann aber zu einer klebrigen, fast kleisterigen Masse. Insgesamt wirkt der Skyr unausgewogen. Er kommt im Plastikbecher, ohne Möglichkeit zur Mülltrennung. Der Pluspunkt ist der Preis.“

Der Quarkige

Weihenstephan, Skyr Produktinfo: 10,8 g Protein, 63 kcal (pro 100 g) Preis: 1,99 Euro* (450 g) Verfügbarkeit: Edeka, Rewe Bewertung: 5 von 10 Punkten

„Der Becher lässt sich gut öffnen. Der Skyr riecht säuerlich, aber nicht unangenehm. Die Textur ist stichfest. Geschmacklich ist er von allen Produkten im Test am nächsten am Magerquark. Er lässt sich nicht homogen verrühren. Auch das deutet auf die quarkige Verwandtschaft hin. Zudem macht er die Zähne stumpf. Die Säure hält sich wirklich lange im Mund. Selbst wenn man etwas trinkt, geht das Gefühl nicht mehr weg. Den Skyr kann man gut zum Backen nehmen, im Zusammenspiel mit Müsli finde ich das Produkt eher schwierig.“

DARF MAN DAS?

Beete zubetonieren

Oft ist nach der Sanierung von Häusern der Anteil der Grünfläche deutlich kleiner. Wann das rechtswidrig ist.

ie zunehmende Versiegelung ist nicht erst seit dem heißen Sommer 2026 ein großes Thema. Wenn Grünflächen ver-

schwinden, leiden Luft- und Lebensqualität. Manche Stadtbewohner ärgern sich darüber, dass nach dem Umbau ihres Mietshauses Pflastersteine den Boden bedecken, wo sich früher das Gemüsebeet für alle befand. Darf der Eigentümer eine solche Veränderung vornehmen?

Dabei spiele auch der Mietvertrag eine Rolle, sagt Rolf Kemper, Rechtsanwalt von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Bau- und Immobilienrecht im Deutschen Anwaltverein. „Die Frage ist da: Sind die Freiflächen Teil des Mietverhältnisses?“ Für Bauherren, etwa eines Einfamilienhauses, ist der Blick in den Bebauungsplan wichtig. Dieser ist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online oder in den Rathäusern. In dem Plan steht in der Regel die entscheidende Ziffer: die für die Wohnbebauung zulässige Grundflächenzahl (GRZ). Sie wird von der zuständigen Kommune festgelegt und gibt an, welcher maximale Anteil der Grundstücksfläche bebaut werden darf. „Wenn da 0,4 steht, dann darf ich 40 Prozent der Fläche des Grundstücks überbauen“, erklärt Kemper.

Allerdings fließen gemäß Paragraf 19 der Baunutzungsverordnung Nebenanlagen wie Garagen oder Fahrradstellplätze in die Berechnung mit ein – bis zu einer Grenze, die in der Regel 50 Prozent über der GRZ liegt. Es gibt aber auch Bebauungspläne, die weniger als 50 Prozent vorsehen. Ein Rechenbeispiel: Auf einem 400 Quadratmeter großen Grundstück mit einer GRZ von 0,4 errichtet der Bauherr ein 160 Quadratmeter großes Wohnhaus. Für den Fahrradstellplatz kann er zusätzlich 50 Prozent der zulässigen GRZ einplanen, also 0,2. In dem Fall eine Fläche von 80 Quadratmetern. Die verbleibende Fläche von 160 Quadratmetern darf nicht versiegelt werden. Zudem gilt im deutschen Baurecht die Kappungsgrenze von 0,8 bei der GRZ: Maximal 80 Prozent der Grundstücksfläche dürfen überbaut werden. „Es gibt jedoch Ausnahmen: Eine Vorschrift im Baugesetzbuch regelt, dass man von den Vorgaben eines Bebauungsplans abweichen darf“, betont Kemper. Solche Ausnahmen würden häufig erteilt, „besonders für Garagen“.

Wer prüft, ob die GRZ eingehalten wird? Beim Neubau kontrolliert das die Bauaufsichtsbehörde. Eine Pflicht zu weiteren Kontrollen existiert nicht. „Dass regelmäßig jemand nachguckt, ist leider nicht so“, sagt Luca Heinle, Beauftragte für Flächenschutz beim BUND-Landesverband Hamburg. „Wenn ich in einem Mietshaus mit begrüntem Innenhof lebe und auf einmal wird Beton drübergeklatscht, dann kann ich das allerdings beim Bauamt melden.“ Florian Ullmann

Der Autor hätte gern einen Fahrradstellplatz im Hof. Sein Gemüsebeet möchte er dafür aber nicht opfern.

RÄTSEL-LÖSUNGEN

E ■ H ■ K ■ M ■ D ■ O ■ D ■ O ■ D ■ E ■ P F L E G E N ■ G O R E ■ S K I ■ F E R N A M T ■ F A X ■ S U P E R ■ K A T ■ A K T I E ■ D I E D E B E T ■ E L B A ■ U ■ E H E R ■ N I C H T E ■ K O R A L L E ■ L I V E ■ E T A T S ■ A S T R S T R ■ K A L I F ■ L E N D ■ E I T E L ■ E ■ ■ E ■ K A P ■ T A G O R E ■ R E H A ■ K A N N E A N S I ■ T A E L ■ N T S C ■ N E R V A ■ A T M ■ E O D E O N ■ L A A ■ C I E N ■ A E R A ■ B B S L ■ S P A R E R ■ B U D G E T ■ S T A B I L ■ T E L L ■ F I N I S H ■ R E P O R T ■ R E D E ■ D I S A G I O ■ D O T I E R N ■ A D E N O M

VERGANGENES WOCHENENDE

Quartett mittelschwer Abgebildet waren Spaniens König Felipe VI., das sechste Gebot, „The Sixth Sense“ sowie die Antarktis als sechster Kontinent. Schwer Bernstein, blühende Luzerne, das Gipfelkreuz der Zugspitze, der Engel Uriel im Ensemble von Leonardos „Felsgrottenmadonna“ – alle Motive begannen mit Schweizer Kantonen: Bern, Luzern, Zug und Uri. Aller Anfang „Die Politik bedeutet ein starkes langsames Bohren von harten Brettern mit Leidenschaft und Augenmaß zugleich“ (Max We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