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üddeutsche Zeitung - 09.10.2026.pdf

照片：ROBERT HAAS

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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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2. 年 / 第 41. 周 / 第 232 期 / 4,80 欧元

慕尼黑，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

侧光

(SZ) 全部出清。夏季大减价如此要求，德国选择党（AfD）亦如此要求。大多数秘密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一段时间内可以将其保密，但私下里说，这种事其实不应该告诉任何人——好吧，既然几天前起大家都已经知道，一名叫奥古斯特·哈宁（August H.）的男子被指控从事包括叛国侦察和刺探国家机密在内的行为。如果 A. Hanning 仅仅是“北瓦尔德国王之马”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这件事可能不会如此轰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曾长期担任情报局局长，因此是该国高级别的秘密持有者。

由于这些严重的指控，该男子目前甚至被羁押在看守所中——希望他没有可以发视频的 TikTok 账号——这再次证明了离群者克里斯托弗·麦坎德利斯（Christopher McCandless）在 1992 年于阿拉斯加孤独的荒野中去世前在日记中所写的话是多么正确：“幸福只有在与他人分享时才是真实的。”当然，当一个人能独享他人托付的秘密时，可能会感到某种幸福。但这种幸福的半衰期最多和对一双漂亮袜子的赞美一样短。很快它就会变得乏味。人们总想把秘密说出来。告诉朋友、同事、俄罗斯人，或者任何一个人。

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证据，证明了人类这种无法根除的泄密欲望，就是大型论坛 Reddit，其中有一个名为“忏悔屋”的小组。在那里，人们在假名的掩护下，每小时都在倾诉那些此前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罪孽。就像以前在教堂里一样。作为这个论坛的读者，人们不禁会猜测，在“三年来我一直装作不会用 Excel，这样办公室里就没人请我帮忙”这篇忏悔背后是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而在“我把电池扔进了错误的回收孔”背后是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另一位写道：“我告诉理发师我要搬走了，因为在九年之后，我不想说我不喜欢他的剪发风格。” 背后大概率不是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因为众所周知，他的忏悔总是公开记录的。那大概是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从这一切中可以得出的教训大概是，应该保留那种已经过时的保密文化技术。而且，一个守护良好的秘密有时能导向一个更美好的真相：一名用户，名为“JasperCactus84732”，同样在 Reddit 上写道，他两年前弄死了岳母的兰花，随后偷偷地换了一盆。从那时起，岳母就经常因为她的园艺天赋而收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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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选择党（AfD）霸占了德国国旗和国歌——遗憾的是没有出现反抗...... 4

经济

“厕所的谷歌地图”： 厕所网红托马斯·马尔特纳（Thomas Marktanner）谈论他的事业... 16

作者：梅雷迪斯·哈夫 (Meredith Haaf)

柏林 ——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结束两周半后，左翼党、联盟 90 / 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为初步磋商铺平了道路。三党领导层就处理反犹太主义事件达成了一项广泛的行动方案。至此，组建联合政府的一个核心障碍已被消除。柏林左翼党州主席凯尔斯廷·沃尔特（Kerstin Wolter）周四宣布，将立即继续进行初步磋商。

在沃尔特与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社民党）以及维尔纳·格拉夫（Werner Graf，绿党）共同提交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我们希望建设一座让所有人都能安全生活，并能公开表达其信仰和归属感的城市。” 根据协议，三党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承诺铭记大屠杀（Shoah）并促进犹太生活的发展。警方和安全部门在保护犹太生活这一职责方面将获得资金支持。此外，三党还商定了一套机制，用于处理党团或政府层面可能出现的反犹太主义事件。

在 20. 9月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以 25,7% 的得票率成为最大党。领衔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旨在通过一个“红-红-绿”联合政府（左翼党-社民党-绿党）出任市长。作为开展相关谈判的前提条件，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反犹太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问题上达成统一立场。柏林左翼党州协会此前因在这些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而受到强烈批评。社民党州主席克拉赫周四称赞该协议在全德范围内具有唯一性，但同时要求来自新克尔恩（Neukölln）的左翼党联邦议员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退出。

该协议还规定了在议员出现反犹太言论或行为时的强制性步骤。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将被开除出党团。虽然各党团对其成员分别承担责任，但协议规定将进行共同审查。如有疑问，将咨询一个来自“柏林城市社会”的外部专家小组。绿党党团主席维尔纳·格拉夫周四表示：“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在谈判一份柏林的联合政府协议，我们是在谈判如何构建和平共处的生活。” 为此，协议规定将扩大预防计划以及咨询和举报机制。此外，“防止反犹太主义、反罗姆人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性敌视”将被写入柏林宪法。这在周三曾由一组柏林高级神职人员提出建议。

自选举以来，三党的顶层政治人物已进行了三次时长数小时的预备会议。

周二，与会者共同参加了多场纪念 2023 年 10月 7. 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受害者的活动。

柏林左翼党的部分成员因其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反犹太主义的立场而屡遭批评。例如，来自新克尔恩的候选人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在一次反以色列集会的演讲中宣称，“国家没有生存权”。根据党内决议，以色列的生存权对左翼党而言是“不可谈判的”。最近，新克尔恩左翼党在 20. 9月举行的一场选举派对引发了不安，当时一个部分涉及犯罪的大家族首领以及在柏林具有影响力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 Ibrahim）出席了活动。据称他与被欧盟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关系密切。

“就我们如何构建和平共处进行谈判”：维尔纳·格拉夫（Werner Graf，绿党，左）与克尔斯廷·沃尔特（Kerstin Wolter，左翼党）以及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社民党）。照片：MICHELE TANTUSSI / GETTY

柏林基都（CDU）在周四提出了批评。秘书长卢卡斯·克里格（Lukas Krieger）表示，“德国首都竟然需要经过多次会议，严肃地就一个可能的执政党团内部还能容忍多少以及何种形式的反犹主义进行谈判，这令人感到羞愧”。他的政党愿意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周三，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已经要求绿党和社民党阻止一名来自左翼党的市长执政。此前，基都曾在红色市政厅（Rotes Rathaus）执政。但在9月20日的选举中，该党票数大幅流失，仅位列第二，明显落后于左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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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讲讲那匹马的故事

……伪装成坎彭东克——而这让他锒铛入狱。

十多年前，沃尔夫冈·贝尔特拉基（Wolfgang Beltracchi）被释放出狱，处于缓刑期。根据所有可见的报道，这位前伪造者在合法生活中也表现良好。去年，《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写道，他现在两者兼得：金钱与名声。尤其是来自瑞士的收藏家们很乐意购买一件贝尔特拉基的作品，“仅仅是因为其背后的故事非常精彩”。不过，不能说这位在2011年因诈骗被判处六年监禁的人不再想与司法机关打交道。但这一次，他成了诉讼中的原告，联邦最高法院（BGH）将于本周五对此案进行审理：贝尔特拉基想要回“他的”画作。

目前存在着无数幅贝尔特拉基的画作，据称在他伪造生涯中，他向市场投放了200多幅此类“虚构”作品。然而，这幅在2006年通过伦佩茨画廊（Galerie Lempertz）以近2,9百万欧元的价格售出、被伪装成海因里希·坎彭东克（Heinrich Campendonk）作品的《红马图》，在贝尔特拉基色彩斑斓的人生履历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当买家（一家总部位于马耳他的公司）对其进行检测时，专家发现了钛白色的痕迹，而这种颜料在1914年时还不在坎彭东克的调色盘中。

换句话说：正是这幅画让贝尔特拉基入狱。因此可以理解，一个懂得将服刑经历融入其“整体艺术人生”的人，会希望将其拿回来。虽然画廊当时与买家达成和解并撤销了交易，但随后它再次将其售出——这次是以真正的贝尔特拉基作品和伪造的坎彭东克作品的名义。

至此，我们进入了《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章节。其中有一个条款规定了此类通过画廊办理的交易如何运作。虽然画廊不是所有者，但它仍可以作为佣金代理人处置该画作，因为它拥有“权利人”——即所有者贝尔特拉基的同意。这是艺术贸易中的惯例。拍卖行通常不会自行购入作品。

但贝尔特拉基的律师现在主张，随着伦佩茨画廊与受骗买家之间的和解，合同已被撤销。因此，《红马图》的所有权已启动回归之路，一直回到了画家手中。伪造这一事实并不改变这一点。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画廊就不能第二次出售该作品，至少在没有贝尔特拉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出售。然而，在2024年对该案做出裁决的卡尔斯鲁厄高等法院认为这一主张缺乏说服力。该马耳他公司已经成为了画作的所有者，并将此所有权转移给了画廊。贝尔特拉基运气不好。

从实际操作来看，这位艺术家当然可以再画一幅坎彭东克，名为沃尔夫冈·贝尔特拉基的《红马图 II》，届时使用钛白色也不再是问题。但这将只是一件复制品，而不是那件在传记意义上至关重要、曾让他入狱的原作。 沃尔夫冈·雅尼施（Wolfgang Janisch）

经济增长强劲

联邦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增长 1.3%

柏林 —— 联邦政府预计德国经济将出现明显回升。政府上调了经济预测，预计今年增长 1.3%。此前在 4 月份，政府预计的增长率仅为 0.5% —— 因此现在的态度明显更加乐观。伊朗战争的后果和高昂的能源价格最初给经济带来了沉重压力。但经济部表示，德国经济证明了其比预期更具韧性。增长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出口、政府投资以及国防开支的增加。DPA ➤ 经济

联合政府推迟具体决议

柏林 —— 在联合政府委员会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磋商后，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SPD）的党团领导层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极端主义。党团负责人的一份共同声明中写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民主在此时正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考验。我们坚定地决心不将我们的国家交给极端分子。”此次会议在没有就计划中的改革达成具体决议的情况下结束。SZ > 第 5 页

安妮·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斯德哥尔摩 ——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表示，这位 76 岁的作家因其“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整体作品”而获得认可，其作品在古典传统中融入了俏皮的对话，从而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形式。SZ > 副刊

天气

▲ 白天 16° / 5° ▼ 夜间

降雨向东扩展，北海沿岸伴有雷阵雨。南部多瑙河以北地区亦有降雨。阿尔卑斯山地区暂时保持干燥。沿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最高可达 90 km / h。最高气温 8 至 16 度。 第 11 页及巴伐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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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决定特朗普是否能继续在国会拥有共和党多数席位，从而舒适地执政。民调显示情况可能发生转变。

作者：鲍里斯·赫尔曼（Boris Herrmann）

上一次堪萨斯州选出一名民主党人进入华盛顿参议院时，德国还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因此，如果中期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即使在这个保守的农业和小麦种植州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那么一定发生了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民调专家们讨论此事时的惊讶程度，就像化学家谈论发现一种新元素一样：在目前关于堪萨斯州参议员竞选的民调中，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Roger Marshall）与民主党挑战者亚当·汉密尔顿（Adam Hamilton）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对此应归咎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位共和党人如今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了原本属于其政党最稳固堡垒的地区。近日，民主党在德克萨斯州、阿拉斯加州或内布拉斯加州等传统共和党州的情况也同样乐观。

对于 11 月 3 日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似乎预示着一次巨大的成功，一场历史规模的“蓝色浪潮”。但这一前景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当然，关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席位的竞争远未定论。至少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而这同时可能也是共和党最大的希望：金钱。

美国中期选举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

由于伊朗战争、其移民政策、裙带经济、对白宫舞厅的痴迷以及对普通民众需求的明显漠视，美国总统近期给他的政党带来的主要是麻烦。但与此同时，这位亿万富翁也拥有大量资金。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经常提到“特朗普的个人战争基金”。据该基金的财务主管称，其中包含约10亿美元。9月初，特朗普表示，他准备“支出任何必要的资金来帮助我们”。如果人们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认为或许5亿美金就足以赢得中期选举。

市场研究公司 ADImpact 在初夏就预言，这次中期选举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据此，两党此次在广告上的支出可能达到约116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电视广告。

面对民调结果，共和党在激烈的竞选阶段似乎在进一步加大投入。NBC电视台计算出，共和党在过去五周内，在原有的广告预算之外，又额外支出了7亿多美元。

唐纳德·特朗普并不认为利用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有什么不对。但这次能否反过来，用金钱扭转选民的情绪？ 照片：KENT NISHIMURA / AFP

用数十亿资金对抗“蓝色浪潮”

美国总统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民主党可能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与此同时，他为自己的政党提供了大量广告资金。共和党能否以此扭转局面？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资金，在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阿拉斯加州或缅因州这些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对决中，将自己的候选人推向终点线。

民主党则以更多的竞选广告予以反击，但规模明显较低。他们在9月和10月至今——这里恐怕必须说：仅——额外投入了4.3亿美元。共和党的资金优势在德克萨斯州的参议院竞选中尤为明显，近期约70%的广告位被预订，旨在帮助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或者说旨在损害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

众所周知，仅靠金钱无法赢得选举。在圣安东尼奥、威奇托、底特律或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郊区，很快就会证明金钱是否能扭转政治情绪。当然，美国也有关于竞选捐款的规则和最高限额。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现在已经比规则本身还要大：即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这些竞选支持协会可以不受限制地募集捐款。它们不受候选人必须遵守的融资规则的约束。

唐纳德·特朗普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并不参选，选举的是众议院和部分参议院席位。但总统通过一个名为“Maga Inc.”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与其中，充当了一台活生生的资金分配机器。

特朗普试图将选举变成一场关于其伟大程度的投票

虽然法律禁止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与其通过捐款支持的政治人物进行协调，“Maga Inc.”在形式上独立于唐纳德·特朗普。但特朗普并不在意此类禁令，他公开宣称：“这是我的钱，由我控制。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特朗普显然追求的是一场围绕其个人伟大程度展开的竞选活动。但这未必是那些目前担心失去国会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们所希望的。然而，这一事实似乎只是财务失衡至少在目前尚未体现在民调中的原因之一。这可能还因为，由外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的最后一刻预订和广告投放，通常比候选人长期预订的广告时段更贵。根据 ADImpact 的数据，例如在德克萨斯州，共和党投入的资金比民主党多 44%，但由此购买到的广告时间仅多出 8%。

尽管如此，在距离选举仅剩的几天里，资金当然仍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共和党投入数百万资金的地方，正是他们担心会失去阵地的地方。本周初，已有初步报道指出有异常资金流向南卡罗来纳州——此前共和党一直认为该州像堪萨斯州一样稳操胜券。

来自公民的期中成绩单

如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民主党将能够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削减特朗普计划的资金。

在美国，中期选举不仅在各州，在华盛顿特区也备受关注。因为所谓的“中期选举”（Midterms）——总是在四年总统任期中期举行——传统上也被视为对美国政府的一次全民公投。现任总统所属的政党通常会因此失去席位，因为选民对其工作感到失望。以下是对关键问题的解答：

11月3日选举谁 / 什么？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 435 个席位将重新分配。该院议员的任期为两年。参议院约三分之一的 100 个席位将重新分配，因为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许多州将同时举行州长、议会和地方选举，以及关于具体事务的公投。

参议院和众议院能决定什么？

两院共同组成国会，即美利坚合众国的立法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制定联邦层面的法律。国会还负责通过预算和监督行政部门，其中委员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可以询问政府成员，转化为调查委员会并传唤证人，以及要求提交文件。虽然国会无法直接掌控总统及其幕僚，但众议院可以启动针对总统的弹劾程序（Impeachment）。该程序由参议院执行，参议院还必须批准相关任命。

美国国会如何产生多数席位？

在众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需要 435 个席位中的 218 个，在参议院则需要 100 个席位中的 51 个。然而，在参议院中，所谓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规则起着决定性作用：许多法案需要 60 票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而在弹劾程序的定罪中，则需要出席参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为了在 11 月赢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必须赢得四个席位并守住一些竞争激烈的席位。民调显示，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许多联邦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之间正展开激烈的白热化竞争。在众议院，民主党只需增加少量议席即可获得控制权。

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哪里？

在众议院选举中，大都市周边拥有摇摆选民的选区竞争尤为激烈。在参议院选举中，预计至少有九个联邦州的结果将非常接近。北卡罗来纳州被认为是民主党最有机会取代共和党人的州之一。在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在与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的竞争中被认为有很大机会。在共和党主导的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堪萨斯州和阿拉斯加州，结果出人意料地不确定。在佐治亚州，民主党人乔恩·奥索夫（Jon Ossoff）试图守住自己的席位；在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则处于防守地位。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左翼民主党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的表现如何备受关注。

哪些议题主导了竞选活动？

根据民调判断，大多数选民希望讨论经济议题，特别是生活成本。由于伊朗战争导致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令选民们感到困扰。这对将“可负担性”作为核心议题的民主党有利。共和党则将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放在中心位置。此外，他们还在经营其核心议题，包括移民和文化战争。唐纳德·特朗普本身也是一个竞选议题。这位总统号召他的支持者在投票时，就把它当成选票上写着他的名字一样。他访问竞争激烈的州，甚至向选民承诺，如果共和党获胜，将发放 5000 美元的支票。民主党也试图将此次选举定义为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审判，但这主要用于动员反对者。

选举有多安全？

选举的执行由各联邦州负责，由跨党派或独立的选举机构组织。在大多数联邦州，使用纸质选票或带有可打印凭证的电子系统，这有利于审计和

重新计票。技术操纵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不具备资格的人参与选举。即便共和党失败，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仍会对结果产生怀疑。他在选举前就已经谈到了舞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的独立观察员此次未受美国邀请。在 2020 年乔·拜登当选的总统选举中，观察员得出的结论是选举过程正确。他们批评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言论。

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公平且自由？

共和党在期中选举前通过在多个由其主导的州重新划分选区来获取优势。民主党对此做出反应，在由其主导的州同样重新划分了有利于自身的选区。总体而言，共和党通过这种所谓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获得了优势，但在众议院中仅获得了两个到三个席位的微小优势。唐纳德·特朗普还试图修改选举规则。他希望限制邮寄投票，但在最高法院未能成功。在国会，他试图设定更严格的选民登记条件的计划也失败了。规则并未被修改。但人们担心，政府可能会在投票站附近部署移民局（ICE）的警察，以阻止少数群体成员投票。

南德意志报图表

结果何时出炉？

许多州允许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这些选票的计票工作部分在投票日之前开始，部分在投票日当天开始。初步预测预计将在11月3日晚上出炉。但在竞争激烈的选区，结果往往要几天后才能确定，如果进行重新计票，则可能在几周后才能确定。根据不同州的规定，邮寄选票会被首先计入或最后计入，这可能导致最初出现“红色”或“蓝色”的领先优势，随后才趋于平衡。一些州在没有人获得绝对多数时会进行决选。在其他州，如果票数差距很小，则会自动进行重新计票。

选举结果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有何影响？

根据结果的不同，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后半段将被加强或削弱。如果民主党在其中一个或两个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他们可以封锁总统在立法提案上的议程，并通过反对其政策的决议，例如反对伊朗战争。民主党还可以通过预算案施加影响，例如削减移民局（ICE）的资金。但特朗普政策的终结并不在预期之中。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前半段，总统主要通过行政命令进行治理。因此，其他国家不能寄希望于国会多数席位改变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会结束。尽管如此，政府的情况仍可能变得不那么舒心。

如果反对派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可以期待什么？ 民主党已经在准备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他们寻求对特朗普发起另一次弹劾程序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即使在选举之后，他们可能仍缺乏定罪所需的票数。但民主党希望传唤政府成员出席调查委员会，并要求提交文件。重点是特朗普家族涉嫌的腐败问题。例如，民主党想要调查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是否在谈判中为其参股的公司谋取利益。对移民政策、对伊朗战争、与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或华盛顿建筑项目的调查也是可能的。此外，民主党正在考虑对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发起弹劾程序。但首先，他们必须真正赢得选举。2024年的民调曾预示结果将非常接近，但最终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优势获胜。 夏洛特·沃尔瑟（Charlotte Walser）

他身边的男人

I

沃尔夫拉姆·魏默不仅被认为立场坚定地保守，而且还是陷入困境的总理少数心腹之一。唯一的问题是，这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来说究竟是助力，还是更像一个问题。

作者：约尔格·亨切尔（Jörg Häntzschel）、亨丽克·罗斯巴赫（Henrike Roßbach）和罗伯特·罗斯曼（Robert Roßmann）

文化部长与总理已有数十年的友谊。但沃尔夫拉姆·魏默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人们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简而言之：在柏林，有人认为他无所不能，有人则认为他毫无作用。照片：LISI NIESNER / REUTERS

在权力的中心，文化凌驾于万物之上。自从第一位入驻此地的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时代起，文化部长就被安置在总理府的八楼。在那里工作的人，可以将柏林政府区尽收眼底。而且，至少在物理空间上，他处于总理之上，因为总理的办公室在七楼。

一年半以来，沃尔夫拉姆·魏默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担任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事务专员。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于2025年4月底组建政府之前，曾有两三个名字被提及作为文化部长的候选人。魏默并不在其中。

他完全缺乏政治经验，甚至不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成员。但梅尔茨在寻找该职位的候选人时遇到了困难。那么，为什么不问问一位来自特格尔湖（Tegernsee）的朋友呢？一个不仅在言论上可靠地保守，而且还能不断地将历史年份、歌德和席勒的语录像仙尘一样洒在自己的观点之上，让一切都熠熠生辉的人？

在最近的一期时长数小时的《时代》（Zeit）播客中，魏默分享了他作为文化部长的生活与工作，以及——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他的工作环境。“我拥有这个政府中最漂亮的办公室，”他说道，并指出了他的屋顶露台。“如果弗里德里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说‘哎，既然你的办公室更漂亮，咱们换换办公室吧’，我永远会回答：你知道的，文化是崇高的。”

委婉地说，他已经给总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关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人们一直认为他没有带真正的心腹进入总理府——那些在他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之前就认识他的人，那些不仅被允许对他直言不讳，而且他的意见甚至会被他采纳的人。

安格拉·默克尔曾有她的媒体顾问埃娃·克里斯蒂安森（Eva Christiansen）和办公室主任贝阿特·鲍曼（Beate Baumann）；奥拉夫·朔尔茨有他的总理府主任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和办公室主任珍妮特·施万贝格（Jeanette Schwamberger）。梅尔茨以前有沃尔夫冈·舍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但后者已经去世，因此如今在柏林，当被问到梅尔茨在寻求建议时会去找谁，许多人先是耸耸肩，然后说：大概是去找前黑森州基民盟州长罗兰德·科赫（Roland Koch）。而且，没错，还有沃尔夫兰·魏默（Wolfram Weimer）。

最近，魏默再次成为话题，但这次与他作为一名敢于表达见解的文化人士的角色无关。在政府区流传着一个名为“魏默方案”的传闻。传闻称，梅尔茨可能会终止与社民党（SPD）的执政联盟，并以少数派政府的形式继续执政。《时代周报》写道，之所以被称为“魏默方案”，是因为文化国务部长据说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而在联盟内部，确实有人认为这至少具有可行性。无论如何，在社民党内部，这个传闻立即在本就摇摇欲坠的联盟中引发了不安。

魏默和梅尔茨相识数十年。两人在泰格恩湖（Tegernsee）都有房产，他们一起在山中徒步，家庭之间也是好友。因此，梅尔茨在总理府的直接周围环境中将魏默视为一个重要参考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总理兼基民盟主席感到孤独的时刻，在梅尔茨甚至必须抵御更换总理传闻的时刻，这绝非小事。 唯一的问题是：这是否可能是一个问题？

冷静地来看，魏默已经给总理带来了不少麻烦。面对魏默在第一年仅在柏林电影节、书店奖和路德维希·艾哈德峰会方面就制造的头条新闻，梅尔茨在三月的联邦议院政府质询中，被迫对其国务部长进行了全面辩护。梅尔茨表示，一名负责文化和媒体的联邦国务部长，“如果参与到困难的辩论中，自然也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告诉您：沃尔夫兰·魏默得到了我的信任，而且我确信，他在文化界以及整个文化和媒体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而我也认同这种认可。”四个月后，梅尔茨的大规模内阁改组并未对魏默产生任何影响。

也许情况是这样的：在柏林，人们要么认为魏默无所不能，要么认为他一无是处。

《南德意志报》在柏林就魏默在总理府的角色向其提出了一些问题。魏默坚决否认自己是少数派政府方案的始作俑者。“我没有提出少数派政府这个选项，”他说，“相反，我对此发出警告。我们绝不能让自己被推向少数派政府。”他以及总理的兴趣在于“维持政府的团结，并修复和改革德国”。

政治家也是人，因此天生性格迥异。但绝大多数政治家共同的经验是：如果他们不考虑潜在的后续影响，那么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一位经常接触魏默的联邦议院反对党政治家这样说道：问题在于，魏默经常基于一个基本上正确的初衷，却得出错误的结论。他想要保护中间派或民主制度，但行动却欠缺考虑且笨拙，做了些“最迟在第三圈就会反噬”的事情，因为他在政治上没有将这些想法推演到底。

但另一位能够观察其角色的人表示，魏默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局外人。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他或许梦想着纯粹的基民盟（CDU），但在面对类似少数派政府的情况时，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贯彻到底。也就是说，他无法预见到局面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由于无法达成其他多数支持，联盟党议会党团最终将落入德国选择党（AfD）之手。

据说他并未真正被重视，除了在梅尔茨看来

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魏默在某种程度上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有共同之处：都会在自己的轻率之举上栽跟头。

人们很容易怀疑，魏默在总理府的任务——至少最初——是旨在遏制那些“觉醒文化”（Wokeness）、多样性和身份政治的喧嚣，而 70 岁的梅尔茨对此从未能产生共鸣。相反，魏默应当帮助那种“正确”的文化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梅尔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那种文化。然而，如果梅尔茨因此期待那些在过去三年里对魏默的绿党前任克劳迪娅·罗斯（Claudia Roth）摇头叹息的人们能给予掌声，那么他失望了。即便是在结构上对“觉醒文化”不持怀疑态度的《法兰克福汇报》（FAZ），在近一年前也曾将魏默描述为“空壳魏默”（Windbeutel Weimer）。

魏默在葡萄牙长大，其父亲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兼教师。他以满分成绩高中毕业，获得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天才奖学金，曾任《法兰克福汇报》西班牙特派记者、《世界报》总编辑、《Cicero》杂志创始人、《Focus》总编辑，随后与妻子共同创立了魏默媒体集团（Weimer Media Group）。

要准确衡量魏默在总理府中的角色并非易事。在柏林的政治圈中，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异类和自由之魂；另一种则认为他是一个对总理具有影响力的异类和自由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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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来自联盟党（Union）圈内的人士表示，魏默虽然倾向于跨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去“打猎”，但“根本没人听他的”。来自梅尔茨身边的人则称，魏默绝非总理的某种“思考机器”。虽然他确实经常提出一些想法或叙事，但问题在于梅尔茨是否会被其感染。就此而言，八楼与七楼之间相距甚远。

但另一个阵营对此表示怀疑。一位在基民盟（CDU）中人脉广泛且资历深厚的人士表示，没错，魏默在总理府确实没怎么被重视，但除了梅尔茨以外。魏默的缺陷被总理的保护所掩盖，梅尔茨绝不会抛弃他。

一名在魏默进入政坛前就认识他的人说，魏默在表现上“极其迷人”，但绝不能被此迷惑。“魏默能把双人床卖给教皇。”在联盟党内部打听得越深，就越能发现他们对此的看法其实大差不差。

一名联盟党议会党团的副主席表示，魏默所做的事情“经常很古怪”。他对于像魏默这样的人如此接近梅尔茨感到不安。遗憾的是，他对总理的影响力并非像客观应有的那样小。这是一个风险，并再次证明梅尔茨在选人方面缺乏好运气。

面对这一切，魏默本人怎么说？

“事实上，我不干涉政治日常事务，”他告诉《南德意志报》，“我不是幕后操纵者，也不是耳边风的低语者。”是的，他被赋予了一个角色，即自由保守主义者，但这从未与梅尔茨正式讨论过。

但魏默也表示，政治需要叙事，他自然也会就此与总理交流。如今的核心冲突是身份冲突。“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想成为谁？”而负责文化政策的人，恰恰与这些问题最为接近。

当被问及为何在梅尔茨提供文化国务部长一职时答应下来，他回答道：“他用这样一个理由说服我：我们媒体人总是那么喜欢抱怨，那么不如试着去做点什么。这句话击中了我。”

与魏默交谈时，人们很快就能察觉到哪些话题最令他心切。例如，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精神吸血”对自由构成的威胁，将媒体政策视为现代文化政策，以及他与德国选择党（AfD）的斗争。即便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个热情且能言善辩的人。凭借那种真诚的热忱，魏默有时让人想起圣诞电影里那些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他们因为某种宇宙级的巧合地闯入了圣诞老人的精灵工作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那是上周的周四，在魏玛的一个下午。沃尔夫拉姆·魏默与图林根州州长马里奥·福伊格特站在歌德故居前。当天，他们计划与魏玛古典基金会负责人乌尔里克·洛伦茨一起，将一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大衣装入箱中寄往罗马，这是一件完全按照原件复刻的复制品。魏默提出了一个想法，通过应用程序以及从维罗纳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各地的纪念牌，将歌德的意大利之旅打造为“歌德之旅”（Giro di Goethe），让当今的旅行者也能体验其中。他说，这将面向“数千，甚至数百万”的人。现在，这件大衣将代替真实的歌德踏上旅程，随后在罗马的歌德之家（Casa di Goethe）展出。

魏默在就职时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此前撰写的社论、出版的书籍以及在脱口秀节目中的发言，突然被解读为他的文化政策纲领。欧洲、基督教、启蒙运动、西方世界：这些正是魏默思考问题的维度，不过在此过程中，他多次陷入危险境地。在2018年的《保守主义宣言》中，他哀叹欧洲在“生物学上的自我放弃”，以及“自身家庭、自身血脉（……）和文明之延续”的终结。2004年，他将“多元文化谎言”定义为一种尝试，旨在“通过开设大量土耳其烤肉店、鼓励勤奋移民以及崇拜‘Kanak-Deutsch’（移民德语），来根除古老的民族本能，可以说是在精神层面撤销纳粹灾难”。

政治人物进行背景访谈并不罕见。这类对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解释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无需权衡每一个字，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些内容是不允许被引用的。但较为罕见的是，政治人物会为这样一次谈话抽出三个小时的时间。

批评者也认为他对德国选择党（AfD）的深恶痛绝是真实的

出乎意料地有了时间，并提议共进晚餐。他的两名年轻社交媒体员工在水晶吊灯下迅速拍了一段 Instagram 视频，随后魏默（Weimer）便让司机、发言人和助理回家。在散步前往大象酒店（Hotel Elephant）后，他建议在户外订一张桌子，这是一个温暖的秋夜。

魏默在任职的第一年，便迅速地陷入了与在他看来过于左翼的文化界的斗争之中。但大约半年前起，他新宣布的敌人变成了德国选择党（AfD）。在此期间，魏默访问了汉巴赫城堡、瓦尔特堡、埃塔尔修道院以及其他他所谓的“塑造认同感的场所”。他通常带着一张资助支票前往，且目标始终一致：阻止 将德国的建筑历史、共和主义和民主象征据为己有。魏默认为：“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人在翻领上别着一枚黑红金色的胸针，你会想：他是 的。但那是我们的国旗！他们的旗帜是黑白红色的。”

即使是许多批评者也认为，魏默对 的深恶痛绝，以及他对国家向右倾斜的担忧是真实的。这也部分是因为 Nius 和 Apollo News 等右翼门户网站针对魏默发起的攻击活动。

但魏默有太多话要说，以至于他的鹿肉炖菜先变冷，随后他的冰淇淋也融化了。他热情、坦率、有魅力，甚至尝试了一些仍在其计划清单上的前卫项目。只有在谈到 和右翼媒体，或者文化版面对他严厉的批评时，一丝苦涩才会掩盖他极佳的心情。

“文化界很多人对沃尔夫拉姆·魏默感到愤怒，这完全是有道理的，”绿党联邦议员安德烈亚斯·奥德雷奇（Andreas Audretsch）说道，他在预算委员会负责魏默的预算。例如，魏默在评选书店奖项时的表现简直“糟糕透顶”。但与此同时，事实也是：“如果沃尔夫拉姆·魏默想要保护包豪斯免受 右翼极端分子的侵害，那么这就是对德国民主真实的担忧。”

在访问魏玛期间，魏默现在将歌德故居赞誉为“我们起源的宝匣”。一小时后，当他为魏玛城市宫殿经过精美修复的东翼剪彩时，他也将这座宫殿称为“我们起源的宝库”。他表示，重新开放“就像平安夜一样”，现在魏玛“回到了家，回到了这座房子里”。这些话显然是说给那些抱怨在故乡不再有归属感的人听的。

当夜幕降临，他完成了当天的行程——包括歌德故居、外套（Mantel）和宫殿——魏默临时决定在当地过夜。于是他

如果他对文化界表现出更多的善意，事情会不会变得简单得多？如果他放弃像书店奖项那样的行动？魏默承认，是的，那可能是一个错误。他现在对此感到遗憾。

魏默极易被点燃。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问题

这件事源于三月份的披露：魏默曾请求宪法保卫局审查三家左翼书店，而这三家书店此前与另外115家书店一起，被一个独立评审团选为书店奖的候选。当宪法保卫局确实报告了相关“调查结果”后，魏默将它们从名单中剔除。他为自己的做法辩护称，国家不能资助“极端分子”。后来，法院禁止他使用“极端主义”这一指控；魏默现在表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下令审查，而且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在他任期内可能再也不会下令审查了。

今年二月，魏默还引发了另一场争议。当一名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在二月柏林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利用其发言机会提出“种族灭绝”指控时，文化国务部长起初为电影节负责人特里夏·塔特尔（Tricia Tuttle）辩护，随后又想将其解雇——但最终在意识到解雇可能会导致电影节终结后，他还是决定保留她的职位。

此外，还存在围绕“路德维希·艾哈德峰会”的明显利益冲突。该峰会由魏默的媒体集团主办，与政治人物共进晚餐的席位被以数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其中还包括与魏默如今在内阁会议桌上共事的部长们。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当时表示：“针对沃尔夫拉姆·魏默提出的指控全部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为了避免利益冲突，魏默最终还是将他的公司股份移交给了一名受托人。

当然，人们可以将这一切仅仅视为文化政策上的迷失。但问题在于：负责这些事务的人享有总理的官方保护和认可。因此，魏默在文化政策上的失误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总理的问题。

八月底，当内阁在勃兰登堡州的诺伊哈登贝格城堡（Schloss Neuhardenberg）举行闭门会议时，魏默被安排扮演一个特殊角色。清晨，他将同事们聚集在城堡旁的申克尔教堂（Schinkel-Kirche）里，从历史视角发表了一次简短演讲，讲述那些伟大的普鲁士改革者——冷静来看，他们当时面临的困难比现在要艰巨得多。随后，他带领所有人走到祭坛后面，那里安放着普鲁士国务大臣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亲王（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的心脏。魏默在谈到那一刻时说，他想表达的是“拥有一颗心”。

魏默本人对此没有问题，他反而面临相反的问题，即过于容易被点燃。他擅自飞往伦敦拜访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试图邀请他参与法兰克福保罗教堂（Paulskirche）的改建，尽管这是一个由法兰克福市、黑森州和联邦政府共同承担的项目。他宣布在慕尼黑为受到特朗普压力而寻求避难的哈佛大学建立一个流亡校园，尽管他对此没有管辖权，且巴伐利亚州对此并不认可。他曾产生一个想法，要削减德国国家图书馆急需的新建资金，因为未来的作品可以通过数字化存储，但随后他又批准了这笔资金。最近，他建议将德国电视二台（ZDF）私有化，并将TikTok交给欧洲人掌控。不过，他关于流媒体服务的投资义务方案至少已在联邦议院通过一读，但欧盟委员会已提出异议。

本周二晚上，魏默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宣布，未来将与格里梅尔豪森协会（Grimmelshausen-Gesellschaft）共同评选“年度文学词汇”。这个词应当是“蕴含着变革力量”的词。

一个男人，一个词？无论如何，关于他以及他在总理府中的那位朋友的最终定论，尚未揭晓。

“魏默甚至能向教皇推销一张双人床”：尽管他充满争议，但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他“极其迷人”。照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德国

终于等到这一天

作者：Hubert Wetzel

这么说吧：幸运的是，德国的安全并不取决于国防部长的嗓音。因为恕我直言，当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周二在柏林的贝贝尔广场（Bebelplatz）演唱德国国歌时，那声音对耳朵来说绝非一种享受。

但有时，想法比执行更重要。而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次由一个极右翼政党接管州议会主席一职之日，皮斯托里乌斯选择站在那个纳粹曾焚书、随后又焚人之处。他领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无论人们是否随之合唱——本应代表一个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的德国。

必须加上这个限定词：本应代表。因为这里发生了一场盗窃——一场对符号的盗窃。粗略地说，每个国家都有两个这样的符号：国歌和国旗。德国也不例外。“统一、正义与自由……”，这段由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创作、配以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旋律的歌词，在音乐上代表了德国国家；黑红金三色旗则在视觉上代表了它。而这些符号所指的德国国家，是那个在独裁和战争之后诞生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自由的德国，它将每个人的尊严置于一切之上，而非将自身或特定居民置于首位。

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一切，那么在德国旅行时也不会察觉到。黑红金三色旗已被一个自称“德国选择党”（AfD）的政党劫持，但该党实际上更想成为一个“德国的替代品”。虽然 AfD 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其目标与法治、自由和人类尊严毫无关系。

即便《德国之歌》已成为 活动中的标准曲目，也无法改变这一点。这仅仅是伪装。当你看到一个来自前东德的党内人士随之合唱那个第二次德国独裁时期的国歌，或者另一个曾任历史教师的人大喊 SA（冲锋队）口号时，你就能看穿这一点。

蔑视德国，至少是蔑视如今这个存在的德国。它想要创造另一个德国，而这只有在摧毁现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该党用它想要摧毁的那个德国的符号来装饰自己。 挥舞着德国国旗，唱着德国国歌，但它想回到那个人们嘶吼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时代，那时德国的颜色不是黑、红、金，而是黑、白、红。或者是棕色。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对符号的盗窃。这同样是伪装，因为大多数德国居民并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此外，这还是某种聪明但阴险的政治营销。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局面是那些自称“政治中间派”的政党极度愚蠢和短视的结果。因为如果不是中间派，谁允许 窃取那些涵盖了今日德国所有特征、且中间派声称要捍卫的符号？是谁把堡垒的钥匙交给了攻击者？

人们在美国见过这种现象，而联盟党、社民党或绿党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没有哪个政治家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如此粗暴地践踏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尽管如此，他仍抓住每一个机会将自己包裹在星条旗之中——正如旗帜誓言中所说，这面旗帜“代表着共和国”，而他却在拆除这个共和国。民主党人此前只是在旁观，他们觉得这面旗帜令人尴尬，而现在已经太迟了：这面旗帜现在属于特朗普，尽管他是一个破坏者，却把自己伪装成一名爱国者。

也许在德国也已经太迟了。大概早在2015年，当比约恩·赫克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将一面黑红金三色小旗挂在座椅靠背上，并胡扯什么对德国的“深沉之爱”时，就应该对他进行敲打。赫克可能确实热爱一个德国，但绝对不是今天的这个；他更热爱的是那个边界线在1914年的德国，那张地图曾挂在他的教室里。

但当时赫克被视为一个疯子，没有人从他手中抢救德国国旗。如今，黑红金三色旗属于极右翼分子。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试图至少在国歌问题上与他们争夺，这种尝试值得赞赏。希望这不会是徒劳。

西班牙

老妇人的死亡

马里卡门案——一名 87 岁老人被强制驱逐出其位于马德里的公寓——在西班牙引发了公愤。如今，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在被驱逐后送入的那家医院去世，此案已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悲剧。

两周前，活动人士在马德里建立抗议营地时，将其称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现在，令人担忧的是，更恰当的比喻或许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处于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两个政党——Podemos（我们党）和 Vox（国民联盟党）的领导层将其称为“谋杀”。在左翼民粹主义者看来，房地产行业丧失人性的贪婪夺走了这位老妇人的生命。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则认为，马里卡门是被政府杀死的，因为政府早就应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物种保护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这场戏剧性的事件，阿巴斯卡尔现在是否依然会去世。但对于许多将她的被驱逐视为自身住房问题镜像的人来说，这次死亡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遗憾的是，冲击状态往往不会带来理性的反应，而会导致慌乱和盲目行动。首相桑切斯利用议会解散的机会，强行通过紧急法令。反对派则散布关于将建设 100 万套住房的幻想。西班牙政界再次未能做到的一点是：将一名 87 岁老人的悲剧作为共同开展建设性努力的契机。在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戏剧中，一位老妇人的到访在瑞士的一个村庄播下了不和的种子。而在西班牙，一位老妇人的死亡现在正撕裂整个国家。帕特里克·伊林格

关注老虎

首先是好消息：物种保护是有效的。老虎就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其数量已回升至约 5700 只。而在 2010 年，这一数字仅为 3200 只。此外，绿海龟最近也不再被视为濒危物种。根据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新的《星球生活报告》，约一半的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

这带来了希望，但还不足以让我们放松警惕：报告显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总体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萎缩。自 1970 年以来，这些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 73%。

面对当前的诸多危机与威胁，人们可能会认为，比起物种灭绝，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纳米比亚的沙漠雨蛙是否灭绝，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但这样想就错了。动物和植物并非孤立地共存，它们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确保了充足的食物、水源和洁净的空气。自然界就像一架飞机，零件被一个接一个地拆除。少一颗螺丝钉——也就是一只沙漠雨蛙——飞机还能继续飞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零件缺失，终将迎来不可避免的坠毁时刻。

最后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不仅存在必然导致坠毁的负面转折点，也存在正面的转折点。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便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克服艰苦的初始阶段，情况终将迅速好转。自然界将趋于稳定，并能更好地承受压力。物种保护不仅有效，而且值得。蒂娜·拜尔（Tina B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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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绘图：Kittihawk

柏林

红-绿-红，一次尝试

当前词典

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裂以及柏林墙的建立给柏林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在亚历山大广场等许多地方，曾经如此

作者：梅雷迪思·哈夫（Meredith Haaf）

友好的说法是：他们为这个困难且痛苦的话题投入了大量时间。柏林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在两周内举行了四次每次时长数小时的会议，旨在就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将如何处理党内反犹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批评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潜在的执政伙伴表明了他们对待该话题以及对待彼此的严肃态度。

不那么友好的说法是：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达成一致所花的时间异常之长。这尤其令人不安，因为这最终涉及的仅仅是一个民主联盟的基础配置。一份共同的承诺、一套复杂的程序、一整套纲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遏制来自左翼党的风险。柏林的潜在执政伙伴已经表明，他们的联盟目前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奥古斯特·贝贝尔广场

大都市的辉煌面貌已几乎难以想象。例外之处包括位于米特区的奥古斯特·贝贝尔广场（August-Bebel-Platz），它于1740年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创建，作为腓特烈广场（Forum Fridericianum）的一部分。该广场由建筑师格奥尔格·温策斯劳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以洛可可风格设计。贝贝尔广场毗邻菩提树下大街、国家歌剧院、旧宫以及公主宫等建筑。自1947年起，该广场以社民党（SPD）主席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1840–1913）命名。每年，该广场都是“灯光节”的舞台，而最近这里则象征性地庆祝了民主——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SPD）和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CSU）在此发表讲话，共同反对极右翼主义。该广场也讲述了这种主义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纳粹曾在此导演焚书事件，将 20 000 多部被谴责为“非德意志”的作者作品投入火海，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海涅和埃尔莎·拉斯克-许勒的作品。 JKÄ

这种压力在柏林广泛存在，并且在政党内部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仍需克服的困难极其巨大。

或许一次现实的审视会有所帮助。鉴于柏林组阁周围的气氛如此紧张，这样做很有必要。也就是说：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目前所做的，是必要且符合9月20日选举结果的。而且他们在一个关键点上确实取得了进展。现在应该让他们就具体事务进行谈判。

因为这两者都是事实：三党领导层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清晰的标准，来应对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在柏林市民中遭遇的不信任。

各政党被迫寻找一种处理中东冲突及其在柏林重要性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必须比黑红联合政府此前采取的方式更加积极。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此外，这三个政党目前都正忙于自我定位——左翼党是因为其巨大的增长，而社民党和绿党则是因为需要消化巨大的损失。

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希望进行磋商。其中一个议题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与此同时，各方纷纷要求他们千万不要组建联合政府；既有来自党内部的公开信，也有联邦总理的责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权提出疑问：那么准确的替代方案会是什么？

从选举结果来看，情况其实很明确：红-绿-红（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将在众议院拥有 14 个席位的多数优势。黑-绿-红（联盟党-绿党-左翼党）则仅比反对派多出两票——而且还必须弥合更深的分歧。这与基民盟（CDU）目前试图营造的印象不同，这绝非一个稳定政府的体现。在许多人看来，这将是一个由选举失败者组成的联盟。而且，基民盟自己在执政仅三年的时间里，即便拥有稳定的多数席位，也应对多场严重的危机负责。

除了红-绿-红之外确实存在另一种替代方案，而且不排除该方案最终仍需被采用。但任何人都不应认为，这样做会让柏林——或者整个民主架构——变得简单。

61 岁的马特鲍尔（Marterbauer）此前一直对自己的受欢迎程度不以为意，但现在这种人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民党已将他视为能够带领该党走出危机的希望之星。马特鲍尔将接替运气不佳的安德烈亚斯·巴布勒（Andreas Babler），在由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ÖVP）、社民党和自由派新党（Neos）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中担任副总理。从长远来看，他将被塑造为社民党（SPÖ）的门面，旨在以此重新获得良好的选举结果。目前，社民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为 15%。

异化

奥地利患癌的 财政部长， 如今将要拯救社会民主党（SPÖ）

作者：奥利弗·迈勒（Oliver Meiler）

法国学生抗议活动

马尔特鲍尔（Marterbauer）是财产税的拥护者。在红牛创始人迪特里希·马特希茨（Dietrich Mateschitz）去世后，马尔特鲍尔在2022年于X平台上在表达哀悼之余写道：人们应当“同时哀悼”奥地利“没有遗产税”这一事实。在马特希茨的案例中，这笔税款可能高达30亿欧元，而这笔钱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将大有用处。

在与保守派和新自由党（Neos）的政府合作中，马尔特鲍尔迄今为止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务实主义者。不过，他很有可能在担任副总理期间继续其前任的左翼路线。安德烈亚斯·巴布勒（Andreas Babler）在

在马尔特鲍尔教授般的举止背后，隐藏着相当具有争议的立场。作为一名国民经济学家，马尔特鲍尔支持国家干预市场，并追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圣徒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学派。后者为过度的国家补贴计划辩护称，对他而言，“多出几十亿债务”带来的“失眠之夜”要比“几十万失业者”少得多。此外，据《巴黎人报》（Le Parisien）报道——该报消息一向非常灵通——他曾“怒吼”其教育部长和内政部长。这些抗议活动破坏了马克龙总统任期最后几个月的氛围，以及他的离任。

这种无力感。在法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一届政府像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面前那样显得如此无助。政府没有预见到抗议的到来。即便抗议规模已经扩大，政府也不愿承认。而当政府最终做出反应时，其方式缺乏共情，且毫无与青年对话的意愿。相反，政府试图以强硬手段镇压这场运动。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是这样看待的。据说他要求其总理，

他自然地宣布了——

马库斯·马特鲍尔 (Markus Marterbauer)

只需一点火星， 马克龙的 总统任期 就将以惨败告终

但这些抗议并非针对一项可以撤回的改革。高中生们抱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校舍破旧、班级规模过大、教师短缺、课时缺课过多、教室没有暖气或空调，以及缺乏椅子和

马克龙现在迫使勒科尔纽（Lecornu）出面面对民众，以修正路线。但后者能提供什么呢？以前的总理可能会迅速承诺数十亿欧元——或者撤回一项不受欢迎的改革。

当然，这本身就预示着开局并不光彩。但高中生起义？情况不能更糟了。这位第五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统曾将他的第二个任期定调为“青年之年”，这是他的承诺。而几天前起在全世界传播的暴力画面，则是这种疏离感的最终写照。

勒科尔纽甚至没有试图地维持幻想。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市场相信他的紧缩预算，而不是做空法国。

奥地利政治中的一个奇闻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竟然是财政部长。也就是说，正是这位政治家最近不得不给国家下达严厉的紧缩措施。也许这是因为马库斯·马特鲍尔并非出身政界，而是具有学术背景，这位经济学家曾在维也纳经济大学任教。而且，人们最迟在亚历山大·范·贝尔伦（Alexander Van Bellen）教授担任联邦总统之后就意识到，在极其看重头衔的奥地利，学术人士总是行得通的。

桌子、破烂的厕所，以及郊区公立高中与市中心高中之间的不平等——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

没有人反驳。弊端是众所周知的，诉求是合理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全世界都在担心一场金融危机在巴黎上演。

如果还有数十亿欧元的选项。高中生们要求100亿。但法国的国家财政已如此破败，以至于再也没有回旋余地。自1946年以来，债务从未如此之高，而且新债务给国家带来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位著名的电视评论员近日表示：“已经没钱了，我们破产了。”半-

但这只是微弱的希望。此外，网络上还出现了关于10月17日在全国举行大规模集会的阴森呼吁。甚至有人提到“黄马甲”的回归，即那个在2018年秋天占据共和国交通环岛并试图将马克龙赶下台的运动。

因此，高中生们空手而归，至少目前如此。据闻，政府希望这场运动很快会自行平息——就在10月17日。届时秋季假期开始。

人物档案

这次呼吁背后究竟是谁，没人确切知道。也许它们只是幻影，最终会烟消云散。但如果愤怒的人们联合起来会怎样：学生、教师、农民、消防员？只需一点火星，马克龙的统治末期（fin de règne）就会沦为一场悲惨的惨败。

联盟通过了某些食品的价格上限和租金管制。马特鲍尔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分裂成许多派系且臭名昭著地内斗的社会民主党（SPÖ）达成一致，还有待观察。

但马特鲍尔自称目前最令他困扰的是他的健康。自夏天以来，他公开谈论了自己的癌症诊断——淋巴瘤，以及必要的化疗。在身体虚弱往往被视为禁忌的政界，这种对待重病的方式令人瞩目。这可能也促使马特鲍尔被视为真实可靠，从而提高了他的支持率。

但恰恰就在这里存在着困境。许多奥地利人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马特鲍尔接任这一新职责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还是政党可能对一名重病患者施加了潜意识的压力？马特鲍尔在多次采访中表示，在担任财政部长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余，他希望专注于康复。社会民主党（SPÖ）打算给他时间直到2027年，马特鲍尔将在癌症治疗结束之后才出任副总理。在春季的党代会上，他届时还可能被选为党魁；在此之前，妇女部长埃娃-玛丽亚·霍尔茨莱特纳（Eva-Maria Holzleitner）和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菲利普·库彻（Philip Kucher）将共同负责党的日常管理。竟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足以说明社民党目前的政治高层人才储备已经多么匮乏。 维蕾娜·迈尔（Verena Mayer）

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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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东西

记忆具有个人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德国选择党（AfD）的计划则是集体遗忘。

作者：赫里伯特·普兰特尔（Heribert Prantl）

究竟什么时候才是“过去的好时光”？是像《邋遢彼得》（Der Struwwelpeter）这样的儿童书还是“黑色教育法”流行工具的时代吗？是当时“父母暴力”这个词在字面意义上被理解的时代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好时光离现在并不遥远。那么，经济奇迹的世界、二战后的重建时期也包含在内——那个时期伴随着对过去的抵制，但同时也始于《基本法》以及人类尊严不可侵犯的主张。

这场奇迹并未体现在对纳粹过去深层次的反思中，而是体现在充分就业、黑白电视机、冰箱、唱片机、电炉和吸尘器上。在那个时期的开始，城市里的孩子们还要走过废墟去上学。在那个时期的巅峰，街道上立着投币电话，人们在电话亭前等待着那次20芬尼的通话。通信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手机和互联网还很遥远，但未来已近在咫尺，而纳粹的过去则被抛在脑后；它被掩盖了。

经济奇迹在翻跟头，当时许多年轻人认为这种翻跟头是一场致命的跳跃（Salto mortale）。他们对中产阶级的刻板、阶级壁垒以及主流社会的自满感到愈发不安。1965年，创作歌手兼律师弗朗茨·约瑟夫·德根哈特（Franz Josef Degenhardt）的歌曲《不要和脏孩子玩》成为了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和社会排斥的隐喻；这首歌在1968年到来之前的几年里，就已经在悄悄向 68 靠近。年轻人开始就纳粹过去提出尖锐的问题，而长辈们对此不再想知道任何事情。年轻人也开始嘲讽“父亲的论据”，这些论据总是归结为一句话：“卷起袖子，动手干，去建设”。

如果这些年份属于一个美好、典范的时代：那么其中美好之处是什么？是父亲的论据——还是针对这些论据的抗议？每个经历过这些年的人，记忆都截然不同。这告诉我们：个人记忆就像一盆勿忘我，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浇水养护。这些记忆在改变；有些在褪色，许多被选择性地美化和理想化——从而提供慰藉，赋予力量，带来安全感，增强韧性。个人记忆往往成为一种与自我的和解：因为对于那些不美好之事的悲伤（有时是由对后果的盲目所导致的）经常被压抑、掩盖或禁忌化。

个人记忆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档案库，而是一个塑造过程的结果；它们变成了一个储备库，每个人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记忆变成了一个情感水库，能给生活带来色彩、深度、支撑、内容和内涵。记忆可以提供教训，防止重复错误；但如果它们忘记了自身的错误，也恰恰会导致这种情况。这既是必要性也是危险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所需的部分。

党名中的 D 代表的是失智

在政治领域，情况也与之相似：当政治人物回忆起“经济奇迹”时代时——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反复这样做——他们将其理解为一种对行动力的号召，将其作为改革的正当性。赫尔穆特·科尔不喜欢“奇迹”这个词，因为正如他所言，这个词将重建的历史成就误解为偶然的馈赠，而不是将其描述为艰苦工作的结果。对于安格拉·默克尔来说，经济奇迹时代是成功应对危机的示范材料，是社会市场经济强大实力的证明。而当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谈到经济奇迹时，他要求的是一次心态上的转变。梅尔茨将 1950 年代作为一面镜子，用以映照他所断言的动力、职业道德和对未来信心的丧失。

德国选择党（AfD）则将经济奇迹年代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宣扬将纳粹过去掩盖起来，才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与重建秘诀。德国选择党认为，联邦德国艰难习得的对纳粹意识形态及其罪行的反思是一个错误。他们的论点仿佛在暗示，淡化纳粹时代并抛弃历史罪责，能够解决当今的问题。他们向部分感到不安的民众暗示，回归纳粹手段能够保护他们并让他们进步。德国选择党的实际领导人比约恩·赫克要求进行一次“180 度的记忆政治转向”。德国选择党由此打破了关于纳粹独裁罪行评价的社会共识。德国选择党代表了迄今为止共同的社会导向知识的消亡；他们认为，德国犯下的人类罪行、集中营和大屠杀可以被简单地勾掉并屏蔽，从而回归常态。

德国选择党不想从历史中学习。他们不认为纪念是一种道德义务，而认为其是多余且有害的。这种对记忆的抹除是一种极权主义暴力的行为。联邦德国曾达成共识，认为对纳粹罪行的积极记忆也应该是民主制度的一面盾牌。德国选择党想要夺走民主制度的这面盾牌。德国选择党的纲领不是记忆（顶多是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记忆），而是集体失忆。党名中的 D 代表的不是德国（Deutschland），而是失智（Demenz）。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人，选择的是记忆政治、文化和道德上的失智；他选择的是失去控制。

赫里伯特·普兰特尔（Heribert Prantl）是 《南德意志报》的 专栏作家和作者。

-政治

71 年前的今天

1955 年 10 月 9 日，汉堡抽取了首组“6 出 49”的乐透号码。

作者：丹尼尔·布勒斯勒 (Daniel Brössler) 和 克劳斯·胡尔弗舍伊特 (Claus Hulverscheidt)

柏林 —— 最初只有五句话。周四早上，联盟党（CDU / CSU）和社民党（SPD）的议员们收到了一条来自“托斯滕、马蒂亚斯和亚历山大”的问候短信，从中得知执政联盟的高层在前一天晚上“在良好且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了会议”。此外，他们从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 (Thorsten Frei)、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 (Matthias Miersch) 和基社盟 (CSU) 州级小组负责人亚历山大·霍夫曼 (Alexander Hoffmann) 的消息中获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民主在此时正面临一场历史性的考验。我们坚定决心，绝不将我们的国家交给极端分子。”

因此，正如之前预告的那样，在周三傍晚于总理府召开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首先就 9 月州议会选举后令人压抑的局势进行了详细讨论。在过去的几天和几周里，不满情绪再次积聚。社民党提出需要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在马格德堡，选择党（AfD）成员托比亚斯·劳施 (Tobias Rausch) 在秘密投票中，据推测在 CDU 的票数支持下被选为州议会议长。

Cordon bleu 的分歧与统一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委员会会议开始前明确表示，选举一名选择党议员的行为与他的政党——基民盟（CDU）的价值观不相符。但与此同时，他警告不要得出“必然是基民盟议员投票给劳施”的“草率结论”。他表示：“‘假旗行动’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政治领域”，从而暗示选择党成员在理论上可能获得了社民党或绿党的票数 —— 这反过来又激怒了社民党人。相反，梅尔茨警告社民党，要警惕在柏林由左翼领导的“红-绿-红”联盟。

在 Cordon bleu 餐厅，双方就所有议题进行了时长约 4.5 小时的讨论，直到 22 点后结束。梅尔茨过去曾多次表达过他对永无止境的深夜会议的厌恶。双方自觉决定不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决议需要宣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SPD) 在前往联盟委员会会议的途中。 照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联盟党与社民党希望放弃最后通牒

联盟党与社民党的领导层进行了时长四小时三十分钟的温和会谈。会议在达成多项共识的情况下结束，但未做出具体决议。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在经历了诸多摩擦之后，现在维护稳定被视为首要的执政联盟义务。

据委员会内部消息，所有参与者都明显在努力避免进一步加深近期在联盟内部出现的裂痕。尽管双方都公开表达了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基民盟（CDU）和柏林社民党（SPD）州分会近期行为的不满，且过程中据称存在争议。但双方一致认为，联盟党与社民党在捍卫民主的斗争中必须团结一致，不能让各自党内的政治边缘势力将双方分化。会议基调认为，如果联邦层面出现严重分裂，将只会有利于左右两翼的极端分子。

此外，双方均重申将坚持 7 月初决定的改革计划，例如在养老金、劳动力市场和税收领域——尽管对于计划措施如何才能设计得“公正”，双方仍持有不同看法。双方还达成一致，认为互相设定最后通牒（规定某项法律草案必须在何时提交）是没有意义的。在会前，联盟党方面曾坚持要求制定“时间表”，并对劳工部未能提交法律提案表示不满。劳工部长兼社民党联席主席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因家中有人去世未参加此次会议，预计她将于周一重返岗位。“联盟一致认为，经济增长、就业保障和社会凝聚力将是后续工作计划的核心，”早晨的一条短信如此写道。因此，联盟委员会讨论了所有当前议题，以便迅速通过相关计划。会上可能提交了一份关于各项法律计划何时提交内阁的时间表，且该计划至少未遭到反对。

明确的是，在年底前将尽可能推进更多项目。至于以何种顺序推进以及具体的时间表如何安排，现在将由总理府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CDU）、财政部国务秘书比约恩·伯宁（Björn Böhning，SPD）和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CSU）共同协商。

“一线曙光，一份鼓励”

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搭建了一个宏大的舞台。

巴黎 —— 这个上午，巴黎的风相当寒冷。前一天晚上还在下雨，但现在阳光普照，为这场仪式地铺平了道路。只有极少数外国国家元首能获得这样的迎接待遇：在凯旋门下接受接待，并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左右两侧是头戴金色头盔的共和国卫队骑兵。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为他的德国同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准备了一个宏大的舞台。

这是 13 年来德国联邦总统首次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的开端。在法国，学生抗议活动正震惊全国。在德国，两天前一名德国选择党（AfD）政治家被选为州议会议长。此外，两国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是一次在极其困难时期进行的访问，”施泰因迈尔中午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马克龙则称，“对我们民主制度能否应对挑战的质疑”，正在动摇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确定性。两位总统都强调了德法友谊的重要性，以确保在这些困难时期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德法关系并不像这次访问中所描述的那样良好。几周前，旨在建造战斗机的共同军备项目 FCAS 宣告失败。马克龙关于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提议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极大保留。此外，法国敦促发行共同欧元债券，而德国对此表示拒绝。在关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即欧洲与南美国家贸易协定——的辩论中，双方也存在分歧。

施泰因迈尔曾提到，马克龙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句格言：“那些认为不可能的人，请不要打扰那些正在尝试的人。”德法关系中的问题有时在于，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打扰者”，而将自己视为“执行者”。但此时此刻，人们不想强调分歧，而是希望突出共同点。“当然，单靠一次国事访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拨开所有的阴云 —— 但这次访问可以且应当成为我们合作的一线曙光，一份鼓励，”施泰因迈尔说道。理智与心在二战后才使德法 rapprochement（和解 / 接近）成为可能。而理智与心在今天同样被欧洲所需要，“在战争与危机的时代，在我们的民主制度遭受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之时”。

本周五，两位总统将飞往波尔多。在德国联邦总统府看来，马克龙陪同施泰因迈尔前往是一个特殊的尊重信号。行程首先包括访问“The Exploration Company”；这家德法初创公司旨在开发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宇宙飞船。随后将前往 Ariane Group，这是一家航天与军工企业，例如负责制造法国 M51 核导弹。最后，两位总统将参观“Laser Mégajoule”研究设施，该设施还用于模拟核试验。

随后，此次国事访问结束。施泰因迈尔将这次旅行描述为“一次对一位真正的欧洲主义者和一位好朋友的告别访问”。两位总统均于 2017 年就职，且都将于明年春季离任。这次会面也为他们共同领导两国的十年画上了句号。 罗伯特·罗斯曼（Robert Roßmann）

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左）受到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欢迎。照片：BERND VON JUTRCZENKA / DPA

党内同僚要求舒尔策辞职

“只有当刺从伤口中拔出，伤口才能愈合”：基民盟（CDU）党团主席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关于政治方向的问题也引发了公开争论。

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目前仍担任代理州长，并在选举惨败后确保了党团主席的职位。照片：RONNY HARTMANN / IMAGO

作者：蒂姆·弗雷勒（Tim Frehler）和艾里斯·迈尔（Iris Mayer）

柏林 / 莱比锡 —— 在两名德国选择党（AfD）政治家当选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主席团后，该州基民盟内部就人事安排和政治方向爆发了公开争论。党团内部已出现要求现任州长兼党团主席斯文·舒尔策辞职的声音。一名基民盟州议员周四在谈到下次党团会议时告诉《南德意志报》：“斯文·舒尔策必须在周二辞去党团主席一职。只有当刺从伤口中拔出，伤口才能愈合。”另一人则表示，周二的情况表明，“舒尔策无法掌控党团。有了他，这个党团将无法再次统一。”

州议会党团内部情绪如此激烈的起因是：在周二的州议会成立会议上，是否有多名基民盟议员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家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和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劳施以 48 票当选州议会主席。德国选择党和此前宣布支持劳施的 BSW 党合计拥有 44 名议员，其中德国选择党 39 名，BSW 5 名。因此，必然有 4 票来自其他党团。投票结束后，多名基民盟议员推测，这些票来自他们自己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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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糟糕选举结果与党团内部公开的权力斗争

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作为德国选择党（AfD）最激进的人物之一，以 44 票当选。此前，德国联邦公民党（BSW）曾表示不打算投票给他。在蒂尔施奈德当选后，BSW 和基民盟（CDU）均保证没有为这位 AfD 政治家投票。在 9 月初的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取得了 17,2 Prozent 的历史性糟糕选举结果。尽管遭遇此次惨败，舒尔策（Schulze）仍确保了党团主席的职位，目前同时担任政府首脑和反对党领袖。仅这一操作就已在其党团内部引发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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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舒尔策表示，党团董事会建议议员在选举 AfD 候选人劳施（Rausch）为州议会议长时投弃权票。但实际上，周二仅有 5 票弃权，多名议员在前一天的党团会议上已表示打算投反对票。副议会管理主任桑德拉·希特尔-霍伊尔（Sandra Hietel-Heuer）周三告诉《南德意志报》：“我早在周一就宣布过我会投反对票。”基民盟议员托比亚斯·克鲁尔（Tobias Krull）也公开表示，他既反对劳施，也反对蒂尔施奈德。因此，基民盟党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愿意遵循舒尔策的建议，这一点已显而易见。联邦议院议员塞普·米勒（Sepp Müller）周四对此公开批评了舒尔策。他认为，在内部已经有人宣布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建议同事投弃权票是一个错误。米勒希望在 12 月初被选为基民盟州主席，目前舒尔策仍担任该职。米勒还推测，支持劳施的那 4 票额外选票可能来自社民党（SPD）或左翼党阵营。这一怀疑也由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提出。周三，梅尔茨指出，所谓的“假旗”行动不仅存在于军队中，也存在于政治中。其含义是：其他党团的政治家可能投票给 AfD 政治家，以损害基民盟的利益。

然而，这个说法有一个漏洞：即使在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一名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基民盟州议员告诉《南德意志报》：“支持劳施的那 4 票来自社民党或左翼党的可能性非常低。”

位于马格德堡的基民盟党团至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围绕舒尔策，另一个围绕之前的党团主席吉多·霍伊尔（Guido Heuer）。在党团领导层的选举中，舒尔策以 8 比 7 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霍伊尔。舒尔策周四起初未对询问做出回应。他已宣布在党团内部进行一次公开讨论。一名明确表示自己属于舒尔策阵营的议员周四表示：“现在要求斯文（Sven）辞职的人，是想把他搞垮。”

在周二的基民盟党团会议上，辞职要求可能也会成为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这是一个正在发酵的整体，发酵过程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易燃气体，”一名主张彻底重新开始的议员说道，“如果这个党团想要成长为一个团队，那么无论是吉多·霍伊尔还是斯文·舒尔策担任党团主席都行不通。”该议员建议，首先由党团副主席蒂姆·特斯曼（Tim Teßmann）临时领导党团。前党团主席吉多·霍伊尔周四告诉《南德意志报》：“我不会阻碍党团领导层重新开始。”

首位基民盟成员公开要求选举 AfD 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然而，人事问题可能不会是唯一被继续讨论的议题，因为州议会议长的选举仅仅是为 12 月预定的 AfD 领衔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出任州长选举所做的铺垫。到目前为止，舒尔策以及所有基民盟（CDU）议员在公开场合均表示不会投票给西格蒙德。而 BSW 则表示打算弃权。AfD 的 39 票不足以让西格蒙德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为此他需要至少 42 个席位的绝对多数。然而，一名州议会议员向《南德意志报》预测道：“周二的情况令我震惊。如果 AfD 能让蒂尔施奈德（Tillschneider）当选，那么他们也能让西格蒙德当选。”

前州议会议员亚历山大·罗伊舍尔（Alexander Räuscher）周四甚至公开要求他的同事们投票给西格蒙德。他告诉《每日镜报》（Tagesspiegel），基民盟应该选举西格蒙德为州长，“并非因为我们是他的粉丝，而是因为选民如此希望”。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补充道：“在州议会投票给西格蒙德会让我感到不安，但我会这么做。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一点。”

这与梅尔茨向其党内同事发出的指示形成了鲜明对比。梅尔茨认为，将选票交给 AfD 就是在配合极端分子的游戏，并会破坏公信力。这无论如何都与基民盟的价值观“不相容”。目前尚不清楚梅尔茨的意见是否能被采纳，因为州党组织和舒尔策在竞选期间就明显与总理保持距离。

• 法兰克福书展直播

今日法兰克福书展直播内容

《南德意志报》编辑与以下嘉宾对话：

10:00 - 10:45 Uhr

12:00 - 12:45 Uhr

科妮莉亚·芬克（Cornelia Funke） 《艾玛不相信仙女》

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 《海拔 1999 米》

13:00 - 13:45 Uhr

埃尔克·海登赖希（Elke Heidenreich） “啊，一支号角！” 对作家的爱情告白

14:00 - 14:45 Uhr

娜塔莉·米努·希拉·阿米里（Natalie Minu Shila Amiri）、巴拉蒂（Barati）、贝贾特（Behjat）与 杜赞·特卡尔（Düzen Tekkal）

免费直播地址：sz.de / buchmesse-live

截至 10. Oktober 的节目单：sz.de / buchmesse-ffm

南德意志报

“代价太高了”

87 岁的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Maricarmen Abascal）被强行驱逐出位于马德里的公寓，此事引发了西班牙全国范围的抗议并导致重新选举。现在，她去世了。

马德里 —— 这位因被强制搬迁而引发西班牙全国住房危机抗议的女性已经去世。据西班牙媒体引用租户协会“马德里租户工会”（Sindicato de Inquilinas e Inquilinos de Madrid）的消息，87 岁的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于周三在格雷戈里奥·马拉农（Gregorio Marañón）医院去世。

Am 23. September，阿巴斯卡尔不得不离开她位于马德里市中心雷蒂罗（Retiro）区的公寓，并因健康状况不佳直接被送往医院。这位 87 岁的老人此前在该公寓中居住了 70 年。2020 年，该公寓被一家公司收购，随后该公司大幅提高了租金。据西班牙媒体报道，阿巴斯卡尔此后每月需支付 1600 欧元，而此前仅需支付 500 欧元。她无法负担这笔费用，同样也无法买下这套公寓。报道称，阿巴斯卡尔每月领取 1400 欧元的养老金。

“为了属于你们的东西，继续战斗，继续战斗”，阿巴斯卡尔曾这样呼喊

在9月底她的公寓被强制驱逐后，数万名西班牙人走上街头，在“不再有下一个马里卡门”（Ni una Maricarmen más）的口号下，抗议西班牙住房市场的现状。虽然在国家某些地区有许多房屋空置，但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人陷入困境，甚至中产阶级成员也几乎无法负担过去几年大幅上涨的房租。

由于抗议活动没有停止，房地产公司起初做出了让步，在9月底向阿巴斯卡尔承诺一份新的租赁合同。根据该合同，她在出院后本可以返回自己的公寓，并继续支付约500欧元的房租。“但这个解决方案来得太晚了”，租户协会在关于阿巴斯卡尔去世的声明中如此写道，该声明由其家人及其律师共同签署。信中称，阿巴斯卡尔及其支持者通过抗议实现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代价太高了”。

在过去几年为争取留在公寓而奋斗的过程中，阿巴斯卡尔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她坐在轮椅上，需要他人帮助，最后阶段她进食困难，声音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我了”，在强制驱逐发生的前两天，她告诉《国家报》（El País）。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多次失败的驱逐尝试。

在政治上，这位87岁老人的案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民主党人桑切斯政府起初推出了两项所谓的“马里卡门法令”，旨在遏制强制驱逐和房租上涨。然而，这些法令在议会中未能通过，桑切斯随后解散了议会并宣布举行提前大选。大选预计将于11月29日举行。工会已号召在11月11日针对住房危机举行全国大罢工。

在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去世后，桑切斯向她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哀悼。这位政府首脑在X上写道：“也给所有今天将这一损失视为自身损失的人们一个拥抱。”租户协会还回顾了这位87岁老人经常向示威者呼喊的那句话：“为了属于你们的东西，继续战斗，继续战斗。”西班牙的政治气氛现在可能会进一步升温。在死讯传出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一点已经显现。据媒体报道，夜间有数百名示威者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的抗议营地出发，前往议会前，高喊着“谋杀者，谋杀者，谋杀者”。在阿巴斯卡尔曾居住的建筑前，支持者们举行了守夜活动。

政府首脑桑切斯希望凭借住房议题赢得选举

周四，左翼政党，尤其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工人党（PSOE），试图在参议院和马德里地区议会等机构将为阿巴斯卡举行默哀一分钟的事项列入议程，但保守的人民党（PP）阻止了这一企图。该党党魁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ñez Feijóo）指责社会民主工人党企图在政治上利用此次事件。“我们绝不会允许这种试图在情感上操纵西班牙民众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首脑桑切斯希望凭借住房议题赢得选举。由于夏季塞乌塔（Ceuta）发生的移民危机等因素，他及其政党的民调支持率此前有所下降。他的算计是否奏效，将在11月29日揭晓。 本内迪克特·彼得斯（Benedikt Peters）

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但仍不得不离开她的公寓：9月底在马德里的马里卡门·阿巴斯卡（Maricarmen Abascal）。 照片：DANI DUCH / AFP

一张传遍全球的照片：受损管道中冒出的气体在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面上翻滚。 照片：丹麦国防司令部 / DPA

破坏行为还是合法的战争行为？

下周，关于“北溪”袭击案的第一场审判将在汉堡开始。被告是该行动小组的疑似头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乌克兰国家。

作者：约尔格·迪尔（Jörg Diehl）和约尔格·施密特（Jörg Schmitt）

汉堡——位于汉堡西夫金广场（Sievekingplatz）那座历史悠久的法院大楼在其近115年的历史中，已经见证了许多轰动性的审判。这里曾审理过“9 / 11”袭击的共犯、杀妻凶手弗里茨·洪卡（Fritz Honka）以及圣保利杀手维尔纳·平兹纳（Werner Pinzner）的案件。但像下周三即将开始的这样一场审判，此前从未出现过。

在汉堡高等法院，审理的将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惊人的破坏案件之一，以及一个核心问题：炸毁“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究竟是犯罪分子的罪行，还是一个遭受非法攻击的国家成员所采取的合法战争行为？

在汉堡被起诉的是50岁的乌克兰军队军官谢尔盖·K（Serhij K.）。根据联邦总检察长针对K提交的136页起诉书（《南德意志报》、ARD和《时代周报》已获悉该文件），他涉嫌与工兵瓦谢沃洛德·K（Wsewolod K.）、船长尤里·T（Jurij T.）以及潜水员瓦莱里娅·C（Waleria C.）、弗拉基米尔·Z（Wladimir Z.）、亚历山大·Y（Oleksandr Y.）和叶夫根·U（Jewgen U.）共同在将俄罗斯天然气跨波罗的海运往德国的北溪管道三条四根管线中安装了六枚炸药。调查显示，该小组为此使用了德国帆船“仙女座号”（Andromeda），在罗斯托克-瓦尔内明德（Rostock-Warnemünde）以近12,000欧元的价格租赁了约三周。装有定时引信的炸药于2022年9月26日爆炸，摧毁了为欧洲提供廉价俄罗斯天然气的管线。

调查人员确信，谢尔盖·K应该是该破坏小组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引发爆炸罪。这是联邦刑事警察局（BKA）、联邦警察局和联邦检察署经过近四年细致调查的结果。前军官谢尔盖·K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现为能源企业家，当时他隶属于乌克兰的一个破坏特种部队，并涉嫌为乌克兰情报部门工作。他在2025年8月在里米尼（Rimini）附近度假期间被捕，在意大利的引渡拘留所中被羁押数周后被移交给德国。联邦总检察长此前已通过欧洲逮捕令对其进行通缉。

一块没有数据且与妻子通话的智能手表：可能使谢尔盖·K. 陷入不利境地的证据

在最初依赖于“运气”之后，调查人员已经针对被告 K. 构建起了一条严密的证据链。首先，来自波罗的海港口游客的照片以及吕根岛的一张夜间测速拍照，引导调查人员找到了破坏小组显然被带到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海岸并随后被取走的车辆。借助乌克兰车牌，官员们查询了车内人员的个人资料，这些资料此前在波兰的边境检查中被记录在案。尽管该旅行团使用了伪造护照，但其身份证的扫描件揭露了这名 50 岁男子的真实身份。调查人员可以通过照片毫无疑问地确认他的身份。起诉书中称，甚至可以排除 K. 有同卵双胞胎的可能性。

此外，根据起诉书，调查人员在 K. 的手机中发现了可疑数据。据称，他对攻击关键基础设施设施表现出了极其异常的兴趣。K. 显然在网上有针对性地搜索关于波罗的海和两条“北溪”管道的信息，包括水深、坐标以及管道的技术数据。调查人员在 K. 的“Garmin”品牌智能运动手表上也发现了出卖他的痕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在那上面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起诉书称，该设备显然是这名乌克兰人的日常随身物品，但偏偏在 2022 年 9 月那几周，即破坏小组乘坐“仙女座号”在波罗的海航行期间，该设备没有记录任何数据。

但直到在意大利将其逮捕后，调查人员才非常确定抓到了正确的人。在羁押期间，他与妻子通了电话——这是一次出卖秘密的通话。他认为现在是发布声明的“正确时机”。必须最终澄清，炸毁“北溪”管道是“一次正式的军事行动”。他的指挥官应当明确表示，他与 K. 绝非“两个疯狂的军人”。显然，K. 希望通过这样的声明来阻止自己被引渡到德国。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意大利司法部门监听了通话。几乎没有比这更清晰的共犯证明了。

无论如何，这名前士兵显然觉得自己被雇主抛弃了。在一段被监听的对话中，他提到自己绝非为了“自行开展某些活动”而离开部队。谢尔盖·K. 恐怕认为基辅正在与这次行动撇清关系。

但在乌克兰的等级制度中，谁知道什么？事实上，汉堡方面的起诉书包含着政治炸弹。前情报官员罗曼·切尔温斯基（Roman Tscherwinskyj）在其中被列为“北溪”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他过去参与过许多轰动的乌克兰破坏行动，而现在已失宠。切尔温斯基一直否认参与此次行动。

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行动得到了时任乌克兰军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Walerij Saluschnyj）的批准。扎卢日内同样予以否认。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是否被告知尚不清楚。泽连斯基过去曾表示：“我是总统，我下达相应的命令。乌克兰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我绝不会那样做。”那么，究竟谁该负责？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起诉书中对此表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针对管道的袭击是“受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并由其“操控”的。武装部队参与的可能性“很大”。无论如何，在柏林左右两翼的反对派几乎每天都在抨击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数十亿欧元援助的当下，这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K. 的辩护律师坚持认为其当事人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官”，律师延斯·迈耶-洛汉普（Jens Meyer-Lohkamp）在接受询问时如此表示。他认为，法院因此必须审查，“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这些管道是否根本不应该继续运行——以及针对它们的行动是否具有正当性”。迈耶-洛汉普认为，总体而言，调查尚未“提供能够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参与其中的有力证据”。

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首先将在汉堡高等法院进行澄清。另一项诉讼程序已初现端倪：克罗地亚在 8 月逮捕了第二名犯罪嫌疑人，即乌克兰潜水员弗拉基米尔·Z（Wladimir Z.）。9 月底，克罗地亚法院裁定 Z. 可以被引渡至德国；而其律师则宣布将提起上诉。显然，Z. 前往克罗地亚是为了作为一名顾问，参与一部关于此次袭击的好莱坞电影的拍摄。相比之下，“北溪”事件这一现实剧本的结局目前仍未可知。

一部符合梅洛尼意愿的选举法

意大利政府首脑通过了投票，但对其合宪性的质疑依然存在。

罗马 —— 经过一个意义深远的议会周，结果已经明确：意大利将拥有一部新的选举法。总理乔治亚·梅洛尼的右翼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意大利众议院通过秘密投票表决了选举法修正案，以 227 票赞成、164 票反对通过。

至此，该政府已通过了整整五次信任投票。梅洛尼将选举法的决定与信任问题挂钩；凡投票反对修正案的人，同时也被视为投票反对政府。从周二起，首先是对新选举法的个别条款进行公开投票，随后是对整体方案进行表决。梅洛尼随后在 X 上写道，这一决定也是对那些希望看到其执政联盟分裂的人的回应。

信任投票在意大利是一种常用的手段，不仅是梅洛尼，之前的政府也经常使用。关于新选举法的辩论受到了特别关注，部分原因是这部法律对总理而言具有极高的重要性。意大利的选举制度倾向于使用伪拉丁语命名，这部新法被命名为“Stabilicum”（稳定法），或者被反对派嘲讽为“Melonellum”（梅洛尼小法）。

这是一种带有多数奖金的比例代表制：最强的联盟将获得奖励。如果获胜联盟获得至少 42% 的选票，将额外获得 70 名众议员和 30 名参议员。根据政府的说法，这将使议会多数派具备治理能力且特别稳定。在地方政府层面也有类似的机制。反对派则担心会出现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并将这部选举法视为梅洛尼其他具有威权倾向计划的一部分。

批评者很早就指责梅洛尼修改法律纯粹是为了自身利益。这并非首例：无论右翼还是左翼政府，都曾被怀疑为了自身优势而调整选举法。在三十年里，意大利已经尝试了整整四套制度。梅洛尼的这部法律在程序中经过了多次修改。今年 7 月，她在一次秘密投票中以一票之差落败，当时联盟内部出现了离散。而现在，她成功地统一了内部阵线。

此前，联盟内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优先票”上，未来选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政党名单中的候选人选至前列。此外，由于名单中的性别平等不再是强制性的，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可能会大幅下降，这也引发了辩论。此外，新规定还允许人们在登记居住地之外进行投票，以及对特定选区的划分方式进行了调整。

这部新选举法何时投入使用尚不明确。重新选举定于 2027 年，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日期。问题还在于，梅洛尼最终是否真的能从中获益。因为为此她的右翼联盟必须达到 42% 的得票率，而这在目前看来，比法律构思之初要不确定得多。

政府联盟承受着

来自极右翼的压力

尤其是其联盟伙伴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和北方联盟（Lega）在近期的民调中人气大幅下降，不过目前梅洛尼的联盟表现得相对稳固。她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更右翼的势力：前将军、畅销书作家罗伯托·万纳奇（Roberto Vannacci）及其新成立的“国家未来党”（Futuro Nazionale）在过去几个月里稳步增长，他们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右翼替代方案，而梅洛尼现在已经变得过于温和。梅洛尼的亲信、国务秘书乔万巴蒂斯塔·法佐拉里（Giovanbattista Fazzolari）刚刚再次强调，不会与万纳奇组建右翼联盟。

选举法对梅洛尼而言如此重要，还因为该法案取代了政府此前尝试但未能实现的其它改革计划。

批评者认为，该法律是否真能带来预期的稳定性仍存疑问。此外还存在宪法层面的担忧：据媒体报道，活动人士已经准备好了必要的材料，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提出异议。具体争议点在于参议院的多数奖金制度、对女性可能造成的歧视以及对小党派提出的要求。未来，新政党在参选之前必须收集数量显著增加的支持者签名。每个选区所需的签名将从之前的 1500 个增加到 6000 个。这将导致已经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获得不成比例的优势。埃莉莎·布里策尔迈尔（Elisa Britzelmeier）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照片：ROBERTO MONALDO / LAPRESSE / DPA

日本需要美军——但并不爱他们

超过 25,000 名美国军人在冲绳驻 stationed。一起谋杀案现在让政府更难证明其驻军的合理性。

东京 —— 士兵们被禁止离开军营，而这座岛屿则在抗议美军驻扎。这就是冲绳目前的现状。上周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逮捕，他涉嫌抢劫并勒死一名日本女性。该男子否认实施了此项罪行。

据路透社报道，周三，驻扎在冲绳的 25,000 多名美国士兵全部被禁止饮酒，并必须接受纪律处分。冲绳县知事小贾·源太（Genta Koja）在东京与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会面，讨论对此类犯罪的应对措施。小贾在周日称，美军此前在约束人员方面的努力“完全无效”。

在二战末期美国占领冲绳及其周边小岛后，该县于 1972 年重新交还给日本控制。但直到今天，在驻日 50,000 多名美国士兵中，约有一半在冲绳服役。由于地处东海，冲绳是日本和美国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前哨基地。随着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激进地扩张权力野心以及台湾面临被接管的威胁，这里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基地。

然而，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军驻扎带来的噪音、袭击、醉驾事故、环境污染，甚至飞机坠毁。这也给冲绳与东京的关系带来了压力，并体现在首相民调支持率的下降上。高市在周二议会演讲的开始部分谈到了这起“令人厌恶的罪行”：“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她说道。

在“剑与盾”中，美国代表剑，日本代表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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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嫌谋杀案曝光后，冲绳甚至东京都出现了抗议活动。因为这起犯罪并非孤立事件。1995年，三名美国士兵绑架并强奸了一名12岁的女学生。2016年，一名20岁女性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成员强奸并杀害，当时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根据冲绳县的数据，此后共有6409起与美国军方人员相关的刑事犯罪逮捕记录。在日本这个犯罪率极低且日常生活和谐共处被视为社会准则的国家，这导致人们对这些被称作“保护国”但被感知为“负担”的外国人感到愤怒。

辜家（Koja）知事得到了高市所属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LDP）的支持，且他上任仅一个月。但在与首相会面时，他很可能敦促减轻其管辖县的负担。他此前已将这一议题作为竞选主张。要求将位于宜野湾市区的普天山军事基地迁至人口较稀少的地区，以减少美国士兵对日本日常生活的干扰，这一诉求已存在多年。

东京政府认为这场讨论时机不妥，因为其实际上希望扩大在冲绳的军事存在，并加强与美国陆军的合作。自从高市在一年前被选为日本首位政府首脑以来，日中关系急剧恶化。高市在11月回答关于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问题时表示，这将是对日本而言的“生存威胁”。这一措辞被中国解读为具有侵略性，因为日本在官方层面并不拥有军队，而是拥有“自卫队”（SDF），且仅在遭受攻击时才能采取行动。

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自卫队严格定位于和平主义，尽管近年来其大规模扩充军备且被认为极具战斗力。这种战斗力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该协议被称为“剑与盾”——其中自卫队代表盾，美国军队代表剑。这一称谓也体现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大规模“锐剑”（Keen Sword）军事演习中，下一次演习将于10月19日至29日举行，地点包括冲绳等地。

据《日本时报》报道，美军计划在演习框架内，在台湾附近部署一套现代反舰导弹系统。针对距离台湾东侧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的演习计划还规定，自卫队将在那里测试并可能部署自己的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高市政府目前正像全球许多政府一样，致力于国家的扩军与安全保障。但这在那些坚信国家和平义务的民众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危险的朋友：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因涉嫌抢劫并勒死一名日本女性被捕，随后日本爆发抗议活动。照片：YUICHI YAMAZAKI / AFP

高市首相欲修改和平主义的 Artikel 9

在日本二战期间占领并蹂躏半个亚洲，且直到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后才投降之后，一种和平主义的基本立场被写入了宪法。然而，高市政府取消了长期以来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她认为，在局势日益紧张的地区，采取此类步骤是必要的。此外，这位首相还敦促修改 Artikel 9, 该条款禁止建立常规军队并拒绝将战争作为主权权利。早在五月份，她就表示，在这一议题上，“不能为了辩论而辩论”。

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处于一个困难的邻里环境中，处于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下方。因此，对于东京而言，确保美国军队目前的部署不再进一步缩减尤为重要。目前，由于针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有所减少，其中，通常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被派遣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增加了加大国防投资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他在北约中也提出过的相关要求上，更主要体现在他的不可靠性以及对习近平、金正恩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等独裁统治者的崇拜上。

尽管如此，高市和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会后，高市强调了两国同盟的强度。但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冲绳人，对此同盟持怀疑态度。“为了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我强烈要求日本和美国政府承担责任，并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包括审查日美地位协定，”县知事古田实（Genta Koja）表示。不过，这是在他与首相会面前发表的。大卫·普法伊费尔（David Pfeifer）

人物

克里斯托夫·克拉默（Christoph Kramer），36, 岁，前职业足球运动员、世界冠军、主持人及文学作者，投资于宝可梦（Pokémon）。他告诉德国新闻社（DPA）：“我从 1999 年起就开始收集宝可梦卡牌，拥有完整的英文第一版，无论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出让我的收藏。”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热情，也是一项“真正的价值投资”。

身处...

闲聊

奥利维亚·罗德里戈（Olivia Rodrigo），23, 岁，歌手，希望约会能更轻松一些。她告诉《好莱坞报道者》，她很厌烦自己和周围的人不断被拍照。“这是一种负担，人们拍你的照片，导致你无法让自己的生活以及你与谁约会保持私密。”她说这很艰难且令人难过。“恋爱应该是私密的事情。”每次与男性轻松约会后，照片又会出现在互联网上。“有时你和一个并不是你男朋友的家伙出去，突然网上就写着：他们结婚了，吧啦吧啦。”但她现在是单身，没有男朋友。不过实际上这也没关系。 照片：JORDAN STRAUSS / INVISION / DPA

“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在 50 或 60 岁时，不会再在墙上挂传统的油画，而更愿意将宝可梦卡牌装在玻璃框里挂起来，”他说道。关于他收集的来自同名电子游戏系列的皮卡丘、花戴等幻想怪兽卡牌，刚刚出版第二部小说的克里斯托夫·克拉默表示：“我估计它们的价值约为 400 000 欧元。”事实上，这些卡牌的交易价格极高。美国网红洛根·保罗（Logan Paul）在二月份以 16,5 百万美元拍卖了一张卡牌。

风格评论

“绿洲”乐队的纪念票

如果英国乐队“绿洲”（Oasis）在今天举办演唱会，那感觉就像是一场老兵聚会。人们一起变老，一起经历过一些战斗，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舞台之外。利亚姆·加拉格尔（Liam Gallagher）和诺埃尔·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里打得不可开交，观众席上的气氛也同样激烈。那时每个人都有些粗犷，而现在大家都正朝着“无聊的老古董”方向演变，不过这反而带来了一种安稳感。

因此，值得庆祝的是，这对兄弟在2025年的首次重聚巡演中没有演奏任何一首新歌，而且在2027年的下一次巡演中也将如此。尽管门票预售是一场数字化需求管控的“烟火秀”，但“绿洲”完美地模拟了旧时光。那些通过抽签获得购买资格的人，只能无奈地选择最便宜的站票。对于2027年的慕尼黑站，票价为165.25欧元。由于乐队主要通过演唱会赚钱，现在所有能够买到抢手数字化门票的人（没有其他形式的票）都被提供了一张“纪念票”。这张票售价7.95欧元，印刷精美，采用厚纸材质。这与主办方在其他乐队演出时经常收费寄出的那种软塌塌的白色购买凭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绿洲”并不是发明这种票的人。海伦·费舍尔（Helene Fischer）曾有过特殊的收藏票，枪花乐队（Guns N' Roses）和铁娘子乐队（Iron Maiden）也有。但至少他们在过去的17年里创作了新音乐。而“绿洲”没有。主办方的这一招堪称天才：先取消精美的纸质门票，然后再将其作为昂贵的附加服务重新引入。

顺便提一下，“绿洲”的纸质门票在演出结束后才会通过邮寄送达。它不能用来进入演唱会现场。这确实是一次进步。在钉板上那些旧时代褶皱且撕裂的“绿洲”门票队列中，这张新票看起来会格外清新。 克劳迪娅·弗罗梅（Claudia Fromme）

被告吉娜·H.在法庭上用文件夹遮住脸，以躲避摄影师的拍摄。 照片：BERND WÜSTNECK / DPA

“对H.女士而言，爱意味着占有”

在关于法比安被谋杀案的审理中，一名专家证实被告吉娜·H.具有精神病态人格特质。她对被抛弃的恐惧对她而言是“威胁生存的”。但这能成为谋杀的动机吗？

文 / 乌尔里克·尼姆茨（Ulrike Nimz）

在彼得·凯珀（Peter Keiper）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夹和卷宗，旁边放着一个咖啡杯，而他一次也没有碰过它。这位精神法医学专家将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宣读他的鉴定报告。该报告旨在澄清，在法比安谋杀案中，被告吉娜·H.在作案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存在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或智力缺陷影响了她的感知和对行为的认知；以及她未来是否可能再次犯下与指控类似的罪行。

据指控，吉娜·H.将来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居斯特罗（Güstrow）的八岁男孩法比安诱骗至森林中，用刀将其刺死，随后在池塘边用助燃剂将其点燃。调查人员坚信，这名三十岁的女性的行为是“有目标且有目的的”，她想除掉这个男孩，以便能与之前与她分手的父亲恢复更多接触。两人如今已重新成为伴侣。

与 Gina H. 的交谈氛围据称“愉快且坦诚”

彼得·凯珀（Peter Keiper），64岁，曾多次在比措（Bützow）监狱中审问被告。Gina H. 表现得较为配合，交谈氛围“愉快且坦诚”。这位专家再次揭示了被告艰难的人生履历：母亲的男性交往关系、一次强奸经历，以及她无法从事稳定工作的情况。 H. 脆弱的心理状态及其情感冷漠在审判过程中被反复提及。一名来自工人福利会（Arbeiterwohlfahrt）的工作人员自其童年起就对其进行照顾，她将 H. 描述为“一个被父母抛弃、无法信任任何人的女孩”。一名来自法院缓刑监督机构的证人表示， H. “思想不自由”，并且觉得由于在被捕后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只有在谈到与马的关系时才显得真正投入。证人称：“很明显，她对动物的亲近感大于对人类。”而谈到法比安（Fabian）时，她则像是在谈论“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

精神鉴定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证人的证词。在被问及作案经过和可能的动机时，被告的反应简短且疏离。 H. 虽然发现了男孩的尸体并召集了邻居和朋友，但起初并未报警；她否认犯罪，至今仍称这是一个偶然发现。

根据鉴定人的说法， H. 表现出轻度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症状、较低的挫折耐受力和冲动控制力、不稳定的自我认知以及焦虑症。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她患有精神病或具有病理价值的智力缺陷。她对正确与错误的分辨能力，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评估能力并未受限，被告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专家认为其自杀倾向也不值得严肃对待。“一个向邻居借美工刀来割伤自己，随后又将照片上传到网上的人，大概更多是在寻求关注。”

被告在过去曾多次接受精神科治疗。专家引用了 H. 的话：“一个精神科医生对着我发呆了九年。”凯珀强调了一份档案记录，其中提到被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改变治疗小组的动态，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一直拒绝服用药物，现在在监狱中也是如此。

鉴定人凯珀表示，他长期在寻找能够准确描述 H. 行为的词汇，现在他将其称为一种“倔强的封闭”。只有在谈到她的马或她的儿子时，她才显得悲伤。而对于法比安，她则表现得漠不关心。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很少遇到如此显著的情感缺失。

像拼图一样的审判：没有凶器，却有六十名证人

鉴定人表示，被告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强势且具有控制欲。吉娜·H（Gina H.）全天候发送的大量语音消息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消息大多发给男性。调情、寻求帮助、威胁——这些消息在法庭上被反复播放，成为了本案的重要间接证据。由于没有发现凶器，但却有六十名证人，这使得本案像拼图一样。

专家亲自经历了被告的操纵欲。吉娜·H. 在第一次面谈时穿着部分透明的衣服。“她有强烈的渴望，想要成为一名能干且迷人的女性。”她向专家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她的儿子法比安（Fabian）、一只狗，以及瓦尔内明德（Warnemünde）的海滩。“她想向我展示一个所谓的幸福家庭。”鉴定人强调，吉娜·H. 的人格中也有健康的部分，例如她会给自己的律师提供糖果。但针对犯罪指控，精神病态的行为模式才是关键。吉娜·H. 主要考虑个人利益，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没有愧疚感，而是将其归咎于他人。她维持着一种“寄生式的生活方式”，控制男性并在经济上利用他们。

鉴定人认为，对被抛弃的恐惧对吉娜·H. 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但这是否也是动机？是否成为了谋杀一个孩子的理由——在胸骨、肋骨、肺、肝脏和心脏捅了六刀？

吉娜·H. 毫无表情地听着专家的证词，低着头，肌肉发达的双臂在腹前交叉。法官霍尔格·舒特（Holger Schütt）在随后的询问中想知道，鉴定结果究竟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犯罪指控。

彼得·凯珀（Peter Keiper）看着面前的卷宗，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假设，即“替代性杀戮”：通过牵涉孩子来惩罚伴侣。吉娜·H. 担心法比安的父亲会在经济和情感上给予孩子支持。“对于 H 女士来说，爱意味着占有。”

分离带来的终结感、对父子之间家庭纽带的嫉妒，以及意识到即便采取包括自残在内的操纵和控制手段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些都可能是动机。鉴定人评估认为，被告可能是受“自我中心、嫉妒和报复心的混合驱动”。彼得·凯珀认为，吉娜·H. 将坚持主张清白直到最后。

奥斯陆

离开伦敦五年后，会有很多东西让人怀念。例如：那些能背诵城市地图，无需犹豫就能将你从西特威克纳姆（West Twickenham）的第六十字路口（Sixth Cross Road）送到布隆德斯伯里（Brondesbury）的洛弗里奇路（Loveridge Road）的出租车司机。相比之下，在奥斯陆：噢，我的天。抵达轮船码头，带着行李，膝盖轻微受伤。目的地是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距离很近。酒店？司机不认识。去中央车站的路？也不认识。能不能把目的地输入手机？他启动车辆，在屏幕上滑动，停顿，滚动，点击。然后把手机给了我。我尝试启动路线，但没成功。这位不认识去中央车站之路的司机，关闭了“位置”权限。于是他拿走了我的手机。嘿，1.5公里后，我们终于到了。花费 43 欧元。 迈克尔·诺伊德克（Michael Neud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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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那个男人真的急不可耐了。上个啤酒节周末的晚上，在帐篷外的空地上，大量啤酒在膀胱中积压。他拍打并摇晃着门，大声喊道，让里面的人快点。但里面毫无动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门后隐藏的并不是厕所，而显然是一个冷藏集装箱。醉汉们抓着的那个厚重的锁定把手就提供了一个线索。当男人出乎意料地打开门时，这场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眼前的是啤酒桶和其他冷藏集装箱内的物品。现在，这个男人——除此之外还能怎样——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转身离开吧。或者？他该不会真的……？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并关上了门。五分钟后他走了出来，还在扣他的皮裤。 约书亚·比尔 (Joshua Beer)

那不勒斯

在西班牙区 (Spagnoli-Viertel) 散步，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剩余披萨的盒子。纸盒的好处是：不会一直被搭讪，至少不会被那些寻找客人的店主搭讪。突然，一个身影从黑暗中显现，一个穿着拜仁球衣的意大利人，处于微醺状态。“你来自哪里？”他想知道。“来自拜仁慕尼黑所在的城市，”我们回答。但他并没有接这个令人感激的闲聊话题，而是转向了团队中的男性：“德国男人很丑。”然后，他带着酒精影响下却又莫名迷人的微笑看向女性们：“在德国只有一样东西是美的……”作为一个中年女人，你几乎已经开始期待听到一句“Ciao bella”（你好，美女）了，结果那个人说：“安格拉·默克尔。” 纳杰什达·沙芬伯格 (Nadeschda Scharfenberg)

拨打……

原始食谱

弗朗切斯科·雷迪，提拉米苏专家

本周末，在北意大利的特雷维索（Treviso），一场特别的世界杯将第十次举行：提拉米苏制作世界杯。届时将消耗 12 000 根手指饼干、170 公斤马斯卡彭奶酪和 300 公斤可可粉。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是提拉米苏世界杯的创始人。

《南德意志报》（SZ）：雷迪先生，您今天吃提拉米苏了吗？

弗朗切斯科·雷迪：就在您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准备吃。

您一年吃多少提拉米苏？ 嗯，我在全球范围内大约会品尝 600 份。但品尝和吃是两回事。今天是我的命名日，必须得有提拉米苏，我正准备补上这一顿。

什么时候吃提拉米苏？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把我拉起来”，根据一天中不同时间点的状态，人们或多或少都需要这种感觉。

提拉米苏随时都可以吃。在特雷维索，有好几家酒店甚至将其作为早餐提供。

您的世界杯也在特雷维索举行，顺便还能为这座城市吸引更多游客。现代提拉米苏诞生于这里，诞生于 70 年代的“Le Beccherie”餐厅。随后，它的传播速度比谷歌（Google）还快。二十年后，它已经传到了好莱坞。

您是怎么想到要举办一场提拉米苏世界杯的？

我当时在大学工作，去过 14 个欧洲国家，还去过中国和日本。到处餐厅的菜单上都有提拉米苏。但我的部分同事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来自哪里。而在我们特雷维索，每个生日都会有提拉米苏。而且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妈妈做的最好，或者奶奶、叔叔，甚至是他们的狗做的最好。于是我想，不如让我们为此投票决定一下吧。

直到今天，只有业余爱好者可以参加世界杯。餐厅专业人士没有机会获得冠军。

这是因为提拉米苏一直是一种居家甜点。因此，它与情感和记忆紧密相连。甚至在 15 年前，这座城市里几乎没有餐厅提供这款甜点。而现在，它已成为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大使。在 Instagram 上，关于提拉米苏的内容比关于罗马斗兽场的内容还要多。

您的这个想法被嘲笑过吗？ 当然。刚开始人们会问，谁会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增长非常缓慢。而现在，我们在巴西和加拿大举行预赛。再也没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了。

参赛者分为两个组别：原味配方组和创意变体组。原味配方规定必须使用手指饼干、马斯卡彭奶酪、鸡蛋、咖啡、可可和白砂糖。

在创意配方中，可以更换饼干，或者使用红糖代替白糖。并且允许额外添加三种食材。 不能加酒精？

酒精会掩盖味道。

这听起来相当严格。最终所有的参赛作品尝起来不都一样吗？

也许人们会这么想。但仅仅多出一克糖，就足以改变整份提拉米苏的平衡感！

您参加过德国的烧烤派对吗？在那里，任何东西都能被当成提拉米苏。草莓配酸奶和奶油，只要是某种形式的分层且带有饼干就行。我对这类东西持宽容态度。

[...OMITTED...]

放松吗？

创新能让产品生命周期更长。不过，在提拉米苏比赛中，这种甜点是过不了关的。因为我们引入了这个创意类别，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

最具有创意的想法是什么？ 并不总是最好的。曾经有人想做金枪鱼提拉米苏。我们随后建议他，不能破坏甜点的本质。于是他放弃了。

您尝过的最糟糕的提拉米苏是？

一个加了红洋葱的。不是焦糖化的，不，是生的。

采访者：Elisa Britzelmeier 作者：Lothar Müller

瑞典学院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且大胆的选择。安妮·卡森（Anne Carson），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拥有多重身份。作为学者，她在蒙特利尔教授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作为随笔作家，她穿梭于古代世界，犹如穿梭于审美现代主义之中。作为诗体小说作者和行为艺术家，她让不同时代的神话与知识翩翩起舞。

瑞典学院在她在冰岛潜心研究期间，将喜讯告知了她。在她的一本书中，她引用了蒙田一篇关于维吉尔诗作的随笔作为题词：“我热爱一种带有空翻、跳跃和蹦跳的诗意步法。”

她在自己的诗体小说中秉持这一点。就在不久前，她在柏林国际文学节的舞台上发表了一场名为“Lecture”（讲座）的演讲，将讲座的形式演绎成了某种戏仿，并将其转化为一场语言游戏。她与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加拿大作家，一位倾向于稳固形式的叙事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她于柏林演出时，节日剧院（Haus Festspiele）门票售罄，但从全球尺度来看，她的受众群体可能相当有限。

在她的作品中，古代怪物行驶在现代高速公路上，喷涂着涂鸦

古代——在这个词的回声室里，在德国，那种关于“西方文明”的既视感仍未完全消失。但安妮·卡森与老一辈德国人的“古代观”仅在物质层面有交集。在她的作品中，古代怪物行驶在现代高速公路上，在高中和牧师住宅上喷涂着“爱情奴隶”的涂鸦。在这位语言学家的文字中，激情在燃烧，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句子，例如：“他们认出彼此，就像认出斜体字母一样。”她的首批著作之一名为《苦甜之爱》（Eros the Bittersweet），是一篇关于古代爱神权力的研究，而诗人萨福（Sappho）最早将这位爱神称为“苦甜的”。

安妮·卡森似乎没有家神，但如果她要聚集一些神在身边，萨福必然在其中。而在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及其《呼啸山庄》中，她听到了“冷酷无情的山岗”。

“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在她的作品中极少出现，但她在作品中展示了一种非常实用、直观，同时兼具语言学和文学生产力的女权主义。

极有可能的是，现在她已成为世界名人，人们会问她关于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奥德赛》。采访者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回答中，她可能会谈到古代文学与文化中女性声音与男性声音的关系，谈到在城邦中主导基调的深沉男性声音，与高亢、不受控且未被逻辑（Logos）充分渗透的女性及美少年声音之间的激烈冲突。

关于塞壬那致命的声音，以及荷马笔下奥德修斯在法基亚海滩上于“女人们的尖叫声”中苏醒，她在随笔《声音的性别》中有所论述，德文版收录在书籍

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照片：PONTUS LUNDAHL / TT / IMAGO

翻腾、跳跃与飞跃的诗学

授予安妮·卡森（Anne Carson）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她是一位在熟悉的写作形式之间的“无人区”中穿行的作家。

阅读《玻璃、讽刺与上帝》（2000）能将人从古典时代引领至审美现代主义。“赋予女性声音”常被用作一种隐喻性的公式，但在安妮·卡森这里，它是文献学与文学的实践。她让欧内斯特·海明威——那个几乎无法忍受格特鲁德·斯泰因声音的人——在对比中显得逊色，并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将其压制之前，追踪那些歇斯底里女性的声音。

她的主要作品之一，诗体小说《红》（Rot），原著于1998年以《Autobiography of Red》为题出版，以一段文献学的随想曲开篇，并引用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一句格言：“我喜欢词语 / 做它们想做的事，以及必须做的事。”

安妮·卡森与她的灵感来源——生活在荷马之后几代、居住在西西里岛北海岸的诗人斯泰西科罗斯（Stesichoros）——那碎片化的传世文献玩了一场捉迷藏。但当她赞美他为“形容词的解放者”，认为他解开了荷马那些固定属性的枷锁时，她一定是认真的。因为被解放者中就包括颜色形容词“红”，她在其诗体小说中将其送上了一场通往现代主义的冒险之旅。在斯泰西科罗斯的作品中，“红色”围绕着神话怪物格里翁（Geryon）——一个长着翅膀的三头生物，它生活在一个岛上并在此放牛，直到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因为赫拉克勒斯被指派的第十项任务就是获取这些牛。

讽刺、尖刻的反讽与语言机智是卡森的标志

安妮·卡森（Anne Carson）追随了斯泰西科罗斯（Stesichoros）的脚步，后者讲述故事并非从赫拉克勒斯的视角出发，将其视为文明对怪物的胜利，而是近距离观察格里翁（Geryon），结算其所遭遇的一切。在这部关于暴力的历史中，她并未在古希腊背景上过多费心。在她笔下，格里翁的岛屿位于大西洋，他与赫拉克勒斯相遇的地方是一个巴士站，而赫拉克勒斯并非劈开了格里翁的头颅，而是击碎了他的心。如果将《红色》（Rot）改编成电影，负责的不会是克里斯托弗·诺兰，而应该是曾执导《快捷路》（Short Cuts）的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的灵魂。

在这部诗体小说内部，现代版的赫拉克勒斯来自一个名为哈迪斯（Hades）的地方，年仅16岁，具备该年龄段所有的欲望，正是这些欲望将他引向了摄影师格里翁。书中翻滚着这样一个问题：人如何对人实施暴力，以及这种魔力是如何实现的。最终，在新的世界中，古典主义的维苏威火山依然存在，“爱人”（Loverman）与“岩浆人”（Lavaman）在此融合。

讽刺、偶尔尖刻的反讽以及语言机智，均属于安妮·卡森的标志。也许这次诺贝尔奖将有助于修正那种认为语言学家缺乏此类天赋的见解。因为这位获奖者完全没有可能出于对当下的不满，甚至出于对古典典籍的谦卑而转向古代。古典主义是她的巨大资源库，但并非唯一。审美现代主义是第二个同样重要的资源库。在《红色》的续作——于2013年出版的《红色医生》（Rot Doc）中，主角花费多年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如今这段经历在他的潜意识中翻涌。而那些不想效仿此举，但至少想读一段关于第五卷和沉睡的阿尔贝蒂娜的简短、简洁评论的人，可以翻开卡森的《阿尔贝蒂娜——59次恋爱练习》（Albertine – 59 Liebesübungen, 2017），在此过程中完全可以将“练习”理解为“肢体练习”。

就此而言，令人惊讶的是，《法兰克福汇报》（FAZ）出版人于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他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向来目光敏锐——竟然在亲巴勒斯坦大规模抗议日的前一天，专门针对“红色援助”（Rote Hilfe）撰文。他在文中向自由派评论员（包括本报评论员）提出一个修辞性问题：面对“褐色援助”时是否也会如此淡定——这一点且不论。对某些人来说，这种马蹄铁正是其政治经营的基础。

有时安妮·卡森将标题用作面具，例如在她的《水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s Wassers, 1995）中（德文版于2014年出版）。标题听起来像科学著作，但在这里，这位叙事散文作家掌控着导演权，并且并不排斥运用日记虚构的技巧。

然而，考伯的论点存在问题，即左翼试图“借助移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不能被简化为她的移民出身，正如基民盟（CDU）候选人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不能被简化为他的同性恋身份。埃弗斯几乎不可能仅凭同性恋群体

安妮·卡森的作品如此明显地避开了通往成功的王道——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因此不太可能赢得广泛的国际观众。但谁知道呢，也许尽管存在欧美的跨大西洋轴心，她依然能成功。无论如何，瑞典学院保持了其近期的路线。去年的获奖者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也具有某种孤独者的特质，尽管是在小说形式之内。通过安妮·卡森，学院表彰了一位在熟悉领域之间的无人区中运作的作家。

关乎政治，而非出身

在保守派报纸上，人们读到左翼企图借助移民来实现颠覆。这是一场反对将论点“族群化”的抗议。

在 7. 10月的阴影下，比起柏林左翼党高层政治人物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是否曾是“红色援助”（Rote Hilfe）成员，其实有更重要的话题。更关键的应该是讨论她的政党与那些在“巴勒斯坦团结”旗帜下聚集的团体之间的亲近关系。在许多城市，这些团体恰恰选择在巴勒斯坦人对基布兹居民和音乐节访客进行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动员游行，其口号本身既不代表和平，也不代表和解。它们证明了发动一场针对犹太国家的全球“人民战争”的意愿。如果不能识别这些宣传中的反犹语义，显然是对该议题从未深入研究过；而且不仅在柏林，左翼党在与这类圈子保持距离方面也完全缺失。

[...OMITTED...] 获得了支持，而埃拉尔普是由各种出身的人选出的，这些人此前对住房和租金的担忧显然没有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考贝（Kaube）声称左翼现在依靠移民和家族帮派来实现颠覆，这不仅夸大了该党的社会政策诉求，还将新克尔恩（Neukölln）的圈子等同于大多数人，这是典型的族群化视角的扭曲。不少移民的投票选择截然不同，甚至来自中东和近东的人们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也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所谓的团结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杀戮结构。在这种将论点族群化的做法中，此类差异消失了。

这些指控与右翼关于“大替换”的阴谋论颇为相似

尽管如此，移民投票这一话题似乎令一些人深感不安，因为就在前一天，《世界报》的乌尔夫·波沙特（Ulf Poschardt）就出现了这一基调。在他看来，“穆斯林移民——正如在瑞典、英国或法国那样——已成为左翼征服战略中决定性的权力因素”。这位作者的典型风格是将文本写成一系列松散的联想，他可靠地罗列了近年来所有右翼的信号词：“左翼亿万富翁精英、车站鼓掌者、伊斯兰化、萨拉津……”

他尤其痴迷于由“新右翼”在几年前引入的、关于非白人移民“大替换”西方人口的说法。虽然他起初否认其阴谋论的核心，但却认为将其作为一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他并不认为移民问题在于所谓的阴暗势力在操纵进程，恰恰相反，他认为问题在于缺乏管控。

由于他将安格拉·默克尔认定为这种失职的罪魁祸首，他最终还是回到了阴谋论的逻辑上。讽刺的是，在新右翼的“替换”辩论中，以色列经常被指为全球移民运动的罪魁祸首，因此波沙特采用这一基调确实令人困惑。因为他平时总是抓住每一个（且机会确实很多）机会来谴责左翼的反犹主义。而且，对缺乏管控的抱怨，与他平时呼吁用电锯对付国家机构的口号有些矛盾。作为一名作者，波沙特被强烈的情感所主导，所以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这种局面再次表明，辩论可能会演变得多么糟糕。波沙特在与左翼的斗争中依赖于一个种族主义环境，并使其相关术语正当化。而左翼也让像他这样的作者得心应手。左翼的公正感——例如“红色援助”（Rote Hilfe）等组织所代表的公正感——在国际层面极其具有选择性。例如，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不久的那些令人厌恶的见证中，有录像显示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西方城市撕毁以色列人质的照片，包括被绑架的电音派对参与者、家庭和幼儿的照片。要求释放这些人质在那个圈子里根本不是一个话题。而在被赞颂的“抵抗运动”的核心支持者伊朗，正发生着一波政治处决，这里却没有任何抗议。该政权的大规模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命运，甚至是被迫害的工会成员，在左翼方面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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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左翼党，目前应该提出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候选人的移民背景或选民票数。最重要的是，该党多次拒绝清除其内部的反犹势力。至于这是否为考贝（Kaubes）的批评或波沙特的爆发打开了大门，反而是最轻微的问题。

福尔克·魏斯（Volker Weiß），1972年出生，历史学家和出版人。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极右翼的历史与现状，近期出版了《德国民主帝国：极右翼如何摧毁历史与民主》（Klett-Cotta出版社）。

福尔克·魏斯的客文

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期间，身旁是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CDU）。 照片：弗里德里希·邦格特（FRIEDRICH BUNGERT）

美好婚姻的秘密

电影《旧爱》（Alte Liebe）是一部带有忧郁色彩的喜剧之作。

云端之上的热恋已成往事。如今，洛蕾（Lore，达格玛·曼泽 饰）和哈里（Harry，约阿希姆·克罗尔 饰）是一对默契的搭档。两人结婚数十年，深知对方的所有喜好、习惯、怪癖和缺点。他们的爱曾比现在更鲜活。

“哈里，你能过来一下吗！”电影在这样一个随意的句子（一个祈使句！）中拉开序幕，正处于某个动作之中。安德烈亚斯·德雷森（Andreas Dresen）能够以如此平静的方式呈现生活细节，使得他的电影与现实惊人地相似。这种精巧的艺术处理很容易被忽视。但《旧爱》中的对话时机把握得完美无缺，许多对话最终都导向了一个笑点。尽管一切看起来如此平淡，但观看这部电影却能带来极大的乐趣。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主演们，他们用细腻的演技和温柔的讽刺揭示了这段婚姻的运行机制。约阿希姆·克罗尔饰演的哈里挺着大肚子，头发稀疏，是个安于现状的抱怨者。哈里的领地是花园，他喜欢喝小麦啤酒，面对现代时代则以愤愤不平的退缩来应对。人们无法不喜欢克罗尔，因此这个对飞燕草持有被动攻击心态的朋友最终显得很有亲和力。相比之下，饰演洛蕾的达格玛·曼泽则仍想从生活中获得更多。她散发出一种冷峻的魅力，但同时也透着一种近乎永久的紧张感。洛蕾渴望旅行，她还在一家图书馆工作，在那里组织受人尊敬的诗人进行朗诵会。而这些活动有时会尴尬地搞砸。

如果只能给出一个必须观看《旧爱》的理由，那就是克莱门斯·迈耶（Clemens Meyer）的客串出演。他饰演他自己——一名作家，在洛蕾的图书馆朗诵会后，在希腊餐厅醉得人事不省。洛蕾绝望地叫哈里过来，用一声大喊来唤醒这位客人：“而德国图书奖，”哈里大声宣布，“授予……克莱门斯·迈耶！”任何记得 2024 年颁奖典礼上那场丑闻的人都会大笑不止，并且只能钦佩迈耶竟然愿意参与其中。

达格玛·曼泽和约阿希姆·克罗尔饰演一对老夫妇。 照片：PANDORA FILM VERLEIH

德雷森和他的编剧莱拉·斯蒂勒（Laila Stieler）共同创作了九部作品，最近的是政治电影《亲爱的希尔德》（In Liebe, Eure Hilde，2024）和《拉比耶·库尔纳兹对抗乔治·W·布什》（Rabiye Kurnaz gegen George W. Bush，2022）。在《旧爱》中，两人再次转向一个更私密的主题，不过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宏大”的政治，也是一系列微小的个人决定之总和。

德雷森的人文主义立场和乐观精神在《旧爱》中同样可见。婚姻不正是——实际上一直都是——关于如何保持“体面”，即使对方令人心烦，甚至可能伤害到自己，也不去做完全错误的事情吗？德雷森的视角是一种中距离的观察。这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只有在一个动人的场景中，摄像机才靠近洛蕾和哈里，展现出他们作为伴侣的亲密。但在所有争吵之中，关怀与可靠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此之前就已可见：例如，当哈里在电视机前睡着时，洛蕾为他盖上毯子。

电影改编自埃尔克·海登赖希（Elke Heidenreich）和贝尔恩德·施罗德（Bernd Schroeder）的同名小说，德雷森（Dresen）和斯蒂勒（Stieler）将故事背景从鲁尔区移到了东柏林。洛尔（Lore）和哈里（Harry）与电影编剧一样，都在民主德国（DDR）长大。电影讲述了东德时期的个人传记、社会变革以及两德统一带来的丧失感。剧情的主线是洛尔和哈里女儿即将举行的婚礼。她要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住在莱比锡的有钱汉堡人，而此人在其地块上违规建造了一个网球场。曾任建筑局职员的哈里对此感到愤慨，甚至想缺席这场庆典。

理想情况下，人们应该在一段长久的关系中经历过几次起伏，才能完全理解那种友善而忧郁的讽刺，以及喜剧与悲剧之间的平衡。无论如何，《旧爱》（Alte Liebe）绝不是一部面向 60 岁以上人群的“治愈系电影”。虽然洛尔和哈里最终重归于好，但与原著不同，电影被分成了以季节命名的章节。而其中必然包含冬季。——马蒂娜·克诺本（Martina Knoben）

《旧爱》，德国 2026 – 导演：安德烈亚斯·德雷森（Andreas Dresen）。剧本：A. 德雷森，莱拉·斯蒂勒（Laila Stieler）。摄影：迈克尔·哈蒙（Michael Hammon）。剪辑：约尔格·豪斯希尔德（Jörg Hauschild）。主演：达格玛·曼泽尔（Dagmar Manzel），约阿希姆·克罗尔（Joachim Król），莉安·杜斯特霍夫特（Liane Düsterhöft）。潘多拉影业（Pandora），110 分钟。上映日期：8. Oktober.

作者：格哈德·马齐格（Gerhard Matzig）

“建筑涡轮增压”的共同发明者此时也身处那里，在那个祈祷室里，许多其他主流救赎教义的追随者已经聚集在一起。联邦建筑部长维雷娜·胡贝尔茨（Verena Hubertz，社民党 SPD）在 2025 年 5 月阐述了至今在建筑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咒语，这段话时而像祈祷，时而像歌唱，时而像击鼓，而其核心目的在于自我确认：“挖掘机必须重新运转，我们必须建设，建设，建设。”

几年前，霍斯特·塞霍费尔（Horst Seehofer，基社盟 CSU）曾表示：“住房市场的危急局面只有一个答案：建设，建设，建设！”如今，来自基民盟（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也对此表示赞同：“建设，建设，建设。”在自民党（FDP）那里也能听到：“建设，建设，建设。”以此类推，没完没了。唯独绿党和左翼党缺席了这个“涡轮增压”讨论圈，原因时好时坏。而德国选择党（AfD）则希望在建设新住房之前——尽管通过“遣返”可能会腾出住房——先在“生物德国民族”周围筑起一道巨大的混凝土墙。

更多。更快。更便宜。每年尽可能 400 000 套住房。目前大约缺口 1,4 百万套。供应不足加剧了人口密集区以及中型城市的住房需求，并在危机导致建筑和融资成本上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高了价格。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一局面，是当前政治长期内斗中少数能达成共识的政治想法之一。

战后时期的重点主要是快速创造大量住房

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人们希望建设过程能更少官僚主义、更具合作社性质、更低技术含量、更系列化、更密集。然而，人们正变得日益迷茫，因为“建设加速器”并未启动。目前，与理论相反，实际建设量反而一直在减少；而柏林那些激进左翼关于征收住房的妄想之举是否能改变这种困境，令人怀疑。况且，左翼关注的并非住房寻找者，他们的客户群体是：住房持有者。

几十年来，专家们一直指出住房危机的爆发力。但大多被置若罔闻。住房是德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只不过现在人们也开始质疑，“更多、更快、更便宜”这一口号是否真的是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建筑业的角度来看：是的。从住房寻找者的角度来看：是的。从那些以过失方式亲手造成住房短缺的政治角度来看：是的。但从住房具有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意义的复杂性角度来看：不是。此外：住房难道不是一个公正问题吗？认同这一点的人，就无法回避一个看似疯狂的悖论。因为局部地区不仅是住房太少，而是整体住房数量过多且分布极其低效。

本周初公布的一项挑衅性的“研究”（更像是一篇借助已知文献、论据充分的启发性思考）便由此切入。该研究名为《不以牺牲世界为代价的住房》，由规划事务所 Hap-

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法兰克福-里德贝格（Frankfurt-Riedberg）新开发区。 照片：FLORIAN GAUL, IMAGO, GREATIF

零方案

为了应对住房短缺，多年来人们一直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建设，建设，建设！”一项研究质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并提供了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

pold、Empirica研究所以及非营利组织Netzwerk Immovielien（由Laudes基金会资助）。文中提出了四种“情景”，旨在解决一个“住房政策困境”：对可负担住房的需求在增加，但建筑行业却突破了气候目标和“行星边界”。

与之相对，文中现在描述了旨在实现“可负担且可持续的住房供应”的情景。从近期未来（例如2045年）来看，这些情景似乎是理想的（且并非完全乌托邦）。必须承认：在“零新建”情景中，这种建设咒语被如此直观地彻底否定，此前从未有过。

让我们先回顾一步，回到联邦德国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德国住房建设出现了一种所谓的“零点时刻”。我们至今仍深受这次“零点时刻”之苦。早在1950年，战后的西德还缺少约550万套住房。在一个充满战争回归者、被驱逐者和被炸毁房屋者的被摧毁国家中，住房短缺问题极其严重。

那些过于狭小、过冷、过热且过度拥挤的住房所带来的苦难难以言表。建设成为了国家目标。可以想象，当时的指导理念是如何被描述的：建设，建设，建设。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因为德国被摧毁了，必须尽可能快地重建。因此，数字起到了作用，但数量很快变成了教条。于是，此前主要由国家主导的住房市场开始悄然自由化。

这种自由化遵循了一个致命的想法：即通过建筑活动（这也是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后的极端匮乏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住房市场现在将再次更多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德国在住房方面已经“建设完毕”。从统计学上看，这大致正确。但除此之外的所有想法都是一个错误。

简而言之：今天在菲希特尔山脉（Fichtelgebirge）的一套空房无法解决柏林的住房需求。房地产是不动的，但工作以及寻找生活空间的人是流动的。工作机会也是如此。这是第一点。而那些迷信数字、停止公共住房建设、将全世界羡慕的廉价住房大规模库存这一“传家宝”贱卖（即私有化）的统计学家，还忽略了其他动态因素。

其中包括：欧盟内部移民、全球难民潮、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城市化。但还有一点被忽视了：社会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变化。只需两个关键词：更小的家庭规模和单身家庭。人们错误地相信数字的全能，即相信家庭数量与住房数量之间已达到了表面的平衡。

德国的住房建设曾是战后该国的成功秘诀，如今却成了当前动荡的根源。如今，对失去住房的恐惧或对合适住房的疯狂寻找，也在冲击着政治体制。以柏林为例。

一方面，从纯数量上看，整体住房至少是足够的；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缺乏匹配的、质量合格的住房。这里存在着供应过剩与住房短缺并存的悖论。此外，由年龄增长导致的房产空置而引发的“银色海啸”已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然而关键在于：这种“建设-建设-建设”的狂热，虽然方向相反，但让人想起七十年代关于“建设完毕”教条的镇静剂。而且，这再次证明了思考得过于浅层。

这正是“零新建”方案中所深刻揭示的批评点。该方案指出：“德国简直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准假设之上。”并且进一步提到：“调查结果显示，数百万套住房处于低入住率状态，原则上可以通过重新分配来利用，而无需铺设哪怕一块新砖。”

这里所指的是德国住房总量中高达 37,2% 的住房处于低入住率状态。具体到住房数量则为 14,9 百万套。甚至在人口密集区也是如此。因为低入住率（衡量标准为房间数量与家庭人数之比）令人惊讶地并非纯粹的农村现象：“低利用率现象（……）也存在于城市、住房市场紧张的地区以及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大型和超大型住房的利用效率低下。那么，要把所有拥有钢琴房和图书馆的人的房产没收吗？这对左翼激进分子来说是个乐子，但这更像是一种虚构，就像《齐瓦哥医生》中没收城市别墅的场景一样。中产阶级宽敞的居住方式应当保持其原样，即一种居住文化。我们不必回到东德那种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预制板房时代，尽管柏林有些人对此心向往之。

研究负责人——来自 Happold 事务所的 Aron Bohmann，以及来自 Empirica 且特别负责“零新建”方案的 Marco Schmandt——的目标在于其他方面。他们将房产税作为一种政治且同时是市场经济的手段，旨在更有效地引导土地利用。这个想法也并非完全新鲜，但从未真正地在公众视野中被详细阐述。其核心在于：“在德国，缺乏提高住房利用效率的激励机制。”众所周知，自 70 年代以来，平均居住面积翻了一番。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口在相对比例上像德国人这样对空间有如此巨大的渴求。

“与此同时，如今很大一部分且比例不断增加的住房处于低入住率状态。”结论是：“记录级消费与短缺惊人地同时存在，其原因在于目前的政治框架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完全没有提高住房存量利用效率的激励机制。”而背景则是，每平方米的建筑和居住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因此，无论是对于租客还是业主，对于目前（过度）消费住房几乎没有任何价格信号。”

专家呼吁：居住在特大别墅中的人应缴纳更多税款

关于土地税的想法——对比来看，德国简直是土地税的天堂——正是基于此：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将高住房面积占用所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重新转嫁给造成者。“其核心理念是：谁拥有大量且高价值土地的使用权，并由此从公共服务中获益且造成外部成本，谁就必须为此付费。”

这不会影响到普通居住者，但对于住在巨型特大别墅里的人来说，情况则不同。对他们而言，这种“特大号生活”为了公众利益将变得更加昂贵——而那些以显著低利用率居住在普通房产中，且因年度税收而导致成本逐年增加的人，将被越来越多地鼓励去思考另一种更经济的居住方式。例如，通过改造房屋（请注意：由税收补贴）来创建一套附属公寓。或者通过分租。或者，或者，或者。这很荒谬吗？

诚然，这个想法伴随着相当多的前提条件和中等程度的保留意见。此外还伴随着相当强烈的监管欲望。但是：纯粹意识形态化的“建设、建设、建设”口号不仅是昨日之谈，在今天也行不通——而且考虑到住房领域已被证明是纯粹的市场失灵，这种方式对于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来说是无效的。我们可以试着将其替换为：思考、思考、思考。然后才采取行动——或者仅在确实不可避免的地方进行建设。

“难道不需要一点区分吗？”

英国绿党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是否合理，还是在剥夺以色列的正当性？与历史学家迈克尔·布伦纳（Michael Brenner）的一场对话。

以色列国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使用“锡安主义”这个词，但含义截然不同。锡安主义最初具体是指什么——其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时候给迈克尔·布伦纳打个电话了。这位历史学家 1964 年出生于上普法尔茨州的魏登，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在慕尼黑和华盛顿教授历史，并且是权威著作《锡安主义历史》（C.H. Beck 2002）的作者。

《南德意志报》：布伦纳先生，英国绿党最近在一项多数决议中主张，将锡安主义“像对待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来对待。

迈克尔·布伦纳：是的。1975 年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当时这由一些阿拉伯国家推动，而这些国家在自己国内往往排斥其他宗教或民族的人员。此外还有苏联，当时苏联歧视其犹太公民及许多其他群体。1991 年，联合国撤销了这项反锡安主义决议，因为这种概括性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种族主义的形式”可能有很多种……

是的，但锡安主义并不属于其中。这样说过于简化了历史进程。因此，德国和欧洲的绿党正确地与英国的这一声明保持了明显的距离。即使在英国，大多数绿党议员也反对这项决议。

那么我们从最开始讲起。锡安主义的想法：从一开始，在犹太人内部就有批评者认为其中包含了一种有问题的部落思维。

锡安主义的想法产生于 19. 世纪，当时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犹太人）生活在被殴打致死和被驱逐的危险之中。锡安主义当时的想法是，应该通过在犹太民族的历史故土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来应对这种反犹主义，从而最终给犹太人带来安全感和主权。

但难道没有很多犹太人拒绝这种基于民族的政治区分吗？

第一个锡安主义大会在 1897 年原计划由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安排在慕尼黑举行，但最终不得不改在巴塞尔举行，其主要原因确实是德国犹太人提出异议：我们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也就是说，首先是德国人。我们不想与德国人民分离，也不想离开这里。

犹太教与公民身份被视为所谓的对立面——锡安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继承了反犹主义者的这一前提？

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东欧，处于极其不稳定的境地。在那里，锡安主义思想拥有很多追随者，至少在犹太人被允许参与的地方是这样。在苏联，锡安主义运动是被禁止的。而在波兰，它往往是犹太社区内部最大的政治运动，这表明了当时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和非私人用途仅限通过 www.sz-content.de 进行。那里的绝望程度有多深。在纳粹恐怖统治期间，大多数国家向犹太难民关闭了大门，这一事实为建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创造了基本共识。归根结底，锡安主义不过就是：承认犹太民族与任何其他民族（包括巴勒斯坦人）一样，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利。

犹太裔奥地利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先驱，他有时会对非欧洲人发表贬低性言论，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例如，在他1896年的著作《犹太国家》中，他这样描述圣地：“在那里，我们将为欧洲建立一座抵御亚洲的堡垒，并作为文化的守护者来对抗野蛮。”

他是一位欧洲思想家，在19.世纪末的思想框架中，他也采用了当时受殖民主义影响的思维方式。然而，在他最详尽地描绘犹太共同体梦想的小说《旧新之地》中，我们却会遇到一个非常正面的阿拉伯人物。而书中唯一的反派是一个正统派拉比，他试图将阿拉伯人排除在这个乌托邦式的犹太社会之外。赫茨尔认为，在未来的犹太国家中，恰恰是这种人没有位置，因为该国家应当对所有人保持宽容。

“我担心，如今一个双民族国家的结果更像会变成南斯拉夫，”历史学家迈克尔·布伦纳（Michael Brenner）说道。 照片：STEPHAN RUMPF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即以色列建国时，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驱逐是一个事实。 这是正确的，但这并非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本身所预设的，而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回应。

等等，在谈到针对阿拉伯平民的大规模犯罪时，您认为这种表述恰当吗？

人口群体的逃离与被驱逐，不仅出现在以色列历史的开端，也出现在许多其他现代国家的历史中，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和希腊。联合国在1947年决定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这被阿拉伯方面拒绝了。而当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建国时，五个阿拉伯国家对其发动了攻击。以色列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但为了独立而坚决战斗。人们必须区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历史理念所包含的内容，与以色列政府政策所构成的内容。 您是指什么？

反问一句：如果有人指向斯大林和苏联并说：“哈，这就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即一种威权主义的国家形式”，这是否公平且有说服力？能将其简化成这样吗？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区分吗？在我看来，尤其是当前的以色列政府，其中一些代表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背叛了犹太复国主义最初的理想。

在哪些方面？

即使是政治立场更偏右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弗拉基米尔·泽夫·贾博廷斯基（Wladimir Zeev Jabotinsky）也认为，在犹太国家中，政治权力必须与阿拉伯人共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愿景与现在英国绿党所表述的目标其实相差不远，即建立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平等生活的双民族国家。然而，这与今天的现实已毫无关系。我担心，如今一个双民族国家的结果更像会变成南斯拉夫。

如果英国绿党现在——稍微简化地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那么他们指的可能是现实中存在的政策，而不是赫茨尔或贾博廷斯基旧书中所写的内容。这种使用“犹太复国主义”概念的方式难道不合法吗？不。这是简化论。而且不需要多么精明的人就能猜到，英国绿党这样做是将一种正当的批评（当前的以色列政府绝对应当受到这种批评）转移到了整个犹太国家这一历史项目上，从而使这个完整的理念失去合法性。

采访者：罗嫩·斯坦克（Ronen Steinke）

作者：伯恩哈德·赫克勒（Bernhard Heckler）

关于德国著名创作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有一个轶事在流传。据说十年前，他在德国铁路的一列ICE高铁上举行了一场两小时的即兴演唱会，期间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头等座上，而是蹲在上面，双脚踩在坐垫上。在79岁的高龄能在这种姿势下坚持两小时：这就是实践中的长寿之道。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如今89岁的比尔曼在法兰克福展览中心会议中心的“幻象大厅”（Saal Illusion）舞台上，状态好得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身体状态之好，简直到了荒诞的地步。在书展期间，他今天同时推出了三本新书，这些书都是为了迎接他的90岁生日以及他被东德驱逐出境50周年而出版的。此外，纪录片《比尔曼》将于10月底在电影院上映。

他于1976年因批评政权被驱逐出东德

这场活动由德新社（dpa）总编辑斯文·格斯曼（Sven Gösmann）主持，由比尔曼的朋友、吉他手诺拉·布施曼（Nora Buschmann）伴奏，并由比尔曼的儿媳、演员安妮塔·伊塞林（Anita Iselin）协助朗读。他竟然有十个孩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同样众多的孙辈，且推测已有曾孙辈。单凭这一点，就已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生成就。

但除此之外，比尔曼还是德国历史与文化中的一个世纪级人物。《纽约时报》在评价他时写道：“没有任何一份传记比沃尔夫·比尔曼的传记更能代表德意志两国的历史。”然而，这位留着标志性海象胡须的男人已经在世行走如此之久，以至于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已不再是一个无需解释的人物。

完全交付：89岁的创作歌手沃尔夫·比尔曼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右后方：主持人斯文·格斯曼。 照片：ANDREAS ARNOLD

他该有多大年纪？

德国伟大歌者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在近 90 岁高龄之际，以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拉开了其朗诵巡演的序幕。

因此，在此简述其生平：沃尔夫·比尔曼于 1936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在汉堡，父亲是一名犹太共产主义者。他的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1953 年，年轻的音乐家比尔曼怀揣着对社会主义现实乌托邦的期待，自愿移居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那里，这位批评政府的歌者很快被禁止演出和出版。1976 年，比尔曼在科隆举行了一场传奇音乐会后被东德剥夺国籍：独裁政权为了摆脱他而将其驱逐。

在近 90 岁的高龄，这位大师再次全力启动了他的宣传和舞台引擎。比尔曼在书展上整天都在处理预约并为书籍签名。现在，大约 19.30 时，他起初用手遮挡舞台灯光以保护眼睛，但很快就适应了，并开始了他的表演。

“比尔曼先生，您想去哪儿？”所有试图让这位明星安静坐好的尝试都徒劳无功。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到被固定在椅子上的主持人格斯曼（Gösmann）面前，向观众讲话，或从他的诗集里朗诵。

“我们的鲍勃·迪伦”——这是电影预告片中的引用——他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它有一个“非常原创的标题，人们根本想不到：比尔曼！”这位被德国文化界宣布设立专门年份（即“比尔曼年”）以示敬意的男人，表现出一种令人愉悦的随和与不严肃。

比尔曼享受着高龄带来的自在，随口畅谈，既不需要主持引导，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他一次又一次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舞台上像老虎一样踱步。他并不在意主持人格斯曼一次次地询问。

《带着古老的孩童之眼》是这本诗集的一个优美标题。比尔曼确实拥有一双古老的孩童之眼。这双眼睛已经见过了如此之多，但看向观众时依然如此好奇且清醒，以至于人们开始直接期待自己的衰老。在诺拉·布施曼（Nora Buschmann）演奏完一段吉他曲后，比尔曼用夸张的剪刀状动作鼓掌，仿佛在嘲笑自己的掌声。

诗集《你们用汽油灭火》由历史学家伊尔科-萨沙·科瓦尔丘克（Ilko-Sascha Kowalczuk）提供素材并编辑。为什么选择合作？因为科瓦尔丘克精通德国历史且充满勇气。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这太近了。我无法将重要的琐碎之事与琐碎的重要之事区分开来。”此外，比尔曼在年事已高却依然勤奋，他还写了一本儿童书：《小莫里茨先生》。

因为今天是 10 月 7 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三周年纪念日，犹太人沃尔夫·比尔曼从为此写的一本书中朗诵了一首诗，讲述他的惊恐与震撼。在此之前，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维特根斯坦的引用：“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第二句是：“我以诗的形式保持沉默，这样我就不必喋喋不休了。”

如果愿意这么称呼的话，那么“比尔曼年”的主要出版物便是 1961 年至 1990 年间的日记。由……

“我被当时的愚蠢触动了”，比尔曼向观众坦白

这位独演艺人一次又一次地中断他那如烟花般密集的小故事讲述，用修辞性的方式向坐在他身边、表现勇敢的主持人寻求确认：“您能跟上我的思路吗？”当然，他并不在意答案。“我自己都快跟不上自己的思路了。”然后，演出继续。

当他的儿媳安妮塔·伊泽林（Anita Iselin）朗读他的日记摘录时，比尔曼陷入了一种忙碌的沉默。他在椅子上扭动，用拳头抵住前额，揉捏着脸颊，双手在膝盖上像在进行一场摔跤比赛：难道作者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感吗？

被朗读的段落有些幽默，有些则充满了激烈的抨击（“德国是地球上的一个污点，它是蛆虫爬入的腐烂之洞，它应当被诅咒。我是犹太人。”），有时还带有一点感伤。但首先，感伤是政治歌曲创作的核心，其次，这些被朗读的日记条目出自1961年至1965年间。那时比尔曼只有25至29岁，可以说还处于青春期。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有权如此感伤？

格斯曼（Gösmann）也目睹了不停扭动的比尔曼，于是问道：再次听到这一切会有多痛苦？比尔曼回答：“这简直好笑。太荒唐了。是那种令人心酸的愚蠢。我被当时的愚蠢触动了。”

在最后，这位大师亲自拿起了留在舞台上的魏斯格贝尔（Weißgerber）吉他：“你，不要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时代变得僵化。”全场起立鼓掌，随后退场。而这仅仅是大规模比尔曼巡演的开端——在比尔曼年，在比尔曼世纪的尾声。

里面没有音乐

在邵宾纳剧院（Schaubühne）上演的《立体声》（Stereophonic）意图很酷，但遗憾的是，成了一个沉闷的剧院之夜。

这帮家伙完全垮了，而且是在演出开始之前就如此。他们要么宿醉严重，要么处于过度刺激的古柯碱宿醉中，拖着松垮的身体，戴着太阳镜遮住苍白的脸，走向录音室工作。

因为咖啡机坏了，或者仅仅是出于习惯，熟练地用勺子往鼻子里舀入一剂经久耐用的兴奋粉末，能让他们勉强撑过去。在这种状态下，制作新专辑的工作进度被拖慢一点也不足为奇，在本剧中，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年。期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次精神崩溃、分手、心理剧以及在迷幻的高潮后坠落：地狱，就是排练室里的其他人。对于这支来自那个极尽颓废的1970年代的乐队来说，“正念”并不是他们的风格，尽管贝斯手在某个时刻从硬毒品转向了有机蔬菜，从此只发出一些玄学式的喃喃自语。

托马斯·奥斯特迈尔（Thomas Ostermeier）执导了《立体声》的德国首演。该剧两年前在百老汇大获成功，作者是目前在德国还鲜为人知的纽约作家大卫·阿杰米（David Adjmi）。由此，柏林邵宾纳剧院在剧季开幕之际，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关于一个早已沉没的时代的流行文化历史剧——在那个时代，男性艺术家的暴躁傲慢还被视为天才的证明，而录音室被视为神奇之地。仅仅因为一张唱片曾是一件宏大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压缩后的音频文件和用于推广现场巡演的周边商品。作为无尽录音时段的历史原型，人们自然会想到1977年Fleetwood Mac那张神话般的巨作专辑《传闻》（Rumours）——欢迎来到婴儿潮一代的天堂。

遗憾的是，奥斯特迈尔用德国式的严谨来导演这部剧，导致整个夜晚拖成了三个半小时的沉闷折磨。这保证了当观众在剧院中的感受与在那场陷入古柯碱和完美主义狂热的多年录音时段一样令人痛苦且幽闭恐惧时，产生一种真实的触感。不过，该剧在下半场加快了节奏，最终落脚于高端的商业剧场（Boulevardtheater）风格，也就是邵宾纳剧院在上个剧季寻求成功的方向。

因为在录音室度过这样一个夜晚不能没有音乐，毕竟这种苦工得产出点东西，来自独立摇滚乐队Arcade Fire的威尔·巴特勒（Will Butler）贡献了十几首歌曲。如果你恰好不是Arcade Fire的粉丝，这些音乐片段并不一定会让这个夜晚变得更容易忍受。

这并非针对威尔·巴特勒，也不是针对演员们的音乐努力（如前所述：这里的一切都是标准的德国精工之作）。但那种适合电台播放、带有浓厚激情与世界苦闷色彩的独立摇滚，再加上一种像过时学生乐队般的氛围，在戏剧效果上并不见得有多少收获。

即便两位优秀的歌手且更优秀的演员伊娃·梅克巴赫（Eva Meckbach，顺便说一句，她始终是一个高精度的惊喜）和玛格达莱娜·勒默（Magdalena Lermer）也无法挽救这一点。莫里茨·戈特瓦尔德（Moritz Gottwald）承担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角色，饰演那个极度挑剔的乐队独裁者彼得——一个拥有嬉皮士纤细身材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马塞尔·科勒（Marcel Kohler）饰演大脑萎缩的贝斯手雷格（Reg）和

地狱，就是排练室里的其他人：目前在柏林上演的剧作《立体声》中的场景。 照片：GIANMARCO BRESADOLA

托马斯·维特饰演一名坚毅的鼓手，做着乐队里的贝斯手和鼓手通常会做的事：长时间保持沉默，并尽可能让那些疯狂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弹开。斯特凡·斯特恩饰演一名音响工程师，他既是音乐家们的出气筒，也是一名老练的专业人士，与扮演“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般强势的彼得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配角喜剧演员大卫·鲁兰则在旁陪伴，他能将每一句“没错，太离谱了”都变成笑点。

但即便这些优秀的演员，也无法将这些刻板的平面形象转化为多维的人物。这又是一个如此浅薄、经过精心计算、易于被忽视、充满匠人自豪感却远离艺术的夜晚，就像一部平庸的 Netflix 剧集。这肯定会取得成功。彼得·劳登巴赫

雨势增加，风力伴有强阵风 慕尼黑天气历史 最高 2014：27.0℃ / 最低 1955：-1.5℃ 一个位于冰岛的低压系统正将雨云从西方引导至中欧。仅在从波兰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地区，偶尔会出现晴好天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在一天之中也将开始下雨，挪威山区则有降雪。不列颠群岛和法国北部处于多风的阵雨天气。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除了有高层云场外，阳光经常出现。

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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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Berndt 采访

带景观的办公室：位于柏林施特格利茨 (Berlin-Steglitz) 贝格街 (Bergstraße) 墓地的一座旧水塔目前还是“药物电报”(Arznei-Telegramm) 编辑部的所在地。 照片：ELKE BRÜSER

“有时确实表现得毫无底线”

在运行 50 多年后，药评刊物《药物电报》（Arznei-Telegramm）即将停刊。长期担任主编的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对医生及其患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在采访时，沃尔夫冈·贝克尔-布吕瑟（Wolfgang Becker-Brüser）坐在柏林一座旧水塔的高处，这里是他领导的《药物电报》编辑部所在地。但这位医生兼药剂师很快将不再在此办公，因为这本 50 多年来一直独立评估药物的杂志将于年底停刊。难道关于药物、其风险以及制药工业内幕的批判性声音不再那么重要了吗？

《南德意志报》（SZ）：SZ 科学编辑部对《药物电报》的停刊感到非常难过。多年来我们经常引用您的工作，且在“药物电报”这个名字前总是加上“药评”二字——简直像是一种贵族头衔。您感到多么难过？

沃尔夫冈·贝克尔-布吕瑟：极其难过。《药物电报》的终结确实不是我想要的，我们的编辑团队也不希望如此。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接班人。因此我不得不果断采取行动（停刊）。否则，我到了 80 多岁可能还在这里，我现在 77 岁。

年轻一代对这个话题不在意吗？人们感觉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药物缺乏批判性审视，生活方式类药物（Lifestyle-Medikamente）正成为趋势。

社会某些群体中一直存在这种盲目的热情，但同样也一直存在批判性的人。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同行们在承担一份独立于制药业的杂志的责任时会犹豫，财务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不接受广告，完全依靠订阅维持运营。

自 1970 年《药物电报》创刊以来，制药领域在很多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例如，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注册并公布；负面结果不能再那么轻易地被束之高阁。

有些方面改善了，但针对制药工业陈述的纠偏机制仍然极其重要。即便现在结果必须公布，制药工业依然像以往一样优先关注营业额。因此，在现实地呈现收益与风险时，他们始终存在目标冲突。他们最终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营业额不会崩盘。

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导致数千名儿童死亡和畸形的反应停（Contergan）丑闻，才促使人们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制药工业。当时，制造商格伦兰公司（Grünenthal）在公众知情之前就早已知道那些可怕的副作用。如今，风险是否依然在被毫无底线地掩盖？

有时确实表现得毫无底线。我想到了抗抑郁药帕罗西汀（Paroxetin）。供应商甚至明确禁止其员工透露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这种药物对青少年根本没有效果。

帕罗西汀丑闻是在大约 20 年前曝光的。但现在公司已经不允许隐瞒负面结果了…… 即便趋势上有所改善，一些制药公司仍然将风险和负面信息压在盖子下面。此外，他们尽可能将正面结果发表在高端期刊上，有时甚至在不同维度下多次发表。而负面结果则倾向于发表在阅读量较低的杂志上。这给人一种正面结果更多的印象。在《药物电报》，我们一直有针对性地寻找这些负面信息，因为它们对于权衡收益与损害至关重要。

编辑部。在《药物电报》（Arznei-Telegramm）成立的第一年，其中一位创始人就在圣诞节前四天收到了辉瑞公司（Pfizer）发来的临时禁令。争议金额：2,3百万德国马克。一些编辑成员最初在医院担任住院医师，他们甚至因此被院长召见并承受压力。也就是说，制药工业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威胁手段，来抹杀那些不受欢迎的相反信息。但他们没有成功。对此我们感到自豪。

沃尔夫冈·贝克尔-布吕瑟（Wolfgang Becker-Brüser） 是一名执业医师兼药剂师， 其几乎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药物电报》度过。 2011年，他被授予 联邦功绩十字勋章（带绶带）。 照片：埃尔克·布吕瑟（ELKE BRÜ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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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指出药物令人不快的影响时，是否经常与制药工业发生冲突？

这在以前的情况尤为严重。当时编辑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我们在《南德意志报》（SZ）经常收到来自各种利益代表的律师函，但制药工业相对而言比较安静。 在我们的工作中，他们现在也变得非常安静。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接受了我们作为批判性声音的存在。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尤其是不能犯错。目前，与膳食补充剂和医疗产品制造商的冲突反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些人更倾向于提起诉讼。我们收到的律师函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荒诞。恰恰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严肃的研究，但律师们却将完全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所谓“研究”作为证明其功效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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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医生与制药工业紧密合作。这里的问题意识是否至少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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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订阅者中绝对提高了，许多医生不再允许医药代表进入诊所。但这远非所有人如此。学术会议以及进修培训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制药工业赞助，研究资金的拨付也造成了依赖关系。许多医学工作者对此并不在意，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认为没有其他方式来资助研究。那些接受金钱报酬并在公开场合为某公司产品背书的“意见领袖”尤其值得警惕。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网红（Influencer）有时会传播荒谬的虚假信息。我个人觉得“网红”这个词本身就令人反感。我想要的是被告知信息，而不是被影响。

您对自己的哪些评估感到特别自豪？

我们在许多领域及早地揭露了问题。例如在像“Vioxx”这样的止痛药上，它被宣传为比其他止痛药更温和、对胃部刺激更小的替代品。但由于其副作用，它最终不得不从市场上撤除。此外，我们还非常有力地警告说，新型避孕药比旧制剂具有更高的潜在致命血栓风险。这一事实起初被否认，随后被淡化。直到很多年后，这一风险才被纳入避孕药的产品信息中。但我们的工作从未停止。就在不久前，Zuranolon被引入市场，被宣传为“首款治疗产后抑郁症的药物”，即分娩后的抑郁症。

关于这一点，仅有一项与准入相关的微型研究，涉及 196 名女性，其中只有 98 人真正服用该药物。其疗效并未与现有的、经过更充分研究的抗抑郁药进行对比，且副作用十分明显——包括可能的依赖性和疲劳感，而后者可能会影响对婴儿的照顾。基于目前的数据状态，这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推荐的药物。此外，它极其昂贵，其活性成分的价格是黄金的 150 倍。我认为其收益、风险与价格之间的比例简直荒谬。

那么，您在哪些评估上出过错？在哪些方面警告过度了？

我们在评估新药时始终参考最新的认知水平。因此，我们在初期的评估通常非常谨慎，例如在 HPV 疫苗方面。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产品上市时可获得的数据无法进行严肃的收益评估。随着研究数据的增加，我们的评估变得更加积极。

从根本上来说：新药很重要，制药工业的工作通常是有益的。您的情感在感激与愤怒之间是如何摆动的？

当然，有些新药非常重要，能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益处。但遗憾的是，也存在大量的新药，最好的情况是多余，最坏的情况则是危险。对于这类产品，公司对营业额的追求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利益。我认为制药公司发出的威胁令人心寒：如果本已高昂的药价不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就将削减在德国的药品生产，或者不将新药引入德国市场，或延迟引入。在这种情况下，营业额显然优先于患者的利益。

数学尚未走到尽头

因为人工智能一个接一个地破解计算谜题，人类现在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吗？

纳维-斯托克斯问题（Navier-Stokes-Problem）是数学领域著名的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此前已悬而未决约 90 年。当 OpenAI 公司在 9 月初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解决了该问题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后，OpenAI 乘胜追击，一口气发布了 722 篇文章，提供了几乎所有数学主要领域已知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三篇现已被撤回）。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正如《南德意志报》（SZ）所言，这将是“我们所认知的数学的终结”？

这种说法不仅夸大其词，而且背后是对这门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科学的一种非常片面的认知。数学研究经常被描绘成一场由“天才”——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发起的竞赛，旨在争夺谁能率先解决未解之谜。然而，人们与数学的互动通常完全不同。无论是学校教育、大学学习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现在还是古代，情况皆然。事实上，数学是一个全人类的协作项目。其目标并非赢得某种竞争，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逻辑思维，探索我们周围环境的结构与美学。

举个例子：在 17. 和 18. 世纪，数学家们对数字的可除性进行了实验。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具有惊人对称性的神秘关系：二次互反律（quadratische Reziprozitätsgesetz）。该定律探讨的是：对于两个质数 p 和 q，在什么情况下存在一个平方数，使其除以 p 的余数与 q 相同，以及当 p 和 q 互换位置时会发生什么。1796 年，著名的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ß）证明了这一基本猜想。但他对自己的证明并不满意。虽然证明表明该定理成立，但并未提供关于其原因的更深层洞察。因此，高斯又制定了另一个证明。接着又是另一个，然后还是另一个。目前已知高斯共提供了八个证明，此后又有无数其他证明被加入其中。

如果高斯在第一个解法时就感到满意，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位置？

既然一个证明就足以决定真伪，那么如此多的证明是否是在浪费时间？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将对二次互反律深层理解的追求，视为一项发展的起点，这项发展在数个世纪中引领我们走向数学认知不断攀升的新高峰。目前，它正经历着又一次繁荣期，例如在所谓的“朗兰兹计划”（Langlands-Programm）中，该计划将数学内部的多种主题领域联系在一起。此外，在许多其他研究方向上，它也继续为我们带来大量迷人的发现。

如果高斯及其时代的数学界在面对该问题的第一个解法时就感到满意，那么这种奇妙的发展是否还可能实现？

这个故事表明：解决重大的数学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找到有效的答案（是或否，真或假）。一个“好的”解法能提供关于起点周围整个思想版图的根本性认知。它甚至可能揭示重要的新概念，从而拓展我们的视野，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彼岸。因此，数学并非纯粹的问题解决工厂：过程本身也是目标。

因此，日益增加的、令人瞩目的 AI 证明并不自动导致人类对数学有更深层的理解。目前，由于文档记录不足，许多此类证明需要人类投入巨大精力才能理解。因此，人类在其中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哪些是关键思想，它们向我们揭示了关于进一步思想版图的什么信息？这个过程目前非常艰辛。那些获取迅速、技术正确但缺乏启发性的证明，可能会诱导人们沮丧地转身离开一个已被“解决”的问题，而对于该问题，创新性的方法或许能引导人们发现一座新发现的宝库——就像当年的高斯那样。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被证明有用的一直以来往往不是被解决的问题本身，而是通过自由、好奇的探索而产生的方法和结构。AI 研究员乔尔·莱曼（Joel Lehman）和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将其称为“目标设定悖论”（Zielsetzungs-Paradoxon）：他们认为，关键创新通常不是通过设定一个固定目标并试图实现它而达成的。相反，它们产生于人们随机尝试新路径之时，而在选择这些路径时，直觉和美学等模糊的标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结果开放的创新精神是数学研究的核心本质。顺便一提，这是人类智能与创造力的一种体现，而机器目前在这一点上仍然感到吃力。

学校和大学的数学教育从来都不是一种职业培训

这一切导致目前专业领域对 AI 证明持怀疑态度。因此，28 位菲尔兹奖得主（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呼吁，在人类工作（如解决数学问题）日益自动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些工作的最初深层意义。

对于研究领域以及研究之外的数学家就业市场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虽然 AI 能够承担一些此前属于专业数学家职责范围的具体工作，但这绝不意味着数学家因此变得可以被替代。毕竟，学校和大学的数学教育从来都不是一种职业培训：它不仅教授多种可应用的技巧和概念，其首要目标还在于磨练心智，培养分析性批判思维与自由创造力的结合。这些能力使数学家能够灵活地被部署，并具备学习和适应能力。尤其是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我们不想在日常工作中失去对机器的所有控制，其重要性在未来将会增加。

最重要的是，数学作为一种与我们周围环境的对话，是跨越各大洲、历经数千年的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植于人类之中的“渴望理解”的愿望，我们绝不能放弃。否则，这将意味着一种自愿的丧失能力，而这正是自动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重大危险之一。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不应被等同于“反抗机器”。在数学的历史上，它始终对技术创新持开放和适应的态度。如果能正确使用并辅以批判性的引导，AI 的革命性进步现在将为数学工作带来令人兴奋的新可能性。将其整合到学习和研究中已经在进行之中。

因此，AI 可以帮助我们推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数学这一人类项目远未结束，它还为我们准备了无数迷人的谜题和惊喜。我们现在尤其不应在探索它们的过程中感到气馁。客座文章作者：本·海尔（Ben Heuer）和斯特凡·施赖德（Stefan Schreieder）

本·海尔和斯特凡·施赖德是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数学教授。海尔的专业领域是代数，施赖德是代数几何研究所的执行主任。

AI 可以寻找证明并解决问题——但理解工作必须由人类亲自完成。 照片：BBBAR / IMAGO / DESIGN PICS

汽车工业规则：让他们继续制造内燃机车

作者：克里斯蒂娜·昆克尔 (Christina Kunkel)

德国汽车巨头的首席执行官们近期对其在欧洲层面的政治代表并不十分满意。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显然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共同促成的一件事，至少在斯图加特-祖芬豪森（Stuttgart-Zuffenhausen）会被大为欣喜地接纳。就在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Michael Leiters）介绍其新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由内燃机的复兴组成——的那一天，总理显然成功地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以进一步放宽所谓的 2035 年内燃机禁令。

不过，这一点无论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从未有过所谓的内燃机禁令，根据目前的规定，2035 年之后内燃机车仍可继续销售，包括新车。只不过，制造商届时必须支付罚款。

而这正是德国制造商想要避免的成本。在没有财务后果的情况下销售内燃机车，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游说工作奏效了，欧盟可能会屈服。从气候保护的角度来看，这起初可能显得极其糟糕。事实也确实如此：每一辆新的内燃机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将高于同类电动汽车。但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德国制造商继续制造内燃机车，但很快就再也没有人想要它们了，会怎样？那么，虽然他们在纸面上实现了“取消内燃机禁令”，但最终依然输了。

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汽车将自然迎来爆发

人们在选择车辆时对价格有多敏感，目前正可见一斑。汽油每升的价格在上涨，国家在补贴电动汽车——短短几个月内，几乎每两辆售出的新车中就有一辆是电动车。这种情况目前不仅发生在德国，法国的电动汽车热潮甚至更大，意大利人也正越来越多地转向电池驱动汽车。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关于未来动力系统的答案早已揭晓。

保时捷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内燃机车的销售占比仍将维持在 60% 左右。照片：CHRISTOPH SCHMIDT

由于企业同样从经济角度看待出行，内燃机公务车的时代可能很快就将成为少数。

当然，长期以来总会有一些人坚持要驾驶一台发动机轰鸣的汽车。特别是在法拉利或兰博基尼这样的豪华品牌中，客户并不在乎钱，或许在十年后依然能靠内燃机生存。但德国汽车制造商并非小众生产商，他们需要一定的销量来保证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并实现盈利。

这对保时捷同样适用。令人怀疑的是，这家跑车制造商目前投入到新型内燃机开发中的所有投资是否能获得回报。例如，三年后谁还会购买保时捷的内燃机 SUV，而且价格还要比之前高得多？当然，依然能找到一些客户，但如果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已经对竞争对手的电动车型产生好感，且根本不想回到内燃机时代，那么这又有什么用呢？到那时，保时捷品牌将不再是“永恒”，而是“过时”。

如果德国汽车制造商因为其成功的游说工作而自我庆祝，并认为内燃机能长期保障其利润和就业岗位，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放宽气候目标对德国汽车工业没有帮助，反而有利于来自亚洲的竞争对手、特斯拉或法国制造商，因为后者早已在认真对待内燃机的终结。现在是时候给德国汽车工业他们想要的东西了：更少的规则，更少的目标。如果结果依然糟糕，那么至少没有人能再说政治上缺乏足够的“技术开放性”。

经济

拉德芳斯（La Defense）巴黎商业区。 照片：VINCENT ISORE / IMAGO / IP3PRESS

勒庞令法国经济心惊

这位极右翼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的民调中领先。现在她提交了其经济计划。各方反应十分激烈。

作者：亚历山德拉·费德尔-施密德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巴黎 —— 经济学家们率先给出了评价：对于玛丽娜·勒庞及其同僚周二在极右翼国民联盟（RN）总部公布的、备受期待的经济计划，各方反应不一，从将其比作“空中楼阁”到斥其为“魔术把戏”。政府方面的回应也迅速跟进：预算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表示：“这是一个用纸浆糊成的波特金预算。”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库尔（Roland Lescure）则刻薄地评价道：“他们在做白日梦。”企业家和行业协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震惊僵持后，发声的时间稍晚一些，但其反对态度同样一致。

该经济计划为期五年，预计将削减140 Milliarden Euro的开支。勒庞试图以此传达一种“预算政策上的理性” —— 这也是向金融市场发出的信号，因为市场正对日益增长的债务反应敏感，导致利息溢价上升。这些提议此前备受关注，因为它们将更清晰地揭示，如果勒庞在春季总统大选中成功入主爱丽舍宫，她将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路线。在目前的民调中，勒庞领先于竞争对手。她试图以一种充满政治家风范的方式展示其计划，身边陪同的有党魁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她为巴尔德拉辩护，否认其涉嫌反犹主义——以及经济与金融政策协调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

削减开支主要针对外国人

勒庞表示，约20 Prozent的开支削减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实现。因此，不仅要减少对移民的政府援助，而且如果企业雇佣一名并非来自欧盟国家、瑞士、列支敦士登、挪威或冰岛的员工，企业还需支付1000欧元。据估计，法国的非欧盟公民人数约为1,3 Millionen。因此，粗略计算，他们预计将获得10亿欧元的收入 —— 这大概是算准了仍会有一些外国人离开这个国家。

代表320 000家企业和600万名雇员的“企业家协会”（Les Entrepreneurs）在的一份声明中将这些提议称为“经济上的胡言乱语”，认为这只会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此外，统一征税的方式也受到了质疑：“为什么一名最低工资领取者和一名年薪100 000欧元的经理要支付同样的1000欧元？”旅游业和护理行业立即表示抗议，因为这些领域雇佣了大量非欧盟国家的员工。

玛丽娜·勒庞，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可能成为法国总统。照片：IMAGO

然而，勒庞追求的是一种“国民优先”原则 —— 无论是分配工作岗位，还是社会住房和社会福利。这其中也排除了欧盟公民，而这将意味着违反现行的欧洲法律以及法国宪法中确立的平等原则。相比之下，国民联盟不再追求法国退出欧盟（Frexit）。但勒庞及其同僚希望将欧盟委员会降级为一种成员国的“秘书处”，并大幅削减法国的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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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分摊款将减少三分之一

勒庞宣布，在她五年的任期内，将每年减少 100 亿至 140 亿欧元的对布鲁塞尔汇款，并且不再希望继续向布鲁塞尔转移 20 亿欧元的关税。这意味着法国向欧盟预算支付的金额将比此前减少约三分之一。经济政策专家唐吉（Tanguy）并不认可关于这将违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的观点，他认为，给予的一方“优于欧盟委员会那只无能且寄生的手”。因此，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邻国的援助可以被削减。

这位总统候选人在许多表述上保持模糊，并坚称她追求的是一种“建设性的欧洲政策”。为了“证明在长期资助积极的欧洲项目方面的良好意愿”，勒庞建议在全欧洲范围内统一烟草和酒精税，由此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可以交给布鲁塞尔。如果勒庞在五月赢得选举，且届时关于 2028 至 2034 年欧盟预算框架的谈判尚未完成，那么一场艰苦的谈判将不可避免。

通过削减债务向市场发出信号

为了向市场发出安抚信号，她宣布到 2030 年将新增债务率降至 3% 以下。目前该数值约为 5,4%，政府的目标是明年降至 5%。她希望将目前处于国内生产总值 119% 的法国总国债压低至 112%。此外，国民联盟（RN）希望引入一种债务刹车机制，即一项“黄金法则”，强制要求每届政府年年削减债务。

勒庞计划在医疗领域以及对媒体和公共广播机构的国家支持方面削减开支。尽管玛丽娜·勒庞表示自己致力于实现巴黎气候目标，但与此同时，她宣布希望终止“亏损严重的可再生能源补贴”。

然而，国民联盟的计算只有在经济增长实现大幅飞跃，从而为法国政府带来更多税收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但政府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刚刚下调了对法国今年的预测，预计增长率为 0,5%。但勒庞及其同僚认为，早在 2028, 即在她上台几个月后，经济增长率就会跃升至 1,8% 并维持在该水平。经济部长莱斯库尔（Lescure）批评道：“这明显高于所有严肃的法国及国际经济学家的预期。”

额外支出的资金来源尚不明确

国民联盟（RN）的计划之所以显得可疑，还因为其中包含许多额外支出，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将如何融资。玛丽娜·勒庞希望将目前为 64 岁的退休年龄再次降低。她认为恢复到 60 岁是可行的，并依托于“一项针对个人和集体资本覆盖的大规模改革”。她计划随后介绍相关的具体方案。在入驻爱丽舍宫后，她打算立即取消企业的生产税，并降低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30 岁以下的人员应免征所得税，遗产和赠与则应享有慷慨的免税待遇。

顶尖经济学家认为，在宣布的 1400 亿欧元削减开支计划中，有 80 亿欧元是可疑的或难以实现的。相反，国民联盟的高层代表认为，他们的经济计划能够安抚金融市场。让-菲利普·唐吉在介绍该计划期间指出，自演示开始以来，法国的利率已经下降。当有人指出债券利率的下降并非仅限于法国，且主要归因于美国财政部长的言论以及欧洲经济指标时，唐吉自信地表示：“如果我们的宣布引起了担忧，发展情况将会截然不同。”

赖歇展示：一次小幅回升

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能够提交一份相当积极的经济预测。但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目前仍不确定。

柏林 —— 凯瑟琳·赖歇在周四毫不掩饰地表示，即使是主管部长也尚未完全信任这一局面。尽管这位基民盟（CDU）政治家兼联邦经济部长向公众展示的数据是拿得出手的。黑红政府预计今年的增长率为1.3%，这将是2025年的六倍，并且仍是该政府在不到六个月前所预测数值的两倍。到2027年，经济复苏预计将继续，经价格调整后的增长率为1.1%。然而，部长明确表示，现在还不能谈论一个可持续的、能够自我支撑的复苏。相反，根据预测，2028年的增长率甚至可能再次放缓至0.6%。

今年出现出人意料的积极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更高的海外需求，以及联邦政府用于现代化联邦国防军、学校、桥梁、铁路轨道和数字化网络的数十亿欧元专项计划。仅在2026年，通过新债务融资的两项国家投资方案就占到了总增长的一半以上。出口的良好发展除了得益于出人意料的强劲全球经济外，主要还归功于一种特殊效应，这使得整体发展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一些。例如，钢铁、铝、化肥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商从中获益，因为面对全球危机以及对再次出现供应瓶颈的恐惧，许多企业在补充库存。这种订单热潮不可能每年都重复出现。

相比之下，尽管实际工资持续增长，但私人家庭的消费依然低迷，因为能源价格的强劲上涨抑制了消费欲望，人们更倾向于将钱存入账户而非消费。经济部预计今年和明年的通胀率分别为2.7%和3.0%，直到2028年才预计下降至2.2%。赖歇认为，面对诸多全球危机、工厂产能利用率低、材料和融资成本上升以及结构性挑战，企业投资可能要到明年过程中才会逐步恢复。

“我们已经度过了谷底，德国经济再次增长，”部长说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但这仅仅是开始。”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复苏，需要私人投资和创新、新技术的开发以及企业家的勇气。此外，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更低的能源成本、更多的企业自由、更简单的创业规则以及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德国必须重返顶峰，”赖歇表示。这位基民盟成员在此背景下警告称，不能再次拆解计划中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改革，例如放弃原定的取消所谓“63岁退休”的计划。她指出，联盟党和社民党（SPD）的领先代表曾将相关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称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现在试图从这件艺术品中剔除个别拼图碎片，那么整个改革将面临危险。

赖歇还对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感到担忧，她认为该市场一方面处于“僵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深受日益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之苦。在这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萎缩以及移民人数的显著下降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赖歇表示，如果现在国家部分地区出现公开的排外倾向，将使德国对外国专业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不过她并未明确提及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胜利。

部长原则上认为国家已为未来做好了准备，她强调：联邦共和国拥有训练有素的人才、强大的企业和充足的资本，此外，在从光学、特种化学到清洁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关键领域，德国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工业企业拥有一个由工艺和技术数据组成的真正宝库。赖歇认为，如果能利用这一点，德国完全有机会在人工智能（KI）与工业制造的结合——即下一个人工智能巨量议题——中处于最前沿。克劳斯·胡尔弗舍伊特（Claus Hulverscheidt）

“德国必须重新回到顶峰”：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照片：NADJA WOHLLEBEN / 路透社

利用动量获得更高收益？

一些 ETF 和主动管理基金承诺通过“动量策略”（Momentum-Strategie）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价值增长。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风险又在哪里？

作者：Günter Heismann

在股市中，时尚的更迭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来去匆匆。目前流行的是动量策略，它具有巨大的魅力：易于理解，且通常能提供明显高于 Dax 指数或 MSCI 世界指数（MSCI World）的收益。这一概念基于一个许多投资者都熟悉的现象：一只在过去六到十二个月内股价涨幅特别高的股票，其高于平均水平的价值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金融界，这种持续的动力被称为“动量”。投资者也会将其描述为一只股票正处于“上升势头”。

想要实施动量策略的人，不需要对其投资的公司拥有任何详细的了解。他不必在厚得令人厌烦的年度报告中苦苦挣扎，也不必在处理财务数据时处理到头晕目眩。投资者只需检查哪些股票最近表现特别出色即可。然而，投资者应当注意，这种投资策略也有其局限性和陷阱。

动量策略能带来多少超额收益？

对比显示，利用动量确实经常能获得比宽基指数更高的收益。基准是 世界指数，它涵盖了来自 23 个工业国家的近 1300 家各行各业的公司。其中约 350 家近期股价表现特别出色的公司构成了子指数—— 世界动量指数（ World Momentum）。金融服务商 定期审查该指数的构成。如果个别股票不再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价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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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将被剔除出指数，并由表现更好的其他股票取代。

在过去十年中， 世界指数以美元计算的年平均收益率为 13,6%。相比之下， 世界动量指数的平均收益率为 15,7%。因此，投资者利用该指数每年可比母指数获得约两个百分点的超额收益。不过，这一概念并非总是如此奏效。

“动量策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趋势明确、持续且股价波动温和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市场连续数月向一个方向运行，且没有被剧烈的反向波动中断的情况下，”巴登-符腾堡州银行（LBBW）的资本市场专家 Martin Siegert 表示。过去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Alphabet、微软和英伟达等科技股的繁荣带动了股市的持续上涨。

该概念在危机期间是否依然有效？

然而，这种高飞在 2022 年遭遇了剧烈下滑，当时俄罗斯发起了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油气价格飙升，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结果， 世界指数在 2022 年价值下跌了近 18%； 世界动量指数的跌幅几乎同样深。资产管理公司 DJE Kapital 的资本市场专家 Ulrich Kaffarnik 表示：“在长期的下跌行情中，该策略的结果参差不齐。”在股市危机中，通常所有股票都会大幅贬值，无论它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的表现如何。押注动量的投资者必须能够忍受长期的低谷期。Kaffarnik 说：“该策略的优势只有在较长的投资周期中才会显现。”

动量策略的成本有多高？

一些投资者尝试自行挑选股价走势特别良好的股票。然而，考虑到巨大的工作量，这种做法很难被推荐。“一个执行良好的动量策略需要对广泛的投资范围进行持续观察，”LBBW专家齐格特（Siegert）表示。投资者必须不断地了解哪些股票目前属于上涨者，哪些属于下跌者。为了发现新的股市之星，投资者虽然可以使用专门的筛选软件。此外，许多互联网券商和证券公司也提供当前表现优异股票的概览。但即使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也应该每周处理一次自己的股票组合，以检查是否需要纳入新股票或剔除其他股票。那些在工作和家庭中压力巨大的投资者，往往没有必要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此外，动量策略要求极高的纪律性。投资者必须精确地规定在何时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再次出售已购买的股票。例如，他们可以定义最长12个月的固定持有期。或者规定，一旦股价下跌10%，就抛售该股票。“动量策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一贯且毫无感情地执行预先定义的固定规则——包括出售环节，”齐格特说道。

基金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然而，许多投资者可能无法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巨大的工作量和高度的纪律性。对于他们来说，主动管理股票基金或ETF（即交易所交易指数基金）更为合适。这些投资工具还具有其他优势。例如，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些工具降低在动量策略中不可避免产生的成本。因为在这种策略中，必须定期买入并再次出售股票。总计起来，这将产生相当高的成本。“提供动量策略的基金公司能够以比私人投资者优惠得多的条件进行交易，”来自DJE Kapital的卡法尼克（Kaffarnik）表示。此外，还应考虑税务优势。投资者通过出售股票获得的收益在德国通常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如果基金增值但继续留在投资组合中，在出售之前仅需缴纳预缴税（Vorabpauschalen）。根据投资者的个人情况，这比资本利得税要低得多。这也证明了投资动量基金比自行实现此类方案更具优势。

我该如何投资动量策略？

最适合进行动量投资的是指数ETF，其年度成本显著低于主动管理型基金。此外，投资者无需支付在购买主动股票基金时必须缴纳的一次性申购费。不过，可选的选择并不太多。

基本上只有三种基于动量策略的指数，且全部由MSCI提供。然而，通过MSCI USA Momentum无法实现理想的广泛地理分布投资，因为该指数仅涵盖一个国家。MSCI World Momentum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目前美国在该指数中的占比高达73%；这种主导地位同样难以与有效的多元化投资相兼容。如果投资者在投资MSCI World Momentum的同时，也投资MSCI Europe Momentum，就可以避免美国权重过高的问题。该指数基于MSCI Europe，目前包含来自15个国家的125只上涨股。凭借该指数，投资者在过去十年中平均可获得2个百分点的超额收益（与MSCI World Momentum类似）。

虽然MSCI Europe Momentum和MSCI World Momentum都能为投资者带来比基准指数更高的回报，但与此同时，价格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损失风险也更大。因此，建议投资者限制其动量投资的规模。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用“核心-卫星”策略（Core-Satellite-Ansatz）。LBBW专家齐格特（Siegert）解释道：“动量策略通常不被用作唯一策略，而是作为广泛多元化核心投资组合之外的‘卫星’来使用。”核心部分可以由MSCI World和MSCI Europe组成，并由MSCI World Momentum和MSCI Europe等“卫星”进行补充。

那么，卫星部分的占比应该是多少？这取决于投资者能够且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根据LBBW的建议，需要养家糊口的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应将动量投资的比例限制在股票投资组合的10%至20%之间。而那些尚未承担此类责任，且拥有稳定、高薪工作的年轻人，则可以更加大胆地投资于动量策略。

奥迪将进一步削减岗位

这家大众子公司计划进一步降低成本，面临新一轮裁员威胁。员工队伍中弥漫着巨大的不安情绪。

慕尼黑 —— 在奥迪，未来在短短一年半之后再次变得不确定。至少对于该集团的工厂及其 80 000 多名员工而言如此。周四下午，奥迪首席执行官格尔诺特·德尔纳（Gernot Döllner）在内卡苏尔姆（Neckarsulm）的一次员工大会上表示，由于危机过深且成本依然过高，公司将要求职工委员会就“未来协议”（Zukunftspakt）进行重新谈判。这是一个激进的步骤，因为在最近一轮削减开支后，该协议原本应在 2030 年代之前为员工提供保障。

而目前的压力有多大，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Oliver Blume）——也就是德尔纳的上司——也特意来到内卡苏尔姆面对员工。这家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工厂是沃尔夫斯堡总部削减成本考量的重点关注对象：根据最近的决议，除了埃姆登、汉诺威和茨维考的基地外，这里在当前车型停产后的后续发展也尚不明确。如果到明年年中情况没有改变或改变不足，内卡河右岸的汽车制造可能会在 2034 年终结。

德尔纳认为，经济框架条件以及奥迪的财务状况近期再次显著恶化。因此，此前已商定的裁员和其他削减措施已不足以应对，必须采取行动。因此，与职工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措施的初步对话应尽快启动。“我知道我们目前对员工的要求很高，”德尔纳说。但对他而言，“坦诚地说明我们的处境和计划至关重要”。这涉及公司能够自行影响的因素——不同于关税、法律规定或战争：即成本、质量、生产率和速度。“这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德尔纳以及最终由布鲁默辛苦协商达成的最后一项削减协议现在被重新撕开，这可能会让许多员工进一步感到不安。就在 2025 年 3 月，奥迪才达成协议，计划在 2029 年前削减 7500 个岗位。在此之前经历了数月的谈判，员工代表曾将其称为“恐怖清单”。最终，职工委员会自豪地表示，他们阻止了原计划中规模大得多的剧烈裁员。当时董事会最初计划削减约 12 000 个岗位。现在看来，过去的成功似乎仅仅意味着推迟了时间。

尽管如此，奥迪职工委员会目前表现得异常冷静。他们认为德尔纳的宣布在协议框架之内——只要对话在进行，之前的协议依然有效，其中就包括一项直到 2033 年的就业保障。双方现在将进行理性的沟通。监事会方面表示：“我们这里不搞‘强制执行’政策。”关键在于管理层具体要求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奥迪最早也要到 2030 年底才能完全终止协议。因此，像大众汽车那样发生升级冲突（布鲁默在一周前才让几乎所有集体薪资协议失效）的情况是被排除在外的。

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右）与奥迪首席执行官格尔诺特·德尔纳 9 月在因戈尔施塔特。 照片：DPA

但对德尔纳（Döllner）和奥迪的压力也来自最高层：大众集团的监事会。因为该机构在9月初做出的决定涉及大众帝国旗下的所有品牌，因此也包括奥迪。布鲁梅（Blume）在内卡苏尔姆（Neckarsulm）表示：“多年来，我们构建集团的目标是面向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销量。而如今，许多结构过于庞大，我们的成本过高。”削减计划总共可能导致多达 50 000 个工作岗位流失，具体在哪些部门以及分别裁减多少个岗位目前尚不明确。唯一明确的是：如果没有与员工达成新协议，管理层将无法实施其削减计划。保时捷已经达成了一项此类新协议，而大众和奥迪则尚未达成。

然而同样明确的是：对于目前仍有约 15 000 名员工的内卡苏尔姆工厂，在 2034 年之后目前“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能规划”——这意味着：没有新车型在此生产。尽管近期已经采取了削减措施，情况依然如此。据报道，该工厂即将取消夜班，随之而来的将是员工失去高额的夜班补贴。根据目前情况，下一代奥迪 A8——多年来奥迪极其成功的顶级车型——仍不会在这里生产。该车型可能会移至莱比锡的保时捷工厂。那里已经在生产 Panamera，而 A8 将与该车型共用平台。德尔纳表示，内卡苏尔姆虽然拥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但仅靠传统无法保障未来。”这听起来像是下一轮艰苦谈判的序曲。

克里斯蒂娜·昆克尔（Christina Kunkel）、斯特凡·拉多姆斯基（Stephan Radomsky）

欧洲或许真的能搞定人工智能？

来自法国的 Mistral 和德国的 Aleph Alpha 推出了它们的新模型。两者都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慕尼黑 —— 这一场景已深深烙印在热爱体育的法国人的集体意识中。2014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女子 4x400 米决赛中，弗洛里亚·盖伊（Floria Guei）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棒选手。在最后一圈，盖伊接过接力棒时排名第四，评论员当时已经认为她没有机会了。然而在最后 200 米，盖伊突然加速，在终点线前的极限冲刺中夺得第一名。

周一，另一位法国人唤起了人们对这一场景的记忆。法国人工智能公司 Mistral 的首席执行官亚瑟·门什（Arthur Mensch）在 X 平台上分享了这段 12 年前的视频，并配文“Excited”（兴奋）。不过，他关注的并非田径。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公司也能实现类似的追赶。Mistral 在 2025 年底发布了一个大型语言模型，但近期在质量上已无法跟上步伐。在几天前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门什已经预告这种情况很快将再次改变。现在，时刻到了。

周二，Mistral 向公众展示了其最新的顶尖人工智能模型 Mistral Large 4。该公司将该模型称为“Le Chonk”（小胖子），并用一只超重的猫来代表它。从现在起，公众可以通过接口对其进行测试，以此验证“le Chonk”是否真的能与金牌产生某种联系。

对门什而言，方便的一点是，盖伊 2014 年的那场比赛并非世锦赛，而是欧锦赛。因此，为了兑现他这个委婉的承诺，“le Chonk”只需要比所有欧洲模型更好即可。而在这一点上，竞争对手的数量是有限的。

亚瑟·门什领导着法国公司 Mistral。照片：A. SCHELLNEGGER

不过，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门什将目标定得更高了一些。一方面，他宣布 Mistral Large 4 将成为“领先的开源模型”之一，这明确地将来自中国实验室的模型也包含在内。而第二个目标是——顶尖的开源模型在性能上仅落后于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的顶尖模型几个月的开发时间。这些豪言壮语现在将接受现实的检验。

这次发布时机很有意思。此前，关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末日预言主导了讨论，而现在人们对欧洲人工智能的情绪正在发生微妙转变。多年来，欧洲大陆一直被认为被完全甩在身后，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欧洲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至少能扮演某种角色。就在本周六德国统一日，德国人工智能公司 Aleph Alpha 发布了一个名为 Kolibri 的开放且可自由获取的模型。虽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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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Mistral 4 小得多，但在某些领域与同规模模型具有竞争力，并且专注于德语文本。那么，欧洲真的能搞定人工智能吗？

事实是：在图像领域，Black Forest Labs（黑森林实验室）处于领先地位；在语音领域，Eleven Labs（伦敦）领先；在翻译领域，Deepl（科隆-埃伦费尔德）早已被视为行业翘楚。但在大型基础模型方面，近期只有 Mistral 在努力追赶顶尖水平。而现在，这种追赶或许再次实现了。

Mistral 模型对法律和监管的理解尤为出色

纯数字数据看起来非常有前景。1,05万亿个参数，其中每次激活 490亿个，这与中国的大型模型 GLM 5.3 和 Deep Seek V4-Pro 相当。参数是训练模型并使其在回答时可以调用的数值。粗略的经验法则是：越多越好。但由于更多参数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性能以及更高的成本，许多当前模型已转向在生成每个新词时仅使用部分参数。由一种本身也是 AI 的“分流器”决定调用哪些参数。这项技术被称为“混合专家模型”（Mixture of Experts），因为每次投入使用的“专家”都不同。

但在处理较长请求时，可以假设模型中的每个参数在生成答案时至少被调用了一次。Mistral 给出的最大上下文窗口为 100万个 Token，这与竞争对手相当，意味着 可以处理数千页的文档，并且在长对话中也不会失效。这款名为“le Chonk”的模型接受文本和图像（如屏幕截图）作为输入格式，输出始终为文本。

据 称，Large 4 在所有基准测试（即标准化对比测试）中，在开源权重模型中要么排名第一，要么排名第二，仅在交替情况下逊于 GLM 5.3 或 Kimi K3，但后者处理的参数量明显更多。网络上引发笑谈的是，这款欧洲的 模型仅在一个测试中大幅领先，即 Harvey's Legal Agent——一项测试法律和监管理解能力的测试。这确实很有趣，但毫无疑问，这种能力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并非无关紧要。

当 的营销部门全力在互联网上制造炒作时， 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新模型的评估则更为现实。 同时销售中国模型 GLM 5.3. 的 API 访问权限。 在该页面上为每个模型给出了评分。在“性能”（Performance）方面，这款中国模型的整体表现优于 的新模型。

独立对比测试也显示了 无法企及的地方。例如， 的新发布版本在 Vals 通用指数中得分为 48%，与 Kimi K3 (50) 和 GLM 5.3 (54) 相当。而来自谷歌、Anthropic 到 OpenAI 的美国顶尖模型则以 63% 和 69% 的得分遥遥领先。但谁知道呢，也许亚瑟·门什（Arthur Mensch）并不认为“le Chonk”已经到达终点，而仅仅是进入最后一轮的接力交接点。这场追赶世界顶峰的竞赛，可能才刚刚开始。 Max Muth

苏黎世一座银行大楼上正在进行 UBS 公司标志的施工。 照片：FABRICE COFFRINI / AFP

与巨型银行的博弈

在收购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后，UBS 已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瑞士在危机发生时将无法对其进行救助。如今，大银行与政界之间爆发了一场权力斗争。

作者：尼古拉斯·弗罗因德（Nicolas Freund）与迈克·施赖伯（Meike Schreiber）

法兰克福 / 苏黎世 —— 瑞士政界与商界的关系有时让人想起歌德的《魔法师的学徒》。众所周知，学徒创造的事物最终失控，他赋予生命的扫帚变得无法掌控并淹没了整个房子。而糟糕的是，这位未来的魔法师忘记了如何结束这场闹剧。

长期以来，瑞士财政部长卡琳·凯勒-萨特（Karin Keller-Sutter，自由民主党 FDP）似乎就处于这种“魔法师学徒”的角色之中。虽然她不需要去驯服失控的扫帚，但她必须应对包括瑞银集团（UBS）在内的巨头银行。相对于其有限的国土规模，瑞士拥有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制药业有罗氏（Roche）和诺华（Novartis），工业领域有 ABB，此外还有大量银行。在这些银行中，瑞银集团作为瑞士境内最后一家的此类巨头，显得尤为突出。对于瑞士人来说，这不仅是自豪的理由，同时也是持续担忧的根源。

这种担忧程度在 9 月底联邦议会上院（议会的小议院，代表各州）的一次投票中可见一斑。此次投票涉及对瑞银集团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规则。出人意料的是，该议院以 33 票对 10 票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可能会强制瑞银集团提高资本金准备金。简单来说，这关乎韧性：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率越高，其相对于资产负债表总额的负债就越低，从而能更好地吸收损失并度过危机。

结果是，尽管该折中方案仍不如联邦委员会（瑞士政府）所要求的那样严格，但瑞银集团的管理层显然将其视为一份“宣战书”。据称，自有资本要求的“过度收紧”将损害瑞银集团的竞争力。

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埃尔莫蒂（Sergio Ermotti）此前在接受《苏黎世新报》（NZZ）采访时低声表示，虽然可以忍受“一只眼睛被揍青”，但“两只眼睛被揍青且鼻子骨折就太过分了”。他的董事长科尔姆·凯勒赫（Colm Kelleher）则附和道，瑞银集团希望达成一个建设性的折中方案，使瑞银能够留在瑞士。

如果不能呢？早在 2025 年 11 月，就有报道称凯勒赫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讨论过将总部迁至美国的可能性，尽管瑞银集团近期一直对此予以否认。但几天前，一名来自美国的瑞银股东也发声了，他通过一封“公开信”要求搬迁，理由是据称在其他地方能获得更高的回报。他认为瑞银集团有“360 亿个理由”离开瑞士。

或许必须了解瑞士与其金融中心之间复杂的关系，才能理解目前的局面。这个小国依赖于其银行 —— 因为它们管理着巨大的国际资产，其中也包括来自克莱普托克拉特（窃国贼）和独裁者的资金 —— 但另一方面，深受直接民主影响的瑞士人反感经济和政治权力过度集中。在这场冲突中，不仅是财政部长凯勒-萨特与来自瑞士意语区的银行行长埃尔莫蒂在较量，这还涉及到这家大银行的股东与瑞士纳税人之间的利益权衡。

瑞士纳税人此前已两次救助其大银行

为何这场辩论如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力，数据揭示了原因：在另一家瑞士大银行瑞士信贷（CS）倒闭并被瑞银（UBS）收购后，截至2025年底，瑞银的资产负债表总额达到了1,617百万美元。作为对比：所有瑞士州立银行在2025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总额——即资产负债表资产的总价值——为8390 亿瑞士法郎（约1万亿美金）。而瑞士最近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约为8800 亿瑞士法郎。

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了规模之巨：瑞银不仅是银行危机中常说的“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即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情况更糟糕：瑞士可能根本无法救助它，因为它太大了。它变成了“大到不能救”（too big to save）。即便是在金融中心问题上通常较为顺从的《新苏黎世报》（NZZ）也多次将其称为“怪物银行”，这一词汇在2023年甚至成为了德语区瑞士的年度词汇。

瑞士人毕竟在银行危机方面有经验：纳税人此前已两次出资数十亿救助其大银行：一次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联邦政府和瑞士国家银行（SNB）为瑞银提供了超过600 亿瑞士法郎的支持。另一次是在2023, 年，在经历了多年的管理不善（包括银行家奖金的过度挥霍）之后，联邦政府和国家银行不得不为瑞士信贷提供1090 亿法郎的担保和流动性援助。

当时同样是凯勒-苏特，在三月的一个周日晚上必须向国际金融市场保证，这件事将在周一早晨亚洲股市开盘前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政府几乎在最后一刻介入，防止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并促成了瑞银对瑞士信贷的收购。虽然最终没有产生直接损失，但如果没有国家和瑞士国家银行的担保，这次仓促的收购恐怕几乎不可能实现。

难怪瑞士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实施更严格的银行监管，这些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瑞银量身定制的，即便该公司目前在盈利且看不到危机迹象。具体而言，在参议院投票后，瑞银必须为其海外子公司提供90%的核心资本（而非此前要求的45%），即在危机发生时首先用于抵消损失的自有资本。

在凯勒-苏特的主导下，联邦委员会甚至希望强制执行100%的覆盖率。然而，这一提议在瑞士引发了一场关于该措施必要性的激烈辩论。由于去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谈判失败，凯勒-苏特此前已遭到猛烈批评。现在，人们指责她计划的监管措施可能会使瑞银、甚至整个瑞士银行金融中心陷入危险。

银行首席执行官埃尔莫蒂抱怨称，该措施造成了惊人的成本，许多参议员并不理解瑞银，而另一些人则感到“困惑”。针对她与瑞银之间的冲突，凯勒-苏特在接受瑞士小报《Blick》采访时冷淡地表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如此决绝地对抗我们的机构，并不符合通行的风格。”

专家认为瑞银集团关于离开该国的威胁言论被夸大了

其他专家，如巴塞尔法学教授科琳·泽尔韦格-古特内希特（Corinne Zellweger-Gutknecht），则建议保持冷静：如果没有更严格的规则，瑞银（UBS）在美国的扩张计划可能会承担过度风险。“25年前，瑞信（CS）和瑞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举债购买其美国资产，并且立即为此支付了过高的价格。”她在瑞士媒体上表示，如果瑞银未来的收购必须完全由核心资本融资，那么其所有者将承担全部风险，“这符合市场经济且有效”。

专家同样认为，关于撤离的威胁被夸大了。经济学家兼银行专家马丁·海尔维格（Martin Hellwig）表示：“如果搬迁到另一个国家，银行将失去与监管机构和政治领导层之间建立的熟悉感和良好关系。”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这种政治资本将耗资巨大且需要时间。而且，还有哪个国家愿意在危机发生时接手庞大的瑞银？

因此，联邦议会（Ständerat）最终投票支持该折中方案被视为凯勒-苏特（Keller-Sutter）的一次成功，因为她成功争取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阵营的支持，而这些阵营此前至少对瑞银的立场表示过理解。显然，折中方案比瑞银的论据更能说服议员。12月，瑞士议会的大议院——国民议会（Nationalrat）还将就此事进行投票。届时也将揭晓，这些“魔法学徒”是否重新夺回了控制权。

慕尼黑市殡葬服务 慕尼黑市公墓 - 电话 2319901 今天，星期五，9. 2026年10月

森林公墓（Waldfriedhof）新区，洛雷托广场（Lorettoplatz）：土葬： 9.00 Endhart Günter，85岁 10.30 Schmidt Magdalena，99岁 11.15 Jerkovic Ljiljana，78岁

北公墓（Nordfriedhof）： 土葬： 9.45 Hierl Irene，99岁

北公墓（Nordfriedhof）： 骨灰告别仪式： 12.45 Heydenreich Annette Dorothea，77岁

东公墓（Ostfriedhof），火葬场： 9.00 Mück Reinhold Karl，58岁 9.45 Lasch Erika Berta，86岁 10.30 Dr. Schünemann Barbara Hedwig，兽医，74岁 11.15 Grindinger Heidemarie Anna Theresia，销售员，78岁 12.45 Giel Stephan，仓库管理员，56岁

佩拉赫森林公墓（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土葬： 13.30 Hackstein Gerda，教师，83岁

新南公墓（Neuer Südfriedhof）：火葬：

12.45 Arnold Anna，职员，93岁 13.30 Zimmerhackl Zita Maria，裁缝，90岁

慕尼黑县殡葬服务

格雷费尔芬（Gräfelfing）社区公墓： 13.00 Baumer Giovanni，企业管理专家，56岁 海姆斯泰滕（Heimstetten）公墓： 10.00 Mahler Josefa，服务员，88岁

诺伊里德（Neuried）教会公墓： 11.00 Hagg Hildegard，保险公司职员，90岁

普拉内格（Planegg）公墓： 11.00 Weghorn Charlotte，贸易专家，83岁 温特哈兴（Unterhaching）公墓： 13.00 Troll Anna，文员，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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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卫生的要求一直相当高”

托马斯·马尔特纳（Thomas Marktanner）在自述中写道，他是德国最著名的“厕所网红”。他讲述了一个赌约如何变成一个商业创意——以及为什么在马桶圈上铺纸是没有用的。

与托马斯·马尔特纳谈钱

奥利弗·克拉森（Oliver Klasen）采访

照片：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

提问者与受访者共同前往厕所，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本案例中，这是调研的一部分。55岁的托马斯·马尔特纳（Thomas Marktanner）测试厕所并将其拍摄成视频。在TikTok和Instagram上，他的短视频有时能获得数十万次的观看。这一切始于几个月前，并且由于传播极快，现在已有电视台对此产生兴趣，马尔特纳还将推出一款自己的厕所测试App。他建议在慕尼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见面。因此，他向记者展示了德国厕所评级标准中的最高端。事实的确如此，那里洁净如新，散发着肥皂的香味，背景中还播放着轻柔的休息室音乐。照片是在洗手池和隔间之间拍摄的，但为了不打扰其他客人，实际的对话最终在酒店大堂进行。这是一个真正关系到每个人的话题。

《南德意志报》（SZ）：马尔特纳先生，我们来谈谈钱。您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凭借的是非常独特的内容：测试公共和半公共厕所。请原谅，那句“能点石成金（原意：能把屎变成金子）”的话是否适用于您？

托马斯·马尔特纳：也许这句话还挺贴切的。我自己也很惊讶。如果八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你将来会有160 000名粉丝，我一定会大笑。我是就这样阴差阳错进入这个领域的。这一切始于我和我当时13岁的儿子打的一个赌。

关于什么的赌约？

他经常在TikTok和YouTube上观看各种网红的视频。于是我说：爸爸也能做到。爸爸什么都能做到？

是的，那是心血来潮。当时我们在博登湖的一个温泉浴场，我开玩笑地拍摄了厕所，包括隔间、马桶、洗手池以及周围的一些镜头。晚上，我在TikTok上上传了一段短视频。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音质极差，我儿子帮我剪辑的，因为我当时根本不会剪辑。然后，赌约就开始了。

“我所做的是娱乐。它是讽刺的、幽默的，且具有挑衅性。”

赌注是什么？

20欧元。我必须集齐1000次播放量和50个赞才能赢。

结果呢？

第二天早上我想看手机，但没戴老花镜，就把它给了我儿子，说：“快帮我看看。”他说：“爸爸，你有250 000次播放和15 000个赞。”我感觉到这里有潜力。

后来怎么发展了？

当时我们在上阿尔高（Oberallgäu）度假。在回慕尼黑的路上，我拍摄了高速公路上的麦当劳厕所。那个视频更火，我想一天之内有600 000次播放。然后我就把它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中。

您其实是一名管理咨询师。

是的，我经常出差，跑遍德国境内和国外。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拍摄现场并查看厕所。

您的评分标准不是星级或分数，而是“马桶”。

没错。最初的想法是，进入厕所时带着10个马桶分。然后根据情况扣分。

哪些情况会被扣分？马桶刷脏了吗？

绝对会。它不能泡在污垢里，必须定期更换。对我来说，厕所最重要的一点是著名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干净吗？闻起来舒服，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吗？我在这里感觉自在，还是想赶紧后退出去？所需的东西是否齐全？比如洗手池边的肥皂。温水或可调节水温的水。纸手巾。我非常反感那种烘干机吹风机，就是不喜欢。如果隔间上下都是封闭的，出于隐私考虑，我觉得很好。有个衣帽钩就不错。而且我喜欢轻微的背景音乐。

您还会检查隔间里的网络信号好不好，但人们明明不应该在厕所里看东西，据说那样会导致痔疮。

是的，人们应该在真正有需要时才去，并且在两三分钟内完成排便。

您的每个视频都以这句话开头：“好了，今天我们在某某地方拉屎。”有必要这样吗？您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在伍珀塔尔办理一件‘大生意’。”

但那样没人感兴趣。这种粗鲁的语言就是我的标志。前三到五秒决定了人们是否观看这个视频。

您作为“厕所网红”的活动每天占用多少时间？

每天大约一个半到两小时。

所以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爱好。

拍摄、剪辑、配音，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要求作品必须高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设备上花了几百欧元，比如一个像样的麦克风。此外，我还负责维护社区，回复私信。我还与两名商业伙伴共同开发了一款App，将在今年10月发布。每个下载的人都可以评分。我想把它做成厕所界的谷歌地图。

好吧，我看出您确实很认真。但如何将“厕所”这个话题从“嘻嘻哈哈”的玩笑层面提升出来？

我所做的是娱乐。它是讽刺的、幽默的，且具有挑衅性。我也在利用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件事实际上有多严肃。很多人依赖公共厕所，有些人则依赖无障碍厕所。有些人给我写信说，非常感谢，现在他们知道可以去哪里了。另一些人联系我说，通过我的视频，他们克服了对公共厕所的恐惧。如果这是真的，那太棒了。如果一个人们不愿讨论的话题能以这种方式被去禁忌化。

“在快餐店或高速公路服务区，人们不应对厕所抱有太高期望。”

您是否将自己视为厕所领域的某种“《跟鼠标一起走》”？ 可能有一点吧。除了测评之外，我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例如：中世纪的人是如何上厕所的。此外，我还会发布本周的“最佳厕所报告”。目前还在开发其他形式的内容，很快会推出播客。

您能通过单个视频赚钱吗？

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在 Instagram 上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收益，在 TikTok 上偶尔能拿到三位数的金额。YouTube 会更有吸引力，但我只是兼职做。收入来自其他地方。

具体是指？

我在 TikTok 上的增长很快，在 Instagram 上更快。我的互动率达到了 8%，这意味着：8% 的人会对我的视频做出反应。他们点赞、评论或分享。对于网红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资产：当其他人传播你的视频时，你就不再依赖 TikTok 或 Insta 的算法推送。在某个时间点，我达到了临界规模——于是公司方的请求就来了。他们会给您付费吗？

现在我也接一些委托工作，这部分收入在慢慢增加。此外还有合作伙伴关系。我与市政企业协会（Verband kommunaler Unternehmen）共同制作了一个关于“世界厕所日”的视频。我还与几家酒店和电影院合作。我发布视频，他们举办抽奖活动，一周内能触达多达 200,000 人。但无论是否是委托工作，我的方法始终如一：不打招呼，隐姓埋名，公正且诚实地评分。

您已经去过豪华酒店、餐厅、建材市场、高速公路服务区、ICE 高铁以及科隆大教堂。您见过最糟糕的厕所是哪个？

科隆大教堂的那个已经很糟糕了，单凭气味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慕尼黑，我对 Sendlinger Tor 的公共厕所评分只有 10 分中的 1 分。那里集所有缺点于一身：肮脏、黏糊，到处都是污垢。在快餐店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厕所，人们不应对其抱有太高期望，但（不同厕所之间的）差距确实非常大。

那些被您评为负分的厕所经营者会投诉吗？ 没有。面对负面评价，他们极少做出反应。这让我很惊讶。起初我还担心会收到律师函。

那么您目前见过最漂亮的厕所是哪个？

嗯。一个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慕尼黑 Andaz 酒店的。那里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Feinkost-Käfer 的厕所也很漂亮，做得非常好，非常干净，而且配有六角形便座圈，这在我之前从未见过。在目前我们所在的 Sofitel 酒店，我也非常满意。那里的厕所我甚至测试了两次。

为什么？

在哪个方面？

第一次我给了 10 分中的 9 分。但管理层对此并不满足，并进行了改进。

第一次我指出，备用卷纸挂在马桶旁边的钩子上，位置太低。对我来说，这在卫生上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现在他们将卷纸包裹在了包装里。如果有人能如此细心地考虑，我会非常赞赏。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在使用公共厕所时，总是用卫生纸铺在便座圈上。

这几乎没用。这种——我称之为“屁股安全气囊”的东西——完全可以省掉。首先，卫生纸本身就不是无菌的。冲水时，气溶胶会在隔间内扩散，也会落在卫生纸上。只要便座圈看起来干净且干燥，就可以坐上去。只要皮肤健康且没有伤口，它就是一道良好的屏障。

犯罪学中有一种“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街区中可见的破败迹象——比如街道上的垃圾或未被修复的碎窗户——会引发进一步的破败。因为所有人都会感到绝望，且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持环境整洁。这对厕所也适用吗？

确实有一定道理。如果一个厕所超级干净，我的要求就是离开时至少要保持同样的干净。但如果到处都已经脏得不行，那我反而不太在意了。 以前的公共厕所经常有厕所女工。

请不要说“厕所女工”（Klofrau）。

那应该叫什么？

我现在说：清洁专业人员。我已经调整了我的措辞。好吧：那种坐在厕所前厅、面前放着个小碟子的清洁专业人员，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比如在火车站，有那种投入钱后挡杆才会开启的自动设备。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厕所应该收费吗？

我不反对。如果一切都很干净且厕所维护良好，我愿意支付 50 Cent 或 1 欧元。

如果一个厕所看起来很恶心，那可能是前一个人造成的。是的，确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观察好几个隔间。通常很快就能发现，这里只是某一个人搞得脏乱，还是已经好几周没有人来打扫了。

“如果有人对厕所测评有意见，那我们可能不合适。”

您只能测评男厕所。您难道不需要一名女性共同测评员吗？

需要。而且女性告诉我，女厕所的情况往往比男厕所更糟糕。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女性搭档，也许未来的 App 能帮上忙。毕竟我在 TikTok 上的观众中有 30% 是女性，也许其中就有潜在的厕所测评员。

您的网站看起来非常专业，充满了关键指标、参考案例和项目构思。这体现了管理咨询师的职业背景。

（笑）当然，我一直在思考，为了将其打造成为一项业务，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什么，以便获得持续的收入。这是根植于我内心深处的，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病。

具备企业家思维、制定商业计划、一步步建立公司：这些是从家庭环境中习得的吗？

其实，我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恰恰相反。我在阿尔高（Allgäu）长大，生活非常接地气，很谦逊。

在选择职业时，“赚很多钱”是一个衡量标准吗？

完全没有。金钱从未成为我的衡量标准。在决定创业时，这一点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我曾被雇佣了 15 年，从事销售管理和销售体系构建。后来我在柏林的一家初创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该公司后来被高价收购。然后我到了一个反思点：为什么你总是把知识和工作时间投入到为他人服务中？我想现在尝试自己来做。

您不担心您的主业——管理咨询——会因为这件事而受损吗？

不担心，我很幸运，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可以挑选自己的客户。如果有人对厕所测评有意见，那我们可能不合适。

您能想象有一天全职成为一名“厕所网红”吗？

目前还没有。我的主业仍然是管理咨询。但我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如果有一两个赞助商加入，比如卫生纸制造商或清洁剂制造商，为什么不呢？我这一辈子一直被商业创意和机遇所驱动。

在您家里是谁打扫厕所？

一部分是我，一部分是我女朋友。我打扫得比较频繁。我总会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中间清理，比如特意用刷子刷一遍，更换洁厕块等等。如果好几周不管，就会变得恶心。我对卫生的要求一直很高。

也就是说，客人随时去您家拜访，都能看到一个几乎完美洁净的厕所？

那是当然。

谁将买下德国的天然气储气库？

政府计划将进口商兼运营商 Uniper 私有化。除了金融投资者外，一家德国竞争对手和一名身份可疑的亿万富翁也对此感兴趣。

杜塞尔多夫 —— 德国天然气储气库的填充水平目前成为了头条新闻。专家警告称，这些巨大的地下仓库在冬季到来前填充量不足。这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储气库的最大运营商是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能源巨头 Uniper。这家在全球拥有 7000 名员工的公司在获得国家救助后一直由联邦政府持有，但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私有化。目前已有几方意向方 —— 其中包括来自埃森的竞争对手 RWE、金融投资者，以及显然包括备受争议的捷克亿万富翁丹尼尔·克雷廷斯基（Daniel Křetínský）。

作为德国最大的发电企业，达克斯（Dax）成员公司 RWE 与美国金融投资者 KKR 共同提交了一份非约束性报价。然而，RWE 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克雷伯（Markus Krebber）表示，他并不寻求收购，仅从反垄断法角度来看，这就不可能实现。这位经理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如果中标，RWE 的参与度将“非常、非常有限且规模很小”。美国金融投资者 Apollo 同样表达了对 Uniper 的兴趣。路透社援引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了此事。

此前已有其他竞标者的名字流传：其中包括挪威国家控制的能源巨头 Equinor、养老基金 CPPIB、加拿大的金融投资者 Brookfield 以及丹尼尔·克雷廷斯基的 EPH 集团。这位捷克人已经在德国拥有位于劳齐茨（Lausitz）的褐煤电厂和露天矿，并持有杜塞尔多夫批发商 Metro 的多数股权。这位避讳公众 —— 批评者称之为“不透明” —— 的亿万富翁此前还曾一度参与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的钢铁部门。

报价提交截止日期为 9 月 21 日。联邦政府持有 Uniper 约 99% 的股份，但其希望出售大部分股份，未来仅保留 25% 加上一股。这种否决权足以让政府在面对这家重要能源公司时继续拥有话语权。政府计划将股份出售给大型投资者，或者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进行，亦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如果政府决定进行 IPO，可能会在明年年初举行。

俯瞰 Uniper 位于盖尔森基兴的 Scholven 天然气和煤电厂：该集团从事天然气的进口与储存，并运营电厂。照片：JOCHEN TACK / IMAGO

员工代表拒绝将其出售给金融投资者或竞争对手。集团企业委员会主席马丁·盖尔霍恩（Martin Geilhorn）表示：“我们看到了随后被拆分的巨大风险，我们的员工对此感到恐惧。只有通过 IPO 才能使 Uniper 作为一个整体得以保留。”

布鲁塞尔要求国家出让股份

联邦政府之所以必须剥离股票，是因为欧盟委员会的规定。布鲁塞尔的竞争监管机构在四年前允许救助 Uniper 的前提条件是，到 2028 年，国家持股比例必须从 99% 降至约 25% 或更低。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突然切断了天然气出口。随着来自俄罗斯的气流枯竭，这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公司不得不以高价在市场上采购缺失的天然气量，以履行长期供应合同。联邦政府的国有化举措旨在避免其破产。

Uniper 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和储气设施运营商，还从事发电。这家杜塞尔多夫公司在德国、荷兰和英国拥有硬煤和天然气发电厂。此外，该集团在德国和瑞典拥有水电站，并在瑞典持有该国三座核电站的股份。

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计划到 2030 年在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园区投资近 15 亿欧元，并在天然气发电厂投资超过 25 亿欧元。该公司参与了联邦政府关于新建天然气发电厂的招标。运营商将因此获得资金，用于在风能和太阳能无法产生足够电力的时段维持这些电厂的运行。 比约恩·芬克（Björn Finke）

DAX

全球股市概览

8.10.2026< / td>< rowspan="2">指数< / ><>± %< / >< / tr><><>较前一日< / >< / ><><>荷兰 AEX< / ><>1121,2< / ><>+0,31%< / >< / ><><>澳大利亚 All Ordinaries< / ><>8823,2< / ><>-0,80%< / >< / ><><>奥地利 ATX< / ><>6560,6< / ><>-0,78%< / >< / ><><>土耳其 BIST 100< / ><>12.213,6< / ><>+0,75%< / >< / ><><>巴西 Bovespa< / ><>205.937,8< / ><>+0,64%< / >< / ><><>法国 CAC-40< / ><>7729,7< / ><>-0,51%< / >< / table>

S-DAX

<>< ="2">8.10.2026< / >< ="2">收盘价< / >< ="2"> $\pm$ % 较前一日<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 ><><>最高< / ><>最低< / >< / ><><>阿迪达斯 (Adidas) $\bullet$ < / ><>146,50< / ><>-0,17< / ><>196,40< / ><>129,95< / ><>26,37< / ><>2,80< / ><>15,54< / >< / ><><>空中客车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 / ><>187,32< / ><>-0,04< / ><>221,25< / ><>157,48< / ><>148,41< / ><>3,20< / ><>25,91< / >< / ><><>安联 (Allianz SE) $\bullet \circ$ < / ><>413,40< / ><>-0,93< / ><>454,60< / ><>338,80< / ><>157,27< / ><>17,10< / ><>13,10< / >< / ><><>巴斯夫 (BASF SE) $\bullet$ < / ><>51,77< / ><>1,15< / ><>55,05< / ><>41,48< / ><>46,21< / ><>2,25< / ><>17,85< / >< / ><><>拜耳 (Bayer) $\bullet$ < / ><>42,59< / ><>-3,14< / ><>53,92< / ><>25,78< / ><>41,84< / ><>0,11< / ><>10,02< / >< / ><><>拜尔斯道夫 (Beiersdorf)< / ><>77,56< / ><>0,47< / ><>110,15< / ><>67,08< / ><>18,82< / ><>1,00< / ><>17,01< / >< / ><><>宝马优先股 (BMW St.) $\bullet$ < / ><>52,18< / ><>-2,76< / ><>97,92< / ><>51,98< / ><>29,28< / ><>4,40< / ><>8,36< / >< / ><><>布伦泰格 (Brenntag SE)< / ><>61,26< / ><>-0,45< / ><>66,86< / ><>43,72< / ><>8,85< / ><>1,90< / ><>17,45< / >< / ><><>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 ><>37,64< / ><>-2,39< / ><>43,37< / ><>29,01< / ><>40,68< / ><>1,10< / ><>11,80< / >< / ><><>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 ><>68,10< / ><>-3,13< / ><>77,50< / ><>53,10< / ><>13,62< / ><>2,70< / ><>10,27< / >< / ><><>戴姆勒卡车控股 (Daimler Truck Hldg.)< / ><>40,69< / ><>0,02< / ><>50,08< / ><>33,46< / ><>31,15< / ><>1,90< / ><>11,63< / >< /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 >

$\bullet$ < / td> 29,66< / ><>-0,65< / ><>35,85< / ><>23,82< / ><>56,67< / ><>1,00< / ><>8,26< / >< / tr> <>德意志交易所 $\bullet$ < / ><>292,60< / ><>0,14< / ><>296,80< / ><>200,10< / ><>54,51< / ><>4,20< / ><>24,53< / >< / ><><>德国电信 $\bullet \circ$ < / ><>26,83< / ><>-0,59< / ><>34,36< / ><>23,53< / ><>130,12< / ><>1,00< / ><>11,72< / >< / ><><>DHL $\bullet$ < / ><>54,94< / ><>-1,12< / ><>58,90< / ><>38,37< / ><>63,18< / ><>1,90< / ><>16,35< / >< / ><><>E.ON SE< / ><>16,97< / ><>0,44< / ><>20,39< / ><>14,98< / ><>44,81< / ><>0,57< / ><>15,28< / >< / ><><>Fres.Med.Care< / ><>36,72< / ><>-1,87< / ><>47,86< / ><>34,57< / ><>10,77< / ><>1,49< / ><>8,48< / >< / ><><>Fresenius SE< / ><>41,59< / ><>-3,92< / ><>52,96< / ><>35,11< / ><>19,05< / ><>1,05< / ><>11,43< / >< / ><><>GEA Group< / ><>67,35< / ><>-0,74< / ><>69,00< / ><>53,45< / ><>10,96< / ><>1,30< / ><>19,64< / >< / ><><>汉诺威再保险 SE< / ><>262,40< / ><>0,15< / ><>281,20< / ><>223,40< / ><>31,64< / ><>12,50< / ><>11,45< / >< / ><><>海德堡材料< / ><>139,80< / ><>-1,31< / ><>241,80< / ><>137,20< / ><>24,66< / ><>3,60< / ><>10,76< / >< / ><><>汉高 Vz.< / ><>73,84< / ><>-0,38< / ><>84,20< / ><>61,28< / ><>13,16< / ><>2,07< / ><>12,93< / >< / ><><>Hochtief< / ><>390,20< / ><>-2,50< / ><>554,00< / ><>242,40< / ><>30,32< / ><>6,60< / ><>29,38< / >< / ><><>英飞凌科技 $\bullet$ < / ><>58,90< / ><>-3,36< / ><>88,83< / ><>31,27< / ><>76,92< / ><>0,35< / ><>36,13<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bullet$ < / ><>39,03< / ><>-2,02< / ><>62,34< / ><>38,89< / ><>37,58< / ><>3,50< / ><>7,48< / >< / ><><>默克< / ><>135,70< / ><>-3,18< / ><>148,80< / ><>100,70< / ><>17,54< / ><>2,20< / ><>16,14< / >< / ><><>MTU 航空发动机< / ><>343,70< / ><>-2,11< / ><>404,80< / ><>265,20< / ><>18,50< / ><>3,60< / ><>17,54< / >< / ><><>慕尼黑再保险 $\bullet \circ$ < / ><>519,00< / ><>0,46< / ><>574,40< / ><>437,40< / ><>67,80< / ><>24,00< / ><>10,20< / >< / ><><>Qiagen (NL) $\star$ < / ><>39,58< / ><>-3,00< / ><>47,60< / ><>27,56< / ><>8,18< / ><>0,35< / ><>18,32< / >< / ><><>莱茵金属 $\bullet \circ$ < / ><>934,90< / ><>0,94< / ><>1966,0< / ><>900,20< / ><>43,01< / ><>11,50< / ><>24,51< / >< / ><><>RWE< / ><>57,24< / ><>-1,14< / ><>62,00< / ><>39,36< / ><>44,65< / ><>1,20< / ><>21,28< / >< / ><><>SAP SE $\bullet \circ$ < / ><>184,62< / ><>-1,60< / ><>244,30< / ><>127,50< / ><>226,81< / ><>2,50< / ><>25,46< / >< / ><><>Scout24 SE< / ><>71,25< / ><>3,04< / ><>104,20< / ><>62,70< / ><>5,13< / ><>1,50< / ><>17,46< / >< / ><><>西门子 $\bullet \circ$ < / ><>264,25< / ><>-2,56< / ><>291,70< / ><>198,00< / ><>211,40< / ><>5,35< / ><>24,11< / >< / ><><>西门子能源 $\bullet \circ$ < / ><>142,50< / ><>-0,77< / ><>191,66< / ><>94,40< / ><>122,71< / ><>0,70< / ><>31,95< / >< / ><><>西门子医疗 $\times$ < / ><>38,26< / ><>-0,78< / ><>49,71< / ><>32,81< / ><>43,16< / ><>1,00< / ><>16,63< / >< / ><><>Symrise< / ><>90,94< / ><>-0,11< / ><>95,00< / ><>64,70< / ><>12,71< / ><>1,25< / ><>22,85< / >< / ><><>大众 Vz< / ><>66,60< / ><>-4,50< / ><>109,15< / ><>66,60< / ><>13,73< / ><>5,26< / ><>3,32< / >< / ><><>Vonovia SE< / ><>16,21< / ><>-3,25< / ><>28,90< / ><>16,19< / ><>13,75< / ><>1,25< / ><>7,98< / >< / ><><>Zalando SE< / ><>22,81< / ><>1,11< / ><>30,43< / ><>18,61< / ><>6,03< / ><>< / ><>15,73< / >< / table>

8.10.2026< / td><>收盘价< / ><>± 较前一日 %< / ><>股息< / >< / tr><><>1&1< / ><>23,00< / ><>-3,77< / ><>0,05< / >< / ><><>Adtran Networks SE< / ><>21,80< / ><>-0,91< / ><>0,52< / >< / ><><>Alzchem Group< / ><>160,00< / ><>-1,30< / ><>2,10< / >< / ><><>Asta Energy Solut. (AT)< / ><>57,40< / ><>-5,59< / ><>—< / >< / ><><>Atoss Software SE< / ><>84,50< / ><>-0,12< / ><>2,28< / >< / ><><>Basler< / ><>22,60< / ><>-4,24< / ><>0,11< / >< / ><><>Befesa (LU)< / ><>34,65< / ><>-1,14< / ><>0,64< / >< / ><><>Boss< / ><>37,90< / ><>0,32< / ><>0,04< / >< / ><><>Cancom SE< / ><>22,25< / ><>-0,22< / ><>1,00< / >< / ><><>Carl Zeiss Meditec< / ><>31,06< / ><>-2,39< / ><>0,55< / >< / ><><>Cewe Stiftung< / ><>111,00< / ><>-0,72< / ><>3,00<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8,15< / ><>-1,93< / ><>0,88< / >< / ><><>Douglas< / ><>6,95< / ><>-1,84< / ><>—< / >< / ><><>Drägerwerk Vz< / ><>111,40< / ><>-1,42<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19,00< / ><>-0,94< / ><>1,00< / >< / ><><>Dt. Euroshop< / ><>15,62< / ><>-3,22<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2,90< / ><>-3,53< / ><>—< / >< / ><><>Dürr< / ><>16,18< / ><>-1,82<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2,16< / ><>-0,33<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63,10< / ><>-1,10<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3,25< / ><>-3,33< / ><>1,00< / >< / ><><>Evotec SE< / ><>2,81< / ><>-4,36< / ><>—< / >< / ><><>Fielmann Grp.< / ><>37,15< / ><>-0,93< / ><>1,40< / >< / ><><>Fr. Worwerk Grp. SE< / ><>62,15< / ><>-1,35< / ><>1,10< / >< / ><><>GFT Techn. SE< / ><>25,65< / ><>0,20<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6,66< / ><>-3,34< / ><>0,30< / >< / ><><>Grenke< / ><>9,73< / ><>-0,82< / ><>0,42< / >< / ><><>Hamborner Reit< / ><>3,99< / ><>-0,50<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36< / ><>-1,87< / ><>—< / >< / ><><>HelloFresh SE< / ><>2,51< / ><>3,84< / ><>—< / >< / ><><>Hornbach Hldg.< / ><>83,50< / ><>0,12< / ><>2,40< / >< / ><><>Hypoport SE< / ><>67,75< / ><>0,07< / ><>—< / >< / ><><>Indus< / ><>36,70< / ><>-7,32<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3,30< / ><>-0,92< / ><>0,90< / >< / ><><>Jost Werke SE< / ><>58,90< / ><>-3,28< / ><>1,50< / >< / ><><>Jungheinrich< / ><>21,06< / ><>-5,56< / ><>0,29< / >< / ><><>Kontron (AT) < / ><>20,48< / ><>-0,10< / ><>—<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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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股票

<><>8.10.2026< / ><>收盘价< / ><>± 较前一日 %< / ><>股息< / >< / ><><>3D Systems (US)< / ><>2,96< / ><>-4,34< / ><>—< / >< / ><><>Adler Group (LU)< / ><>0,09< / ><>-3,85< / ><>—< / >< / ><><>Adobe (US)< / ><>208,45< / ><>2,21< / ><>—< / >< / ><><>Adran Hldg. Inc. (US)< / ><>6,76< / ><>-1,33< / ><>—< / >< / ><><>Adv. Micro Devices (US)< / ><>552,00< / ><>-3,66< / ><>—< / >< / ><><>Aegon Ltd. (BM)< / ><>7,40< / ><>-1,44< / ><>0,40< / >< / ><><>Air France KLM (FR)< / ><>11,11< / ><>-2,67< / ><>—< / >< / ><><>Akamai (US)< / ><>89,83< / ><>-3,54< / ><>—< / >< / ><><>Alibaba ADR (CN)< / ><>94,20< / ><>-1,36< / ><>1,05< / >< / ><><>Align (US)< / ><>123,05< / ><>-1,32< / ><>—< / >< / ><><>Allane SE< / ><>13,30< / ><>0,00< / ><>—< / >< / ><><>Altria

(US)< / td> 63,82< / ><>2,84< / ><>4,16< / >< / tr> <>Amadeus Fire< / ><>16,86< / ><>0,96< / ><>—< / >< / ><><>Amadeus IT (ES)< / ><>51,54< / ><>-1,07< / ><>1,42< / >< / ><><>ams-OSRAM (AT)< / ><>24,10< / ><>-6,59< / ><>—< / >< / ><><>Anglo Ameri. PLC (GB)< / ><>47,03< / ><>-3,05< / ><>0,23< / >< / ><><>Applied Mats. (US)< / ><>451,80< / ><>-2,73< / ><>2,05< / >< / ><><>Arcelor-Mittal (LU)< / ><>54,54< / ><>-5,35< / ><>—< / >< / ><><>AT & S (AT)< / ><>213,00< / ><>-2,96< / ><>—< / >< / ><><>AT&T (US)< / ><>22,12< / ><>1,00< / ><>1,11< / >< / ><><>Aumann< / ><>13,50< / ><>-2,17< / ><>1,11< / >< / ><><>Baader Bank< / ><>6,60< / ><>0,00< / ><>0,20< / >< / ><><>Baidu ADR (US)< / ><>74,90< / ><>-2,85< / ><>—< / >< / ><><>Ballard Power

(CA)< / ><>1,74< / ><>-2,42< / ><>—< / >< / ><><>Bank of America (US)< / ><>47,32< / ><>-0,70< / ><>1,08< / >< / ><><>Bastei Lübbe< / ><>6,28< / ><>-0,63< / ><>0,25< / >< / ><><>Baywa< / ><>8,22< / ><>0,00< / ><>—< / >< / ><><>BayWa vNA< / ><>2,45< / ><>-1,01< / ><>—< / >< / ><><>BB Biotech N (CH)< / ><>51,00< / ><>-4,67< / ><>2,25< / >< / ><><>Berkshire Hath. B (US)< / ><>457,00< / ><>1,29< / ><>—< / >< / ><><>Bertrandt< / ><>8,52< / ><>-1,39< / ><>—< / >< / ><><>bet-at-home.com< / ><>2,98< / ><>0,00< / ><>—< / >< / ><><>Biofrontera< / ><>3,04< / ><>-4,10< / ><>—< / >< / table>

停滞则生锈

DAX-40 德国< / td><>24.807,0< / ><>-1,18%< / >< / tr><><>道琼斯 美国< / ><>51.231,6< / ><>+0,10%< / >< / ><><>Euro-Stoxx-50 欧洲< / ><>6126,7< / ><>-0,87%< / >< / ><><>恒生指数 香港< / ><>23.742,6< / ><>-1,60%< / >< / ><><>IBEX 35 西班牙< / ><>18.928,9< / ><>-0,99%< / >< / ><><>Infront GB 100 英国< / ><>10.532,4< / ><>+0,52%< / >< / ><><>Infront IT 40 意大利< / ><>49.664,2< / ><>-0,68%< / >< / ><><>MDAX 德国< / ><>29.506,8< / ><>-2,01%< / >< / table>

<>< rowspan="2">8.10.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最高< / ><>最低< / >< / ><><>Aixtron SE< / ><>36,50< / ><>-4,07< / ><>62,66< / ><>11,68< / ><>4,14< / ><>0,15< / ><>48,03< / >< / ><><>Aroundtown (LU)< / ><>1,47< / ><>-3,79< / ><>3,30< / ><>1,47< / ><>1,61< / ><>0,08< / ><>6,40< / >< / ><><>Aumovio SE< / ><>34,25< / ><>-8,79< / ><>47,02< / ><>32,44< / ><>3,43< / ><>-< / ><>13,48< / >< / ><><>Aurubis< / ><>154,80< / ><>-0,06< / ><>225,20< / ><>102,00< / ><>6,96< / ><>1,60< / ><>17,81< / >< / ><><>Auto1 Group SE< / ><>16,00< / ><>-1,23< / ><>31,38< / ><>14,46< / ><>3,55< / ><>-< / ><>24,24< / >< / ><><>Bechtle< / ><>34,36< / ><>-0,06< / ><>45,14< / ><>24,56< / ><>4,33< / ><>0,70< / ><>17,71< / >< / ><><>Bilfinger SE< / ><>53,95< / ><>-1,82< / ><>129,30< / ><>53,90< / ><>2,03< / ><>2,80< / ><>8,21< / >< / ><><>CTS Eventim< / ><>56,75< / ><>1,70< / ><>86,35< / ><>48,26< / ><>5,45< / ><>1,44< / ><>16,84< / >< / ><><>Delivery Hero SE< / ><>36,42< / ><>-0,03< / ><>39,83< / ><>14,80< / ><>11,16< / ><>-< / >< / ><><>Deutsche Lufthansa< / ><>7,26< / ><>-2,58< / ><>10,29< / ><>6,72< / ><>8,73< / ><>0,33< / ><>6,85< / >< / ><><>Deutz< / ><>10,80< / ><>-1,91< / ><>13,35< / ><>7,33< / ><>1,81< / ><>0,18< / ><>11,74< / >< / ><><>DWS Group< / ><>66,00< / ><>-1,86< / ><>78,75< / ><>50,20< / ><>13,20< / ><>3,00< / ><>13,81< / >< / ><><>Elmos Semicond. SE< / ><>147,20< / ><>-5,28< / ><>206,00< / ><>77,90< / ><>2,53< / ><>1,50< / ><>20,94< / >< / ><><>Evonik Industries< / ><>20,98< / ><>0,29< / ><>21,26< / ><>12,49< / ><>9,78< / ><>1,00< / ><>13,45< / >< / ><><>flatexDegiro< / ><>25,84< / ><>1,57< / ><>43,24< / ><>25,06< / ><>2,85< / ><>0,30< / ><>12,92< / >< / ><><>Fraport< / ><>57,30< / ><>-3,21< / ><>86,95< / ><>57,00< / ><>5,30< / ><>1,00< / ><>14,65< / >< / ><><>freenet< / ><>22,38< / ><>-2,44< / ><>33,92< / ><>22,16< / ><>2,66< / ><>2,07< / ><>10,13< / >< / ><><>Fuchs SE Vz.< / ><>43,96< / ><>1,06< / ><>44,34< / ><>31,80< / ><>2,88< / ><>1,23< / ><>17,04< / >< / ><><>Hella< / ><>69,00< / ><>-1,00< / ><>85,30< / ><>67,90< / ><>7,67< / ><>0,22< / ><>48,94< / >< / ><><>Hensoldt< / ><>74,68< / ><>-0,61< / ><>110,30< / ><>63,18< / ><>8,63< / ><>0,55< / ><>40,15< / >< / ><><>Ionos Group SE< / ><>32,62< / ><>0,00< / ><>35,68< / ><>20,90< / ><>4,57< / ><>-< / ><>15,31< / >< / ><><>Jenoptik*< / ><>40,44< / ><>-2,08< / ><>48,42< / ><>18,15< / ><>2,31< / ><>0,40< / ><>23,51< / >< / ><><>K+S< / ><>14,99< / ><>-1,06< / ><>18,69< / ><>10,35< / ><>2,68< / ><>0,07< / ><>11,27< / >< / ><><>Kion< / ><>33,50< / ><>-1,35< / ><>70,45< / ><>32,70< / ><>4,40< / ><>0,62< / ><>8,86< / >< / ><><>Knorr-Bremse< / ><>97,80< / ><>-2,20< / ><>115,60< / >

77,40< / td><>15,77< / ><>1,90< / ><>19,92< / >< / tr> <>Krones< / ><>104,00< / ><>-0,57< / ><>144,20< / ><>103,20< / ><>3,29< / ><>2,80< / ><>9,70< / >< / ><><>Lanxess< / ><>12,48< / ><>-3,18< / ><>22,02< / ><>11,03< / ><>1,08< / ><>0,10< / ><>25,47< / >< / ><><>LEG Immobilien SE< / ><>44,36< / ><>-1,99< / ><>71,65< / ><>44,30< / ><>3,41< / ><>2,92< / ><>6,44< / >< / ><><>Nemetschek SE< / ><>64,25< / ><>-1,38< / ><>110,10< / ><>50,45< / ><>7,42< / ><>0,68< / ><>24,25< / >< / ><><>Nordex SE< / ><>34,40< / ><>-3,04< / ><>51,70< / ><>21,86< / ><>8,15< / ><>-< / ><>18,70< / >< / ><><>Porsche< / ><>40,96< / ><>-4,01< / ><>50,66< / ><>35,62< / ><>18,66< / ><>1,01< / ><>23,95< / >< / ><><>Porsche Hldg.

SE< / ><>24,55< / ><>-3,08< / ><>41,52< / ><>24,29< / ><>3,76< / ><>1,51< / ><>2,24< / >< / ><><>Puma SE< / ><>22,40< / ><>-2,61< / ><>30,31< / ><>15,30< / ><>3,32< / ><>-< / >< / ><><>Rational< / ><>557,00< / ><>-1,68< / ><>776,50< / ><>553,50< / ><>6,33< / ><>20,00< / ><>22,67< / >< / ><><>Renk Group< / ><>33,95< / ><>-1,42< / ><>79,93< / ><>33,49< / ><>3,40< / ><>0,58< / ><>18,25< / >< / ><><>RTL Group (LI)< / ><>29,00< / ><>2,11< / ><>39,00< / ><>28,30< / ><>4,49< / ><>5,50< / ><>12,39< / >< / ><><>Salzgitter< / ><>44,04< / ><>-3,38< / ><>67,60< / ><>26,66< / ><>2,65< / ><>0,20< / ><>8,84< / >< / ><><>Sartorius

Vz.< / ><>246,90< / ><>-5,04< / ><>271,90< / ><>198,50< / ><>9,24< / ><>0,74< / ><>44,73< / >< / ><><>Schaeffler< / ><>6,01< / ><>-4,15< / ><>11,98< / ><>5,86< / ><>5,68< / ><>0,30< / ><>13,07< / >< / ><><>Siltronic< / ><>80,50< / ><>-4,11< / ><>108,80< / ><>41,72< / ><>2,66< / ><>-< / >< / ><><>Ströer SE< / ><>35,72< / ><>-0,83< / ><>47,65< / ><>28,85< / ><>1,97< / ><>1,85< / ><>11,75< / >< / ><><>Suss MicroTec SE*< / ><>65,25< / ><>-0,38< / ><>118,40< / ><>25,80< / ><>1,25< / ><>0,04< / ><>33,12< / >< / ><><>TAG

Immob.< / ><>10,25< / ><>-4,56< / ><>16,80< / ><>10,25< / ><>1,95< / ><>0,40< / ><>6,74< / >< / ><><>Talanx< / ><>118,70< / ><>-0,67< / ><>128,80< / ><>97,65< / ><>30,65< / ><>3,60< / ><>11,40< / >< / ><><>Thyssenkrupp< / ><>12,84< / ><>-4,29< / ><>15,87< / ><>7,12< / ><>7,99< / ><>0,15< / ><>25,18< / >< / ><><>TKMS< / ><>74,80< / ><>0,13< / ><>108,80< / ><>57,00< / ><>4,75< / ><>-< / ><>37,97< / >< / ><><>Traton SE< / ><>32,84< / ><>-1,26< / ><>41,38< / ><>25,78< / ><>16,42< / ><>0,93< / ><>8,55< / >< / ><><>TUI< / ><>6,63< / ><>-2,59< / ><>9,56< / ><>6,08< / ><>3,36< / ><>0,10< / ><>5,39< / >< / ><><>United Internet*< / ><>23,30< / ><>-3,08< / ><>30,22< / ><>22,24< / ><>4,47< / ><>0,50< / ><>11,89< / >< / ><><>Wacker

Chemie< / ><>87,85< / ><>-0,73< / ><>105,60< / ><>62,25< / ><>4,58< / ><>-< / ><>258,38< / >< / table>

Scalable 养老金投资账户，每年最高可获得 540 € 政府补贴。立即预登记。

KSB SE Vz< / td><>781,00< / ><>-3,94< / ><>26,76< / >< / tr><><>KWS Saat SE< / ><>68,00< / ><>-0,15<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4,05< / ><>-6,02< / ><>—< / >< / ><><>MBB SE< / ><>168,20< / ><>-0,94< / ><>1,21< / >< / ><><>Medios< / ><>10,22< / ><>-2,29< / ><>—< / >< / ><><>MLP SE< / ><>10,38< / ><>-1,33< / ><>0,36< / >< / ><><>Mutares< / ><>24,80< / ><>-0,80< / ><>2,00< / >< / ><><>Nagarro< / ><>78,25< / ><>0,19<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4,78< / ><>-5,26< / ><>0,14< / >< / ><><>OHB SE< / ><>158,20< / ><>-2,71< / ><>0,59< / >< / ><><>Ottobock SE< / ><>51,80< / ><>2,17< / ><>0,97< / >< / ><><>Patrizia SE< / ><>6,72< / ><>-1,75< / ><>0,36< / >< / ><><>PNE< / ><>7,16< / ><>0,00< / ><>0,04< / >< / ><><>PVA TePla< / ><>32,68< / ><>-3,94<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73,00< / ><>-2,86< / ><>—< / >< / ><><>SAF Holland SE< / ><>21,10< / ><>-2,76<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4,65< / ><>-1,99<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247,00< / ><>-4,45< / ><>2,58< / >< / ><><>SFC Energy< / ><>19,12< / ><>-4,64< / ><>—< / >< / ><><>SGL Carbon SE< / ><>5,35< / ><>-1,11<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5,10< / ><>-0,61< / ><>0,13< / >< / ><><>Sixt SE St.< / ><>69,00< / ><>-0,58<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7,95< / ><>-1,45< / ><>—< / >< / ><><>Springer Nature< / ><>20,45< / ><>-0,24< / ><>0,83< / >< / ><><>Stabilus SE< / ><>15,04< / ><>-3,34< / ><>0,35< / >< / ><><>Sto SE< / ><>97,20< / ><>-0,82< / ><>3,31< / >< / ><><>Südzucker< / ><>11,84< / ><>-4,52< / ><>—< / >< / ><><>TeamViewer SE< / ><>6,61< / ><>-1,71< / ><>—< / >< / ><><>tonies SE (LU)< / ><>11,54< / ><>-0,86< / ><>—< / >< / ><><>Verbio SE< / ><>24,80< / ><>-0,96< / ><>—< / >< / ><><>Vincorion SE< / ><>18,00< / ><>-2,07< / ><>—< / >< / ><><>Vossloh< / ><>49,40< / ><>-2,18< / ><>1,15< / >< / ><><>Wacker Neuson SE< / ><>22,50< / ><>-1,10< / ><>0,70< / >< / table>

<><>Biogen (US)< / ><>195,10< / ><>-2,72< / ><>—< / >< / ><><>BioNTech< / ><>83,55< / ><>-3,41< / ><>—< / >< / ><><>Bombardier B (CA)< / ><>186,35< / ><>-1,74< / ><>—< / >< / ><><>Booking (US)< / ><>139,45< / ><>-0,39< / ><>1,57< / >< / ><><>Brain Biotech< / ><>2,69< / ><>-4,61< / ><>—< / >< / ><><>Branicks Group< / ><>0,43< / ><>6,17< / ><>—< / >< / ><><>Bristol-Myers Sq. (US)< / ><>52,49< / ><>-0,87< / ><>2,49< / >< / ><><>BYD CO. (CN) (CN)< / ><>8,32< / ><>-1,09< / ><>—< / >< / ><><>Carrefour (FR)< / ><>16,03< / ><>1,04< / ><>0,97< / >< / ><><>Ceconomy< / ><>4,24< / ><>-1,17< / ><>—< / >< / ><><>Cenit< / ><>8,94< / ><>-0,22< / ><>—< / >< / ><><>Cherry SE< / ><>1,04< / ><>-0,96< / ><>—< / >< / ><><>Citigroup (US)< / ><>112,60< / ><>0,09< / ><>2,32< / >< / ><><>Colgate Palm. (US)< / ><>78,60< / ><>1,68< / ><>2,11< / >< / ><><>Conoco Philips (US)< / ><>120,00< / ><>2,99< / ><>3,18< / >< / ><><>Corestate Capital (LI)< / ><>0,18< / ><>0,28< / ><>—< / >< / ><><>Covestro< / ><>60,20< / ><>-0,17< / ><>—< / >< / ><><>Danaher Corp. (US)< / ><>189,15< / ><>-3,64< / ><>1,28< / >< / ><><>Deere (US)< / ><>585,40< / ><>-1,61< / ><>6,48< / >< / ><><>Delticom< / ><>2,20< / ><>0,00< / ><>0,12< / >< / ><><>DMG Mori< / ><>46,30< / ><>-0,43< / ><>1,03< / >< / ><><>Drägerwerk St.< / ><>88,20< / ><>-0,68< / ><>2,21< / >< / ><><>eBay (US)< / ><>95,67< / ><>0,76< / ><>1,16< / >< / ><><>Eli Lilly

(US)< / td> 1035,0< / ><>-3,72< / ><>6,00< / >< / tr> <>ElringKlinger< / ><>4,84< / ><>-0,10< / ><>0,15< / >< / ><><>Epigenomics konv.< / ><>0,91< / ><>0,00< / ><>—< / >< / ><><>Equinor (NO)< / ><>38,50< / ><>2,56< / ><>14,64< / >< / ><><>Ericsson B (SE)< / ><>8,46< / ><>0,57< / ><>3,00< / >< / ><><>Eurofins Scien. (LU)< / ><>76,44< / ><>-0,08< / ><>0,72< / >< / ><><>Exxon Mobil (US)< / ><>150,32< / ><>2,69< / ><>4,00< / >< / table>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不含德国指数名称 / 欧洲国家）

<><>Leo Int.Prec. Health< / ><>11,00< / ><>0,00< / ><>-< / >< / ><><>Linde PLC (IE)< / ><>430,00< / ><>-0,46< / ><>6,00< / >< / ><><>Lloyds Banking (GB)< / ><>1,20< / ><>-0,91< / ><>0,04< / >< / ><><>Lockheed Martin (US)< / ><>448,00< / ><>-0,88< / ><>13,35< / >< / ><><>MasterCard (US)< / ><>513,60< / ><>0,51< / ><>3,15< / >< / ><><>MAX Automation SE< / ><>2,75< / ><>0,00< / ><>-< / >< / ><><>Medtronic (IE)< / ><>78,66< / ><>2,66< / ><>2,84< / >< / ><><>Meta Platforms (US)< / ><>639,60< / ><>-0,99< / ><>2,10< / >< / ><><>Micron Techn. (US)< / ><>923,60< / ><>-4,83< / ><>0,46< / >< / ><><>Moderna (US)< / ><>175,04< / ><>0,90< / ><>-< / >< / ><><>Multitude (CH)< / ><>5,76< / ><>1,05< / ><>0,55< / >< / ><><>MVV

Energie< / ><>30,00< / ><>0,67< / ><>1,30< / >< / ><><>Nakiki< / ><>0,22< / ><>-6,87< / ><>-< / >< / ><><>Netflix (US)< / ><>63,03< / ><>1,69< / ><>-< / >< / ><><>Newmont Corp. (US)< / ><>102,64< / ><>0,65< / ><>1,00< / >< / ><><>NFON< / ><>3,32< / ><>-1,19< / ><>-< / >< / ><><>Nintendo (JP)< / ><>44,56< / ><>1,03< / ><>219,0< / >< / ><><>Nvidia (US)< / ><>205,55< / ><>-2,91< / ><>0,52< / >< / ><><>OHB SE*< / ><>162,00< / ><>1,50< / ><>0,59< / >< / ><><>OMV (AT)< / ><>74,65< / ><>2,47< / ><>4,40< / >< / ><><>Oracle (US)< / ><>120,62< / ><>-6,44< / ><>2,00< / >< / ><><>Orange (FR)< / ><>14,23< / ><>-0,14< / ><>0,75< / >< / ><><>Österreich. Post (AT)< / ><>30,55< / ><>0,00< / ><>1,83< / >< / ><><>Panasonic

(JP)< / ><>24,99< / ><>-5,36< / ><>40,00< / >< / ><><>paragon GmbH< / ><>0,70< / ><>-5,38< / ><>-< / >< / ><><>PayPal (US)< / ><>49,10< / ><>0,18< / ><>0,28< / >< / ><><>Pepsico (US)< / ><>113,82< / ><>2,21< / ><>5,62< / >< / ><><>Pfeiffer Vac.< / ><>166,80< / ><>-0,12< / ><>7,32< / >< / ><><>Pfisterer SE< / ><>65,00< / ><>-4,20< / ><>0,85< / >< / ><><>Pfizer (US)< / ><>24,83< / ><>-0,90< / ><>1,72< / >< / table>

<><>MSCI-World 全球< / ><>4958,0*< / ><>-0,54%< / >< / ><><>Nasdaq-100 美国< / ><>30.725,8< / ><>-1,39%< / >< / ><><>Nikkei 225 日本< / ><>69.221,1< / ><>-1,34%< / >< / ><><>OBX 奥斯陆 挪威< / ><>1954,3< / ><>+0,03%< / >< / ><><>OMX 瑞典< / ><>1104,1< / ><>-0,73%< / >< / ><><>OMX Index 芬兰< / ><>13.485,0< / ><>-1,07%< / >< / ><><>OMXC 20 丹麦< / ><>1495,2< / ><>-0,92%< / >< / ><><>PX 捷克< / ><>2545,3< / ><>-0,81%< / >< / table>

First Sensor< / td><>53,00< / ><>0,00< / ><>0,47< / >< / tr><><>福特 (美国)< / ><>10,88< / ><>1,07< / ><>0,60< / >< / ><><>Formycon< / ><>18,52< / ><>-2,83< / ><>-<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00< / ><>0,00< / ><>0,40< / >< / ><><>自由港-麦克莫兰 (美国)< / ><>63,58< / ><>-0,53< / ><>0,60< / >< / ><><>Fuchs SE< / ><>37,35< / ><>-0,13< / ><>1,22< / >< / ><><>通用电气航空 (美国)< / ><>272,05< / ><>-0,44< / ><>1,44< / >< / ><><>吉利 (中国)< / ><>1,66< / ><>-2,59< / ><>0,50< / >< / ><><>通用汽车 (美国)< / ><>72,13< / ><>-0,57< / ><>0,63< / >< / ><><>忠利保险 (意大利)< / ><>40,82< / ><>-2,76< / ><>1,64< / >< / ><><>Gesco< / ><>13,90< / ><>-0,71< / ><>0,20< / >< / ><><>Gigaset< / ><>0,01< / ><>0,00< / ><>-< / >< / ><><>吉利德科学 (美国)< / ><>130,52< / ><>1,78< / ><>3,16< / >< / ><><>Global Fashion Grp. (卢森堡)< / ><>0,41< / ><>-0,48< / ><>-< / >< / ><><>Grammer< / ><>12,60< / ><>0,00< / ><>-< / >< / ><><>H+R< / ><>6,62< / ><>0,61< / ><>-< / >< / ><><>哈里伯顿 (美国)< / ><>28,64< / ><>-1,28< / ><>0,68< / >< / ><><>汉堡港< / ><>21,40< / ><>0,47< / ><>-< / >< / ><><>哈帕格-劳埃德< / ><>133,60< / ><>-1,33< / ><>3,00< / >< / ><><>哈雷戴维森 (美国)< / ><>23,12< / ><>-1,99< / ><>0,72< / >< / ><><>和谐黄金 (南非)< / ><>13,80< / ><>-1,78< / ><>12,80< / >< / ><><>Hawesko Holding SE< / ><>14,75< / ><>0,34< / ><>1,00< / >< / ><><>海尼根 (荷兰)< / ><>70,50< / ><>0,14< / ><>1,92< / >< / ><><>汉高< / ><>67,25< / ><>-0,30< / ><>2,05< / >< / ><><>Hennes&Mauritz (瑞典)< / ><>14,30< / ><>2,18< / ><>7,10< / >< / ><><>Hoenle< / ><>7,38< / ><>0,27< / ><>-< / >< / ><><>豪瑞 (瑞士)< / ><>67,00< / ><>-3,40< / ><>-< / >< / ><><>Instone Real Estate< / ><>6,00< / ><>-1,32< / ><>0,43< / >< / ><><>Intershop Communic.< / ><>1,35< / ><>-0,74< / ><>-< / >< / ><><>京东 ADR (中国)< / ><>23,95< / ><>-0,42< / ><>1,00< / >< / ><><>Koenig & Bauer< / ><>8,82< / ><>3,16< / ><>-< / >< / ><><>科尼集团 (芬兰)< / ><>52,14< / ><>-0,72< / ><>1,80< / >< / ><><>KPS< / ><>0,24< / ><>1,72< / ><>-< / >< / ><><>卡夫亨氏 (美国)< / ><>20,07< / ><>2,51< / ><>1,60< / >< / ><><>Leifheit< / ><>10,75< / ><>-3,15< / ><>1,20< / >< / table>

<><>Engie (法国) ●< / ><>22,70< / ><>0,13< / ><>■< / ><>29,85< / ><>18,84< / ><>57,71< / ><>1,35< / ><>11,07< / >< / ><><>Eni (意大利) ●< / ><>24,93< / ><>3,27< / ><>■< / ><>25,00< / ><>14,57< / ><>78,43< / ><>1,07< / ><>9,27< / >< / ><><>EssilorLuxottica (法国) ●○< / ><>143,00< / ><>■ -2,39< / ><>■< / ><>323,50< / ><>138,40< / ><>66,39< / ><>4,00< / ><>19,94< / >< / ><><>法拉利 (荷兰) ●< / ><>344,00< / ><>0,22< / ><>■< / ><>376,70< / ><>268,90< / ><>60,98< / ><>3,62< / ><>38,48< / >< / ><><>葛兰素史克 PLC (英国) ○< / ><>20,52< / ><>■ -2,19< / ><>■< / ><>26,02< / ><>18,33< / ><>83,01< / ><>0,66 英镑< / ><>8,92< / >< / ><><>爱马仕国际 (法国) ●○< / ><>1274,0< / ><>■ -0,23< / ><>■< / ><>2288,0< / ><>1263,0< / ><>134,50< / ><>13,03< / ><>28,66< / >< / ><><>汇丰 (英国)

○< / td> 16,35< / ><>■ -2,38< / ><>■< / ><>19,01< / ><>11,10< / ><>280,19< / ><>0,75 USD< / ><>10,83< / >< / tr> <>Iberdrola (ES) ●○< / ><>21,00< / ><>0,77< / ><>■< / ><>22,00< / ><>15,93< / ><>140,14< / ><>0,01< / ><>21,21< / >< / ><><>Inditex (ES) ●< / ><>52,92< / ><>■ -1,64< / ><>■< / ><>59,14< / ><>46,00< / ><>164,93< / ><>1,75< / ><>24,61< / >< / ><><>ING Group (NL) ●○< / ><>29,66< / ><>■ -1,30< / ><>■< / ><>32,33< / ><>20,33< / ><>85,21< / ><>1,09< / ><>12,05< / >< / ><><>Intesa Sanpaolo (IT) ●○< / ><>6,14< / ><>■ -1,88< / ><>■< / ><>6,94< / ><>4,80< / ><>109,35< / ><>0,38< / ><>10,41< / >< / ><><>L'Oréal (FR) ●○< / ><>373,85< / ><>0,00< / ><>■< / ><>405,15< / ><>339,85< / ><>199,13< / ><>7,31< / ><>26,68< / >< / ><><>London St. Exch. (GB)

○< / ><>102,00< / ><>4,02< / ><>■< / ><>115,40< / ><>83,00< / ><>49,19< / ><>1,50 GBP< / ><>17,46< / >< / ><><>LVMH (FR) ●○< / ><>382,35< / ><>■ -2,11< / ><>■< / ><>654,00< / ><>377,35< / ><>189,11< / ><>13,00< / ><>17,58< / >< / ><><>National Grid (GB) ○< / ><>13,52< / ><>0,48< / ><>■< / ><>16,40< / ><>12,50< / ><>67,94< / ><>0,48 GBP< / ><>13,17< / >< / ><><>Nestle (CH) ○< / ><>81,94< / ><>1,00< / ><>■< / ><>93,80< / ><>76,50< / ><>211,12< / ><>3,10 CHF< / ><>16,61< / >< / ><><>Nokia (FI) ●< / ><>8,91< / ><>■ -6,66< / ><>■< / ><>14,97< / ><>4,45< / ><>51,19< / ><>0,14< / ><>24,09< / >< / ><><>Nordea Bank AB (FI) ●< / ><>16,75< / ><>■ -0,45< / ><>■< / ><>18,03< / ><>13,83< / ><>57,00< / ><>0,96< / ><>11,55< / >< / ><><>Novartis (CH) ○< / ><>126,80< / ><>■

-1,25< / ><>■< / ><>144,08< / ><>105,36< / ><>258,02< / ><>3,70 CHF< / ><>17,01< / >< / table>

<><>technotrans SE< / ><>27,10< / ><>-3,39< / ><>0,83< / >< / ><><>Telefónica (ES)< / ><>3,42< / ><>-0,09< / ><>0,30< / >< / ><><>Tencent (CN)< / ><>47,62< / ><>-0,58< / ><>5,30< / >< / ><><>Tesla (US)< / ><>330,00< / ><>-2,24< / ><>-< / >< / ><><>Teva ADR (IL)< / ><>-<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 ><>256,00< / ><>-2,57< / ><>5,56< / >< / ><><>thyssenkr. nucera< / ><>8,51< / ><>-2,69< / ><>-< / >< / ><><>Tomra Systems (NO)< / ><>8,32< / ><>-4,86< / ><>2,15< / >< / ><><>Toyota Motor (JP)< / ><>16,50< / ><>1,91< / ><>95,00< / >< / ><><>Unibail-Rod.Wfd. (FR)< / ><>86,20< / ><>-3,54< / ><>4,50< / >< / ><><>Universal Music Gr. (NL)< / ><>14,74< / ><>4,80< / ><>0,52< / >< / ><><>Vale

(BR)< / ><>11,90< / ><>-1,62< / ><>5,48< / >< / ><><>Veolia Envir. (FR)< / ><>30,80< / ><>0,23< / ><>1,50< / >< / ><><>Verizon (US)< / ><>41,23< / ><>-0,97< / ><>2,74< / >< / ><><>Vestas Wind (DK)< / ><>24,85< / ><>-3,72< / ><>0,74< / >< / ><><>Villeroy & Boch< / ><>12,80< / ><>-2,29< / ><>0,85< / >< / ><><>Vita 34< / ><>2,97< / ><>-0,34< / ><>-< / >< / ><><>Vivendi (FR)< / ><>1,42< / ><>2,90< / ><>0,04< / >< / ><><>Vodafone (GB)< / ><>1,47< / ><>-2,33< / ><>0,04< / >< / ><><>Voestalpine (AT)< / ><>41,80< / ><>-5,13< / ><>0,75< / >< / ><><>Volkswagen St.< / ><>67,15< / ><>-4,55< / ><>5,20< / >< / ><><>Voltatron< / ><>3,28< / ><>0,00< / ><>-< / >< / ><><>WashTec< / ><>32,60< / ><>-0,91< / ><>2,50< / >< / ><><>Wells Fargo

(US)< / ><>71,37< / ><>-0,90< / ><>1,70< / >< / ><><>Westwing Group SE< / ><>12,30< / ><>-0,40< / ><>-< / >< / ><><>Wolters Kluwer (NL)< / ><>72,92< / ><>3,02< / ><>2,52< / >< / ><><>Zeal Network SE< / ><>39,60< / ><>-0,25< / ><>1,40< / >< / table>

Scalable Capital

中欧夏令时 (ME(S)Z) 22:04h, * 前一日指数，较前一日百分比变化

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 DK) ◦< / td><>34,00< / ><>-0,44< / ><>54,86< / ><>30,29< / ><>115,26< / ><>11,70 DKK< / ><>12,26< / >< / tr><><>Prosus (NL) ◆< / ><>35,65< / ><>1,42< / ><>63,58< / ><>34,71< / ><>77,94< / ><>–< / ><>7,83< / >< / ><><>Relx (GB) ◦< / ><>30,46< / ><>-0,20< / ><>40,98< / ><>23,44< / ><>53,09< / ><>0,68 GBP< / ><>17,61< / >< / ><><>历峰集团 (Richemont, CH) ◦< / ><>180,10< / ><>-2,78< / ><>215,30< / ><>140,40< / ><>96,82< / ><>4,30 CHF< / ><>23,62< / >< / ><><>力拓 (Rio Tinto, GB) ◦< / ><>83,06< / ><>-0,14< / ><>95,90< / ><>56,68< / ><>104,26< / ><>3,00 GBP< / ><>11,23< / >< / ><><>罗氏参与优先股 (Roche PS, CH) ◦< / ><>379,00< / ><>-1,02< / ><>411,60< / ><>278,70< / ><>266,27< / ><>19,60 CHF< / ><>17,35< / >< / ><><>罗尔斯-罗伊斯集团 (Rolls-Royce Grp., GB) ◦< / ><>16,58< / ><>-1,38< / ><>18,74< / ><>11,50< / ><>137,62< / ><>0,10 GBP< / ><>40,26< / >< / ><><>赛峰 (Safran, FR) ◦◇< / ><>311,00< / ><>-4,48< / ><>366,00< / ><>264,00< / ><>130,11< / ><>3,35< / ><>25,49< / >< / ><><>圣戈班 (Saint Gobain, FR) ◦< / ><>64,78< / ><>-0,67< / ><>91,32< / ><>63,82< / ><>32,06< / ><>2,30< / ><>10,07< / >< / ><><>赛诺菲 (Sanofi, FR) ◦◇< / ><>71,53< / ><>-0,13< / ><>90,46< / ><>69,89< / ><>86,39< / ><>4,12< / ><>8,16< / ><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260,60< / ><>1,34< / ><>311,75< / ><>221,65< / ><>150,78< / ><>4,20< / ><>25,18< / >< / ><><>壳牌 (Shell, GB) ◦< / ><>44,42< / ><>2,58< / ><>45,00< / ><>29,54< / ><>254,48< / ><>0,93< / ><>11,08< / >< / ><><>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 FR) ◦◇< / ><>77,00< / ><>2,39< / ><>81,42< / ><>49,46< / ><>175,69< / ><>3,40< / ><>7,50< / >< / ><><>瑞银 (UBS, CH) ◦< / ><>42,25< / ><>0,12< / ><>48,00< / ><>31,14< / ><>138,49< / ><>1,10 USD< / ><>13,87< / >< / ><><>联合信贷 (UniCredit, IT) ◦◇< / ><>75,82< / ><>-2,58< / ><>86,07< / ><>57,10< / ><>118,10< / ><>3,15< / ><>10,07< / >< /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GB) ◦< / ><>54,85< / ><>0,38< / ><>63,27< / ><>47,00< / ><>119,63< / ><>1,24 GBP< / ><>18,91< / >< / ><><>文西 (Vinci, FR) ◦◇< / ><>107,55< / ><>-0,37< / ><>143,00< / ><>104,90< / ><>63,26< / ><>5,00< / ><>11,02< / >< / ><><>苏黎世保险 (Zurich Insurance, CH) ◦< / ><>614,60< / ><>-0,10< / ><>681,20< / ><>573,40< / ><>92,94< / ><>30,00 CHF< / ><>14,23< / >< / table>

<>< rowspan="2">8.10.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一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十亿欧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KGV)< / >< / ><><>最高< / ><>最低< / >< / ><><>ABB (CH) ◦< / ><>84,76< / ><>-1,58< / ><>96,76< / ><>58,00< / ><>154,53< / ><>0,94 CHF< / ><>33,34< / >< / ><><>Adyen (NL) ◦< / ><>856,90< / ><>-0,99< / ><>1600,0< / ><>784,30< / ><>27,16< / ><>-< / ><>22,25< / >< / ><><>Ahold (NL) ◦< / ><>31,78< / ><>-0,22< / ><>42,47< / ><>30,36< / ><>27,74< / ><>1,24< / ><>11,11< / >< / ><><>液化空气 (Air Liquide, FR) ◦◇< / ><>168,04< / ><>-0,02< / ><>181,20< / ><>140,91< / ><>107,24< / ><>3,36< / ><>26,46< / >< / ><><>百威英博 (Anheuser Busch Inb., BE)

◦◇< / td> 67,84< / ><>1,25< / ><>76,00< / ><>50,86< / ><>121,92< / ><>1,15< / ><>17,67< / >< / tr> <>Argenx (NL) ◦< / ><>735,60< / ><>-10,53< / ><>910,00< / ><>566,40< / ><>46,26< / ><>-< / ><>30,04< / >< / ><><>ASML Holding (NL) ◦◇< / ><>1598,0< / ><>-0,87< / ><>1741,4< / ><>804,00< / ><>620,26< / ><>4,58< / ><>42,78< / >< / ><><>AstraZeneca (GB) ◦< / ><>142,00< / ><>-1,01< / ><>180,45< / ><>134,00< / ><>220,25< / ><>4,04 GBP< / ><>14,95< / >< / ><><>AXA (FR) ◦◇< / ><>41,54< / ><>-1,12< / ><>45,79< / ><>36,58< / ><>86,86< / ><>2,32< / ><>9,82< / >< / ><><>Banco Bilb. (BBVA) (ES) ◦◇< / ><>23,03< / ><>-2,37< / ><>25,76< / ><>15,57< / ><>128,54< / ><>1,33< / ><>11,63< / >< / ><><>Banco Santander (ES)

◦◇< / ><>12,06< / ><>-0,35< / ><>13,04< / ><>8,16< / ><>175,58< / ><>0,24< / ><>12,06< / >< / ><><>Barclays (GB) ◦< / ><>5,04< / ><>-1,10< / ><>6,31< / ><>4,03< / ><>67,42< / ><>0,09 GBP< / ><>8,07< / >< / ><><>BAT (GB) ◦< / ><>49,44< / ><>2,57< / ><>57,26< / ><>42,95< / ><>106,65< / ><>2,40 GBP< / ><>11,45< / >< / ><><>BNP Paribas (FR) ◦◇< / ><>89,50< / ><>-1,90< / ><>113,56< / ><>65,01< / ><>98,59< / ><>2,57< / ><>7,83< / >< / ><><>BP (GB) ◦< / ><>6,89< / ><>3,66< / ><>7,01< / ><>4,60< / ><>108,22< / ><>0,33 USD< / ><>8,34< / >< / ><><>Danone (FR) ◦< / ><>59,60< / ><>0,40< / ><>80,00< / ><>57,52< / ><>40,73< / ><>2,25< / ><>14,29< / >< / ><><>Enel (IT) ◦◇< / ><>8,79< / ><>0,61< / ><>10,29< / ><>8,28< / ><>89,34< / ><>0,49< / ><>12,21< / >< / table>

在德国获准上市的优质基金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每日发布

<><>S&P BSE Sensex 印度< / ><>71.593,2< / ><>-1,44%< / >< / ><><>S&P-500 美国< / ><>7765,4< / ><>-0,47%< / >< / ><><>S&P-TSX 加拿大< / ><>35.145,4< / ><>+0,30%< / >< / ><><>上海综合指数 中国< / ><>3811,9< / ><>-0,79%< / >< / ><><>SMI 瑞士< / ><>13.637,0< / ><>-1,24%< / >< / ><><>Stoxx-Europe-50 欧洲< / ><>5259,7< / ><>-0,64%< / >< / ><><>TecDAX 德国< / ><>3965,5< / ><>-2,05%< / >< / ><><>WIG 20 波兰< / ><>4128,8< / ><>-0,63%< / >< / table>

房地产基金对比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2">价格 10月8日< / >< colspan="4">业绩 (%)< / >< ="2">经常性成本 %< / >< ="2">分红方式< / ><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Catella PaRhei Dutch Resid< / ><>DE000A1J3M01< / ><>14,37 €< / ><>3,08< / ><>4,96< / ><>13,71< / ><>18,27< / ><>-< / ><>分红型 (0,23€)< / >< / ><><>Catella Cat Dutch Resid II< / ><>DE000A2JJ1A1< / ><>10,76 €< / ><>2,34< / ><>5,55< / ><>9,76< / ><>16,19< / ><>1,20< / ><>分红型 (0,36€)< / >< / ><><>Deka Immo b Europa< / ><>DE0009809566< / ><>48,26 €< / ><>1,28< / ><>2,23< / ><>7,44< / ><>13,76< / ><>2,91< / ><>分红型 (1,10€)< / >< / ><><>Catella Multiten. Stiftung*< / ><>DE000A1J3MZ0< / ><>12,49

€< / td> -0,08< / ><>0,80< / ><>6,72< / ><>8,36< / ><>1,40< / ><>分红 (0,45€)< / >< / tr> <>Deka Immo b Global< / ><>DE0007483612< / ><>55,32 €< / ><>1,26< / ><>1,96< / ><>6,08< / ><>10,44< / ><>3,30< / ><>分红 (1,00€)< / >< / ><><>Commerz hausInvest< / ><>DE0009807016< / ><>44,20 €< / ><>0,93< / ><>1,69< / ><>5,89< / ><>11,20< / ><>3,47< / ><>分红 (0,35€)< / >< / ><><>UniRealEst Unilmmo:Dt.*< / ><>DE0009805507< / ><>92,11 €< / ><>0,95< / ><>1,40< / ><>4,57< / ><>10,33< / ><>1,13< / ><>分红 (2,80€)< / >< / ><><>Catella Mod Wohnen< / ><>DE000A2DP6B6< / ><>9,56 €< / ><>1,43< / ><>2,27< / ><>4,36< / ><>6,56< / ><>0,39< / ><>分红 (0,39€)< / >< / ><><>Catella European R< / ><>DE000A0M98N2< / ><>14,34

€< / ><>0,07< / ><>1,50< / ><>3,46< / ><>17,68< / ><>1,69< / ><>分红 (0,56€)< / >< / ><><>Catella Cat.Scandia Chance*< / ><>DE000A1JGCQ6< / ><>12,84 €< / ><>-1,76< / ><>-0,06< / ><>2,32< / ><>10,43< / ><>1,45< / ><>分红 (0,44€)< / >< / table>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形式的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德国投资与资产管理协会）方法计算。经常性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DWS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7,37< / ><>121,30< / ><>+9,42< / ><>+11,53< / ><>+60,04< / ><>DE000DK0V6U7< / >< / table>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Philip Morris (US)< / ><>177,76< / ><>5,25< / ><>7,11< / >< / ><><>Philips (NL)< / ><>21,48< / ><>-0,42< / ><>0,85< / >< / ><><>Pro Sieben Sat 1 SE< / ><>3,30< / ><>2,93< / ><>0,05< / >< / ><><>ProCredit Hldg.< / ><>8,49< / ><>0,00< / ><>0,47< / >< / ><><>Prosus (NL)●< / ><>35,65< / ><>1,42< / ><>-< / >< / ><><>Prudential (GB)< / ><>10,47< / ><>-3,81< / ><>0,14< / >< / ><><>Q.Beyond konv.< / ><>3,38< / ><>3,05< / ><>-< / >< / ><><>Qualcomm (US)< / ><>153,24< / ><>-3,01< / ><>3,62< / >< / ><><>Raiffeisen Int. (AT)< / ><>55,90< / ><>-7,98< / ><>1,60< / >< / ><><>Renault (FR)< / ><>25,92< / ><>-2,37< / ><>2,20< / >< / ><><>Repsol (ES)< / ><>30,20< / ><>4,82< / ><>0,50< / >< / ><><>Roche I (CH)< / ><>391,40< / ><>0,36< / ><>10,80< / >< / ><><>RTX Corp.

(US)< / ><>159,90< / ><>-2,65< / ><>2,72< / >< / ><><>Ryanair (IE)< / ><>23,63< / ><>-0,92< / ><>0,39< / >< / ><><>Samsung El. GDR< / ><>4210,0< / ><>-5,82< / ><>28,96< / >< / ><><>Samsung El. Vz GDR< / ><>3190,0< / ><>-3,92< / ><>12,95< / >< / ><><>Sartorius St.< / ><>206,00< / ><>0,49< / ><>0,73< / >< / ><><>Shopify (CA)< / ><>146,84< / ><>-1,18< / ><>-< / >< / ><><>Singulus Techn.< / ><>9,90< / ><>-1,00< / ><>-< / >< / ><><>Sixt SE Vz.< / ><>54,20< / ><>-2,69< / ><>3,22< / >< / ><><>Snap (US)< / ><>5,16< / ><>0,78< / ><>-< / >< / ><><>SNP Schneider-Neu. SE92,60< / ><>< / ><>1,09< / ><>-< / >< / ><><>Societe Generale (FR)< / ><>62,56< / ><>-1,77< / ><>1,61< / >< / ><><>Softbank (JP)< / ><>32,20< / ><>-9,28< / ><>11,00< / >< / ><><>Sony

(JP)< / td> 21,26< / ><>0,28< / ><>24,51< / >< / tr> <>SpaceX (US)< / ><>143,08< / ><>-4,51< / ><>-< / >< / ><><>Spotify< / ><>456,00< / ><>5,68< / ><>-< / >< / ><><>Starbucks Corp. (US)< / ><>82,13< / ><>-1,75< / ><>2,45< / >< / ><><>STMicroelectron (NL)< / ><>47,20< / ><>-5,83< / ><>0,36< / >< / ><><>Stratec< / ><>22,25< / ><>-0,22< / ><>0,60< / >< / ><><>STS Group< / ><>3,93< / ><>0,00< / ><>-< / >< / ><><>Surteco Group SE< / ><>7,00< / ><>0,00< / ><>-< / >< / ><><>Swatch Group I (CH)< / ><>194,25< / ><>-0,46< / ><>4,50< / >< / ><><>Swiss Re N (CH)< / ><>152,70< / ><>-1,36< / ><>6,30< / >< / ><><>Takkt< / ><>2,94< / ><>-3,29< / ><>-< / >< / table>

联邦债券 10年期

MEAG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EuroBalance< / ><>€< / ><>79,77< / ><>76,70< / ><>+6,13< / ><>+8,24< / ><>+43,85< / ><>DE0009757450< / >< / ><><>EuroErtrag< / ><>€< / ><>71,72< / ><>69,29< / ><>+1,23< / ><>+1,97< / ><>+17,53< / ><>DE0009782730< / >< / ><><>EuroFlex< / ><>€< / ><>42,77< / ><>42,35< / ><>+0,44< / ><>+0,91< / ><>+10,85< / ><>DE0009757484< / >< / ><><>EuroInvest A< / ><>€< / ><>158,28< / ><>150,74< / ><>+14,34< / ><>+23,88< / ><>+81,25< / ><>DE0009754333< / >< / ><><>EuroKapital< / ><>€< / ><>73,09< / ><>69,61< / ><>+7,40< / ><>+10,26< / ><>+49,59< / ><>DE0009757468< / >< / ><><>EuroRent A< / ><>€< / ><>27,98< / ><>27,03< / ><>-1,53< / ><>-1,32< / ><>+10,50< / ><>DE0009757443< / >< / ><><>GlobalAktien< / ><>€< / ><>96,65< / ><>92,05< / ><>+24,45< / ><>+24,94< / ><>+89,42< / ><>DE000A2PPJZ8<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1,12< / ><>87,62< / ><>+6,16< / ><>+8,07< / ><>+35,44< / ><>DE0009782763<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8,36< / ><>112,72< / ><>+16,11< / ><>+18,35< / ><>+58,27< / ><>DE0009782789< / >< / ><><>ProlInvest< / ><>€< / ><>316,52< / ><>301,45< / ><>+2,98< / ><>+3,83< / ><>+70,25< / ><>DE0009754119< / >< / ><><>ReturnSelect A< / ><>€< / ><>58,65< / ><>56,94< / ><>+1,64< / ><>+2,89< / ><>+17,81<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1,58< / ><>88,06< / ><>+5,72< / ><>+7,34< / ><>+38,65< / ><>DE000A1JJJR3< / >< / table>

<><>hausInvest< / ><>€< / ><>46,41< / ><>44,20< / ><>+1,09< / ><>+1,69< / ><>+5,89< / ><>DE0009807016< / >< / ><><>< / ><>< / >< colspan="6">Deka< / >< / ><><>AriDeka CF< / ><>€< / ><>109,39< / ><>103,92< / ><>+7,20< / ><>+9,80< / ><>+41,77< / ><>DE0008474511<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50< / ><>53,43< / ><>+0,38< / ><>+0,45< / ><>+11,83< / ><>DE000DK0ECQ6< / >< / ><><>DekaFonds CF< / ><>€< / ><>162,78< / ><>154,65< / ><>+3,48< / ><>+2,26< / ><>+48,06< / ><>DE000847450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97,54< / ><>190,40< / ><>+16,07< / ><>+17,39< / ><>+62,55< / ><>DE0005152706< / >< / ><><>Div.Strateg.CF A< / ><>€< / ><>249,80< / ><>240,77< / ><>+11,39< / ><>+13,21< / ><>+46,29< / ><>DE000DK2CDS0< / >< / ><><>EuropaBond

CF< / td> €< / ><>90,85< / ><>88,20< / ><>+0,05< / ><>+0,86< / ><>+11,66< / ><>DE000DK091G0< / >< / tr> <>EuropaBond TF< / ><>€< / ><>32,05< / ><>-0,32< / ><>+0,38< / ><>+10,08< / ><>DE0009771980<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82,07< / ><>464,65< / ><>+15,40< / ><>+17,81< / ><>+75,69< / ><>DE000DK0ECU8<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0,83< / ><>+4,35< / ><>+5,65< / ><>+32,69< / ><>DE000DK2CE4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41< / ><>+4,35< / ><>+3,58< / ><>+13,04< / ><>DE000DK1CHU9< / >< / ><><>RenditDeka< / ><>€< / ><>22,02< / ><>21,38< / ><>-2,09< / ><>-1,74< / ><>+11,09< / ><>DE0008474537< / >< / ><><>RenditDeka

TF< / ><>€< / ><>27,57< / ><>-1,94< / ><>-1,60< / ><>+10,93< / ><>DE000DK2D64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5,45< / ><>246,22< / ><>+12,23< / ><>+11,82< / ><>+50,92< / ><>DE000DK0ECS2< / >< / table>

<><>Leading Cities< / ><>€< / ><>59,13< / ><>56,05< / ><>-9,61< / ><>-22,77< / ><>-45,18< / ><>DE0006791825<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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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利率

<>< colspan="8">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3,66< / ><>32,06< / ><>-10,62< / ><>-10,89< / ><>-13,90< / ><>DE000A0NDW81<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3,78< / ><>32,17< / ><>-10,69< / ><>-11,03< / ><>-14,66< / ><>DE0009807008< / >< / ><><>grundb. Fok Deu RC< / ><>€< / ><>48,83< / ><>46,50< / ><>-8,25< / ><>-8,07< / ><>-10,70< / ><>DE0009807081< / >< / ><><>grundb. Fokus D IC:< / ><>€< / ><>49,15< / ><>46,81< / ><>-8,06< / ><>-7,83< / ><>-9,75< / ><>DE0009807099< / >< / ><><>grundb. global IC:< / ><>€< / ><>45,12< / ><>42,97< / ><>-6,71< / ><>-6,49< / ><>-12,16< / ><>DE000A0NCT95< / >< / ><><>grundb. global RC< / ><>€< / ><>44,39< / ><>42,28< / ><>-6,97< / ><>-6,85< / ><>-13,27< / ><>DE0009807057< / >< / table>

欧元兑美元

INDIZES / RENDITEN

<><>AktienSelect A< / ><>€< / ><>213,78< / ><>203,60< / ><>+18,64< / ><>+23,20< / ><>+57,43< / ><>DE0001619997< / >< / ><><>Dividende A< / ><>€< / ><>86,56< / ><>82,44< / ><>+9,32< / ><>+14,84< / ><>+57,02< / ><>DE000A1W18W8<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8,44< / ><>65,49< / ><>+7,11< / ><>+9,62< / ><>+35,94< / ><>DE000A2ARYT8<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4,57< / ><>71,02< / ><>+9,30< / ><>+12,29< / ><>+41,38< / ><>DE000A2ARYP6<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5,61< / ><>53,47< / ><>+3,75< / ><>+5,74< / ><>+23,61< / ><>DE000A2ARYR2< / >< / table>

<><>名称< / ><>货币< / >< colspan="2">发行 赎回< / >< colspan="4">_业绩_< / >< / ><><>< / ><>< / ><>08.10.< / ><>YTD< / ><>1 J.< / ><>3 J.< / ><>ISIN< / >< / table>

<><>根据 BGB 的基准利率< / ><>1,52< / ><>自 1.7.2026 起< / >< / ><><>欧洲央行存款机制< / ><>2,50<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 ><>2,65<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 / ><>2,90< / ><>自 16.9.2026 起< / >< / ><><>美联储基准利率< / ><>3,75 - 4,00< / ><>自 17.9.2026 起< / >< / ><><>日本基准利率< / ><>0,98< / ><>自 18.9.2026 起< / >< / ><><>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自 18.12.2025 起< / >< / ><><>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自 20.5.2025 起< / >< / ><><>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自 20.6.2025 起< / >< / table>

汇率

< / td><>8.10.< / ><>7.10.< / >< / tr><><>联邦期货，近月合约< / ><>121,19< / ><>120,94< / >< / ><><>债券指数 (REX)< / ><>120,29< / ><>120,25< / >< / ><><>流通收益率< / ><>3,47< / ><>3,44< / >< / ><><>德国10年期国债< / ><>3,49< / >< / ><><>美国10年期国债< / ><>5,29< / ><>5,26< / >< / ><><>英国10年期国债< / ><>5,65< / ><>5,61< / >< / ><><>日本10年期国债< / ><>3,08< / ><>3,11< / >< / ><><>瑞士10年期国债< / ><>0,56< / ><>0,54< / >< / table>

原材料

<>< colspan="3">铂金 / 钯金< / >< / ><><>1盎司枫叶铂金币< / ><>1346,0< / ><>1862,8< / >< / ><>< colspan="3">金条 / 银条< / >< / ><><>100 g 黄金< / ><>11.401,9< / ><>12.270,7< / >< / ><><>10 g 黄金< / ><>1140,2< / ><>1248,8< / >< / ><><>1 盎司 黄金< / ><>3546,4< / ><>3809,1< / >< / ><><>1 kg 黄金< / ><>114.018,7< / ><>120.872,6< / >< / ><><>1 盎司 白银< / ><>49,70< / ><>81,28< / >< / ><><>500 g 白银< / ><>799,70< / ><>1101,6< / >< / ><><>1 kg 白银< / ><>1599,3< / ><>2178,2< / >< / ><><>1 盎司 钯金< / ><>949,70< / ><>1373,3< / >< / table>

投资金免税（0 %）。白银、铂金和钯金需缴纳 19 % 的增值税。例外情况是白银币，如果它们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则适用差额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仅针对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金币< / ><>买入价 8.10.< / ><>卖出价 8.10.< / >< / ><><>20 奥地利克朗< / ><>692,60< / ><>728,6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391,50< / ><>428,20< / >< / ><><>1 / 2 盎司 枫叶金币< / ><>1768,6< / ><>1980,4< / >< / ><><>20 弗兰 Vreneli< / ><>660,30< / ><>715,30< / >< / ><><>20 马克 W. II< / ><>815,20< / ><>1103,9< / >< / ><><>1 / 2 盎司 不列颠尼亚金币< / ><>1768,6< / ><>1952,8< / >< / ><><>1 / 4 盎司 不列颠尼亚金币< / ><>884,30< / ><>994,80< / >< / ><><>10 卢布金币< / ><>880,20< / ><>953,60< / >< / ><><>1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537,2< / ><>3739,8< / >< / ><><>1 / 2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1768,6< / ><>1971,2< / >< / ><><>1 / 10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53,70< / ><>409,00< / >< / ><><>2 兰特< / ><>832,40< / ><>875,80< / >< / ><><>1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3537,2< / ><>3795,1< / >< / ><><>1 / 2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1768,6< / ><>1989,7< / >< / ><><>1 / 4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884,30< / ><>1013,2< / >< / table>

Deka Investments

<><>< / ><>8.10.< / ><>变动 %< / >< / ><><>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103,44< / ><>3,23< / >< / ><><>WTI原油 (Nymex) $ / 桶< / ><>90,83< / ><>2,89< / >< / ><><>取暖油 (Nymex) $ / 加仑< / ><>4,8521< / ><>4,96< / >< / ><><>黄金 ($ / 盎司)< / ><>4133,12< / ><>0,56< / >< / ><><>铂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648,30< / ><>-0,09< / >< / ><><>白银 (Comex) $ / 金衡盎司< / ><>59,45< / ><>-1,40< / >< / ><><>钯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130,00< / ><>0,27< / >< / ><><>铜 (LME) $ / 吨< / ><>14.405,85< / ><>-0,72< / >< / ><><>镍 (LME) $ / 吨< / ><>15.359,87< / ><>-1,82< / >< / table>

8.10.2 国家< / td>< colspan="2">外汇 1)< / ><>参考汇率< / >< / tr><><>买入价< / ><>卖出价< / ><>欧洲央行 (EZB)< / >< / ><><>澳大利亚< / ><>1,6007< / ><>1,6207< / ><>1,6110< / >< / ><><>巴西< / ><>5,3369< / ><>5,6369< / ><>5,6118< / >< / ><><>中国< / ><>7,4412< / ><>7,5412< / ><>7,4972< / >< / ><><>丹麦< / ><>7,4538< / ><>7,4938< / ><>7,4739< / >< / ><><>英国< / ><>0,8452< / ><>0,8492< / ><>0,8470< / >< / ><><>香港< / ><>8,7213< / ><>8,8213< / ><>8,7783< / >< / ><><>日本< / ><>176,67< / ><>177,15< / ><>177,05< / >< / ><><>加拿大< / ><>1,5884< / ><>1,6004< / ><>1,5953< / >< / ><><>新西兰< / ><>1,9894< / ><>2,0134< / ><>2,0014< / >< / ><><>挪威< / ><>10,6911< / ><>10,7391< / ><>10,7170< / >< / ><><>波兰< / ><>4,3565< / ><>4,4045< / ><>4,3753< / >< / ><><>瑞典< / ><>11,1867< / ><>11,2347< / ><>11,1940< / >< / ><><>瑞士< / ><>0,9298< / ><>0,9338< / ><>0,9326< / >< / ><><>南非< / ><>18,5444< / ><>18,7844< / ><>18,6252< / >< / ><><>捷克< / ><>24,2120< / ><>24,6120< / ><>24,4030< / >< / ><><>土耳其< / ><>55,0998< / ><>55,2398< / ><>55,0523< / >< / ><><>匈牙利< / ><>364,21< / ><>369,41< / ><>366,25< / >< / ><><>美国< / ><>1,1147< / ><>1,1207< / ><>1,1186<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锌 (LME) $ / t< / td><>3774,57< / ><>-0,64< / >< / tr><><>铅 (LME) $ / t< / ><>1819,74< / ><>-1,34< / >< / ><><>锡 (LME) $ / t< / ><>51.285,22< / ><>-5,03< / >< / ><><>铝 hg (LME) $ / t< / ><>3036,67< / ><>-2,12< / >< / ><><>小麦 (Matif) € / t< / ><>244,25< / ><>0,00< / >< / ><><>大豆 (CME) $-Cts / bu< / ><>1286,50< / ><>-0,85< / >< / ><><>玉米 (CME) $-Cts / bu< / ><>499,75< / ><>-0,45< / >< / ><><>咖啡 (ICE) $-Cts / lb< / ><>287,85< / ><>-1,66< / >< / ><><>可可 (ICE) $ / t< / ><>5617,00< / ><>0,63< / >< / ><><>糖 (ICE) $-Cts / lb< / ><>20,19< / ><>-3,07< / >< / table>

1) 汇率由 RBBW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ICE = 洲际交易所；Nymex = 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 纽约商品交易所；CME =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 = 伦敦金属交易所；Matif = 法国国际期货市场。* = 前一日价格。所有信息不保证绝对准确。如有疑问，请通过 089 / 2183-0 或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联系编辑部 Infront 说明：价格以欧元计，道琼斯股票以美元计。Dax、M-Dax 和 S-Dax 指数成员的价格基于 Xetra 交易，“其他股票”。Euro-Stoxx-50 以及 Stoxx-Europe-50 基于法兰克福场内交易，道琼斯股票基于美国本土交易所。✉○○ = Tec-Dax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成员。Vz. = 无投票权的优先股，St. = 普通股。价格历史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支付：每年。标明的股息为最近支付的欧元或当地货币股息（见股票名称后的国家代码）。ADR（美国存托凭证）的股息以美元计，KGV = 市盈率，KGV 越高，相对于年度利润而言股票越贵。日经指数 = © 日本经济新闻。

<><>LBBW Bal. CR 20< / ><>€< / ><>46,21< / ><>45,30< / ><>+1,25< / ><>+1,63< / ><>+15,67< / ><>LU0097711666< / >< / ><><>LBBW Bal. CR 40< / ><>€< / ><>56,37< / ><>55,26< / ><>+3,58< / ><>+4,26< / ><>+21,83< / ><>LU0097712045< / >< / ><><>LBBW Bal. CR 75< / ><>€< / ><>82,05< / ><>80,44< / ><>+9,39< / ><>+10,77< / ><>+36,34< / ><>LU0097712474< / >< / ><><>Oberland WeltInv< / ><>€< / ><>119,28< / ><>117,52< / ><>+7,99< / ><>+8,90< / ><>+32,86< / ><>DE000DK0LPR1< / >< / table>

<><>Deka Immob Europa< / ><>€< / ><>50,80< / ><>48,26< / ><>+1,73< / ><>+2,23< / ><>+7,44< / ><>DE0009809566< / >< / ><><>Deka Immob Global< / ><>€< / ><>58,23< / ><>55,32< / ><>+1,45< / ><>+1,96< / ><>+6,08< / ><>DE0007483612< / >< / table>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金币与金条 黄金 (\$ / uz)

<>< rowspan="2">8.10.2026< / >< rowspan="2">纽约收盘价< / >< ="2">较前日 ± %<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 (十亿美元)<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2">法兰克福收盘价< / >< / ><><>最高< / ><>最低< / >< / ><><>3M< / ><>163,58< / ><>0,90< / ><>184,90< / ><>139,34< / ><>84< / ><>2,92< / ><>19< / ><>144,20< / >< / ><><>Alphabet Inc. A< / ><>348,29< / ><>-0,63< / ><>408,61< / ><>235,84< / ><>2044< / ><>0,83< / ><>23< / ><>310,65< / >< / ><><>Amazon.com< / ><>254,06< / ><>-2,25< / ><>287,20< / ><>196,00< / ><>2740< / ><>-< / ><>29< / ><>227,35< / >< / ><><>American

Express< / td> 308,10< / ><>1,27< / ><>387,49< / ><>290,97< / ><>208< / ><>3,28< / ><>18< / ><>273,00< / >< / tr> <>安进 (Amgen)< / ><>407,44< / ><>-1,37< / ><>447,03< / ><>288,00< / ><>220< / ><>9,66< / ><>19< / ><>372,25< / ><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 ><>340,43< / ><>1,12< / ><>345,34< / ><>243,42< / ><>4968< / ><>1,06< / ><>41< / ><>303,80< / >< / ><><>波音 (Boeing)< / ><>187,75< / ><>-0,30< / ><>254,35< / ><>176,77< / ><>148< / ><>-< / ><>< / ><>166,04< / >< /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 ><>796,18< / ><>-2,17< / ><>1073,5< / ><>491,30< / ><>366< / ><>5,84< / ><>32< / ><>725,00<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211,55< / ><>3,12< / ><>217,78< / ><>146,49< / ><>418< / ><>6,84< / ><>15< / ><>188,52<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114,89< / ><>-2,13< / ><>130,37< / ><>66,81< / ><>453< / ><>1,67< / ><>28< / ><>102,70< / ><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87,77< / ><>2,27< / ><>92,49< / ><>66,00< / ><>378< / ><>2,04< / ><>27< / ><>78,40<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107,02< / ><>2,17< / ><>117,09< / ><>92,19< / ><>185< / ><>0,75< / ><>16< / ><>95,40<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882,59< / ><>-0,52< / ><>1154,0< / ><>740,01< / ><>257< / ><>14,00< / ><>13< / ><>779,20<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295,47< / ><>3,39< / ><>397,63< / ><>277,15< / ><>295< / ><>9,20< / ><>20< / ><>258,00< / >< / ><><>霍尼韦尔国际 (Honeywell Intl.)< / ><>206,60< / ><>-0,73< / ><>252,00< / ><>186,76< / ><>65< / ><>3,78< / ><>25< / ><>184,14< / >< / ><><>IBM< / ><>226,61< / ><>2,77< / ><>332,46< / ><>199,19< / ><>213< / ><>6,71< / ><>19< / ><>199,94< / >< / ><><>强生 (Johnson&Johnson)< / ><>256,48< / ><>-0,76< / ><>281,07< / ><>184,66< / ><>618< / ><>5,14< / ><>22< / ><>227,05< / >< /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331,42< / ><>0,56< / ><>366,50< / ><>279,10< / ><>881< / ><>5,80< / ><>14< / ><>293,05<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236,90< / ><>2,61< / ><>341,75< / ><>229,20< / ><>168< / ><>7,51< / ><>18< / ><>211,20<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142,38< / ><>-0,29< / ><>156,92< / ><>82,01< / ><>351< / ><>3,28< / ><>50< / ><>126,22< / >< / ><><>微软 (Microsoft)< / ><>522,66< / ><>-1,34< / ><>553,72< / ><>349,20< / ><>3881< / ><>3,64< / ><>32< / ><>465,90< / >< / ><><>耐克 (Nike)< / ><>34,74< / ><>1,11< / ><>70,44< / ><>31,97< / ><>42< / ><>1,63< / ><>17< / ><>31,05< / >< / ><><>英伟达 (Nvidia)< / ><>230,59< / ><>-2,90< / ><>243,37< / ><>164,27< / ><>5557< / ><>0,52< / ><>34< / ><>205,55<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50,59< / ><>1,87< / ><>167,24< / ><>137,62< / ><>350< / ><>4,26< / ><>22< / ><>134,24< / >< / ><><>赛富时公司 (Salesforce Inc.)< / ><>227,80< / ><>1,44< / ><>269,11< / ><>146,32< / ><>187< / ><>1,66< / ><>18< / ><>202,00< / >< / ><><>舍温-威廉姆斯 (Sherwin Williams)< / ><>321,03< / ><>1,91< / ><>377,77< / ><>289,86< / ><>78< / ><>3,16< / ><>26< / ><>280,70< / >< / ><><>旅人保险公司 (Travelers Comp.)< / ><>370,27< / ><>2,68< / ><>398,70< / ><>252,26< / ><>77< / ><>4,35< / ><>12< / ><>320,10< / >< / ><><>联合健康 (UnitedHealth)< / ><>370,95< / ><>-1,34< / ><>461,62< / ><>255,97< / ><>333< / ><>8,73< / ><>21< / ><>330,60< / >< / ><><>VISA Inc.< / ><>375,10< / ><>0,81< / ><>385,57< / ><>293,89< / ><>639< / ><>2,52< / ><>29< / ><>336,80< / >< / ><><>沃尔玛公司 (Walmart Inc.)< / ><>110,56< / ><>2,22< / ><>135,16< / ><>98,88< / ><>877< / ><>0,95< / ><>39< / ><>98,74< / >< / table>

道琼斯 (DOW JONES) Deka 房地产投资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原油 (布伦特, \$ / 桶) 来源：Degussa 金融交易终端客户价格。 Union-Investment 私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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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 td><>€< / ><>549,68< / ><>523,50< / ><>+14,85< / ><>+17,49< / ><>+58,78< / ><>DE0008491051< / >< / tr><><>UniGlobal-net-< / ><>€< / ><>310,65< / ><>+14,64< / ><>+17,16< / ><>+56,84< / ><>DE0009750273< / >< / table>

Union-Investment (Lux)

<><>PrivFd:Kontr.< / ><>€< / ><>146,72< / ><>+6,59< / ><>+7,95< / ><>+32,57< / ><>DE000A0RPAM5< / >< / ><><>UniEuroRenta< / ><>€< / ><>60,96< / ><>59,18< / ><>-1,42< / ><>-1,35< / ><>+6,99< / ><>DE0008491069< / >< / ><><>UniFav.:Akt. -net-*< / ><>€< / ><>208,30< / ><>+21,38< / ><>+22,80< / ><>+70,08< / ><>DE0008007519< / >< / table>

<><>FairWorldFonds< / ><>€< / ><>61,14< / ><>59,65< / ><>+3,37< / ><>+3,57< / ><>+17,65< / ><>LU0458538880< / >< / ><><>PrivatFonds: ESG< / ><>€< / ><>59,42< / ><>+4,32< / ><>+6,08< / ><>+28,81< / ><>LU1900195949<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5,78< / ><>+8,24< / ><>+10,16< / ><>+29,09< / ><>LU1570401544< / >< / ><><>UniIndustrie 4.0A< / ><>€< / ><>119,32< / ><>114,73< / ><>+21,88< / ><>+21,01< / ><>+74,52< / ><>LU1772413420< / >< / ><><>UniOpti4< / ><>€< / ><>99,49< / ><>+1,23< / ><>+1,63< / ><>+8,54< / ><>LU0262776809< / >< / ><><>UniRak ESG A< / ><>€< / ><>111,43< / ><>108,18< / ><>+8,23< / ><>+9,23< / ><>+31,48< / ><>LU0718558488<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5,45< / ><>+7,94< / ><>+8,85< / ><>+30,10< / ><>LU0718558728<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3,87< / ><>111,64< / ><>+1,94< / ><>+2,46< / ><>+17,24< / ><>LU1572731245<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9,82< / ><>+1,65< / ><>+2,10< / ><>+16,01< / ><>LU1572731591<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59,28< / ><>441,62< / ><>+44,35< / ><>+42,87< / ><>+146,02< / ><>LU0101441672< / >< / table>

Union-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 / ><>96,72< / ><>92,11< / ><>+1,37< / ><>+1,40< / ><>+4,57< / ><>DE0009805507< / >< / ><><>Unilmmo:Europa< / ><>€< / ><>48,57< / ><>46,26< / ><>-4,40< / ><>-7,07< / ><>-10,33< / ><>DE0009805515< / >< / ><><>Unilmmo:Global*< / ><>€< / ><>41,30< / ><>39,33< / ><>-1,22< / ><>-5,55< / ><>-13,74< / ><>DE0009805556< / >< / table>

货币：€ = 欧元，\$ = 美元，£ = 英镑，CHF = 瑞士法郎，¥ = 日元。发行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发行价格。回购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回购价格。ISIN：基金的国际证券识别码。年初至今业绩 (Performance YTD)：自年初以来的价值增长。1年业绩 (Performance 1J.)：一年的价值增长。3年业绩 (Performance 3J.)：三年的价值增长。*：价格等数据来自前一日或最近可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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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葡萄酒特辑：极具个性的精选。

一场穿越欧洲葡萄酒产区的享乐之旅——由侍酒师 Markus Del Monego 精心挑选的六款葡萄酒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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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Wein-Edition Herbs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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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ECHT Grüner Veltliner – 白葡萄酒 Gruber Röschitz，下奥地利州，奥地利

2024 Gutedel – 白葡萄酒 Weingut Walz，巴登，德国

2025 Westhofener Weißburgunder – 白葡萄酒 Weingut Hirsch-Stabel，莱茵黑森，德国

2023 Corvina Verona IGT – 红葡萄酒 Le Preare，威尼托，意大利

2022 Château Le Sabley AOC Bordeaux Red – 红葡萄酒 Château Le Sabley，波尔多，法国

2025 Cinco Gatos Tempranillo Garnacha – 红葡萄酒 Bodegas Navarro López，卡斯蒂利亚，西班牙

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享用葡萄酒。当时的葡萄酒味道如何？又是用哪些葡萄酿造的？几个世纪前，关于其起源的问题曾引发过像侦探工作一样的研究。这项调查始于 19. 世纪的 Ampelografie（葡萄品种学）。该学科研究葡萄品种的名称及其同义词、起源与分布，以及葡萄藤的特性，例如叶片、葡萄形状和浆果。其研究结果基于观察、描述、对比、古籍与文献、艺术作品、

故事和传说。 长期以来，甚至叶片形状 也被认为是判定葡萄 品种的可靠指标。随着 科学的发展。 Gutedel 葡萄就是一个例子。

直到 2000 年，人们还在庆祝 Gutedel 葡萄的 5.000. 周年诞辰，并推测其原产地在上埃及。其众多的同义词似乎也证实了它的高龄：在法语中它被称为 Chasselas、Mornant 和 Valais Blanc；在瑞士瓦莱州被称为 Fendant；在马克格拉夫勒地区被称为 Viviser 和 Gutedel。在英国和

澳大利亚，它以 Queen Victoria White 之名为人所知。这些名称仅是其约 250 个同义词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它的叶片形状似乎与卢克索皇家墓葬中带有葡萄藤的壁画有相似之处。在开罗附近的法尤姆绿洲，据说生长着该品种的变体；来自 Gianaclis 的 Fayoumi 品种与 Gutedel 相似。因此，葡萄品种学家 Adrien Berget 在 1932 年推测埃及是其原产地——这一假设在 1947 年得到了 Henri Wuilloud 的支持。

于是产生了一个传说：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 Gutedel 曾出现在法老的餐桌上，由十字军带到欧洲，并因其品质而在此传播。因此，在千禧年之年，人们庆祝了它的 5.000 周年诞辰。

2009年这被证明是

2009年，这被证明是一个误区。研究人员何塞·武亚莫兹（José Vouillamoz）和克莱尔·阿诺德（Claire Arnold）无法证实其与小亚细亚葡萄品种的亲缘关系，但证实了其与阿尔卑斯地区本土品种的亲缘关系。亲本品种仍然未知；目前已鉴定出20种具有相同DNA的克隆变体。

然而，有记录显示，巴登的卡尔·弗里德里希边境伯爵（Markgraf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在洛桑接触到了这些葡萄酒，并于1780年左右将来自韦韦（Vevey）的插条引入边境伯爵领地（Markgräflerland）。他坚信那里的气候和风土能够酿造出卓越的葡萄酒。

从此，古特德尔（Gutedel）成为了德国西南部的特产。这些细腻、优雅且不张扬的葡萄酒塑造了边境伯爵领地的享乐文化，并成为了这个被称为“德国托斯卡纳”地区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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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是否适合这个时代？

作者：约汉娜·阿多尔扬（Johanna Adorján）

关于德国国内政治的播客每天都在对“这次又是哪个政党代表成功实施了战术动作”这一问题提供自鸣得意的评估。在这样的时代，这种冷漠的距离感究竟是为了什么？

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社民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成立会议期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领唱国歌。照片：KAY NIETFELD / DPA

一个悲哀的预测：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发生了不可言说的事情，在由德国引发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罪行之后，法西斯分子再次掌权——呸呸，这绝不会发生——那么在许多轻松活泼的国内政治播客中，那些永远相同的专家们每天早晨仍将以如今这种被逗乐的、疏离的聊天语气，讨论届时已成常态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们的注意力即便在那时也绝不会聚焦于宏观的整体联系——这似乎是此类专家身份的核心要义——而仅仅关注于政党政治的琐碎细节。

于是，自赫尔曼·戈林以来，一名极右翼分子首次站在德国议会的顶端，他所属的政党公开计划驱逐特定人群；而第二天早晨，在一个受欢迎的播客中，人们却在轻嘲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在贝贝尔广场抗议时领唱国歌的那种热情（或虔诚）。他党内的成员在唱歌时手里拿着《基本法》，并举着写有“法西斯主义永不再现”的标语。

专业媒体流氓利用嘲讽与蔑视，使自己显得聪明

是的，可以直接贬低，当然可以。嘲笑像皮斯托里乌斯那样的表现简直太简单了，这永远是对所有展现立场或坚持道德信念的人最安全、最快捷的武器。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诽谤为“伪善的好人”（Gutmenschen）或类似称呼（这种方法让像乌尔夫·波沙特这样的专业媒体流氓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称他们为天真，并通过一种从傲慢到嘲讽的语气尽可能地与他们拉开距离，坚信这样能让自己显得更聪明、思考更精明且不那么天真。人们还可以将一切尽可能地“去知识分子化”——将某件事绕圈子地讨论，直到其核心变得模糊并消失。但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应该小心。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当你还在对着手机摄像头漫不经心地喋喋不休时，周围的民主制度正在崩溃。

如果听听那些最受欢迎的政治播客，在这个随机抽取的例子中，面对皮斯托里乌斯在贝贝尔广场抗议法西斯主义及其帮凶这一话题，受邀专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皮斯托里乌斯在这个场合大出风头？”哈，这当然真的是个巨大的问题，专家先生！脱帽致敬！太好了，您今天早上（或昨晚）有时间录制节目，能教我们一些东西，比如当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时，如何保持冷静、淡定，且不失去那种疏离的讽刺感。

该专家接着说，皮斯托里乌斯最近在这些话题以及其他方面一直相当克制。此外，在他看来，这次行动“太像是在搞反对党活动”。他怀疑社民党（SPD）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带着灯串”）是否能从德国选择党（AfD）那里赢回哪怕一个选民。

在那一刻，波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真的只在乎这个吗？在乎通过与同志们一起走到贝贝尔广场——而且抗议法西斯主义大概只是在演戏——来赢回少数几个选民？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专家们有时因为过于精通其研究对象，反而失去了对宏观背景的把握。这对许多德国国内政治的资深专家来说肯定如此。他们似乎经常剥夺这个国家政治人物的所有道德信念。他们看待一切的视角永远只是：这是否是一个赢得选票的良好战术举措。他们始终只分析政党政治的算计。总之，一切都被过度分析了。难怪政治人物基本上不再发表任何实质性言论。只有在因为某种原因离开权力岗位后，他们才在公众面前获得轮廓，展现出某种自己的声音和个性。难怪人们经常抱怨，联邦议院中不再有那么多伟大的个性。在面对这种傲慢的、自以为是的专家观察——那些面对即便是我认为充满热情的抗议法西斯主义时，也只是疲惫地微笑并将其视为算计的专家——谁还想当政治家？

在播客中，主持人接着提供了一条内部消息，称皮斯托里乌斯在“闭门会议”中（这现在成了一个空洞的短语：德国政治中已不再有这种东西）引用了那句被认为出自马克斯·利伯曼之口的名言：“我想呕吐的程度，远超过我的进食能力。”可以听出主持人觉得这有点滑稽，而他邀请的专家则认为这段引用对于当前局势来说过于激烈。好吧。那就这样吧。帕丽斯·希尔顿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在进入“皮斯托里乌斯抗议法西主义”这个话题之前，讨论的是关于海豚阴茎（不带h）之类的事情。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不想直接用坏消息惊扰听众，而是希望他或她能轻快地滑入如今不可避免的绝望之中，且这种绝望在整个节目过程中应尽可能地用讽刺或笑点来缓冲。作为一种理念，这简直可爱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某些日子里，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小丑试图逗你笑，而他显然刚刚遭受了严重的枪伤。

另一种极端同样存在：持续的惊悚感——尽管什么都没发生

其他一些德国政治播客已经发现了“总理何时下台？”这一题材。感觉每隔两天就会有新集发布，内容别无他物。其中一个播客甚至在名称中就带有这种惊悚感，仿佛权力更迭在原则上随时都可能发生。不过，必须得说，梅尔茨先生目前在职期间表现得还不错。好吧，把“不错”这个词删掉。

也许政治播客太多了。也许是我听得太多了。我开始听它们是因为它们能让我平静。而现在，它们让我不安。因为它们用一种如此平静的方式，讨论着那些如果平静地旁观将会非常危险的事情。毕竟我们现在反正也只是在 Instagram 上刷屏，给有趣的动物视频点赞，而德国选择党（AfD）却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气候灾难的第一幕已经在上演。而且大概没有人真的相信，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仅仅是为了让少数几个人提高其公司的市值。当然，不应该过度戏剧化，但也许现在的时代确实太严肃了，不能总是用讽刺的距离感来对待一切。

一个代表“真正美国人”的新声音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命了一位新新闻发言人：贝妮·雷·哈莫尼（Beni Rae Harmony）年仅 24 岁，已经在“使美国再次伟大”（Maga）强硬派的世界中积累了职业经验。

几周前，贝妮·雷·哈莫尼还陪同唐纳德·特朗普访问爱尔兰。作为亲 Maga 的宣传频道 Real America's Voice 的记者，她向其 80,000 名 Instagram 粉丝分享了飞机上迷你汉堡的视频。现在，24 岁的哈莫尼成为了白宫的新任副新闻发言人。

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年龄和外貌现在如此吸引媒体的关注，这可能带有性别歧视色彩。凭借她晒黑的肤色和足以出现在洗发水广告中的头发，哈莫尼看起来像是来自选美比赛，或者是某个共和党女性社团。与此同时，她已经开启了陡峭的共和党职业生涯。在未完成学士学位后，她曾担任 Maga 强硬派的公关及“危机管理专家”，曾在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的咨询公司工作，并为共和党国会候选人贾罗姆·贝尔（Jarome Bell）制作竞选广告。她曾在照片中摆出持有狙击步枪并穿着“去他妈的乔·拜登” T 恤的姿势，并为多家地区新闻媒体报道，其中包括在极右翼频道 Turning Point USA 担任主持人。

特朗普身边围绕的女性呈现出一种极致女性化的审美

当 Turning Point 创始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被枪杀时，哈莫尼（Harmony）在她当时的雇主 Wics 发布了一篇情感浓烈的帖子，哀悼她的“导师”。几天后，该频道不再是她的雇主。哈莫尼坚称自己被解雇了，而 Wics 则予以否认。随后，哈莫尼转投亲特朗普的频道 Real America’s Voice。就这样，她随美国总统飞往世界杯决赛，之后又前往爱尔兰。显然，他们相处得很好。

特朗普之前的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在 8 月出人意料地辞职，据称将从 11 月起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担任评论员。政府发言人的最高职位目前仍空缺，哈莫尼暂时担任代理。

从职业背景来看，哈莫尼完美契合右翼“新闻网红”（Newsfluencer）的形象，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扩大了这类人员进入白宫的权限。与此同时，她的年龄和外貌确实并非无关紧要。只需看看特朗普身边的其他女性，例如“ICE-芭比”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她们全部符合这种极致女性化的审美：身材苗条，留着浓密的长发，牙齿经过漂白，妆容完美得像面具一样。特朗普在称赞前发言人莱维特的“美丽面孔”时，同样赞美了她的嘴唇，称其动作像一把“小型冲锋枪”。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近日报道，多名白宫匿名女员工透露，女性面临着必须符合这些审美标准的巨大压力。为了维持一种“Maga-完美”的外貌，在理发店、健身训练和肉毒杆菌治疗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贝妮·雷·哈莫尼（Beni Rae Harmony） 9 月在乘坐空军一号期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交谈。当时她还是亲 Maga 频道“Real America’s Voice”的记者。照片：JULIA DEMAREE NIKHINSON / PICTURE ALLIANCE / AP PHOTO / JULI

特朗普的前通讯主管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在“Daily Beast 播客”中透露，特朗普喜欢身边围绕着崇拜他的迷人女性。例如同样担任政府发言人代理的娜塔莉·哈普（Natalie Harp）。她在今年年初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中写道：“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一切顺利，全心全意地，娜塔莉。”在 8 月的一次演讲中，特朗普吹嘘说，年轻且美丽的女性员工经常经过他的办公室，感谢他让他们现在在华盛顿特区感到如此安全。

有些人高度赞赏特朗普提拔女性。然而，今年已有数名高层女职员离开了团队。除了发言人莱维特，还包括前部长克里斯蒂·诺姆以及前司法部负责人的帕姆·邦迪（Pam Bondi）。相比之下，贝妮·雷·哈莫尼目前似乎动力十足。她在 X 上写道，她现在将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是：“提出真正美国人关心的问，并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至于她所指的“真正美国人”包含谁以及不包含谁，人们将拭目以待。 丽莎·托朱尔（Lisa Torjuul）

瑞典谜题

大门，门户< / td><>公牛< / ><>核反应堆< / ><>< / ><>奥地利女演员 (Senta)< / ><>人群< / ><>以色列政治家< / ><>< / ><>荷兰画家家族< / ><>瑞士政治家 (Gustave) 1845-1928< / ><>< / ><>守卫< / ><>< / ><>跳跃< / ><>奥地利法学< / ><>< / ><>Theresa的德语简称< / ><>扑克牌花色< / >< / tr><><>< / ><>< / ><>租赁车，出租车< / ><>< / ><> 美国越野车< / ><>< / >< / ><><>奥地利歌剧作曲家< / ><>< / ><>演讲< / ><>< / ><>加号< / ><>< / ><>亲切，温柔< / ><>< / >< / ><><>对“树篱”的诗意称呼< / ><>< / ><>船只遇险状态< / ><>< / ><>在……附近，在侧面< / ><>< / ><>地方方言：欧芹< / ><>< / >< / ><><>硬煤单位 (缩写)< / ><>< / ><>蜜蜂< / ><>< / ><>基督新教分支< / ><>< / ><>天主教时祷的一部分< / ><>葡萄牙岛屿< / ><>< / ><>派对药物< / >< / ><><>< / ><>< / ><>警报设备< / ><>< / ><>名声，声望 (法语)< / ><>< / >< / ><><>商业企业< / ><>冰球违例< / ><>< / ><>新约中的“上帝之爱”< / ><>< / ><>希腊语：空气< / ><>< / ><>母火鸡< / ><>降水< / ><>< / ><>非洲语言< / ><>< / ><>Alphabet的简称< / ><>< / >< / ><><>< / ><>< / ><>教会祈祷颂歌< / ><>< / ><>斜撑木< / ><>< / ><>跳高设备< / ><>< / ><>空虚，虚荣 (原子论哲学)< / ><>< / >< / ><><>塔吉克斯坦货币单位< / ><>< / ><>农业：不育的，未怀孕的< / ><>< / ><>口语：不< / ><>《庞帕杜夫人》中的人物< / ><>< / ><>从所述时间起< / ><>< / >< / ><><>< / ><>< / ><>入住房屋< / ><>< / ><>眼睛的视网膜< / ><>< / >< / ><><>鲸鱼座的一颗星< / ><>< / ><>微小量子< / ><>< / ><>措辞< / ><>< / ><>库拉河的支流< / ><>< / >< / ><><>车牌号：哥廷根< / ><>< / ><>原地不动< / ><>< / ><>美国纽约州首府< / ><>< / ><>© RateFUX 2026-145-931<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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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

Str8ts 困难

Str8ts：玩法说明

每行每列中，1到9的每个数字最多出现一次。白色方格排列成“街道”：它们包含连续但顺序随机的数字序列（例如 2–5–3–4）。黑色方格中的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但该数字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中也不能再次出现。© Syndicated Puzzles Inc.

答案

本期第 20 页可找到最新答案。

数独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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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电台 (Das Erste)

5.00 全景 (Panorama) 5.30 ARD早间杂志 9.00 新闻 (Tagesschau) 9.05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处方之死》(Tod auf Rezept) 9.55 《北方的谋杀》(Morden im Norden) 《第二次机会》(Zweite Chance) 10.40 新闻 (Tagesschau) 10.45 《生活大师》(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被问到 - 被追猎》(Gefragt - Gejagt) 节目 12.00 午间杂志 14.00 新闻 () 14.10 《红玫瑰》(Rote Rosen) 电视连续剧 15.00 新闻 () 15.10 《爱的风暴》(Sturm der Liebe) 电视连续剧 16.00 新闻 () 16.10 《海狮及其伙伴 - 动物宠儿》(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5 / 13) 17.00 新闻 () 17.15 《至关重要》(Brisant) 杂志 18.00 《被问到 - 被追猎》(Gefragt - Gejagt) 节目 18.50 《问答决斗奥林匹克》(Quizduell-Olymp) 节目 19.45 八点前体育新闻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八点前天气预报 (Wetter vor acht) 19.55 八点前经济新闻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新闻 ()

20.15 《反对，亲爱的！》(Einspruch, Schatz!)：玫瑰战争电视喜剧，德国 2026。主演：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Karmela Shak。导演：Josh Broecker。律师 Eva Schatz 和她的伴侣 Hanno 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离婚战争。Hanno 的青梅竹马、成功的外科医生 Susanne 想在 25 年后与家庭主夫 Oliver 分手。当 Susanne 得知她必须支付赡养费时，局势立即升级。由于嫉妒 Susanne 和 Hanno 之间的亲密关系，Eva 决定代表 Oliver。 21.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1.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2.20 《博登湖警察》(WaPo Bodensee) 《玩火》(Spiel mit dem Feuer)。犯罪剧集。主演：Floriane Daniel, Wendy Güntensperger。Julia 和 Jakob 必须查明 Max Dohm 之死。

23.10 体育新闻 足球：德甲联赛，第 5 轮，多特蒙德波鲁西亚 - 维尔德布雷门；德乙联赛，第 7 轮：海登海姆 1846 - 凯泽斯劳滕，布伦瑞克联合 - 基尔霍尔斯泰因。主持：Lea Wagner

23.55 《杨之屋》(House of Yang) (1-5 / 6) Jessie / 已经发生过一次 墙上的花 / 你可以把她带回来 / 我爱过她 / limbo。恐怖剧集。 主演：Elisa Hofmann

2.30 《反对，亲爱的！》(Einspruch, Schatz!)：玫瑰战争电视喜剧，德国 2026。主演：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第二电台 (ZDF)

5.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 杂志 5.30 早间杂志 9.00 新闻 () 9.05 《满罐》(Volle Kanne) 杂志 主持：Andrea Ballschuh 10.30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Notruf Hafenkante) 《大局》(The Bigger Picture) 犯罪剧集 11.15 《斯图加特 SOKO》(SOKO Stuttgart) 《画家》(Die Maler) 犯罪剧集 12.00 午间杂志 14.00 今日 - 在德国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 节目 15.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新闻 15.05 《稀世之宝》(Bares für Rares) 杂志 16.00 今日 - 在欧洲 ( - in Europa) 新闻 16.10 《罗森海姆警察》(Die Rosenheim-Cops) 《最后的遗愿》(Der letzte Wille) 犯罪剧集 17.00 今日新闻 ( Nachrichten) 17.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 杂志 18.00 《维也纳 SOKO》(SOKO Wien) 《我的食物与 Erik》 19.00 今日新闻 ( Nachrichten) 19.20 天气预报 19.25 《贝蒂的诊断》(Bettys Diagnose) 系列剧

巴伐利亚广播公司 (BR)

20.15 足球：女子国家队比赛 德国 – 澳大利亚。地点：卡尔斯鲁厄 (德国)。随后：在半场休息期间：约 21.15 时播报《今日期刊》( journal)。由 Sjoeke Nüksen 领衔的德国足协女队开始世界杯备战。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Christian Wück 带领的球队将进行 10 月份的两场热身赛中的第一场。“马蒂尔达”队最近在德国参加了 Alexandra Popp 的告别赛。当时 Ellie Carpenter 等人没有留情：2023 年世界杯东道主以 2:1 获胜。Selina Cerci 在第 5 分钟就为德国队攻入一球。Kyra Cooney-Cross 在上半场扳平比分。Clare Hunt 在第 77 分钟打入最终比分球。 22.35. 今日秀 ( show)

22.35 heute-show（今日秀）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主持：Jan Böhmermann 23.35 aspekte 2026年法兰克福书展：书籍、生物、比特与字节。专题报道系列

0.20 heute journal update（今日新闻更新）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文学四重奏特别篇 - 21岁以下）

1.20 Die verschwundene Kugel（消失的球）纪录片

5.0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晚间新闻——今日巴伐利亚动态） 5.35 Space Night（太空之夜） 6.00 Dahoam is Dahoam（家就是家） 6.30 Sturm der Liebe（风暴之恋） 7.20 Tele-Gym（电视健身） 7.3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全景图 / 山地天气） 9.00 Tele-Gym（电视健身） 9.15 is 9.45 is 10.15 Nashorn, Zebra & Co.（犀牛、斑马等） 11.05 Wildes Südafrika（野生南非） 11.50 aktiv und gesund. Magazin（活力与健康杂志） 12.20 Schnittgut. Alles aus dem Garten（剪枝。花园的一切）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在友谊之中）医疗剧 13.35 Morden im Norden（北方谋杀案）犯罪剧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谁知道这个？）综艺节目 15.10 Quizduell - Olymp（问答决斗 - 奥林匹斯）综艺节目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我们在巴伐利亚） 18.00 Abendschau（晚间新闻） 18.30 BR24 19.00 Unser Land Magazin（我们的土地杂志） 19.30 Berghütten mit Marcus Fahn (4)（马库斯·法恩的山间小屋 (4)） 与自然和谐共处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一件大事） 电视喜剧，德国 2025. 主演：Silke Bodenbender, Christian Erdmann, Hanna Plaß

3.40 Detective No. 24（侦探 24号） Anna / Hase und Igel（安娜 / 兔子与刺猬）。犯罪剧

20.00 Tagesschau（每日新闻）

20.00 Tagesschau（每日新闻） 20.15 Watzmann ermittelt（瓦茨曼调查） 奶酪公主。犯罪剧。 主演：Andreas Giebel, Peter M. Marton, Ines Lutz。贝希特斯加登的广告偶像、“阿尔卑斯之王”奶酪厂的代言人 Marlene Thaler 被谋杀。乍一看，Marlene 深受人们喜爱，无论是她的父亲兼经纪人 Ernst Thaler 还是其他人，都无法解释她的死亡。但很快，奶酪厂“阿尔卑斯之王”的负责人 Heidi Schäfer、Marlene 的男友 Sepp 以及她的父亲都成为了嫌疑人。 21.00 Watzmann ermittelt（瓦茨曼调查） 死两次。犯罪剧 21.50 BR24

22.05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三。二。一。米希尔·穆勒） 22.50 Die Unbestechlichen（不屈之志）动作片，美国 1987

0.45 Shorta – Das Gesetz der Straße（Shorta - 街道法则）动作片，丹麦 2020. 主演：Jacob Lohmann, Simon Sears, Tarek Zayat。哥本哈根的种族主义：在一次残酷的警察行动后，19 岁的 Talib Ben Hassi 重伤陷入昏迷。尤其是在 Svalegården 高层住宅区，对国家权力的愤怒在增长。

2.25 Wir in Bayern（我们在巴伐利亚） 主持：Michael Sporer 3.40 Frankenschau aktuell（弗兰肯新闻动态）

3.40 Frankenschau aktuell（弗兰肯新闻动态） 4.10 Abendschau – Der Süden（晚间新闻——南部）

4.4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晚间新闻——今日巴伐利亚动态）

RTL

5.15 《蓝光报告》（Der Blaulicht-Report）。母亲担心女儿的生命。纪实肥皂剧 5.20 《蓝光报告》。男子将婴儿留在车内 5.40 《蓝光报告》。男子出售自己的婴儿。纪实肥皂剧 6.00 德国早晨 9.00 《好时光，坏时光》（GZSZ）。每日肥皂剧。艺术宝藏。每日肥皂剧 9.30 《在我们之间》（Unter uns）。 10.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11.00 芭芭拉·萨莱施 - 刑事法院 12.00 Punkt 12 - RTL-Mittagsjournal 15.00 芭芭拉·萨莱施 纪实肥皂剧 15.55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17.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青少年法院 17.30 《在我们之间》 一个新受害者 18.00 《爆炸性》（Explosiv）- 杂志节目 18.30 《独家》（Exclusiv）- 明星杂志 18.45 RTL Aktuell 19.05 《一切都重要》（Alles was zählt） 洗脑 19.40 《好时光，坏时光》

20.15 《德国忍者勇士》（Ninja Warrior Germany）——德国最强节目 (2) 主持：安娜·弗莱施豪尔，扬·克佩恩。德国最艰巨的电视障碍赛回归。除了众多新障碍物，“德国忍者勇士”第十一季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主持三人组：扬·克佩恩和沃尔夫·富斯共同陪伴障碍赛中惊心动魄的冲刺。安娜·弗莱施豪尔作为现场记者直接在事件现场报道。对于运动员们来说，六场预赛的目标是进入决赛秀。首次在每场预赛结束时，顶尖运动员将在忍者速度决斗赛道上展开对决。而且，巨墙（Mega Wall）将增长到前所未有的记录高度。

23.15 《角斗士》（Gladiators）——巨人之秀 (4) 主持：劳拉·翁托拉，弗兰克·布施曼 0.00 RTL Nachtiewel

0.25 RTL Nachtjournat Spezlat 0.45 《角斗士》——巨人之秀 (4) 主持：劳拉·翁托拉，弗兰克·布施曼

2.25 《CSI: 迈阿密》 紧急情况！犯罪剧。主演：大卫·卡鲁索，艾米莉·普罗克特，乔纳森·托戈。霍拉西奥和特里普终于抓住了杰克·托勒，但这个歹徒再次逃脱。

3.15 《CSI: 迈阿密》 (1) 正义的力量。犯罪剧

ProSieben

5.30 约科和克拉斯的壁炉之火。主演：约科·温特沙伊特，克拉斯·霍伊弗-乌姆劳夫 5.55 《呼叫凯特》（Call Me Kat） 6.50 taff 7.45 Galileo 8.50 《如何遇见你的母亲》 9.15 《中间》（The Middle） 10.10 《少年谢尔顿》 10.35 2 《破产姐妹》 11.05 《两个半男人》 12.00 《生活大爆炸》

12.50 《如何遇见你的母亲》 13.20 《中间》 喜剧剧集 14.15 《少年谢尔顿》 喜剧剧集 14.40 2 《破产姐妹》 黄油霜尴尬。喜剧剧集 15.10 《两个半男人》 16.05 《生活大爆炸》 必须是爱。喜剧剧集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母子团聚 / 代号 G.R.A.M.P.A. 19.05 Galileo

20.15 《信条》（Tenet） 动作惊悚片，美国 / 英国 2020. 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罗伯特·帕丁森，伊丽莎白·德比齐。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一名CIA特工在一次失败的任务中死亡——但却神秘地再次醒来。在他身边坐着一名男子，向他解释时间是可以被操纵的。显然，未来的人类已经学会了这一点。但现在他们计划抹除整个过去。该特工被一个秘密组织雇佣以阻止此事，并在时间中向后战斗。 23.20 《奥本海默》（Oppenheimer） 剧情片，美国 / 英国 2023. 主演：基里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马特·达

23.20 《奥本海默》 剧情片，美国 / 英国 2023. 主演：基里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马特·达蒙。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2.45 ProSieben:newstime 新闻。该新闻节目以易懂且客观的方式报道政治、经济、社会、体育以及国内外其他相关主题的最新进展。通过清晰的定调和简洁的呈现，观众可以快速获得可靠的新闻概览。

2.50 《信条》 动作惊悚片，美国 / 英国 2020. 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罗伯特·帕丁森

Sat.1

5.30 SAT.1早间电视 10.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秀 11.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秀 12.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秀 13.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 14.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 15.00 《巡逻中》- 新任务：狂欢之旅。纪实真人秀 16.00 《巡逻中》禁入令依然有效。纪实真人秀 17.00 《紧急呼救》山路险情 17.30 《紧急呼救》生死救援 18.00 《伦森帮帮您》走出世界。纪实真人秀。由英戈·伦森主持 18.30 《伦森帮帮您》离线 19.00 《乡村医生诊所》- 阳光庭院团队 谎言的艺术。医疗剧 19.45 SAT.1新闻时间

20.15 名人老大哥 参与者：阿努什卡·伦齐（演员）、特莎·贝格迈尔（模特）、金·弗吉尼亚·格雷（真人秀女王）、尼古拉·格雷（真人秀明星）、阿克塞尔·舒尔茨（拳击传奇）、纳佳·贝奈萨（No-Angels组合歌手）、Redo（Kult-XXL 餐饮业者）、莫里斯·齐瓦克（真人秀明星）、克里斯蒂安·莱尔（前拜仁球员）、吉亚·乔治娜（Sido前女友）、格德翁·布尔哈德（演员）、妮娜·布里德尼（创作者）、戈弗雷·埃格本（#GNTM决赛入围者）、弗朗切斯卡·莫格塞（真人秀小星）

22.20 名人老大哥 - 深夜秀 约亨·本德每晚将与嘉宾一起现场进行详细的“名人老大哥”分析，并在主节目结束后直接接手后续讨论。

23.30 名人老大哥 - 直播流

直播流 纪实真人秀。提名之争？夜间守候？深夜床边私语？“名人老大哥 - 直播流”在“名人老大哥 - 深夜秀”之后，每晚在 SAT.1 现场直播德国最著名的合租屋中居民的生活。在 Joyn PLUS+ 平台可独家全天候随时观察容器内的动态。

ARTE

5.05 《山坡上的房子》(5 / 6)。剧情剧。在理沙子从精神病院逃跑后，洋一郎继续向她灌输她正在失去理智。与此同时，关于杀婴犯的审判进入关键阶段。 5.55 《山坡上的房子》。剧情剧 6.50 世界厨房 7.20 城市 乡村 艺术 8.55 乘火车... 11.25 回到故乡波兰 11.55 与露西共餐 12.25 城市 乡村 艺术 (4 / 150) 14.00 《凤凰剧》，德 / 波 2014 15.50 与露西共餐 - 厨房技巧 16.20 北美丛林 (1 / 2) 17.50 未知的马达加斯加 (1 / 2) 19.20 Arte 新闻志 19.35 《摊牌》- 焦点 19.40 土耳其客工路线报告

20.15 《格尔塔与深渊世界》(1 / 2) 电视历史电影，捷 / 德 2026. 由芭芭拉·瓦霍娃、米莱娜·斯坦马斯洛娃、约翰·冯·比洛主演。导演：托马什·马辛。布尔诺，1944年：19岁的格尔塔·施尼尔希生长在一个德捷混血家庭。在她的父亲和哥哥陷入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格尔塔加入了抵抗组织。

21.35 《格尔塔与深渊世界》(2 / 2) 电视历史电影，捷 / 德 2026. 由芭芭拉·瓦霍娃、米莱娜·斯坦马斯洛娃、奥斯卡·赫斯主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德捷混血的格尔塔生下了女儿并将其命名为芭芭拉。随后俄罗斯军队进驻，格尔塔和芭芭拉被关进集中营。

23.05 《约翰·柯川 - 爵士乐的呼吸》纪录片，美国 2016. 由 Common、比尔·克林顿、卡洛斯·桑塔纳出演。导演：约翰·谢恩费尔德 0.40 《塞隆尼斯·蒙克与潘诺尼卡：一个美国故事》纪录片

1.40 《黑蝴蝶》 Toutes les Réponses。犯罪剧

2.45 《摊牌》(5 / 30) 药物：一个全球市场。主持：艾米莉·奥布里

3.00 28 分钟 蝴蝶 / 学生抗议：法国政府是否束手无策？主持：伊丽莎白·昆

3sat

5.06 梦幻之地 5.50 潮流中的岛屿——英吉利海峡中被遗忘的天堂 6.20 文化时间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8.00 ZIB 8.05 阿尔卑斯全景 8.33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9.45 nano 10.20 登高——海拔3000米以上的瑞士 11.05 记者特别报道：Donat在路上 (6 / 6)——关于山羊、婚礼与器官捐献 11.35 视觉胜于听觉 12.05 神秘学的魅力 13.00 资金短缺 13.30 桑给巴尔——贫困与崛起之间的梦幻岛 13.45 动物超级英雄 14.30 动物超级英雄 17.30 动物超级英雄 18.15 操纵：当教练服务变成危险时 纪录片 19.00 今日新闻 19.20 文化时间杂志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革命的诡异轻盈》电视连续剧，德国 2021. 主演：Janina Fautz, Ferdinand Lehmann, Inka Friedrich. 导演：Andy Fetscher. 1988 / 89年的莱比锡：19岁的弗兰卡 (Franka) 出生于忠于体制的父母家庭，她结识了养老护理员斯特凡·克劳斯尼茨 (Stefan Clausnitz)，从而进入了一个被史塔西 (Stasi) 监视的环境保护组织。

21.45 布列塔尼——风暴之西 报道 22.00 ZIR 3

22.25 《洛城机密》惊悚片，美国 1997. 主演：凯文·史派西 (Kevin Spacey). 雄心勃勃的警察埃德·艾克斯利 (Ed Exley) 在50年代的洛杉矶追踪一起谋杀案。在此过程中，他与两名同事发现了一起涉及政府高层的腐败丑闻。

0.35 10vor10

1.05 extra 3 特别节目：现实的疯狂 主持：Christian Ehring 1.35 欢迎来到奥地利 嘉宾：David Garrett (小提琴手 / 音乐家), Haya Molcho (厨师). 主持：Dirk Stermann, Christoph Grissemann

2.30 3satFestival 40周年——周年纪念节目 主持：Tobias Mann, Christoph Sieber

3.30 Lara Ermer：易燃 4.00 Götz Frittrang：Götzendienst 表演秀

4.30 Ursus & Nadeschkin：PRSPKTVNWCHSL 表演秀

Phoenix

8.30 phoenix 现场。德国联邦议院会议 13.00 现场 14.45 plus 16.00 maybrit illner。养老金、护理、税收——何时改革才公正？ 17.05 针对普京的社交媒体反抗 17.30 今日 18.30 关于自有品牌的真相 19.15 纪录片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地球上的伟大河流》纪录片系列 22.30 厄立特里亚——在封闭与崛起之间。纪录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厄立特里亚这样封闭。几乎无法访问互联网或社交媒体。 23.00 今日

NDR

ARD alpha

15.00 NDR Info 15.10 博登湖水警。致命的沉默。犯罪系列剧 16.00 Info 16.15 谁知道这个？ 17.00 Info 17.10 豹子、海熊等 18.15 庄园故事 18.45 DAS! 红色沙发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易北河上的凤凰》——汉堡救生拖船的7段人生。纪录片 21.15 凭借勇气、砂浆与百万级建议——一座城堡：60间房，100扇窗。纪录片 21.45 Info 22.00 谈话节目 0.00 深刻且清晰 1.15 谈话节目。谈话节目。嘉宾：Peter Maffay (音乐家), Johannes Oerding (音乐家)

16.30 这值得吗？ 16.40 地球上的热带岛屿 (1 / 3)。马达加斯加 17.30 在希尔彻之乡 18.15 国家杂志 18.45 42——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19.15 气候时间 19.30 euromaxx 19.55 八点前的知识——地球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乘火车... 21.00 1962年的慕尼黑之夜 21.50 1966——乡村的节拍——利物浦节奏在肉奶酪地区 22.30 柏林提供节拍——SFB的狂欢节 22.55 庭院之窗——披头士 23.10 BR Retro：重返舞台。Hundsbuam Miserablige 23.55 BR Retro：重返舞台 0.40 The Day 1.10 20年前的新闻联播

WDR

谜题答案

11.10 故乡探险。博登湖周边的水疗 11.55 大象、老虎等 12.45 WDR 最新消息 13.00 海豹、彪马等 13.50 犀牛、斑马等 14.20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 15.10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 16.00 WDR 最新消息 16.15 此地今日 18.00 WDR 最新消息 18.15 真的吗？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新闻联播 20.15 萨宾·海因里希——水上游北威州 (2 / 4) 21.00 约翰·柯尼希发现 21.45 WDR 最新消息 22.00 科隆聚会 0.00 德国，我吻你的心 (5 / 6) 0.30 德国，我吻你的心

■ ■ ■ B ■ ■ P ■ ■ H ■ H ■ ■ R ■ T O R E ■ M I E T A U T O ■ J E E P ■ C E R H A ■ R E D E ■ P L U S ■ I ■ H A G ■ S E E N O T ■ S ■ S I L K ■ S K E ■ S ■ S I R E N E N ■ ■ I ■ B E T R I E B ■ E ■ R E N O M M E E ■ ■ O ■ M ■ A E R ■ ■ B ■ N ■ A B C D I R A M ■ P ■ S T R E B E ■ D ■ S ■ C ■ G E L T ■ ■ R E N E ■ S E I T M I R A ■ E I N Z U G ■ R E T I N A ■ N ■ P R I S E ■ T E X T ■ A R A S ■ G O E ■ S T E H E N ■ A L B A N 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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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哈德克雷一家 (1-2) 11.00 红玫瑰 12.35 挚友 14.05 海德堡酒店：... 那些永远绑定的人。电视悲喜剧，德国 2019. 主演：安妮特·弗里尔，克里斯托夫·玛丽亚·赫布斯特，汉内洛尔·霍格 15.35 哈德克雷一家 (3-4) 17.05 红玫瑰 18.40 爱的风暴 20.15 第一频道鲁尔区。仅在柏林 21.00 德国，我吻你的心 (5)。在马略卡岛——与 Summer Cem 的说唱环节 21.30 德国，我吻你的心 22.00 1985 (13-5)。从洛文代根到未来 / 给予与接受，或以牙还牙。犯罪剧集 4.40 伟大的。海狸的鼻子

KiKA

13.40 胡椒粒 14.10 爱因斯坦城堡 15.00 在巴黎寻找我 - 穿越时空的舞蹈 15.50 谎言迷宫。危险的传递。动画剧集 16.15 力量姐妹 16.40 山羊女孩。足够好 / 临时保姆俱乐部。动画剧集 17.00 加菲猫秀 17.25 蓝精灵 17.50 兔子学院 - 小兔学校 18.10 捣蛋小猪 18.35 山姆和朱莉在老鼠屋 18.50 我们的沙人 19.00 罗宾汉 - 舍伍德的机灵鬼 19.25 logo! 19.30 恶作剧 - 四月，四月！家庭电影，德 / 瑞 2024. 主演：诺埃尔·加布里埃尔·基普，马克斯·郑

SWR

ZDFneo

7.20 蒲公英经典 (Löwenzahn Classics) 8.15 城市、乡村、美食 (Stadt, Land, Lecker) 9.00 厨房大战 (Die Küchenschlacht) 9.45 花园专家对决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宝贝捡漏 (Bares für Rares) 11.20 宝贝捡漏 (Bares für Rares) 12.15 绝命岛 (Death in Paradise) 15.40 新手警察 (The Rookie) 17.05 律政俏佳人 (Suits)。不请自来的客人 / 利益交换。律师剧 18.30 宝贝捡漏 (Bares für Rares)。杂志节目 19.20 宝贝捡漏 (Bares für Rares)。 20.15 绝命岛 (Death in Paradise)。孤独的岛屿 / 血脉中的板球。犯罪剧 21.55 律政俏佳人 (Suits)。新游戏 / 被恐吓。律师剧 23.20 像个失败者一样 (Like a Loser)。喜剧剧 23.45 今日秀 (heute-show) 0.20 隐形人 (Unseen)。流亡的最后一天 / 隐形客人 / 双重游戏 / 被感染。悬疑剧

14.25 谁知道这个？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胡伯特与斯塔勒 (Hubert und Staller)。清洗、切割、除掉 16.05 咖啡还是茶 (Kaffee oder Tee)。包括：花艺：装满浆果和花朵的石楠花袋 17.00 最新动态。杂志节目 17.05 咖啡还是茶 18.00 最新动态 18.10 SWR 巴登-符腾堡州地方新闻 (Landesschau Baden-Württemberg) 19.30 SWR 巴登-符腾堡州最新动态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家乡远征。在孚日山脉徒步 21.00 家乡远征 21.45 巴登-符腾堡州最新动态 22.00 夜间咖啡馆 (Nachtcafé) 23.30 皮埃尔·M·克劳泽短途访谈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23.55 皮埃尔·M·克劳泽短途访谈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0.25 案件剖析 (Anatomie eines Falls)。惊悚片，法国 2023. 主演：桑德拉·惠勒

Sport1

13.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赛 (Swiss Darts Trophy)。来自巴塞尔。PDC 连续第三次带着瑞士奖杯赛回到巴塞尔传奇的圣雅各布大厅。该赛事是 2026 年欧洲巡回赛 15 个分站中的第 14 站。 17.00 : 瑞士奖杯赛。分析与倒计时 19.00 : 瑞士奖杯赛。第一轮。来自巴塞尔。本次赛事总奖金为 230,000 £。冠军将获得其中的 35,000 £。 23.00 深度探讨 (Deep Dive)。访谈节目 0.05 格斗运动：格斗之夜 (Fight Night)。节目 1.35 汽车任务 (Auftrag Auto)。精简版 3.00 电视购物

HR

15.10 绝佳风景下的谋杀 (Mord mit Aussicht) 16.00 你好黑森 (hallo hessen) 16.45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17.00 你好黑森 (hallo hessen) 17.45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17.55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体育 18.00 美因塔新闻与娱乐 (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关键点 (Brisant) 18.45 顾问指南 (Die Ratgeber) 19.15 天气 19.30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光。犯罪片，德国 2025. 主演：梅莉卡·福鲁坦、埃丁·哈萨诺维奇、朱迪思·恩格尔 21.45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22.00 NDR 访谈节目 0.00 被定罪！ (Verurteilt!)。对话 1.20 史塔西报复还是抢劫谋杀：谁枪杀了汉斯·普吕施克？ 1). 致命的出租车之旅 1.50 理想德语说唱 (Deutschrap ideal)。哈迪·埃尔-多尔接受西蒙采访。嘉宾：哈迪·埃尔-多尔

RTL ZWEI

5.10 旧货小队 (Der Trödeltrupp) 13.55 SOS——救援在行动 (SOS – Retter im Einsatz)。纪实肥皂剧 16.05 哈茨与衷心——日复一日：本茨营房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7.05 哈茨红金 (Hartz Rot Gold) 18.05 哈茨与衷心——日复一日：本茨营房 (Hartz und herzlich – für Benz-Baracken) 19.05 柏林——日与夜 (Berlin – & Nacht) 20.15 不可思议的人 (Die Unfassbaren)。犯罪电影，美国 / 法国 2013. 主演：杰西·艾森伯格。导演：路易·莱特里埃 22.30 疾速追杀 3 (John Wick: Kapitel 3)。动作惊悚片，美国 2019. 主演：基努·里维斯、哈莉·贝瑞、伊恩·麦克舍恩 0.55 潜伏危机 7 (Saw VII – Vollendung)。恐怖片，美国 / 加拿大 2010. 主演：托宾·贝尔、科斯塔斯·曼迪洛尔、贝齐·罗素 2.30 突击——分秒必争 (Zugriff – Jede Sekunde zählt) (1)。狙击手 / 就业中心的恐惧

Tele 5

7.25 乔伊斯·迈耶——享受生活 (Joyce Meyer – Das Leben genießen) 7.50 电视购物。新闻 15.07 星门 (Stargate)。坦塔罗斯的折磨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门 (Stargate)。血缘。科幻剧 17.10 星门亚特兰蒂斯 (Stargate Atlantis)。热区 18.10 星门 (Stargate) 20.10 Postillon 电视 (Postillon TELEvision)。最小阴茎罢工 20.15 超自然公路旅行 (Paranormal Roadtrip) (4)。斯威特斯普林斯疗养院 / 西弗吉尼亚州监狱。纪实肥皂剧 22.00 绝命屠宰场 (You're Next)。恐怖惊悚片，美国 / 英国 2011. 主演：沙尼·文森、尼古拉斯·图奇、温迪·格伦 23.55 德州电锯杀人狂：回归 (Texas Chainsaw Massacre: Die Rückkehr)。恐怖喜剧，美国 1994 1.35 电视购物

MDR

VOX

5.40 CSI: 纽约 (5) 8.00 CSI: 追踪罪犯 9.35 vox 新闻 9.40 CSI: 追踪罪犯 12.20 CSI: 迈阿密 15.00 购物女王 (5) 16.00 Guido 的装饰女王。主题：复古周——用一件古董宝贝带我们回到另一个装饰时代！——第 5 天：Roxy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海德堡，“我的婚纱” / 多特蒙德，“Lavie Sposa” / 慕尼黑，“Dirndl Liebe” 18.00 First Dates —— 两人一桌 19.00 完美晚餐。包括：第 5 天：David，弗赖堡 20.15 再见，德国！直到世界尽头的爱 0.10 新闻

11.00 挚友之间 11.45 挚友之间 12.30 海景诊所：审判。电视电影，德国 2018 14.00 MDR 2点档 14.25 大象、老虎及其他 15.15 谁知道这个？ 16.00 MDR 4点档 16.30 4点档杂志 17.00 4点档 17.45 最新动态 18.05 3点天气预报 18.10 Brisant 18.54 我们的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动态 19.50 大象、老虎及其他 20.15 山间音乐。节目。主持：Dominik Glöbl 21.45 最新动态 22.00 河轮 0.10 奥尔森帮决定方向。犯罪喜剧，丹麦 1975. 主演：Ove Sprogøe

ORF2

17.05 五点后动态 17.30 Studio 2。巴登艺术家跳蚤市场及时装秀 / 乳腺癌防治月 / 社交谈话 / 商品知识 18.20 轮盘周围 18.30 Mayrs 杂志 18.51 信息与提示 19.00 联邦州今日 19.23 联邦州天气预报 19.30 图像中的时间 19.51 天气预报 19.56 最新体育 20.05 侧面观察 20.15 女上司 21.20 世界广阔。危机中的居住空间。我们未来该如何生活？ 22.00 ZIB 2 22.25 欧洲百万彩票 22.35 佩特拉探险 - 岩石中的沙漠之城 23.20 柏林巴比伦 0.10 柏林巴比伦。犯罪剧集 0.50 女上司。犯罪剧集

rbb

12.05 北方谋杀案 12.55 Quarks 13.10 rbb 花园时光 13.40 北方谋杀案 14.30 琥珀渔夫。电视剧，德国 2005 16.00 rbb24 16.15 挚友之间 17.05 熊猫、大猩猩及其他 17.53 沙人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杂志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20.00 日报 20.15 30 个再次造访 Friedenau 的理由。纪录片，德国 2024 21.45 rbb24 柏林 22.15 70年代最伟大的流行文化金曲 (1 / 6) 0.15 Kim & Klaus 1.00 汉娜·阿伦特。传记，德国 / 卢森堡 / 法国 / 以色列 2012. 主演：Barbara Sukowa, Janet McTeer

Kabel Eins

5.20 生活冒险特别篇。Hoffmann 在旅途中：德克萨斯 5.45 马格努姆。残酷的真相。犯罪剧集 6.35 妙手麦盖先 7.25 FBI: 特别犯罪组 8.20 Bull 10.10 Castle 11.05 妙手麦盖先。婚礼庆典。动作剧集 12.05 FBI: 特别犯罪组。复仇任务 13.00 Castle。病毒 / 最后一名的动作英雄 14.50 Bull。犯罪剧集 15.50 Kabel Eins : 新闻时间 16.00 Bull。不要说话！犯罪剧集 16.55 生活冒险每日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 专业人士来了 18.55 注意检查！ 20.15 海军刑事调查处 (NCIS)。计划 / 元素 116 / 万圣节 / 骷髅 0.15 The Irrational

Sky One

5.10 绝佳医生 (3-5)。36 小时 / 谵妄 / 更好的胡萝卜。剧情剧集 7.25 Elsbeth：特殊案件。Otherwise Enraged / Murder, He Wrote / High Class Problems。犯罪剧集 9.40 海军刑事调查处 (5)。犯罪剧集 12.45 新人 (4-5)。犯罪剧集 15.05 S.W.A.T. (2-4) 17.15 Bull 19.25 新人。保姆 / 疯狗 / 压力。犯罪剧集 21.45 海军刑事调查处。寻找与发现 / 像野牛一样 / 证据 / 潜伏 0.50 Bull (1-2)。犯罪剧集 2.55 Ghosts。喜剧剧集 3.40 Reggie Dinkins 的起落 (4)。一切都白费了。喜剧剧集 4.00 这些 Ochsenknechts

Bayern 2

5.03 Bayern 2 播放列表 6.05 早间世界 9.05 2 近距离 12.04 日间对话 13.04 城市、乡村与人物 14.04 2 文化生活：电影、剧集、讽刺剧、戏剧 14.40 舒洛姆 (Schalom) 15.04 2 文化生活 16.04 一对一：面对面访谈。包含关于充实人生传记、不寻常职业、令人兴奋且出人意料的见解以及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的精彩报道。 17.04 晚间世界 18.04 广播麦克风 18.53 睡前小点心 19.04 Zündfunk 20.00 ARD 广播文化之夜：书籍。嘉宾：Dörte Hansen, Meron Mendel, Saba-Nur Cheema, Sven Regener, Caroline Wahl, Jaroslav Rudiš, Lukas Bärfuss, Ingo Schulze

BR-KLASSIK

6.00 新闻、天气、交通。以易懂的方式解释全球事件的复杂性：以精炼形式报道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及其他事件。 6.05 Allegro 9.00 新闻 9.05 上午 12.03 下午。“BR-KLASSIK —— 下午”以启发灵感的音乐陪伴您从中午进入下午。 16.03 Leporello 18.03 古典音乐之星 19.03 KlassikPlus。“Avanti Dilettanti” —— 音乐业余爱好者 20.03 musica viva 音乐会。包括：米约（Milhaud）的《世界的创造》序曲；斯特赖希（Streich）的《早晨与夜晚》。现场直播 22.03 管风琴音乐：北德管风琴大师 23.03 爵士时光 0.03 ARD 夜间音乐会

Deutschlandfunk

5.05 信息 9.10 今日欧洲 9.35 日复一日 10.08 生命时光 11.35 环境 12.10 信息 13.35 经济 14.10 今日德国 14.35 校园 15.05 Corso 15.35 @mediasres 15.52 舒洛姆 (Schalom) 16.10 图书市场 16.35 最新研究 17.05 经济 17.35 今日文化 18.10 信息 18.40 背景 19.04 简易新闻 —— 用简单语言播报的新闻 19.09 本周评论与议题 19.15 其余皆为历史 20.05 特写 21.05 舞台之上 22.05 空间：灵魂之城 —— 黑人音乐界的最新动态 22.50 最新体育 23.10 今日回顾 0.05 广播之夜。该节目陪伴夜班工作者、失眠者和早起者度过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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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体育

“在第 30 到 35 公里之间会出现最大的体能下滑，”运动物理治疗师马尔科·考夫曼 (Marco Kaufmann) 表示。 照片：RICHARD B. LEVINE / IMAGO

“若出现胸痛、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立即停止”

在慕尼黑马拉松赛前，运动物理治疗师马尔科·考夫曼 (Marco Kaufmann) 警告不要使用 Chat-GPT 生成的训练计划。他为赛前几天提供了建议，解释了如何应对最后十公里的体能下滑 ——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参加比赛。

塞巴斯蒂安·温特（Sebastian Winter）采访

南德意志报（SZ）： 考夫曼先生，现在是马拉松赛季，本周日在慕尼黑也将有数千人穿梭在城市中。在极限登山中，8000米以上被称为所谓的“死亡地带”，因为在那里无法进行身体恢复，必须迅速登顶并返回。马拉松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马尔科·考夫曼（Marco Kaufmann）： 人们常说，马拉松分为两个半场：前32公里和最后10公里。但说后者是“死亡地带”纯属胡扯。不过众所周知，在30到35公里之间会发生最严重的性能下滑。那个著名的说法叫作“撞墙”（Hitting the Wall）。用德语来说，就是“被锤子之男击中”（der Mann mit dem Hammer）。

如果撞到了这堵墙，或者被“锤子之男”击中了，身体里会发生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肌肉和肝脏中的糖原储备，即碳水化合物储备，即将耗尽，能量油箱空了。身体必须更强力地切换到脂肪供能模式。但脂肪提供能量的速度较慢，且需要更多的氧气。因此，速度无法维持。由此导致的疲劳感增加，在如此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有哪些影响？

速度会突然骤降，双腿变得沉重，步频和跑步技术变得不规范。此外还会出现类似低血糖的症状：轻微眩晕、颤抖，注意力下降。心理状态也会崩溃，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受这个罪。这是储备耗尽后的正常反应。此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恐慌。降低速度，必要时走一段路，补充碳水化合物和水。这些补充物大约需要10到15分钟才能起效。此外，将比赛分成几个小阶段，从一个补给站到下一个补给站。经验丰富的马拉松跑者通常较晚才会“撞墙”，甚至完全不会：他们的身体能燃烧更多脂肪，从而节省碳水化合物，他们了解自己的配速，并且测试过补给方案。而第一次参赛的人则更容易且更严重地遭遇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限制因素往往不仅是“油箱”，还有肌肉，因为肌肉根本不习惯跑这么多公里。

关于碳水化合物：马拉松前几天以及比赛期间应该吃什么？

不要尝试任何新事物，吃那些你习惯且让你感觉舒适的食物。在比赛前一周，保持正常的均衡饮食，摄入蛋白质、优质脂肪和膳食纤维。在最后两三天，显著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相应减少膳食纤维和脂肪——选择易消化的食物，例如土豆、米饭、面条或白面包。但不要吃得太撑。如果你习惯早餐喝咖啡、吃燕麦片配浆果，那完全没问题。在马拉松开始前进行最后一餐绝对是有益的，但不要在起跑前紧接着吃，而应在起跑前三到四小时食用，且应选择高碳水、易消化的食物。在比赛中，从第 45 到 60 分钟起，每小时定期摄入 30 到 60 克碳水化合物，大约相当于一到两根香蕉；训练有素的跑者甚至可以摄入高达 90 克。能量胶包装上会标明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如果直到 30 公里才开始进食，那就太晚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口渴程度饮水，而不是为了储备而饮水。

如果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您有什么建议？

如果跑不动了，就减慢速度。通过休息、分阶段步行，你依然能到达终点，尽管可能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如果发生小腿抽筋，短暂停下，将脚尖向胫骨方向拉，轻轻拉伸小腿，比如利用最近的灯柱。如果完全喘不过气：将双手撑在膝盖上或支撑在身体两侧，吸气四秒，呼气八秒。这能平复呼吸和心率。可能会出现轻微眩晕，例如当血糖或盐分平衡失调时。此时应降低速度，改为步行，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出汗过多的人应补充电解质而非仅仅饮水。如果眼前发黑，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移到路边，躺下并抬高双腿——因为在站立时昏迷会导致摔倒。如果这种情况没有迅速好转，请呼叫医护人员，不要继续奔跑。

“男性在比赛后半程崩溃的情况明显比女性更频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继续跑仍然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意识到这纯粹是肌肉问题，比如肌肉僵硬、双腿灼热且沉重，那么虽然过程很艰苦，但只要大脑依然准备好面对，继续向终点前进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红线在哪里？

如果出现胸部压迫感或疼痛、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或者眼前发黑且无法缓解：必须立即停止并寻求帮助。反复呕吐的人也应该停止。而对于跟腱、踝关节、胫骨、膝盖或髋部局部疼痛且逐渐加剧的情况则不同：应降低速度，改为行走。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则应放弃比赛，以避免造成后续损伤。

在最后十公里中，女性和男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差异很大。研究表明，男性在比赛后半程崩溃的情况明显比女性更频繁。一方面是因为男性在最初几公里更容易被速度、肾上腺素和观众所驱动。更好的做法是坚持训练计划，并在前十公里有意识地降低速度。女性在这方面往往更冷静、更有策略，从统计学上看，她们的配速更均匀。此外，她们在耐力负荷下能更好地代谢脂肪，从而更持久地节省碳水化合物储备。而男性则拥有更多的肌肉量和血红蛋白，因此能运输更多的氧气。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顶尖水平上，男性的成绩比女性快大约 10% 到 12%。

水分补充方面呢？

这是一个经常被低估的点：女性在比赛中饮水过多的风险更高，从而可能导致危险的钠缺乏，因为她们通常体重更轻且在赛道上停留时间更长。对她们而言，关键在于：根据口渴程度饮水，而不是在每个补给站都储备性地饮水。另一点是：女性的运动表现还与生理周期相关。

生理周期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在个体之间差异很大。有些女性在经期会明显感觉到能量不足，而另一些人则在训练中习惯了在此时期依然保持表现。如果比赛日恰逢这个时间段，且已知届时会缺乏能量，那么最好以较慢的速度完赛。危险在于，如果身体在数周内能量供应不足，会增加骨髓水肿和压力性骨折的风险。如果月经停止，这并非健身效果，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

谁在准备马拉松时更加细致？

在训练计划方面，我们发现男性通常更依赖数据。不过，现在很多训练计划是用 Chat-GPT 或其他 AI 应用编写的——结果往往与个人的实际能力水平不匹配。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我不会采用这样的计划。尤其是如果之前从未进行过能力诊断，以解答这些问题：我是否具备跑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的耐受力？我的跑步平衡训练（交叉训练）情况如何？这些我们可以在这里精确测量，并通过力量分析降低受伤风险。

而 AI 做不到这些？

AI 擅长整合知识和汇总数据。但它只能处理提供给它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只是目标时间、公里数、配速，或许还有心率、体重和身高。这些数据描述的是心血管系统，而非肌腱、骨骼和肌肉，而后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AI 看不到一个人的跑步姿势，看不出是否有一条腿比另一条用力更多，看不出旧伤是否从未完全痊愈，也无法得知睡眠情况或目前工作的压力程度。此外，如果有人写道“我想在12周内跑进4小时”，他们通常会得到一个完全符合该目标的计划，而很少会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告诉他们这对他来说是不现实的。而且，其背后的知识只是网络上所有信息的横截面。只有当专家制定个性化的跑步与力量分析或性能诊断时，训练计划才能真正变得高效。

所以您主张进行良好的长期规划？

这是重中之重。良好的准备总能为马拉松比赛带来回报，尤其是针对最后三分之一的路程。这不仅体现在训练上，还体现在购买跑鞋、充足的睡眠、跑步姿势分析以及饮食方面。能量凝胶本身并不能填补肌肉能量储备，这需要在赛前的几天内完成。另一方面，如果在马拉松前夜因为紧张而几乎彻夜难眠，这也不是什么致命问题——前提是你在前一两周内有充足的休息睡眠。睡眠至关重要。

您提到了受伤的话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吗？

我们观察到，今年的过度劳损性损伤明显多于往年。包括跟腱、髌腱、胫骨前缘、胫骨和中足的压力性骨折，以及骨髓水肿。这些损伤大多并非发生在马拉松比赛本身，而是在准备阶段。但在比赛过程中，从30公里开始，此类情况也有所增加。在像 Hyrox 赛事或激增的超马（Ultraläufen）等趋势中，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现象。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

很简单：在太短的时间内承受了过多的负荷。有人在一周内跑了极高的里程，但几乎没有穿插恢复日。事实是：如果我现在决定三个月后跑一场马拉松，我的心血管系统可以在八周内训练到位。但我的肌腱、骨骼和韧带则不行。它们需要很多个月才能适应，尤其是如果之前的旧伤从未完全痊愈的话。在我们的分析中，十名跑者中有八名存在肌肉失衡：左右腿单个肌肉的力量和活跃度差异超过10%。健身手表无法追踪这一点，只能通过跑步和力量分析来测量。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跑了多少周里程就意味着身体稳定且达到了马拉松的训练量。顺便提一下，饮食是一个被低估的因素。

营养不足？

更多的训练意味着骨骼需要更多的重建，而这需要原材料：足够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跑得多而吃得少的人，会面临骨骼健康受损的风险，女性比男性更常见。

压力性骨折具体是什么感觉？

通常它会有预兆：起初在跑步结束时感到疼痛，然后疼痛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最后每走一步都痛。典型的特征是骨骼上有一个精准的痛点。此时骨骼尚未完全折断，但由于过度劳损，已经出现了骨折线或微裂缝。今年我们遇到了几位跑者，他们在12公里左右开始感觉到异样，但继续跑，结果几公里后就无法行走：压力性骨折。最近一个带伤坚持跑步的极端例子是柏林马拉松冠军 Tigst Assefa：她在最后几公里跟腱断裂，但依然坚持跑完，甚至打破了赛道纪录。对于业余跑者，我强烈建议：立即停止！

“赛后可以用冷水浴，或者直接坐在伊萨尔河里。”

通常情况下，您在什么情况下会强烈建议不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在发烧感冒期间，尤其是如果我在赛前几周生过病。在这种情况下，心肌炎的风险太大。即使是刚感冒的人也不应该起跑；如果不确定，应事先咨询医生。同样，不应该在服用布洛芬或其他止痛药的情况下跑步：这些药物会降低肾功能，损害胃黏膜，削弱肠道屏障，减少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并抑制赛后自然的炎症反应。我再次强调，因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比赛中感冒可能会危及心脏。

在马拉松之前或期间，无论如何应该避免什么？ 在比赛当天不要做任何实验：不要穿新鞋，不要使用在训练中未测试过的能量胶，也不要尝试未训练过的配速。有些人因为体力下降，会在补给站第一次尝试那里摆放的能量胶。然后有些跑者会感到惊讶，因为随后情况就字面意义上的“弄巧成拙”了。胃肠问题在最后几公里非常常见。身体会将血液和氧气抽向肌肉，导致胃肠道供血不足。此外，在道路上跑步产生的震动也会加剧这种情况。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腹泻。有这种倾向的人应该在训练中同步锻炼肠道。

如何锻炼肠道？ 在长距离跑中测试比赛补给；赛前两天饮食应低纤维、低脂肪且无乳糖；服用能量胶时务必配合饮水，且不要连续服用多个。起跑前再次上厕所，并了解赛道上最近的厕所在哪里。如果比赛中还是发生了这种情况：降低速度，小口喝水，暂停补给，并利用赛道上的厕所。几分钟的暂停比中途弃赛的代价要小得多。不过，鞋子也是一个经典问题……

为什么？ 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在马拉松赛前立即购买新跑鞋，然后在比赛中直接启用，而之前从未穿过。然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脚的静态支撑不对，跑步姿势发生了变化，随后出现了膝盖和髋部疼痛，而且水泡在所难免。

马拉松赛后什么特别重要？ 放松，补充电解质和其他液体。无论如何要好好吃饭，这能带来缓解，因为大多数完赛者在冲线后首先会感到极度饥饿。然后给自己安排一个休息日。有些人很快会重新骑车，但保持低功率；有些人则选择进入冰桶，因为他们单纯希望第二天的腿能稍微放松一些……

但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冰桶。 冷水浴也可以，或者在慕尼黑，根据天气情况，可以直接坐在伊萨尔河里。有些人会在赛后几天去水疗中心享受几个小时，包括桑拿和冷水池。但在比赛当天，我会建议放弃桑拿，因为此时血液循环系统的压力仍然太大。为了庆祝，晚餐时可以喝一杯无酒精啤酒。然后赶紧上床，多多睡眠。那么当日常生活在下一个工作日重新开始时呢？

无论如何不要立即恢复高强度负荷，一定要给身体恢复的机会。但我建议在办公室或居家办公时，尝试轻微拉伸、走动走动，不要害怕活动。或者先转为骑行或游泳。每次活动后，身体恢复起来都会变得更容易。然后，可以在本周中旬或周末通过一次轻松的短距离跑步重新开始。

个人简介

马尔科·考夫曼（Marco Kaufmann），36岁，运动物理治疗师、自然疗法医师，也是慕尼黑 Athletics & Health 研究所（AHI）以及 LOMA 恢复工作室的创始人。16年来，他一直为职业和业余运动员提供训练，从事治疗工作已有十年。在自己的研究所中，他与团队共同分析跑者情况，诊断过度劳损造成的损伤，并指导运动员重返赛场。他曾与雪橇奥运冠军达雅娜·艾特伯格（Dajana Eitberger）以及德国国家越野滑雪队等合作。

“只有当专家制定出量身定制的跑步和力量分析时，训练计划才会真正变得高效”：马尔科·考夫曼站在他位于慕尼黑研究所的氧舱前。 照片：SEBASTIA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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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将成为德国队的头号门将？埃娜·马穆托维奇（Ena Mahmutovic）目前的表现至少足以推荐她作为安-卡特琳·贝尔格（Ann-Katrin Berger）的接班人。 照片：MADELEINE FANTINI / HMB-MEDIA / IMAGO

她是德国门前的未来

安-卡特琳·贝尔格是德国女足国家队的绝对首选门将，但她将缺席接下来的两场国家队比赛。拜仁门将埃娜·马穆托维奇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证明自己。

作者：安娜·德雷尔 (Anna Dreher)

哈迪贾·肖 (Khadija Shaw) 显得如此自信且笃定，就像一名顶尖前锋在面对如此绝佳机会时应有的样子：在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欧冠比赛中获得点球，曼彻斯特城迎来了扳平比分的机会。她的眼神透露了她的想法：这个球我能进！可惜的是，埃娜·马穆托维奇 (Ena Mahmutovic) 在同一时刻也下定决心：这个球我能扑！在试图阻止一次进攻时，正是她造成了这次点球。而 shortly 之后，马穆托维奇又贡献了另一个场景，今后每当对手面对这位门将时，这个画面可能都会在她们脑海中浮现。她赢得了这次对决。而肖则失去了一部分极其宝贵且令人向往的特质，而这正是马穆托维奇目前正在建立的特质：气场。

赛后，她本人冷静地将其描述为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比如弥补失误等等。赞美则由他人代劳，拜仁主教练何塞·巴尔卡拉 (José Barcala) 将其定义为“世界上最有天赋的门将之一”，主管比安卡·雷希 (Bianca Rech) 则将近期的表现与一项要求联系起来，即马穆托维奇在国家队也应拥有第一门将的地位。一周后，在对阵本菲卡里斯本的比赛前后，雷希在 ZDF 的中场采访中稍微弱化了她的说法。她认为安-卡特琳·贝尔格 (Ann-Katrin Berger) 在 2027 年巴西世界杯上依然是首选，但是：“未来属于埃娜·马穆托维奇。”

这位 22 岁的球员已在慕尼黑确立了主力门将的地位；她的合同最近被延长至 2029 赛季结束。虽然这位双冠王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让愿望直接实现，但德国国家队的未来可能呈现的样子，在本周五（20.30 Uhr, ZDF）将可见一斑，届时球队将在卡尔斯鲁厄对阵澳大利亚，开启世界杯赛季——马穆托维奇将登场。

德国队的现任门将安-卡特琳·贝尔格已请假缺席本场以及 13. 10 月（17.45 Uhr, ARD）对阵日本的下一场国家队比赛。她正随卫冕冠军哥谭足球俱乐部 (Gotham FC) 准备进入季后赛，因此留在美国。当国家队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武克 (Christian Wück) 在 2025 年欧锦赛后与贝尔格讨论“她是否感觉状态足够好，是否仍能感受到那团火”时，双方已约定她将缺席一次集训。这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因为正如武克所说，贝尔格“仍领先一个档次”。德国足协 (DFB) 的资深门将教练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现在就是世界杯，我们会让她作为第一门将参加赛事，”迈克尔·富克斯 (Michael Fuchs) 表示。贝尔格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在禁区内的表现极其稳健：“她经历过如此多的情况，这种经验确实比其他人领先几年。因此，她在预判情况方面也挖掘得更深。”

在对手的意识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令其胆怯，仅凭在场上的存在感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贝尔格在过去几年中比极少数其他门将做得更好的地方。这一点在面对点球时的淡定中可见一斑，她习惯于通过将双臂在背后交叉来表达这种淡定。

贝尔格“慷慨地将她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女门将”

法国女足在欧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对此深有体会。在那场比赛中，贝尔格的一只手臂将球拨走，而根据物理定律，那颗球其实已经进入球门。此外，这位 35 岁的球员为国家队带来了一种特质，即便有一天贝尔格结束她的 DFB（德国足协）职业生涯，这种特质依然会让对手感到棘手：“她非常乐意且慷慨地将她的经验和视角传授给其他女门将，”富克斯说道，“这自然让所有人受益匪浅。”

富克斯所说的“所有人”尤其是指来自沃尔夫斯堡队的马赫穆托维奇和斯蒂娜·约翰内斯，她们通常被分在他的国家队训练组中。但在门将人才辈出的德国，DFB 女足多年来一直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门将选择。未来，此次入选的劳拉·迪克（霍芬海姆）、玛丽亚·路易莎·格罗斯（里昂）、索菲亚·温克勒（法兰克福）、拉法埃拉·博格格雷费（勒沃库森）、莉娜·阿尔滕堡（法兰克福）以及安妮克·博尔贝（伦敦阿森纳）都可能进入这个行列。目前（还没有）关于首发门将位置的激烈争论，但关于其后备位置的“小争论”已经开始了。

尽管教练组目前不想确定贝尔格之后的固定顺序，但马赫穆托维奇目前似乎占据优势。约翰内斯在国家队以及她的五场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德国队在 2025 年国家联赛中闯入决赛，她也功不可没。她依然拥有信任。但目前这位 26 岁球员在俱乐部中的表现有所波动——而仅有两场国际赛经验的马赫穆托维奇则凭借更高的稳定性得分。“对于门将来说，这一点不能被轻视，它能给球队带来所需的安全感，”武克表示。至于她在 2024 年 12 月首秀时在对阵意大利的失利中负有部分责任？早被忘记了，这种情况在所难免。

当时，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跨越仅在几个月前。2024 年夏天，重视家庭的马赫穆托维奇首次离开鲁尔区故乡，从德甲垫底的杜伊斯堡队转会至冠军拜仁慕尼黑队。“刚开始确实有一点文化冲击，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同，”马赫穆托维奇讲述道。此外还有极高的足球水平和伤病问题。但自从在慕尼黑安顿下来后，她的表现更加抢眼，自信心明显增强。“她的出球能力极强，尤其是在发起进攻时，”富克斯说，“她有时能找到非传统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很成功，且在战术上往往是最佳路径。这是直觉反应。”马赫穆托维奇将一切视为挑战而非负担：“在她看来，足球就是一场游戏。许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这种童心，但埃娜将这种心态带入了职业生涯。”

如此看来，对阵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夜晚并非什么大事。但或许马赫穆托维奇会将其中一场甚至两场比赛作为舞台，贡献出令人难忘的瞬间。包括让国家队主教练印象深刻的瞬间。

禁赛14场后回归

在对因戈尔施塔特队的埃德温·特罗普曼（Edwin Tropmann）发起暴力袭击半年后，国家队球员法比奥·瓦格纳（Fabio Wagner）即将回归德国冰球联赛（DEL）。

慕尼黑 —— 法比奥·瓦格纳刚刚结束了一个极其正常的训练周。这位慕尼黑红牛冰球俱乐部（EHC Red Bull München）的后卫与队友们一同在冰场训练，在宽敞的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并聆听教练奥利弗·大卫（Oliver David）的训话。在经历了本赛季第一个拿到6分的周末后，教练的话语听起来大部分应该是满意的。当教练组为周五对阵因戈尔施塔特（ERC Ingolstadt）的主场比赛做最后动员时，瓦格纳也会在场。他将看着队友们的脸，给他们加油打气，用自己的存在提供支持。但当队友们踏上冰场时，瓦格纳的情况将完全不同。那时，他必须坐在看台的座位上观看。

法比奥·瓦格纳已经观战很长时间了。他在德国冰球联赛（DEL）中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3月份，那是对阵因戈尔施塔特队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该系列赛的第四场比赛提前结束。在瓦格纳的一次暴力冲撞后，因戈尔施塔特的后卫埃德温·特罗普曼在冰场上陷入昏迷，并在因戈尔施塔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度过了一个夜晚。这一事件在冰球圈之外也引起了关注，特罗普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直饱受严重颅脑损伤后遗症的折磨。目前，这位21岁的球员已重新回到冰场，并参加了因戈尔施塔特队本赛季的前六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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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队教练奥利弗·大卫也因措辞遭到批评

前因戈尔施塔特队队长瓦格纳就此次恶劣犯规被德国冰球联赛（DEL）纪律委员会禁赛14场——这是DEL历史上第二长的禁赛期。瓦格纳已就此事向特罗普曼本人以及公开道歉。由于EHC在那样一场不光彩的比赛后，在半决赛被曼海姆之鹰队淘汰前仅参加了七场季后赛，因此瓦格纳必须在本赛季初补齐剩余的七场禁赛。巧合的是，他强制停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恰恰是本周五（19.30时）在慕尼黑SAP花园球场对阵赛季开局低迷的因戈尔施塔特队。两天后，他将在施文宁根重新在冰场上协助他的慕尼黑队友——距离该事件发生已过去六个多月。

慕尼黑队的国家队门将马蒂亚斯·尼德贝格近日在谈到他的队友时表示，长时间只能训练而不能参赛“当然不容易”。“认识法比奥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极其渴望比赛，最希望的是能站在冰场上。”尼德贝格讲述道，面对如此长期的无法参赛，瓦格纳表现得很好，他一直“非常积极”且“始终专注”。由于伤病，这位门将当时并未在冰场上经历那场上巴伐利亚地区的季后赛系列赛，他预计周五的情绪将与三月份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尼德贝格也认为，场面“肯定会很激烈”。奥利弗·大卫表示，这一场景在整个夏天并未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三月份在瓦格纳冲撞之后，这位慕尼黑队教练曾遭到批评，因为他在比赛结束后的电视采访中（当时仍在冰场上）没能找到合适的措辞。大卫的大意是，强硬是比赛的一部分。

在本赛季初，他回顾道，在那个令他深受触动的震惊时刻后仅几分钟就面对镜头，现在看来是不应该的。当时，ERC前锋丹尼尔·皮耶塔批评了奥利弗：“我期望一名教练在看到一名年轻人倒在冰场上无法移动并被抬走几分钟后，不要说这是比赛的一部分——即便他后来可能修正了这一说法。”

如今大卫表示：“你不能过多地回顾过去。”如果犯了错，希望以后不再犯，从而走向一个“不同的未来”。他还表示，他很期待“对方那边”，即因戈尔施塔特队将如何开始比赛：他的球队将“简单地去比赛”。发生的事情是“他人历史的一部分”，他希望“我们现在能书写一段不同的历史”。

法比奥·瓦格纳在赛季开始前直接表示，该事件已成过去：“我已经将其翻篇，现在向前看。”他并不认为这个尚处于早期的赛季是一个重启，因为他在五月份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世界锦标赛。瓦格纳及其家人曾遭受网络攻击，他随德国队在世锦赛小组赛中出局，德国冰球协会（DEB）在解释提名他入选时，也考虑到了其形象修复的因素。

从周日开始，法比奥·瓦格纳也可以在DEL中通过实际行动重新证明自己。克里斯蒂安·伯恩哈德

缺席14场比赛：在季后赛发生暴力袭击后，法比奥·瓦格纳首次获准重新参赛。 照片：HAFNER / NORDPHOTO / IMAGO

地狱之战的胜利

马格德堡队在手球冠军联赛中 展现其雄心。

慕尼黑 —— 当“基尔采地狱”的场馆时钟亮起第 50 分钟时，贝内特·维格特请求暂停。由维格特执教的马格德堡手球队员刚刚因为一次罕见的掉球被对方反击，比分变为 27:29，连续丢掉第三球，再次让现场观众陷入极度亢奋的状态。波兰中南部的这个主场确实配得上这个“魔鬼”般的绰号。几乎全部身着黄色球衣的球迷们不停地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嘈杂到人们几乎听不清自己的声音。

然而，维格特的球员们却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话，因为他们正紧紧地围在教练身边。在下达了下一次进攻的战术指令后，他补充道：“我想在你们的脸上看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这是最关键的。”

维格特看向球员们的脸，那些表情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将执行指令：这支德国冠军队在冠军联赛的强强对话中以 35:30 击败了工业基尔采队（Industria Kielce），并以三场全胜领跑 F 组。欧洲手球联合会（EHF）在本赛季修改了规则，使得小组赛的每场比赛都具有重要意义：24 支球队被分为六组，每组的前两名将晋级到两个主小组之一。

而且，就像在世锦赛和欧锦赛中一样，小组赛中面对同一对手的比赛结果将被带入主赛圈。因此，尽管球队已经确定获胜，维格特在最后一次进攻前依然下达了明确指令。这一次，通过体育频道 Dyn 的场边麦克风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命令，因为现场观众已经开始散场，许多在 4200 名嗓门巨大的观众中，人们正涌向出口：“我还是想要那个进球，谁知道以后在什么地方能派上用场。”

凭借四只手臂也难以阻挡：马格德堡队的吉斯利·克里斯蒂扬松在基尔采攻入 11 球。照片：MICHAL TRZPIS / NEWSPIX / IMAGO

吉斯利·克里斯蒂扬松非常乐意执行教练的命令，这位冰岛人凭借其无可匹敌的力量和速度，在与身高两米的巨汉阿尔特塞姆·卡拉莱克的单挑中，将这位白俄罗斯人甩在身后，用最终的第 35 个进球美化了最终比分。至此，马格德堡体育俱乐部（SC Magdeburg）强调了其雄心，而这种雄心并不局限于赢得小组赛。事实上，除了常胜将军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丹麦冠军奥尔堡队以及匈牙利秘密热门球队韦斯普雷姆队，这支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球队也应被列入热门之列。此外，也不应忘记柏林狐狸队。虽然柏林队失去了一些重要人员，但在德甲联赛中却在每场比赛中不断提升，而第三支德国代表队梅尔松根队（MT Melsungen）则最多只有外围机会。

在上个赛季，马格德堡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上述的柏林狐狸队 —— 这证明了德甲球队的卓越质量。不过，冠军最终由巴塞罗那获得；马格德堡队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并重复 2025 年夺冠辉煌的决心，在基尔采的比赛中也写在球员们的脸上。尤其是由克里斯蒂扬松、同胞奥马尔·英吉·马格努松和瑞典人费利克斯·克拉尔组成的中后场轴心，不停地冲击着波兰队的防线，三人共计攻入 29 球。两名冰岛人各进 11 球 —— 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值，尤其是考虑到主队的防守，在卡拉莱克所在的内线防守组中，还有两名法国国家队球员迪兰·纳希和西奥·莫纳尔。他们是拦截灵活进攻球员的顶尖专家。

凭借丹麦世界冠军边锋马格努斯·索格斯特鲁普（Magnus Saugstrup），SCM 拥有一套配合极其默契的进攻阵容，其果敢与意志力令任何优秀的防线都倍感压力。克里斯蒂扬松（Kristjänsson）便是这些进攻球员意志力的代表：在 2023 年欧冠决赛中，尽管他在半决赛中肩关节脱臼，但依然出战决赛，并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

然而，球队的瑰宝仍是以索格斯特鲁普和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塞拉迪利亚（Antonio Serradilla）为核心的防线。塞拉迪利亚因某种疾病不得不摘除一只眼睛，因此在比赛时佩戴护目镜。此外，两名克罗地亚国家队门将马泰伊·曼迪奇（Matej Mandić）和多米尼克·库兹马诺维奇（Dominik Kuzmanović）构成了世界级的后防保障。下周将在马格德堡进行次回合比赛。虽然那里的体育馆没有什么令人胆寒的绰号，但因看台陡峭而以其“球迷之墙”著称。拉尔夫·特格尔（Ralf Tögel）

关于视频助理裁判（VAR）的辩论 以意大利为例

作者：Felix Haselsteiner

也许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确实是裁判。近年来，意大利足球的比赛水平在国内外都饱受批评：进球太少，积极的进攻足球太少，而拖延时间太多。“Vita lenta”（慢生活）对于地中海地区的生存状态来说或许是一个美妙的词汇——但就足球而言，这种缓慢却成了一个问题。人们讨论谁该为此负责，怀疑的对象首先是那些老球员和保守的教练，最后落在了裁判身上：毕竟，所有俱乐部的支持者在“裁判会犯错”这一点上总是能达成共识。直到今年夏天，整件事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加速了。

新任裁判主席曾是 VAR 的主要批评者

自 2026 年 7 月起，达尼埃莱·奥尔萨托（Daniele Orsato）出任意大利裁判主席，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任命。事实上，在球员时代，奥尔萨托就以 VAR 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而闻名。奥尔萨托在执裁比赛时极具个性，他经常被要求查看屏幕，结果却只是为了向视频室的同事解释，他将维持在场上的原判。

他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意甲（Serie A），旨在改变裁判的生存状态。奥尔萨托希望尽可能少地依赖 VAR，转而培养具有强大个性的主裁判——同时让他们退到幕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快速的比赛成为焦点。

在经过五个比赛日后，“奥尔萨托协议”（意大利媒体对此次改革的称呼）的结果已经可以通过数据体现：与上赛季相比，意甲的净比赛时间增加了近 5 分钟。在本赛季至今，仅判罚了 5 次点球，且没有出现一场 0:0 的比赛——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赛季中，该联赛有 36 场比赛以 0:0 结束，是德国联邦联赛（Bundesliga）的三倍。像詹皮埃罗·加斯佩里尼（Gian Piero Gasperini）这样推崇积极比赛风格的教练对此尤为满意。罗马队的这位教练表示：“太棒了！我们终于在踢足球了。”

意大利裁判马尔科·圭达（Marco Guida）及其同事在意甲比赛中的干预次数减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照片：EMMANUELE CIANCAGLINI / GETTY

通过这次改革，意甲以一种极其深刻的方式追随了（意大利籍）欧足联裁判主席罗伯托·罗塞蒂（Roberto Rosetti）以及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fab，国际足球规则制定机构）的建议。后者在世界杯期间就已经推行了旨在增加比赛时间、减少拖延时间的改革。罗塞蒂还补充了一条对 VAR 持批评态度的指令：“这是足球，不是 Playstation。”

在奥尔萨托领导下，裁判拥有了更多的裁量权

奥尔萨托、罗塞蒂以及在德甲采取类似路径的德国裁判主席克努特·基尔舍（Knut Kircher）共同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关于 VAR 且被两个极端阵营激烈争论的辩论中，他们选择了中间路线。他们既没有追随热爱 VAR 的技术官僚，也没有追随梦想彻底废除视频证明的浪漫主义者。相反，现在裁判拥有了更多的裁量权，这为球员创造了更多机会。而最终，为观众带来了更好的足球比赛。

鉴于此，一个简直令人震惊的怀疑油然而生：这次难道是裁判的功劳，才使得危机得以解决？

就像特朗普的那通电话一样

下一个“巴洛贡案例”？ 国际足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世界杯门将可能并不具备参赛资格。

作者：Johannes Aumüller 和 Thomas Kistner

前往牙买加！吉安尼·因凡蒂诺最近恰恰将他的一次个人宣传之旅选在了那里。这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主席抵达首都金斯敦，旨在观看一场北中美洲国家联赛的比赛。但当然，其核心目的在于会见加勒比地区的足球官员。因为因凡蒂诺正为了在 2027 年 3 月的连任而拼命挣扎，因此他正在开展一场全球性的个人宣传巡演。

在牙买加，备受争议的足协主席迈克尔·里基茨（Michael Ricketts）立即向他保证了深厚的忠诚。然而，从那里本应听到的是愤怒与谴责之词。因为这个国家被视为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中日益公开的勾结行为的最新受害者。牙买加在洲际附加赛中 0:1 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从而错失了参加 2026 年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在，人们对一名刚果球员在世界杯预选赛中的出场是否合法，以及国际足联对此的处理方式产生了巨大的质疑。

维龙·莫森戈-翁巴（Veron Mosengo-Omba），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大学同学，刚果民主共和国足协主席。照片：SEBASTIAN FREJ / IMAGO

而国际足联对此的看法不出所料地截然不同：他们在官方公告中宣布此事已结案。“国际足联可以确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牙买加的比赛以及随后的 2026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中，不存在参赛资格方面的问题，”该组织表示。

事实上，这一过程甚至让人想起今年夏天世界杯上前锋福拉林·巴洛贡（Folarin Balogun）的案例。回顾一下：这位东道主美国队的射手因红牌被禁赛，但唐纳德·特朗普不愿接受这一结果。于是，这位美国总统给吉安尼·因凡蒂诺打了电话。不久之后，巴洛贡突然获得了参加 16 强赛的资格，绕过了国际足联自身的规则体系。尽管国际足联坚称，其主席与这一丑闻般的决定完全无关，该决定是由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做出的。

核心人物是1994年出生于巴黎附近莫（Meaux）的门将利昂内尔·姆帕西（Lionel Mpasi）

然而现在，这种模式再次出现，这次涉及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DR Kongo）。在世界杯期间，刚果民主共和国被誉为潜力巨大的黑马，直到在淘汰赛中负于英格兰。事件的核心人物是门将利昂内尔·姆帕西，他出生于1994年，出生地在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莫。在青少年时期，他曾代表法国的不同国家队出战，直到后来才决定代表其家族原籍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出赛。在世界足球领域，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但姆帕西是否具备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出赛的资格？早在2025年底，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就在此前不久，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非洲区预选赛最后一轮的点球大战中击败了尼日利亚，从而获得了与加勒比地区代表牙买加进行决定性比赛的资格。然而，尼日利亚足协在11月底提出了抗议。他们主张，在预选赛期间，有超过半打的刚果球员非法更换了所属足协。

起初，此事在公众视野中沉寂了数月。但到了2026年3月，就在与牙买加的附加赛之前，情况出现了变动。尼日利亚的申请被驳回。而根据《纽约时报》和法国《世界报》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据此，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相关负责人得出的结论是，姆帕西从法国转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更换程序尚未完成——因此也没有有效的参赛许可。

他的法国足协更换程序是否已完成？世界杯期间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出战的门将利昂内尔·姆帕西。照片：KYODO NEWS / IMAGO

因此，相关记录指出，由于姆帕西的参与，非洲区的四场预选赛应被视为存在问题——国际足球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建议包括对该球员及刚果足协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其他选项之外，存在一种解决方案，即由尼日利亚在世界杯附加赛中取代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面对媒体初步询问时，国际足球联合会并未否认其代表曾对该案件做出过此类评估。它仅解释称，纪律委员会已经对该案件进行了审查——且尼日利亚的抗议因形式原因被驳回。但究竟是谁在何时做出了具体决定？为什么没有采取由尼日利亚取代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及，为什么其内部专业法律人员关于足协更换未完成的认定没有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尼日利亚与刚果的案件中，还是在随后的比赛（包括世界杯）中？

对于《南德意志报》（SZ）的此类询问，国际足球联合会未予回应。它仅给出的声明是，在牙买加之战以及2026年世界杯期间“不存在参赛资格问题”；其中完全没有提到尼日利亚。此外，国际足球联合会急于强调，此类决定由国际足球联合会的独立机构做出，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不会干预此类程序。至于因凡蒂诺何时得知其内部认定姆帕西的足协更换尚未完成，国际足球联合会在被问及此事时再次保持沉默。

这起案件绝非小事：此前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惯例是，启用没有参赛资格的球员会导致在办公桌前被判定为输球。例如，希腊在2016年就经历过这种情况，一场对阵土耳其的0:0被改成了0:3，因为一名被起用的球员在青少年时期曾代表澳大利亚出战。类似的案例也都是这样结束的。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案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战胜牙买加后，他们又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哥伦比亚、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直到在16强赛对阵英格兰的艰苦战斗后才被淘汰。直到比赛结束前15分钟，刚果队还领先，随后哈里·凯恩通过梅开二度反超了比分。很难想象，如果这些非洲球员在亚特兰大赢了英格兰，国际足联内部的规则政策现在会引发怎样的混乱。

但将此案提升到与“特朗普 / 巴洛贡”丑闻决策同等模式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并没有一个能坐在白宫拿起电话的唐纳德·特朗普。但它拥有一位对国际足联及其权势人物了如指掌的足球大佬：自2026年5月起领导刚果足协的瑞士-刚果裔维龙·莫森戈-翁巴（Veron Mosengo-Omba），是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在学生时代的好友。

随后，两人共同在足球管理机构中晋升：先是在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然后在国际足联。在因凡蒂诺掌权后，莫森戈-翁巴在国际足联迅速崛起。起初，他负责国际足联的开发援助，面向非洲和加勒比地区那些一直特别贫困的成员协会。当因凡蒂诺决定更严密地控制非洲足球时，他将莫森戈-翁巴派往开罗，担任非洲足球联合会（Caf）的新任秘书长。而当他在那里的管理方式遭到过于强烈的批评时，需要一个缓冲方案：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主席一职。在此过程中，他必须击败各种竞争对手。而就在决定这一职位的关键时刻，国际足联内部正陷入参赛资格丑闻。莫森戈-翁巴现在告诉《纽约时报》，他对国际足联的调查结果一无所知。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被取消资格，可能会摧毁他的主席野心——因此，无论是否是巧合，这个问题按照其足协的意愿得到解决，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

这次人事安排对因凡蒂诺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因为有了老伙计维龙，不仅能确保一张稳固的选票，而且后者还能引导一些非洲同行向他靠拢。面对来自欧洲（Uefa）、北 / 中北美（Concacaf）和亚洲（AFC）各大洲协会的阻力，国际足联主席必须依赖非洲足联（Caf）的投票。但是：这场新的“巴洛贡 2.0”丑闻并非让该大陆所有国家都感到有趣，尤其是直接受影响的尼日利亚，其国家体育委员会现在打算对此采取行动。

尼日利亚现将审查“所有选项”——错过世界杯造成的损失巨大

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尼日利亚——请注意，是以整个国家的身份，而非仅仅作为体育协会——正在审查“所有选项”，包括向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申请赔偿。这可能会是一笔巨额费用：涉及因未能参加世界杯而损失的收入、转会费、赞助金，甚至据称还涉及“对尼日利亚经济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这场丑闻正为因凡蒂诺的对手提供机会。在周四于柏林举行的旨在结束因凡蒂诺政权的欧足联（Uefa）危机大会上，最新的这次闹剧显然被纳入了战略考量。与欧洲并肩作战反对因凡蒂诺的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Concacaf）现在可能会深入研究这次“刚果原罪”：毕竟，未能参加世界杯的成员国中也包括他们的牙买加。

波鸿现实施禁跳令

在卡斯特罗珀大街体育场的东看台，支持者们不再被允许共同进行有节奏的跳跃。如果违反，将面临“严重后果”。

慕尼黑——在足球场看台上共同跳跃，对于球迷来说通常是一种极度愉悦的表达。但在德乙球队波鸿（VfL Bochum）这里，共同的有节奏跳跃现在被禁止了，因为这显然会导致部分人员产生不适感。一个离奇的故事！

几十年来，波鸿队的球迷在主场比赛期间一直热衷于高喊：“不跳舞的人就是沙尔克人”。由于在卡斯特罗珀大街的鲁尔体育场内，通常几乎没有来自竞争对手盖尔森基兴的沙尔克俱乐部支持者，因此体育场内的大多数观众总是兴致勃勃地跟着跳跃——尤其是氛围浓厚的东看台上的立席球迷。

若球迷不配合，看台将面临关闭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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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现在首先告一段落，有组织的跳跃也随之停止。在整个东看台——即体育场的一端，约 10 000 名倾向于更狂热的球迷及极端球迷（Ultras）在此观看比赛——从即日起不得再进行“编排好”的跳跃和蹦跳。鉴于

这座老旧体育场即将进行预计为期两年的改造，在结构静力学检查过程中发现，当观众进行有节奏的运动时会产生振动，这可能导致部分观众产生不适感。波鸿队在周三告知了此事，并向其球迷传达了一则令人难过的通知：“波鸿建筑监管局通过行政命令，首先为东看台设定了‘禁跳令’，作为关闭看台的替代方案，波鸿 1848 俱乐部作为承租方和组织方，必须从即日起在主场比赛日执行并监督该禁令。”

如果球迷不遵守规定，那么将“立即面临严重后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预计看台将被完全关闭，届时最多 10 000 名波鸿球迷将无法在体育场现场观看比赛。俱乐部强调，东看台的承载能力是有保障的。但在该看台区域，大量人数共同进行有节奏的跳跃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蹦床效应”，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不适效应”。

东看台翻修是现代化改造的一部分

东看台的翻修是波鸿体育场现代化改造措施的一部分。俱乐部表示，计划于2028年完成的翻修工作结束后，禁止跳跃的规定可能会被再次取消。直到那时，“不跳跃的人”才不再是沙尔克人。 乌尔里希·哈特曼 (Ulrich Hartmann)

波鸿足球俱乐部（VfL）表示，在下周日对阵比勒费尔德（Arminia Bielefeld）的主场比赛中，东看台虽然仍可满员，但“集体、同步、有节奏的跳跃和蹦跳动作被严令禁止”。这明确不包括例如进球后的庆祝，而仅指“编排好的跳跃”。俱乐部坚信球迷会遵守这些指示。

波鸿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今后必须放弃习惯性的集体跳跃。 照片：WEIS / TEAM2SPORTPHOTO / IMAGO

索德表彰孔帕尼

慕尼黑 —— 拜仁慕尼黑主教练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获得特别荣誉：这位比利时人将在“巴伐利亚体育奖”中获得由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基社盟）颁发的州长个人奖。巴伐利亚州办公厅宣布了这一消息。索德赞誉孔帕尼是“一家大俱乐部的伟大教练”以及“人道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对于这家德国纪录冠军俱乐部来说，这位40岁的人是“一个幸运的发现”，在他带领下，曾经的“好莱坞足球俱乐部”（FC Hollywood）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悦享足球俱乐部”（FC Feelgood）。

孔帕尼凭借其“对人类尊严的明确主张”，给“远超整个体育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文森特·孔帕尼不仅是体育界的一位伟大人物，更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榜样”。这位拜仁教练曾在2月份发表了一篇长近12分钟、引起广泛关注的反种族主义声明。起因是本菲卡与皇家马德里在欧冠比赛期间，前锋维尼修斯·儒尼奥尔（Vinícius Junior）遭受的种族主义侮辱，以及时任本菲卡教练若泽·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现任职于皇马）对此采取的淡化反应。

自2002年起，“巴伐利亚体育奖”旨在表彰那些让体育在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可见的运动员和倡议。该奖项分多个类别颁发。颁奖典礼将于周六在慕尼黑举行。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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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杂志

“因为那时我们太年轻，所以当然也相当天真”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谈校园里的孤独、 辣妹组合后的生活 以及她作为母亲的 神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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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手来，周末 (41) 作者：安娜·海菲施 (Anna Haifisch)

目录

8 当厌食症发挥其破坏性 作用时，一段友谊 如何维持？ 关于拉拉和埃拉的故事。

14 在生日之前，经常会有关于团体礼物的讨论。也许整个概念并不是最好的主意。

16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小时候经常独自站在操场上，这影响了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次访谈。

20 如果关系破裂的父母为了孩子而勉强在一起，这可能对孩子伤害最大。我们的作者对此有亲身经历。

4 现在请不要说话 6 好问题， 感知的真相， 混合双打， 三大谎言 24 生活风格 25 宇宙 26 烹饪四重奏 27 饮料市场 28 欧洲酒店， 赢奖， 版权声明 29 文字之苦 30 全球之最

全世界都在谈论爱情——但也许友谊才是更珍贵的财富？请尽情阅读这期关于女性的《南德意志报》杂志，其中友谊扮演了特殊角色——包括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这样的前辣妹组合成员（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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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哪里能吃到正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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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勒塞尔 (Clara Lösel)

出生于 4. 6月 1999 年，吉森 职业：诗人 教育背景：德语和西班牙语教师专业大学学习 状态：抒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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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上的情况如何？

当人们“关注”一位诗人时，起初会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听起来可能像斯特凡·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总之像是一种修道会团体或救世主思维。但时代已经改变，那些自学生时代起就不再接触诗歌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如今通过社交媒体也能实现诗歌创作的突破。克拉拉·勒塞尔在 Instagram 上拥有近 600000 名粉丝，对于诗歌领域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而她目前正在 TikTok 上追随这一趋势。但传统的纸质出版也进展顺利——勒塞尔的第一本诗集《如果你放弃……》(Wehe du gibst auf...) 已经

给年长一代简单解释一下：诗人 (Dichter) 和诗歌艺术家 (Poetry Artist) 之间有什么区别？

完成了 18 次印刷。她还带着她的文字进行演出，在售罄的剧院里。她的节目远非传统的朗诵，而更像是一种文字与励志秀的结合，其中交织着一点点爱与宏大情感。可以说，诗歌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克拉拉·勒塞尔将自己称为“诗歌艺术家”。但这个词与一度非常流行的诗歌大满贯 (Poetry Slams) 没有关系，她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以免产生误解。从这个角度看，“诗人”或许也是一个很合适的称呼。她的新书《我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感觉》(Ich dachte, sowas fühl nur ich) 刚刚出版。

当你拥有 1 个粉丝时，你的表情是怎样的？

你的灵感来自哪里？

诗人同行之间存在嫉妒吗？

演出前的紧张情绪该如何应对？

最后，想对那些在亚马逊上给你打一星评价的评论者说些什么？

感知的真相

交给回收站的 电池 电量状态

新生儿探访时的 三大谎言

1. »名字真好听！«

2. »这种特殊的拼写方式真是个好主意！«

3. »啊，我想应该是芬兰语发音！«

混合双打 (GEMISCHTES DOPPEL) 作者：帕特里克·费舍尔 (Patrick Fischer)

丑陋的灰色 (Hässliche Graue) 可怕的打击 (Grässliche Ha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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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

“我的好朋友 W. 在卫生方面极其严苛。她的免疫系统较弱，很容易感染，所以我在很大程度上能理解。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她的行为有些陷入了非理性，比如她不愿将徒步背包放在森林地面上，或者在进入桑拿房前要洗 20 分钟澡。这种行为让我感到困扰。我认为这是在浪费资源，而且对我来说，这其中还隐含着一种不经意的个人攻击：>你不够干净。< 比如，她在我的家里使用马桶前，先用卫生纸覆盖了马桶圈。（墙壁很薄，所以我听到了。）我的困扰有道理吗？我可以就此与她沟通吗？” 匿名，慕尼黑

您感到困扰。这一点可以确定。我认为，您主要困扰于您的朋友用纸覆盖您马桶圈这件事。至少您是隔壁听到的，对此必须说，这不一定准确。当一个人对自己推测过于自信时，往往是错误的。然而，就您描述的情况来看，这种行为对您的朋友来说是完全自洽的。因此，完全没有理由将其视为针对个人的攻击。无论如何，您本可以就此沟通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其实只能在当时进行：“你说，你刚才是不是在坐下来之前在马桶圈上铺了纸？”——“什么，没有，你怎么这么想？”——“听起来像这样。”——“你在偷听吗？”——“不，不……” 如此类推。然后，您对她过度洗澡感到气愤。是的，这也许并不理想。但如果允许我给您反馈的话，我觉得您对这位身体虚弱的朋友表现出的不满有些过头了。您在内心深处有点过于执着于这件事了。

我认为，为了您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您能尝试尽快从这件事中抽离出来会比较好。就让您的朋友保留她的神经质吧。她只是对细菌有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惧。每个人的社交圈里都有这样的人。如果您想为环境而愤怒，可以找到更大、更好的对手。比如向河流排放有毒废水的工厂；继续依赖化石燃料的政党；表现得像世界属于他们的科技巨头……人在面对身边最亲近的环境时，有时反而倾向于进行最尖锐的批评。请重新审视您的朋友一定也拥有的所有优点。

约汉娜·阿多延 (Johanna Adorj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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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太多了

照片 INES JANAS

拉拉和艾拉关系非常亲密。 但随后， 拉拉的厌食症介入了她们之间。 一段友谊 如何才能承受住严重的饮食失调？

可以依靠的肩膀：艾拉（左）和拉拉（右）。

艾拉一直生活在拉拉会死去的恐惧之中

艾拉熟悉那种愤怒，她曾多次尝试通过呼吸将其化解。这一次她也试了试。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和拉拉一起去咖啡馆总是一场冒险。艾拉很清楚这一点。和拉拉去咖啡馆通常是这样的：她会花极长的时间批判性地审视菜单。然后与服务员展开谈判。贝果有没有全麦面包的？燕麦片是用巧克力烘烤的吗？酸奶的脂肪含量是多少？什么，希腊酸奶？那不行。有时拉拉能成功点餐，她说：“炒蛋配吐司和培根”——但最后她还是会走到柜台前，更改订单，改点沙拉，但请不要加蜂蜜酱。随后，拉拉像盯着一颗必须拆除的炸弹一样盯着面前的碗。她开始操作：戳弄、切碎、剔除。西葫芦片太油了。牛油果太有纤维感了。对着一片生菜叶吮吸好几分钟。

在2023年12月柏林的那个周日，拉拉同样上演了她围绕卡路里的舞蹈。两人至今仍能回忆起那一幕。那套永远重复的编舞，艾拉早已烂熟于心。酸面包配了黄油。简直是恐怖。艾拉等待着。她没有说“你就吃吧”。也没有问“这有什么难的？”她保持沉默。拉拉并非故意的。拉拉病了。与一名患有进食障碍的人一起用餐需要很长时间，且始终是一场战斗。对于患者如此，对于周围的人亦然。

也有轻松的时刻，比如2023年6月在阿利坎特共同度假的时候。

付款时沉默，在城铁（S-Bahn）上沉默，在回公寓的路上沉默。拉拉关上了门。接着，艾拉爆发了。

艾拉尖叫道：“你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她尖叫道：“我不能再看着你这样自我毁灭了！”

她尖叫道：“我不再需要这样的朋友了！”

拉拉：“如果我走掉会更好吗？”

艾拉：“那就走吧！反正你状态糟糕的时候还是会回来的！”

在十年的友谊中，这是她们第一次大吵。所有情绪在这一刻倾泻而出：那是艾拉的挫败感，因为她必须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去照顾拉拉，而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精疲力竭。她始终生活在拉拉会死去的恐惧之中。而拉拉则嫉妒艾拉，在拉拉眼中，艾拉更纤细、更高、更漂亮。同时，拉拉害怕如果自己吃得太少，会令艾拉失望。如今，两人都感激这次艾拉所说的“爆炸”：“我们当时陷入了僵局。我们需要这次决裂，才能重新找回彼此。”

什么是好的友谊？是彼此信任。是敢于交付自我。是向对方展现真实的自己。是互相扶持。是的，是相互的。但如果一直是一个人在坠落，而另一个人在支撑，情况会如何？与心理疾病患者相处就像在走钢丝：我能给予多少而又不至于迷失自我？我该如何拯救对方？对方的痛苦是否由我造成？我的帮助是否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这是一个关于三个人的友谊的故事。在拉拉和艾拉之间，还有斯特拉（Stella）。这是拉拉给她的进食障碍起的名字。斯特拉是一个有毒的朋友，拉拉渴望得到她的认可，但一次又一次听到的却是：你还不够好！人们可以将厌食症想象成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因为，“消失”怎么能算作胜利？于是，人开始饥饿。不断地饥饿。“成瘾”意味着：无法停止。厌食症被认为是生命威胁最大的心理疾病之一。

93% 因进食障碍在诊所接受治疗的人群是女性。而且患者的年龄越来越小：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从2003年到2023年，10至17岁女孩在所有患有进食障碍的德国人中所占的比例从23%上升到近50%。拉拉（Lara）和埃拉（Ella）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在我们的社会中作为女性成长的故事——在这个社会中，女性应当纤弱，而男性应当强壮，女孩们被教导，

不要占用太多空间。在校园里，女孩们比较彼此的双腿：大腿之间有缝隙是好的，没有缝隙就是糟糕的。瘦是必须的。在Instagram上，女孩们发布带有黄瓜和口香糖的 #WhatIEatInADay（我一天吃什么）视频。在TikTok上，女孩们比赛谁更饥饿。数百万人都关注了 #skinnytok 标签，该标签在今年6月被禁用。

拉拉和埃拉在2013年通过竞技游泳相识，当时她们都12岁。埃拉来自巴登-符腾堡州西部的一个小镇凯尔（Kehl），后来加入了拉拉所在的规模更大的弗赖堡俱乐部。拉拉喜欢照顾他人，她也想让埃拉产生一种良好的感觉。而且埃拉身上有些吸引她的地方，也许是她的内敛。她们成了朋友。拉拉，那个留着浅色刘海的小个子。埃拉，那个有着深色卷发的高个子。两人都很有野心，都是独生女，且都是班长。她们成了彼此的姐妹。尽管这对朋友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但她们出身的世界却截然不同。拉拉在带花园的房子里长大。母亲烤蛋糕，父亲陪拉拉骑公路车，假期里全家去露营地度假。虽然并非一切都像画册里那样完美，但拉拉习惯了一个能给她支持的家庭。埃拉则和单亲母亲生活在一起。父母在她一岁时分居。她与父亲有联系，但学会了不要依赖他。并且学会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会更好。她更倾向于自己处理事情，而不是请求帮助。当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出生时，她六岁。当埃拉和妹妹以及父亲一起出门时，她会记得他们把车停在了哪里。她会帮妹妹系好

Maxi-Cosi安全座椅，她现在这样回忆道。“我太早承担了责任。我是一个极端的‘讨好型人格’（People Pleaser），当我觉得压力太大或界限被逾越时，我永远不会说出来。”这解释了在拉拉患病后，两人之间产生的一种动态关系。

拉拉和埃拉的拿手项目是蛙泳。竞技体育意味着每周放学后至少训练五次，外加周末的比赛和假期的训练营。压力。必须高效运转。穿着紧身面料的裸露身体。彼此比较。队友们经常哭泣，拉拉也是，只要她们觉得失败了。拉拉说：“游泳俱乐部就是我的家。”埃拉说：“拉拉牵起了我的手。对我来说，那里就像一片绿洲。我们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竞争。”她们紧紧依偎在一起。两人都感受到了压力，但拉拉的思想开始越来越多地围绕在别人的体型上。为什么她们看起来那么棒而我不是？面对关于体重的询问，拉拉准备好了一句话：“我体重52公斤，但肌肉比脂肪重。”她现在说，当时她渴望得到认可。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想要成为特别的人。她在学校很受欢迎，这对她也很重要。老师们称赞她看起来多么成熟。她和男孩们一起踢足球，是唯一的女孩。

但 2015 年的暑假结束后，她的女同学们回来时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运动和好成绩成为主流，而是超短裤、化妆和家庭派对。拉拉不喝酒，也不化妆。“我想，噢天哪，现在一切都失控了。”圣诞节，在兰萨罗特岛度假，拉拉当时 14 岁。晚上桌上摆着甜点，她没有吃。而这种感觉很好。她找到了一个新朋友：斯特拉——厌食症。从此，斯特拉掌控了节奏。白面包不行，黄油被禁止，士力架更不行，Nutella 也不行。面条、土豆、焗烤类食物。如果拉拉能成功地不吃所有这些东西，那就是美好的一天，斯特拉会赞美她。那时她才觉得自己有价值。她现在有一个目标：绝对不能体重增加。“在此过程中，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青春期是挑战极限的时期。当埃拉与朋友们打排球、在派对上跳舞、与男生接吻时，拉拉在家里陪着斯特拉。埃拉喝了她的第一杯啤酒。拉拉则喝 Fresubin（一种医疗用高热量营养饮品），以试图恢复健康体重。她被送进医院十次，三次处于急性生命危险之中。出院，节食，回诊所。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今，当这两个朋友共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她们经常难以置信地摇头。两人都爱说话且经常大笑。有时一个人会接替另一个人的话茬。当话题转向特别阴暗的时刻，埃拉会用一只手托住头，喊道：“危机，危机，危机！”拉拉说：“没有什么能再震惊我们了。”

埃拉：“你还记得我们在游泳池再次见面时的样子吗？”

拉拉：“那太糟糕了。”

“我几乎没认出你。你看起来像具骷髅。”

“我被囚禁了。我想让所有人看到我正在经历什么。”

在疾病最严重的阶段，拉拉通过鼻饲管进食。当导管通过鼻子被推入胃部时，埃拉握着拉拉的手。

“从那时起，一切都围绕着你。对我来说很清楚，我的朋友病得很重，危及生命。我必须支撑她。我经常想，她疯了吗？我的那个朋友去哪了？我很高兴能见到你，因为你对我很重要。但我们之间不再是那种约在一起吃冰淇淋的正常友谊了。我害怕你会死。”

“我很抱歉。我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抱抱你，告诉你我爱你，这些我都做不到。”

“而那正是我需要的。”

与一名进食障碍患者共同生活，就像是在共谋与背叛之间走钢丝，这也被称为“共依赖”。亲近的人会根据成瘾者的状态高度调整自己的生活，从而忽视自身的需求。为了能留在拉拉身边，埃拉成为了那个由卡路里和随时待命的小厨房秤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埃拉让拉拉选择无脂酸奶，好让她能吃点东西。但她感觉很糟糕，因为她知道这在助长拉拉的病情。更糟糕的是，当她背叛拉拉的时候。有一次她们在城里

去吃冰淇淋，但只有埃拉点了。拉拉说：“请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回到家后，埃拉在拉拉背后向母亲坦白了真相。在最初的几年里，埃拉几乎每天给拉拉写信：“我就在这里，我会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后来，她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她意识到这些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斯特拉和埃拉。埃拉说，她们从未讨论过这两个名字的相似之处。事实上，随着拉拉病情的出现，“不言说”悄然潜入她们的友谊，并使其日益空洞。所有那些她们找不到词语来表达的情绪：担忧、悲伤、嫉妒、苦闷、愤怒。埃拉觉得自己被斯特拉取代了。她吞下的委屈越多，就变得越沉默。这种沉默几乎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以至于拉拉开始害怕她。就像在阿利坎特的度假期间，拉拉在用餐时只点配菜，而埃拉在回程途中走在群体最前面，因为她无法忍受看到拉拉的样子。埃拉现在将此称为“无视拉拉”。拉拉保持沉默，是因为她嫉妒埃拉，觉得埃拉的生活似乎如此轻松。有一次她们一起去了健身房，埃拉想向拉拉展示如何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健康的锻炼。在跑步机上，拉拉突然开始冲刺。她拿起了更重的哑铃。在她的脑海中，斯特拉的声音在嘶嘶作响：埃拉很漂亮，埃拉很高，埃拉很瘦，为什么你不能也变成那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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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埃拉也停止了进食

拉拉从未在 Instagram 上发布过与埃拉的合照：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埃拉比她更漂亮。当埃拉鼓励她进食时，拉拉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让她变得更胖、更丑的计划。但拉拉现在说：不，Stella 这个名字与埃拉无关。“对我来说，Stella 是金发、刻薄的贱女人的代名词。她和埃拉完全不同。Stella 阴险狡诈，伪装成在关心你、永远陪伴在你身边，但却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现在，在 2026 年的夏天，她们能够反思那段疯狂的时光。“我确实越界了，但那是你的身体。

但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我只是想让你吃东西，”埃拉说。

“现在我明白了，你是想帮我，”拉拉说。“当时我觉得你想赢过我。我不断地拿自己和你比较，毁掉了很多东西。”

“我本应该早点和你谈谈我的问题。”

“是的。但我当时没有精力能真正地陪伴你。我很庆幸能简单地跟随你，以你为榜样。友谊依赖于交流，是给予与接纳。而我什么都没有给予。你基本上是在和你自己交朋友。”

“我现在知道你没有恶意。你在模仿我中寻求安全感。”

埃拉希望拉拉能反问她过得怎么样。但拉拉没有这样做，因此埃拉没有告诉她，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告诉她内心有时会积压无法控制的愤怒。告诉她经常感到孤独和丑陋。告诉她因为羞于面对自己的痘痘而害怕日光。当她陷入愤怒发作时，埃拉会崩溃，对着一切大吼大叫。17 岁那年，埃拉在深夜从一场派对上跑掉，冲到一辆车前大喊：“快撞死我吧！我想死！”她不得不在那晚度过青少年精神科病房。“太尴尬了。学校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除了拉拉。”埃拉没有告诉拉拉，她在街上被一家经纪公司挖掘成为模特，并接了 Dior 的工作，也没有告诉她，一名摄影师曾对她说：“能看出你吃过饭。”她同样向拉拉隐瞒了自己觉得镜中的样子很丑。毕竟拉拉

今天埃拉明白了：即使是爱，也无法总是拯救一个人。

她自己就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处理。埃拉的崩溃也是一种宣泄，释放掉她为拉拉承担的所有压力与沉重。

然后埃拉停止了进食。在一段时间没有运动后，她想维持身材。节食变成了强迫。在一次时装摄影预约前，她一周没有摄入碳水化合物。这种情况持续了下去。今天埃拉说：“那是一个求救信号。我和母亲发生了很多争吵，并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只去思考运动、饮食和大学，成了我的逃避——尽管通过拉拉，我知道这会导致多么糟糕的结局。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

因此，我直接联系了她。”

这一次，她们的角色互换了。正处于稳定期的拉拉（Lara）成了可以依靠的肩膀。她给埃拉（Ella）发送饮食计划，提醒她用餐，并要求她拍下食物的照片。拉拉的母亲当时告诉她：“其他人也有问题，不只是你。”这是一个转折点。拉拉终于可以成为坚强的一方，成为一个朋友，而不再仅仅是一个病人。埃拉也重新发现了她当初结识好友时所喜爱的那一面：亲切与自信。拉拉为她制作了一本包含照片和应对饮食挣扎策略的友谊册。她发了一张自己哭红了脸的自拍：“这是很久以来最好的礼物。”直到今天，她偶尔还会翻阅那本书。她开始接受治疗。她的治疗师说，过早地长大总有一天会被反噬，尤其是像她这样讨好他人的人（People Pleaser），更容易在情感上被他人掌控。她意识到，在帮助他人之前，必须先学会设定界限以自救。她学习了一种呼吸技巧，用以控制愤怒：吸气，数到五，然后呼气。她还意识到，偶尔状态不佳、在承受不住时说“不”是没有关系的。在心理学专业学习期间，她明白了进食障碍的核心在于控制。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在“不进食”中寻找安全感。不进食是唯一能由自己独立决定的事情。“能以如此系统且冷静的方式得到解释，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也更好地理解拉拉，”她说。她开始重新进食。如果今天她在照镜子时无法忍受所看到的景象，她就会把镜子转过去。

然而，进食障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于是发生了2023年12月在柏林的那次争吵，当时她大喊：“我不再需要这样的朋友了！”拉拉离开了。并且删除了所有共同的聊天记录，仿佛要销毁这段友谊失败的证明。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她们没有彼此交流，期间拉拉产生了自杀念头，再次几乎死于营养不良。是她在2025年8月联系的对方，因为听说了这件事。她们通了电话。她们想要重新开始。并且坦诚地倾诉了彼此的心声。无条件的爱不能拯救一个人，她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她们制定了规则：她不再将悲伤强行吞下直到爆发。拉拉则更加关注对方。 “在与她的关系中，我不再感到恐惧。”在Instagram上，她发布了两人对着镜头微笑的自拍。

如今人们遇到拉拉和她时，会看到两个自信的女性，两人均年满25岁。她们看起来状态良好且健康。一条无形的纽带似乎将她们紧紧相连，这种紧密或许只存在于两个几乎失去对方却最终决定再次选择彼此的人之间。她现在只是轻佻地将拉拉的病称为“夫人”。

拉拉住在弗赖堡，她也在那里长大。从秋天起，她将在因斯布鲁克学习心理学。她住在布鲁塞尔，在一家德国家庭担任互惠生（Au-pair）。她即将完成学业，同样是心理学专业。她希望将来能为竞技运动员提供教练指导。与像拉拉这样的患者一起工作对她来说太过于沉重。

拉拉吃了还是没吃？这个问题依然在潜意识中回荡。她对此找到了答案：“我不会再经历一次了，拉拉。你不能再在我面前出现时，看起来像个彻底崩溃的人。”

联邦健康教育中心（BZgA）的咨询电话为患者、亲属及其他关于进食障碍有疑问的人员提供服务。可通过电话号码 0221 / 892031 寻求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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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勒·索菲·卡斯滕 (Nele Sophie Karsten)

根据她照顾一名患有厌食症朋友的亲身经验：正视并沟通永远比视而不见和保持沉默要好。

最重要的是 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朋友们聚在一起共同送礼：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个极坏的主意

正文

米凯拉·罗加利 (MICHAELA ROGALLI)

插图

卢卡斯·埃格特 (LUKAS EGGERT)

在做出接下来的坦白时，我感觉并不完全自在，因为乍一看，我可能会显得非常不可爱。但请您稍作包容，我随后会详细解释我的意思。那么：我讨厌集体送礼。真的。集体送礼是人类在发明生日以来，想出的最让人心烦的事。

某个朋友的邀请临近，或者某个同事的生日快到了，肯定会在临近之时，有人（通常是通过群发邮件）跑来问：“嘿，大家，我们要不要一起送件漂亮的礼物？”这个初衷没有错。但它有两个缺陷：a) “一起”，b) “漂亮的礼物”。现在，我只要读到这个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冷战，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将是没完没了的邮件和手机消息、无休止的讨论，参与人数从5人增加到10人，再到15人，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个人想要的都不同，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个人都正好不想要另一个人想要的那个。而最后谁来协调这一切并在最后一刻把礼物买回来？出于某种原因，总是我。

几个月前，一个朋友的整旬生日。我已经选好了一件合适的礼物，但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加入送礼行列，有些人甚至在庆祝活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出现：“哎呀，我还没准备，我也能参加吗？”礼物的价格无法再更改，所以送礼人数与总额的比例……嗯，这么说吧，我们最后看起来并不怎么慷慨。

基于这次经验，在一位女性朋友生日时我尝试了新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反正最后又会演变成不可避免的集体送礼，于是我和两名朋友提前坐在一起商议。我们收集想法，最终决定采用礼物和礼品卡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想要参与送礼的人数，礼物可以轻松向上升级——更多资金，更大的礼品卡。带着这个看似简单的想法，我们开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史上最蠢的主意！），并邀请了许多其他朋友和熟人。这是一个友好的提议，面向所有没有主意且没时间自行组织的人。

不到两天，这个群组就变成了一个永久堵塞的讨论论坛。“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关于这份礼物，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难道不能干脆……”一名参与者觉得自己的主意好得多，竟然冷酷地开始在这个群组内部组织第二份礼物。一些处于两难之中的朋友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在两份礼物中都出了钱。另一些人则私信我，说他们现在不得不退出，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由于增加礼物而要求支付的那么高金额。

与其避免集体送礼时的混乱，我反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最后，这件事不再关于我的朋友——她理应在生日时获得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祝福——而变成了关于个人口味、需求和感受的争论。

代金券几乎总是意味着送礼者将构思礼物的任务推卸给了收礼者

既然已经提到这个词了：代金券，尽管我自己也经常送，但简直就是瘟疫。这种主意总是源于无奈——因为参与合送礼的人太多，而对寿星的了解太少。在办公室送礼时尤其如此。同事X要四十岁了？好像没人真正知道他喜欢什么，所以送一张餐厅代金券准没错。或者同事Y，她不是喜欢骑车吗，我们就送她一张体育用品店的代金券。她总能在那儿找到什么的。换句话说：让她自己去为礼物发愁吧。代金券几乎总是意味着送礼者将构思礼物的任务推卸给了收礼者。这难道是送礼的意义吗？

令人悲哀的是，许多这类代金券从未被兑现。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和妻子多年前在婚礼上收到了一张跳伞代金券。因为两人都不敢尝试，就一直拖延——几年后，他们带着愧疚感将这张过期的代金券扔掉了。

是的，我承认，我也经常在集体送礼中感到压力。因为这类礼物几乎总是带来麻烦而非快乐。在我三十岁时，朋友们资助了我一部分考驾照的费用。真的很贴心。但之后我必须得去把驾照考下来。在另一个生日时，我收到了一张代金券，朋友们承诺帮我组装衣柜。非常友好。只不过我从未买过那个衣柜。还有一次，我收到了一张烹饪课的代金券，但遗憾的是，后来没有人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上课。

但是，没错，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中就一件礼物达成一致确实难如登天。我的建议是：在我们为了那些最终并不太合适的代金券而永无止境地凑钱之前——我们难道不想尝试重新回归单独送礼吗？对于那位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我已经想到了好几个合适的礼物，例如——注意，剧透！——一张精美的照片打印件，可惜它不够贵，不能由十个人合送。但我仍然想把它送给她。而对于下个月过生日的同事，我已经看中了音乐会门票——我们经常聊音乐，我很清楚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份礼物比十个人合送的一张购物券要个性得多。

亲爱的女性朋友们、同事们、朋友们、邻居们，我并不是说我想在没有你们的情况下送礼。但仅仅是单独送一件小礼物，完全没问题。你们也可以这么做。然后我们依然一起庆祝。成交吗？

很快就要过生日了

米凯拉·罗加利 (Michaela Rog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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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要掌控一切”

访谈 西尔克·维舍特 (SILKE WICHERT)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谈令人烦恼的完美主义、辣妹组合的社会意义，以及口红与自由的关系

照片 SOFIA SANCHEZ UND MAURO MONGIELL

屏幕摄像头对准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位于伦敦汉默史密斯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办公室。被人们习惯称为“VB”的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化淡妆，目前的头发长度几乎垂到腰部。这位52岁的女性没有坐着，而是站在一张桌子旁，她身边放着一个巨大的粉色咖啡杯。

《南德意志报》杂志：贝克汉姆女士，自2019年起您经营着自己的化妆品品牌。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命运的讽刺：一个在学校时期被欺负，且据您自己所述曾深受“极差皮肤”困扰的女孩，现在拥有了自己的美容公司？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绝对是。直到30多岁时，我的皮肤才变得还可以。但如果面对曾经那个皮肤有问题的女孩，我会紧紧地拥抱她并告诉她：对你的皮肤好一点。要有耐心！您现在还会偶尔想起那个

女孩吗？

经常会。我一直试图教会我们所有的孩子，共情力是最重要的人类特质。我反复告诉我们的女儿哈珀：如果在操场上有一个女孩孤零零地站着，没有人愿意和她说话或玩耍——那么请记住，你的妈妈曾经就像那个女孩一样。走到那个女孩身边，对她友好一点。

您在学校时是个好学生吗？

完全不是。我在学习上遇到过困难。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阅读障碍和计算障碍，但在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概念。每个孩子的学习方式都截然不同。归根结底，生活需要的是耐心，以及不害怕努力工作。此外，意识到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会让自己与那些在我不了解的领域有专长的人在一起。

在您看来，化妆更多是为了弥补缺陷，还是为了突出优势？

人们不应该试图改变自己，而应该强调自己所拥有的特质。就我而言，我并不试图用化妆品来改变自己。我只是想挖掘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据说您的丈夫大卫·贝克汉姆在普通的周日下午看到您化着全妆在屋里走动时会很高兴，因为他以为您是为了他才特意打扮得这么漂亮。而您当时给他的回答据说是：“我正在测试新产品。这只是在做耐用性测试。”

是的，没错。我经常测试我们的产品，在家里也是如此。有些产品需要数月的开发时间。对于我们即将上市的“维多利亚红”（Rouge Victoria）口红，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确保它们足够持久且不会晕染。此外，我们在雪白外壳的设计上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或者是在磁吸扣的闭合声音上。

您偶尔会因为追求完美而让您的团队感到心烦，这是事实吗？

绝对会。我对每一个细节都近乎痴迷。我也很清楚，当我化着浓妆在屋里走动时，有时看起来有点疯狂。但我不想在晚餐后发现半边颜色都涂满了脸，所以必须亲自尝试很多产品。佩戴感也极其重要：这款口红的感觉如何？涂上它我感觉如何？涂上红唇是让女性感到强大和自由的终极方式。

口红与自由有什么关系？

涂上红唇，我会觉得一切尽在掌控。我认为这能让人感到更无畏、更强大、更自信——至少对我来说，涂上它我就像成了最好的自己。这一切对我而言始于辣妹组合（Spice Girls）的“女孩力量”（Girl Power）。那时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音乐让女性变得强大。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通过我的服装品牌和化妆品系列延续着这一信息。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女性会展示自己所谓的刚起床时的惊艳照片。而您则坦承，您的丈夫从未见过您没有精心修饰过眉毛的样子。

唉，这就是在九十年代把眉毛拔得太多的后果。谢天谢地，我有一支好用的眉笔。除此之外，我不会说自己属于那种早晨在镜子前花很多时间的女性。我根本没那个时间。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当一名母亲。

您是否拥有某种秘密的“母亲超能力”？

您是指什么？

比如在家里，我是那个总能帮所有人找到他们寻找之物的人。

这也许算不上秘密武器，但是：我愿意为我的孩子们百分之百地陪伴在身边。我试图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觉得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所以，我的特殊天赋应该是创造时间并进行沟通。

您在 Netflix 关于您丈夫的纪录片《贝克汉姆》中成了隐藏的明星。之后是否有人提出要为您单独拍一部剧集？

早就有过这类邀请，但时机总是不对。在那之前，我对回顾自己的过去或谈论辣妹组合（Spice Girls）一直心存顾虑——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化妆品牌被仅仅视为一个名人品牌。直到几年前，我才觉得回顾过去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而且人们对我们 Netflix 纪录片的反应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最让我开心的赞美来自一些对我有所了解的人，他们说，这次我表现出来的样子终于像我真实的样子了。电影团队对我简直每

女企业家 全球每 30 秒就有一支 Victoria Beckham Beauty 的眼线笔被售出。现推出新品：口红“Rouge Victoria”。自去年以来，Victoria Beckham 控股公司已实现盈利。

女性家族企业家

这些贝克汉姆

在 2023 年 Netflix 纪录片《贝克汉姆》的首映礼上，他们还在一起：父母，以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现在，长子布鲁克林（Brooklyn，27 岁，图中右起第二位）已与父母断绝联系。他指责父母认为公众形象比孩子的福祉更重要。

所有账号 加起来， 贝克汉姆 一家在 Instagram 上触达了 1.44 亿人。

婚姻幸福 1999 年 5 月，大卫·贝克汉姆随曼联先后赢得了英超联赛和欧冠联赛冠军；7 月，他与当时姓亚当斯的维多利亚结婚。那时他们在一起还不到两年。

房地产持有者 他们之前的住所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贝克汉姆宫”（Beckingham Palace），于 2014 年以 11,35 百万英镑的价格售出。如今，这家人住在伦敦。

时尚偶像 21 世纪初，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也跟风这一潮流，在腰部下方纹了星星。

流行巨星

作为“辣妹”（Posh Spice），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右起第二位）与辣妹组合（Spice Girls）共同打破了多项纪录：最畅销的出道单曲（《Wannabe》）、最畅销的专辑（《Spice》），以及在1998年创下女子组合年度最高收入（4900万美元）的纪录。

在跟随工作的一天里，虚荣心在某个时刻已不再有容身之所。在那之前，我一直想要掌控一切。但当你拍摄像纪录片系列这样的作品时，必须立即放弃这种想法。在最终审核时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在剧集播出前不允许观看。这是一种令人解脱的体验。

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Miami Beach）上，艺术家詹妮弗·道尔顿（Jennifer Dalton）曾向参观者展示了两款手环。其中一款写着：“我宁愿性感”，另一款写着：“我宁愿富有”。

您会选择哪一款？ 看起来性感还是富有？噢天哪，我绝对无法决定。但我也许会犹豫，因为我已经读过太多关于我的恶意标题了。无论我说哪个——那肯定会成为下一个标题。 为了符合自己的品牌形象，压力有多大？由于您以无瑕的风格和完美的妆容著称，您大概不能不化妆且顶着油腻的头发去超市吧。

不，可以的。我只需要戴上一顶棒球帽。而且我从未声称自己是完美的。我只是在努力。有我拍得很好的照片，也有拍得很糟糕的照片。

现在的很多女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己的外貌，而且几乎精通所有关于化妆的知识。这难道不令人担忧吗？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我准备去学校之前，母亲在门口短暂地拦住我，从她的晨袍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红，在我的脸颊上涂了一点。她把它当成腮红用，觉得脸上有点颜色看起来会好得多。因此，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买的第一支口红是什么，那时我还非常小。我认为情况并没有改变太多。我现在在我的女儿哈珀（Harper）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她对护肤和化妆非常痴迷。

距离辣妹组合的第一支单曲《Wannabe》发行已经差不多30年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

“无畏”大概是最贴切的词。我们彼此拥有对方。我们充满野心。我们充满干劲。我们肩负着推广“女性力量”（Girl Power）的使命。当时太兴奋了！因为我们是女性，经常听到“不行”的回答——但我们态度明确，且拥有惊人的能量。因为那时太年轻，当然也相当天真——但我与四个最好的朋友一起环游世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您认为辣妹组合在今天还能获得那样的成功吗？

我觉得有趣的是，辣妹组合在今天依然像当年一样具有影响力。至少在英国和美国，人们仍然在谈论我们的乐队和音乐。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谁是辣妹组合，尽管他们当时还没出生。也许辣妹组合在今天甚至更具相关性。当我们谈论女性力量时，我们领先于那个时代。

希尔克·维希特（Silke Wichert）

在之前的一次预约中，她与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经历了一次直到今天都觉得最荒诞的采访场景：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精品店里，数十名顾客和摄影师在警戒线后围观。

你们当初要是早点分手就好了

有些父母虽然不停地争吵，但为了孩子依然选择在一起。这里由其中一个孩子来解释，为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好计划。

正文 KONSTANZE EIDENSCHINK

摄影 RENKE BRANDT

当伴侣之间只剩下互相讥讽时，爱就已无可挽回地枯萎了。

我今年15岁，正处于暑假。那是2018年，我的姐妹们、父母和我一起去冰岛旅行。而我的父母在几乎整个假期里都在争吵。我有时会感到难过，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假期结束后，我需要在学校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父母也经常争吵，但在度假期间，他们糟糕的关系显得尤为突出。有时他们互相责骂，有时在认为我没听到时，他们会大声吼叫。或者他们陷入冷战，房间里顿时笼罩着一层冰冷的氛围。

他们争吵的核心话题是我们这些孩子，关于我们的教育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父母之间达成的约定，我父亲经常不遵守。因为他想以更宽松的方式处理那些对我母亲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认真完成家庭作业。我在他们之间几乎看不到：一次充满爱意的拥抱，一句温暖的话语。在他们之间，早已感受不到爱了。

我的父母为了孩子而在一起，尽管他们对彼此已没什么感情。当他们在一年前半终于分手时，我松了一口气。那时我已经21岁了，肯定不再是个孩子，但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人永远是孩子。频繁的争吵，作为孩子被困在交战双方之间——我觉得父母因为孩子而维持关系是一种负担。我的父母本应该早点分手的。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不公正的指责，毕竟我的父母是为了我才坚持下去的。在一段不幸的关系中折磨自己多年，肯定需要极大的毅力。他们也尝试过伴侣治疗。显然，我的父母非常努力地想给孩子们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正因如此，我想打破一个迷思：为了孩子而在一起，以避免让他们经历分手，可能是完全错误的选择。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事实正是如此。

我的妹妹也认为，早点分手会更好，她认为“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不会吵得那么凶”。在父母冲突最激烈的顶峰时期，她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比我能保持的距离要大得多。

我最近问过父母，为什么当时决定在一起。我的母亲说：“我认为对于你们孩子来说，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很重要。” 对她而言，在分手前的十年里，这段关系就不再充满爱了；在最后的八年里，如果没有共同的孩子，她不会留在父亲身边。长期以来，她一直希望争吵能平息。如果没有孩子，她将不再有兴趣去改善这段关系。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她是为了孩子（für die Kinder）而不是因为孩子（wegen der Kinder）留在父亲身边的——“因为”这个词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责任指责。

我的父亲则认为，在分手前的最后三年之前，他与母亲之间还存在着恋爱关系。但在那个阶段，对他而言，爱也破碎了：“到最后，我只想坚持到你和你的姐妹们成年。”

苏尔的伴侣与家庭治疗师雅娜·米特文茨（Jana Miethwenz）认为，孩子需要父母双方——且必须是双方同时在场，而非分居在两个家庭——这其实是一个迷思。这个观点很少被质疑，部分原因在于它在社会层面上很受欢迎。当我与不同的专家讨论我的经历时，我意识到这些经历是多么典型。当父母无法正确解决冲突时，孩子往往觉得自己处于两方阵营之间。他们经常觉得有义务站在其中一方一边。而且，他们往往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去帮助父母——要么解决父母的争吵，要么支持被冲突击垮的一方。在这一切面前，孩子注定会失败。

我的父亲曾担心，如果他与我的母亲分开，将在孩子的生活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很明显，如果我们分开，我就必须离开。”我与父亲的关系从未简单过，自从父母分开后，我几乎不再见他。因为我不愿意，因为这感觉不对。那么，他的担忧是否成真了？

耶斯珀·尤尔（Jesper Juul）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教育学家之一，我的母亲以前读过很多他关于儿童教育的书。他在自传《我心中的孩子一直都在》（Das Kind in mir ist immer da）中描述了当他的父亲想要离婚时，家中那种紧张的氛围。当时尤尔三岁。尽管如此，他的父母最终没有分开，而是不幸地继续维持着这段关系。

对此他写道：“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那就改变它。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会以此污染你自己的家庭。”

我记得父母还在大声地进行冲突的那段时间，我晚上在房间楼下听到他们争吵。争论的内容关于如何

即使是维持了极长时间的关系也可能会走到尽头——但那样的话，它们被允许结束。

与我们这些孩子沟通，应该为我们煮什么菜，可能的错误行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们的教育风格是不相容的。如果我的母亲希望我们骑自行车时戴头盔，我的父亲则允许我们不戴头盔骑行。如果我的母亲希望我们健康饮食，我的父亲则在午餐时为我们做煎饼。

我大概 14 或 15 岁时，邀请他们到客厅谈话，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的目标是：解决他们的冲突。我试图在两人之间调解，更好地表述他们的诉求，让他们达成共识。但我并没有因此达成真正的协议。于是，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争吵。

渐渐地，父母之间激烈的冲突变得少见了，冷漠的沉默占据了上风。在我的青少年认知中，他们的对话几乎不再超出天气等肤浅的话题。但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这些孩子公开谈论他们的决裂。“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承认这一点，”我的母亲现在说道。尤其是在我早期的青少年时期，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朋友们的父母时，我感到的悲伤

第一次察觉。这种爱，这种关怀，或者父母之间给予彼此的关注，在我的父母之间几乎感受不到。乌尔姆的依恋研究专家卡尔·海因茨·布里施（Karl Heinz Brisch）解释道，当父母经常发生冲突时，他们通常在情感上过度关注自身，从而无法在情感上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持续的争吵会在基础信任感，即感知到的依恋安全性中造成裂痕，”他说，“虽然依恋关系的基石并没有整体崩塌，但这些裂痕足以让人感到痛苦和不适。”

就像许多父母争吵的孩子一样，我想为家庭中的问题承担责任。“承担罪责和责任往往比感到无能为力更容易忍受。如果是我错了，那么我就能改变一些事情，”布里施解释道。我想帮忙，想调解，想支持我的母亲，因为持续的冲突在折磨着她。为此，我想尽可能少地给父母制造麻烦。我几乎没有拿过差成绩，非常自觉地完成作业，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耶斯珀·尤尔（Jesper Juul）写道，如果父母不向孩子解释他们的问题，孩子会感到内疚，并得出结论：“那么我必须表现得让妈妈或爸爸重新开心起来。或者是我自己出了问题。这两者都会让任何孩子感到不堪重负。”

无论父母 如何努力 掩饰他们的 冲突， 无论他们是 大吵还是 小吵—— 孩子都能 察觉到

无论父母如何努力掩饰他们的冲突，无论他们是大吵还是小吵——孩子都能察觉到，所有的专家都这么告诉我。心理治疗师乌尔里克·贝梅-马蒂森（Ulrike Behme-Matthiessen）认为情况更糟糕：“孩子能察觉到大量未被说出口的信息。如果父母之间的冲突不被允许说出来，他们就学不会讨论情感，并开始不再信任自己的感知。”也许持续冲突带来的后果与离婚带来的后果有所不同，因为在分居时，“房间里的大象有了名字，人们可以讨论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小，”雅娜·米特文茨（Jana Miethwenz）说道。

大约16岁起，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的母亲，她应该和我的父亲分开。她是我感到联系更深的那个人。米特文茨说，如果孩子表达了分开的愿望但并未实现，“孩子会感到缺乏自我效能感”。她解释道，父母之间无法再解决的持续冲突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长期影响：“孩子会形成像‘我不重要’或‘我必须忍受’这样的信念，并学会压抑自己的需求。”如果父母在一段不幸福的关系中苦苦支撑，孩子会学到这种事情必须忍受，学到关系是没有出路的，以及关系并不意味着很多美好的事物。

我的母亲长期以来认为，留在我的父亲身边对她来说并没有那么糟糕。“但自从分开后，我才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有多累。我很久没有像那时那样压力这么大了，”她讲述道。我的父亲也深受这段关系的折磨：“他觉得家里的气氛很敌对，”他说。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幻想之中。我的幻想是能够挽救父母的关系——或者在意识到这行不通后，试图规定他们应该在何时分手。而他们的幻想则是，能够将他们的冲突与孩子隔离开来。也许如果我的父母早些分开，一切都会好转。也许家里的气氛会变得轻松，我也能与他们两人建立更好的关系。但也许情况反而会变得糟糕得多，父母在早期的离婚过程中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争斗。我永远无法得知答案。但我知道的是：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康斯坦泽·艾登辛克 (Konstanze Eidenschink)

小时候害怕杰斯珀·尤尔 (Jesper Juul) 的书。她以为那是关于严厉教育的指南，她的姐姐甚至把这些书藏起来不让母亲发现。如今，我们的作者意识到这位教育学家是多么睿智。

香氛瓶 香水“Classique Perdu”，带有黑醋栗和檀香调。ausliebezumduft.de

肢体语言

洗涤用品 沐浴露 “Press Reset Anti-Dryness Body Wash” 针对干燥 肌肤。

点滴之美 “Kleine Drop”耳环，由珐琅树脂和金边打造。bottegavene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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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刷的人 手工刷子 “Brossage Lympathique Bien-Etre”，用于淋巴排毒。labalaiterie.fr

神童 《American Teen》一书展示了美国摄影师约瑟夫·萨博 (Joseph Szabo) 的作品。他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担任美术教师期间，用相机记录了学生们的生活。由索菲亚·科波拉 (Sofia Coppola) 和金·戈登 (Kim Gordon) 撰文。 artbooksonline.eu

巡逻 镜子 “Medium Baton Mirror”，由美国 黄筒木 制成。

“在我身边，你如此美丽”

情感世界 图形小说《基督之身》(Der Leib Christi) 讲述了一位出生于 80 年代贫困西班牙的女性及其母亲的故事——以及她们之间深受迷信和天主教影响的关系。reprodukt.com

主场优势 家居鞋 “Galleria” 纯棉材质。 connox.de

安德鲁姐妹 (Andrews Sisters) 的歌曲，改编自雅各布·雅各布斯 (Jacob Jacobs) 的原曲 “Bei mir bist du schön”

甜木香 香水 “Le Parfum”，带有雪松、晚香玉和香草调。de.maxmara.com

红色涂抹 手霜 “Tomato Leaves”，带有番茄叶的香气。loewe.com

常青

有一些经久不衰的话题，可以用它们来填补令人压抑的谈话空白。比如关于天气的评论，或者：“那么，计划好度假了吗？”最尴尬的是在餐厅桌上的初次约会时，话题枯竭了，这时往往不得不把装饰品当作切入点，然后某时刻会出现这样一句话：“你说，那些植物是真的吗？”一场关于装饰植物的讨论标志着人际沟通的最低点。因为答案其实根本无关紧要，但人们还是不得不为此大做文章：是的，看起来像真的！不，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嗯，得摸摸看才知道！不，绿色太假了。但确实有这种植物，我表哥以前有过一盆……等等。一旦答案确定，那种凄凉感比之前更甚。唯一的新发现至多是：不仅约会是一场灾难，餐厅的选择——以及它的塑料花——也是一场灾难。马克斯·沙尼格 (Max Scharnigg)

生态足迹：Dior 的 “Nymphéas” 凉鞋，由缎面和刺绣棉制成。摄影 Florent Tanet

炖尖卷心菜

配塞格丁酸菜与辣椒蛋黄酱

»在奥地利，猪肉塞格丁炖肉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经典菜肴。我有时喜欢提供这种无肉的现代版本。«

康斯坦丁·凯勒（Konstantin Keller）是位于凯撒斯图尔（Kaiserstuhl）奥伯贝根（Oberbergen）的“黑鹰”（Schwarzer Adler）餐厅的主厨。他与卡罗琳·奥滕里特（Caroline Autenrieth）、西吉·谢林（Sigi Schelling）以及斯特凡·亨切尔（Stephan Hentschel）共同为我们的烹饪四人组撰稿。

4人份食材

酸菜部分< / td>< / tr><><>600 g< / ><>酸菜< / >< / ><><>200 g< / ><>洋葱< / >< / ><><>30 g< / ><>黄油< / >< / ><><>1< / ><>大蒜瓣< / >< / ><><>2 EL< / ><>甜椒粉< / >< / ><><>200 ml< / ><>蔬菜汤< / >< / ><><>250 g< / ><>烤红椒（罐装，切条）< / >< / ><><>80 g< / ><>法式酸奶油 (Crème fraîche)< / >< / ><><>1 EL< / ><>韩式辣酱 Gochujang（或用少量辣椒或哈里萨辣酱代替）< / >< / table>

尖卷心菜部分 500 g 尖卷心菜 少许盐 2 EL 植物油 100 ml 白葡萄酒 100 ml 蔬菜汤

蛋黄酱部分 1 个鸡蛋 1 TL 中辣芥末 200 ml 植物油 1 TL 柠檬汁 1 Msp. 甜椒粉 20–40 g 温和口味韩式辣酱 Gochujang 少许盐

装饰部分 1 EL 细葱（切成细小圆圈） 2 EL 炸洋葱酥

准备时间 45 分钟

下周预告：卡罗琳·奥滕里特带来的“填心煎蛋卷配菲尔德酸菜”

将酸菜放在筛网中用清水快速冲洗，这样味道会更温和。将洋葱对半切开，切成细条，在黄油中长时间炒至透明。5 分钟后加入切好的大蒜，然后加入甜椒粉。快速搅拌，立即加入酸菜，再次搅拌，倒入蔬菜汤，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20 分钟。然后将红椒条与法式酸奶油和韩式辣酱（一种辛辣的韩国调味酱）一起搅拌进去。

烤箱预热至 180 度（上下火）。将尖卷心菜切成四份（斜向切掉部分根茎，但要确保菜叶仍能保持完整）。在切口处撒盐。在耐烤锅中倒入油，将卷心菜各面煎至金棕色。将卷心菜块背朝上放置，加入白葡萄酒煮沸，随后倒入蔬菜汤，使锅底被轻微覆盖。盖上锅盖，在烤箱中焖约 20 分钟，直到卷心菜变软但仍有结构感（可用叉子戳入测试）。

在一个高容器中将鸡蛋与芥末搅拌均匀。使用搅拌棒缓慢地将油加入，直到形成稳定的蛋黄酱——如果太稀，可多加一点油。随后拌入柠檬汁和调味料（注意，韩式辣酱味道辛辣）。

摆盘时，将酸菜放在盘子中央，上面放一块卷心菜。在上面和周围点缀蛋黄酱，最后撒上细葱和炸洋葱酥。搭配土豆泥亦佳。

圣培礼古 (San Pellegrino)

如果非要喝水，那就喝这款，我们的作者认为。但随后他开始研究，结果不再那么热情了

我不记得在 45 岁生日之前，我是否曾在酒吧或餐厅点过水。无论是杯装还是瓶装，无论是否含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态度，因为，没错，它仅仅是水，但它散发出一种奢华与宏伟的气息。

最近我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我最喜欢的水来自哪里。

因为他得知，他最喜欢的水在从阿尔卑斯山脚下贝尔加莫（Bergamo）北部的泉眼涌出之前，已经在地下岩层中流动了 30 年。他得知，在圣培礼古（San Pellegrino），这甚至从未被考虑过。模特、无趣的人和自我优化者喝水。他白天喝 Spezi（可乐橙汁混合饮料），晚上喝一两瓶或五瓶小啤酒，之后喝烈酒。自从几年前他决定在禁食期间只喝水以来，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并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因为他想练习克制。六周后，他不仅通过了考验，体重还减轻了三公斤，尽管他每天依然摄入两顿热餐，而这些餐食与田野沙拉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如此之好，以至于他逐渐养成了喝水的习惯，如今他几乎不喝其他饮料，而且现在他甚至不再问自己，是否已经变成了那个他曾经最不想成为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水他都会喝。水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产生气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瓶子应该是绿色的，标签应该是浅蓝色的，并且上面写着 San Pellegrino —— 这是他绝对最喜欢的水。他在超市购买，在餐厅点餐。对于其他品牌，他能品尝出某种石灰味或金属味，而相比之下，San Pellegrino 让他觉得纯净、清澈且清新。单是看到瓶子的样子就能触发他的幸福感，很有可能如果其内容物装在无色瓶中，他根本不会觉得好喝，但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这必须与整体氛围相结合。意大利，这很清楚，但具体来自哪里？谁在生产它？在他的想象中，这一直是一个传承了八代的意大利贵族家庭：一个严厉的家长，一个迷人的女人，三个孩子 —— 两个模范生，一个害群之马 —— 他们在为遗产争吵。然后他进行了研究，并且必须承认：他震惊了。也就是说，起初进展还不错，

自 1899 年起，这里就开始灌装矿泉水，这使得该市镇成为了一个拥有宏伟新艺术风格建筑的时尚疗养胜地。他得知，当时的瓶子 —— 像香槟一样 —— 被铺在稻草上并装在木箱中。他得知，在 1912 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据说有 1000 多瓶水沉入了冰海 —— 据称这些水是为一等舱乘客准备的。

接着是令人沮丧的部分：不仅 San Pellegrino 自 1997 年起属于雀巢（Nestlé）集团，即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拥有超过 260,000 名员工。几周前，他还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上读到，他从未听说过的美国金融投资公司 Platinum Equity 收购了 50% 的股份。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此次出售旨在提高“营业收入回报率”，对于雀巢来说，退出水业务是“集团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该公司最近“经常未能实现其增长目标，令投资者感到不满”。

他仍然在喝 San Pellegrino，而且依然觉得好喝，尽管如此，自那以后，他内心深处有些东西破碎了。当你仔细观察时，几乎总会有某些东西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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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亚斯·哈贝尔 (Tobias Haberl)

在此与西蒙妮·布赫霍尔茨 (Simone Buchholz)、拉拉·弗里切 (Lara Fritzsche) 和海伦·赫格曼 (Helene Hegemann) 轮流撰写关于那些值得推荐的饮品的文章。

温德兰 (Wendland)

“Kenners Landlust 有机酒店”，下萨克森州

这家酒店的位置确实非常偏僻，但如果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例如从吕讷堡乘坐区域火车），只要提前通知，酒店将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Biohotel Kenners Landlust, Dübbekold Nr. 1, 29473 Göhrde, 电话 05855 / 979300, 双人间每晚 236 欧元起。kenners-landlust.de

温德兰是一片反抗的避风港。在 70 和 80 年代，这里有许多人抗议建设核废料最终处置库，其中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比如芭芭拉·肯纳斯 (Barbara Kenners)，她与丈夫肯尼 (Kenny) 在格尔德 (Göhrde) 经营着一家有机酒店，那是一个位于森林边缘、只有几栋房子的村落。客人可以住在旧农舍里，或者住在树屋中。树屋建在 6 米高的支柱上。内部设有两层，由陡峭的木梯连接。这里还提供一间无障碍树屋公寓，可通过电梯到达，且只有一层。由粘土抹灰组成的墙壁加热系统散发出像瓷砖炉一样温馨的暖意。天窗就在床的正上方，抬头可见树冠，夜晚可见银河。

早晨，鸟儿们负责唤醒服务：由欧亚鸲、乌鸫和歌鸫组成的合唱团。咖啡在茶水间提供，那里还准备了丰富的茶叶选择，让人一时忘记自己不是在有机商店里。银色的茶壶正等待着被端回房间，散发着蒸汽。丰盛的早餐自助餐：季节性食材、当地水果、来自有机批发商的蔬菜，以及自家烤炉烘焙的全麦面包。这里还准备了纸袋，方便客人打包一份便餐，例如参加由肯尼·肯纳斯引导的森林徒步活动。因为在反对最终处置库的抗议活动之后，进入温德兰的不仅有宁静，还有一群狼。斯特凡妮·维特劳夫 (Stefanie Witterauf)

总编辑：迈克尔·埃伯特 (Michael Ebert) 和 蒂姆·克洛策克 (Timm Klotzek)

副总编辑： 拉拉·弗里切 (Lara Fritzsche)

《南德意志报》杂志数字化负责人： 安娜贝尔·迪利格 (Annabel Dillig) 和 沃尔夫冈·吕夫 (Wolfgang Luef) 艺术总监：比尔特·斯坦贝克 (Birthe Steinbeck)

值班主编：朱莉娅·尼切 (Julia Nitsche), 迪克·舍恩莱贝 (Dirk Schönlebe)

文字主编：马克·舒尔曼 (Marc Schürmann)

编辑部：托马斯·贝尔恩塔勒 (Thomas Bärnthaler), 卡罗琳·布霍尔茨 (Caroline Bucholtz), 丽莎·弗里达·科斯汉 (Lisa Frieda Cossham), 苏珊·贾汉加德 (Susan Djahangard), 马克斯·费尔曼 (Max Fellmann), 萨米拉·弗里克 (Samira Fricke，时尚负责人), 克斯汀·格赖纳 (Kerstin Greiner，生活风格), 特蕾莎·海因 (Theresa Hein), 妮勒·索菲·卡斯滕 (Nele Sophie Karsten), 米凯拉·孔茨 (Michaela Konz), 尼古拉·迈尔 (Nicola Meier), 马雷克·尼伯丁 (Mareike Nieberding), 薇薇安·帕斯凯博士 (Dr. Vivian Pasquet), 拉尔斯·赖夏特 (Lars Reichardt), 雅各布·施伦克 (Jakob Schrenk), 约翰内斯·韦希特 (Johannes Waechter)

赢奖

保暖、透气且提供活动自由的羊毛，使挪威品牌 Aclima 的户外服装成为秋冬季节的实用伴侣。“reborn”系列的服装由回收羊毛制成。椰子壳纽扣和回收聚酯纤维缝纫线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可持续材料理念。我们将在 sz-magazin.de / gewinnen 抽奖赠送两件夹克、一条发带以及一条内里为美利奴羊毛的耐用“WoolShell”裤子，男女款均有。

您可以在下一期杂志中找到本谜题的答案，或者直接在 SZ 的 App 中进行数字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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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 1 如果将八件物品与一项公共措施相结合，就会得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9 为高级公务员提供推动力 12 气泡，但不是吹气；皮肤，但不是明天 15 从后方来看，前锋在那里比赛，而那里应该是那样 16 幼崽因此变得不那么细心 17 当拜耳公司有一面旗帜时可见 18 在英国的战争 19 您肯定也曾经构思过，不是吗？ 20 汽车的替代品 22 也可以上山的雪橇 25 制造一堆垃圾 27 原始终结 28 以惊人的价格闻名 32 出色的部件 33 无果的核桃油 34 具有约束力的行为 36 在吉他曲中经常被歌颂 38 用于写电子邮件或附在下方 39 当六在十的右上方时 40 发生爆炸时这样走 42 适合度假的熊样 44 当想要追求完美时经常需要 46 到处潜伏着阴影 48 冬天通常看得更清楚 49 根据民意调查，住房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像调查前那样 51 今年很少作为股份公司 52 在童话中总是排在第三位

向下 1 探索了捷克的大都市？ 2 被调离岗位不仅让雇员愤怒 3 几乎每次使用时都会被划掉 4 确保对话在高水平上进行 5 经常白费力气 6 加上 r 变得明显更勤奋或更懒惰 7 在烧烤时用 m... 这样做 8 生活在有啤酒和土豆的地方 10 诗人的什么 11 加上 S 后不再那么流畅 13 数学成绩中第五差的评分 14 在伊甸园中字面上已经预设的罪恶行为 21 青蛙跳的终点 23 上菜时不想听到的惊叹 24 拳头用方形的，手指用圆形的 26 为了让 zitrick 奏效，必须是 Kind 29 将许多事物提升到另一个水平 30 那些最后总要说一句俏皮话的人的装扮 31 挑衅的

结果 35 意义相同 37 一次性录音 41 加上 kel 且从后面看是博士 43 就在刚才之前经过 45 不适合哺乳动物，除了驴 47 没有前景的居住位置 50 这样就用它变成一个周末

谜题 40 解答

横向 1 高天赋者 10 不公平 12 议程 15 锦鲤 16 或者 17 南 18 德尔 19 鲍勃 21 附近 24 肘 25 节日 26 欺骗 27 快捷 29 如果 32 动物园 33 捣蛋鬼 36 欧贝 38 腐肉 39 你们的 40 啊哈 41 因纽特人 43 编号 44 骨灰瓮 45 相扑 46 GI 47 CD 48 首先 50 BSE 51 思想家 52 迈勒

纵向 1 爱狗人士 2 叔叔 3 鲨鱼 4 生物 5 地球居民 6 鹅 7 扫帚 8 埃德 9 骑行运动员 11 女性粉丝 13 棱 14 现 19 床 20 经常 22 他 23 史诗 28 休息室 30 奈瑟河 31 哎呀 32 缰绳 34 压力 35 码 37 熊 42 IOS 49 TI 50 BL

您可以在 sz-magazin.de / das-kreuz-mit-den-worten 找到该解答的注释版本。

世界之最

作者 为您朗读 本专栏： sz-magazin.de/ axelhacke （需 SZ Plus 会员）

几乎所有东西都靠电运行。原则上这非常方便——只要没有那些电缆的话

我们世界的电气化进程势不可挡。我的祖父母那时还用一台由木煤气驱动的吸尘器，奶奶骑在上面清理房屋；而我的父母那时已经用上了一台发出钉钉响声的柴油设备，其废气让公寓笼罩在迷雾中，烟尘颗粒落在家具上，导致吸尘器在吸入灰尘的同时也在吸入自身的污染物。

而我则用电吸尘。我也用电来冷藏食物、烹饪、烧水、烤面包、冲咖啡、搅拌、切碎、打奶泡、开门。电力之父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在电力的帮助下，我刷牙，甚至我的听力也得到了电力的支持，因为我助听器里的电池运行着在房屋线路中缓缓流动的电流。虽然电子眼镜目前还是例外，但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人们早已可以通过眼镜辅助来拍摄对方。这种事以前只有詹姆斯·邦德能做到，而现在任何一个误入歧途的混混都能做到。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是否可能？以前我们用机械打字机就是这么做的，直到打字机也变成了电动的，随后又被电子输入设备所取代。电力也让这些文字能够传送到编辑部。以前我们为此使用特殊的鼓语。而现在，字母伴随着啜吸声消失在电缆系统中。

生活是一股漫长的电流。

有趣的是，那些以前不需要能量的物品，现在却依赖于电。当我躺在床上，可以通过按下按钮抬起上半身，甚至抬起双腿。然后我就这样被撑在床垫上，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拉下了电动百叶窗。

只要给任何一件物品配备一根电缆、一个电机和一个遥控器就能让它动起来，这个想法令人兴奋。如果咖啡杯能嗡嗡地自动移向我的嘴边，而我能腾出两只手继续写作，那会怎样？如果抽屉的拉出和柜门的开启也可以通过电力支持来实现，为什么我还要手动操作？

所有这些如果没有电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无线电池也需要充电。因此，电缆成了电力时代的枷锁。当我们抬头望去，目光所及是一片充电线的景观。只要有插座的地方，就有电缆疲惫地盘绕着，以陡峭的曲线垂落在地。它们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牙刷充电，为牙套清洗机、咖啡机、电热水壶、灯具供电，在桌子和地板上蜿蜒穿行。就像世界上蚂蚁的生物量比所有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加起来还要多一样，电缆在人类制造的物品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似乎也越来越大。

未来是否还会存在不需要电就能运行的东西？最近在韩国，许多冰箱停止了工作，因为其电子设备的更新出错了。想象一下，有一天其他物品也发生了这种情况：电动床拒绝让我躺上去，电动鞋拔子无法让我的脚滑入外壳，电动沙发像牛仔竞技的马一样把我这个骑手甩出去。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是谁把我们带到那里的？是我们的贪图方便。人类渴望便捷，将所有的勤奋都服务于此，他辛苦劳作是为了生活得更方便；而当他获得了方便，他又会重新站起来，为了更多的方便而继续苦干。如果仓鼠足够聪明，它也会把自己的跑轮电气化。但它并不聪明。我们应该羡慕它吗？

FOTO: ROBERT HAAS

Süddeutsche Zeitung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AUS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SPORT

www.SZ.de HM2

- 82. Jahrgang / 41. Woche / Nr. 232 / 4,80 Euro

München, Freitag, 9. Oktober 2026

Das Streiflicht

(SZ) Alles muss raus. So will es der Sommerschlussverkauf, so will es die AfD. Und so läuft es auch mit den meisten Geheimnissen, die man zwar eine Zeit lang für sich behalten kann, aber mal unter uns gesagt, also das dürfte man eigentlich niemandem erzählen – na gut, seit ein paar Tagen weiß eh jeder, dass einem Mann namens August H. unter anderem landesverräterische Ausspähung und das Auskundschaften von Staatsgeheimnissen vorgeworfen wird. Die Sache wäre wohl kaum so spektakulär, wäre A. Hanning nur Gründungsmitglied des Schachklubs „Königsspringer Nordwalde“ gewesen, aber nein, er war langjähriger Geheimdienstchef und damit ranghoher Heimlichtuer des Landes.

Die schweren Vorwürfe, wegen denen dieser Mann nun sogar in Untersuchungshaft sitzt – hoffentlich ohne sendefähigen Tiktok-Account –, zeigen wieder einmal, wie richtig der Aussteiger Christopher McCandless lag, als er kurz vor seinem Tod in Alaskas einsamer Wildnis im Jahr 1992 in sein Tagebuch schrieb: „Glück ist nur echt, wenn man es mit anderen teilt.“ Sicher mag man auch mal etwas Glück empfinden, wenn man ein von anderen anvertrautes Geheimnis exklusiv mit sich herumtragen darf. Aber dieses Glück hat eine höchstens so lange Halbwertzeit wie ein Kompliment für schöne Socken. Bald wird es schal. Von einem Geheimnis will man erzählen. Dem Freund, der Kollegin, den Russen, irgendwem.

Ein sehr gegenwärtiger Beleg für dieses nicht abtrainierbare Menschheitsverlangen, etwas zu leaken, ist das Großforum Reddit, in dem es eine Gruppe namens „Beichthaus“ gibt. Hinter Pseudonymen erleichtern sich dort im Stundentakt Leute von ihren Sünden, von denen bislang kaum jemand etwas erfahren durfte. So wie früher eben in der Kirche. Als lesender Besucher dieses Forums kommt man nicht umhin, hinter der Beichte „Ich tue seit drei Jahren so, als könnte ich kein Excel, damit mich im Büro niemand um Hilfe bittet“ als Autorin Katherine Reiche zu vermuten und hinter „Ich werfe Batterien zum Recyceln durchs falsche Loch“ Robert Habeck. Ein anderer schreibt: „Ich habe meinem Friseur erzählt, dass ich wegziehe, weil ich nach neun Jahren nicht sagen wollte, dass mir die Haarschnitte nicht gefallen.“ Friedrich Merz wird kaum dahinterstecken, seine Beichten erfolgen, wie man weiß, stets on the record. Es war wahrscheinlich Olaf Scholz. Eine Lehre, die man aus all dem ableiten sollte, ist wohl, dass die aus der Mode geratene Kulturtechnik der Geheimniskrämerei bewahrt werden sollte. Auch, weil ein gut gehütetes Geheimnis manchmal zur schöneren Wahrheit führt: Ein Nutzer, Name „JasperCactus84732“, schreibt, ebenfalls bei Reddit, er habe vor zwei Jahren die Orchidee der Schwiegermutter umgebracht und diese anschließend heimlich ersetzt. Seitdem bekomme die Schwiegermutter ständig Komplimente für ihren grünen Daumen.

HEUTE

Thema des Tages Die Zwischenwahlen in den USA könnten für Donald Trump unangenehme Folgen haben...... 2

Meinung

Die AfD hat sich der deutschen Fahne und Hymne bemächtigt – leider gab es keine Gegenwehr..... 4

Wirtschaft

„Google Maps für Toiletten“: Klo-Influencer Thomas Marktanner über sein Geschäft... 16

Sport

Kongos WM-Torhüter hätte wohl nicht spielen dürfen – der Fall betrifft auch den Fifa-Präsidente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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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RENKE BRANDT

Traut euch, trennt euch

Manche Eltern streiten sich dauernd und bleiben trotzdem zusammen – ihren Kindern zuliebe. Das aber ist kein guter Plan, wie unsere Autorin aus eigener Erfahrung weiß.

SZ-Magazin

Linke, Grüne und SPD wollen sondieren

In Berlin könnte erstmals ein Senat mit einer linken Bürgermeisterin an der Spitze gebildet werden. Als Voraussetzung dafür einigen sich die Parteien auf ein Handlungspaket bei antisemitischen Vorfällen.

Von Meredith Haaf

Berlin – Zweieinhalb Wochen nach der Wahl zum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haben Linke,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SPD den Weg für Sondierungsgespräche freigemacht. Die Spitzen der drei Parteien verständigten sich auf ein weitreichendes Handlungspaket für den Umgang mit antisemitischen Vorfällen. Damit ist ein zentrales Hindernis für die Koalitionsbildung beseitigt. Die Landesvorsitzende der Berliner Linken, Kerstin Wolter, kündigte am Donnerstag an, die Sondierungsgespräche umgehend fortzusetzen.

In einem gemeinsamen Papier, das Wolter mit Steffen Krach (SPD) und Werner Graf (Grüne) vorstellte, heißt es: „Wir wollen eine Stadt, in der alle Menschen sicher leben und ihren Glauben und ihre Zugehörigkeit offen zeigen können.“ Laut der Vereinbarung bekennen sich alle drei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zur Erinnerung an die Shoah sowie zur Förderung des jüdischen Lebens. Polizei und Sicherheitsbehörden sollen in ihrem Auftrag, jüdisches Leben zu schützen, finanziell gestärkt werden. Zudem haben die drei Parteien einen Mechanismus vereinbart, um mit möglichen Vorfällen von Antisemitismus auf Fraktions- oder Regierungsebene umzugehen.

Bei der Wahl zum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am 20. September war die Linke mit 25,7 Prozent mit Abstand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strebt das Amt de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mit einer rot-rot-grünen Ko-alition an. Als Vorbedingung für die entsprechenden Gespräche hatten Grüne und Sozialdemokraten eine gemeinsame Position in Bezug auf Antisemitismus und auch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verlangt. Der Berliner Landesverband der Linken stand zuletzt stark in der Kritik, sich bei diesen Themen nicht klar genug abzugrenzen. SPD-Landeschef Krach lobte die Vereinbarung am Donnerstag als bundesweit einmalig, forderte aber darüber hinaus den Rückzug des linken Neuköllner Bundestagsabgeordneten Ferat Koçak.

Unter anderem legt die Vereinbarung verbindliche Schritte fest für den Fall, dass es etwa zu antisemitischen Äußerungen oder Verhaltensweisen von Abgeordneten kommt. In solchen Fällen soll es zum Ausschluss aus der Fraktion kommen. Zwar übernehmen die Fraktionen für ihre Mitglieder jeweils die Verantwortung, aber eine gemeinsame Aufarbeitung ist vorgesehen. Im Zweifel soll ein externes Expertengremium „aus der Berliner

Stadtgesellschaft“ zurate gezogen werden. Der Grünen-Fraktionsvorsitzende Werner Graf sagte am Donnerstag: „Wir verhandeln hier nicht einfach einen Koalitionsvertrag für Berlin, wir verhandeln, wie wir das friedliche Zusammenleben gestalten können.“ Die Vereinbarung sieht dafür unter anderem vor, Präventionsprogramme und Beratungs- und Meldestrukturen auszubauen. Zudem soll der „Schutz vor Antisemitismus, Antiziganismus, Rassismus und anderen Formen gruppenbezogener Menschenfeindlichkeit“ in die Berliner Verfassung aufgenommen werden. Dies hatte am Mittwoch eine Gruppe von hochrangigen Berliner Geistlichen vorgeschlagen.

Seit der Wahl hatten sich Spitzenpolitiker der drei Parteien bereits dreimal zu mehrstündigen Vorgesprächen getroffen.

Am Dienstag besuchten die Teilnehmer gemeinsam mehrere Gedenkveranstaltungen für die Opfer des Hamas-Terrorangriffs auf Israel am 7. Oktober 2023.

Teile der Berliner Linken stehen wegen ihrer Positionen zu Israel und Palästina und zum Antisemitismus immer wieder in der Kritik. Die Neuköllner Kandidatin Vanessa Emde etwa hatte bei einer Rede auf einer antiisraelischen Kundgebung erklärt, es gebe „kein Existenzrecht für Staaten“. Laut Parteibeschluss ist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für die Linke „nicht verhandelbar“. Für Unruhe hatte zuletzt unter anderem eine Wahlparty der Neuköllner Linken am 20. September gesorgt, bei der ein Oberhaupt einer zum Teil kriminellen Großfamilie sowie der in Berlin einflussreiche propalästinensische Aktivist Ibrahim Ibrahim anwesend waren. Er soll der Volksfront für die Befreiung Palästinas (PFLP) nahestehen, die von der EU als Terrororganisation eingestuft ist.

„Verhandeln, wie wir das friedliche Zusammenleben gestalten können“: Werner Graf (Grüne, li.) mit Kerstin Wolter (Linke) und Steffen Krach (SPD). FOTO: MICHELE TANTUSSI/GETTY

Kritik gab es am Donnerstag aus der Berliner CDU. Generalsekretär Lukas Krieger sagte, es sei „beschämend für die deutsche Hauptstadt, dass allen Ernstes über mehrere Sitzungen hinweg verhandelt werden muss, wie viel und welche Form von Antisemitismus innerhalb einer möglichen Regierungsfraktion noch zulässig ist“. Seine Partei sei bereit, mit Grünen und Sozialdemokraten über eine Koalition zu verhandeln. Am Mittwoch hatte bereits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Grüne und SPD aufgefordert, eine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der Linken zu verhindern. Zuletzt hatte die CDU im Roten Rathaus regiert. Bei der Wahl am 20. September landete sie allerdings mit großen Stimmverlusten nur auf Platz zwei, deutlich hinter der L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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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zähl mir was vom Pferd

als einen Campendonk ausgab – und das ihn ins Gefängnis brachte.

Vor mehr als elf Jahren wurde Wolfgang Beltracchi aus dem Gefängnis entlassen, auf Bewährung, und nach allem, was man lesen kann, hat sich der Fälscher a. D. auch im legalen Leben bewährt. Er habe nun beides, Geld und Ruhm, schrieb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ergangenes Jahr. Besonders Sammler aus der Schweiz leisteten sich gern einen Beltracchi, „allein weil die Geschichte dazu so gut zu erzählen ist“. Dass er, 2011 wegen Betrugs zu sechs Jahren Haft verurteilt, nichts mehr mit der Justiz zu tun haben will, kann man allerdings nicht sagen. Dieses Mal ist er aber selbst Kläger in einem Prozess, über den an diesem Freitag der Bundesgerichtshof (BGH) verhandelt: Beltracchi will „sein“ Bild zurück.

Nun gibt es zahllose Beltracchi-Bilder, mehr als 200 dieser „erfundenen“ Werke soll er im Laufe seines Fälscherlebens in Umlauf gebracht haben. Doch das „Rote Bild mit Pferden“, verkauft im Jahr 2006 über die Galerie Lempertz für fast 2,9 Millionen als vorgebliches Werk von Heinrich Campendonk, nimmt einen besonderen Platz in Beltracchis farbiger Vita ein. Als der Käufer, eine Gesellschaft mit Sitz auf Malta, es untersuchen ließ, fanden die Fachleute Spuren von Titanweiß, einer Farbe, die Campendonk im Jahr 1914 noch nicht auf der Palette haben konnte.

Anders ausgedrückt: Es ist das Bild, das Beltracchi ins Gefängnis brachte. Verständlich also, dass er, der selbst seine Haftzeit in sein Leben als Gesamtkunstwerk einzubauen verstand, es gern zurückhaben möchte. Die Galerie hatte sich damals zwar mit dem Erwerber auf einen Vergleich geeinigt und den Kauf rückabgewickelt. Danach hat sie es aber erneut verkauft – als echten Beltracchi und falschen Campendonk.

Womit man i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angelangt wäre, Abteilung Rechtsgeschäfte. Dort gibt es einen Paragrafen, der regelt, wie solche über eine Galerie abgewickelten Geschäfte verlaufen. Die Galerie ist zwar nicht Eigentümerin, sie darf aber als Kommissionärin trotzdem über das Bild verfügen, weil sie die Einwilligung des „Berechtigten“ hat – also des Eigentümers Beltracchi. Das ist im Kunsthandel der übliche Gang der Dinge. Auktionshäuser kaufen die Werke normalerweise nicht selbst an.

Beltracchis Anwälte machen nun aber geltend, mit dem Vergleich zwischen der

Galerie Lempertz und dem getäuschten Käufer sei der Vertrag rückabgewickelt worden. Damit habe das Eigentum am „Roten Bild“ den Rückweg angetreten, und zwar bis zum Maler. Daran ändere die Fälschung nichts.

Wäre das richtig, dann hätte die Galerie das Werk nicht ein zweites Mal verkaufen können, jedenfalls nicht ohne Einwilligung Beltracchis. Das Oberlandesgericht Karlsruhe indes, das 2024 über den Fall entschieden hatte, fand das nicht überzeugend. Die maltesische Gesellschaft sei nun mal Eigentümerin des Bildes geworden und habe dieses Eigentum an die Galerie übertragen. Pech gehabt, Beltracchi.

Ganz praktisch könnte der Künstler natürlich einen neuen Campendonk malen, „Rotes Bild mit Pferden II“ von Wolfgang Beltracchi, auch das Titanweiß wäre kein Problem mehr. Das aber wäre nur eine Kopie und eben nicht das biografisch bedeutende Original, das ihn einst in den Knast brachte. Wolfgang Janisch

Wirtschaft wächst stärker

In diesem Jahr erwarte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Konjunkturplus von 1,3 Prozent.

Berlin – Die Bundesregierung rechnet mit einem deutlichen Aufschw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ie hat ihre Konjunkturprognose angehoben und erwartet in diesem Jahr ein Wachstum von 1,3 Prozent. Im April hatte sie noch mit einem Plus von 0,5 Prozent gerechnet – sie ist nun also deutlich optimistischer. Die Folgen des Iran-Kriegs und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hatten die Konjunktur zunächst sehr belaste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abe sich aber als widerstandsfähiger erwiesen als erwartet, teilte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mit. Als Grund für das Wachstum nannte es vor allem Exporte sowie staatliche Investitionen und höhere Verteidigungsausgaben. DPA ➤ Wirtschaft

Koalition vertagt konkrete Beschlüsse

Berlin – Nach mehr als vierstündigen Beratungen im Koalitionsausschuss haben sich die Fraktionsspitzen von Union und SPD gegen jede Form von politischem Extremismus gestellt. „Wir sind uns bewusst, dass unsere Demokratie in diesen Tagen vor einer historischen Bewährungsprobe steht“, heißt es in einer gemeinsamen Nachricht der Fraktionschefs. „Wir sind fest entschlossen, unser Land nicht den Extremisten zu überlassen.“ Das Treffen ging ohne konkrete Beschlüsse zu den geplanten Reformen zu Ende. SZ > Seite 5

Anne Carson erhält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Stockholm – Der Literaturnobelpreis geht in diesem Jahr an die Kanadierin Anne Carson. Die 76-Jährige werde für ihr „kühnes und einfallsreiches Gesamtwerk“ mit verspielten Dialogen in klassischer Tradition gewürdigt, teilte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in Stockholm mit. Dadurch seien neue Formen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entstanden. SZ > Feuil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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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schenwahlen in den USA Anfang November entscheiden die Amerikaner, ob Trump weiter mit republikanischen Mehrheiten im Kongress komfortabel regieren kann. Umfragen deuten auf einen Wechsel hin.

Von Boris Herrmann

Als in Kansas zum letzten Mal ein Demokrat in den Senat von Washington gewählt wurde, gab es in Deutschland no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Wenn es also in den Umfragen vor den Zwischenwahlen sogar in dem konservativen Feldarbeiter- und Weizenbauernstaat spannend wird, dann muss etwas Außergewöhnliches im Gange sein. Demoskopen reden darüber mit einer Verwunderung, mit der Chemiker über die Entdeckung eines neuen Elements reden würden: In aktuellen Umfragen zum Senatsrennen in Kansas liegen der republikanische Senator Roger Marshall und sein demokratischer Herausforderer Adam Hamilton gleichauf.

Schuld daran is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er Republikaner ist inzwischen so unbeliebt, dass sich das auf Gegenden überträgt, die eigentlich zu den sichersten Bastionen seiner Partei gehören. Ähnlich gut wie Kansas stehen die Demokraten dieser Tage auch in traditionell republikanischen Staaten wie Texas, Alaska oder Nebraska da.

Für die Zwischenwahlen am 3. November scheint sich ein großer Erfolg für die Demokraten, eine „blaue Welle“ von historischen Ausmaßen anzukündigen. Aber diese Aussicht könnte trügerisch sein. Entschieden sind die Rennen um die Mehrheiten in Senat und Repräsentantenhaus natürlich noch lange nicht. Es gibt zumindest einen großen Unsicherheitsfaktor, der gleichzeitig die größte Hoffnung der Republikaner sein dürfte: Geld.

Die Midterms könnten die teuersten in der US-Geschichte werden

Mit dem Iran-Krieg, seiner Migrationspolitik, seiner Klüngelwirtschaft, seiner Obsession für den Ballsaal im Weißen Haus und seinem offensichtlichen Desinteresse für die Bedürfnisse der einfachen Leute hat der US-Präsident seiner Partei zuletzt vor allem Probleme beschert. Gleichzeitig verfügt der Milliardär aber auch über sehr viel Geld. In den USA is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gerne von „Trumps persönlicher Kriegskasse“ die Rede. Nach Angaben des namengebenden Kassenwartes soll sie rund eine Milliarde US-Dollar enthalten. Anfang September sagte Trump, er sei bereit, „auszugeben, was auch immer nötig ist, um uns zu helfen“. Wenn man ihn richtig verstanden hat, dann geht er aber davon aus, dass vielleicht auch um die 500 Millionen reichen könnten, um die Midterms zu gewinnen.

Das Marktforschungsunternehmen ADImpact sagte bereits im Frühsommer voraus, dass diese Zwischenwahlen die teuerst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USA werden könnten. Demnach dürften diesmal rund 11,6 Milliarden Dollar für Werbung beider Parteien ausgegeben werden, davon knapp die Hälfte für TV-Werbespots.

Angesichts der Umfragen scheinen die Republikaner in der heißen Wahlkampf-Phase aber noch einmal nachzulegen. Der Fernsehsender NBC hat ausgerechnet, dass die Republikaner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Wochen zusätzlich zu ihren ursprünglichen Werbegeldern gut 700 Millionen Dollar extra ausgegeben haben. Da

Donald Trump findet nichts dabei, aus seiner politischen Macht wirtschaftlichen Vorteil zu ziehen. Aber gelingt es diesmal auch umgekehrt, mit Geld die Stimmung der Wähler zu drehen?
FOTO: KENT NISHIMURA/AFP

Mit Milliarden gegen die blaue Welle

Der US-Präsident ist so unbeliebt, dass die Demokraten bei den Kongresswahlen triumphieren könnten. Gleichzeitig versorgt er seine Partei mit sehr viel Geld für Werbung. Können die Republikaner so das Blatt wenden?

mit wollen sie in den möglicherweise entscheidenden Duellen in Texas, Ohio, Michigan, Alaska oder Maine die eigenen Kandidaten über die Ziellinie hieven.

Die Demokraten halten ihrerseits mit mehr Wahlwerbung dagegen, aber auf deutlich niedrigerem Niveau. Sie haben im September und Oktober bislang – man muss hier wohl sagen: nur – 430 Millionen Dollar zusätzlich investiert. Besonders deutlich ist der republikanische Geldvorteil im Senatsrennen von Texas, wo rund 70 Prozent der jüngsten Spots und Anzeigen gebucht worden sind, um dem Republikaner Ken Paxton zu helfen – beziehungsweise dem Demokraten James Talarico zu schaden.

Dass man mit Geld allein keine Wahlen gewinnt, dürfte allgemein bekannt sein. In den Ausläufern von Städten wie San Antonio, Wichita, Detroit oder Cleveland wird sich bald erweisen, ob Geld eine politische Stimmungslage drehen kann. Natürlich gelten auch in den USA Regeln und Höchstsätze für Wahlkampfspenden. Allerdings gibt es ein Schlupfloch, das inzwischen größer ist als das Regelwerk selbst: die sogenannten Super-Pacs. Diese Wahlkampfunterstützungsvereine dürfen unbegrenzt Spenden einsammeln. Sie sind nicht den Finanzierungsregeln unterworfen, an die sich die jeweiligen angetretenen Kandidatinnen und Kandidaten zu halten haben.

Donald Trump steht bei den Midterms nicht zur Wahl, gewählt wird das Repräsentantenhaus und ein Teil des Senats. Der Präsident ist aber mit einem SuperPac namens „Maga Inc.“ als leibhaftige Geldverteilungsmaschine beteiligt.

Trump will die Wahlen zu einer Abstimmung über seine Großartigkeit machen

Zwar ist es gesetzlich verboten, dass sich die Super-Pacs mit den Politikern abstimmen, die sie mit ihren Spenden unterstützen. „Maga Inc.“ operiert formell unabhängig von Donald Trump. Der aber schert sich nicht um solche Verbote, er hat öffentlich kundgetan: „Das ist mein Geld, das ich kontrolliere. Ich kann damit machen, was ich will.“

Trump strebt ganz offensichtlich einen Wahlkampf an, der von seiner Großartigkeit handelt. Das ist aber nicht unbedingt das, was jene republikanischen Kandidaten wollen, die gerade um ihren Kongressitz fürchten müssen. Diese Tatsache scheint aber nur einer der Gründe zu sein, warum sich das finanzielle Ungleichgewicht zumindest bislang nicht in den Umfragen niederschlägt. Es könnte unter anderem auch daran liegen, dass Last-minute-Buchungen und Spots von externen Super-Pacs in der Regel teurer sind als langfristig geblockte Werbezeiten der Kandidaten. Laut ADImpact haben die Republikaner beispielsweise in Texas 44 Prozent mehr Geld ausgegeben als die Demokraten, sich damit aber lediglich acht Prozent mehr Werbezeit erkauft.

Trotz allem kann das Geld in den verbleibenden Tagen bis zur Wahl natürlich noch zu einem entscheidenden Faktor werden. Eines steht jedenfalls fest: Dort, wo die Republikaner ihre Millionen ausgeben, fürchten sie, etwas zu verlieren zu haben. Anfang dieser Woche gab es erste Berichte über auffällige Geldströme in Richtung South Carolina – eines Staates, den die Republikaner bislang eigentlich so fest eingepreist hatten wie Kansas.

Ein Zwischenzeugnis von den Bürgern

Mehrheiten in Senat und Repräsentantenhaus würden es den Demokraten erlauben, Untersuchungsauschüsse einzuberufen und Mittel für Trumps Vorhaben zu kürz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werden die Zwischenwahlen nicht nur in den Bundesstaaten, sondern auch in Washington D.C. mit Spannung verfolgt. Denn die sogenannten Midterms – die immer in der Mitte der vierjährigen Präsidentschaftszeit stattfinden – gelten traditionell auch als Referendum über die US-Regierung. Oft verliert die Partei des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dabei Mandate, weil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von deren Arbeit enttäuscht ist. Antworten auf die wichtigsten Fragen:

Wer/was wird am 3. November gewählt? Bei den Midterms werden alle 435 Sitze des Repräsentantenhauses neu vergeben. Die Amtszeit der Abgeordneten in dieser Kammer beträgt zwei Jahre. Im Senat wird etwa ein Drittel der 100 Sitze neu vergeben, da die Amtszeit der Senatorinnen und Senato- ren sechs Jahre beträgt. In vielen Bundes- staaten finden gleichzeitig Gouverneurs-, Parlaments- und Kommunalwahlen sowie Referenden über Sachfragen statt.

Was können Senat und Repräsentantenhaus entscheiden?

Beide Kammern bilden zusammen den Kongress, die Legislativ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Dessen Hauptaufgabe ist die Gesetzgebung auf Bundesebene. Der Kongress ist auch für die Verabschiedung des Haushalts und die Kontrolle der Exekutive zuständig, wobei Ausschüsse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Ausschüsse dürfen Regierungsmitglieder befragen, sich in Untersuchungsausschüsse verwandeln und Zeugen vorladen sowie die Herausgabe von Dokumenten verlangen. Auf den Präsidenten und dessen Stab hat der Kongress zwar keinen Zugriff, aber das Repräsentantenhaus kann ein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Impeachment) gegen den Präsidenten einleiten. Das Verfahren führt der Senat durch, der auch Ernennungen genehmigen muss.

Wie entstehen Mehrheiten im US-Kongress?

Im Repräsentantenhaus sind für die Mehrheit 218 von 435 Sitzen erforderlich, im Senat 51 von 100 Sitzen. Im Senat spielt allerdings die sogenannte Filibuster-Regelung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Bei vielen Gesetzesvorhaben ist eine Mehrheit von 60 Stimmen erforderlich. Für eine Verurteilung in einem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ist eine Zweidrittelmehrheit der anwesenden Senatorinnen und Senatoren erforderlich. Um im November die Mehrheit im Senat zu erobern, müssen die Demokraten vier Sitze gewinnen und einige hart umkämpfte Sitze verteidigen. Umfragen zufolge liegt das in Reichweite: In vielen Bundesstaaten liefern sich die Kandidatinnen und Kandidaten der Demokraten und der Republikener ein Kopf-an-Kopf-Rennen. Im Repräsentantenhaus reichen den Demokraten einige wenige zusätzliche Mandate, um die Kontrolle zu gewinnen.

Wo finden die spannendsten Rennen statt?

Bei den Wahlen für das Repräsentantenhaus sind vor allem Wahlkreise mit Wechselwählern rund um Metropolen hart umkämpft. Bei den Senatswahlen wird in mindestens neun Bundesstaaten ein knapper Ausgang erwartet. North Carolina gilt als einer jener Staaten, in denen die Demokraten die besten Chancen haben, die Republikaner abzulösen. In Texas werden dem Demokraten James Talarico im Rennen gegen den Republikaner Ken Paxton gute Chancen eingeräumt. In den republikanisch geprägten Staaten Iowa, Ohio, Kansas und Alaska ist der Ausgang überraschend offen. In Georgia versucht der Demokrat Jon Ossoff, seinen Sitz zu verteidigen, in Maine ist die republikanische Senatorin Susan Collins in der Verteidigungssrolle. Im Swingstate Michigan interessiert die Frage, wie sich der linke Demokrat Abdul El-Sayed schlägt.

Welche Themen prägen den Wahl-kampf?

Nach den Umfragen zu urteilen, wünscht sich die Mehrheit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dass über wirtschaftliche Themen gesprochen wird, namentlich über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Die wegen des Iran-Kriegs stark gestiegenen Benzinpreise beschäftigen die Wählerschaft. Das kommt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 entgegen, deren Topthema die Erschwinglichkeit ist. Die republikanische Partei stellt neu geschaffene Arbeitsplätze ins Zentrum. Daneben bewirtschaftet sie ihre Kernthemen, darunter Migration und Kulturkampf. Auch Donald Trump ist ein Wahlkampf-thema. Der Präsident ruft seine Anhänger dazu auf, so zu tun, als ob sein Name auf dem Wahlzettel stünde. Er besucht umkämpfte Staaten und verspricht seinen Wählern sogar 5000-Dollar-Schecks, falls die Republikaner gewinnen. Die Demokraten versuchen ebenfalls, die Wahlen zu einem Verdikt über Donald Trump zu erklären. Ihnen dient das aber zur Mobilisierung der Gegnerschaft.

Wie sicher sind die Wahlen?

Für die Ausführung der Wahlen sind die Bundesstaaten zuständig. Organisiert werden sie von parteiübergreifenden oder unabhängigen Wahlbehörden. In den meisten Bundesstaaten werden Papierstimmzettel oder elektronische Systeme mit druckbaren Nachweisen verwendet, was Audits und

Nachzählungen erleichtert. Technische Manipulationen gelten als unwahrscheinlich. Es gibt auch keine Hinweise darauf, dass jeweils Unberechtigte an den Wahlen teilnehmen. Verlieren die Republikaner, dürfte Donald Trump trotzdem das Resultat anzweifeln. Er spricht schon vor der Wahl von Betrug. Unabhängige Beobachter der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OSZE) wurden von den USA diesmal nicht eingeladen. Bei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von 2020, als Joe Biden gewählt wurde, waren die Beobachter zu dem Schluss gekommen, dass die Wahl korrekt verlief. Sie kritisieren Trumps Wahlbetrugsrhetorik.

Wie fair und frei sind die Wahlen?

Die republikanische Partei hat sich vor den Zwischenwahlen Vorteile verschafft, indem sie in mehreren von ihr dominierten Bundesstaaten die Wahlkreise neu zog. 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reagierte darauf und zog in von ihr dominierten Bundesstaaten ebenfalls Wahlkreise zu ihren Gunsten neu. Insgesamt haben die Republikaner durch dieses sogenannte Gerrymandering einen Vorteil erlangt, aber lediglich einen

Swing States bei den Midterms kleinen von zwei bis drei Sitzen im Repräsentantenhaus. Donald Trump versuchte auch, die Regeln für die Wahlen zu ändern. Er wollte die Briefwahl einschränken, scheiterte damit aber vor dem Obersten Gerichtshof. Im Kongress scheiterte er mit dem Vorhaben, strenger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Wählerregistrierung festzulegen. Die Regeln wurden nicht geändert. Befürchtet wird aber, dass die Regierung Polizisten der 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in der Nähe von Wahllokalen positionieren könnte, um Angehörige von Minderheiten vom Wählen abzuhalten.

SZ-Grafik

Wann werden Ergebnisse vorliegen?

Viele Bundesstaaten erlauben die Früh- und Briefwahl. Die Auszählung dieser Stimmen beginnt teils schon vor dem Wahltag, teils am Wahltag. Erste Hochrechnungen sind am Abend des 3. November zu erwarten. Bei knappen Rennen steht das Resultat aber oft erst Tage später fest, im Fall von Nachzählungen Wochen später. Je nach Staat werden Briefwahlstimmen zuerst oder zuletzt gezählt, was anfänglich zu einem „roten“ oder „blauen“ Vorsprung führen kann, der sich später ausgleicht. Einige Staaten kennen Stichwahlen, wenn niemand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reicht. In anderen gibt es bei kleinen Abständen automatisch Nachzählungen.

Welche Rolle spielt das Ergebnis für Trumps Präsidentschaft?

Je nach Ausgang ist Donald Trump für die zweite Hälfte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gestärkt oder geschwächt. Sollten die Demokraten die Mehrheit in einer oder in beiden Kammern erobern, können sie die Agenda des Präsidenten bei Gesetzesvorhaben blockieren und Resolutionen gegen seine Politik verabschieden, etwa gegen den Iran-

Krieg. Die Demokraten könnten sich auch über den Haushalt einbringen und etwa der 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Mittel entziehen. Ein Ende der Trump'schen Politik ist aber nicht zu erwarten. Schon in der ersten Hälfte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regierte der Präsident primär mittels Dekreten. Andere Länder können also nicht darauf hoffen, dass Trumps Zollpolitik vorbei ist, wenn sich die Mehrheiten im Kongress ändern. Ungemütlich könnte es für die Regierung dennoch werden.

Was ist von der Opposition zu erwarten, wenn sie im Kongress die Mehrheit hat? Die Demokraten bereiten sich bereits darauf vor, die Regierung zur Rechenschaft zu ziehen. Dass sie ein weiteres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gegen Trump anstreben, ist unwahrscheinlich, da ihnen für eine Verurteilung voraussichtlich auch nach den Wahlen die nötigen Stimmen fehlen. Die Demokraten wollen aber Regierungsmitglieder vor Untersuchungsausschüssen vorladen und die Herausgabe von Dokumenten verlangen. Priorität hat die mutmaßliche Korruption durch die Familie Trump. Die Demokraten wollen zum Beispiel untersuchen, ob Trumps Schwiegersohn Jared Kushner in Verhandlungen Firmen Vorteile verschaffte, an denen er beteiligt ist. Denkbar sind auch Untersuchungen zur Einwanderungspolitik, zum Krieg gegen Iran, zum Öldeal mit Venezuela oder zu Bauprojekten in Washington. Die Demokraten ziehen außerdem ein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ge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in Erwägung. Zuerst müssen sie die Wahlen aber tatsächlich gewinnen. 2024 hatten die Umfragen ein knappes Ergebnis erwarten lassen. Am Ende gewann Donald Trump deutlich. Charlotte Walser

Der Mann an seiner S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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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ram Weimer gilt nicht nur als stramm konservativ, sondern auch als einer der wenigen Vertrauten des angeschlagenen Kanzlers. Die Frage ist nur, ob das für Friedrich Merz eine Hilfe ist oder eher ein Problem.

Von Jörg Häntzschel, Henrike Roßbach und Robert Roßmann

Der Kulturstaatsminister und der Kanzler sind seit Jahrzehnten befreundet. Wie groß aber der Einfluss von Wolfram Weimer auf Friedrich Merz ist, darüber gibt es kontroverse Meinungen. Kurz gesagt: In Berlin trauen ihm die einen alles zu, die anderen nichts. FOTO: LISI NIESNER/REUTERS

m Zentrum der Macht schwebt die Kultur über den Dingen. Seit den Zeiten Gerhard Schröders, des ersten Kanzlers, der hier einzog, sind die Kulturstaatsminister im achten

Stock des Kanzleramts untergebracht. Derjenige, der dort arbeitet, hat das Berliner Regierungsviertel zu Füßen. Und er hat, zumindest physisch, den Kanzler unter sich, dessen Büro im siebten Stock liegt.

Seit eineinhalb Jahren sitzt Wolfram Weimer jetzt da oben, als Beauftragter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Bevor Friedrich Merz Ende April 2025 seine Regierung zusammenstellte, waren zwei, drei Namen für das Amt des Kulturstaatsministers gehandelt worden. Der von Weimer gehörte nicht dazu.

Ihm fehlte jede Erfahrung als Politiker, er ist nicht einmal CDU-Mitglied. Doch Merz hatte Mühe, einen Kandidaten für das Amt zu finden. Warum also nicht einen Freund vom Tegernsee fragen? Einen, der sich nicht nur verlässlich konservativ äußert, sondern auch noch ständig historische Jahreszahlen, Goethe- und Schiller-Zitate über seine Ansichten rieseln lässt, wie Feenstaub, der alles zum Funkeln bringt?

In einem mehrstündigen Podcast der Zeit gab Weimer neulich Einblicke in sein Leben und Wirken als Kulturstaatsminister und auch, wenn man so will, in sein Arbeitsumfeld. „Ich habe das schönste Büro dieser Regierung“, sagte er und wies auch auf seine Dachterrasse hin. „Wenn der Friedrich auf die Idee kommen würde, zu sagen, ach, lass uns mal die Büros tauschen, weil mein Büro schöner ist, da würde ich immer sagen: Weißt du, die Kultur ist erhaben.“

Er hat dem Kanzler schon viel Ärger eingebracht, vorsichtig formuliert

Über Friedrich Merz hieß es immer, er habe keine wirklichen Vertrauten mit ins Kanzleramt gebracht. Menschen, die ihn schon aus einer Zeit kennen, als er noch nicht der mächtigste Mann des Landes war. Die ihm nicht nur die Meinung sagen dürfen, sondern auf deren Meinung er sogar hört.

Angela Merkel hatte für so etwas ihre Medienberaterin Eva Christiansen und ihre Büroleiterin Beate Baumann, Olaf Scholz seinen Kanzleramtschef Wolfgang Schmidt und seine Büroleiterin Jeanette Schwamberger. Merz hatte früher Wolfgang Schäuble, doch der lebt nicht mehr, weshalb viele in Berlin heute auf die Frage, zu wem Merz gehe, wenn er Rat suche, erst mit den Schultern zucken und dann sagen: vermutlich zum früheren hessischen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Roland Koch. Und ja, dann gebe es da auch noch Wolfram Weimer.

Zuletzt war Weimer wieder Gesprächsthema, diesmal allerdings in einer Angelegenheit, die nichts mit seiner Rolle als meinungsfreudiger Kulturmensch zu tun hatte. Unter dem Titel „Weimer-Szenario“ ging ein Gerücht um im Regierungsviertel. Das Gerücht, dass Merz womöglich die Koalition mit der SPD aufkündigen und in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weitermachen könnte. Die Zeit schrieb, das Ganze werde deshalb „Weimer-Szenario“ genannt, weil der Kulturstaatsminister der Urheber der Erzählung gewesen sein solle – und im Innern der Koalition findet man durchaus Leute, die das mindestens für plausibel halten. In der SPD jedenfalls löste schon das Gerücht sofort Unruhe aus in der ohnehin wankenden Koalition.

Weimer und Merz kennen sich seit Jahrzehnten. Beide haben ein Haus am Tegernsee, sie unternehmen gemeinsam Touren in den Bergen, auch die Familien sind befreundet. Es liegt also nahe, dass Merz sich mit Weimer eine wichtige Bezugsperson in sein unmittelbares Umfeld im Kanzleramt geholt hat. In einer Zeit, in der es einsam geworden ist um den Kanzler und CDU-Vorsitzenden, in der Merz sich sogar gegen Kanzlertausch-Gerüchte stemmen muss, ist das keine Kleinigkeit. Die Frage ist nur: Ist es womöglich ein Problem?

Nüchtern betrachtet hat Weimer dem Kanzler schon eine Menge Ärger eingehandelt. Angesichts der Schlagzeilen, die Weimer in seinem ersten Jahr alleine schon in Sachen Berlinale, Buchhandlungspreis und Ludwig-Erhard-Gipfel produziert hatte, sah Merz sich im März in der Regierungsbefragung im Bundestag zu einer umfassenden Verteidigung seines Staatsministers gezwungen. Natürlich sei ein Staatsminister des Bundes, d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 zuständig sei, „auch eine umstrittene Person, wenn er sich in schwierige Debatten begibt“, sagte Merz. Das sei aus seiner Sicht unvermeidlich. „Ich will Ihnen sagen: Wolfram Weimer hat mein Vertrauen, und ich bin sicher, dass er viele Dinge tut, die in der Kulturszene, im gesamten Bereich von Kultur und Medien, auch auf sehr große Zustimmung stoßen, und diese Zustimmung teile ich.“ Vier Monate später ging Merz’ großer Kabinettsumbau spurlos an Weimer vorüber.

Vielleicht ist es ja so: In Berlin wird Weimer entweder alles zugetraut. Oder nichts.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konnte Weimer in Berlin zu seiner Rolle im Kanzleramt einige Fragen stellen. Die Urheberschaft des Szenarios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bestreitet Weimer vehement. „Ich habe k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ins Spiel gebracht“, sagt er. „Im Gegenteil, ich warne davor. Wir dürfen uns auf keinen Fall in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drängen lassen.“ Sein Interesse und das Interesse des Kanzlers sei es, „die Regierung zusammenzuhalten und Deutschland zu reparieren und zu reformieren“.

Politiker sind Menschen und deshalb naturgemäß sehr unterschiedlich gestrickt. Was die allermeisten aber verbindet, ist ihre Erfahrung, dass alles, was sie sagen und tun, gravierende Folgen haben kann, wenn sie die potenziellen Folgewirkungen nicht mitdenken.

Ein Oppositionspolitiker aus dem Bundestag, der Weimer regelmäßig erlebt, sagt es so: Das Problem sei, dass Weimer aus einer im Grunde richtigen Intention oft die falschen Schlüsse ziehe. Er wolle dann die Mitte oder die Demokratie schützen, agiere aber unüberlegt und ungeschickt und tue Dinge, „die spätestens in dritter Umdrehung zurückfeuern“, weil er sie politisch nicht zu Ende denke.

Weimer aber sei kein Politiker, sagt einer, der ihn in seiner Rolle beobachten kann, sondern ein Outsider, der als Konservativer zwar vielleicht von CDU pur träume, so etwas wie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aber im Zweifel nicht konsequent zu Ende denke. Also bis zu dem Punkt, an dem die Unionsfraktion sich in den Händen der AfD befände, weil sie keine anderen Mehrheiten mehr zustande bekäme.

Es heißt, er werde nicht wirklich ernst genommen. Außer von Merz

Wenn man so will, verbindet Weimer auch das in gewisser Weise mit Friedrich Merz: das Stolpern über eigene Unbedachtheiten.

Der Verdacht liegt nahe, dass Weimers Auftrag im Kanzleramt mindestens ursprünglich darin bestand, die Wokeness, Diversity- und Identitätshuberei in die Schranken zu weisen, mit der der 70-jährige Merz nie etwas anfangen konnte. Dass er stattdessen wieder der „richtigen“ Kultur zu ihrem Recht verhelfen sollte, jener Kultur also, mit der Merz groß geworden war. Falls dieser dafür jedoch mit dem Applaus derjenigen gerechnet hatte, die gut drei Jahre lang die Köpfe über Weimers grüne Vorgängerin Claudia Roth geschüttelt hatten, wurde er enttäuscht. Selbst die der Wokeness strukturell unverdächtige FAZ schrieb vor knapp einem Jahr über den „Windbeutel Weimer“.

Weimer ist in Portugal aufgewachsen, sein Vater war Germanist und Lehrer. Einserabitur, Begabtenstipendium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Spanien-Korrespondent der FAZ, Welt-Chefredakteur, Gründer des Magazins Cicero, Focus-Chefredakteur, dann,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Gründer der Weimer Media Group.

Weimers Rolle im Kanzleramt maßstabsgetreu zu vermessen, ist nicht ganz einfach. Im politischen Berlin gibt es dazu grob gesagt zwei Erzählungen. Die einen halten ihn für einen Paradiesvogel und Freigeist ohne Einfluss. Die anderen für einen Paradiesvogel und Freigeist mit Einfluss auf den Kanz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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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r aus dem Unionsumfeld sagt, Weimer neige zwar dazu, über sein Revier hinauszugehen und zu wildern, „aber es hört ihm halt niemand zu“. Aus dem Umfeld von Merz heißt es, Weimer sei mitnichten eine Art Denkmaschine des Kanzlers. Zwar kämen von ihm durchaus immer wieder Ideen oder Narrative, die Fra ge sei aber doch, ob Merz sich davon anstecken lasse. Und in dieser Hinsicht sei der achte Stock weit weg vom siebten.

Genau das aber bezweifelt das andere Lager. Jemand, der in der CDU gut vernetzt ist und lange dabei war, sagt, ja, Weimer werde im Kanzleramt nicht sonderlich ernst genommen. Außer eben von Merz. Weimers Defizite würden überdeckt durch den Schutz vom Kanzler. Merz würde ihn nie fallen lassen.

Weimer sei im Auftritt „wahnsinnig charming“, sagt einer, der ihn von früher kennt, als er noch nicht in der Politik war. Aber darauf dürfe man nicht hereinfallen. „Weimer würde auch dem Papst ein Doppelbett verkaufen.“ Je länger man sich in der Union umhört, desto klarer wird, dass sie es dort gar nicht so viel anders sehen.

Was Weimer mache, sei „oft schräg“, sagt ein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r Unionsfraktion. Er habe kein gutes Gefühl, dass jemand wie Weimer Merz so nahe sei. Sein Einfluss auf den Kanzler sei leider nicht so klein, wie es objektiv verdient wäre. Das sei ein Risiko und zeige einmal mehr, dass Merz bei der Personalauswahl keine glückliche Hand habe.

Was sagt Weimer selbst zu alldem?

„In Wahrheit mische ich mich nicht ein in das politische Tagesgeschäft“, sagt er der SZ. „Ich bin nicht der Strippenzieher, der Einflüsterer.“ Ja, er habe eine zugeschriebene Rolle, die des liberalen Konservativen, aber die sei nie als solche besprochen worden mit Merz.

Weimer sagt aber auch, dass die Politik Narrative brauche und dass er darüber natürlich auch mit dem Kanzler rede. Die zentralen Konflikte seien heute Identitätskonflikte. „Wer sind wir, wohin wollen wir, wer wollen wir sein?“ Und an diesen Fragen sei derjenige, der für Kulturpolitik zuständig sei, nun mal besonders nah dran.

Auf die Frage, warum er Ja gesagt habe, als Merz ihm den Posten als Kulturstaatsminister anbot, sagt er: „Er kam mit dem Argument, dass wir Medienleute ja so gerne klagen würden, und fragte mich dann, wie es stattdessen mal mit Machen wäre. Da hatte er mich.“

Wenn man sich mit Weimer unterhält, merkt man schnell, welche Themen ihn besonders umtreiben. Die Bedrohung der Freiheit durch den „geistigen Vampirismus“ der großen Tech-Konzerne etwa, die Medienpolitik als moderne Kulturpolitik, sein Kampf gegen die AfD. Selbst seine Kritiker sagen, dass er ein herzlicher Typ sei, rhetorisch gewandt. Mit seinem ehrlichen Enthusiasmus erinnert Weimer manchmal etwas an diese rotwangigen Kinder in Weihnachtsfilmen, die durch einen kosmischen Zufall in der Wichtelwerkstatt des Weihnachtsmanns gelandet sind und ihr Glück kaum fassen können.

Es ist der Donnerstag vor einer Woche, ein Nachmittag in Weimar. Wolfram Weimer und Thüringe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io Voigt stehen vor Goethes Wohnhaus. Die beiden wollen an diesem Tag gemeinsam mit Ulrike Lorenz, der Leiterin der Klassik-Stiftung Weimar, einen Mantel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in eine Schachtel packen und nach Rom schicken, ein originalgetreu nachgeschneidertes Stück. Weimer hatte die Idee, Goethes italienische Reise unterstützt durch Apps und Gedenktafeln an Orten von Verona bis nach Neapel und Sizilien als „Giro di Goethe“ auch für heutige Reisende erfahrbar zu machen. Für „Tausende, vielleicht Millionen“, sagt er. Und nun soll der Mantel anstelle des echten Goethe auf die Reise gehen und später in der Casa di Goethe in Rom ausgestellt werden.

Ins Amt gekommen ist Weimer mit einem tonnenschweren Ballast aus Leitartikeln, Büchern und Talkshowauftritten, die plötzlich als sein kulturpolitisches Programm gelesen wurden. Europa, das Christentum, die Aufklärung, das Abendland: Das sind die Dimensionen, in denen

Weimer denkt, allerdings betrat er dabei immer wieder dünnes Eis. In seinem „Konservativen Manifest“ beklagte er 2018 Europas „biologische Selbstaufgabe“, das Ende der „Fortdauer der eigenen Familie, des eigenen Blutes (...), der Zivilisation“. 2004 erklärte er die „Multi-Kulti-Lüge“ als Versuch, „mit vielen Döner-Buden, fleißiger Zuwanderung und der Huldigung von Kanak-Deutsch die alten Nationalinstinkte auszutilgen, die Nazi-Katastrophe sozusagen mental rückabzuwickeln“.

Dass Politiker Hintergrundgespräche führen, ist nicht unüblich. Diese Gespräche sind für sie eine Möglichkeit, ihre Haltungen und Positionen zu erklären, ohne jedes Wort wägen zu müssen, denn zitiert werden darf daraus in der Regel nicht. Weniger üblich ist, dass Politiker sich drei Stunden Zeit nehmen für ein solches Gespräch.

Seine tiefe Abneigung gegen die AfD halten auch Kritiker für echt

unverhofft Zeit und schlägt ein Abendessen vor. Seine zwei jungen Social-Media-Mitarbeiter nehmen unter Kronleuchtern noch schnell ein Instagram-Video auf, dann schickt Weimer Fahrer, Sprecher und Referent nach Hause. Nach einem Spaziergang zum Hotel Elephant schlägt er einen Tisch im Freien vor, es ist ein warmer Herbstabend.

Das erste Jahr seiner Amtszeit hat Weimer dann auch prompt damit zugebracht, sich in Kämpfen gegen die in seinen Augen zu linke Kulturszene zu verheddern. Seit etwa einem halben Jahr aber ist sein neuer erklärter Feind die AfD. Weimer besuchte in dieser Zeit das Hambacher Schloss, die Wartburg, Kloster Ettal und andere „Orte, die Identität stiften“, wie er sagt. Meistens kam er mit einem Förderscheck und immer mit dem Ziel, die AfD daran zu hindern, Deutschlands gebaute Geschichte, republikanische und demokratische Symbole für sich zu besetzen. Weimer sieht es so: „Wenn Sie heute jemanden mit einem Schwarz-Rot-Gold-Pin am Revers sehen, dann denken Sie: Der ist von der AfD. Dabei ist das unsere Flagge! Deren Flagge ist schwarz-weiß-rot.“

Weimers tiefe Abneigung gegen die AfD, seine Sorge vor einem Abrutschen des Landes nach rechts halten selbst viele seiner Kritiker für authentisch. Auch wegen der Kampagnen, die rechte Portale wie Nius und Apollo News gegen Weimer gestartet haben.

Weimer aber hat so viel zu erzählen, dass erst sein Hirschgulasch kalt wird und dann sein Eis schmilzt. Er ist herzlich, offen, einnehmend und testet sogar einige extravagante Projekte an, die noch auf seiner Liste stehen. Ein Anflug von Verbitterung trübt seine prächtige Laune nur dann, wenn das Gespräch auf die AfD und die rechten Medien kommt – oder die harte Kritik des Feuilletons an ihm.

„Viele in der Kultur haben sich über Wolfram Weimer geärgert, und das völlig zu Recht“, sagt der grüne Bundestagsabgeordnete Andreas Audretsch, der im Haushaltsausschuss für Weimers Etat zuständig ist. Zum Beispiel sei Weimers Agieren bei der Vergabe des Buchhandlungspreises „unterirdisch“ gewesen. Richtig sei gleichzeitig: „Wenn Wolfram Weimar das Bauhaus vor den Rechtsextremen der AfD schützen will, dann ist das authentische Sorge um di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Bei seinem Besuch in Weimar preist Weimer jetzt das Goethe-Haus als „Schatzkästchen unserer Herkunft“. Eine Stunde später, als er den prachtvoll restaurierten Ostflügel des Weimarer Stadtschlosses eröffnet, nennt er auch das Schloss eine „Schatzkiste unserer Herkunft“. Die Wiedereröffnung sei „wie Heiligabend“, nun komme Weimar „zurück nach Hause, in dieses Haus“. Worte, die er offenkundig an die spricht, die klagen, sich in ihrer Heimat nicht mehr zu Hause zu fühlen.

Als es Abend geworden ist und er durch ist mit seinem Tagesprogramm, mit Goethes Wohnhaus, dem Mantel und dem Schloss, entschließt Weimer sich kurzfristig, vor Ort zu übernachten. Er hat also

Ob er es nicht viel leichter hätte haben können, wenn er der Kulturwelt mit mehr Wohlwollen begegnet wäre? Wenn er auf Aktionen wie die mit dem Buchhandlungspreis verzichtet hätte? Ja, gibt Weimer zu, das sei wohl ein Fehler gewesen. Ihm tue die Sache inzwischen leid.

Weimer ist leicht entflammbar. Das ist seine Stärke und sein Problem

Die Sache, das war die Enthüllung vom März, dass Weimer den Verfassungsschutz gebeten hatte, drei linke Buchläden zu überprüfen, die zusammen mit 115 weiteren von einer unabhängigen Jury für den Buchhandlungspreis ausgewählt worden waren. Als der Verfassungsschutz tatsächlich „Erkenntnisse“ meldete, ließ Weimer sie von der Liste streichen. Er verteidigte sein Vorgehen damit, dass der Staat keine „Extremisten“ fördern könne. Ein Gericht verbot ihm später den „Extremismus“-Vorwurf, die Prüfung will Weimer jetzt nur noch in „Ausnahmefällen“, wahrscheinlich in seiner Amtszeit gar nicht mehr anordnen, wie er in Interviews sagte.

Für eine weitere Kontroverse hatte Weimer im Februar gesorgt. Als ein palästinensischer Filmemacher bei der Berlinale im Februar seinen Auftritt bei der Abschlussgala für „Genozid“-Vorwürfe nutzte, verteidigte der Kulturstaatsminister anfangs die Leiterin des Filmfestivals, Tricia Tuttle, wollte sie dann aber entlassen – und hielt am Ende doch an ihr fest, als er begriff, dass eine Entlassung das Aus des Festivals hätte bedeuten können.

Und dann war da noch der handfeste Interessenkonflikt rund um den „Ludwig Erhard Gipfel“, den Weimers Mediengruppe veranstaltet und bei dem Plätze für ein Abendessen mit Politikern für Zehntausende Euro verkauft wurden – darunter auch Minister, mit denen Weimer inzwischen am Kabinettstisch saß. „Die Vorwürfe, die gegen Wolfram Weimer erhoben worden sind, haben sich alle als falsch erwiesen“, sagte Merz damals. Um Interessenkonflikte zu vermeiden, übertrug Weimer seine Unternehmensanteile schließlich aber doch noch einem Treuhänder.

Man kann das alles natürlich als ausschließlich kulturpolitische Verirrungen werten. Nur: Der Mann, der für sie verantwortlich ist, genießt den offiziellen Schutz und Segen des Kanzlers. Deshalb sind Weimers kulturpolitische Verfehlungen nicht nur ein Problem für ihn selbst, sondern auch für den Kanzler.

Ende August, als sich das Kabinett zur Klausurtagung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in Brandenburg traf, war für Weimer eine besondere Rolle vorgesehen. Am frühen Morgen versammelte er seine Kollegen in der Schinkel-Kirche neben dem Schloss und hielt eine kleine Rede aus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über die großen preußischen Reformer, die es nüchtern betrachtet doch erheblich schwerer gehabt hätten als sie heute. Dann rief er alle hinter den Altar, wo das Herz des preußischen Staatskanzlers 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 ruht. „Sich ein Herz nehmen“, darum sei es ihm gegangen, sagt Weimer über diesen Moment.

Weimer selbst hat damit kein Problem, eher mit dem Gegenteil, also damit, allzu leicht entflammbar zu sein. Er flog auf eigene Faust zum Architekten Norman Foster nach London, um ihn für den Umbau der Frankfurter Paulskirche zu gewinnen, obwohl es sich um ein gemeinsames Projekt von Frankfurt, Hessen und dem Bund handelt. Er kündigte einen Exilcampus für die von Trump bedrängte Harvard University in München an, obwohl er nicht zuständig ist und Bayern von der Sache nichts hielt. Er kam auf die Idee,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die Mittel für dringend notwendige Neubauten zu streichen, weil man künftige Werke doch auch digital speichern könne, und gab das Geld dann doch frei. Kürzlich schlug er vor, das ZDF zu privatisieren und Tiktok in europäische Hände zu legen. Immerhin, seine Investitionsverpflichtung für Streamingdienste war zumindest schon in erster Lesung im Bundestag, die EU-Kommission aber hat Widerspruch eingelegt.

Am Dienstagabend dieser Woche hat Weimer eine Rede zur Eröffnung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gehalten. Er kündigte darin an, zusammen mit der Grimmelshausen-Gesellschaft künftig das „Literarische Wort des Jahres“ küren zu wollen. Ein Wort, „das die Kraft der Veränderung in sich trägt“.

Ein Mann, ein Wort? Das letzte über ihn, den Freund im Kanzleramt, ist jedenfalls noch nicht gesprochen.

„Weimer würde auch dem Papst ein Doppelbett verkaufen“: Auch wenn er umstritten ist, eines sagen fast alle über ihn, er sei „wahnsinnig charming“. FOTO: MICHAEL KAPPELER/DPA

DEUTSCHLAND

Na endlich

Von Hubert Wetzel

Sagen wir es so: Zum Glück hängt Deutschlands Sicherheit nicht von der Stimme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s ab. Denn es war, mit Verlaub, für die Ohren kein Vergnügen, als Boris Pistorius da am Dienstag auf dem Berliner Bebelplatz 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 gesungen hat.

deutsche Nationalhymne gesungen hat. Aber manchmal zählt die Idee mehr als die Ausführung. Und die Idee war richtig: An dem Tag, an dem zum ersten Mal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das Amt eines Landtagspräsidenten übernommen hat, stellte Pistorius sich an den Ort, an dem die Nazis einst Bücher verbrannt hatten, bevor sie dann Menschen verbrannten. Und er stimmte das Lied an,

das – ob man es nun mit- singt oder nicht – für ein Deutschland stehen sollte, das aus dieser Vergangen- heit etwas gelernt hat.

heit etwas gelernt hat. Man muss das so einschränkend sagen: stehen sollte. Denn es hat ein Diebstahl stattgefunden – ein Diebstahl von Symbolen. Jedes Land hat, grob gesagt, zwei davon: die Hymne und die Flagge. Das gilt auch für Deutschland. „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 dieser Text von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gesungen zur Melodie von Joseph Haydn, repräsentiert den deutschen Staat musikalisch; die schwarz-rot-golden gestreifte Fahne tut es optisch. Und der deutsche Staat, der mit diesen Sym-

Die Demokraten hätten der AfD niemals die Symbole der Bundesrepublik überlassen dürfen. Es ist genau richtig, dass Pistorius den Rechtsextremisten jetzt zumindest die Hymne streitig macht

bolen gemeint ist, ist jener, der nach Diktatur und Krieg entstanden ist: ein demokratisches, rechtsstaatliches, freiheitliches Deutschland, das nicht sich oder bestimmte Einwohner, sondern die Würde jedes Menschen über alles stellt.

Wüsste man das alles nicht, dann würde man es allerdings bei einer Rundreise durch Deutschland auch nicht bemerken. Die schwarz-rot-goldene Fahne ist von einer Partei gekapert worden, die sich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nennt, die aber eher eine Alternative zu Deutschland sein will. Die AfD gewinnt zwar demokratische Wahlen. Doch ihre Ziele haben mit Rechtsstaatlichkeit, Freiheit und Menschenwürde nichts zu tun.

Daran ändert auch nichts, dass das Deutschlandlied bei AfD-Veranstaltungen zum Standardrepertoire gehört. Das ist nur Tarnung. Man sieht das, wenn ein Parteimensch, der aus der ehemaligen DDR stammt, die Hymne dieser zweiten deutschen Diktatur mitsingt oder ein anderer, der mal Geschichtslehrer war, SA-Parolen von sich gibt.

Die AfD verachtet Deutschland, jedenfalls dieses Deutschland, wie es heute existiert. Sie will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erschaffen, was nur möglich ist, wenn man das derzeitige schleift. Gleichzeitig schmückt die Partei sich mit den Symbolen jenes Deutschlands, das sie zerstören will. Die AfD winkt mit der deutschen Fahne, sie singt die deutsche Hymne, aber sie will in eine Zeit zurück, in der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gegrölt wurde und die deutschen Farben nicht Schwarz, Rot und Gold waren, sondern Schwarz, Weiß und Rot. Oder Braun. Das ist, wie gesagt, Diebstahl von Symbolen. Es ist auch Tarnung, denn die meisten Bewohner Deutschlands wollen nicht in diese Zeit zurück. Es ist zudem cleveres, wenn auch hinterhältiges politisches Marketing. Vor allem aber ist dieser Zustand das Ergebnis enormer Dummheit und Kurzsichtigkeit der Parteien, die sich die „politische Mitte“ nennen. Denn wer, wenn nicht die Mitte, hat zugelassen, dass die AfD jene Symbole klaut, die alles umfassen, was das heutige Deutschland auszeichnet und was diese Mitte angeblich verteidigen will? Wer hat dem Angreifer die Schlüssel zur Festung überlassen?

Man kennt dieses Phänomen aus den USA, und man hätte als Union, SPD oder Grüne daraus lernen können: Kein Politiker trampelt so rabiat auf Amerikas Werten und Institutionen herum wie Donald Trump. Trotzdem hüllt er sich bei jeder Gelegenheit ins Sternenbanner, das – wie es im Fahneneid heißt – „für die Republik steht“, die er demontiert. Die Demokraten haben zugeschaut, die Flagge war ihnen peinlich, jetzt ist es zu spät: Die Fahne gehört Trump, er geriert sich als Patriot, obwohl er ein Zerstörer ist.

Vielleicht ist es auch in Deutschland zu spät. Vermutlich hätte man schon 2015 Björn Höcke auf die Finger hauen müssen, als er in einer Talkshow ein schwarzrot-goldenes Fähnchen über die Sessellehne hängte und etwas von „tiefer Liebe“ zu Deutschland faselte. Es mag sein, dass Höcke ein Deutschland liebt, aber bestimmt nicht das heutige; eher das in den Grenzen von 1914, dessen Karte einst in seinem Klassenzimmer hing.

Aber damals galt Höcke als Wirrkopf, niemand hat die deutsche Fahne vor ihm gerettet. Heute gehört Schwarz-Rot-Gold den Rechtsextremisten. Der Versuch von Boris Pistorius, ihnen wenigstens die Hymne streitig zu machen, ist ehrenwert. Und hoffentlich nicht vergebens.

SPANIEN

Der Tod der alten Dame

Der Fall Maricarmen, die Zwangs-räumung einer 87-Jährigen aus ihrer Wohnung in Madrid, hatte in Spanien Empörung ausgelöst. Nun, da Maricarmen Abascal in jenem Krankenhaus gestorben ist, in das sie nach der Räumung gebracht worden war, hat sich der Fall zu einer wahren Tragödie ausgeweitet.

Vom Tropfen, der das Fass zum Überlaufen bringe, hatten die Aktivisten gesprochen, als sie vor zwei Wochen in Madrid ein Protestcamp errichteten. Nun, so steht es zu befürchten, ist eher die Metapher von der Lunte angebracht, die ein Pulverfass zur Explosion bringen könnte.

Von „Mord“ sprechen die Führungen der beiden Parteien an den Enden des linken und rechten politischen Spektrums, Podemos und Vox. In den Augen der Linkspopulisten hat die menschenverachtende Gier der Immobilienbranche die alte Dame das Leben gekostet. Die Rechtspopulisten wiederum sagen, dass Maricarmen von der Regierung getötet wurde, welche die Wohnungsnot längst hätte lösen müssen.

ARTENSCHUTZ

Tatsächlich weiß niemand, ob Abascal jetzt auch gestorben wäre, hätte es das Drama nicht gegeben. Doch für die vielen Menschen, die ihren Rauswurf wie ein Spiegelbild ihrer eigenen Wohnprobleme ansehen, ist dieser Tod ein Schock.

Leider führt ein Schockzustand oft nicht zu sinnvollen Reaktionen, sondern zu Hektik und Aktionismus. Premier Sánchez nutzt den Umstand, dass das Parlament aufgelöst ist, um Eil-Dekrete durchzusetzen. Die Opposition verbreitet Fantastereien über eine Million Wohnungen, die sie bauen werde. Nur eines schafft Spaniens Politik erneut nicht: die Tragödie einer 87-Jährigen zum Anlass für einen gemeinsamen, konstruktiven Kraftakt zu nehmen. In einem Theaterstück von Friedrich Dürrenmatt sät der Besuch einer alten Dame Zwist in einem Schweizer Dorf. In Spanien spaltet der Tod einer alten Dame nun ein ganzes Land. Patrick Illinger

Schaut auf die Tiger

Die gute Nachricht zuerst: Artenschutz funktioniert. Das beweisen die Tiger, von denen es jetzt wieder etwa 5700 Exemplare gibt. 2010 waren es nur noch 3200. Oder die Grüne Meeresschildkröte, die seit Kurzem nicht mehr als gefährdet gilt. Dem aktuellen Living Planet Report der Umweltschutzorganisation WWF zufolge ist etwa die Hälfte der Wirbeltierbestände stabil oder wird sogar größer.

Das macht Hoffnung, ist aber noch kein Grund, sich entspannt zurückzulehnen: Insgesamt schrumpft dem Bericht zufolge die Zahl der Säugetiere, Vögel, Fische, Amphibien und Reptilien in atemberaubendem Tempo. Seit dem Jahr 1970 sind die Bestände um durchschnittlich 73 Prozent zurückgegangen.

Man kann sich jetzt angesichts der vielen aktuellen Krisen und Bedrohungen auf den Standpunkt stellen, dass es dringlichere Probleme gibt als das Artensterben. Und überhaupt: Was geht es uns an, wenn der Wüsten-Regenfrosch in Namibia ausstirbt?

Aber so zu denken, wäre ein Fehler. Tiere und Pflanzen leben nicht isoliert nebeneinander her, sie sind Teil eines komplexen Systems, das dafür sorgt, dass es genug Nahrung, Wasser und saubere Luft gibt. Die Natur ist wie ein Flugzeug, aus dem nach und nach Bauteile entfernt werden. Fehlt eine Schraube, alias Wüsten-Regenfrosch, fliegt es weiter. Doch wenn immer mehr Teile wegfallen, kommt der Punkt, an dem es unweigerlich abstürzt.

Zum Schluss noch eine gute Nachricht: Es gibt nicht nur negative Wendepunkte, auf die zwangsläufig der Absturz folgt, sondern auch positive. Das gilt etwa für die Bekämpfung der Biodiversitätskrise. Gelänge es, die mühsame Anfangsphase zu überwinden, ginge es irgendwann schnell bergauf. Die Natur würde sich stabilisieren und könnte Belastungen besser verkraften. Artenschutz funktioniert nicht nur, sondern er lohnt sich auch. Tina B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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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Zeichnung: Kittihawk

BERLIN

Rot-Grün-Rot, ein Versuch

prächtige Gesicht der Metropole kaum noch zu erahnen. Zu den Ausnahmen gehört der August-Bebel-Platz in Mitte, entstanden unter dem Preußenkönig Friedrich dem Großen 1740 als Bestandteil des Forum Fridericianum. Entworfen hat den Platz im Rokoko-Stil der Architekt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Der Bebel-Platz grenzt unter anderem an die Straße Unter den Linden, die Staatsoper, das Alte Palais und das Prinzessinnenpalais. Seit 1947 ist er nach dem SPD-Vorsitzenden August Bebel (1840 – 1913) benannt. Jährlich ist der Platz Bühne des „Festival of Lights“, gefeiert wurde hier aber zuletzt symbolisch die Demokratie – durch Auftritte von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und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die sich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aussprachen. Wohin solcher führt, auch davon erzählt der Platz: Hier inszenierten die Nazis die Bücherverbrennung und warfen mehr als 20 000 Werke als „undeutsch“ verfemter Autoren, darunter von Thomas Mann, Heinrich Heine und Else Lasker-Schüler, in die Flammen. JKÄ

AKTUELLES LEXIKON

Der Zweite Weltkrieg, die Teilung und der Bau der Berliner Mauer haben Berlin böse mitgespielt – häufig, wie am Alexanderplatz, ist das einst so

Von Meredith Haaf

Weniger freundlich: Linke, Grüne und SPD haben auffällig lange gebraucht, um sich darauf zu einigen. Das ist umso beunruhigender, als es letztlich nur um die Grundausstat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Bündnisses ging. Ein gemeinsames Bekenntnis, ein komplexes

Freundlich könnte man es so sagen: Sie haben sich viel Zeit für ein schwieriges und schmerzhaftes Thema genommen. Vier mehrstündige Sitzungen über zwei Wochen haben die Spitzen der Berliner Linken, Grünen und Sozialdemokraten abgehalten, um sich verbindlich darauf zu einigen, wie sie in einer möglichen Koalition mit Antisemitismus und Israel-Kritik aus den eigenen Reihen umgehen werden. Die potenziellen Koalitionspartner haben gezeigt, wie ernst es ihnen ist. Mit dem Thema und miteinander.

Verfahren, eine ganze Programmatik – all das ist nötig, um die Risiken einzuhegen, die von der Linken ausgehen. Die potenziellen Koalitionspartner für Berlin haben gezeigt, wie belastet ihr Bündnis schon jetzt ist.

August-Bebel-Platz

verbreitet ist und in den Parteien selbst eine nicht zu unterschätzende Rolle spielt. Und zugleich sind die Schwierigkeiten immens, die sie noch zu bewältigen haben.

Vielleicht hilft einfach mal eine realistische Betrachtung. So aufgeheizt, wie das Klima rund um die Regierungsbildung in Berlin ist, tut das Not. Also: Linke, Grüne und SPD haben jetzt erst mal das getan, was nötig und dem Ergebnis der Wahl vom 20. September angemessen ist. Und sie sind tatsächlich in einem essenziellen Punkt vorangekommen. Nun sollte man sie auch in der Sache verhandeln lassen.

Denn es ist ja beides wahr: Die Spitzen der drei Parteien nehmen ihre Verantwortung ernst. Sie wollen Klarheit herstellen, um dem Misstrauen etwas entgegenzusetzen, das ihnen bundesweit begegnet, das aber auch unter Berlinern

Die Parteien sind gezwungen, einen Umgang zu finden mit dem Nahostkonflikt und der Bedeutung, die er in Berlin hat. Und zwar einen Umgang, der deutlich proaktiver ist als der, den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gepflegt hat. Das ist schon an und für sich eine riesige Aufgabe. Hinzu kommt, dass alle drei Parteien schwer damit beschäftigt sind, sich gerade selbst zu finden – die Linke wegen ihres großen Wachstums, SPD und Grü-

Linke, Grüne und SPD wollen sondieren. Ein Thema birgt dabei enorme Risiken ne, weil sie große Verluste zu verarbeiten haben.

genau wäre denn die Alternative?

Zugleich hagelt es von allen Seiten Aufforderungen, bloß nicht miteinander zu koalieren; da sind offene Briefe aus den eigenen Parteien sowie die Schelte des Bundeskanzlers. Da muss die Frage erlaubt sein: Was

Betrachtet man das Wahlergebnis, ist die Lage nämlich eindeutig: Rot-Grün-Rot hätte im Abgeordnetenhaus eine Mehrheit von 14 Sitzen. Schwarz-Grün-Rot hätte genau zwei Stimmen mehr als die Opposition – und noch viel tiefere Differenzen zu überbrücken. Anders als der Eindruck, den die CDU gerade erwecken will, wäre das eben nicht der Ausbund einer stabilen Regierung. Es wäre in den Augen vieler ein Bündnis von Wahlverlierern. Und die CDU hat selbst mit einer stabilen Mehrheit in nur drei Jahren an der Regierung mehrere schwere Krisen verantwortet.

Es gibt diese Alternative zu Rot-Grün-Rot, und es ist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sie noch zum Zuge kommen muss. Aber es sollte niemand glauben, dass damit für Berlin – oder das demokratische Gefüge insgesamt – irgendetwas einfacher werden würde.

Marterbauer, 61, hat seine Beliebtheit bisher ungerührt zur Kenntnis genommen, nun aber hat sie weitreichende Folgen. Die Sozialdemokraten haben ihn als Hoffnungsträger identifiziert, der die Partei aus der Krise führen kann. Marterbauer soll als Vizekanzler der Dreierkoalition aus konservativer ÖVP,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n Neos den glücklosen Andreas Babler ablösen. Langfristig soll er das Gesicht der SPÖ werden, mit dem man wieder gute Wahlergebnisse erzielt. Derzeit liegt die SPÖ in Umfragen bei 15 Prozent.

Die Entfremdung

Österreichs krebskranker Finanzminister, der jetzt die SPÖ retten soll

Von Oliver Meiler

SCHÜLERPROTESTE IN FRANKREICH

Marterbauer ein Fan der Vermögensbesteuerung. Nach dem Tod des Red-Bull-Gründers Dietrich Mateschitz schrieb Marterbauer 2022 anschließend an eine Beileidsbekundung auf X: Man dürfe „gleichzeitig betrauern“, dass es in Österreich „keine Erbschaftsteuer gibt“. Diese würde bei Mateschitz wohl drei Milliarden Euro betragen, die man gut im Sozialsystem gebrauchen könnte.

In der Regierungsarbeit mit den Konservativen und Neos hat sich Marterbauer bislang als Pragmatiker bewiesen. Gut möglich allerdings, dass er als Vizekanzler den linken Kurs seines Vorgängers fortsetzt. Andreas Babler hat in der

Hinter Marterbauers professoralem Auftreten verbergen sich durchaus kontroverse Positionen. Als Volkswirt ist Marterbauer für staatliche Eingriffe in den Markt und hängt der Schule des Heili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 Bruno Kreisky, an. Dieser rechtfertigte exzessive staatliche Förderprogramme damit, dass ihm „ein paar Milliarden mehr Schulden weniger schlaflose Nächte“ bereiteten „als ein paar Hunderttausend Arbeitslose“. Zudem ist seinen Bildungsminister und seinen Innenminister „angebrüllt“ haben, berichtet die Zeitung Le Parisien, und die ist immer sehr gut informiert. Die Proteste vermiesen die letzten Monate von Macrons Präsidentschaft, seinen Abgang.

Diese Ohnmacht. Selten in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Frankreichs wirkte eine Regierung so hilflos wie die von Premier Sébastien Lecornu vor dem Protest der Schüler, der das Land bewegt. Sie sah ihn nicht kommen. Sie wollte ihn auch nicht wahrhaben, als er schon groß war. Und als die Regierung dann reagierte, tat sie es ohne Empathie, ohne Lust, den Dialog mit der Jugend zu suchen. Stattdessen versuchte sie, die Bewegung mit Härte zu brechen.

So sieht es auch Emmanuel Macron, der Präsident. Er soll seinen Premierminister,

Der kündigte sich natür-

Markus Marterbauer

Es braucht nicht mehr viel, und Macrons Präsidenttschaft endet im Debakel

Doch diese Proteste richten sich nicht gegen eine Reform, die sich zurückziehen ließe. Die Gymnasiasten klagen über eine lange Reihe von Dingen: über baufällige Schulen, über viel zu große Klassen, zu wenige Lehrer, viel zu viele Unterrichtsausfälle, ungeheizte oder ungekühlte Klassenzimmer, über fehlende Stühle und

Macron hat Lecornu nun genötigt, vors Volk zu treten, um den Kurs zu korrigieren. Aber was hatte der schon zu bieten? Früher hätte ein Premier mal schnell ein paar Milliarden Euro versprochen – oder eine unbeliebte Reform zurückgezogen.

Der kündigte sich natürlich ohnehin nicht glorios an. Aber ein Aufstand der Gymnasiasten? Viel schlimmer geht es nicht. Der jüngste Präsident der Fünften Republik hatte seine zweite Amtszeit ins Zeichen der Jugend gestellt, das war seine Verheißung gewesen. Die Bilder der Gewalt, die seit ein paar Tagen um die Welt gehen, sind die finale Illustration einer Entfremdung.

Lecornu versuchte nicht einmal, Illusionen zu nähren. Wichtiger war ihm wohl, dass die Märkte an sein Sparbudget glauben und nicht gegen Frankreich wetten.

Es gehört zu den Kuriosa der österreichischen Politik, dass eine der beliebtesten Persönlichkeiten überhaupt der Finanzminister ist. Also jener Politiker, der dem Land zuletzt empfindliche Sparmaßnahmen verordnen musste. Vielleicht liegt es daran, dass Markus Marterbauer nicht aus der Politik kommt, sondern 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Hintergrund hat, der Ökonom lehrte etwa an der Wiener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Und Akademiker, das weiß man spätestens, seit ein Professor namens Alexander Van der Bellen Bundespräsident ist, funktionieren im titelversessenen Österreich immer.

Tische, desolate Toiletten, Ungleichheiten zwischen öffentlichen Gymnasien in den Banlieues und solchen in den Zentren der Städte – über fast alles also.

Niemand widerspricht. Die Missstände sind bekannt, und die Forderungen sind legitim, ja sakrosankt.

be Welt macht sich Sorgen vor einer Finanzkrise, die in Paris ihren Lauf nähme.

Bliebe die Option mit den Milliarden. Zehn, fordern die Gymnasiasten. Doch die französischen Staatsfinanzen sind dermaßen verheert, dass kein Spielraum mehr da ist. Nie seit 1946 waren die Schulden höher, und neue Schulden kosten das Land immer mehr. Ein bekannter Fernsehkommentator sagte dieser Tage: „Da ist nichts mehr, wir sind ruiniert.“ Die hal-

Aber das ist eine dünne Hoffnung. Für den 17. Oktober gibt es im Netz zudem ominöse Appelle für eine Großkundgebung im ganzen Land. Sogar von einer Rückkehr der Gilets jaunes ist die Rede, von jener Bewegung also, die im Herbst 2018 die Verkehrskreisel der Republik besetzte und Macron aus dem Amt jagen wollte.

So gingen die Gymnasiasten leer aus, vorerst jedenfalls. Man hört, die Regierung hoffe darauf, dass die Bewegung bald von selbst wieder einschlafe – und zwar am 17. Oktober. Dann beginnen die Herbstferien.

PROFIL

Wer diesmal hinter den Appellen steht, weiß niemand genau. Vielleicht sind sie auch nur eine Schimäre und verpuffen. Doch was ist, wenn sich die Zornigen zusammenschließen: die Schüler, die Lehrer, die Bauern, die Feuerwehrleute? Es braucht nicht viel, und Macrons fin de règne verkommt zum traurigen Debakel.

Koalition eine Preisdeckelung bei bestimmten Lebensmitteln und eine Mietpreisbremse durchgebracht. Inwiefern Marterbauer die in viele Flügel zersplitterte und notorisch zerstrittene SPÖ einen kann, muss sich zeigen.

Doch was Marterbauer nach eigener Aussage derzeit am meisten zu schaffen macht, ist seine Gesundheit. Seit dem Sommer hat er offen über seine Krebsdiagnose, ein Lymphom, und die erforderliche Chemotherapie gesprochen. In der Politik, wo körperliche Schwäche oft tabuisiert wird, war dieser Umgang mit einer schweren Erkrankung bemerkenswert. Er dürfte ebenfalls dazu beigetragen haben, dass Marterbauer als authentisch wahrgenommen wird und seine Zustimmungswerte stiegen.

Doch genau hier liegt das Dilemma. Die Frage, die sich viele in Österreich stellen: Übernimmt Marterbauer seine neue Verantwortung tatsächlich auf eigenen Wunsch oder hat die Partei vielleicht unterschwelligen Druck auf einen Schwerkranken ausgeübt? Immer wieder hat Marterbauer in Interviews gesagt, dass er sich neben seinem durchaus fordernden Job als Finanzminister auf seine Genesung konzentrieren will. Die SPÖ will ihm bis 2027 Zeit geben, erst nach Ende seiner Krebstherapie soll Marterbauer Vizekanzler werden. Beim Parteitag im Frühjahr könnte er dann auch zum Parteichef gewählt werden, bis dahin sollen Frauenministerin EvaMaria Holzleitner und SPÖ-Fraktionschef Philip Kucher geschäftsführend der Partei vorstehen. Dass man überhaupt auf eine solche Idee kam, zeigt, wie ausgedünnt das politische Spitzenpersonal in der SPÖ inzwischen ist. Verena Mayer

Süddeut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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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Nicolas Richter, Katharina Riehl SEITE DREI: Jan Schmidbauer, Karin Steinberger MEINUNG: Detlef Esslinger INVESTIGATIVE RECHERCHE: Ralf Wiegand KULTUR UND MEDIEN: Alexander Gorkow, Sara Peschke WIRTSCAFT: Alexander Mühlauer SPORT: Claudio Catuogno WISSEN: Dr. Marlene Weiß PANORAMA: Dr. Hannah Wilhelm WOCHENENDE: Christian Mayer, Jochen Temsch MÜNCHEN, REGION UND BAYERN: Ulrike Heidenreich, René Hofmann; Katja Auer, Karin Kampwerth VISUAL DESK: Wolfgang Jaschensky, Christian Tönsmann (Artdirector) AUSGABENDESK: Kassian Stroh AUDIO UND VIDEO: Patrick Bauer, Laura Terberl DATEN: Marie-Louise Timcke SOCIAL MEDIA: Britta Schönhütl CHEFS VOM DIENST: Fabian Heckenberger, Michael König Die für das jeweilige Ressort an erster Stelle Ganannten sind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e im Sinne des Gesetzes über die Presse vom 3. Oktober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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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übrig bleibt

Sich zu erinnern, hat einen persönlichen, einen politischen und 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Wert. Das Programm der AfD aber ist das kollektive Vergessen.

Von Heribert Prantl

Wann war eigentlich „die gute alte Zeit“? War es die Zeit, als Kinderbücher wie „Der Struwwelpeter“ beliebte Instrumente der schwarzen Pädagogik waren? War sie damals, als das Wort „elterliche Gewalt“ noch im Wortsinn zu verstehen war? Dann ist die gute alte Zeit nicht lange her. Dann gehört die Welt des Wirtschaftswunders dazu, die Zeit des Wiederaufbau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ie mit einer Vergangenheitsabwehr einherging – die aber mit dem Grundgesetz und dem Postulat von der Unantastbarkeit der Menschenwürde begann.

Das Wunder manifestierte sich nicht in einer tiefgehenden Aufarbeitung der NS-Vergangenheit, sondern in Vollbeschäftigung, Schwarz-Weiß-Fernsehern, Kühlschränken, Plattenspielern, Elektroherden und Staubsaugern. Am Beginn dieser Zeit gingen die Kinder in den Städten noch über Trümmer in die Schule. Am Höhepunkt dieser Zeit standen Münzfernsprecher an den Straßen, vor den Telefonzellen warteten Menschen auf das Zwanzig-Pfennig-Telefonat. So begann das Kommunikationszeitalter: Handys und Internet waren noch weit weg, aber die Zukunft war nah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war fernab; sie wurde verschwiegen.

Das Wirtschaftswunder schlug Salto, und viele der damals Jungen hielten diesen Salto für einen Salto mortale. Ihr Unbehagen an der Spießigkeit, den Klassenbarrieren und der Selbstgefälligkeit der Mehrheitsgesellschaft wuchs. „Spiel nicht mit den Schmuddelkindern“, das Lied des Liedermachers und Rechtsanwalts Franz Josef Degenhardt aus dem Jahr 1965 wurde zur Metapher für bürgerliche Abgrenzung und für soziale Ausgrenzung; es war ein Lied, das sich schon ein paar Jahre vor 1968 an 68 heranschlich. Es kamen die bohrenden Fragen der Jungen nach der NS-Vergangenheit, von der die Alten nichts mehr wissen wollten. Und es kam der Spott der Jungen über „Vatis Argumente“, die immer wieder auf eines hinausliefen: „Ärmel aufkrempeln, zupacken, aufbauen“.

Wenn diese Jahre zu einer guten, vorbildlichen Zeit gehören: Was war dann das Gute daran? Vatis Argumente – oder die Proteste dagegen? Jeder, der diese Jahre erlebt hat, erinnert sich anders. Das lehrt: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sind ein Vergiss-mein-Nicht, das jeder für sich selbst gießt und pflegt. Diese Erinnerungen verändern sich; manche verblassen, viele werden selektiv geschönt und verklärt – sodass sie Trost spenden, Stärke geben, Geborgenheit schenken, Resilienz stärken. Oft wird die persönliche Erinnerung zu einer Versöhnung mit sich selbst: Denn Traurigkeit über das, was nicht schön war (und manchmal durch Blindheit für die

Folgen verursacht wurde) wird oft verdrängt, verschwiegen, tabuisiert.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sind kein festgefügtes Archiv, sondern Ergebnis eines Gestaltungsprozesses; sie werden zu einem Vorrat, aus dem jeder das Seine schöpft. Erinnerungen werden zu einem emotionalen Reservoir, das dem Leben Farbe und Tiefe, Halt, Inhalt und Gehalt geben kann. Erinnerungen können Lehren bereithalten, die vor Wiederholungsfehlern schützen; sie können aber auch, wenn sie eigene Fehler vergessen, genau dazu führen. Es ist Notwendigkeit und Gefahr zugleich; jeder sucht sich das aus, was er zu seinem Zweck braucht.

Das D im Parteinamen steht für Demenz

In der Politik ist das nicht unähnlich: Wenn die Politik sich an die Zeit des Wirtschaftswunders erinnert, und sie tut das seit Jahrzehnten immer wieder, versteht sie das als Appell an Tatkraft, als Legitimation für Reformen. Helmut Kohl mochte das Wort vom „Wunder“ nicht, weil es, wie er sagte, die historische Leistung des Wiederaufbaus als zufälliges Geschenk fehlinterpretiere, statt es als Ergebnis harter Arbeit zu beschreiben. Für Angela Merkel war die Wirtschaftswunderzeit Anschauungsmaterial für gelungene Krisenbewältigung, ein Beleg für die Stärke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Und wenn Friedrich Merz vom Wirtschaftswunder spricht, fordert er eine Mentalitätswende. Merz nutzt dabei die 1950er-Jahre als Spiegel für den von ihm konstatierten Verlust von Dynamik, Arbeitsmoral und Zukunftsvertrauen.

Die AfD macht aus den Wirtschaftswunderjahren etwas völlig anderes: Sie propagiert das Verdrängen der NS-Vergangenheit als das Erfolgs- und Aufbaurezept dieser Zeit. Die AfD hält die Aufarbeitung der Nazi-Ideologie und ihrer Verbrechen, die die Bundesrepublik mühselig gelernt hat, für einen Fehler. Sie argumentiert so, als ob das Kleinreden der Nazi-Zeit und das Abwerfen der historischen Schuld dazu führt, dass die heutigen Probleme gelöst werden. Sie suggeriert dem verunsicherten Teil der Bevölkerung, dass ein Zurück zu NS-Methoden sie schützen und nach vorne bringen könne. Björn Höcke, der heimliche AfD-Vorsitzende, fordert eine „erinnerungspolitische Wende um 180 Grad“. Die AfD bricht damit den gesellschaftlichen Konsens über die Bewertung der Verbrechen der Nazi-Diktatur. Die AfD steht für den Schwund des bisher gemeinsamen gesellschaftlichen Orientierungswissens; sie meint, das deutsche Menschheitsverbre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und Holocaust, ließen sich einfach abhaken und ausblenden, um so zur Normalität zurückzukehren.

Die AfD will aus der Geschichte nicht lernen. Sie hält das Gedenken nicht für moralische Pflicht, sondern für überflüssig und schädlich. Ein solches Auslöschen von Erinnerung ist ein Akt von totalitärer Gewalt. Die aktive Erinnerung an die Nazi-Verbrechen sollte, darauf hatte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geeinigt, auch ein Schutzschild sein für die Demokratie. Die AfD will der Demokratie diesen Schutzschild entreißen. Das Programm der AfD ist nicht Erinnerung (allenfalls die Erinnerung an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sondern die kollektive Amnesie. Das D im Parteina- men steht nicht für Deutschland, sondern für Demenz. Wer AfD wählt, wählt die erinnerungspolitische, die kulturelle und die moralische Demenz; er wählt den Kontrollverlust.

Heribert Prantl ist Kolumnist und Autor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POLITIK

HEUTE VOR 71 JAHREN

Am 9. Oktober 1955 wurden in Hamburg die ersten Lottozahlen „6 aus 49“ gezogen.

Von Daniel Brössler und Claus Hulverscheidt

Berlin – Fünf Sätze, mehr gibt es erst einmal nicht. Mit besten Grüßen von „Thorsten, Matthias und Alexander“ erhalten die Abgeordneten von CDU/CSU und SPD am Donnerstagmorgen eine SMS, der sie entnehmen können, dass die Spitzen der Koalition am Vorabend „in guter und konstruktiver Atmosphäre getagt“ hätten. Außerdem erfahren sie aus der Nachricht von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dem SPD-Fraktionsvorsitzenden Matthias Miersch und CSU-Landesgruppenchef Alexander Hoffmann: „Wir sind uns bewusst, dass unsere Demokratie in diesen Tagen vor einer historischen Bewährungsprobe steht. Wir sind fest entschlossen, unser Land nicht den Extremisten zu überlassen.“

Wie angekündigt also gab es im Koalitionsausschuss, der am späten Mittwochnachmittag im Kanzleramt zusammengekommen war, zunächst einmal eine ausführliche Aussprache über die bedrückende Lage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und Wochen hatte sich wieder einmal viel Unmut angestaut. Die SPD hatte Redebedarf angemeldet darüber, dass in Magdeburg der AfD-Mann Tobias Rausch in geheimer Wahl mutmaßlich auch mit Stimmen aus der CDU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gewählt worden war.

Differenzen und Einigkeit bei Cordon bleu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te vor Beginn der Ausschusssitzung klargestellt, dass die Wahl des AfD-Abgeordneten nicht mit den Werten seiner Partei, der CDU, vereinbar sei. Er warnte allerdings zugleich vor „voreiligen Schlussfolgerungen“, wonach es zwangsläufig christdemokratische Parlamentarier gewesen sein müssten, die Rausch mitwählten. „False-Flag-Operationen gibt es nicht nur militärisch, die gibt es auch politisch“, sagte er und insinuierte damit, dass der AfD-Mann ja theoretisch Stimmen von SPD oder Grünen erhalten haben könnte – was wiederum die Sozialdemokraten erzürnte. Umgekehrt warnte Merz die SPD vor einer rot-grün-roten Koalition unter Führung der Linken in Berlin.

Moderate viereinhalb Stunden wurde bei Cordon bleu über sämtliche Themen gesprochen, um kurz nach 22 Uhr war Schluss. Merz hatte in der Vergangenheit wiederholt seine Abneigung gegen nicht enden wollende Nachtsitzungen kundgetan. Bewusst entschied man sich gegen eine Pressekonferenz. Zum einen, weil es keine konkreten Beschlüsse zu verkünden gab. Zum anderen aber auch, weil es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auf dem Weg zum Koalitionsausschuss.
FOTO: MICHAEL KAPPELER/DPA

Union und SPD wollen auf Ultimaten verzichten

Die Spitzen von Union und SPD tagen moderate viereinhalb Stunden lang. Das Treffen geht mit mehreren Bekenntnissen, aber ohne konkrete Beschlüsse zu 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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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Angaben aus Ausschusskreisen waren alle Beteiligten sichtlich bemüht, die Risse, die zuletzt innerhalb der Koalition aufgetreten waren, nicht weiter zu vertiefen. Zwar sprachen beide Seiten ihren jeweiligen Unmut über das jüngste Verhalten der Landesverbände von CDU in Sachsen-Anhalt und SPD in Berlin offen an. Dabei soll es auch kontrovers zugegangen sein. Man war sich aber einig, dass Union und Sozialdemokraten im Kampf um den Erhalt der Demokratie zusammenstehen müssten und sich durch die jeweiligen politischen Ränder in den eigenen Parteien nicht auseinanderdividieren lassen dürften. Sollte es zum großen Zerwürfnis auf Bundesebene kommen, so lautete der Tenor, würde dies nur den Extremisten rechts wie links nützen.

Beide Seiten bekräftigten zudem, dass man an den Anfang Juli beschlossenen Reformvorhaben, etwa in den Bereichen Rente, Arbeitsmarkt und Steuern, festhalten will – auch wenn es weiter unterschiedliche Auffassungen darüber gibt, wie die geplanten Maßnahmen „gerecht“ ausgestaltet werden können. Auch kam man überein, dass es nicht sinnvoll sei, wenn beide Seiten einander Ultimaten stellten, bis wann der eine oder andere Gesetzentwurf auf dem Tisch liegen müsse. Von Unionsseite war vor dem Treffen auf einen „Zeitplan“ gepocht und Unmut über ausbleibende Gesetzesanträge aus dem Arbeitsministerium artikuliert worden. Arbeitsministerin und Ko-SPD-Chefin Bärbel Bas nahm wegen eines Trauerfalls in der Familie nicht an dem Treffen teil. Sie wird erst am Montag wieder zurück im Dienst erwartet. „Die Koalition ist sich einig, dass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sichere Arbeitsplätze 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 im Zentrum des weiteren Arbeitsprogramms stehen“, heißt es in der morgendlichen SMS. Deshalb habe der Koalitionsausschuss sämtliche aktuellen Themen besprochen, um die damit verbundenen Vorhaben zügig zu verabschieden. Auf dem Tisch lag wohl ein Zeitplan, wann die einzelnen Gesetzesvorhaben ins Kabinett eingebracht werden sollen. Diesem Plan sei zumindest nicht widersprochen worden.

Klar ist, dass bis zum Jahresende so viele Projekte wie möglich auf den Weg gebracht werden sollen. In welcher Reihenfolge das passiert und wie der genaue Zeitplan dafür aussieht, sollen jetzt Kanzleramtsministerin Nina Warken (CDU), Finanzstaatssekretär Björn Böhning (SPD) und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miteinander aushandeln.

„Ein Lichtblick, eine Ermutigung“

Frankreichs Präsident Macron bereitet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eine prächtige Bühne.

Paris – Es weht ein ziemlich kalter Wind an diesem Vormittag in Paris. Am Abend zuvor hat es noch geregnet, aber jetzt scheint die Sonne, und so steht der Inszenierung nichts im Wege. Nur sehr wenige ausländische Staatschefs bekommen eine solche Begrüßung: ein Empfang unter dem Triumphbogen mit Anfahrt über die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Rechts und links Reiter der Republikanischen Garde mit ihren goldenen Helmen.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bereitet seinem deutschen Kollegen Frank-Walter Steinmeier eine prächtige Bühne.

Es ist der Auftakt zum ersten Staatsbesuch eines deutschen Bundespräsidenten in Paris seit 13 Jahren. In Frankreich erschüttern gerade Schülerproteste das Land. In Deutschland wurde vor zwei Tagen ein AfD-Politiker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gewählt. Und die außen- und wirtschafts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beide Staaten sind gewaltig.

„Es ist ein Besuch in verdammt schwierigen Zeiten“, sagt Steinmeier am Mittag bei einem Auftritt mit Macron im Élysée-Palast. „Die Zweifel an unseren Demokratien, die Herausforderungen bewältigen zu können“, würden seit Jahrzehnten bestehende Gewissheiten erschüttern, sagt Macron. Und beide Präsidenten beschwören die Bedeutung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Freundschaft, um in diesen schwierigen Zeiten bestehen zu können.

Doch ganz so gut, wie das deutsch-französische Verhältnis bei diesem Besuch beschrieben wird, ist es nicht. Das gemeinsame Rüstungsprojekt FCAS zum Bau eines Kampfflugzeugs ist vor wenigen Wochen gescheitert. Macron's Vorstoß zur Anerkennung eines palästinensischen Staates ist bei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große Vorbehalte gestoßen. Außerdem drängt Frankreich auf gemeinsame Euro-Anleihen – Deutschland lehnt das ab. Auch in der Debatte über Mercosur, das europäische Handelsabkommen mit südamerikanischen Staaten, gab es Differenzen.

Steinmeier hat einmal erzählt, dass in Macrons Büro der Sinnspruch hängt: „Diejenigen, die glauben, es sei nicht möglich, werden gebeten, diejenigen nicht zu stören, die es versuchen.“ Das Problem in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Beziehungen ist manchmal, dass beide Seiten den jeweils anderen als den Störer betrachten. Und sich selbst als den Macher. Aber hier und heute will man nicht die Differenzen betonen, sondern die Gemeinsamkeiten herausstellen. „Natürlich wird ein Staatsbesuch allein nicht alle Aufgaben lösen, nicht alle dunklen Wolken beiseiteschieben können – aber ein Lichtblick, eine Ermutigung für unsere Zusammenarbeit, das kann und soll dieser Besuch sein“, sagt Steinmeier. Vernunft und Herz hätten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Annäherung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überhaupt erst möglich gemacht. Und Vernunft und Herz brauche „Europa auch heute wieder, in einer Zeit der Kriege und Krisen, in der unsere Demokratien angefochten sind wie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nicht mehr“.

An diesem Freitag fliegen die beiden Präsidenten nach Bordeaux. Dass Macron Steinmeier begleitet, halten sie im Bundespräsidialamt für ein besonderes Zeichen der Wertschätzung. Auf dem Programm steht zunächst ein Besuch bei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das deutsch-französische Start-up will ein wiederverwertbares Raumschiff entwickeln. Anschließend geht es zu Ariane Group, einem Raumfahrts- und Rüstungsunternehmen, das zum Beispiel die französischen M51-Atomraketen baut. Zum Abschluss besichtigen die beiden Präsidenten die Forschungseinrichtung „Laser Mégajoule“, in der auch Atomtests simuliert werden.

Danach endet der Staatsbesuch. Und damit „ein Abschiedsbesuch bei einem wirklich überzeugten Europäer und einem guten Freund“, so hat Steinmeier die Reise beschrieben. Beide Präsidenten hatten 2017 ihr Amt angetreten, beide scheiden im Frühjahr aus dem Amt. Das Treffen ist auch der Schlusspunkt unter ihr gemeinsames Jahrzehnt an der Spitze der beiden Staaten. Robert Roßmann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links) wird von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begrüßt. FOTO: BERND VON JUTRCZENKA/DPA

Parteifreunde fordern Schulzes Rücktritt

„Erst wenn der Dorn aus der Wunde ist, kann sie heilen“: Der Fraktionschef der CDU gerät immer stärker unter Druck. Auch über die politische Ausrichtung gibt es offenen Streit.

Sven Schulze ist als geschäftsführender Ministerpräsident weiter im Amt – und hatte sich nach dem Wahldebakel den Fraktionsvorsitz gesichert. FOTO: RONNY HARTMANN/ IMAGO

Von Tim Frehler und Iris Mayer

Berlin/Leipzig – Nach der Wahl von zwei AfD-Politikern in das Landtagspräsidium von Sachsen-Anhalt ist in der Landes-CDU offener Streit um Personal und die politische Ausrichtung ausgebrochen. Aus der Fraktion gibt es erste Rücktrittsforderungen an die Adresse von Noch-Ministerpräsident und Fraktionschef Sven Schulze. Ein CDU-Landtagsabgeordneter sagt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m Donnerstag mit Blick auf die nächste Fraktionssitzung: „Sven Schulze muss sein Amt als Fraktionschef am Dienstag zur Verfügung stellen. Erst wenn der Dorn aus der Wunde ist, kann sie heilen.“ Ein anderer erklärte, der Dienstag habe gezeigt, „dass Schulze die Fraktion nicht im Griff hat. Mit ihm wird diese Fraktion nicht mehr geeint werden können.“

Anlass für die explosive Stimmung in der Landtagsfraktion ist die Frage, ob bei der konstituierenden Sitzung des Landtages am Dienstag mehrere CDU-Abgeordnete für die AfD-Politiker Tobias Rausch und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gestimmt haben. Rausch wurde mit 48 Stimmen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gewählt. AfD und BSW, das im Vorfeld Unterstützung für Rausch angekündigt hatte, verfügen zusammen über 44 Abgeordnete, 39 bei der AfD und fünf beim BSW. Vier Stimmen müssen also aus anderen Fraktionen gekommen sein. Nach der Wahl äußerten mehrere CDU-Abgeordnete die Vermutung, dass diese Stimmen aus ihren Reihen kamen.

Historisch schlechtes Wahlergebnis und offener Machtkampf in der Fraktio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einer der radikalsten Köpfe in der AfD, wurde mit 44 Stimmen gewählt. Das BSW hatte zuvor erklärt, ihn nicht wählen zu wollen. Sowohl BSW als auch CDU versicherten nach Tillschneiders Wahl, nicht für den AfD-Politiker gestimmt zu haben. Die CDU hatte bei der Landtagswahl Anfang September ein historisch schlechtes Wahlergebnis von 17,2 Prozent eingefahren. Trotz dieses Debakels sicherte sich Schulze das Amt des Fraktionsvorsitzenden, ist nun gleichzeitig Regierungs- und Oppositionschef. Schon dieses Manöver hatte in seiner Fraktion Unmut ausgelö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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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Montag erklärte Schulze, der Fraktionsvorstand habe den Abgeordneten bei der Wahl des AfD-Kandidaten Rausch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Enthaltung empfohlen. Tatsächlich gab es am Dienstag aber nur fünf Enthaltungen, mehrere Abgeordnete hatten tags zuvor in der Fraktionssitzung erklärt, mit Nein stimmen zu wollen. Die stellvertretende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in Sandra Hietel-Heuer sagte der SZ am Mittwoch: „Ich hatte schon am Montag angekündigt, dass ich mit Nein stimmen werde.“ Auch der CDU-Abgeordnete Tobias Krull erklärte öffentlich, dass er sowohl gegen Rausch als auch gegen Tillschneider gestimmt habe. Dass die Fraktion Schulzes Empfehlung nur sehr bedingt folgen wollte, hatte sich also abgezeichnet. 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Sepp Müller kritisierte Schulze dafür

am Donnerstag öffentlich. Es sei ein Fehler gewesen, den Kollegen eine Enthaltung zu empfehlen, wenn intern bereits Nein-Stimmen angekündigt waren. Müller will Anfang Dezember zum CDU-Landesvorsitzenden gewählt werden, noch hat Schulze auch dieses Amt inne. Müller äußerte auch die Vermutung, dass die vier zusätzlichen Stimmen für Rausch aus dem Lager von SPD oder Linken gekommen sein könnten. Ein Verdacht, der auch von Kanzler und CDU-Chef Friedrich Merz in den Raum gestellt wurde. Am Mittwoch verwies Merz darauf, eine sogenannte „False-Flag“-Aktion gebe es nicht nur beim Militär, sondern auch in der Politik. Gemeint ist: Politiker anderer Fraktionen könnten für die AfD-Politiker gestimmt haben, um der CDU zu schaden.

Diese Erzählung hat allerdings einen Haken: Nicht einmal in den eigenen Reihen glauben alle daran. Ein CDU-Landtagsabgeordneter aus Sachsen-Anhalt sagte der SZ: „Dass die vier Stimmen für

Rausch von SPD oder Linken kommen, ist sehr unwahrscheinlich.“

Die CDU-Fraktion in Magdeburg ist mindestens in zwei Lager gespalten, eines um Schulze und eines um den bisherigen Fraktionschef Guido Heuer. Bei der Wahl um die Fraktionsspitze hatte sich Schulze denkbar knapp mit acht zu sieben Stimmen gegen Heuer durchgesetzt. Schulze reagierte am Donnerstag zunächst nicht auf eine Anfrage. Er hat in der Fraktion eine Aussprache angekündigt. Ein Abgeordneter, der sich selbst klar im Lager von Schulze verortet, sagte am Donnerstag: „Wer jetzt Svens Rücktritt fordert, der will ihn fertigmachen.“

Auf der CDU-Fraktionssitzung am Dienstag dürften auch die Rücktrittsforderungen Thema werden. „Wir haben keine Zeit. Es ist eine gärende Masse und der Gärvorgang wird immer mehr entzündliches Gas produzieren“, sagt ein Abgeordneter, der für einen klaren Neuanfang plädiert. „Wenn diese Fraktion zu einem Team zusammenwachsen will, geht es weder mit Guido Heuer noch mit Sven Schulze als Fraktionsvorsitzender.“ Zunächst solle Fraktionsvize Tim Teßmann die Fraktion kommissarisch führen, schlägt der Abgeordnete vor. Ex-Fraktionschef Guido Heuer sagte der SZ am Donnerstag: „Ich würde einem Neuanfang an der Fraktionsspitze nicht im Weg stehen.“

Der erste CDU-Mann fordert öffentlich die Wahl von AfD-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Doch nicht nur diese Personalfrage dürfte weiter diskutiert werden, denn die Wahl des Landtagspräsidenten war nur der Vorlauf für die im Dezember angesetzte Wahl von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Bisher haben sowohl Schulze wie auch alle CDU-Abgeordneten öffentlich erklärt, Siegmund nicht zu wählen. Das BSW wiederum hat erklärt, sich enthalten zu wollen. Die 39 Stimmen der AfD würden für die angestrebte Wahl von Siegmund im ersten Wahlgang nicht ausreichen, dafür braucht er die absolute Mehrheit von mindestens 42 Mandaten. Ein Landtagsabgeordneter prognostiziert der SZ allerdings: „Der Dienstag hat mich erschüttert. Wenn die AfD Tillschneider durchbekommt, dann bekommt sie auch Siegmund durch.“

Der ehemalige Landtagsabgeordnete Alexander Räuscher forderte seine Kollegen am Donnerstag sogar öffentlich zur Wahl von Siegmund auf. Er sagte dem Tagesspiegel, die CDU solle Siegmund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nicht, weil wir seine Fans wären, sondern, weil es das Wahlvolk will“. Der CDU-Politiker fügte hinzu: „Ich hätte Bauchschmerzen, Siegmund im Landtag zu wählen, aber ich würde es tun. Da müssen wir jetzt durch.“

Das stünde in deutlichem Widerspruch zur Ansage, die Merz an seine Parteikollegen richtete. Wer seine Stimme der AfD gebe, spiele das Spiel der Extremisten und zerstöre Glaubwürdigkeit. Mit den Werten der CDU „verträgt sich das jedenfalls nicht“. Fraglich ist, ob Merz Gehör findet, denn der Landesverband und Schulze waren schon im Wahlkampf erkennbar auf Distanz zum Kanzler gegangen.

• Live Frankfurter Buchmesse

Heute im Livestream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Redakteurinnen und Redakteure der SZ im Gespräch mit:

10:00 - 10:45 Uhr

12:00 - 12:45 Uhr

Cornelia Funke Emma glaubt nicht an Feen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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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ke Heidenreich »Ach, eine Fanfare!« Liebesbekenntnisse zu Schriftstellern

14:00 - 14:45 Uhr

Natalie Minu Shila Amiri, Barati, Behjat & Düzen Tekkal

Kostenloser Livestream: sz.de/buchmesse-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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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Der Preis war zu hoch“

Die 87-jährige Maricarmen Abascal wurde aus ihrer Wohnung in Madrid gezwungen, das führte landesweit zu Protesten und zu Neuwahlen in Spanien. Jetzt ist sie gestorben.

Madrid – Die Frau, deren Zwangsräumung landesweite Proteste gegen die Wohnungsnot in Spanien ausgelöst hat, ist tot. Die 87-jährige Maricarmen Abascal sei am Mittwoch im Krankenhaus Gregorio Marañón verstorben, das melden spanische Medien unter Berufung auf die Mietervereinigung „Sindicato de Inquilinas e Inquilinos de Madrid“.

Am 23. September hatte Abascal ihre Wohnung im zentralen Madrider Stadtteil Retiro verlassen müssen und war aufgrund ihres schlechten Gesundheitszustands von dort direkt in ein Krankenhaus gebracht worden. Die 87-Jährige hatte zuvor 70 Jahre lang in der Wohnung gelebt. Im Jahr 2020 war die Wohnung von einer Firma aufgekauft worden, diese hatte die Miete daraufhin drastisch erhöht. Nach spanischen Medienberichten sollte Abascal statt der bis dahin fälligen 500 Euro fortan 1600 zahlen. Das konnte sie sich nicht leisten, ebenso wenig wie den Kauf der Wohnung. Abascal bezog den Berichten zufolge eine monatliche Rente von 1400 Euro.

„Kämpft, kämpft weiter für das, was euch gehört“, hatte Abascal gerufen

Nach der Zwangsräumung ihrer Wohnung Ende September gingen Zehntausende Spanierinnen und Spanier auf die Straßen und protestierten unter dem Slogan „Ni una Maricarmen más“ (Nicht noch eine einzige Maricarmen) gegen die Zustände auf dem spanischen Wohnungsmarkt. Während in manchen Teilen des Landes viele Wohnungen leer stehen, sind insbesondere in Großstädten wie Madrid, Barcelona und Valencia viele Menschen in Not, auch Angehörige der Mittelschicht können sich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norm gestiegenen Mieten zum Teil kaum noch leisten.

Da die Demonstrationen nicht abrissen, gab zunächst die Immobilienfirma nach, Ende September stellte sie Abascal einen neuen Mietvertrag in Aussicht. Sie hätte demzufolge nach ihrem Krankenhausaufenthalt in ihre Wohnung zurückkehren und weiterhin etwa 500 Euro Miete zahlen können. „Doch diese Lösung kam zu spät“, heißt es nun in der Mitteilung der Mietervereinigung zum Tod Abascals, die auch ihre Familie und ihre Anwältin unterzeichneten. Abascal und ihre Unterstützer hätten mit dem Protest „Historisches“ erreicht, „aber der Preis war zu hoch“,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Abascals Gesundheitszustand hatt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n denen sie darum kämpfte, in der Wohnung bleiben zu können, stark verschlechtert. Sie saß im Rollstuhl und war auf Hilfe angewiesen, zuletzt fiel ihr das Essen schwer, auch ihre Stimme habe sich verändert. „Ich bin nicht mehr ich“, sagte sie der Zeitung El País zwei Tage vor der erfolgten Zwangsräumung. Zuvor hatte es mehrere gescheiterte Räumungsversuche gegeben.

Auch politisch hat der Fall der 87-Jährigen Auswirkungen von großer Tragweite. Die Regierung des Sozialdemokraten Sánchez brachte zunächst zwei sogenannte „Maricarmen-Dekrete“ auf den Weg, durch sie sollten Zwangsräumungen und Mietsteigerungen eingedämmt werden. Diese scheiterten jedoch im Parlament, Sánchez löste es auf und kündigte Neuwahlen an. Sie sollen am 29. November stattfinden. Für den 11. November haben Gewerkschaften zu einem Generalstreik wegen der Wohnungskrise aufgerufen.

Nach dem Tod von Maricarmen Abascal sprach Sánchez ihrer Familie und ihren Freunden sein Beileid aus. „Eine Umarmung auch an all jene von uns, die diesen Verlust heute als ihren eigenen empfinden“, schrieb der Regierungschef auf X. Die Mietervereinigung erinnerte auch an den Satz, den die 87-Jährige den Demonstranten immer wieder zugerufen hatte: „Kämpft, kämpft weiter für das, was euch gehört.“ Das politische Klima in Spanien dürfte sich nun noch weiter aufheizen. Das deutete sich bereits in den

Stunden nach Bekanntwerden der Todesnachricht an. Vom Protestcamp an der Madrider Puerta del Sol zogen in der Nacht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einige Hundert Demonstranten vor das Parlament und riefen „Mörder, Mörder, Mörder“. Vor dem Gebäude, in dem Abascal gewohnt hatte, veranstalteten Sympathisanten eine Mahnwache.

Regierungschef Sánchez hofft, mit dem Wohnungsthema die Wahl gewinnen zu können

Am Donnerstag versuchten linke Parteien, allen voran die regierenden Sozialdemokraten der PSOE, unter anderem im Senat und im Madrider Regionalparlament Schweigeminuten für Abascal auf die Tagesordnung zu bringen, die konservative PP verhinderte dies. Parteichef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warf der PSOE vor, die Geschehnisse politisch ausschlachten zu wollen. „Diesen Versuch, die Spanierinnen und Spanier emotional zu manipulieren, werden wir aber nicht zulassen.“

Tatsächlich erhofft sich Regierungschef Sánchez, mit dem Wohnungsthema die Wahl gewinnen zu können. Seine Umfragewerte und die seiner Partei hatten unter anderem durch die Migrationskrise in Ceuta im Sommer gelitten. Ob sein Kalkül aufgeht, wird sich am 29. November zeigen. Benedikt Peters

Es ging ihr schlecht, ihre Wohnung musste sie dennoch verlassen: Maricarmen Abascal Ende September in Madrid. FOTO: DANI DUCH/AFP

Ein Bild, das um die Welt ging: Aufsteigendes Gas aus der beschädigten Pipeline wählt die Ostsee vor Bornholm auf.
FOTO: DANISH DEFENCE COMMAND/DPA

Sabotage oder legitime Kriegshandlung?

In der kommenden Woche beginnt in Hamburg der erste Prozess zum Nord-Stream-Anschlag. Angeklagt ist der mutmaßliche Anführer des Kommandos – und irgendwie auch der ukrainische Staat.

Von Jörg Diehl und Jörg Schmitt

Hamburg – Das altehrwürdige Gerichtsgebäude am Hamburger Sievekingplatz hat in seiner nun fast 115-jährigen Geschichte schon viele spektakuläre Prozesse gesehen. Hier wurde gegen die Mittäter der Anschläge von 9/11 verhandelt, gegen den Frauenmörder Fritz Honka und gegen den St.-Pauli-Killer Werner Pinzner. Doch eine Verhandlung, wie sie am kommenden Mittwoch beginnt, hat es noch nie gesehen.

Vor dem Hanseatischen Oberlandesgericht wird es dann um einen der spektakulärsten Sabotagefälle seit Bestehen der Bundesrepublik gehen und um die Frage: War die Sprengung der Gaspipelines Nord Stream 1 und 2 ein Verbrechen von Kriminellen oder die legitime Kriegshandlung von Angehörigen einer unrechtmäßig angegriffenen Nation?

Angeklagt in Hamburg ist Serhij K., 50, Offizier der ukrainischen Armee. Er soll mit dem Pioniersoldaten Wsewolod K., dem Skipper Jurij T. sowie den Tauchern Waleria C., Wladimir Z., Oleksandr Y. und Jewgen U. sechs Sprengsätze an drei der vier Röhren der Nord-Stream-Pipeline angebracht haben, die Gas von Russland quer durch die Ostsee nach Deutschland transportierte. So steht es in der 136-seitigen Anklage des Generalbundesanwalts gegen K., di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er ARD und der Zeit vorliegt. Dazu nutzte das Kommando laut Ermittlungen die deutsche Segelyacht Andromeda, die es in Rostock-Warnemünde für knapp 12 000 Euro für gut drei Wochen gechartert hatte. Die mit Zeitzündern versehenen Ladungen detonierten am 26. September 2022 und zerstörten die Röhren, die Europa mit billigem russischem Gas versorgten.

Serhij K., da sind sich die Ermittler sicher, soll der Anführer des Sabotage-Trupps gewesen sein. Er ist angeklagt wegen Kriegsverbrechen und Herbeiführung von Sprengstoffexplosionen. Es ist das Ergebnis einer fast vierjährigen, peniblen Ermittlungsarbeit von Bundeskriminalamt (BKA), Bundespolizei und Bundesanwaltschaft. Der frühere Offizier Serhij K., vierfacher Vater und inzwischen Energieunternehmer, gehörte damals einer ukrainischen Sabotage-Spezialeinheit an und soll auch für einen ukrainischen Geheimdienst gearbeitet haben. Er war im August 2025 während eines Familienurlaubs in der Nähe von Rimini festgenommen worden, saß wochenlang in italienischer Auslieferungshaft und wurde nach Deutschland überstellt.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hatte ihn mit europäischem Haftbefehl gesucht.

Eine Smartwatch ohne Daten und Telefonate mit der Gattin: Was Serhij K. belasten könnte

Die Fahnder haben eine dichte Beweiskette gegen den Angeklagten K. geknüpft, nachdem ihnen anfangs noch Kommissar Zufall in die Hände gespielt hatte. So führten zunächst Fotos von Touristen aus Ostseehäfen und eine nächtliche Blitzer-Aufnahme auf Rügen zu den Autos, die das Sabotage-Team offenbar an die Küste Mecklenburg-Vorpommerns brachten und später wieder abholten. Mithilfe der ukrainischen Kennzeichen fragten die Beamten die Personaldaten der Auto-In-sassen ab, die in Polen nach Grenzkontrollen gespeichert worden waren. Zwar hatte die Reisegruppe falsche Pässe genutzt, doch der Scan seines Ausweises entlarvte den 50-Jährigen. Auf dem Foto konnten ihn die Ermittler zweifelsfrei identifizieren. Sogar ein eineiger Zwilling von K. könne ausgeschlossen werden, heißt es dazu in der Anklageschrift.

Überdies fanden die Ermittler laut Anklage auf K.s Handy verdächtige Daten. So soll er sich äußerst auffällig für Angriffe auf Anlagen der kritischen Infrastruktur interessiert haben. K. suchte im Netz offenbar gezielt nach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Ostsee und die beiden Nord-Stream-Pipelines, zur Wassertiefe, Koordinaten sowie zu technischen Daten der Röhren. Verräterische Spuren fanden die Ermittler auch auf K.s smarter Sportuhr der Marke „Garmin“ – oder besser: Sie fanden sie dort nicht. Jenes Gerät, sonst offenbar ein ständiger Alltagsbegleiter des Ukrainers, zeichnete laut Anklage ausgerechnet in jenen Septemberwochen 2022, als das Sabotage-Kommando auf der Andromeda durch die Ostsee segelte, keinerlei Daten auf.

Sehr sicher, den richtigen Mann geschnappt zu haben, waren sich die Ermittler aber erst nach dessen Festnahme in Italien. Aus der Haft heraus telefonierte er mit seiner Frau – ein verräterisches Gespräch. Es sei nun der „richtige Zeitpunkt“, eine Erklärung zu veröffentlichen. Man müsse endlich klarstellen, dass die Sprengung der Nord-Stream-Pipelines „eine offizielle militärische Operation war“. Sein Kommandeur solle deutlich machen, dass er und K. keinesfalls „zwei verrückte Militärmänner“ seien. Offenbar hoffte K., mit einem solchen Statement seine Auslieferung nach Deutschland verhindern zu können. Was er offenbar nicht ahnte: Die italienische Justiz hörte die Gespräche ab. Klarer lässt sich eine Mittäterschaft kaum beweisen.

Ohnehin fühlte sich der Ex-Soldat offenbar von seinen Auftraggebern im Stich gelassen. In einem der abgehörten Gespräche sagte er etwa, er habe sich mitnichten von seiner Einheit entfernt, „um etwas selbständig zu machen“. Serhij K. hatte wohl den Eindruck, Kiew distanziere sich von der Operation.

Aber wer wusste was in der ukrainischen Hierarchie? Tatsächlich birgt die Hamburger Anklage politischen Sprengstoff. Als Drahtzieher des Nord-Stream-Anschlags taucht darin der ehemalige Geheimdienstoffizier Roman Tscherwinskyj auf. Er war in der Vergangenheit an vielen spektakulären ukrainischen Sabotageaktionen beteiligt und ist inzwischen in Ungnade gefallen. Tscherwinskyj hatte seine Beteiligung an der Aktion immer bestritten.

Die Operation soll Insidern zufolge vom damaligen ukrainischen Armeechef Walerij Saluschnyj abgesegnet worden sein. Auch Saluschnyj bestreitet das. Ob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j informiert wurde, ist unklar. „Ich bin Präsident, und ich gebe entsprechende Befehle“, hatte Selenskij in der Vergangenheit gesagt. „Nichts dergleichen hat die Ukraine getan. Ich würde nie so handeln.“ Wer also war wirklich verantwortlich? In der Anklage der Bundesanwaltschaft heißt es dazu: Es gebe genügend Belege, dass der Anschlag auf die Pipelines „im Auftrag staatlicher Stellen der Ukraine“ begangen und von diesen „gesteuert“ worden sei. Eine Beteiligung der Streitkräfte liege „nahe“. So oder so ist das ein Politikum in einer Zeit, in der in Berlin die Opposition von links und rechts nahezu täglich gegen weitere Milliardenhilfen für die Ukraine wettert.

K.s Verteidigung beharrt darauf, dass ihr Mandant „Offizier der ukrainischen Streitkräfte“ sei, wie Rechtsanwalt Jens Meyer-Lohkamp auf Anfrage mitteilt. Das Gericht müsse daher prüfen, ob die Pipelines „angesichts des völkerrechtswidrigen Angriffskriegs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überhaupt noch hätten betrieben werden dürfen – und ob ein Vorgehen gegen sie gerechtfertigt gewesen sein könnte“. Generell hätten die Ermittlungen aber „keinen unmittelbar belastbaren Beweis für eine Beteiligung unseres Mandanten erbracht“, meint Meyer-Lohkamp.

All diese Fragen sollen nun zunächst vor dem Oberlandesgericht in Hamburg geklärt werden. Ein weiteres Verfahren kündigt sich an: In Kroatien wurde im August ein zweiter Tatverdächtiger festgenommen, der ukrainische Taucher Wladimir Z. Ende September entschied ein kroatisches Gericht, dass Z. nach Deutschland ausgeliefert werden kann; dessen Anwalt kündigte dagegen Rechtsmittel an. Z. war offenbar nach Kroatien gereist, um als Berater für einen Hollywoodfilm über die Anschläge mitzuwirken. Das Ende des realen Drehbuchs in Sachen Nord Stream ist dagegen offen.

Ein Wahlgesetz nach Melonis Wunsch

Italiens Regierungschefin übersteht die Abstimmung Doch Zweifel an der Verfassungsmäßigkeit bleiben.

Rom – Nach einer bedeutungsschweren parlamentarischen Woche ist klar: Italien bekommt ein neues Wahlgesetz. Und die rechte Regierung von Premierministerin Giorgia Meloni kann sich weiter im Amt halten. Die italienische Abgeordnetenkammer hat in geheimer Wahl für die Wahlgesetzänderung gestimmt, mit 227 Stimmen zu 164 Gegenstimmen.

Ganze fünf Vertrauensabstimmungen hat die Regierung damit überstanden. Meloni hatte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as Wahlgesetz mit der Vertrauensfrage verbunden; wer gegen die Änderung stimmte, stimmte gleichzeitig gegen die Regierung. Von Dienstag an standen zunächst einzelne Artikel des neuen Wahlgesetzes zur offenen Abstimmung, dann folgte das Votum über das Gesamtpaket. Meloni schrieb danach auf X, die Entscheidung sei auch eine Antwort auf jene, die gehofft hätten, ihre Koalition gespalten zu sehen.

Vertrauensabstimmungen sind in Italien ein häufig genutztes Mittel, nicht nur von Meloni, sondern auch von Vorgängerregierungen. Mit besonderer Aufmerksamkeit verfolgt wurde die Debatte um das neue Wahlgesetz unter anderem, weil es für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einen besonders hohen Stellenwert hat. Italiens Wahlsysteme tragen bevorzugt pseudolateinische Namen, das neue wird „Stabilicum“ genannt, oder, von Spöttern aus der Opposition, „Melonellum“.

Es ist ein Verhältniswahlsystem mit Mehrheitsbonus: Die stärkste Koalition bekommt eine Belohnung. Wenn das Siegerbündnis mindestens 42 Prozent der Stimmen erreicht, erhält es 70 Abgeordnete und 30 Senatoren zusätzlich. Nach Darstellung der Regierung soll das die parlamentarische Mehrheit regierungsfähig und besonders stabil machen. Einen ähnlichen Mechanismus kennt man auf kommunaler Ebene. Die Opposition fürchtet ein Durchregieren von oben und sieht das Wahlgesetz im Kontext anderer Vorhaben Melonis mit autoritärer Tendenz.

Kritiker bescheinigten Meloni früh, das Gesetz allein zum eigenen Nutzen zu verändern. Es wäre nicht das erste Beispiel: Regierungen, egal ob von rechts oder links, standen im Verdacht, Wahlgesetze zum eigenen Vorteil anzupassen. Ganze vier Systeme hat Italien in dreißig Jahren ausprobiert. Melonis Gesetz wurde im Verfahren mehrfach überarbeitet. Im Juli war sie in einer geheimen Abstimmung um eine Stimme unterlegen, da hatte es Ausreißer aus der Koalition gegeben. Nun ist es ihr gelungen, die eigenen Reihen hinter sich zu schließen.

Koalitionsinternen Streit hatte es vorab vor allem um die sogenannten Vorzugsstimmen gegeben, mit denen es künftig möglich ist, Kandidaten auf der Liste ihrer Partei nach vorn zu wählen. Debatten löste auch aus, dass der Frauenanteil im Parlament sich drastisch verringern könnte, weil Geschlechterparität auf den Listen nicht mehr verpflichtend ist. Neu ist zudem, dass Menschen auch außerhalb ihres gemeldeten Wohnsitzes abstimmen können und wie bestimmte Wahlkreise zugeschnitten werden.

Wann das neue Wahlgesetz zum Einsatz kommt, ist noch unklar. Neuwahlen stehen für 2027 an, aber einen genauen Termin gibt es nicht. Die Frage ist auch, ob Meloni am Ende wirklich profitiert. Denn dazu müsste ihr rechtes Bündnis 42 Prozent erreichen, was inzwischen weitaus weniger sicher zu sein scheint als zum Zeitpunkt, als das Gesetz erdacht wurde.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steht unter

Druck von ganz rechts

Vor allem ihre Koalitionspartner Forza Italia und Lega hatten in den Umfragen zuletzt stark an Beliebtheit eingebüßt, aktuell steht Melonis Koalition wieder einigermaßen solide da. Unter Druck ist sie vor allem von noch weiter rechts: Roberto Vannacci, Ex-General und Bestsellerautor, und seine neue Partei Futuro Nazionale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stetig gewachsen mit der Behauptung, die echte rechte Alternative zu sein zu einer mittlerweile zu milde gewordenen Meloni. Staatssekretär Giovanbattista Fazzolari, ein enger Vertrauter Melonis, hat gerade noch mal bekräftigt, dass es keine rechte Koalition mit Vannacci geben werde.

Das Wahlgesetz ist für Meloni auch deshalb so wichtig, weil es an die Stelle ursprünglich geplanter anderer Reformen gerückt ist, mit denen die Regierung scheiterte.

Kritiker halten es für fraglich, ob das Gesetz tatsächlich die gewünschte Stabilität bringt. Und es gibt verfassungsrechtliche Bedenken: Aktivisten habe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bereits die nötigen Dokumente beisammen, um Bedenken juristisch geltend zu machen. Konkret geht es dabei um den Mehrheitsbonus im Senat, um die mögliche Benachteiligung von Frauen und die Anforderungen, die an kleinere Parteien gestellt werden. Künftig müssen neue Parteien, bevor sie überhaupt antreten, eine deutliche höhere Zahl von Unterschriften von Unterstützern sammeln. Nötig sind künftig 6000 statt bisher 1500 Unterschriften pro Wahlkreis. Damit könnten Parteien, die bereits im Parlament vertreten sind, überproportional bevorzugt werden. Elisa Britzelmeier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FOTO: ROBERTO MONALDO/LAPRESSE/DPA

Japan braucht die US-Soldaten – aber liebt sie nicht

Mehr als 25 000 amerikanische Militärangehörige sind auf Okinawa stationiert. Ein Mordfall macht es der Regierung nun noch schwerer, deren Präsenz zu rechtfertigen.

Tokio – Soldaten, die ihre Kaserne nicht mehr verlassen dürfen, und eine Insel, die gegen die Stationierung von US-Truppen protestiert. Das ist die aktuelle Situation auf Okinawa, wo am Wochenende ein US-Marine verhaftet wurde, nachdem er eine Japanerin ausgeraubt und erwürgt haben soll. Der Mann bestreitet die Tat.

Am Mittwoch wurden die mehr als 25 000 auf Okinawa stationierten US-Soldaten zudem alle mit einem Alkoholverbot belegt und müssen Disziplinarmaßnahmen absolvieren, wie die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meldet. Der Gouverneur von Okinawa, Genta Koja, traf sich in Tokio mit Premierministerin Sanae Takaichi, um die Reaktion auf das Verbrechen zu besprechen. Koja hatte die bisherigen Bemühungen der US-Streitkräfte, ihre Leute zu disziplinieren, am Sonntag als „völlig wirkungslos“ bezeichnet.

Nachdem die USA Okinawa und die umliegenden, kleineren Inseln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esetzt hatten, wurde die Präfektur 1972 wieder unter japanische Kontrolle gestellt. Doch bis heute tut etwa die Hälfte der mehr als 50 000 in Japan stationierten US-Soldaten dort Dienst. Okinawa ist aufgrund seiner Lage im ostchinesischen Meer ein strategisch wichtiger Außenposten Japans und der USA. Womöglich sogar der wichtigste, seit China seine Machtambitionen in der Region immer aggressiver ausdehnt und die Gefahr einer Übernahme Taiwans droht.

Doch die Bevölkerung dort klagt seit Langem über Lärm, Übergriffe und Unfälle wegen Trunkenheit am Steuer, über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sogar Flugzeugabstürze durch die US-Präsenz. Das belastet auch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Okinawa und Tokio und schlägt sich in sinkenden Umfragewerten für die Premierministerin nieder. Takaichi ging am Dienstag zu Beginn einer Ansprache im Parlament auf das „abscheuliche Verbrechen“ ein: „Die japanische Regierung hat bei der US-Seite scharfen Protest eingelegt“, sagte sie.

Bei „Sword and Shield“ verkörpern die USA das Schwert und Japan den S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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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Bekanntwerden des mutmaßlichen Mordes kam es zu Protesten auf Okinawa und sogar in Tokio. Denn das Verbrechen ist kein Einzelfall. 1995 entführten und vergewaltigten drei US-Soldaten eine zwölfjährige Schülerin. 2016 wurde eine 20-Jährige von einem ehemaligen US-Marine vergewaltigt und ermordet, schon damals demonstrierten Zehntausende. Nach Angaben der Präfektur Okinawa gab es seitdem 6409 Festnahmen wegen Straftaten im Zusammenhang mit US-Militärangehörigen. In Japan, das eine enorm niedrige Verbrechensquote hat und wo ein harmonisches Miteinander im Alltag die gesellschaftliche Norm ist, führt das zu Empörung über die Fremden, die als Schutzmacht bezeichnet, aber als Belastung empfunden werden.

Gouverneur Koja wird von Takaichis regierender Liberaldemokratischen Partei (LDP) unterstützt und hat sein Amt erst im vergangenen Monat angetreten. Doch bei seinem Treffen mit der Premierministerin dürfte er darauf gedrängt haben, die Last für seine Präfektur zu verringern. Er hatte bereits Wahlkampf mit dem Thema gemacht. Die Forderung, die Militärbasis Futenma im Stadtgebiet von Ginowan in eine dünner besiedelte Gegend zu verlegen, wo die US-Soldaten weniger den japanischen Alltag stören, besteht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Der Regierung in Tokio kommt die Diskussion ungelegen, weil sie die militärische Präsenz auf Okinawa eigentlich ausbauen und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US Army intensivieren will. Seit Takaichi vor einem Jahr zur ersten Regierungschefin Japans gewählt wurde, haben sich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drastisch verschlechtert. Takaichi hatte im November auf eine Frage zu einem möglichen chinesischen Angriff auf Taiwan gesagt, dies wäre eine „existenzbedrohende Situation“ für Japan. Die Formulierung wurde in China als aggressiv ausgelegt, da Japan offiziell nicht über eine Armee, sondern über „Selbstverteidigungskräfte“ (SDF) verfügt, die nur im Angriffsfall aktiv werden dürfen.

Die SDF sind laut Artikel 9 der japanischen Verfassung streng pazifistisch ausgerichtet, auch wenn sie seit einigen Jahren massiv aufgerüstet werden und als äußerst schlagstark gelten. Zu dieser Schlagstärke gehört auch das bilaterale Abkommen mit den USA, das als „Sword and Shield“ bezeichnet wird – wobei die SDF das Schild, und die US-Armee das Schwert verkörpern. Diese Bezeichnung findet sich in der großen „Keen Sword“-Militärübung wieder, die alle zwei Jahre abgehalten wird, nächstes Mal vom 19. bis 29. Oktober, unter anderem auf Okinawa.

Das US-Militär will im Rahmen der Übung ein modernes Anti-Schiff-Raketensystem in der Nähe zu Taiwan stationieren, wie die Japan Times berichtet. Der Übungsplan für die Insel Yonaguni, die nur 110 Kilometer östlich von Taiwan liegt, sieht außerdem vor, dass die SDF dort eigene Anti-Schiff-Raketen- und Boden-Luft-Raketensysteme testen und womöglich stationieren. Die Takaichi-Regierung arbeitet derzeit, wie viele Regierungen weltweit, an der Aufrüstung und Sicherung ihres Landes. Das aber führt zu großem Unwohlsein in den Teilen der Bevölkerung, die an die Friedensverpflichtung ihres Landes glauben.

Gefährliche Freunde: Nachdem ein US-Marine verhaftet wurde, weil er eine Japanerin ausgeraubt und erwürgt haben soll, kam es in Japan zu Protesten. FOTO: YUICHI YAMAZAKI/AFP

Premierministerin Takaichi will den pazifistischen Artikel 9 abändern

Nachdem Japan im Zweiten Weltkrieg halb Asien besetzt und verwüstet und erst nach dem Abwurf der Atombomben auf Hiroshima und Nagasaki kapituliert hatte, wurde eine pazifistische Grundhaltung in der Verfassung verankert. Doch die Takaichi-Regierung hob langjährige Beschränkungen für Waffenexporte auf. Sie argumentiert, solche Schritte seien in einer zunehmend angespannten Region notwendig. Die Premierministerin drängt zudem auf Änderungen im Artikel 9, der den Aufbau regulärer Streitkräften verbietet und den Krieg als Souveränitätsrecht ablehnt. Bereits im Mai sagte sie, bei dem Thema „dürfen Debatten nicht um ihrer selbst willen geführt werden“.

Geografisch liegt Japan in einer schwierigen Nachbarschaft, unterhalb von China, Nordkorea und Russland. Daher ist es für Tokio besonders wichtig, dass die aktuelle Präsenz des US-Militärs nicht weiter heruntergefahren wird. Derzeit ist der US-Einsatz im asiatisch-pazifischen Raum durch den Krieg gegen Iran reduziert, unter anderem wurde der Flugzeugträger USS George Washington, der normalerweise in Japan stationiert ist, a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befohlen. US-Präsident Trump vergrößert das Bedürfnis nach mehr Investments in die Verteidigung, nicht nur durch seine entsprechenden Forderungen, die man auch von der Nato kennt, sondern vor allem durch seine Unzuverlässigkeit und die Bewunderung für autoritäre Herrscher wie Xi Jinping, Kim Jong-un und Wladimir Putin.

Immerhin haben sich Takaichi und Trump am Rande der UN-Vollversammlung in New York getroffen. Danach betonte Takaichi die Stärke des Bündnisses zwischen den beiden Ländern. Viele Japaner, zumal auf Okinawa, sehen dieses Bündnis aber skeptisch. „Um sicherzustellen, dass sich ein solcher Vorfall niemals wiederholt, fordere ich die japanische und die US-Regierung nachdrücklich auf,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und wirksame, grundlegende Maßnahmen zu ergreifen – einschließlich einer Überprüfung des japanisch-amerikanischen Truppenstatuts“, sagte Gouverneur Genta Koja. Das war allerdings vor seinem Treffen mit der Premierministerin. David Pfeifer

LEUTE

Christoph Kramer, 36, Ex-Fußballprofi, Weltmeister, Moderator und Literat, investiert in Pokémon. „Ich sammle seit 1999 Pokémon-Karten, habe die erste Edition auf Englisch komplett und gebe meine Sammlung für kein Geld der Welt her“, sagte er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Für ihn sei das eine Leidenschaft – und eine „echte Wertanlage“.

MITTEN IN...

Bla bla bla

Olivia Rodrigo, 23, Sängerin, möchte entspannter daten. Sie nerve es, dass ständig Fotos von ihr und ihrem Umfeld gemacht würden, sagte sie dem Hollywood Reporter. „Da ist diese Last, dass Menschen Fotos von dir machen, dass du dein Leben und wen du datest, niemals privat halten kannst.“ Das sei hart und traurig. „Beziehungen sollten doch etwas Privates sein.“ Nach jedem ungezwungenen Date mit einem Mann lande wieder ein Foto davon im Internet. „Manchmal gehst du mit einem Typen aus, der nicht dein Freund ist, und plötzlich steht im Internet: Sie sind verheiratet, bla bla bla.“ Sie sei aber nun mal Single und habe keinen Freund. Aber eigentlich sei auch das egal. FOTO: JORDAN STRAUSS/INVISION/DPA

„Ich bin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ch unsere Generation mit 50 oder 60 Jahren keine klassischen Gemälde mehr an die Wand hängt, sondern lieber Pokémon-Karten hinter Glas einrahmt“, sagte er. Über seine Sammlung der Fantasyiemonster Pikachu, Giflor und Co. aus der gleichnamigen Videospielreihe sagte Christoph Kramer, der gerade seinen zweiten Roman veröffentlichte: „Ich schätze, dass sie rund 400 000 Euro wert ist.“ Tatsächlich werden die Karten für hohe Summen gehandelt. Der US-Influencer Logan Paul hatte im Februar eine Karte für 16,5 Millionen Dollar versteigert.

STILKRITIK

Souvenir-Ticket von „Oasis“

Wenn die britische Band Oasis heute Konzerte gibt, erinnert das an Veteran-treffen. Gemeinsam ist man älter geworden, gemeinsam hat man manche Schlacht geschlagen, auf der Bühne wie davor. Liam und Noel Gallagher prügelten sich lustig durch die Neunziger und Nullerjahre, und auch im Publikum ging es hoch her. Alle waren irgendwie rough, alle gehen inzwischen Richtung boring old farts, was auch wieder etwas Beruhigendes hat.

Ein Hoch also darauf, dass die Brüder bereits auf der ersten Reunion-Tour 2025 kein einziges neues Stück gespielt haben, dass es auch bei der nächsten Tour 2027 so sein soll. Oasis simuliert perfekt alte Zeiten, auch wenn der Kartenvorverkauf ein Feuerwerk digitaler Nachfragesteuerung war. Hilflos griff zu den günstigsten Stehplätzen, wer per Los eine Kaufoption bekam. Für München 2027 waren das 165,25 Euro. Weil Bands vor allem an Konzerten etwas verdienen, wird nun all jenen, die eines der begehrten digitalen Tickets kaufen konnten (andere gab es nicht) ein „Souvenir-Ticket“ angeboten. 7,95 Euro kostet es, ist hübsch bedruckt und aus festem Papier. Kein Vergleich mit den labberigen weißen Kaufbelegen, die Veranstalter oft bei anderen Bands gegen Geld verschicken.

Erfunden haben Oasis diese Tickets natürlich nicht. Bei Helene Fischer gab es besondere Sammlertickets, auch bei Guns N' Roses und Iron Maiden. Aber die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17 Jahren immerhin neue Musik gemacht. Oasis nicht. Ein genialer Coup auch von den Veranstaltern, schöne Papiertickets erst abzuschaffen und sie dann als teure Zusatzleistung wieder einzuführen.

Das Papierticket bei Oasis kommt übrigens erst nach dem Auftritt per Post. Ins Konzert kommt man damit nicht. Das ist wirklich mal ein Fortschritt. In der Reihe zerknickter und eingerissener Oasis-Tickets aus alten Zeiten an der Pinnwand wird es ungemein frisch aussehen. Claudia Fromme

Die angeklagte Gina H. schützt sich vor den Fotografen im Gerichtssaal mit einer Mappe vor dem Gesicht.
FOTO: BERND WÜSTNECK/DPA

„Liebe heißt für Frau H. besitzen“

Im Prozess um den ermordeten Fabian bestätigt ein Gutachter der Angeklagten Gina H. psychopathische Persönlichkeitsanteile. Ihre Angst vor dem Verlassenwerden sei für sie „existenzbedrohend“. Aber ist das ein Motiv für einen Mord?

Von Ulrike Nimz

Auf dem Tisch vor Peter Keiper stapeln sich Ordner und Aktenbände, daneben steht ein Kaffeebecher, den er kein einziges Mal anrühren wird. Knapp eine Stunde lang wird der psychiatrisch-forensische Sachverständige sein Gutachten verlesen. Es soll klären, ob Gina H., die Angeklagte im Mordfall Fabian, zum Tatzeitpunkt schuldfähig war. Ob eine psychiatrische Erkrankung, eine seelische Störung oder eine Intelligenzminderung sie in Wahrnehmung und Tateinsicht beeinträchtigt hat. Und ob sie zukünftig ähnliche Verbrechen begehen könnte, wie jenes, das ihr vorgeworfen wird.

Gina H. soll den achtjährigen Fabian aus Güstrow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den Wald gelockt, mit einem Messer erstochen und dann an einem Tümpel mit Brandbeschleuniger angezündet haben. Die Ermittler sind überzeugt davon, dass die Dreißigjährige „ziel- und zweckgerichtet“ handelte, den Jungen aus dem Weg räumen wollte, um wieder mehr Kontakt zum Vater zu haben, der sich zuvor von ihr getrennt hatte. Beide sind heute wieder ein Paar.

Die Gesprächsatmosphäre mit Gina H. soll „angenehm und offen“ gewesen sein

Peter Keiper, 64, hat die Angeklagte mehrfach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Bützow befragt. Gina H. sei kooperativ gewesen, die Gesprächsatmosphäre „angenehm und offen“. Der Sachverständige erhellt einmal mehr die schwierige Biografie der Angeklagten: die Männerbekanntschaften der Mutter, eine Vergewaltigung, ihre Unfähigkeit, einer geregelten Arbeit nachzugehen. Gina H.s fragile Psyche, ihre emotionale Kälte sind immer wieder Thema im Prozess gewesen. Eine Mitarbeiterin der Arbeiterwohlfahrt betreute die Angeklagte seit ihrer Kindheit. Sie beschrieb Gina H. als „ein von den Eltern verlassenes Mädchen, das keinem vertrauen konnte“. Eine Zeugin von der Gerichtsbewährungshilfe sagte, Gina H. sei „nicht frei im Kopf“, habe das Gefühl, keine gute Mutter zu sein, weil ihr das Sorgerecht für das eigene Kind nach der Verhaftung entzogen worden war. Wirklich innig habe sie nur über die Beziehung zu ihren Pferden gesprochen. „Es wurde deutlich, dass ihre Affinität zu Tieren größer war als die zu Menschen“, so die Zeugin. Über Fabian hingegen habe sie gesprochen „wie über ein Ereignis aus der Vergangenheit.“

Das psychiatrische Gutachten bestätigt die Zeugenaussagen mehrheitlich. Auf Fragen zu Tathergang und möglichen Motiven habe die Angeklagte einsilbig und distanziert reagiert. Gina H., die auch die Leiche des Jungen fand, Nachbarn und Freunde hinzuzog, aber zunächst nicht die Polizei, streitet die Tat ab, spricht bis heute von einem Zufallsfund.

Dem Gutachter zufolge zeigt Gina H. moderate Symptome einer Borderline-Persönlichkeitsstörung, geringe Frustrationstoleranz und Impulskontrolle, instabile Selbstwahrnehmung, Angststörungen. Es gebe jedoch keine Hinweise auf eine psychotische Erkrankung oder eine Intelligenzminderung mit Krankheitswert.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Recht und Unrecht, das Einschätzen von Konsequenzen des eigenen Handelns seien nicht eingeschränkt, die Angeklagte voll schuldfähig. Auch eine ernst zu nehmen- de Suizidalität sieht der Sachverständige nicht. „Wer sich bei Nachbarn ein Cuttermesser ausleiht, um sich zu schneiden, wer hinterher Bilder online stellt, sucht wohl eher nach Aufmerksamkeit.“

Mehrfach habe sich die Angeklagte in der Vergangenheit in psychiatrische Behandlung begeben. Der Sachverständige zitiert Gina H. dazu: „Neun Jahre hat mich ein Psychiater dumm angeglotzt.“ Keiper hebt einen Aktenvermerk hervor, wonach die Angeklagte es binnen kürzester Zeit geschafft habe, die Dynamik in einer Therapiegruppe so zu verändern, dass sich alles um sie drehte. Medikamente habe sie stets abgelehnt, auch jetzt im Gefängnis.

Er habe lange nach treffenden Worten für Gina H.s Vehalten gesucht, sagt Gutachter Keiper, nun spricht er von einer „trotzigen Verschlossenheit“. Traurig habe sie nur gewirkt, wenn es um ihre Pferde oder ihren Sohn ging. Bezogen auf Fabian sei sie gleichgültig gewesen. Eine solch ausgeprägte Emotionslosigkeit sei ihm in seiner langen Berufslaufbahn kaum begegnet.

Ein Prozess wie ein Puzzle, weil es keine Mordwaffe gibt, aber sechzig Zeugen

In einzelnen Situationen könne die Angeklagte sehr bestimmt und kontrollierend auftreten, so der Gutachter. Davon zeugen auch die vielen Sprachnachrichten, die Gina H. rund um die Uhr verschickte, meistens an Männer. Flirts, Hilfegesuche, Drohungen – immer wieder wurden sie im Saal vorgespielt, sind wichtige Indizien in diesem Fall, der einem Puzzle gleicht, weil es keine Mordwaffe gibt, aber sechzig Zeugen.

Der Sachverständige hat die Manipulationslust der Angeklagten selbst erlebt. Gina H. sei in teils durchsichtiger Kleidung zum ersten Gespräch erschienen. „Sie hat das große Bedürfnis, eine kompetente und begehrenswerte Frau zu sein.“ Sie habe ihm ein Foto gezeigt, darauf Fabian, ihr eigener Sohn, der Hund, am Strand von Warnemünde. „Sie wollte mir die angeblich heile Familie zeigen.“ Gina H. habe auch gesunde Anteile in ihrer Persönlichkeit, betont der Gutachter, habe beispielsweise ihre Anwälte mit Bonbons versorgt. Mit Blick auf den Tatvorwurf seien jedoch die psychopathischen Verhaltensmuster relevant. So sei Gina H. vorrangig auf ihren eigenen Vorteil bedacht, habe keine Gewissensbisse nach eigenem Fehlverhalten, gebe anderen die Schuld dafür. Sie pflege einen „parasitären Lebensstil“, habe Männer kontrolliert und finanziell ausgenutzt.

Ihre Angst vor dem Verlassenwerden sei für Gina H. „existenzbedrohend“, so der Gutachter. Aber war sie auch ein Motiv? Anlass, ein Kind zu ermorden, mit sechs Messerstichen in Brustbein, Rippen, Lunge, Leber und Herz?

Gina H. verfolgt die Aussage des Sachverständigen regungslos, den Blick gesenkt, die muskulösen Arme vor dem Bauch verschränkt. Ob die Ergebnisse des Gutachtens eher für oder gegen den Tatvorwurf sprechen, will Richter Holger Schütt in der anschließenden Befragung wissen.

Peter Keiper schaut auf die Akten vor sich, nennt als mögliche Hypothese die „Alternativtötung“. Eine Bestrafung des Partners unter Einbeziehung des Kindes. Gina H. habe um die Unterstützung von Fabians Vaters gefürchtet, finanziell und emotional. „Liebe heißt für Frau H. besitzen.“

Die gefühlte Endgültigkeit der Trennung, Eifersucht auf die familiäre Bindung zwischen Vater und Sohn, die Einsicht, dass Manipulations- und Kontrollversuche bis zu selbstverletzendem Verhalten nicht den gewünschten Effekt erzielten, seien ein mögliches Motiv. Die Angeklagte könnte getrieben gewesen sein von „einer Mischung aus Egozentrik, Eifersucht und Rache“, so die Einschätzung des Gutachters. Peter Keiper geht davon aus, dass Gina H. bis zuletzt an ihrer Unschuldsbehauptung festhalten wird.

ILLUSTRATIONEN: MARC HEROLD

Oslo

Es gibt vieles, das man vermisst, wenn man nach fünf Jahren London wegzieht. Zum Beispiel: die Taxifahrer, die den Stadtplan auswendig kennen und einen ohne zu zögern von der Sixth Cross Road in West Twickenham in die Loveridge Road in Brondesbury bringen. In Oslo dagegen: oh, my. Ankunft am Schiffsterminal, mit Gepäck und leicht lädiertem Knie. Das Ziel ist ein Hotel am Hauptbahnhof, nicht weit weg. Das Hotel? Kennt der Taxifahrer nicht. Den Weg zum Hauptbahnhof? Auch nicht. Ob man das Ziel in sein Handy eintippen könnte? Er rollt los, wischt auf dem Display, hält, rollt, tippt. Gibt mir sein Handy. Ich versuche, die Route zu starten, geht nicht. Der Taxifahrer, der den Weg zum Hauptbahnhof nicht kennt, hat die „Standort“-Erlaubnis ausgestellt. Also kriegt er mein Handy. Und, hey, eineinhalb Kilometer später kommen wir auch schon an. Für 43 Euro. Michael Neud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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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Der Mann muss wirklich dringend. Letztes Wiesnwochenende, abends draußen vor den Zelten, die Mass Bier drücken in der Blase. Er schlägt und rüttelt an der Tür, ruft laut, der da drinnen möge sich beeilen. Doch nichts rührt sich. Was zum erheblichen Teil daran liegt, dass sich hinter der Tür keine Toilette verbirgt, sondern offenkundig ein Kühlcontainer. Der dicke Verriegelungsgriff, an dem sich der Betrunkene festhält, liefert einen Hinweis. Das Schauspiel nimmt eine dramatische Wendung, als der Mann die Tür überraschend aufbekommt. Zum Vorschein kommen Bierfässer und anderer Kühlcontainerinhalt. Nun wird der Mann – was sonst – seinen Irrtum erkennen und umkehren. Oder? Er wird doch nicht etwa ...? Er zögert kurz, tritt dann hinein und zieht die Tür zu. Nach fünf Minuten kommt er raus und macht sich noch die Le-derhose zu. Joshua Beer

Neapel

Abendspaziergang durch das Spagnoli-Viertel, hügelauf, hügelab. In der Hand eine Schachtel mit einem Rest Pizza. Der Vorteil des Kartons: Man wird nicht ständig angequatscht, zumindest nicht von Lokalbesitzern auf Gästesuche. Plötzlich schält sich eine Gestalt aus der Dunkelheit, ein Italiener im Bayern-Trikot, nicht ganz nüchtern. „Where are you from?“, will er wissen. „Aus der Stadt von Bayern München“, antworten wir. Auf das dankbare Smalltalk-Thema geht er aber nicht ein, sondern wendet sich dem männlichen Teil der Gruppe zu: „Deutsche Männer sind hässlich.“ Dann nimmt er mit seinem alkoholischen und doch irgendwie charmanten Grinsen die Frauen in den Blick: „In Deutschland ist nur eines schön ...“ Als mittelalte Schachtel verspürt man schon fast so etwas wie Vorfreude auf ein „Ciao bella“, da sagt der Mann: „Angela Merkel.“ Nadeschda Scharfenberg

EIN ANRUF BEI...

ORIGINAL RECIPE

Francesco Redi, Tiramisù-Experte

Im norditalienischen Treviso findet dieses Wochenende schon zum zehnten Mal eine besondere Weltmeisterschaft statt: im Tiramisù-Zubereiten. 12 000 Löffelbiskuits, 170 Kilo Mascarpone und 300 Kilo Kakaopulver werden da verarbeitet. Francesco Redi hat den Tiramisù World Cup einst begründet.

SZ: Herr Redi, heute schon Tiramisù gegessen?

Francesco Redi: Ich war gerade dabei, als Ihr Anruf kam.

Wie viel Tiramisù essen Sie denn? Na ja, ich probiere so 600 im Jahr, auf der ganzen Welt. Aber probieren ist etwas anderes als essen. Ich hatte Namenstag, dazu gehört Tiramisù, das wollte ich gerade nachholen.

Wann isst man Tiramisù? Der Name bedeutet ja „zieh’ mich hoch“, das hat man je nach Tageszeit mehr oder weniger nötig.

Tiramisù kann man immer essen. Hier in Treviso gibt es mehrere Hotels, die es sogar zum Frühstück anbieten.

In Treviso findet auch Ihre Weltmeisterschaft statt. Die nebenbei mehr Touristen in die Stadt bringen soll. Hier ist das moderne Tiramisù geboren, im Restaurant „Le Beccherie“ in den Siebzigerjahren. Und dann hat es sich schneller verbreitet als Google. Zwanzig Jahre später war es schon in Hollywood.

Wie kamen Sie auf den Gedanken: eine Tiramisù-WM?

Ich hatte einen Job an der Uni und war in 14 europäischen Ländern unterwegs, in China und in Japan. Und überall hatten die Restaurants Tiramisù auf der Karte. Meine Kollegen wussten aber teils gar nicht, wo das eigentlich herkommt. Bei uns in Treviso aber gibt es Tiramisù bei jedem Geburtstag. Und alle sind überzeugt, dass ihre Mama das beste macht oder ihre Oma oder ihr Onkel oder ihr Hund. Da dachte ich, lasst uns darüber doch mal abstimmen.

Bis heute dürfen nur Laien bei der WM antreten. Restaurant-Profis haben keine Chance auf den Titel.

Das liegt daran, dass Tiramisù immer ein Nachtisch für zu Hause war. Entsprechend verbunden mit Gefühlen und Erinnerungen. Noch vor 15 Jahren gab es hier in der Stadt kaum Restaurants, die es angeboten haben. Inzwischen ist es ein Botschafter Italiens in der Welt. Auf Instagram gibt es mehr Inhalte über Tiramisù als über das Kolosseum.

Wurden Sie belächelt für die Idee? Natürlich. Die Leute fragten am Anfang, wen das schon interessieren soll. Wir sind sehr langsam gewachsen. Inzwischen machen wir den Vorentscheid in Brasilien und den in Kanada. Und niemand lacht mehr drüber.

Teilnehmende treten in zwei Kategorien an: mit dem Original-Rezept oder der kreativen Variante. Vorgegeben im Original-Rezept sind Löffelbiskuits, Mascarpone, Ei, Kaffee, Kakao und weißer Zucker.

Beim kreativen Rezept kann man die Kekse austauschen oder braunen statt weißen Zucker verwenden. Und man darf drei weitere Zutaten hinzufügen. Kein Alkohol?

Der überdeckt den Geschmack.

Das klingt schon recht streng. Schmecken am Ende nicht alle Wettbewerbsbeiträge gleich?

Denkt man vielleicht. Aber es reicht schon ein Gramm Zucker mehr, um das gesamte Gleichgewicht des Tiramisù zu verändern!

Waren Sie schon mal auf einer deutschen Grillfeier? Da geht alles Mögliche als Tiramisù durch. Erdbeeren mit Joghurt und Sahne, Hauptsache irgendwie geschichtet und mit Keks. So was sehe ich entspannt.

Entspannt?

Innovation lässt ein Produkt länger leben. Aber ja, im Tiramisü-Wettbewerb ginge so ein Dessert nicht durch. Wir wurden schon sehr viel kritisiert dafür, dass wir diese kreative Kategorie überhaupt eingeführt haben.

Was waren die kreativsten Ideen? Nicht immer die besten. Es gab mal jemanden, der wollte Tiramisù mit Thunfisch machen. Dem haben wir dann nahegelegt, dass man den Dessert-Charakter nicht verfälschen darf. Er hat es bleiben lassen.

Das schlimmste Tiramisù, das Sie probiert haben?

Eines mit roten Zwiebeln. Keine karamellisierten, nein, rohe.

Interview von Elisa Britzelmeier

Von Lothar Müller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hat eine bemerkenswerte, mutige Wahl getroffen. Anne Carson, 1950 in To-

ronto geboren, ist vieles zugleich. Als Gelehrte unterrichtet sie in Montreal klassische griechische und römische Literatur. Als Essayisten schweift sie durch die Antike wie durch die ästhetische Moderne. Als Autorin von Versromanen und Performancekünstlerin bringt sie die Mythen und das Wissen der Zeiten zum Tanzen.

Erreicht hat die Schwedische Akadmie sie mit der frohen Botschaft beim Studium der Stille in Island. Einem ihrer Bücher hat sie ein Motto aus einem Essay von Montaigne über die Verse Vergils vorangestellt: „Ich liebe eine poetische Gangart mit Saltos, Hüpfern und Sprüngen.“

Daran hält sie sich in ihren Versromanen. Erst kürzlich stand sie beim Internationalen Literaturfestival in Berlin auf der Bühne, mit einem Vortrag, der „Lecture“ hieß und die Form der Vorlesung parodierte, in ein Sprachspiel verwandelte. Mit Alice Munro, der bisher einzigen kanadischen Preisträgerin und Erzählerin in eher festgefügten Formen, hat sie wenig gemeinsam. Bei ihrem Auftritt in Berlin war das Haus der Festspiele ausverkauft, ihr Publikum im Weltmaßstab dürfte überschaubar sein.

Bei ihr sind antike Monster auf modernen Highways unterwegs und sprühen Graffiti

Antike – aus dem Echoraum dieses Wortes sind in Deutschland die Abendlandanmutungen immer noch nicht ganz verschwunden. Mit der deutschen Antike älterer Generationen hat aber Anne Carson Berührungspunkte nur im Stofflichen. Bei ihr sind antike Monster auf modernen Highways unterwegs, besprühen Highschool und Pfarrhaus mit „Liebessklaven“-Graffiti. In den Buchstaben dieser Philologin glühen die Leidenschaften, seltsame Sätze kommen bei ihr vor: „Sie erkannten einander wie Kursivbuchstaben.“ Eines ihrer ersten Bücher hieß „Eros the Bittersweet“ und war eine Studie über die Macht des antiken Liebesgottes, den zuerst die Dichterin Sappho „bittersüß“ nannte.

Hausgötter scheint Anne Carson nicht zu haben, aber wenn sie welche um sich herum versammeln würde, gehörte Sappho unweigerlich dazu. Und bei den Schwestern Brontë aus England, aus den „Wuthering Heights“ hört sie die „mitleidlosen Anhöhen“ heraus.

Das Wort „Feministin“ kommt in ihrem Werk kaum vor, aber sie demonstriert darin einen sehr praktischen, anschaulichen, zugleich philologischen und literarisch produktiven Feminismus.

Mehr als wahrscheinlich ist, dass sie nun, zur Weltberühmtheit geworden, nach der „Odyssee“ von Christopher Nolan gefragt wird. Die Interviewer werden damit rechnen müssen, dass sie in ihrer Antwort auf das Verhältnis von weiblichen und männlichen Stimmen in der antiken Literatur und Kultur zu sprechen kommt, über den polemischen zwischen den tiefen, männlichen, in der Polis tonangebenden Stimmen der Männer und den hohen, unbeherrschten, vom Logos unzureichend durchdrungenen Stimmen der Frauen und der Lustknaben.

Über die todbringenden Stimmen der Sirenen und das Aufwachen des Odysseus am Strand der Phäaken inmitten von „Weibergekreisch“ bei Homer hat sie in ihrem Essay „Das Geschlecht des Klanges“ geschrieben, der auf Deutsch in dem Band

Die Kanadierin Anne Carson bekommt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2026.
FOTO: PONTUS LUNDAHL/TT/IMAGO

Poesie der Saltos, Hüpfer und Sprünge

Anne Carson mit dem Literaturnobelpreis auszuzeichnen, ist eine mutige Wahl. Sie ist eine Autorin, die sich im Niemandsland zwischen den vertrauten Formen des Schreibens bewegt.

„Glas, Ironie und Gott“ (2000) nachzulesen ist und von der Antike in die ästhetische Moderne führt. „Den Frauen eine Stimme geben“ wird oft als metaphorische Formel verwandt, bei Anne Carson ist es philologisch-literarische Praxis. Sie fährt Ernest Hemingway in die Parade, der die Stimme Gertrude Steins kaum ertragen konnte, und spürt den Stimmen der Hysterikerinnen nach, ehe sie von Sigmund Freud und Josef Breuer gedämpft werden.

Eines ihrer Hauptwerke, der Versroman „Rot“, im Original 1998 unter dem Titel „Autobiography of Red“ erschienen, beginnt mit einem philologischen Capriccio unter einem Motto von Gertrude Stein: „Ich mag es, wenn Wörter tun / was sie wollen und was sie müssen.“

Anne Carson spielt ein wenig Verstecken mit der fragmentarischen Überlieferung ihres Stichwortgebers, des Dichters Stesichoros, der einige Generationen nach Homer an der Nordküste Siziliens lebte. Aber wenn sie ihn als Befreier der Adjektive rühmt, der den feststehenden Attributen Homers die Fesseln löste, dann meint sie das gewiss ernst. Denn zu den Freigelassenen gehört das Farbadjektiv „rot“, das sie in ihrem Versroman auf eine Abenteuerreise schickt, die in die Moderne führt. Bei Stesichoros umgibt das Rot das mythische Monster Geryon, das geflügelte dreiköpfige Wesen, das auf einer Insel lebt und dort Rinder hütet, bis es vom Helden Herakles erschlagen wird, weil die zehnte der ihm übertragenen Aufgaben in der Beschaffung dieser Rinder besteht.

Sarkasmus, schneidende Ironie, Sprachwitz zählen zu Carsons Erkennungszeichen

Anne Carson schließt sich Stesichoros an, der die Geschichte nicht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Herakles erzählt, als Sieg der Zivilisation über das Monströse, sondern im Nahblick auf Geryon, in der Bilanzierung dessen, was ihm widerfährt. Mit dem antiken Setting in dieser Gewaltgeschichte macht sie wenig Umstände. Bei ihr liegt die Insel des Geryon im Atlantik, der Ort, an dem er Herakles begegnet, ist ein Busbahnhof, und Herakles spaltete dem Geryon nicht den Schädel, sondern bricht ihm das Herz. Für die Verfilmung von „Rot“ wäre nicht Christoper Nolan zuständig, sondern der Geist von Robert Altman, der einst „Short Cuts“ drehte.

Im Innern des Versromans, in dem der moderne Herakles aus einem Ort namens Hades stammt, erst sechzehn ist und mit allen Begierden dieses Alters ausgestattet, die ihn dem Fotografen Geryon zuführen, rumort die Frage, wie Menschen über Menschen Gewalt gewinnen und wie sich dieser Zauber vollzieht. Den Vesuv der Antike gibt es am Ende auch in der neuen Welt, in der „Loverman“ und „Lavaman“ verschmelzen.

Sarkasmus, gelegentlich schneidende Ironie, Sprachwitz zählen zu den Erkennungszeichen Anne Carsons. Vielleicht trägt dieser Nobelpreis zur Revidierung der Einsicht bei, dass Philologinnen und Philologen dafür unbegabt seien. Denn die Preisträgerin ist vollkommen unverdächtig, sich aus Ressentiment gegen die Gegenwart oder gar aus Demut vor dem Kanon der Antike zuzuwenden. Sie ist ihr großes Reservoir, aber nicht das einzige. Die ästhetische Moderne ist ein zweites, nicht minder wichtiges. Der Held im Folgeroman zu „Rot“, der unter dem Titel „Rot Doc“ (2013) erschien, hat Jahre mit der Lektüre von Marcel Prousts Roman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Zeit“ verbracht, der nun in seinem Unbewussten rumort. Und wer das nicht nachmachen will, aber zumindest einen knappen, lakonischen Kommentar zum fünften Band und zur schlafenden Albertine lesen mag, der kann zu Carsons „Albertine – 59 Liebesübungen“ (2017) greifen und dabei durchaus die „Leibesübungen“ im Sinn haben.

Insofern verwundert es, dass FAZ-Herausgeber Jürgen Kaube, der sonst beim Thema Antisemitismus einen klaren Blick beweist, am Tag vor dem propalästinensischen Großkampftag ausgerechnet gegen die „Rote Hilfe“ anschreibt. Dass er dabei liberalen Kommentatoren – auch dieser Zeitung – die rhetorische Frage stellt, ob sie gegenüber einer „braunen Hilfe“ ebenso entspannt wären – geschenkt. Bei manchen ist das Hufeisen politische Geschäftsgrundlage.

Manchmal nutzt Anne Carson Titel als Masken, so in ihrer „Anthropologie des. Wassers“ (1995), die auf deutsch 2014 erschien. Der Titel klingt nach Wissenschaft, aber hier führt die erzählende Prosa-Autorin Regie und verschmäht auch das Spiel mit Tagebuchfiktionen nicht.

Problematisch ist allerdings Kaubes Argument, die Linke wolle den „Stur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mithilfe von Migranten“ erreichen. Elif Eralp kann ebenso wenig auf ihre migrantische Herkunft reduziert werden wie der CDU-Kandidat Stefan Evers auf sein Schwulsein. Evers wird kaum nur Stimmen aus der homosexuellen Community

Es ist unwahrscheinlich, dass Anne Carson mit ihrem Werk, das sich so ostentativ fernhält vom Königsweg zum Erfolg, dem psychologisch-realistischen Roman, ein großes internationales Publikum gewinnen wird. Aber wer weiß, vielleicht gelingt das trotz der europäischtransatlantischen Grundachse.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jedenfalls bleibt ihrer jüngsten Linie treu. Auch László Krasznahorkai, der Preisträger des vergangenen Jahres, hatte etwas Einzelgängerisches, wenn auch innerhalb der Form des Romans. Mit Anne Carson hat sie eine Autorin ausgezeichnet, die im Niemandsland zwischen den vertrauten Foren operiert.

Es geht um Politik, nicht um Herkunft

Die Linke wolle den Umsturz mithilfe von Migranten, liest man in bürgerlichen Zeitungen. Ein Protest gegen die Ethnisierung des Arguments.

Im Schatten des 7. Oktober gibt es eigentlich wichtigere Themen als die Frage, ob die Spitzenpolitikerin der Berliner Linkspartei, Elif Eralp, Mitglied in der „Rote Hilfe“ war. Entscheidender wäre, über die Nähe ihrer Partei zu jenen Gruppen zu reden, die sich unter dem Banner der „Palästina-Solidarität“ versammeln. Schon die Parolen, mit denen diese in vielen Städten ausgerechnet zum Jahrestag des palästinensischen Massakers an Kibbuzniks und Festivalbesuchern für ihre Demonstrationen mobilisieren, zeugen weder von Frieden noch von Versöhnung. Sie zeugen vom Willen zu einem globalen „Volkskrieg“ gegen den jüdischen Staat. Wer die antisemitischen Semantiken dieser Propaganda nicht erkennt, hat sich offensichtlich nie mit der Thematik befasst und nicht nur in Berlin lässt die Linkspartei jeden Abstand zu diesem Milieu vermissen.

erhalten haben und Eralp wurde von Menschen jeder Herkunft gewählt, deren Sorgen um Wohnen und Miete zuvor offensichtlich nicht ernst genug genommen worden sind. Kaubes Behauptung, die Linke setze nun auf Migranten und Clans für den Umsturz, bauscht nicht nur die sozialpolitischen Forderungen der Partei auf. Sie nimmt auch das Neuköllner Milieu für die Mehrheit, eine klassische Verzerrung des ethnisierenden Blicks. Nicht wenige Einwanderer wählen anders, sogar die Sympathien für Palästina können bei Menschen aus de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begrenzt sein, da sie wissen, welch mörderische Strukturen sich hinter der vorgeblichen Solidarität verstecken. Solche Differenzen verschwinden in der Ethnisierung des Arguments.

Die Vorwürfe ähneln den rechten Verschwörungen vom „großen Austausch“

Dennoch scheint das Thema der migrantischen Wahl einige umzutreiben, denn tags zuvor findet sich das Motiv schon bei Ulf Poschardt in der Welt. Für ihn ist „muslimische Migration, wie auch schon in Schweden, England oder Frankreich, zum entscheidenden Machtfaktor linker Eroberungsstrategien geworden“. Typisch für den Autor ist sein Text eher eine lose Abfolge von Assoziationen, zuverlässig spult er sämtliche rechten Signalwörter der letzten Jahre ab: „linke Milliardärseliten, Bahnhofsklatscher, Islamisierung, Sarrazin, ...“

Besonders angetan hat es ihm die Rede vom „großen Austausch“ der westlichen Bevölkerungen durch nicht-weiße Migration, die vor einigen Jahren von der Neuen Rechten eingeführt wurde. Deren verschwörungstheoretischen Kern verwirft er zwar zunächst, findet sie aber als Beschreibung doch irgendwie richtig. Allerdings sieht er das Problem der Migration nicht in der angeblichen Lenkung von Prozessen durch sinistre Kräfte, sondern ganz im Gegenteil in ihrer mangelnden Steuerung.

Da er als Schuldige für diese Unterlassung Angela Merkel identifiziert, schließt er dann doch wieder zur Konspiratologie auf. Ironischerweise wird in der neurechten Austausch-Debatte übrigens gerne Israel als Schuldiger für globale Migrationsbewegungen ausgemacht, weshalb die Aufnahme des Motivs durch Poschardt doch irritiert. Nutzt er doch sonst jede der (durchaus sich zahlreich bietenden) Gelegenheiten, den linken Antisemitismus anzuprangern. Und die Klage über mangelnde Steuerung beißt sich ein wenig mit den sonstigen Rufen,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mit der Kettensäge zu Leibe zu rücken. Poschardt wird als Autor eben von starken Affekten beherrscht, da kann so etwas passieren.

Diese Gemengelage zeigt einmal mehr, wie fatal sich Debatten entwickeln können. Poschardt stützt sich in seinem Kampf gegen die Linke auf ein völksisches Milieu und nobilitiert dessen einschlägige Begriffe. Die Linke macht es Autoren wie ihm dabei auch noch leicht. Ihr Gerechtigkeitsempfinden, für das Strukturen wie die „Rote Hilfe“ stehen, ist gerade international außerordentlich selektiv. So zählen zu den abstoßenden Zeugnissen aus den Tagen unmittelbar nach dem 7. Oktober 2023 Aufnahmen, auf denen propalästinensische Demonstranten in westlichen Städten Bilder von israelischen Geiseln herunterreißen, Fotos von verschleppten Ravern, Familien, Kleinkindern. Die Forderung nach ihrer Freilassung war für die Szene kein Thema. In Iran, einem zentralen Unterstützer des gefeierten „Widerstands“, gibt es eine Welle politischer Hinrichtungen. Hier bleibt jeder Protest aus. Die massiven Repressionen des Regimes, das Schicksal ethnischer und religiöser Minderheiten, ja selbst verfolgter Gewerkschafter, setzt aufseiten der Linken kaum etwas in Bewe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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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ind die Fragen, die sich angesichts der Linkspartei derzeit stellen, nicht die migrantische Herkunft einer Kandidatin oder der Wählerstimmen. Vor allem hat die Partei mehrfach verweigert, sich der antisemitischen Kräfte in ihren Reihen zu entledigen. Dass sie dabei Kaubes Kritik oder Poschardts Ausbrüchen Tür und Tor öffnet, ist noch das geringste Problem.

Volker Weiß, geboren 1972, ist Historiker und Publizist. Einer seiner Forschungsschwerpunkte ist die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extremen Rechten, zuletzt ist von ihm „Das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ich: Wie die extreme Rechte Geschichte und Demokratie zerstört“ erschienen (Klett-Cotta).

Gastbeitrag von Volker Weiß

Elif Eralp (Die Linke) bei der Wahl zum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neben ihr Stefan Evers (CDU). FOTO: FRIEDRICH BUNGERT

Das Geheimnis einer guten Ehe

Der Film „Alte Liebe“ ist ein melancholisch-komisches

Vergnügen.

Wolke sieben war gestern. Heute sind Lore (Dagmar Manzel) und Harry (Joachim Król) ein eingespieltes Team. Die beiden sind seit Jahrzehnten verheiratet, kennen alle Vorlieben, Gewohnheiten, Marotten und Fehler des anderen. Ihre Liebe war schon mal frischer.

„Harry, kommst du bitte mal!“ Mit diesem beiläufigen Satz (einem Imperativ!) fängt der Film an, mitten in einer Bewegung. Andreas Dresen kann Lebensdetails auf so unaufgeregte Weise inszenieren, dass seine Filme der Wirklichkeit verblüffend ähneln. Wie kunstvoll das ist, lässt sich dabei leicht übersehen. Aber die Dialoge in „Alte Liebe“ sind perfekt getimt, und nicht wenige Wortwechsel münden in einer Pointe. So unspektakulär alles anmutet, so viel Vergnügen macht es, den Film zu sehen.

Das liegt vor allem auch an den Hauptdarstellern, die die Mechanismen dieser Ehe mit nuanciertem Spiel und zärtlicher Ironie offenlegen. Joachim Król spielt Harry mit Bauch und lichtem Haar als gemütlichen Meckerer. Harrys Reich ist der Garten, er trinkt gern Weizenbier und begegnet der modernen Zeit mit grantelndem Rückzug. Man kann Król nicht nicht mögen, weshalb der passiv-aggressive Freund des Rittersporns dann doch sympathisch wirkt. Dagmar Manzel als Lore dagegen will noch was vom Leben. Sie strahlt spröden Charme, aber auch eine fast permanente Anspannung aus. Lore würde gern reisen, arbeitet auch noch in einer Bibliothek, wo sie Lesungen mit verehrten Dichtern organisiert. Das geht manchmal peinlich schief.

Wenn man nur einen Grund nennen dürfte, warum man „Alte Liebe“ unbedingt sehen sollte, ist es der Gastauftritt von Clemens Meyer, der sich selbst spielt, einen Autor, der nach der Lesung in Lores Bibliothek beim Griechen sturzbesoffen einschläft. Lore ruft verzweifelt Harry herbei, der mit einem lauten Zuruf den Gast wecken kann: „Und der Deutsche Buchpreis“, trötet Harry, „geht an ... Clemens Meyer!“ Wer den Skandal bei der Preisverleihung 2024 in Erinnerung hat, lacht sich kaputt und kann Meyer nur bewundern, dass er bei der Sache mitmacht.

Dagmar Manzel und Joachim Król als altes Ehepaar. FOTO: PANDORA FILM VERLEIH

Neun gemeinsame Werke haben Dresen und seine Drehbuchautorin Laila Stieler zusammen gemacht, zuletzt die Politfilme „In Liebe, Eure Hilde“ (2024) und „Rabiye Kurnaz gegen George W. Bush“ (2022). Mit „Alte Liebe“ haben sich die beiden wieder einem privateren Thema zugewandt, wobei diese Unterscheidung etwas in die Irre führt: Auch die „große“ Politik ist bei den beiden eine Aneinanderreihung kleiner persönlicher Entscheidungen.

Dresens humanistische Haltung und sein Optimismus sind auch in „Alte Liebe“ zu spüren. Geht es nicht auch in einer Ehe, eigentlich immer, darum, „anständig“ zu bleiben, nichts völlig Falsches zu tun, auch wenn der andere nervt, einen womöglich verletzt? Dresens Blick ist dabei einer aus mittlerer Distanz. Das kann man wörtlich verstehen, nur in einer bewegenden Szene rückt die Kamera nah an Lore und Harry heran, zeigt sie innig als Paar. Dass bei allem Gehakel Fürsorglichkeit und Verlässlichkeit sie verbindet, war aber auch schon vorher zu erkennen: wenn etwa Lore Harry mit einer Decke zudeckt, als der vor dem Fernseher eingeschlafen ist.

Vorlage für den Film ist der gleichnamige Roman von Elke Heidenreich und Bernd Schroeder, den Dresen und Stieler vom Ruhrgebiet nach Ostberlin verlegt haben. Lore und Harry sind (wie die Filmautoren) in der DDR aufgewachsen. Der Film erzählt auch von Ostbiografien, dem Umbruch und den Verlusterfahrungen durch die Wende. Zum roten Faden der Handlung wird die anstehende Hochzeit von Lore und Harrys Tochter. Sie heiratet einen Westler, einen Hamburger mit Geld, der jetzt in Leipzig lebt und dort entgegen der Bauvorschrift einen Tennisplatz auf seinem Grundstück errichtet hat. Der frühere Bauamtsmitarbeiter Harry ist empört und würde die Feier am liebsten schwänzen.

Man sollte idealerweise ein paar Ehrenrunden in einer längeren Beziehung gedreht haben, um die freundlich-melancholische Ironie ganz nachvollziehen zu können, die Balance aus Komödie und Tragödie. Ein Feelgood-Movie für über 60-Jährige ist „Alte Liebe“ jedenfalls nicht. Zwar raufen sich Lore und Harry wieder zusammen. Anders als das Buch ist der Film aber in Kapitel gegliedert, die nach den Jahreszeiten benannt sind. Und dazu gehört nun mal auch der Winter. Martina Knoben

Alte Liebe, D 2026 – Regie: Andreas Dresen. Buch: A. Dresen, Laila Stieler. Kamera: Michael Hammon. Schnitt: Jörg Hauschild. Mit: Dagmar Manzel, Joachim Król, Liane Düsterhöft. Pandora, 110 Min. Kinostart: 8. Oktober.

Von Gerhard Matzig

Die Miterfinderin des Bau-Turbos befindet sich auch dort, im Gebetsraum, wo schon viele andere Anhänger der herrschenden Heilslehre versammelt sind. Verena Hubertz (SPD) formulierte als Bundesbauministerin im Mai 2025 das bis heute übermächtige Mantra am Bau, das mal gebetet, mal gesungen, mal getrommelt wird und vor allem der Selbstvergewisserung dient: „Die Bagger müssen wieder rollen, und wir müssen bauen, bauen, bauen.“

Jahre zuvor meinte Horst Seehofer (CSU): „Die kritische Lage am Wohnungsmarkt kennt nur eine Antwort: Bauen, bauen, bauen!“ Dem schloss sich inzwischen Friedrich Merz von der CDU an: „Bauen, bauen, bauen.“ Auch bei der FDP hört man: „Bauen, bauen, bauen.“ Und so weiter und so fort. Nur die Grünen und die Linken fehlen im Turbo-Stuhlkreis. Aus mal besseren, mal schlechteren Gründen. Und die AfD will noch vor neuen Wohnungen, die ja auch frei würden durch Remigration, womöglich eine gigantische Betonmauer um die biodeutsche Nation herumbauen.

Mehr bauen. Schneller bauen. Günstiger bauen. Jährlich möglichst 400 000 Wohneinheiten. Aktuell fehlen etwa 1,4 Millionen davon. Das fehlende Angebot verschärft in Ballungsgebieten, aber auch schon in mittelgroßen Städten die Nachfrage und treibt die Preise zusätzlich zu den als Folge der Krisen gestiegenen Bau- und Finanzierungskosten nach oben. Dass dagegen etwas getan werden muss, ist eine der politischen Ideen, auf die man sich gerade noch einigen kann im Polit-Dauerzwist.

In der Nachkriegszeit ging es vor allem darum, schnell viel Wohnraum zu schaffen

Die Rezepte variieren. Man will unbürokratischer bauen, genossenschaftlicher bauen, technologieärmer bauen, serieller bauen, dichter bauen. Dabei ist man zunehmend ratlos, denn der Bau-Turbo zündet nicht. Aktuell wird entgegen der Theorie praktisch immer weniger gebaut, und ob das Erstarken linksradikaler Enteignungs-Wahnideen in Berlin an der Misere etwas ändert, ist zu bezweifeln. Wobei es den Linken nicht um Wohnungssuchende geht. Ihr Klientel: Wohnungshabende.

Seit Jahrzehnten weisen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auf die Sprengkraft der Wohnungskrise hin. Meistens ungehört. Das Wohnen ist eine der drängendsten sozialen Fragen in Deutschland. Nur ist es mittlerweile auch fraglich, ob das Mehr-schneller-günstiger-Mantra wirklich die überzeugendste Antwort bietet. Aus Sicht der Bauwirtschaft: ja. Aus Sicht der Wohnungssuchenden: ja. Aus Sicht der Politik, die die Wohnungsnot auf fahrlässige Weise selbst verursacht hat: ja. Aus Sicht aber einer Komplexität, in der das Wohnen von politischer, gesellschaftlicher, ökonomischer und ökologischer Bedeutung ist: nein. Zudem: Ist Wohnen nicht auch eine Frage der Gerechtigkeit? Wer das bejaht, kommt an einer verrückt anmutenden Paradoxie nicht vorbei. Denn es gibt lokal nicht nur zu wenige Wohnungen, es gibt zu viel und zu ineffektiv verteilten Wohnraum insgesamt.

Hier setzt eine provokante „Studie“ an (eher eine gut unterfütterte Anregung zum Andersdenken unter Zuhilfenahme bereits bekannter Schriften), die Anfang dieser Woche vorgestellt wurde. Sie heißt: „Wohnraum, der nicht die Welt kostet“, veröffentlicht vom Planungsbüro Hap-

Teil der Lösung oder Teil des Problems? Neubausiedlung Frankfurt-Riedberg.
FOTO: FLORIAN GAUL, IMAGO, GREATIF

Die Null-Lösung

Gegen die Wohnungsnot wird seit Jahren eine Art Mantra beschworen: „Bauen, bauen, bauen!“ Eine Studie bezweifelt, dass das klug ist – und bietet eine radikale Alternative.

pold, dem Forschungsinstitut Empirica und der gemeinnützigen Organisation Netzwerk Immovielien, finanziert von der Laudes-Stiftung. Vier „Szenarien“ werden präsentiert – für die Lösung eines „wohnungspolitischen Dilemmas“: Der Bedarf an bezahlbarem Wohnraum steigt, doch der Bausektor sprengt die Klimaziele und die „planetaren Grenzen“.

Dagegen werden nun Szenarien „für eine bezahlbare und nachhaltige Wohnraumversorgung“ beschrieben, die mit Blick auf die unmittelbare Zukunft, etwa die des Jahres 2045, als wünschenswert (und nicht völlig utopisch) erscheinen. Eines muss man sagen: So anschaulich wie im Szenario „Null Neubau“ wurde dem Bau-Mantra noch nie zuvor der Stecker gezogen.

Gehen wir zunächst einen Schritt zurück. Bis in die Teenagerjahre der BRD. Damals kam es bis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zu einer Art „Stunde null“ im deutschen Wohnungsbau. An dieser Nullstunde leiden wir noch heute. Noch 1950 fehlten in der Nachkriegszeit in Westdeutschland rund 5,5 Millionen Wohnungen. Die Wohnungsnot in einem zerstörten Land voller Kriegsheimkehrer, Heimatvertriebener und Ausgebombter war enorm.

Das Elend in zu engen, zu kalten, zu heißen und zu überbelegten Wohnungen war unbeschreiblich. Das Bauen wurde zum Staatsziel. Man kann sich denken, wie dieses Leitbild schon damals beschrieben wurde: Bauen, bauen, bauen. Das war ja auch sinnvoll, denn Deutschland war zerstört. Es musste möglichst schnell wiederaufgebaut werden. Zahlen spielten also eine Rolle, Quantitäten wurden jedoch schnell zum Dogma. So begann schleichend die Liberalisierung des zuvor vor allem staatlich gelenkten Wohnungsmarktes.

Die Liberalisierung folgte einer fatalen Idee: Dass nämlich durch die Bautätigkeit (ein wesentlicher Stützpfeiler auch des Wirtschaftswunders) die extreme Nachkriegsnot weitgehend überwunden sei und der Wohnungsmarkt nun wieder stärker nach marktwirtschaftlichen Regeln funktionieren würde. Bis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sah man Deutschland vom Wohnraum her als „zu Ende gebaut“ an. Statistisch war das halbwegs richtig. Alles andere war ein Irrtum.

Um es abzukürzen: Eine freie Wohnung im Fichtelgebirge kann heute die Nachfrage nach Wohnraum in Berlin nicht beantworten. Immobilien sind immobil, arbeitende und sich Lebensräume suchende Menschen sind es nicht. Jobs auch nicht. Das ist das eine. Die zahlengläubigen Statistiker, die den öffentlichen Wohnungsbau stoppten, das Tafelsilber eines überall in der Welt beneideten Großbestands an günstigen Wohnungen verscherbelten, also privatisierten, ignorierten aber auch andere Dynamiken.

Dazu gehören: die EU-Binnenmigration, der globale Flüchtlingsstrom, die Landflucht und die Verstädterung. Aber auch dies blieb unter dem Radar: die sozialen und demografischen 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Nur zwei Stichworte: kleinere Familien und Einpersonenhaushalte. Man glaubte irrigerweise an die Allmacht der Zahlen, nämlich an den erreichten, scheinbaren Gleichstand zwischen Haushalten und Wohnungen.

Der Wohnungsbau in Deutschland, einst ein Erfolgsrezept des Landes nach dem Krieg, wurde so zum Quell heutiger Verwerfungen. Heute erschüttert auch die Angst vor dem Verlust der Wohnung oder das delirierende Suchen nach passendem Wohnraum das politische System. Siehe Berlin.

Einerseits gibt es rein quantitativ mindestens ausreichenden Wohnraum in Gänze, andererseits in Teilen zu wenig passgenaue, qualitativ dienliche Wohnungen. Es herrscht die paradoxe Gleichzeitigkeit von Überangebot und Wohnungsnot. Der „Silver Tsunami“, losgetreten vom altersbedingten Leerstand von

Immobilien, der sich bereits am Horizont abzeichnet, kommt hinzu. Entscheidend jedoch: Der Bauen-bauen-bauen-Furor erinnert, wenn auch umgekehrt, an das Siebzigerjahre-Sedativum vom Zu-Endegebaut-haben-Dogma. Und ist abermals zu kurz gedacht.

Genau das ist die Kritik, die im Szenario „Null Neubau“ scharf ausgeleuchtet wird. Darin heißt es: „Deutschland baut buchstäblich auf einer falschen Grundannahme.“ Und weiter: „Die Untersuchung ergab, dass Millionen von Wohnungen unterbelegt sind und im Prinzip für eine Umverteilung zur Verfügung stehen, ohne dass auch nur ein einziger Ziegelstein neu gelegt werden müsste.“

Die Rede ist von sagenhaften 37,2 Prozent des deutschen Wohnungsbestandes, die unterbelegt sind. In Wohnungen: 14,9 Millionen. Sogar in Ballungsräumen. Denn die Unterbelegung, als Maß zwischen der Anzahl der Räume im Verhältnis zur Personenzahl im Haushalt, ist verblüffenderweise kein rein ländliches Phänomen: „Das Phänomen der Unternutzung besteht (...) auch in urbanen, angespannten Wohnungsmärkten und Großstädten wie Berlin.“ Wo vor allem der Bestand an großen und größten Wohnungen ineffektiv genutzt wird. Also alle, die ein Klavierzimmer und eine Bibliothek ha ben, enteignen? Ein Spaß für Linksradikale. Ist aber eher so fiktional wie die Stadtvillen-Enteignungsszene in „Doktor Schiwago“. Das bürgerlich großzügige Wohnen darf bleiben, was es ist, eine Wohnkultur. Wir müssen nicht zurück zu den gleichmacherischen Norm-Legebatterien der DDR. Auch wenn manche in Berlin davon träumen.

Die Studienverantwortlichen, vom Büro Happold ist es Aron Bohmann und von Empirica sowie insbesondere für das Null-Neubau-Szenario ist es Marco Schmandt, zielen auf etwas anderes. Sie bringen die Grundsteuer als politisches, zugleich marktwirtschaftliches Instrument für eine effizientere Lenkung der Flächennutzung ins Spiel. Auch diese Idee ist nicht ganz neu, wurde aber noch nie wirklich öffentlichkeitswirksam durchdekliniert. Im Kern geht es darum: „In Deutschland gibt es keine Anreize für eine effiziente Nutzung des Wohnraums.“ Bekanntlich hat sich die durchschnittliche Wohnfläche seit den Siebzigerjahren verdoppelt. Fast nirgendwo hat die Bevölkerung global betrachtet und in Relation einen derart großen Raumhunger wie in Deutschland.

„Gleichzeitig ist heute ein großer und steigender Teil der Wohnungen unterbelegt.“ Fazit: „Der Grund für die überraschende Gleichzeitigkeit von Rekordkonsum und Knappheit liegt in den heutigen politischen Rahmenbedingungen, unter denen es keinerlei Anreize für eine effiziente Nutzung des Wohnungsbestandes gibt.“ Dies vor dem Hintergrund, wonach das Bauen und Wohnen je Quadratmeter zu den maßgeblichen Treibern des Klimawandels gehören. „Sowohl für Mieter als auch für Eigentümer gibt es damit fast keine Preissignale auf den laufenden (Über-)Konsum von Wohnraum.“

Wer in einer XXL-Villa wohnt, soll mehr Steuern zahlen, fordern die Fachleute

Die Idee mit der Grundsteuer – im Vergleich: Deutschland ist ein Grundsteuerparadies – setzt hier an: als Möglichkeit, die hohen sozialen Kosten, die ein hoher Wohnflächenverbrauch mit sich bringt, wieder auf die Verursacher umzulegen. „Die Idee ist dabei: Wer das Nutzungsrecht an viel und wertvollem Boden hat und dadurch von gemeinschaftlichen Leistungen profitiert und externe Kosten verursacht, muss dafür zahlen.“

Normalwohnende Menschen betrifft das nicht. Leute, die in gigantischen XXL-Villen leben, schon eher. Für sie würde das XXL-Leben zugunsten der Allgemeinheit teurer werden – und wer eine normale Immobilie in signifikant unterbelegter Weise bewohnt, die aber durch die jährliche Steuer immer etwas teurer wird, wird zunehmend dazu ermutigt, über ein anderes, dann günstigeres Wohnverhalten nachzudenken. Etwa, indem man das Haus umbaut (bitte: gefördert durch die Steuer) und eine Einliegerwohnung schafft. Oder indem man untervermietet. Oder, oder, oder. Absurd?

Mit dieser Idee, zugegeben, sind ziemlich viele Wenns und mittelgroße Abers verbunden. Ziemlich viel Regulierungswut obendrein. Aber: Das „Bauen, bauen, bauen“-Mantra in ideologischer Reinform ist nicht nur von gestern, es funktioniert auch im Heute nicht – und für eine bessere Welt morgen ist es mit Blick auf die Regelungsmacht eines Marktes, der sich beim Wohnen als pures Marktversagen erwiesen hat, untauglich. Probeweise könnte man es auch ersetzen durch: Denken, denken, denken. Und erst dann handeln – oder auch bauen, wo es wirklich unumgänglich ist.

„Ist da nicht ein wenig Differenzierung nötig?“

Die britischen Grünen setzen Zionismus mit Rassismus gleich – ist das gerechtfertigt oder eine Delegitimierung Israels? Ein Gespräch mit dem Historiker Michael Brenner.

Den Begriff des Zionismus verwenden Gegner und Unterstützer des Staates Israel, jedoch diametral unterschiedlich. Was genau meinte Zionismus ursprünglich – und hat sich seine Bedeutung gewandelt? Zeit für einen Anruf bei Michael Brenner. Der 1964 in Weiden in der Oberpfalz als Sohn von Shoah-Überlebenden geborene Historiker lehrt Geschichte in München und Washington und ist Autor des Standardwerks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C.H. Beck 2002).

SZ: Herr Brenner, die britischen Grünen haben sich gerade in einer Mehrheitsentscheidung dafür ausgesprochen, Zionismus „wie jede andere Form von Rassismus“ zu behandeln.

Michael Brenner: Ja. So ähnlich stand es auch schon 1975 in einer Resolution der UN. Das wurde damals vorangetrieben von einigen arabischen Staaten, die freilich bei sich zu Hause oftmals Angehörige anderer Religionen oder Ethnien ausgrenzten. Sowie von der Sowjetunion, die damals ihre jüdischen Bürger und viele andere diskriminierte. Im Jahr 1991 habe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diese Antizionismus-Resolution dann wieder aufgehoben, weil die Aussage in dieser Pauschalität falsch ist.

Nun, „Formen von Rassismus“ kann es ja viele geben...

Ja, aber der Zionismus ist keine. So etwas zu sagen, vereinfacht mir die historischen Vorgänge zu sehr. Die deutschen und die europäischen Grünen sind deshalb zu Recht sehr deutlich auf Abstand gegangen zu diesem Statement aus Großbritannien. Und selbst dort hat sich die Mehrheit der grünen Parlamentsabgeordneten gegen diesen Beschluss ausgesprochen.

Dann fangen wir ganz vorne an. Die Idee des Zionismus: Schon von Beginn an gab es auch unter jüdischen Menschen Kritiker, die darin ein problematisches Stammesdenken sahen.

Die Idee des Zionismus entstand zu einer Zeit im 19. Jahrhundert, als jüdische Menschen vor allem im Osten Europas in der Gefahr lebten, totgeschlagen und vertrieben zu werden. Der Zionismus war dann die Idee, dass man auf diesen Antisemitismus reagieren sollte, indem man einen eigenen Staat in der historischen Heimat des jüdischen Volkes gründet, um Juden endlich Sicherheit und Souveränität zu geben.

Aber lehnten nicht auch viele Juden diese politische Unterscheidung nach Ethnien ab?

Das Hauptargument, warum der erste Zionistenkongress im Jahr 1897 nicht in München stattfinden konnte, wie von Theodor Herzl ursprünglich geplant, und nach Basel ausweichen musste, war in der Tat, dass deutsche Juden eingewandt haben: Wir sind deutsche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Also in erster Linie Deutsche. Wir wollen uns nicht separieren vom deutschen Volk und auch nicht von hier weggehen.

Judentum und Staatsbürgertum als vermeintliche Gegensätze – hat der Zionismus diese Prämisse der Antisemiten gewissermaßen übernommen?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Juden lebte damals in Osteuropa, in einer viel prekären Situation. Und dort gab es sehr viele Anhänger für die zionistische Idee, jedenfalls dort, wo Juden es durften. In der Sowjetunion war die zionistische Bewegung verboten. In Polen dagegen war sie oft die größte politische Bewegung innerhalb der jüdischen Gemeinden, was zeigt, wie groß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ie Verzweiflung dort bereits war. Die Tatsache, dass die meisten Länder während des Naziterrors ihre Tore vor jüdischen Flüchtlingen verschlossen, schuf einen Grundkonsens fü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jüdischen Staates. Und letztlich ist der Zionismus nichts anderes als das: die Anerkennung der Tatsache, dass das jüdische Volk ebenso wie jedes andere Volk, einschließlich des palästinensischen, das Recht auf einen Staat hat.

Welche Bedeutung hat es, dass der wohl prominenteste Vordenker des Zionismus, der jüdische Österreicher Theodor Herzl, sich mitunter abfällig über Nichteuropäer äußerte? In seinem Buch „Der Judenstaat“ von 1896 etwa schrieb er über das Heilige Land: „Für Europa werden wir dort ein Bollwerk gegen Asien bilden und als Hüter der Kultur gegen die Barbarei dienen.“

Er war ein europäischer Denker, der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auch in den Kategorien der damaligen, vom Kolonialismus geprägten Zeit gedacht hat. In seinem Roman „Altneuland“, der den Traum von einem jüdischen Gemeinwesen am stärksten ausmalt, begegnen wir allerdings einer sehr positiven arabischen Figur. Und der einzige Bösewicht in dem Buch ist ein orthodoxer Rabbiner, der die Araber von dieser utopischen jüdischen Gesellschaft ausschließen will. Gerade für diesen sieht Herzl keinen Platz in dem zukünftigen jüdischen Staat, der tolerant gegenüber allen Menschen sein sollte.

„Ich fürchte, heute würde ein binationaler Staat eher wie Jugoslawien enden“, sagt der Historiker Michael Brenner. FOTO: STEPHAN RUMPF

Bei der realen Umsetzung des Zionismus, also bei der Gründung des Staates Israel, war die Vertreibung zahlreicher palästinensischer Araber ein Fakt. Das ist richtig, aber es war nicht in der Idee des Zionismus angelegt, sondern die Antwort auf die politische Realität.

Moment, halten Sie das für eine angemessene Formulierung, wenn es um massenhafte Verbrechen gegen arabische Zivilisten geht?

Flucht und Vertreibung von Bevölkerungsgruppen stehen am Anfang von Israels Geschichte wie auch der zahlreicher anderer moderner Staaten, wie Indien und Pakistan oder die Türkei und Griechenland. Die UN haben 1947 die Teilung Palästinas in einen jüdischen und einen arabischen Staat beschlossen, was aber von arabischer Seite abgelehnt wurde. Und als der Staat Israel dann 1948 ausgerufen wurde, griffen ihn fünf arabische Staaten an. Israel hat diesen Krieg nicht begonnen, aber entschieden für seine Unabhängigkeit gekämpft. Man muss unterscheiden zwischen dem, was der Zionismus als historische Idee beinhaltet, und dem, was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spolitik ausmacht. Wie meinen Sie das?

Gegenfrage: Wie fair und überzeugend ist es, wenn jemand auf Stalin und die Sowjetunion zeigt und sagt: Ha, das und nichts anderes ist der Sozialismus, nämlich eine autoritäre Staatsform? Kann man das so reduzieren? Ist da nicht ein wenig Differenzierung nötig? Nach meiner Auffassung hat insbesondere die aktuelle israelische Regierung, in der sich einige Vertreter sehr klar rassistisch gebärden, die ursprünglichen Ideale des Zionismus verraten.

Inwiefern?

Selbst der politisch weiter rechts stehende Zionismus-Vordenker Wladimir Zeev Jabotinsky hielt es für zwingend notwendig, dass die politische Macht in einem jüdischen Staat mit Arabern geteilt werden würde. Es ist bemerkenswert: Seine Vision war gar nicht so weit entfernt von dem, was jetzt die Grünen in Großbritannien als ein Ziel formulieren, nämlich einen binationalen Staat, in dem Juden und Araber gleichberechtigt leben können. Allerdings hat das mit der heutigen Realität nichts mehr zu tun. Ich fürchte, heute würde ein binationaler Staat eher wie Jugoslawien enden.

Wenn die britischen Grünen heute – etwas verkürzt – sagen: „Zionismus ist Rassismus“, dann beziehen sie sich wahrscheinlich eher auf real existierende Politik. Nicht auf das, was in alten Büchern von Herzl oder Jabotinsky steht. Ist diese Art, den Begriff des Zionismus zu verwenden, nicht legitim? Nein. Es ist vereinfachend. Und man muss kein großer Schelm sein, um zu erahnen, dass die britischen Grünen damit eine legitime Kritik, wie sie die aktuelle israelische Regierung unbedingt verdient, umlenken auf das gesamte historische Projekt eines jüdischen Staates, um dann diese komplette Idee zu delegitimieren.

Interview von Ronen Steinke

Von Bernhard Heckler

U ber den großen deutschen Liedermacher Wolf Biermann kursiert eine Anekdote. Sie besagt, er habe vor zehn Jahren in einem ICE der Deutschen Bahn ein zweistündiges Spontankonzert gegeben, und sei dabei nicht auf seinem Erste-Klasse-Sitz gesessen, sondern gehockt. Mit den Füßen auf dem Polster. Es im Alter von 79 Jahren zwei Stunden in einer solchen Position aushalten: Das ist angewandte Longevity.

Vielleicht deswegen, oder aus ganz anderen Gründen, ist Biermann heute, mit 89 Jahren, auf der Bühne des „Saal Illusion“ im Congress Center der Messe Frankfurt beeindruckend in Form. Es ist beinahe absurd, wie fit er ist. Im Rahmen der Buchmesse stellt er heute gleich drei neue Bücher vor, die alle zu seinem 90. Geburtstag beziehungsweise zum 50. Jahrestag seiner DDR-Ausbürgerung, erscheinen. Außerdem kommt der Dokufilm „Biermann“ Ende Oktober in die Kinos.

Aus der DDR wurde er 1976 wegen Kritik am Regime rausgeworfen

Der Abend wird moderiert von dpa-Chefredakteur Sven Gösmann, musikalisch begleitet von der Gitarristin Nora Buschmann, mit der Biermann befreundet ist, und lesend unterstützt von der Schauspielerin Anita Iselin, einer Schwiegertochter Biermanns. Er hat sage und schreibe zehn Kinder, dazu kommen entsprechend viele Enkel und mutmaßlich Urenkel. Das allein ist schon ein beeindruckendes Lebenswerk.

Aber Biermann ist darüber hinaus eine Jahrhundertfigu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und Kultur. Die New York Times schreibt über ihn: „Es gibt keine Biografie, die mehr für die deutsch-deutsche Geschichte steht als die von Wolf Biermann.“ Der Mann mit dem ikonischen Walrossbart wandelt allerdings inzwischen so lange in der Welt, dass er für jüngere Menschen nicht mehr nicht erklärungsbedürftig ist.

Komplett abgeliefert: Der 89 Jahre alte Liedermacher Wolf Biermann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Hinten rechts: Moderator Sven Gösmann. FOTO: ANDREAS ARNOLD

Wie alt soll er sein?

Der große deutsche Liedermacher Wolf Biermann liefert zum Auftakt seiner Lesetour mit fast 90 Jahren eine beeindruckende Show.

Deshalb ein Absatz zu seinem Werdegang: Wolf Biermann wurde am 15. November 1936 in Hamburg geboren, als Sohn eines jüdischen Kommunisten. Sein Vater wurde in Auschwitz ermordet. 1953 siedelte Biermann als junger Musiker freiwillig in die DDR über, in Erwartung einer sozialistischen Realutopie. Dort wurde dem regierungskritischen Liedermacher bald verboten aufzutreten und zu publizieren. 1976 wurde Biermann nach seinem legendären Konzert in Köln aus der DDR ausgebürgert: Die Diktatur schmiss ihn raus, um ihn loszuwerden.

Mit fast 90 wirft der Altmeister noch mal so richtig den Promo- und Bühnen-motor an. Den ganzen Tag hat Biermann auf der Messe schon Termine absolviert und Bücher signiert. Jetzt, um 19.30 Uhr, schützt er zunächst seine Augen mit der Hand vor dem Bühnenlicht, adaptiert aber zügig, und beginnt mit dem Abliefern.

„Wo wollen Sie denn hin, Herr Biermann?“ Alle Versuche, den Star zum Stillsitzen zu disziplinieren, laufen ins Leere. Immer wieder stellt er sich direkt vor den auf seinem Stuhl festklebenden Gösmann, um zum Publikum zu sprechen, oder aus seinem Gedichtband zu lesen.

„Unser Bob Dylan“ – Zitat aus dem Kinotrailer – sagt über den Film, dieser habe „einen ganz originellen Titel, da kommt man gar nicht drauf: Biermann!“ Der Mann, zu dessen Ehren die deutsche Kulturöffentlichkeit ein eigenes Jahr ausruft, das „Biermann-Jahr“, nimmt sich angenehm unernst.

Biermann, Segen des Alters, quatscht einfach los, er braucht weder eine Moderation noch sonst irgendwas. Immer wieder steht er von seinem Stuhl auf und tigert über die Bühne. Ihm egal, dass Moderator Gösmann sich immer wieder erkundigt:

„Mit uralten Kinderaugen“ ist der schöne Titel des Lyrikbands. Biermann hat tatsächlich uralte Kinderaugen. Sie haben schon so viel gesehen und schauen trotzdem so neugierig und wach ins Publikum, dass man sich direkt auf das eigene Altern zu freuen beginnt. Nach einem Gitarrenstück von Nora Buschmann klatscht Biermann mit ausladenden Scherenbewegungen Beifall, als würde er sich über seinen eigenen Applaus lustig machen.

gegeben und ediert hat den Band „Ihr löscht das Feuer mit Benzin“ der Historiker Ilko-Sascha Kowalczuk. Warum die Zusammenarbeit? Weil Kowalczuk sich mit deutscher Geschichte auskenne und mutig sei. Und vor allem: „Mir ist das zu nah. Ich kann die wichtigen Nichtigkeiten nicht von den nichtigen Wichtigkeiten unterscheiden.“ Außerdem hat Biermann, dem man auch im weit fortgeschrittenen Alter keine Faulheit vorwerfen kann, noch ein Kinderbuch geschrieben: „Der kleine Herr Moritz“.

Weil es der 7. Oktober ist, der dritte Jahrestag des Terrorangriffs der Hamas auf Israel, liest der Jude Wolf Biermann ein Gedicht aus dem Buch vor, das er dazu geschrieben hat, über sein Erschrecken und seine Erschütterung. Davor sagt er zwei Sätze. Der erste ist ein Wittgenstein-Zitat: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Der zweite: „Ich schweige in Form eines Gedichts, dann muss ich nicht quasseln.“

Die, wenn man so will, Hauptpublikation zum Biermann-Jahr sind die Tagebücher aus den Jahren 1961 bis 1990. Heraus-

„Es berührt mich, wie blöde ich war“, gesteht Biermann seinem Publikum

Immer wieder unterbricht der Alleinunterhalter sein Anekdotenfeuerwerk, um sich bei seinem tapfer neben ihm sitzen-den Moderator rhetorisch rückzuversichern: „Können Sie mir folgen?“ Die Antwort interessiert ihn freilich nicht. „Ich kann mir selbst kaum folgen.“ Und weiter geht’s.

Als seine Schwiegertochter Anita Iselin Auszüge aus seinen Tagebüchern liest, verfällt Biermann in betriebsames Schweigen. Er windet sich auf seinem Stuhl, presst die Faust gegen die Stirn, knetet seine Wangen, seine Hände vollführen in seinem Schoß einen Ringkampf: Kann es sein, dass dem Autor sein Werk körperlich unangenehm ist?

Die vorgetragenen Passagen sind lustig, immer wieder auch gut scheppernd („Deutschland ist ein Schandfleck auf dem Erdapfel, es ist das faule Loch, in das die Würmer kriechen, es soll verflucht sein. Ich bin Jude.“), und manchmal auch ein bisschen pathetisch. Aber erstens ist Pathos der Glutkern der politischen Liedermacherei, und zweitens stammen die vorgelesenen Tagebucheinträge aus den Jahren 1961 bis 1965. Da war Biermann 25 bis 29 Jahre alt, also quasi noch in der Pubertät. Wann, wenn nicht dann, hat man jedes Recht auf Pathos?

Frage von Gösmann, der ja auch den herumzappelnden Biermann erlebt: Wie schmerzhaft sei es, das alles noch mal zu hören? Biermann: „Es ist zum Lachen. Es ist lächerlich. Es ist rührend blöde. Es berührt mich, wie blöde ich war.“

Ganz am Schluss greift der Meister selbst zur Weißgerber-Gitarre, die noch auf der Bühne steht: „Du, lass dich nicht verhärten, in dieser harten Zeit.“ Standing Ovations, und Abgang. Und das war erst der Auftakt der großen Biermann-Tour, im Biermann-Jahr, gegen Ende des Biermann-Jahrhunderts.

Da ist keine Musik drin

„Stereophonic“ an der Schaubühne ist cool gemeint, wird aber leider zu einem zähen Theaterabend.

Diese Typen sind völlig fertig, und das schon, bevor es losgeht. Schwer verkatert oder im überreizten Koks-Hangover schleppen sie ihre schlaffen Hänger-Körper mit den bleichen Gesichtern hinter der Sonnenbrille zur Arbeit ins Tonstudio.

Weil die Kaffeemaschine kaputt ist, oder auch nur aus alter Gewohnheit, hilft eine routiniert in die Nase gelöffelte Dosis des bewährten Muntermacher-Pulvers über das Gröbste hinweg. Kein Wunder, dass sich bei solchen Zuständen der Job, an der neuen Platte zu arbeiten, ein bisschen in die Länge zieht, in diesem Fall über mehrere Jahre. Da bleiben diverse Nervenzusammenbrüche, Trennungen, Psychodramen und Abstürze nach verpeilten Höhenflügen nicht aus: Die Hölle, das sind die anderen im Probenraum. Acht-samkeit ist nicht so das Ding dieser Band aus den selig kaputten 1970er-Jahren, auch wenn der Bassist irgendwann von harten Drogen auf Biogemüse umsteigt und nur noch esoterisches Gesäusel von sich gibt.

Thomas Ostermeier hat die deutsche Erstaufführung von „Stereophonic“ inszeniert, vor zwei Jahren ein Broadwayhit des hierzulande bis jetzt weithin unbekannten New Yorker Autors David Adjmi. Damit beschert uns die Berliner Schaubühne zum Spielzeitauftakt ein popkulturelles Historiendrama aus einer lang versunkenen Epoche, als männliches Künstler-Kotzbrockentum noch als Geniebeweis durchging und Tonstudios als magische Orte galten. Schon weil eine Platte ein großes thentischen Zugriff, als sich der Theaterbesuch ähnlich quälend und klaustrophobisch anfühlt wie die jahrelange Aufnahme- Session im Kokain- und Perfektionswahn. Immerhin zieht die Inszenierung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as Tempo an und landet dabei im gehobenen Boulevardtheater, also da, wo die Schaubühne schon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ihre Erfolge gesucht hat.

Weil so eine Nacht im Tonstudio nicht ohne Musik auskommt, irgendwas muss bei der Plackerei ja rauskommen, hat Will Butler von der Indie-Rockband Arcade Fire ein Dutzend Songs beigesteuert. Wenn man zufällig kein Arcade-Fire-Fan ist, machen die Musiknummern den Abend nicht unbedingt erträglicher.

Nichts gegen Will Butler und die musikalischen Anstrengungen der Schauspieler (wie gesagt: hier ist alles saubere deutsche Wertarbeit). Aber formatradiotauglicher Indie-Rock mit Pathos- und Weltschmerzüberhang, dargeboten mit der Aura einer in die Jahre gekommenen Schülerband, ist theatralisch nicht unbedingt ergiebig.

Selbst die beiden tollen Sängerinnen und noch tolleren Schauspielerinnen Eva Meckbach (die, nebenbei gesagt, sowieso immer eine Hochpräzisionsfreude ist) und Magdalena Lermer können das nicht retten. Moritz Gottwald hat den dankbaren Job, den ultrapeniblen Banddiktator Peter zu geben, einen Zwangsneurotiker im schmalen Körper eines Hippies. Marcel Kohler als hirnerweichter Bassist Reg und

Die Hölle, das sind die anderen im Probenraum: Szene aus dem Stück „Stereophonic“, das derzeit in Berlin zu sehen ist. FOTO: GIANMARCO BRESADOLA

Ding und nicht nur gepresste Soundfiles und Merch zur Bewerbung der Live-Tor war. Als historische Vorlage der endlosen Studio-Session schauen natürlich die mythenumrankten Aufnahmen zu Fleetwood Macs Blockbuster-Monsteralbum „Rumours“ von 1977 um die Ecke – willkommen im Boomerparadies.

Leider inszeniert Ostermeier das mit deutscher Gründlichkeit, sodass sich der Abend über dreieinhalb zähe Stunden hinzieht. Das garantiert insofern einen au-

Thomas Witte als stoischer Schlagzeuger machen, was Bassisten und Schlagzeuger in Bands halt so machen: ausgiebig schweigen und den Wahnsinn nach Möglichkeit an sich abprallen lassen. Stefan Stern liefert als Tontechniker, Punchingball der Musiker und abgebrühter Vollprofi einen schönen Kontrast zum Egoshooter Peter, begleitet vom Sidekick-Komiker David Ruland, der noch aus jedem „Ja, echt krass“ einen Lacher herausholt.

Aber auch diese erfreulichen Schauspieler können aus den Klischee-Abziehbildern keine vielschichtigen Figuren herausholen. Wieder mal ein Abend, der so flach, durchkalkuliert, wegguck-eingängig, handwerkerstolz und kunstfern ist wie eine mittelmäßige Netflix-Serie. Wird sicher ein Erfolg. Peter Laudenbach

Zunehmender Regen, Wind mit stürmischen Böen
Wetterhistorie München Maximum 2014: 27,0°C / Minimum 1955: -1,5°C
Ein Tief bei Island lenkt von Westen Regenwolken über Mitteleuropa. Lediglich von Polen bis in den Alpenraum stellt sich zeitweise noch freundliches Wetter ein. Auch im Süden Skandinaviens beginnt es im Tagesverlauf zu regnen, im Bergland Norwegens fällt Schnee. Auf den Britischen Inseln und im Norden Frankreichs herrscht windiges Schauerwetter. Im Süden Frankreichs und auf der Iberischen Halbinsel zeigt sich neben hohen Wolkenfeldern häufig die Sonne.

DAS WETTER

Auss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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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ken	Regen	5°
Dortmund	Schauer	12°
Dresden	Schauer	14°
Düsseldorf	Schauer	14°
Erfurt	Schauer	14°
Essen	Schauer	12°
Feldberg	wolkig	5°
Feldberg/Ts.	Schauer	8°
Frankfurt	Schauer	13°
Freiburg	Schauer	15°
Freudenstadt	Schauer	10°
Garmisch	wolkig	15°
Hamburg	Schauer	12°
Hannover	Schauer	12°
Ingolstadt	Schauer	15°
Karlsruhe	Regen	14°
Kassel	Schauer	11°
Kiel	Schauer	13°
Koblenz	Schauer	13°

Von Nordwesten und Westen breiten sich graue Wolken mit Regenfällen nach Osten aus. An der Nordsee entladen sich Gewitter. Im Süden scheint nach Frühnebel erst die Sonne, später fällt auch nördlich der Donau Regen. An den Alpen bleibt es vorerst trocken. 8 bis 16 Grad werden erwartet. Der Wind weht mäßig bis frisch, an der Küste und auf den Höhen stark. Dabei treten frische bis starke, örtlich stürmische Böen auf. An der Küste und über den Höhen gibt es Sturmbö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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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ln	Schauer	13°
Konstanz	Schauer	15°
Leipzig	Schauer	14°
Lindau	Schauer	15°
List/Sylt	Gewitter	16°
Lübeck	Schau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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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heim	Regen	14°
München	wolki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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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nabrück	Schau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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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swig	Schauer	13°
Schwerin	Schauer	11°
Stuttgart	Schau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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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aubsorte	Luft	Wasser
Helgoland	15°	17°
Rügen	13°	16°
Sylt	16°	16°
Agadir	26°	22°
Antalya	28°	29°
Heraklion	24°	25°
Malaga	26°	24°
Palermo	26°	28°
Rimini	22°	25°
Tunis	27°	27°
Las Palmas	27°	24°
Zypern	30°	29°
Mallorca	23°	26°

Quelle:www.wetterkontor.de

Weltwetter		heute
Abu Dhabi	sonnig	42°
Bangkok	Schauer	33°
Bogota	Schauer	17°
Boston	heiter	20°
Buenos Aires	Regen	17°
Chicago	wolkig	22°
Damaskus	sonni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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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Republik	Schauer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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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sonnig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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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eal	wolkig	12°
Mumbai	sonnig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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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h	Spr.reg.	19°
Riad	sonnig	39°
Rio de Janeiro	Schauer	32°
San Francisco	heit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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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von Christina Berndt

Büro mit Aussicht: Ein alter Wasserturm auf dem Friedhof Bergstraße in Berlin-Steglitz beherbergt die Redaktion des „Arznei-Telegramms“ – noch. FOTO: ELKE BRÜSER

„Skrupellos geht es manchmal durchaus zu“

Nach mehr als 50 Jahren wird es das pharmakritische „Arznei-Telegramm“ bald nicht mehr geben. Der langjährige Redaktionsleiter erklärt, weshalb das für Ärzte und ihre Patienten ein echtes Problem ist.

B eim Interview sitzt Wolfgang Becker-Brüser hoch oben in einem alten Berliner Wasserturm, hier ist die Redaktion des Arznei-Telegramms beheimatet, die er leitet. Doch häufig wird der Arzt und Apotheker nicht mehr dort sein, denn Ende des Jahres wird die Zeitschrift, die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Medikamente unabhängig bewertet, eingestellt. Sind kritische Stimmen zu Arzneimitteln, ihren Risiken und den Machenschaften der Pharmaindustrie etwa nicht mehr so wichtig?

SZ: Die SZ-Wissen-Redaktion ist sehr traurig über das Ende des „Arznei-Telegramms“. Wir haben Ihre Arbeit über die Jahre sehr häufig zitiert, nie ohne „pharmakritisch“ vor den Namen „Arznei-Telegramm“ zu setzen – quasi als Adelstitel. Wie traurig sind Sie?

Wolfgang Becker-Brüser: Extrem. Das Ende des Arznei-Telegramms ist wirklich nicht das, was ich wollte, und unser Redaktionsteam auch nicht. Aber leider habe ich es nicht geschafft, einen Nachfolger zu finden. Also musste ich die Reißleine ziehen. Sonst wäre ich mit über 80 immer noch hier, ich bin jetzt 77.

Ist der jüngeren Generation das Thema egal? Man hat den Eindruck, dass etwa in den sozialen Medien wenig kritisch auf Arzneimittel geblickt wird, Lifestyle-Medikamente sind im Trend.

Unkritische Begeisterung gab es in manchen Teilen der Gesellschaft schon immer. Aber kritische Personen auch. Ich glaube, in dieser von vielen Unwägbarkeiten geprägten Zeit zögern Kollegen, die Verantwortung für eine pharmaunabhängige Zeitschrift zu übernehmen, auch finanziell. Wir finanzieren uns ja werbefrei, ausschließlich über Abonnements.

Seit der Gründung des „Arznei-Telegramms“ im Jahr 1970 hat sich einiges im Pharma-Sektor zum Guten verändert. Heute müssen zum Beispiel alle Studien registriert und publiziert werden; negative Ergebnisse können nicht mehr so einfach in der Schublade verschwinden.

Manches ist besser geworden, aber ein Korrektiv für die Darstellungen der Pharmaindustrie bleibt dennoch ungeheuer wichtig. Auch wenn Ergebnisse jetzt publiziert werden müssen: Die Pharmaindustrie ist wie eh und je vorrangig am Umsatz interessiert. Deshalb hat sie immer einen Zielkonflikt, wenn es darum geht, Nutzen und Risiken realistisch darzustellen. Es geht ihr letztlich vorrangig darum, dass der Umsatz nicht einbricht.

Es war der Contergan-Skandal mit Tausenden toten und fehlgebildeten Kindern, der in den 1960ern überhaupt erst zu einem kritischen Blick auf die Pharmaindustrie führte. Damals wusste der Hersteller Grünenthal lange vor der Öffentlichkeit von den schrecklichen Nebenwirkungen. Werden Risiken heute immer noch in skrupelloser Weise unterdrückt?

Skrupellos geht es manchmal durchaus zu. Ich denke da zum Beispiel an das Antidepressivum Paroxetin. Da hat der Anbieter seinen Mitarbeitern sogar ausdrücklich verboten, über eine Studie zu informieren, die gezeigt hat, dass das Mittel bei Jugendlichen gar nicht gewirkt hat.

Der Paroxetin-Skandal kam vor rund zwanzig Jahren ans Licht. Aber negative

Ergebnisse dürfen die Firmen inzwischen ja nicht mehr zurückhalten ... Auch wenn sich das in der Tendenz etwas verbessert hat: Einige Pharmafirmen halten immer noch Risiken und negative Botschaften unterm Deckel. Zudem publizieren sie positive Ergebnisse möglichst in hochrangigen Journalen, mitunter sogar mehrfach unter verschiedenen Aspekten. Negative werden hingegen eher in wenig gelesenen Zeitschriften publiziert. Daraus folgt der Eindruck, dass es mehr positive Ergebnisse gibt. Beim Arznei-Telegramm haben wir immer gezielt nach diesen negativen Informationen gesucht, die für die Abwägung von Nutzen und Schaden wichtig sind.

daktion. Einer der Gründer des Arznei-Telegramms hat gleich im ersten Jahr vier Tage vor Weihnachten eine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von Pfizer ins Haus bekommen. Streitwert: 2,3 Millionen D-Mark. Manche Redaktionsmitglieder waren anfangs auch als Stationsärzte in Kliniken tätig, die wurden dann schon mal zum Chefarzt gerufen und unter Druck gesetzt. Die Industrie hat also von Anfang an versucht, durch massive Drohgebärden die unerwünschte Gegeninformation plattzumachen. Aber es ist ihnen nicht gelungen. Darauf sind wir stolz.

Wolfgang Becker-Brüser ist approbierter Arzt und Apotheker und hat fast sein ganzes Berufsleben beim „Arznei-Telegramm“ verbracht. 2011 erhielt er das Bundesverdienst- kreuz am Bande. FOTO: ELKE BRÜ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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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kommen Sie oft Ärger mit der Pharmaindustrie, wenn Sie auf die unerfreulichen Folgen von Medikamenten hinweisen?

Das war vor allem früher der Fall. Da gab es zum Teil extremen Druck auf die Re-

Wir bei der SZ bekommen häufig Anwaltsschreiben von allen möglichen Interessenvertretern, die Pharmaindustrie ist aber vergleichsweise ruhig. Bei uns ist sie inzwischen auch sehr ruhig. Sie hat mehr oder weniger akzeptiert, dass es uns als kritische Stimme gibt. Aber wir müssen schon sehr vorsichtig sein und dürfen vor allem keine Fehler machen. Größer ist der Ärger vor allem mit Herstellern von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n und Medizinprodukten geworden. Die sind eher klagefreudig. Es ist zum Teil grotesk, was wir da an Anwaltsbriefen bekommen. Gerade in diesem Bereich werden kaum seriöse Studien gemacht, aber Anwälte führen Studien, die keinerlei wissenschaftlichen Kriterien genügen, als Beleg für einen Nutzen an.

ENDLICH DIE RICHTIGEN VERANSTALTUNGEN FINDEN.

gen werden. Auch haben wir sehr eindrücklich davor gewarnt, dass neuere Antibabypillen ein höheres Risiko für potenziell lebensbedrohliche Blutgerinnsel haben als ältere Präparate. Dies ist erst negiert und dann verharmlost worden. Erst viele Jahre später ist dieses Risiko in die Produktinformationen der Pillen aufgenommen worden. Aber die Arbeit geht uns nicht aus. Erst vor Kurzem ist Zuranolon eingeführt worden, vermarktet als „das erste Medikament gegen postpartale Depression“, also Depression nach der Entbin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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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Viele Ärzte arbeiten bis heute eng mit der Pharmaindustrie zusammen. Hat das Problembewusstsein hier wenigstens zugen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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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unseren Abonnenten unbedingt, und viele Ärzte lassen keine Pharmavertreter mehr in ihre Praxis. Aber das gilt längst nicht für alle. Kongresse werden ebenso wie Fortbildungen immer noch weitgehend von der Pharmaindustrie gesponsert, Abhängigkeiten entstehen auch durch Geldvergabe für Studien. Viele Mediziner stören sich nicht daran, haben kein Bewusstsein für die Problematik oder sehen k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Forschung zu finanzieren. Besonders kritisch sind Meinungsbildner zu sehen, die gegen Geld öffentlich für Produkte einer Firma auftreten. Zudem verbreiten Influenc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um Teil absurde Desinformationen. Ich persönlich finde den Begriff „Influencer“ ohnehin abschreckend. Ich will doch nicht beeinflusst, sondern informiert werden.

Auf welche Ihrer Einschätzungen sind Sie besonders stolz?

Wir haben in vielen Bereichen frühzeitig den Finger in die Wunde gelegt. Zum Beispiel bei Schmerzmitteln wie „Vioxx“, das als besonders magenverträgliche Alternative zu anderen Schmerzmitteln beworben wurde. Es musste wegen seiner Nebenwirkungen dann vom Markt gezo-

Es gibt dazu nur eine zulassungsrelevante Mini-Studie mit 196 Frauen, von denen nur 98 das Medikament wirklich eingenommen haben. Die Wirkung wurde nicht mit bestehenden und besser untersuchten Antidepressiva verglichen, und die unerwünschten Wirkungen sind deutlich – darunter mögliche Abhängigkeit und Müdigkeit, die die Versorgung des Säuglings beeinträchtigen kann. Das ist kein Medikament, das wir beim jetzigen Datenstand empfehlen können. Und noch dazu ist es extrem teuer, der Wirkstoff kostet 150-mal so viel wie Gold. Das Verhältnis von Nutzen, Risiko und Preis halte ich für absurd.

Und mit welcher Einschätzung sind Sie danebengelegen? Wo haben Sie zu stark gewarnt?

Wir ziehen für die Bewertung neuer Arzneimittel immer den aktuellen Kenntnisstand heran. Deshalb sind unsere Bewertungen am Anfang häufig sehr zurückhaltend, beispielsweise bei der HPV-Impfung. Da ermöglichten die bei der Markteinführung verfügbaren Daten, wie dies häufig der Fall ist, keine seriöse Nutzenbewertung. Mit zunehmenden Studiendaten wurden unsere Bewertungen positiver.

Mal grundsätzlich: Neue Medikamente sind wichtig, die Arbeit der Pharmaindustrie damit oft segensreich. Wie sehr changieren Ihre Gefühle zwischen Dankbarkeit und Empörung?

Es gibt natürlich manche Arzneimittel, die neu und wichtig sind und den Patienten großen Nutzen bringen. Aber leider gibt es auch eine Vielzahl neuer Arzneimittel, die im besten Fall überflüssig sind und im schlimmsten Fall sogar gefährlich. Bei solchen Produkten dominiert der Wunsch der Firmen nach Umsatz, auch zum Schaden von Patienten. Entlarvend finde ich Drohungen von Pharmafirmen, die Produktion von Arzneimitteln in Deutschland zurückzufahren und neue Arzneimittel nicht oder erst spät in Deutschland auf den Markt zu bringen, wenn die ohnehin schon hohen Arzneimittelpreise nicht noch weiter erhöht werden. Da hat Umsatz eindeutig Vorrang vor den Interessen der Patienten.

Die Mathematik ist noch nicht am Ende

Können Menschen jetzt einpacken, weil KI ein Rechen-Rätsel nach dem anderen knackt?

Das Navier-Stokes-Problem, eines der berühmten Millennium-Probleme der Mathematik, war rund 90 Jahre offen. Als Anfang September das Unternehmen Open AI verkündete, es mithilfe von KI gelöst zu haben, war die Aufregung groß. Nun legte Open AI nach und veröffentlichte auf einen Schlag zunächst 722 Artikel mit Lösungen bekannter Probleme in fast allen großen Bereichen der Mathematik (drei davon wurden inzwischen zurückgezogen). Aber ist das schon das „Ende der Mathematik, wie wir sie kennen“, wie es etwa in der SZ hieß?

Diese Behauptung ist nicht nur übertrieben, dahinter steckt auch ein sehr einseitiges Bild dieser Jahrtausende alten Wissenschaft. Mathematische Forschung wird oft dargestellt als ein Wettlauf von „Genies“ – menschlich oder künstlich –, die offene Probleme als Erste lösen wollen. Dabei sieht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Mathematik für gewöhnlich ganz anders aus. Das gilt für Schule und Studium wie auch für die Forschung, in der Gegenwart wie in der Antike. Vielmehr ist Mathematik ein gemeinschaftliches Menschheitsprojekt. Ihr Ziel ist es nicht, irgendeinen Wettbewerb zu gewinnen, sondern durch systematisches, logisches Denken die Struktur und Ästhetik unserer Umgebung zu erforschen.

Ein Beispiel: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experimentierten Mathematiker mit der Teilbarkeit von Zahlen. Dabei stießen sie auf eine rätselhafte Beziehung von überraschender Symmetrie: das quadratische Reziprozitätsgesetz. Es handelt davon, dass es einen Zusammenhang gibt, wann es zu zwei Primzahlen p und q eine Quadratzahl gibt, die beim Teilen durch p denselben Rest wie q lässt, und was passiert, wenn man p und q vertauscht. Im Jahr 1796 konnte der berühmte Mathematiker Carl Friedrich Gauß diese fundamentale Vermutung beweisen. Aber er war mit seinem Beweis nicht zufrieden. Der Beweis zeigte zwar, dass der Satz stimmte, gab aber keine tiefere Einsicht, warum dies der Fall war. Daher erarbeitete Gauß noch einen weiteren Beweis. Und noch einen. Und noch einen. Insgesamt acht Beweise durch Gauß sind bekannt, unzählige weitere sind seither dazugekommen.

Wo wären wir heute, wenn Gauß sich mit der ersten Lösung zufriedengegeben hätte?

So viele Beweise, wo doch einer schon über wahr oder falsch entscheidet: Ist das nicht Zeitverschwendung? Ganz im Gegenteil. Die Suche nach dem tieferen Verständnis des quadratischen Reziprozitätsgesetzes sehen wir heute als den Startpunkt einer Entwicklung, die uns über Jahrhunderte zu immer neuen Höhepunkten mathematischer Erkenntnis getragen hat. Aktuell erlebt sie eine weitere Blütezeit, zum Beispiel im sogenannten Langlands-Programm, welches eine Vielfalt von Themengebieten innerhalb der Mathematik miteinander verbindet. Aber auch in vielen anderen Forschungsrichtungen beschert sie uns weiter eine Fülle faszinierender Entdeckungen.

Ob diese fantastische Entwicklung möglich gewesen wäre, wenn Gauß und die mathematische Gemeinschaft seiner Zeit sich mit der ersten Lösung des Problems zufriedengegeben hätten?

Diese Geschichte zeigt: Das Lösen großer mathematischer Fragen bedeutet nicht allein das Finden gültiger Antworten, ja oder nein, wahr oder falsch. Eine „gute“ Lösung liefert fundamentale Erkenntnisse über die ganze Landschaft von Ideen ringsum den Ausgangspunkt. Vielleicht lässt sie sogar wichtige neue Konzepte erkennen, die unseren Horizont erweitern und uns zu unbekannten Ufern führen. Mathematik ist also keine reine Problemlösungsfabrik: Auch der Weg ist das Ziel.

Die zunehmende Flut aufsehenerregender KI-Beweise führt daher nicht automatisch zu einem tieferen menschlichen Verständnis von Mathematik. Derzeit sind viele dieser Beweise wegen unzulänglicher Dokumentation nur mit erheblichem Aufwand für Menschen nachvollziehbar. Die menschliche Arbeit daran fängt daher gerade erst an: Was sind Schlüsselideen und was verraten sie uns über die weitere Ideen-Landschaft? Dieser Prozess ist aktuell sehr mühselig. Schnell verfügbare, technisch richtige, aber wenig erhellende Beweise können daher dazu verleiten, sich frustriert von einem „gelösten“ Problem abzuwenden, für das innovative Ansätze vielleicht zu einem Schatz an neuen Entdeckungen geführt hätten – wie damals bei Gauß.

Hinzu kommt: Was sich später in Anwendungen als nützlich erweist, sind oft nicht die gelösten Probleme selbst, sondern die Methoden und Strukturen, die sich durch freie, neugierige Erkundung ergeben. Die KI-Forscher Joel Lehman und Kenneth Stanley sprechen hier vom „Zielsetzungs-Paradoxon“: Sie argumentieren, dass Schlüsselinnovationen häufig nicht dadurch erreicht werden, dass man ein festes Ziel setzt und versucht, dieses zu erreichen. Vielmehr ergeben sie sich, wenn man aufs Geratewohl neue Pfade einschlägt, für deren Auswahl diffuse Kriterien wie Intuition und Ästhetik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spielen. Dieser Geist der ergebnisoffenen Innovation ist der Wesenskern mathematischer Forschung. Übrigens ist dies eine Ausprägung menschlicher Intelligenz und Kreativität, mit der sich Maschinen derzeit noch schwertun.

Die Mathematikausbildung in Schule und Studium war noch nie eine Berufsausbildung

All das führt in der Fachwelt aktuell zu Skepsis gegenüber KI-Beweisen. So formulierten 28 Fields-Medaillisten, die „Nobelpreisträger“ der Mathematik, kürzlich einen offenen Brief. In diesem rufen sie unter anderem dazu auf, bei der zunehmenden Automatisierung menschlicher Arbeiten, wie dem Lösen mathematischer Probleme, nicht aus dem Blick zu verlieren, was ursprünglich der tiefere Sinn dieser Arbeit ist.

Für die Forschung gilt das genauso wie für den Mathematiker-Arbeitsmarkt außerhalb davon. Zwar sind KIs in der Lage, manche konkrete Tätigkeiten zu übernehmen, die bisher zum Aufgabenbereich von studierten Mathematikern gehörten. Das heißt aber noch lange nicht, dass Mathematiker dadurch ersetzbar werden. Schließlich war die Mathematikausbildung in Schule und Studium noch nie eine Berufsausbildung: Nicht nur lehrt sie vielfältig einsetzbare Techniken und Konzepte. Ihr primäres Ziel ist es, den Geist zu schärfen und eine Kombination aus analytisch-kritischem Denken und freier Kreativität zu vermitteln. Diese Kompetenzen machen Mathematiker flexibel einsetzbar, lern- und anpassungsfähig. Nicht zuletzt sind es genau diese Fähigkeiten kritischen Denkens, deren Bedeutung zukünftig zunimmt, wenn wir im Arbeitsalltag nicht jegliche Kontrolle an Maschinen verlieren wollen.

Vor allem aber ist Mathematik a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unserer Umwelt ein wesentlicher Bestandteil menschlicher Kultur, über Kontinente und Jahrtausende hinweg. Dieses zutiefst menschliche Verstehen-Wollen dürfen wir nicht aufgeben. Das würde eine selbstverschuldete Entmündigung bedeuten, die zu den großen Gefahren zunehmender Automatisierung zählt.

Diese Haltung ist andererseits nicht mit einem „Aufbäumen gegen Maschinen“ gleichzusetzen. Die Mathematik war in ihrer Geschichte technologischen Neuerungen gegenüber stets aufgeschlossen und anpassungsfähig. Richtig eingesetzt und kritisch begleitet, ermöglichen uns die revolutionären Fortschritte von KI nun aufregende neue Möglichkeiten mathematischen Arbeitens. Ihre Integration i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st bereits im Gange.

KI kann uns also dabei helfen, die Erkundung der Welt, die uns umgibt, voranzutreiben. Das Menschheitsprojekt Mathematik ist keineswegs zu Ende, es hält noch unendlich viele faszinierende Rätsel und Überraschungen für uns bereit. Wir sollten uns gerade jetzt nicht entmutigen lassen, sie zu entdecken. Gastbeitrag von Ben Heuer und Stefan Schreieder

Ben Heuer und Stefan Schreieder sind Mathematikprofessoren an der Leibniz-Universität Hannover. Heuers Fachgebiet ist Algebra, Schreieder ist geschäftsführender Leiter des Instituts für Algebraische Geometrie.

KI kann Beweise finden und Probleme lösen – aber verstehen muss der Mensch sie schon selbst. FOTO: BBBAR/IMAGO/DESIGN PICS

REGELN FÜR DIE AUTOINDUSTRIE Lasst sie weiter Verbrenner bauen

Von Christina Kunkel

Die Chefs der deutschen Autokonzerne waren zuletzt nicht gerade angetan von ihrer politischen Vertretung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Doch was Friedrich Merz jetzt offenbar gemeinsam mit dem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eingefädelt hat, dürfte zumindest in Stuttgart-Zuffenhausen mit großer Freude vernommen worden sein. An dem Tag, an dem Porsche-Chef Michael Leiters seine neue Strategie vorstellte – die zu großem Teil aus einer Renaissance des Verbrennungsmotors besteht –, hat sich der Kanzler offenbar erfolgreich einen wichtigen Verbündeten gesucht, um das sogenannte Verbrennerverbot 2035 noch stärker aufzuweichen.

Wobei man es nicht oft genug sagen kann: Es gab nie ein Verbot von Verbrennern, diese können auch nach der bisherigen Regelung nach 2035 weiterhin verkauft werden, auch als Neuwagen. Nur, dass die Hersteller dann eben Strafen zahlen müssen.

Genau diese Kosten wollen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vermeiden. Verbrenner-Verkauf ohne finanzielle Konsequenzen, das war ihr Ziel. Die Lobbyarbeit hat funktioniert, die EU wird vermutlich einknicken. Das mag aus Klimaschutzgründen erst einmal katastrophal wirken. Und es stimmt: Jeder neue Verbrenner wird über sein Autoleben mehr CO₂-Emissionen verursachen als ein vergleichbares Elektroauto. Aber man kann es auch anders sehen: Was ist, wenn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weiter Verbrenner bauen, aber die schon bald keiner mehr haben will? Dann haben sie zwar auf dem Papier das Aus des Verbrenner-Aus erreicht, aber am Ende dennoch verloren.

Wird der Sprit teuer, boomen die Elektroautos von ganz allein

Wie preissensibel die Menschen bei ihrer Fahrzeugwahl sind, lässt sich aktuell beobachten. Die Kosten für den Liter Benzin gehen nach oben, der Staat fördert Elektroautos – und innerhalb weniger Monate ist schon fast jedes zweite verkaufte Neufahrzeug ein Stromer. So passiert es gerade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in Frankreich ist der E-Autoboom sogar noch größer, auch die Italiener schwenken immer stärker auf Batterieautos um. In den skandinavischen Ländern ist die Frage nach dem Antrieb der Zukunft längst beantwortet.

Porsche erwartet, auch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rund 60 Prozent Verbrenner zu verkaufen. FOTO: CHRISTOPH SCHMIDT

Und da Unternehmen Mobilität ebenfalls unter wirtschaftlichen Aspekten betrachten, dürften auch die Zeiten von Verbrenner-Dienstwagen bald mehrheitlich vorbei sein.

Natürlich wird es noch lange Menschen geben, die partout einen Wagen mit röhrendem Motor fahren wollen. Insbesondere bei Luxusmarken wie Ferrari oder Lamborghini, bei denen Geld für die Kundschaft keine Rolle spielt, lässt sich vielleicht auch noch in zehn Jahren gut vom Verbrenner leben. Doch die deutschen Autobauer sind keine Nischenhersteller, sie brauchen eine gewisse Stückzahl an verkauften Autos, um ihre Werke auszulasten und profitabel zu sein.

Das gilt auch für Porsche. Es ist zu bezweifeln, dass sich all die Investitionen je auszahlen werden, die der Sportwagenbauer gerade in die Entwicklung neu- er Verbrenner steckt. Wer will etwa in drei Jahren noch einen Verbrenner-SUV von Porsche kaufen, zudem zu einem deutlich höheren Preis als bisher? Klar, auch dafür werden sich ein paar Kunden finden, aber was hilft das, wenn viel mehr Menschen zwischenzeitlich Gefallen an elektrischen Modellen der Konkurrenz gefunden haben und gar nicht mehr zurück zum Verbrenner wollen? Dann ist die Marke Porsche nicht mehr zeitlos, sondern aus der Zeit gefallen.

Es wäre der größte Fehler, wenn sich die deutschen Autohersteller für ihre erfolgreiche Lobbyarbeit feiern und glauben, der Verbrenner würde ihnen langfristig Gewinne und Arbeitsplätze sichern. Die Aufweichung der Klimaziele hilft nicht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sondern der Konkurrenz aus Asien, Tesla oder französischen Herstellern, die sich längst ernsthaft mit dem Ende des Verbrenners auseinandersetzen. Es ist an der Zeit,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das zu geben, was sie wollte: weniger Regeln, weniger Ziele. Und wenn es trotzdem schiefgeht, kann wenigstens keiner mehr sagen, die Politik hätte zu wenig „Technologieoffenheit“ gewagt.

WIRTSCHAFT

Das Pariser Geschäftsviertel La Defense.
FOTO: VINCENT ISORE/IMAGO/IP3PRESS

Le Pen verschreckt Frankreichs Wirtschaft

Die rechtsextreme Politikerin führt die Umfragen im Präsidentschaftswahlkampf an. Nun hat sie ihr Wirtschaftsprogramm vorgelegt. Die Reaktionen sind deutlich.

Vo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Paris – Ökonomen waren die Ersten, die ihre Einschätzungen abgaben: Von Luftbuchungen bis zu Zaubertricks reichten die Reaktionen auf die Vorstellung des lange erwarteten Wirtschaftsprogramms, das Marine Le Pen und ihre Mitstreiter in der Zentrale des rechtsextremen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m Dienstag präsentiert hatten. Auch Rückmeldungen aus der Regierung folgten prompt: „Das ist ein Potemkin-Haushalt aus Pappmaché“, sagte Haushaltsminister David Amiel. „Sie träumen bunt“, ätzte Wirtschaftsminister Roland Lescure. Etwas länger dauerte es, bis sich Unternehmer und Verbände zu Wort meldeten und wohl aus einer Art Schockstarre lösten – aber auch hier fiel die Ablehnung einhellig aus.

Das Wirtschaftsprogramm ist auf fünf Jahre angelegt und sieht 140 Milliarden Euro an Einsparungen vor. Damit will Le Pen vor allem „haushaltspolitische Vernunft“ vermitteln – auch als Signal an die Finanzmärkte, die mit zunehmender Nervosität und höheren Zinsaufschlägen auf die wachsende Verschuldung reagieren. Die Vorschläge waren mit Spannung erwartet worden, weil damit klarer werden sollte, welchen wirtschaftspolitischen Kurs Le Pen einschlagen würde, sollte sie bei den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im Frühjahr den Sprung in den Élysée-Palast schaffen. In Umfragen liegt Le Pen derzeit vor der Konkurrenz. Betont staatsmännisch versuchte sie ihre Vorhaben zu prä- sentieren, flankiert von Parteichef Jordan Bardella, den sie gegen Antisemitismusvorwürfe verteidigte, und Jean-Philippe Tanguy, dem Koordinator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Einsparungen vorwiegend bei Ausländern

Etwa 20 Prozent der Einsparungen könnten durch Änderungen in der Migrationspolitik erreicht werden, sagte Le Pen. So sollen nicht nur staatliche Hilfen für Zuwanderer reduziert werden. Tausend Euro sollen Unternehmen zahlen, wenn sie einen Arbeitnehmer einstellen, der nicht aus einem EU-Land, der Schweiz, Liechtenstein, Norwegen oder Island stammt. Die Zahl der Nicht-EU-Bürger in Frankreich wird auf 1,3 Millionen geschätzt. Also hat man, grob gerechnet, eine Milliarde Euro an Einnahmen angenommen – wohl kalkulierend, dass doch ein paar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würden.

Der Verband Les Entrepreneurs, der 320 000 Unternehmen und sechs Millionen Beschäftigte vertritt, bezeichnete diese Vorschläge in einer Aussendung als „wirtschaftlichen Unsinn“, der nur die Lohnkosten weiter erhöhe. Hinterfragt wurde zudem die Pauschalbesteuerung: „Warum sollte ein Mindestlohnempfänger und ein Manager mit einem Jahresgehalt von 100 000 Euro die gleichen 1000 Euro zahlen?“ Proteste kamen umgehend aus den Bereichen Tourismus und Pflege, wo besonders viele Beschäftigte arbeiten, die nicht aus einem EU-Land stammen.

Marine Le Pen, Kandidatin des rechtsextremen Rassemblement National, könnte Frankreichs Präsidentin werden. FOTO: IMAGO

Le Pen strebt jedoch eine „nationale Priorität“ an – bei der Vergabe von Arbeitsplätzen genauso wie bei Sozialwohnungen und Sozialleistungen. Das schließt auch EU-Bürger aus, was einen Verstoß gegen geltendes europäisches Recht und das in der französischen Verfassung verankerte Gleichheitsprinzip bedeuten würde. Einen Ausstieg Frankreichs aus der EU, einen Frexit, strebt der RN dagegen nicht mehr an. Aber Le Pen und ihre Mitstreiter wollen die EU-Kommission zu einer Art Sekretariat der Mitgliedsstaaten herabstufen und den französischen Beitrag massiv reduz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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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Drittel weniger EU-Beitrag als bisher

Le Pen kündigte an, die Überweisungen nach Brüssel um zehn bis 14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während ihrer fünfjährigen Amtszeit zu reduzieren und auch nicht mehr weiterhin zwei Milliarden Euro an Zöllen nach Brüssel transferieren zu wollen. Damit würde Frankreich etwa ein Drittel weniger in den EU-Haushalt zahlen als bisher. Das Argument, dass man gegen rechtlich verbindliche Zusagen verstoßen würde, ließ der Wirtschaftspolitiker Tanguy nicht gelten und argumentierte, die gebende Hand sei „der inkompetenten und parasitären Hand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überlegen“. So könnten Hilfen für Nachbarländer – darunter auch die Ukraine – reduziert werden.

Di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in blieb bei vielen Aussagen vage und beteuerte, sie strebe eine „konstruktive Europapolitik“ an. Um ihren „guten Willen hinsichtlich der langfristigen Finanzierung positiver europäischer Programme zu demonstrieren“, schlug Le Pen vor, die Ta bak- und Alkoholbesteuerung europaweit zu vereinheitlichen, der Großteil der Mehreinnahmen könnte dann Brüssel zugutekommen. Sollte Le Pen im Mai die Wahl gewinnen und sollten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EU-Haushaltsrahmen für die Jahre 2028 bis 2034 bis dahin nicht abgeschlossen sein, stehen zähe Verhandlungen bevor.

Signal an die Märkte durch Schuldenabbau

Als beruhigendes Signal an die Märkte war die Ankündigung gedacht, dass bis 2030 die Neuverschuldung unter die Marke von drei Prozent sinken soll. Derzeit liegt der Wert bei rund 5,4 Prozent, für nächstes Jahr strebt die Regierung fünf Prozent an. Die gesamte Staatsverschuldung Frankreichs, die derzeit bei 119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liegt, will sie auf 112 Prozent drücken. Außerdem will der RN eine Art Schuldenbremse einführen, eine „goldene Regel“, die jede Regierung verpflichtet, die Schulden Jahr für Jahr zu senken.

Sparen will Le Pen im Gesundheitsbereich und auch bei der staatlichen Unterstützung für Medien und de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Marine Le Pen sieht sich zwar den Pariser Klimazielen verpflichtet, gleichzeitig kündigte sie an, „die verlustreichen Subventione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beenden zu wollen.

Die RN-Rechnung geht allerdings nur auf, wenn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einen großen Sprung macht und dem französischen Staat damit sehr viel mehr an Steuereinnahmen beschert. Die Regierung und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en wie die OECD haben die Prognose für dieses Jahr für Frankreich allerdings gerade gesenkt, 0,5 Prozent werden erwartet. Le Pen und ihre Mitstreiter gehen jedoch davon aus, dass bereits 2028, also wenige Monate nach ihrer Machtübernahme, die Konjunktur auf 1,8 Prozent anspringt und auf diesem Niveau bleibt. „Das liegt deutlich über dem, was alle seriösen französ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Ökonomen erwarten“, kritisiert Wirtschaftsminister Lescure.

Finanzierung der Mehrausgaben ist offen

Der Plan des RN wirkt auch deshalb fragwürdig, weil viele Mehrausgaben enthalten sind und sich die Frage aufdrängt, wie all das finanziert werden soll. Marine Le Pen will das Renteneintrittsalter wieder senken, das derzeit bei 64 Jahren liegt. Die Rückkehr zu 60 Jahren hält sie für machbar, gestützt auf „eine große Reform der individuellen und kollektiven Kapitaldeckung“. Ihr Konzept dazu will sie noch vorstellen. Sofort nach dem Einzug in den Élysée-Palast sollen die Produktionssteuern für Unternehmen abgeschafft und die Mehrwertsteuern auf Energie und lebensnotwendige Güter gesenkt werden. Unter 30-Jährige sollen von der Einkommensteuer befreit werden, bei Erbschaften und Schenkungen soll es großzügige Steuerbefreiungen geben.

Führende Ökonomen sehen 80 der angekündigten 140 Milliarden Euro an Einsparungen als fragwürdig oder nur schwer zu realisieren an. Die RN-Spitzenvertreter vertreten dagegen die Ansicht, dass ihr Wirtschaftsprogramm die Finanzmärkte beruhigt. Jean-Philippe Tanguy verwies während der Vorstellung des Programms darauf, dass seit Beginn der Präsentation Frankreichs Zinssätze gefallen sind. Auf den Hinweis, dass der Rückgang der Anleihezinsen nicht nur Frankreich betreffe und vor allem auf Aussagen des US-Finanzministers und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indikatoren zurückzuführen sei, meint Tanguy selbstbewusst: „Hätten unsere Ankündigungen Besorgnis ausgelöst, wäre die Entwicklung anders verlaufen.“

Reiche präsentiert: ein Aufschwüngchen

Erstmals seit Langem kann die Regierung eine recht positive Konjunkturprognose vorlegen. Ob das Wachstum nachhaltig sein wird, bleibt offen.

Berlin – Dass selbst die zuständige Ministerin dem Braten noch nicht recht traut, daraus machte Katherine Reiche an diesem Donnerstag keinen Hehl. Dabei waren die Zahlen, die die CDU-Politikerin und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der Öffentlichkeit präsentierte, vorzeigbar. Mit 1,3 Prozent Wachstum rechnet die schwarzrote Regierung in diesem Jahr, das wäre sechsmal so viel wie 2025 und immer noch das Doppelte dessen, was dieselbe Bundesregierung vor nicht einmal sechs Monaten prognostiziert hatte. Auch 2027 dürfte sich die Erholung mit einem preisbereinigten Plus von 1,1 Prozent fortsetzen. Und doch, von einem nachhaltigen, sich selbst tragenden Aufschwung kann noch keine Rede sein, das machte die Ministerin deutlich. Im Gegenteil: 2028 könnte sich das Wachstum laut Prognose sogar wieder auf 0,6 Prozent verlangsamen.

Gründe für die unerwartet positive Entwicklung im laufenden Jahr sind vor allem die höhere Auslandsnachfrage sowie die milliardenschweren Sonderprogramme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Modernisierung von Bundeswehr, Schulen, Brücken, Schienenwegen und Digitalnetzen. Allein die beiden staatlichen, über neue Schulden finanzierten Investitionspakete machen 2026 mehr als die Hälfte des Gesamtwachstums aus. Auch die gute Exportentwicklung geht außer auf die überraschend robuste Weltkonjunktur vor allem auf einen Sondereffekt zurück, der die Gesamtentwicklung etwas besser aussehen lässt, als sie tatsächlich ist. So profitierten die Hersteller von Stahl, Aluminium, Düngemitteln und anderen energieintensiven Gütern davon, dass viele Unternehmen angesichts der weltweiten Krisen und aus Furcht vor erneuten Lieferengpässen ihre Lager auffüllten. Es ist ein Bestellboom, der sich nicht jedes Jahr wird wiederholen lassen.

Dagegen entwickelt sich der Konsum der privaten Haushalte trotz anhaltender Realohnzuwächse weiter nur verhalten, weil der kräftige Anstieg der Energiepreise die Kauflaune dämpft und die Menschen ihr Geld lieber aufs Konto überweisen, statt es auszugeben. Für dieses und nächstes Jahr rechnet man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mit Inflationsraten von 2,7 beziehungsweise 3,0 Prozent, erst 2028 ist ein Rückgang auf 2,2 Prozent zu erwarten. Reiche zufolge dürften sich auch die Investitionen der Unternehmen angesichts der vielen globalen Krisen, geringer Kapazitätsauslastung der Fabriken, gestiegener Material- und Finanzierungskosten sowie struktureller Herausforderungen erst im Verlauf des kommenden Jahres schrittweise erholen.

„Wir haben die Talsohle hinter uns gelass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wächst wieder“, sagte die Ministerin. „Das ist ein wichtiges Signal, aber das ist nur der Anfang.“ Um zu einem nachhaltigen Aufschwung zu kommen, bedürfe es privater

Investitionen und Innovationen, der Entwicklung neuer Technologien und unternehmerischen Muts. Hinzu kommen müssten die Stabilisierung der Sozialsysteme, niedrigere Energiekosten, mehr unternehmerische Freiheit, einfachere Regeln für die Firmengründung und ein flexiblerer Arbeitsmarkt. „Unser Anspruch ist klar: Deutschland muss wieder zurück an

die Spitze“, sagte Reiche. Die Christdemokratin warnt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davor, die geplante Reform der Alterssicherungssysteme wieder aufzuschnüren und etwa auf die vorgesehene Abschaffung der sogenannten Rente mit 63 zu verzichten. Sie verwies darauf, dass führende Vertreter von Union und SPD die Empfehlungen der zuständigen Expertenkommission als „Gesamtkunstwerk“ bezeichnet hätten. Wenn jetzt versucht werde, einzelne Puzzlestücke aus diesem Kunstwerk herauszubrechen, sei die gesamte Reform in Gefahr.

Sorgen bereitet Reiche auch die Situation am Arbeitsmarkt, der einerseits „zementiert“, andererseits von weiter zunehmendem Fachkräftemangel geprägt sei. Hier mache sich vor allem die schrumpfende Zahl von Menschen im erwerbsfähigen Alter sowie die deutlich rückläufige Zuwanderung negativ bemerkbar. Wenn jetzt in Teilen des Landes offen fremdenfeindliche Tendenzen hinzukämen, mache das Deutschland für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noch unattraktiver, sagte Reiche, ohne den Wahlsie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explizit zu erwähnen.

Prinzipiell sieht die Ministerin das Land aber für die Zukunft gerüstet, wie sie betonte: Die Bundesrepublik verfüge über bestens ausgebildete Menschen, starke Unternehmen und viel Kapital, zudem sei man in wichtigen Bereichen von der Optik über die Spezialchemie bis zu Clean- und Biotech weiter Weltspitze. Vor allem aber säßen die Industriefirmen auf einem wahren Schatz aus Prozess- und Technikdaten. Wenn man dies nutze, so Reiche, habe Deutschland alle Chancen, bei der Verbindun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KI) und industrieller Fertigung, dem nächsten KI-Megathema, ganz vorn mit dabei zu sein. Claus Hulverscheidt

„Deutschland muss wieder zurück an die Spitze“: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bei der Pressekonferenz in Berlin. FOTO: NADJA WOHLLEBEN/REUTERS

Mehr Rendite mit Momentum?

Einige ETFs und aktive Fonds versprechen überdurchschnittliche Wertsteigerungen mit der Momentum-Strategie. Was genau verbirgt sich dahinter? Und wo liegen die Risiken?

Von Günter Heismann

A n den Börsen kommen und gehen die Moden wie überall im Leben. En vogue ist derzeit die Momentum-Strategie, die einen großen Charme besitzt: Sie ist leicht zu verstehen und liefert oft deutlich höhere Renditen als der Dax oder der MSCI World. Dieses Konzept beruht auf einem Phänomen, das vielen Anlegern vertraut ist: Eine Aktie, die in den letzten sechs bis zwölf Monaten besonders hohe Kursgewinne erzielt hat, setzt ihre überdurchschnittlich gute Wertentwicklung noch eine Zeit lang fort. Eine solche anhaltende Dynamik wird in der Finanzwelt als „Momentum“ bezeichnet. Investoren sprechen auch davon, dass eine Aktie einen „Lauf“ hat.

Wer eine Momentum-Strategie umsetzen will, benötigt keinerlei detaillierte Kenntnisse über die Unternehmen, in die er investiert. Er braucht sich nicht mit elendig dicken Geschäftsberichten herumquälen und muss nicht mit Finanzzahlen jonglieren, bis ihm schwindelig wird. Eine Anlegerin muss lediglich prüfen, welche Aktien zuletzt besonders gut gelaufen sind. Allerdings sollten Investoren beachten, dass diese Anlagestrategie ihre Grenzen und Fallstricke hat.

Welche Mehrrenditen sind mit der Momentum-Strategie möglich?

Ein Vergleich zeigt, dass sich mit der Nutzung eines Momentums in der Tat häufig höhere Renditen erzielen lassen als mit einem breiten Börsenindex. Basis ist der MSCI World, der knapp 1300 Unternehmen aller Branchen aus 23 Industrieländern umfasst. Rund 350 dieser Firmen, deren Aktienkurse sich jüngst besonders gut entwickelt haben, bilden den Tochter-index MSCI World Momentum. Regelmäßig überprüft der Finanzdienstleister MSCI die Zusammensetzung dieses Index. Zeigen einzelne Aktien keine überdurchschnittlich gute Wertentwicklung m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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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egen sie aus dem Index und werden durch andere Aktien mit besserer Performance ersetzt.

Der MSCI World ha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Renditen geliefert, die sich in Dollar gerechnet im Mittel auf 13,6 Prozent pro Jahr beliefen. Hingegen warf der MSCI World Momentum Erträge von durchschnittlich 15,7 Prozent ab. Mit diesem Index konnten die Anleger also Mehrrenditen von jährlich rund zwei Prozentpunkten gegenüber dem Mutterindex erzielen. So gut funktioniert das Konzept allerdings nicht immer.

„Eine Momentum-Strategie kann ihre Stärke vor allem in klaren, anhaltenden Trendphasen mit moderaten Kursschwankungen entfalten – also in Märkten, die über viele Monate in eine Richtung laufen, ohne von scharfen Gegenbewegungen unterbrochen zu werden“, sagt Martin Siegert, Kapitalmarktexperte bei der Landesbank Baden-Württemberg (LBBW). Exakt diese Voraussetzungen bestanden weitgehend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Der Boom von Tech-Aktien wie Alphabet, Microsoft und Nvidia sorgte für einen anhaltenden Aufschwung an den Börsen.

Funktioniert das Konzept auch in der Krise?

Einen scharfen Rückgang erlitt der Höhenflug allerdings 2022, als Russland d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entfesselte. Die Öl- und Gaspreise schossen in die Höhe, die globale Wirtschaft geriet in eine Krise. In der Folge verlor der MSCI World 2022 knapp 18 Prozent an Wert; fast ebenso tief fiel der MSCI World Momentum. „Bei längeren Abwärtsbewegungen sind die Ergebnisse der Strategie durchwachsen“, sagt Ulrich Kaffarnik, Kapitalmarktexperte bei der Vermögensverwaltung DJE Kapital. In einer Börsenkrise verlieren in der Regel alle Aktien stark an Wert, unabhängig davon, wie gut oder schlecht si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entwi ckelt haben. Anleger, die auf Momentum setzen, müssen in der Lage sein, eine anhaltende Durststrecke durchzustehen. „Der Vorteil der Strategie zeigt sich erst bei längeren Investitionszeiträumen“, sagt Kaffarnik.

Wie hoch ist der Aufwand für die Momentum-Strategie?

Manche Anleger versuchen, selbst Aktien mit besonders guter Kursentwicklung auszuwählen. Dies ist angesichts des hohen Arbeitsaufwands jedoch kaum zu empfehlen. „Eine sauber umgesetzte Momentum-Strategie erfordert die laufende Beobachtung eines breiten Anlage-Universums“, sagt LBBW-Experte Siegert. Anleger müssen sich unablässig informieren, welche Aktien aktuell zu den Kursgewinnern und welche zu den Verlierern gehören. Um neue Börsenstars zu entdecken, können Investoren zwar spezielle Screening-Software einsetzen. Zudem bieten viele Broker und Wertpapierhäuser im Internet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aktuellen Outperformer an. Doch auch wer diese Instrumente nutzt, sollte sich einmal pro Woche mit seinem Aktienportfolio beschäftigen, um zu prüfen, ob neue Titel aufgenommen und andere aussortiert werden müssen. Anleger, die stark in Beruf und Familie eingespannt sind, haben hierfür oft nicht die nötige Zeit.

Überdies verlangt die Momentum-Strategie eine hohe Disziplin. Investoren müssen präzise festlegen, wann und unter welchen Umständen sie die gekauften Aktien wieder veräußern. Sie können etwa fixe Haltefristen von beispielsweise maximal zwölf Monaten definieren. Oder festlegen, dass ein Titel abgestoßen wird, sobald der Kurs um zehn Prozent gefallen ist. „Der Erfolg der Momentum-Strategie beruht im Wesentlichen darauf, dass feste, vorab definierte Regeln konsequent und emotionslos angewendet werden – inklusive des Verkaufs“, sagt Siegert.

Sind Fonds die bessere Lösung? Diese beiden Voraussetzungen – großer Arbeitsaufwand und hohe Disziplin – dürften viele Anleger aber nicht erfüllen. Für sie ist ein aktiv verwalteter Aktienfonds oder ein ETF, also ein börsengehandelter Indexfonds, besser geeignet. Diese Investmentinstrumente haben weitere Vorzüge. So können die Anleger hiermit die Kosten reduzieren, die bei einer Momentum-Strategie unvermeidlich entstehen. Denn dabei müssen ja regelmäßig Aktien gekauft und wieder veräußert werden. In der Summe kommt dabei einiges an Kosten zusammen. „Fondsgesellschaften, die Momentum-Strategien anbieten, können zu wesentlich günstigeren Konditionen handeln als Privatinvestoren“, sagt Kaffarnik von DJE Kapital. Überdies sollten die steuerlichen Vorteile beachtet werden. Die Gewinne, die Anleger mit dem Verkauf von Aktien erzielen, unterliegen in Deutschland in der Regel der Kapitalertragsteuer. Wenn ein Fonds an Wert gewinnt, aber weiterhin im Portfolio gehalten wird, werden bis zum Verkauf lediglich Vorabpauschalen fällig. Je nach den persönlichen Umständen des Anlegers fallen diese deutlich geringer aus als die Kapitalertragsteuer. Auch dies spricht dafür, in einen Momentum-Fonds zu investieren, statt selbst ein solches Konzept zu realisieren.

Wie kann ich in eine Momentum-Strategie investieren?

Am besten geeignet für ein Momentum-Investment sind Index-ETFs, bei denen die jährlichen Kosten erheblich geringer ausfallen als bei aktiv verwalteten Fonds. Überdies müssen nicht die einmaligen Ausgabeaufschläge gezahlt werden, die beim Erwerb eines aktiven Aktienfonds fällig sind. Allerdings ist die Auswahl nicht übermäßig groß.

Im Wesentlichen gibt es nur drei Indizes auf Momentum-Strategien, die alle von MSCI angeboten werden. Mit dem MSCI USA Momentum kann allerdings die wünschenswerte breite geografische Streuung der Investments nicht erreicht werden, denn der Index umfasst ja nur ein einziges Land. Auch der MSCI World Momentum ist keine ideale Lösung. Denn hier haben die USA aktuell einen Anteil von 73 Prozent; eine solche Dominanz ist ebenfalls schwer mit einer wirksamen Diversifizierung vereinbar. Das Übergewicht Amerikas lässt sich vermeiden, wenn eine Anlegerin neben dem MSCI World Momentum zugleich in den MSCI Europe Momentum investiert. Dieser Index, der auf dem MSCI Europe beruht, enthält aktuell 125 Kursgewinner aus 15 Ländern. Hiermit konnten die Anleger (ähnlich wie beim MSCI World Momentum)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im Mittel Überrenditen von zwei Prozentpunkten erzielen.

Der MSCI Europe Momentum und der MSCI World Momentum bescheren den Anlegern zwar beide höhere Renditen als die Basisindizes. Doch zugleich sind die Kursschwankungen und damit auch die Verlustrisiken größer. Daher sind Anleger gut beraten, ihr Momentum-Engagement zu begrenzen. Eine Möglichkeit hierfür ist der Core-Satellite-Ansatz. „Momentum wird dabei typischerweise nicht als alleinige Strategie, sondern als Satellit neben einem breit diversifizierten Kernportfolio eingesetzt“, erläutert LBBW-Experte Siegert. Der Kern kann aus dem MSCI World und dem MSCI Europe bestehen, die durch die Trabanten MSCI World Momentum und MSCI Europe ergänzt werden.

Doch welchen Anteil sollten die Satelliten haben? Dies hängt davon ab, wie groß die Risiken sind, die ein Investor eingehen kann und auch will. Sicherheitsbewusste Anleger, die für eine Familie sorgen müssen, sollten den Momentum-Anteil laut LBBW auf zehn bis 20 Prozent des Aktienportfolios einschränken. Junge Menschen, die noch keine solchen Verpflichtungen tragen müssen und die überdies einen sicheren, gut bezahlten Job haben, können erheblich beherzter in eine Momentum-Strategie investieren.

Audi will weitere Stellen streichen

Auch bei der VW-Tochter sollen die Kosten weiter sinken, es droht ein neuer Stellenabbau. Die Verunsicherung in der Belegschaft ist groß.

München – Die Zukunft steht nach nur anderthalb Jahren schon wieder zur Disposition bei Audi. Zumindest was die Werke des Konzerns und seine gut 80 000 Mitarbeiter angeht. Die Krise sei zu tief, die Kosten weiter zu hoch, heißt es – deshalb werde man die Betriebsräte zu Nachverhandlungen am „Zukunftspakt“ auffordern, sagte Audi-Chef Gernot Döllner auf einer Betriebsversammlung in Neckarsulm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Es ist ein drastischer Schritt, eigentlich sollte die Vereinbarung den Beschäftigten nach der jüngsten Sparrunde bis weit in die 2030er-Jahre hinein Sicherheit bieten.

Wie groß der Druck nun aber ist, zeigt auch die Tatsache, dass VW-Konzernchef Oliver Blume – quasi Döllners Chef – ebenfalls eigens nach Neckarsulm gekommen war, um sich der Belegschaft zu stellen. Das Werk in Baden-Württemberg steht besonders im Fokus der Sparüberlegungen in der Wolfsburger Zentrale: Neben den Standorten in Emden, Hannover und Zwickau ist auch hier nach den jüngsten Beschlüssen nicht klar, wie es nach dem Auslaufen der aktuellen Modelle weitergeht. Ändere sich bis Mitte kommenden Jahres nichts oder nicht genug, könnte 2034 Schluss sein mit dem Autobau am rechten Neckarufer.

Die wirtschaf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und damit die finanzielle Situation von Audi hätten sich zuletzt noch einmal deutlich verschlechtert, argumentiert Döllner. Der bereits vereinbarte Stellenabbau und andere Einsparungen reichten deshalb nicht aus, man müsse handeln. Die ersten Gespräche mit den Betriebsräten über weitere Maßnahmen sollen deshalb möglichst schnell starten. „Ich weiß, dass wir unseren Beschäftigten gerade viel abverlangen“, sagt Döllner. Es sei ihm aber „wichtig, offen zu sagen, wo wir stehen und was wir vorhaben“. Es gehe um die Faktoren, die das Unternehmen – anders als Zölle, gesetzliche Vorgaben oder Kriege – selbst beeinflussen könne: Kosten, Qualität, Produktivität und Geschwindigkeit. „Genau darauf konzentrieren wir uns.“ Dass Döllner und letztlich Blume die mühsam ausgehandelte letzte Sparvereinbarung nun wieder aufschnüren, dürfte viele Mitarbeiter weiter verunsichern. Erst im März 2025 hatte man sich bei Audi auf den Abbau von 7500 Jobs bis 2029 geeinigt. Vorangegangen waren monatelange Verhandlungen, die Arbeitnehmervertreter hatten von einer „Liste des Grauens“ gesprochen. Am Ende rühmte sich der Betriebsrat, den eigentlich geplanten, viel umfangreicheren Kahlschlag verhindert zu haben. Ursprünglich wollte der Vorstand schon damals rund 12 000 Jobs streichen. Jetzt wirkt es, als hätten die Erfolge der Vergangenheit nur einen Aufschub bedeutet.

Dennoch gibt man sich im Audi-Betriebsrat erst einmal betont gelassen. Döllners Ankündigung bewege sich im Rahmen der Vereinbarung – und solange die Gespräche liefen, gelte die bisherige Vereinbarung weiter, die unter anderem eine Beschäftigungssicherung bis 2033 vorsieht. Man werde jetzt vernünftig miteinander sprechen. „Wir machen hier keine Basta-Politik“, heißt es aus dem Aufsichtsrat. Entscheidend sei, was das Management konkret fordere. Die Arbeitnehmer sind dabei in einer vergleichsweise guten Position: Die Vereinbarung ganz aufkündigen könnte Audi ohnehin frühestens zu Ende 2030. Insofern war eine Eskalation wie bei Volkswagen, wo Blume erst vor gut einer Woche fast alle Tarifverträge hatte kündigen lassen, ausgeschlossen.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rechts) und Audi-Chef Gernot Döllner im September in Ingolstadt. FOTO: DPA

Aber auch der Druck auf Döllner und Audi kommt von ganz oben: aus dem Aufsichtsrat des VW-Konzerns. Denn der Beschluss, den das Gremium Anfang September gefasst hatte, betrifft alle Marken im gesamten VW-Reich, also auch Audi. „Wir haben unseren Konzern über viele Jahre für größere Märkte und höhere Absätze aufgebaut“, sagt Blume in Neckarsulm. „Heute sind viele Strukturen zu groß und unsere Kosten zu hoch.“ Die Sparpläne könnten insgesamt bis zu 50 000 weitere Jobs kosten, wo genau wie viele Stellen jeweils wegfallen, ist bisher noch offen. Klar ist nur: Ohne eine neue Vereinbarung mit den Arbeitnehmern kann das Management seine Sparpläne nicht umsetzen. Bei Porsche gibt es solch eine neue Vereinbarung bereits, bei VW und Audi hingegen nicht.

Klar ist allerdings auch: Für Neckarsulm mit seinen noch rund 15 000 Beschäftigten gibt es bisher nach 2034 „keine wettbewerbsfähige Belegung“ – heißt: kein neues Modell zur Fertigung. Und das, obwohl zuletzt bereits gespart wurde. So soll Berichten zufolge demnächst die Nachtschicht im Werk wegfallen, und damit auch die hohen Zuschläge für die Mitarbeiter. Der nächste Audi A8 – über viele Jahre lang das überaus erfolgreiche Topmodell von Audi – wird nach heutigem Stand trotzdem nicht hier gebaut. Das Modell dürfte nach Leipzig gehen, ins dortige Porsche-Werk. Dort wird bereits der Panamera gebaut, mit dem sich der A8 die Plattform teilen soll. Neckarsulm habe zwar große industrielle Kompetenz und eine beeindruckende Geschichte, sagt Döllner. „Aber Tradition allein sichert keine Zukunft.“ Es klingt bereits nach den nächsten harten Verhandlungen.

Christina Kunkel, Stephan Radomsky

Kann Europa vielleicht doch KI?

Mistral aus Frankreich und das deutsche Aleph Alpha stellen ihre Modelle vor. Beide sind vielversprechend.

München – Die Szene hat sich ins kollektive Bewusstsein sportbegeisterter Franzosen gebrannt. Im August 2014 war Floria Guei die Schlussläuferin der Französinnen im 4-mal-400-Meter-Finale der Frauen bei der Leichtathletik-EM in Zürich. In der letzten Runde übernimmt Guei den Staffelstab auf Rang vier, der Kommentator gibt sie bereits auf. Doch auf den letzten 200 Metern zündet Guei noch den Turbo und erreicht in einem Foto-Finish Platz eins.

Ins Gedächtnis gerufen hat diese Szene am Montag ein anderer Franzose. Arthur Mensch, Chef des französischen KI-Unternehmens Mistral, teilte am Montag das zwölf Jahre alte Video auf X und schrieb dazu „Excited“. Ihm geht es aber nicht um Leichtathletik. Er traut vielmehr seinem Unternehmen eine ähnliche Aufholjagd zu. Mistral hatte Ende 2025 ein großes Sprachmodell veröffentlicht, das qualitativ zuletzt aber nicht mehr mithalten konnte. Im Interview mit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vor einigen Tagen hatte Mensch bereits angekündigt, dass sich das bald wieder ändern werde. Jetzt ist es so weit.

Am Dienstag hat Mistral nun sein neuestes KI-Spitzenmodell Mistral Large 4 der Öffentlichkeit vorgestellt. „Le Chonk“, das Pummelchen, nennt die Firma das Modell auch und zeigt es als übergewichtige Katze. Ab sofort kann die Öffentlichkeit es per Schnittstelle ausprobieren und sich davon überzeugen, ob auch „le Chonk“, irgendetwas mit einer Goldmedaille zu tun haben kann.

Praktisch für Mensch ist, dass es sich bei Gueis Rennen 2014 nicht um eine WM, sondern um eine EM handelte, um sein durch die Blume gegebenes Versprechen einzulösen, muss „le Chonk“ also nur besser sein als alle europäischen Modelle. Und da ist die Konkurrenz überschaubar.

Arthur Mensch führt das französische Unternehmen Mistral. FOTO: A. SCHELLNEGGER

Im Interview mit der SZ hatte Mensch die Latte allerdings noch ein wenig höher gelegt. Zum einen hatte er angekündigt, Mistral Large 4 werde „zu den führenden Open-Source-Modellen“ gehören, und das schließt die Modelle aus chinesischen Laboren explizit mit ein. Und – zweiter Anspruch – Top-Open-Source-Modelle lägen leistungsmäßig nur noch einige Entwicklungsmonate hinter den Topmodellen von Open AI, Anthropic und Google. Vollmundige Worte, die sich nun an der Realität messen lassen.

Die Veröffentlichung kommt zu einem interessanten Zeitpunkt. Nachdem zuletzt vor allem Untergangsszenarien der US-KI-Unternehmen die Debatte geprägt hatten, dreht sich gerade ein wenig die Stimmung in Bezug auf europäische KI. Galt der Kontinent jahrelang als komplett abgehängt, mehren sich die Stimmen, die Europa zumindest eine Rolle im KI-Rennen zutrauen. Erst am Samstag, de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hatte das deutsche KI-Unternehmen Aleph Alpha ein offenes und frei verfügbares Modell namens Kolibri veröffentlicht. Das ist z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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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lich kleiner als Mistral 4, aber in einigen Bereichen konkurrenzfähig mit ähnlich großen Modellen – und auf deutsche Texte spezialisiert. Kann also Europa doch KI?

Fakt ist: Black Forest Labs (Schwarzwald) bei Bildern, Eleven Labs (London) bei Stimme, Deepl bei Übersetzungen (Köln-Ehrenfeld) galten in ihren Bereichen schon länger als führend. Bei den großen Grundlagenmodellen dagegen bemühte sich zuletzt nur noch Mistral um Anschluss an die Spitze. Und vielleicht ist dieser nun auch wieder geschafft.

Das Mistral-Modell versteht Gesetze und Regulierungen besonders gut

Die nackten Zahlen sehen vielversprechend aus. 1,05 Billionen Parameter, davon aktiv jeweils 49 Milliarden, das ist mit den großen chinesischen Modellen GLM 5.3 und Deep Seek V4-Pro vergleichbar. Parameter sind Zahlenwerte, die dem Modell antrainiert werden und auf die es bei seinem Antworten zurückgreifen kann. Grobe Daumenregel: je mehr, desto besser. Weil mehr Parameter aber auch mehr notwendige Leistung und damit Kosten bedeuten, sind viele aktuelle Modelle dazu übergegangen, für jedes neue Wort nur einen Teil der Parameter zu nutzen. Welche angesteuert werden, entscheidet eine Art Weiche, die selbst eine KI ist. „Mixture of Experts“ nennt sich die Technik, weil immer unterschiedliche Experten zum Einsatz kommen.

Bei längeren Anfragen kann man aber davon ausgehen, dass für die Antwort jeder Parameter im Modell mindestens einmal angesteuert wurde. Als maximale Kontextgröße gibt Mistral eine Million Tokens an, das ist ähnlich viel wie bei den Konkurrenten und bedeutet, dass Mistral Dokumente mit Tausenden Seiten verarbeiten kann und auch bei langen Unterhaltungen nicht aufgibt. Als Eingabeformate akzeptiert „le Chonk“ Text und Bilder, etwa Screenshots, Output ist immer Text.

Large 4 soll Mistral zufolge zudem in allen Benchmarks, also standardisierten Vergleichstests, entweder auf Platz eins oder zwei der Open-Weights-Modelle liegen, besser schneiden abwechselnd nur entweder GLM 5.3 oder Kimi K3 ab, das allerdings auch deutlich mehr Parameter verarbeitet. Für Erheiterung sorgte im Netz, dass das europäische Mistral-Modell nur in einem Test deutlich führt, dem Harvey's Legal Agent, also einem Test, wie gut Gesetze und Regulierung verstanden werden. Das ist lustig, ja, doch außer Frage steht auch, dass diese Fähigkeit für europäische Unternehmen nicht ganz unwichtig ist.

Während die Mistral-Marketingabteilung auf Hochtouren arbeitet, um Hype im Internet zu verbreiten, schätzt das Unternehmen Mistral das neue Modell auf der eigenen Internetseite realistischer ein. Mistral verkauft auch API-Zugang zum chinesischen Modell GLM 5.3. Jedes Modell bekommt dort von Mistral eine Bewertung. Und bei „Performance“ schneidet das chinesische Modell insgesamt besser ab als das neue Modell von Mistral.

Unabhängige Vergleichstests zeigen auch, wo Mistral eben nicht mithalten kann. So schafft Mistrals Neuveröffentlichung im allgemeinen Index von Vals 48 Prozent, vergleichbar mit Kimi K3 (50) und GLM 5.3 (54). Die US-Spitzenmodelle von Google über Anthropic zu Open AI sind mit 63 und 69 Prozent noch weit enteilt. Doch wer weiß, vielleicht sieht sich Arthur Mensch mit „le Chonk“ auch nicht im Ziel, sondern erst nur bei der Staffelstabübergabe zur letzten Runde. Die Aufholjagd zur Weltspitze, sie stünde dann gerade erst am Anfang. Max Muth

Arbeiten am UBS-Firmenschild auf einem Gebäude der Bank in Zürich.
FOTO: FABRICE COFFRINI/AFP

Ringen mit der Monsterbank

Die UBS ist nach der Übernahme der Credit Suisse so groß geworden, dass die Schweiz sie im Krisenfall nicht mehr retten könnte. Nun ist ein Machtkampf zwischen der Großbank und der Politik entbrannt.

Von Nicolas Freund und Meike Schreiber

Frankfurt/Zürich – Das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Schweiz erinnert manchmal an Goethes „Zauberlehrling“. Dem ist bekanntlich das eigene Schaffen über den Kopf gewachsen, als der von ihm als Wasserträger zum Leben erweckte Besen außer Kontrolle gerät und das Haus überflutet. Und dummerweise hat der angehende Zauberer vergessen, wie man den Spuk beendet.

Lange Zeit sah es aus, als hätte sich die Schweizer Finanzministerin Karin Keller-Sutter (FDP) in der Rolle des Zauberlehrlings wiedergefunden. Sie sollte zwar keine wildgewordenen Besen bändigen, aber unter anderem die Großbank UBS. Die Schweiz erfreut sich im Verhältnis zu ihrer überschaubaren Größe ohnehin einer ganzen Reihe großer Konzerne: In der Pharmaindustrie Roche und Novartis, im Industriesektor ABB, und dazu gibt es dort noch eine Menge Banken. Unter diesen sticht die Großbank UBS als letzte ihrer Art in der Schweiz noch einmal heraus. Und das ist für die Schweizer nicht nur ein Grund, stolz zu sein, sondern zugleich auch anhaltenden Anlass zur Sorge.

Wie groß die Sorge ist, zeigte Ende September eine Abstimmung im Ständerat, der kleinen Kammer des Parlaments und Vertretung der Kantone. Es ging um strengere Regeln für die UBS. Überraschend stimmte die Kammer mit 33 zu zehn Stimmen für einen Kompromiss, der die UBS zu einer deutlich höheren Kapitalunterlegung zwingen könnte. Vereinfacht gesagt geht es um Resilienz: Je höher die Eigenkapitalquote einer Bank ist, desto geringer ist ihre Verschuldung im Verhältnis zur Bilanzsumme – und desto besser kann sie Verluste auffangen und Krisen überstehen.

Im Ergebnis war der Kompromiss zwar immer noch weniger streng als es zum Beispiel der Bundesrat, die Schweizer Regierung, gefordert hatte. Die UBS-Führung verstand es aber offenbar als Kriegserklärung. Es drohe eine „exzessive Verschärfung“ der Eigenkapitalvorgaben, die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UBS beeinträchtigen würde, hieß es.

Vorstandschef Sergio Ermotti hatte zuvor im Interview mit der Neuen Zürcher Zeitung (NZZ) geraunt, mit einem blauen Auge können man leben, „aber zwei blaue Augen und eine gebrochene Nase sind zu viel“. Sein Verwaltungsratschef Colm Kelleher sekundierte, die UBS hoffe auf einen konstruktiven Kompromiss, der es der UBS erlaube, in der Schweiz zu bleiben.

Und wenn nicht? Bereits im November 2025 gab es Berichte, wonach Kelleher mit US-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über eine mögliche Verlegung des Haupt-sitzes in die USA gesprochen habe, was die UBS zuletzt noch immer zurückgewiesen hatte. Vor ein paar Tagen meldete sich nun aber auch noch ein UBS-Aktionär aus den USA zu Wort, der per „offenem Brief“ den Wegzug forderte, weil anderswo angeblich mehr Rendite zu erzielen sei. Es gebe „36 Milliarden Gründe“ für die UBS, die Schweiz zu verlassen.

Vielleicht muss man die komplizierte Beziehung der Schweiz zu ihrem Finanzplatz kennen, um die Gemengelage zu verstehen. Das kleine Land ist auf seine Banken angewiesen – weil sie gewaltige internationale Vermögen verwalten, auch von Kleptokraten und Autokraten –, andererseits widerstrebt es den direktdemokratisch geprägten Schweizern, wenn sich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Macht zu sehr konzentriert. In dem Konflikt messen zudem nicht nur Finanzministerin Keller-Sutter und Bankchef Ermotti, der aus dem italienischsprachigen Teil der Schweiz stammt, die Kräfte, es geht auch um eine Interessenabwägung zwischen den Aktionären der Großbank und den Schweizer Steuerzahlern.

Die Steuerzahler in der Schweiz mussten schon zweimal ihre Großbanken retten

Warum die Debatte inzwischen eine solche Sprengkraft entwickelt hat, zeigen die Zahlen: Nach dem Ende der anderen Schweizer Großbank Credit Suisse (CS) und der Übernahme durch die UBS lag die Bilanzsumme der UBS Ende 2025 bei 1,617 Millionen US-Dollar. Zum Vergleich: Alle Schweizer Kantonalbanken zusammen kamen Ende 2025 auf eine Bilanzsumme – der Gesamtwert des bilanziellen Vermögens – von 839 Milliarden Schweizer Franken (gut eine Billion US-Dollar).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der Schweiz betrug zuletzt aber nur etwa 880 Milliarden Schweizer Franken.

Die Zahlen machen die Dimensionen klar: Die UBS ist nicht nur „too big to fail“, wie es im Zusammenhang mit Bankenkrisen immer hieß – zu groß, um sie scheitern zu lassen. Es ist schlimmer: Die Schweiz könnte sie wohl gar nicht retten, weil sie zu groß ist. Sie wäre „too big to save“. Selbst die mit Blick auf den Finanzplatz sonst eher angepasste NZZ schrieb wiederholt von der „Monsterbank“, was 2023 dann sogar das Deutschschweizer Wort des Jahres wurde.

Die Schweizer haben schließlich Erfahrung mit Bankenkrisen: Bereits zweimal mussten die Steuerzahler ihre Großbanken mit Milliarden retten: 2008 im Zuge der Finanzkrise, als der Bund und die Schweizer Nationalbank SNB die UBS mit mehr als 60 Milliarden Schweizer Franken stützten. Und dann 2023, als Bund und Nationalbank der Credit Suisse 109 Milliarden Franken an Garantien und Liquiditätshilfen bereitstellen mussten – nach jahrelangem Missmanagement (inklusive Exzessen bei den Banker-Boni).

Auch damals war es Keller-Sutter, die an einem Sonntagabend im März den internationalen Finanzmärkten versichern musste, die Sache werde bis zur Öffnung der asiatischen Börsen am Montagmorgen irgendwie geregelt. Quasi in letzter Minute sprang die Regierung ein, verhinderte eine internationale Finanzkrise und ermöglichte die Übernahme der Credit Suisse durch die UBS. Daraus entstanden letztlich keine direkten Verluste, die Hals-über-Kopf-Übernahme wäre aber ohne Staat und SNB-Garantien wohl kaum möglich gewesen.

Kein Wunder, dass sich die Schweizer Regierung nun seit Jahren um eine strengere Bankenregulierung bemüht, die mehr oder weniger auf die UBS zugeschnitten ist, selbst wenn diese Gewinne macht und derzeit keine Krise absehbar ist. Konkret geht es aber darum, dass die UBS ihre ausländischen Tochtergesellschaften nach der Abstimmung im Ständerat mit 90 Prozent statt wie bisher mit 45 Prozent hartem Kernkapital unterlegen muss, also mit Eigenkapital, das im Krisenfall Verluste zuerst auffängt.

Der Bundesrat wollte unter Federführung von Keller-Sutter sogar eine Abdeckung von 100 Prozent durchsetzen. Auf diesen Vorstoß aber folgte in der Schweiz eine wilde Debatte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ieser Maßnahme. Keller-Sutter war wegen ihrer gescheiterten Zollverhandlungen mi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im vergangenen Jahr bereits heftig in die Kritik geraten. Nun wurde ihr unterstellt, mit den von ihr geplanten Regulierungen die UBS oder sogar gleich den ganzen

Bankenstandort Schweiz in Gefahr zu bringen.

Die Maßnahme verursache irre Kosten, viele Ständeräte hätten die UBS nicht verstanden, andere wiederum seien „verwirrt“, klagte Bankchef Ermotti. „Man kann unterschiedliche Meinungen haben“, sagte daraufhin Keller-Sutter etwas kühl der Schweizer Boulevardzeitung Blick zu ihr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UBS. „Es entspricht aber nicht dem gängigen Stil, dass man so dezidiert gegen unsere Institutionen antritt.“

Die Drohungen der UBS, das Land zu verlassen, halten Experten für aufgebauscht

Andere wie die Basler Rechtsprofessorin Corinne Zellweger-Gutknecht rieten zur Besonnenheit: Ohne strengere Regeln könne die UBS bei ihren Expansionsplänen in die USA übermäßige Risiken eingehen. „Vor 25 Jahren durften CS und UBS ihre US-Beteiligungen weitgehend auf Pump kaufen und haben prompt zu viel bezahlt dafür.“ Müsse die UBS künftige Käufe voll mit hartem Kernkapital finanzieren, trügen ihre Eigentümer das volle Risiko, sagt sie in Schweizer Medien. „Das ist marktwirtschaftlich und effektiv“.

Auch die Drohungen wegzuziehen, halten Experten für aufgebauscht. „Mit einem Umzug in ein anderes Land würde die Bank die Vertrautheit und das gute Verhältnis verlieren, das sie zu den Aufsichtsbehörden und der politischen Führung unterhält“, sagt der Ökonom und Bankenexperte Martin Hellwig. Der Aufbau eines solchen politischen Kapitals in einem anderen Land wäre kostspielig und würde Zeit in Anspruch nehmen. Und welches andere Land wäre bereit, die riesige UBS im Krisenfall aufzufangen?

Dass der Ständerat nun doch für den Kompromiss stimmte, wird daher als Erfolg für Keller-Sutter gewertet, auch weil er mit Stimmen aus dem konservativen und liberalen Lager gelang, das zuvor mindestens Verständnis für die Positionen der UBS gezeigt hatte. Der Kompromissvorschlag hat die Abgeordneten aber offenbar mehr überzeugt, als die Argumente der UBS. Im Dezember muss nun noch der Nationalrat, die große Kammer des Schweizer Parlaments, in der Sache abstimmen. Dann zeigt sich auch, ob die Zauberlehrlinge die Kontrolle zurück-erlangt haben.

Bestattungen Landeshauptstadt München Städtische Friedhöfe München - Telefon 2319901 heute, Freitag, 9. Oktober 2026

Waldfriedhof, Neuer Teil, Lorettoplatz: Erdbestattungen: 9.00 Endhart Günter, 85 Jahre 10.30 Schmidt Magdalena, 99 Jahre 11.15 Jerkovic Ljiljana, 78 Jahre

Nordfriedhof: Erdbestattung: 9.45 Hierl Irene, 99 Jahre

Nord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12.45 Heydenreich Annette Dorothea, 77 Jahre

Ostfriedhof, Krematorium: 9.00 Mück Reinhold Karl, 58 Jahre 9.45 Lasch Erika Berta, 86 Jahre 10.30 Dr. Schünemann Barbara Hedwig, Tierärztin, 74 Jahre 11.15 Grindinger Heidemarie Anna Theresia, Verkäuferin, 78 Jahre 12.45 Giel Stephan, Lagerist, 56 Jahre

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Erdbestattung: 13.30 Hackstein Gerda, Lehrerin, 83 Jahre

Neuer Südfriedhof: Feuerbestattungen:

12.45 Arnold Anna, Angestellte, 93 Jahre 13.30 Zimmerhackl Zita Maria, Schneiderin, 90 Jahre

Bestattungen im Landkreis München

Gemeindefriedhof Gräfelfing: 13.00 Baumer Giovanni, Betriebswirt, 56 Jahre Friedhof Heimstetten: 10.00 Mahler Josefa, Bedienung, 88 Jahre

Kirchenfriedhof Neuried: 11.00 Hagg Hildegard, Versicherungsangestellte, 90 Jahre

Friedhof Planegg:
11.00 Weghorn Charlotte, Handelsfachwirtin, 83 Jahre
Friedhof Unterhaching:
13.00 Troll Anna, Kontoristin, 87 Jah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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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 hygienischer Anspruch war schon immer recht hoch“

Thomas Marktanner ist, so schreibt er selbst, Deutschlands bekanntester Klo-Influencer. Er erzählt, wie aus einer Wette eine Geschäftsidee wurde – und warum es nichts bringt, die Klobrille mit Papier auszulegen.

REDEN WIR ÜBER GELD MIT THOMAS MARKTANNER

Interview von Oliver Klasen

FOTO: ROBERT HAAS

Dass Fragensteller und Interviewpartner gemeinsam das Klo aufsuchen, wäre normalerweise undenkbar. In diesem Fall ist es Teil der Recherche. Thomas Marktanner, 55, testet Toiletten und dokumentiert das per Video. Auf Tiktok und Instagram werden seine Clips teils von Hunderttausenden Menschen gesehen. Das Ganze begann vor ein paar Monaten und ging so stark viral, dass sich inzwischen TV-Sender dafür interessieren und Marktanner eine eigene Toiletten-Test-App herausbringt. Er hat ein Fünf-Sterne-Hotel in München für das Treffen vorgeschlagen. Er zeigt dem Reporter also das obere Ende der Skala, was Toiletten in Deutschland angeht. Und tatsächlich, es ist blitzsauber, riecht nach Seife und im Hintergrund hört man leise Lounge-Musik. Die Fotos entstehen zwischen Waschbecken und Kabine, aber um die anderen Gäste nicht zu stören, findet das eigentliche Gespräch dann doch in der Lobby statt. Es geht um ein Thema, das wirklich jeden betrifft.

SZ: Herr Marktanner, reden wir über Geld. Sie sind auf Social Media schnell erfolgreich geworden, mit ungewöhnlichem Content: Sie testen öffentliche und halböffentliche Toiletten. Trifft, Verzeihung, der Spruch „Man kann auch aus Scheiße Gold machen“ auf Sie zu?

Thomas Marktanner: Vielleicht passt der gar nicht schlecht. Es hat mich ja selber gewundert. Wenn mir vor acht Monaten jemand gesagt hätte, du wirst mal 160 000 Follower haben, hätte ich laut gelacht. Ich bin da so reingerutscht. Alles fing mit einer Wette mit meinem damals 13-jährigen Sohn an.

Worum ging es da?

Er hat auf Tiktok und Youtube öfter Videos geguckt von irgendwelchen Influencern. Und ich hab gesagt: Das kann Papa auch. Papa kann alles?

Ja, das war so aus einer Laune heraus. Wir waren damals in einer Therme am Bodensee, und ich hab aus Spaß die Toiletten abgefilmt, Kabine, Kloschüssel, Waschbecken, noch ein paar Aufnahmen drum herum. Abends hab ich dann bei Tiktok ein kurzes Video hochgeladen. Superschlechte Tonqualität aus heutiger Sicht, mein Sohn hat mir beim Schneiden geholfen, das konnte ich damals ja gar nicht. Tja, und dann lief die Wette.

„Was ich mache, ist Unterhaltung. Es ist ironisch, satirisch und provokant.“

Was war der Wetteinsatz?

20 Euro. 1000 Aufrufe und 50 Likes hätte ich sammeln müssen, um zu gewinnen. Und?

Am nächsten Morgen wollte ich auf mein Handy gucken, hatte aber meine Lesebrille nicht auf und hab es meinem Sohn gegeben, hier guck mal. Er sagte: Papa, du hast 250 000 Views und 15 000 Likes. Ich hab gespürt, da ist Potenzial.

Wie ging es weiter?

Wir waren damals im Urlaub im Oberallgäu. Auf dem Heimweg nach München hab ich dann die Mc-Donalds-Toilette an der Autobahn gefilmt. Das ging noch viel steiler. Das hatte an einem Tag 600 000 Aufrufe, glaube ich. Dann hab ich das eingebunden in meinen Alltag.

Sie sind eigentlich Unternehmensberater.

Ja, ich bin sehr viel unterwegs,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im Ausland. Wann immer ich irgendwo bin, filme ich die Location und schaue mir die Toilette an.

Es gibt bei Ihnen keine Sterne oder Punkte, sondern Schüsseln.

Genau. Der ursprüngliche Gedanke war, ich gehe mit zehn Schüsseln ins Rennen, wenn ich die Toilette betrete. Und dann arbeite ich meine Punkte ab und vergebe Abzüge.

Wofür gibt es Abzüge? Für eine dreckige Klobürste?

Definitiv. Die darf nicht im Siff stehen und muss regelmäßig ausgetauscht werden. Was mir grundsätzlich wichtig ist bei einer Toilette, ist der berühmte erste Eindruck. Sieht es sauber aus? Riecht es angenehm oder zumindest neutral? Fühle ich mich hier wohl oder will ich rückwärts wieder rausgehen? Habe ich alles, was ich brauche? Seife am Waschbecken zum Beispiel. Lauwarmes oder regelbares Wasser. Papierhandtücher. Ich habe eine Aversion gegen diese Handtrockner-Gebläse, ich mag sie einfach nicht. Gut finde ich, wenn die Kabine unten und oben geschlossen ist, wegen der Privatsphäre. Ein Kleiderhaken ist nett. Und ich bin ein Freund von leichter Hintergrundmusik.

Sie kontrollieren auch, wie gut das Internet in der Kabine ist, dabei soll man doch gar nicht auf dem Klo lesen, das verursacht angeblich Hämorrhoiden.

Ja, man sollte erst dann gehen, wenn man wirklich muss und nach zwei oder drei Minuten mit dem Scheißen fertig sein.

Jedes Video beginnen Sie mit den Worten: „So, heute scheißen wir da und da.“ Muss das sein? Sie könnten ja auch sagen: Heute machen wir ein großes Geschäft in Wuppertal.

Das würde aber niemanden interessieren. Diese derbe Sprache, das ist mein Markenzeichen. Die ersten drei bis fünf Sekunden entscheiden, ob die Leute das Video anschauen oder nicht.

Wie viel Zeit nimmt Ihre Tätigkeit als Toiletten-Influencer in Anspruch? Schon so eineinhalb bis zwei Stunden pro Tag.

Ist also definitiv mehr als ein Hobby. Aufnehmen, Schneiden, Vertonen, das kostet viel Zeit und Mühe. Ich habe den Anspruch, dass es gut wird. Und ich habe im Laufe der Zeit ein paar Hundert Euro für Equipment ausgegeben, ein ordentliches Mikrofon zum Beispiel. Außerdem kümmere ich mich um die Community, beantwortete Direktnachrichten. Und ich habe zusammen mit zwei Geschäftspartnern die App entwickelt, die kommt jetzt im Oktober heraus. Jeder, der die runterlädt, kann bewerten. Ich will ein Google Maps für Toiletten sein.

Okay, ich sehe, es ist Ihnen wirklich ernst. Aber wie holt man das Thema Toiletten aus der Hihihi-höhöhö-Ecke? Was ich mache, ist Unterhaltung. Es ist ironisch, satirisch und provokant. Damit spiele ich auch. Aber im Laufe der Zeit ist mir klar geworden, wie ernst die Sache eigentlich ist. Viele Leute sind auf eine öffentliche Toilette angewiesen, einige auch auf eine barrierefreie Toilette. Manche haben mir geschrieben, vielen Dank, jetzt weiß ich, wo ich hingehen kann. Andere melden sich und sagen, sie hätten durch meine Videos ihre Angst vor öffentlichen Toiletten verloren. Wenn das stimmt, das fände ich großartig. Wenn ein Thema, über das ungern gesprochen wird, auf diese Weise enttabuisiert wird.

„In Fast-Food-Restaurants oder auf Autobahnraststätten darf man keine großen Erwartungen haben.“

Sehen Sie sich als eine Art „Sendung mit der Maus“ für das Thema Toiletten? Ein wenig vielleicht. Über die Tests hinaus habe ich ein paar Erklärvideos gemacht, zum Beispiel: Wie ist man im Mittelalter auf Toilette gegangen. Außerdem präsentiere ich meine Top-Klo-Meldungen der Woche. Und es entstehen weitere Formate, bald kommt ein Podcast.

Verdienen Sie an den einzelnen Videos Geld?

Nur in Einzelfällen. Bei Instagram geht finanziell fast gar nichts, bei Tiktok kommt schon mal eine dreistellige Summe rum. Youtube wäre attraktiver, aber das mache ich nur nebenbei. Die Einnahmen kommen woanders her. Nämlich mir?

Ich bin schnell gewachsen bei Tiktok, und bei Instagram noch schneller. Und ich habe eine Engagement-Rate von acht Prozent, das heißt: Acht Prozent der Leute reagieren auf meine Videos. Sie liken, kommentieren oder teilen sie. Das ist das wertvollste Gut als Influencer: Wenn andere deine Videos verbreiten und du nicht mehr darauf angewiesen bist, dass Tiktok oder Insta sie ausspielen. Irgendwann hatte ich eine kritische Masse erreicht – und es kamen die Anfragen von Firmen. Die bezahlen Sie?

Inzwischen mache ich auch Auftragsarbeiten, das hebt langsam ab. Und es gibt Partnerschaften. Ich habe zusammen mit dem Verband kommunaler Unternehmen ein Video zum Welttoilettentag gemacht. Außerdem kooperiere mit mehreren Hotels und Kinos. Ich poste die Videos, die machen ein Gewinnspiel und erreichen bis zu 200 000 Leute in einer Woche. Aber egal, ob Auftragsarbeit oder nicht, mein Ansatz ist immer gleich: Ich komme unangekündigt, inkognito und bewerte fair und ehrlich.

Sie waren schon in Luxus-Hotels, Restaurants, Baumärkten, auf Autobahn-raststätten, im ICE oder am Kölner Dom. Was war die schrecklichste Toilette, die Sie je gesehen haben?

Die am Kölner Dom war schon räudig, allein wegen des Geruchs. Und in München hab ich in der öffentlichen Toilette am Sendlinger Tor nur eine von zehn Schüsseln vergeben. Da kam alles zusammen: dreckig, klebrig, überall Siff. Bei Toiletten in Fast-Food-Restaurants oder auf Autobahnraststätten darf man keine großen Erwartungen haben, aber die Schere geht ordentlich auseinander.

Beschweren sich die Betreiber der Toiletten, die Sie negativ bewertet haben? Nein. Auf eine negative Bewertung kommt von denen nur ganz selten mal eine Reaktion. Hat mich auch gewundert. Ich hatte anfangs Sorge, dass ich Briefe von Anwälten bekomme.

Was war denn die schönste Toilette, die Sie bisher gesehen haben?

Hmm. Eine, die mich wirklich beeindruckt hat, war die im Andaz-Hotel in München. Da hat alles bis ins kleinste Detail gepasst. Auch schön war die Toilette von Feinkost-Käfer, ganz toll gemacht, sehr sauber und mit Sechskant-Brille, das hatte ich bis dato noch nie. Und im Hotel Sofitel, in dem wir jetzt gerade sind, war ich auch sehr zufrieden. Da habe ich die Toilette sogar zweimal getestet.

Warum?

Inwiefern?

Beim ersten Mal habe ich neun von zehn Schüsseln vergeben. Aber das Management hat sich damit nicht zufriedengegeben und nachgebessert.

Beim ersten Mal hatte ich bemängelt, dass die Ersatz-Klopapierrolle auf einem Haken direkt unten neben der Kloschüssel hängt. Das ist für mich ein hygienisches No-Go. Jetzt haben sie die Papierrolle in eine Verpackung eingehüllt. Wenn sich jemand so Gedanken macht, das feiere ich sehr. Das ist genau das, was ich erreichen will.

Ich lege auf öffentlichen Toiletten die Brille immer mit Klopapier aus.

Das bringt fast nichts. Diesen, ich nenne es mal: Arsch-Airbag kann man sich getrost sparen. Erstens ist Toilettenpapier sowieso nicht steril. Mit der Klospülung werden Aerosole in der Kabine verteilt, auch auf das Toilettenpapier. Ist die Klobrille sichtbar sauber und trocken, kann man sich draufsetzen. Die Haut, sofern sie gesund ist und keine Verletzungen aufweist, bildet eine gute Barriere.

Es gibt in der Kriminologie die Broken-Windows-Theorie. Die besagt, sichtbare Zeichen von Verwahrlosung in einem Stadtviertel, Müll auf der Straße oder eingeworfene Scheiben, die nicht repariert werden, ziehen weitere Verwahrlosung nach sich. Weil alle resignieren und sich niemand zuständig fühlt, alles ordentlich zu halten. Gilt das auch für Toiletten?

Da ist etwas dran. Wenn eine Toilette supersauber ist, dann ist mein Anspruch, die mindestens genauso sauber zu hinterlassen. Wenn aber eh schon alles versifft ist, dann ist es mir auch eher egal. Bei öffentlichen Toiletten gab es früher äfter eine Klofrau.

Sagen Sie bitte nicht Klofrau.

Sondern?

Ich sage inzwischen: Reinigungsfachkraft. Ich hab da mein Wording angepasst. Also gut: Die Reinigungsfachkraft, die mit einem Tellerchen im Vorraum der Toilette sitzt, sieht man heutzutage seltener. Stattdessen gibt es, zum Beispiel an Bahnhöfen, Automaten, wo man Geld einwirft und dann geht die Schranke auf. Finden Sie das okay, darf eine Toilette Geld kosten?

Dagegen habe ich nichts. Ich zahle gerne 50 Cent oder einen Euro, wenn alles sauber und die Toilette gut instand gehalten ist.

Wenn eine Toilette eklig aussieht, kann das doch der Vorgänger gewesen sein. Ja, schon. In solchen Fällen schaue ich mir mehrere Kabinen an. Man merkt in aller Regel schnell, ob hier nur an einer Stelle eine Sauerei veranstaltet wurde oder ob wochenlang niemand mehr da war, der putzt.

„Wenn jemand mit den Toiletten-Tests ein Problem hat, dann passen wir wohl nicht zusammen.“

Sie können immer nur die Herrentoilette testen. Bräuchten Sie nicht eigentlich eine Co-Testerin?

Ja. Zumal Frauentoiletten oft schlimmer aussehen als die bei den Herren – das erzählen mir jedenfalls Frauen. Aber bisher hab ich kein weibliches Pendant gefunden, vielleicht hilft da ja künftig die App. Immerhin 30 Prozent meiner Zuseher auf Tiktok sind weiblich. Vielleicht ist die eine oder andere potenzielle Toilettentesterin dabei.

Ihre Website wirkt sehr professionell, gespickt mit Kennzahlen, Referenzen und Projektideen. Da kommt der Unternehmensberater durch.

(lacht) Klar, ich überlege immer, was sind die nächsten Steps, um daraus ein Business aufzuziehen. Um wiederkehrend Geld einzunehmen. Das ist tief in mir drin. Berufskrankheit sozusagen.

Unternehmerisch denken, Businesspläne machen, Schritt für Schritt eine Firma hochziehen: Haben Sie das vom Elternhaus mitbekommen?

Also, ich komme nicht aus einem reichen Elternhaus, ganz im Gegenteil. Ich bin im Allgäu aufgewachsen, sehr bodenständig, bescheiden.

Viel Geld zu verdienen, war das ein Kriterium bei der Berufswahl?

Null. Geld war nie mein Maßstab. Auch bei der Entscheidung für die Selbständigkeit hat das keine große Rolle gespielt. Ich war 15 Jahre lang angestellt, in der Vertriebsleitung, beim Aufbau von Vertrieben. Später war ich einige Zeit bei einem Start-up in Berlin, das für viel Geld verkauft wurde. Dann kam der Punkt, an dem ich mich gefragt habe: Warum setzt du dein Wissen und deine Arbeitszeit immer für die anderen ein? Ich will das jetzt mal selbst machen.

Haben Sie keine Angst, dass Ihr Hauptjob als Unternehmensberater Schaden nimmt durch die Toilettensache?

Nein, ich habe das Glück, mir als Selbständiger meine Kunden aussuchen zu können. Und wenn jemand mit den Toiletten-Tests ein Problem hat, dann passen wir wohl nicht zusammen.

Können Sie sich vorstellen, irgendwann hauptberuflich als Toiletten-Influencer zu arbeiten?

Noch nicht. Mein Haupt-Business ist schon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Aber ich schließe nichts aus. Wenn ein, zwei Sponsoren aufspringen, ein Hygienepapierhersteller oder Reinigungsmittelhersteller vielleicht, warum nicht. Ich hab mich mein ganzes Leben lang treiben lassen von Geschäftsideen und von dem, was kommt. Wer putzt bei Ihnen zu Hause die Toilette?

Teilweise ich, teilweise meine Freundin. Ich mache es relativ oft. Ich habe da auch immer so kleine Zwischenreinigungsschritte. Mal extra mit der Bürste durchgehen, Klosteine erneuern und so weiter. Wenn man wochenlang nichts tut, wird es ekelhaft. Mein hygienischer Anspruch war schon immer recht hoch.

Das heißt, man könnte als Gast bei Ihnen jederzeit klingeln und würde eine fast perfekt saubere Toilette vorfinden? Selbstverständlich.

Wer kauft Deutschlands Gasspeicher?

Die Regierung will den Importeur und Betreiber Uniper privatisieren. Neben Finanzinvestoren sind ein deutscher Rivale und ein dubioser Milliardär interessiert.

Düsseldorf – Die Füllstände der deutschen Gasspeicher machen gerade Schlagzeilen. Fachleute warnen, die riesigen unterirdischen Lager seien vor dem Winter nicht voll genug. Größter Betreiber dieser strategisch wichtigen Speicher ist der Düsseldorfer Energiekonzern Uniper. Das Unternehmen mit 7000 Beschäftigten weltweit gehört seit der Rettung durch den Staat der Bundesregierung, soll aber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privatisiert werden. Es gibt einige Interessenten – darunter der Essener Rivale RWE, Finanzinvestoren und offenbar auch der umstrittene tschechische Milliardär Daniel Křetínský.

Das Dax-Mitglied RWE, Deutschlands größter Stromproduzent, hat zusammen mit dem US-Finanzinvestor KKR ein unverbindliches Angebot eingereicht. RWE-Chef Markus Krebber sagt jedoch, er strebe keine Übernahme an, das sei allein schon aus kartellrechtlichen Gründen nicht möglich. RWEs Engagement würde im Falle eines Zuschlags „sehr, sehr begrenzt und klein“ sein, sagte der Manager nu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Der amerikanische Finanzinvestor Apollo hat ebenfalls Interesse an Uniper angemeldet. Das berichtet die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unter Berufung auf nicht näher benannte Insider.

Schon vorher kursierten andere Namen von Bietern: darunter der staatlich kontrollierte Energiekonzern Equinor aus Norwegen, der Pensionsfonds CPPIB und der Finanzinvestor Brookfield aus Kanada sowie die EPH-Gruppe von Daniel Křetínský. Dem Tschechen gehören in Deutschland bereits die Braunkohlekraftwerke und -tagebaue in der Lausitz und die Mehrheit am Düsseldorfer Großhändler Metro. Der öffentlichkeitsscheue – Kritiker sagen: undurchsichtige – Milliardär war auch zeitweise an Thyssenkrupps Stahlsparte beteiligt.

Angebote konnten bis 21. September eingereicht werden. Der Bundesregierung gehören gut 99 Prozent der Uniper-Aktien, doch sie will die meisten Anteile verkaufen und künftig nur noch 25 Prozent plus eine Aktie halten. Diese Sperrmino-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rität reicht, um weiter mitreden zu können bei der wichtigen Energiefirma. Die Regierung will die Anteile entweder an große Investoren verkaufen oder über einen Börsengang, oder sie kombiniert beide Wege. Entscheidet sich die Regierung für einen Börsengang, könnte dieser schon Anfang kommenden Jahres stattfinden.

Blick auf Unipers Gas- und Kohlekraftwerk Scholven in Gelsenkirchen: Der Konzern importiert und speichert Gas und betreibt Kraftwerke. FOTO: JOCHEN TACK/IMAGO

Arbeitnehmervertreter lehnen einen Verkauf an Finanzinvestoren oder Rivalen ab. „Wir sehen die große Gefahr einer anschließenden Zerschlagung, vor der unsere Mitarbeitenden Angst haben“, sagt Konzernbetriebsratschef Martin Geilhorn. „Nur ein Börsengang würde Uniper als Ganzes erhalten.“

Brüssel verlangt, dass der Staat Anteile abgibt

Dass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überhaupt von Aktien trennen muss, liegt an Auflagen der EU-Kommission. Die Brüsseler Wettbewerbshüter erlaubten Unipers Rettung vor vier Jahren nur unter der Bedingung, dass der Staatsanteil bis 2028 von 99 Prozent auf gut 25 Prozent oder weniger sinkt. Ursache der Krise war, dass Gazprom nach Ausbruch des Ukraine-Kriegs plötzlich die Gasexporte gekappt hatte. Als der Gasfluss aus Russland versiegte, mussten die Düsseldorfer die fehlenden Mengen teuer auf den Märkten zu-kaufen, um die langfristigen Lieferverträge erfüllen zu können. Die Verstaatlichung durch den Bund diente dazu, eine Pleite abzuwenden.

Uniper ist nicht bloß größter Gasimporteur und -speicherbetreiber des Landes, sondern produziert auch Strom. Den Düsseldorfern gehören Steinkohle- und Gaskraftwerke in Deutschland, den Niederlanden und Großbritannien. In Deutschland und Schweden verfügt der Konzern zudem über Wasserkraftwerke, in Schweden besitzt Uniper außerdem Anteile an den drei Kernkraftwerken des Landes.

Vorstandschef Michael Lewis will bis 2030 fast 1,5 Milliarden Euro in Wasserkraft, Wind- und Solarparks sowie mehr als 2,5 Milliarden Euro in Gaskraftwerke investieren. Die Firma beteiligt sich an den Ausschreibung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neue Gaskraftwerke. Die Betreiber sollen Geld dafür erhalten, diese Kraftwerke vorzuhalten für jene Stunden, in denen Wind und Sonne nicht genug Strom erzeugen. Björn Finke

DAX

WELTBÖRSEN IM ÜBERBLICK

8.10.2026	Kurs	± in %
		z. Vortag
AEX Niederlande	1121,2	+0,31%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8823,2	-0,80%
ATX Österreich	6560,6	-0,78%
BIST 100 Türkei	12.213,6	+0,75%
Bovespa Brasilien	205.937,8	+0,64%
CAC-40 Frankreich	7729,7	-0,51%

S-DAX

8.10.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didas $\bullet$	146,50	-0,17	196,40	129,95	26,37	2,80	15,54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187,32	-0,04	221,25	157,48	148,41	3,20	25,91
Allianz SE $\bullet \circ$	413,40	-0,93	454,60	338,80	157,27	17,10	13,10
BASF SE $\bullet$	51,77	1,15	55,05	41,48	46,21	2,25	17,85
Bayer $\bullet$	42,59	-3,14	53,92	25,78	41,84	0,11	10,02
Beiersdorf	77,56	0,47	110,15	67,08	18,82	1,00	17,01
BMW St. $\bullet$	52,18	-2,76	97,92	51,98	29,28	4,40	8,36
Brenntag SE	61,26	-0,45	66,86	43,72	8,85	1,90	17,45
Commerzbank	37,64	-2,39	43,37	29,01	40,68	1,10	11,80
Continental	68,10	-3,13	77,50	53,10	13,62	2,70	10,27
Daimler Truck Hldg.	40,69	0,02	50,08	33,46	31,15	1,90	11,63
Deutsche Bank $\bullet$	29,66	-0,65	35,85	23,82	56,67	1,00	8,26
Deutsche Börse $\bullet$	292,60	0,14	296,80	200,10	54,51	4,20	24,53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26,83	-0,59	34,36	23,53	130,12	1,00	11,72
DHL $\bullet$	54,94	-1,12	58,90	38,37	63,18	1,90	16,35
E.ON SE	16,97	0,44	20,39	14,98	44,81	0,57	15,28
Fres.Med.Care	36,72	-1,87	47,86	34,57	10,77	1,49	8,48
Fresenius SE	41,59	-3,92	52,96	35,11	19,05	1,05	11,43
GEA Group	67,35	-0,74	69,00	53,45	10,96	1,30	19,64
Hannover Rück SE	262,40	0,15	281,20	223,40	31,64	12,50	11,45
Heidelberg Materials	139,80	-1,31	241,80	137,20	24,66	3,60	10,76
Henkel Vz.	73,84	-0,38	84,20	61,28	13,16	2,07	12,93
Hochtief	390,20	-2,50	554,00	242,40	30,32	6,60	29,38
Infineon Techn. $\bullet$	58,90	-3,36	88,83	31,27	76,92	0,35	36,13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39,03	-2,02	62,34	38,89	37,58	3,50	7,48
Merck	135,70	-3,18	148,80	100,70	17,54	2,20	16,14
MTU Aero Eng.	343,70	-2,11	404,80	265,20	18,50	3,60	17,54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519,00	0,46	574,40	437,40	67,80	24,00	10,20
Qiagen (NL) $\star$	39,58	-3,00	47,60	27,56	8,18	0,35	18,32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934,90	0,94	1966,0	900,20	43,01	11,50	24,51
RWE	57,24	-1,14	62,00	39,36	44,65	1,20	21,28
SAP SE $\bullet \circ$	184,62	-1,60	244,30	127,50	226,81	2,50	25,46
Scout24 SE	71,25	3,04	104,20	62,70	5,13	1,50	17,46
Siemens $\bullet \circ$	264,25	-2,56	291,70	198,00	211,40	5,35	24,11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142,50	-0,77	191,66	94,40	122,71	0,70	31,95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38,26	-0,78	49,71	32,81	43,16	1,00	16,63
Symrise	90,94	-0,11	95,00	64,70	12,71	1,25	22,85
Volkswagen Vz	66,60	-4,50	109,15	66,60	13,73	5,26	3,32
Vonovia SE	16,21	-3,25	28,90	16,19	13,75	1,25	7,98
Zalando SE	22,81	1,11	30,43	18,61	6,03		15,73

8.10.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Divi-divende
1&1	23,00	-3,77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1,80	-0,91	0,52
Alzchem Group	160,00	-1,30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57,40	-5,59	—
Atoss Software SE*	84,50	-0,12	2,28
Basler	22,60	-4,24	0,11
Befesa (LU)	34,65	-1,14	0,64
Boss	37,90	0,32	0,04
Cancom SE	22,25	-0,22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1,06	-2,39	0,55
Cewe Stiftung	111,00	-0,72	3,00
Dermapharm Hldg. SE	38,15	-1,93	0,88
Douglas	6,95	-1,84	—
Drägerwerk Vz*	111,40	-1,42	2,27
Dt. Beteiligungs	19,00	-0,94	1,00
Dt. Euroshop	15,62	-3,22	1,00
Dt. Pfandbriefbank	2,90	-3,53	—
Dürr	16,18	-1,82	0,80
Eckert & Ziegler SE*	12,16	-0,33	0,22
Einhell Germany	63,10	-1,10	1,90
Energiekontor	23,25	-3,33	1,00
Evotec SE*	2,81	-4,36	—
Fielmann Grp.	37,15	-0,93	1,40
Fr. Worwerk Grp. SE	62,15	-1,35	1,10
GFT Techn. SE	25,65	0,20	0,50
Grand City Propert. (LU)	6,66	-3,34	0,30
Grenke	9,73	-0,82	0,42
Hamborner Reit	3,99	-0,50	0,39
Heidelbg.Druck	1,36	-1,87	—
HelloFresh SE	2,51	3,84	—
Hornbach Hldg.	83,50	0,12	2,40
Hypoport SE	67,75	0,07	—
Indus	36,70	-7,32	1,30
init innovation SE	43,30	-0,92	0,90
Jost Werke SE	58,90	-3,28	1,50
Jungheinrich	21,06	-5,56	0,29
Kontron (AT) *	20,48	-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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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TERE AKTIEN

8.10.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2,96	-4,34	—
Adler Group (LU)	0,09	-3,85	—
Adobe (US)	208,45	2,21	—
Adran Hldg. Inc. (US)	6,76	-1,33	—
Adv. Micro Devices (US)	552,00	-3,66	—
Aegon Ltd. (BM)	7,40	-1,44	0,40
Air France KLM (FR)	11,11	-2,67	—
Akamai (US)	89,83	-3,54	—
Alibaba ADR (CN)	94,20	-1,36	1,05
Align (US)	123,05	-1,32	—
Allane SE	13,30	0,00	—
Altria (US)	63,82	2,84	4,16
Amadeus Fire	16,86	0,96	—
Amadeus IT (ES)	51,54	-1,07	1,42
ams-OSRAM (AT)	24,10	-6,59	—
Anglo Ameri. PLC (GB)	47,03	-3,05	0,23
Applied Mats. (US)	451,80	-2,73	2,05
Arcelor-Mittal (LU)	54,54	-5,35	—
AT & S (AT)	213,00	-2,96	—
AT&T (US)	22,12	1,00	1,11
Aumann	13,50	-2,17	1,11
Baader Bank	6,60	0,00	0,20
Baidu ADR (US)	74,90	-2,85	—
Ballard Power (CA)	1,74	-2,42	—
Bank of America (US)	47,32	-0,70	1,08
Bastei Lübbe	6,28	-0,63	0,25
Baywa	8,22	0,00	—
BayWa vNA	2,45	-1,01	—
BB Biotech N (CH)	51,00	-4,67	2,25
Berkshire Hath. B (US)	457,00	1,29	—
Bertrandt	8,52	-1,39	—
bet-at-home.com	2,98	0,00	—
Biofrontera	3,04	-4,10	—

Wer riestert, der rostet

DAX-40 Deutschland	24.807,0	-1,18%
Dow Jones USA	51.231,6	+0,10%
Euro-Stoxx-50 Europa	6126,7	-0,87%
Hang-Seng Hongkong	23.742,6	-1,60%
IBEX 35 Spanien	18.928,9	-0,99%
Infront GB 100 Großbrit.	10.532,4	+0,52%
Infront IT 40 Italien	49.664,2	-0,68%
MDAX Deutschland	29.506,8	-2,01%

8.10.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ixtron SE*	36,50	-4,07	62,66	11,68	4,14	0,15	48,03
Aroundtown (LU)	1,47	-3,79	3,30	1,47	1,61	0,08	6,40
Aumovio SE	34,25	-8,79	47,02	32,44	3,43	-	13,48
Aurubis	154,80	-0,06	225,20	102,00	6,96	1,60	17,81
Auto1 Group SE	16,00	-1,23	31,38	14,46	3,55	-	24,24
Bechtle*	34,36	-0,06	45,14	24,56	4,33	0,70	17,71
Bilfinger SE	53,95	-1,82	129,30	53,90	2,03	2,80	8,21
CTS Eventim	56,75	1,70	86,35	48,26	5,45	1,44	16,84
Delivery Hero SE	36,42	-0,03	39,83	14,80	11,16	-	-
Deutsche Lufthansa	7,26	-2,58	10,29	6,72	8,73	0,33	6,85
Deutz	10,80	-1,91	13,35	7,33	1,81	0,18	11,74
DWS Group	66,00	-1,86	78,75	50,20	13,20	3,00	13,81
Elmos Semicond. SE*	147,20	-5,28	206,00	77,90	2,53	1,50	20,94
Evonik Industries	20,98	0,29	21,26	12,49	9,78	1,00	13,45
flatexDegiro	25,84	1,57	43,24	25,06	2,85	0,30	12,92
Fraport	57,30	-3,21	86,95	57,00	5,30	1,00	14,65
freenet*	22,38	-2,44	33,92	22,16	2,66	2,07	10,13
Fuchs SE Vz.	43,96	1,06	44,34	31,80	2,88	1,23	17,04
Hella	69,00	-1,00	85,30	67,90	7,67	0,22	48,94
Hensoldt*	74,68	-0,61	110,30	63,18	8,63	0,55	40,15
Ionos Group SE*	32,62	0,00	35,68	20,90	4,57	-	15,31
Jenoptik*	40,44	-2,08	48,42	18,15	2,31	0,40	23,51
K+S	14,99	-1,06	18,69	10,35	2,68	0,07	11,27
Kion	33,50	-1,35	70,45	32,70	4,40	0,62	8,86
Knorr-Bremse	97,80	-2,20	115,60	77,40	15,77	1,90	19,92
Krones	104,00	-0,57	144,20	103,20	3,29	2,80	9,70
Lanxess	12,48	-3,18	22,02	11,03	1,08	0,10	25,47
LEG Immobilien SE	44,36	-1,99	71,65	44,30	3,41	2,92	6,44
Nemetschek SE*	64,25	-1,38	110,10	50,45	7,42	0,68	24,25
Nordex SE*	34,40	-3,04	51,70	21,86	8,15	-	18,70
Porsche	40,96	-4,01	50,66	35,62	18,66	1,01	23,95
Porsche Hldg. SE	24,55	-3,08	41,52	24,29	3,76	1,51	2,24
Puma SE	22,40	-2,61	30,31	15,30	3,32	-	-
Rational	557,00	-1,68	776,50	553,50	6,33	20,00	22,67
Renk Group	33,95	-1,42	79,93	33,49	3,40	0,58	18,25
RTL Group (LI)	29,00	2,11	39,00	28,30	4,49	5,50	12,39
Salzgitter	44,04	-3,38	67,60	26,66	2,65	0,20	8,84
Sartorius Vz.*	246,90	-5,04	271,90	198,50	9,24	0,74	44,73
Schaeffler	6,01	-4,15	11,98	5,86	5,68	0,30	13,07
Siltronic*	80,50	-4,11	108,80	41,72	2,66	-	-
Ströer SE	35,72	-0,83	47,65	28,85	1,97	1,85	11,75
Suss MicroTec SE*	65,25	-0,38	118,40	25,80	1,25	0,04	33,12
TAG Immob.	10,25	-4,56	16,80	10,25	1,95	0,40	6,74
Talanx	118,70	-0,67	128,80	97,65	30,65	3,60	11,40
Thyssenkrupp	12,84	-4,29	15,87	7,12	7,99	0,15	25,18
TKMS	74,80	0,13	108,80	57,00	4,75	-	37,97
Traton SE	32,84	-1,26	41,38	25,78	16,42	0,93	8,55
TUI	6,63	-2,59	9,56	6,08	3,36	0,10	5,39
United Internet*	23,30	-3,08	30,22	22,24	4,47	0,50	11,89
Wacker Chemie	87,85	-0,73	105,60	62,25	4,58	-	2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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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zia SE	6,72	-1,7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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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tt Pharma	24,65	-1,99	0,18
Secunet Security	247,00	-4,45	2,58
SFC Energy	19,12	-4,64	—
SGL Carbon SE	5,35	-1,11	—
Shelly Group SE (BG)	65,10	-0,61	0,13
Sixt SE St.	69,00	-0,58	3,20
SMA Solar Techn.*	57,95	-1,45	—
Springer Nature	20,45	-0,24	0,83
Stabilus SE	15,04	-3,34	0,35
Sto SE	97,20	-0,82	3,31
Südzucker	11,84	-4,52	—
TeamViewer SE*	6,61	-1,71	—
tonies SE (LU)	11,54	-0,86	—
Verbio SE*	24,80	-0,96	—
Vincorion SE	18,00	-2,07	—
Vossloh	49,40	-2,18	1,15
Wacker Neuson SE	22,50	-1,10	0,70

Biogen (US)	195,10	-2,72	—
BioNTech	83,55	-3,41	—
Bombardier B (CA)	186,35	-1,74	—
Booking (US)	139,45	-0,39	1,57
Brain Biotech	2,69	-4,61	—
Branicks Group	0,43	6,17	—
Bristol-Myers Sq. (US)	52,49	-0,87	2,49
BYD CO. (CN) (CN)	8,32	-1,09	—
Carrefour (FR)	16,03	1,04	0,97
Ceconomy	4,24	-1,17	—
Cenit	8,94	-0,22	—
Cherry SE	1,04	-0,96	—
Citigroup (US)	112,60	0,09	2,32
Colgate Palm. (US)	78,60	1,68	2,11
Conoco Philips (US)	120,00	2,99	3,18
Corestate Capital (LI)	0,18	0,28	—
Covestro	60,20	-0,17	—
Danaher Corp. (US)	189,15	-3,64	1,28
Deere (US)	585,40	-1,61	6,48
Delticom	2,20	0,00	0,12
DMG Mori	46,30	-0,43	1,03
Drägerwerk St.	88,20	-0,68	2,21
eBay (US)	95,67	0,76	1,16
Eli Lilly (US)	1035,0	-3,72	6,00
ElringKlinger	4,84	-0,10	0,15
Epigenomics konv.	0,91	0,00	—
Equinor (NO)	38,50	2,56	14,64
Ericsson B (SE)	8,46	0,57	3,00
Eurofins Scien. (LU)	76,44	-0,08	0,72
Exxon Mobil (US)	150,32	2,69	4,00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Leo Int.Prec. Health	11,00	0,00	-
Linde PLC (IE)	430,00	-0,46	6,00
Lloyds Banking (GB)	1,20	-0,91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48,00	-0,88	13,35
MasterCard (US)	513,60	0,51	3,15
MAX Automation SE	2,75	0,00	-
Medtronic (IE)	78,66	2,66	2,84
Meta Platforms (US)	639,60	-0,99	2,10
Micron Techn. (US)	923,60	-4,83	0,46
Moderna (US)	175,04	0,90	-
Multitude (CH)	5,76	1,05	0,55
MVV Energie	30,00	0,67	1,30
Nakiki	0,22	-6,87	-
Netflix (US)	63,03	1,69	-
Newmont Corp. (US)	102,64	0,65	1,00
NFON	3,32	-1,19	-
Nintendo (JP)	44,56	1,03	219,0
Nvidia (US)	205,55	-2,91	0,52
OHB SE*	162,00	1,50	0,59
OMV (AT)	74,65	2,47	4,40
Oracle (US)	120,62	-6,44	2,00
Orange (FR)	14,23	-0,14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0,55	0,00	1,83
Panasonic (JP)	24,99	-5,36	40,00
paragon GmbH	0,70	-5,38	-
PayPal (US)	49,10	0,18	0,28
Pepsico (US)	113,82	2,21	5,62
Pfeiffer Vac.	166,80	-0,12	7,32
Pfisterer SE	65,00	-4,20	0,85
Pfizer (US)	24,83	-0,90	1,72

MSCI-World Welt	4958,0*	-0,54%
Nasdaq-100 USA	30.725,8	-1,39%
Nikkei 225 Japan	69.221,1	-1,34%
OBX Oslo Norwegen	1954,3	+0,03%
OMX Schweden	1104,1	-0,73%
OMX Index Finnland	13.485,0	-1,07%
OMXC 20 Dänemark	1495,2	-0,92%
PX Tschechien	2545,3	-0,81%

First Sensor	53,00	0,00	0,47
Ford (US)	10,88	1,07	0,60
Formycon	18,52	-2,83	-
Fortec Elektronik	11,00	0,00	0,40
Freeport-McM. (US)	63,58	-0,53	0,60
Fuchs SE	37,35	-0,13	1,22
GE Aerospace (US)	272,05	-0,44	1,44
Geely (CN)	1,66	-2,59	0,50
General Motors (US)	72,13	-0,57	0,63
Generali (IT)	40,82	-2,76	1,64
Gesco	13,90	-0,71	0,20
Gigaset	0,01	0,00	-
Gilead Sciences (US)	130,52	1,78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W)	0,41	-0,48	-
Grammer	12,60	0,00	-
H+R	6,62	0,61	-
Halliburton (US)	28,64	-1,28	0,68
Hamburger Hafen	21,40	0,47	-
Hapag-Lloyd	133,60	-1,33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12	-1,99	0,72
Harmony Gold (ZA)	13,80	-1,78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14,75	0,34	1,00
Heineken (NL)	70,50	0,14	1,92
Henkel St.	67,25	-0,30	2,05
Hennes&Mauritz (SE)	14,30	2,18	7,10
Hoenle	7,38	0,27	-
Holcim N (CH)	67,00	-3,40	-
Instone Real Estate	6,00	-1,32	0,43
Intershop Communic.	1,35	-0,74	-
JD.com ADR (CN)	23,95	-0,42	1,00
Koenig & Bauer	8,82	3,16	-
Kone Corp. (FI)	52,14	-0,72	1,80
KPS	0,24	1,72	-
Kraft Heinz Co (US)	20,07	2,51	1,60
Leifheit	10,75	-3,15	1,20

Engie (FR) ●	22,70	0,13	■	29,85	18,84	57,71	1,35	11,07
Eni (IT) ●	24,93	3,27	■	25,00	14,57	78,43	1,07	9,27
EssiliorLuxottica (FR) ●○	143,00	■ -2,39	■	323,50	138,40	66,39	4,00	19,94
Ferrari (NL) ●	344,00	0,22	■	376,70	268,90	60,98	3,62	38,48
GSK PLC (GB) ○	20,52	■ -2,19	■	26,02	18,33	83,01	0,66 GBP	8,92
Hermes Internat. (FR) ●○	1274,0	■ -0,23	■	2288,0	1263,0	134,50	13,03	28,66
HSBC (GB) ○	16,35	■ -2,38	■	19,01	11,10	280,19	0,75 USD	10,83
Iberdrola (ES) ●○	21,00	0,77	■	22,00	15,93	140,14	0,01	21,21
Inditex (ES) ●	52,92	■ -1,64	■	59,14	46,00	164,93	1,75	24,61
ING Group (NL) ●○	29,66	■ -1,30	■	32,33	20,33	85,21	1,09	12,05
Intesa Sanpaolo (IT) ●○	6,14	■ -1,88	■	6,94	4,80	109,35	0,38	10,41
L'Oréal (FR) ●○	373,85	0,00	■	405,15	339,85	199,13	7,31	26,68
London St. Exch. (GB) ○	102,00	4,02	■	115,40	83,00	49,19	1,50 GBP	17,46
LVMH (FR) ●○	382,35	■ -2,11	■	654,00	377,35	189,11	13,00	17,58
National Grid (GB) ○	13,52	0,48	■	16,40	12,50	67,94	0,48 GBP	13,17
Nestle (CH) ○	81,94	1,00	■	93,80	76,50	211,12	3,10 CHF	16,61
Nokia (FI) ●	8,91	■ -6,66	■	14,97	4,45	51,19	0,14	24,09
Nordea Bank AB (FI) ●	16,75	■ -0,45	■	18,03	13,83	57,00	0,96	11,55
Novartis (CH) ○	126,80	■ -1,25	■	144,08	105,36	258,02	3,70 CHF	17,01

technotrans SE	27,10	-3,39	0,83
Telefónica (ES)	3,42	-0,09	0,30
Tencent (CN)	47,62	-0,58	5,30
Tesla (US)	330,00	-2,24	-
Teva ADR (IL)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256,00	-2,57	5,56
thyssenkr. nucera	8,51	-2,69	-
Tomra Systems (NO)	8,32	-4,86	2,15
Toyota Motor (JP)	16,50	1,91	95,00
Unibail-Rod.Wfd. (FR)	86,20	-3,54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74	4,80	0,52
Vale (BR)	11,90	-1,62	5,48
Veolia Envir. (FR)	30,80	0,23	1,50
Verizon (US)	41,23	-0,97	2,74
Vestas Wind (DK)	24,85	-3,72	0,74
Villeroy & Boch	12,80	-2,29	0,85
Vita 34	2,97	-0,34	-
Vivendi (FR)	1,42	2,90	0,04
Vodafone (GB)	1,47	-2,33	0,04
Voestalpine (AT)	41,80	-5,13	0,75
Volkswagen St.	67,15	-4,55	5,20
Voltatron	3,28	0,00	-
WashTec	32,60	-0,91	2,50
Wells Fargo (US)	71,37	-0,90	1,70
Westwing Group SE	12,30	-0,40	-
Wolters Kluwer (NL)	72,92	3,02	2,52
Zeal Network SE	39,60	-0,25	1,40

Scalable Capital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Veränderung in Prozent zum Vortag

Novo Nordisk (DK) ◦	34,00	-0,44	54,86	30,29	115,26	11,70 DKK	12,26
Prosus (NL) ◆	35,65	1,42	63,58	34,71	77,94	–	7,83
Relx (GB) ◦	30,46	-0,20	40,98	23,44	53,09	0,68 GBP	17,61
Richemont (CH) ◦	180,10	-2,78	215,30	140,40	96,82	4,30 CHF	23,62
Rio Tinto (GB) ◦	83,06	-0,14	95,90	56,68	104,26	3,00 GBP	11,23
Roche PS (CH) ◦	379,00	-1,02	411,60	278,70	266,27	19,60 CHF	17,35
Rolls-Royce Grp. (GB) ◦	16,58	-1,38	18,74	11,50	137,62	0,10 GBP	40,26
Safran (FR) ◦◇	311,00	-4,48	366,00	264,00	130,11	3,35	25,49
Saint Gobain (FR) ◦	64,78	-0,67	91,32	63,82	32,06	2,30	10,07
Sanofi (FR) ◦◇	71,53	-0,13	90,46	69,89	86,39	4,12	8,16
Schneider Electric (FR) ◦◇	260,60	1,34	311,75	221,65	150,78	4,20	25,18
Shell (GB) ◦	44,42	2,58	45,00	29,54	254,48	0,93	11,08
TotalEnergies (FR) ◦◇	77,00	2,39	81,42	49,46	175,69	3,40	7,50
UBS (CH) ◦	42,25	0,12	48,00	31,14	138,49	1,10 USD	13,87
UniCredit (IT) ◦◇	75,82	-2,58	86,07	57,10	118,10	3,15	10,07
Unilever PLC (GB) ◦	54,85	0,38	63,27	47,00	119,63	1,24 GBP	18,91
Vinci (FR) ◦◇	107,55	-0,37	143,00	104,90	63,26	5,00	11,02
Zurich Insurance (CH) ◦	614,60	-0,10	681,20	573,40	92,94	30,00 CHF	14,23

8.10.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in Mrd.€	Divi-dende	KGV2026
			Hoch	Tief
ABB (CH) ◦	84,76	-1,58	96,76	58,00	154,53	0,94 CHF	33,34
Adyen (NL) ◦	856,90	-0,99	1600,0	784,30	27,16	-	22,25
Ahold (NL) ◦	31,78	-0,22	42,47	30,36	27,74	1,24	11,11
Air Liquide (FR) ◦◇	168,04	-0,02	181,20	140,91	107,24	3,36	26,46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7,84	1,25	76,00	50,86	121,92	1,15	17,67
Argenx (NL) ◦	735,60	-10,53	910,00	566,40	46,26	-	30,04
ASML Holding (NL) ◦◇	1598,0	-0,87	1741,4	804,00	620,26	4,58	42,78
AstraZeneca (GB) ◦	142,00	-1,01	180,45	134,00	220,25	4,04 GBP	14,95
AXA (FR) ◦◇	41,54	-1,12	45,79	36,58	86,86	2,32	9,82
Banco Bilb. (BBVA) (ES) ◦◇	23,03	-2,37	25,76	15,57	128,54	1,33	11,63
Banco Santander (ES) ◦◇	12,06	-0,35	13,04	8,16	175,58	0,24	12,06
Barclays (GB) ◦	5,04	-1,10	6,31	4,03	67,42	0,09 GBP	8,07
BAT (GB) ◦	49,44	2,57	57,26	42,95	106,65	2,40 GBP	11,45
BNP Paribas (FR) ◦◇	89,50	-1,90	113,56	65,01	98,59	2,57	7,83
BP (GB) ◦	6,89	3,66	7,01	4,60	108,22	0,33 USD	8,34
Danone (FR) ◦	59,60	0,40	80,00	57,52	40,73	2,25	14,29
Enel (IT) ◦◇	8,79	0,61	10,29	8,28	89,34	0,49	12,21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S&P BSE Sensex Indien	71.593,2	-1,44%
S&P-500 USA	7765,4	-0,47%
S&P-TSX Kanada	35.145,4	+0,30%
Shanghai Comp. China	3811,9	-0,79%
SMI Schweiz	13.637,0	-1,24%
Stoxx-Europe-50 Europa	5259,7	-0,64%
TecDAX Deutschland	3965,5	-2,05%
WIG 20 Polen	4128,8	-0,63%

Immobilienfonds im Vergleich

Titel	ISIN	Preis08.10.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6 M	1 J.	3 J.	5 J.
Catella PaRhei Dutch Resid*	DE000A1J3M01	14,37 €	3,08	4,96	13,71	18,27	-	Ausschüttend (0,23€)
Catella Cat Dutch Resid II*	DE000A2JJ1A1	10,76 €	2,34	5,55	9,76	16,19	1,20	Ausschüttend (0,36€)
Deka Immo b Europa	DE0009809566	48,26 €	1,28	2,23	7,44	13,76	2,91	Ausschüttend (1,10€)
Catella Multiten. Stiftung*	DE000A1J3MZ0	12,49 €	-0,08	0,80	6,72	8,36	1,40	Ausschüttend (0,45€)
Deka Immo b Global	DE0007483612	55,32 €	1,26	1,96	6,08	10,44	3,30	Ausschüttend (1,00€)
Commerz hausInvest	DE0009807016	44,20 €	0,93	1,69	5,89	11,20	3,47	Ausschüttend (0,35€)
UniRealEst Unilmmo:Dt.*	DE0009805507	92,11 €	0,95	1,40	4,57	10,33	1,13	Ausschüttend (2,80€)
Catella Mod Wohnen	DE000A2DP6B6	9,56 €	1,43	2,27	4,36	6,56	0,39	Ausschüttend (0,39€)
Catella European R	DE000A0M98N2	14,34 €	0,07	1,50	3,46	17,68	1,69	Ausschüttend (0,56€)
Catella Cat.Scandia Chance*	DE000A1JGCQ6	12,84 €	-1,76	-0,06	2,32	10,43	1,45	Ausschüttend (0,44€)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DWS

Persp Dynamisch CF

€

127,37

121,30

+9,42

+11,53

+60,04

DE000DK0V6U7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Philip Morris (US)	177,76	5,25	7,11
Philips (NL)	21,48	-0,42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30	2,93	0,05
ProCredit Hldg.	8,49	0,00	0,47
Prosus (NL)●	35,65	1,42	-
Prudential (GB)	10,47	-3,81	0,14
Q.Beyond konv.	3,38	3,05	-
Qualcomm (US)	153,24	-3,01	3,62
Raiffeisen Int. (AT)	55,90	-7,98	1,60
Renault (FR)	25,92	-2,37	2,20
Repsol (ES)	30,20	4,82	0,50
Roche I (CH)	391,40	0,36	10,80
RTX Corp. (US)	159,90	-2,65	2,72
Ryanair (IE)	23,63	-0,92	0,39
Samsung El. GDR	4210,0	-5,82	28,96
Samsung El. Vz GDR	3190,0	-3,92	12,95
Sartorius St.	206,00	0,49	0,73
Shopify (CA)	146,84	-1,18	-
Singulus Techn.	9,90	-1,00	-
Sixt SE Vz.	54,20	-2,69	3,22
Snap (US)	5,16	0,78	-
SNP Schneider-Neu. SE92,60		1,09	-
Societe Generale (FR)	62,56	-1,77	1,61
Softbank (JP)	32,20	-9,28	11,00
Sony (JP)	21,26	0,28	24,51
SpaceX (US)	143,08	-4,51	-
Spotify	456,00	5,68	-
Starbucks Corp. (US)	82,13	-1,75	2,45
STMicroelectron (NL)	47,20	-5,83	0,36
Stratec	22,25	-0,22	0,60
STS Group	3,93	0,00	-
Surteco Group SE	7,00	0,00	-
Swatch Group I (CH)	194,25	-0,46	4,50
Swiss Re N (CH)	152,70	-1,36	6,30
Takkt	2,94	-3,29	-

Bundesanl. 10J

MEAG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EuroBalance*	€	79,77	76,70	+6,13	+8,24	+43,85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1,72	69,29	+1,23	+1,97	+17,53	DE0009782730
EuroFlex*	€	42,77	42,35	+0,44	+0,91	+10,85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58,28	150,74	+14,34	+23,88	+81,25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3,09	69,61	+7,40	+10,26	+49,59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7,98	27,03	-1,53	-1,32	+10,50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96,65	92,05	+24,45	+24,94	+89,42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91,12	87,62	+6,16	+8,07	+35,44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8,36	112,72	+16,11	+18,35	+58,27	DE0009782789
ProlInvest*	€	316,52	301,45	+2,98	+3,83	+70,25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8,65	56,94	+1,64	+2,89	+17,81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Ret A*	€	91,58	88,06	+5,72	+7,34	+38,65	DE000A1JJJR3

hausInvest	€	46,41	44,20	+1,09	+1,69	+5,89	DE0009807016
		Deka
AriDeka CF	€	109,39	103,92	+7,20	+9,80	+41,77	DE0008474511
BW Zielfonds 2030	€	54,50	53,43	+0,38	+0,45	+11,83	DE000DK0ECQ6
DekaFonds CF	€	162,78	154,65	+3,48	+2,26	+48,06	DE0008474503
Deka-MegaTrends CF	€	197,54	190,40	+16,07	+17,39	+62,55	DE0005152706
Div.Strateg.CF A	€	249,80	240,77	+11,39	+13,21	+46,29	DE000DK2CDS0
EuropaBond CF	€	90,85	88,20	+0,05	+0,86	+11,66	DE000DK091G0
EuropaBond TF	€	32,05	32,05	-0,32	+0,38	+10,08	DE0009771980
GlobalChampions CF	€	482,07	464,65	+15,40	+17,81	+75,69	DE000DK0ECU8
Mainfr Strategiek	€	210,83	210,83	+4,35	+5,65	+32,69	DE000DK2CE40
Mainfr Wertk ausg	€	101,41	101,41	+4,35	+3,58	+13,04	DE000DK1CHU9
RenditDeka	€	22,02	21,38	-2,09	-1,74	+11,09	DE0008474537
RenditDeka TF	€	27,57	27,57	-1,94	-1,60	+10,93	DE000DK2D640
UmweltInvest CF	€	255,45	246,22	+12,23	+11,82	+50,92	DE000DK0ECS2

Leading Cities

€

59,13

56,05

-9,61

-22,77

-45,18

DE0006791825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LEITZINSEN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3,66	32,06	-10,62	-10,89	-13,90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3,78	32,17	-10,69	-11,03	-14,66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48,83	46,50	-8,25	-8,07	-10,70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49,15	46,81	-8,06	-7,83	-9,75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5,12	42,97	-6,71	-6,49	-12,16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4,39	42,28	-6,97	-6,85	-13,27	DE0009807057

Euro in Dollar

INDIZES/RENDITEN

AktienSelect A*	€	213,78	203,60	+18,64	+23,20	+57,43	DE0001619997
Dividende A*	€	86,56	82,44	+9,32	+14,84	+57,02	DE000A1W18W8
ERGO Vermög Ausgew*	€	68,44	65,49	+7,11	+9,62	+35,94	DE000A2ARYT8
ERGO Vermög Flexi*	€	74,57	71,02	+9,30	+12,29	+41,38	DE000A2ARYP6
ERGO Vermög Robust*	€	55,61	53,47	+3,75	+5,74	+23,61	DE000A2ARYR2

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____Performance____
		08.10.	08.10.	YTD	1 J.	3 J.	ISIN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50	seit 16.9.2026
EZB Hauptrefi	2,65	seit 16.9.2026
EZB Spitzenrefi	2,90	seit 16.9.2026
Leitzins FED	3,75 - 4,00	seit 17.9.2026
Leitzins Japan	0,98	seit 18.9.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WECHSELKURSE

	8.10.	7.10.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1,19	120,94
Rentenindex (REX)	120,29	120,25
Umlaufrendite	3,47	3,44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49	3,49
10-j.Staatsanleihe USA	5,29	5,26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65	5,61
10-j.Staatsanleihe Japan	3,08	3,11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56	0,54

ROHSTOFFE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346,0	1862,8
BARREN
100 g Gold	11.401,9	12.270,7
10 g Gold	1140,2	1248,8
1 oz Gold	3546,4	3809,1
1 kg Gold	114.018,7	120.872,6
1 oz Silber	49,70	81,28
500 g Silber	799,70	1101,6
1 kg Silber	1599,3	2178,2
1 oz Palladium	949,70	1373,3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MÜNZENGOLD	Ankauf8.10.	Verkauf8.10.
20 Österr. Kronen	692,60	728,60
1 Österr. Dukat	391,50	428,20
1/2 oz Maple Leaf	1768,6	1980,4
20 Fr. Vreneli	660,30	715,30
20 Mark W. II	815,20	1103,9
1/2 oz Britannia	1768,6	1952,8
1/4 oz Britannia	884,30	994,80
10 Rubel Tscherw.	880,20	953,60
1 oz Krügerrand	3537,2	3739,8
1/2 oz Krügerrand	1768,6	1971,2
1/10 oz Krügerrand	353,70	409,00
2 Rand	832,40	875,80
1 oz Am. Eagle	3537,2	3795,1
1/2 oz Am. Eagle	1768,6	1989,7
1/4 oz Am. Eagle	884,30	1013,2

Deka Investments

	8.10.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103,44	3,23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90,83	2,89
Heizöl (Nymex) $/gal.	4,8521	4,96
Gold ($/uz)	4133,12	0,56
Platin (Nymex) $/toz	1648,30	-0,09
Silber (Comex) $/toz	59,45	-1,40
Palladium (Nymex) $/toz	1130,00	0,27
Kupfer (LME) $/t	14.405,85	-0,72
Nickel (LME) $/t	15.359,87	-1,82

8.10.2026Land	Devisen 1)		Referenzkurs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6007	1,6207	1,6110
Brasilien	5,3369	5,6369	5,6118
China	7,4412	7,5412	7,4972
Dänemark	7,4538	7,4938	7,4739
Großbritannien	0,8452	0,8492	0,8470
Hongkong	8,7213	8,8213	8,7783
Japan	176,67	177,15	177,05
Kanada	1,5884	1,6004	1,5953
Neuseeland	1,9894	2,0134	2,0014
Norwegen	10,6911	10,7391	10,7170
Polen	4,3565	4,4045	4,3753
Schweden	11,1867	11,2347	11,1940
Schweiz	0,9298	0,9338	0,9326
Südafrika	18,5444	18,7844	18,6252
Tschechien	24,2120	24,6120	24,4030
Türkei	55,0998	55,2398	55,0523
Ungarn	364,21	369,41	366,25
USA	1,1147	1,1207	1,1186

Union Investment

Zink (LME) $/t	3774,57	-0,64
Blei (LME) $/t	1819,74	-1,34
Zinn (LME) $/t	51.285,22	-5,03
Aluminium hg (LME) $/t	3036,67	-2,12
Weizen (Matif) €/t	244,25	0,00
Sojaboh. (CME) $-Cts/bu	1286,50	-0,85
Mais (CME) $-Cts/bu	499,75	-0,45
Kaffee (ICE) $-Cts/lb	287,85	-1,66
Kakao (ICE) $/t	5617,00	0,63
Zucker (ICE) $-Cts/lb	20,19	-3,07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R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Bei Rückfragen erreichen Sie die Redaktion unter 089/2183-0 oder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Infront
ERLÄUTERUNGEN: Kurse in Euro, Dow Jones-Aktien in US-Dollar. Die Kurse der Indexmitglieder von Dax, M-Dax und S-Dax basieren auf den Xetra-Handel, „Weitere Aktien“. Euro-Stoxx-50 sowie Stoxx-Europe-50 auf dem Frankfurter Parketthandel, Dow Jones-Aktien Heimatbörse USA. ✉○○ = Mitglied im Tec-Dax/Euro-Stoxx-50/Stoxx-Europe-50. Vz. = Vorzugsaktien ohne Stimmrecht, St. = Stammaktien. Kurshistorien sind um Kapitalmaßnahmen bereinigt. Dividendenzahlungen: jährlich. Die ausgewiesenen Dividenden sind die zuletzt gezahlten Dividenden in Euro bzw. der Landeswährung (sh. Länderkörper hinter dem Aktiennamen). Dividenden der ADRs (=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in US-Dollar,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je höher das KGV, desto teurer ist die Aktie bezogen auf den Jahresgewinn. Nikkei-Index = © Nihon Keizai Shimbun.

LBBW Bal. CR 20	€	46,21	45,30	+1,25	+1,63	+15,67	LU0097711666
LBBW Bal. CR 40	€	56,37	55,26	+3,58	+4,26	+21,83	LU0097712045
LBBW Bal. CR 75	€	82,05	80,44	+9,39	+10,77	+36,34	LU0097712474
Oberland WeltInv	€	119,28	117,52	+7,99	+8,90	+32,86	DE000DK0LPR1

Deka Immob Europa	€	50,80	48,26	+1,73	+2,23	+7,44	DE0009809566
Deka Immob Global	€	58,23	55,32	+1,45	+1,96	+6,08	DE0007483612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MÜNZEN UND BARREN
Gold (\$/uz)

8.10.2026	Kurs NY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Hoch	Tief
3M	163,58	0,90	184,90	139,34	84	2,92	19	144,20
Alphabet Inc. A	348,29	-0,63	408,61	235,84	2044	0,83	23	310,65
Amazon.com	254,06	-2,25	287,20	196,00	2740	-	29	227,35
American Express	308,10	1,27	387,49	290,97	208	3,28	18	273,00
Amgen	407,44	-1,37	447,03	288,00	220	9,66	19	372,25
Apple Inc.	340,43	1,12	345,34	243,42	4968	1,06	41	303,80
Boeing	187,75	-0,30	254,35	176,77	148	-		166,04
Caterpillar	796,18	-2,17	1073,5	491,30	366	5,84	32	725,00
Chevron Corp.	211,55	3,12	217,78	146,49	418	6,84	15	188,52
Cisco Systems	114,89	-2,13	130,37	66,81	453	1,67	28	102,70
Coca-Cola	87,77	2,27	92,49	66,00	378	2,04	27	78,40
Disney Co.	107,02	2,17	117,09	92,19	185	0,75	16	95,40
Goldman Sachs	882,59	-0,52	1154,0	740,01	257	14,00	13	779,20
Home Depot	295,47	3,39	397,63	277,15	295	9,20	20	258,00
Honeywell Intl.	206,60	-0,73	252,00	186,76	65	3,78	25	184,14
IBM	226,61	2,77	332,46	199,19	213	6,71	19	199,94
Johnson&Johnson	256,48	-0,76	281,07	184,66	618	5,14	22	227,05
JP Morgan Chase	331,42	0,56	366,50	279,10	881	5,80	14	293,05
McDonald's	236,90	2,61	341,75	229,20	168	7,51	18	211,20
Merck & Co.	142,38	-0,29	156,92	82,01	351	3,28	50	126,22
Microsoft	522,66	-1,34	553,72	349,20	3881	3,64	32	465,90
Nike	34,74	1,11	70,44	31,97	42	1,63	17	31,05
Nvidia	230,59	-2,90	243,37	164,27	5557	0,52	34	205,55
Procter & Gamble	150,59	1,87	167,24	137,62	350	4,26	22	134,24
Salesforce Inc.	227,80	1,44	269,11	146,32	187	1,66	18	202,00
Sherwin Williams	321,03	1,91	377,77	289,86	78	3,16	26	280,70
Travelers Comp.	370,27	2,68	398,70	252,26	77	4,35	12	320,10
UnitedHealth	370,95	-1,34	461,62	255,97	333	8,73	21	330,60
VISA Inc.	375,10	0,81	385,57	293,89	639	2,52	29	336,80
Walmart Inc.	110,56	2,22	135,16	98,88	877	0,95	39	98,74

DOW JONES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Öl (Brent, \$/B.)
Quelle: Degussa Goldhandel Endkundenpreise.
Union-Investment Privatfonds

Telefon 069 58998-6060 Internet www.union-investment.de

Weitere Fonds-Infos unter http://moneyspecial.de/fonds/

UniGlobal*	€	549,68	523,50	+14,85	+17,49	+58,78	DE0008491051
UniGlobal-net-*	€	310,65	310,65	+14,64	+17,16	+56,84	DE0009750273

Union-Investment (Lux)

PrivFd:Kontr.*	€	146,72	146,72	+6,59	+7,95	+32,57	DE000A0RPAM5
UniEuroRenta*	€	60,96	59,18	-1,42	-1,35	+6,99	DE0008491069
UniFav.:Akt. -net-*	€	208,30	208,30	+21,38	+22,80	+70,08	DE0008007519

FairWorldFonds*	€	61,14	59,65	+3,37	+3,57	+17,65	LU0458538880
PrivatFonds: ESG*	€	59,42	59,42	+4,32	+6,08	+28,81	LU1900195949
UniGlobal Div-netA*	€	135,78	135,78	+8,24	+10,16	+29,09	LU1570401544
UniIndustrie 4.0A*	€	119,32	114,73	+21,88	+21,01	+74,52	LU1772413420
UniOpti4*	€	99,49	99,49	+1,23	+1,63	+8,54	LU0262776809
UniRak ESG A*	€	111,43	108,18	+8,23	+9,23	+31,48	LU0718558488
UniRak ESG net A*	€	105,45	105,45	+7,94	+8,85	+30,10	LU0718558728
UniRak Kon.ESG A*	€	113,87	111,64	+1,94	+2,46	+17,24	LU1572731245
UniRak KonESG netA*	€	109,82	109,82	+1,65	+2,10	+16,01	LU1572731591
UniSec. High Tech.*	€	459,28	441,62	+44,35	+42,87	+146,02	LU0101441672

Union-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96,72	92,11	+1,37	+1,40	+4,57	DE0009805507
Unilmmo:Europa*	€	48,57	46,26	-4,40	-7,07	-10,33	DE0009805515
Unilmmo:Global*	€	41,30	39,33	-1,22	-5,55	-13,74	DE0009805556

Währung: € = Euro, \$ = US-Dollar, £ = Brit. Pfund, CHF = Schweizer Franken, ¥ = Yen. Ausgabe: Ausgab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Rücknahme: Rücknahm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ISIN: Die Internationale Wertpapierkennummer eines Fonds. Performance YTD: Wertentwicklung seit Jahresbeginn. Performance 1J.: Wertentwicklung in einem Jahr. Performance 3J.: Wertentwicklung in drei Jahren. *: Preise etc.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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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Edition Herbst: Auswahl mit Charakter.

Eine genussvolle Reise durch Europas Weinregionen – mit sechs ausgewählten Weinen, exklusiv von Sommelier Markus Del Monego zusammengestellt.

Aus unserer SZ-Vinothek

6er-Paket 83,70 € 70 €

Die Wein-Edition Herbst 2026

Art.-Nr.: SZ-1210 6er-Paket | 83,70 € 70 € Mit Wein-Abo 83,70 € 67,50 €

2025 ECHT Grüner Veltliner – Weißwein Gruber Röschitz, Niederösterreich, Österreich

2024 Gutedel – Weißwein Weingut Walz, Baden, Deutschland

2025 Westhofener Weißburgunder – Weißwein Weingut Hirsch-Stabel, Rheinhessen, Deutschland

2023 Corvina Verona IGT – Rotwein Le Preare, Venetien, Italien

2022 Château Le Sabley AOC Bordeaux Red – Rotwein Château Le Sabley, Bordeaux, Frankreich

2025 Cinco Gatos Tempranillo Garnacha – Rotwein Bodegas Navarro López, Kastilien, Spanien

Die älteste Rebe der Welt?

Seit Jahrtausenden genießen Menschen Wein. Wie mag er damals wohl geschmeckt haben und aus welchen Trauben wurde er gekelterter? Die Frage nach seiner Herkunft war vor Jahrhunderten Anlass für Detektivarbeit. Die Untersuchung begann im 19. Jahrhundert mit der Ampelografie, der Rebsortenkunde. Sie untersucht Namen und Synonyme, Herkunft und Verbreitung sowie Eigenschaften des Rebstocks, etwa Blätter, Traubenform und Beeren. Ihre Erkenntnisse beruhten auf Beobachtungen, Beschreibungen, Vergleichen, alten Schriften und Dokumenten, Kunstwerken,

Geschichten und Legenden. Sogar die Blattform galt lange als sicherer Indikator für die Zuordnung einer Rebe. Die Wissen- schaft entwickelte sich weiter.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er Gutedel.

Noch im Jahr 2000 wurde der 5.000. Geburtstag der Gutedeltraube gefeiert und ihre Heimat in Oberägypten vermutet. Auch die zahlreichen Synonyme schienen ihr hohes Alter zu bestätigen: Chasselas, Mornant und Valais Blanc wird sie auf Französisch genannt, Fendant heißt sie im Schweizer Wallis, Viviser und Gutedel im Markgräflerland. In England und

Australien ist sie als Queen Victoria White bekannt. Diese Auswahl ist nur ein Bruchteil der rund 250 Synonyme. Auch ihre Blattform schien Parallelen zu Fresken mit Reben in den Königsgräbern von Luxor aufzuweisen. In der Oase Fayyum bei Kairo sollen Spielarten der Rebsorte gedeihen; die Rebsorte Fayoumi aus Gianaclis ähnelt dem Gutedel. Deshalb vermutete der Ampelograf Adrien Berget 1932 Ägypten als Heimat – eine Hypothese, die Henri Wuilloud 1947 unterstützte.

So entstand die Legende, der über 5.000 Jahre alte Gutedel sei an

der Tafel der Pharaonen ausgeschenkt, von Kreuzrittern nach Europa gebracht worden und habe sich dort wegen seiner Qualität verbreitet. Im Millenniumsjahr wurde deshalb sein 5.000. Geburtstag gefeiert.

2009 stellte sich dies als

2009 stellte sich dies als Irrtum heraus. Die Forscher José Vouillamoz und Claire Arnold konnten eine Verwandtschaft mit Rebsorten aus Kleinasien nicht verifizieren, jedoch eine mit autochthonen Sorten des Alpenraums bestätigen. Die Elternsorten blieben unbekannt; 20 Klonvarianten mit derselben DNA wurden identifiziert.

Belegt ist hingegen, dass Markgraf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 die Weine in Lausanne kennenlernente und um 1780 Stecklinge aus Vevey ins Markgräflerland bringen ließ. Er war überzeugt, dass Klima und Terroir dort hervorragende Weine ermöglichen würden.

Seither ist Gutedel eine Spezialität im Südwesten Deutschlands. Die feinen, eleganten und unaufdringlichen Weine prägen die Genusskultur des Markgräflerlands und sind Botschafter einer Region, die auch als Toskana Deutschlands bezeichne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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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t Ironie zu dieser Zeit?

Von Johanna Adorján

Podcasts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liefern täglich süffisante Einschätzungen zur Frage, welchem Parteivertreter diesmal ein taktischer Move gelungen ist. Was soll die kühle Distanz in diesen Zeiten?

Boris Pistorius (SPD) stimmt bei einer Protestveranstaltung anlässlich der konstituierenden Landtagssitzung in Sachsen-Anhalt die Nationalhymne an. FOTO: KAY NIETFELD/DPA

Eine traurige Prognose: Wenn in diesem Land wirklich das Unsagbare passiert und nach dem größten Verbreche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welches von Deutschland ausging, erneut Faschisten an die Macht kämen, was – toi, toi – niemals passieren wird, würden allmorgendlich in den vielen locker flockigen Podcasts über Innenpolitik weiterhin die ewig selben Experten im selben amüsiert-distanzierten Plauderton wie heute über die dann alltäglichen gewaltigen Verschiebungen sprechen. Und ihr Augenmerk wäre auch dann nie auf die großen Zusammenhänge gerichtet, das scheint bei dieser Art des Expertentums elementar wichtig zu sein, sondern einzig und allein aufs parteipolitische Kleinklein.

So steht nun erstmals seit Hermann Göring wieder ein Rechtsextremist an der Spitze eines deutschen Parlaments, Mitglied einer Partei, die ganz offen Deportationen bestimmter Bevölkerungsgruppen plant, und in einem beliebten Podcast wird am nächsten Morgen ein bisschen über die Emphase (oder Inbrunst) gespottet, mit der Boris Pistorius am Bebelplatz aus Protest dagegen die Nationalhymne angestimmt habe. Mitglieder seiner Partei hätten beim Singen das Grundgesetz in Händen gehabt und Schilder, auf denen „Nie wieder Faschismus“ stand.

Profi-Medienrabauken nutzen Spott und Hohn, um sich selbst als klug erscheinen zu lassen

Ja, kann man direkt abwerten, klar. Irre einfach, über einen Auftritt wie den von Pistorius zu spotten, das ist doch immer die sicherste und schnellste Waffe gegen alle, die Haltung zeigen oder für eine moralische Überzeugung einstehen. Man kann sie dann ganz leicht als „Gutmenschen“ oder Ähnliches diffamieren (eine Methode, mit der Profi-Medienrabauken wie Ulf Poschardt große Erfolge feiern), kann sie naiv nennen und sich durch süffisanten bis höhnischen Ton weitmöglichst von ihnen distanzieren, im Glauben, dass man dadurch selbst klüger, raffiniert denkender und weniger naiv herüberkommt. Man kann auch alles Mögliche weg-intellektualisieren. Etwas so oft um die eigene Achse drehen, bis der eigentliche Kern verschwimmt und verschwindet. Aber in Zeiten wie diesen sollte man da aufpassen. Es könnte passieren, dass man immer noch nonchalant in seine Handy-kamera labert, während um einen herum die Demokratie zusammenbricht.

Hört man sich durch die beliebtesten politischen Podcasts, ist die erste Frage, die sich dem eingeladenen Experten in diesem willkürlich herausgegriffenen Beispiel zum Thema stellt, dass Pistorius also auf dem Bebelplatz gegen den Faschismus und seine Steigbügelhalter protestierte: „Weshalb war es Pistorius, der den ganz großen Auftritt hatte?“ Jahahahahaaaa, das ist natürlich wirklich die Riesenfrage, Herr Experte! Chapeau! Wie schön, dass Sie heute Morgen (oder am Vorabend) Zeit für die Aufzeichnung hatten und uns ein bisschen was beibringen können, wie man nämlich schön kühl bleibt und gelassen und seine distanzierte Ironie nicht verliert, wenn ein bisschen Faschismus wieder hochkommt.

Weiter sagte der Experte, zuletzt habe Pistorius sich zu solchen Themen und auch sonst doch ziemlich zurückgehalten. Außerdem sehe diese Aktion für ihn „viel zu sehr nach Opposition aus“. Er zweifelte daran, dass die SPD mit einer solchen Aktion („mit Lichterketten“) auch nur einen einzigen Wähler von der AfD zurückholen könne.

Ob es Boris Pistorius in diesem Moment wohl allein darum ging? Darum, eine Handvoll Wähler zurückzugewinnen, indem man, Protest gegen den Faschismus dann ja wohl nur vortäuschend, mit Genossen zum Bebelplatz lief?

Es ist ein bekanntes Phänomen, dass Kenner vor lauter Kenntnis ihres Gegenstands manchmal die größeren Zusammenhänge aus dem Blick verlieren. Das gilt so mit Sicherheit für viele Hardcore-Kenner deutscher Innenpolitik. Es scheint oft, als sprächen sie dem politischen Personal dieses Landes jegliche moralische Überzeugung ab. Alles betrachten sie immer nur aus dem Blickwinkel, ob etwas ein guter taktischer Move war, um Wählerstimmen zu gewinnen. Stets analysieren sie nur das parteipolitische Kalkül. Überhaupt wird ständig alles über-analysiert. Kein

Wunder, dass Politiker im Grunde nichts mehr sagen. Und erst dan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Kontur gewinnen und so etwas wie eine eigene Stimme, eine eigene Persönlichkeit zeigen, wenn sie aus irgendeinem Grund ihre Machtposten verlassen haben. Kein Wunder, dass es, oft beklagt, nicht mehr so viele große Persönlichkeiten im Bundestag gibt. Wer möchte bei dieser Art der Beobachtung der hochnäsigen Besserwisserei fachsimpelnder Experten, die selbst im meinetwegen inbrünstigen Protest gegen den Faschismus müde lächelnd nur Kalkül sehen, noch Politiker sein?

Im Podcast bringt der Moderator als Nächstes die Insiderinformation, hinter „verschlossener Tür“ (inzwischen eine hohle Phrase: eine solche gibt es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nicht mehr), solle Pistorius den berühmten, Max Liebermann zugesprochenen Satz zitiert haben: „Ich kann gar nicht so viel fressen, wie ich kotzen möchte“. Man hört, dass er das ein bisschen ulkig findet, und sein geladener Experte findet das Zitat dann auch zu drastisch für die aktuelle Situation. Okay. Na dann. Hat Paris Hilton vielleicht irgendwo etwas Lustiges gemacht?

Vor dem Themenpunkt Pistorius-protestiert-gegen-den-Faschismus ging es übrigens um irgendwas mit Walpenissen (ohne h). Man versteht den Impuls: Man will den Hörer nicht direkt mit schlechten Nachrichten verstören, er oder sie soll heiter hineingleiten in die heute unausweichliche Verzweiflung, die aber möglichst die ganze Sendung hindurch mit Ironie oder Pointen abgefedert werden soll. Das ist unglaublich liebenswert, als Konzept, aber an manchen Tagen wirkt es, als versuche ein Clown einen zum Lachen zu bringen, obwohl er gerade ganz offensichtlich eine schwere Schussverletzung erlitten hat.

Auch das Gegenteil gibt es: Ständiger Thrill – obwohl gar nichts passiert

Andere deutsche Polit-Podcasts haben das „Wann stürzt der Kanzler?“-Genre entdeckt. Gefühlt alle zwei Tage gibt es neue Folgen, in denen es um nichts anderes geht. Ein Podcast trägt den Thrill eines im Prinzip offenbar jederzeit für denkbar gehaltenen Machtwechsels sogar im Namen. Dafür, muss man sagen, hält sich Herr Merz bisher gut im Amt. Na ja, streichen wir „gut“.

Vielleicht gibt es zu viele Polit-Podcasts. Vielleicht höre ich auch einfach zu viele. Begonnen habe ich damit, weil sie mich beruhigten. Inzwischen beunruhigen sie mich. Durch ihre Art, so beruhigend über all das zu sprechen, was beruhigt mitanzusehen gefährlich wäre. Wo wir doch eh schon nur noch auf Instagram hängen und lustige Tiervideos liken, während die AfD größer und größer wird. Während Akt I der Klimakatastrophe bereits läuft. Während wohl kaum jemand ernsthaft glaubt, dass wirklich nur vor der Gefahr von KI für die Menschheit gewarnt wird, damit ein paar Leute den Marktwert ihrer Konzerne steigern. Überdramatisieren soll man nicht, klar, aber vielleicht sind die Zeiten ein bisschen zu ernst gerade, um alles immer mit ironischer Distanz zu behandeln.

Eine neue Stimme für echte Amerikaner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eine neue Pressesprecherin ernannt: Beni Rae Harmony ist 24 und hat bereits eine Karriere in der Welt der Maga-Hardliner hinter sich.

Beni Rae Harmony hatte Donald Trump vor wenigen Wochen noch auf seiner Irlandreise begleitet. Als Korrespondentin für den Maga-nahen Propagandasender Real America's Voice hatte sie Videos der Minihamburger im Flugzeug mit ihren 80 000 Instagram-Followern geteilt. Jetzt ist Harmony neue stellvertretende Pressesprecherin im Weißen Haus, mit 24 Jahren.

In gewisser Hinsicht ist es wohl sexistisch, dass ihr Alter und Aussehen Medien nun dermaßen faszinieren. Mit ihrem gebräunten Teint und shampooowerbung-würdigen Haar könnte Harmony auch einer Miss-Wahl entsprungen sein. Oder einer republikanischen Frauenverbindung. Gleichzeitig hat sie bereits eine steile republikanische Karriere hingelegt. Nach einem nicht abgeschlossenen Bachelorstudium arbeitete sie als PR-, „Krisenmanagerin“ für Maga-Hardliner, machte Station bei der Beratungsfirma von Trumps früherem Sicherheitsberater und Wahlkampfwerbung für den republikanischen Kongresskandidaten Jarome Bell. Sie posierte auf einem Foto mit Scharfschützengewehr und „Fuck Joe Biden“-Shirt, berichtete für mehrere regionale Nachrichtenmedien, unter anderem als Moderatorin beim rechtsradikalen Sender Turning Point USA.

Die Frauen, mit denen sich Trump umgibt, zeichnet eine ultrafeminine Ästhetik aus

Als Turning-Point-Gründer Charlie Kirk erschossen wurde, veröffentlichte Harmony einen hochemotionalen Beitrag bei ihrem damaligen Arbeitgeber Wics, in dem sie ihren „Mentor“ betrauerte. Wenige Tage später war der Sender nicht mehr ihr Arbeitgeber. Harmony beteuerte, man habe sie gefeuert, Wics bestritt das. Dann wechselte Harmony zum Trump-nahen Sender Real America’s Voice. Und so kam es, dass sie mit dem US-Präsidenten zum WM-Finale und später nach Irland flog. Offenbar verstanden sie sich gut.

Trumps bisherige Sprecherin Karoline Leavitt war im August überraschend zurückgetreten und soll von November an als Kommentatorin bei Fox News arbeiten. Die Spitzenposition der Regierungssprecherin bleibt weiterhin vakant, Harmony ist zunächst Stellvertreterin.

Mit ihrem beruflichen Profil passt Harmony ideal ins Bild der rechten Newsfluencer, denen die Trump-Regierung im vergangenen Jahr verstärkten Zugang zum Weißen Haus verschaffte. Gleichzeitig sind ihr Alter und Aussehen eben doch nicht irrelevant. Man braucht nur einen Blick auf andere Frauen in Trumps Umfeld zu werfen, wie „ICE-Barbie“ Kristi Noem, die allesamt dieser ultrafemininen Ästhetik entsprechen, schlank, mit langen, voluminösen Haaren, gebleachten Zähnen und maskenhaft perfektem Make-up. Das „schöne Gesicht“ lobte Trump an seiner ehemaligen Sprecherin Leavitt genauso wie ihre Lippen, die sich bewegten wie eine „kleine Maschinenpistole“. Mehrere anonyme Mitarbeiterinnen des Weißen Hauses erzählten laut Daily Mail kürzlich von dem hohen Druck auf Frauen, diesen Schönheitsstandards zu entsprechen. Viel Zeit, Energie und Geld würden draufgehen für Friseurbesuche, Fitnesstraining, Botoxbehandlungen – für ein „Maga-perfektes“ Aussehen.

Beni Rae Harmony spricht im September mi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beim Flug mit der Air Force One. Damals war sie noch Korrespondentin des Maga-nahen Senders „Real America’s Voice“. FOTO: JULIA DEMAREE NIKHINSON/PICTURE ALLIANCE/AP PHOTO/JULI

Trump habe gerne attraktive Frauen um sich, die ihn bewundern, erzählte sein ehemaliger Kommunikationsdirektor Anthony Scaramucci im „Daily Beast Podcast“. So wie Natalie Harp, ebenfalls stellvertretende Regierungssprecherin. Sie wolle, „dass zwischen uns immer alles okay ist“, schrieb sie Trump Anfang des Jahres in einem Brief, „mit meinem ganzen Herzen, Natalie“. In einer Rede im August prahlte Trump, ständig würden junge wunderschöne weibliche Angestellte in seinem Büro vorbeikommen, um ihm zu danken, weil sie sich in Washington D.C. jetzt so sicher fühlen würden.

Es gibt Menschen, die rechnen es Trump hoch an, dass er Frauen befördert. Dabei haben mehrere hochrangige Mitarbeiterinnen das Team dieses Jahr verlassen. Neben Sprecherin Leavitt etwa die ehemalige Ministerin Kristi Noem und Pam Bondi, ehemals Leiterin des Justizministeriums. Beni Rae Harmony dagegen scheint bislang hochmotiviert zu sein. Auf X schreibt sie, auf welche Ziele sie nun hinarbeiten wird: „Die Fragen zu stellen, die echten Amerikanern wichtig sind und sicherzustellen, dass sie gehört werden.“ Echte Amerikaner, wen sie damit meint und nicht meint, wird man beobachten können. Lisa Torjuul

Schwedenrätsel

große Türen, Pforten

männl. Rind

Atommeiler

österr. Schauspielerin (Senta)

Men-schenmenge

israel. Politiker

niederl. Maler-geschlecht

schweiz. Politiker (Gustave) 1845-1928

Wächter

hüpfen

österr.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dt. Kurzform von Theresa

Spiel-karten-farbe

Leihwagen, Taxi

amerik. Gelände-wagen

österr. Opern-komponist

Vortrag

Additions-zeichen

nett, zärtlich

poetisch. Wort für Hecke

hilfsbedürftige Lage e. Schiffs

in der Nähe von, seitlich

Land-schaftl.: Petersilie

Steinkohlen-einheit (Abk.)

Biene

Anhängere. christl. Freikirche

Teil des kath. Stunden-gebets

portu-giesische Insel

Party-droge

Alarm-geräte

Ansehen, Leumund (franz.)

Geschäfts-unter-nehmen

Foul beim Eishockey

'Liebe Gottes' im N.T.

griech.: Luft

Truthenne

Nieder-schlag

Sprache in Afrika

kurz für: Alphabet

kirchlicher Bittgesang

Schräg-stützholz

Hoch-sprung-gerät

leer, hohl, eitel (atomist. Philos.)

Münzein-heit in Ta-dschiki-stan

Landw.: unfrucht-bar, nicht trächtig

ugs.: nein

Figur in 'Madame Pompa-dour'

von genannter Zeit an

das Beziehen einer Wohnung

Netzhaut des Auges

Stern im Walfisch

kleines Quantum

Wortlaut

Fluss zur Kura

Kfz.-Z.: Göttingen

auf einem Fleck verharren

Hptst. des US-Staats New York

© RateFUX 2026-14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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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ÄTSEL

Str8ts schwer

Str8ts: So geht's

Jede Zahl von 1 bis 9 kommt pro Zeile und Spalte höchstens einmal vor. Die weißen Felder sind zu Straßen aufgereiht: Sie enthalten lückenlose, aber beliebig geordnete Zahlenfolgen (zum Beispiel 2–5–3–4). Zahlen auf schwarzen Felder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stehen aber auch kein weiteres Mal in dieser Zeile oder Spalte. © Syndicated Puzzles Inc.

Lösungen

Die aktuellen Lösungen finden Sie in dieser Ausgabe auf Seite 20.

Sudoku mittelschwer

	5			3	7			6
		4			6			8
	2	3				1
								4
					9			5
7				4			9
1			4			8
				8
		6			2	3	5

Noch viel mehr – auf sz.de/raetsel

Exklusive Denkspiele von den Rätselautor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Finden Sie die richtigen Wörter, um den Buchstabenring elegant und eloquent abzuräumen. Lösen Sie Tag für Tag eine neue, exklusive Schach-Komposition – mit Tipps von der Münchener Schachakademie. Entdecken Sie Futoshiki, die raffiniertere Schwester des Sudoku mit den Größer-kleiner-Zeichen. Außerdem bieten wir Ihnen täglich ein weiteres Schwedenrätsel, angenehm zu bedienen, anspruchsvoll im Schwierigkeitsgrad. Und das beliebte Quartett aus der SZ am Wochenende gibt's online mit anklickbaren Tipps – also nicht gleich zur Lösung spicken ...

Das Erste

5.00 Panorama 5.30 ARD-Morgenmagazin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Tod auf Rezept 9.55 Morden im Norden. Zweite Chance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Show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Rote Rosen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5.10 Sturm der Liebe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6.10 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5/13) 17.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Show 18.50 Quizduell-Olymp Show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schau

20.15 Einspruch, Schatz!: Rosenkrieg TV-Komödie, D 2026. Mit 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Karmela Shak. Regie: Josh Broecker. Die Anwältin Eva Schatz und ihr Partner Hanno geraten in einen erbitterten Scheidungskrieg. Hannos Jugendliebe, die erfolgreiche Chirurgin Susanne, will sich nach 25 Jahren von Hausmann Oliver trennen. Als Susanne erfährt, dass sie ihm Unterhalt zahlen soll, eskaliert die Lage sofort. Aus Eifersucht auf die Vertrautheit zwischen Susanne und Hanno vertritt Eva kurzerhand Oliver. 21.45 Tagesthemen

21.45 Tagesthemen 22.20 WaPo Bodensee Spiel mit dem Feuer. Krimiserie. Mit Floriane Daniel, Wendy Güntensperger. Julia und Jakob müssen den Tod von Max Dohm aufklären.

23.10 Sportschau Fußball: Bundesliga, 5. Spieltag, Borussia Dortmund - SV Werder Bremen; 2. Liga, 7. Spieltag: 1. FC Heidenheim 1846 - 1. FC Kaiserslautern, Eintracht Braunschweig - Holstein Kiel. Moderation: Lea Wagner

23.55 House of Yang (1-5/6) Jessie / Es ist schon mal passiert / Die Blume in der Wand / Du kannst sie zurückholen / Ich habe sie geliebt / Limbo. Horrorserie. Mit Elisa Hofmann

2.30 Einspruch, Schatz!: Rosenkrieg TV-Komödie, D 2026. Mit 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ZDF

5.10 hallo deutschland. Magazin 5.30 Morgenmagazin 9.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9.05 Volle Kanne. Magazin. Moderation: Andrea Ballschuh 10.30 Notruf Hafenkante. The Bigger Picture. Krimiserie 11.15 SOKO Stuttgart. Die Maler. Krimiserie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heute Xpress Nachrichten 15.05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heute - in Europa Nachrichten 16.10 Die Rosenheim-Cops Der letzte Wille. Krimiserie 17.00 heute Nachrichten 17.10 hallo deutschland Magazin 18.00 SOKO Wien Mein Essen mit Erik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Wetter 19.25 Bettys Diagnose Serie

BR

20.15 Fußball: Länderspiel der Frauen Deutschland – Australien. Aus Karlsruhe (D). Anschließend: In der Halbzeitpause: gegen 21.15 Uhr heute journal. Die DFB-Elf um Sjoeke Nüksen beginnt mit der WM-Vorbereitung. Gegen Australien bestreitet das Team von Christian Wück das erste von zwei Testspielen im Oktober. Die "Matildas" waren zuletzt beim Abschiedsspiel für Alexandra Popp in Deutschland zu Gast. Damals machten Ellie Carpenter und Co. keine Geschenke: Die WM-Gastgeberinnen von 2023 siegten 2:1. Für den deutschen Treffer sorgte Selina Cerci schon in der fünften Minute. Kyra Cooney-Cross glich noch in der ersten Halbzeit aus. Clare Hunt traf in der 77. Minute zum Endstand. 22.35. heute show

22.35 heute-show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Moderation: Jan Böhmermann 23.35 aspekte Die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26 Bücher, Bio, Bits und Bytes. Reportagereihe

0.20 heute journal update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

1.20 Die verschwundene Kugel Dokumentation

5.0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 5.35 Space Night 6.00 Dahoam is Dahoam 6.30 Sturm der Liebe 7.20 Tele-Gym 7.3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9.00 Tele-Gym 9.15 Dahoam is Dahoam 9.45 Dahoam is Dahoam 10.15 Nashorn, Zebra & Co. 11.05 Wildes Südafrika 11.50 aktiv und gesund. Magazin 12.20 Schnittgut. Alles aus dem Garten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rztserie 13.3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Show 15.10 Quizduell - Olymp Show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Unser Land Magazin 19.30 Berghütten mit Marcus Fahn (4) Im Einklang mit der Natur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 TV-Komödie, D 2025. Mit Silke Bodenbender, Christian Erdmann, Hanna Plaß

3.40 Detective No. 24 Anna / Hase und Igel. Krimiserie

20.00 Tages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Watzmann ermittelt Die Käseprinzessin. Krimiserie. Mit Andreas Giebel, Peter M. Marton, Ines Lutz. Marlene Tha- ler, Berchtesgadener Werbe-Iko- ne und das Gesicht der Käserei Al- penkönig, wurde ermordet. Auf den ersten Blick war Marlene bei allen Menschen beliebt und we- der ihr Vater und Manager Ernst Thaler noch sonst jemand will sich ihren Tod erklären können. Doch schon bald geraten die Chefin der Käserei "Alpenkönig", Heidi Schä- fer, Marlenes Freund Sepp und auch der Vater in Verdacht. 21.00 Watzmann ermittelt Zweimal gestorben. Krimiserie 21.50 BR24

22.05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22.50 Die Unbestechlichen Actionfilm, USA 1987

0.45 Shorta – Das Gesetz der Straße Actionfilm, DK 2020. Mit Jacob Lohmann, Simon Sears, Tarek Zayat. Rassismus in Kopenhagen: Nach einem brutalen Einsatz der Polizei liegt der 19-jährige Talib Ben Hassi schwerverletzt im Koma. Besonders in der Hochhaus-siedlung Svalegården wächst die Wut auf die Staatsmacht.

2.25 Wir in Bayern Moderation: Michael Sporer 3.40 Frankenschau aktuell

3.40 Frankenschau aktuell 4.10 Abendschau – Der Süden

4.4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

RTL

5.15 Der Blaulicht-Report. Mutter fürchtet um Leben der Tochter. Doku-Soap 5.20 Der Blaulicht-Report. Mann lässt Baby im Auto 5.40 Der Blaulicht-Report. Mann verkauft eigenes Baby. Doku-Soap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ZSZ. Daily Soap. Kunstschatz. Daily Soap 9.30 Unter uns. 10.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12.00 Punkt 12 - Das RTL-Mittagsjournal 15.00 Barbara Salesch Doku-Soap 15.55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17.30 Unter uns Ein neues Opfer 18.00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Gehirnwäsche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20.15 Ninja Warrior Germany – Die stärkste Show Deutschlands (2) Moderation: Anna Fleischhauer, Jan Köppen. Deutschlands här- tester TV-Parcours ist zurück. Neben zahlreichen neuen Hindernis- sen stellt "Ninja Warrior Germa- ny" in der elften Staffel auch ein neues Moderationstrio vor: Jan Köppen und Wolff Fuss begleiten gemeinsam die spektakulären Runs am Parcours. Anna Fleisch- hauer ist als Field-Reporterin di- rekt am Geschehen. Für die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geht es in den sechs Vorrunden um den Ein- zug in die Finalshows. Erstmals treten die beste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am Ende jeder Vorrunde in einem Ninja-Speed-Duell-Par- cours gegeneinander an. Und die Mega Wall wächst auf eine noch nie dagewesene Rekordhöhe.

23.1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4)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0.00 RTL Nachtiewel

0.25 RTL Nachtjournat Spezlat 0.4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4)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2.25 CSI: Miami Notfall!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 Horatio und Tripp haben Jack Toller endlich geschnappt, doch der Gangster entkommt ihnen erneut.

3.15 CSI: Miami (1) Die Kraft der Gerechten. Krimiserie

ProSieben

5.30 Kaminfeuer mit Joko & Klaas. Mit Joko Winter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 5.55 Call Me Kat 6.50 taff 7.45 Galileo 8.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The Middle 10.10 Young Sheldon 10.35 2 Broke Girls 11.05 Two and a Half Men 12.00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20 The Middle Comedyserie
14.15 Young Sheldon Comedyserie
14.40 2 Broke Girls Die Buttercreme-Blamage. Comedyserie
15.10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The Big Bang Theory Es muss Liebe sein. Comedyserie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Mutter und Kind vereint / Codename G.R.A.M.P.A.
19.05 Galileo

20.15 Tenet Actionthriller, USA/GB 2020. Mit John David Washington, Robert Pattinson, Elizabeth Debicki. Regie: Christopher Nolan. Ein CIA-Agent stirbt im misslungenen Einsatz – wacht aber auf mysteriöse Weise wieder auf. Neben ihm sitzt ein Mann, der ihm erklärt, dass man die Zeit manipulieren kann. Anscheinend haben das Menschen in der Zukunft gelernt. Nun haben sie aber vor, die ganze Vergangenheit auszulöschen. Der Agent wird von einer Geheimorganisation angeheuert, um dies zu verhindern, und kämpft sich rückwärts durch die Zeit. 23.20 Oppenheimer Drama, USA/GB 2023. Mit Cillian Murphy, Emily Plunt, Matt Da

23.20 Oppenheimer Drama, USA/GB 2023. Mit Cillian Murphy, Emily Blunt, Matt Damon. Regie: Christopher Nolan

2.45 ProSieben:newstime Nachrichten. Die Nachrichtensendung informiert verständlich und sachlich über aktuelle Entwicklungen aus Politik,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Sport sowie weiteren relevanten Themen aus dem In- und Ausland. Mit einer klaren Einordnung und einer übersichtlichen Aufbereitung erhalten Zuschauerinnen und Zuschauer einen schnellen und verlässlichen Nachrichtenüberblick.

2.50 Tenet Actionthriller, USA/GB 2020. Mit John David Washington, Robert Pattinson

Sat.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3.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Joyride. Doku-Soap 16.00 Auf Streife Hausverbot bleibt Hausverbot. Doku-Soap 17.00 Notruf Über Stock und Stein 17.30 Notruf Beckenschlinge gegen den Tod 18.00 Lenßen hilft Raus aus der Welt. Doku-Soap. Mit Ingo Lenßen 18.30 Lenßen hilft Offline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Die Kunst des Lügens. Arztserie 19.45 SAT.1: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Mitwirkende: Anouschka Renzi (Schauspielerin), Tessa Bergmeier (Model), Kim Virginia Grey (Reality-Queen), Nikola Grey (Reality-Star), Axel Schulz (Box-Legende), Nadja Benaissa (No-Angels-Sängerin), Redo (Kult-XXL-Gastronom), Maurice Dziwak (Reality-Star), Christian Lell (Ex-Bayern-Spieler), Gia Georgina (Sido-Ex), Gedeon Burkhard (Schauspieler), Nina Bridney (Creatorin), Godfrey Egbon (#GNTM-Finalist), Francesca Morgese (Reality-Sternchen)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Jochen Bendel lädt jeden Abend mit seinen Gästen live zur ausführlichen "Promi Big Brother" - Analyse ein und übernimmt direkt im Anschluss der Hauptshow die Nachbesprechung.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Livestream Doku-Soap. Nominierungs-Zoff? Nachtwache? Nächtliches Bettgeflüster? Der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zeigt direkt im Anschluss an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jede Nacht das Leben der Bewohner:innen in Deutschlands prominentester Wohngemeinschaft live in SAT.1. Exklusiv bei Joyn PLUS+ kann das Geschehen im Container jederzeit rund um die Uhr beobachtet werden..

ARTE

5.05 Das Haus am Hang (5/6). Dramaserie. Nachdem Risako aus der Psychiatrie weggelaufen ist, redet ihr Yoichiro weiterhin ein, sie würde gerade den Verstand verlieren. Währenddessen geht der Prozess um die Kindsmörderin in seine entscheidende Phase. 5.55 Das Haus am Hang. Dramaserie 6.50 Küchen der Welt 7.20 Stadt Land Kunst 8.55 Mit dem Zug ... 11.25 Zurück in die Heimat Polen 11.55 Zu Tisch mit Lucie 12.25 Stadt Land Kunst (4/150) 14.00 Phoenix Drama, D/PL 2014 15.50 Zu Tisch mit Lucie - Kitchen Hacks 16.20 Nordamerikas Dschungel (1/2) 17.50 Unbekanntes Madagaskar (1/2)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19.40 Auf der Route der türkischen Gastarbeiter Reportage

20.15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1/2) TV-Historienfilm, CZ/D 2026. Mit Barbora Váchová, Milena Steinmasslová, Johann von Bülow. Regie: Tomáš Mašín. Brünn, 1944: Die 19-jährige Gerta Schnirch wächst in einer deutschschechischen Familie auf. Während ihr Vater und ihr Brud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Ideologie verfallen, schließt sich Gerta dem Widerstand an.

21.35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2/2) TV-Historienfilm, CZ/D 2026. Mit Barbora Váchová, Milena Steinmasslová, Oskar Hes Gegen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ringt die Deutsch-Tschechin Gerta ihre Tochter zur Welt und nennt sie Barbora. Dann marschieren die Russen ein, und Gerta und Barbora kommen in ein Konzentrationslager.

23.05 John Coltrane - Der Atem des Jazz Dokumentarfilm, USA 2016. Mit Common, Bill Clinton, Carlos Santana. Regie: John Scheinfeld 0.40 Thelonious Monk & Pannonica: Eine amerikanische Geschichte Dokumentation

1.40 Die schwarzen Schmetterlinge Toutes les Réponses. Krimiserie

2.45 Mit offenen Karten (5/30) Medikamente: Ein globaler Markt. Moderation: Emilie Aubry

3.00 28 Minuten Schmetterlinge / Schülerproteste: Ist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rat- los? Moderation: Elisabeth Quin

3sat

5.06 Traumorte 5.50 Inseln im Strom – vergessenes Paradies im Ärmelkanal 6.20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Alpenpanorama 8.00 ZIB 8.05 Alpenpanorama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9.45 nano 10.20 Hoch hinaus – Die Schweiz über 3000 Metern 11.05 Reporter Spezial. Donat auf Achse (6/6) – Von Ziegen, Hochzeiten und Organspende 11.35 Sehen statt Hören 12.05 Faszination Esoterik 13.00 Knapp bei Kasse 13.30 Sansibar - Trauminseln zwischen Armut und Aufbruch 13.45 Tierische Superhelden 14.30 Tierische Superhelden 17.30 Tierische Superhelden 18.15 Manipulation: Wenn Coaching zur Gefahr wird Dokumentation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unheimliche Leichtigkeit der Revolution TV-Drama, D 2021. Mit Janina Fautz, Ferdinand Lehmann, Inka Friedrich. Regie: Andy Fetscher. Leipzig 1988/89: Die 19-jährige Franka, ein Kind systemtreuer Eltern, lernt den Altenpfleger Stefan Clausnitz kennen und findet so den Weg in eine Umweltgruppe, die von der Stasi beobachtet wird.

21.45 Bretagne - Der stürmische Westen Reportage 22.00 ZIR 3

22.25 L.A. Confidential Thriller, USA 1997. Mit Kevin Spacey. Der ehrgeizige Polizist Ed Exley ist im Los Angeles der 50er-Jahre einem Mordfall auf der Spur. Dabei stoßen er und zwei Kollegen auf eine Korruptionsaffäre, die bis in Regierungskreise reicht.

0.35 10vor10

1.05 extra 3 Spezial: Der reale Irrsinn Moderation: Christian Ehring 1.35 Willkommen Österreich Zu Gast: David Garrett (Violinist / Musiker), Haya Molcho (Köchin). Moderation: Dirk Stermann, Christoph Grissemann

2.30 40 Jahre 3satFestival – Die Jubiläumssendung Moderation: Tobias Mann, Christoph Sieber

3.30 Lara Ermer: Leicht entflammbar 4.00 Götz Frittrang: Götzendienst Show

4.30 Ursus & Nadeschkin: PRSPKTVNWCHSL Show

Phoenix

8.30 phoenix vor ort. Sitz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3.00 phoenix vor ort 14.45 phoenix plus 16.00 maybrit illner. Rente, Pflege, Steuern – wann sind Reformen gerecht? 17.05 Social-Media-Rebellion gegen Putin 17.30 phoenix der tag 18.30 Die Wahrheit über Eigenmarken 19.15 Dokumentation 20.00 Tagesschau 20.15 Earth's Great Rivers. Dokumentationsreihe 22.30 Eritrea – Zwischen Abschottung und Aufbruch. Dokumentation. Kaum ein Land auf der Welt ist so abgeschottet wie Eritrea. Es gibt kaum Zugang zum Internet oder Social Media. 23.00 phoenix der tag

NDR

ARD alpha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odensee. Tödliches Schweigen. Krimiserie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15 Hofgeschichten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Phoenix aus der Elbe – Die 7 Leben des Hamburger Lotsenschoners. Dokumentation 21.15 Mit Mut, Mörtel und Millionen Tipps – Ein Schloss: 60 Zimmer, 100 Fenster. Dokumentation 21.45 NDR Info 22.00 NDR Talk Show 0.00 deep und deutlich 1.15 NDR Talk Show. Talkshow. Zu Gast: Peter Maffay (Musiker), Johannes Oerding (Musiker)

16.30 Lohnt sich das? 16.40 Tropische Inseln unserer Erde (1/3). Madagaskar 17.30 Im Schilcherland 18.15 Ländermagazin 18.45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19.15 Klimazeit 19.30 euromaxx 19.55 Wissen vor acht – Erde 20.00 Tagesschau 20.15 Mit dem Zug ... 21.00 München bei Nacht im Jahr 1962 21.50 1966 – Beat auf dem Lande – Liverpool-Rhythmus in der Leberkäs-Region 22.30 Berlin bietet Beat – Jamboree im SFB 22.55's Fensterl zum Hof – Beatles 23.10 BR Retro: Back on Stage. Hundsbuam Miserablige 23.55 BR Retro: Back on Stage 0.40 The Day 1.1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WDR

Rätsel-Lösungen

11.1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Wellness rund um den Bodensee 11.55 Elefant, Tiger & Co. 12.45 WDR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14.20 Rentnercops: Jeder Tag zählt! 15.10 Rentnercops: Jeder Tag zählt! 16.00 WDR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WDR aktuell 18.15 ECH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Sabine Heinrich – Auf dem Wasser durch NRW (2/4) 21.00 Johann König findet 21.45 WDR aktuell 22.00 Kölner Treff 0.00 Deutschland, ich küss' dein Herz (5/6) 0.30 Deutschland, ich küss' dein Herz

■ ■ ■ B ■ ■ P ■ ■ H ■ H ■ ■ R ■ T O R E ■ M I E T A U T O ■ J E E P ■ C E R H A ■ R E D E ■ P L U S ■ I ■ H A G ■ S E E N O T ■ S ■ S I L K ■ S K E ■ S ■ S I R E N E N ■ ■ I ■ B E T R I E B ■ E ■ R E N O M M E E ■ ■ O ■ M ■ A E R ■ ■ B ■ N ■ A B C D I R A M ■ P ■ S T R E B E ■ D ■ S ■ C ■ G E L T ■ ■ R E N E ■ S E I T M I R A ■ E I N Z U G ■ R E T I N A ■ N ■ P R I S E ■ T E X T ■ A R A S ■ G O E ■ S T E H E N ■ A L B A N Y

ONE

3	4	2	1	9	8	7
4	3	2	6	7	8	9
6	5	4	3	9	8	1
5	7	3	6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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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4	3	8	6
2	3	7	6	8	5	4
4	8	6	1	9	2	3

9.30 The Hardacres (1-2) 11.00 Rote Rosen 12.3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4.05 Hotel Heidelberg: ... wer sich ewig bindet. TV-Tragikomödie, D 2019. Mit Annette Frier, Christoph Maria Herbst, Hannelore Hoger 15.35 The Hardacres (3-4) 17.05 Rote Rosen 18.40 Sturm der Liebe 20.15 Nruhr im Ersten. Nur aus Berlin 21.00 Deutschland, ich küss' dein Herz (5). Auf Malle – Rap-Session mit Summer Cem 21.30 Deutschland, ich küss' dein Herz 22.00 1985 (13-5). Von Lovendegem in die Zukunft / Geben und Nehmen oder Wie du mir, so ich dir. Krimiserie 4.40 The Great. Die Nase des Bibers

KiKA

13.40 Die Pfefferkörner 14.10 Schloss Einstein 15.00 Find me in Paris - Tanz durch die Zeit 15.50 Im Labyrinth der Lügen. Gefährliche Botengänge. Animationsserie 16.15 Power Sisters 16.40 Goat Girl. Seigut genug/ Kidsitter-Club. Zeichentrickserie 17.00 The Garfield Show 17.25 Die Schlümpfe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Werkel-Ferkel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25 logo! 19.30 Der Prank - April, April! Familienfilm, D/CH 2024. Mit Noël Gabriel Kipp, Max Zheng

SWR

ZDFneo

7.20 Löwenzahn Classics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1.2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0 The Rookie 17.05 Suits. Ungebete Gäste / Kuhhandel. Anwaltsserie 18.30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9.2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 Die einsame Insel / Cricket im Blut. Krimiserie 21.55 Suits. Neues Spiel / Eingeschüchtert. Anwaltsserie 23.20 Like a Loser. Comedy-serie 23.45 heute-show 0.20 Unseen. Der letzte Tag des Exils / Der unsichtbare Gast / Doppeltes Spiel / Infiziert. Mysteryserie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Waschen, schneiden, umlegen 16.05 Kaffee oder Tee. U.a.: Floristik: Tüte aus Heide, gefüllt mit Beeren und Blumen 17.00 Aktuell. Magazin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Aktuell 18.10 SWR Landesschau Baden-Württemberg 19.30 SWR Aktuell B-W 20.00 Tagesschau 20.1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Wandern in den Vogesen 21.0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21.45 Aktuell B-W 22.00 Nachtcafé 23.30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23.55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0.25 Anatomie eines Falls. Thriller, F 2023. Mit Sandra Hüller

Sport1

13.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Aus Basel. Zum dritten Mal in Folge kehrt die PDC mit der Swiss Darts Trophy in die legendäre St. Jakobshalle in Basel zurück. Das Turnier ist die vierzehnte von fünfzehn Stationen der European Darts Tour 2026. 17.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Analyse und Countdown 19.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1. Runde. Aus Basel. Insgesamt werden bei dem Turnier Preisgelder in Höhe von 230.000 £ ausgeschüttet. Der Sieger erhält davon 35.000 £. 23.00 Deep Dive. Talkshow 0.05 Kampfsport: Fight Night. Show 1.35 Auftrag Auto. Kurzversion 3.00 Teleshopping

HR

15.10 Mord mit Aussicht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Licht. Krimi, D 2025. Mit Melika Foroutan, Edin Hasanović, Judith Engel 21.45 hessenschau 22.00 NDR Talk Show 0.00 Verurteilt!. Gespräch 1.20 Stasi-Rache oder Raubmord: Wer erschoss Hans Plüschke? 1). Tödliche Taxifahrt 1.50 Deutschrap ideal. Hadi El-Dor im Interview mit Simon. Zu Gast: Hadi El-Dor

RTL ZWEI

5.10 Der Trödeltrupp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Doku-Soap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7.05 Hartz Rot Gold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20.15 Die Unfassbaren. Kriminalfilm, USA/F 2013. Mit Jesse Eisenberg. Regie: Louis Leterrier 22.30 John Wick: Kapitel 3. Actionthriller, USA 2019. Mit Keanu Reeves, Halle Berry, Ian McShane 0.55 Saw VII – Vollendung. Horrorfilm, USA/CDN 2010. Mit Tobin Bell, Costas Mandylor, Betsy Russell 2.30 Zugriff – Jede Sekunde zählt (1). Der Scharfschütze / Angst im Jobcenter

Tele 5

7.25 Joyce Meyer – Das Leben genießen 7.5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5.07 Stargate. Die Qualen des Tantalus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gate. Blutsbande. Sci-Fi-Serie 17.10 Stargate Atlantis. Hot Zone 18.10 Stargate 20.10 Postillon TELEvision. Streik kleinster Penis 20.15 Paranormal Roadtrip (4). Das Sanatorium von Sweet Springs / Staatsgefängnis West Virginia. Doku-Soap 22.00 You're Next. Horrorthriller, USA/GB 2011. Mit Sharni Vinson, Nicholas Tucci, Wendy Glenn 23.55 Texas Chainsaw Massacre: Die Rückkehr. Horrorkomödie, USA 1994 1.35 Infomercial

MDR

VOX

5.40 CSI: New York (5) 8.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12.20 CSI: Miami. 15.00 Shopping Queen (5) 16.00 Guidos Deko Queen. Motto: Vintage Week – Entführe uns mit einem alten Schätzchen in eine andere Deko-Zeit! – Tag 5: Roxy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Heidelberg, „Mein Brautkleid“ / Dortmund, „Lavie Sposa“ / München, „Dirndl Liebe“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U.a.: Tag 5: David, Freiburg 20.15 Goodbye Deutschland! Liebe bis ans Ende der Welt 0.10 nachrichten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2.30 Praxis mit Meerblick: Der Prozess. TV-Familienfilm, D 2018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6.00 MDR um 4 16.30 MDR um 4. Magazin 17.00 MDR um 4 17.45 MDR aktuell 18.05 Wetter für 3 18.10 Brisant 18.54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 19.30 MDR aktuell 19.50 Elefant, Tiger & Co. 20.15 Musik in den Bergen. Show. Moderation: Dominik Glöbl 21.45 MDR aktuell 22.00 Riverboat 0.10 Die Olsenbande stellt die Weichen. Gaunerkomödie, DK 1975. Mit Ove Sprogøe

ORF2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Studio 2. Künstlerflohmarkt in Baden mit Modeschau/ Brustkrebsmonat / Society Talk / Warenkunde 18.20 Rund ums Rad 18.30 Mayrs Magazin 18.51 infos & tipps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aus dem Bundesland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uell 20.05 Seitenblicke 20.15 Die Chefin 21.20 WeltWeit. Wohn(t) räume in der Krise. Wie sollen wir in Zukunft leben? 22.00 ZIB 2 22.25 Euromillionen 22.35 Expedition Petra - Wüstenstadt im Fels 23.20 Babylon Berlin 0.10 Babylon Berlin. Krimiserie 0.50 Die Chefin. Krimiserie

rbb

12.05 Morden im Norden 12.55 Quarks 13.10 rbb Gartenzeit 13.40 Morden im Norden 14.30 Der Bernsteinfischer. TV-Drama, D 2005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Magazin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30 Dinge, warum man Friedenau wieder einmal besuchen sollte. Dokumentarfilm, D 2024 21.45 rbb24 Berlin 22.15 Die größten Pop-Kulthits der 70er (1/6) 0.15 Kim & Klaus 1.00 Hannah Arendt. Biografie, D/LUX/F/ISR 2012. Mit Barbara Sukowa, Janet McTeer

Kabel Eins

5.20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Hoffmann on Tour: Texas 5.45 Magnum. Bittere Wahrheit. Krimiserie 6.35 MacGyver 7.2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0 Bull 10.10 Castle 11.05 MacGyver. Die Hochzeitsfeier. Actionserie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Rachemission 13.00 Castle. Virus / Last Action Hero 14.50 Bull. Krimiserie 15.50 Kabel Eins : newstime 16.00 Bull. Sag kein Wort! Krimiserie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55 Achtung Kontrolle! 20.15 Navy CIS. Der Plan / Element 116 / Halloween / Skelette 0.15 The Irrational

Sky One

5.10 The Good Doctor (3-5). 36 Stunden / Delirium / Die bessere Karotte. Dramaserie 7.25 Elsbeth: Ein besonderer Fall. Otherwise Enraged / Murder, He Wrote / High Class Problems. Krimiserie 9.40 Navy CIS (5). Krimiserie 12.45 The Rookie (4-5). Krimiserie 15.05 S.W.A.T. 2-4) 17.15 Bull 19.25 The Rookie. Babysitting / Mad Dog / Druck. Krimiserie 21.45 Navy CIS. Gesucht und gefunden / Wie ein wilder Stier / Beweise / Auf der Lauer 0.50 Bull (1-2. Krimiserie 2.55 Ghosts. Comedyserie 3.40 The Fall and Rise of Reggie Dinkins (4). Alles für die Katz. Comedyserie 4.00 Diese Ochsenknechts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Die Welt am Morgen 9.05 Bayern 2 Nah dran 12.04 Tagesgespräch 13.04 Stadt Land Leute 14.04 Bayern 2 Kulturleben. Film, Serie, Kabarett, Theater 14.40 Schalom 15.04 Bayern 2 Kulturleben 16.04 Eins zu Eins. Im Gespräch unter vier Augen. Zu hören gibt es packende Berichte über mit Ereignissen gefüllte Biografien, ungewöhnliche Berufe, spannende wie überraschende Einsichten und unerwartete große Erfolge. 17.04 Die Welt am Abend 18.04 Radiomikro 18.53 Betthupferl 19.04 Zündfunk 20.00 ARD-Radiokulturnacht der Bücher. Zu Gast: Dörte Hansen, Meron Mendel, Saba-Nur Cheema, Sven Regener, Caroline Wahl, Jaroslav Rudiš, Lukas Bärfuss, Ingo Schulze

BR-KLASSIK

6.00 Nachrichten, Wetter, Verkehr. Die Komplexität des Weltgeschehens verständlich erklärt: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aktuell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soziale, kulturelle, sportliche und sonstige Ereignisse in komprimierter Form. 6.05 Allegro 9.00 Nachrichten 9.05 Der Vormittag 12.03 Der Nachmittag. "BR-KLASSIK – Der Nachmittag" begleitet Sie mit inspirierender Musik zum Genießen vom Mittag in den Nachmittag. 16.03 Leporello 18.03 Klassik-Stars 19.03 KlassikPlus. „Avanti Diilettanti“ – musikalische Dilettanten 20.03 Konzert der musica viva. U.a.: Milhaud: „La création du monde“, Ouvertüre; Streich: „Morgen & Abend“. Live 22.03 Orgelmusik. Norddeutsche Orgelmeister 23.03 Jazztime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5.05 Infos 9.10 Europa heute 9.35 Tag für Tag 10.08 Lebenszeit 11.35 Umwelt 12.10 Infos 13.35 Wirtschaft 14.10 Deutschland heute 14.35 Campus 15.05 Corso 15.35 @mediasres 15.52 Schalom 16.10 Büchermarkt 16.35 Forschung aktuell 17.05 Wirtschaft 17.35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4 Nachrichtenleicht – die Nachrichten in Einfacher Sprache 19.09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5 Der Rest ist Geschichte 20.05 Feature 21.05 On stage 22.05 Spielraum. Soul City – Neues aus der Black Music-Szene 22.50 Sport aktuell 23.10 Der Tag 0.05 Radionacht. Die Sendung begleitet Nachtarbeiter, Schlaflose und Frühaufsteher durch die N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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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SPORT

„Zwischen Kilometer 30 und 35 kommt der größte Leistungseinbruch“, sagt Sportphysiotherapeut Marco Kaufmann.
FOTO: RICHARD B. LEVINE/IMAGO

„Bei Schmerz in der Brust, Atemnot, Verwirrtheit: sofort aufhören“

Vor dem München-Marathon warnt Sportphysiotherapeut Marco Kaufmann vor Trainingsplänen von Chat-GPT. Er gibt Tipps für die Tage vor dem Rennen, erklärt, was gegen den Leistungseinbruch auf den letzten zehn Kilometern hilft – und wann man auf keinen Fall an den Start gehen sollte.

Interview von Sebastian Winter

SZ: Herr Kaufmann, es ist Marathon-Saison, auch am Sonntag in München werden Tausende durch die Stadt laufen. Beim Extrembergsteigen gibt es die sogenannte Todeszone ab 8000 Metern, weil Regenerieren dort unmöglich ist. Man muss schnell auf den Gipfel und wieder zurück. Wie ist das beim Marathon?

Marco Kaufmann: Man sagt ja, der Marathon hat zwei Hälften, die ersten 32 Kilometer und die letzten zehn. Dass Letzteres eine Todeszone wäre, ist Quatsch. Bekannt ist aber, dass zwischen 30 und 35 Kilometern der größte Leistungseinbruch stattfindet. „Hitting the Wall“ heißt das geflügelte Wort. Auf Deutsch gesagt: der Mann mit dem Hammer.

Wenn man auf diese Wand oder den Mann mit dem Hammer trifft: Was passiert dann im Körper?

Die Glykogenspeicher, also die Kohlenhydratspeicher in Muskeln und Leber, gehen schlicht und einfach zur Neige, der Energietank wird leer. Der Körper muss stärker auf Fett umstellen. Fett liefert die Energie aber langsamer und braucht dafür mehr Sauerstoff. Das Tempo lässt sich nicht mehr halten. Die Erschöpfung nimmt dadurch zu, was nach dieser langen Anstrengung massive Auswirkungen hat. Welche?

Das Tempo bricht plötzlich ein, die Beine werden schwer, Schrittfrequenz und Lauftechnik werden unsauber. Dazu kommen Symptome wie bei einer Unterzuckerung: leichter Schwindel, Zittern, die Konzentration lässt nach. Auch der Kopf kippt, man fragt sich, warum man sich das antut. Das ist eine normale Reaktion auf leere Speicher. Wichtig ist dann: nicht in Panik verfallen. Tempo rausnehmen, notfalls ein Stück gehen, Kohlenhydrate mit Wasser nachlegen. Die brauchen etwa zehn bis 15 Minuten, bis sie wirken. Und das Rennen in kleine Etappen teilen, von Verpflegungsstation zu Verpflegungsstation. Erfahrene Marathonläufer trifft die Wand meist später oder gar nicht: Ihr Körper verbrennt mehr Fett und spart so Kohlenhydrate, sie kennen ihr Tempo und haben ihre Verpflegung erprobt. Wer zum ersten Mal läuft, den erwischt es häufiger und härter. Oft limitiert bei ihnen nicht nur der Tank, sondern die Muskulatur, die so viele Kilometer einfach nicht gewohnt ist.

Apropos Kohlenhydrate: Was sollte man essen in den Tagen vor dem Marathon – und währenddessen?

Keine Experimente wagen und das essen, was man gewohnt ist und womit man sich gut fühlt. In der Woche davor ganz normal und ausgewogen essen, mit Eiweiß, guten Fetten und Ballaststoffen. In den letzten zwei, drei Tagen dann deutlich mehr Kohlenhydrate und dafür weniger Ballaststoffe und Fett – gut Verdauliches, etwa Kartoffeln, Reis, Nudeln oder Weißbrot. Aber sich nicht den Magen vollschlagen. Und wenn man zum Frühstück seinen Kaffee und Haferflocken mit Beeren gewohnt ist, warum nicht? Eine letzte Mahlzeit vor dem Marathon ist in jedem Fall sinnvoll, aber nicht kurz vor dem Start, sondern eher drei bis vier Stunden davor, kohlenhydratreich und leicht verdaulich. Im Rennen dann ab Minute 45 bis 60 regelmäßig 30 bis 60 Gramm Kohlenhydrate pro Stunde essen, also etwa ein bis zwei Bananen; gut trainierte Läufer auch bis 90 Gramm. Bei Gels steht die Menge der Kohlenhydrate auf der Packung. Wer erst bei Kilometer 30 isst, tut das zu spät. Auch wichtig: Trinken nach Durst, nicht auf Vorrat.

Und was raten Sie, wenn der Körper einfach nicht mehr will?

Langsamer machen, wenn Laufen nicht mehr geht. Mit Pausen und einem Spaziergang in Etappen kommt man auch ins Ziel, wenn auch vielleicht nicht in der anvisierten Zeit. Bei einem Wadenkrampf kurz stehen bleiben, die Fußspitze in Richtung Schienbein ziehen und die Wade sanft dehnen, etwa am nächsten Laternenpfosten. Wer völlig außer Atem ist: Hände auf die Knie oder seitlich abstützen, vier Sekunden ein- und acht Sekunden ausatmen. Das beruhigt Atmung und Puls. Leichter Schwindel kann vorkommen, etwa wenn der Blutzucker oder der Salzhaushalt nicht mehr stimmt. Dann Tempo rausnehmen, gehen, etwas Kohlenhydrate und – wer viel geschwitzt hat

– Elektrolyte statt nur Wasser. Wird einem schwarz vor Augen, ist das ein klares Warnsignal: an den Rand, hinlegen und Beine hoch – wer im Stehen ohnmächtig wird, stürzt. Geht das nicht schnell vorbei, den Sanitäter rufen und nicht weiterlaufen.

„Männer brechen in der zweiten Rennhälfte deutlich häufiger ein als Frauen.“

Wann ist es trotzdem okay, weiterzulaufen?

Wenn ich merke, das sind jetzt rein muskuläre Probleme, die Muskulatur macht zu, die Beine brennen und werden schwer, dann ist es zwar hart, aber trotzdem okay, das Ziel weiterhin anzusteuern – wenn der Kopf auch noch dazu bereit ist. Und wann ist die rote Linie erreicht? Bei Druck oder Schmerz in der Brust, Atemnot, Verwirrtheit oder wenn einem schwarz vor Augen wird und es nicht vorbeigeht: sofort aufhören und Hilfe holen. Auch wer sich wiederholt erbrechen muss, sollte aufhören. Anders ist es bei lokalen, stärker werdenden Schmerzen an Achillessehne, Sprunggelenk, Schienbein, Knie oder Hüfte: Tempo raus, gehen. Wird es nicht besser, abbrechen – um Folgeschäden zu vermeiden.

Gibt es auch Unterschiede zwischen Frauen und Männern auf den letzten zehn Kilometern?

Jede Menge. Laut Studien brechen Männer in der zweiten Rennhälfte deutlich häufiger ein als Frauen. Das liegt zum einen daran, dass Männer sich auf den ersten Kilometern eher von Tempo, Adrenalin und Zuschauern antreiben lassen. Besser ist es, sich an den Trainingsplan zu halten und auf den ersten zehn Kilometern bewusst Tempo herauszunehmen. Frauen sind da tendenziell etwas ruhiger, und strategischer, sie laufen statistisch gesehen gleichmäßiger. Außerdem können sie Fett bei Ausdauerbelastungen besser verstoffwechseln und schonen so ihre Kohlenhydratspeicher länger. Männer haben dafür mehr Muskelmasse und mehr Hämoglobin, können also mehr Sauerstoff transportieren. Deshalb liegen Männer in der Weltspitze rund zehn bis zwölf Prozent vorne, was die Zeiten angeht.

Was ist mit der Flüssigkeitszufuhr? Ein Punkt, der oft unterschätzt wird: Frauen haben ein höheres Risiko, im Rennen zu viel zu trinken und dadurch einen gefährlichen Natriummangel zu entwickeln, weil sie oft leichter und länger unterwegs sind. Gerade für sie gilt: nach Durst trinken, nicht an jeder Station auf Vorrat. Ein weiterer Punkt: Die Leistung ist bei Frauen auch zyklusabhängig. Welche Rolle spielt der Zyklus dabei? Das ist individuell sehr verschieden. Manche Frauen haben während der Periode spürbar weniger Energie, andere haben sich im Training daran gewöhnt, auch in dieser Zeit Leistung zu bringen. Fällt der Renntag in diesen Zeitraum und weiß man, dass dann die Energie fehlt, sollte man lieber in einer langsameren Zeit fini- shen. Gefährlich wird es, wenn der Körper über Wochen zu wenig Energie bekommt. Das erhöht das Risiko für Knochenmarködeme und Stressfrakturen. Bleibt die Periode aus, ist das kein Fitness-, sondern ein Alarmzeichen des Körpers.

Wer bereitet sich denn akribischer auf einen Marathon vor?

Bei der Trainingsplanung erleben wir Männer oft als datengetriebener. Allerdings werden inzwischen auch viele Trainingspläne mit Chat-GPT oder anderen KI-Anwendungen geschrieben – und passen dann oft nicht zum eigenen Leistungsstand. Ungeprüft würde ich einen solchen Plan nicht übernehmen. Vor allem, wenn vorher nie eine Leistungsdiagnostik stattgefunden hat, die Fragen klärt: Bringe ich überhaupt die Belastbarkeit für einen Marathon oder Halbmarathon mit? Wie sieht denn mein Ausgleichs-training zum Laufen aus? Das können wir hier genau messen und das Verletzungsrisiko mittels Kraftanalysen senken. Und das kann die KI nicht?

Die KI ist gut darin, Wissen zu bündeln und Daten zusammenzuführen. Aber sie arbeitet nur mit dem, was man ihr gibt. Und das sind meist Zeitziel, Kilometer, Pace, vielleicht Puls, Gewicht und Größe. Diese Daten beschreiben das Herz-Kreislauf-System – nicht aber Sehnen, Knochen und Muskeln. Und die brauchen viel länger, um sich anzupassen. Die KI sieht nicht, wie man läuft, ob ein Bein mehr arbeitet als das andere, ob eine alte Verletzung nie ganz ausgeheilt ist, wie man schläft oder wie stressig der Job gerade ist. Dazu kommt: Wer schreibt, „Ich will in zwölf Wochen unter vier Stunden laufen“, bekommt meist genau diesen Plan – selten die ehrliche Antwort, dass das für ihn nicht realistisch ist. Und das Wissen dahinter ist ein Querschnitt aus allem, was im Netz steht. Wirklich gut wird der Trainingsplan erst, wenn Experten individuell zugeschnittene Lauf- und Kraftanalysen oder Leistungsdagnostik erstellen.

Sie plädieren also für eine gute Langzeitplanung?

Das ist das A und O. Eine gute Vorbereitung zahlt immer auf den Marathon ein, gerade auf das letzte Drittel. Nicht nur beim Training, sondern auch beim Schuhkauf, genügendem Schlaf, bei der Laufstilanalyse, der Ernährung. Durch ein Energiegel lässt sich nicht per se der Muskelspeicher wieder auffüllen. Das passiert in den Tagen davor. Andererseits ist es auch kein Beinbruch, wenn man in der Nacht vor dem Marathon vor Nervosität kaum ein Auge zugemacht hat – vorausgesetzt, man hatte in den ein, zwei Wochen davor einen erholsamen Schlaf. Der ist essenziell.

Sie hatten das Thema Verletzungen angesprochen. Was fällt da auf?

Wir beobachten in diesem Jahr deutlich mehr Überlastungsverletzungen als in den Vorjahren. Achillessehne, Kniescheibensehne, Schienbeinkante, Stressfrakturen an Schienbein und Mittelfuß, Knochenmarködeme. Die meisten dieser Verletzungen treten gar nicht beim eigentlichen Marathon auf, sondern in der Vorbereitung. Aber auch vermehrt beim Lauf selbst ab Kilometer 30. Und auch bei Trends wie den Hyrox-Wettkämpfen oder den boomenden Ultraläufen sehen wir sie zunehmend. Können Sie erklären, warum das so ist? Ganz einfach: zu viel Belastung in zu kurzer Zeit. Da werden in einer Woche viele Kilometer geschrubbt, aber kaum Regenerationstage eingestreut. Es ist aber so: Wenn ich mich jetzt entscheide, in drei Monaten einen Marathon zu laufen, dann kann ich mein Herz-Kreislauf-System binnen acht Wochen darauf hintrainieren. Meine Sehnen, Knochen und Bänder allerdings nicht. Die brauchen viele Monate, bis sie sich anpassen, zumal, wenn eine alte Verletzung nie ganz auskuriert wurde. In unseren Analysen zeigen acht von zehn Läufern eine muskuläre Dysbalance: Kraft und Aktivität einzelner Muskeln unterscheiden sich zwischen rechtem und linkem Bein um mehr als zehn Prozent. Das trackt keine Fitnessuhr, sondern lässt sich nur mit einer Lauf- und Kraftanalyse messen. Und deswegen kann man nicht pauschal sagen, mit diesen Wochenkilometern bin ich stabil und habe mein Pensum für den Marathon erreicht. Ein unterschätzter Faktor ist hier übrigens die Ernährung. Invisform?

Mehr Training heißt mehr Umbau im Knochen, und dafür braucht er Material: genug Energie, Kohlenhydrate, Eiweiß, Kalzium und Vitamin D. Wer viel läuft und zu wenig isst, riskiert die Gesundheit seiner Knochen, Frauen häufiger als Männer

Wie spürt man eigentlich eine Stressfraktur?

Meist kündigt sie sich an: Erst schmerzt es am Ende des Laufs, dann immer früher, schließlich bei jedem Schritt. Typisch ist ein punktgenauer Schmerz direkt auf dem Knochen. Der ist dann nicht ganz gebrochen, hat aber durch die Überlastung schon eine Bruchlinie oder Mikrorisse. Wir hatten dieses Jahr mehrere Läuferinnen und Läufer, die etwa ab Kilometer zwölf etwas gespürt haben, weitergelaufen sind und einige Kilometer später nicht mehr gehen konnten: Stressfraktur. Ein Extrembeispiel fürs Weiterlaufen trotz Verletzung war jüngst die Berlin-Marathon-Siegerin Tigst Assefa: Ihr ist auf den letzten Kilometern die Achillessehne gerissen, trotzdem ist sie weitergelaufen und hat sogar noch den Streckenrekord gebrochen. Freizeitläufern würde ich dringend raten: sofort aufhören!

„Nach dem Rennen tut es eine kalte Badewanne oder man kann sich in die Isar setzen.“

Wann würden Sie generell dringend von einem Marathonstart abraten? Bei einem fieberhaften Infekt, gerade wenn ich in den Wochen davor krank war. Das Risiko einer Herzmuskelentzündung ist dann zu groß. Auch mit einer frischen Erkältung sollte man nicht starten; wer unsicher ist, lässt das vorher ärztlich abklären. Genauso wenig sollte man mit Ibuprofen oder anderen Schmerzhemmern laufen: Sie drosseln die Nierenfunktion, greifen die Magenschleimhaut an, schwächen die Darmbarriere, verringern das Senden von Alarmsignalen durch den Körper und hemmen die natürliche Entzündungsreaktion nach dem Lauf. Und noch einmal, weil es so wichtig ist: Ein Infekt im Wettkampf kann das Herz gefährden.

Was sollte man in jedem Fall vermeiden, vor oder während des Marathons? Am Wettkampftag gibt es keine Experimente: keine neuen Schuhe, kein Gel, das man nicht im Training getestet hat, und kein Tempo, das man nicht trainiert hat. Teilweise werden dann zum ersten Mal Energiegels gegessen, die an der Verpflegungsstation herumliegen, weil die Kraft schwindet. Und dann wundert sich mancher Läufer, wenn das bald darauf sprichwörtlich nach hinten losgeht. Magen-Darm-Probleme treten sehr häufig auf den letzten Kilometern auf. Der Körper zieht Blut und Sauerstoff in die Muskeln ab, der Magen-Darm-Trakt ist unterversorgt. Hinzu kommen die Erschütterungen durch das Laufen auf der Straße. All das kann Durchfall befördern. Wer dazu neigt, sollte seinen Darm mittrainieren.

Wie kann man den Darm trainieren? Die Rennverpflegung in den langen Läufen testen, zwei Tage vorher ballaststoff-, fett- und laktosearm essen, Gels immer mit Wasser nehmen und nicht mehrere direkt hintereinander. Vor dem Start noch einmal auf die Toilette und wissen, wo an der Strecke die nächsten stehen. Passiert es im Rennen trotzdem: Tempo raus, kleine Schlucke Wasser, die Verpflegung kurz pausieren und die Toiletten an der Strecke nutzen. Ein paar Minuten Pause kosten weniger als ein abgebrochenes Rennen. Aber auch die Schuhe sind ein Klassiker ...

Warum?

Manche meinen, sie müssen unbedingt direkt vor dem Marathon neue Laufschuhe kaufen, die sie dann beim Marathon einweihen, ohne sie vorher getragen zu haben. Und dann wundern sie sich, wenn die Statik des Fußes nicht stimmt, der Laufstil anders ist, später die Knie- und Hüftschmerzen kommen und die Blasen sowieso.

Was ist nach dem Marathon besonders wichtig?

Entspannen, Elektrolyte und andere Flüssigkeiten zu sich nehmen. Gut essen auf jeden Fall, das kann erleichternd sein, denn die meisten Finisher haben nach dem Zieleinlauf erst mal extremen Hunger. Und sich dann einen erholsamen Tag machen. Manche gehen bald schon wieder aufs Fahrrad mit wenig Watt, andere in die Eistonne, weil sie einfach wollen, dass die Beine am nächsten Tag ein bisschen lockerer sind ...

Aber nicht jeder hat eine Eistonne zu Hause herumstehen.

Eine kalte Badewanne tut es auch, oder man kann sich hier in München je nach Wetter in die Isar setzen. Manche gönnen sich in den Tagen danach ein paar schöne Stunden im Spa, mit Sauna und Abkühlbecken. Am Renntag selbst würde ich auf die Sauna verzichten, da ist der Kreislauf noch zu stark belastet. Zur Feier des Tages kann man sich beim Abendessen aber ein alkoholfreies Bier genehmigen. Und dann ab ins Bett und viel schlafen. Und wenn der Alltag wieder startet mit dem nächsten Arbeitstag?

Auf jeden Fall nicht gleich wieder belasten, dem Körper unbedingt die Chance auf Erholung geben. Aber ich würde auch im Büro oder Homeoffice versuchen, locker zu dehnen, herumzulaufen, keine Bewegung zu scheuen. Oder erst mal aufs Fahrrad oder aufs Schwimmen umzusteigen. Nach jeder Mobilisationseinheit wird es leichter für den Körper, sich wieder zu erholen. Und dann kann man Mitte oder Ende der Woche mit einem lockeren, kurzen Lauf wieder von Neuem beginnen.

Zur Person

Marco Kaufmann, 36, ist Sportphysiotherapeut, Heilpraktiker und Gründer des Athletics & Health Instituts (AHI) sowie des Regenerationsstudios LOMA in München. Seit 16 Jahren trainiert er Sportler im Profi- und Freizeitbereich, seit zehn Jahren arbeitet er therapeutisch. An seinem Institut analysiert er mit seinem Team Läufer, diagnostiziert Überlastungsverletzungen und begleitet die Rückkehr der Athleten in den Sport. Er hat unter anderem mit Rodel-Olympiasiegerin Dajana Eitberger und dem deutschen Langlauf-Nationalteam zusammengearbeitet.

„Wirklich gut wird der Trainingsplan erst, wenn Experten individuell zugeschnittene Lauf- und Kraftanalysen erstellen“: Marco Kaufmann vor der Sauerstoffkammer seines Instituts in München. FOTO: SEBASTIA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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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nftig die Nummer eins im deutschen Tor? Ena Mahmutovic zeigt gerade zumindest Leistungen, die sie als Nachfolgerin von Ann-Katrin Berger empfe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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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ist die Zukunft im deutschen Tor

Ann-Katrin Berger ist gesetzt als Nummer eins der DFB-Frauen, fehlt jedoch in den nächsten beiden Länderspielen. Diese seltene Chance will Bayerns Torhüterin Ena Mahmutovic für sich nutzen.

Von Anna Dreher

Khadija Shaw wirkte so selbstbewusst und zuversichtlich, wie eine der besten Stürmerinnen nur sein konnte angesichts eines solchen Geschenks: Elfmeter im Champions-League-Spiel gegen den FC Bayern, Chance zum Ausgleich für Manchester City. Ihr Blick verriet ihren Gedanken: Den mach' ich! Nur blöd, dass Ena Mahmutovic sich im selben Moment vornahm: Den hab' ich! Sie hatte den Elfmeter selbst verursacht, als sie einen Angriff stoppen wollte. Und kurz danach lieferte Mahmutovic eine weitere Szene, die künftig im Kopf ihrer Gegnerinnen aufploppen dürfte, wenn sie der Torhüterin gegenüberstehen. Sie gewann das Duell. Und Shaw verlor ein bisschen von der wertvollen und begehrten Eigenschaft, die Mahmutovic sich gerade aufbaut: Aura.

Sie selbst sprach danach nüchtern von einem Job, den sie zu erledigen hätte, Fehler ausbügeln und so. Das Lob übernahmen andere, Bayern-Trainer José Barcala ordnete sie als „eine der talentiertesten Torhüterinnen der Welt“ ein, Direktorin Bianca Rech verband die jüngsten Leistungen mit der Forderung, dass Mahmutovic auch im Nationalteam der Status als Nummer eins gebühre. Eine Woche später, rund um das Spiel gegen Benfica Lissabon, schwächte Rech im Halbzeitinterview beim ZDF ihre Aussage etwas ab. Sie sehe Ann-Katrin Berger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2027 in Brasilien schon auch gesetzt, aber: „Die Zukunft gehört Ena Mahmutovic.“

Die 22-Jährige hat sich in München als Stammkeeperin etabliert; ihr Vertrag wurde kürzlich bis zum Saisonende 2029 verlängert. Und der Einfluss des Double-Gewinners reicht zwar nicht so weit, dass Wünsche direkt erfüllt werden. Aber wie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Auswahl aussehen könnte, das wird trotzdem schon an diesem Freitag (20.30 Uhr, ZDF) zu sehen sein, wenn das Team gegen Australien in Karlsruhe die WM-Saison eröffnen wird – mit Mahmutovic auf dem Platz.

Ann-Katrin Berger, die Gegenwart im deutschen Tor, hat für dieses und das folgende Länderspiel am 13. Oktober (17.45 Uhr, ARD) gegen Japan abgesagt. Für sie geht es mit Titelverteidiger Gotham FC in Richtung Playoffs, deshalb ist sie in den USA geblieben. Als Bundestrainer Christian Wück nach der EM 2025 mit Berger darüber gesprochen hatte, „ob sie sich fit genug fühlt, ob sie dieses Feuer noch spürt“, sei schon vereinbart worden, dass sie einen Lehrgang aussetzen würde. Das schafft eine seltene Chance, denn Berger liegt, wie Wück sagte, „noch einen Tacken voraus“. Das bestätigt der langjährige DFB-Torwarttrainer im Gespräch mit der SZ. „Wenn jetzt die WM wäre, würden wir mit ihr als Nummer eins ins Turnier starten“, sagt Michael Fuchs. Berger sei in vielen Aspekten sehr gut, gerade im Raum agiere sie enorm sicher: „Sie hat so viele Situationen schon erlebt, diese Erfahrung hat sie den anderen nun mal einige Jahre voraus. Dadurch hat sie auch das Antizipieren von Situationen weiter ausgereizt.“

Sich im Bewusstsein der Gegnerinnen einzunisten und sie einzuschüchtern, allein durch die eigene Präsenz auf dem Platz, das ist Berg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o gut gelungen wie wenigen anderen Torhüterinnen. Das zeigt sich nicht zuletzt an ihrer Gelassenheit vor Elfmetern, die sie gern zum Ausdruck bringt, indem sie ihre Arme hinter dem Rücken verschränkt.

Berger gibt „ihre Erfahrung großzügig an die anderen Torhüterinnen weiter“

Die Französinnen wissen das seit dem EM-Viertelfinale nur allzu gut. Und dann gab es in diesem Spiel auch noch den Arm Bergers, der einen Ball wegwischte, obwohl dieser nach den Regeln der Physik eigentlich schon im Tor lag. Dazu bringt die 35-Jährige eine Art im Nationalteam ein, die für die Gegnerinnen selbst dann noch zum Problem werden kann, wenn Berger irgendwann ihre DFB-Karriere beenden wird: „Sie gibt ihre Erfahrung und ihre Perspektive bereitwillig und großzügig an die anderen Torhüterinnen weiter“, erzählt Fuchs: „Davon profitieren natürlich alle wahnsinnig.“

Mit „allen“ meint Fuchs insbesondere Mahmutovic und Stina Johannes vom VfL Wolfsburg, die in der Regel zu seiner Trainingsgruppe bei Länderspielen zählen. Aber im Torwartland Deutschland werden auch die DFB-Frauen seit Jahren verwöhnt mit einer Auswahl talentierter Keeperinnen. Zu deren Kreis könnten künftig auch die nun nominierte Laura Dick (TSG Hoffenheim) sowie Maria Luisa Grohs (Olympique Lyon), Sophia Winkler (Eintracht Frankfurt), Rafaela Borggräfe (Bayer Leverkusen), Lina Altenburg (Eintracht Frankfurt) und Anneke Borbe (Arsenal London) zählen. Eine Debatte um die Nummer eins gibt es (noch) nicht, ein Debättchen um die Position dahinter schon.

Und auch wenn sich das Trainerteam aktuell nicht auf eine fixe Reihenfolge hinter Berger festlegen mag, dürfte Mahmutovic gerade vorn liegen. Johannes hat im Kreis der Nationalelf und in ihren fünf Länderspielen zwar überzeugt. Dass die Deutschen in der Nations League 2025 das Finale erreichten, lag auch an ihr. Das Vertrauen hat sie weiterhin. Derzeit aber schwanken die Leistungen der 26-Jährigen im Verein – hier kann Mahmutovic, die erst auf zwei Länderspiele kommt, mit mehr Konstanz punkten. „Das darf man bei Torhüterinnen nicht kleinreden, das gibt einer Mannschaft die Sicherheit, die sie braucht", sagte Wück. Dass sie bei ihrem Debüt im Dezember 2024 eine Niederlage gegen Italien mitverschuldete? Längst vergessen, kann passieren.

Ihr bisher größter Schritt lag damals erst wenige Monate zurück. Im Sommer 2024 hatte Mahmutovic, ein Familienmensch, erstmals ihre Heimat im Ruhrpott verlassen, um vom Bundesligaletzten MSV Duisburg zum Meister FC Bayern zu wechseln. „Zu Beginn war es schon ein kleiner Kulturschock, weil alles hier so anders ist“, hat Mahmutovic erzählt. Dazu kamen das fußballerisch hohe Niveau und Verletzungen. Seit sie aber in München angekommen ist, tritt sie präsenter auf, ist spürbar selbstbewusster geworden. „Sie ist unheimlich gut mit dem Ball am Fuß, auch wenn es um die Spieleröffnung geht“, sagt Fuchs: „Da findet sie manchmal unorthodoxe Lösungen, aber die sind erfolgreich und taktisch oft der beste Weg. Das passiert intuitiv.“ Mahmutovic betrachte alles als Herausforderung, nicht als Belastung: „Sie sieht im Fußball einfach ein Spiel. Diesen Blick aus der Kindheit verlieren viele mit der Zeit. Aber Ena hat diese Art für sich mitgenommen ins Profileben.“

So gesehen sind die Abende gegen Australien und Japan keine große Sache. Vielleicht aber nutzt Mahmutovic eine oder gar beide Partien als Bühne, um Szenen zu liefern, die sich ins Gedächtnis brennen. Auch dem Bundestrainer.

Wieder da nach 14 Spielen Sperre

Ein halbes Jahr nach seiner brutalen Attacke gegen Ingolstadts Edwin Tropmann steht Nationalspieler Fabio Wagner in der DEL vor der Rückkehr.

München – Fabio Wagner hat eine ganz normale Trainingswoche hinter sich. Der Verteidiger des EHC Red Bull München stand mit seinen Teamkollegen auf dem Eis, arbeitete mit ihnen im geräumigen Fitnessraum und lauschte den Worten seines Trainers Oliver David, die nach dem ersten Sechs-Punkte-Wochenende der Saison größtenteils zufrieden geklungen haben dürften. Wagner wird auch dabei sein, wenn das Trainerteam die Mannschaft final auf das Heimspiel gegen den ERC Ingolstadt am Freitag einstimmt. Er wird in die Gesichter seiner Teamkollegen blicken, ihnen gut zusprechen, sie mit seiner Präsenz unterstützen. Wenn diese dann aufs Eis gehen, ändert sich für Wagner aber alles. Dann muss er sich auf einen Tribünenplatz setzen und zuschauen.

Fabio Wagner muss bereits sehr lange zuschauen. Sein bislang letztes Spiel in der Deutschen Eishockey Liga (DEL) hat er im März bestritten, im Playoff-Viertelfinale gegen den ERC Ingolstadt. Das vierte Spiel jener Serie endete vorzeitig. Nach einem brutalen Check von Wagner war Ingolstadts Verteidiger Edwin Tropmann bewusstlos auf dem Eis liegen geblieben und hatte die Nacht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des Klinikums Ingolstadt verbringen müssen. Der Vorfall erregte auch außerhalb der Eishockeyblase Aufsehen, Tropmann laborierte noch monatelang an den Folgen eines schweren Schädel-Hirn-Traumas. Mittlerweile steht der 21-Jährige wieder auf dem Eis und konnte die ersten sechs Ingolstädter Saisonspiele bestr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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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Münchens Trainer Oliver David geriet für seine Wortwahl in die Kritik

Der ehemalige Ingolstadt-Kapitän Wagner, der persönlich bei Tropmann und auch öffentlich um Entschuldigung bat, wurde für das üble Foul vom Disziplinar-ausschuss der DEL für 14 Spiele suspendiert – die zweitlängste Sperre in der DEL-Geschichte. Da der EHC nach jenem un-rühmlichen Spiel nur noch sieben Partien in den Playoffs bestritt, ehe die Münchner im Halbfinale gegen die Adler Mannheim ausschieden, musste Wagner die restlichen sieben Spiele zu Beginn der aktuellen Saison absitzen. Der Zufall will es, dass sein letztes Spiel mit erzwungener Pause jenes gegen die schwach in die Saison gestarteten Ingolstädter am Freitag (19.30 Uhr) im Münchner SAP Garden ist. Zwei Tage später wird er in Schwenningen seinen Münchner Teamkollegen wieder auf dem Eis helfen können – mehr als sechs Monate nach dem Vorfall.

So lange nur trainieren, aber nicht mitspielen zu können, sei „natürlich nicht leicht“, sagte Münchens Nationaltorhüter Mathias Niederberger dieser Tage über seinen Teamkollegen. „Wer den Fabio kennt, weiß, dass er absolut brennt und am liebsten im Spiel auf dem Eis stehen würde.“ Dafür, dass er das so lange nicht machen konnte, mache er es gut, Wagner sei „super positiv“ und die „ganze Zeit fokussiert“ gewesen, erzählte Niederberger. Der Torhüter hatte die oberbayerische Playoffserie verletzungsbedingt nicht auf dem Eis miterlebt, er rechnet damit, dass die Emotionen am Freitag nicht vergleichbar sein werden mit jenen im März. Aber Niederberger geht auch davon aus, dass es „sicherlich hitzig“ wird. Oliver David sagt, die Szene habe sich den Sommer über nicht in seinen Kopf eingebrannt. Der Münchner Trainer war im März, nach Wagners Check, in die Kritik geraten, da er direkt nach Spielende, in einem TV-Interview noch auf dem Eis, nicht die richtigen Worte gefunden hatte. Sinngemäß meinte David, Härte gehöre zum Spiel.

Wenige Minuten nach dem Schockmoment, der ihm sehr nahe gegangen sei, vor eine Kamera zu treten, hätte er rückblickend nicht machen sollen, hatte er dann zu Beginn dieser Spielzeit gesagt. ERC-Stürmer Daniel Pietta hatte Oliver damals kritisiert: „Gerade von einem Trainer erwarte ich, dass er wenige Minuten, nachdem sich ein junger Mann auf dem Eis nicht mehr bewegt hat und abtransportiert wurde, nicht sagt, dass das Teil des Spiels ist – auch wenn er es später vielleicht revidiert hat.“

Heute sagt David: „Du kannst nicht zu viel in die Vergangenheit schauen.“ Wenn man Fehler gemacht habe, begehe man diese hoffentlich nicht mehr und beschreite so eine „andere Zukunft“. Er sagt auch, er sei gespannt, wie „deren Seite“, also Ingolstadt, ins Spiel starte: Sein Team werde „einfach spielen“. Das Geschehene sei „Teil der Geschichte von anderen Menschen“, er hoffe, „dass wir jetzt eine andere Geschichte schreiben“.

Fabio Wagner hatte direkt vor dem Saisonstart gesagt, der Vorfall liege in der Vergangenheit: „Ich habe das abgehakt und schaue jetzt nach vorn.“ Als einen Neustart nehme er die noch junge Saison nicht wahr, da er im Mai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in der Schweiz gespielt habe. Wagner, der sich und auch seine Familie Anfeindungen aus dem Netz ausgesetzt sah, war mit dem deutschen Team in der WM-Vorrunde ausgeschieden, der Deutsche Eishockey-Bund (DEB) hatte seine Nominierung auch unter dem Aspekt der Rehabilitation begründet.

Von Sonntag an kann sich Fabio Wagner dann auch wieder aktiv in der DEL rehabilitieren. Christian Bernhard

14 Spiele nicht dabei: Erstmals nach seiner brutalen Atacke in den Playoffs darf Fabio Wagner wieder mitspielen. FOTO: HAFNER/NORDPHOTO/IMAGO

Sieg in der Hölle

Magdeburg unterstreicht seine Ambitionen in der Handball-Champions-League.

München – Als auf der Hallenuhr in der „Hölle von Kielce“ die 50. Spielminute aufleuchtete, nahm Bennet Wiegert eine Auszeit. Die Magdeburger Handballer, deren Trainer Wiegert ist, hatten sich gerade nach einem ihrer wenigen Ballverluste einen Konter zum 27:29 eingefangen und so mit dem dritten Gegentreffer hintereinander die Kulisse wieder in höchsten Erregungszustand versetzt. Den teuflischen Beinamen hat sich der Standort im südlichen Zentralpolen redlich verdient. Unaufhörlich brüllen die nahezu ausschließlich in gelbe Trikots gekleideten Fans ihr Team nach vorn, sodass man sein eigenes Wort kaum versteht.

Die Worte von Wiegert indes verstanden seine Profis ganz genau, schließlich standen sie in einem engen Kreis um ihren Trainer herum. Nachdem er seine taktischen Anweisungen für den nächsten Angriff gegeben hatte, schob er nach: „Ich möchte in euren Gesichtern sehen, was wir vorhaben. Das ist das Allerwichtigste.“

Und Wiegert blickte in Gesichter, die keinen Zweifel daran ließen, seine Anordnung umzusetzen: Der deutsche Meister gewann das Spitzenspiel der Champions League bei Industria Kielce 35:30 und führt die Gruppe F mit drei Siegen ungeschlagen an. Der europäische Verband EHF hat in dieser Saison eine Regeländerung vorgenommen, durch die bereits den Vorrundenspielen eine Bedeutung zukommt: 24 Mannschaften sind auf sechs Gruppen aufgeteilt, von denen die jeweils ersten beiden in eine von zwei Hauptgruppen einziehen.

Und wie bei Welt- und Europameisterschaften werden die Ergebnisse aus den Spielen gegen den Vorrundengegner in die Hauptrunde mitgenommen. Deshalb gab Wiegert auch vor dem letzten Angriff eine klare Anweisung, obwohl sein Team bereits als Sieger feststand. Dieses Mal war der Befehl über das Außenmikrofon des Sportsenders Dyn gut zu vernehmen, die Kulisse nämlich war bereits im Begriff, sich aufzulösen, viele der 4200 stimmgewaltigen Zuschauer strömten zu den Ausgängen: „Ich möchte gern das Tor noch haben, wer weiß, wofür es noch gut ist.“

Mit vier Armen kaum zu halten: Magdeburgs Gísli Kristjánsson erzielte elf Tore in Kielce. FOTO: MICHAL TRZPIS/NEWSPIX/IMAGO

Gísli Kristjánsson kam dem Trainerbefehl nur allzu gern nach, mit seiner unnachahmlichen Wucht und Schnelligkeit stürzte sich der Isländer in das Eins-gegeneins-Duell mit dem Zwei-Meter-Brocken Artsem Karalek, ließ den Belarussen stehen und hübschte das Endergebnis um den finalen 35. Treffer auf. Damit hat der SC Magdeburg seine Ambitionen unterstrichen, die sich nicht auf den Gruppensieg beschränken. In der Tat muss man die Sachsen-Anhalter neben dem ewigen FC Barcelona, Dänemarks Meister Aalborg und dem ungarischen Geheimfavoriten Veszprém zum Favoritenkreis zählen. Auch die Füchse Berlin sollte man nicht vergessen. Die Berliner haben zwar wichtiges Personal verloren, steigern sich indes von Spiel zu Spiel in der Bundesliga, während dem dritten deutschen Vertreter MT Melsungen maximal Außenseiterchancen zustehen.

In der Vorsaison waren die Magdeburger eben jenen Füchsen im Halbfinale unterlegen – ein Beleg der außerordentlichen Qualität der Bundesligateams. Der Titel allerdings ging an Barcelona; der Magdeburger Wille, dies zu korrigieren und den Triumph von 2025 zu wiederholen, stand den Spielern auch in Kielce ins Gesicht geschrieben. Vor allem die Rückraumachse aus Kristjänsson, seinem Landsmann Ómar Ingi Magnússon und dem Schweden Felix Claar beackerte die polnische Defensive unaufhörlich, zusammen erzielte das Trio 29 Tore. Die beiden Isländer trafen je elfmal – Bestwerte, vor allem wenn man die Abwehr der Gastgeber bedenkt, in deren Innenblock neben Karalek die beiden französischen Nationalspieler Dylan Nahi und Théo Monar spielen. Sie sind handfeste Spezialisten darin, flinke Angreifer aufzuhalten.

Zusammen mit dem dänischen Weltmeister-Kreisläufer Magnus Saugstrup verfügt der SCM so über eine extrem eingespielte Angriffsformation, deren Entschlossenheit und Wille jede noch so gute Abwehr vor Probleme stellt. Für den Willen dieser Angreifer steht stellvertretend Kristjänsson, der beim Champions-League-Sieg 2023 im Finale spielte, obwohl er sich im Halbfinale die Schulter ausgekugelt hatte – und zum besten Spieler der Partie gewählt wurde.

Das Prunkstück ist dennoch die Abwehr um Saugstrup und den Spanier Antonio Serradilla, der mit einer Schutzbrille spielt, nachdem ihm wegen einer Krankheit ein Auge entfernt werden musste. Zudem bilden die beiden kroatischen Nationaltorhüter Matej Mandić und Dominik Kuzmanović einen Weltklasse-Rückhalt. Bereits kommende Woche ist das Rückspiel in Magdeburg. Dort hat die Arena zwar keinen diabolischen Beinamen, ist aber wegen der steilen Tribünen für ihre „Wand aus Fans“ bekannt. Ralf Tögel

DEBATTE UM DEN VIDEOBEWEIS Italien als Beispiel

Von Felix Haselsteiner

ielleicht waren tatsächlich die Schiedsrichter schuld an der Krise. Das Spielniveau im italienischen Fußball wurd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nnerhalb und außerhalb der Landesgrenzen kritisiert: zu wenige Tore, zu wenig aktiver Offensivfußball, zu viel Zeitschinderei. Vita lenta, das langsame Leben, mag ein wunderbarer Begriff für das Dasein im Mittelmeerraum sein – was den Fußball angeht, wurde die Langsamkeit jedoch zum Problemfall. Die Schuldfrage wurde diskutiert, der Verdacht fiel in erster Linie auf alte Spieler und altbackene Trainer und schließlich auf die Schiedsrichter: Auf deren Fehlerhaftigkeit können sich die Anhänger aller Vereine ohnehin stets einigen. Bis sich die ganze Sache in diesem Sommer auf bemerkenswerte Art und Weise beschleunigte.

Der neue Schiedsrichterchef war als ein Hauptkritiker des VAR bekannt

Seit Juli 2026 ist Daniele Orsato Chef der Schiedsrichter in Italien, es war eine bemerkenswerte Ernennung. Schon während seiner aktiven Karriere nämlich war Orsato als einer der Hauptkritiker des VAR bekannt. Mit viel Persönlichkeit leitete Orsato seine Spiele, er wurde des Öfteren an den Bildschirm gerufen, nur um dort den Kollegen im Videoraum zu erklären, dass er bei seiner Entscheidung auf dem Feld bleiben werde.

Genau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trat er in der Serie A an, um das Dasein des Schiedsrichters zu verändern. Orsato möchte so wenig VAR wie möglich sehen, dafür starke Persönlichkeiten an der Pfeife fördern – und diese gleichzeitig in den Hintergrund treten lassen. Damit soll das schnellere Spiel in den Fokus rücken.

Nach fünf Spieltagen lassen sich die Ergebnisse des „Orsato-Protokolls“, wie italienische Medien die Reform tauften, bereits in Zahlen ablesen: Die Netto-Spielzeit in der Serie A ist im Vergleich zur vergangenen Saison um knapp fünf Minuten gestiegen. In der laufenden Saison wurden bislang nur fünf Elfmeter gepfiffen, es gab kein einziges 0:0 – in einer Liga wohlgemerkt, in der noch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36 Spiele torlos endeten, dreimal so viele wie in der deutschen Bundesliga. Besonders gut gefällt das den Trainern mit einem aktiven Spielstil wie Gian Piero Gasperini: „Großartig! Endlich spielen wir Fußball“, sagte der Trainer der Roma.

Der italienische Schiedsrichter Marco Guida und seine Kollegen greifen in Spielen der Serie A seltener ein, mit großem Erfolg. FOTO: EMMANUELE CIANCAGLINI/GETTY

Die Serie A folgt mit dieser Reform auf besonders eindrückliche Weise dem (italienischen) Uefa-Schiedsrichterchef Roberto Rosetti und den Empfehlungen des Ifab, dem internationalen Gremium für Fußballregeln. Die hatten bereits bei der WM die Reformen für mehr Spiel und weniger Zeitspiel durchgesetzt. Rosetti ergänzte das um die VARKritische Vorgabe: „Es ist Fußball, nicht Playstation.“

Unter Orsato ist mehr Entscheidungsfreiheit für die Schiedsrichter zu sehen

Orsato, Rosetti und auch dem deutschen Schiedsrichterchef Knut Kircher, der in der Bundesliga einen ähnlichen Weg eingeschlagen hat, ist damit etwas Bemerkenswertes gelungen: Sie haben sich in der scharf von zwei extremen Lagern geführten Debatte um den VAR für den Mittelweg entschieden. Sie folgten weder den VAR-liebenden Technokraten noch den Romantikern, die von einer kompletten Abschaffung des Videobeweises träumen. Stattdessen ist nun mehr Entscheidungsfreiheit für die Schiedsrichter zu sehen, was zu mehr Gelegenheiten für die Spieler führt. Und letztlich zu besserem Fußball für die Zuschauer.

Es kommt angesichts dessen ein geradezu erschreckender Verdacht auf: Sind die Schiedsrichter diesmal etwa daran schuld, dass eine Krise behoben wurde?

So ähnlich wie beim Anruf von Trump

Der nächste „Fall Balogun“? Eine Fifa-Untersuchung legt nahe, dass der WM-Torhüter der DR Kongo nicht spielberechtigt gewesen wäre.

Von Johannes Aumüller und Thomas Kistner

Nach Jamaika! Ausgerechnet dorthin hat Gianni Infantino eine seiner Werbereisen in eigener Sache kürzlich geführt. Der angeschlagene Präsident des Fußball-Weltverbandes Fifa schlug in der Hauptstadt Kingston auf, um ein Spiel der nordamerikanischen Nations League anzuschauen. Aber natürlich ging es vor allem darum, Funktionäre des karibischen Fußballs zu treffen. Denn Infantino ringt verzweifelt um seine Wiederwahl im März 2027, deswegen veranstaltet er eine globale Werbetour in eigener Sache.

In Jamaika sicherte ihm der umstrittene Verbandschef Michael Ricketts auch gleich seine tiefe Loyalität zu. Dabei wären gerade von dort nun eigentlich Worte der Wut und des Zorns zu erwarten. Denn das Land ist als neuestes Opfer jener Kungeleien zu betrachten, die in Infantinos Weltverband immer sichtbarer über die Bühne gehen. Jamaika hatte die Teilnahme an der WM 2026 wegen einer 0:1-Niederlage gegen di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Kongo in den interkontinentalen Playoffs verpasst. Doch nun gibt es massive Zweifel, ob der Einsatz eines kongolesischen Spielers in der WM-Qualifikation rechtmäßig war – und am Umgang der Fifa damit.

Veron Mosengo-Omba, Studienfreund von Fifa-Präsident Infantino und Fußball-Präsident der DR Kongo. FOTO: SEBASTIAN FREJ/IMAGO

Wobei die Fifa das wenig überraschend anders sieht: Sie erklärte die Angelegenheit per offizieller Mitteilung für erledigt. „Die Fifa kann bestätigen, dass es bei den Spielen der DR Kongo gegen Jamaika und bei der anschließenden Fifa-Weltmeisterschaft 2026 keine Probleme hinsichtlich der Spielberechtigung gab“, teilte sie mit.

Tatsächlich erinnert der Vorgang sogar an den Fall des Stürmers Folarin Balogun bei der WM im Sommer. Zur Erinnerung: Der Torjäger des Gastgebers USA war wegen einer roten Karte gesperrt worden, was Donald Trump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Also rief der US-Präsident Gianni Infantino an. Und kurz darauf war Balogun fürs Achtelfinale plötzlich spielberechtigt, vorbei am Fifa-eigenen Regelwerk. Wobei der Weltverband beteuerte, dass sein Präsident rein gar nichts mit der Skandalentscheidung zu tun gehabt habe, diese sei Sache der unabhängigen Disziplinarkommission gewesen.

Im Zentrum steht Torwart Lionel Mpasi, Jahrgang 1994 und geboren in Meaux nahe Paris

Doch nun taucht das Muster wieder auf, mit Blick auf die DR Kongo, die bei der WM als aufstrebender Außenseiter gefeiert wurde, bis sie in der K.-o.-Runde an England scheiterte. Im Zentrum steht der Torwart Lionel Mpasi, Jahrgang 1994 und geboren in Meaux nahe der französischen Hauptstadt Paris. In seinen Jugendjahren trat er für verschiedene Nationalteams Frankreichs an, erst später entschied er sich, für die DR Kongo aufzulaufen, das Herkunftsland seiner Familie. So weit, so üblich im Weltfußball.

Aber war Mpasi für die DR Kongo auch spielberechtigt? Schon Ende 2025 lag diese Problemstellung auf dem Tisch. Kurz zuvor hatte sich die DR Kongo in der letzten Runde der Afrika-Qualifikation im Elfmeterschießen gegen Nigeria durchgesetzt und damit das Entscheidungsspiel gegen den Karibik-Vertreter Jamaica erreicht. Doch Nigerias Verband legte Ende November Protest ein. Er argumentierte, dass mehr als ein halbes Dutzend kongolesischer Kicker während der Qualifikationsspiele unrechtmäßig ihren Verband gewechselt hätten.

Öffentlich herrschte zunächst monatelang Ruhe in der Sache. Doch im März 2026, kurz vor dem Playoff-Spiel gegen Jamaika, kam Bewegung hinein. Nigerias Gesuch wurde abgelehnt. Und in diesem Kontext entstand nach Recherchen der New York Times und der französischen Le Monde ein Dokument, das nun entscheidend ist. Fifa-Zuständige waren demnach zu dem Befund gelangt, dass der Prozess von Mpasis Verbandswechsel aus Frankreich zur DR Kongo nicht abgeschlossen gewesen sei – und entsprechend auch keine gültige Spielgenehmigung vorliege.

War sein Verbandswechsel aus Frankreich abgeschlossen? Lionel Mpasi, Torwart der DR Kongo bei der WM. FOTO: KYODO NEWS/IMAGO

Entsprechend wurde festgehalten, dass schon vier Qualifikationsspiele in der Afrika-Zone wegen Mpasis Mitwirkung als problematisch anzusehen seien – und formulierten die Fifa-Zuständigen mehrere Empfehlungen. Angeregt wurden unter anderem ein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Spieler und gegen den kongolesischen Verband, aber vor allem dies: Es gebe, neben anderen Optionen, die Lösung, dass Nigeria die DR Kongo in den WM-Playoffs ersetze.

Die Fifa dementierte auf erste Medienanfragen nicht, dass es eine solche Beurteilung des Falles von eigenen Vertretern gegeben habe. Sie erklärte nur, dass die Disziplinarkommission den Fall eben geprüft habe – und dass Nigerias Protest aus formalen Gründen abgeschmettert worden sei. Aber wer hat die Sache wann konkret entschieden? Warum wurde die Option, die DR Kongo durch Nigeria zu ersetzen, nicht gezogen? Und warum spielte die Erkenntnis der eigenen Fachjuristen zum nicht abgeschlossenen Verbandswechsel keine Rolle, weder für den Nigeria/Kongo-Fall noch in den folgenden Spielen, die Weltmeisterschaft eingeschlossen?

Auf solche Nachfragen der SZ antwortet die Fifa nicht. So bleibt von ihr nur das Statement, dass es beim Jamaika-Spiel und bei der WM 2026 „keine Probleme hinsichtlich der Spielberechtigung gab“; von Nigeria ist da gar nicht die Rede. Und die Fifa beeilt sich zu betonen, dass solche Entscheidungen die unabhängigen Fifa-Gremien treffen und sich Gianni Infantino nicht in solche Verfahren einmischen würde. Wann Infantino davon wusste, dass nach einem Befund des eigenen Hauses Mpasis Verbandswechsel nicht abgeschlossen gewesen sei, sagt die Fifa auf Nachfrage wiederum nicht.

Der Fall ist alles andere als eine Lappalie: Üblich war bisher bei der Fifa, dass der Einsatz von nicht spielberechtigten Akteuren zu Niederlagen am Grünen Tisch führte. Griechenland musste das zum Beispiel 2016 erleben, als aus einem 0:0 gegen die Türkei ein 0:3 wurde, weil ein eingesetzter Spieler in der Jugend mal für Australien aktiv gewesen war. Auch vergleichbare Fälle endeten so. Aber im Fall der DR Kongo geschah nichts, auf den Sieg gegen Jamaika folgten drei Gruppenspiele bei der WM gegen Kolumbien, Portugal und Usbekistan, ehe im Sechzehntelfinale gegen England nach zähem Kampf Schluss war. Noch eine Viertelstunde vor Abpfiff hatte Kongos Team geführt, erst dann drehte Harry Kane per Doppelschlag die Partie. Kaum auszumalen die Verwerfungen, welche die hauseigene Fifa-Regelpolitik jetzt auslösen würde, hätten die Afrikaner dieses Match gegen England in Atlanta gewonnen.

Was den Fall ins Muster der Skandalentscheidung Trump/Balogun hebt, ist aber noch eine weitere Ebene – di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Kongo hat ja keinen Donald Trump, der im Weißen Haus zum Telefonhörer greift. Aber dafür hat sie einen Fußballboss, der die Fifa und deren Patriarchen in- und auswendig kennt: Der Schweiz-Kongolese Veron Mosengo-Omba, der den kongolesischen

Verband seit Mai 2026 anführt, ist ein en- ger Studienfreund von Gianni Infantino.

Gemeinsam zogen die beiden später durch die Fußballinstanzen: erst bei der Europa-Union Uefa, dann in der Fifa. Dort machte Mosengo-Omba nach Infantinos Machtübernahme steil Karriere. Zunächst war er für die Fifa-Entwicklungshilfe an die allzeit besonders bedürftigen Mitgliedsverbände in Afrika und der Karibik zuständig. Als Infantino dann beschloss, Afrikas Fußball engmaschiger zu kontrollieren, entsandte er Mosengo-Omba als neuen Generalsekretär des afrikanischen Kontinentalverbandes (Caf) nach Kairo. Und als die Kritik an seiner Amtsführung dort zu stark wurde, brauchte es eine Auffanglösung: das Amt des Verbandschefs in der DR Kongo. Dabei galt es allerlei Mitbewerber aus dem Feld zu schlagen. Und just zum Zeitpunkt der Weichenstellung dafür ging es Fifa-intern um die Spielberechtigungs-Affäre. Mosengo-Omba sagte dazu nun der New York Times, er habe von den Feststellungen der Fifa nichts gewusst. Eine Disqualifikation der DR Kongo hätte seine Präsidentenambitionen wohl zerstört – ein Segen also, ob Zufall oder nicht, dass das Problem im Sinne seines Verbandes gelöst wurde.

Ein Segen ist die Personalie auch für Infantino. Weil mit dem alten Kumpel Veron nicht nur eine Stimme bombensicher ist, sondern weil dieser auch ein paar Afrika-Kollegen in seine Richtung bewegen dürfte. Und auf die Caf-Voten ist der Fifa-Boss angesichts des Widerstandes aus den Kontinentalverbänden von Europa (Uefa), Nord-/Mittelamerika (Concacaf) und Asien (AFC) zwingend angewiesen. Aber: Diese neue Affäre „Balogun 2.0“ amüsiert längst nicht alle Länder des Kontinents, schon gar nicht das unmittelbar betroffene Nigeria, dessen nationale Sportkommission nun gegen die Sache vorgehen will.

Nigeria will nun „alle Optionen“ prüfen – der Schaden durch die verpasste WM ist groß

Man prüfe – wohlgemerkt als ganzes Land, nicht nur als Sportverband – „alle Optionen“, teilte ein hoher Beamter mit, einschließlich der Beantragung einer Entschädigung von der Fifa. Das könnte teuer werden: Es ginge um die verpassten Erlöse durch die Nichtteilnahme an der WM, um Transfers, Sponsorengelder und sogar, wie mitgeteilt wird, „um den Auftrieb für die nigerianische Wirtschaft“.

Zugleich spielt der Skandal Infantinos Gegnern in die Karten. Beim Krisen-Kongress der Uefa zur Beendigung des Infantino-Regimes, der am Donnerstag in Berlin stieg, floss die neueste Eskapade jedenfalls in die Strategieüberlegungen mit ein. Die Concacaf, die an Europas Seite gegen Infantino kämpft, könnte sich nun jedenfalls tief in den Kongo-Sündenfall einarbeiten: Schließlich war es auch ihr Mitgliedsland Jamaica, das nicht an der WM teilnehmen durfte.

In Bochum herrscht jetzt Hüpfverbot

Auf der Osttribüne des Stadions an der Castroper Straße dürfen die Anhänger nicht mehr gemeinsam rhythmisch springen. Falls doch, drohen „erhebliche Konsequenzen“.

München – Das gemeinsame Hüpfen auf der Tribüne eines Fußballstadions ist für Fans eigentlich Ausdruck eines besonderen Wohlseins. Beim Zweitligisten VfL Bochum wird das gemeinsame rhythmische Hüpfen nun aber verboten, weil es offenbar bei Einzelnen zu Unwohlsein führen kann. Eine kuriose Geschichte!

„Wer nicht hüpft, der ist ein Schalker“, haben die Fans des VfL Bochum während ihrer Heimspiele über Jahrzehnte hinweg gerne inbrünstig skandiert. Weil sich im Ruhrstadion an der Castroper Straße normalerweise so gut wie keine Schalker vom rivalisierenden Nachbar-Revierverein aus Gelsenkirchen aufhalten, sind die meisten der im Stadion anwesenden Zuschauer immer begeistert mitgehüpft – vor allem die Stehplatz-Fans auf der stimmungsvollen Osttribüne.

Kooperieren die Fans nicht, droht eine Sperrung der Tribü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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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h damit ist es erst einmal vorbei. Und auch mit dem organisierten Hüpfen. Auf der gesamten Osttribüne – das ist jene Kopfseite des Stadions, von der aus 10 000 tendenziell leidenschaftlichere Fans sowie die Ultras die Spiele anschauen – darf ab sofort nicht mehr „choreografiert“ gehüpft und gesprungen werden. Angesichts

des bevorstehenden, voraussichtlich zweijährigen Umbaus des betagten Stadions wurde im Zuge statischer Untersuchungen festgestellt, dass bei rhythmischen Zuschauerbewegungen Schwingungen auftreten, die dazu führen können, dass bei einzelnen Zuschauern Unwohlsein hervorgerufen wird. Dies teilte der VfL Bochum am Mittwoch mit und hatte eine traurige Mitteilung für seine Fans: „Von der Bauaufsichtsbehörde Bochum wurde per Ordnungsverfügung zunächst ein „Hüpfverbot“ für die Ostkurve als Alternative zur Tribünensperrung festgelegt, welches vom VfL Bochum 1848 als Pächter und Veranstalter ab sofort an den Heimspieltagen umzusetzen und zu kontrollieren ist.“

Sollten sich die Fans nicht daran halten, dann „drohen sofort erhebliche Konsequenzen“. Im äußersten Fall sei damit zu rechnen, dass die Tribüne komplett gesperrt werde und bis zu 10 000 Bochumer Fans die Spiele dann nicht mehr live im

Stadion verfolgen könnten. Der Verein betonte, dass die Tragfähigkeit der Osttribüne gewährleistet sei. Durch ein gemeinsames, rhythmisches Springen einer großen Zahl von Menschen könne es auf dieser Tribünenseite aber eben zum sogenannten „Trampolineffekt“ kommen, der wiederum den „Unwohlsein-Effekt“ hervorrufe.

Die Sanierung der Osttribüne ist Teil der Modernisierung

Die Sanierung der Osttribüne ist Teil der Modernisierungsmaßnahmen im Bochumer Stadion. Das Hüpfverbot, so stellt der Klub in Aussicht, könne mit dem Abschluss der für 2028 geplanten Sanierungsarbeiten wieder aufgehoben werden. Erst dann ist, wer nicht hüpft, wieder ein Schalker. Ulrich Hartmann

Beim Heimspiel gegen Arminia Bielefeld am kommenden Sonntag dürfe die Osttribüne zwar weiterhin komplett ausgelastet werden, sagt der VfL: „Gemeinschaftliche, synchronisierte, rhythmische Hüpf- und Sprungbewegungen sind jedoch strengstens untersagt.“ Dies betreffe explizit beispielsweise nicht den Torjubel, sondern lediglich „choreografiertes Springen“. Man sei überzeugt, dass die Fans den Anweisungen folgen würden.

Die Anhänger des VfL Bochum müssen künftig auf das gewohnte kollektive Hüpfen verzichten. FOTO: WEIS/TEAM2SPORTPHOTO/IMAGO

Söder ehrt Kompany

München – Besondere Ehre für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vom FC Bayern: Der Belgier erhält beim „Bayerischen Sportpreis“ den persönlichen Preis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us Söder (CSU). Das teilte die Bayerische Staatskanzlei mit. Söder würdigte Kompany als „großen Trainer für einen großen Verein“ und „engagierten Anwalt für Menschlichkeit“. Für den deutschen Rekordmeister sei der 40-Jährige „ein Glücksgriff“, unter ihm sei aus dem früheren „FC Hollywood“ ein erfolgreicher „FC Feelgood“ geworden.

Mit seinem „klaren Plädoyer für Menschenwürde“ habe Kompany „viele Menschen weit über die gesamte Sportwelt hinaus beeindruckt. Damit ist Vincent Kompany nicht nur eine große Persönlichkeit des Sports, sondern auch ein Vorbild, das Verantwortung für unsere Gesellschaft übernimmt“. Der BayernCoach hatte im Februar eine viel beachtete, fast zwölf Minuten lange Stellungnahme gegen Rassismus abgegeben. Auslöser waren die rassistischen Beleidigungen gegen Stürmer Vinícius Junior von Real Madrid beim Champions-League-Spiel zwischen Benfica Lissabon und den Königlichen sowie die relativierende Reaktion des damaligen Benfica-Trainers José Mourinho (heute Real).

Mit dem „Bayerischen Sportpreis“ werden seit 2002 Sportler und Initiativen ausgezeichnet, die die positive Wirkung des Sports in der Gesellschaft sichtbar machen. Der Preis wird in verschiedenen Kategorien vergeben. Die Verleihung findet am Samstag in München statt.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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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Weil wir so jung waren, waren wir natürlich auch ziemlich naiv«

Victoria Beckham über Einsamkeit auf dem Schulhof, das Leben nach den Spice Girls und ihre Zauberkraft als M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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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NDE HOCH, WOCHENENDE (41) von Anna Haifisch

INHALT

8 Wie hält eine Freundschaft stand, wenn die Mager- sucht ihr zerstöreris- ches Werk tut? Die Geschichte von Lara und Ella.

14 Vor Geburtstagen gibt es oft Diskussionen um Gruppengeschenke. Vielleicht ist das ganze Konzept nicht die beste Idee.

16 Dass Victoria Beckham als Mädchen oft alleine auf dem Pausenhof stand, prägt die Art, wie sie ihre Kinder erzieht. Ein Interview.

20 Wenn zerstrittene Eltern den Kindern zuliebe zusammenbleiben, kann das den Kindern am meisten schaden. Unsere Autorin hat das selbst erlebt.

4 Sagen Sie jetzt nichts 6 Gute Frage, Gefühlte Wahrheit, Gemischtes Doppel, Die drei großen Lügen 24 Stil leben 25 Kosmos 26 Das Kochquartett 27 Getränkemarkt 28 Hotel Europa, Gewinnen, Impressum 29 Das Kreuz mit den Worten 30 Das Beste aus aller Welt

Alle Welt spricht von der Liebe – aber ist möglicherweise die Freundschaft das kostbarere Gut? Viel Vergnügen mit diesem SZ-Magazin über Frauen, in dem die Freundschaft eine besondere Rolle spielt – auch bei einem ehemaligen Spice Girl wie Victoria Beckham (S. 16).

SZ-MAGAZIN.DE

Welche Anti-Aging-Creme ist die beste?

Reduziert Falten, strafft die Haut, enthält Hyaluron: Die Versprechen von Anti-Aging-Cremes klingen gut, aber welches Produkt hilft wirklich? Zwei Dermatologinnen haben 13 Cremes getestet – und einige Mogelpackungen entlarvt. Zu lesen mit SZ-Plus: sz-magazin.de/antiaging

Wo man in Berlin richtig gut isst

Deutsche Klassiker in Babylon-Berlin-Ambiente, lateinamerikanische Mais-taschen aus dem Holz- ofen oder eine ehemalige Vereinsgaststätte mit vegetarischer Küche – wir empfehlen 15 Restaurants in Berlin, in denen sich derzeit ein Besuch lohnt. Mit SZ Plus lesen: sz-magazin.de/berlinrestaurants

Clara Lösel

Geboren 4. Juni 1999 in Gießen Beruf Dichterin Ausbildung Studium Deutsch und Spanisch auf Lehramt Status Lyrisches Ich

Weitere Fragen und Antworten finden Sie in unserer App und auf sz-magazin.de/ ssjn

Wie geht es denn so bei Tiktok zu?

Wenn einem Dichter Menschen »folgen«, hat das erst mal einen unangenehmen Beigeschmack – klingt vielleicht nach Stefan George, jedenfalls nach Ordensgemeinschaft und Messias-Denken. Aber die Zeiten haben sich geändert, und wer sich seit der Schulzeit nicht mehr mit Gedichten beschäftigt hat, hat vielleicht noch gar nicht daran gedacht, dass man den lyrischen Durchbruch heutzutage auch über soziale Medien erreichen kann. Clara Lösel hat auf Instagram fast 600000 Follower, das ist eine beeindruckende Zahl für Lyrik, auf Tiktok zieht sie gerade nach. Aber auch ganz klassisch auf Papier läuft es – Lösels erster Gedichtband Wehe du gibst auf... hat schon

Ganz kurz für die ältere Generation: Was ist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Dichter und einem Poetry Artist?

18 Auflagen geschafft. Mit ihren Texten tritt sie auch auf, in ausverkaufen Theatern. Ihr Programm ist weit entfernt von klassischer Lesung, eher eine Mischung aus Texten und Motivationsshow, verwoben mit einem kleinen bisschen Liebe und Großgefühl. Man kann sagen, es hat sich einiges getan auf dem Feld der Lyrik. Clara Lösel selbst bezeichnet sich als »Poetry Artist«. Der Begriff soll aber nichts mit den zeitweise sehr beliebten Poetry Slams zu tun haben, ihr ist wichtig, dass es da keine Missverständnisse gibt. So gesehen wäre vielleicht »Dichterin« auch ein ganz guter Begriff. Gerade ist ihr neuer Band Ich dachte, sowas fühl nur ich erschienen.

Wie haben Sie geschaut, als Sie Ihren ersten Follower hatten?

Woher nehmen Sie Ihre Inspiration?

Gibt es Neid unter Dichterkollegen?

Was tun gegen Lampenfieber vor einem Auftritt?

Zum Schluss noch eine Botschaft an Ihre Ein-Stern-Amazon-Rezensenten?

GEFÜHLTE WAHRHEIT

Ladezustand der Batterien, die man zum Recycling bringt

DIE DREI GROSSEN LÜGEN beim Neugeborenen-Besuch

1. »Richtig schöner Name!«

2. »Gute Idee mit der besonderen Schreibweise!«

3. »Ah, finnisch ausgesprochen, dachte ich mir!«

GEMISCHTES DOPPEL von Patrick Fischer

Hässliche Graue
Grässliche Haue

Weitere Gemischte Doppel finden Sie auf sz-magazin.de. Um eigene Vorschläge einzureichen, schreiben Sie an gemischtesdoppel@sz-magazin.de

GUTE FRAGE

»Meine gute Freundin W. ist extrem genau, wenn es um Hygiene geht. Sie hat ein schwaches Immunsystem und bekommt schnell Infekte, also kann ich es zu einem guten Teil verstehen. Gleichzeitig habe ich den Eindruck, ihre Verhaltensweisen kippen ins Irrationale, etwa wenn sie ihren Wanderrucksack nicht auf dem Waldboden abstellen will oder vor dem Saunabesuch 20 Minuten duscht. Mich irritiert solches Verhalten. Ich sehe es als Ressourcenverschwendung, außerdem schwingt da für mich ein ungewollter persönlicher Angriff mit: >Du bist nicht sauber genug.< Etwa, als sie bei mir zu Hause die Klobrille mit Toilettenpapier abdeckte, bevor sie diese benutzte. (Die Wände sind dünn, deshalb hörte ich es.) Bin ich zu Recht irritiert? Darf ich sie darauf ansprechen?« Anonym, München

ie sind irritiert. Das kann man festhalten. Hauptsächlich, glaube ich, über den Umstand, dass Ihre

ich, über den Umstand, dass Ihre Freundin Ihre Klobrille mit Papier abdeckte. Zumindest wollen Sie dies von nebenan herausgehört haben, wozu zu sagen ist, dass es nicht unbedingt stimmen muss. Oft liegt man falsch, wenn man sich seiner Vermutung zu sicher ist. Allerdings wäre so ein Verhalten, so wie Sie die Lage schildern, für Ihre Freundin total stimmig. Es gibt daher überhaupt keinen Anlass, es persönlich zu nehmen. So oder so ist der Moment, an dem Sie es hätten ansprechen können, irgendwie vorbei. Das wäre eigentlich nur gleich gegangen. »Sag mal, aber du hast jetzt nicht Papier auf die Klobrille gelegt, bevor du dich draufgesetzt hast?« – »Was, nein, wie kommst du darauf?« – »Das klang so.« – »Hast du gelauscht?« – »Nein, nein...« Und so weiter. Und dann ärgert Sie das mit dem exzessiven Duschen. Ja, ist vielleicht nicht ideal. Aber irgendwie finde ich, wenn ich Ihnen das rückmelden darf, Ihren Verdruss über Ihre gesundheitlich schwächelnde Freundin übertrieben. Sie haben sich da innerlich ein bisschen zu sehr auf etwas eingeschossen.

Ich glaube, es wäre für Ihr eigenes Wohlbefinden gut, wenn Sie versuchen könnten, sich da möglichst schnell wieder hinauszusteigern. Lassen Sie Ihrer Freundin doch ihre Neurosen. Sie hat halt eine ins Hysterische spielende Angst vor Keimen. So jemanden hat doch jeder im Bekanntenkreis. Wenn Sie sich für die Umwelt aufregen wollen, finden sich größere, bessere Gegner. Fabriken, die giftige Abwässer in Flüsse leiten; Parteien, die weiter auf fossile Brennstoffe setzen; Tech-Konzerne, die agieren, als ob ihnen die Welt gehörte... Der Mensch neigt manchmal gerade in seiner nächsten Umgebung zur schärfsten Kritik. Besinnen Sie sich wieder auf all die guten Seiten, die Ihre Freundin doch bestimmt auch hat.

Johanna Adorj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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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i sind eine zu viel

FOTOS INES JANAS

Lara und Ella stehen sich sehr nahe. Doch dann drängt sich Laras Magersucht zwischen sie. Wie kann eine Freundschaft eine schwere Essstörung aushalten?

Schultern zum Anlehnen: Ella (links) und Lara (rechts).

Ella lebte stets mit der Angst, dass Lara stirbt

lla kannte die Wut, oft genug hatte sie die weggeatmet. Sie versuchte es auch dieses Mal. Ein und aus. Ein und aus. Ein Café-Besuch mit Lara war immer

ein Risiko. Ella wusste das. Café-Besuche mit Lara verliefen so: Eine gefühlte Ewigkeit wurde die Speisekarte kritisch inspiziert. Verhandlungen mit Kellnerinnen wurden geführt. Gibt es den Bagel auch mit Vollkornbrot? Wurde das Granola mit Schokolade geröstet? Wie hoch ist der Fettanteil des Joghurts? Was, griechisch? Das ging nicht. Manchmal schaffte Lara es. Sie sagte: »Rühr- ei mit Toast und Bacon« – lief aber am Ende doch zum Tresen, änderte die Bestellung und nahm den Salat, nur bitte ohne Honig-Dressing. Die Schüssel vor sich beäugte Lara dann wie eine Bombe, die es zu entschärfen galt. Sie machte sich ans Werk: stochern, zerstückeln, aussortieren. Die Zucchinischeiben zu fettig. Die Avocado so faserig. Minutenlanges Lutschen an einem einzelnen Salatblatt.

Auch an jenem Sonntag in Berlin im Dezember 2023 vollzog Lara ihren Tanz um die Kalorien. Beide können heute noch davon erzählen. Die immer gleiche Choreografie, Ella kennt sie auswendig. Das Sauerteigbrot kam mit Butter. Horror. Ella wartete. »Iss doch einfach«, sagte sie nicht. Auch nicht: »Was ist daran so schwer?« Sie schwieg. Lara konnte ja nichts dafür. Lara war krank. Essen mit einer Ess-

Auch leichte Momente gab es, wie im Juni 2023 im gemeinsamen Urlaub in Alicante.

störung dauert lange und ist immer ein Kampf. Für die Patientin, aber auch für die Menschen um sie herum.

Schweigen beim Bezahlen, Schweigen in der S-Bahn, Schweigen auf dem Weg zurück zur Wohnung. Lara schloss die Tür. Und Ella explodierte.

Ella schrie: »Du weißt ganz genau, was abgeht!«

Sie schrie: »Ich sehe mir nicht länger an, wie du dich zugrunde richtest!«

Sie schrie: »So eine Freundin brauche ich nicht mehr!«

Lara: »Ist es besser, wenn ich gehe?«

Ella: »Dann geh doch! Du kommst eh wieder an, wenn es dir schlecht geht!«

In zehn Jahren Freundschaft war dies ihr erster großer Streit. In ihm entlud sich alles: Da war Ellas Frust, die Erwachsene sein und auf Lara aufpassen zu müssen. Sich selbst dabei kaputt zu machen. Permanent mit der Angst zu leben, dass Lara stirbt. Und da war Laras Neid auf Ella, die in ihren Augen dünner und größer und schöner war. Und ihre Furcht davor, Ella zu enttäuschen, wenn sie zu wenig aß. Heute sind beide dankbar für diesen »Knall«, wie Ella es ausdrückt: »Wir waren festgefahren. Wir brauchten diesen Bruch, um

uns wiederzufinden.«

Was ist eine gute Freundschaft? Einander vertrauen. Sich fallen lassen. Sich dem anderen so zeigen, wie man ist. Sich gegenseitig tragen. Ja, gegenseitig. Doch was, wenn nur die eine immer fällt und die andere immer hält? Der Umgang mit einem psychisch kranken Menschen ist ein schmaler Grat: Was kann ich geben, ohne mich selbst zu verlieren? Wie kann ich den anderen retten? Bin ich schuld an dessen Leid? Mache ich alles nur noch schlimmer, wenn ich helfe?

Dies ist die 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zu dritt. Zwischen Lara und Ella. Mit Stella. So taufte Lara ihre Essstörung. Stella war die toxische Freundin, nach deren Anerkennung sie heischte, nur um wieder und wieder zu hören: Du bist nicht gut genug! Magersucht muss man sich vorstellen wie einen Kampf, der nicht zu gewinnen ist. Denn wie kann Verschwinden gewinnen sein? Und so hungert man. Und hungert. Sucht heißt: nicht aufhören können. Magersucht gilt als eine der lebensgefährlichsten psychischen Krankheiten.

93 Prozent der Menschen, die wegen Essstörungen in einer Klinik behandelt werden, sind Frauen. Und die Patientinnen werden immer jünger: Der Anteil der zehn- bis 17-jährigen Mädchen an allen Deutschen mit Essstörungen ist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von 2003 bis 2023 von 23 auf knapp 50 Prozent gestiegen. Die Geschichte von Lara und Ella ist auch eine des Aufwachsens als Frau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 einer Gesellschaft, in der Frauen zart sein sollen und Männer stark, in der Mädchen beigebracht wird,

nicht zu viel zu sein. Auf dem Schulhof vergleichen Mädchen ihre Beine: Eine Lücke zwischen den Oberschenkeln ist gut, keine Lücke ist schlecht. Dünnsein ist Pflicht. Auf Instagram posten Mädchen #WhatIEatInADayVideos mit Gurken und Kaugummis. Auf Tiktok hungern Mädchen um die Wette. Dem Hashtag #skinnytok folgten Millionen, im Juni dieses Jahres wurde er verboten.

Lara und Ella lernten sich 2013 beim Leistungsschwimmen kennen, da waren sie beide zwölf Jahre alt. Ella stieß aus Kehl, einer kleinen Stadt im Westen Baden-Württembergs, zu Laras größerem Freiburger Verein hinzu. Lara kümmerte sich gern um andere, auch Ella wollte sie ein gutes Gefühl geben. Und irgendetwas reizte sie an ihr, vielleicht ihre Zurückhaltung. Sie wurden Freundinnen. Lara, die Kleine mit dem hellen Pony. Ella, die Große mit den dunklen Locken. Beide waren ehrgeizig, Einzelkinder, Klassensprecherinnen. Sie wurden einander zu Schwestern. So viele Gemeinsamkeiten die Freundinnen teilten, so verschieden waren die Welten, aus denen sie stammten. Lara wuchs in einem Haus mit Garten auf. Die Mutter backte Kuchen, der Vater fuhr mit Lara Rennrad, in den Ferien Familienurlaube auf dem Campingplatz. Es war nicht alles wie im Bilderbuch, aber Lara war eine Familie gewohnt, die sie auffing. Ella lebte bei ihrer alleinerziehenden Mutter. Die Eltern trennten sich, da war sie ein Jahr alt. Sie hatte Kontakt zu ihrem Vater, lernte aber, sich nicht auf ihn zu verlassen. Und dass es besser ist, niemandem zur Last zu fallen. Sie machte die Dinge lieber selbst, als um Hilfe zu bitten. Als ihre Halbschwester geboren wurde, war sie sechs. Wenn Ella mit ihr und ihrem Vater unterwegs war, merkte sie sich, wo sie geparkt hatten. Sie schnallte die Schwester im

Maxi-Cosi an, so erzählt sie es heute. »Ich habe viel zu früh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Ich bin ein krasser People Pleaser, ich sage nie, wenn mir was zu viel ist, wenn eine Grenze überschritten wurde.« Das erklärt viel von der Dynamik, die sich zwischen den Freundinnen entwickelte, als Lara erkrankte.

Die Paradedisziplin von Lara und Ella war Brustschwimmen. Leistungssport bedeutete mindestens fünfmal pro Woche Training nach der Schule, plus Wettkämpfe an den Wochenenden und Trainingslager in den Ferien. Druck. Funktionieren müssen. Nackte Körper in hautengen Stoffen. Vergleichen untereinander. Regelmäßig weinten Teamkameradinnen, auch Lara, wenn sie das Gefühl hatten, versagt zu haben. Lara: »Der Schwimmverein war mein Zuhause.« Ella: »Lara hat mich an die Hand genommen. Sie war wie eine Oase für mich. Zwischen uns gab es keine Zickereien, keinen Konkurrenzkampf.« Sie hielten sich aneinander fest. Den Druck spürten beide, aber Lara war es, deren Gedanken immer mehr um die Körperformen der anderen kreisten. Wieso sehen die so toll aus und ich nicht? Auf Fragen nach ihrem Gewicht legte Lara sich einen Satz zurecht: »Ich wiege 52 Kilo, aber Muskeln wiegen mehr als Fett.« Sie sei sehnsüchtig nach Anerkennung gewesen, sagt sie heute. In ihr stecke ein tief verwurzeltes Bedürfnis, etwas Besonderes zu sein. In der Schule war sie beliebt, und das war ihr auch wichtig. Die Lehrer lobten, wie erwachsen sie wirke. Sie spielte Fußball mit den Jungs, als einziges Mädchen.

Doch aus den Sommerferien 2015 kamen ihre Schulfreundinnen verändert zurück. Nicht mehr Sport und gute Noten waren angesagt, sondern Hotpants, Schminke, Hauspartys. Lara trank keinen Alkohol. Sie schminkte sich nicht. »Ich dachte, o Gott, jetzt entgleitet mir alles.« Weihnachten, Urlaub auf Lanzarote, Lara war 14 Jahre alt. Abends lagen Süßigkeiten auf dem Tisch. Sie aß sie nicht. Und das fühlte sich gut an. Sie fand eine neue Freundin: Stella – die Magersucht. Stella gab künftig den Takt an. Weißbrot ging nicht. Butter war verboten. Snickers sowieso. Nutella auch. Nudeln. Kartoffeln. Überbackenes. Wenn Lara es schaffte, all das nicht zu essen, war es ein guter Tag und Stella lobte sie. Dann war sie etwas wert. Sie hatte jetzt ein Ziel: Auf keinen Fall zunehmen. »Dabei merkte ich gar nicht, wie ich immer weniger wurde.«

Die Pubertät, das ist die Zeit des Grenzentestens. Während Ella mit Freunden Volleyball spielte, auf Partys tanzte, mit Jungs knutschte, saß Lara zu Hause mit Stella. Ella trank ihr erstes Bier. Lara trank Fresubin, medizinische hochkalorische Trinknahrung, um wieder ein gesundes Gewicht zu erreichen. Zehnmal wurde sie eingeliefert. Dreimal schwebte sie in akuter Lebensgefahr. Entlassen werden, runterhungern, Klinik. Ein Teufelskreis. Wenn die beiden Freundinnen sich heute gemeinsam an Situationen von damals erinnern, schütteln sie häufig ungläubig den Kopf. Beide reden gern und lachen viel. Manchmal beendet die eine den Satz der anderen. Kommt die Sprache auf besonders dunkle Momente, stützt Ella den Kopf in eine Hand und ruft: »Krise, Krise, Krise!« Lara: »Uns kann nichts mehr schocken.«

Ella: »Weißt du noch, wie wir uns im Schwimmbad wiedergesehen haben?«

Lara: »Das war schlimm.«

»Ich habe dich kaum erkannt. Du sahst aus wie ein Skelett.«

»Ich war gefangen. Ich wollte, dass alle sehen, was ich durchmache.«

In den schlimmsten Phasen ihrer Krankheit wurde Lara über eine Sonde ernährt. Ella hielt Laras Hand, als ihr der Schlauch durch die Nase in den Magen geschoben wurde.

»Von da an ging es nur um dich. Für mich war klar, meine Freundin ist lebensgefährlich krank. Ich muss sie stützen. Oft dachte ich, ist die irre? Wo ist meine Freundin hin? Ich fand es schön, dich zu sehen, weil du mir wichtig warst. Aber das war keine normale Freundschaft mehr zwischen uns, wo man sich trifft und ein Eis essen geht. Ich hatte Angst, dass du stirbst.«

»Es tut mir leid. Das kam gar nicht bei mir an. Ich habe nichts mehr gespürt. Dich mal in den Arm nehmen, dir sagen, dass ich dich lieb habe, das ging nicht.«

»Das hätte ich gebraucht.«

Der Alltag mit einer Essstörungspatientin ist ein Balanceakt zwischen Komplizenschaft und Verrat, auch Co-Abhängigkeit genannt. Nahestehende richten ihr eigenes Leben stark nach einer suchtkranken Person aus und vernachlässigen dabei die eigenen Bedürfnisse. Um Lara nahe bleiben zu können, wurde Ella Teil einer Welt aus Kalorien und der kleinen Küchenwaage, die immer griffbereit war. Ella ließ Lara den fettfreien Joghurt wählen, damit sie überhaupt etwas aß. Doch sie fühlte sich mies, weil sie wusste, das unterstützte Laras Krankheit. Noch schlimmer war es, wenn sie Lara hinterging. Als sie einmal in der Stadt

zum Eisessen waren, aber nur Ella bestellte. Lara: »Bitte sag Mama nichts.« Zurück zu Hause gestand Ella der Mutter hinter Laras Rücken die Wahrheit. Ella schrieb Lara in den ersten Jahren fast täglich. »Ich bin da, und du bekommst von mir, was du brauchst.« Irgendwann wurden ihre Nachrichten seltener, weil sie merkte, dass sie doch nichts änderten.

Stella und Ella. Über die Ähnlichkeit dieser Namen hätten sie nie geredet, sagt Ella. Überhaupt: Das Nicht-Aussprechen schlich sich mit Laras Krankheit in ihre Freundschaft und höhlte diese immer mehr aus. All die Gefühle, für die sie keine Worte fanden: Sorge, Trauer, Neid, Gram, Wut. Ella fühlte sich durch Stella ersetzt. Je mehr Kummer sie schluckte, desto stiller wurde sie. Fast bedrohlich still, Lara bekam dann Angst vor ihr. Wie im Urlaub in Alicante, als Lara beim Essengehen nur Beilagen bestellte und Ella auf dem Heimweg in der Gruppe mit den anderen vorlief, weil sie Laras Anblick nicht ertrug. »Lara weg-

ignorieren«, so nennt Ella das heute. Lara schwieg, weil sie eifersüchtig auf Ella war, die sich scheinbar so leicht durchs Leben bewegte. Einmal gingen sie zusammen ins Fitnessstudio, Ella wollte Lara zeigen, wie gesundes Trainieren geht, ohne Druck. Auf dem Laufband sprintete Lara los. Sie nahm die schwereren Hanteln. In ihrem Kopf zischte Stellas Stimme: Ella ist hübsch, Ella ist groß, Ella ist dünn, warum kannst du nicht auch so sein? 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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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dann hörte auch Ella auf zu essen

Instagram postete Lara nie Fotos mit Ella: Alle würden denken, dass Ella schöner sei als sie. Wenn Ella sie zum Essen animierte, dachte Lara, dahinter stecke der Plan, sie dicker und hässlicher zu machen. Aber: Nein, der Name Stella habe mit Ella nichts zu tun, sagt Lara heute. »Stella ist für mich der Inbegriff einer blonden, fiesen Zicke. Sie ist ganz anders als Ella. Stella ist hinterlistig. Sie gaukelt dir vor, ich kümmere mich um dich, ich bin immer da. Aber hinterm Rücken redet sie schlecht über dich.«

Jetzt, im Sommer 2026, können sie den Wahnsinn reflektieren. »Ich wurde echt grenzüberschreitend, es war ja dein Körper.

Aber ich konnte das nicht mehr aushalten. Ich wollte einfach, dass du isst«, sagt Ella.

»Mittlerweile verstehe ich, dass du mir helfen wolltest«, sagt Lara. »Damals dachte ich, dass du gegen mich gewinnen willst. Mein ständiges Vergleichen mit dir hat viel kaputtgemacht.«

»Ich hätte früher mit dir über meine Probleme reden müssen.«

»Ja. Aber ich hätte keine Kraft gehabt, um richtig für dich da zu sein. Ich war froh, dass ich einfach bei dir mitlaufen, mich an dir orientieren konnte. Eine Freundschaft lebt vom Austausch, sie ist ein Geben und Nehmen. Ich habe nichts gegeben. Du warst quasi mit dir selbst befreundet.«

»Ich weiß jetzt, dass du das nicht böse meintest. Du hast Sicherheit darin gesucht, mich zu kopieren.«

Dass Lara mal zurückgefragt hätte, wie es ihr ging, hätte Ella sich gewünscht. Das tat sie aber nicht, und so erzählte Ella ihr nicht, dass sie eine schwere Depression hatte. Dass sich manchmal eine unkontrollierbare Wut in ihr aufstaute. Dass sie sich oft allein und hässlich fühlte. Dass sie Angst vor Tageslicht bekam, weil sie sich für ihre Pickel schämte. Wenn sie einen ihrer Wutanfälle hatte, flippte Ella aus, schrie alles zusammen. Mit 17 rannte Ella nachts von einer Party weg, lief vor ein Auto und rief: »Überfahrt mich doch endlich! Ich will sterben!« Sie musste die Nacht in der Jugendpsychiatrie verbringen. »Peinlich. Alle in der Schule wussten es. Lara nicht.« Dass sie auf der Straße von einer Agentur als Model gecastet wurde und einen Job für Dior annahm, erzählte Ella Lara nicht, und auch nicht, dass ein Fotograf ihr sagte: »Man sieht dir an, dass du gegessen hast.« Dass sie das, was sie im Spiegel sah, hässlich fand, verschwieg sie Lara ebenfalls. Lara hatte doch

Heute weiß Ella: Auch Liebe kann einen Menschen nicht immer retten.

mit sich selbst genug zu tun. Ellas Ausraster waren auch ein Ventil für all den Druck, die Schwere, die Ella für Lara trug.

Dann hörte Ella auf zu essen. Nach einer Weile ohne Sport wollte sie auf ihre Figur achten. Aus einer Diät wurde Zwang. Vor einem Termin für Modefotos verzichtete sie eine Woche lang auf Kohlenhydrate. Das zog sie weiter durch. Heute sagt Ella: »Es war ein Hilferuf. Ich hatte viel Streit mit meiner Mutter und eine schwere Depression. Nur noch an Sport und Essen und Uni zu denken, war meine Flucht – obwohl ich durch Lara wusste, wie schlimm das enden kann. Ich wusste, das war falsch.

Deswegen habe ich mich auch direkt bei ihr gemeldet.«

Zum ersten Mal kehrten sich ihre Rollen um, und Lara, die gerade in einer stabilen Phase war, konnte die Schulter zum Anlehnen sein. Sie schickte Ella Essenspläne, erinnerte sie an Mahlzeiten, bat sie, Fotos von Gerichten zu machen. Laras Mutter habe ihr damals gesagt: »Auch andere Leute haben Probleme, nicht nur du.« Es war ein Wendepunkt. Endlich konnte Lara mal die Starke sein, eine Freundin, nicht mehr nur die Kranke. Und Ella entdeckte die Seiten an ihrer Freundin wieder, die sie so gemocht hatte, als sie sich kennenlernen-lernten: Zugewandtheit und Zuversicht. Lara bastelte ihr ein Freundschaftsbuch mit Fotos und Bewältigungsstrategien für Essenskämpfe. Ella schickte ein Selfie von sich mit verheultem Gesicht: »Das ist das beste Geschenk seit Langem.« Sie blättert heute noch ab und zu darin. Ella begann eine Therapie. Das zu frühe Erwachsenwerden hole einen irgendwann ein, sagte ihre Therapeutin, und dass insbesondere People Pleaser wie sie gefährdet seien, sich emotional von anderen vereinnahmen zu lassen. Ella lernte, dass sie Grenzen setzen musste, um sich selbst zu helfen, bevor sie anderen helfen konnte. Sie lernte eine Atemtechnik, mit der sie ihre Wut in den Griff bekommen konnte. Einatmen, bis fünf zählen, ausatmen. Und sie lernte, dass es in Ordnung ist, auch mal nicht zu funktionieren und Nein zu sagen, wenn ihr etwas zu viel wurde. Im Psychologie-Studium begriff sie, dass es bei einer Essstörung um Kontrolle geht. Es sind größtenteils junge Frauen, die im Nicht-Essen Sicherheit finden. Nicht-Essen ist etwas, über das sie allein bestimmen können. »Das alles so schematisch und nüchtern erklärt zu bekommen, hat mir geholfen, mich und auch Lara besser zu verstehen«, sagt Ella. Sie begann wieder zu essen. Wenn sie heute in den Spiegel schaut und nicht aushält, was sie sieht, dreht sie ihn um.

Doch eine Essstörung verschwindet nie ganz. So kam es zu jenem Streit im Dezember 2023 in Berlin, als Ella schrie: »So eine Freundin brauche ich nicht mehr!« Lara ging. Und Ella löschte alle gemeinsamen Chatverläufe, wie um das Zeugnis des Scheiterns ihrer Freundschaft zu vernichten. Fast zwei Jahre lang sprachen sie daraufhin nicht miteinander, in dieser Zeit hatte Lara Suizidgedanken, sie starb wieder einmal fast an Unterernährung. Es war Ella, die sich im August 2025 meldete, weil sie davon hörte. Sie telefonierten. Sie wollten noch mal neu anfangen. Und sprachen sich ehrlich aus. Bedingungslose Liebe rettet einen Menschen nicht. Das wusste Ella nun. Sie stellten Regeln auf: Ella schluckt ihren Kummer nicht mehr herunter, bis sie explodiert. Lara geht mehr auf Ella ein. »Ich habe keine Angst mehr in der Beziehung mit Ella.« Auf Instagram postet sie Selfies, auf denen Ella und sie in die Kamera lachen.

Begegnet man Lara und Ella heute, trifft man auf zwei selbstbewusste Frauen, beide 25 Jahre alt. Sie sehen gut aus und gesund. Ein unsichtbares Band scheint sie zu halten, so fest, wie es vielleicht nur zwischen zwei Menschen gespannt sein kann, die sich fast verloren hätten und doch wieder füreinander entschieden haben. Ella nennt Laras Krankheit nur noch schnippisch »die Madame«.

Lara lebt in Freiburg, wo sie auch aufwuchs. Ab dem Herbst wird sie studieren, Psychologie in Innsbruck. Ella lebt in Brüssel und arbeitet bei einer deutschen Familie als Au-pair. Sie steht kurz vor dem Abschluss ihres Studiums, ebenfalls Psychologie. Sie will einmal Leistungssportler coachen. Mit Patienten wie Lara zu arbeiten, ginge ihr zu nahe.

Isst Lara oder isst Lara nicht? Diese Frage schwingt noch immer mit. Ella hat darauf folgende Antwort gefunden: »Ich mache das nicht noch mal mit, Lara. Du kannst nicht mehr bei mir ankommen und aussehen wie der letzte Mensch.«

Das Beratungstelefon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 steht Betroffenen, Angehörigen und anderen Personen für Fragen rund um Essstörungen zur Verfügung. Die Beratung erreichen Sie unter der Telefonnummer 0221/892031.

Nele Sophie Karsten

weiß aus eigener Erfahrung im Umgang mit einer an Anorexie erkrankten Freundin: Hinsehen und Ansprechen ist immer besser als Wegsehen und Schweigen.

HAUPTSACHE Alles Gute von uns allen

Freunde tun sich zusammen, um gemeinsam etwas zu schenken: Klingt gut – ist aber eine ganz schlechte Idee

TEXT

MICHAELA ROGALLI

ILLUSTRATIONEN

LUKAS EGGERT

Ich fühle mich nicht hundertprozentig wohl bei dem folgenden Geständnis, denn auf den ersten Blick komme ich wahrscheinlich komplett unsympathisch rüber. Aber bitte

haben Sie kurz Nachsicht, ich erkläre dann schon noch genauer, was ich meine. Also: Ich hasse Gruppengeschenke. Ehrlich. Gruppengeschenke sind das Nervigste, was der Menschheit seit der Erfindung des Geburtstags eingefallen ist.

Die Einladung einer Freundin rückt näher oder der Geburtstag eines Kollegen, und mit Garantie kommt kurz vorher irgendwer daher, gern per Rundmail, und fragt: »Hey, Leute, wollen wir nicht alle gemeinsam was Schönes schenken?« Der Grundgedanke ist nicht verkehrt. Er hat nur zwei Haken: a) »gemeinsam«, b) »was Schönes«. Mittlerweile zucke ich schon zusammen, wenn ich nur die Frage lese, weil ich weiß, jetzt folgen Tage voller Mails und Handynachrichten, endlose Diskussionen, die Zahl der Beteiligten wächst von fünf auf zehn auf 15, es wird immer chaotischer, jeder hat eine Meinung, jeder will was anderes oder, genauer gesagt, jeder will irgendwas gerade nicht, was der andere wollte. Und wer soll das alles am Ende unter einen Hut kriegen und im letzten Moment das Geschenk besorgen? Aus irgendeinem Grund immer ich.

Vor ein paar Monaten, der runde Geburtstag eines Freundes. Ein passendes Geschenk hatte ich schon ausgesucht, aber jeden Tag kamen mehr Mitschenkende dazu, manche erst wenige Stunden vor dem Beginn der Feier, hoppla, hab noch nichts, darf ich auch? Der Preis des Geschenks ließ sich nicht mehr ändern, also war das Verhältnis der Anzahl der Schenkenden zur Summe... nun, sagen wir, so richtig großzügig wirkten wir am Ende nicht.

Aus dieser Erfahrung dann ein neuer Ansatz beim Geburtstag einer Freundin: Weil wir wissen, dass es sowieso wieder auf das unvermeidliche Gruppengeschenk

rauslaufen würde, setzen zwei Freunde und ich uns rechtzeitig zur Beratung zusammen. Wir sammeln Ideen, einigen uns auf eine

Mischung aus Geschenken und Gutscheinen. Je nachdem, wie viele mitschenken wollen, ließe sich das Geschenk leicht nach oben skalieren, mehr Geld, größerer Gutschein. Mit dieser vermeintlich simplen Idee eröffnen wir eine Whatsapp-Gruppe (dümmste Idee ever!) und laden viele weitere Freunde und Bekannte ein. Ein freundliches Angebot an alle, die keine Idee haben und keine Zeit, selbst was zu organisieren.

Keine zwei Tage später war die Gruppe zum dauerverstopften Diskussionsforum geworden. »Ich fände aber besser, wenn wir...« – »Bei dem Geschenk sehe ich das Problem, dass...« – »Könnten wir nicht lieber...« Eine Teilnehmerin fand ihre eigene Idee so viel besser, dass sie kaltschnäuzig begann, innerhalb dieser Gruppe ein zweites Geschenk zu organisieren. Manche Freunde, die zwischen den Stühlen standen, zahlten bei beiden Geschenken mit, um mit niemandem Ärger zu kriegen. Wieder andere schrieben mir privat, sie müssten jetzt leider aussteigen, weil sie nicht so viel zahlen könnten, wie da jetzt durch zusätzliche Geschenke gefordert sei.

Statt Chaos bei der Gruppenschenkerei zu vermeiden, hatte ich die Büchse der Pandora geöffnet: Am Ende ging es nicht mehr um meine Freundin, die einfach alles Liebe und Beste der Welt zu ihrem Geburtstag verdient hat, sondern um individuelle Geschmäcker, Bedürfnisse und Empfindungen.

Ein Gutschein bedeutet so gut wie immer, dass die Schenkenden die Ideenfindung an die Beschenkten abschieben

Und weil das Stichwort jetzt schon gefallen ist: Gutscheine, auch wenn ich sie selbst oft verschenkt habe, sind die Pest. Eine Idee, die immer aus der Not geboren ist, dass zu viele Mitschenkende nicht genug über das Geburtstagskind wissen. Das gilt besonders für Bürogeschenke. Der Kollege X wird vierzig? Irgendwie hat niemand so richtig Ahnung, was der mag, also liegen wir mit einem Restaurant-Gutschein sicher richtig. Oder die Kollegin Y, die fährt doch gern Fahrrad, schenken wir ihr einen Gutschein für ein Sportgeschäft. Irgendwas wird sie da schon finden. Mit anderen Worten: Soll sie sich selbst den Kopf über ihr Geschenk zerbrechen. Ein Gutschein bedeutet so gut wie immer, dass die Schenkenden die Ideenfindung an die Beschenkten abschieben. Ist das der Sinn eines Geschenks?

Traurig ist auch, dass viele dieser Gutscheine nie zu irgendwas führen. Ein Freund erzählte mir, dass seine Frau und er vor Jahren zur Hochzeit einen Gutschein für einen

Fallschirmsprung bekamen. Weil sie sich das beide nicht trauten, schoben sie es vor sich her – und entsorgten nach ein paar Jahren den verfallenen Gutschein mit schlechtem Gewissen.

Und ja, ich gebe zu, auch ich selbst fühle mich durch Gruppengeschenke oft unter Druck gesetzt. Weil sie einem fast immer Arbeit machen statt Freude. Zu meinem Dreißigsten habe ich von Freunden einen Zuschuss zum Führerschein bekommen. Wirklich lieb. Aber danach musste ich den Schein gewissermaßen machen. Zu einem anderen Geburtstag bekam ich einen Gutschein, mit dem mir Freunde versprachen, beim Aufbau eines Kleiderschranks zu helfen. Sehr nett. Nur habe ich den Schrank nie gekauft. Und einmal erhielt ich einen Gutschein für einen Kochkurs, aber dann hatte leider niemand Zeit, zum Kurs mitzukommen.

Aber, ja, es ist sagenhaft schwierig, sich in einer größeren Gruppe auf ein Geschenk zu einigen. Vorschlag: Bevor wir bis in alle Ewigkeit für Gutscheine zusammenlegen, die dann doch nie so richtig passen – wollen wir nicht lieber mal wieder mehr einzeln schenken? Für die eine Freundin, die demnächst Geburtstag hat, weiß ich gleich mehrere gute Geschenke, zum Beispiel – Achtung, Spoiler! – einen wunderschönen Fotoprint, nur ist der leider nicht teuer genug, dass zehn Leute ihn zusammen schenken könnten. Ich würde ihn ihr trotzdem gern schenken. Und für den Kollegen, der nächsten Monat Geburtstag hat, habe ich schon Konzertkarten im Auge – wir haben uns oft über Musik unterhalten, ich weiß genau, was er mag, also ist das Geschenk viel persönlicher als ein Einkaufsgutschein zu zehnt.

Liebe Freundinnen, Kollegen, Freunde, Nachbarinnen, ich will damit nicht sagen, dass ich lieber ohne euch schen-

ke. Aber es ist doch völlig okay, einfach allein was Kleines zu schenken. Könnt ihr auch machen. Und dann feiern wir trotzdem alle zusammen. Deal?

hat bald Geburtstag

Michaela Rogalli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Magazin Verlagsgesellschaft Süddeutsche Zeitung 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Ich wollte immer alles kontrollieren«

INTERVIEW SILKE WICHERT

Victoria Beckham über nervigen Perfektionismus,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Spice Girls und die Frage, was Lippenstift mit Freiheit zu tun hat

FOTO SOFIA SANCHEZ UND MAURO MONGIELL

Die Bildschirmkamera zeigt ins Londoner Büro von Victoria Beckham, ein viktorianischer Bau im Stadtteil Hammersmith. »VB«, wie sie im Allgemeinen genannt wird, trägt ein einfaches schwarzes T-Shirt, wenig Make-up, die Haare reichen ihr aktuell fast bis zur Hüfte. Die 52-Jährige sitzt nicht, sie steht an einem Tisch, neben ihr ist ein pinkfarbener Riesen-Kaffeebecher zu sehen.

SZ-MAGAZIN Frau Beckham, seit 2019 führen Sie Ihre eigene Kosmetikmarke. Halten Sie es für eine Ironie des Schicksals, dass eine Frau, die als Mädchen in der Schule gemobbt wurde und nach eigenen Aussagen unter »sehr schlechter Haut« litt, jetzt ihr eigenes Beauty-Unternehmen hat?

VICTORIA BECKHAM Absolut. Mit Mitte 30 war meine Haut dann okay. Aber das Mädchen mit der Problemhaut, das ich einmal war, würde ich fest in den Arm nehmen und sagen: Sei nett zu deiner Haut. Hab Geduld! Denken Sie noch manchmal an dieses

Mädchen?

Oft sogar. Ich habe all unseren Kindern versucht beizubringen, dass Empathie die wichtigste menschliche Eigenschaft ist. Unserer Tochter Harper habe ich immer wieder gesagt: Wenn auf dem Schulhof ein Mädchen ganz allein dasteht und niemand mit ihm reden oder spielen möchte – dann denk daran, dass deine Mama wie dieses Mädchen war. Geh zu dem Mädchen, sei nett zu ihm.

Waren Sie eine gute Schülerin?

Überhaupt nicht. Ich hatte Schwierigkeiten mit dem Lernen. Heute wissen wir, was Legasthenie und Rechenschwäche sind, aber zu meiner Schulzeit war davon noch keine Rede. Kinder lernen auf ganz unterschiedliche Weise. Letztlich geht es im Leben um Geduld – und darum, keine Angst davor zu haben, hart zu arbeiten. Außerdem ist es wichtig einzusehen, was man weiß und was nicht. Also umgebe ich mich mit Leuten, die sich mit Dingen auskennen, von denen ich keine Ahnung habe. Ist Make-up aus Ihrer Sicht eher dazu da, einen Mangel zu beheben oder eine Stärke zu betonen?

Statt zu versuchen, etwas an sich zu ändern, sollte man unterstreichen, was man hat. Ich jedenfalls versuche nicht, mich mit Schminke zu ändern. Ich will nur das Beste aus mir herausholen.

Ihr Mann David Beckham soll sich gefreut haben, wenn Sie an einem gewöhnlichen Sonntagnachmittag mit vollem Make-up durch das Haus liefen, weil er dachte, dass Sie sich nur für ihn besonders hübsch machen wollten. Worauf Sie ihm dann geantwortet haben sollen: »Ich teste hier gerade neue Produkte. Alles nur Verschleißprüfung.« Ja, das stimmt. Ich teste unsere Sachen ständig, auch zu Hause. Manche Produkte sind über Monate hinweg in der Entwicklung. Für die Lippenstifte »Rouge Victoria«, die wir demnächst auf den Markt bringen, haben wir mehr als ein Jahr gebraucht, um sicher zu sein, dass sie lange genug halten und nicht verschmieren. Auch an der Alabasterhülle haben wir ewig gearbeitet. Oder am richtigen Sound beim magnetischen Verschluss.

Richtig, dass Sie Ihrem Team mit Ihrem Perfektionismus gelegentlich auf die Nerven gehen?

Auf jeden Fall. Ich bin besessen von jedem einzelnen Detail. Und mir ist klar, dass ich manchmal etwas verrückt aussehe, wenn ich mit viel Make-up durchs Haus laufe. Aber ich will nach einem Dinner eben nicht die Hälfte der Farbe übers Gesicht verteilt haben, deshalb muss ich viele Produkte selbst ausprobieren. Auch das Tragegefühl ist extrem wichtig: Wie fühlt sich dieser Lippenstift an? Wie fühle ich mich damit? Einen roten Lippenstift zu tragen, ist die ultimative Art, sich als Frau stark und frei zu fühlen.

Was hat Lippenstift mit Freiheit zu tun? Mit roten Lippen habe ich das Gefühl, alles im Griff zu haben. Ich glaube, dass man sich dadurch furchtloser, stärker und selbstbewusster fühlen kann – ich zumindest fühle mich damit wie die beste Version meiner selbst. Angefangen hat bei mir alles mit der »Girl Power« der Spice Girls. Damals ging es uns darum, Frauen durch Musik stark zu machen. Diese Botschaft führe ich heute in gewisser Weise mit meinem Modelabel und meiner Kosmetiklinie weiter.

In sozialen Medien zeigen viele Frauen umwerfende Fotos von sich, wie sie angeblich direkt nach dem Aufstehen aussehen. Sie dagegen geben offen zu, dass Ihr Mann Sie noch nie ohne perfekt arrangierte Augenbrauen zu Gesicht bekommen hat.

Tja, das ist eben das Problem, wenn man sich in den Neunzigern die Augenbrauen zu viel gezupft hat. Gott sei Dank habe ich einen guten Augenbrauenstift. Abgesehen davon würde ich aber nicht sagen, dass ich zu den Frauen gehöre, die morgens viel Zeit vor dem Spiegel verbringen. Dazu habe ich gar keine Zeit. Mein wichtigster Job ist es, Mutter zu sein.

Haben Sie eine Art geheime Mutter-Superkraft?

Wie meinen Sie das?

Ich bin zu Hause zum Beispiel diejenige, die immer alles findet, was irgendjemand sucht.

Zählt vielleicht nicht als Geheimwaffe, aber: Ich bin für meine Kinder gern zu hundert Prozent anwesend. Ich versuche, eine Umgebung zu schaffen, in der sie das Gefühl haben können, über alles reden zu dürfen. Meine besondere Gabe wäre also, Zeit zu schaffen und zu kommunizieren.

Sie waren der heimliche Star der Netflix-Dokumentation Beckham über Ihren Mann. Kam daraufhin das Angebot, eine Serie auch über Sie zu drehen?

Es hatte schon lange Angebote gegeben, aber es war nie der richtige Zeitpunkt. Bis dahin hatte ich auch immer Bedenken, über meine Vergangenheit nachzudenken oder über die Spice Girls zu sprechen – weil ich nicht wollte, dass meine Kosmetikmarke nur als Promi-Marke wahrgenommen wird. Erst seit ein paar Jahren fühle ich mich wohl dabei, zurückzublicken. Und die Reaktionen auf unsere Netflix-Dokumentationen waren wirklich unglaublich. Das netteste Kompliment kam von einigen Leuten, die mich etwas kennen und die sagten, dass ich zur Abwechslung mal so rüberkäme, wie ich in Wirklichkeit sei. Das Filmteam war mir einfach jeden

GESCHÄFTSFRAU Alle 30 Sekunden wird auf der Welt ein Eyeliner von Victoria Beckham Beauty verkauft. Jetzt neu im Programm: der Lippenstift »Rouge Victoria«. Seit dem vergangenen Jahr erwirtschaftet die Victoria Beckham Holding Gewinn.

FAMILIENUNTERNEHMERIN

DIESE BECKHAMS

Premiere der Netflix-Dokumentation Beckham 2023 waren sie noch vereint: Die Eltern, ihre drei Söhne und eine Tochter. Mittlerweile hat der Älteste, Brooklyn, 27, hier zweiter von rechts, den Kontakt zu seinen Eltern abgebrochen. Er wirft ihnen vor, dass ihnen das öffentliche Image wichtiger sei als das Wohlbefinden der Kinder. Alle

Profile zusammen- gerechnet er- reichen die Beck- hams auf Instagram 144 Millionen Menschen.

EHEGLÜCK Im Mai 1999 gewann David Beckham mit Manchester United erst die Premier-, dann die Champions League, im Juli heiratete er Victoria, die damals Adams hieß. Knapp zwei Jahre waren sie damals ein Paar.

IMMOBILIENBESITZERIN Ihr früherer Wohnsitz, von der englischen Presse umgetauft zu Beckingham Palace, wurde 2014 für 11,35 Millionen Pfund verkauft. Heute lebt die Familie in London.
MODE-IKONE Anfang der 2000er machte Victoria Beckham auch diesen Trend mit und ließ sich Sterne am unteren Rücken stechen.

POPSTAR

Als Posh Spice brach Victoria Beckham (Zweite von rechts) mit den Spice Girls viele Rekorde: meistverkaufte Debütsingle (Wannabe), meistverkauftes Album (Spice) und 1998 höchste Jahreseinnahmen (49 Millionen US-Dollar) einer Girlgroup.

Tag zur Arbeit gefolgt, für Eitelkeit war da irgendwann kein Platz mehr. Bis dahin wollte ich immer alles kontrollieren. Aber davon muss man sich sofort verabschieden, wenn man so etwas wie eine Dokuserie dreht. Ich hatte auch kein Mitspracherecht bei der Endabnahme, ich durfte die Folgen nicht sehen, bevor sie ausgestrahlt wurden. Es war eine befreiende Erfahrung.

Auf der Kunstmesse Art Basel Miami Beach hielt die Künstlerin Jennifer Dalton den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n einmal zweierlei Armbänder hin. Auf einem stand: »I’d rather be hot«, auf dem anderen »I'd rather be rich«.

Nach welchem würden Sie greifen? Heiß aussehen oder reich sein? O Gott, da kann ich mich unmöglich entscheiden. Wahrscheinlich zögere ich aber auch, weil ich schon so viele böse Titelzeilen über mich gelesen habe. Egal, ob ich das eine oder das andere sage – das wäre sicherlich die nächste. Wie anstrengend ist es, dem eigenen Markenbild gerecht zu werden? Da Sie für makellosen Stil und perfektes Make-up bekannt sind, können Sie ja eher nicht mehr ungeschminkt und mit fettigen Haaren in den Supermarkt gehen.

Doch, das geht. Ich setze mir einfach eine Baseballkappe auf. Und ich habe nie behauptet, perfekt zu sein. Ich gebe mir einfach nur etwas Mühe. Es gibt tolle Fotos von mir, es gibt schreckliche Fotos.

Viele Mädchen befassen sich heute mehr denn je mit ihrem Aussehen und wissen praktisch alles über Make-up. Ist das nicht bedenklich?

Ich war als Kind genauso. Eine meiner frühesten Erinnerungen ist, wie meine Mutter mich an der Tür kurz zurückhält, ehe ich zur Schule gehe, einen Lippenstift aus der Tasche ihres Morgenmantels zieht und mir etwas davon auf die Wangen aufträgt. Sie benutzte ihn als Rouge und fand, dass ich mit ein bisschen Farbe im Gesicht viel besser aussähe. Deshalb weiß ich noch genau, welchen Lippenstift ich mir als Erstes gekauft habe, und da war ich wirklich noch sehr jung. Ich glaube, es hat sich gar nicht so viel geändert. Ich sehe das jetzt bei meiner Tochter Harper. Sie ist besessen von Hautpflege und Make-up.

Es ist ziemlich genau 30 Jahre her, dass die erste Spice-Girls-Single Wannabe erschien. Erinnern Sie sich daran, wie Sie sich damals gefühlt haben?

»Furchtlos« ist wahrscheinlich das passendste Wort. Wir hatten einander. Wir waren ehrgeizig. Wir waren voller Tatendrang. Wir waren auf einer Mission für Girl Power. Wir waren so aufgeregt! Ständig bekamen wir »Nein« zu hören, weil wir Frauen waren – aber wir hatten eine klare Haltung und unglaubliche Energie. Weil wir so jung waren, waren wir natürlich auch ziemlich naiv – aber ich bin mit vier meiner besten Freundinnen um die Welt gereist und habe eine tolle Zeit verbracht.

Glauben Sie, die Spice Girls hätten heute immer noch solchen Erfolg?

Ich finde interessant, dass die Spice Girls heute noch so aktuell sind wie damals. Zumindest in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USA reden die Leute immer noch von unserer Band und der Musik. Selbst kleine Kinder wissen, wer die Spice Girls waren, obwohl sie damals noch nicht geboren waren. Womöglich sind die Spice Girls heute sogar noch relevanter. Wir waren unserer Zeit weit voraus, als wir über Girl Power sprachen.

Silke Wichert

erlebte mit Victoria Beckham bei einem früheren Termin mal ihre bis heute absurdeste Interviewsituation: in einer Düsseldorfer Boutique, während Dutzende Kunden und Fotografen hinter einem Absperrband zuguckten.

Hättet ihr euch mal früher getrennt

Manche Eltern streiten sich dauernd und bleiben trotzdem zusammen – den Kindern zuliebe. Hier erklärt eines dieser Kinder, warum das kein guter Plan ist

TEXT KONSTANZE EIDENSCHINK

FOTOS RENKE BRANDT

Wenn Paare nur noch gegeneinander sticheln, ist die Liebe unwiederbringlich verdorrt.

ch bin 15 und habe gerade Sommerferien. Es ist das Jahr 2018, meine Schwestern, meine Eltern und ich reisen nach Island. Und meine Eltern streiten sich fast den ganzen

Urlaub lang. Ich bin manchmal traurig, kann mich nicht aufs Lernen konzentrieren – nach den Ferien schreibe ich eine wichtige Arbeit in der Schule. Meine Eltern streiten sich auch im Alltag viel, aber im Urlaub fällt ihre schlechte Beziehung besonders auf. Mal keifen sie sich an, und manchmal schreien sie sich auch an, wenn sie denken, ich höre sie nicht. Oder sie schweigen sich an, dann legt sich eine Eiseskälte über den Raum.

Ihr zentrales Streitthema sind wir Kinder, unsere Erziehung und wie der richtige Umgang mit uns aussieht. Abmachungen, die meine Eltern treffen, hält mein Vater oft nicht ein. Weil er Dinge lockerer lösen will, die meiner Mutter wichtig sind – wie das gewissenhafte Erledigen von Hausaufgaben. Was ich kaum zwischen ihnen erlebe: eine liebevolle Umarmung, ein warmes Wort. Liebe ist zwischen ihnen schon lange nicht mehr zu spüren.

Meine Eltern blieben ihren Kindern zuliebe zusammen, obwohl sie nicht mehr viel füreinander übrighatten. Als sie sich jetzt vor eineinhalb Jahren endlich trennten, atmete ich auf. Da war ich 21 Jahre alt, also sicher kein Kind mehr, doch in der Beziehung zu seinen Eltern bleibt man ja immer Kind. Der viele Streit, als Kind gefangen zwischen den Kriegsparteien – ich empfand es als Belastung, dass meine Eltern wegen ihrer Kinder beieinanderblieben. Meine Eltern hätten sich früher trennen sollen.

Das mag nach einem ungerechten Vorwurf klingen, haben meine Eltern doch für mich durchgehalten. Es gehört bestimmt einiges dazu, sich über Jahre hinweg durch eine unglückliche Beziehung zu quälen. Sie haben es auch mit einer Paartherapie versucht. Meine Eltern haben sich offenbar sehr bemüht, ihren Kindern zu geben, was sie brauchten. Gerade deshalb möchte ich mit einem Mythos aufräumen: Den Kindern zuliebe zusammenzubleiben, um ihnen eine Trennung zu ersparen, kann die ganz falsche Lösung sein. Für meine Familie war sie das.

Auch meine jüngere Schwester findet, die Trennung wäre früher besser gewesen, »dann hätten sie sich vielleicht nicht so schlimm be- kriegt«, meint sie. Sie schaffte es auch zu den konfliktreichen Hochphasen zwischen unseren Eltern, eine Distanz zu wahren – eine deutlich größere, als ich halten konnte.

Ich habe meine Eltern vor Kurzem gefragt, warum sie sich dazu entschieden hatten, zusammenzubleiben. »Ich dachte, dass es wichtig für euch Kinder ist, dass wir eine komplette Familie sind«, sagt meine Mutter. Für sie sei die Beziehung seit zehn Jahren vor der Trennung keine liebevolle mehr gewesen, in den letzten acht Jahren wäre sie ohne gemeinsame Kinder nicht bei meinem Vater geblieben. Lange habe sie gehofft, die Streitigkeiten würden abklingen. Ohne Kinder hätte sie kein Interesse mehr daran gehabt, die Beziehung wieder zu verbessern. Ihr ist wichtig, dass sie für die Kinder und nicht wegen der Kinder bei meinem Vater blieb – ein »wegen« wäre ihr eine zu starke Schuldzuweisung an uns Kinder.

Mein Vater findet, eine Liebesbeziehung zwischen meiner Mutter und ihm bestand noch bis zu den letzten drei Jahren, bevor sie sich trennten. In dieser Phase zerbrach die Liebe aber auch für ihn: »Irgendwann wollte ich nur noch durchhalten, bis du und deine Schwestern erwachsen seid.«

Dass ein Kind beide Elternteile brauche – beide Elternteile gleichzeitig, nicht in getrennten Haushalten –, hält Jana Miethwenz, Paar- und Familientherapeutin in Suhl, für einen Mythos. Er werde zu wenig hinterfragt, auch weil er gesellschaftlich gut ankomme. Als ich mit verschiedenen Fachleuten über meine Erfahrungen spreche, merke ich, wie typisch diese sind. Oft haben Kinder das Gefühl, zwischen zwei Fronten zu stehen, wenn Eltern ihre Konflikte nicht mehr richtig lösen können. Oft fühlen sie sich dazu verpflichtet, sich auf die Seite eines Elternteils zu schlagen. Und oft empfinden sie eine große Verantwortung, ihren Eltern zu helfen – deren Streitigkeiten zu lösen oder einem vom Konflikt niedergeschlagenen Elternteil beizustehen. Bei alldem kann ein Kind nur scheitern.

Mein Vater hatte Angst, im Leben seiner Kinder keine Rolle mehr zu spielen, wenn er sich von meiner Mutter getrennt hätte: »Es war klar, wenn wir uns trennen, dann muss ich gehen.« Ich hatte nie die einfachste Beziehung zu meinem Vater, seit der Trennung meiner Eltern sehe ich ihn kaum mehr. Weil ich das nicht will, weil es sich falsch anfühlt. Bewahrheitet sich damit seine Angst?

Jesper Juul war einer der bedeutendsten Pädagogen unserer Zeit, meine Mutter las früher viele seiner Bücher über Kindererziehung. Er schildert in seiner Autobiografie Das Kind in mir ist immer da, welche angespannte Atmosphäre bei ihm zu Hause herrschte, als sein Vater die Scheidung wollte. Da war Juul drei Jahre alt. Getrennt haben sich seine Eltern trotzdem nicht, sie führten ihre Beziehung unglücklich weiter.

Darüber schreibt er: »Wenn du mit deinem Leben nicht zufrieden bist, dann verändere es. Denn wenn du es nicht machst, wirst du deine eigene Familie damit kontaminieren.«

Ich erinnere mich an die Zeit, als meine Eltern ihre Konflikte noch laut austrugen, ich sie abends im Stockwerk unter meinem Zimmer streiten hörte. Es ging darum, wie man

Auch Beziehungen, die schon seit einer Ewigkeit bestehen, können zu Ende gehen – dann aber dürfen sie das auch.

mit uns Kindern sprechen sollte, was man für uns kochen sollte, welche Konsequenzen ein mögliches Fehlverhalten haben sollte – die Erziehungsstile waren unvereinbar. Wenn meine Mutter wollte, dass wir einen Helm beim Fahrradfahren tragen, erlaubte mein Vater uns, ohne Helm zu fahren. Wenn meine Mutter wollte, dass wir uns gesund ernähren, machte mein Vater uns Pfannkuchen zum Mittagessen.

Ich war vielleicht 14 oder 15, als ich sie zu einem Gespräch im Wohnzimmer bat, wir setzten uns gemeinsam auf die Couch. Mein Ziel: ihren Konflikt zu lösen. Ich versuchte, zwischen beiden zu vermitteln, ihre Anliegen besser zu formulieren, sie zueinanderzubringen. Eine echte Einigung erreichte ich damit nicht. Dann stritten sie sich eben am nächsten Abend weiter.

Irgendwann wurden laute Konflikte zwischen meinen Eltern seltener, das kalte Schweigen nahm überhand. Ihre Unterhaltungen gingen kaum noch über Oberflächlichkeiten wie das Wetter hinaus, so nahm ich das als Jugendliche wahr. Aber offen angesprochen haben sie ihr Zerwürfnis uns Kindern gegenüber nicht. »Wahrscheinlich, weil ich mir das selbst auch nicht ganz eingestanden habe«, sagt meine Mutter heute. Gerade in meinen frühen Teenager-Jahren erinnere ich mich an meine Trauer, als ich die Eltern von Freundinnen und Freunden zum ersten

Mal wahrnahm. Diese Liebe, diese Fürsorge, oder auch die Aufmerksamkeit, die sich die Elternpaare schenkten, davon war zwischen meinen Eltern kaum etwas zu spüren. Wenn sie dauernd Konflikte haben, sind Eltern meistens emotional sehr mit sich beschäftigt und können dadurch weniger emotional verfügbar für ihre Kinder sein, erklärt der Ulmer Bindungsforscher Karl Heinz Brisch. »Anhaltende Streitigkeiten verursachen Risse im Urvertrauen, der gefühlten Bindungssicherheit«, sagt er. »Es brechen keine ganzen Teile des Fundaments der Bindung weg, aber diese Risse können schmerzvoll und unangenehm genug sein.«

Ich wollte, wie viele Kinder mit streitenden Eltern,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für die Probleme in meiner Familie. »Sich die 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zu geben, ist oft leichter auszuhalten, als sich ohnmächtig zu fühlen. Wenn ich schuld bin, kann ich ja etwas ändern«, erklärt Brisch. Ich wollte helfen, ich wollte schlichten, ich wollte meiner Mutter beistehen, an der die andauernden Konflikte nagten. Und dafür wollte ich meinen Eltern so wenige Probleme wie möglich machen. Ich hatte kaum schlechte Noten, machte ziemlich konsequent meine Hausaufgaben, hatte ein aufgeräumtes Zimmer. Jesper Juul schreibt, wenn Eltern ihren Kindern ihre Probleme nicht erklären, werden sie sich schuldig fühlen und zu dem Schluss kommen, »dann muss ich mich so verhalten, dass Mama oder Papa wieder glücklich ist. Oder aber bei mir selbst stimmt etwas nicht. Beides überfordert jedes Kind«.

Egal wie gut Eltern ver- suchen, ihre Konflikte zu verstecken, egal ob sie sich laut oder leise streiten – Kinder be- kommen das mit

Egal wie gut Eltern versuchen, ihre Konflikte zu verstecken, egal ob sie sich laut oder leise streiten – Kinder bekommen das mit, das sagen mir alle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Viel schlimmer noch, meint die Psychotherapeutin Ulrike Behme-Matthiessen: »Kinder nehmen unheimlich viel wahr an Nichtausgesprochenem. Wenn die elterlichen Konflikte nicht ausgesprochen werden dürfen, lernen sie nicht, über Gefühle zu reden, und sie fangen an, ihren eigenen Wahrnehmungen nicht zu trauen.« Und vielleicht unterscheiden sich hier die Folgen eines anhaltenden Konflikts von denen einer Scheidung, denn bei einer Trennung »hat der Elefant im Raum einen Namen, und ich kann über ihn sprechen – und mit der Zeit wird er in der Regel kleiner«, sagt Jana Miethwenz.

Mit ungefähr 16 fing ich an, meiner Mutter immer wieder zu sagen, sie solle sich von meinem Vater trennen. Sie war diejenige, mit der ich mich verbundener gefühlt habe. Und wenn ein Kind den Wunsch der Trennung äußert, diese aber nicht erfolgt, »erlebt das Kind wenig Selbstwirksamkeit«, sagt Miethwenz. Dauerkonflikte zwischen den Eltern, die sich nicht mehr lösen lassen, haben langfristige Folgen für die Psyche der Kinder, erklärt sie: »Kinder entwickeln Glaubenssätze wie »Ich bin nicht wichtig« oder »Ich muss da durch« und lernen, eigene Bedürfnisse zurückzustellen.« Wenn die Eltern unglücklich in einer Beziehung verharren, lernen die Kinder, dass man so etwas aushalten muss. Dass Beziehungen keinen Ausweg haben. Und dass sie nicht viel Gutes bedeuten.

Meine Mutter fand lange, es sei nicht so schlimm für sie, bei meinem Vater zu bleiben. »Ich merke aber seit der Trennung, wie anstrengend es für mich war. Ich bin lange nicht mehr so gestresst wie damals«, erzählt sie. Und auch mein Vater litt unter ihrer Beziehung: »Ich empfand das Klima zu Hause als feindlich«, sagt er.

Rückblickend merke ich, dass meine Eltern und ich in unterschiedlichen Illusionen lebten. Ich in der, die Beziehung meiner Eltern retten zu können – oder, als das nicht aufging, ihnen vorschreiben zu können, wann sie sich trennen sollten. Und sie in der Illusion, dass sie ihre Konflikte von ihren Kindern fernhalten könnten. Vielleicht wäre alles besser gelaufen, wären meine Eltern früher auseinandergegangen. Vielleicht hätte sich das Klima zu Hause entspannt, ich hätte eine bessere Beziehung zu beiden aufbauen können. Vielleicht aber wäre alles auch viel schlimmer gekommen, und meine Eltern hätten sich in einer früheren Scheidung nur noch viel mehr bekriegt. Wissen werde ich das nie. Was ich aber weiß: Sie haben es so gut gemacht, wie sie konnten.

Konstanze Eidenschink

fürchtete sich als Kind vor Jesper Juuls Büchern. Sie dachte, sie seien Ratgeber zur strengeren Erziehung, ihre Schwester versteckte die Bücher sogar vor der Mutter. Heute hat unsere Autorin erkannt, wie weise der Pädagog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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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Streife Spiegel »Medium Baton Mirror« aus amerika- nischem Tulpen- baumholz. foliechambre. com
»Bei mir bist du schön«

Gefühlswelt Die Graphic Novel Der Leib Christi handelt von einer im ärmlichen Spanien der Achtzigerjahre geborenen Frau und ihrer Mutter – und deren von Aberglauben und Katholizismus geprägter Beziehung. reprodukt.com

Heimvorteil Hausschuhe »Galleria« aus Baum- wolle. connox.de

Song der Andrews Sisters, nach dem Original »Bei mir bistu shein« von Jacob Jacobs

Süßholz Duft »Le Parfum« mit Noten von Zeder, Tuberose und Vanille. de.maxmara.com

Rotaufstrich Handcreme »Tomato Leaves« mit dem Duft von Tomatenblättern. loewe.com

Immergrün

E s gibt ein paar Dauerbrenner, mit denen sich drückende Gesprächspausen überbrücken lassen. Bemerkungen über das Wetter etwa oder auch: »Und, Urlaub geplant?« Besonders unangenehm ist es, wenn bei ersten Dates am Restauranttisch die Gesprächspuste ausgeht, dann muss oft die Dekoration als Stichwortgeber herhalten, und dabei fällt irgendwann der Satz: »Sag mal, sind die Pflanzen da echt?« Eine Erörterung über Deko-Pflanzen markiert den Tiefpunkt zwischenmenschlicher Kommunikation. Denn die Antwort ist ja ganz unerheblich, trotzdem wird notgedrungen ein großes Gewese darum gemacht: Ja, sieht doch echt aus! Nein, glaubst du wirklich? Hm, müsste man mal anfassen! Nein, ist zu künstlich grün. Aber es gibt solche Pflanzen, mein Cousin hatte mal so eine... und so weiter. Sobald die Antwort feststeht, ist die Trostlosigkeit noch größer als davor. Neu ist dann höchstens die Erkenntnis, dass nicht nur das Date eine Katastrophe war, sondern auch die Wahl des Restaurants – mit seinen Plastikblumen. Max Scharnigg

Ökologischer Fußabdruck: Sandalette »Nymphéas« aus Satin und bestickter Baumwolle, von Dior. Foto Florent Tanet

Geschmorter Spitzkohl

mit Szegediner Kraut und Chili-Mayonnaise

»In Österreich ist Szegediner Gulasch vom Schwein ein sehr beliebter Klassiker. Ich serviere manchmal gern diese fleischlose, moderne Variante davon.«

Konstantin Keller ist Küchenchef im Restaurant »Schwarzer Adler« in Oberbergen im Kaiserstuhl und schreibt neben Caroline Autenrieth, Sigi Schelling und Stephan Hentschel für unser Kochquartett.

Zutaten für 4 Personen

Für das Kraut
600 g	Sauerkraut
200 g	Zwiebeln
30 g	Butter
1	Knoblauchzehe
2 EL	Paprika edelsüß
200 ml	Gemüsebrühe
250 g	geröstete Paprika (aus dem Glas, in Streifen geschnitten)
80 g	Crème fraîche
1 EL	Gochujang (alternativ etwas Chili oder Harissa)

Für den Spitzkohl 500 g Spitzkohl Prise Salz 2 EL Pflanzenöl 100 ml Weißwein 100 ml Gemüsebrühe

Für die Mayonnaise 1 Ei 1 TL mittelscharfer Senf 200 ml Pflanzenöl 1 TL Zitronensaft 1 Msp. Paprika 20–40 g mildes Gochujang Prise Salz

Für das Topping 1 EL Schnittlauch (in feine Röllchen geschnitten) 2 EL Röstzwiebeln

Zubereitungszeit 45 Minuten

Nächste Woche Gefüllte Flädle mit Filderkraut, von Caroline Autenrieth

Sauerkraut im Sieb kurz mit Wasser durchspülen, dadurch wird es milder. Zwiebeln halbieren, in feine Streifen schneiden und in der Butter längere Zeit glasig anschwitzen. Nach 5 Minuten geschnittenen Knoblauch dazugeben, dann das Paprikapulver. Kurz rühren, sofort das Sauerkraut hinzufügen, wieder rühren, Brühe angießen und das Ganze 20 Minuten zugedeckt sanft köcheln lassen. Dann Paprikastreifen mit der Crème fraîche und Gochujang (pikante koreanische Würzpaste) unterrühren.

Ofen auf 180 Grad Ober-/Unterhitze vorheizen. Spitzkohl vierteln (vom Strunk schräg nur so viel weg-schneiden, dass die Kohlblätter noch zusammenhalten). Schnittseiten salzen. Öl in eine ofenfeste Pfanne geben und den Kohl rundum anbraten, er soll gut bräunen. Kohlstücke auf den Rücken legen, Weißwein dazugeben und aufkochen, mit Gemüsebrühe ablöschen, der Pfannenboden soll leicht bedeckt sein. Deckel aufsetzen und das Ganze ca. 20 Minuten im Ofen schmoren, bis der Kohl weich ist, aber noch Struktur hat (zur Probe mit Gabel einstechen).

In einem hohen Gefäß Ei mit Senf verrühren. Mit einem Pürierstab langsam das Öl einarbeiten, bis eine stabile Mayonnaise entsteht – falls sie zu dünn ist, etwas mehr Öl nehmen. Anschließend den Zitronensaft und die Gewürze einrühren (Achtung, Gochujang ist scharf).

Zum Anrichten das Kraut in die Mitte des Tellers setzen, ein Stück vom Kohl darauf. Mayonnaise-Kleckse darauf und drum herum setzen, dann mit Schnittlauch und Röstzwiebeln bestreuen. Dazu passen auch Stampfkartoffeln.

San Pellegrino

Wenn schon Wasser, dann dieses, findet unser Autor. Aber dann fängt er an zu recherchieren und ist nicht mehr ganz so begeistert

Ich erinnere mich nicht, dass ich vor meinem 45. Geburtstag jemals in einer Bar oder einem Restaurant Wasser bestellt hätte. Kein Glas und keine Flasche. Nicht mit und nicht ohne Kohlensäure. Waseiner Art Lebensgefühl zu tun haben, denn, ja, es ist nur Wasser, aber es strahlt einen Hauch von Luxus, von Grandezza aus.

Neulich fiel mir auf, dass ich keine Ahnung habe, woher mein Lieblingswasser

denn ich erfuhr, dass mein Lieblingswasser 30 Jahre lang durch unterirdische Gesteinsschichten unterwegs ist, bevor es einer Quelle nördlich von Bergamo am Fuß der Alpen entspringt. Ich erfuhr, dass in San Pellegrino ser, darüber wurde nicht mal nachgedacht. Wasser tranken Models, Langweiler und Selbst- optimierer. Ich trank tagsüber Spezi, abends ein oder fünf Bierchen, danach richtigen Alkohol. Das hat sich gründlich geändert, seitdem ich vor einigen Jahren den Vorsatz fasste, während der Fastenzeit ausschließlich Wasser zu trinken, nicht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sondern weil ich mich in Verzicht üben wollte. Sechs Wochen später hatte ich meine Prüfung nicht nur bestanden, ich wog auch drei Kilo weniger, obwohl ich weiter zwei warme Mahlzeiten pro Tag zu mir genommen hatte, die eher wenig mit Feldsalat zu tun hatten. Das fühlte sich so gut an, dass ich mir die Sache mit dem Wasser nach und nach angewöhnte, heute trinke ich wenig anderes, und inzwischen frage ich mich nicht mal mehr, ob ich so geworden bin, wie ich nie sein wollte.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ich jedes Wasser trinken würde. Es muss auf eine bestimmte Art prickeln, und wenn es irgendwie geht, sollte die Flasche grün und das Etikett hellblau sein und San Pellegrino draufstehen – mein absolutes Lieblingswasser. Ich kaufe es im Supermarkt, ich fra-

ge im Restaurant danach. Bei anderen Sorten meine ich etwas Kalkiges oder Metallisches herauszuschmecken, wogegen mir San Pellegrino einfach nur rein, klar und frisch vorkommt. Allein der Anblick der Flasche löst Glücksgefühle in mir aus, gut möglich, dass mir sein Inhalt, käme er aus einer farblosen Flasche, gar nicht so schmecken würde, aber das würde ich niemals zugeben. Es muss mit kommt. Italien, schon klar, aber woher genau? Und wer stellt es her? In meiner Fantasie war das immer eine italienische Adelsfamilie in achter Generation, ein strenger Patriarch, eine faszinierende Frau, drei Kinder – zwei Musterexemplare, ein schwarzes Schaf –, die sich ums Erbe streiten. Dann recherchierte ich und muss zugeben: Ich bin entsetzt. Also, eigentlich ging es gut los,

Terme schon seit 1899 Mineralwasser abgefüllt wird, was die Gemeinde zu einem mondänen Kurort mit gewaltigen Jugendstilbauten machte. Ich erfuhr, dass die Flaschen damals – wie Champagner – auf Stroh gebettet und in Kisten verpackt wurden. Ich erfuhr, dass beim Untergang der Titanic 1912 mehr als tausend Flaschen im Eismeer versunken sein sollen – sie waren angeblich für die Passagiere der ersten Klasse bestimmt.

Dann kam der deprimierende Teil: Nicht nur, dass San Pellegrino ab 1997 der Nestlé-Gruppe gehörte, also dem größten Lebensmittelkonzern der Welt mit mehr als 260000 Mitarbeitern. Vor einigen Wochen habe ich auch noch in der FAZ gelesen, dass der US-Finanzinvestor Platinum Equity, von dem ich nie zuvor gehört hatte, 50 Prozent erworben hat. Durch den Verkauf soll laut FAZ »die operative Umsatzrendite« verbessert werden, der Abschied vom Wassergeschäft sei für Nestlé eine »wichtige Etappe im Umbau des Konzerns«, der zuletzt »zum Ärger der Investoren regelmäßig seine Wachstumsziele verfehlte«.

Ich trinke immer noch San Pellegrino, und es schmeckt mir auch noch, trotzdem ist seitdem

etwas in mir kaputtgegangen. Es geht fast immer etwas kaputt, wenn man genauer hinschaut.

Tobias Haberl

schreibt hier im Wechsel mit Simone Buchholz, Lara Fritzsche und Helene Hegemann über Getränke, die es verdient haben.

Wendland

»Biohotel Kenners Landlust«, Niedersachsen

Das Hotel liegt wirklich abgelegen, aber wer mit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n anreisen will, etwa von Lüneburg per Regionalbahn, wird kostenlos abgeholt – wenn man mit etwas Vorlauf Bescheid gegeben hat.

Biohotel Kenners Landlust, Dübbekold Nr. 1, 29473 Göhrde, Tel. 05855/979300, DZ ab 236 Euro/Nacht. kenners-landlust.de

D as Wendland ist ein Hort des Widerstandes. In den Siebzigern und Achtzigern protes-

tierten hier viele Menschen gegen ein Atommüll-Endlager, und ein Teil dieser Leute ist geblieben. Barbara Kenners etwa, die mit ihrem Mann Kenny ein Biohotel in Göhrde betreibt, einer Ortschaft aus wenigen Häusern am Waldrand. Übernachten kann man im alten Bauernhaus oder in einem der Baumhäuser. Die stehen auf Stelzen in sechs Metern Höhe. Innen: zwei Etagen, verbunden durch steile Holzstufen. Es gibt ein barrierefreies Baumhaus-Apartment, das mit einem Aufzug erreichbar ist und nur eine Etage hat. Eine Wandheizung aus Lehmputz strahlt heimelige Wärme aus wie ein Kachelofen. Das Dachfenster liegt direkt über dem Bett, der Blick geht in die Baumkrone, nachts in die Milchstraße.

Morgens haben die Vögel Weckdienst: ein Chor aus Rotkehlchen, Amseln und

Singdrosseln. Kaffee gibt es in der Tee- küche, die außerdem eine Teeauswahl bereithält, bei der man kurz vergisst, dass man nicht in einem Bioladen steht. Silberne Kannen warten darauf, dampfend mit ins Zimmer genommen zu werden. Das üppige Frühstücks- buffet: saisonal, Obst aus der Region, Gemüse vom Bio-Großhandel, Voll- kornbrot aus dem eigenen Ofen. Auch Papiertüten, um sich eine Brotzeit ein- zupacken, liegen bereit. Etwa für eine geführte Waldwanderung von Kenny Kenner. Denn ins Wendland ist nach den Protesten gegen das Endlager nicht nur Ruhe eingezogen, sondern auch ein Wolfsrudel. Stefanie Witterauf

Chefredakteure Michael Ebert und Timm Klotzek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in Lara Fritzsche

Leitung Digitales SZ-Magazin Annabel Dillig und Wolfgang Luef Artdirector Birthe Steinbeck

Chef/in vom Dienst Julia Nitsche, Dirk Schönlebe

Textchef Marc Schürmann

Redaktion Thomas Bärnthaler, Caroline Bucholtz, Lisa Frieda Cossham, Susan Djahangard, Max Fellmann, Samira Fricke (Modeleitung), Kerstin Greiner (Stil leben), Theresa Hein, Nele Sophie Karsten, Michaela Konz, Nicola Meier, Mareike Nieberding, Dr. Vivian Pasquet, Lars Reichardt, Jakob Schrenk, Johannes Waechter

Mitarbeit Tobias Haberl

Digitales SZ-Magazin Marc Baumann, Katrin Börsch, Marius Buhl, Lea Sophie Fetköter, Daniela Gassmann, Verena Haart Gaspar, Nina Himmer, Lisa Hingerl, Simone Kamhuber, Lisa McMinn, Dana Packert, Agnes Striegan, Dorothea Wagner

Autorinnen und Autoren Johanna Adorján, Caroline Autenrieth, Simone Buchholz, Andreas Fischer, Axel Hacke, Helene Hegemann, Stephan Hentschel, Konstantin Keller, Tobias Kniebe, Sven Michaelsen, Sigi Schelling, Roland Schulz

Schlussredaktion Dr. Daniela Ptok (Ltg.); Tanja Selder

Grafik Anne Franke, Jonas Natterer (stellv. Artdirector), Michaela Rogalli, Anna Sullivan, Beate Zollbrecht

Bildredaktion Jakob Feigl, Ralf Zimmermann

Assistenz Barbara Augart (Chefredaktion)

Verlag Magazin Verlagsgesellschaft Süddeutsche Zeitung 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89/21839540, Fax 089/21839570, E-Mail: szmagazin@sz-magazin.de

Anzeigen Jürgen Maukner (verantwortlich) und Ingo Müller, REPUBLIC Marketing & Media Solutions GmbH,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www.republic.de, Preisliste Nr. 26 - gültig ab 1. 1. 2026

Kaufmannischer Bereich Marianne Igl Druckvorstufe dtp- u. mediaservice GmbH, In der Spöck 8, 77656 Offenburg Matusche TypoGrafik GmbH, MUNIRA. Büro für Mediengestaltung eGbR

Herstellung Herbert Schiffers (Leitung) Druck Stark Medien GmbH, Im Altgefäll 9, 75181 Pforzheim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 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sv-zeitungsdruck.de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redaktionellen Inhalt Michael Ebert und Timm Klotzek, Anschrift wie Verlag

Der Verlag übernimmt für unverlangt eingesandte Unterlagen keine Haftung. Das Papier des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s wird aus chlorfrei gebleichtem Zellstoff hergestellt. Bei Nichterscheinen durch höhere Gewalt oder Streik kein Entschädigungsanspruch. Eine Verwertung der urheberrechtlich geschützten Zeitschrift und aller in ihr enthaltenen Beiträge und Abbildungen, insbesondere durch Vervielfältigung oder Verbreitung, ist ohne vorherige schriftliche Zustimmung des Verlages unzulässig und strafbar, soweit sich aus dem Urheberrechtsgesetz nichts anderes ergibt. Insbesondere ist eine Einspeicherung oder Verarbeitung der auch in elektronischer Form vertriebenen Zeitschrift in Datensystemen ohne Zustimmung des Verlages unzuläs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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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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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uflösung dieses Rätsels finden Sie im nächsten Heft oder Sie lösen es gleich digital in den Apps der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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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ber 1 Wenn man acht Stück mit einer Öffentlichkeitsmaßnahme verbindet, erhält man etwas Besonderes 9 Sorgt für Schub im gehobenen Dienst 12 Blasen, aber nicht pusten, Häute, aber nicht morgen 15 Von hinten da, wo Stürmer spielt, der so sein sollte 16 Brut wird dadurch weniger fürsorglich 17 Sieht man, wenn Bayer eine Fahne hat 18 Kriege in England 19 Haben Sie sich bestimmt auch schon mal ausgedacht, nicht wahr? 20 Ersatz fürs Auto 22 Schlitten, mit dem man auch bergauf fahren kann 25 Einen Haufen Dreck produzieren 27 Urlende 28 Bekannt für Hammerpreise 32 Hervorragendes Bauteil 33 Fruchtloses Walnussöl 34 Verbindliches Tun 36 In Gitarrenstücken, oft besungen 38 Zum E-Mail-Schreiben oder Daruntersetzen 39 Wenn die sechs rechts über der zehn steht 40 So läuft man, wenn es knallt 42 Bärig zum Urlaubmachen 44 Braucht man oft, wenn es Perfekt werden soll 46 Da lauern überall Schatten 48 Sieht man im Winter meist besser 49 Laut Umfragen sollte Wohnung so und nicht wie vor Um- fragen sein 51 Als ag heuer selten 52 Kommt im Märchen immer an dritter Stelle

Runter 1 Erforscht Tschechiens Metropole? 2 In die versetzt zu werden, macht nicht nur Arbeitnehmer wütend 3 Wird bei praktisch jeder Benutzung gestrichen 4 Sorgt dafür, dass Gespräche auf hohem Niveau ablaufen 5 Macht man sich häufig umsonst 6 Wird mit r deutlich fleißiger oder noch fauler 7 Das macht man beim Barbecue mit m... 8 Lebt da, wo's Bier und Kartoffeln gibt 10 Was für Dichter 11 Mit S nicht mehr so flüssig 13 Die fünftschlechteste Bewertung in Mathe 14 In Eden buchstäblich schon angelegtes sündhaftes Verhalten 21 Das Ende vom Froschsch 23 Ausruf, der beim Servieren nicht gerne gehört wird 24 Eckig für Fäuste, rund für Finger 26 Damit zitrick funktioniert, muss man Kind 29 Bringt so manches auf ein anderes Niveau 30 Outfit von denen, die ganz zum Schluss immer einen Spruch raushauen 31 Resultate von

Sticheleien 35 Gleich bedeutend 37 Einmalige Aufnahme 41 Mit kel und von hinten Doktor 43 Vor eben vorbei 45 Passt nicht zu Säugetieren, außer zu Esel 47 Aussichtslose Wohnlage 50 So wird damit ein WE

Auflösung Rätsel 40

Rüber 1 HOCHBEGABTER 10 UNFAIR 12 AGENDA 15 KOI 16 ODER 17 SÜD 18 DEL 19 BOB 21 NÄHE 24 ELLE 25 FEST 26 NEPP 27 FLOTT 29 WENN 32 ZOO 33 ROWDY 36 OBE 38 AAS 39 EUER 40 AHA 41 INUIT 43 NR 44 URNE 45 SUMO 46 GI 47 CD 48 ERST 50 BSE 51 DENKER 52 MEILER

Runter 1 HUNDEFREUND 2 ONKEL 3 HAI 4 BIO 5 ERDBEWOHNER 6 GÄNSE 7 BESEN 8 EDE 9 RADSPORTLER 11 FOLLOWERIN 13 GRAT 14 NU 19 BET 20 OFT 22 HE 23 EPOS 28 LOUNGE 30 NEISSE 31 NANU 32 ZAUM 34 DRUCK 35 YARD 37 BÄR 42 IOS 49 TI 50 BL

Eine kommentierte Version dieser Auflösung finden Sie unter sz-magazin.de/das-kreuz-mit-den-worten

Das Beste aus aller Welt

Der Autor liest Ihnen diese Kolumne vor: sz-magazin.de/ axelhacke (mit SZ Plus)

Fast alles funktioniert mit Strom. Im Prinzip ist das sehr praktisch – wenn nur die Kabel nicht wären

U naufhaltsam ist die Elektrifizierung unserer Welt. Besaßen meine Großeltern noch einen mit Holzgas betriebenen Staubsauger, auf dem rittlings sitzend die Oma das Haus

reinigte, so hatten meine Eltern bereits ein laut nagelndes Dieselgerät, dessen Abgase die Wohnung vernebelten und dessen Ruß-Bestandteile sich auf das Mobiliar legten, sodass der Sauger seine eigenen Schadstoffe inhalierte.

Ich hingegen sauge mit Strom. Auch kühle ich unsere Lebensmittel damit, koche, erhitze Wasser, toaste Brot, mache Kaffee, püriere, schnetzele, schäume Milch, öffne Türen. Vater Strom macht es möglich. Mit seiner Hilfe putze ich die Zähne, ja, ich höre sogar stromunterstützt, denn die Akkus in meinen Hörgeräten arbeiten mit Strom, der sich gemächlich durch die Leitungen unseres Hauses wälzt, während elektrische Brillen die Ausnahme sind, aber wie lange? Längst kann man sein Gegenüber brillenunterstützt filmen. So was konnte früher nur James Bond, heute aber jeder fehlgeleitete Knilch.

Wäre es möglich, diesen Text hier stromlos zu schreiben? So haben wir es früher gemacht auf mechanischen Schreibmaschinen, bis auch die elektrisch wurden, dann abgelöst von elektronischen Schreibgeräten. Auch macht der Strom es möglich, dass diese Zeilen hier in die Redaktion gelangen. Früher bedienten wir uns dazu spezieller Trommelsprachen. Heute verschwinden die Buchstaben mit schlürfendem Geräusch im Kabelsystem.

Das Leben ist ein langer elektrischer Strom.

Interessant ist, dass Gegenstände, die früher der Energie nicht bedurften, nun stromabhängig sind. Habe ich mich ins Bett gelegt, kann ich mithilfe von Knopfdrücken den Oberkörper heben, auch meine Beine. Dann liege ich aufgebockt auf der Matratze, nicht ohne die elektrische Jalousie heruntergelassen zu haben.

Der Gedanke, dass man jeden beliebigen Gegenstand mit einem Kabel, einem Motor und einer Fernbedienung versehen könnte, ist elektrisierend. Könnte sich die Kaffeetasse surrend zum Mund bewegen, während ich mit beiden Händen weiterschreibe? Warum muss ich Schubladen aufziehen und Schranktüren händisch öffnen, wenn auch dies elektrogestützt möglich wäre?

All das ist fast nicht möglich ohne Kabel. Auch schnurlose Akkus wollen geladen sein. So ist das Kabel die Geißel des Stromzeitalters geworden. Erheben wir den Blick, schweift er über eine Landschaft von Ladekabeln. Wo immer eine Steckdose ist, hängen Kabel, müde sich ringelnd, in steilen Windungen zu Boden. Sie laden Smartphones und Tablets, Laptops und Zahnbürsten, versorgen Zahnschienenreinigungsgeräte und Kaffeemaschinen, Wassersieder und Lampen, schlängeln sich über Tische und Böden. Wie die Ameisen der Welt mehr Biomasse haben als alle wilden Vögel und Säugetiere zusammen, so scheint das Kabel immer größere Anteile an der von Menschen hergestellten Gegenständemasse zu gewinnen.

Wird es eines Tages noch Dinge geben, die ohne Strom funktionieren? In Südkorea liefen kürzlich viele Kühlschränke nicht mehr, weil ein Update ihrer Elektronik schiefgegangen war. Man stelle sich vor, eines Tages geschähe so etwas auch mit anderen Gegenständen. Das Elektrobett weigerte sich, mich aufzunehmen, strombetriebene Schuhlöffel wären nicht in der Lage, meine Füße in ihre Gehäuse gleiten zu lassen, das E-Sofa würde mich ab wie ein Rodeo-Ross den Reiter. So eine Welt wäre das.

Wer hat uns dorthin gebracht? Unsere Bequemlichkeit. Nach ihr sehnt sich der Mensch, all seinen Fleiß stellt er in ihren Dienst, er schuftet, um es bequemer zu haben, und wenn er es dann bequem hat, steht er wieder auf, um weiter zu rackern für mehr Bequemlichkeit. Wäre der Hamster klug, würde er auch sein Rad elektrifizieren. Aber er ist es nicht. Sollten wir ihn beneiden?

Axel Hacke

Um gegen den Strom zu schwimmen, hat Hacke angefangen, beim Staubsaugen gänzlich auf Elektrizität zu verzichten. Er benötigt dafür jetzt lediglich einen Strohhalm oder, um die staubigen Ecken unter seinem Bett zu erreichen, ein mundgerecht gekürztes Stück Gartenschl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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