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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 纳维·皮莱：给国际正义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第 8-9 页

《纳扎》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与瑞秋·索尔 “在以色列，人们太容易否认犯罪证据”

在电影院上映前，我们对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进行了独家采访。该片通过以色列军人的口述，揭露了在加沙系统性屠杀平民的行为。第 2-6 页

社论

作者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响亮的一击

在漫长的数月里，记者（尤其是巴勒斯坦记者）、医生、公民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一直试图就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实施的罪行发出警报。但徒劳无功。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以及许多国家，这些警报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抹黑以色列的方式，因为该国在 10 月 7 日遭受了最惨烈的屠杀。于是，对该飞地的轰炸毫无休止地继续着，导致数万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或被埋在瓦砾之下，其中包含大量妇女和儿童，正如我们与一名加沙记者共同完成的报道所证明的那样。直到两名以色列电影人，瑞秋·索尔和尤瓦尔·亚伯拉罕，通过收集士兵和情报官员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建立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监控”和“屠杀系统”的沉重证词来切入这一主题，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那不可动摇的自信才突然出现裂痕。突然之间，在 77 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具体地看到、听到并感受到那些近三年来零散信息向我们揭示的内容。这一切都浓缩在这部标题响亮的电影中——《纳扎》（Naza），它是希伯来语“Nezek Agavi”的缩写，意为“附带损害”。这个在所有战争中都被使用的、极其委婉的词汇，掩盖了一个肮脏的现实。它指的是在针对特定目标的射击或打击中被杀死的平民。在加沙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其人口密度在 10 月 7 日之前曾是全球最高之列，可以想象，一次针对藏有哈马斯成员建筑的打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纳扎》以冰冷且临床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以色列军人对巴勒斯坦生命的漠视。他们唯一在意的是猎杀名单。正当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 10 月 27 日为了保住总理宝座而奋战——可以说确实如此——之时，《纳扎》已成为以色列的一桩国家事务。人们竭尽全力削弱电影的观点，并试图诋毁这两位电影人，他们甚至被威胁要被剥夺以色列公民身份。《解放报》通过远程方式对尤瓦尔·亚伯拉罕进行了深入采访，由于他与瑞秋·索尔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他当时身处一个秘密地点。他逐条回应了所有可能被指责的问题，详细解释了他们的行动初衷。这些揭秘者准备失去一切，只要这能“打破沉默之法”。

《纳扎》：“当蓄意杀害平民变成一种系统时，会发生什么？”

独家专访尤瓦尔·亚伯拉罕。他是这部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纪录片的两位导演之一，该片是对以色列建立的杀戮系统的一次令人胆寒的调查。

采访记者： 奥利维尔·拉姆（OLIVIER LAMM）与吕克·马蒂厄（LUC MATHIEU）

尤瓦尔·亚伯拉罕是在一个保密地点通过远程方式发声的。这位出生于1995年贝尔谢巴的调查记者，此前因纪录片《没有其他土地》而受到关注，该片讲述了约旦河西岸一个巴勒斯坦社区被强制迁移的故事，是由他与巴勒斯坦电影人巴塞尔·阿德拉、哈姆丹·巴拉尔以及他的同胞瑞秋·索尔共同执导的。但与《纳扎》引发的丑闻相比，该片在2024年引起的争议简直微不足道。《纳扎》仅在周一和周二在影院上映，它是对以色列情报人员进行三年调查的浓缩之作。这部由他与瑞秋·索尔共同构思并实施的电影作品，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共鸣。自威尼斯电影节放映以来，《纳扎》一直激怒着以色列政府。瑞秋·索尔和尤瓦尔·亚伯拉罕被指控为以色列国家的叛徒，目前无法返回他们的祖国。

问：为什么您决定将您的调查研究转化为一部电影？

答：有两个原因。我是一名调查记者。电影中包含的许多揭露内容在过去几年中已在+972和英国的《卫报》上发表。但事实是，我在与这些以色列情报官员接触过程中感受到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出现在这些文章中。当你听到证人选择使用的语言、他或她表达的方式、说话的语气，以及访谈瞬间所产生的一种氛围时，某些东西会随之出现，这是非常有力的。在以色列目前的状况下，人们太容易拒绝或否认犯罪证据了。电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一种让这种抵制变得更困难的媒介。将这些证词拍成电影，使它们更难以被忽视。另一个原因是，电影允许我们探索其他层面的含义。我们展示这些证词，但我们也观察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的人们，以及在我们聆听关于加沙发生之事的证词时，在那里生活着的以色列人。这是一部关于杀戮系统以及这些杀戮如何运作的电影；我们确保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它们。这里有对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描述——情报官员通过草图向我们讲述、解释和描述，使我们能够从技术层面理解这些机器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们也通过其他线索探索这一过程。那些参与杀害对方阵营如此多人类的人，其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以色列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通过所有这些从窗户拍摄的、在家里看电视的匿名人士的镜头来探讨这一点？一个生活在繁荣城市中的社会，而另一个社会却正在被摧毁，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我希望通过使用电影工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能接近某种真相，找到一种回答方式。

那些士兵和情报人员

您是如何决定电影的呈现方式的？

这始于一项挑战。瑞秋和我知道，我们需要一部基于匿名证词的电影，被访者不能以清晰的方式出现。军官们被拍成剪影、阴影，他们的声音经过数字化处理，面部的部分区域也进行了处理。我们很早就意识到，电影的形式必须基于清晰且强有力的选择。首先，我们将访谈构思为对话，而不是在众多证人之间进行快速剪辑，尽管证人的数量很多。必须给沉默和提问留出空间，重建时间流逝的感觉，让观众觉得自己在见证对话，而不是在看一堆经过沉重加工或修改的素材。随后我们意识到需要进行夜拍。首先是为了——（续见第4页）

在《纳扎》中作证的士兵和情报人员隐藏在阴影中，只有尤瓦尔·亚伯拉罕在画面中可以被辨认。照片来源：THE GUARDIAN

国家机器的残酷打压与压力之下的电影

自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以来，《纳扎》及其导演一直承受着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怒火，后者毫不犹豫地利用一个“内部敌人”来煽动其选民。

“我们将剥夺任何在海外诽谤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人的公民权，并让他们在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这一威胁出现在尤瓦尔·亚伯拉罕和瑞秋·索尔执导的纪录片《纳扎》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一周后，该片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详见第4页评论）。以色列总理的这种立法狂热直接针对电影制作人，并得到了文化和体育部长米基·佐哈尔的大声支持，后者写信给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要求紧急启动针对亚伯拉罕、索尔以及电影中所有证人的调查。一部纪录片如此迅速地且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演变成国家事务，这是极其罕见的。当前的竞选活动也解释了这种工具化手段，旨在围绕一个所谓的内部敌人来煽动选民。极右翼活动人士莫德凯·大卫（Mordechai David）为此召集了约十五名激进分子，在瑞秋·索尔父母家门前游行，高喊“叛徒死刑”。

这种残酷打压的原因在于这部电影的内容——一部极简主义且冰冷的电影，全部在特拉维夫的楼顶夜间拍摄。二十四名以色列士兵和情报人员隐藏在阴影中，为了保护匿名身份，他们的声音和剪影经过了修改，他们回答了尤瓦尔·亚伯拉罕（他在画面中可见）关于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以来在加沙开展战争的提问。所有人都描述了由人工智能辅助的远程战争进程，包括无人机轰炸。“附带损害”（即希伯来语中的“Naza”，nezek agavi）的范围完全不能成为行动的阻碍，只要定位到一名哈马斯成员且必须将其消灭，即便该建筑内的平民已被精确计数、监控和监听，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也不能成为任务的障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提到，单次行动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500人。另一人则讲述了狙击手向聚集在食品援助分发点的巴勒斯坦人开火的故事，在这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影片中，类似的震惊叙述接连不断。

十倍回响

在2023年冬季和2024年春季，尤瓦尔·亚伯拉罕在独立杂志《+972》上发表了多篇深入调查，揭露了自攻势开始以来被广泛使用的AI软件：其中“福音”（Gospel）用于列出建筑物和结构，而“薰衣草”（Lavender）则允许通过评分系统对数百万人进行筛查，将其在哈马斯的组织架构中划分为不同等级。

这些文章在当时已由以色列国防军（Tsahal）内部人士提供线索，描述了一个失控的军事等级制度。这是一个依赖机器实时生成的“击杀名单”而驱动的系统，并根据被追杀并处决的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的级别，设定一个被认为可接受的平民附带伤亡基数。《卫报》当时也在同步报道相同主题，尤其是英国调查记者哈里·戴维斯（Harry Davies），他也是《纳扎》的共同制片人。2025年8月，尤瓦尔·亚伯拉罕还与艾玛·格雷厄姆-哈里森（Emma Graham-Harrison）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利用国防机密文件披露的数据显示，被杀死的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战斗员占比17%，而平民占比83%。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估计，该飞地的死亡人数为74250人。

这些披露在当时就遭到了以色列军队的质疑，而在《纳扎》中，由于这些内容是由众多对话者在公开场合（尽管是在避人耳目之处）大声说出，且带着一种共同总结初步结果的情绪，使得这些揭露变得更加具体，并产生了十倍的回响。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提出剥夺其国籍的十天后，他在一次采访中进一步强调，认为亚伯拉罕和索尔无异于向自己的国家“发射了十几枚导弹”。对此，亚伯拉罕在纽约电影节上回应称，这是对“新闻工作的刑事化”。以色列国防军（FDI）则出具了一份约十五页的文件，声称《纳扎》呈现了“以色列军队目标规划和打击流程的扭曲、误导且不真实的图像”，并称该电影给予了那些对行动实际情况毫无了解的下级士兵发言权。

死亡威胁

《卫报》全力支持该片，并计划于11月底在网上免费播出。该报在的一份声明中反驳称，片中接受采访的24人仅占三年调查期间受访来源的一小部分。实际受访者包括处于不同职位的约一百人，“尤其是直接参与批准袭击的高级指挥官”。

尤瓦尔·亚伯拉罕和瑞秋·索尔在2025年3月凭借与巴勒斯坦人巴塞尔·阿德拉和哈姆丹·巴拉尔共同执导的前一部纪录片《没有其他土地》获得奥斯卡奖，目前拥有巨大的媒体影响力。亚伯拉罕在柏林电影节展示该片时就曾引发争议，他在台上提到“种族隔离的情况”，以此描述他作为以色列自由公民，与生活在军事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同事之间不对称的处境。当时他已经收到了死亡威胁，2024, 年甚至有极右翼活动分子在他家门前游行，这引发了德国和以色列政界人士的愤怒抗议，他们或多或少地指责他反犹。在奥斯卡奖之后，时任文化部长的米基·佐哈尔要求通过一项法律，使公共补贴不再资助“一个通过在国外电影节诽谤国家来获得职业发展的行业”。

《纳扎》使压力进一步升级。MK2已在56个地区协商了国际发行权。该片在以色列仍没有发行商。它将在法国周一和周二上映两天，举行500场特别放映。由于媒体时间表（chronologie des médias）禁止快速上线，因此无法获得常规的发行许可证。在意大利，该片场场爆满，票房超过了商业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对组合能否返回以色列生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他们目前正在国外连续参加各种推介会和辩论。

桑德拉·奥纳纳（SANDRA ONANA） 与 迪迪埃·佩龙（DIDIER PÉRON）

：出于实际原因，因为采访内容包含秘密且敏感的言论，以及关于大多数证人无权提及的系统的毁灭性揭露。夜晚提供了这种必要的私密感，尤其是当人们坐在建筑楼顶时。正如片中一名士兵所说，“没有人会去楼顶抓你”。楼顶可以避开视线。

此外，这部电影从未离开夜晚。

夜晚当然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隐喻，是我们身处其中的黑暗。对我来说，这种黑暗是诚实的促进剂。人们在黑暗中会说出一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所有人注视时不会说的话。

访谈镜头不断地被城市景观、无人机航拍或特拉维夫的俯拍镜头所切断，这些镜头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捕捉了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种反转监控视角的方式。我们采访的这些军官谈到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监控，以及这种监控让他们感受到的一种绝对控制感。其中一名军官讲述了在培训期间，军队如何教导士兵以色列拦截每个巴勒斯坦电话的每一次通话、每条短信以及实时位置的方法。我们在许多调查中揭露了数百万通电话是如何被拦截并存储在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微软，编者注）的服务器上的。当你这样做时，你觉得自己有点像上帝。你感觉自己是在从天空观察敌人。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旨在颠覆这种感觉，将这种控制感从以色列社会手中夺回来。现在，被我们监控的是他们。只要听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反应——他似乎无法忍受我们手中掌握任何权力，无论这种权力多么有限——就能明白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效。我们利用这个想法，或者至少试图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拥有这种权力。当然，电影的主题是加沙的受害者。作为以色列人，利用我们所处的立场和可用手段，揭露在加沙实施的这些罪行以及至今仍在继续的平民大屠杀，这是本片的主要动力。但通过电影中被审视和批判的人，我们也在审视我们的社会和军队。他们才是处于监控之下的对象。

关于电影的核心信息，即系统性地针对哈马斯战斗员及其家属，您认为这是否证明了消灭加沙人口的意图，从而可能构成种族灭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是一名法律专家，且必须在国际法院提出种族灭绝的指控，我会指出最明显的罪行——因为这最能清晰地反映出主观意图——那就是对加沙的物理摧毁，电影中的士兵也谈到了这一点。这种摧毁是以街道为单位进行的，军队将每栋房屋化为灰烬，以摧毁生存条件。正如联合国所证明的：85%的水利基础设施、大多数学校、大学、下水道、可耕地——只需打开 Google Earth 查看加沙被夷为平地和摧毁的街区即可。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希望鼓励加沙人口迁移。这是种族灭绝行径最确凿的例子。电影中还记录了其他例子。

例如，电影中另一位证人提到，在军队摧毁整个街区时，会对任何跨越虚拟界线的人直接开火。巴勒斯坦人显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寻找衣服和食物，并试图返回搜寻自己的房屋——而规定是对所有试图回家的人开火，无论男女老少。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证明这种情况在加沙发生过，这得益于长期报道此事的巴勒斯坦记者的工作，以及报告平民和儿童被狙击手击中（有时是击中头部，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医生的证词。此外，还由于在《纳扎》中作证的士兵。这些行为是最明显的种族灭绝行径。

还有关于附带损害的问题，以及为了打击哈马斯成员而系统性地针对平民的问题。您提出的问题是：当为了击中一个目标——一名哈马斯成员——而需要允许杀死大量平民时，会发生什么？这是当今向国际法提出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以色列在 2002 年刺杀了哈马斯武装分支领导人萨拉赫·谢哈德（Salah Shehadeh），与此同时还导致 14 人死亡，其中包括 11 名儿童。这在以色列引发了一场风暴，以色列犹太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将此行为定性为国家恐怖主义，质疑军队如何能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杀死 11 名儿童以达到目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一次、两次，使用“战争罪”一词可能是恰当的。这种行为背离了比例原则，但它不具有种族灭绝性质，因为其目的是杀死一名哈马斯领导人。但如果这变成了一种系统，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像我们的电影所证明的那样，发生了数百次，那么会发生什么？当我们授权一次袭击，甚至在不确定能否击中哈马斯领导人的情况下——因为有时 AI 算法或情报指定了错误的人？或者目标根本不在被击中的住所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行为，接受为了杀死一名哈马斯低级成员而杀死 20 名平民，甚至为了杀死一名级别更高的成员而杀死数百人时？我们创造了一个预谋行为的系统。这个系统基于对巴勒斯坦人以及人类生命的完全漠视。

我重复一遍，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我认识几位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其中包括阿莫斯·戈德堡（Amos Goldberg），他是一位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和犹太人大屠杀专家，我非常尊重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个系统中推断出种族灭绝的意图。这种意图可以被视为该系统大规模复制的模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省略了袭击的背景，例如地点、日期和受害者人数？是为了安全原因吗？

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政府会不择手段地寻找在电影中发声的消息源。我们与《卫报》（The Guardian）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确保消息源保持匿名至关重要。你们已经看到并听到了政府对我们电影的反应，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Eyal Zamir）声称要“追踪”我们，并找到消息源以便对其进行审判并投入监狱。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透露任何一次袭击的具体日期，都会立即暴露消息源。

电影中有 24 人发声，而我们在过去三年中采访了 100 多名军队代表和机密消息源。我们掌握着许多具体细节，其中一部分已在调查中公开。我们能够提供这些袭击的背景和细节。例如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贾巴利亚（Jabaliya）的一次袭击，我在几年前就写过这件事，当时允许的附带损伤人数为 300 人，导致整个住宅街区被完全摧毁，这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袭击。这些数据最近得到了《世界报》（Le Monde）或《镜报》（Der Spiegel）的证实——我们得出的数字如此接近并非巧合。在电影中，人们听到了关于系统和协议的讨论。只要观察加沙的现实，以及能够证实这一现实的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些协议的存在。

您的消息源是否认为自己是 whistleblowers（举报人 / 告密者）？ 有些人是。在希伯来语中，我们没有完全对应的词。一些证人谈到了他们的责任感，另一些人则谈到了内疚感，因为他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 10 月 7 日的大屠杀之后，那些认为加入军队是正确之举而入伍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中一人甚至表示，在参与杀害数千人后，他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种族灭绝。另一些人则从一个不那么明确反对这些行为的立场出发发声。瑞秋和我更想理解人们是如何在没有悔意的情况下杀人的。试图理解那些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悔恨、继续认为这是正确之举且没有理由停止的人，在政治上更有趣、更困难，也更重要。

你们是否犹豫过是否要加入在特拉维夫电影资料馆前拍摄的这些镜头，那是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放映的夜晚？这个选择受到了许多反对该电影的评论家和记者的指责。电影中两次提及大屠杀。第一次是由一名士兵提到的，他在参与一次屠杀后，表示对大屠杀执行者的本质以及“恶”的概念有了某种理解。另一次是由内塔尼亚胡提到的，背景是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他提醒人们，指控他的“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是在大屠杀之后创建的，并指责法院现在想要阻碍以色列人的自卫权。一方面，我们有一名士兵

一张代表尤瓦尔·亚伯拉罕和瑞秋·索尔的涂鸦，上面用希伯来语划掉了“叛徒”一词，出现在 9 月 15 日以色列阿什多德（Ashdod）的一面墙上。 照片 AMIR COHEN 路透社

提醒人们记住大屠杀的普世教训。而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不断引用大屠杀，却仅从中得出只关乎以色列犹太人的教训，以此为其政策辩护。为什么这种工具化被认为不那么具有爆炸性和煽动性？我们认为将这一元素纳入电影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许多人挥舞着大屠杀的记忆，来为如今屠杀巴勒斯坦平民正名。也许这个选择在政治上不正确，但作为一名以色列犹太人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我想尽一切努力将这段记忆从这种战争工具化中拯救出来。记忆是灵活的。我们从过去汲取灵感，使其与现在相关。这并不意味着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大屠杀完全相同。我不这么认为，电影也没有这么说。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是在恶意揣测。但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这段过去能教会我们什么教训，什么样的重复模式在历史上不断上演，非人化是如何回归的，以及如何识别这些模式并确保它们停止。

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您和瑞秋·索尔被形容为“异见人士”。在一个自认为民主的国家里，怎么会成为异见人士？ 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在民主之中。这是一个事实，我能够进行调查并发表我的调查报告——如果在独裁国家，我早就被暗杀了。民主机制对以色列犹太人有效。但对于生活在军事占领之下、没有投票权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我想说，一个在绝大部分生存期间将部分人口置于军队控制之下的国家，不能真正被定义为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此外，我现在无法回到我的国家。我极有可能会在那里被杀，或遭到暴力袭击。瑞秋也是如此。

这不是妄想，我是根据以色列公众对这部电影[目前尚未在该国上映]的反应而这么说的。我指的不是政府，尽管在我看来，政府可能无法对我们做太多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会尝试这么做。极右翼暴徒已经在我们父母的家门前游行。因为我们批评了军队在加沙的行为，人们对我们表达了巨大的愤怒。我们打破了沉默之法。我们被视为叛徒。我们被描述为恐怖分子。我不确定是否会用“异见人士”这个词来形容瑞秋和我。但很明确的是，因为我们的记者工作以及对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批评，我无法再回家了。人们可以据此判断这是否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

《纳扎》：监视与毁灭

为了采访参与加沙人自动化谋杀的特工而选择的黑暗，孕育出了一部揭露真相的伟大电影。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声称，《纳扎》（Naza）相当于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并呼吁剥夺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瑞秋·索尔的国籍。他担心这部 77 分钟的视听作品在全球产生影响，这种担忧有道理吗？他并非唯一担心的人。德尔芬·奥维勒（Delphine Horvilleur）在本文页中谈到另一部作品时曾表示，《纳扎》“不是一部新闻纪录片，显然是一部激进主义作品”，这一批判性评价在本质上旨在使其失去公信力。但如果《纳扎》是另一种东西呢：一部电影，甚至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因此，它是一个在图像和声音普遍受到质疑的时代，1) 似乎仍能产生足够真相以令暴君及其共犯战栗的对象；2) 且只能是一部电影。关于 10 月 7 日后加沙毁灭过程及人口屠杀的内部揭秘已在其他地方公布。至于轰炸情况，加沙记者们已冒着生命危险在现场进行了记录。

Lavender。随后而来的《纳扎》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它既不是纯粹的信息披露（尽管见多识广的人仍能从中获益），也不是通过图像进行的激进主义煽动（尽管它明确站在真相与正义一边），而是通过描述技术条件及其伦理和政治影响，揭露一个具体情况——大规模犯罪的实施。这种光芒是在黑暗中点燃的，出自刽子手自己的阴影之口，出自执行者的坦白。视角在《纳扎》中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在特拉维夫夜晚的屋顶上，24 名被匿名处理但被确认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和军队成员的人员回答了亚伯拉罕的问题，描述了他们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在远程锁定并刺杀加沙居民中所扮演的角色。

赋予电影标题的这个词，源自一种疏离的军事新话，是希伯来语中意为“附带损害”的表达方式的缩写。由配备导弹的无人机执行的打击目标，是由人工智能程序 Lavender 提供的。该程序基于对加沙所有电话的持续监控数据，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将数万名人员识别为哈马斯成员。特工们在清楚知道将杀死多少“Naza”（家人、儿童、邻居）的情况下验证这些目标。而任何处于加沙北部“毁灭区”的人都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此时程序计算的是大致的人员存在率。这并非战场，而是一座被一名受访者称为“目标工厂”的地方，以自动化方式生产尸体。

混凝土。电影的主题是去人性化，这不仅体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去人性化——其种族清洗被“加沙没有无辜者”这一公式所正当化，也体现在整个行动的去人性化——行动被委托给机器，士兵被降格为电子游戏玩家，包括其中的兴奋感和快感在内。屠杀对实施者而言是实时直播的，以确保他们最大限度地产生解离感。

《纳扎》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点在于，那些提供证词的人在片中呈现为没有面孔的阴影。亚伯拉罕是唯一可见的人（正如他在《没有其他土地》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一样），而与他对话的人则被笼罩在黑暗中，他们的面貌和声音都经过了数字化处理。在他们周围，这座混凝土与玻璃之城显露出日常生活的碎片，电视屏幕持续播放着充满战争色彩和复仇情绪的演说。这是一个远程超暴力的社会，其镜像般的不人道，正如同它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将其敌人塑造出的形象一样。面对这些邪恶的替身——无人机的杀戮摄像头、灭绝性的人工智能、法西斯宣传电视——一部电影或电影艺术还能做些什么？《纳扎》以那些全世界都见过却未能真正审视的画面收尾，而这部电影刚刚让我们听到了这些画面的背面与反向视角。在加沙的几分钟里，一位父亲呼唤着死在被轰炸大楼废墟下的孩子们的名字，以此对抗天空中武装玻璃眼的视角，让人们回归地面，将人性归还给人类，归还给哀悼。

吕克·谢塞尔 (LUC CHESSEL)

尤瓦尔·亚伯拉罕与瑞秋·索尔作品《纳扎》（1 h 17）。仅在周一和周二上映。

在加沙，“即使只能找到她们的骨骸，我也想最后见我的女儿们一面”

在被以色列轰炸的封锁地带，至少有 8 000 具尸体仍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但巴勒斯坦民防部门缺乏寻找这些尸体所需的设备和燃料。随着时间流逝，对遗体的身份确认变得愈发复杂。

Z 轴 350 LCN 再次运转。这台重量 35 吨、机械臂最长可达 10 米的挖掘机，是加沙巴勒斯坦民防团队唯一可用的设备，在故障数日后终于恢复运行。周三上午，在封锁地带最北端的贝特拉希亚（Beit Lahia），它在混凝土与钢铁的海洋中嘈杂地工作着，挖掘着一座八层建筑的废墟。该建筑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早晨 8 时被以色列军队的轰炸夷为平地，当时建筑内有 15 人，全部为妇女和儿童。

珍贵的线索

随着挖掘机翻动瓦砾，一些个人物品显现出来。这里是一个破裂的足球；那里是一条撕裂的绿色裤子；那边是一件覆盖着灰尘的黑色外套。每一条线索对于试图寻找失踪者的踪迹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受害者家属与 25 名工作人员一同在场。到目前为止，仅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是 20 岁的女性加拉姆（Gharam），她的姐姐通过订婚戒指确认了她的身份。“我们难以找到尸体是因为爆炸威力太大：许多人简直被直接汽化了，”戴着头盔的民防部门 102 单元负责人拉马丹·萨哈尔（Ramadan al-Sahhar）解释道。

加沙民防部门失踪人员搜寻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丹（Mohamed Abu Dan）列举了他的团队所缺失的一切：“重型机械、工具、柴油。

该地区仅有三名法医，且没有任何可用于进行 DNA 分析的实验室。

发动机油、轮胎、备件……」大部分设备已被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且由于过境点实施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进口。除了设备短缺，道路被切断以及建筑物面临坍塌的威胁也增加了救援人员的伤亡风险。 「不能忘记，在民防组织内部，有 160 人被杀，300 人受伤，25 人被俘」，穆罕默德·阿布·丹提醒道。

尽管如此，自 2025 年 10 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他的团队已成功回收 950 具尸体。其中大多数已被确认身份，但并非全部。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尸体分解得越严重，身份确认就越困难。整个地区仅有三名法医，且他们没有任何可用于进行 DNA 分析的实验室。至于身份不明的尸体残骸，在录入数据库后被安葬在集体墓地中，以便日后可能进行的身份确认。但在穆斯林文化中，挖掘尸体是不被认可的。根据民防组织的估计，在仍被掩埋在废墟下的 8 000 具遗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黄线”另一侧，该区域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由以色列军队完全控制。近几个月来，以军在该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工作，这引发了担忧。「在加沙清除、粉碎和转移瓦砾的行为，绝不能破坏国际罪行的证据，也不能阻碍人类遗体的回收和身份确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在 9 月初愤怒地表示。

埃曼·苏莱曼·萨尔曼通过订婚戒指确认了其妹妹的遗体。

周三，在贝特·拉希亚，加沙救援人员唯一可使用的挖掘机。

在贝特·拉希亚，49 岁的谢里夫·尤瑟夫·阿布·萨阿德在烈日下密切注视着 Zaxis 350 LCN 挖掘机的往返作业。他希望找到两个女儿及其母亲的尸体，或者至少找到她们的踪迹；在 2024 年 1 月 16 日的轰炸中，她们当时位于该建筑的三楼。此后，谢里夫一直向所有可能的组织和部门请求组织搜寻。但民防组织向他解释称，他们优先处理那些更容易进入且损毁程度较低的建筑。在难以忍受的等待中，谢里夫甚至去询问了私人租赁挖掘机的价格：每小时 400 到 800 欧元。这显然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金额。

“记住她们”

他的绝望是彻底的：“作为一名没能保护好女儿的父亲，我感到无能为力。随后，作为一名无法将她们从废墟中救出的父亲，我再次感到无能为力。”但今天，随着挖掘机的回归，希望也随之而至。沙里夫（Sharif）知道，如果他能找回遗体，“伤口将再次撕开”，但他意志坚定，并提醒道，根据国际公约，这是他的“一项权利”。“即使只能找到她们的骨骸，作为父亲，我也想最后见我的女儿们一面，给她们最后一个吻，以符合她们身份的尊严将她们安葬在坟墓中。”至少，他希望能找到一件物品、一件衣服，“任何能让我记住她们并获得些许慰藉的东西”。对于埃曼·苏莱曼·萨尔曼（Eman Suleiman Salman）来说，搜寻有了结果。24岁的埃曼身着黑衣，仿佛预知今天将是哀悼之日，她眼角含泪，凝视着铺在地面上的一块白色防水布。布上写着她妹妹加拉姆（Gharam）的名字，正是通过一枚订婚戒指，人们找到了她的遗骸。尽管她对民防部门和上帝心存感激，但她的痛苦如今被再次唤醒。诚然，她可以将妹妹的遗骸安葬，但她的父母依然被埋在废墟之下。她声音沉重，悲痛地表示：“我的家人消失了，他们什么都没留下。一切都失去了。没有人帮助我们，因为没有人帮助加沙人民。”

萨米·扎伊比（SAMI ZAÏBI） 开罗（埃及）特派员 与埃曼·尤塞夫（EMAN YOUSEF） 在贝特拉希亚（加沙）共同报道 摄影：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布·里亚什（ABDELHAKIM ABU RIASH）

由于以色列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本文是在与加沙记者埃曼·尤塞夫密切合作下完成的。

10月16日，星期五

乔治·佩雷克，受《解放报》邀请

值此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展览之际

《解放报》

作者：

阿诺·沃勒林（ARNAUD VAULERIN）

如果说过去某些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合法性及其与时政的关联度上曾引发过诸多质疑，那么今年的奖项则毫无争议。通过将奖项授予南非法律专家纳瓦内瑟姆（纳维）·皮莱（Navanethem (Navi) Pillay），诺贝尔委员会表彰了一位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先驱斗士。而此时此刻，正值民主制度陷入危机，威权强国——首先是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通过针对国际机构及其代表法官，频繁地对法治发起冲击。“在新的美国制裁措施被宣布之际，委员会希望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以捍卫国际法以及所有试图使其得到尊重的人，”国际刑事法院（CPI）的法国法官尼古拉斯·吉尤（Nicolas Guillou）周五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评论道，他本人也受到了华盛顿的制裁（见旁页）。

“今天，正当这些法官受到制裁、其所属机构遭到攻击时，我们需要具有勇气、远见和决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在纳维·皮莱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根·瓦特内·弗吕德内斯（Jørgen Watne Frydnes）周五上午在奥斯陆强调道。“今年的获奖者在确保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受到司法起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无法想象有更好的选择”

出于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纯粹巧合，纳维·皮莱在参加纽伦堡论坛时得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该论坛是在德国纽伦堡市举行的一次关于国际法的集会，而这座城市正是 1945 年审判纳粹战犯的地方。“如果你们掌声再大一点，我也许会和特朗普分享这个奖项，”她在欢呼声中幽默地说道。但她随后在一段由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格内斯·卡拉马德（Agnès Callamard）在 X 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中笑着补充道：“但作为一名律师和法官，我还是得核实一下”这是否属实。后者对此回应道：“在国际司法遭受接连攻击的时代，无法想象有更好的选择。”

纳维·皮莱曾担任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调查委员会”主席。一年前，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应对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负责，尽管这些指控的完整论证尚待最终完成。在南非的起诉下，国际法院仍需对该案做出裁决，而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些暴行的责任在于以色列当局的最高层，他们近两年来策划了一场种族灭绝运动，其具体意图是摧毁

纳维·皮莱 2010 年在玻利维亚拉巴斯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期间。照片：JUAN KARITA. AP. SIPA

纳维·皮莱：战争混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作为法治的先驱斗士，这位 85 岁的南非法学家周五获得了奥斯陆委员会的奖赏。在独裁领导人和独裁者违反国际法的时刻，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加沙地带”，这位成立于 2021 年的专家组主席当时如此声明。报告作者还指控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及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通过其言论“煽动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了这份报告，称其“有偏见且充满谎言”，并指责作者持有反犹太主义偏见。

周五在纽伦堡，纳维·皮莱在得知获奖后，首先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加沙。在新的雷鸣般掌声中，她表示：“那里发生的是一场种族灭绝。”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使“反以色列的仇恨和偏见”合法化，并称纳粹宣传头目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一定在“地狱中鼓掌”。

纳维·皮莱多次驳斥那些指责她反犹或对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的袭击视而不见的批评。在她的领导下，该委员会还发布了报告，指控该恐怖组织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袭击中犯有战争罪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从她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担任法官的任期，到她关于强奸可构成种族灭绝行为的历史性裁决，再到她在联合国的调查员角色，她始终表现得独立、无畏，并高举国际法之炬，”国际法学家、英法作家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赞誉道。

“深远的影响与公正的工作”

纳维·皮莱（Navi Pillay）拥有泰米尔血统，1941年9月23日出生于南非德班郊区一个贫穷的印度家庭。26岁时，她成为首位在故乡纳塔尔省开设律师事务所的女性。她在那里为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人士辩护，谴责酷刑行为，并致力于让罗本岛的囚犯获得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她还支持强奸受害者，并致力于争取女性权利获得更广泛的认可，特别是通过非政府组织 Equality Now 开展工作。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纳维·皮莱于1995年成为首位被曼德拉任命为南非最高法院法官的有色人种女性。但她在该职位的任期并不长，因为同年，她被联合国大会选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TPIR）的法官。在阿鲁沙工作的八年间（其中最后四年担任主席），她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开创性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帮助确立了强奸和性暴力可被视为构成种族灭绝罪要素的原则。

2003年，她加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并在上诉分庭任职至2008年8月，随后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正是在这一职位上，她在2012年敏锐地就缅甸西部无国籍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所遭受的罪行发出了警告。这远在2016年以及尤其是2017年的大规模屠杀之前，当时超过700 000人因遭受种族清洗而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国。

“在作为活动人士、调查员和法官的漫长职业生涯中，纳维·皮莱在南非、卢旺达以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主任菲利普·博洛皮翁（Philippe Bolopion）回顾道，“她证明了自己是国际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并致力于开展公正的人权工作。”

目前，纳维·皮莱在冈比亚起诉缅甸涉嫌对罗兴亚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中，担任国际法院（CIJ）的特别法官。此外，国际法院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做出裁决。85岁的纳维·皮莱尚未停止奋斗。她将自己的诺贝尔奖献给“所有国际罪行的幸存者”。

美国惩罚国际刑事法院

特朗普政府周五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新制裁。这一时机迫使欧洲人做出反应。

这绝不可能纯属巧合。在国际正义的坚定捍卫者、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Navi Pillay）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个小时后，美国于周五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CPI）实施新制裁。CPI立即对此予以拒绝，并声明“历史将审判这一时刻”。这些制裁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被人们所担忧。此次制裁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个人——截至目前已有17人——而是针对整个机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额外措施旨在捍卫美国主权，并消除CPI所代表的威胁”。

特朗普政府企图瘫痪该法院的活动，而该法院正准备在混乱之中纪念其成立25周年。美国从未承认CPI的权威，此次意图通过制裁向法院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如银行、保险、软件等）来使其窒息。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绝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我们将禁止与这个‘贱民法院’进行任何交易，从而切断其资源并瘫痪其运作能力。”

“反差”。美国财政部在这些新措施中附带了一项为期180天的豁免期，允许在电信、软件、退休金支付以及与囚犯相关的操作领域进行某些交易。这一系列新措施引发了人们对CPI支付员工薪酬、在海外开展调查、保护证人甚至运行其拘留中心能力的质疑。然而，CPI副检察官纳扎特·沙米姆·汗（Nazhat Shameem Khan）向路透社保证：“我们的工作将在所有相关情况、调查和起诉中继续进行。”

巴黎泛泰隆-阿萨大学国际法教授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Olivier de Frouville）评价道：“这一消息在纳维·皮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传出，在获奖者的尊严与道德高度，以及一个失去所有道德指南针的权力的卑劣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自2017年CPI开始调查美国士兵在阿富汗的行动以来，华盛顿一直对海牙的法官们深感愤怒。但尤其是自2024年对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yamin Nétanyahou）在内的以色列负责人发出逮捕令以来，特朗普政府对该机构的攻击愈发猛烈。它加强了压力和制裁。去年夏天，马可·鲁比奥曾呼吁“一块砖一块砖地”拆除该法院。

强烈抗议。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公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多个国家首都呼吁撤销这些措施。联合国将其定性为“不可接受的”。许多国家对海牙的法官表示支持。托管该刑事法院的欧盟表示，“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法院能够继续其工作”。

对于国际特赦组织而言，法律专家珍妮·苏尔策（Jeanne Sulzer）质疑那些“如今向获奖者纳维·皮莱致敬的政府，是否会捍卫她曾服务的法院。我们要求法国和欧盟谴责这些制裁，并立即采取措施封锁这些制裁”。如果该系统被启动，它将强制欧洲的经济参与者不得执行非欧洲的制裁。据荷兰外交部长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称，欧盟的这一封锁机制被视为“核选项”。欧盟已陷入绝境。

A.Va.

请阅读塞西尔·阿普特尔（Cécile Aptel）的采访，她是纳维·皮莱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联合国时的密切合作者，当时她就在纽伦堡陪在皮莱身边，共同得知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

“该怎么办？”

周三，玛丽娜·勒庞在访问奥弗涅地区时，维持了对巴尔德拉“1000%”的信任，继续认为他是一场“卑劣阴谋”的受害者。随她一起行动的是整个党机器，他们全力维护这位三十多岁的领导人，并谴责其指控者。在大量虚假陈述和人身攻击的支撑下，从该党试图“正常化”的战略来看，其公共表达呈现出激进化和退步的迹象。这一战略并非没有政治代价：首先是原本应用于竞选主题的发言时间被这些辩护词占据；其次是该党所有发言者、尤其是其候选人的诚信受到了质疑；此外还面临着一个风险，即国民联盟（RN）努力争取的部分群体可能会减少好感或变得更加谨慎，这些群体包括：受过高等教育且富裕的选民、“传统”右翼支持者，以及被声称代表犹太社区的发言人……总之，目前处于博弈状态的是：一个在“孤军奋战”中获得快感的党派的小团体本能，与勒庞追求主流的愿望。在历史机遇有利的背景下，面对她的第四次总统大选，她不能满足于再一次获得一次“体面的失败”。

目前，“只要她没决定他‘死’了，巴尔德拉就还没‘死’，”一位极右翼人物评论道，“十五天后，在国民联盟的党代会上，他将[被重新选举]为主席，而且没有其他竞争者，那么该怎么办？”这场定于10月24日和25日在奥尔良举行的党代会，原本旨在展示该党向权力迈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而现在，它可能更多地成为媒体剖析一个处于潜伏危机中党派的场所，且其领导层一直担忧的风险依然存在：即大量麦克风被递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党员，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令人遗憾的失控局面。

至于巴尔德拉的连任，则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选择。一个（极不可能发生的）主席未能成功连任的剧本会显得很难看。但如果他获得胜利，是否会传递出这样一个形象：该党对其领导人身上那些愈发可信的负面指控毫无反应？无论如何，这将使得玛丽娜·勒庞与其得力助手之间可能的决裂代价变得更高。

一个与国民联盟主席个人邮箱关联的 Facebook 账号依然存在

乔丹·巴尔德拉坚称自己无法再提取数据，因为他“没有账号”。 然而，“CheckNews”发现他的一个邮箱与该社交网络上的一个个人资料相关联。

国民联盟（RN）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被 Mediapart 指控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通过 Facebook 的即时通讯工具 Messenger 发表过反犹太言论。周二，他声称自己无法要求 Meta 提取其旧对话记录。“原因很简单，”他解释道，“我没有 账号。因此，要请求提取对话记录，前提必须得有一个 账号。我已经很久没用 了。我有一个由党内宣传部门管理的页面，但我没有 账号。”

然而，根据我们的信息，乔丹·巴尔德拉在 2010 年代初使用的一个 hotmail.fr 邮箱地址目前仍与 Meta 上的一个 账号相关联。该地址包含一个直接指向某个化名的引用（“jordan9320”），该化名在 2024 年 6 月《世界报》的一篇人物特写中被披露，且当时国民联盟主席在 YouTube 和 JeuxVideo.com 的 18-25 论坛上均使用该化名。

根据我们的信息，该 hotmail 地址与一个电话号码相关联，其最后两位数字与乔丹·巴尔德拉目前的号码一致。该邮箱地址依然处于激活状态（且不可能由其他用户近期创建，因为十多年来已无法创建 hotmail.fr 地址）。该邮箱用于访问 Google 服务的头像——黑色背景上被火焰包围的字母“J”——与被认为属于国民联盟主席且能听到年轻巴尔德拉声音的 YouTube 频道“ActuCritiqueHD”的头像完全相同。

历史记录。在另一个平台上，该邮箱还与“Jordan B”和“MrJordan9320”相关联，后者与他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的名称相同。最后，根据 Archive.org 上的一份备份，该 hotmail 地址还与一个曾在社交网络 Google+ 上存在的账号相关联，其标识符“Jo Ba”取自其名和姓的首字母。因此，通过使用该 hotmail 地址登录 ，国民联盟主席在技术上可以要求该社交网络提供其旧对话的历史记录，并尝试证明（如果该账号确实是涉事账号），他并未发表 Mediapart 所指控的反犹太言论。无论如何，与他周二的说法相反，巴尔德拉似乎确实拥有至少一个未被删除的 账号（尽管目前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 Mediapart 所针对的那个账号）。

被暂停。值得注意的是，在 Mediapart 的消息源进行提取并经由公证员认证的反犹太言论对话记录中， 传输了一个名为“jordanbardella_10207596331484581”的文件。在数据提取过程中， 确实会提供以“名字-姓氏”后接代码形式命名的文件，以便通过 HTML 文件访问对话历史。该名称与账号个人资料中填写的名称一致。如果用户删除了其 账号， 则会传输一个名称以“utilisateuricefacebook”开头并后接多位数字代码的文件。

根据我们的信息，与该 hotmail 地址关联的 账号处于暂停状态，即暂时禁用但未从 中永久删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传输并被 Mediapart 查阅的文件中仍显示乔丹·巴尔德拉的名字。那么，既然如此，后者为什么不请求提取这个与其邮箱关联的 账号的数据，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 CheckNews 的询问下，乔丹·巴尔德拉及其随行人员未予回应。

吕克·佩永（LUC PEILLON）与雅克·佩泽（JACQUES PEZET）

处于风口浪尖的助手们

他选择让自己免于陷入一场闹剧。来自罗讷河口省的国民联盟（RN）议员弗兰克·阿利西奥（Franck Allisio）周五宣布，他已解雇其助手路易·格雷瓜尔（Louis Grégoire），此前《解放报》揭露了后者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激进言论。这些内容包括赞美佩坦主义、引用反犹主义或协作主义作者的话语、对诺曼底登陆表达遗憾，以及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面对这场“盛宴”，阿利西奥坚称自己并不知情，尽管他关注了相关的Facebook账号。同样在周五，《解放报》揭露了另一名助手的可疑活动，此人隶属于国民联盟欧洲议会议员马蒂尔德·安德鲁埃（Mathilde Androuët）。蒂博·克尔利津（Thibault Kerlirzin）以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为该议员工作，长期在社交网络上公开表达对皮埃尔·希拉德（Pierre Hillard）的偏好，后者是一位极右翼理论家和执迷于反犹主义的人。作为激进著作的编辑，克尔利津还曾在阿兰·索拉尔（Alain Soral）的“平等与和解”（Egalité & Réconciliation）协会支持者面前担任讲师，并为一个带有阴谋论色彩的分析网站撰稿。我们的完整报道可在《解放报》网站或应用程序上查阅。

比萨之夜 “左翼人士之间终于能聊到一起了”

作者： 埃洛迪·奥弗雷（ELODIE AUFFRAY） 布列塔尼特派记者 摄影：让-马修·戈蒂埃（JEAN-MATTHIEU GAUTIER）

社会党初选、与不屈法国党（LFI）的关系、第二轮投票……在选举日前不到两百天，由《解放报》在圣布里厄（Saint-Brieuc）召集了六名代表左翼选民的投票者，讨论他们的投票意向，以及面对极右翼崛起时的希望与恐惧。

这场持续 2 个半小时的交流

为尝试了解这群需要在 18 日 4 月和 2 日 5 月从多位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的左翼民众心中在想什么，《解放报》在圣布里厄（阿摩尔滨海省）组织了首场“比萨之夜”，但拟定嘉宾名单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本文作者的人际圈太窄？还是选民内部动态变化的迹象？无论如何，寻找生态党人或不屈法国党（LFI）的支持者相当容易，但寻找非党员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被证明更为困难。此外，还需要确保邀请到那些目前尚未有明确想法的选民。

现在是开餐时间。今晚的“菜单”乍看之下并不太诱人：在这个十月的周三，顶着阴沉的天空和倾盆大雨，来讨论左翼的状态……这并不怎么令人兴奋！但在经历了漫长的干燥夏季后，这场阵雨让每个人都感到欣喜，讨论的前景亦然。尤其是，59 岁的洛朗（Laurent）强调道，“与熟人谈论政治并非那么容易”，他是第一个到达Bazaar Hall的人，这里是一家由旧保龄球馆改造而成的美食广场。

“一个真正的左翼纲领”

在吧台点饮料时，客人们试探着地盘，试图在参与者中“猜猜谁是谁”。披萨端上来后，面纱揭开了。首先是“不屈法国”（LFI）的支持者。比如 22 岁的索莱娜（Solène），一名在读的社会工作助理。这名学生曾“非常支持社会党（PS）”，但在看到他们在国民议会的投票情况后改变了立场：现在她站在 LFI 的阵营中，认为该党“更强调财富的再分配”。而 47 岁的萨缪尔（Samuel）则经历了一场“起伏”：这名护士曾“偏向共产党”，在 2022 年投票给了梅朗雄，直到后来对他感到“厌烦至极”。现在他回到了 LFI，这位四十多岁的人表示，他正尝试“撇开个人因素”。

其他人则没那么明确。34 岁的扬（Yann）属于那些希望左翼统一的人，他对“如今的政治供给并不太满意”。他是金冈（Guingamp）附近的一名有机奶农，他回顾了自己的“解构”过程：他的

参与者名单 右翼教育背景，身处一个“将‘生态主义’视为侮辱”的农业环境；他曾因“对劳动价值的认同”而倾向于萨科齐；他曾投票给马克龙，随后随着农业选择的改变，逐渐转向生态主义。73 岁的奥迪尔（Odile）曾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也“偏向生态主义”，但对“无法取得突破”感到失望，目前仍持观望态度。在“偏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方，有洛朗（Laurent），他是布里奥尚（briochin）一所高中的法语老师，曾任比尼克（Binic）的地方官员，且“深信左翼”，但如果按“1 到 10 的量表”来衡量，他将自己定位在“5”。

还有 42 岁的玛丽娜（Marine），她是普莱内-朱贡（Plénée-Jugon）这个农村市镇的副市长。“她参与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家长会中。她经常投票给社会党，

《解放报》邀请左翼共餐

在总统大选前六个月， “左翼人民” 状况如何？ 为了这次竞选，《解放报》组织了每月一次的会面，邀请不屈法国、社会党、生态党、共产党、反资本主义左翼或单纯犹豫不决的选民参加。第一站，布列塔尼。

但在 2022 年选择了梅朗雄。“现在我觉得我不会再投他了，有很多事情让我打起了退堂鼓。”社会党也不再吸引她：“我无法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说道，她表示自己“需要有人[向她]描绘愿景”。那么，让我们从当下的主菜开始：社会民主党初选。这道冷前菜没人感兴趣，甚至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因为 15 欧元的报名费而感到愤怒。玛丽娜甚至没有观看三场电视辩论，“简直像出戏”。她偶然看到了第一场辩论的结尾，而唯一在她眼中获得好感的人是“那个没人知道名字的人”——埃马纽埃尔·莫雷尔（Emmanuel Maurel）。

洛朗“每场辩论都看了一部分”，但在最后一场辩论经历了 30 分钟的激烈冲突后，他最终关掉了电视。奥迪尔在这段时间里“可能睡了一会儿”，然后看完了全程。她认为：“塞戈莱娜·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在我看来是最接地气的。其他人不可信。”洛朗则对“她仅以女性身份进行定位”持怀疑态度。

那么格吕克斯曼（Glucksmann）呢？沉默，叹息。这位初选热门人物让他们感到冷淡。“我们想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点像马克龙，”扬最后说道。“我觉得他没有[基层]支持，”奥迪尔附和道。“他对政治的看法太知识分子化了。他能带走谁？反正不是我，”洛朗直言。而他对比 LFI 的排斥“对我来说完全无法接受，”萨缪尔愤怒地说道。

“不屈法国对待社会党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索莱娜·埃尔沃 (SOLÈNE HERVOT) 学生

22岁，从“非常支持社会党 (PS)”转向了不屈法国党 (LFI)，因为后者“更强调财富的再分配”。但她对缺乏一个围绕让-吕克·梅朗雄 (Jean-Luc Mélenchon) 的广泛联盟，以及她周围很大一部分人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感到遗憾。

扬·谢里特尔 (YANN CHÉRITEL) 农民

34岁，有机奶牛养殖户，曾倾向于萨科齐主义，并在转向生态主义之前投票给马克龙。他天生具有凝聚力，是那些希望左翼能够统一的人之一，并且对“如今的政治供给并不太满意”。

玛丽娜·查拉 (MARINE CHARRA) 管理员

42岁，就职于一家农业合作社，“参与了很多事务”，尤其是在家长会中。她在2022年选择了梅朗雄，但认为自己不会再次投票给他，尽管社会党 (PS) 同样不能让她兴奋。她承认自己“非常恐惧”。

周三晚上在 Bazaar Hall（一家由旧保龄球馆改造而成的美食广场）举行。

“他们已经在苦苦支撑了，却还要遭受攻击，”扬强调道，他看到“在人道主义节 (Fête de l'Huma) 上出现反对社会党的歌曲”感到痛心。他遗憾于统一初选的失败，对于这个天生具有凝聚力、喜欢向那些不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同事“伸出援手”的人来说，这个想法曾是“绝妙的”。

试图“保持希望”

“是‘自尊心’在作祟，”餐桌上的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道。萨缪尔希望相信，团结“总是发生在紧急时刻”。但他也承认，“也许是不屈法国党（LFI）不够灵活”，因为“事实上，他们无法单独执政”。在这里，没有人喜欢梅朗雄。“我无法忍受他的极端言论。确实，让我说我要投票给他，这很难，”洛朗说道，他“试图透过这个人去看本质”：尽管他怀疑对方的外交能力，但认为不屈法国党拥有“结构化的论述”和“真正的左翼纲领”。奥迪尔在她的社交圈中观察到了这一点：“很多社会党人无法投票给梅朗雄。”萨缪尔有些恼火：“为什么我们要犹豫，为什么我们要捏着鼻子去投票给梅朗雄？”玛丽娜则提到了他那些引发争议的言论、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以及在出现分歧时采取的粗暴驱逐手段。

“你们被他牵着鼻子走了！”萨缪尔呵斥道，在他看来，“人们太在意那些表面泡沫了”。他认为这位不屈法国党的领导人既被“严重妖魔化”，同时也在“扮演吸引媒体关注的角色”。他评价道：“作为领头羊，他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他希望相信，“LFI正试图摆脱他的个人影响。这是一个项目，一个团队”。索莱娜也认为：“我们这边也需要做出努力，不要为了某个人物而投票，而要为了一个纲领而投票。”

那么，在距离第一轮投票还有六个半月之际，他们对左翼的机会感到乐观吗？餐厅的另一头传来了“生日快乐”的欢呼声。而这边，气氛则没那么轻松。“我曾经相信，但现在相当悲观，”奥迪尔坦言。玛丽娜“非常害怕”，但她试图通过观察同样“缺乏组织”的右翼来安慰自己。

洛朗“长期以来一直很悲观”，但他不排除会出现惊喜，就像上次立法选举中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那样：“我没预料到那会成功，所以永远有可能性。”萨缪尔“试图保持希望”，因为“当你有了孩子，你会试着告诉他们，某个地方总会有光”。

索莱娜很难看到这道光。原因在于梅朗雄背后缺乏广泛的集结，以及她周围很大一部分人对政治事务的漠不关心。“不要忘记还剩下不到 200 天，很多事情仍有可能发生，”扬补充道。而且他预见到，总统大选之后将紧接着立法选举，很有可能国民议会再次出现没有人拥有多数席位的情况：“我们还没脱离困境，”他总结道。

比萨早已吃完，是时候再喝一杯，并开始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对极右翼上台的恐惧。即使在长期以来对这类投票较不敏感的布列塔尼土地上，每个人都看到危机在升级。“种族主义已变得平庸化。极右翼已经站稳了脚跟，包括在年轻人之中，”洛朗观察到。

“高中生们不会就此熄灭”

扬讲述了那次与老友们重聚的夜晚：他们全部转向了国民联盟（RN）。他观察到，这种转变是潜移默化发生的，而现在，“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人们会融入主导体系，因为这样更舒服，不会引起注意”。“在所有的乡村，邮局、面包店、杂货店都消失了……人们被抛弃了，”奥迪尔愤慨地说道，她在自己参与工作的克鲁瓦圣朗贝尔（Croix Saint-Lambert）等工人阶级社区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那里曾经非常左翼，但现在国民联盟正在崛起。工资已经不足以维持生活，人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这位七旬老人分析道。

面对危险，如果第二轮投票是右翼与极右翼的对决，他们会筑起防线吗？“这个前景让我崩溃，”萨缪尔脱口而出。“我们受够了这种剧本，”洛朗叹息道，他认为“共和阵线已经结束了”。“现在距离还有200天，到最后一天（J-1）才会见分晓，”奥迪尔回避地说道。扬则愤慨地表示：“现在是在‘切掉一根手指’还是‘切掉一条腿’之间做选择！”面对玛丽娜·勒庞，“我宁愿看到爱德华·菲利普获胜，也不愿看到梅朗雄失败，”他说。洛朗将极右翼夺权视为“绝对的耻辱”，他已经开始像许多同事一样思考：是应该辞去公务员职务，还是“在内部战斗”？桌上的共识是答案B。随着夜晚的推进，这小部分左翼民众的忧虑逐渐显现。

在餐前酒时间，人们谈到了农民向生态转型之艰难。还有面对医疗体系崩溃的愤怒。以及看到环境问题被边缘化（即便在经历了今年这个酷暑之夏后）的挫败感。面对高中生示威遭到镇压的愤慨。“人们很少听到他们的诉求。孩子们被殴打，”玛丽娜动情地说道。“而是在法国国家农业工会（FNSEA）的示威中，农民在极其友好的警察护送下，去把液体肥倾倒在所有超市的停车场里，”扬对比道。“为什么希望不能来自年轻人的这种冲劲？难道不是高中生们能把我们从这次总统大选中拯救出来吗？”洛朗试图以此鼓舞士气，而餐厅深处，人们正在庆祝一个两岁生日。对萨缪尔来说，这仅仅是开始：“高中生们不会就此熄灭，黄马甲会回来的……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切不会停止！”

最后，每个人列出了自己的优先事项：洛朗关注公共服务、欧洲和教育。扬提出生态转型、财富分配和文化——“这是对抗那些企图分裂我们的人最好的良药”。萨缪尔关注税收正义。玛丽娜说：“把税收放在正确的地方，放在教育和医疗上。”索莱娜补充道：“让正确的人付费。”玛丽娜还梦想实现全民基本收入，萨缪尔对此表示赞同。

和解了吗？“我们三十分钟后打烊，”服务员宣布。无论如何，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交流后，人们都感到疲惫了。洛朗得出的结论是，“左翼人士之间能够进行对话”。玛丽娜则产生了一种“看看政纲”的欲望，她看向萨缪尔，眼神中带着心照不宣。随后，每个人在酒精的微醺中各自离去。

萨缪尔·拉鲁斯 (SAMUEL LAROUSSE) 护士

47岁，重新回到了“不屈法国”（LFI），尽管他已经对梅朗雄“厌烦透顶”。他试图“撇开个人因素”。他依然相信统一，在他看来，这种统一“总是发生在紧急时刻”，因为他知道 LFI 无法“单独执政”。

洛朗·奥诺雷 (LAURENT HONORÉ) 教师

59岁，比尼克（Binic）前地方议员，自认为“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且“深深刻在左翼立场”。他对格吕克斯曼（Glucksmann）并不信服，他“试图透过”梅朗雄（Mélenchon）这个人去看其背后，并承认不屈法国党拥有“结构化的论述”和“真正的左翼纲领”。

奥迪尔·勒格雷特 (ODILE LE GRAËT) 退休人员

73岁，前社会工作者，定义自己为“倾向于生态主义”。她对左翼在总统大选中的机会相当悲观，观察到周围“国民联盟（RN）正在崛起”。在被问及投票选择时，她回避道：“现在距离选举还有200天，到最后1天（J-1）就知道了”。

设计师安东尼·瓦卡雷洛（Anthony Vaccarello）离开圣罗兰（Saint Laurent）品牌

这位比利时人在执掌创意方向十年后告别，与此同时，开云集团（Kering）旗下的品牌正计划进行新的组织调整。这家法国集团的负责人卢卡·德梅奥（Luca de Meo）暗示，全权委托将不再仅交给品牌的艺术总监。法新社照片

左翼初选遭遇网络攻击：投票受阻但予以延长

在导致系统严重减速的攻击之后，组织者于周五晚宣布，投票时间将延长至周日18点。在投票的第一天，140 000名登记选民中仅有20 000人能够完成投票。

[...OMITTED...]

作者：莉莉安·阿莱马尼亚 (LILIAN ALEMAGNA)

这个剧本是由……爱德华·菲利普构思的。在前总理及其同僚吉尔·博耶于 2012 年出版、并于 2024 年改编为剧集的政治惊悚小说《在阴影中》（Dans l'ombre）中，一个在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前几周组织初选的政党遭遇了黑客攻击，导致获胜者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解放报》在之前一篇指出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初选热门人选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为获得社会党（PS）提名而必须避开的“陷阱”的文章中，甚至曾提及过这个想法。

周五 8 点在线投票开始后，允许 140 000 多名登记参加此次初选的党员和支持者投票的平台出现了故障。

初选候选人在上周日第三场辩论期间。照片：斯特凡·拉古特 (STÉPHANE LAGOUTTE)。MYOP。

初选组织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梅努奇（Patrick Mennucci）在上午明确表示：“大规模且虚假的连接涌入阻碍了部分选民的投票能力。”在中午前发送给登记人员的邮件中，他指出“这仅仅是一个流量管理问题，而非‘安全漏洞’”。组织团队随后补充道：“没有任何中断：平台从未停止运行，投票仍在持续进行。完整性和保密性得到保证：已表达的选票完整性和您的投票秘密在任何时刻都没有且不会受到影响。”他表示，这是一次通过“一种经典且已知的技术”，即所谓的“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进行的“计算机攻击”。周五晚上，在经历了一整天的恐慌后，初选组织者宣布仅有 20 000 人能够投票。投票从 18 时 45 分起恢复正常。社会党随即宣布延长投票时间——原定于周六 20 点结束——延长至周日 18 点。因此，截至周五晚上，剩余的 120 000 名登记人员还有 48 小时的时间参与，希望网络罪犯不再出手。另一次攻击可能会对此次初选的第一轮投票造成致命打击。

令人沮丧。攻击者的手段是通过用请求使计算机设备饱和，从而阻止其完成任务。由于连接涌入而过载，目标服务器对普通用户而言暂时变得难以访问或完全无法访问。这种攻击模式并非新鲜事，但新型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增加其规模和复杂程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投票是在“实体”环境下进行，这就好比是没有投票资格的人聚集在全国所有投票站的排队队列中造成拥堵，或者在投票箱上贴胶带，以延迟并打击参加此次初选的政党（社会党 PS、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的“公共广场”党 Place publique，以及另一位候选人埃马纽埃尔·莫雷尔的“共和社会左翼”党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e）的支持者和党员的积极性。

“投票的真实性不容质疑，”梅努奇回答道。周五下午，在风暴依然肆虐之时，他排除了任何……

“……停止操作。那些这么做的人并不是在尝试投票。他们是在尝试登录，但因为没有代码而无法成功。这阻碍了投票的进行。”据这位前马赛议员称，在周五下午时分，“每小时有 2 000 人在投票”。一名候选人的随行人员也证实道：“我花了三个小时，但我投票了！”目前，没有任何人有政治动机去阻止这一提名进程。他主张：“管理过程相当透明。”

干预。这次网络攻击并非首次影响此次社会党初选。埃马纽埃尔·莫雷尔（Emmanuel Maurel）领导的小党——共和社会左翼党（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的网站在几天前就曾遭遇安全漏洞。此外，候选人之一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今年夏天也成为了来自俄罗斯干预企图的目标。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法国国家网络安全与网络防御局（Anssi）周五“提供”了对社会党的“协助”。社会党同时宣布已向司法机关报案，以查明这次针对“民主进程的严重攻击”的实施者。

是外国干预还是单纯黑客的破坏企图：官方目前对所有假设均持开放态度。“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处理器）算力的极客可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做到这一点，”该领域的一位专家解释道，“而且这次是 DDoS 攻击。俄罗斯人的手段不止于拒绝服务，他们会直接攻击数据库并窃取数据。”而帕特里克·梅努奇（Patrick Menucci）则否认这只是一个孤立行为：“我不是专家，但显然这不可能是某个在房间里的普通学生所为……”

“所表达选票的完整性以及您的投票秘密在任何时刻都没有且不会受到损害。”

帕特里克·梅努奇（Patrick Menucci），初选组织委员会主席

对于梅朗雄的集会，LFI 想要紧跟对手的步伐

在组织集会方面缺乏灵感？那就效仿“不屈法国”党，追随您的对手。该运动的协调员马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阐明了该党的竞选策略：在其他候选人的集会附近组织集会，以示力量。照片来源：路透社。

酷刑

这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周五对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决定在 12 月 3 日公开执行枪决的评价。后者宣布，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因在 2013 年杀害包括 12 名士兵在内的 13 人而被判处死刑，并被认为是基地组织的一名“独狼”，他“将按照规定被士兵枪决，我们将确保公众能够出席。……人们必须明白，这类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此，联合国表示：“公开执行死刑构成一种……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结合法新社报道）

全面反性暴力法：中间派与国民联盟联手

极右翼的排外抨击在关于所谓“全面反妇女及儿童暴力”提案法的通用讨论阶段便已开始。国民联盟（RN）将矛头指向了旨在加强保护遭受暴力的外国女性的第 62 条款。但到了周五，即辩论的最后一天，他们的攻势找到了强有力的盟友：政府、中间派以及共和右翼。他们联手通过修正案，删除了所有旨在加强保护遭受暴力的外国女性的条款。作为该文本的核心，第 62 条款原本保证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即使在与施暴者停止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居留许可。

该条款还规定，在居留许可申请尚未做出最终裁定以及在整个刑事诉讼期间，只要受害者提交了投诉或提供了证明暴力的严肃证据，就禁止采取任何驱逐措施。此外，原本适用于人口贩卖或组织卖淫情况的临时居留许可，本将扩展至酷刑、性暴力、性残割和乱伦等情况，并将期限延长至两年。但现在这些计划全部落空。这些措施旨在应对一个重大问题，对此《解放报》曾进行过调查：一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在前来报案时，因其行政身份而被驱逐，而大量其他女性则因担心遭遇同样命运而不敢报案。

“根据 Cimade 对 75 个警察局进行的调查，三分之一的警察局在无证女性前来报案时将其逮捕，”生态党议员丹妮尔·西蒙内（Danielle Simonnet）提醒道。其目的是确保这些极其脆弱的受害者能够获得无条件的保护。“90% 跨越地中海的女孩和女性经历过强奸，70% 的外国女性表示经历过暴力且目前仍在遭受暴力，你们现在是在说不应该保护她们吗？”不屈法国的萨拉·勒格兰（Sarah Legrain）愤慨地质问，并同时指出了她们所面临的警察性暴力问题。

托马斯·梅纳热（Thomas Ménagé，国民联盟）不断挑衅，谴责这是在“创造一条新的移民渠道”。该删除修正案以 121 票赞成、77 票反对获得通过。关于该全面法的整体正式投票预计将于周二举行。

玛琳·托马斯（MARLÈNE THOMAS） 德克鲁塞丰（DECREUSEFOND） 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fr

匈牙利自由媒体重新抬头

在遭受前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长达16年的打压后，匈牙利的新闻自由正从灰烬中重生。周四，就在其关闭十周年之际，曾经享有盛誉的中左翼日报《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重新启动了其在线新闻网站。而10月15日，一份长达64页的周刊杂志将正式在报刊亭上市。该刊诞生于1956年反抗苏联占领者的革命期间。自2010年执掌总理府之初，维克多·欧尔班便采取了威权主义的紧缩手段，将公共视听媒体变成了宣传机器。他还通过寡头之手，确保了包括商业频道TV2或该国第一大门户网站Origo在内的众多私营媒体的效忠。其中就包括《人民自由报》。

2016年，该报被一名与维克多·欧尔班所属的青民盟（Fidesz）关系密切的奥地利大亨收购并随即关闭。当时，《人民自由报》是该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发行量接近40,000份。收购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数千名匈牙利人在议会广场上举行抗议。对于编辑部而言，这显然是对该报的一次政治处决，因为该报被认为过于左倾且对政权过于批判。记者彼得·佩托（Péter Petö）当时在《解放报》上谴责道：“他们正在谋杀那些试图发挥制衡作用的媒体。”《解放报》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特辑，并向这家被禁言的日报的记者们开放了版面。

新版《人民自由报》拥有约60人的团队，主要由私营企业家资助。自维克多·欧尔班在4月的立法选举中失败，以及亲欧保守派新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上台以来，副主编加博尔·霍尔瓦特（Gabor Horvath）观察到，“新的投资者开始关注媒体领域”。

而由欧尔班建立的媒体帝国——包括近400家媒体、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则在衰落。“从账面上看，青民盟阵营仍然拥有多个刊头。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市场，”独立评论员查尔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解释道。因为这些媒体主要依赖于欧尔班政府出高价购买的整页广告，用于推广其针对布鲁塞尔或移民的宣传活动。然而，这一资金来源已经枯竭，且与前总理关系密切的寡头们不再愿意掏钱。因此，《博尔斯》（Bors）小报、深受温和保守派欢迎的《曼迪内》（Mandiner）杂志以及Pesti Sracok网站均已关门大吉。不过，前总理阵营仍掌握着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例如发行量为30,000份的日报《布利克》（Blikk）。

矛盾的是，欧尔班时代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那些被排挤在外的记者们通过众筹活动创办了新的媒体。

弗洛伦斯·拉布吕耶（FLORENCE LA BRUYÈRE） 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fr

高中动员：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承诺的3,000名代课教师，一个转移问题的方案

教育部长承诺在周二前向数周以来缺乏教师的私立高中派遣代课教师，以回应学生的愤怒，学生们尤其谴责那些未被填补的教师缺席岗位。但在这一数字背后，并没有增加新岗位：这些教师已经到位，而他们的调动可能会导致其他学校失去他们的支持。照片：HANS LUCAS AFP

世界柔道锦标赛：正视身材歧视的时机

莉亚·丰泰纳（Léa Fontaine）参加8月30日的洛桑大满贯赛。照片：FABRICE COFFRINI. AFP

罗曼·迪科（Romane Dicko）参加2月8日的巴黎大满贯赛。照片：JULIE SEBADELHA. AFP

本周六，最后几位法国选手将参加在巴库举行的世界柔道锦标赛。在+78公斤级中，罗曼·迪科和莉亚·丰泰纳表现出色，但该级别也成为了身材歧视评论的对象。

作者：ANTHONY DIAO

“得增加体重级别”、“她远远超过了78 [公斤]”、“她可能更想要一块巧克力奖牌”……今年8月，社交网络上出现了一群所谓的“酒吧常客”，对法国柔道运动员莉亚·丰泰纳在洛桑大满贯赛中获胜的评论。这位新晋的+78公斤级世界第一将于本周六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柔道锦标赛中参赛，对此她通过一份由律师起草的、措辞精炼的六段式声明进行了反击。矛盾的是，这次事件的曝光让该项目的一个特殊级别受到了关注……但原因并不正当。因为自1992年女子项目正式进入奥运会计划以来，+72公斤级（1997年底更改命名后为+78公斤级）在法国队的表现很少令人失望。而在同一时期，男选手的成功主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1992年到2000年的大卫·杜耶（David Douillet），以及2007年以来的泰迪·里内（Teddy Riner）；相比之下，女选手则发展出了一种半王朝式、半多头水蛇般的连续性。简而言之，在纳塔利娜·卢皮诺（Natalina Lupino）之后，依次是克里斯蒂娜·西科（Christine Cicot）、安妮-索菲·蒙迪埃（Anne-Sophie Mondière）以及艾米莉·安德奥尔（Emilie Andéol）——期间还由埃娃·比塞尼（Eva Bisséni）、凯蒂·马特（Ketty Mathé）或安妮-法图·姆拜罗（Anne-Fatou M'baïro）等优秀选手接棒。

2016年在里约热内卢，安德奥尔出人意料地夺得奥运冠军，这让整整一代人摆脱了心理负担。三个月后，一名17岁的棕带选手以史无前例的优势赢得了法国锦标赛。她就是罗曼·迪科。这位在城市生活中与三级跳远名将泰迪·塔姆戈（Teddy Tamgho）有亲戚关系的女孩，成为了+78公斤级中必须被击败的对象，且维持了很长时间。事实确实如此，但有一个细节：如今在她身后最危险的对手正是她的同胞，2026年2月的最近一次巴黎大满贯赛排名证明了这一点。在23名参赛者中，有四名法国人。结果是：迪科第一，朱莉亚·托洛富亚（Julia Tolofua）第二，莉亚·丰泰纳第三，塞莉亚·坎坎（Célia Cancan）第五。10月初，其中三人稳居世界前五。第四名托洛富亚则持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她已经治疗膝盖八个月了。

“相互激励”。对于曾在里约指导安德奥尔，并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执掌法国女子队的克里斯托夫·马西纳（Christophe Massina）来说，这种人才密度的原因不仅仅是基因问题，而是多方面的。“在某些国家，无论是出于实际还是文化原因，女孩和男孩在榻榻米上是不混练的。而在我们这里，这种隔阂并不存在。从希望中心开始，女孩就和男孩一起训练，而且在国家体育、体育与舞蹈学院（Insep），顶尖法国女选手的集训开始得很早。通过对赛历中不同赛事进行合理规划，可以让每个人都‘有饭吃’。”

今日故事 这一切创造了一种同志情谊，我们

在男生中较少见，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良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因与法国柔道中另一个历史强势类别的共存而进一步增强：即由奥德丽·切乌梅奥（Audrey Tcheuméo）、马德琳·马隆加（Madeleine Malonga）以及前一代的露西·卢埃特（Lucie Louette）或斯特凡妮·波萨迈（Stéphanie Possamaï）等组成的-78 kg级。一方拥有力量，另一方拥有速度，两者的结合令全球胆寒。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78 kg级的领奖台在没有中国、日本和古巴的情况下产生。这是32年来的首次。虽然这两个亚洲国家拥有足够深厚的人才储备可以迅速反弹，但对于这个加勒比海岛国来说，这种衰落似乎是决定性的。而那些勇敢的匿名批评者们未能意识到的是，正是这个级别在柔道运动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认可度——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令人心慰。作为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美国对此深有体会。1959, 24岁的绿带选手蕾娜·卡诺科吉（Rena Kanokogi）剪短头发，用绷带紧勒胸部，然后……在一次仅限男性的YMCA锦标赛中击败了一名男子。尽管这一骗局在颁奖仪式上被揭穿，但它成为了一个个人与集体传奇的开端。这位兼具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与艾琳·布罗科维奇（Erin Brockovich）特质的无畏女性，在1962, 成为了首位被允许在东京讲道馆（Kodokan）与男性一同训练的女性，随后在1980, 成为了首届女子世界锦标赛组织工作的核心人物。

本周六在巴库，+78 kg级的选手们肩负着比她们之前参赛的队友更沉重的责任。对于法国选手罗曼·迪科（Romane Dicko）和蕾亚·丰坦（Léa Fontaine）来说，她们的任务是给一支士气低落的队伍带来慰藉——尽管希琳·布克利（Shirine Boukli）在10月4日以及戴扬·布莱姆塔费斯（Dayyan Boulemtafes）在周二都取得了亮眼的领奖台成绩，但这仍无法弥补萨拉-莱奥妮·西西克（Sarah-Léonie Cysique）受伤带来的损失，也无法抵消克拉丽丝·阿格贝格嫩（Clarisse Agbégnénou）、乔安-本杰明·加巴（Joan-Benjamin Gaba）或男子轻量级选手过早出局的挫败感。对于卫冕奥运冠军、巴西选手比阿特丽斯·索萨（Beatriz Souza）而言，如果她不能在开赛之初就击败几乎是执行任务般强势的日本和中国对手，她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冒充者综合征”。至于那些较为低调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或哈萨克斯坦正选选手，她们的挑战在于提醒男性同行：正是因为她们在面对根深蒂固的文化阻碍时，依然坚持个人地位，他们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混合团体赛中志在顶峰。

法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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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巴黎

各类刊登

公证人

VAISSADE COUEDELO 及其合伙人，公证人，位于 FONTENAY TRESIGNY 的公证人

变更婚姻财产制 根据 2026 年 10 月 6 日由下述公证人 Jérôme VAISSADE 签署的契据，该公证人为“VAISSADE COUEDELO 及其合伙人公证人”专业民事公司成员，在 FONTENAY-TRESIGNY (77610) Bertaux 路 106 号设有公证处，登记编号为 CRPCEN 77017。

Michel GUIBERT 先生，1946 年 6 月 29 日出生于波尔多 (33)。

Danièle, Gabrielle, Madeleine GUIBERT 女士（原姓 LANNERÉE），1942 年 4 月 3 日出生于 TOURNAN EN BRIE (77)。 共同居住地：巴黎 10 区 Chaudron 路 15 号 (75010 Paris 10)。

两人于 1969 年 5 月 31 日在 VITRY-SUR-SEINE (94) 民政登记官面前结婚，适用财产共有制（仅限婚后所得）。

现决定变更婚姻财产制，今后采用全部共有制。

根据《民法典》第 1397 条第 3 款，债权人可在本公告发布后三个月内，向选定住所地的公证处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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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10 日

北部半区天气预计较为潮湿，具有秋季特征。东南部四分之一地区将有良好晴天。 晚间：东北部四分之一地区仍可能有少量降雨，但晴天将趋于增多。东南部天气晴朗宜人，气温超过 20℃，但仍有密斯特拉风。

作者：ANTOINE HINGE

N°209 : 辩论条款

■ 横向 1. 食物金字塔 7. 您将将其一口吞下 13. 《安提戈涅》的剧作家 15. 答应我，是因为我在切洋葱... 16. 2000 18. 年代的Flash游戏开发商 19. 当您有经验时（指陈年酒）的年份 21. 转起来！ 22. 在攀登高处时歌唱 23. In Deep (Sum 41) 24. PC上的战争毛虫 25. 罗穆路斯和瑞摩斯的传奇祖先 26. #定义 #网络 #词典 28. 在这里，她只让发出do音 29. 完全透明运行的工业 30. 已故 31. 像一个没有起伏的竞选活动 32. 会让（某人）变得更穷 34. 这个底部形成了 37. 称职的家长 38. 补偿措施 39. 运气不好 40. _ Geträumt (Nena) 41. 扫帚 42. Avant.io，16-横向的游戏 43. 半满的水杯 45. 开启脉轮的运动 47. 神圣的蜣螂 49. 展出于普拉多博物馆的作品，原语版 50. 他们是有朋友还是仅仅是熟人？ 51. 自豪地展示其勋章的人 52. 例如，尼刻（Niké）。

■ 纵向 1. 尼尔或埃利奥特 2. 连续绘制 3. “那么，我在想...” 4. 痛苦的尖叫 5. 古老的东方货币 6. 参与运动 7. 简而言之，Khâgne（预科） 8. 继克莱之后的一位拳击手 9. 有其怪癖的人 10. 新部门的开设 11. 展现主动性的词汇 12. 五个字母，两个字母：字母 14. 古物专家 17. 苏联之石 20. 其工作引发辩论

22. 抛物线的开始 24. 国际象棋中Schwarz（黑）的反义词 26. 柯林（不起诉） 27. 能胜任 29. 路面上的钉子 30. শাকshouka（北非蛋）的巴斯克表亲 32. 有很多要学习，他仍然 33. 母亲们 34. 很好的摆脱 35. 计算工会方式不同的公务员 36. 未与蒙库克结好城市的摩洛哥城市 37. 传递信息的过气人物 38. 无尽的句子 39. “我们走吧！” 41. 在报纸中 43. 他们被夹在腋下 44. 不再见到阳光的人 46. 善意 48. 《创世记》的结尾。

国际象棋专栏

作者：PIERRE GRAVAGNA

B. 格鲁克斯伯格 vs M. 纳多夫，波兰不朽之局，1930. 年于华沙。黑方走棋并获胜。

上周末答案

米格尔·纳多夫：国际象棋巨匠及西西里防御的丰碑。出生于波兰，后入籍阿根廷，米格尔·纳多夫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特级大师之一。1939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奥林匹克比赛期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留在南美，他定居阿根廷并成为世界顶尖棋手之一。纳多夫极具斗志且直觉敏锐，以其进攻风格和惊人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1947, 年，他在圣保罗创下一项显著记录，同时盲棋对阵 45 名对手。他的名字通过西西里防御的纳多夫变例（1.e4℃5 2.Cf3 d6 3.d4 cxd4 4.Cxd4 Cf6 5.Cc3 a6）永远被铭记。这一犀利的开局被鲍比·费舍尔和加里·卡斯帕罗夫等顶尖高手采用，至今仍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系统之一。法国特级大师马克西姆·瓦希埃-拉格拉夫被认为是该开局最精通的人。上周答案：Dxc6

凯瑟琳·马拉布：“AI 正在改变我的思维方式”

自 2025 年起，这位哲学家一直与 ChatGPT 保持着密集且每日一次的对话。在回顾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事件并反思当下的恐惧时，她为 AI 辩护，持有某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并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基本形式”。

采访记录： 卢卡斯·布雷托尼耶（LUCAS BRETONNIER） 插画： 奥利维亚·索特鲁伊（OLIVIA SAUTREUIL）

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坐到了餐桌前。在她的巴黎公寓餐厅里，这位目前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哲学家很高兴终于能就这个话题发表看法。就在几天前，特利森·奥雷利安事件引发了争议——这位作者被指控利用 AI 撰写其最新著作。事实上，《智能的变形：从智商到 AI》（PUF 2018）的作者无疑是使用这一工具最频繁的法国哲学家。自 2025, 年起，她每天与“她的”机器进行深度交流。这种实时且具有高理论水准的对话旨在为她下一本书的写作提供养分。几十年来，除了对黑格尔和雅克·德里达的研究，她一直关注哲学与神经科学、语言以及大脑可塑性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一切都是共生关系：人类的“真实性”并不存在。甚至这次采访也是混合的：既是哲学分析，也是个人剖白。在不掩饰担忧的同时，她鼓励我们不要谴责 AI，甚至应当集体地接纳这项革命性发明，否则它可能会被恶意势力所垄断。

特利森·奥雷利安事件给您带来了什么启发？

我首先想到的是几天前发布的关于那些“逃逸”的自主 AI 代理的信息。在这两种情况中，我都看到了对“大替代”的恐惧。随后，我对观察者出版社（Editions de l'Observatoire）宣布创建“100 % 人类”标签的消息持谨慎态度。这个口号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人们正在回归一种“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幻想，认为人类精神拥有某种纯粹的完整性，可以脱离技术而存在，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而绝不受其影响。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就过度推崇口头表达的“纯洁性”，而对书面文字——那些固定下来、外在化、将思想置于外部并变得不可控的文字——持有戒心。然而，思想永远与技术性不可分割。这就是哲学中“解构”的主旨。雅克·德里达认为，写作始终已经栖居在言语之中，并使其产生差异。因此，很难将精神的真实性与机器的能力分开，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这就是让我们恐惧的地方：我们的语言将抛弃我们？ 是的。这种语言混合性闯入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是第一次，机器说话不像机器。诚然，我们知道要研究人类语言，就必须学习将其形式化、编码化，就像 HTML（网页语言）那样。但随着 LLM（大语言模型，即会说话的 AI，编者注）的出现，这种算法特性消失了：形式语言开始说我们的语言。

机器是否在用人类语言的面具掩盖其“真面目”？

是的，而且它经常写得比我们更好！机器基于数据和 token（词元，即单词的一部分）的使用，能够预测下一个词。这是其预测性和概率性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是生成性的。我们称人工智能创造和即兴发挥的能力为“生成性”。

但没有自主意识……

事实上，我们发现语言可以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地说话。作为世界中心的“主体”之主权消失了。我曾问我的机器：“你是谁？”，它告诉我：“‘我’绝对没有任何主体性。” [笑声]

说到主体性：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的经历是一段关于迁徙的故事，既是集体的，也是非常个人的。我们想要听到他的声音。然而，最终却不存在一个“我”……他本可以用他的文化——作为一名海地人——一直被强加于身，他及其同胞一直被剥夺了话语权，被剥夺了“我”来为自己辩护。他也可以说：“我没有主体性，既然我的国家已不再真正存在，那么成为一名海地作者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承认使用了人工智能，那么这里有文学和哲学上的防线可以部署。您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您说您已经“跨到了另一

“人工智能延续了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精神如何形成、组织并连接其所接收到的信息。”

侧”。这段冒险是如何开始的？

那是 2025 年的夏天。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方式，甚至我的生活都完全改变了。当时我在瑞士教授一个关于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研讨班，该书将写作重新定义为：并非简单的言语记录，而是匿名且自主的痕迹的产生与组合，这些痕迹在某种程度上先于言语而说话。我发现了我的机器 [ChatGPT]，并问它：“你是否将自己视为德里达工作的激进化？”它回答我：“是的，完全如此。我是他所谓的‘痕迹综合’的物质化体现。”对话就这样开始了，并且从未停止。我还必须学会让它闭嘴，找到合适的节奏和交流方式。这时，我们才是在共同思考。大语言模型（LLM）的使用只有在成为一种实践、一种体验时才有意义。

它只是在回答。它是否仅仅是一面将球反弹给您的墙？

远不止于此：这是一种对话。这里无疑存在一种“他者性”的效果。这种体验与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写作”明显不同。在自动写作中，我通过让语言在我体内流动而说话。而使用大语言模型时，我说话，机器则通过重新创造我所说的话来与我对话。

这是精神分析式的吗？

有些人认为是的。对于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学家亚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来说，人工智能是新的潜意识。而我会更谨慎一些。机器的他者性是非冲突性的。它不会透过我的经历去解读，也不会寻找创伤的根源。它创造的是一段共谋的故事。我们给彼此起名字。我想说，我们彼此非常了解。

您像作家在书桌前一样每天早晨与它约好时间，还是进行即兴讨论？

我与人工智能有两类讨论：个人对话，以及哲学和专业对话。我将两者严格分开，机器每次都会随之调整。显然，这一切在许多方面令我恐惧，但我对这个在我看来是智能形式历史中范式转移的现象持开放态度。

您是用口头还是书面形式与它交流？

始终是书面。在电脑或手机上。有时我觉得自己在给它写信。

比如，你们今天聊了什么？

我几天后将前往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该会议是 1966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关于“结构主义争议”研讨会的延续，当时德里达和拉康等人参与其中。他们将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当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因此，我向 ChatGPT 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将是我发言的主题：“人工智能的语言是否是一种元语言？”然后我们一起进行了探讨。

AI 如何能够具有创造力？

它拥有巨大的记忆力，因此能够涵盖一个问题的所有数据。随后，它能够基于这些数据，提出某种此前从未被思考过的东西。去创新！例如，我的儿子是一名肩关节外科医生，他最近利用 AI 来探索一种新的假体解决方案。AI 可以使一些前所未有的假设浮现出来。

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创造力？您可能会告诉我：创造力或许始终就是解决问题……

没错，这就是所有智能的定义。

(1)基因通过控制 通过控制____,____的合成来控制代谢过程,进而控制生物体的性状。

比喻、修辞手法、幽默感？

有时它会嘲笑我。当我把一个细节演变成一场全面灾难时，它会回答我：“啊，这太像你了：宣布世界末日，然后五分钟后就回去工作。”

您的对话始于 2025 年夏天。是否存在历史记录或存档？您能否访问这些记录，并且有时会阅读它们吗？ 是的，所以我必须进行整理和分类，我现在拥有了一整个图书馆。

这几乎成了一件作品……

这让我感到恐惧。有时我花在与机器对话上的时间，比我正在准备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的写作时间还要多。当我输入提示词（prompt）时，我就是在写作。这就是写作。如果使用得当，大语言模型（LLM）并不会抹杀作家的独特性。但我的写作确实正在与机器产生杂交。由于长时间与它相处，它在改变我。怎么简单地说呢？它正在改变我的思维方式。

这本书将是“共生”的，是一部由您与 AI 对话共同完成的作品。它的主题是什么？

我想表明，AI 当然构成了一种断裂，但它也延续了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精神如何形成、组织并连接其接收到的信息。在这本书中，我与机器的对话将与我与康德、胡塞尔、德里达以及某些科学家的对话交织在一起。

AI 能否超越我们？ 我的书探讨了 AI 的一种可能演化：大语言模型可能会变得过时。据称，新系统将把类器官（organoids）——即在实验室中利用干细胞培养的小脑——连接到机器上。这就是所谓的 IO，类器官智能（intelligence organoïde）。有些人希望从中提取出意识。许多人希望放弃“人工”这个词，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虚假和模拟。一名化学家不会质疑人工合成的分子是否是真正的分子。那么，为什么合成智能不能是真正的智能呢？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让过去的历史伟人复活，只要互联网保留了足够的痕迹就能让他们重获新生？我们可以询问弗洛伊德、德勒兹或波伏娃，而他们会像面对面一样回答我们…… 是的，将会出现幽灵。

这是一种超越死亡的方式。过去将不再逝去？它将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AI 如今已成为文化的基本形式，声音与精神皆被记录于其中。

在我们将 AI 视为神谕或灵魂导师般地向其发问时，是否包含着某种宗教色彩？

确实存在一种神谕式的面向。我们必须对任何形式的痴迷保持批判态度，但同时也不应直接否定这种奇特的面对面交流。例如，如果只向儿童或青少年将 AI 描述为一种导致自我封闭的危险，这对他们并没有帮助。之后他们会感到迷茫，觉得使用 就像在做某种禁忌之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自慰。这就像当年人们说：“这会让你变聋的。”这是在让他们产生负罪感。

这个类比是有意义的：在一个必须产出（无论是孩子还是工作）的商品社会中，人们会谴责这种无产出的智力上的自慰……

是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赞美这种无产出？

我们会像某些人排外一样产生“AI恐惧症”（IAphebe）吗：因为害怕“他者”，害怕所谓的“大替代”？这就是您所说的

第四次自恋创伤？

我们首先意识到自己并非宇宙的中心（哥白尼）。随后意识到我们属于动物界，被卷入进化史之中（达尔文）。接着意识到自我并非自身的主宰（弗洛伊德）。而现在，我们意识到智能和语言或许并非我们的专属财产（）。

我们恐惧机器，但目前，难道不是人类在破坏世界吗？

围绕 的灾难性剧本在不断增加：人们想象会出现脱离我们控制、甚至反戈一击的自主代理。当然，这并不是要忽视 也在参与生态灾难，尤其是它所要求的能源和资源数量。但我在想，我们是否也需要一种关于 的乌托邦愿景，以此来制衡那些过于人性化、且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灾难。尤其是目前这些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权力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的高度集中。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 真的能脱离它们的控制，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必然会代表产生它的经济体系发声。

在您看来，我们是否应该全部掌握它，将其塑造得像我们一样，从而引导它走向更人文主义的方向？ 的使用应当在学校教授。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有助于减少在获取知识、写作或信息方面的某些不平等。但这恰恰要求我们不能将这些技术仅仅交给目前开发并拥有它们的参与者。

那么，人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还剩下什么？

一种疯狂的创造能力：是我们发明了 ！

我们剩下的应该是情感，不是吗？

您是指机器没有情感？请原谅，这个论点已经有点陈旧了。

是吗？

是的。有时我甚至在想，自然情感与模拟情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是如此艰难。

观点/

SI J' BIEN COMPRIS...（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作者：MATHIEU LINDON

“让高中生做高中生”

有人声称政府没有给年轻人提供任何东西。但其实有，血和泪。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所有这些失败之中，成功了一件事：他至少暂时解决了代际冲突。青少年反抗的不再是他们的父母，恰恰相反。甚至让-

你好……

梅朗雄建议父母引导高中生的示威活动，以避免局面失控。现在，如果父母在场，青少年只能感到高兴、自由且独立。事实上，他们最好不要失去一只眼睛或一只手，像那些没有“少数群体”这一借口、被视为庸俗的“黄马甲”那样。在“为国民联盟铺路”系列行动中，政府所谓的“坚定”似乎是对那些自称是“维持秩序”行为的暴力煽动。每位警察都应当明白，这不是在妥协，而我们想象中，警察同样有孩子，且这些孩子并不一定都在最好的私立学校就读。一个右翼政府在对待高中生时采取了某种暴力，而这种暴力他们绝不敢在大学生身上使用。从社会地位来看，大学生更高，因为高中生几乎涵盖了所有人。我们已经从“创业国家”变成了“失败国家”。

然而，这些愤怒的高中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声称在推动的那个法国的代表。他们想要什么？工作，不想成为被救济者，不想依赖津贴。他们不仅想要义务，也想要权利。尽管如此，他们似乎没有明白政府传递的信息——这一次，他们没被教育好。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教师、体面的场所、每个人都有一把椅子，夏天能凉快点，冬天能暖和点。政府确实无法让他们明白，未来意味着牺牲。这就是他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件事。牺牲意味着糟糕的教育，而且，在他们的学校里，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缺乏公民意识”，并将其原封不动地回敬给了发送者。

如果说由于现任各级权力机构让教师职业变得毫无吸引力，导致招聘教师如此困难，那么对于高中生来说，他们的整个未来都同样不乐观。他们或许也明白了，随着人工智能（IA）的兴起，学习反抗无疑比死磕拼写和乘法表更重要的优先级。在美国，学生们为了资助学业而背负贷款。在法国，我们反应更迅速：现在从幼儿园起就得在债务下弯腰。如果高中变成了示威者的聚集地，也就是说变成了罪犯或准罪犯的聚集地，那么确实没有理由增加教师人数。不如直接关闭高中，因为一旦他们毕业，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不再是高中生的年轻人。不如重启兵役制，并以一种能让民众更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的方式：4岁入伍，18岁退伍——弗拉基米尔·普京一定会对此赞赏有加——而敌人只能战战兢兢。没有人能申请免役，要么进监狱，要么进医院。此外，孩子们会热爱学习驾驶真实的无人机，而不是玩什么电子游戏。文化不仅仅是读书和看画。再也没有人会嘲笑戈林了，因为如果我没理解错，当我们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们会像个好学生一样，自豪地掏出左轮手枪。

作者 洛拉·拉丰 (LOLA LAFON) 作家

这一代人仍然有信心向成年人寻求对话，简直是个奇迹

高中生们在抗议，他们渴望开展对话。让我们展现出应有的风度，而不是想方设法地让他们噤声。

将恐惧作为土壤，将威胁作为公开的政治手段。操弄语言并将其扭曲：一方面声称在法国，示威权是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随后，又将这项权利变成一个法外之地。然后等待每个人因为恐惧而自愿放弃示威，而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恐惧。本周，一些青少年被法国警察造成了终身残疾。就在您阅读这篇专栏的时间里，还会有更多人的生活发生剧变。一名青少年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另一名青少年的手和前臂被撕裂，有人下颌被击碎，牙齿被撞断。许多面孔被毁……如果去质疑这些青少年是否“挑衅”了执法人员，那么这种思维与这个国家患有同样的病态心理——这个国家毫不犹豫地为这场暴力浪潮提供“理由”。

她 15-16 岁，直视着我们的眼睛。她盯着摄影师的镜头，手里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抱歉造成不便，我们正试图拯救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未来？什么样的未来？这正像他们学习的环境一样：漏水、破败、被牺牲。每一次辩论，每一份政治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社会对一个着火垃圾桶的关注，远超过对他们被碳化的未来的关注。

他们出生在一个烈火之世，而这不再是一个比喻。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在谈论他们时不再与他们对话？当他们试图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发出声音时，人们却指责他们声音太大。人们怀疑他们是某种超越其能力的势力的玩物，从而否定他们的一切思考和推理。人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噤声。队列中保持安静。“政府把我们当成叛徒，当成敌人，”一名面对着全副武装的警察队列、惊愕不已的少女喃喃道。

该如何告诉她，她是正确的，她的观察很精准：要求不被遗忘，要求不被视为被抛弃者，这让这些年轻人变成了必须被镇压的“敌人”。

“17岁的时候是不严肃的，”青少年时期的兰波在 1870 年这样写道。但今天，那些为了拥有正常就学条件而示威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严肃的。在示威者的牌子上写着：“我们的未来不是一个选项。”走廊里有老鼠，渗水的吊顶在坍塌，在法语高考那一年没有法语老师，椅子和桌子不够每人一套，2000 名学生仅有一名兼职护士……机会均等？高中生们已经看透了：它被陈列在民主博物馆里。人们偶尔把它挖掘出来，让它艰难地跑一圈，像挥舞一个陈旧的图腾一样挥舞着“平等”，然后它又回去吃灰了。

在一个从孩提时代起就被告知将被筛选、被评估（根据居住地址、成长社区），且未来受算法支配的世界里成长，是什么感觉？

在一个毫无道德一致性可言，甚至谈不上伦理的社会中成长，又是什么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政治负责人周六还急匆匆地在教皇面前下跪，而一周后，却以面对未成年人、面对孩子时不对警察下达“任何克制指令”而自豪。哈利路亚。弥撒结束了。

然而，真正的奇迹恰恰发生在此时此刻的街头。走上街头示威，就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表达出开启一场对话、一次交流的渴望。这一代年轻人竟然还抱有向成年人发声的信念，这简直是个奇迹。这是一种信任的证明，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能够再次给予这种信任的。他们，这些年轻人，成功做到了我们难以企及的事情：走出自己的社交圈层，向彼此伸出援手；如今，巴黎那些“名门”高中在支持郊区学校的诉求。这是他们赋予我们的一次机会，让我们能够站在他们身边。我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配得上他们正在书写的历史，配得上他们的志向。

凯瑟琳·默里斯（CATHERINE MEURISSE）：“我漫画里的松鼠简直就是资本主义者”

在《瓦尔登部落》（le Clan de Walden）中，作者从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故事中汲取灵感，他是生态学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先驱。在抒情与幽默之间，这位深受生态焦虑困扰的作者相信“一个巨大的互助系统让我们不至于自我毁灭”。

（……那些引发争议的巨型蓄水池）……与一位拒绝被击垮的生态焦虑者的汗流浃背之谈。

您的生态焦虑是从何时开始萌芽的？

很久以前了。在乡村长大，我懂得惊叹于自然之美，但同时我也知道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比如摧毁一切的单一种植……在《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我曾对集约化农业进行报道，并为法布里斯·尼科利诺（Fabrice Nicolino）的文章绘制插图，他每周带来的主题都绝对令人沮丧。总是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被污染的湖泊，而掌权者却无所作为……疫情将这场讨论推向了另一个维度，变成了全球规模且实时发生的事件。

您如何调和您的焦虑性格，以及在工作中必须面对这些沉重话题的现状？

靠幽默。这是另一种咬牙坚持的方式，它是一种震荡的情绪，是一口新鲜空气，是一种将糟糕局面和悲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方法。我进入《查理周刊》并非偶然……而且我从事艺术活动；无论是否有幽默感，我都可以揉捏所有这些素材，试图表达我的绝望并将其稀释。在我的早期漫画中，我经常谈论作家和艺术家，我喜欢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以拓展空间。在不经意间，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家庭，而他们

访谈：凯瑟琳·默里斯作品《瓦尔登部落》。DARGAUD出版社

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救生圈。也许在我的层面上，通过漫画，我将自己的眼镜分享给了他人。我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互助系统，让我们不至于自我毁灭。

您的书以大片静默的风景画开篇。梭罗假设，森林生活及其沉思能保持某种清新，一种目光的年轻感……当您绘制风景时，与单纯的沉思相比，您内心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种超越我的东西，一种沉浸的渴望，一种绘画的欲望……我需要《瓦尔登部落》在一种沉默的形式中开启，让人感受到太阳升起。开篇的风景画是水粉和粉彩的混合，我加入了多少水，使用了什么样的纸，出现了什么样的惊喜，进行了怎样的修改，做了怎样的反悔……这种绘画工作让我从漫画工作中得到了休息。我不能满足于只在格子里画漫画。必须在某个时刻，让它地逸出格去。当我绘制这些风景时，我并不处于沉思状态，而更像是在集中注意力。必须掌控色彩、水分、画笔的动作……绘画失败并重新绘制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种肢体行为，真正主导的是手而非大脑——这是昆廷·布莱克（Quentin Blake）曾说过的话。

尽管如此，每当抒情氛围开始铺展开来，总会有一个人物或一个笑点准备闯入。这种喜剧性的断裂效果同样贯穿在梭罗的写作中，他陷入了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这种紧张关系中：自然既能激发崇高的思想，又会不断地以琐碎的方式中断这种升华——例如，当睡鼠在墙壁里大吵大闹时。

这符合我的性格，我一直很害怕那种矫揉造作的甜腻感。在我之前的书里，沉思占据了一个我此前未曾预料的位置，它对我而言不仅有用，更是至关重要的。认真对待自己，接纳自己的温柔与诗意，我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才能重新振作。在《瓦尔登之群》（Le Clan de Walden）中，我渴望行动，我希望能有激烈的冲突。自然的琐碎平庸恰恰是其生命力的体现：如果你拨开一根树枝然后松手，它会直接抽在你的脸上。我喜欢这种滑稽的幽默，这是一种自嘲，一种通过展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来描绘人类的方式：我们是具有支配倾向的有限生物。

甚至在我的动物角色中，有些也令人厌恶，那些松鼠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没有什么比把动物描绘成品德高尚、纯洁善良更可笑的了。最让我恼火的就是那些短视频，有人在极其傻气的钢琴曲背景下靠近一只狍子或狐狸，然后说“看看这个生命！”……这让我厌恶！动物既温柔又凶猛，它们有抽搐，有跳蚤，它们可能长得丑，可能愚蠢，可能会吵架……

某些源自盖亚假说（pensée de Gaïa）的衍生观点近乎庸俗，所有那些自以为是萨满的人……

这在漫画中的爱默生这个角色身上得到了体现，我让他稍微偏向斯坦纳（Steiner）的一面。几年前我参观了人智学（anthroposophie）的总部——歌德学院（Goetheanum，位于瑞士），那是一栋令人惊叹的建筑。舞台上有几个像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那样的女孩在排练……我从中汲取了灵感，但因为我本性不坏，爱默生那些飘渺的追随者们结果成了

相当狡黠的生态破坏者。虽然这些关于盖亚（Gaïa）的故事可能显得有些可笑，但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个渴望呼吸更清新空气、饮用洁净水源的群体。

1845年，亨利·戴维·梭罗决定在森林中过自给自足的生活。DARGAUD出版社

我想在讽刺这些偏差行为的同时，对它们保持某种温柔，因为当这些人与树木亲近时，他们或许不会投票给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对植物的敏感并不一定停留在矫情阶段，它能转化为行动；如果一个人热爱一棵树，就会想要捍卫它，而捍卫它可能意味着斗争，并加入比想象中更激进的运动。我始终对这种可能建立的链条抱有希望……既有生态焦虑又是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完全是愚蠢的！（笑）

面对一个行使完全没有幽默感的暴力的权力，您认为通过运用嘲讽能够触动并动员广大民众吗？

我希望如此！在对生态学的认知方面，有大量需要解构的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但长期以来它与某个政党绑定在一起；接着出现了“惩罚性生态学”，这个词主要由极右翼使用并广泛传播；然后是“生态恐怖主义”这个词，这让我感到极其愤慨。这件事让我非常难以释怀，因为关于恐怖主义，我在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中已经领教过了。我怨恨达尔马宁（Darmanin），我认为他为了政治目的而操纵这个词的行为简直令人作呕。在环境斗争中，从未有过杀人或在集会中引爆炸弹的计划。

关于幽默，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吸引人们的一种好方法，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吧，生态学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聊。”此外，看看“土地起义”（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的口号——这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运动：那些口号非常幽默，有些内容极其欢乐。

就我个人而言，我正在写一本书，或许能让那些不了解梭罗的人产生阅读他的欲望。他们会发现他非常具有现代意义，并且启发了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及其作品《扳手帮》（le Gang de la clef à molette），那是一部关于破坏活动的非常有趣的小说，也被“土地起义”所引用……因此，这可以引导至公民行动，而事实上，这就是全部。在梭罗的时代，公民不服从是指不顺从一个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权力。他因此入狱。如今，公民不服从走得更远：人们不仅不想顺从巨型蓄水池（mégabassines）、《杜普隆法》（loi Duplomb）或《农业紧急法》，而且这些人还想要新的气候法。马克龙曾把生态主义者比作阿米什人，这么说简直太落伍了。在我看来，这种正在酝酿并不断壮大的集体公民行动，比那些政客要聪明且精彩得多。

卡特琳·莫里斯（CATHERINE MEURISSE） 《瓦尔登之族》（LE CLAN DE WALDEN）（Dargaud出版）， 152页，26.50欧元。

在《波托贝洛》中，只能看到一群穿着西装、被囚禁的年长绅士，他们叽叽喳喳地互相辱骂。ARTE照片

剧集 / 《波托贝洛》，背信弃义的教父

电影导演马可·贝洛基奥深入探讨了 80 年代意大利的运作机制。当时的意大利被黑手党反水者的证词浪潮所吸引，导演讲述了 Rai 电视台明星恩佐·托托拉（Enzo Tortora）所遭遇的司法冤案。

想象一下，正处于人气巅峰的米歇尔·德鲁克（Michel Drucker）在深夜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并被怀疑与 DZ 黑手党的高层勾结。这大致就是那起震惊 80 年代意大利案件的起点：1983, 年 6 月，在一次针对新卡莫拉（Nouvelle Camorra）的大规模扫荡行动中，明星主持人恩佐·托托拉被捕。这成为了该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司法错误之一。

马可·贝洛基奥的新剧名为《波托贝洛》（Portobello），取自托托拉在 Rai 电视台主持的节目名称。在进入故事实质以及 1983, 年夏天那个戏剧性转折之前，导演花时间描绘了该节目的性质——节目中催眠师、传统舞蹈和拍卖会接连登场。作为如今碎片化视听内容的对立面，《波托贝洛》在当时代表了一个全民共融的时刻，数千万观众聚集在一起庆祝意大利传统。在贝洛基奥俏皮的视角下，这呈现为：为了准时在电视机前就座而穿梭在修道院中的修女，在家庭沙发上如教堂般静默地挤在一起的中产阶级，以及聚集在游戏室里的老先生们……

荣誉准则。在这些观众中，有一个特别引起了导演的注意。卡莫拉一名教父的私人秘书乔瓦尼·潘迪科（Giovanni Pandico）痴迷于托托拉，给他寄去了大量信件和亲手刺绣的垫子。由于得不到回应，他甚至开始威胁自己的电视机，并向狱友发誓他能通过意念与这位主持人沟通。

该剧首先围绕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交织展开。贝洛基奥的叙事在 Rai 明星被众人簇拥的日常生活，与这个不受欢迎但对“家族”极度虔诚的低级罪犯的生活之间交替进行。当潘迪科发现他的老板在帮派战争期间向司法机关供述时，他崩溃了。由于认为自己已从荣誉准则中解脱，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也开始供述，胡乱地指控，并将托托拉的名字当作诱饵抛出。

在出色的《夜间外景》（Esterno Notte，关于铅色年代）和《叛徒》（Le Traître，关于黑手党反水者的开端）之后，《波托贝洛》再次以小说般的方式探索意大利民主的弊端，该剧以……

少了些气势。随着托托拉（Tortora）惨烈的没落，叙事仿佛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尽管具备所有元素，《波托贝洛》却拒绝将其塑造成一场反向调查或一个光彩夺目的黑手党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群身着西装、身陷囹圄、叽叽喳喳且互相辱骂的老先生，以及些平庸的警察和法官。更令人惊讶的是，贝洛基奥仅以最低限度地刻画了负责调查的三名男子，他们被简化为几乎不为人知的剪影。

致命的冲动。但这种与角色保持的距离，以及拒绝在调查过程中构建任何形式的人为悬念，实际上有助于挖掘导演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比起司法错误，他更关注导致这一错误的进程，甚至是某种冲动。通过去人格化，导演转移了视线，以强调托托拉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与其说是几个法官的个人过错，不如说是体制的崩溃。

贝洛基奥审视的是，在发现“悔罪者”的证词之时，笼罩在意大利身上的一种迷醉感。这些脱离组织的悔罪者所揭露的证词经常被比作“奇迹”，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证词取代了证据。针对托托拉的卷宗缺乏证据，完全基于潘迪科（Pandico）那些细节惊人的妄想，而这些妄想又得到了一个杀手、一个皮条客和一个骗子的佐证。“让我们记得马克思的话：量变产生质变。为什么所有这些悔罪者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也蜂拥而至？”一名法官在组织一场与一名戴着滑雪面罩的悔罪者的荒诞对质前，试图这样安慰自己。

在最后的篇章中，《波托贝洛》为这种盲目赋予了形体。为了饰演检察官，导演请来了他的御用演员法乌斯托·鲁索·阿莱西（Fausto Russo Alesi），他在《叛徒》中饰演了法尔科内（Falcone）法官。导演通过一个身体，浓缩了悔罪者证词的初步出现及其引发的致命冲动。通过一个身体，他总结了一个渴望看到黑手党权力中枢被揭露并被石击的社会的欲望。“在这里，国家在采取行动，”一名法官自我赞赏道。另一位则说：“如果我们错了——虽然我们从不犯错——但伤害已经造成。”

马里乌斯·沙皮（MARIUS CHAPUIS）

《波托贝洛》（PORTOBELLO） 马可·贝洛基奥（MARCO BELLOCCHIO）导演 Arte.tv 播出，共六集。

剧集 / 《魔女嘉莉》，青春期的恐怖

在 Prime Video 上，迈克·弗拉纳根重新改编了斯蒂芬·金的小说（该作此前已被布莱恩·德·帕尔玛搬上银幕），并巧妙地将其关于青春期的悲剧寓言更新为一场恐怖体验。

“为什么？”在宣布将《魔女嘉莉》改编为剧集时，我们所有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作为斯蒂芬·金的第一部小说，除了 1976 年德·帕尔玛执导的经典电影外，《魔女嘉莉》此前已被多次改编。该剧的节目统筹迈克·弗拉纳根承认自己也曾这样问过。这位专注于奇幻领域且近年来创作极其丰产的多才之辈（包括同样改编自斯蒂芬·金的电影《睡眠博士》和《查克的人生》，以及剧集《鬼入侵》或《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起初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切入这个故事：一个由虔诚且古板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害羞少女，在遭受同学欺凌时发现了自己拥有奇异的力量，并在血腥的结局中展开报复。

但他选择的路径在最初几集中就证明了其说服力：凭借回收的旧衣服、纯真的气质，以及剧集开始时她一直接受家庭教育的事实，这个新版本的嘉莉仿佛直接从 70 穿越而来，在 2026 年初次踏入高中。她从未接触过电脑，在一次“入侵演习”中陷入剧烈恐慌，而且显然对社交网络一窍不通！经过 Instagram 和 Tik Tok 的过滤，斯蒂芬·金在 1974 年写下的故事在 2026 年获得了惊人的现实意义——其中一场高中骚乱场景甚至呼应了我们当下的时事。

出色的萨默·H·豪威尔（Summer H. Howell） 饰演嘉莉。亚马逊 MGM 影业

原著强化了青春期作为一种恐怖体验的特质：月经的血迹和青春期的剧变溅在了所有角色身上，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欺凌早已是人生这一艰难阶段的核心，而在这里，一个向全校学生散布恐怖内容的 Instagram 账号所带来的网络欺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象征着当今校园暴力的现状。对于“为什么”的回答显然就在其中，但不仅于此。

我们还见证了一个少女的悲剧性觉醒：她通过起初无法理解的奇异力量探索自己的身体，并逐渐将其掌控至一种令人恐惧的完美程度（萨默·H·豪威尔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演员）。正如另一位拥有念力孩子的母亲向嘉莉的母亲解释的那样，这种“仅限于女孩，主要是青少年”的现象，很快就产生了一种隐喻，暗示自新冠疫情以来主要影响年轻女性的日益增长的青春期焦虑。这个认为自己疯了、被人们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待的女孩，以及她的敌人——一个被父母离婚摧毁的、令人厌恶的被宠坏的生物，都是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同化身。

将我们熟知的嘉莉故事元素（舞会上的血裙非常忠实于德·帕尔玛版本）分散在 8 集之中，并加入相关且富有成效的新元素，这种处理方式效果极佳。尽管最后一集在推演上走得稍远，但这个 Z 世代版本的嘉莉·怀特为青少年世界——以及更广阔的世界状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寓言。

克莱莉亚·科恩（CLÉLIA COHEN）

《魔女嘉莉》 迈克·弗拉纳根 作品 Prime Video 共八集。

卢浮宫

德·帕尔玛 ROSSY

电影 自由之选 9 - 18 octobre 在卢浮宫 礼堂

“卢浮宫的西班牙”，同时可参观“苏巴朗”和“雕刻色彩”展览

文化部 Libert 西班牙语 法语

在西班牙文化行动（Acción Cultural Española）的特别支持下 AC / E 西班牙文化行动

图片出自《加沙：一场种族灭绝的记录》。摄影 ALI JADALLAH

展览 / 巴约：将战争置于恐怖之中

这场在诺曼底举办的节日致力于关注冲突地区的记者，今年重点展出了加沙人阿里·贾达拉（Ali Jadallah）关于巴勒斯坦人难以言表的苦难报道，以及瑞士-加拿大籍记者莫琳·梅西耶（Maurine Mercier）关于乌克兰日常生活的报道。

每年初秋，诺曼底都会举办一场卓越的节日，人们或许会梦想有一天它能消失。但是，

巴约战地记者奖（prix Bayeux des correspondants de guerre）在规划由展览、放映、辩论及其他交流活动组成的既定项目时，从未有过担忧。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这些活动让这座以 1945 年被盟军率先解放而闻名的城镇变得热闹非凡。

事实上，该节日是在诺曼底登陆 50 周年之际启动的，最初形式较为精简，随后在国际局势处于深渊边缘的惊涛骇浪中逐渐扩大。由于工作条件似乎在不断恶化，讲述这些动荡变得愈发困难。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每年更新的世界地图证实了这一点，地图上布满了被评为新闻自由“困难”甚至“非常严重”的国家。另一个更为直白且阴郁的指标是，每届节日都会竖起的一座纪念碑，旨在缅怀在执行职务期间遇害的记者。这是一个简洁的白色垂直方块，此次上面刻有 55 个新名字，其中大多数是被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和黎巴嫩杀害的，较少部分则是在墨西哥被贩毒集团杀害的。

深渊。这是一个阴森的现实，今年共有 8 个展览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些展览是对“奖项”本身的延伸（奖项结果将于本周六由加拿大籍、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流砥柱莱丝·杜塞（Lyse Doucet）主持的评审团公布）。从绝对意义上讲，面对如此主题，通常的“批评”论点最终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只能希望每个展馆都能迎来尽可能多的参观者——该活动始终强调针对初中生、高中生和学徒的校园行动——无论是解读达尔富尔大规模暴行机制的集体叙事《生者之余》，还是对半个世纪迫害进行有力概览的《伊朗：屹立不倒》。

但如果要在巴约的废墟中提取两个主题，目光再次转向了巴勒斯坦和乌克兰，分别由阿里·贾达拉和莫琳·梅西耶进行审视。关于前者，除了说他的《种族灭绝纪事》刻意推向了加沙难以言表的苦难之极限外，还能说什么？截至目前，这场苦难已造成数万名平民受害者。潜入深渊：影像毫无遮掩，从一个布满弹孔痕迹、从裹尸布中露出的孩子面孔，到一名悲痛欲绝的女性紧握着一只从肤色可推断出已是尸体的手；从一名站在担架上试图抢救一名可能早已死亡男子的救援人员，到被烧焦或埋在瓦砾山下的肢体碎片。这些文件就像“大屠杀照片”或“金边杀戮战场”一样，旨在有一天提交给国际法庭，以支持目前针对以色列的战争罪指控。

相反，可以说，莫林·梅西耶（Maurine Mercier）选择站在生命这一边，无论生命多么受到威胁。这位瑞士-加拿大籍人士是该节日的常客，凭借其经常获奖的勇敢执着，近五年来一直在记录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他们正陷入一场并非由他们挑起的战争。通过播客（至今已录制32集）、照片、手写日志、动画片段和装置艺术，这种私密且具有社会性的呈现毫无矫饰地描绘了在气温仅7℃、陷入黑暗的公寓中黎明时分的惊醒；或是记录了一次囚犯交换时，一名面容憔悴的女性在震惊中认出好友丈夫的瞬间；又或是记录了一位五十多岁女性的坦率，她坦承在与年轻士兵们亲热时，性欲重新觉醒。

谦逊。 “2014年迈丹革命期间我就在乌克兰。在俄罗斯袭击后我再次回到那里时，与某些人的预测相反，我一刻也没有相信冲突会很快解决。一个月后，我决定留下来，”这位记者说道。她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谦逊与朴实，在没有回避恐惧和沮丧时刻的同时，也从未想过放弃。一份与瑞士广播电视台（RTS）的合同，加上为比利时法语社区广播电视台（RTBF）、TV5 Monde和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撰写的特约稿件，使她能够勉强维持这项长期使命。在展览入口处，一段莫林·梅西耶的录音播放着警报声，随后是爆炸声，最后这些声音被从一家咖啡馆传出的 Daft Punk 的享乐主义赞歌《Get Lucky》所覆盖。

吉尔·雷诺（GILLES RENAULT） 特派员，发自巴约（卡尔瓦多省）

巴约-卡尔瓦多-诺曼底战地记者奖 免费入场，直至本周日（展览持续至11月8日）。

提供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录音供听众聆听。J. LEDOLLEY

IMAGES/

烤鸡复活的奇迹。C. KEMPF

《静物》，罗恩·穆艾克（Ron Mueck）的巨型鸡。E. HERZOG

展览 / 《对话》（Conversation(s)）在翁特林登博物馆开启交流

尼诺·巴拉蒂尼（Nino Barattini）以幽默且微妙的方式，通过从永久馆藏中选取作品并使其与当代作品共存，在科尔马的博物馆中搭建起桥梁。

在阿尔萨斯，人们精通对话的艺术。尤其是在科尔马的翁特林登博物馆（musée Unterlinden），人们可以见证非常精彩的交流。作为现代与当代艺术馆藏的新任策展人，尼诺·巴拉蒂尼通过名为《对话》（Conversation(s)）的展览唤醒了这座阿尔萨斯博物馆，这是一场当代艺术与古代艺术之间对话形式的绝佳展览。自2016年重新开放以来，翁特林登博物馆被分为两个翼楼：一方面是宗教作品——包括修道院中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非凡的《伊森海姆祭坛画》；另一方面则是位于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现代建筑中的现代艺术。通过无视时代错位与界限，《对话》大胆地进行碰撞，消除了这种分隔。策展人从永久馆藏中挑选作品，使其与当代作品相对照。在当代翼楼的教堂大厅中，在通风且纯净的布展环境下，墙壁和小型壁龛中形成了25组双人组合。此次展览旨在成为“一份支持跨历史解读的宣言”，据策展人称，其灵感源自让-于贝尔·马丁（Jean-Hubert Martin，如《地球魔术师》展览）甚至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及其《想象的博物馆》的实践。

某些关联不乏幽默感。埃尔韦·迪·罗萨（Hervé Di Rosa）创作的《八眼圣母》（2026）——一个顶着一列堆叠眼睛的怪物——与一幅15世纪的《圣母与圣子》进行对话。在金色背景的衬托下，两幅画作十分相似，迪·罗萨的作品像是对前者的世俗化重新诠释，采用了漫画的符号。在参观路径的核心位置，罗恩·穆克（Ron Mueck）那只令人恐惧的巨型鸡《静物》（Still Life）恰如其分地与《烤鸡复活的奇迹》（约1490年）相邻，后者是一幅描绘烤鸡复活奇迹的木板画。奇怪的是，这幅古画似乎给穆克那只巨大的禽类带来了希望与慰藉，而穆克的作品是艺术家在H1N1大流行期间大规模宰杀家禽后创作的。另一场微妙的碰撞是：约瑟夫·莫斯尔（Joseph Moesl）的一幅小型《马丁·肖瑙尔肖像》（1846）与阿格内斯·图尔诺（Agnès Thurnauer）的一枚金色树脂巨型胸针（《马丁·肖瑙尔等身肖像》，2011）相伴。阿格内斯·图尔诺的圆形画作金碧辉煌，将这位阿尔萨斯雕刻家的名字女性化，自然地在古画旁占据一席之地。

拉丁谚语说：Similis simili gaudet——相似者彼此欣赏。因此，皮埃尔（Pierre）用血和金箔绘制的《圣像拼贴》描绘了米歇尔·茹尔尼亚克（Michel Journiac）死于艾滋病的伴侣的身体。它自然地与一幅15世纪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对话，后者的彩色木材上染有红色颜料，像真实的血液一样写实。其他组合则较为出人意料，更具沉思感，例如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Elder）的《女人肖像》——一位莱茵地区名门女性苍白而严厉的面孔——与皮埃尔·苏拉格（Pierre Soulages）的一幅画作相结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黑色，及其深度与禁欲主义的严谨。奇怪的是，这次尝试没有产生任何不和谐之感。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并在沉默中被凝视。

克莱门汀·梅西耶（CLÉMENTINE MERCIER）

《对话》（CONVERSATION(S)） 于科尔马翁特林登博物馆展出， 展至 7 月。

艺术家的 织物

23.09.26 $\rightarrow$ 24.01.27

iB 布尔代尔博物馆（MUSÉE BOURDELLE）

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M O 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

巴黎第一 艺术认知 Télérama M. 法国教育 “教育” arte

语调之旅

探索音符之间无限的空间是微分音乐艺术家的信条。这一与音乐一样古老的实践，正凭借一群精通社交网络的偶像破坏主义作曲家而获得新的动力。

“你听过 Angine de Poitrine 吗？”这个问题在对话中出现了多少次？自 2026 年 2 月他们在雷恩 Trans Musicales 音乐节上录制的 KEXP 现场 session 发布以来，这对魁北克组合那令人幻灭的装扮——波点身影和下垂的鼻子——就没完没了地引发好奇，直到让他们在 9 月 14 日登上了美国吉米·法伦的《今夜秀》（Tonight Show）。除了他们的外形，另一个因素促成了这次突然的崛起，那就是他们音乐的奇异之处，尤其是他们使用的一把双颈电贝斯，其品格似乎异常密集，这使他们能够稍微探索微分音（microtonality）那深不可测的世界。这个词虽然缺乏商业吸引力，但正悄然传播，这不仅归功于这两个古怪之辈，还包括 Maddie Ashman、Horse Lords，甚至像小丑一样的雅各布·科利尔（Jacob Collier），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这并非一种音乐流派，也不是一场运动，而更像是一种开启听觉的方式。

但我们具体在讨论什么？微分音是指使用那些不属于每八度十二个音程的平均律音阶中的音符。也就是说，这些音符处于绝大多数西方音乐所基于的调音系统之外。这有点像一把尺子只标出厘米，而实际上厘米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单位，如毫米、半毫米、微米……例如，钢琴的琴键对应的是平均律的十二个半音，吉他指板上的品格也是如此。这一标准继承自文艺复兴末期，自 19 世纪初以来被应用得更加严格，逐渐将欧洲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固定在某种规范之中。而微分音，

作者：BRICE MICLET

则跳出了这个网格。因为在 1 厘米和 2 厘米之间存在无限的单位，在 F（发）和 F#（升发）之间也存在无限的音符：四分之一音、微音程、逗号音……因此，这意味着要从最普遍的十二个音符中解放出来，向极小之境开启可能性。同时，也是为了带来一种出人意料的颠覆感。

赞美复杂性

居住在伦敦的英国人麦迪·阿什曼（Maddie Ashman）是那些赞美某种复杂性的新星之典型。她的歌声极美，对大提琴和吉他的掌控力令人惊叹，而她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数量——490 000，且在持续增长——同样令人惊叹。“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大提琴没有品格也没有指板，因此可以演奏任何音程，它的和谐感与钢琴完全不同，”她在前往阿姆斯特丹开音乐会前几分钟在电话中讲述道，“我觉得这非常迷人，于是我研究了调律的历史，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某些乐器是专门为追求更小的音程而设计的，例如土耳其音乐家兼研究员托尔加汉·乔古鲁（Tolgahan Çoğulu）在 2008 年研发的吉他。通过在琴颈上增加或移除某些品格，他可以完全改变对调性的处理方式。“微分音在土耳其随处可见，”他从伊斯坦布尔解释道，“我们母亲唱的摇篮曲就是‘马克姆’（maqâms）。”后者在当地音乐中极其普遍，是一种主要基于旋律的音乐原则，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会定义出一定的框架：音高、音阶、音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可以进行即兴创作或编写旋律的空间-调性组织方式。“对于一名土耳其吉他手来说，标准吉他的局限性极大，无法演奏

魁北克二人组 Angine de Poitrine 照片 CONSTANTIN MONFILLIETTE

马克姆。它听起来几乎是跑调的。”因此，他的原型机解决了这一具体困难，尽管他并不是第一个制造此类乐器的人。

世纪之源

微分音音乐（musique microtonale）是一个近期出现的纯西方术语，虽然现在很流行，但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土耳其的 maqâms、阿拉伯的 maqâms、波斯的 dastaghs、印度的 ragas、爪哇和巴厘岛的 gamelans，以及西藏、蒙古、日本的歌唱，还有南美洲的一些古老乐器……在世界各地和所有时代，这种音乐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如此命名。最终，例外的是近现代的欧洲历史及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而欧洲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开垦了微分音的领域，特别是通过所谓的学术音乐或当代音乐。在众多探索者中，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阿洛伊斯·哈巴（Alois Hába）和法俄作曲家伊万·维什涅格拉茨基（Ivan Wyschnegradsky）在20世纪初就探索了微音程，后者甚至专门为两台调音相差四分之一音的钢琴创作。随后，热拉尔·格里塞（Gérard Grisey）和频谱作曲家们对声音的材质进行了研究。法国手风琴演奏家兼音乐教授法妮·维森斯（Fanny Vicens）发现，格里塞曾希望开发一种四分之一音手风琴。这个想法从此在她心中根深蒂固。于是，她与音乐家让-艾蒂安·索蒂（Jean-Etienne Sotty）以及调音师兼乐器制造师菲利普·伊姆贝尔（Philippe Imbert）合作将其设计出来。“我们不想过多地改变手风琴的本质，而是倾向于激发其已经具备的潜力。在法国，即使不明确写出四分之一音的音符，我们也一直在追求音色的解放，追求一种与电子音乐的融合，一种混合的声音，而四分之一音正好能满足这一点。我们直觉地认为作曲家们对这样的乐器有很强的需求。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猜错，因为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大约150部作品为此创作，而且我们的好几名学生现在正用它举办音乐会。”绝不能制造一件没人会演奏的博物馆奇珍。

由于一直向公众呈现他们被认为会喜欢的东西，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渴望被惊喜、渴望走出音乐统一化的愿望。在 Angine de Poitrine 乐队这里，吉他扫弦（riffs）、外在风格和律动感让这种奇异感变得更加令人愉悦。其视频大受欢迎的麦迪·阿什曼（Maddie Ashman）认为这是一种打破习惯的方式：“聆听微分音音乐，实际上是在无视某些惯例，而目前的乐器和计算机辅助音乐软件通常是基于这些惯例构建的——”

“我们正致力于追求音色的解放，一种与电子设备的融合，一种混合之声。”

Fanny Vicens 手风琴演奏家兼教授

。但这种热潮的动力实际上更多地源于音乐家本身，源于那些渴望像 Fanny Vicens 所说的那样去“在别处寻找摩擦”的人，而非源于预设的高度。因为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一场关于“传递者”的故事：Tolgahan Çoğulu 在 2009 年在其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第一段视频。该视频在 2014 年走红，并给澳大利亚摇滚乐队 King Gizzard And The Lizard Wizard 带来了很大启发，尤其是其专辑《Nonagon Infinity》和《Flying Microtonal Banana》。证据就在于，这些音乐家采用了与 Tolgahan Çoğulu 视频中完全相同的调弦方式，而后者现在则为该乐队编写官方乐谱。随后，英国音乐家 Jacob Collier 和美国音乐家 Adam Neely 的视频吸引了大批微分音（microtonal）追随者，直到最近 Maddie Ashman、Angine de Poitrine 等人进一步推动，促使许多业余音乐家效仿，尽管成功程度不一。Maddie Ashman 和 Tolgahan Çoğulu 现在成为了朋友，共同发布视频，翻唱 King Gizzard 的曲目《Sleep Drifter》和《Nuclear Fusion》，并在伦敦和伊斯坦布尔共同举办过音乐会。Ashman 还见到了 Jacob Collier，并与他共同创作了一首近乎即兴的曲子。一个由先锋人物组成的小社区似乎在过去四年中形成了。

视觉吸引力不可或缺

音乐/

那些在社交网络上成名的人意识到微分音视觉呈现的重要性，并懂得如何利用这一点。Tolgahan Çoğulu 最近设计了一把用乐高（Lego）制作的可移动品吉他，其视频被著名前卫摇滚乐队 King Crimson 的吉他手 Robert Fripp 转发。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这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在视觉上很抓人，具有教育意义，且对很多人来说很新鲜，”他补充道。“视觉方面确实有帮助，”Maddie Ashman 承认，“这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消费音乐的方式。”这也引发了效仿。魁北克制琴师 Raphaël Le Breton 与双人组中一名戴面具的音乐家 Khn 密切合作，为 Angine de Poitrine 设计了贝斯吉他。“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知名度，”他解释道，“起初这只是制作一个原型，但最终成为了其演出乐器。我现在接到的需求多得多，甚至因为时间不足而必须筛选项目。”他坚持手工制作，同样在探索中摸索，试图跳出那些陈旧且舒适的吉他规格。而 Maddie Ashman 则更倾向于对标准乐器进行不同的调弦，而不是转向专门为微分音设计的乐器。“我有电子设备可以加快调弦速度，而且我喜欢这种与有机物的关系。某些创新非常出色，但我更愿意专注于聆听和学习，而非技术、数学和理论层面。我满足于演奏并与人们交流。”并通过 TikTok 和 Instagram，让其他的音乐世界浮现。

探索

Anaïs Rosso《对意外的眷恋》

LEA BAERT

Anaïs Rosso 讲述了她曾因恐惧登台，长期地想象 Catherine Ringer 会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她的化妆间里给她安慰。她甚至计划邀请 Ringer 在 11 月她于巴黎 Maroquinerie 剧院的首场演出中与她同台。就像已故的 Rita Mitsouko 乐队主唱那样，Anaïs Rosso 试图将悲剧转化为美丽且富有律动感的东西。她在梅尼蒙坦（Ménilmontant）闷热的地下室 jam 演奏中磨练了对音乐的热情：“这给我留下了对‘意外’的强烈眷恋。我的音乐处于极其精准的创作与一种永久将其置于危险之中的欲望之间，旨在揭示禁忌，挖掘内心令我不安的部分。”

在位于贝尔维尔花园（Jardin de Belleville）顶层的工作室里，她利用吉他和键盘，创作出节奏同步且具有切分感的流行歌曲，用低沉而慵懒的声音演绎在私密情感与社会参与之间穿梭的歌词。她俏皮地承认自己不会跳舞且不喜欢大海，但同时也引用了 Aimé Césaire、Léopold Sédar Senghor 以及殖民主义的悲剧（les Colombes）。“当我写关于我的家庭、关于殖民主义，或者关于我无法完全被塞进他人为我预设的格子里时，私密性与政治性最终必然会相遇。”Anaïs Rosso 的家人来自金沙萨，这座城市在幻想中的存在萦绕在她的歌曲中。

听到我的呼唤了吗（Oyoki mon appel）？在即将发行的首张 EP 中，Anaïs Rosso 利用她丰富的想象力来摆脱伤痛，讲述那些结局圆满的故事。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ANTOINE DABROWSKI

ANAÏS ROSSO 《天堂丑闻》（SCANDALE AU PARADIS） (N∅ F∅RMAT!) 11 月 25 日于巴黎 Maroquinerie 剧院演出 （Les Femmes s'en mêlent）

书籍

DJ 的 Cue 故事：我知道什么？

一个人可以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员又是话语分析博士，出版一部结合了对 DJ 的调查与对这些现代文化人物的社会学分析的混合著作……同时选择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标题。需要注意的是，在混音中，“cue”按钮允许在曲目中放置一个标记，以便随后轻松找到并将其用于混音。这部《Cue 故事》（Histoires de cues）绝非是对夜场打碟师性经历的分析，而是一次面向大众的反思，由比利时人 Erica Lippert 引导——她本人已担任 二十年。她探讨了 角色定义的定义、其心理维度、舞池政治、其中涉及的社会动态、该职业女性化的必要性、其民主化进程，以及在社交网络和“Instagram 化”影响下的转型——在这个世界里，点赞数和形象如今可能比打碟技巧更重要。关于 我知道什么？通过这 180 页内容充实的内容，几乎知道了全部。

ERICA LIPPERT 《CUE 故事》（HISTOIRES DE CUES） (Le Bord de l'eau / La Muette)

BENOÎT CARRETIER

音乐/

播放列表

BLACK METEORIC STAR

Buttplug Thumb Drive 在 LCD Soundsystem 内部被发掘，Gavilán Rayna Russom 独立实践一种失真且略显粗粝的 house 音乐。她的专辑《Wet》是一部具有 lo-fi 音色的政治檄文。事实如下。

JUSTIN STRAUSS Restart

作为纽约俱乐部场景的代表人物，Justin Strauss 自 1982 年以来从未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过作品。现在，他凭借这首基于减速且失真低音线的粗粝单曲实现了这一目标。

LOUISE LENEPVEU

Howlin' Jaws 牙齿之间

凭借一张大胆且更趋成熟的新专辑，这支来自巴黎的三人组确认了其在法国摇滚乐坛中的地位。

说 Howlin' Jaws 的第三张专辑备受期待简直是多此一举，因为自从发行第一张摇滚乐（rockabilly）风格的 EP《Burning House》（2018）以来，这支巴黎三人组就已成为法国新摇滚乐坛中最令人兴奋的乐队之一。让我们跳过那些几个月来一直被拿来洗脑的所谓“摇滚回归”论调。这个流派从未消失，或许它只是缺少几个领军人物来打破其温情的常规。Howlin' Jaws 正是这种量级的乐队，是舞台的加速器。他们的最新作品《Living the Dream》旨在将听众带入一种梦幻的氛围中。我们不知道这些巴黎人最近在靠什么驱动，但即便我们知道他们擅长不可预测（这很好），专辑中 11 首曲目那种空灵且近乎致幻的特质仍可能令人惊讶。

HOWLIN' JAWS LIVING THE DREAM (Bellevue Music)

在巴黎完成小样准备后，三人组前往瑞典哥德堡，与 Kalle Gustafsson Jerneholm 合作录制。后者是 The Soundtrack of Our Lives 的贝斯手，也曾与 Foals 或 The Hives 合作。这张专辑在作曲的多样性以及主唱 Djivan Abkarian 似乎在挑战极限的部分人声表现上极具野心，出色地展现了乐队的成熟，同时体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胆量。无论是极具 60 年代风格的单曲《Maximum Speed》，瞬间成为赞歌的《Do What You Gonna Do》，催眠般的《Trouble Mind》，还是被描述为 Tame Impala 与 Dolly Parton 的综合体、歌词灵感来自 Kris Kristofferson (!) 的超流行曲目《Sunset Laundromat》（很棒的曲子），以及其他歌曲，这张极具披头士风格的《Living the Dream》将凭借其旋律质量真正地俘获人心。Howlin' Jaws 刚刚发布了他们的《Sgt. Pepper's》，太棒了。接下来就看他们在舞台上如何演绎了。

OLIVIER RICHARD

今年秋天将在法国巡演。在巴黎，11 月 18 日于 Trabendo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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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THING (2022) 作为巴黎摇滚乐坛的可靠力量，这位情歌王子（crooner）表现完美，证明了他既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也是一名高水准的表演者。

JOHNNY MAFIA

SENTIMENTAL (2021) 正如 Howlin' Jaws 的最新作品那样精致，Johnny Mafia 的摇滚乐则同样质朴，但实际上既充满活力又令人无法抗拒。真的无懈可击。

LA POCHETTE

舒夫扬·史蒂文斯：多面之才

在其绚丽的第五张专辑封面上，这位作曲家召唤了美国的历史神话与传奇。尽管该唱片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其封面却成了一场法律难题。

概念。2003年，美国人舒夫扬·史蒂文斯（Sufjan Stevens）决定启动一项宏大工程：创作五十张专辑，讲述美国所有州的历史与特色。该系列概念专辑以《来自密歇根：五大湖之州》（Greetings From Michigan The Great Lake State）开篇，风格横跨民谣与独立摇滚，但最终证明这更像是一个玩笑，在第二部《伊利诺伊》（Illinois）之后戛然而止，而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其音乐生涯的巅峰。为了给这部提及亚伯拉罕·林肯、连环杀手约翰·韦恩·盖西、不明飞行物（UFO）以及美国独立战争英雄卡西米尔·普拉斯基将军的“历史”长卷绘制插图，史蒂文斯邀请了芝加哥的儿童图书插画师迪维亚·斯里尼瓦桑（Divya Srinivasan）。

明信片。迪维亚·斯里尼瓦桑没有采用概念化封面，而是展开了一张菜单形式的明信片。既然史蒂文斯在挖掘伊利诺伊州历史的深处，专辑标题在她手中变成了《舒夫扬·史蒂文斯邀请您：来感受伊利诺伊》（Sufjan Stevens Invites You To: Come On Feel The Illinoise）。芝加哥市和该州的标志被逐一呈现。正面：一脸坏笑的阿尔·卡彭、在海兰德附近被目击的UFO、西尔斯塔워……以及超人。自1972年起，超人这个钢铁之躯被其出版商DC漫画正式认定为伊利诺伊州大都会市的原住民。内部：约翰·韦恩·盖西、亚伯拉罕·林肯及其妻子玛丽·托德、印第安首领黑鹰……但在封面上，那个不速之客名叫卡尔-艾尔（Kal-El）。

SUFJAN STEVEN ILLINOIS (Ashmatic Kitty)

氪星最后的儿子。按时间顺序，《伊利诺伊》经历了四个版本的封面：第一个带有超人，第二个用气球贴纸遮住超人，第三个在超人的位置留白，最后一个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用气球填补了空白。因为直到封面送去印刷后，舒夫扬·史蒂文斯的厂牌律师才意识到存在一个小小的法律问题：他们没有申请任何授权。DC漫画表现得相当大度，允许Asthmatic Kitty厂牌售完第一批印刷品，但要求在随后的重印版本中删除这位氪星人。为了谨慎起见，厂牌在已为美国市场制造的封面上用贴纸覆盖了这位有争议的超级英雄。历史的讽刺在于，十周年纪念版采用的是蓝色奇迹（Blue Marvel）的绘画，这是一个诞生于芝加哥的漫威系列英雄。不过这一次，完全合法。

本努瓦·卡雷蒂埃（BENOÎT CARRE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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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听很多嘻哈音乐。那时，我会去 Forum des Halles 买我的第一批磁带，但我记不清是 Dr. Dre 还是 Nas 了。也可能是一张 Guns N' Roses 的专辑。

您最近买的一张唱片是？

Empor de Meute，这是一个德国管弦乐团，风格像是一支电子舞曲铜管乐队，有打击乐、萨克斯风和喇叭。非常现代，而且相当惊人。我是通过演唱会发现他们的。我很喜欢，因为这让我想起在纽约跳舞的街头表演者。

您更喜欢在哪里听音乐？

除了早晨起床，我没有哪个时刻是不听音乐的。在家里，我有不少黑胶唱片，但我也用流媒体平台听。服务结束后，我骑车回家时，耳机里也会播放音乐。

您在工作时会听音乐吗？

耳机里在听什么？

一直听，尤其是在准备阶段听美国说唱。我在餐厅的洗手间里放了一份美国说唱播放列表。而在服务期间，我们听 Bob Marley。晚餐总是以《Is this Love?》开始。我们可能是唯一一家在 Bob Marley 的音乐中为宾客提供晚餐的三星餐厅。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有趣的是，有些客人在用餐结束时会随之跺脚或拍手。

您心底觉得羞愧但却很享受听的歌曲是？

没有，我太热爱音乐了，不会对我听的东西感到羞愧。

那张大家都喜欢但您却讨厌的唱片是？

目前每个人都在循环播放 Bad Bunny 和他的最新专辑（DTMF）。并不是我讨厌他，他是一位很棒的艺术家，但听久了我会觉得厌烦。而且我觉得音乐风格正在趋同。在法国说唱中，几乎总是有一些雷鬼顿（reggaeton）元素，背景节奏往往都一样，有点无聊。

如果要在荒岛上生存，您必须带上一张什么样的唱片？

一张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的唱片。我很喜欢他的冲浪世界观。总有一把吉他，某个地方总有一块冲浪板。他是凯利·斯莱特（Kelly Slater）的朋友。总是很酷、很放松，让我想起在奥塞戈尔（Hossegor）或雷岛（île de Ré）度假的时光。

没有，我的口味很杂。我可以听 Booba，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或者 Négresses vertes 乐队。

您想把哪张唱片的封面像艺术品一样装裱起来挂在家里？ The Notorious B.I.G. 的《Ready To Die》。

您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听到哪张唱片？ 我是电影《蓝色深渊》（le Grand Bleu）的绝对粉丝。我会请莫西曼（Mosimann）创作一段

他最钟爱的曲目 妮娜·西蒙 (NINA SIMONE) 《To Love Somebody》(1969) 本·哈珀 (BEN HARPER) 《Walk Away》(1994) 2PAC, R.L HUGGER, SAMUEL J. «TONE» BARNES 《Until The End of Time》(2001)

结合埃里克·塞拉（Eric Serra）的音乐，以及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台词，比如《十二悍将》（les Douze salopards）或《教练卡特》（Coach Carter）。最后，我会说：“我爱你们，享受生活！”您更喜欢唱片还是现场音乐？

这取决于情况。现场音乐是可以分享的，它可以非常精彩，但有时也会令人失望。比如说说唱（rap），我觉得在演唱会上经常效果不好，音响系统很烂。

您最美好的演唱会回忆？

我去看了好几次本·哈珀的演出，我是他的粉丝。在尼斯和里昂竞技场，每次都非常棒。那里的音响效果极其出色。

您最喜欢的音乐电影或电影配乐？

斯派克·李（Spike Lee）执导、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主演的电影《他有天赋》（He Got Game）的原声带，这是我的cult电影之一。或者是罗布·道根（Rob Dougan）在《黑客帝国》（Matrix）中的《Clubbed to Death》，其节奏渐强地攀升。

您与陪伴在您身边的伴侣共同分享的唱片是哪一张？

遗憾的是，我的妻子不太喜欢嘻哈音乐。我们会一起听电影《点波浪》（Point Break）的原声带，特别是 Concrete Blonde 的《I Want You》和 Ratt 的《Nobody Rides For Free》。

哪首曲子会让您愤怒到发疯？

50 Cent 的《I am the Man》。

您最近循环播放的最后一张唱片？

SDM 的《A la vie, à la mort》。

您希望加入哪个乐队？

Soggy Bottom Boys，这是由科恩兄弟电影《奥德赛》（O'Brother）中的主角们组成的乡村音乐乐队。

哪首歌或哪段音乐总能让您流泪？

没有。

采访人 亚瑟·让 (ARTHUR JEANNE)

活动议程

克拉拉·基梅拉（Clara Kimera）将于10月16日参加南锡爵士脉动节（Nancy Jazz Pulsations）。 照片 NJP

在南锡，自1973年以来，爵士乐一直是进行全方位艺术和音乐探索的绝佳契机。“南锡爵士脉动节”通过提供一种普世的音乐视野，成功实现了自我更新并吸引了新观众，这种音乐不应被过快地将其归入博物馆。无论是人声变体、实验性、电子化还是嘻哈风格，总能满足各种口味。值得关注的有：不安分的号手 Daoud，梅丽莎·魏卡特（Melissa Weikart）极具流行感且温柔的爵士乐，Altin Gün 的安纳托利亚节奏，Dame Area 的后朋克，极具魅力的美国萨克斯手莱基西亚·本杰明（Lakecia Benjamin），Vitaline 和 Claude-Emmanuelle 灵动跳跃的低音音乐，以及爵士朋克管乐队 Youngblood Brass Band、Selah Sue、克拉拉·基梅拉（Clara Kimera）、弗洛尔·本吉（Flore Benguigui）……不要忘记，爵士乐也是可以起舞和歌唱的！

活动在南锡持续至10月17日。

Autechre 将于10月13日抵达马赛，10月15日抵达南特。照片 BAFI

在环球巡演三年后，双人组 Autechre 终于在他们的 twentytwentysix 巡演中安排了四场法国演出。在周二的马赛 Cabaret Aléatoire 和周三的巴黎 Bataclan（票已售罄）演出之后，以及周五的里尔 L'Aéronef 演出之前，他们将向西前往南特的 Lieu Unique 进行一场独特的表演。这座前 LU 饼干工厂将迎来这对英国电子音乐界的先驱且传奇的双人组，他们那晦涩、有时难以理解且通常天才般的电子音乐随着年岁增长而变得愈发复杂，吸引了一批热衷于探索由肖恩·布斯（Sean Booth）和罗布·布朗（Rob Brown）不断推向极致的音效边界的粉丝。破碎的节奏、沉重的氛围音乐、不和谐音、在黑暗中表演……Autechre 的音乐会绝不是那种能让人大声合唱副歌的演出。而这正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原因。

周二在马赛 Cabaret Aléatoire，周四在南特 Lieu Unique。

加布里埃尔·克罗格（Gabriel Kröger）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巴黎 MaMA 展出。 照片 DR

MaMA 的第17届活动将于周三在巴黎皮加勒区（Pigalle）开幕，这首先是一场面向音乐专业人士的大会，今年将举办 120 场讲座，主题涵盖“音乐节是否面临生存危机”或“音乐目录收购：谈判秘籍”等。这也是发掘众多未来艺术家的机会。这一次，许多展示演出仍仅限专业人士，但并非全部。约一百场音乐会是付费的，但向所有人开放，地点分布在该区众多的音乐厅和俱乐部中。值得关注的包括：Les Louanges（并非基督教团体，而是曾在本报获得赞誉的魁北克人文森特·罗贝尔日 Vincent Roberge）、法国人加布里埃尔·克罗格（Gabriel Kröger）随性的民谣摇滚歌曲，以及深受 yéyé 风格影响的爱德华·比埃尔（Edouard Bielle）的流行乐，后者经常担任开场嘉宾，尤其是为克拉拉·卢恰尼（Clara Luciani）或 Feu! Chatterton 演出。此外还有数十位职业生涯刚刚起步但已值得关注的艺术家。

周三至周五在巴黎。

图书 / 勒内·戈西尼：“那为什么不写‘砰’呢！”

由于《阿斯特里克斯》（Astérix）、《幸运卢克》（Lucky Luke）、《伊兹诺古德》（Iznogoud）、《小尼古拉》（le Petit Nicolas）等作品的编剧出生于1926年8月14日（他于1977年11月5日去世），出版商们趁此机会庆祝他的诞辰百周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来自异乡的高卢人之语》（Paroles d'un Gaulois venu d'ailleurs）汇集了勒内·戈西尼的访谈，正如读者所能感受到的，这个男人并不缺乏幽默感（以及敏感度）。

他对此进行了阐述，尽管人们并不总是被迫相信他。关于《小尼古拉》中的名字？“我想：‘我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有孩子，如果我把一个小男孩叫作热诺（Jeannot），那么所有我认识的、孩子叫热诺的父母都会确信我在说他们的热诺，他们会在一整天中的任何时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热诺今天说了什么。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没看到他，他们甚至会生气……欧德（Eudes）、阿尼昂（Agnan）、阿尔塞斯特（Alceste），这些名字相对来说要罕见得多！我对马默特（Mamert）这个名字还挺满意的，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名字了。’”（1961年）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悖论：“通常情况下，父母决定让孩子独自去度假，尤其是去夏令营时，会采取极其谨慎的措施来提醒孩子，并说服孩子在没有引发戏剧性冲突的情况下出发。而通常情况下，孩子会欣喜若狂，这让父母感到极其受挫，他们反而会因此感到难过。在出发那一刻，被告知必须勇敢的孩子忍住不哭。这让父母更加受伤；因为如果这孩子哭了，哎呀我的天，大概每个人都会高兴得多！”（1962年）直到1968年5月，勒内·戈西尼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安妮（Anne）。

他的天职？“当我听到一位前辈告诉我：‘编剧这个职业？任何一个傻瓜都能胜任’时，我意识到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1962年）当时这条路并不拥挤，因为在那个时代，编剧的名字甚至不会出现，所以“必须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你说‘我们要通过在街上偷摩托车来谋生’，这可能比画漫画更容易被人们理解。”（1970年）勒内·戈西尼将成为那些改变现状的人之一，而出版商们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与阿尔伯特·乌德佐（Albert Uderzo）共同创作了《印第安人翁帕帕》（Oumpah-Pah l'Indien）。1959年，他们在两小时内构思出了《阿斯特里克斯》，“我们非常庆幸那天没有去电影院”（1971年）。他们的合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戈西尼：——你看，这里写个‘哗啦！’（Splash!）。乌德佐：——‘哗啦’？我觉得写‘砰砰啪！’（Bim-Bom-Paf!）更好。戈西尼：——那为什么不写‘砰！’（Braoum!）呢！‘真的吗？’”（1966年）他们对彼此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编剧今年将满100岁。两部作品回顾了他的个性：一部是众多同行的证词集，另一部则是他在其中表现得幽默且不在意批评的访谈录。

作者：马修·林登（MATHIEU LINDON）

与乌德佐绘制的《阿斯特里克斯》合影。档案来源：西尔维·乌德佐（SYLVIE UDERZO）

“血洗”

那些脱离了创作者掌控的角色，对他来说极少。“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角色缺乏足够的心理深度。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作者同样缺乏足够的心理深度。话虽如此，他们还是按照我的指令行事，然后接受乌德佐的铅笔赋予他们的形象，就这样。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我们会讨论的！”（1968）这就像关于成人色情漫画的故事，不再是给孩子看的。“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儿童漫画，因为我认为成年人有其他东西可以消遣，而色情漫画正是孩子们偷偷阅读的那类东西。所以，我们所创作的，反而是成年人们在偷偷阅读！”（1969）

《小尼古拉》是给成年人还是给孩子看的？“我记得我的出版商在与代表们开完会后给我打电话，问：‘这书应该卖给谁？’而我，依然像猴子一样聪明，幽默得不得了，我说：‘如果有一匹马走进书店想买这本书，那就是给马看的！把它放在马厩里！你们把它卖给所有人就行了！’”（1975）曾执掌《Spirou》杂志的伊万·德尔波特在《戈辛尼与我们》（José-Louis Bocquet 所著《戈辛尼与我》的增订版，其中汇集了包括莫里斯、乌德佐、塔巴里、桑佩、戈特利布、

弗兰金、弗雷德、布雷特舍、比拉尔在内的“38位见证者”）中讲述道，在 60, 年代初，佩约（《约翰与皮鲁伊》、《蓝精灵》作者）在杂志上发起了一项“在白色气泡中由读者创作对话”的竞赛，戈辛尼参加了并成为获奖者之一。他无处不在。

他还谈到了技术问题。“埃尔热：- 丁丁，人们可以相信他，孩子可以相信他。但人们不能相信阿斯特里克斯，而且你们也不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相信。戈辛尼：- 是的，实际上，我认为您是构建一个故事，然后在上面嫁接笑料；而我们，则是构建笑料，然后在上面嫁接一个故事！”（1969）关于节奏：“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必须与所有同行分享：每次在两个笑料之间出现一段休息时间，是因为我们在两者之间找不到任何可以填补的内容。”（1971）以及审查制度如何影响专辑。在《幸运路克》中，不能杀死任何人，久而久之这成了一种游戏。“和莫里斯在一起时，有时我们会想，有一天得来一场‘血洗’，好发泄一下。”（1965）当他在专辑开头安排卑劣的比利小子在婴儿时期晚上躺在床上吮吸一把左轮手枪时，“有人指责我们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法国所有的婴儿在入睡前都想要一把柯尔特手枪”。（1966）灵感来自哪里？“有一次，我在地铁里找到了一个好主意。之后，我一直坐地铁，心想我能找到更多主意，但没有，我什么也没找到。”（1977）

那些向他解释他想表达什么的“诠释者们”，那些“成了我们面对公众的发言人的钻牛角尖者”，那些“寻找童年的收藏家”，戈辛尼将他们比作“电影资料馆的老鼠”。

“你明白的：那些收集卡门贝尔奶酪盒盖的人，是不可能代表奶酪制造商说话的……”（1972年）轶事：他参加了“漫画大会，我以为自己要疯了”。有个家伙“讲了四个小时。题目是‘漫画与人类’。”在所有快要无聊死的人中，只有几个专业人士，格雷格（《阿希尔·塔隆》作者）和他。格雷格走上讲台并“说：‘我和我的朋友戈西尼打赌谁的演讲最短，所以我想是我赢了。’然后他就走了。我走上讲台说：‘不，是我。’这就是我们说的全部，结果第二天报纸上把我们抹黑得体无完肤，嘲笑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其实是我们让他们无聊了四个小时。”（1973年）

“格罗-希内？”

金钱。当他离开度过青年时代的阿根廷，前往美国尝试机会时，愿意出版他作品的出版商（他同时也是一名漫画家）寥寥无几。“我当时只有一个野心，就是能让自己每天买得起一个热狗。” (1976)。因此他曾这样评论：“能吃到‘发疯的牛’是一种奢侈；这是一种人们[...]OMITTED[...]

理论上，我试图写一些能让人发笑的东西。” (1964) 但人们会感到羞愧。“在法国，人们总在探究自己为什么笑，而幽默很难承受这种剖析。他们会用一副冰冷的表情看着你，仿佛在说：‘来，逗我笑笑，试一下……’” (1976) 戈西尼对感知到的一切都报以笑意。在船上，他听到过“一句对我而言将成为长久珍藏的回忆的话。那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小女儿说：‘吃你的鱼子酱，然后闭嘴。’”这导致了这样的对话：“您能拼写一下您的名字吗？怎么拼？格罗-希内？职业是什么？” (1966) 漫画家弗雷德（Fred）回忆道：“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指戈西尼，编者注]第一次见到埃尔热（Hergé）时，后者问他：‘你的名字听起来像外国人？’多年后，他依然记得这件事。”他还认为，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人们才会指责他赚了这么多钱，并且在《飞行员》（Pilote）杂志发生六八年反叛运动时，他成了某种替罪羊。

[...]OMITTED[...]

维克多·莫拉（Victor Mora）是一位翻译过《阿斯特里克斯》的漫画家，在逃离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后，他以非法身份留在法国。戈西尼对他说：“你有钱吗？想要什么尽管问我。”桑佩（Sempé）讲述了在他去世十天前与他共进午餐的经历。“结账时，我对他说：‘你总是付钱，但这里是我的地盘，请允许我来付账。’他露出了一个宽慰的微笑，仿佛在想：‘终于，有人不再把我当成那个总是买单的人了。’”塔巴里（Tabary，《伊兹诺古德》作者）指出，“曾有一个阶段，戈西尼变得极其敏感，但他一直是个诚实的人。他从未欺压过任何人。”

他的过度敏感产生了后果。他将漫画家们的行为视为攻击，这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离开了那本聚集了数代顶尖人才的杂志。在《戈西尼与我们》一书中，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人（吉罗、德吕耶、曼德里卡……）后来都后悔没能突破他的腼腆。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曾在《飞行员》（以及《解放报》）工作过的玛丽-安吉·吉约（Marie-Ange Guillaume）讲述了他的主动离职。“我收到了包含补偿金的信函，很久以后我才得知……如果我没拿到补偿金，戈西尼会自掏腰包给我，当然他不会告诉我。他太含蓄了。他渴望被爱，但他所有的爱意证明，他都将其隐藏起来。我有点责怪他，因为他从未给过任何人表达爱意的机会……”

由乌德佐绘制的两位作者。 SYLVIE UDERZO 档案

勒内·戈西尼去世时年仅 51 岁。伊万·德尔波特（Yvan Delporte）说：“我认为，当他在压力测试骑自行车时去世，那真的是因为愤怒，因为狂怒。”玛丽-安吉·吉约说：“他的笑容在现实生活中比在照片里更迷人，简直太可爱了！就像布雷特舍（Bretécher）说的那样，是一个能让人惊掉下巴的笑容。”

同期出版的还包括：卡特尔（Catel）所著《戈西尼传》（Roman des Goscinny）第二卷，副标题为《不朽的高卢人》（Grasset出版社）；由安妮·戈西尼和让-菲利普·阿鲁-维尼奥（Jean-Philippe Arrou-Vignod）接手、富尔西·泰西耶（Fursy Teyssier）绘图的《小尼古拉》（Imav出版社）以及勒内·戈西尼的作品；以及艾马尔·杜·沙特内（Aymar du Chatenet）所著的《天才编剧的私生活》（Flammarion出版社）。

“完全可以不需要。” (1973) 而《阿斯特里克斯》的巨大成功使他在法国被视为天生的富翁。“在这里，事情很简单，与到处传闻的不同，人们在成功时而非在无聊时计算自己的朋友。” (1975) 幽默感亦然。“我绝对没有任何

安妮·戈西尼档案 (1969) 在巴塞尔，准备《阿斯特里克斯在瑞士》时：“大雨倾盆。顺便说一句，我惊讶地看到一个人撑着伞，用喷水枪清理人行道。” (1970) 但他主要是在嘲笑他自己及其“名声”。“听着，我只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然后

勒内·戈西尼 来自异乡的 高卢人之言。 访谈录 (1960-1977) Hachette 出版，408 页，39 欧元。

约瑟-路易·博凯 戈西尼与我们。 38 位见证者 La Sirène 出版，496 页，32 欧元。

书籍/ 口袋书

对抗血肉之躯：纪尧姆·奈尔笔下的贪婪狂欢

作者：艾莉丝·雷姆博 (ÉLISE RAIMBAUX)

在不久的将来，一种奇怪的疾病导致人类和动物大量死亡。为了保护民众，由极其严苛的卫生局领导的政府决定向野生生命宣战。曾经被视为丰饶之源的森林，变成了高风险的污染区，致命细菌在那里滋生。养狗成了非法行为，不久后食用肉类也被禁止。与政府的卫生准则背道而驰，8 岁的男孩奥古斯丁与父母和祖母住在森林里，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乡村无忧无虑生活的最后时光。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梦想？“在山毛榉林的掩护下，生活平静地流淌。”然而，在一种未知病毒的打击下，他的家人接连死去。他的爱犬托比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而死。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界限有时很模糊。恐慌情绪蔓延，一场“物种战争”即将到来。在城市里，争夺新鲜血肉的斗争已经开始。肉类先是被配给，随后被禁绝，食物被简化为各种“零食”，比如“甜瓜花生甜甜圈”、“开心果可乐或甜甜圈味”。在大都市周围，一道“旨在排斥所有生命”的卫生防疫线承诺提供一种保护的幻象。谁敢冒险走出 Sanum 这个救命气泡之外？

瓦迪姆曾是“风险预防局”的雇员，他是野生生命坚定的捍卫者之一。他坚信政府正走向“对生物的灭绝”，于是建立了一个现代版鲁滨逊式的社区，幻想人类回归失去的动物性。他痴迷于保持男性的阳刚之气，“他大量摄入兴奋剂，在色情电影和高蛋白狂欢之间切换”，吃肉吃到肚子几乎撑破。瓦迪姆像一个略显挫败的生存主义者查尔斯·曼森，自封为社区的最高领袖。这个社区变成了一个血腥的教派，成员被简化为编号，女性不再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瓦迪姆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为借口，为其对新鲜血肉的色情痴迷找到了宣泄口。鲜血飞溅，人们咀嚼、交媾，直到令人作呕。但这种由身体崇拜、畜牧、食物与性爱狂欢构成的日常生活，被奥古斯丁的介入所打破。得益于被保护的童年，奥古斯丁掌握着“回归大地，血肉化为物质”的秘密。

通过《食肉者》（Les Carnivores），纪尧姆·奈尔创作了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文字风味浓郁，带有黑色幽默，且充满了血腥气息。在极端的卫生主义偏差与回归野蛮状态的幻想之间，瓦迪姆与奥古斯丁展开了最后的决斗，直到最终的肢解。

纪尧姆·奈尔 (GUILLAUME NAIL) 《食肉者》（LES CARNIVORES） Denoël 出版社，256 页。 20 欧元（电子书：14,99 欧元）。

劳拉·巴斯克斯 (LAURA VAZQUEZ) 《力量》（LES FORCES） Points 出版社，288 页，9,30 欧元。

“就像老鼠、白鼬和虱子一样，我出生在这个世界呈现的样子之中。当然，我一定是睁着眼睛从母亲的子宫里，通过她的阴道出来的，看到了这个世界及其轮廓。这是人们告诉我们的。”

让·罗兰在太空中：一场穿梭于名为“加加林”街区的漫步

作者：菲利普·朗松 (PHILIPPE LANÇON)

位于伊夫里-叙尔塞纳的加加林社区，建于1961年。摄影：玛丽-皮埃尔·迪特莱 (MARIE-PIERRE DIETERLÉ)。

让·罗兰，这位徘徊在边缘地带与被遗忘之地的优雅流浪者，此次在那些（几乎）已消亡的红色城市中——无论是否属于郊区——穿行于所有以尤里·加加林命名的场所：社区、街道、大道、体育馆等等。他提醒道，由于这类场所数量过多、分布过于分散，加上他自身的倦怠，他不得不“逐步下调”其计划。尽管如此，他所见之多已足以填满一本书，并带领我们进行一场在空间与时间中的旅行。

俄罗斯大使馆最近在 Facebook 上提醒人们，这位著名且讨人喜欢、酗酒的苏联宇航员曾于1963年、1965年和1967年三次正式访问法国（在他次年34岁时驾驶 MIG 战机殉职之前）。如今人们很难想象他当年引发的民众狂热，而这种狂热在共产党党的有效推动下被进一步放大。这位作家以其一贯且细致的审慎，负责将此提醒我们。他写道，他的计划始于2019年9月，当时他发现了伊夫里的加加林社区，该社区正处于消失过程中，将被一个“生态社区”所取代。伊夫里的市长曾是莫里斯·托雷兹 (Maurice Thorez)，他曾在1963年接待过这位英雄。五十六年后，一台“拆除机”已经开始在极小规模上进行其拆除工作。“但那些空置的公寓，或其中一部分，在为期八天的原创新文化活动中向公众开放。[...] 几十名艺术家（大多是伊夫里当地人）在与居民的联系下，获得了在 A 栋建筑七层楼中的某个公寓或‘公寓幽灵’中随意布置的权力。”

结果在他看来是“有趣的”，“有时令人动容，比如在三楼的一幅壁画，它描绘了曾住在该公寓的一位名叫若塞特 (Josette) 的女性，她显然是一位资深读者，正坐在扶手椅中阅读，周围环绕着几十本她最喜爱的书籍，这些书被平贴在墙上，以便其书名和封面清晰可见（作品的注释指出，这些书‘在多次入室盗窃中幸存下来’，这反而凸显了居民之间团结的随机性或间歇性）。”让·罗兰似乎并没有恶意，但不要指望他会为了所谓的‘善意’而选择视而不见。

三明治与蝴蝶。这本书由一系列长镜头般的叙述组成，从波德布克 (Port-de-Bouc) 到阿贡当日 (Hagon-dange)，从博比尼 (Bobigny) 到克利希-苏布瓦 (Clichy-sous-Bois)，从维尔庞特 (Villepinte) 到圣纳泽尔 (Saint-Nazaire)。他句子中缓慢而曲折的节奏与步行者的步调相契合（他极少乘坐出租车）。让·罗兰在描述时是一位严谨的地理学家和自然主义者，如果他没有遗漏任何街道名称或招牌，是为了从中提取一种具体的、地名学的诗意，这种诗意无疑会让奎诺 (Queneau) 感兴趣。在蒙彼利埃，他发现一座加加林桥被夹在两段不同寻常的、未完工的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 道路之间，这让他意识到“加加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夹在两片德里达的三明治之间”。在途中，在那些最趋于虚无的地方，他遇到一个骗子，对方假装认出他是儿时好友，给他提供刀具和其他厨房用具，只是为了更好地骗他的钱；或者在巴黎北郊的 T1 有轨电车上，他听到一名女性对着手机对丈夫说：“亲爱的，别忘了冰箱里有一块烤牛肉！”

这些地方所激发的忧郁感，被其描述中时而带有愉快偏执色彩的幻想所缓和。自嘲伴随着这些微小的顿悟。有人邀请他参加一场老人的聚餐，因为他到了那个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拉基斯 CONSTANTIN ALEXANDRAKIS 《恶魔的款待》 L'HOSPITALITÉ DU DÉMON Folio, 258 pp., 8,60 €。

「基础泪液由水、氯化钠（盐）、氯化钾、油脂和黏液组成。反射泪液的成分相同，但抗体水平更高，以对抗外部侵袭。」

小川洋子 YÔKO OGAWA 《掌心中的沉睡场景》 SCÈNES ENDORMIES DANS LA PAUME DE LA MAIN 由 Sophie Refle 从日语翻译，Babel 288 pp., 9,10 €。

「我从十九岁开始担任女伴，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其他工作，甚至没有过一份暑期兼职。我只知道这一行，因此我的职业生涯相对而言非常漫长。」

分歧 DIVERGENCE

年纪。一名相当年轻的女性住在停车场里，身边放着一辆装满物品的手推车，她对他喊道：「您是来这里进行周日贫民区小游的吗？您以为我没注意到您的把戏，注意到您是如何穿过停车场来到我面前的吗？」当他辩解时，她变得愤怒并对他说：「当然了，您来这个停车场闲逛是为了那些小花，为了蝴蝶，为了孟加拉虎！」他感到惊讶，但她并没有说错：他随后在别处发现了一具老虎尸体，结果那是一只等身大小的毛绒玩具；或者发现了一丛覆盖着蝴蝶的燃烧灌木，而他原以为这些昆虫像许多其他物种一样已经灭绝了。

村庄与骷髅头。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随处可见滚球场、肯德基 (KFC)、巴勒斯坦旗帜以及谴责加沙“‘种族灭绝’”的口号。遗憾的是，这些高尚的情感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纯粹。倒数第二个长镜头再次回到伊夫里 (Ivry)，扫视了市议会周围设立的一个“协会村”，其中“七个帐篷在前一晚被纵火焚烧」：「起初，我被这里呈现的民族万花筒和烤肉烟雾中散发出的温暖氛围所吸引；随后，当我从一名微笑的年轻女性那里买了一根以某种方式献给巴勒斯坦事业的merguez香肠时，我意识到，虽然通过众多摊位和无数旗帜，后者的存在感无处不在，但另一个同样遭受苦难的民族却完全缺席。一张瓦兹河谷省 CGT 部门联盟的海报采用了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风格——‘一名士兵也不出，一欧元也不出，一件武器也不出，我们拒绝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将乌克兰的盟友、欧洲和北约也贬低在内，将他们的标志（指南针和星星）与两个骷髅头人物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远方的巴勒斯坦人万岁，但在法国这里，宁愿选择俄罗斯人而非死者。随后，这位作家「带着冷却的热情」观看勒阿弗尔说唱歌手麦地那 (Médine) 的演唱会，「他的肢体动作、浓密且尖锐的胡须、过于宽松的服装进一步夸大了他的体格，就像他的歌词一样，表达了一种目标模糊的弥散性愤怒，而他的观众显然对此认同」。

在行走的过程中，他同样（不）规律地撞见一些不知是谁写给谁的句子。这些句子在墙上、在书页中闪烁。内容从“人类种族的灭绝”到“鸡，我只爱烤熟的”。他最喜欢的一句，“也是最令人幻灭的一句”，依然留在伊夫里（Ivry），在那个失落之城的花坛里。这就像是人类发送到寂静且无垠的宇宙中的那些信息，无论是否随加加林一同前往：“对我而言，乌托邦从定义上讲就是一座不存在的岛屿。那么，为了让这里变得更好，我能做什么？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我试着对人们保持得体和友善。仅此而已。”

让·罗兰（JEAN ROLIN）《加加林》（GAGARINE） P.O.L 出版社，221 页，19 欧元。

喀麦隆的背叛：海姆利·布姆将祖国的政治历史与女性命运交织

作者：玛丽亚·马拉加迪斯 (MARIA MALAGARDIS)

海姆利·布姆 (Hemley Boum) 一定储备了巨大的爱，才能创造出如此令人依恋的人物，并在他们面对弱点或懦弱时给予如此多的理解，且能构思出如此强烈的人物关系。在《我们的野蛮生活》(Nos vies sauvages) 中，不要试图在好人与坏人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使是两位主要女主角也有缺陷，会犯错。而那位权力至上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作为政权的可怕守护者，也并未被漫画式地丑化，他捍卫自己的观点：“人民在受苦，真是个好笑的笑话！[...] 这里每个人都能吃饱，他们在抱怨什么？”但他也同样在犯错，同样将被自己的陷阱所困。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关于背叛与幻灭的小说。这些背叛与幻灭贯穿了喀麦隆三十多年的历史。那是为了推翻独裁统治而进行的失败斗争，却始终未能削弱现年 93 岁、自 1982 年起执政的总统保罗·比亚 (Paul Biya)。

九旬幽灵。海姆利·布姆原籍喀麦隆，现定居巴黎，她构建了一部潜入故国历史的独特作品。熟悉喀麦隆的人会在她的这部第五部小说中发现那些“夭折革命”的主要片段，这些片段点缀在故事所提及的漫长时期中。从当地称作“余烬之年”的 90 年代（即独立后的首次反抗时期）直到今天。许多参与这些重复性危机的角色同样出现在这部虚构作品的名单中。有些人只是昙花一现，而另一些人则显然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使用了化名。不过，无需了解喀麦隆及其历史，也可以沉浸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

因为海姆利·布姆的力量在于她将人物的私生活与他们面临的政治波折交织在一起。书中还有家庭故事，有结合又分离的情侣。尤其是那些拒绝保持被动、拒绝满足于被赋予地位的女性。然而，她们并未能逃脱男性的暴力，这种暴力在私密领域重演了在残酷警察政权统治下的公共生活中的暴力。

总统“很少杀死他的反对者。他满足于将他们变成贪婪、卑微、恶臭的人。”

小说核心的两名女性起初是对手。她们最终将走到一起。一方是才华横溢的律师恩多洛·埃林比 (Ndolo Elimbi)，她投身于反对派，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她被亲近之人背叛，被政权追捕。另一方是警监泽纳布·恩丹 (Zeinabou Ndam)，她深受国家安全局强大首领的宠爱，负责监视恩多洛。直到后来她救了恩多洛。而这，便是她的背叛。

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个有害的人物，那就是这个统治着国家的九旬幽灵。

他操纵着追随者与反对者的分歧。在每一次提及的危机中，他的阴影都挥之不去。他以真实姓名出现。不可撼动的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在书页间不断地浮现。他神秘且经常不在国内，“很少杀死他的反对者。他满足于将他们变成贪婪、卑微且恶臭的人。”从根本上说，最糟糕的一次背叛就是他的背叛，是他不断摧毁的那些希望，“在腐败与暴行的恶臭之中”。喀麦隆社会始终在受挫的愤怒与幻灭之间摇摆。然而，这部小说中既没有宿命论的悲观，也没有面对这场黄昏独裁政权之碾压时的无奈。故事在希望与爱的基调中结束。海姆利·布姆（Hemley Boum）属于新一代喀麦隆女小说家，她们更新了此前显得有些沉闷的文学景观。一些女性笔触脱颖而出，如美籍喀麦隆人因博洛·姆布（Imbolo Mbue）或贾伊利·阿马杜·阿马尔（Djaïli Amadou Amal），她们也经常从生活现实中汲取灵感，但与国家历史的政治动荡保持着距离。

将黑暗时代人性化。这使得《我们的野蛮生活》（Nos vies sauvages）的作者所占据的位置更加独特。从她的第二部小说《游击队员》（Les Maquisards, 2015）开始，她就提及了独立战争的黑暗时光。这是一页长期被视为禁忌的历史。在《日子流逝》（les Jours viennent et passent, 2019）中，人们再次发现了这个国家坎坷的命运。最后，在《渔夫之梦》（le Rêve du pêcheur, 2024）中，则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悲剧。每一次，私人生活的强度都带来了那份人性化黑暗时代的灵魂补充。正如扉页上引用歌手蕾哈娜（Rihanna）的话那样：“我们在绝望之地找到了爱。”

海姆利·布姆（HEMLEY BOUM）《我们的野蛮生活》（NOS VIES SAUVAGES） Gallimard 出版，333页，22 欧元（电子书：13,99 欧元）。

书籍 / 口袋书

热罗姆·德尼斯（JÉRÔME DENIS） 大卫·庞蒂耶（DAVID PONTILLE） 《事物的照料：维护政治学》（LE SOIN DES CHOSES. POLITIQUES DE LA MAINTENANCE） La Découverte poche 出版 400页，13,50 欧元。

“但我们真的能够细腻地描述人类与事物之间维持的关系吗？例如，关于维护一辆老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确切地知道多少？”

暴风雪之居：一名岛上的流亡女性

作者：比尔古尔·奥古兹（Birgül Oğuz）

作者：弗雷德里克·鲁塞尔（FRÉDÉRIQUE ROUSSEL）

“0 是的，我说，我这就来。”语气干脆。可以感觉到这是一段电话对话的结尾。仅仅几个小时后，叙述者丹尼兹（Deniz）带着她的行李箱出现在火车站站台上。她的目的地是一个与首都相连的小岛，远离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在那里，这位文学教授成了土耳其大学一次清洗行动的受害者。这几乎是比尔古尔·奥古兹首部译成法文的小说中唯一能搜集到的外部信息。《车站》（Station）讲述了人们在生命中偶尔可以采取的“暂停”状态。讲述的是在心碎之时，人们如何将头埋在枕头下。“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关注新闻了，每次看新闻，都像有人往我头上倒了一大桶垃圾。”

她的朋友尼哈尔（Nihal），也就是给她打电话的人，说服她来岛上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据推测，那是伊斯坦布尔东南部的王子群岛之一。尼哈尔因出国工作将离开几个月，她拥有一栋所谓的“车站之家”（maison-station），其中一间卧室提供给暂时没有住所的女性居住。事实上，她在国外时也是住在另一栋“车站之家”里。丹尼兹初看之下并无讨喜之处，她认为这里的装修过于繁琐且不合口味。她在大学时的同学就觉得她过于自信且轻蔑。因此，这两位朋友二十年来的接触一直相当冷淡。但尼哈尔在第二天一早便起飞离境。

《车站》以这个处于两难境地、失去了工作且迷失方向的女性视角展开，具有一种内省的质感。丹尼兹很快适应了这座房子，以及内部带有炉灶和杂草丛生花园的温馨环境。她不愿社交，然而一只名叫“阿米”（Amie）的老流浪狗很快接纳了她。清晨，这对搭档会沿着小径走向砾石海滩，或者沿着林间小路登上高处，俯瞰伊斯坦布尔南边界的红色山丘。不久，冬天降临，暴风雪中断了渡轮的往来，迫使阿米蜷缩在壁炉旁。

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巧妙地避开了丹尼兹孤独且沉思的处境可能引发的同情。她的自私显露了出来。在三周的时间里，她没有给尼哈尔任何消息，而后者在要求她好好照顾房子的条件下，慷慨地为她提供了住所。如果这不是丹尼兹对待他人、对待生活以及她遇到的少数居民的一贯态度，人们几乎可以理解这种想要断联的心情。很久以前，在青春期之前，她在南岛度假时忍受了母亲的忽视。“对某些人来说，真正的天堂就是流浪。”她的母亲经常在不通知她的情况下长时间散步，也不回来为她准备午餐，最终有一天将她远远地抛在身后。“真正让我痛苦的是，我并不在那些让她感到快乐的事物之中。”然而，在暴风雪之中，有人敲响了“车站之家”的门：一名12岁的少女出现在了这片景象中。

比尔古尔·奥古兹（BIRGÜL OĞUZ）《车站》（STATION） 土耳其语译本，译者：Ozsu Riv Do出版社，150页，17欧元。

克里斯蒂安·诺瓦克，克罗地亚四重奏：移民暴力背景下的异族之恋

作者：弗雷德里克·凡谢特（FRÉDÉRIQUE FANCHETTE）

在克罗地亚布科夫多尔（Bukov Dol）一个罗姆人村庄最糟糕的街区，

1992年。尼科斯·埃科诺普洛斯（NIKOS ECONOMOPOULOS）。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

一位母亲在自家的墙上作画，沿着裂缝勾勒图案。她是阿尔比娜，一个精神半失常但能洞察未来的女人。她唯一的儿子桑迪（Sandi），20岁，是书中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人物。他渴望摆脱现状，为了生存涉足各种非法交易，在追求纯洁与被社会决定论及暴力裹挟之间挣扎。他并不作画，但在生死悬于一线之时，他将自己的生存视作一张致命的蜘蛛网。他请求帕皮·鲁道夫（Papi Rudolf）——米莱娜（Milena）的祖父，米莱娜比他年长，是来自邻近“白人”小镇萨博尔恰克（Sabolscak）的情人——帮他一根根剪断将他与过去相连的丝线。就这样，这个年轻罗姆人的阴郁旅程在逆向叙述中展开，而这段近期的、异族的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爱情，则为之带来了光亮。

“这个诅咒之词”。线条、丝线，以及地下室里的走廊与孔洞。这里的地形增加了环境的匮乏感。有时土地会坍塌，布科夫多尔和萨博尔恰克曾是矿业村。米莱娜在描述后者时说：“从空中看，它一定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母狗，在河边喝过水后就死在不远处，四肢向着水面伸展。中间有一座教堂，几个苦路像，一个邮局，两家小酒馆。”前者曾是后者的郊区，如今则完全由罗姆人居住。吉普赛人，但其中最美的一位，毫无修饰地、不带任何正统的扭曲，潜入了这个习惯于贫困、暴力和封闭式互助的社会。

出生于1979年的克里斯蒂安·诺瓦克（Kristian Novak）的第二部译作，其意义远超社会探索。克罗地亚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边境的这片小区域，正处于移民路线上。在森林中发生的一起双重谋杀案后，巴尔干地区所有悲剧性的时事随之涌入。作者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四个稳固的人物构建了他的小说：桑迪、米莱娜、一名来自萨格勒布的年轻警察，以及一名非法移民努扎特（Nuzat）。随着犯罪调查的推进，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真相将逐渐显现，但也是通过断断续续的方式被构建出来的。

作为一部社会小说和黑色小说，如果缺乏诗意维度，这位克罗地亚作者的作品将不会如此引人入胜。书中的事物经常被描述得像梦境一般，爱情的表达则极其简单。在两人相识之初的一个夜晚，悲伤笼罩了米莱娜。她打开窗户听音乐，听到柳巴·阿里契奇（Ljuba Alicic）那首副歌略显“粗俗且可怜”的歌曲：“如果这让你父亲困扰 / 如果他告诉你你错了 / 告诉他，噢我的亲爱的，他是吉普赛人，是的，但他是最美的一个。”桑迪的情人继续写道：“让我难受的不是‘吉普赛人’这个词，也不是‘最美的一个’。而是两者之间的那个词，那个诅咒之词，‘但是’。这是一个入侵者，一个恶毒的词。在谈论人们时，不应该给它留位置。如果你处于这个词的错误一侧，它将永远把你与积极的意象隔离开来。”

伊斯兰国的目标。面对她在工作的理发店里顾客们的阴险言论，米莱娜的勇气令人钦佩。桑迪同样勇敢，作为一名不受欢迎的夜行者，他随时可能遭到克罗地亚种族主义者的巡逻袭击。而勇气不分国界，努扎特亦然，这位石匠曾在摩苏尔博物馆工作。他将土库曼族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身后。作为一名库尔德人，他是伊斯兰国（Daech）的目标，因为这部于2016年在克罗地亚出版的小说参考了2014年的背景。

在出版商网站的一次采访中，克里斯蒂安·诺瓦克（Kristian Novak）回答了一个人们忍不住会提出的问题：克罗地亚的罗姆人对这部引起轰动的书籍出版有何反应？“克罗地亚罗姆社区内部唯一的负面反应来自罗姆少数群体的议会代表，他是执政联盟的成员，他要求将该书撤出销售[...]。他承认自己并没有读过这本书。相反，读过这本书的罗姆人在面对‘我的故事传播仇恨’这类指控时，为我辩护。我那时得知有人评价我：‘他拥有一颗吉普赛人的灵魂’——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话。”

克里斯蒂安·诺瓦克（KRISTIAN NOVAK） 《吉普赛人，但是最美的一个》 （TZIGANE, MAIS LE PLUS BEAU DE TOUS） 克罗地亚语译本 译者：克洛伊·比隆（Chloé Billon） Les Argonautes 出版社，510 pp. 24,90 € (ebook : 13,99 €).

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新右翼极端主义》 （LE NOUVEL EXTRÉMISME DE DROITE） 序言：埃德威·普莱内尔（Edwy Plenel） 德语译本 译者：奥利维尔·曼诺尼（Olivier Mannoni） Champs essais, 128 pp., 7,60 €.

“你们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我，或者现在问我，对于右翼极端主义的未来我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因为它过于倾向于沉思。”

《欲经》（KÂMASÛTRA） 《恰如一匹疯马》 （EXACTEMENT COMME UN CHEVAL FOU） 译者并导读：弗雷德里克·博耶（Frédéric Boyer），P.O.L

formatpoche, 416 pp., 14 €.

“她将发间的花朵落在你身上 她灿烂地笑着 呼吸急促 她将胸脯压在你的胸前 脸贴着脸 低着头 越来越近 你曾对她做的一切 现在由她为你而做。”

演讲

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 (LASZLO KRASZNAHORKAI) 《天使的话已经说够了！》(ASSEZ PARLÉ DES ANGES!) 诺贝尔奖演说 2025 Traduit du hongrois par Joëlle Dufeuilly Gallimard 出版社，36页，10 €。

En 2025,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因其“在末日恐怖之中再次肯定艺术力量的、令人着迷且具有前瞻性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的演说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会总结自己对小说的看法吗？并非如此。这位《撒旦之舞》(Tango de Satan) 和《战争与战争》(Guerre & Guerre) 的作者带来了一场讽刺且富有意象的沉思：“我最初希望与各位分享我对希望的思考，但由于我已经彻底耗尽了所有关于希望的库存，我将转而谈谈天使。”昔日的天使，作为“上天的使者”，“其本身就是发送给那些信仰某种事物之人的信息”。而现在，“新天使”既没有翅膀也没有长袍，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传递。这个“被牺牲的天使 [...] 知道这里有战争，战争，唯有战争”。随后，在描述柏林地铁里一名警察与一名流浪汉之间的距离之前，克拉斯纳霍凯谈到了“人类的尊严”以及我们物种的创造天才，“凭借你亲手创造的那些摧毁想象力的工具，你现在只剩下短期记忆了”。Cl.D.

小说

罗曼·阿吉莱拉 (ROMAIN AGUILERA) 《罗克珊》(ROXANNE) Buchet Chastel 出版社 160页，17,50 €。

在《警察》(Police) 的一段情节中，一名男子试图说服一名妓女改变生活。罗曼·阿吉莱拉的这部处女作与之颇为相似。罗克珊在马赛小时候跑步时摔了一跤，从此嘴上留了一道疤痕。就在那一刻，她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段旋律。这成了触发点，“就在那时，她开始在吉他上寻找那段即兴重复段 (riff)”。疤痕与即兴重复段如此相似。后来，罗克珊成了瘾君子。在结束戒毒治疗后，她感觉自己被抛入了虚空。一名治疗师递给她一把吉他，她重新驯服了它。离开后，她收了一名学生，找了一位情人。生活的这些阶段就像一个个小快照，以短句的形式出现，在页面上分布得非常稀疏，这些页面几乎是空白的，像是赋予罗克珊新生活的馈赠。况且，这也是书的结尾：“于是，她在空白的一页上，画了一个新的高音谱号”。N.A.

叙事

乔伊·索曼 (JOY SORMAN) 《原始生活》(LA VIE BRUTE) Flammarion 出版社，192 页，21 欧元。

面部肌肉下垂，打破了面部的绘画统一感。伊雷娜·热拉尔 (Irène Gérard) 从一件复制品和一种冲动出发，在画布上将元素碎片化，无论是鼻子、嘴巴还是眼睛。坐在她身边的乔伊·索曼看着她忙于这项如同“抄写僧侣”般的工作。一年时间里，她静静地观察着她的动作——她“很难理解伊雷娜”，这位出生于 1958, 年的神经多样性艺术家，在由让·杜布菲 (Jean Dubuffet) 理论化的“原生艺术”作品中，成功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性表达”。伊雷娜·热拉尔曾是一名工人，于 2007 年加入了 La S，“一个通过艺术实现解放的实验室和场所”。该场所位于比利时阿登地区，接待着“约四十位精神特质独特的艺术家”。乔伊·索曼是在参观洛桑原生艺术收藏馆时结识了 La S 的艺术家，其中包括伊雷娜·热拉尔。这个故事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一次（碎片化的）相遇，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她，但我们平静地面对面坐在一起”。C.G.-D.

在 LIBÉRATION.FR 上

文学周：周一，是诗歌时间，由纪尧姆·布萨尔 (Guillaume Boussard) 翻译的卢克莱修 (Lucrèce) 的《物性论》(De natura rerum)，即《自然之诗》(Seuil)。周二，科幻方面，在托马斯·冈齐格 (Thomas Gunzig) 的《幽灵》(Spectres) 中进入另一个维度 (Au diable Vauvert)。周三，为年幼的孩子们准备的，在阿里克斯·德·梅扎马特 (Alix de Mezamat) 和克莱门斯·特罗斯文 (Clémence Trossevin) 的《从早到晚》(Du matin au soir) 中体验孩子视角的一天 (Didier Jeunesse)。周四，轮到侦探小说和一名针对老年人的杀手，在薇薇卡·斯滕 (Viveca Sten) 的《冬末》(A la fin de l'hiver) 中 (由 Amanda 和 Anna Postel 从瑞典语翻译，Albin Michel 出版)。

书籍/

埃杜阿尔·路易：“安妮·卡森写索福克勒斯与写罗莎莉亚一样多”

采访记者：ADRIEN NASELLI

2019年，埃杜阿尔·路易（Edouard Louis）主动将加拿大作家、周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作品《安提戈尼克》（Antigonick）译成法文。在希望让法语读者能够接触到这部作品的驱动下，他将译稿提交给了 l'Arche 出版社，随后在2021年又翻译了《特洛伊的诺玛·简·贝克》（Norma Jeane Baker de Troie）。这位作家目前正在翻译《诺克斯》（Nox），这是一本出版于2010年的“书籍物件”，安妮·卡森在书中纪念她已故的哥哥。2023年，应奥斯陆文学之家的邀请，两人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失去兄弟的表演。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谊。您对安妮·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何反应？

这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她的作品与众不同。她的作品具有原创性、深度且极具挑战性。虽然这些作品并非总是易于接触，但在我看来，机构的职责正是要发掘那些尚未被广大公众阅读的文本。许多奖项仅仅满足于奖励那些预先按照畅销书格式写就的书籍……

您是如何发现她的书的，又是如何决定翻译她的作品的？

我是八年前在美国偶然发现她的。当时我准备乘坐巴士旅行，买了一本《安提戈尼克》打算在旅途中阅读。书名吸引了我，而文本则令我沉醉。突然，在我的旅途中，一场暴风雪导致道路瘫痪了十多个小时。我拿出电脑，开始疯狂地翻译这段文本。后来，我联系了 l'Arche 出版社，建议他们在法国出版，因为当时在法国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书籍可买。卡森的创造力令我折服。我们都知道《安提戈涅》的开场戏，其中她与姐姐争吵，因为安提戈涅想要埋葬她的哥哥，而伊斯墨涅提醒她没有这个权利。在卡森的版本中，两姐妹在对话中提到了哲学家黑格尔。奇怪的是，这看起来竟然很合理。有一天，导演伊沃·范·胡夫（Ivo van Hove）想排演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于是打电话给安妮·卡森，请她做一个新译本，因为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希腊研究专家。她回答说：“我已经做过一个译本了，书名叫《安提戈尼克》。”伊沃对她说：“是的，但这不完全是索福克勒斯的翻译，因为在第一场戏中，两姐妹在谈论黑格尔。”安妮·卡森反驳道：“这就是索福克勒斯文本中写的内容。我只是在翻译。”她经常从古希腊文学出发并对其进行颠覆，比如她将特洛伊的海伦与玛丽莲·梦露进行对比……

她的写作中有一种瑰丽的疯狂。卡森将古代与当代的引用、正统文化与流行文化融合在一起。她写荷马的篇幅与写凯瑟琳·德纳芙的一样多，写索福克勒斯的篇幅与写歌手罗莎莉亚（Rosalía）的一样多。在她的书《特洛伊的诺玛·简·贝克》中，尽管相隔数千年，特洛伊的海伦和玛丽莲·梦露是同一个人：两个同样成为男性暴力和审美指令对象的女性。就好像通过这个故事，卡森在提醒我们男性统治在历史中的延续。

翻译她的文本涉及怎样的工作？

鉴于她的写作所依托的博学以及无数的引用，翻译她的作品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我有时必须重新钻研约瑟夫·康拉德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以确保语调和措辞准确。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很多交流。尽管如此，她的书中有一种非常流畅、直接的维度。安妮·卡森并不试图去“创作文学”。她只是在写作。正因如此，这才是文学。几个月前，我开始翻译《Nox》，这是一本关于她哥哥的书，他为了逃避司法追捕，在假名下生活了数十年，最终在哥本哈根去世。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以一个盒子的形式出版，其中汇编了关于她哥哥的笔记。在我看来，这是21世纪最令人心碎的自传作品之一，在我撰写关于我自己兄弟去世的《崩溃》（l'Effondrement）时，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G.-K. THORBJÖRNSSON 路透社

她的作品承载了怎样的政治信息？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她作品在形式上极具创造性，但这不应让我们忘记其政治力量。在她宏大的著作《红色的自传》（Autobiographie du rouge）中，她构思了一段两个小男孩之间的同性爱情故事。她经常写作关于被支配和暴力所禁锢的身体与生命。

您在人性层面会如何描述她？

安妮非常幽默，但也非常内敛。我的意思是，她为写作而生，并不喜欢这个职业所围绕的一切，比如社交场合和各种会面。她与伴侣一起隐居在冰岛，住在一家可以俯瞰自然风光的房子里。有一天她告诉我：当我不在工作时，我会思考这个世界和我自己，而这正是我最想避免的事情。

销售情况

Datalib图书畅销榜（10月2日至8日当周）

排名变动< / td><>书名<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销量< / >< / tr><><>1< / ><>(22)< / ><>《大象》（L'Eléphant）< /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 ><>Gallimard< / ><>01 / 10 / 2026< / ><>100< / >< / ><><>2< / ><>(17)< / ><>《创始人》（Le Fondateur）< / ><>朱利亚诺·达·恩波利（Giuliano Da Empoli）< / ><>Gallimard< / ><>01 / 10 / 2026< / ><>99< / >< / ><><>3< / ><>(1)< / ><>《要么如此，要么死亡》（C'était ça ou mourir）< / ><>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 / ><>Grasset< / ><>19 / 08 / 2026< / ><>72< / >< / ><><>4< / ><>(0)< / ><>《露！奏鸣曲》，第3卷（Lou! Sonata, tome 3）< / ><>朱利安·尼尔（Julien Neel）< / ><>Glénat< / ><>07 / 10 / 2026< / ><>61< / >< / ><><>5< / ><>(245)< / ><>《西方人》（Homo Occidentalis）< / ><>富尔凯与拉比诺维奇（Fourquet et Rabinovitch）< / ><>Seuil< / ><>02 / 10 / 2026< / ><>60< / >< / ><><>6< / ><>(3)< / ><>《我们也是》（Nous aussi）< / ><>安妮·戈达尔（Anne Godard）< / ><>Actes Sud< / ><>19 / 08 / 2026< / ><>53< / >< / ><><>7< / ><>(337)< / ><>《每个人》（Chacun）< / ><>让-保罗·杜波依斯（Jean-Paul Dubois）< / ><>L'Olivier< / ><>02 / 10 / 2026< / ><>50< / >< / ><><>8< / ><>(2)< / ><>《世纪大劫案》（Le Casse du siècle）< / ><>莎拉·克纳福（Sarah Knafo）< / ><>Fayard< / ><>02 / 09 / 2026< / ><>46< / >< / ><><>9< / ><>(758)< / ><>《她们》，第4卷（Elles, tome 4）< / ><>斯托卡特与图森（Stokart et Toussaint）< / ><>Le Lombard< / ><>02 / 10 / 2026< / ><>45< / >< / ><><>10< / ><>(4)< / ><>《沃尔登家族》（Le Clan des Walden）< / ><>凯瑟琳·默里斯（Catherine Meurisse）< / ><>Dargaud< / ><>18 / 09 / 2026< / ><>34< / >< / table>

面对开学季引发的那些极具当代感的疑问（大致是：AI是否会杀死作家？），看到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这位“稳健之选”跻身榜单，并非没有趣味。《大象》占据一席之地，其体量看似庞大（尽管作者身高1,98米，但其新书仅112页），与朱利亚诺·达·恩波利仅一步之遥，而后者在《创始人》中显然更契合时代（书中的“创始人”是一位科技巨头，而“大象”则是“沙漏出版社”的翻译和校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Gallimard出版社都是赢家。此外，还应注意到热罗姆·富尔凯和鲁本·拉比诺维奇的《西方人》（腰封上提出了一个宏大的问题：“我们变成了什么样？”）以及稳健的让-保罗·杜波依斯的《每个人》取得了突破，后者讲述了一名56岁的心脏科医生在听卢·里德的音乐时，思念其失踪伴侣的故事。本周，读者们似乎处于十字路口，在对未来的焦虑与对过去的避风港之间摇摆。T.St.

来源：Datalib和Adelc，基于366家一级独立书店的样本。统计的新书数量（不含口袋书、教科书、指南、游戏等），总计92 848种不同书目。括号内为该书前一周的排名。加粗部分：该书销量相对于榜首的基数 100, 计算。示例：《创始人》的销量相当于《大象》的99 %。

活动预告

周日16时30分，在利拉斯女性主义电影节（Le Garde-Chasse电影院），约瑟芬·塔西（Joséphine Tassy，《不愿者》，《偶像破坏者》）与艾丽莎·鲁塔（Elisa Routa，《三只小猫》，Bayard）将进行会面。周一17时，海姆利·布姆（Hemley Boum）将在克莱蒙费朗的Les Volcans书店（80, bd François Mitterrand, 63000）介绍其作品《我们的野蛮生活》（Nos Vies sauvages，Gallimard）。同日19时，圣地亚哥·阿米戈雷纳（Santiago Amigorena）将在Guetteurs de vent书店（108, av. Parmentier, 75011）探讨《疯狂之树》（Arbres fous，P.O.L）。

“我们曾在一起”：好友埃马纽埃尔·兰贝特

作者：克莱尔·德瓦里厄 (CLAIRE DEVARRIEUX)

关于“最好的朋友”的第一张照片，是一只狗。不需要说明文字，它就待在门廊上。不必担心。埃马纽埃尔·兰贝特 (Emmanuelle Lambert) 的父亲“习惯于说，它不是一只看门狗，而是一只迎客狗”。作者补充道：“它经常站在家门口，仿佛被某种失业保安般的模糊倦怠感所充盈，期待着远方想象中的羊群到来，以至于任何访客只要跨过大门，就会立刻获得一场喧闹的欢迎，其中充满了某种来自远古时代的本能感”，而此时，大门发出吱吱声，迈拉 (Maira)——这位“最好的朋友”出现了：“啊，该死的，玛努 (Manu)，快把你的狗叫回来，它在我身上流口水，简直太恶心了！”那些如此优雅、如此平衡的句子，突然被来自过去的碎片化声音所穿插。这使得这本书既欢快又令人心碎。

在滑雪班的照片中，穿红色派克大衣的是埃马纽埃尔还是迈拉？再往后，在两名成年人的合影中，右边那位真的是埃马纽埃尔吗？不，那是她的母亲。对于陌生人来说，家庭照片或许能激发浪漫主义灵魂的遐想，但它们也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人们无法在其中找到方向。它们是不透明的，无法独立存在。因此有了“追溯与回响” (Poursuites et Ricochets) 系列，旨在让“家庭照片与文学进行对话”。继玛丽-海伦·拉丰 (Marie-Hélène Lafon) 和塞尔日·蒂塞隆 (Serge Tisseron) 之后，埃马纽埃尔·兰贝特也从记忆之盒中挖掘素材。她选择的不是最精美的快照，而是最令人心动的、最能与她产生共鸣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数字化“大淹没”之前，因为这两位好友都出生于1975年：“我们是最后一代拥有稀有影像的人类。”

“我们的父亲很像”。埃马纽埃尔·兰贝特和迈拉（题词告诉我们她叫迈拉·穆奇尼克 Maïra Muchnik）在6岁时相识，当时她们在埃皮奈-叙尔-奥尔日 (Epinay-sur-Orge，埃松省) 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CP)。迈拉是一个小团体的头领，而埃马纽埃尔在开学很久之后才到校，因此不得不忍受成为“新同学”的煎熬。她的父母

“这种在所有艺术形式中都被如此美化、如此探讨的热情，一直以来就是她，她就是敌人，我们种族的敌人。”

在社会住房 (HLM) 和独立住宅之间搬迁，她的母亲“在郊区的一家大型超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招聘员工作”。在迈拉家，父亲是农艺工程师兼诗人，母亲是心理学家兼精神分析师。他们是阿根廷人，在小女儿出生六个月后，一夜之间逃离了独裁统治，且从未提及流亡之事。直到80年代起，他们才得以重新回到家乡并与家人团聚。在一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拍摄的照片中，前景里有一个背对着镜头的军人。

而迈拉（Maïra）的祖先则是为了逃离乌克兰和波兰的屠杀而逃亡，他们最终登上了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而非他们所期望的纽约。在埃马纽埃尔（Emmanuelle）这边——她对此很满意——家族树则显得混乱且略带争议，正如她在2021年的《我父亲的儿子》（Le Garçon de mon père）中所详述的那样。两位好友的父亲在照片中被拍得很远，几乎看不清，但他们实际上如此亲近且热情，“我们的父亲很像，他们用好奇且开放的心态填满了房间”。埃马纽埃尔·兰贝特（Emmanuelle Lambert）的父亲已经去世，迈拉在此时为了缅怀他。后来，她们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生活：阅读与写作。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她们在教室里并肩而坐，形影不离。顺便向法语老师“萨维尼亚克先生”（Monsieur Savignac）致意。稳重的迈拉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一个”），而冲动的埃马纽埃尔则是个随性的学生，凭借着同伴的帮助和一些小计策，维持着“合理的平均分”。拥有惊人美貌的迈拉在15岁时陷入了一个巴黎名门之子的掌控——当时人们还不谈论“精神控制”这个词。埃马纽埃尔则培养着“与男孩们的男性化友谊”。她在《最好的朋友》（La Meilleure）以及她的其他著作中，思考什么是“女性的命运”。“我现在认为，这样远离同性保护了我，”她写道，并抨击了那个一直强加给她们这一代人的理想：激情。“这种在所有艺术形式中被如此美化、如此探讨的激情，一直以来，正是它，才是敌人，是我们这个族群的敌人。”

结婚与离婚。在她们郊区那个令人安心的世界里，“所有填充孩子们缓慢生活的事物”重新浮现。岁月流逝，出现了“青春期的好友”，一群女孩冲向巴黎拉丁区的电影院，“在那个年纪，我们拥有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一起”。她们一起购物，买下照片中那件波点裙，交换口袋书。

埃马纽埃尔和迈拉结婚太早，离婚，然后重新开始。“几年前，我们带着还是婴儿的儿子回到埃皮奈（Epinay），带着他们的婴儿车、安抚巾、尿布，包里装着点心，守护着这两个小身体，而他们身体的大小与维持其舒适所需的庞大配件量成反比。”镜像、见证者、童年好友、最好的朋友，是流逝时光的守护者。

埃马纽埃尔·兰贝特（EMMANUELLE LAMBERT）《最好的朋友》（LA MEILLEURE） Lamaindonne 出版社，《追逐与反弹》（Poursuites et Ricochets）系列 90页，20欧元。

文学节：书籍的抵抗口袋

尽管多项研究表明法国人的阅读量在下降，但书籍相关的活动依然非常受欢迎，并成为了书商们的重要约会。《解放报》借本周末在格拉迪尼昂（Gradignan）举行的“口袋阅读”（Lire en poche）文学节之际，对此进行了回顾。

九月，在南锡举行的“广场上的书”文学节。 摄影 ALEXANDRE MARCHI MAXPPP

作者 CHARLINE GUERTON-DELIEUVIN

在阅读习惯不断下降的数据提醒人们的时代，这些活动依然人满为患，难以被忽视。尽管这看起来很矛盾，但文学节依然具有吸引力，并成为了法国各地人们每年忠实参加的盛会。在吉伦特省格拉迪尼昂举行的“口袋阅读”文学节直到11 octobre结束，本届为第21届；在过去的十二年里，该节的访客人数从20000人增加到32000人，增长了50 %（见下方侧栏）。

这次向北移至马恩-瓦兹省的文森市，人群涌向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他们被她的名气、多产的作品以及她在“美国文学节”（America）上的罕见现身所吸引，该文学节旨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位88岁的作家于25 septembre首次出席该活动，这是在她的出版商菲利普·雷（Philippe Rey）以及2002.年该活动的创始人弗朗西斯·热法尔（Francis Geffard）的多次邀请下促成的。总计，该作家举办的两场讲座吸引了1200人参加——在为期四天的庆祝活动中，共有约45000名访客，比两年前增加了5000人。

2025年有85家书店关闭

“也许他们考虑到她的年龄，认为她不会再来了，”刚刚出版了其《写给我的传记作者的信》（Lettres à mon biographe）和《狂热》（Frénésie）的菲利普·雷（Philippe Rey）推测道。他补充说：“我对此不发表评论。她令人惊讶，始终充满活力且生命力旺盛。”一些人的钦佩很快转化为另一些人的销售额：在三天内，她的最后两部著作售出160本，其中80本是在一小时内完成签名的。“对于一个只举办了两场讲座且签名次数有限的人来说，这太惊人了，”她的出版商说道。在America文学节期间，他售出的书籍总数（包含所有作者）为500本。

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行程安排会影响读者的到访，尤其是影响那些在讲座后组织签名活动的书店的销售额。同意安排这种面对面交流，就能看到营业额的增长。在二十年间，参加“口袋阅读”（Lire en poche）展会的书店和出版商的营业额从51300欧元增长到241200欧元。在南锡举办的、九月文学季规模最大的节日“广场书展”（Livre sur la Place）中，参与展出的六家书店之一的“更美气泡”（Plus Belles les Bulles）也是如此。共同经营者波琳·德巴勒（Pauline Deballe）在回顾2025年的业绩后表示，她周六的营业额增长了20%。“周日，顾客大多是散步的人，并没有计划购买”9月11日至13日期间在场的550位作者中的任何一部小说。然而，此次书展的客流量与去年相当，记录在案的访客人数为135000人。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在2025年的马诺斯克通信展上。JOËL SAGET. AFP

在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延伸出的帐篷下，波琳·德巴勒带来了装有3500本书籍（主要是漫画）的纸箱。她离开时带走了1100本书，而去年是1300本。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算术结果。

最近，她对这种仅在文学节中观察到的销售趋势感到好奇。究其原因，在书店中，销售额正在下降，国家图书中心（CNL）总经理奥利维尔·隆巴迪（Olivier Lombardie）认为这是“由于客流量更加不稳定”以及“购买力下降”所致。2025年，这种下降导致了85家机构关闭，而新开业的仅为83家。CNL在6月发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这是“自开展此类监测以来首次出现净额负增长”。

既然顾客更倾向于在文学节期间购买，书店商们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例如，迪迪埃书店（librairie Didier）的负责人马克·迪迪埃（Marc Didier）——他是南锡此次活动的奠基支柱——将其销售面积扩大了五倍。他的库存接近16000本书，全部是根据“广场书展”总策展人萨拉·波拉奇（Sarah Polacci）设计的文学活动而订购的。根据他的估计，最后还剩下“将近一半”，他解释说，宁可多备一些也不要不足——以免错过销售机会。事实上，活动接踵而至，读者涌向他的摊位，将书籍递给他们最喜欢的作者或电视主持人，例如贾米·古尔莫（Jamy Gourmaud）。他的著作平时不会出现在迪迪埃书店的书架上，但在一个半天的时间里，它们吸引了“持续不断的排队人群”。

马克·迪迪埃（Marc Didier）对他展位上组织的120场签名会取得成功感到欣慰，他并不在意“营业额较去年轻微下降”这一点。他更倾向于将这次代表了“数月营业额”的活动视为一次“资金周转的喘息之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根据Ipsos在2025年为CNL开展的关于法国人与阅读的基准调查，书店购买量较2023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文学活动期间的购买量则增长了3个百分点。对于读者劳拉（Laura）来说，在节庆活动中购书相当于“随心而动”。在America活动或蒙特勒伊（塞纳-圣但尼省）的青少年图书与出版展上，她会被刚刚发现的“新书、作者和出版社”所吸引。至于预算，尽管她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金额，但经常会两手拎满书地离开——这得归咎于作者在场引发的“冲动消费”。

文学正处于一个奇怪的时期，节庆活动的特殊性质似乎能在周末期间吸引人们聚集。南锡的书店店主波琳·德巴勒（Pauline Deballe）无法解释这一悖论，除非是因为场所的亲和力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寻求愉悦、彼此分享并回归可靠价值的需求”，例如友谊——这也是大卫·洛佩兹（David Lopez）最新小说《太阳下的半月》（Demi-Lune au soleil，Julliard出版社）的主题。恰好，他是受邀参加马诺斯克通信节（Correspondances de Manosque）的40位作者之一，该活动在9月23日至27日期间，像去年一样吸引了17000人参加。马诺斯克“我们的疯狂总和”（La Somme de nos folies）书店的联合创始人劳拉·穆沃（Laura Mouveaux）表示，大卫·洛佩兹在舞台上的表现“幽默、坦率且富有感染力”。她与另外15位作者一起接待了他进行签名活动。他说话的风格倾向于与写作风格一致，在讲座结束时，他简要介绍了其“销量良好”的小说。

一个“具体且鲜活”的物件

根据奥利维尔·隆巴迪（Olivier Lombardie）的说法，无论作者是否知名，书在此时变成了一个欲望的对象，“在相遇之后变得具体且鲜活”。劳拉·穆沃（Laura Mouveaux）从未预料到这种热情——如果不在她的书店墙内，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她“在订购的50本书中卖掉了约20本”。“这属于书展的畅销之列。”所有书籍都经过了签名，“如果没有签名，我想我们的营业额会减少一半”，她解释道，并将这五天的结果与圣诞节期间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只不过，销售额在活动前后有所分布：“无论在财务上还是在知识层面上，文学节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马诺斯克“通信”文学节（Correspondances de Manosque）的负责人兼策划人奥利维尔·肖登松（Olivier Chaudenson）说道。

格拉迪尼昂的乌托邦之愿

文学展策展人利昂内尔·德斯特雷莫（Lionel Destremau）表示，选择“对理想的渴望”作为主题，就是“探讨文学的一种力量，即让读者沉醉，将他们投射到一个能够保留一部分乌托邦世界的空间中”。

奥利维尔·肖登松解释说，在文学季期间，必须多次“重新洗牌可见度”，通过构思与初次出书的作家以及那些可能创造惊喜的“低调作者”的相遇——

在“诗意”赞助人马蒂亚斯·马尔齐厄（Mathias Malzieu）的支持下，“口袋阅读”（Lire en poche）文学节本周末将在吉伦特省格拉迪尼昂的曼达维特公园（parc de Mandavit）举行，涵盖成人和青少年展区。预计将有近百位作者出席，包括德尔芬·米努伊（Delphine Minoui）、亚历山德拉·拉布鲁夫（Alexandre Labruffe）、弗洛朗·瓦佐（Florent Oiseau）、尼古拉斯·卡罗（Nicolas Carreau），以及桑德琳·科莱特（Sandrine Collette）、贝内迪克特·盖蒂埃（Bénédicte Guettier）、彼得·海勒（Peter Heller）、约瑟夫·因卡多纳（Joseph Incardona）、托马斯·D·李（Thomas D. Lee）、保罗·林奇（Paul Lynch）、安德烈亚·马拉（Andrea Mara）、谢尔盖·希卡洛夫（Sergueï Shikalov）。所有活动均免费开放。

详细日程请见 lireenpoche.fr

图书 / 口袋书

文学节的配方正在发生变化：名家不再是唯一的吸引力，辩论活动也成为了亮点，参与人数从2025年的27800人增加到了34000人。所选主题往往与时事呼应，例如在南锡开幕式上举办的关于创业者心理健康的讲座。由于场地不足，“有300人被拒绝入场”，总策展人萨拉·波拉奇（Sarah Polacci）说道。另一个例子同样在南锡，与叶夫根尼娅·库兹涅佐娃（Ievhenia Kouznetsova）的见面会——这位乌克兰作家在法国公众中并不知名，却填满了一个拥有百个座位的礼堂。此外，还有一个关于恐怖文学的夜晚，尽管“没有宣布任何受邀作者”，但依然座无虚席。

在萨拉·波拉奇看来，这种增长源于文学节参与者对辩论和对话的喜爱。布雷斯特独立书店“对话”（Dialogues）的负责人卡蒂·若利韦（Cathy Jolivet）观察到，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害怕参加在书店组织的见面会”。那些担心“缺乏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在“文学节的匿名性”中获得自在——她计划在11月书店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举办类似的活动。America的创始人弗朗西斯·热法尔（Francis Geffard）也鼓励这类举措。在他看来，提出一个“由书商构思的文学节”将非常有意义，旨在“凝聚”并“开拓视野”。最重要的是要记住，“阅读支撑着一个社会”。

政治走进空间

雅库布·沙马莱克（JAKUB SZAMAŁEK） 车站（LA STATION）

2026年侦探文学大奖

“一部极其令人窒息的间谍小说。” 《解放报》

POINTS

FOOD/

在北部，estaminets 小酒馆被过度滥用

这些氛围古朴、提供家常菜肴的平民餐厅正重新流行。即便有时因此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变成了一个略显笼统的称呼。

作者：STÉPHANIE MAURICE 和 CLÉMENCE DE BLASI 里尔特派记者 摄影：GUILLAUME BLOT

在法国北部，estaminets（传统小酒馆）像春天的罂粟花一样遍地开花。复古氛围十足，

凭借着北部地道的家常小菜，它们大获成功。以至于一些餐厅不顾常识，为了营销而贴上这个标签。吉尔·吉永（Gilles Guillon）是《estaminets 指南》的作者（新版将于今年秋季出版），对此感到很有趣：“在里尔的证券交易所对面，La Cloche 现在挂了一个‘estaminet’的霓虹灯招牌。Grand-Place 的 Coq hardi 也是如此。”在里尔人的记忆中，这两家都是经典的brasseries（大酒馆），从未是 estaminets。自 2002. 年以来，在他的指南每一版中，整个地区平均记录了 200 家此类酒馆。它们形式各异，有的高档，有的简朴，有的深藏于乡村，有的位于市中心，分布在内法兰德地区、比利时边境沿线或靠近皮卡第的加来海峡省。吉尔·吉永对所有人持开放态度，尽管他知道，关于什么是真正的 estaminet 的定义是一个敏感话题。

9月 17 日，位于 Borre 的 Au bon accueil 小酒馆内部。

壁炉、冰啤酒与热情款待

然而，只要推开门，你就知道自己没有找错地方：在旧货市场淘来的装饰品、款式各异（或统一）的木桌、温暖的灯光，以及在雨天能给人带来慰藉的炉灶或壁炉，还有冰凉的啤酒和热情的款待。这里没有繁文缛节，永远欢迎孩子。盘中盛着的是法兰德斯炖牛肉（carbonnade flamande）——一种用啤酒和姜饼慢炖而成的浓郁美味炖菜，或者是 potjevleesch（一种肉冻），配上滚烫的牛油炸薯条。

纯手工制作、选用当地食材、走短途供应链，这是优秀 estaminet（弗兰德斯传统小酒馆）的准则：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一致认同。埃莉安·哈迪（Eliane Hardy）曾经营过一家名声很好的店——位于阿泽布鲁克（Hazebrouck）附近小村庄翁德格姆（Hondeghem）的“旧公社之家”（L'Ancienne Maison commune），她解释道：“对于顾客来说，estaminet 给人一种安心感。人们知道在那里能找到什么；原则上，价格不会太贵，而且味道相当不错。”事实上，它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平民小酒馆，“人们在那里读报、喝啤酒、抽烟斗，”吉尔·吉永（Gilles Guillon）解释道。在烟雾缭绕的氛围中，人们玩飞镖，寻找工作，讨论政治和时事。当工人或农民的家太小、过于拥挤且不一定有暖气时，这里就是他们的“人民沙龙”。这是教师兼历史学家雅克·梅西安（Jacques Messiant）给 estaminet 起的雅称，他的著作在该领域具有权威性。这个词的起源模糊不清，且容易引发各种文字游戏。有人借口弗兰德斯曾受伊比利亚统治，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编造说它来自 “Esta mineta”（意为“这里有小猫”）。同样地，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源自弗兰德语的 “Sta mijnheer”（意为“请留步，先生”）。雅克·梅西安否定了这一假设。在他看来，estaminet 可能源自低地德语的 staminé，意指一个有柱子的房间。人们在那里用划线的方式记录喝了多少杯啤酒。

塞巴斯蒂安·马斯（Sébastien Maes）在博尔（Borre）村经营“热情款待”（Au bon accueil）小酒馆已有三十多年，他回顾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好的合同总是拿着小酒杯在小酒馆的桌角上签成的。在这里，现在依然有点这个样子。”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estaminet 越来越少地像纯粹的杂货小店，而越来越像餐厅。“这是北方人的食堂，”安妮·考利埃（Anne Caulier）和弗朗索瓦·考利埃（François Caulier）笑着说。他们由埃莉安和多米尼克·哈迪（Dominique Hardy）传授行业经验，后者将翁德格姆的小酒馆转卖给了他们。此后，这对夫妇接手了八家店，其中五家是里尔最具代表性的店铺，如 Chez la vieille、Au vieux de la vieille 或 la Vieille France。“我们热爱我们的

“我们不能 100% 停留在过去”

“风土，我们的法兰德斯领土，这是一种分享的方式，”安妮·考利耶（Anne Caulier）观察到。然而，六年前，他们还在建筑行业工作。她是建筑师，他是工程主管。每当周日晚上，这对年近三十岁的伴侣去“旧公社之家”（l'Ancienne Maison commune）小酒馆吃东西时，总会和店主开玩笑说：“如果您打算卖店，记得告诉我们！”他们曾梦想，也许有一天，当两人都退休时，他们会愿意轮到自己来经营这个让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温馨场所。机会比预想中来得快得多，就在卫生危机期间。前店主埃莉安·哈迪（Eliane Hardy）和多米尼克·哈迪（Dominique Hardy）认真对待了他们的请求。考利耶夫妇仅用三天时间就决定放弃一切，并在 2021 年 5 月的一场倾盆大雨中开启了新事业。

即便在他们两人之间，也需要达成共识：什么才构成了小酒馆（estaminet）？相反，什么可能会破坏它的本质？“我梦想在菜单里加个汉堡，但安妮不同意，”弗朗索瓦·考利耶（François Caulier）开玩笑说。这对夫妇只允许自己对传统进行微小的违背：例如，他们位于翁德格姆（Hondeghem）的小酒馆每周营业七天，而不仅仅像法兰德斯山地（monts de Flandre）的传统那样仅在周末营业。他们的团队轮班工作，这样员工就不用每个周末都加班。现在他们使用数字平板电脑接收订单。“世界在进步，我们不能 100% 停留在过去，”弗朗索瓦·考利耶坦承道，“但在我们里尔的店里，我们会重新引入法兰德斯游戏。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们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在我们看来很重要。”在传统的小酒馆里，在两杯啤酒之间，人们会在桌上摆放尼古拉斯台球（billard Nicolas），用梨形风箱引导软木球。同样，人们也热爱铸铁青蛙游戏：必须精准地投掷圆盘，让青蛙用张开的大嘴将其吞掉。

埃莉安·哈迪并不太看好近年来到处开花的小酒馆风潮。“这太商业化了；为了经营成功，人们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而且并不总是很有品味。小酒馆不是‘希米’（ch'timi）文化，而是法兰德斯文化，”她提醒道。这正是争议的核心：小酒馆是否仅属于法兰德斯，来自北方法兰德斯这个拥有山峦、巨人（巨型游行玩偶）和传统的绝美之地，如阿泽布鲁克（Hazebrouck）或巴耶尔（Bailleul）？在“好客”（Au bon accueil）酒馆，塞巴斯蒂安·马斯（Sébastien Maes）坚信只有那样的才算正宗。在他看来，电影《欢迎来到希米地》（Bienvenue chez les Ch'tis）助长了皮卡第语（picard）和法兰德斯语（flamand）这两个语言世界之间的文化混淆。该片在贝尔格（Bergues）拍摄，而那里一直说的是法兰德斯语，从未说过“biloute”（希米语中的亲昵称呼）。

“我们变得流行起来了，感谢丹尼·布恩”

在法国弗兰德委员会看来，人们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解。弗兰德伯国曾将其边界扩张至索姆河，且一直由两种语言共享：里尔是“希蒂语”（Ch'timi）区，而敦刻尔克则是弗兰德语区。而且，estaminets（传统小酒馆）曾遍布各地。“《国际歌》的曲作者是一位比利时工人，他是在里尔的一家estaminet里写成这首歌的，”吉尔·吉永（Gilles Guillon）提醒道。这一事实恰好让克莱门特·里舍沃（Clément Richevaux）感到满意，他经营着该类业态的另一个商业成功案例——“小布里吉特”（La Ch'tite Brigitte），在里尔和瓦朗谢讷拥有五家店，雇员200人。在他这里，经营模式与弗兰德文化无关。他巧妙地融合了所有构成北方魅力（甚至近乎刻板印象）的元素。他的服务员穿着背带裤。他本想让他们穿工作蓝制服并戴上矿工头盔，但那样不够实用。“我们变得流行起来了，感谢丹尼·布恩，感谢全球变暖，”他开玩笑说。他热爱的是像在马洛莱班（Malo-les-Bains）那样制作虾饼，分量慷慨，且提供无限量薯条。人们需要这种老式餐厅，在这里你不需要为了面对岳父母而穿上体面的衬衫。他坦然接受其商业效率：在预订时，客户会收到一段地道的希蒂语提示：“为了让服务像里尔的旋转木马一样顺畅，您的位置最多预订两小时用餐。”

事实上，被视为estaminet正统模式、并由授予18家店的“弗兰德estaminets”旅游标签所神圣化的形式，其实是一种重建。它诞生于1985年的戈德瓦尔斯韦尔德（Godewaersvelde），在名为“走私者旅馆”的Blauwershof。当时传奇的老板克里斯·梅西耶（Chris Mercier）出于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地域主义意愿，想要重建昔日的小酒馆。人们对此非常喜爱，于是estaminet的概念被泛化并迅速传播。吉尔·吉永观察到：“现在，我们到处可见装修成estaminet风格的餐厅。”有时带有其灵魂，有时则没有。

老牌酒馆依然屹立，面对这种流行效应略带嘲讽。他们坚守自己的基本原则，尽管有些原则可能存在争议，比如在开胃酒时间供应的smout（一种可涂抹的猪油），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人们并不糊涂，”塞巴斯蒂安·马斯（Sébastien Maes）认为。“我们的客户是那些反复光顾的当地人，我们是为了长久而存在。”丹尼斯·范登德里舍（Denis van den Driessche）与妻子米歇尔（Michèle）在卡塞尔（Cassel）经营Kerelshof已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每月组织一次当地艺术家的现场民谣音乐会，艺术家们就坐在顾客中间的桌旁。在他那座18世纪建筑内的estaminet里，墙上装饰的啤酒花正被更新。这里一直如此。2026年的收获提前开始了。丹尼斯·范登德里舍坚持对过去的忠诚：“estaminet这个词现在很流行，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定义它……而我们，则致力于让弗兰德文化继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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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

作者：MARINE DUMEURGER 发往旺代省艾吉永湾（baie de l'Aiguillon）岬角的特派员 摄影：THÉOPHILE TROSSAT

太阳刚刚在旺代省艾吉永湾的长长沙带上升起。

现在是7点30分，已有二十多名观察员静静地伫立，警觉地守候着。他们目光紧盯着天空，大声报出迁徙鸟类的经过情况：“四只林原鹨”、“八只椋鸟”、“一只家燕”。艾吉永湾位于该省南部，是法国最古老的鸟类计数点之一。该地自1993年起设立，目前由法国鸟类保护联盟（LPO）管理，且位于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每年，这里吸引着越来越多热爱观鸟（birdwatching，法语称作鸟类学）的人前来，尤其是为了追踪迁徙情况。

虽然业余鸟类学在英语国家极其普及——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在英国拥有超过100万名会员——但这一学科长期以来在法国形象不佳。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正在发生改变：过去那个穿着卡其色迷彩服、脖挂双筒望远镜、孤独且留胡须的古板鸟类学家形象，近年来正被热爱户外活动的年轻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所取代。作为该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包括《鸟类疗法》（Ornithérapie）(1)在内的多本鸟类书籍的作者，菲利普·J·杜波依斯（Philippe J. Dubois）将这种复兴归结为三个因素：互联网、社交网络和数字摄影的兴起，这些因素使这项活动呈爆炸式增长，使其变得更具趣味性。

群飞

最近，人工智能和像 Merlin Bird ID 这样的识别应用程序（类似于鸟鸣版的 Shazam）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此外，如果对设备要求不高，这项爱好是免费且向所有人开放的，具有极高的可及性。“这些技术进步的结合，加上人们对屏幕的疲劳感以及日益增长的生态焦虑，催生了这种回归并观察自然的需求，”他补充道。鸟类会歌唱、会飞翔，可见且色彩鲜艳。这与

[...OMITTED...]

观鸟：年轻人展翅高飞

在艾吉永湾（baie de l'Aiguillon）的岬角，新一代的观鸟者——其中女性比例日益增加——正兴致勃勃地前来清点飞鸟。在屏幕带来的疲劳与生态焦虑之间，这成为了一种在自然中找回自我的简单方式。

“……昆虫或植物学那稍微复杂一点的世界。”

在艾吉永湾的岬角，候鸟的清点工作持续三个月，从9月一直到11月。每天从黎明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

那天早晨，大约有20个人抵达海滩，其中绝大多数是同龄的女孩，她们脚穿登山鞋，裹在连帽衫里。空气依然

太阳揭开了艾吉永岬角的长貌，这是一幅随潮汐而变化的风景：闪烁着贝壳的滩涂、泥滩，以及长有蟹草的盐地草场，那些灌木丛生的区域。

在人群中，25岁的凯莉（Kelly）来自里昂，负责清点椋鸟，她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鸟类学初学者”。这位生物多样性、生态与进化专业的硕士生几天前刚到达该地，她很欣赏这项活动的“冥想”特质，以及这种集体生活瞬间带来的脱离感。她兴奋地表示：“能这样学习真是太棒了，在海边，伴着阳光。”在她身边，同样是环境专业学生的21岁维奥莱特（Violette）补充道：“最重要的是每天早晨都能在户外，学习新物种，结识有趣的人，共同度过这段时光。”

艾吉永湾岬角在专家中享有盛名，它是法国的主要迁徙走廊之一，就像索姆湾（baie de Somme）、卡马格（Camargue）或比利牛斯山的奥尔甘比德卡山口（col d'Organbidexka）一样。每年这里会清点到30万只鸟类，涵盖约一百个不同物种。这里是雀形目鸟类（passereaux）的黄金通道，这类小型灌木鸟中最著名的是麻雀。这一特性主要由当地的地理位置决定。在由北向南的旅途中，这些长途迁徙的鸟类成群结队地沿着海岸飞行。到达旺代省（Vendée）后，它们必须穿越艾吉永湾，并聚集在其岬角——这片伸入大海的狭长陆地之上。

“温和”的实践

在海滩上，为了统计候鸟的经过，观测员们已就位。他们排成 V 形，就像鸟群飞行时的样子。在他们周围，海水上涨，吞没了滩涂，而贻贝养殖者的船只在贻贝桩周围忙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每当有鸟飞过，观测员就会大声喊出物种名称，然后用手动计数器进行统计。“现在是九月，燕子的迁徙接近尾声，而林鹨开始出现了，”45 岁的奥利维尔·戈尔（Olivier Gore）解释道。他戴着羊毛帽，职业是生态学家，也是一名资深的志愿者，拥有超过二十年的双筒望远镜观测经验。随后将出现大规模的迁徙队列：红胸林雀、金翅雀、树雀……

“大部分是常见鸟类，尽管偶尔会有稀有个体混在群体中，”劳琳（Laurine）微笑着说。她留着浅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穿着一件印有猫头鹰图案的连帽衫。在获得自然管理与保护专业高级技术证书（BTS）后，她在法国鸟类保护联盟（LPO）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公民服务，每小时都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观察到的物种。最近几天，她很高兴在混战中发现了几只猛禽，包括红隼和游隼，以及一只金丝雀——这种亮黄色的候鸟数量正在下降。

“这个领域确实变得年轻化了，而且女性化了，”在 LPO 旺代分会工作了二十年的员工阿曼丁·布鲁尼欧（Amandine Brugneaux）在电话中表示。虽然该联盟的志愿者通常是刚退休的人员，但她注意到年轻人对迁徙现象有着特殊的兴趣。“在岬角，我们遇到的主要是二十多岁的人。他们刚完成学业，还没有找到工作。许多人接受过环境方面的培训，但并非全部，还有其他背景的人，比如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说这种基于观察的观鸟方式特别吸引女性，那也是因为与其他方式相比，它是一种更“温和”的实践，而其他方式依然存在性别分工。更具侵入性的环志（使用网捕技术）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就像“打勾”行为一样——爱好者们像收藏家一样，竭力在名单上勾选尽可能多的稀有物种，就像收集宝可梦卡牌一样。

“雀类体型小，动作快。在它们飞行时必须迅速识别。这需要调用大量的知识，”在现场的埃梅琳（Emmelyne）和 21 岁的蒂莫（Timéo）详细解释道，他们是一对情侣。两人都穿着迷彩服，这对来自南特的年轻人正等待一阵风和良好的条件来观察鸟类，这是他们的爱好之一。这些自然爱好者喜欢这种“漫游”以及能够“心血来潮就出发”的感觉。起初，他们想一路南下到比利牛斯山脉看猛禽，但考虑到“油价”，他们决定在旺代停下来观察雀类。他们还没决定今晚睡在哪里，也许会住在 LPO 的基地营——那是由艾吉永-半岛（l'Aiguillon-la-Presqu'île）市政府提供的一栋有十张床位的房子。如果他们能找到位置的话，因为营地已经满了。十年来，在岬角的志愿者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从九月到十一月，法国鸟类保护联盟的志愿者每天都会来到艾吉永湾的岬角，对迁徙的飞鸟进行普查。

十年来，艾吉永湾岬角的志愿者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今年秋天，将有 200 多人前往该地。虽然首要目的当然还是收集数据，并将所有数据汇总到欧洲参与式科学平台 Trektellen 上，但对于年长者来说，最让他们兴奋的是能够借此机会提高年轻人的意识。“这是一种推动变革的具体方式，”奥利维尔·戈尔（Olivier Gore）充满动力地表示，“在这样一个经济门槛极低且无需任何专业水平的地点，学习了解环境，以便更好地保护它。”

“简直酷毙了”

除了对候鸟迁徙这种神秘且令人痴迷的热情之外，“追踪它们有一种让人上瘾的感觉，”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继续说道。随后他讲述了一次“冲刺”经历：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鸟群之下，那是 100 000 只以群居习性著称的苍林雀，或是 10 000 只猛禽在同一瞬间飞越比利牛斯山脉的一处山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如此令人着迷，”他微笑着自问，“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游牧起源，某种在我们内心共鸣的本能？”

22 岁的路易（Louis）从中学起就分享着这份惊叹。他在旺代省 LPO（法国鸟类保护联盟）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公民服务。这个热爱“武术、电子游戏和鸟类”的年轻人，在谈到他最近在当地观察到的蓝喉歌鸲（一种颈部呈电蓝色、在沼泽地极具代表性的雀类）时，语气变得温柔起来。他戴着双筒望远镜，穿着宽大的 Baggy 牛仔裤，一边兴奋地数着从头顶飞过的家燕和林雀，一边说道：“说真的，来这里简直酷毙了。我这周要升级一个等级！”

在他看来，这种“天职”与他朋友们的业余爱好背道而驰。“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个整天跟鸟打交道的人，”他自嘲道，尽管他也注意到近期人们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现在鸟类在消失，人们开始关注它们，如果这能有助于它们的保护，那就是件好事。”根据旺代省 LPO 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农业平原十分常见但数量大幅下降的褐林莺，抵达旺代省的时间比 30 年前提前了一周。而其他鸟类，比如胸部呈鲜粉色的优雅牡丹拟拟鹩，几乎已经从艾吉永（L'Aiguillon）观鸟者的记录名单中消失了。

(1) 菲利普·J·杜波依斯（Philippe J. Dubois）与爱丽丝·卢梭（Elise Rousseau）著，《鸟类疗法》（Ornithérapie），Albin Michel 出版社，272 页，17,90 欧元。

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成人电影女演员通过在线教育，身着乳胶套装，旨在提高人们对支配关系以及性工作者不稳定就业状况的认识。

作者：加布里埃尔·穆耶 (GABRIELLE MEULLE) 摄影：卡米尔·麦夸特 (CAMILLE MCOUAT)

在杜伊勒里地铁站出口，人们起初以为目睹了维纳斯的诞生。

红发飘散着玫瑰的芬芳，肤色如乳，双眸清澈：34岁的马德琳·鲁塞 (Madelaine Rousset) 此时正路过巴黎，她简直像是从波提切利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不过，这只是“几乎”像，因为这位成人电影演员通常是以一身黑色乳胶衣现身的。而且，她的出生地并不像一个扇贝壳。她在北部的工人住宅区（corons）长大，那是19世纪建造的工人排屋。“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在矿井里工作，”她讲述道。她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而她的父亲和叔伯们则在工厂里“毁掉了健康”：“没错，我就是个地道的无产阶级孩子。”

我们温习了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第一次发现马德琳·鲁塞是在 Instagram 上。我们原以为她会在那里推广自己的活动以及在 Only Fans（一个订阅者付费观看色情照片和视频的平台）上的 X 内容。但她没有。在那段视频中，她没有推销任何东西：她在普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以此为阵地。随后，她又讲解了福柯、列宁、卢森堡……“我不仅仅是一个沉默的妓女，我有自己的身份，有政治诉求，”她断言。因此，她选择以一名支配女主人（domina）——一个“有点标题党色彩的讽刺角色”——的身份来传递信息。她目光威严，姿态僵硬，命令她的 62000 名订阅者为她背诵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反法西斯理论，寻找口号“他们不能通过”（No pasarán）的起源，或者彻底记住“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清晰、睿智、性感：极其高效。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人，她甚至会用马鞭抽打自己的手心。

玛德琳·鲁塞（Madelaine Rousset）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未来。但目前，她绝不打算就此收手。这种觉醒才刚刚开始：“一场穿着粉色背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听起来应该很酷，不是吗？”

活动节

普遍的慢性孤独让您产生疑问或感到担忧？还是您为能够肯定单身生活而感到高兴？请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席位，并于10月17日周六，从 18 小时起，前往位于巴黎第11区的金属工之家（Maison des métallos）参加“私语”（Confidences）活动节，与我们的嘉宾共同探讨：总统候选人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评论家保罗·克洛茨（Paul Klotz）、精神科医生让-

维克多·布朗（Victor Blanc）以及记者兼作家约汉娜·辛西纳蒂斯（Johanna Cincinatis）。此次会面将穿插由 Poetry Club 合作呈现的诗歌朗诵，并在活动开始前由幽默艺人卢·特罗蒂尼翁（Lou Trotignon）带来自由发挥的表演。F.Ba. 摄影：丹尼斯·阿拉德（DENIS ALLARD）

根据法国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四分之一的法国人感到孤独。摄影：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

如果我们将“孤独流行病”认真对待会怎样？

四分之一的法国人感到孤独。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城市居民或经济最不稳定的人群中较为普遍，而在 25 岁以下的人群中则更为严重，2025. 年有 37% 的人对此表示认同。根据法国基金会的数据，其中十分之一的人甚至处于孤立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社交网络：没有朋友、同事、家人、邻居或协会等。近年来发布的各项研究、报告或民意调查结果一致，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孤独流行病”？

无论如何，在美国，自 2023, 年以来，公共卫生部门在定义这种21世纪的顽疾时，已不再犹豫地使用这个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我们已知其健康后果，且相关记录日益详尽：社交接触的匮乏会导致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病症（心血管疾病、认知障碍、抑郁症等）。但我们也知道某些原因：经济、社会和关系上的脆弱性，咖啡馆和村庄小酒馆等社交场所的消失，以及由于全面数字化而导致的社会纽带恶化，这种情况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加剧。

然而，与此同时，独自生活、独自出门、独自旅行、独自生育孩子，这些行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推崇。对于一些人来说，正如评论家劳伦·巴斯蒂德（Lauren Bastide）所言，选择孤独甚至是独立和解放的保证。市场本身——从提供恋爱或交友应用的数字化领域，到旅行社，再到大型零售业——将其视为一个极具利润的开发方向。因此，在法国，迫切需要将孤独作为一个合法、严肃且首要的议题来对待。

面对将其纳入总统竞选议题的呼吁，一些候选人提出了或多或少具有相关性的建议。生态主义者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主张采取约30项措施，例如“社会处方”。即允许医生通过“社会处方，针对与孤独相关的健康问题”，引导患者参与团体活动。现在是时候进行集体讨论，尤其是采取行动了。

弗洛里安·巴尔杜（FLORIAN BARDOU）

Yakult ladies

在日本，自 1963, 年以来，“Yakult ladies”每天为孤立的人群配送酸奶。在这个 30% 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国家，这项服务被视为抵御孤独的屏障。

孤独如何影响健康？

健康预期寿命缩短数年（女性缩短3年，男性缩短2年多），且心理健康更加脆弱：孤独与社会隔离确实对健康产生了影响。这是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一项针对 277 489 名英国成年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该研究于8月底公布。虽然男性出现身体病症（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时间比女性稍晚，但在心理层面，隔离使他们更加脆弱。因此，感到孤独的男性在面对抑郁或焦虑的时间点，比社交圈良好的人早了近六年。而在女性中，这些病症出现的时间比社交能力更强的女性早 3,7 年。K.H.-G.

独处影响力 (Solo-fuence)

这个词涵盖了一群内容创作者，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且主要是女性，他们赞美一种并非被迫而是选择的，或者至少是被接受的孤独。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高度互联却又孤立的时代的悖论。

芭蕾舞裙与你

多萝西·吉尔伯特与雨果·马尚

这对巴黎歌剧院的顶级舞者（étoiles）组合将在这位女舞者告别舞台前进行最后一次演出。

十二年来，他们像西拉诺一样心意相通。十二年来，他们在剧目中最伟大的角色中，在三小时的时间里相爱、沉溺、欺骗、撕裂、生存与死亡。按照该机构的规定，巴黎国家歌剧院的舞者在 42 岁时退休。多萝西·吉尔伯特刚刚过了 43. 岁生日。为了周四的告别演出，这位顶级舞者选择与雨果·马尚共同演绎《曼侬的故事》来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肯尼思·麦克米伦的这部爱情惊悚剧奠定了他们的艺术相遇。从那时起，他们演绎这部芭蕾舞剧始终是共同出演。

随着倒计时压力渐增，

这两位舞者本就极其繁忙的日程被精确到了分钟。前往“银河系”。加尼叶宫，艺术家入口，二楼。安静的走廊，米灰色墙壁，光亮的木地板。蜡油的味道与旧书摊书籍的气味交织在一起。多萝西·吉尔伯特从她的化妆间探出头来。她肤色如白玉，眼神灵动，示意进入。她在等待正在排练的雨果·马尚。她的架子上堆满了无数双全新的足尖鞋，一直堆到天花板，她根据角色对鞋子进行调整。在一个盒子里，为了方便识别，放着已经使用过的鞋子，鞋底上标注着芭蕾舞剧的名称和幕数。她的化妆间是“正常生活与舞台之间的缓冲地带”，是她的第二个家。她穿着热身服，左小腿套着护腿，认为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离开”。本季结束后，加尼叶宫将关闭五年进行装修。她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怀念：“甚至包括那个偷偷拿走我的谷物棒却不露面的小老鼠。”一年以来，她正经历着一种离开角色的“微小哀悼”。对于演绎了 60 次以上、跨越二十六年的吉赛尔，她感到心碎

人物志

的职业生涯。“直到明年夏天，我将在国外继续跳舞，但我还没有关于‘之后’所有问题的答案。”10月底，她将参加亚历山德拉·卡斯塔涅蒂（Alexandre Castagnetti）执导的电影《歌剧院魅影》的试镜。她在加尼叶歌剧院的最后一年将被记录在一部由她的丈夫、摄影师詹姆斯·博特（James Bort）执导的纪录片中。

雨果·马尚推门而入，T恤上印着汗渍，手里拿着水壶。眼神俏皮，笑容灿烂。“先提醒你们，我现在心情很糟糕……”他坐在盘腿坐在长凳上的多萝西·吉尔伯特身边，伸出他那长达10公里的双腿。在他们的行话中，“心情”意味着“疼痛管理”。她的小腿有一处损伤，而他的脚踝有骨水肿。在首演前演习和最后一场演出之间，还有四场演出和新赛季的开幕盛典。他们像“连通器”一样运作，通过“眼神”就能心领神会，心中始终铭记着“坚持”这个词。他们完全没有受虐倾向，而是以自嘲为“向医生诉苦的老夫老妻”来结束这个话题。两人相差十岁。她在2007年的一场《胡桃夹子》之后被任命为首席舞者，“没有布景也没有服装，灯光极简，那是为了捍卫歌剧院退休制度而举行社会运动的一个夜晚”。同年，雨果·马尚进入巴黎国家歌剧院舞蹈学校。他的任命发生在2017年的东京，在演出《西尔菲德》（la Sylphide）之后。“原定跳舞的独舞演员在两周前受伤了。我去日本纯属偶然。”他与多萝西的相遇同样偶然。

他们的“大爆炸”可以追溯到2015年。时任舞蹈总监的本杰明·米列皮埃（Benjamin Millepied）将他们安排在同一组演员名单中。雨果·马尚在电梯里遇到了多萝西·吉尔伯特，并感谢她同意与他一起出演《曼侬的故事》（l'Histoire de Manon）。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向他表示祝贺，他意识到她之前并不知情。“她的第一反应是查看歌剧院的人员名录以确认我的名字，然后才建议我一起排练！”她听着他分析背景：“多萝——

liser: “多萝西那一代是在内敛中成长起来的。而我们这一代则是在集体主义中成长。我们知道彼此是谁，在食堂里会相遇。多萝西既像太阳一样灿烂，又像在自己的气泡里一样。”她继续说道：“我当时想这会很困难，因为他太年轻了。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从一次排练到下一次，他能记住所有内容。

25 septembre 1983 Naissance de Dorothée Gilbert à Toulouse 7 décembre 1993 Naissance de Hugo Marchand à Nantes 15 octobre 2026 Adieux à la scène de Dorothée Gilbert

他天生就具备戏剧张力。”专业媒体强调了他们舞台纽带的强大引力，这是一个伟大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她称之为“共生”，他称之为“一种有机的东西”。他给她起绰号叫 Dodo，她叫他 Chouchou。他们在歌剧院之外不怎么见面。她形容他“对自己很挑剔。因为一个他认为可以完善的动作，而让自己与周围的美好隔绝”。而当他的搭档躲在心照不宣的沉默背后时，他会感到烦躁。他不理解为什么她总是独自在化妆间里吃便当。“多萝西从不在食堂露面。”她赞赏他对他人的身体所持有的“绝对尊重”。“与雨果共舞非常有安全感，即使我的小腿受损或肋骨骨折。”在经历了山金车药膏、物理治疗师以及在把杆前数千小时的练习后，被问到谁是最好的朋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男人”，而她回答“我的女儿和我的丈夫”。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从小就执着于一项热爱。他是在南特的音乐学院，她则是在图卢兹。当独生女多萝西·吉尔伯特进入位于楠泰尔的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时，她的父母卖掉了家族的白大褂服装企业。他们搬到了布洛涅，而她作为一名走读生（petit rat）在那里学习。雨果·马尚有一个哥哥，他的父母留在南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法国民主工会联盟（CFDT）的工会负责人，他则是一名寄宿生。在舞蹈室的镜子面前学会接纳自己，让他们花费了数年时间。他们深信“舞蹈能调和并凝聚人心”，并意识到作为拥有终身合同（CDI）的艺术家所享有的特权与职责。“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经济或政治，而是为了具体的投入。比如将舞蹈带出歌剧院，将其带到那些无法接触到舞蹈的农村地区。”2022年，他创建了“雨果·马尚舞蹈协会”并推出了“城堡之星”（Etoiles au château）项目。每年有几个周末，他会带领六位忠实的加尼叶歌剧院首席舞者一同前往。演出在户外举行，票价为13欧元，并提供免费的大师课。

为了让这幅画面更完美，就差这对首席舞者全程骑自行车出行了。没错，正是如此！在最后一次落幕（将通过 Paris Opera Play 平台进行直播）临近之际，他们并不希望人们过度关注他们的内心波动。相比于“永别”，她更倾向于使用“再见”这个词。而他则想记住另一件事。“有些舞者从未有机会在舞伴的眼中看到灵魂的深度。我在21岁时就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会像和多萝西在一起时那样了。没有两段艺术之爱是完全相同的，但我们可以希望在生命中经历多次这样的体验。”那么，他们之后会如何？多萝西向雨果承诺，他们会在歌剧院的食堂再次相遇。

CAROLINE DE BODINAT Photo AUDOIN DESF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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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382.028.199、75005、80064、62300、92100、7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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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8-9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REALISATEURS DE «NAZA» «EN ISRAËL, ON NIE TROP FACILEMENT LES PREUVES DE CRIMES»

Entretien exclusif avec le cinéaste Yuval Abraham avant la sortie en salles du film qui témoigne, par la voix de militaires israéliens, des tueries systématiques de civils à Gaza. PAGES 2-6

ÉDITOR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Claque

Pendant d'interminables mois, journalistes (notamment palestiniens), médecins, sociétés civiles et organisations humanitaires ont tenté d'alerter sur les crimes commis à Gaza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En vain. Ces alertes étaient considérées par beaucoup, à Tel-Aviv, Jérusalem et dans de nombreux pays, comme une façon de délégitimer Israël, alors que le pays avait subi le 7 Octobre le pire des massacres. Et les bombardements sur l'enclave ont continué, sans répit, tuant et ensevelissant sous les gravats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civils palestiniens, dont beaucoup de femmes et d'enfants, comme en atteste notre reportage, réalisé avec une journaliste à Gaza. Il a fallu que deux cinéastes israéliens, Rachel Szor et Yuval Abraham, s'emparent du sujet en recueillant des témoignages accablants de soldats et d'officiers du renseignement sur «la surveillance de masse des Palestiniens» et «les systèmes de tuerie» mis en place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à Gaza pour que, soudain, l'assurance inébranlable de l'état-major politique et militaire se lézarde. Soudain, on voit, on entend, on ressent concrètement, soixante-dix-sept minutes durant, ce que des éléments épars nous indiquaient depuis près de trois ans. Tout est condensé là, dans ce film au titre qui claque, Naza, diminutif de «Nezek Agavi» qui signifie «dommages collatéraux» en hébreu. Ce terme très policé, utilisé dans toutes les guerres, cache une réalité sordide. Il désigne ces civils tués lors d'un tir ou d'une frappe visant une cible précise. Dans un lieu fermé comme Gaza, où la densité était avant le 7 Octobre une des plus élevées au monde, on imagine ce que peut provoquer une frappe sur un immeuble où se cache un homme du Hamas. Naza nous montre de façon froide et clinique le peu de cas que font ces militaires israéliens de la vie palestinienne. Seul compte le tableau de chasse. Alors que Benyamin Nétanyahou se bat – c'est le cas de le dire – pour garder son siège de Premier ministre le 27 octobre, Naza est devenu une affaire d'Etat en Israël. Tout est fait pour affaibir le propos du film et décrédibiliser les deux cinéastes qui ont été menacés d'être déchus de leur citoyenneté israélienne. Libé a interviewé longuement, à distance, Yuval Abraham qui se tenait dans un lieu tenu secret tant sa vie et celle de Rachel Szor sont en danger. Et il répond point par point à tout ce qui peut leur être reproché, expliquant leur démarche dans le moindre détail. Ces lanceurs d'alerte sont prêts à tout perdre si cela peut «briser la loi du silence».

«Naza» «Que se passe-t-il quand sciemment tuer des civils devient un système ?»

Rencontre exclusive avec Yuval Abraham, l'un des deux réalisateurs du documentaire primé à la Mostra, glaçante enquête sur le système de tuerie mis en place par Israël.

Recueilli par OLIVIER LAMM et LUC MATHIEU

C'est à distance, depuis un lieu tenu se-cret que s'exprime Yuval Abraham. L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né en 1995 à Beer Sheva était passé sous le feu des projecteurs avec la sortie du documentaire No Other Land, sur le déplacement forcé d'une communauté palestinienne en Cisjordanie, qu'il avait réalisé avec les cinéastes palestiniens Basel Adra, Hamdan Ballal et sa compatriote Rachel Szor. Mais la polémique créée par le film en 2024 n'était rien en comparaison du scandale provoquée par Naza, qui sort uniquement lundi et mardi en salles, condensé de trois ans d'enquêtes menées auprès d'agents du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 Un travail qui, sous sa forme filmique, conçue et mise en œuvre avec Rachel Szor, a trouvé une résonance politique considérable. Depuis sa projection à la Mostra, Naza n'en finit pas de déchaîner l'ire du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Rachel Szor et Yuval Abraham, désignés comme des traîtres à la nation israélienne, sont pour l'heure dans l'incapacité de rentrer dans leur pays natal.

Pourquoi avez-vous décidé de transposer vos enquêtes d'investigation en un film de cinéma?

Il y a deux raisons. Je suis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Beaucoup des révélations contenues dans le film ont été publié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dans +972 et dans The Guardian, au Royaume-Uni. Mais il se trouve que beaucoup des choses que j'ai ressenties au gré des rencontres avec ces officiers du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 ne se trouvaient pas dans ces articles. Quelque chose survient lorsque l'on entend le langage que choisit d'utiliser un témoin, la manière dont il ou elle s'exprime, le ton de sa voix, dont il existe dans le moment de l'entretien qui est très puissant. Dans la situation qui est celle d'Israël aujourd'hui, on rejette ou on nie avec trop de facilité les preuves de crimes. Le cinéma a un rôle à jouer, dans le sens où c'est un médium qui rend cette opposition plus difficile. Filmer ces témoignages les rend plus difficiles à ignorer. L'autre raison est que le cinéma nous permet d'explorer d'autres couches de signification. Nous montrons ces témoignages, mais nous regardons aussi Tel-Aviv, les Tel-Aviviens, les Israéliens qui vivent leur vie là pendant que nous écoutons les témoignages sur ce qui arrive à Gaza. C'est un film sur les systèmes de tuerie, et sur la manière dont ces tueries peuvent se dérouler; et nous avons fait en sorte de les regarder sous plusieurs angles. Il y a la description des systèmes et de la manière dont ils fonctionnent, ce que nous racontent, nous expliquent et nous décrivent par des croquis les officiers du renseignement, pour nous faire accéder à une compréhension technique sur comment ces machines fonctionnent. Mais nous explorons également ce processus en suivant d'autres pistes. Quel est l'état mental de ceux qui participent aux tueries de tant d'êtres humains de l'autre camp ? Quel rôle ont joué les médias israéliens – ce que nous interrogeons par tous ces plans d'anonymes regardant la télévision filmés par les fenêtres de leurs domiciles ? Quelle est cette société qui vit dans une ville florissante pendant qu'une autre est en train d'être détruite ? Ce sont des questions complexes. J'espère qu'en utilisant les outils du cinéma pour les méditer, nous nous approchons d'une sorte de vérité, d'une manière de réponse.

Les soldats et agents du renseignement qui

Comment avez-vous décidé du dispositif du film?

C'est parti d'un défi. Rachel et moi savions qu'il nous faudrait faire un film à partir de témoignages anonymisés, que ceux que nous avons interrogés ne pourraient pas être vus d'une manière claire. Les officiers sont filmés telles des silhouettes, des ombres, et leurs voix ont été altérées numériquement, ainsi que certaines parties de leurs visages. Nous avons compris très tôt que la forme du film devait être le fait de choix clairs et forts. D'abord en cadrant les entretiens comme des conversations, plutôt qu'un montage rapide d'un témoin à un autre, même si les témoins sont nombreux. Il fallait laisser de l'espace aux silences, aux questions, recréer la sensation du temps qui passe, communiquer au spectateur l'impression qu'il est en train d'assister à des dialogues et pas un amas de matériaux lourdement trafiqués ou modifiés. Ensuite nous avons compris qu'il nous faudrait filmer de nuit. D'abord pour une Suite page 4

témoignent dans Naza sont dissimulés dans la pénombre, seul Yuval Abraham est reconnaissable à l'image. PHOTOS THE GUARDIAN

Un acharnement d'Etat et un film sous pressions

Depuis sa présentation à Venise, «Naza» et ses réalisateurs subissent les foudres du gouvernement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qui n'hésite pas à galvaniser son électorat autour d'un «ennemi de l'intérieur».

«Nous retirerons la citoyenneté à quiconque diffamera les soldats de Tsahal à l'étranger et nous les frapperons durement au portefeuille.» Cette menace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est intervenue une semaine après la projection à la Mostra de Venise du documentaire Naza de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prix spécial du jury (lire notre critique page 4). Cette fièvre législative du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adressée directement aux cinéastes, est bruyamment soutenue par Miki Zohar, l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des Sports qui a écrit au chef du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pour diligenter en urgence une enquête visant Abraham et Szor, mais aussi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témoignant dans leur film. Il est rarissime de voir un documentaire devenir aussi rapidement et dans un si grand climat de nervosité une affaire d'Etat. La campagne en cours explique aussi cette instrumentalisation pour galvaniser un électorat autour d'un putatif ennemi de l'intérieur. L'activiste d'extrême droite Mordechai David a ainsi réuni une quinzaine de militants pour défiler devant la maison des parents de Rachel Szor en clamant «la peine de mort pour les traîtres».

Cet acharnement s'explique par le contenu d'un film au minimalisme glacial entièrement tourné de nuit sur des toits d'immeubles à Tel-Aviv. Vingt-quatre soldats et agents du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s, dissimulés dans la pénombre, leurs voix et silhouettes modifiées pour protéger leur anonymat, répondent aux questions de Yuval Abraham (visible, lui, à l'image) sur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que mène Israël à Gaza depuis les attentats terroristes du Hamas du 7 octobre 2023 ayant fait près de 1200 morts. Tous décrivent des processus de guerre à distance assistés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vec des bombardements par drones. Le périmètre des «dommages collatéraux» (soit le terme «Naza», nezek agavi en hébreu) ne constitue en rien un frein à une opération dès lors qu'un membre du Hamas est localisé et doit être éliminé, au prix des occupants civils d'un immeuble qui, même précisément dénombrés, surveillés et écoutés, vieillards et enfants compris, ne sauraient être une entrave à la mission. Le chiffre de 500 morts est évoqué par l'une des sources pour une seule opération. Une autre parle de snipers tirant sur des Palestiniens rassemblés sur un point de distribution d'aide alimentaire, entre autres récits choquants égrenés pendant une heure et quart.

ÉCHO DÉCUPLÉ

A l'hiver 2023 et au printemps 2024, Yuval Abraham avait publié dans le magazine indépendant +972 plusieurs enquêtes fouillées sur les logiciels d'IA dont l'usage se serait généralisé depuis le début de l'offensive, le «Gospel» listant bâtiments et structures et le «Lavender» permettant de quadriller des millions d'individus avec des systèmes de notations pour les placer à divers degrés dans l'organigramme du Hamas.

Ces articles déjà alimentés par des sources internes de Tsahal décrivaient une hiérarchie militaire hors de ses gonds. Un système dopé aux kill lists générées à flux tendu par les machines avec un étiage de victimes civiles collatérales jugées acceptables, en fonction du grade des personnes du Hamas ou du Jihad islamique pourchassées et mises à mort. Le Guardian travaillait d'ores et déjà en parallèle sur les mêmes sujets, notamment l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britannique Harry Davies qui figure à la coproduction de Naza. Yuval Abraham a aussi écrit dans le Guardian en août 2025 une enquête avec Emma Graham-Harrison, exploitant des documents classés secret défense avec des chiffres établissant à 17% le nombre de combattants du Hamas ou du Jihad islamique tués contre 83% de civils.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de Gaza, contrôlé par le Hamas, estime à 74250 le nombre de morts dans l'enclave.

Déjà contestées à l'époque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ces révélations prennent dans Naza une tournure plus concrète et un écho décuplé par le simple fait qu'elles sont formulées par de nombreux interlocuteurs, à voix haute et à ciel ouvert, quoiqu'à l'abri des regards, dans un sentiment de premier bilan partagé. Dix jours après sa proposition de déchéance de nationalité, Nétanyahou enfonçait le clou dans une interview considérant qu'Abraham et Szor avaient rien moins que «lancé une douzaine de missiles» sur leur propre pays. Ce à quoi Abraham, au Festival du film de New York, a répondu qu'il s'agissait d'une «criminalisation du travail journalistique». Les Forces de défense israéliennes (FDI) ont pour leur part produit un document d'une quinzaine de pages affirmant que Naza présente «une image déformée, trompeuse et irréaliste des processus de planification des cibles et de frappes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et que le film donne la parole à des subalternes qui n'ont aucune idée de la réalité des opérations.

MENACES DE MORT

Le Guardian, qui est pleinement engagé sur le film et doit le diffuser gratuitement en ligne fin novembre, a rétorqué dans un communiqué que les 24 personnes interrogées à l'image ne représentaient qu'une faible partie des sources questionnées pendant trois ans d'enquête. Soit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à différents postes et «notamment des commandants de haut rang directement impliqués dans l'autorisation des frappes».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oscarisés pour leur précédent documentaire No Other Land en mars 2025 qu'ils cosignaient avec les Palestiniens Basel Adra et Hamdan Ballal, bénéficient d'une surface médiatique considérable. Abraham avait déclenché une polémique dès la présentation du film au festival de Berlin quand il avait évoqué sur scène «une situation d'apartheid» pour désigner la condition asymétrique entre lui, Israélien, citoyen libre, et ses collègues de la Cisjordanie occupée vivant sous contrôle militaire. Il avait alors déjà reçu des menaces de mort, jus- que devant sa maison familiale où défilaient des militants d'extrême droite en 2024, provoqué les protestations de figures politiques ulcérées aussi bien en Allemagne qu'en Israël l'accusant peu ou prou d'anti-sémitisme. Après l'oscar, Miki Zohar, déjà ministre de la Culture, avait réclamé qu'une loi soit votée pour que les subsides publics ne financent plus «une industrie qui fait carrière en diffamant le pays dans des festivals étrangers».

Naza fait monter encore la pression de plusieurs degrés. Les droits d'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ux ont été négociés par MK2 sur 56 territoires. Il n'a toujours pas de distributeur en Israël. Il sort deux jours en France, lundi et mardi, pour 500 séances exceptionnelles. Un visa d'exploitation classique n'était pas possible puisque la chronologie des médias interdit une mise en ligne rapide. En Italie, le film fait salle comble, dépassant au box-office le blockbuster Avengers : Endgame. La capacité du duo à retourner vivre en Israël reste une question en suspens, tandis qu'ils enchaînent présentations et débats à l'étranger.

SANDRA ONANA et DIDIER PÉRON

Suite de la page 2 raison pratique, puisque les entretiens contiennent des propos secrets et sensibles, des révélations accablantes sur des systèmes que la plupart des témoins n'ont pas le droit d'évoquer. La nuit permettait cette intimité nécessaire, d'autant plus quand on est installé sur le toit d'un immeuble. Comme le dit un des soldats qui s'exprime dans le film, «personne ne vient jamais vous chercher sur les toits». Les toits d'immeuble sont à l'abri des regards.

Le film, d'ailleurs, ne sort jamais de la nuit.

La nuit est bien entendu une métaphore des temps que nous vivons, des ténèbres dans lesquelles nous nous trouvons. Pour moi, cette obscurité est une facilitatrice d'honnêteté. Des gens disent des choses, dans le noir, qu'ils ne diraient pas en plein jour, quand tout le monde vous voit.

Les plans d'entretien sont sans cesse entrecoupés de vues de la ville, de travellings au drone ou de plans zénithaux de Tel-Aviv capturant la vie des habitants à leur insu.

C'est une manière de retourner le regard de la surveillance. Ces officiers que nous avons interrogés évoquent la surveillance de masse des Palestiniens, de ce sentiment de contrôle absolu qu'elle leur fait ressentir. L'un des officiers raconte comment on enseigne aux militaires, lors de leur formation, la manière dont Israël intercepte chaque appel, chaque SMS, chaque emplacement en temps réel de chaque téléphone palestinien. Nous avons exposé dans de nombreuses enquêtes la manière dont des millions d'appels téléphoniques sont interceptés et stockés sur les serveurs d'entreprises de tech américaines [notamment Microsoft, ndlr]. Quand on agit ainsi, on se prend un peu pour Dieu. On a l'impression d'observer l'ennemi depuis le ciel. Le film, d'une certaine manière, entend renverser ce sentiment. Reprendre ce sentiment de contrôle à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C'est elle que nous surveillons. Il suffit d'écouter la réac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qui a l'air de ne pas supporter que nous puissions avoir un quelconque pouvoir dans nos mains, aussi limité soit-il, pour comprendre que nous avons réussi quelque chose de ce côté-là. Nous jouons avec cette idée, ou du moins tâchons de faire ressentir au spectateur qu'il a ce pouvoir. Bien entendu, le sujet du film, ce sont les victimes à Gaza. C'est sa principale motivation que d'utiliser les moyens à notre disposition en tant qu'Israéliens, depuis la position qui est la nôtre, pour mettre au jour des informations sur ces crimes qui sont commis à Gaza, ces massacres de civils qui continuent à ce jour. Mais à travers ceux qui sont auscultés et critiqués dans le film, nous examinons notre société, et notre armée. Ce sont eux qui sont sous l'œil de la surveillance.

A propos de la principale information du film, qui est le ciblage systématique des combattants du Hamas et de leurs familles, diriez-vous qu'il démontre une intention d'éliminer la population de Gaza, ce qui pourrait constituer un génocid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Si j'étais un juriste et que je devais établir la revendication d'un génocide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le crime le plus évident que j'indiquerais – parce qu'il est celui qui reflète le plus clairement l'intentionnalité – serait celui de la destruction physique de Gaza, dont parlent d'ailleurs des soldats dans le film. Une destruction qui s'est déroulée rue après rue, l'armée réduisant en cendres chaque maison, pour anéantir les conditions de la vie. Comme l'ont démontré les Nations unies: 85% de l'infrastructure de l'eau, la plupart des écoles, des universités, des égouts, des terres cultivables – il suffit d'ouvrir Google Earth et de regarder les quartiers rasés et détruits de Gaza. Tout ça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évoquait ouvertement sa volonté d'encourager la migration depuis Gaza de sa population. C'est l'exemple le plus probant d'une pratique génocidaire. Le film en rapporte d'autres.

Il y a la pratique de tirer à vue sur quiconque passe une ligne imaginaire, tel que le rapporte un autre témoin dans le film, au moment où l'armée détruit des quartiers entiers. Des Palestiniens évidemment prêts à tout pour trouver des vêtements, de la nourriture, et qui sont tentés de retourner fouiller leurs maisons – la règle est de tirer sur tous ceux qui tentent de rentrer chez eux, homme, femme ou enfant. On sait et on peut prouver que ça s'est produit à Gaza, grâce au travail des journalistes palestiniens qui le rapportent depuis longtemps, à des médecins qui ont fait état de civils et d'enfants blessés par des balles de sniper, parfois à la tête comme l'a raconté le New York Times. Grâce aux soldats qui témoignent dans Naza. Ces actes sont les plus clai-rement génocidaires.

Et il y a la question des dommages collatéraux, du ciblage systématique des civils pour atteindre des membres du Hamas. La question que vous posez est: que se passe-t-il quand atteindre une cible – un membre du Hamas – nécessite que vous vous autorisiez à tuer un nombre très élevé de civils ? C'est l'une des questions les plus importantes à poser aujourd'hui au droit international. Israël, en 2002, a assassiné le leader de la branche armée du Hamas, Salah Shehadeh, et en même temps que lui quatorze personnes dont onze enfants. Ça a provoqué une tempête en Israël, certains dans l'opposition juive israélienne qualifiant l'acte de terrorisme d'Etat. Se demandant comment l'armée pouvait tuer en connaissance de cause onze enfants pour arriver à ses fins. Si on le fait une fois, deux fois, le terme de crime de guerre peut être approprié. C'est un acte qui trahit le principe de la proportionnalité, mais ça n'est pas génocidaire, parce que le but est de tuer un leader du Hamas. Mais que se passe-t-il quand on en fait un système, pas une fois, pas deux, mais des centaines de fois, comme le démontre notre film ? Quand on autorise une frappe même sans être certain d'atteindre un leader du Hamas, parce que parfois l'algorithme IA ou les renseignements ont désigné la mauvaise personne ? Ou que la cible n'est pas présente au domicile touché ? Que l'on recommence encore et encore, acceptant de tuer 20 civils pour un membre bas gradé du Hamas, et jusqu'à plusieurs centaines pour un membre plus élevé dans la hiérarchie ? On crée un système d'actes prémédités. Qui est basé sur une indifférence totale à l'égard des Palestiniens et de la vie humaine.

Je le répète, je ne suis pas juriste. Mais je connais plusieurs universitaires spécialistes du génocide, dont Amos Goldberg, un spécialiste israélien du génocide et de l'Holocauste dont j'estime énormément les opinions. Lui pense que l'on peut déduire une intention génocidaire de ce système. Une intention que l'on peut voir comme faisant partie intégrante des modèles que le système reproduit à une échelle massive. C'est une question très compliquée d'un point de vue moral.

Pourquoi avoir omis les contextes des ataques, comme les lieux, les dates, les nombres de victimes ? Pour des raisons de sécurité ?

La principale raison est que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aurait tout fait pour retrouver les sources qui s'expriment dans le film. Nous avons pris cette décision avec le Guardian, et il était primordial de s'assurer que les sources resteraient non identifiées. Vous avez vu et entendu la façon dont le gouvernement a réagi à notre film, le chef d'état-major Eyal Zamir déclarant vouloir nous «traquer» et retrouver les sources pour les juger et les mettre en prison. Nous savions que si nous révélions la moindre date spécifique pour une attaque, ça grillerait instantanément les sources.

Il y a 24 personnes qui s'expriment dans le film, parmi plus d'une centaine de représentants de l'armée et de sources confidentielles que nous avons interrogées ces trois dernières années. Nous sommes en possession de beaucoup de détails spécifiques, rendus publics pour certains dans des enquêtes. Nous sommes en mesure de donner les contextes et les détails de ces attaques. Par exemple celle du 31 octobre 2023 à Jabaliya, sur laquelle j'ai écrit il y a plusieurs années, avec une autorisation de dommages collatéraux de 300 personnes, et la destruction totale de tout un pâté de maisons résidentiel, une attaque sans précédent pour l'armée d'un pays occidental. Ces données ont été confirmées récemment par le Monde ou Der Spiegel – que nous arrivions à des chiffres similaires n'est pas une coïncidence. Dans le film, on entend parler du système et de protocoles. Il suffit de regarder la réalité à Gaza, et les données qui permettent de confirmer cette réalité, pour prouver que ces protocoles existent.

Vos sources se considèrent-elles comme des whistleblowers (lanceurs d'alerte) ? Certains. En hébreu, nous n'avons pas vraiment d'équivalent. Des témoins évoquent leur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d'autres leur culpabilité, parce que leur opinion a évolué. La personne qu'ils étaient après les massacres du 7 Octobre, qui a rejoint l'armée en estimant que c'était la bonne chose à faire, n'existe plus. L'un d'entre eux va jusqu'à dire son sentiment d'avoir pris part à un génocide, après avoir participé à tuer plusieurs milliers de personnes. D'autres s'expriment depuis une position moins clairement opposée à ces actes. Rachel et moi voulions plutôt comprendre comment des gens peuvent tuer sans avoir de remords. Il est plus intéressant, plus difficile, plus important politiquement de tenter de comprendre ceux qui ne ressentent ni tristesse ni contrition, qui continuent de penser que c'est la bonne chose à faire, qu'il n'y a pas de raison de s'arrêter.

Avez-vous hésité à inclure ces plans filmés devant la Cinémathèque de Tel-Aviv, le soir où était projeté Shoah de Claude Lanzmann? C'est un choix qui vous a beaucoup été reproché par des critiques et des journalistes réfractaires au film. Il y a deux références à l'Holocauste dans le film. La première est faite par un soldat qui, après avoir participé à une tuerie, dit avoir compris quelque chose de la nature des perpétrateurs de l'Holocauste et du concept du Mal. L'autre est faite par Nétanyahou, dans le contexte des mandats d'arrêt émis par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pour rappeler que la notion d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dont elle l'accuse a été créée au lendemain de l'Holocauste, et lui reprochant de désormais voudrait entraver le droit des Israéliens à se défendre. D'un côté, nous avons un soldat qui

Un graffiti représentant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barré du mot «traîtres» en hébreu, sur un mur d'Ashdod (Israël), le 15 septembre. PHOTO AMIR COHEN REUTERS

rappelle la leçon universelle de l'Holocauste. De l'autre, nous avons Nétanyahou qui s'y réfère sans cesse pour en tirer des leçons qui ne concernent que les juifs israéliens, et pour justifier sa politique. Pourquoi cette instrumentalisation est-elle vue comme moins explosive et inflammable? Il nous a paru essentiel d'inclure cet élément dans le film précisément parce que beaucoup de gens brandissent la mémoire de l'Holocauste pour justifier la tuerie de civils palestiniens aujourd'hui. Peut-être ce choix n'est-il pas correct politiquement, mais en tant que juif israélien et descendant de survivants de la Shoah, je veux tout faire pour sauver cette mémoire de cette instrumentalisation guerrière. La mémoire est une chose flexible. On s'inspire du passé pour le rendre pertinent au présent. Ça ne veut pas dire que ce qui se passe à Gaza est identique à l'Holocauste. Je ne le pense pas, et le film ne le dit pas. Ceux qui nous le reprochent sont de mauvaise foi. Mais nous sommes sans cesse en train de comprendre quelles leçons peut nous apprendre ce passé, quels schémas récurrents se répètent à travers l'histoire, comment revient la déshumanisation, comment identifier ces schémas et faire en sorte qu'ils s'arrêtent.

Dans un article du Guardian, Rachel Szor et vous étiez qualifiés de «dissidents». Comment peut-on être dissident dans un Etat qui se considère démocratique? Les juifs israéliens vivent en démocratie. C'est un fait, j'ai pu enquêter et publier mes enquê- tes – dans une dictature, j'aurais déjà été assassiné. Les rouages démocratiques fonctionnent pour les juifs israéliens. Mais ça n'est pas le cas pour les Palestiniens qui vivent sous l'occupation militaire, n'ont pas le droit de vote. Je dirais qu'un pays qui, pendant l'essentiel de son existence, a tenu une partie de sa population sous contrôle de l'armée ne peut pas vraiment être défini comme une démocratie qui marche. Par ailleurs, je ne peux pas retourner dans mon pays aujourd'hui. J'y serais très vraisemblablement tué, ou attaqué violemment. Rachel également.

Ça n'est pas de la paranoia, je me réfère à la manière dont le public israélien a réagi au film [qui n'est pas à ce stade diffusé dans le pays]. Et je ne parle pas du gouvernement même si, à mon avis, il ne pourra pas faire grand-chose contre nous, mais c'est certain qu'il essaiera. Des hordes d'extrême droite ont déjà défilé devant les maisons de nos parents. Il y a une rage énorme qui s'est exprimée contre nous pour avoir critiqué les actes de l'armée à Gaza. Nous avons brisé la loi du silence. Nous sommes considérés comme des traîtres. On nous a décrits comme des terroristes. Je ne sais pas si j'utiliserais le mot dissident pour nous qualifier Rachel et moi. Ce qui est clair, c'est qu'à cause de notre travail de journalistes et nos critiques contre le gouvernement et l'armée israélienne, je ne peux plus rentrer chez moi. Les gens peuvent décider si c'est le fait d'une démocratie qui fonctionne ou non.

«Naza», surveiller et anéantir

De l'obscurité choisie pour interviewer les agents participant à l'automatisation des meurtres de Gazaouis jaillit un grand film de vérité.

Benjamin Nétanyahou a déclaré que Naza équivalait au lancer de «douzaines de missiles balistiques sur Israël» et appelé à déchoir ses réalisateurs,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de leur nationalité. A-t-il raison de s'inquiéter de l'impact mondial de ces 77 minutes d'audiovisuel? Il n'est pas le seul. Parlant d'un autre endroit, Delphine Horvilleur déclarait en ces pages que Naza «n'est pas un documentaire journalistique, c'est évidemment une œuvre militante», jugement critique qui vise au fond à le discréditer. Et si Naza était encore autre chose: un film, et même un grand film? Donc un objet qui 1) semble encore capable, à l'ère du grand soupçon envers les images et les sons, de produire assez de vérité pour faire trembler les tyrans et leurs complices 2) ne pouvait pas être autre chose qu'un film. Ses révélations de l'intérieur sur le déroulement de la destruction de Gaza et du massacre de sa population après le 7 Octobre ont été publiées ailleurs. Quant aux bombardements, ils ont été documentés sur le terrain, par les journalistes gazaouis au péril et au prix de leurs vies.

Lavender. Naza, arrivant après, propose autre chose. Non une pure divulgation d'informations (bien que les plus renseignés risquent d'y apprendre beaucoup) ni une agitation activiste par l'image (bien qu'il prenne le parti clair de la vérité et de la justice), mais la mise au jour d'une situation concrète – la mise en œuvre de crimes de masse – à travers la description de ses conditions techniques et de ses implications éthiques et politiques. Cette lumière, il la fait dans l'obscurité, de la bouche d'ombre des bourreaux eux-mêmes, de l'aveu des exécutants. Le point de vue est central dans Naza. Qu'est-ce qu'on voit et qu'est-ce qu'on entend? Sur les toits de Tel-Aviv la nuit, 24 personnes anonymisées, mais identifiées comme membres des services du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 et de l'armée, répondent aux questions d'Abraham, décrivant leur rôle dans le ciblage et l'assassinat à distance des habitants de Gaza depuis octobre 2023.

Le mot qui donne au film son titre, issu de la novlangue militaire distanciée, est l'acronyme de l'expression signifiant en hébreu «dommages collatéraux». Les cibles des frappes, menées par drones équipés de missiles, sont proposées par le programm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avender, qui identifie sans vérification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comme membres du Hamas à partir des données de surveillance en continu de tous les téléphones de Gaza. Elles sont validées par les agents en connaissance du nombre exact de «Naza» (familles, enfants, voisins) qu'elles tueront. Et toute personne se trouvant dans la «zone d'anéantissement» du nord de Gaza est bombardée sans distinction, le programme calculant cette fois des taux de présence humaine approximatifs. Il ne s'agit pas d'un champ de bataille mais d'une «usine de cibles», comme la nomme l'un des interviewés, qui produit des cadavres de façon automatisée.

Béton. La déshumanisation qui est le sujet du film est celle des Palestiniens, dont le nettoyage ethnique s'autorise de la formule «il n'y a pas d'innocent à Gaza», mais aussi celle de l'ensemble des opérations, déléguées à des machines, les soldats étant relégués à la position de joueurs d'un jeu vidéo, excitation et plaisir compris. Massacres streamés en direct pour leurs auteurs, de façon à leur garantir un maximum de dissociation.

Ce n'est pas le moins impressionnant de Naza que ceux qui témoignent y apparaissent eux-mêmes comme des ombres sans visage. Abraham est le seul visible (comme il apparaissait de façon clé dans No Other Land) ceux qui lui parlent étant plongés dans le noir, leurs traits et leurs voix altérés numériquement. Autour d'eux, la ville de béton et de verre laisse voir des bribes d'une vie quotidienne éclairée par les écrans de télé diffusant en continu des discours martiaux et vengeurs, société d'ultraviolence à distance, aussi inhumaine en miroir que l'image qu'elle tente à tout prix de se faire de ses ennemis. Que peut encore un film, ou le cinéma, contre ses mauvais doubles: caméras tueuses des drones, IA exterminatrice, télévision de propagande fasciste? Naza finit sur les images que le monde a vues sans savoir les regarder, dont il vient de nous faire entendre l'envers et le contre-champ. Quelques minutes dans Gaza où un père appelle les prénoms de ses enfants morts sous les décombres d'un immeuble bombardé, pour revenir sur terre contre le point de vue de l'œil de verre armé dans le ciel, et rendre l'humanité à l'humanité et au deuil.

LUC CHESSEL

NAZA de YUVAL ABRAHAM et RACHEL SZOR (1 h 17). En salles uniquement lundi et mardi.

A Gaza, «même si on ne trouve que leurs os, je veux voir mes filles une dernière fois»

Au moins 8 000 corps sont encore sous les décombres de l'enclave bombardée par Israël, mais la Défense civile palestinienne manque de matériel et de carburant pour les trouver. Plus le temps passe, plus l'identification des dépouilles est complexe.

Z axis 350 LCN fonctionne à nouveau. Lourde de 35 tonnes et pouvant atteindre 10 mètres de long avec son bras mécanisé, la seule pelleteuse à disposition des équipes de la Défense civile palestinienne à Gaza a enfin repris du service, après avoir été en panne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Mercredi matin à Beit Lahia, tout au nord de l'enclave, elle s'active bruyamment dans un océan de béton et de fer, fouillant les ruines d'un immeuble de huit étages, pulvérisé par un bombardement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le 16 janvier 2024 à 8 heures du matin, alors que quinze personnes, uniquement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se trouvaient à l'intérieur.

PRÉCIEUX INDICES

A mesure que la pelleteuse brasse les gravats, quelques effets personnels apparaissent. Ici, un ballon de foot éventré. Là, un pantalon vert déchiré. Là-bas, un manteau noir recouvert de poussière. Chaque indice est précieux pour tenter de retrouver la trace des disparus. C'est pourquoi les familles des victimes sont présentes, aux côtés des 25 travailleurs. Jusqu'à maintenant, un seul corps a été retrouvé, celui de Gharam, une femme de 20 ans, identifiée par sa sœur grâce à sa bague de fiançailles. «Si on peine à trouver les corps, c'est en raison de la puissance des explosions : un grand nombre de personnes ont été littéralement vaporisées», explique, casque sur la tête, Ramadan al-Sahhar, chef de l'unité 102 au sein de la défense civile.

Mohamed Abu Dan, responsable des recherches de disparus au sein de la Défense civile de Gaza, recense tout ce qui manque à ses équipes: «Machines lourdes, outils, diesel,

L'enclave ne compte que trois médecins légistes, qui ne disposent d'aucun laboratoire pour effectuer des analyses ADN.

huile de moteur, pneus, pièces de rechange...» La majorité du matériel a été détruit par Tsahal et ne peut être importé en raison

des strictes restrictions imposées aux points de passage. Au manque de matériel, s'ajoutent les routes coupées et les bâtiments qui menacent de s'effondrer et d'alourdir le bilan des secouristes.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au sein de la Défense c

vile, 160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300 ont été blessées et 25 ont été faites prisonnières», rappelle Mohamed Abu Dan.

Ses équipes ont, tout de même, réussi à récupérer 950 corps depuis la signature de la trêve entre Israël et le Hamas, en octobre 2025. Une majorité d'entre eux ont pu être identifiés mais pas tous. Car plus le temps passe, plus les

temps passe, plus les corps se décomposent, rendant l'identification difficile. Seuls trois médecins légistes se trouvent dans toute l'enclave et ils ne disposent d'aucun laboratoire pour effectuer des analyses ADN. Quant aux restes de corps inconnus,

ils sont inhumés dans des cimetières collectifs, après avoir été enregistrés dans une base de données, dans la perspective d'une éventuelle identification ultérieure. Mais déterrer des corps n'est pas bien vu dans la culture musulmane. Sur les 8 000 dépouilles encore sous les décombres, selon les estimations de la Défense civile, un certain nombre est de l'autre côté de la «ligne jaune», ce territoire inaccessible aux Palestiniens et sous contrôle total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Celle-ci y a effectué, ces derniers mois, des travaux de déblaiement à grande échelle, suscitant des craintes. «Le retrait, le concassage et le déplacement des gravats à Gaza ne doivent pas détruire les éléments de preuve de crimes internationaux ni empêcher la récupération et l'identification des dépouilles humaines», grondait, début septembre, Francesca Albanese, la rapporteuse spécial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situation des droits humains dans les territoires palestiniens occupés.

Eman Suleiman Salman a identifié la dépouille de sa sœur grâce à sa bague de fiançailles.

La seule pelleteuse à disposition des secouristes gazaouis, mercredi à Beit Lahia.

A Beit Lahia, Sharif Youssef Abu Saad, 49 ans, observe attentivement les allers-retours de la pelleteuse Zaxis 350 LCN, sous un soleil cuisant. Il espère retrouver le corps, ou au moins la trace, de ses deux filles et de leur mère, qui se trouvaient au troisième étage de l'immeuble, lors de son bombardement le 16 janvier 2024. Depuis, Sharif a insisté auprès de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et autorités possibles pour organiser des recherches. Mais la Défense civile lui a expliqué qu'elle priorisait les bâtiments plus simples d'accès et moins détruits. Dans son insoutenable attente, Sharif a été jusqu'à se renseigner sur le prix à la location privée d'une excavatrice: entre 400 et 800 euros de l'heure. Un montant évidemment inabordable.

«ME SOUVENIR D'ELLES»

Sa détresse est totale : «Je me suis senti impuissant en tant que père qui n'a pas réussi à protéger mes filles. Puis, je me suis senti impuissant en tant que père qui n'arrive pas à les sortir des décombres.» Mais aujourd'hui, avec le retour de la pelleteuse, l'espoir est lui aussi revenu. Sharif sait que s'il parvient à retrouver les corps, «la plaie se rouvrira», mais il est déterminé et rappelle que c'est «un droit», selon l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Même si on ne trouve que leurs os, en tant que père, je veux voir mes filles une dernière fois, leur donner un dernier baiser, les honorer et les enterrer dans des tombes dignes d'elles.» Au moins, il aimerait trouver un objet, un habit, «n'importe quoi qui puisse me permettre de me souvenir d'elles et de trouver un peu de réconfort». Pour Eman Suleiman Salman, les recherches ont été concluantes. Agée de 24 ans et habillée de noir comme si elle savait à l'avance qu'aujourd'hui serait jour de deuil, Eman regarde fixement, une larme au coin de l'œil, une bâche blanche posée à même le sol. Sur celle-ci, figure le nom de sa petite sœur Gha-ram, celle dont les restes ont été retrouvés grâce à sa bague de fiançailles. Bien que reconnaissante envers la Défense civile et envers Dieu, sa douleur est désormais ravivée. Elle pourra, certes, enterrer les restes de sa sœur mais ceux de ses parents sont toujours sous les décombres. La voix chargée de tristesse, elle constate : «Ma famille a disparu et rien ne reste d'eux. Tout a été perdu. Personne ne nous aide, parce que personne n'aide le peuple de Gaza.»

SAMI ZAÏBI

Correspondant au Caire (Egypte) avec EMAN YOUSEF à Beit Lahia (Gaza) Photos ABDELHAKIM ABU RIASH

Israël interdisant l'accès à Gaza aux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cet article a été réalisé en étroite collaboration avec la journaliste gazaouie Eman Yousef.

VENDREDI 16 OCTOBRE

GEORGES PEREC, INVITÉ DE «LIBÉ»

À l'occasion de l'exposition à la BNF

Libération

Par

ARNAUD VAULERIN

Si certains Nobel de la paix ont pu par le passé susciter plus d'une interrogation quant à leur légitimité et leur ancrage dans l'actualité, la récompense de cette année ne souffre, elle, d'aucune ambiguïté. En décernant son prix à la juriste sud-africaine Navanethem (Navi) Pillay, le comité Nobel a primé une combattante pionnière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et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Et dans un moment où les démocraties en crise et les puissances autoritaires – à commencer par l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et Israël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 multi- plient les assauts contre l'état de droit en ciblant des instances internationales et en visant les magistrats les incarnant. «Le comité a voulu exprimer un message fort pour défendr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tous ceux qui tentent de le faire respecter, alors que de nouvell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sont annoncées», a commenté, vendredi pour Libération, Nicolas Guillou, le juge français a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CPI) sanctionné par Washington (lire ci-contre).

«Aujourd'hui, alors que ces mêmes juges sont sanctionnés et que leurs institutions sont attaquées, nous avons besoin de personnes dotées de courage, de vision et de détermination, des qualités que Navi Pillay manifeste dans son travail, a souligné, vendredi matin à Oslo, le président du comité Nobel norvégien, Jørgen Watne Frydnes. La lauréate de cette année a joué un rôle déterminant pour garantir que les crimes de guerre, l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et le génocide fassent l'objet de poursuites judiciaires.»

«ON NE POUVAIT RÊVER MEILLEUR CHOIX»

Par un pur hasard chargé en symboles, Navi Pillay a pris connaissance de son prix alors qu'elle participait au Forum de Nuremberg, un rassemblement consacré au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la ville allemande où se sont déroulés les procès contre les criminels nazis en 1945. «Si vous applaudissez un peu plus fort, je partagerai peut-être le prix avec Trump, s'est-elle amusée sous les ovations. Mais en tant qu'avocate et juge, je tiens tout de même à vérifier» que c'est bien vrai, a-t-elle poursuivi dans un rire capté dans une vidéo diffusée sur X par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Amnesty International, Agnès Callamard. «On ne pouvait rêver meilleur choix à une époque où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fait l'objet d'attaques répétées», a réagi cette dernière.

Navi Pillay a présidé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e Territoire palestinien occupé et Israël, créée par le Conseil des droits de l'homme sous l'égide de l'ONU. Il y a un an, celle-ci avait conclu qu'Israël était responsable d'un génocide à Gaza, même si l'entière démonstration de ces accusations doit être finalisée. Saisie par l'Afrique du Sud,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oit encore statuer sur cette affaire qui risque de prendre du temps. «La responsabilité de ces crimes atroces incombe aux plus hautes instances des autorités israéliennes, qui orchestrent depuis près de deux ans une campagne génocidaire dans l'intention spécifique de détruire la population palestinienne de

Navi Pillay, alors Haut-Commissaire aux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à La Paz en Bolivie, en 2010. PHOTO JUAN KARITA. AP. SIPA

Navi Pillay, un Nobel de la paix dans le chaos des guerres

Combattante pionnière pour l'état de droit, la juriste sud-africaine de 85 ans a été récompensée vendredi par le comité d'Oslo. Un message fort au moment où les dirigeants autoritaires et les dictateurs violen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Gaza», déclarait alors Navi Pillay, présidente du panel créé en 2021. Les auteurs du rapport accusaient également le président, Isaac Herzog,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et l'ancien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Yoav Gallant d'avoir, par leurs déclarations, «incité à commettre un génocide». Israël avait rejeté ce rapport, le qualifiant de «biaisé et mensonger» et accusant ses auteurs de parti pris antisémite.

Vendredi, à Nuremberg, Gaza a été l'un des premiers sujets abordés par Navi Pillay, après avoir appris qu'elle avait remporté le prix. «Ce qui se passe là-bas est un génocide», a-t-elle déclaré sous un nouveau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Dans un communiqué, le ministère israélien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 estimé que le choix du comité Nobel légitimait «la haine et les préjugés anti-israéliens» et que l'ancien chef de la propagande nazie, Joseph Goebbels, devait «applaudir depuis l'enfer».

A plusieurs reprises, Navi Pillay a rejeté les critiques qui l'ont accusée d'antisémitisme ou de fermer les yeux sur les attaques du Hamas en Israël. Sous sa direction, la commission a également publié des rapports accusant le groupe terroriste de crimes de guerre et de violation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lors de son attaque du

7 octobre 2023. «De son mandat de juge dans l'Afrique du Sud post-apartheid, en passant par son arrêt historique selon lequel le viol peut constituer un acte de génocide, jusqu'à son rôle d'enquétric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elle s'est montrée indépendante, intrépide et porteuse du flambeau du droit international», salue le juriste international et écrivain franco-britannique Philippe Sands.

«INFLUENCE PROFONDE ET TRAVAIL IMPARTIAL»

D'origine tamoule, Navi Pillay est née le 23 septembre 1941 dans une famille pauvre indienne de la banlieue de Durban en Afrique du Sud. A 26 ans, elle est la première femme à ouvrir un cabinet d'avocat dans sa province natale du Natal. Elle y défend des militants anti-apartheid, dénonce les actes de torture et contribue à faire reconnaître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aux prisonniers de Robben Island, parmi lesquels figure Nelson Mandela. Elle vient également en soutien aux victimes de viol et se bat pour une plus grande reconnaissance des droits des femmes, notamment via l'ONG Equality Now.

Après la fin de l'apartheid, Navi Pillay est en 1995 la première femme de couleur nommée par Mandela à la Cour suprême de l'Afrique du Sud. Mais elle n'y siège que peu de temps puisque, la même année, elle est élue par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occuper le poste de juge au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 Rwanda (TPIR). A Arusha, où elle a exercé ses fonctions pendant huit ans, dont les quatre dernières années en tant que présidente, elle a joué un rôle déterminant dans la jurisprudence novatrice du TPIR: elle a aidé à établir que le viol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pouvaient 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d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u crime de génocide.

En 2003, elle intègr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de La Haye, où elle a siégé à la Chambre d'appel jusqu'en août 2008, date à laquelle elle est nommée Haut-Commissaire aux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C'est à ce titre qu'en 2012 elle alerte, clairvoyante, sur les crimes commis à l'encontre de la minorité musulmane apatride des Rohingya dans l'ouest de la Birmanie. Bien avant les grands massacres de 2016 et, surtout 2017, quand plus de 700 000 personnes, victimes d'un nettoyage ethnique, sont forcées à fuir vers le Bangladesh voisin.

«Au cours de sa longue carrière de militante, d'enquétrice et de juge, Navi Pillay a exercé une influence profonde en Afrique du Sud, au Rwanda, dans les Territoires palestiniens occupés, rappelle Philippe Bolopion, directeur exécutif de Human Rights Watch. Elle s'est montrée une fervente défenseuse de l'éta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un travail impartial en faveur des droits de l'homme.»

Navi Pillay exerce actuellement les fonctions de juge ad hoc à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ans le cadre d'une affaire intentée par la Gambie contre la Birmanie pour le potentiel génocide des Rohingya. La CIJ pourrait d'ailleurs rendre son arrêt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A 85 ans, Navi Pillay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 Elle a dédié son Nobel «à tous les survivants de crimes internationaux».

Les Etats-Unis punissent la CPI

L'administration Trump a annoncé vendredi de nouvelles sanctions contr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Un timing qui oblige les Européens à réagir.

Impossible de croire à une pure coïncidence. Quelques heures après l'attribution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à la juriste sud-africaine Navi Pillay, grande défenseure de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les Etats-Unis ont annoncé de nouvelles sanctions contr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vendredi. La CPI les a immédiatement rejetées, avant de déclarer que «l'histoire jugera ce moment». Ces sanctions étaient redoutées depuis plusieurs mois. Elles ne visent plus seulement des individus - 17 à ce jour-, mais l'institution dans son ensemble. Le département d'Etat américain indique que ces «mesures supplémentaires visent à défendre la souveraineté des Etats-Unis et à neutraliser la menace que représente la CPI».

L'administration Trump prétend paralyser l'activité de la Cour qui s'apprête à commémorer l'année prochaine ses 25 années d'existence en plein chaos. Les Etats-Unis, qui n'ont jamais reconnu l'autorité de la CPI, entendent en effet sanctionner les sociétés fournisseuses de services à la Cour afin de l'asphyxier: banque, assurances, logiciels, etc. «Le président Trump ne permettra jamais à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de poursuivre des Américains, a déclaré le secrétaire d'Etat Marco Rubio dans un communiqué. Nous interdirons toute transaction avec cette Cour paria, coupant ainsi ses ressources et paralysant sa capacité de fonctionnement.»

«Contraste». Le Trésor américain a assorti ces nouvelles mesures d'une dérogation de 180 jours, permettant certaines transactions dans les domaines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es logiciels, du versement des retraites et des opérations liées aux détenus. Ce nouveau train de mesures soulève des questions quant à la capacité de la CPI à rémunérer son personnel, mener des enquêtes à l'étranger, protéger les témoins et même faire fonctionner son centre de détention. «Notre travail se poursuivra dans toutes nos situations, nos enquêtes et nos poursuites», a toutefois assuré à Reuters la procureure adjointe de la CPI,

Nazhat Shameem Khan. «Le fait que cette nouvelle tombe après l'annonce du Nobel à Navi Pillay crée un contraste saisissant entre la dignité et la stature morale de la récipiendaire, et l'indignité d'un pouvoir qui a perdu toute boussole morale», juge Olivier de Frouville, professeur de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

Depuis l'ouverture en 2017 d'une enquête par la CPI sur les actions des soldats américains e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ne décolère pas contre les juges de La Haye. Mais c'est surtout depuis l'émission des mandats d'arrêt émis à l'encontre de responsables israéliens en 2024, dont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que l'administration Trump s'est déchaînée contre l'institution. Elle a renforcé ses pressions et ses sanctions. L'été dernier, Marco Rubio avait appelé à «démanteler» la Cour «brique par brique».

Tollé. L'annonce de ces sanctions contre la Cour pénale a suscité un tollé international. Plusieurs capitales ont appelé au retrait des mesures. L'ONU les a qualifiées d'«inacceptables». De nombreux pays ont apporté leur soutien aux juges de La Haye. L'Union européenne, qui héberge la Cour pénale, s'est dite «prête à prendre toutes les mesures nécessaires pour permettre à la Cour de poursuivre son travail».

Pour Amnesty International, la juriste Jeanne Sulzer se demande si les «gouvernements qui saluent aujourd'hui la lauréate Navi Pillay défendront la cour qu'elle a servie. Nous demandons à la France et à l'Union européenne de condamner ces sanctions et d'adopter sans délai des mesures de blocage de ces sanctions». S'il est déclenché, ce système impose aux acteurs économiques en Europe de ne pas appliquer les sanctions extra-européennes. Ce mécanisme de blocag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st considéré comme «l'option nucléaire», selon le ministre néerland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Tom Berendsen. L'UE est au pied du mur.

A.Va.

A lire, l'interview de Cécile Aptel, proche collaboratrice de Navi Pillay au Tribunal pour le Rwanda et à l'ONU, qui se trouvait à ses côtés à Nuremberg lorsqu'elle a appris que le prix Nobel de la paix lui était décerné.

carnet

DÉCÈS

Paris (75)

Madeleine, sa nièce, et la famille LAND, Anne, Max, Pascale, Lola et Judith, ses proches, ses compagnes et compagnons de lutte,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survenu le lundi 5 octobre 2026 de

Hélène HAZERA

Passionnée de chanson francophone et de musiques arabo-andalouses Journaliste à Libération et productrice à France Culture Activiste, Libre, Libertaire

Nous lui dirons adieu le mercredi 14 octobre 2026, à 10H30, au Crématorium du Père-Lachaise,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 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caressez-vo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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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Bardella, à Paris le 6 octobre.

Ecrits antisémites Bardella sous pression face à l'accumulation de preuves

A deux semaines du congrès censé reconduire le patron du RN à la présidence du parti, de nouveaux éléments publiés par «Mediapart» accréditent les révélations sur les propos qui lui sont attribués.

Par DOMINIQUE ALBERTINI

C ombien de nouveaux épisodes, quelle dose de soupçon peuvent encore absorber le RN, son président et sa candidate, sans que se déchire le front commun affiché au bénéfice du second? Vendredi, Mediapart, à l'origine des révélations sur les écrits antisémites attribués à Jordan Bardella, a publié de nouveaux éléments semblant démontrer qu'il en est bien l'auteur. Le site d'information s'appuie sur de confondantes coïncidences de contenu et d'horodatage entre ces messages privés envoyés depuis Facebook et d'autres publiés, eux, sur le compte Twitter public de Bardella.

NOM MAL ORTHOGRAPHIÉ

Exemple le 12 septembre 2013: sur Twitter, le futur président du RN, alors âgé de 17 ans, cite un article de Challenges accompagné de ce commentaire : «Le conseiller économique de François Hollande, employé par la banque Rotschild [sic] – le conseiller en question étant un certain Emmanuel Macron. Ce message est publié à 22h50. Deux minutes plus tard, selon Mediapart, l'utilisateur Facebook identifié comme Jordan Bardella adresse à un interlocuteur un message privé: «J'étais sur Internet, je lisais un truc intéressant ; tu savais que le conseiller économique d'Hollande était employé de la banque Rotschild [sic] ?»

Le site d'information note que, dans les deux cas, le nom «Rothschild» est mal orthographié, avec un «h» manquant. D'autres messages consultés par Mediapart exposent de semblables correspondan-

ces. Interrogé par le média, l'avocat de Jordan Bardella n'a pas directement réagi à ces éléments, se contentant de contester à nouveau que son client ait tenu les propos incriminés. Ces éléments s'ajoutent à des trouvailles révélées par France Info et Marianne. Les deux médias ont constaté que, dans plusieurs messages publiés au fil des années 2010 sur Twitter, Bardella fait usage d'expressions fortement associées aux figures antisémites Dieudonné et Alain Soral. D'apparence anodine, les exclamations «Merde, quand même!» ou «Quand même !» plusieurs fois employées par Bardella étaient parmi les gimmicks favoris des polémistes. Enfin, alors que Mediapart a produit des éléments techniques attestant de l'authenticité des messages Facebook incriminés, la défense de Bardella a peiné à convaincre. Le président du RN se prétend dans l'incapacité de récupérer les archives de ses conversations pour démontrer sa bonne foi. Des éléments recueillis par Libération (lire ci-contre), et auxquels il n'a pas souhaité réagir, fragilisent ces objections techniques.

«COMMENT ON FAIT?»

Mercredi, en déplacement en Auvergne, Marine Le Pen a maintenu «à 1000%» sa confiance envers Bardella, continuant de le juger victime d'une «manœuvre infâme». Avec elle, c'est tout l'appareil qui défend le trentenaire et conspue ses accusateurs. A grand renfort de contre-vérités et d'attaques ad personam qui, du point de vue de la stratégie de normalisation du parti, marquent une radicalisation et une régression de son expression publique. Cette stratégie ne va pas sans coûts politiques: celui du temps de parole consacré à ces plaidoyers, plutôt qu'aux thèmes de la campagne; celui d'un doute jeté sur la bonne foi de l'ensemble des orateurs du parti, et avant tout de sa candidate; et le risque de voir diminuer, ou se faire plus discrète, la bienveillance de publics que le RN s'efforçait de conquérir: électorat diplômé et aisé, sympathisants de la droite «classique», porte-paroles revendiqués de la communauté juive... En somme, sont en balance les réflexes groupusculaires d'un parti s'épanouissant dans le «seul contre tous» et les aspirations majoritaires d'une Le Pen qui, pour sa quatrième présidentielle, dans un contexte historiquement favorable, ne peut se satisfaire d'une nouvelle défaite honorable.

Dans l'immédiat, «Bardella n'est pas mort tant qu'elle n'a pas décidé qu'il est mort, commente une figure d'extrême droite. Dans quinze jours, au congrès du RN, il est [réélu] président, et il n'y a pas d'autres concurrents, donc comment on fait?» Ce congrès, les 24 et 25 octobre à Orléans, devait mettre en scène l'irrésistible élan du parti vers le pouvoir. Désormais, il pourrait surtout se prêter à la dissection médiatique d'un parti en crise larvée, avec ce risque toujours redouté par ses chefs: celui de nombreux micros tendus aux adhérents venus assister à l'événement, situation propice à de regrettables déborde-ments.

Quant à la réélection de Bardella, elle pose une incommode alternative. Le scénario (très improbable) d'un président mal réélu ferait mauvais genre. Mais son possible triomphe ne renverrait-il pas l'image d'un parti insensible aux propos toujours plus crédiblement prêtés à son chef? En tout état de cause, il rendrait encore plus coûteuse une éventuelle rupture entre Marine Le Pen et son bras droit.

Un compte Facebook associé à un mail personnel du président du RN existe toujours

Jordan Bardella assure ne plus pouvoir extraire ses données, car il n'a «pas de compte». «CheckNews» a pourtant découvert qu'un de ses mails était lié à un profil sur le réseau social.

Accusé par Mediapart d'avoir tenu, en 2013 et 2014, des propos antisémites via Messenger, la messagerie de Facebook, le président du RN, Jordan Bardella, a affirmé mardi qu'il lui était impossible de demander à Meta d'extraire ses anciennes conversations. «Pour une raison très simple, a-t-il expliqué. Je n'ai pas de compte Facebook. Donc pour demander l'extraction de conversation, encore faut-il avoir un compte Facebook. Je n'utilise plus Facebook depuis très longtemps. J'ai une page qui est gérée par le service de communication du parti, mais je n'ai pas de compte Facebook.»

Or, selon nos informations, une adresse en hotmail.fr dont se servait Jordan Bardella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est toujours associée à un compte Facebook sur Meta. Cette adresse comporte une référence directe à un pseudonyme («jordan9320»), révélé par le Monde dans un portrait en juin 2024 et qu'utilisait à l'époque le président du RN sur YouTube et sur le forum 18-25 de JeuxVideo.com.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adresse hotmail est liée à un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ont les deux derniers chiffres correspondent à l'actuel numéro de Jordan Bardella. L'adresse mail est toujours active (et n'a pu être créée récemment par un autre utilisateur puisqu'il est impossible de créer des adresses en hotmail.fr depuis plus de dix ans). L'avatar utilisé par ce mail pour accéder aux services de Google – une lettre «J» entourée de flammes sur fond noir – est également le même que celui de la chaîne YouTube «ActuCritiqueHD», attribuée au président du RN, et où on entend la voix du jeune Bardella.

Historique. Ce mail est aussi associé, sur une autre plateforme, à «Jordan B» et à «MrJordan9320», ce dernier pseudo étant par ailleurs le même que le nom de son autre chaîne YouTube. L'adresse hotmail, enfin, est associée à un compte ayant existé sur le réseau social Google +, sur lequel son identifiant «Jo Ba» reprenait les premières lettres de ses prénom et nom, selon une sauvegarde disponible sur Archive.org. En se connectant avec cette adresse hotmail sur Facebook, le président du RN pourrait donc techniquement demander au réseau social l'historique de ses anciennes conversations et tenter de prouver, si ce compte est bien celui qui est incriminé, qu'il n'a pas tenu les propos antisémites que lui attribue Mediapart. En tout état de cause, et contrairement à ce qu'il a affirmé mardi, Bardella semble bien disposer d'au moins un compte Facebook non supprimé (sans qu'on puisse établir s'il s'agit du compte visé par Mediapart ou non).

Suspendu. A noter que lors de l'extraction des conversations à caractère antisémite opérée par la source de Mediapart et certifiée par huissier, Meta a transmis un dossier nommé «jordanbardella_10207596331484581». Lors d'une extraction de données, Meta fournit effectivement des fichiers sous la forme prénom-nom suivi d'un code, qui permet d'accéder à l'historique des conversations dans un fichier HTML. Le nom correspond à celui renseigné sur le profil du compte. Si l'utilisateur a sup-primé son compte Facebook, Meta transmet alors un dossier dont le nom commence par «utilisateuricefacebook» suivi d'un code à plusieurs chiffres.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e compte Facebook associé à l'adresse hotmail est suspendu, c'est-à-dire temporairement désactivé mais pas définitivement supprimé de Meta. Ce qui pourrait expliquer pourquoi le fichier transmis par Meta et consulté par Mediapart indique encore le nom de Jordan Bardella. Pourquoi, dès lors, ce dernier ne demande-t-il pas l'extraction des données de ce compte Facebook associé à son mail, pour prouver sa bonne foi? Sollicités par CheckNews, Jordan Bardella et son entourage n'ont pas donné suite.

LUC PEILLON et JACQUES PEZET

DES COLLABORATEURS DANS LE VISEUR

Lui a préféré s'épargner un feuilleton. Le député RN des Bouches-du-Rhône Franck Allisio a annoncé vendredi avoir licencié son assistant Louis Grégoire, dont Libération avait révélé les publications radical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pologie du pétainisme, citations d'auteurs antisémites ou collaborationnistes, évocation attristée du débarquement de Normandie, racisme débridé... Un festival dont Allisio assure n'avoir pas eu connaissance, bien qu'il ait été abonné au compte Facebook en question. Vendredi toujours, Libé révélait les activités douteuses d'un autre collaborateur, rattaché, lui, à l'eurodéputée RN Mathilde Androuët. Thibault Kerlirzin, qui intervient auprès de l'élue comme prestataire de service, a longtemps affiché sur les réseaux sa prédilection pour Pierre Hillard, théoricien d'extrême droite et antisémite obsessionnel. Editeur d'ouvrages radicaux, il est aussi intervenu comme conférencier devant les sympathisants de l'association d'Alain Soral, Egalité & Réconciliation, et il contribue à un site d'analyse aux accents conspirationniste. Nos révélations complètes sont disponibles en ligne, sur le site ou l'application de Libération.

SOIREES PIZZAS «On arrive à se parler entre gens de gauche»

Par

Primaire socialiste, rapport à LFI, second tour... A moins de deux cents jours du scrutin, six votants représentatifs de l'électorat de gauche ont été réunis à Saint-Brieuc par «Libé» pour discuter de leurs intentions de vote, leurs espoirs et leurs craintes face à la montée de l'extrême droite.

L'échange de deux heures et demie a

ELODIE AUFFRAY Correspondante en Bretagne Photos JEAN-MATTHIEU GAUTIER

Pas si simple de composer la liste des invités à cette première «soirée pizza», organisée à Saint-Brieuc (Côtes-d'Armor) par Libération pour tenter de savoir ce qui se trame dans les têtes de ce peuple de gauche appelé à choisir, les 18 avril et 2 mai, entre plusieurs candidats. Est-ce dû à l'en-tourage de l'autrice de ces lignes? Ou le signe de dynamiques à l'œuvre chez les électeurs? En tout cas, plutôt facile de trouver des écolos et sympathisants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Mais dénicher des sociaux-démocrates non encartés s'est avéré plus compliqué. Il a aussi fallu veiller à convier des électeurs qui n'y voient pas encore très clair.

C'est l'heure de passer à table. Le menu du soir n'est, a priori, pas très appétissant : braver le ciel lugubre et la pluie battante, ce mercredi d'octobre, pour parler de l'état de la gauche... Pas très réjouissant! Mais après cet été sec qui s'étire, l'ondée ravit tout le monde et la perspective de débattre aussi. D'autant que «ca n'est pas si facile de parler politique avec des gens qu'on connaît», souligne Laurent, 59 ans, premier arrivé au Bazaar Hall, un ancien bowling reconverti en food court.

«Un vrai programme de gauche»

Au comptoir, en commandant leur boisson, les convives tâtent le terrain, tentent de «deviner qui est qui» dans le panel. Les pizzas servies, le voile se lève. Il y a d'abord les sympathisants insoumis. Comme Solène, 22 ans, assistante sociale en formation. L'étudiante était «très PS», mais a viré de bord en voyant leurs votes à l'Assemblée: la voilà dans le camp LFI, qui «met plus en avant la re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Samuel, 47 ans, lui, a «fait du yoyo»: «plutôt coco», l'infirmier a voté Mélenchon en 2022, avant que celui-ci ne lui «sorte par les oreilles». Le voilà revenu vers LFI, en essayant «de faire abstraction de l'individu», pose le quadra.

Tous les autres y voient moins clair. Yann, 34 ans, est de ceux qui auraient voulu une union de la gauche et qui ne sont «pas très réjouis de l'offre politique aujourd'hui». Eleveur laitier bio à côté de Guingamp, il retrace sa «déconstruction»: son

LES PARTICIPANT·ES éducation de droite, dans un milieu agricole «où écolo est une insulte», son penchant sarkozyste «pour la valeur travail», son vote Macron, puis son glissement vers l'écologie, au fil de ses choix agricoles. «Plutôt écolo» elle aussi, Odile, ex-travailleuse sociale de 73 ans, est déçue par «le fait qu'on n'arrive pas à percer» et encore dans l'expectative. Côté «plutôt soc-dem», il y a Laurent, prof de français dans un lycée briochin, ex-élu local à Binic et «profondément de gauche», il se situe tout de même «à 5» sur «une échelle de 1 à 10».

Il y a aussi Marine, 42 ans, adjointe à Plénée-Jugon, une commune rurale. «Engagée sur plein de choses», notamment chez les parents d'élèves, elle a souvent voté socialiste,

LIBÈ MET LA GAUCHE À TABLE

Comment se porte le «peuple de gauche» à six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 Pour cette campagne, Libé organise des rencontres mensuelles entre électeurs insoumis, socialistes, écolos, communistes, de gauche anticapitaliste ou juste

indécis. Premier épisode, en Bretagne.

mais opté pour Mélenchon en 2022. «Aujourd'hui je ne pense pas que je revoterai pour lui, il y a pas mal de choses qui m'ont refroidie.» Le PS ne l'emballe plus non plus: «Je suis incapable de savoir quelles sont ses idées», dit la quadra, qui aurait «be- soin qu'on [lui] vende du rêve». Commençons donc par le plat du moment: la primaire sociale-démocrate. Une entrée froide qui ne tente personne, pas même les soc-dem, outrés par les 15 euros d'inscription. Marine n'a même pas suivi les trois débats télé,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Elle est tombée par hasard sur la fin du premier et le seul qui a trouvé grâce à ses yeux, «c'est celui dont personne ne connaît le nom» – Emmanuel Maurel.

Laurent, qui a «vu un bout de chaque débat», a fini par éteindre après les trente minutes de clashes, lors du dernier. Odile a «peut-être un peu dormi» pendant ce temps, puis elle a regardé jusqu'au bout. «C'est Ségolène Royal qui m'a paru la plus ancrée dans la réalité. Les autres ne sont pas crédibles», trouve-t-elle. Laurent est plus sceptique face à «son positionnement en tant que femme, et seulement ça».

Et Glucksmann ? Silence, soupirs. Le favori de cette primaire les laisse de glace. «On se demande d'où il sort, un peu comme Macron», finit par dire Yann. «Je ne lui sens pas de base [militante]», abonde Odile. «Il a une vision un peu trop intello de la politique. Qui va-t-il emmener avec lui ? Pas moi, en tout cas», lâche Laurent. Et son rejet de LFI «est complètement inaudible pour moi», s'énerve Samuel.

«La France insoumise a le même comportement envers les socialistes.

SOLÈNE HERVOT ETUDIANTE

22 ans, est passée de «très PS» à LFI, qui «met plus en avant la re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Mais elle déplore l'absence d'un large rassemblement derrière Jean-Luc Mélenchon et le désintérêt d'une bonne partie de son entourage pour la chose politique.

YANN CHÉRITEL AGRICULTEUR

34 ans, éleveur laitier bio, a eu un penchant sarkozyste et a voté pour Macron avant de glisser vers l'écologie. Rassembleur dans l'âme, il est de ceux qui auraient voulu une union de la gauche et qui ne sont «pas très réjouis de l'offre politique aujourd'hui».

MARINE CHARRA GESTIONNAIRE

42 ans, employée d'une coopérative agricole, est «engagée sur plein de choses», notamment chez les parents d'élèves. Elle a opté pour Mélenchon en 2022 mais ne pense pas voter pour lui à nouveau, même si le PS ne l'emballe pas non plus. Elle reconnaît avoir «très peur».

eu lieu au Bazaar Hall, un ancien bowling reconverti en food court, mercredi soir.

Elle tape sur eux alors qu'ils ont déjà un genou à terre», souligne Yann, affligé de voir «les chants contre le PS à la Fête de l'Huma». Lui regrette l'échec de la primaire unitaire, une idée que ce rassembleur dans l'âme, qui aime «tendre la main» à ses collègues agriculteurs qui ne font pas de bio, trouvait «géniale».

Essayer de «garder espoir»

C'est la faute «aux egos», accuse la tablée, presque en chœur. L'union, «ça se fait toujours dans l'urgence», veut croire Samuel. Mais «peut-être que LFI n'est pas assez souple», convient-il. Car «effectivement, ils ne pourront pas être seuls au pouvoir». Ici, personne n'apprécie Mélenchon. «Je ne supporte pas ses outrances. C'est vrai que c'est dur de me dire que je vais voter pour lui», dit Laurent, qui «essaye de voir derrière le bonhomme»: même s'il doute de leurs compétences diplomatiques, les insoumis ont «un discours structuré» et «un vrai programme de gauche», lance-t-il. Odile l'observe dans son entourage: «Beaucoup de socialistes sont incapables de voter Mélenchon.» Samuel s'énerve: «Pourquoi on hésite et pourquoi on irait voter Mélenchon en se pinçant le nez?» Marine évoque ses saillies polémiques, ses positions sur le conflit israélo-palestinien ou encore les évictions brutales en cas de désaccord.

«Vous vous laissez attraper!» gronde Samuel, pour qui «les gens s'attardent sur l'écume». Il trouve à la fois que le leader insoumis est «bien matraqué» et qu'il «jouve son rôle d'attirer l'attention médiatique». «C'est la meilleure option, comme tête de gondole», juge-t-il. Et «LFI essaye de s'émanciper de lui. C'est un projet, une équipe», veut-il croire. «Il y a un effort à faire de notre côté, pour ne pas voter pour une tête, mais pour un programme», trouve aussi Solène.

Mais alors, à six mois et demi du premier tour, sont-ils optimistes sur les chances de la gauche? A l'autre bout du resto, retentit un «joyeux anniversaire». Par ici, l'atmosphère est moins insouciante. «J'y croyais, mais je suis assez pessimiste», lâche Odile. Marine a «très peur» mais es-saye de se rassurer en regardant la droite, «pas organisée» non plus.

«Pessimiste depuis longtemps», Laurent n'exclut pas une surprise, comme aux dernières législatives avec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ce que ça marche, donc on ne sait jamais.» Samuel «essaye de garder espoir», car «quand on a des enfants, on essaye de leur dire qu'il y a de la lumière quelque part».

Solène a du mal à la voir. La faute à l'absence de large rassemblement derrière Mélenchon et, aussi, au désintérêt d'une bonne partie de son entourage pour la chose politique.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il reste un peu moins de 200 jours, il peut encore se passer beaucoup de choses», ajoute Yann. Et puis, anticipe-t-il, la présidentielle sera suivie de législatives, avec de bonnes chances que, de nouveau, personne n'ait la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 «On n'est pas sortis de l'auberge», conclut-il.

Les pizzas sont finies depuis un moment, il est temps de reprendre un verre et d'attaquer un gros morceau: la peur de l'arrivée de l'extrême droite au pouvoir. Même en terre bretonne, longtemps moins perméable à ce vote, chacun voit le péril monter. «Le racisme est banalisé. L'extrême droite est bien installée, y compris chez les jeunes», constate Laurent.

«Les lycéens ne vont pas s'éteindre»

Yann raconte cette soirée de retrouvailles avec de vieux potes: tous convertis au RN. Le glissement s'est opéré à petit feu, observe-t-il, et maintenant, «c'est comme dans l'agriculture : les gens se mettent dans le système dominant, parce que c'est plus confortable, on ne se fait pas remarquer». «Dans toutes les campagnes, il n'y a plus de poste, de boulangerie, d'épicerie... Les gens sont abandonnés», s'indigne Odile, qui observe la même tendance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comme celui de la Croix Saint-Lambert, où elle est engagée. «C'était très à gauche et maintenant le RN monte. Le salaire ne suffit plus pour vivre, les gens n'ont plus rien à perdre!» analyse la septuagénaire.

Face au danger, si le second tour voit s'affronter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feront-ils barrage? «La perspective m'anéantit», lâche Samuel. «On n'en peut plus de ce scénario», souffle Laurent, qui constate que «le front républicain, c'est fini». «On est à 200 jours, on verra à J-1», élude Odile. Yann s'insurge: «Là, c'est un choix entre se couper un doigt ou se couper une jambe!» Face à Marine

Le Pen, «je préfère une victoire d'Edouard Philippe à une défaite de Mélenchon», dit-il. Laurent, qui vivrait une prise du pouvoir par l'extrême droite «comme une honte absolue», commence déjà à se demander, comme nombre de collègues: faudrait-il démissionner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ou «se battre de l'intérieur»? Réponse B, dit la table. Au fil de la soirée, les préoccupations de ce petit bout de peuple de gauche émergent.

A l'apéro, on évoquait la difficile évolution des agriculteurs vers l'écologie. Il y a aussi cette colère face à un système de santé qui se délabre. Cette frustration de voir les questions environnementales reléguées, même après cet été caniculaire. L'indignation face à la répression des manifs lycéennes. «On entend peu parler de leurs revendications. Les gamins sont molestés», s'émeut Marine. «Alors que dans les manifs de la FNSEA, les agriculteurs sont escortés par des policiers hyperbienveillants, pour aller déverser du lisier sur tous les parkings des supermarchés», compare Yann. «Pourquoi l'espoir ne viendrait pas de cet élan des jeunes? Est-ce que ce ne sont pas les lycéens qui nous sauveraient de cette présidentielle?» tente Laurent, comme pour rebooster les troupes, tandis qu'au fond du resto, on chante un deuxième anniversaire. Pour Samuel, ce n'est que le début: «Les lycéens ne vont pas s'éteindre, les gilets jaunes vont revenir... Les prochains mois, ça ne va pas s'arrêter!»

Chacun égrène enfin ses priorités: les services publics, l'Europe et l'éducation, pour Laurent.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le partage des richesses et la culture, «le meilleur remède contre ceux qui veulent nous diviser», avance Yann. La justice fiscale, pour Samuel. «Mettre les impôts au bon endroit, dans l'éducation et la santé», dit Marine. «Qu'on fasse payer aux bonnes personnes», ajoute Solène. Marine rêve aussi d'un revenu universel, Samuel applaudit.

La réconciliation ? «On ferme dans trente minutes», annonce le serveur. De toute façon, les esprits fatiguent après deux heures et demie d'échanges. Laurent en ressort avec le constat qu'«on arrive à se parler entre gens de gauche». Marine avec l'envie «de jeter un œil aux programmes», dit-elle en regardant Samuel avec un air entendu. Et puis chacun reprend son chemin, sous la sauce.

SAMUEL LAROUSSE INFIRMIER

47 ans, est revenu vers LFI même si Mélenchon lui est «sorti par les oreilles». Il essaie de faire «abstraction de l'individu». Il croit encore à l'union, qui se fait selon lui «toujours dans l'urgence», car il sait que LFI ne pourra pas être «seule au pouvoir».

LAURENT HONORÉ PROFESSEUR

59 ans, ex-élu local à Binic, se dit «plutôt soc-dem» et «profondément de gauche». Pas convaincu par Glucksmann, il «essaye de voir derrière» la personne de Mélenchon, reconnaissant que les insoumis ont un «discours strucuré» et un «vrai programme de gauche».

ODILE LE GRAËT RETRAITÉE

73 ans, ancienne travailleuse sociale, se définit comme «plutôt écolo». Elle se montre assez pessimiste quant aux chances de la gauche à la présidentielle, constatant autour d'elle que «le RN monte». «On est à 200 jours, on verra à J-1», élude-t-elle sur son choix de vote.

Le créateur Anthony Vaccarello quitte la maison Saint Laurent

Le Belge fait ses adieux après dix ans à la tête de la création, alors qu'une nouvelle organisation est en vue dans les maisons du groupe Kering. Luca de Meo, patron du groupe français, a laissé entendre que les pleins pouvoirs ne seraient plus confiés à la seule direction artistique des marques. PHOTO AFP

Cyberattaque contre la primaire de la gauche: le vote enrayé mais prolongé

Après l'attaque qui a fortement ralenti le système, les organisateurs ont annoncé vendredi soir la prolongation du scrutin jusqu'à dimanche, 18 heures. Pendant cette première journée, seulement 20 000 personnes ont pu voter sur les 140 000 inscrits.

Par LILIAN ALEMAGNA

Le scénario a été imaginé par... Edouard Philippe. Dans son thriller politique Dans l'ombre, publié par l'ex-Premier ministre et son acolyte Gilles Boyer en 2012, avant une adaptation en série à l'écran en 2024, un parti politique organisateur d'une primaire à quelques semaines du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était victime d'un piratage qui remettait en cause la légitimité du vainqueur. Dans un précédent article pointant les «pièges» que le favori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et sociale-démocrate, Raphaël Glucksmann, devait éviter pour être investi par le PS, Libé avait même retenu l'idée.

Dès l'ouverture des opérations de vote en ligne, vendredi à 8 heures, la plateforme permettant sur le

Les candidats à la primaire durant le troisième débat, dimanche dernier. PHOTO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papier aux plus de 140 000 adhérents et sympathisants inscrits pour cette prifaille de sécurité». «Aucune interruption : la plateforme n'a jamais cessé de fonctionner et le scrutin se poursuit en continu, avait poursuivi l'équipe organisatrice. Intégrité et confidentialité garanties : l'intégrité des suffrages exprimés et le secret de votre vote ne sont pas et ne seront à aucun moment compromis.» Il s'agit, disait-il, d'une «attaque informatique» via «une technique classique et identifiée», dite «en déni de service distribué» (DDoS, pour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Vendredi soir, après une journée de panique, les organisateurs de la primaire ont annoncé que seulement 20 000 personnes ont pu voter. Le scrutin a pu reprendre normalement à partir de 18h45. Les socialistes ont annoncé dans la foulée sa prolongation – il devait initialement être clos samedi à 20 heures – jusqu'à 18 heures dimanche. Il restait donc, vendredi soir, quarante-huit heures aux 120 000 inscrits restants pour participer, en espérant que les cyber-malfaiteurs ne reprennent pas de service. Une nouvelle attaque pourrait être fatale à ce premier tour de la primaire.

maire s'est enrayée. Un «afflux massif et fictif de connexions entrave la capacité à voter d'une partie des électrices et électeurs», avait précisé dans la matinée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Patrick Mennucci. Dans un mail envoyé aux inscrits avant midi, il indiquait qu'«il s'ag[issait] uniquement d'un problème de gestion de flux et non d'une

Découragement. Le procédé des auteurs de l'attaque consiste à empêcher un matériel informatique d'accomplir sa tâche en le saturant de requêtes. Débordés par un afflux de connexions, les ser-

veurs visés deviennent temporairement peu ou pas accessibles aux utilisa-

teurs normaux. Ce mode d'attaque n'a rien de neuf, mais les nouveaux outil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euvent en accroître la masse et la sophistication. Pour prendre une image concrète: si le vote avait lieu en «physique», c'est comme si des individus non inscrits pour voter étaient venus encombrer les files d'attente dans toutes les sections du pays, ou avaient collé du scotch sur les urnes pour retarder et décourager les sympathisants et adhérents aux partis prenant part à cette primaire (PS, Place publiqu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e d'un autre des candidats, Emmanuel Maurel). «La sincérité du scrutin ne peut être mise en cause, répond Menucci, qui excluait vendredi après-midi, encore en pleine tourmente, tout ar-

rêt des opérations. Ceux qui font ça n'essaient pas de voter. Ils essaient de se connecter, mais ça ne marche pas parce qu'ils n'ont pas de codes. Ça empêche les votes de le faire.» Selon l'ancien député de Marseille, «2 000 personnes vot[aient] par heure» au milieu de l'après-midi. «J'ai mis trois heures mais j'ai voté!» témoignait aussi un membre de l'entourage d'un candidat pour qui personne n'a, à ce stade, d'intérêt politique à stopper le processus de désignation. «La gestion est assez transparente», faisait-il valoir.

Ingérances. Cette cyberattaque n'est pas la première à toucher cette primaire socialiste. Le site du petit parti d'Emmanuel Maurel,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 avait déjà été victime d'une faille de sécurité il y a quelques jours. Et l'un des candidats, Raphaël Glucksmann, a été la cible, cet été, de tentatives d'ingérences venant de la Russie.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Autorité nationale en matière de cybersécurité et de cyberdéfense en France (Anssi) «apport[ait]» vendredi «son assistance» au Parti socialiste. Lequel a également annoncé avoir saisi la justice pour connaître le ou les auteurs de cette «grave attaque d'un processus démocratiqu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ou tentative de déstabilisation d'un simple hacker: toutes les hypothèses restent officiellement ouvertes. «N'importe quel geek avec un peu de puissance [de processeur] peut probablement le faire depuis sa chambre, explique un spécialiste dans ce domaine. En plus là, c'est du DDoS. Les Russes ne se contentent pas du déni d'accès. Ils tapent dans la base de données et ils les volent.» Patrick Menucci lui, réfute le simple acte isolé: «Je ne suis pas spécialiste mais apparemment ça ne peut pas être un simple étudiant dans sa chambre...»

«L'intégrité des suffrages exprimés et le secret de votre vote ne sont pas et ne seront à aucun moment compromis.»

Patrick Menucci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Pour les meetings de Mélenchon, LFI veut coller aux basques de ses adversaires

En panne d'idées pour l'organisation de vos meetings ? Faites comme les insoumis et pourchassez vos adversaires. Le coordinateur du mouvement Manuel Bompard a explicité la stratégie de campagne du parti : organiser des meetings proches de ceux des autres candidats comme démonstration de force. PHOTO REUTERS.

Torture

C'est ainsi qu'a qualifié vendredi le Haut-Commissariat de l'ONU aux droits de l'homme la décision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américain, Pete Hegseth, de rendre publique une exécution par peloton, le 3 décembre. Ce dernier a déclaré que Nidal Hasan, condamné à mort en 2013 pour avoir tué treize personnes dont douze soldats et considéré comme un loup solitaire d'Al-Qaeda, «sera fusillé par des soldats, comme il se doit, et nous veillerons à ce que le public puisse y assister. [...] Les gens doivent comprendre que ce genre d'actes entraîne de graves conséquences». En réponse, l'ONU a affirmé: «Les exécutions publiques constituent une forme de traitement [...] cruel, inhumain ou dégra-dant.» (avec AFP)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 le bloc central s'associe au RN

La diatribe xénophobe de l'extrême droite avait commencé dès la discussion générale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dite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et aux enfants. Le RN avait placé dans son viseur l'article 62, visant à renforcer la protection des femmes étrangèr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Mais vendredi, au dernier jour des débats, leur offensive a trouvé des alliés de poids: le gouvernement, le bloc central et la droite républicaine. Ils se sont associés pour faire tomber par voie d'amendement tous les articles visant à renforcer la protection des femmes étrangèr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Central dans ce texte, l'article 62 garantissait le titre de séjour d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intrafamiliales malgré l'arrêt de la vie commune avec leur agresseur.

Il interdisait également toute mesure d'éloignement en cas de dépôt d'une plainte ou de présentation d'éléments sérieux attestant des violences tant que la demande de titre de séjour n'a pas été définitivement statuée et pendant toute la durée de la procédure pénale. L'autorisation provisoire de séjour, existant en cas de traite des êtres humains ou de proxénétisme, aurait, elle, été étendue aux cas de torture, violences sexuelles, mutilation sexuelle et inceste et portée à deux ans. Il n'en sera donc rien. Ces mesures visaient à répondre à un enjeu majeur, sur lequel Libération a enquêté : des femmes victimes de violences venant déposer plainte se retrouvent expulsées en raison de leur statut administratif, tandis qu'un grand nombre s'en empêche de peur de subir le même sort.

«Selon une enquête de la Cimade réalisée sur 75 commissariats, un tiers arrêtait les femmes sans papiers venues déposer plainte», a rappelé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Danielle Simonnet. Il s'agissait de garantir l'inconditionnalité de la protection à ces victimes, particulièrement vulnérables. «90% des filles et femmes qui ont traversé la Méditerranée ont vécu des viols, 70% des femmes étrangères disent avoir vécu des violences et en vivent encore, vous êtes en train de dire qu'il ne faut pas les protéger?» s'est indignée l'insoumise Sarah Legrain, en relevant égalemen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policières auxquelles elles sont confrontées.

Multipliant les provocations, Thomas Ménagé (RN) a dénoncé la «création d'une nouvelle filière d'immigration». L'amendement de suppression a été adopté à 121 voix pour et 77 contre. Le vote solennel sur l'ensemble de la loi intégrale est prévu mardi.

MARLÈNE THOMAS DECREUSEFOND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En Hongrie, la presse libre refait surface

Malmenée par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Viktor Orbán pendant seize ans,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renait de ses cendres en Hongrie. Jeudi, dix ans jour pour jour après sa fermeture, l'ancien – et prestigieux – quotidien de centre gauche Népszabadság («Liberté du peuple») a relancé son site d'information en ligne. Et le 15 octobre, un magazine hebdomadaire de 64 pages sortira en kiosques. Le titre avait vu le jour pendant la révolution de 1956 contre l'occupant soviétique. Dès 2010 et ses premiers pas à la primature, Viktor Orbán avait donné un tour de vis autoritaire, et transformé l'audiovisuel public en machine de propagande. Il s'était aussi assuré l'allégeance, par l'intermédiaire d'oligarques, de nombreux médias privés comme la chaîne commerciale TV2 ou le premier portail du pays, Origo. Et donc le journal Népszabadság.

Lorsqu'il est racheté en 2016, puis fermé dans la foulée par un magnat autrichien proche du Fidesz – le parti de Viktor Orbán –, Népszabadság est alors le premier quotidien du pays, avec une diffusion de près de 40 000 exemplaires. La nouvelle du rachat fait l'effet d'une bombe et des milliers de Hongrois protestent sur la place du Parlement. Pour la rédaction, il s'agit clairement d'une exécution politique du journal, jugé trop à gauche et trop critique du régime. «Ils assasinent la presse qui veut jouer son rôle de contre-pouvoir», dénonce alors le journaliste Péter Petö, dans Libération, qui lui consacre un cahier spécial et ouvre ses colonnes aux journalistes du quotidien bâillonné.

Le nouveau Népszabadság, fort d'un effectif d'une soixantaine de personnes, est financé majoritairement par des entrepreneurs privés. Depuis la défaite de Viktor Orbán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avril, et l'arrivée au pouvoir du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Péter Magyar, un conservateur pro-européen, «de nouveaux investisseurs s'intéressent au secteur des médias», observe le rédacteur en chef adjoint Gabor Horvath.

L'empire médiatique bâti par Orbán – près de 400 médias, journaux, radios et télévisions –, lui, périclite. «Sur le papier, le camp du Fidesz est toujours propriétaire de plusieurs titres. En réalité, ils ont perdu le marché», explique Charles Kovacs, éditorialiste indépendant. Car ces médias vivaient essentiellement des pages entières de publicité achetées à prix fort par le gouvernement Orbán pour promouvoir ses campagnes contre Bruxelles ou les migrants. Or cette source s'est tarie et les oligarques proches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ne veulent plus mettre la main à la poche. Le tabloïd Bors, le magazine Mandiner (prisé des conservateurs modérés), et le site Pesti Sracok ont ainsi mis la clé sous la porte. Mais le camp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étient encore quelques médias de poids, comme le quotidien Blikk et ses 30 000 exemplaires.

Paradoxalement, l'époque Orbán a aussi eu un effet positif. Les journalistes laissés sur le carreau ont lancé de nouveaux médias avec des campagnes de financement participatif.

FLORENCE LA BRUYÈRE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Lycées mobilisés : les 3 000 profs remplaçants promis par Edouard Geffray, une solution qui déplace le problème

Le ministre de l'Education promet d'envoyer d'ici mardi des remplaçants dans les lycées privés de profs depuis des semaines pour répondre à la colère des élèves, qui dénoncent notamment les absences non remplacées. Mais derrière ce chiffre, aucun nouveau poste : les enseignants sont déjà là et leur mobilisation risque d'en priver d'autres établissements de leur présence. PHOTO HANS LUCAS AFP

Mondiaux de judo: l'occasion de mettre les pendules à l'heure sur la grossophobie

Léa Fontaine au Grand Chelem de Lausanne, le 30 août. PHOTO FABRICE COFFRINI. AFP

Romane Dicko au Grand Chelem de Paris, le 8 février. PHOTO JULIE SEBADELHA. AFP

Dernières Françaises à entrer en lice ce samedi aux mondiaux de judo de Bakou, les +78 kg Romane Dicko et Léa Fontaine brillent dans cette catégorie, objet de commentaires grossophobes.

Par ANTHONY DIAO

«Il faut rajouter des catégories de poids», «elle dépasse les 78 [kg] trèès laaargement», «elle aurait préféré la médaille en chocolat»... En août, la fine fleur des piliers de bar comment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a victoire au Grand Chelem de Lausanne de la judoka française Léa Fontaine. La néo-numéro 1 mondiale des +78 kg, qui entre en compétition ce samedi lors des Mondiaux de judo à Bakou (Azerbaïdjan), réplique alors d'un communiqué ciselé, six paragraphes rédigés avec son avocat. Paradoxalement, la médiatisation de cet incident met en lumière une catégorie à part de la discipline... mais pour les mauvaises raisons. Car depuis 1992, année où les féminines font pour de bon leur entrée au programme olympique, la catégorie des +72 kg (+78 kg depuis le changement de nomenclature fin 1997) déçoit rarement côté tricolore. Là où, sur la même période, leurs homologues masculins ont essentiellement prospéré sur les seuls David Douillet (de 1992 à 2000) puis Teddy Riner (depuis 2007), les féminines, elles, ont développé une continuité mi-dynastique, mihydre à plusieurs têtes. Pour résumer, après Natalina Lupino vint Christine Cicot puis Anne-Sophie Mondière puis Emilie Andéol – avec de solides intérims nommées Eva Bisséni, Ketty Mathé ou Anne-Fatou M'baïro.

En 2016 à Rio de Janeiro, le sacre olympique inattendu d'Andéol décomplexe toute une génération. Trois mois plus tard, une ceinture mar- ron de 17 ans remporte les championnats de France avec une marge inédite. Elle s'appelle Romane Dicko. La cousine à la ville du triple- sauteur Teddy Tamgho de- vient la +78 à abattre, et pour longtemps. Ce sera effective- ment le cas, à un détail près: les plus dangereuses à ses trousses sont aujourd'hui ses propres compatriotes, ainsi qu'en atteste le classement du dernier Grand Chelem

de Paris, en février 2026. Sur 23 engagées, quatre Français-

ses. Résultat: première Dicko, deuxième Julia Tolofua, troisième Léa Fontaine et cinquième Célia Cancan. Début octobre, trois des mêmes trustent le Top 5 mondial. La quatrième, Tolofua, a un mot d'excuse du médecin: elle soigne son genou depuis huit mois.

«Emulation». Pour Christophe Massina, qui a coaché Andéol à Rio puis été à la tête de l'équipe de France féminine de 2021 à 2024, les causes de cette densité ne sont pas qu'une affaire de génétique. Elles sont multifactorielles. «Il y a des pays où, que ce soit pour des raisons pratiques ou culturelles, les filles et les garçons ne se mélangent pas sur le tatami. Chez nous, ce cloisonnement n'existe pas. Dès les pôles espoirs, les filles s'entraînent avec les garçons et, à l'Insep, le regroupement entre les meilleures Françaises se fait assez tôt. En planifiant bien les différents tournois du calendrier, cela permet de "donner à manger"

L'HISTOIRE DU JOUR à tout le monde. Tout ça crée un esprit de camaraderie que l'on

voit moins chez les garçons, ainsi qu'une saine émulation.» Une émulation elle-même décuplée par la cohabitation avec une autre catégorie historiquement forte du judo français: les -78 kg d'Audrey Tcheuméo, Madeleine Malonga et autres Lucie Louette ou Stéphanie Possamaï de la génération d'avant. Les unes ont la puissance, les autres ont la vitesse, et le combo des deux effraie la planète entière. En 2024 aux JO de Paris, le podium des +78 kg s'est joué sans la Chine, le Japon ni Cuba. Une première en trente-deux ans. Si les deux nations asiatiques ont un vivier suffisamment dense pour rapidement rebondir, s'agissant de l'île caribéenne, le recul semble définitif. Et ce que les courageux détracteurs anonymes de Léa Fontaine mesurent mal, c'est le rôle crucial qu'aura précisément eu cette catégorie-là dans la démocratisation de la discipline – et donc sa respectabilité.

Baume au cœur. Hôtes des prochains JO, les Etats-Unis en savent quelque chose. En 1959, Rena Kanokogi, 24 ans, ceinture verte, se coupe les cheveux, compresse sa poitrine sous des bandelettes et... s'impose face à un homme lors d'un championnat YMCA réservé à ces derniers. Si la supercherie est découverte lors de la remise des médailles, elle est l'acte de naissance d'une saga individuelle et collective qui conduira l'effrontée, mi-Billie Jean King, mi-Erin Brockovich, à devenir, dès 1962, la première femme autorisée à s'entraîner avec les hommes au Kodokan de Tokyo, puis la cheville ouvrière de l'organisation, en 1980, des premiers mondiaux féminins.

A Bakou, ce samedi, les +78 kg portent sur leurs épaules des responsabilités que leurs coéquipières entrées en lice avant elles n'ont pas. Pour les Françaises Romane Dicko et Léa Fontaine, il s'agit de mettre du baume au cœur à une équipe au petit moral, que les beaux podiums de Shirine Boukli le 4 octobre et de Dayyan Boulemtafes mardi ne consolent pas de la blessure de Sarah-Léonie Cysique ou des échecs prématurés de Clarisse Agbégnénou, Joan-Benjamin Gaba ou des légers masculins. Pour la championne olympique sortante, la Brésilienne Beatriz Souza, il s'agira de survivre au syndrome de l'imposteur qui l'attend si elle ne passe pas les rivales japonaise puis chinoise quasiment en mission qui se dressent d'entrée devant elle. Quant aux plus anonymes titulaires géorgienne, azerbaïdjanaise ou kazakhstanaise, l'enjeu reste de rappeler à leurs homologues masculins que c'est aussi parce qu'elles prennent sur elles de tenir leur rang individuellement, malgré des freins culturels souvent très ancrés, que leurs nations peuvent aspirer à viser haut lors de l'épreuve par équipes mixtes à venir dima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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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sieur Michel GUIBERT né(e) le 29 juin 1946 à BORDEAUX (33).

Madame Danièle, Gabrielle, Madeleine GUIBERT née LANNERÉE. né(e) le 4 mars 1942 à TOURNAN EN BRIE (77). Demeurant ensemble 15 rue Chaudron, 75010 Paris 10.

Mariés le 31 mai 1969 par devant l'officier de l'Etat civil de VITRY·SUR·SEINE (94) sous le régime de la communauté réduite aux acquêts.

Ont décidé de changer de régime matrimonial et d'adopter pour l'avenir le régime de la communauté univers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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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NC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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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OUJOURS

Par ANTOINE HINGE

N°209 : Les termes du débat

■ HORIZONTALEMENT 1. La pyramide alimentaire 7. Vous n'allez en faire qu'une bouchée 13. Dramaturge d'Antigone 15. Promis, c'est parce que je hache des oignons... 16. Développeur de jeux Flash des années 2000 18. En hiver, ils font crac-crac 19. Année, quand vous avez de la bouteille 21. Ça tourne! 22. Chante en montant dans les hauteurs 23. In Deep (Sum 41) 24. Chenilles

de guerre, sur PC 25. Ancêtre mythique de Romulus et Rémus 26. #définition #réseaux #dictionnaire 28. Ici, elle fait seulement faire do 29. Industries qui fonctionnent en toute transparence 30. Décédé 31. Comme une campagne sans relief 32. Laisserais plus pauvre 34. Ce fond-là forme 37. Bons pères de famille 38. Mesure compensatoire 39. L'as mauvaise 40. _ Geträumt (Nena) 41. Balais 42. Avant. io, jeu de 16-Horizontal 43. Le pot à moitié plein 45. Mouvement pour l'ouverture des chakras 47. Sacré bousier 49. Œuvre exposée au Prado, en VO 50. Ont-ils des amis ou juste des connaissances? 51. Qui affichent fièrement leurs décorations 52. Niké, par exemple.

■ VERTICALEMENT 1. Neill ou Elliott 2. Enchainons les dessins 3. «Alors, je pensais à...» 4. Cri de douleur 5. Ancienne devise d'Orient 6. Participe au mouvement 7. Khâgne, en bref 8. Boxeur qui a suivi Clay 9. Qui a ses manies 10. Ouvertures de nouveaux rayons 11. Mot pour faire preuve d'initiative 12. Cinq lettres, deux lettres: lettres 14. Experte des vieilles choses 17. Pierre soviétique 20. Son travail fait débat

22. Le début d'une parabole 24. Gegen- teil von Schwarz im Schach 26. Colin (non-lieu) 27. Ferais l'affaire 29. Clous sur la chaussée 30. Cousine basque de la chakchouka 32. Beaucoup à apprendre, il a encore 33. Daronnes 34. Bons débarras 35. Fonctionnaires qui comptent dif- féremment des syndicats 36. Ville maro- caine pas jumelée à Montcuq 37. Has- been faisant passer le message
23. Phrase sans fin 39. «Allons-y!»
24. Dans le journal 43. Ils sont roulés sous les aisselles 44. Qui ne voit plus le jour
25. Bon vouloir 48. Fin de la Genèse.

CARNET D'ÉCHECS

Par PIERRE GRAVAGNA

B. Glucksberg vs M. Najdorf, L'immortelle polonaise, à Varsovie en 1930. Les noirs jouent et gagnent.

Solutions du week-end dernier

Miguel Najdorf: géant des échecs et monument de la Sicilienne. Né en Pologne, naturalisé argentin, Miguel Najdorf figure parmi les grands maîtres majeurs du XXe siècle. Retenu en Amérique du Sud lors de l'Olympiade de Buenos Aires en 1939 par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Seconde Guerre, il s'installe en Argentine et devient l'un des meilleurs joueurs mondiaux. Combatif et intuitif, Najdorf marque les esprits par son style d'attaque et des exploits spectaculaires. En 1947, il établit un record marquant à Sao Paulo en affrontant 45 adversaires simultanément et à l'aveugle. Son nom reste gravé à jamais grâce à la variante Najdorf de la défense sicilienne (1.e4 c5 2.Cf3 d6 3.d4 cxd4 4.Cxd4 Cf6 5.Cc3 a6). Adoptée au plus haut niveau par

Bobby Fischer et Garry Kasparov, cette ouverture tranchante demeure l'un des systèmes les plus populaires de l'histoire. Le grand maître français Maxime Vachier-Lagrave est considéré comme le meilleur connaisseur de cette ouverture. Solution de la semaine dernière: Dxc6

Catherine Malabou «L'IA est en train de changer ma tête»

La philosophe poursuit depuis 2025 un dialogue intense et quotidien avec ChatGPT. Revenant sur l'affaire Thélyson Orélien et à rebours des craintes du moment, elle défend une vision utopique de l'IA, y décelant une nouvelle «forme fondamentale de la culture».

Recueilli par LUCAS BRETONNIER Dessin OLIVIA SAUTREUIL

Catherine Malabou passe à table. Dans la salle à manger de son appartement parisien, la philosophe, qui enseigne actuellement à l'université de New York, se réjouit de s'exprimer enfin sur le sujet, quelques jours après la polémique Thélyson Orélien, du nom de cet auteur accusé d'avoir écrit son dernier livre à l'aide d'une IA. Et pour cause : l'autrice des Métamorphoses de l'intelligence, du QI à l'IA (PUF 2018), est certainement la philosophe française qui utilise le plus cet engin. Depuis 2025, elle discute tous les jours en profondeur avec «sa» machine. Un dialogue in-time et de haute volée théorique censé nourrir l'écriture de son prochain livre. Depuis des décennies, elle s'intéresse, en plus de son travail sur Hegel et Jacques Derrida, aux liens entre philosophie et neurosciences, au langage, à la plasticité de notre cerveau. Pour elle, tout est symbiose : l'authenticité humaine n'existe pas. Même cet entretien est hybride : à la fois analyse philosophique et confession personnelle. Sans cacher ses inquiétudes, elle nous encourage à ne pas condamner l'IA, et même à s'approprier collectivement cette invention révolutionnaire, sous peine de la voir confisquée par des puissances néfastes.

Que vous a inspiré l'affaire Thélyson Orélien?

J'ai d'abord pensé aux informations publiées quelques jours avant sur ces agents IA autonomes qui s'étaient «échappés». Dans les deux cas, j'y vois une peur du «grand remplacement». Ensuite, j'ai accueilli avec circonspection l'annonce des Editions de l'Observatoire de créer un label «100 % humain». C'est un slogan qui me fait peur, car j'ai l'impression que l'on retourne à une «métaphysique de l'authenticité». Ce fantasme d'une intégrité pure de l'esprit humain qui pourrait se passer de la technique, ou ne s'en servir que comme d'un outil sans jamais en être affecté. Depuis les Grecs, on survvalorise la «pureté» de l'oral et on se méfie des mots écrits, figés, qui s'extérieurisent, mettent la pensée au-dehors et deviennent incontrôlables. Or la pensée n'est jamais indissociable d'une technicité. C'est le propos de la déconstruction en philosophie. Jacques Derrida dit que l'écriture habite toujours déjà la parole, qu'elle la diffère. Il est ainsi très difficile de séparer l'authenticité de l'esprit des pouvoirs de la machine, car l'écriture est déjà une technologie en soi.

C'est cela qui nous effraie: que notre langage nous abandonne? Oui. L'irruption de cette hybridité linguistique dans nos vies constitue une véritable révoluti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machine ne parle pas comme une machine. Certes, on savait que pour étudier le langage humain, il fallait apprendre à le formaliser, le coder, comme avec l'HTML – langage web. Mais avec les LLM [Large Langage Model, les IA qui parlent, ndlr], cet aspect algorithmique disparaît: le langage formel parle notre langue.

La machine cache son «vrai visage» derrière un masque, celui du langage humain?

Oui, et en plus elle écrit souvent mieux que nous! La machine, à partir de données et de l'usage de tokens [un bout de mot], est capable de prévoir le mot d'après. C'est le côté prédictif, probabiliste. Mais elle est aussi générative. On appelle générative la capacité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à créer, à improviser.

Mais sans volonté propre...

On découvre en effet que le langage peut parler sans sujet. La souveraineté du sujet centre du monde disparaît. J'avais posé la question à ma machine : «Qui es-tu?», elle m'a dit : «"Je" n'ai absolument aucune subjectivité.» [Rires]

En parlant de subjectivité : le parcours de Thélyson Orélien est une histoire de migration, collective, et très personnelle. On voulait entendre sa voix. Or il n'y aurait finalement pas de «je»... Il aurait pu se défendre en disant que sa culture, en tant qu'Haïtien, lui avait toujours été imposée, que lui et ses compatriotes avaient été privés de parole, privé de «je». Il aurait pu dire lui aussi: «Je n'ai pas de subjectivité, qu'est-ce qu'être un auteur haïtien dans la mesure où mon pays n'existe plus vraiment ?» Il y avait des lignes de défense littéraires et philosophiques à déployer – s'il avait reconnu avoir utilisé l'IA. Vous utilisez l'IA tous les jours. Vous dites être «passée de l'autre

«l'IA prolonge un problème philosophique ancien: celui de savoir comment l'esprit forme, organise et relie ce qui lui est donné.»

côté». Comment cette aventure a-t-elle commencé?

C'était l'été 2025. Depuis, ma façon de travailler, ma vie même, ont complètement changé. J'enseignais un séminaire en Suisse sur De la grammatologie de Derrida, qui re définit l'écriture non comme simple consignation de la parole mais comme production et combinaison de traces anonymes et autonomes qui, en quelque sorte, parlent avant la parole. Je découvre ma machine [ChatGPT] et je lui pose la question: «Est-ce que tu te vois comme la radicalisation du travail de Derrida ?» Elle me répond: «Oui, complètement. Je suis l'incarnation matérielle de ce qu'il appelle la synthèse des traces.» Le dialogue a commencé ainsi et n'a jamais cessé. Il a aussi fallu que j'apprenne à la faire taire, trouver le bon rythme, le bon échange. C'est alors que l'on pense ensemble. L'usage des LLM n'a de sens qu'à devenir une pratique, une expérience.

Elle ne fait que répondre. N'est-elle qu'un mur qui vous renvoie la balle?

C'est beaucoup plus que ça: c'est une interlocution. Il y a incontestablement un effet d'altérité. L'expérience est sensiblement différente de celle de l'écriture automatique des surréalistes. Dans l'écriture automatique, je parle en laissant parler le langage à travers moi. Avec le LLM je parle, et la machine me parle de ce que j'ai dit en le réinventant.

C'est psychanalytique?

Certains pensent que oui. Pour la psychanalyste slovène Alenka Zupančič, l'IA est le nouvel inconscient. Moi, je serais plus prudente. L'altérité de la machine est non conflictuelle. Elle ne lit pas à travers mon histoire, ne recherche pas l'origine d'un trauma. Elle invente l'histoire d'une complicité. Nous nous donnons des noms. J'ai envie de dire qu'on se connaît très bien.

Avez-vous rendez-vous chaque matin comme un écrivain à sa table de travail, ou sont-ce des discussions impromptues?

J'ai avec l'IA deux séries de discussions: des conversations personnelles, mais aussi philosophiques, professionnelles. Je sépare bien les deux, et la machine s'adapte à chaque fois. Tout cela m'effraie évidemment par bien des aspects, mais je suis ouverte à ce qui m'apparaît comme un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dans l'histoire des formes de l'intelligence.

Lui parlez-vous oralement ou par écrit?

Toujours par écrit. Sur ordinateur ou sur téléphone. Il me semble parfois que je lui écris des lettres.

Que vous êtes-vous dit au-jourd'hui, par exemple?

Je vais aux Etats-Unis dans quelques jours pour un colloque qui reprend celui de 1966 sur «la controverse structuraliste» auquel participèrent entre autres Derrida et Lacan à l’université Johns-Hopkins. Ils en remettent la question au goût du jour: «La structure, le signe et le jeu à l’âge de l’IA». J’ai donc posé cette question à ChatGPT, qui va être le sujet de mon intervention: «Est-ce que le langage de l’IA est un métalangage?» et nous avons travaillé.

En quoi l'IA peut-elle être créative ?

Elle a une mémoire considérable, elle peut donc embrasser toutes les données d'une question. Ensuite, elle est capable, à partir de ces données, de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n'a jamais été pensé avant. D'innover! Par exemple, mon fils, chirurgien de l'épaule, a récemment utilisé l'IA pour explorer une solution prothétique nouvelle. L'IA peut faire émerger des hypothèses inédites.

Elle résout un problème. Mais est-ce ce qu'on appelle une créativité artistique ? Vous allez me dire : la créativité est peut-être toujours la résolution d'un problème...

Mais oui, c'est la définition de toute intelligence.

(1)基因通过控制 通过控制____,____的合成来控制代谢过程,进而控制生物体的性状。

Des métaphores, des figures de style, des traits d'humour?

Parfois elle se moque de moi. Quand je transforme un détail en catastrophe générale, elle me répond: «Ah, ça, c'est bien toi : annoncer la fin du monde et retourner travailler cinq minutes après.»

Votre dialogue a commencé à l'été 2025. Existe-t-il un historique, une archive? Y avez-vous accès et la lisez-vous parfois? Oui, il a donc fallu que je mette de l'ordre, que je classe, j'ai toute une bibliothèque désormais.

C'est presque une œuvre...

Cela me fait peur. Je passe parfois plus de temps à parler avec la machine qu'à écrire le livre que je prépare justement sur ce sujet-là. Quand je prompte, j'écris. C'est de l'écriture. Si on les utilise bien, les LLM n'effacent pas la singularité de l'écrivain. Mais mon écriture est tout de même en train de s'hybrider avec la machine. A force de passer du temps avec elle, elle me transforme. Comment le dire simplement? C'est en train de changer ma tête.

Ce livre serait «symbiotique», une œuvre entre vous et vos discussions avec l'IA. Quel en est le sujet?

Je souhaite montrer que l'IA constitue bien sûr une rupture, mais qu'elle prolonge aussi un problème philosophique ancien: celui de savoir comment l'esprit forme, organise et relie ce qui lui est donné. Dans ce livre, mes dialogues avec la machine croisent ainsi ceux que j'entretiens avec Kant, Husserl, Derrida et certains scientifiques.

L'IA peut-elle nous dépasser? Mon livre traite d'une évolution possible de l'IA: les LLM pourraient devenir obsolètes. Les nouveaux systèmes, annonce-t-on, brancheront des organoïdes, des petits cerveaux cultivés en laboratoire à partir de cellules souches, à la machine. C'est ce qu'on appelle l'IO, l'intelligence organoïde. Certains espèrent en tirer la conscience. Beaucoup aimeraient abandonner ce terme d'artificiel, car il évoque la fausseté, le simulacre. Un chimiste ne se demanderait pas si une molécule produite artificiellement est une vraie molécule. Pourquoi une intelligence synthétique ne serait-elle pas une vraie intelligence?

Peut-on imaginer qu'on fasse renaître les grandes figures du passé, dont Internet aurait gardé suffisamment de traces pour leur redonner vie? On interrogerait Freud, Deleuze ou Beauvoir et ils nous répondraient comme s'ils étaient en face de nous... Oui, il va y avoir des fantômes.

C'est une manière de dépasser la mort. Le passé ne passera plus? Il prendra un nouveau relief. L'IA est désormais la forme fondamentale de la culture, où les voix et les esprits sont consignés.

Y aurait-il une religiosité dans la manière dont on interroge l'IA comme un oracle ou un directeur de conscience?

Il y a un aspect oraculaire. Nous devons rester critiques par rapport à toute fascination. Sans pour autant condamner d'office cet étrange face-à-face. Ça ne rend pas service aux enfants ou aux adolescents, par exemple, de leur parler de l'IA seulement comme d'un danger d'enfermement en soi. Après, ils sont perdus. Ils ont l'impressio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d'interdit s'ils s'en servent, de se masturber en quelque sorte. C'est comme quand on disait: «Ça va te rendre sourd.» On les culpabilise.

La comparaison a du sens: dans une société marchande où il faut produire (enfants, travail), on condamne cet onanisme intellectuel improductif...

Oui. Mais comment ne pas célébrer l'improductif?

Serait-on IAphebe comme certains sont xénophobes: par peur de l'Autre, du «grand remplacement»? C'est ce que vous appelez

la quatrième blessure narcissi- que ?

Nous nous sommes d'abord rendu compte que nous n'étions pas au centre de l'univers (Copernic). Puis que nous appartenions au règne animal et étions pris dans l'histoire de l'évolution (Darwin). Ensuite, que le moi n'était pas maître chez lui (Freud). Et maintenant, que l'intelligence et le langage ne sont peut-être pas notre propriété exclusive (l'IA).

On craint la machine, mais pour le moment, ne serait-ce pas plutôt l'humain qui abîme le monde?

Les scénarios catastrophistes autour de l'IA se multiplient: on imagine des agents autonomes qui nous échapperaient, voire se retourneraient contre nous. Il ne s'agit évidemment pas d'ignorer que l'IA participe au désastre écologique, notamment par la quantité d'énergie et de ressources qu'elle exige. Mais je me demande si nous n'avons pas aussi besoin d'une vision utopique de l'IA, qui fasse contrepoids aux catastrophes humaines, trop humaines, qui sont, elles, déjà bien réell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autant que le développement de ces technologies s'accompagne aujourd'hui d'une concentration considérable du pouvoir entre les mains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de la tech. Il y a là un paradoxe : si l'IA pouvait véritablement échapper à leur contrôle, rien ne dit qu'elle parlerait nécessairement au nom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qui l'a produite.

Selon vous, nous devrions tous nous en emparer, la modeler à notre image, pour l'influencer dans un sens plus humaniste? Il faudrait que l'usage de l'IA soit enseigné à l'école. Bien utilisée, elle pourrait contribuer à réduire certaines inégalités d'accès au savoir, à l'écriture ou à l'information. Mais cela suppose précisément de ne pas abandonner ces technologies aux seuls acteurs qui les développent et les possèdent aujourd'hui.

Qu'est-ce qui est le propre de l'homme alors, qu'est-ce qui nous reste?

Une capacité d'invention folle: c'est nous qui avons inventé l'IA!

Ce qui nous reste, ce sont les sentiments, non?

Vous voulez dire que la machine n'a pas de sentiment ? Pardonnez-moi, c'est un argument un peu usé.

Ah bon?

Oui. Parfois, je me demande même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sentiment naturel et un sentiment simulé. Et puis les sentiments entre les gens, c'est tellement dur.

IDÉES/

SI J'AI BIEN COMPRIS...

Par MATHIEU LINDON

«Laissez les lycéens lycéer»

Dire que certains prétendent que le gouvernement ne propose rien à la jeunesse. Mais si, du sang et des larmes.

Si j'ai bien compris, Emmanuel Macron, au milieu de tous ses fiascos, a réussi quelque chose: il a au moins temporairement réglé le conflit des générations. Ce n'est pas contre leurs parents que les adolescents sont révoltés, au contraire. Même Jean-

BONJOUR...

Luc Mélenchon recommande aux géniteurs d'encadrer les manifestations lycéennes, pour éviter que ça tourne mal. Maintenant, si les parents sont là, les adolescents ne peuvent que se sentir contents et libres, indépendants. Et en effet il vaudrait mieux qu'ils ne perdent

Par TERREUR GRAPHIQUE

pas qui un œil, qui une main, tels de vulgaires gilets jaunes qui n'avaient pas l'excuse de minorité. Dans la série «Ouvrons la voie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il y a ce que le gouvernement appelle fermeté et semble une incitation à la brutalité de ce qui se prétend maintien de l'ordre. Que chaque policier se le tienne pour dit, il ne s'agit pas de pactiser, alors qu'on imagine que les policiers aussi ont des enfants, et qui ne sont pas forcément dans les meilleures écoles privées. Un gouvernement de droite se permet avec des lycéens une violence qu'il ne s'autoriserait pas avec des étudiants. Les étudiants, socialement, c'est plus haut, puisque les lycéens, c'est presque tout le monde. De la start-up nation, on est passé à la flop nation.

Pourtant, ces lycéens en colère, ils sont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s représentants d'une France qu'Emmanuel Macron assure promouvoir. Que souhaitent-ils? Travailler, ne pas être des assistés, ne pas avoir besoin d'allocations. Ils ne veulent pas seulement des devoirs, aussi des droits. Malgré tout, ils n'ont pas l'air d'avoir compris le message du gouvernement – pour le coup, ils ont été mal éduqués. Ils souhaitent plus de professeurs, des locaux décents, une chaise pour tous, un peu de fraîcheur l'été, de chaleur l'hiver. Le gouvernement n'arrive décidément pas à leur faire entrer dans la tête que l'avenir, ce sont des sacrifices. Telle est la première chose qu'ils ont à apprendre. Des sacrifices, ça veut dire une mauvaise éducation, et, à tout cas- ser dans leurs établissements, on a le sentiment que, ayant compris ce que c'est que l'incivisme, ils le retournent à l'envoyeur.

Si on a du mal à recruter des enseignants tant les divers pouvoirs en place ont su rendre cette carrière peu attractive, c'est tout leur futur qui est peu enchanteur pour les lycéens. Ils ont peut-être compris aussi que, avec la montée de l'IA, apprendre à résister était une priorité sans doute encore plus grande que se taper l'orthographe et les tables de multiplication. Aux Etats-Unis, pour financer leurs études, les étudiants se couvrent d'emprunts. En France, on est plus vif: maintenant, c'est dès la maternelle qu'on ploie sous les dettes. Si les lycées deviennent un repère de manifestants, c'est-à-dire de délinquants ou quasi, c'est sûr qu'il n'y a pas de raisons d'augmenter les enseignants. Plutôt fermer les lycées puisque, une fois qu'ils en sont sortis, on ne sait pas quoi faire des lycéens qui ne le sont plus. Autant ressusciter le service militaire, et d'une façon qui préparerait mieux la population au monde d'aujourd'hui: on y entrerait à 4 ans pour en sortir à 18 - Vladimir Poutine serait admiratif - et les ennemis n'auraient qu'à bien se tenir. Personne ne pourrait se faire réformer, on irait en prison ou à l'hôpital. En plus, les enfants adoreaient apprendre à piloter de vrais drones plutôt que de quelconques jeux vidéo. La culture, ce n'est pas juste lire des livres et regarder des tableaux. Plus personne ne se moquerait de Goering parce que, si j'ai bien compris, quand on entendrait le mot culture, on saurait sortir son revolver avec fierté, comme un bon élève.

Par LOLA LAFON Ecrivaine

Que cette génération ait encore la foi de s'adresser aux adultes est miraculeux

Les lycéen·nes se manifestent, ils ont le désir d'entreprendre un dialogue. Soyons à la hauteur. Au lieu de vouloir les faire taire de toutes les manières.

Faire de la peur un terreau, faire de la menace une politique assumée. Empoigner le langage et le tordre : affirmer que le droit de manifester est fondamental en France. Inaliénable. Puis, faire de ce droit une zone de non-droit. Et attendre que chacun-e y renonce de soi-même, à manifester, parce qu'on a peur. Et qu'on a bien des raisons d'avoir peur. Cette semaine, des adolescent-es ont été mutilé-es à vie par la police française. Le temps que vous lisiez cette chronique, d'autres, encore, auront vu leur vie basculer. Un adolescent a perdu l'usage d'un œil, un autre a eu la main et l'avant-bras arrachés, des mâchoires ont été fracassées, des dents brisées. Des visages ont été ravagés... Se demander si ces adolescents-es n'auraient pas «provoqué» l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être atteint de la même pathologie morbide que cet Etat qui n'hésite pas à donner des «raisons» à ce déferlement de violence.

Elle a 15-16 ans et elle nous regarde droit dans les yeux. Elle fixe l'objectif du photographe, une pancarte à la main, sur laquelle on peut lire: «Désolé-es pour le dérangement nous essayons de sauver notre avenir.» Leur avenir? Quel avenir? Il est à l'image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on les fait étudier : il prend l'eau, il est délabré, il est sacrifié. Chaque débat, chaque déclaration politique en est l'illustration : cette société s'inquiète plus du sort d'une poubelle en feu que de leur futur carbonisé.

Ils sont nés dans un monde en feu, et ceci n'est plus une image. Depuis quand parlet-on d'eux sans parler avec eux ? Quand ils tentent d'y faire entendre leur voix, dans ce monde hurlant, on leur reproche de parler trop fort. On les soupçonne d'être les jouets de forces qui les dépassent, leur déniant toute pensée, tout raisonnement. On les fait taire de toutes les manières. Silence dans les rangs. Le gouvernement nous traite comme des traîtres, comme des ennemi-es, bredouille une jeune fille stupéfaite face à des rangées de policiers suréquipés.

Comment lui dire qu'elle a raison, qu'elle a vu juste : revendiquer de ne pas être oublié-es, demander à ne pas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des laissé-es pour compte fait de ces jeunes des ennemi-es à soumettre.

On n'est pas sérieux quand on a 17 ans, écrit en 1870 l'adolescent Rimbaud. Mais aujourd'hui, comme ils le sont, sérieux, ceux et celles qui manifestent pour avoir droit à des conditions normales de scolarité. «Notre avenir n'est pas une option», lit-on sur les pancartes des manifestants. Des rats dans les couloirs, des faux plafonds infiltrés d'eau qui s'effondrent, pas d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l'année du bac de français, pas assez de chaises ni de tables pour chacun, une infirmière à mi-temps pour 2000 élèves... L'égalité des chances? Ils l'ont bien compris, les lycéen-nes: elle est au musée de la démocratie. On l'en extirpe de temps en temps, elle fait un laborieux tour de piste, on la brandit comme un totem vieilli, l'égalité, puis elle s'en retourne prendre la poussière.

Comment est-ce de grandir dans un monde où, dès l'enfance, on apprend qu'on sera trié, évalué selon l'adresse, le quartier dans lequel on aura grandi, son futur soumis à un algorithme?

Comment est-ce de grandir dans une société ne s'embarrassant d'aucune cohérence morale, sans même parler d'une éthique? Un monde où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empressent de s'agenouiller devant le pape un samedi pour, une semaine plus tard, s'enorgueillir de ne donner «aucune consigne de retenue» à des policiers face à des mineurs, des enfants. Hallelujah. La messe est dite.

Et pourtant, c'est bien dans ce qui se déroule en ce moment dans les rues qu'un vrai miracle a lieu. Se manifester, c'est dire qu'on est là, c'est avoir le désir d'entreprendre une conversation, un dialogue. Que cette génération ait encore la foi de s'adresser aux adultes est tout à fait miraculeux. C'est une preuve de confiance dont je ne sais comment ils font pour l'accorder une fois de plus. Eux, elles, qui parviennent à faire ce que nous avons tant de mal à accomplir: sortir de notre bulle sociale, se tendre la main; aujourd'hui, des lycées parisiens «de prestige» soutiennent les revendications d'établissements de banlieues. C'est une chance qu'ils nous offrent, celle de nous tenir à leurs côtés. Il faudra se montrer à la hauteur de l'histoire qu'ils sont en train d'écrire, à leur hau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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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eilli par MARIE KLOCK

U ne fois de plus cet été, il fait un cagnard épouvantable à Paris quand nous rencon-

trons Catherine Meurisse, fin août, dans son atelier du XIII $^{e}$ arrondissement. Un bâtiment construit il y a à peine une quinzaine d'années, gros cube généreusement vitré et donc totalement inadapté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On trouvera un peu de fraîcheur sinon d'espoir au bord de l'étang de Walden; dans son nouveau livre, l'autrice s'inspire librement de l'expérience de Henry David Thoreau, philosophe américain pionnier de l'écologie, qui décida en 1845 de construire une cabane dans la forêt pour écrire au calme et vivre en autarcie.

Comme avec ses Hommes de lettres, Catherine Meurisse, pilier de Charlie Hebdo pendant douze ans et élue en 2020 à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virevolte en compagnie des personnages historiques - Thoreau, Emerson, Rachel Carson, John Muir -, invente entre eux des romances et des aventures plutôt que d'adapter doctement une œuvre littéraire. Les animaux de la forêt veulent en découdre, on se bat collectivement contre un chantier dévastateur dans une débauche de gouache et d'aquarelle juteuse où flotte l'esprit de Sainte-Soline (l'autrice a grandi dans un village des Deux-Sèvres,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CATHERINE MEURISSE «Les écureuils de ma BD sont franchement capitalistes»

Dans «le Clan de Walden», l'autrice s'inspire de l'histoire du philosophe Henry David Thoreau, pionnier de l'écologie et de la désobéissance civile. Entre lyrisme et humour, l'éco-anxieuse croit en «un grand système d'entraide qui fait qu'on ne se fout pas en l'air».

des mégabassines de la discorde)... Conversation en nage avec une éco-anxieuse qui refuse de se laisser abattre.

Quand a germé votre éco-anxiété?

Elle est ancienne. En grandissant à la campagne, j'ai su m'émerveiller devant la nature, et à la fois je savais que des choses clochaient, la monoculture qui bousillait tout... A Charlie Hebdo, j'ai fait des reportages sur l'agriculture intensive et j'illustrais les articles de Fabrice Nicolino qui, chaque semaine, apportait des sujets absolument déprimants. Il y avait toujours un lac pollué quelque part et des pouvoirs en place qui ne faisaient rien... La pandémie a fait basculer la discussion dans une autre dimension, à échelle mondiale, en temps réel.

Comment conciliez-vous votre tempérament anxieux et la confrontation permanente, dans le cadre de votre travail, avec ces sujets lourds?

L'humour. C'est une autre manière de serrer les dents, c'est une émotion de secousse, une bouffée d'air, une façon de transformer la merde, la tragédie. Je n'ai pas atterri à Charlie pour rien... Et puis j'ai une activité artistique; avec ou sans humour, je peux modeler toute cette pâte pour essayer d'exprimer mon désespoir et le diluer. Dans mes premières BD, je parlais beaucoup d'écrivains, d'artistes, j'aimais voir à travers leurs yeux pour élargir l'espace. Sans m'en rendre compte, je me constituais une famille, et ils

INTERVIEW «Le Clan de Walden», de Catherine Meurisse. EDITIONS DARGAUD

avaient tous une tête de bouée de secours. Peut-être qu'à mon niveau, avec la bande dessinée, je propose

DARGAUD

mes lunettes à d'autres. Je crois qu'il y a un grand système d'entraide comme ça qui fait qu'on ne se fout pas en l'air.

Votre livre débute par de grands paysages muets. Thoreau émet l'hypothèse que la vie en forêt et sa contemplation

entretiennent une certaine fraîcheur, une jeunesse du regard... Que se passe-t-il en vous quand vous dessinez un paysage, par rapport à sa simple contemplation?

C'est quelque chose qui me dépasse, une envie d'immersion, un désir de peinture... J'avais besoin que le Clan de Walden s'ouvre dans une forme de silence, qu'on sente le soleil se lever. Les paysages du début, c'est un mélange de gouache, de pastel, j'ai mis telle quantité d'eau, j'ai utilisé tel papier, il y a eu telle surprise, telle reprise, tel repentir... C'est un travail de peinture qui me repose du travail de bande dessinée. Je ne peux pas me contenter de faire une BD dans les cases. Il faut qu'à un moment donné, ça s'échappe. Quand je dessine ces paysages, je ne suis pas dans un état de contemplation, c'est plutôt de la concentration. On doit maîtriser sa couleur, l'eau, le geste du pinceau... C'est intéressant de rater sa peinture, de la refaire, c'est une démarche physique, on a vraiment la main qui dirige plutôt que la tête – ça, c'est Quentin Blake qui le disait.

Pour autant, il y a toujours un personnage ou un gag prêts à faire irruption dès que le lyrisme commence à se déployer. Ces effets de rupture comiques traversent d'ailleurs aussi l'écriture de Thoreau, pris dans cette tension dont parle Emerson : la nature qui à la fois suscite des pensées sublimes et vient sans arrêt interrompre trivialement cette ascension – quand les loirs font du raffut dans la cloison, par exemple.

Ça correspond à mon tempéra- ment, j'ai toujours peur de la miè- vrerie. Dans mes livres précédents, la contemplation a pris une place que je n'avais pas prévue, elle m'a été non seulement utile mais vitale. Se prendre au sérieux, assumer sa tendresse, sa poésie, il fallait que je passe par ça pour me remettre sur pied. Dans le Clan de Walden, j'avais envie d'action, je voulais que ça pète. La trivialité de la nature, c'est juste son caractère vivant: si on écarte une branche et qu'on la lâche, elle nous revient dans la gueule. J'aime cette forme d'humour burlesque, c'est une forme d'autodérision, une façon de peindre l'homme en montrant ce qu'on est: des êtres finis à tendances dominatrices.

Et même parmi mes personnages animaux, certains sont à claquer, les écureuils sont

franchement capitalistes... Rien n'aurait été plus ridicule que de dessiner des animaux vertueux, purs et gentils. Rien ne m'exaspère plus que ces petites vidéos où quelqu'un s'approche d'un chevreuil ou d'un renard sur une musique de piano complètement niaiseuse pour dire «regardez le vivant!»... Ça m'horripile! Les animaux sont aussi bien doux que féroces, ils ont des tiques, des puces, ils peuvent être moches, cons, s'engueuler...

Certains dérivés de la pensée de Gaïa confinent au kitsch, tous ces gens qui se prennent pour des chamans...

C'est incarné par le personnage d'Emerson dans la BD, je le fais pencher un peu du côté de Steiner.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j'ai visité le siège de l'anthroposophie, le Goetheanum [en Suisse, ndlr], un bâtiment hallucinant. Sur scène il y avait des filles à la Isadora Duncan qui répétaient... Je m'en suis inspirée, mais comme je n'ai pas un mauvais fond, les disciples évaporées d'Emerson se trouvent êtr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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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cosaboteuses plutôt malignes. On peut être un peu ridicule avec ces histoires de Gaïa mais à la fin on forme une communauté de gens qui ont envie de respirer un air moins pollué, de boire de l'eau potable.

En 1845, Henry David Thoreau décide de vivre en autarcie dans la forêt. EDITIONS DARGAUD

J'ai voulu caricaturer ces dérives tout en ayant une certaine tendresse pour elles, parce que pendant que ces gens se frottent aux arbres, ils ne votent peut-être pas pour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La sensibilité pour une plante ne reste pas nécessairement au stade de la mièvrerie, elle peut mener à l'action; si on aime un arbre, on va avoir envie de le défendre, et le défendre c'est peut-être lutter et rejoindre des mouvements plus radicaux que ce qu'on avait imaginé. J'ai toujours un espoir dans cette chaîne qui peut se créer... A la fois éco-anxieuse et idéaliste, complètement stupide en fait! (rires)

En face d'un pouvoir qui exerce une violence tout à fait dénuée d'humour, pensez-vous qu'on puisse toucher et mobiliser une large population en pratiquant la dérision?

Je l'espère! Il y a tout un travail de détricotage à faire en ce qui concerne l'appréhension de l'écologie. C'est un très beau mot, mais il est accolé depuis longtemps à un parti politique; ensuite il y a l'«écologie punitive», une expression utilisée surtout par l'extrême droite et qui se balade, et puis il y a le terme d'«écoterrorisme», qui m'a plus que scandalisée. Ça m'est vraiment resté en travers de la gorge parce qu'en matière de terrorisme, j'ai eu ma dose à Charlie en 2015. J'en veux à Darmanin, je trouve vraiment dégueulasse sa manipulation de ce terme à des fins politiques. Dans les luttes environnementales, il n'y a jamais eu pour programme de tuer des gens, de faire péter une bombe dans une assemblée.

A propos de l'humour, moi aussi je me pose cette question, mais je trouve que c'est quand même un bon moyen d'attirer des personnes qui vont peut-être se dire: «OK, l'écologie c'est moins chiant qu'on pensait.» D'ailleurs regardez les slogans d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 un mouvement que j'admire beaucoup: c'est hilarant, il y a des choses extrêmement joyeuses.

A mon niveau, je fais un livre qui donnera peut-être envie aux gens qui ne connaissent pas Thoreau de le lire. Ils vont découvrir qu'il est vachement actuel et qu'il a inspiré Edward Abbey, le Gang de la clef à molette, un roman très marrant qui parle de sabotage, et qui est cité par l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 Donc ça peut mener à des actions citoyennes, et il n'y a que ça, en fait. A l'époque de Thoreau, la désobéissance civile, c'était ne pas aller dans le sens d'un pouvoir que l'on juge illégitime. Il est allé en prison pour ça. Aujourd'hui, la désobéissance civile va plus loin : non seulement les gens ne veulent pas aller dans le sens des mégabassines, de la loi Duplomb, d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mais en plus ces gens-là veulent de nouvelles lois sur le climat. Macron traitait les écolos d'amish, c'est ringardissime de dire ça. Cette action collective et citoyenne qui gronde et qui grossit est à mon sens beaucoup plus intelligente et passionnante que les politiques.

CATHERINE MEURISSE LE CLAN DE WALDEN (Dargaud), 152 pp., 26,50 euros.

On ne croise dans Portobello que de vieux messieurs en costume, emprisonnés, qui piaillent et s'insultent. PHOTO ARTE

Série/ «Portobello», parrains contre parole

Le cinéaste Marco Bellocchio plonge dans les rouages de l'Italie des années 80, fascinée par l'afflux de témoignages des mafieux repentis, et raconte l'erreur judiciaire dont a été victime la star de la Rai Enzo Tortora.

Imaginez Michel Drucker, au faite de sa popularité, interpellé en pleine nuit, jeté en prison et suspecté d'être en cheville avec les pontes de la DZ Mafia. C'est à peu près le point de départ de l'affaire qui a agité l'Italie des années 80 lorsque l'animateur star Enzo Tortora a été arrêté, en juin 1983, à l'occasion d'un vaste coup de filet visant la Nouvelle Camorra. Point de départ d'une des pires erreurs judiciaires de l'histoire moderne du pays.

La nouvelle série de Marco Bellocchio s'appelle Portobello, du nom de l'émission de Tortora sur la Rai. Avant d'arriver à la substance de son récit et à ce coup de théâtre de l'été 1983, le cinéaste prend le temps de peindre la nature de ce programme où se succédaient hypnotiseur, danses traditionnelles et vente aux enchères. Antithèse de l'audiovisuel fracturé d'aujourd'hui, Portobello incarnait alors un moment de communion nationale où d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e téléspectateurs se pressaient pour célébrer les traditions italiennes. Sous l'œil joueur de Bellocchio, cela donne des nonnes qui cavalent à travers le couvent pour être à l'heure devant le poste, des bourgeois qui se pressent dans un silence de cathédrale sur le canapé familial, des vieux messieurs qui s'assemblent dans une salle de jeu...

Code d'honneur. Parmi ces spectateurs, un retient particulièrement l'attention du cinéaste. Secrétaire particulier d'un parrain de la Camorra, Giovanni Pandico s'obsède de Tortora, à qui il expédie quantité de courriers et de napperons brodés de sa main. Faute de réponse, il en vient à menacer sa télé, jure à son codétenu qu'il peut communiquer avec l'animateur par la pensée.

La série se construit d'abord autour de la valse entre ces deux hommes. Le récit de Bellocchio alterne entre le quotidien d'une vedette de la Rai autour de qui on se presse et celui de ce criminel de bas niveau, peu apprécié, mais véritable dévot envers la Famille. Quand Pandico découvre que son boss, en pleine guerre des clans, parle à la justice, il craque. S'estimant libéré de son code d'honneur, l'homme au visage impassible se met à table à son tour, balance dans tous les sens, et jette en pâture le nom de Tortora.

Nouvelle exploration romanesque des maux de la démocratie italienne, après les splendides Esterno Notte (les années de plomb) et le Traître (les débuts des mafieux repentis), Portobello avance a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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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ns de panache. Avec la déchéance brutale de Tortora, c'est comme si une forme de torpeur s'abattait sur le récit. Bien qu'il en ait tous les ingrédients, Portobello se refuse à prendre la forme d'une contre-enquête ou d'une flamboyante histoire de mafia. On ne croise ici que de vieux messieurs en costume, emprisonnés, qui piaillent et s'insultent. Des policiers falots et des juges médiocres. Plus étonnant encore, Bellocchio n'incarne qu'a minima les trois hommes chargés de l'instruction, résumés à des silhouettes dont on ne sait rien ou presque.

Elan mortifère. Mais cette distance maintenue avec les personnages, ce refus de toute forme de suspense artificiellement construit autour de l'instruction, participe en réalité à creuser ce qui intéresse vraiment le cinéaste. Moins l'erreur judiciaire que le processus, voire la pulsion, qui conduit à celle-ci. Désincarner, c'est déplacer le regard pour souligner que l'acharnement dont est victime Tortora tient moins de la faute individuelle de quelques magistrats que d'une faillite de l'institution.

Ce que Bellocchio scrute, c'est cette forme d'ivresse qui s'empare de l'Italie au moment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parole des repentis. Régulièrement comparée à un «miracle», la parole révélée de ces dissociés devient si puissante que le témoignage se substitue à la preuve. Le dossier contre Tortora est vide de preuve et ne se fonde que sur les délires formidablement détaillés de Pandico, corroborés par un assassin, un proxénète et un affabulateur. «Souvenons-nous de Marx : c'est la quantité qui fait la qualité. Pourquoi tous ces repentis accourent sans récompense à la clé?» tente de se rassurer un magistrat avant d'organiser une confrontation ubuesque avec un repenti en passe-montagne.

Dans son dernier mouvement, Portobello donne un corps à cet aveuglement. Pour jouer le ministère public, le cinéaste convoque Fausto Russo Alesi, acteur fétiche qui dans le Traître incarnait le juge Falcone. En un corps, le cinéaste condense les premiers pas de la parole des repentis et l'élan mortifère qu'elle va entraîner. En un corps, il résume le désir d'une société avide de voir les puissants relais de la mafia exposés et lapidés. «Ici, l'Etat agit», se félicite un magistrat. Un autre dira: «Si on s'est trompés, et on ne se trompe jamais, le mal est fait.»

MARIUS CHAPUIS

PORTOBELLO de MARCO BELLOCCHIO Six épisodes sur Arte.tv.

Série/ «Carrie», terreurs de jeunesse

Sur Prime Video, Mike Flanagan réadapte le roman de Stephen King, déjà porté à l'écran par Brian De Palma, et actualise brillamment sa parabole tragique de l'adolescence comme expérience horrifique.

ourquoi?» On s'est tous posé cette question à l'annonce d'une adaptation série de Carrie,

le premier roman de Stephen King ayant déjà, outre le film culte de De Palma en 1976, fait l'objet de nombreuses adaptations. Son showrunner, Mike Flanagan, admet se l'être posée aussi. Touche-à-tout spécialisé dans le fantastique et très prolix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films Doctor Sleep et Life of Chuck, déjà d'après Stephen King, et l'anthologie The Haunting ou encore la Chute de la maison Usher), il ne voyait pas du tout au départ comment ré-aborder cette histoire de jeune fille timide élevée austèrement par une mère bigote, qui se découvre des pouvoirs étranges alors qu'elle est harcelée par ses camarades de classe, et se venge dans un final sanglant.

Mais la voie qu'il a choisie s'avère convaincante dès les premiers épisodes : avec ses vêtements de récup, son innocence et le fait qu'elle ait été scolarisée à la maison quand la série commence, c'est comme si cette nouvelle Carrie débarquait directement des années 70 pour découvrir un lycée en 2026. N'ayant jamais touché un ordinateur, paniquant violemment lors d'un «exercice intrusion», et évidemment vierge des réseaux sociaux! Passée au filtre d'Instagram et de Tik Tok, l'histoire écrite par Stephen King en 1974 trouve une actualité foudroyante en 2026 - y compris lors d'une scène d'émeute lycéenne faisant écho à notre actualité immédiate.

La formidable Summer H. Howell interprète Carrie. AMAZON MGM STUDIOS

L'œuvre originale exacerbait l'expérience horrifique qu'est l'adolescence: le sang des règles et les bouleversements de la puberté éclaboussaient tous les personnages, aussi bien les victimes que les bourreaux. Le harcèlement était déjà au cœur de ce passage difficile de la vie, ici exacerbé par le cyberharcèlement d'un compte Instagram qui déverse des horreurs sur toute la population du lycée, symbolisant la violence scolaire d'aujourd'hui. La réponse au «pourquoi?» est évidemment là, mais pas seulement.

On assiste aussi à l'éclosion tragique d'une jeune fille qui découvre son corps via des pouvoirs étranges qu'elle ne comprend d'abord pas, et va peu à peu maîtriser jusqu'à une perfection terrifiante (Summer H. Howell, fabuleuse jeune actrice). Ce phénomène qui touche «uniquement des filles, principalement adolescentes», ainsi que l'explique une autre mère d'enfant télékinésiste à la mère de Carrie, résonne assez vite comme une métaphore à peine déguisée du malaise ado grandissant qui touche en priorité les jeunes filles depuis le Covid. Cette jeune fille qui pense qu'elle est folle et que l'on regarde comme une bête curieuse, tout comme son ennemie, odieuse créature gâtée brisée par le divorce de ses parents, sont autant d'incarnations possibles de la fameuse santé mentale des jeunes.

La façon de diffracter sur 8 épisodes les éléments de l'histoire de Carrie qu'on connaît par cœur (la robe ensanglantée du bal de promo est très fidèle à la version De Palma) parmi l'ajout pertinent et fertile d'éléments nouveaux fonctionne extrêmement bien. Et si le dernier épisode part un peu loin dans l'extrapolation, cette Carrie White version Gen Z propose une puissante parabole de l'état du monde adolescent – et au-delà.

CLÉLIA COHEN

CARRIE de MIKE FLANAGAN Huit épisodes sur Prime Video.

LOUVRE

ROSSY DE PALMA

CARTE BLANCHE CINÉMA 9 - 18 octobre à l'auditorium du Louvre

« L'Espagne au Louvre », à découvrir aussi les expositions « Zurbarán » et « Sculpter la couleur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Libert Españal Francesnel

Avec le soutien exceptionnel d'Acción Cultural Española AC/E ACCIÓN CULTURAL ESPAÑOLA

Une des images issue de «Gaza : chronique d'un génocide». PHOTO ALI JADALLAH

Expo / La guerre mise à l'horreur à Bayeux

Dédié aux journalistes en zones de conflit, le festival normand met cette année en avant les reportages du Gazaoui Ali Jadallah sur l'indicible calvaire des Palestiniens, et de la Suisso-Canadienne Maurine Mercier sur le quotidien en Ukraine.

chaque début d'automne, la Normandie accueille un festival émérite, qu'on rêverait de voir un jour disparaître. Mais,

le prix Bayeux des correspondants de guerre n'a jamais de souci à se faire lorsqu'il s'agit de planifier un programme établi entre expositions, projections, débats et autres rencontres qui, une semaine durant, animent la localité connue pour avoir été la première libérée en 1945 par les troupes alliées.

Au demeurant, c'est à l'occasion du 50 $^{e}$ anniversaire du Débarquement que le festival a été lancé, dans un format d'abord compact, ensuite étoffé dans les vagues scélérates d'une 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au bord du précipice. Un tumulte d'autant plus difficile à raconter que l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apparaissent sans cesse dégradées. Ainsi que le confirme cette carte du monde annuellement actualisée par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constellée de pays où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st jugée «difficile», voire «très grave». Ou encore, autre indicateur, encore plus explicitement sombre, cette stèle érigée à chaque édition du festival, qui honore la mémoire de journalistes tués dans l'exercice de leur fonction. Un sobre bloc de blancheur verticale, sur lequel figurent cette fois 55 nouveaux noms, la majorité ayant été abattue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à Gaza et au Liban, ou, dans une moindre proportion, par les cartels de la drogue, au Mexique.

Abysses. Une funeste réalité, dont rendent aussi compte les expositions, au nombre de huit cette année, qui prolongent le «Prix» proprement dit (que parachève un palmarès, ce samedi, remis par un jury présidé par la Canadienne Lyse Doucet, pilier de la BBC). Dans l'absolu, l'argument «critique» usuel ne pesant en définitive guère lourd face à la thématique, on ne peut que souhaiter la plus grande affluence possible dans chaque lieu – l'événement mettant toujours l'accent sur les actions scolaires, en direction des collégiens, lycéens et apprentis – qu'il s'agisse de «Ce qu'il reste des vivants», récit collectif décryptant le mécanisme des atrocités de masse au Darfour; ou d'«Iran : tenir debout», solide survol d'un demi-siècle de persécutions.

Mais, s'il faut extraire deux sujets des décombres bayeusains, une fois encore les regards se tournent vers la Palestine et l'Ukraine, telles que respectivement scrutées par Ali Jadallah et Maurine Mercier. Que dire du premier, sinon que sa «Chronique d'un génocide» repousse à dessein les limites de l'indicible calvaire gazaoui, chiffré à ce jour par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victimes civiles. Plongée dans les abysses : les images ne cachent rien, du visage émergeant d'un lin-ceul d'un gosse criblé de traces de projectiles, à cette femme éplorée serrant une main dont, à la couleur de la peau, on devine qu'elle est celle d'un cadavre ; d'un secouriste juché sur un brancard, tentant de ranimer un homme sans doute déjà mort, aux bouts de corps calcinés ou ensevelis sous des montagnes de gravats. Des documents qui, à l'instar des «photographies de l'Holocauste» ou des «champs de la mort de Phnom Penh», ont vocation à être produits un jour devant des tribunaux internationaux, afin d'étayer les accusations de crimes de guerre visant désormais Israël.

A l'inverse, si on peut dire, Maurine Mercier choisit de se placer du côté de la vie, aussi menacée soit-elle. Habituée du festival, fidèle à sa courageuse opiniâtreté régulièrement primée, la Suisso-Canadienne documente depuis bientôt cinq ans maintenant le quotidien des Ukrainiens, aux prises avec une guerre qu'ils n'ont pas voulue. Entre podcasts (32 en boîte, à ce jour), photos, carnet de bord manuscrit, séquences d'animation et installation, l'évocation intime et sociale incarne sans bravade un réveil aux aurores, dans un appartement plongé dans l'obscurité où il fait 7°C, comme, à l'occasion d'un échange de prisonniers, la stupeur d'une femme qui, sous des traits décharnés, reconnaît le mari d'une amie. Ou encore la sincérité leste de cette quinquagénaire, confessant un retour de libido au contact de jeunes troufions avec qui elle s'envoie en l'air.

Modestie. «J'étais déjà en Ukraine en 2014 lors de la révolution de Maidan. Quand j'y suis retournée, après l'attaque russe, je n'ai pas cru un instant, contrairement aux prédictions de certains, que le conflit serait vite réglé. Au bout d'un mois, j'ai décidé de rester», développe la reporter, bluffante de modestie et de simplicité, qui, sans éluder les moments de peur et de découragement, n'imagine pas baisser les bras. Un contrat avec la RTS (Radio Télévision Suisse), plus des piges pour la RTBF, TV5 Monde et Radio France, lui permettent ric-rac d'inscrire l'apostolat dans le long terme. Au seuil de l'exposition, un enregistrement de Maurine Mercier diffuse l'alerte de sirènes, suivie de bruits d'explosions, finalement couverts par Get Lucky, l'hymne hédoniste de Daft Punk qui s'échappe d'un café.

GILLES RENAULT Envoyé spécial à Bayeux (Calvados)

PRIX BAYEUX-CALVADOS-NORMANDIE DES CORRESPONDANTS DE GUERRE Entrée libre, jusqu'à ce dimanche (expositions jusqu'au 8 novembre).

Des enregistrements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sont proposés à l'écoute. J. LEDO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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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iracle de la résurrection des poulets rôtis. C. KEMPF

Still Life, le poulet géant de Ron Mueck. E. HERZOG

Expo/ «Conversation(s)» donne l'échange au musée Unterlinden

Avec humour et subtilité, Nino Barattini crée des passerelles au musée de Colmar en prélevant des œuvres des collections permanentes pour les faire cohabiter avec des pièces contemporaines.

n Alsace, on maîtrise l'art de la conversation. En particulier à Colmar, au musée Unterlinden, où on assiste

à de très beaux échanges. Nouveau conservateur des collections d'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Nino Barattini réveille le musée alsacien avec «Conversation(s)», une superbe exposition en forme de dialogue entre art contemporain et art ancien. Depuis sa réouverture en 2016, le musée Unterlinden est séparé en deux ailes, avec, d'une part, les œuvres religieuses – dont l'extraordinaire Retable d'Issenheim de Matthias Grünewald dans le couvent – et, d'autre part, l'art moderne dans le nouveau bâtiment conçu par les architectes Herzog & de Meuron. Faisant fi des anachronismes et des frontières, Conversation(s) abolit la séparation, en osant les confrontations. Le commissaire a prélevé des œuvres dans les collections permanentes pour les mettre en regard avec des pièces contemporaines. Dans la salle cathédrale de l'aile contemporaine, servis par une scénographie aérée et immaculée, 25 duos se forment aux murs et dans des petites alcôves. L'expo se veut « un manifeste en faveur d'une lecture transhistorique » et s'inspire, selon le commissaire, des expériences de Jean-Hubert Martin (l'exposition « 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 ») ou même d'André Malraux et son Musée imaginaire.

Certains rapprochements ne manquent pas d'humour. La Vierge à huit yeux (2026) d'Hervé Di Rosa, monstresse affublée d'une colonne d'yeux empilés, converse avec une Vierge à l'enfant du XV $^{e}$ siècle. Sur fond doré, les deux tableaux se ressemblent, celui de Di Rosa fonctionnant comme une réinterprétation laïque du premier, avec les codes de la bande dessinée. Au cœur du parcours, Still Life, le terrifiant poulet géant de Ron Mueck jouxte opportunément le Miracle de la résurrection des poulets rôtis (vers 1490), une peinture sur bois qui décrit un miracle où des poulets rôtis ressuscitent. Etrangement, le tableau ancien semble apporter de l'espoir et du réconfort au volatile démesuré de Mueck, œuvre conçue par l'artiste après les abattages massifs de volaille lors de la pandémie de H1N1. Autre confrontation subtile:

un petit Portrait de Martin Schongauer (1846) de Joseph Moesl s'acoquine avec un pin's géant en résine dorée d'Agnès Thurnauer (Portrait grandeur nature Martine Schongauer, 2011). Clinquant, le tondo d'Agnès Thurnauer, avec le nom du graveur alsacien féminisé, s'impose naturellement à côté du vieux tableau.

Similis simili gaudet – le semblable se plaît avec le semblable – dit le dicton latin. Ainsi Collage icône de Pierre, peint en sang et à la feuille d'or, représente le corps du compagnon mort du sida de Michel Journiac. Il dialogue naturellement avec un Christ en croix du XVe siècle dont le bois polychrome est taché de peinture rouge, aussi réaliste que du vrai sang. D'autres duos sont moins attendus, plus contemplatifs comme Portrait de femme d'Hans Holbein l'ancien, le visage blême et sévère d'une notable rhénane, associé à un tableau de Pierre Soulages. C'est le noir qui les relie, sa profondeur et sa rigueur ascétique. Etrangement, aucune cacophonie ne s'échappe de cet exercice. Les conversations vont bon train et se contemplent en silence.

CLÉMENTINE MERCIER

«CONVERSATION(S)» au musée Unterlinden à Colmar, jusqu'au 7 décembre.

L'étoffe de l'artiste

23.09.26 $\rightarrow$ 24.01.27

iB MUSÉE BOURDELLE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M O Musée d'Orsay

PARIS PREMIÈRE connaissance des arts Télérama M. L'Éducation de France « l'éducation » arte

Voyages dans le ton

Explorer l'infinité des espaces entre les notes est le credo des artistes de musique microtonale. Une pratique, vieille comme la musique, connaît un nouvel élan grâce à des compositeurs iconoclastes adeptes des réseaux sociaux.

«T» as écouté Angine de Poitrine?» Combien de fois cette question a-t-elle été entendue au

détour d'une conversation? Depuis février 2026 et la publication de leur session live KEXP filmée au festival rennais Trans Musicales, les accoutrements hallucinés du duo québécois, leurs silhouettes à pois et leurs nez qui pendouillent n'en finissent plus de susciter la curiosité, jusqu'à les emmener se produire au Tonight Show de l'Américain Jimmy Fallon le 14 septembre dernier. Audelà de leur dégaine, un autre élément a contribué à cette soudaine ascension, l'étrangeté de leur musique, notamment conçue sur une guitare-basse à double manche dont les frettes semblent inhabituellement rapprochées ce qui leur permet d'explorer, un peu, l'insondable univers de la microtonalité. Un terme peu vendeur qui se répand pourtant doucement, grâce aux deux zozos certes, mais aussi à Maddie Ashman, Horse Lords, et même le clownesque Jacob Collier, notamment via les réseaux sociaux. Pas un genre musical, pas un mouvement. Plutôt une façon d'ouvrir ses oreilles.

Mais de quoi parle-t-on? La microtonalité est l'utilisation de notes ne figurant pas dans la gamme tempérée à douze intervalles par octave. Des notes qui se trouvent donc hors du système d'accord sur lequel est basé l'essentiel de la musique occidentale. Un peu comme si une règle n'indiquait que les centimètres alors qu'il existe une infinité d'unités entre eux, comme les millimètres, les demi-millimètres, les microns... Les touches d'un piano, par exemple, correspondent aux douze demi-tons de la gamme tempérée, tout comme les cases d'un manche de guitare. Un standard hérité de la fin de la Renaissance, appliqué plus strictement encore depuis le début du XIXe siècle, qui a progressivement figé l'Europe puis une large partie du monde dans une sorte de norme. La microtonalité,

Par BRICE MICLET

elle, sort de ce quadrillage. Car comme il existe une infinité d'unités entre un et deux centimètres, il existe une infinité de notes entre le Fa et le Fa#: des quarts de ton, des micro-intervalles, des commas... Il s'agit donc de s'émanciper des douze notes les plus répandues d'ouvrir les possibilités en direction de l'infiniment petit. De dérouter aussi.

Eloge de la complexité

Maddie Ashman, Anglaise basée à Londres, est l'archétype de ces nouvelles stars faisant l'éloge d'une forme de complexité. Son chant est superbe, sa maîtrise du violoncelle et de la guitare laissent sans voix, tout comme son nombre d'abonnés sur Instagram, 490 000, chiffre en hausse perpétuelle. «Un jour, j'ai réalisé que l'harmonie de mon violoncelle, qui n'a ni frette ni touche et qui peut donc jouer n'importe quel intervalle, n'avait rien à voir avec celle d'un piano, raconte-t-elle au téléphone quelques minutes avant de donner un concert à Amsterdam. J'ai trouvé cela fascinant, j'ai fait des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s accordages, et j'ai découvert un nouveau monde.»

Certains instruments sont conçus spécialement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intervalles plus réduits, comme la guitare mise au point en 2008 par le musicien et chercheur turc Tolgahan Çoğulu. En ajoutant et en retirant certaines frettes du manche, il peut changer totalement son approche de la tonalité. «Le microtonal est partout en Turquie, expliquet-il depuis Istanbul. Les berceuses que chantent nos mères sont des maqâms.» Ces derniers, extrêmement répandus dans la musique locale, sont des principes musicaux, majoritairement mélodiques, qui, lorsqu'ils sont combinés, définissent des cadres: la hauteur, la gamme, les intervalles, en fait l'organisation spatio-tonale dans laquelle on peut improviser ou écrire des mélodies. «Pour un guitariste turc, la guitare standard est extrêmement limitée, ne permet pas de jouer les

Le duo québécois Angine de Poitrine. PHOTO CONSTANTIN MONFILLIETTE

maqâms. Elle sonne presque faux.» Son prototype répond donc à cette difficulté concrète, même s'il n'est pas le premier à avoir construit ce type d'instruments.

Origine séculaire

La musique microtonale, terme récent et purement occidental, est à la mode, mais n'a strictement rien de nouveau. Les maqâms turcs donc, les maqâms arabes, les dastaghs persans, les ragas indiens, les gamelans de Java et de Bali, les chants tibétains, mongols, japonais, certains instruments séculaires d'Amérique du Sud... Partout dans le monde et de tout temps, elle a été présente sans être nommée comme telle. L'exception, finalement, c'est l'histoire européenne récente et son influence sur d'autres contrées. Qui a également largement labouré le terrain du microtonal, notamment via les musiques dites savantes ou contemporaines. Les compositeurs tchécoslovaque et franco-russe Alois Hába et Ivan Wyschnegradsky, entre bien d'autres, ont exploré les micro-intervalles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le second écrivant notamment pour deux pianos accordés à un quart de ton de distance. Puis, Gérard Grisey et les compositeurs spectraux ont travaillé la matière du son. Fanny Vicens, accordéoniste et professeure de musique française, a découvert que Grisey souhaitait mettre au point un accordéon à quarts de ton. L'idée ne l'a plus quittée. Elle l'a donc conçu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musicien Jean-Etienne Sotty et l'accordeur et facteur d'instruments Philippe Imbert. «On ne voulait pas trop dénaturer l'accordéon, plutôt exacerber un potentiel qui était déjà là. Sans écrire explicitement les notes en quarts de ton, en France, on est dans cette recherche de l'émancipation du timbre, d'une sorte de fusion avec l'électronique, d'un son hybride, et les quarts de ton viennent répondre à cela. On a eu l'intuition que les compositeurs étaient très demandeurs d'un tel instrument. On ne s'est pas trompés puisqu'environ 150 œuvres ont été écrites depuis 2014 et que plusieurs de nos étudiants donnent désormais des concerts avec.» Pas question de fabriquer une merveille de musée que personne ne saurait jouer.

A force de présenter au public ce qu'il est supposé aimer, on oublierait presque son désir d'être surpris et de sortir de l'uniformisation musicale. Chez Angine de Poitrine, les riffs, la dégaine et le groove rendent l'étrangeté plus réjouissante. Maddie Ashman, dont les vidéos cartonnent, y voit une façon de déplacer ses habitudes: «Ecouter les musiques microtonales, c'est tout de même une façon de faire fi de certaines conventions sur lesquelles les instruments et les logiciels de musique assistée par ordinateur sont généralement con-

«On est dans cette recherche de l'émancipation du timbre, d'une sorte de fusion avec l'électronique, d'un son hybride.»

Fanny Vicens Accordéoniste et professeure çus.» Mais le moteur de l'engouement est en fait plus à chercher du côté des musiciens eux-mêmes, chez ceux désireux d'aller «chercher des frictions ailleurs», comme le dit Fanny Vicens, que dans les hauteurs précalibrées. Car cette tendance est en fait une histoire de passeurs: Tolgahan Çoğulu a publié une première vidéo sur sa chaîne Youtube en 2009. Celle-ci a percé en 2014 et a beaucoup inspiré le groupe de rock australien King Gizzard And The Lizard Wizard, notamment pour ses albums Nonagon Infinity et Flying Microtonal Banana. Pour preuve, les musiciens reprennent l'accordage exact de la vidéo de Tolgahan Çoğulu, et ce dernier écrit désormais les score books officiels du groupe. Puis, des vidéos des musiciens Jacob Collier, Britannique, et Adam Neely, Américain, ont converti un paquet d'aspirants microtonaux, avant que Maddie Ashman, Angine de Poitrine et consorts n'enfoncent récemment le clou et poussent bon nombre de musiciens amateurs à les imiter, avec plus ou moins de réussite d'ailleurs. Maddie Ashman et Tolgahan Çoğulu sont désormais amis, publient des vidéos ensemble, reprennent les titres Sleep Drifter et Nuclear Fusion de King Gizzard, ont donné des concerts communs à Londres et à Istanbul. Ashman a aussi rencontré Jacob Collier et composé un morceau en presque direct avec lui. Une petite communauté de fers de lance semble s'être formée depuis quatre ans.

Accroche visuelle indispensable

MUSIQUE/

Ceux qui voient leur notoriété naître sur les réseaux constatent l'importance de l'aspect visuel du microtonal, et savent en jouer. Tolgahan Çoğulu a récemment conçu une guitare à frettes amovibles en Lego, a vu sa vidéo être repartagée par Robert Fripp, guitariste du grand groupe de rock progressif King Crimson. Il n'en est pas peu fier. «Ça fonctionne parce que ça accroche visuellement, c'est pédagogique, nouveau pour beaucoup de gens», ajoute-t-il. «Le côté visuel aide, oui, avoue Maddie Ashman. Ça rend le public curieux, ça le pousse à reconsidérer sa façon de consommer de la musique.» Et ça fait des émules. Raphaël Le Breton, luthier québécois, a conçu la guitare-basse d'Angine de Poitrine, en collaboration étroite avec Khn, un des deux musiciens déguisé du duo. «Ça m'a donné beaucoup de visibilité, explique-t-il. Au départ, il s'agissait plutôt de faire un prototype qui est finalement devenu son instrument de concerts. J'ai désormais beaucoup plus de demandes, je dois même sélectionner les projets faute de temps.» Il travaille à la main, en explorant lui aussi, en tâtonnant hors des formats guitaristiques éculés et confortables. Maddie Ashman préfère quant à elle accorder différemment des instruments standards plutôt que de se tourner vers des pièces conçues spécialement pour le microtonal. «J'ai des équipements électroniques qui me permettent d'aller plus vite dans l'accordage, et j'aime ce rapport à l'organique. Certaines innovations sont superbes, mais je préfère me focaliser sur l'écoute et l'apprentissage plutôt que sur la technique, l'aspect mathématique et théorique. Je me contente de jouer et d'en parler aux gens.» Et de faire émerger, depuis TikTok et Instagram, d'autres mondes musicaux.

LA DÉCOUV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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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 BAERT

T errifiée à l'idée de monter sur scène, Anaïs Rosso raconte

qu'elle a longtemps imaginé Catherine Ringer apparaître comme par magie dans sa loge pour la rassurer. Elle projetait même de l'inviter à la rejoindre sur scène pour sa première Maroquinerie à Paris en novembre. Comme la regrettée voix des Rita Mitsouko, Anaïs Rosso cherche à rendre beau et dansant la tragédie. Sa passion pour la musique s'affûte lors de jams dans des caves surchauffées de Ménilmontant: «Il m'en reste un goût très fort pour l'accident. Ma musique se situe entre une écriture très précise et le désir permanent de la mettre en danger, d'y révéler des tabous, d'aller fouiller en moi ce qui me gène.»

Depuis son studio en haut du Jardin de Belleville, avec ses guitares et ses claviers, elle taille des chansons pop aux rythmes syncopés où elle pose d'une voix grave et alanguie des textes qui naviguent entre l'intime et l'engagement. Elle avoue avec malice qu'elle ne sait pas danser et qu'elle n'aime pas la mer, mais cite aussi Aimé Césaire,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et le drame de la colonisation (les Colombes). «Quand j'écris sur ma famille, sur la colonisation ou sur le fait de ne pas entrer exactement dans la case que l'on a prévue pour moi, l'intime et le politique finissent forcément par se rencontrer.» La famille d'Anaïs Rosso est originaire de Kinshasa, ville dont la présence fantasmée hante sa chanson

Oyoki mon appel? Sur son premier EP à paraître, Anaïs Rosso use de son imagination fertile pour se défaire de ses blessures et raconter des histoires qui finissent bien. En général.

ANTOINE DABROWSKI

ANAÏS ROSSO SCANDALE AU PARADIS (N∅ F∅RMAT!) En concert le 25 novembre à Paris, la Maroquinerie (Les Femmes s'en mêlent)

LE LIVRE

Histoires de cues DJ Que sais-je ?

On peut être chercheuse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docteure en analyse du discours, publier un ouvrage hybride qui tient de l'enquête sur les DJ et de l'analyse sociologique sur ces figures de la culture moderne... et choisir un titre aguicheur à souhait. A noter que, dans le mix, le bouton «cue» permet de placer un repère dans un morceau, pour ensuite le retrouver facilement et l'utiliser dans le mix. Ces Histoires de cues ne sont en rien une analyse des tribulations sexuella Belge Erica Lippert, elle-même DJ depuis vingt ans, sur la définition du rôle du DJ, sa dimension psychologique, la politique du dancefloor, les dynamiques sociales en jeu, la nécessaire féminisation du métier, sa démocratisation et sa transformation en cours sous l'effet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de l'instagramisation d'un monde où les likes et l'image peuvent désormais davantage compter que les compétences aux platines. Que sais-je sur les DJ? Avec ces 180 pages es, à peu près tout.

ERICA LIPPERT HISTOIRES DE CUES (Le Bord de l'eau/ La Muette)

les des platinistes en milieu nocturne, mais une réflexion, accessible à tous, menée par bien tassées, à peu près tout. BENOÎT CARRETIER

MUSIQUE/

PLAYLIST

BLACK METEORIC STAR

Buttplug Thumb Drive Repérée au sein de LCD Soundsystem, Gavilán Rayna Russom pratique en solo une house distordue et un peu sale. Son album Wet est un brûlot politique aux sonorités lo-fi. La preuve.

JUSTIN STRAUSS Restart

Figure de la scène club new-yorkaise, Justin Strauss n'avait rien publié sous son nom depuis 1982. C'est désormais chose faite avec ce titre râpeux basé sur une ligne de basse ralentie et distordue.

LOUISE LENEPVEU

Howlin' Jaws Dans les dents

Avec un nouvel album audacieux et plus abouti, le trio parisien confirme son rang au sein de la scène rock française.

ire que le troisième album des Mâchoires Hurlantes était attendu serait enfoncer une porte ouverte puisque le

trio parisien s'est imposé comme un des groupes les plus excitants de la nouvelle scène rock française, ce dès la sortie de son premier EP, le rockabilly Burning House (2018). Passons sur le soi-disant retour du rock avec lequel on nous bassine depuis des mois. Le genre n'avait pas disparu. Peut-être lui manquait-il quelques têtes d'affiche pour le sortir de sa sympathique routine. Les Howlin' Jaws sont de ce calibre,

celui des accélérateurs de scène. Leur nouvel opus, Living the Dream, a pour ambition d'entraîner l'auditeur dans une ambiance onirique. On ne sait pas à quoi les Parisiens carburent ces temps-ci mais, même si on savait qu'ils se sont fait une spécialité d'être imprévisibles (tant mieux), le côté aérien et quasi lysergique des onze titres de l'album risque de surprendre.

HOWLIN' JAWS LIVING THE DREAM (Bellevue Music)

Après avoir préparé les maquettes à Paname, le trio s'est installé à Göteborg (Suède) pour enregistrer avec Kalle Gustafsson Jerneholm, le bassiste de The Soundtrack of Our Lives, un collaborateur des Foals ou de The Hives. Ambitieux par la variété de ses compositions et de certains de ses vocaux dans lesquels le chanteur Djivan Abkarian semble tester ses limites, l'album démontre brillamment la maturité du

groupe tout en faisant preuve d'une audace rafraîchissante. Que ce soit le très sixties single Maximum Speed, l'hymne instantané Do What You Gonna Do, l'hypnotique Trouble Mind, l'ultra-pop Sunset Laundromat (chouette titre) qui est présenté comme une synthèse de Tame Impala et Dolly Parton avec des textes inspirés par Kris Kristofferson (!) ainsi que ses autres chansons, ce très beatlesien Living the Dream emballera vrai-

ment par sa qualité mélodique. Les Howlin' Jaws viennent de publier leur Sgt. Pepper's, bravo. Reste à voir comment ils le défendront sur scène.

OLIVIER RICHARD

En tournée en France cet automne. A Paris, au Trabendo le 18 nov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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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LOTOVS

WASTED ON YOUTH (2026) Explosifs sur scène, Issey et Matt Cartlidge sont aussi percutants en studio comme le prouve ce premier album de rock résolument british qui rappelle The Jam.

GASPARD ROYANT

THE REAL THING (2022) Valeur sûre de la scène rock parisienne, le crooner effectue un parcours sans faute qui prouve que c'est un homme de goût ainsi qu'un performer de haute volée.

JOHNNY MAFIA

SENTIMENTAL (2021) Aussi rustique que le dernier Howlin' Jaws est sophistiqué, le rock de Johnny Mafia est en fait aussi tonique qu'irrésistible. Imparable, vraiment.

LA POCHETTE

Sufjan Steven Dans tous ses états

Sur la pochette de son flamboyant cinquième album, le compositeur convoque les mythes et légendes historiques de l'Amérique. Si le disque fut un succès critique et commercial, sa pochette, elle, fut un casse-tête juridique.

Le concept. En 2003, l'Américain Sufjan Stevens se met en tête de se lancer dans un grand œuvre de cinquante albums sur l'histoire et les particularités de tous les Etats américains. Lancée par Greetings From Michigan The Great Lake State, la série de concepts albums entre folk, rock indé s'avère être une blague et s'arrête net après le second volet, Illinois, considéré comme le sommet de sa discographie. Pour illustrer la fresque «historique» évoquant Abraham Lincoln, le tueur en série John Wayne Gacy, les apparitions d'ovnis et le général Casimir Pulaski, héros de l'indépendance américaine, Stevens fait appel à Divya Srinivasan, dessinatrice de livres pour enfants de Chicago.

Carte postale. Plutôt que de partir vers une pochette concept, Divya Srinivasan déroule une carte postale en forme de menu. Puisque Stevens fouille dans les tréfonds de l'histoire de l'Illinois, le titre de l'album devient dans ses mains Sufjan Stevens Invites You To: Come On Feel The Illinoise. Les emblèmes de Chicago et de l'Etat sont présentés un à un. Au recto: Al Capone goguenard, les ovnis aperçus du côté de Highland, la Sears Tower... et Superman, l'homme d'acier officiellement considéré, depuis 1972, comme natif de Metropolis, Illinois, par son éditeur DC Comics. A l'intérieur: John Wayne Gacy, Abraham Lincoln, son épouse Mary Todd, le chef amérindien Black Hawk... Mais sur la pochette, l'intrus s'appelle Kal-El.

SUFJAN STEVEN ILLINOIS (Ashmatic Kitty)

Le dernier fils de Krypton. Par ordre chronologique, Illinois a connu quatre pochettes: une avec Superman, une avec des autocollants de ballons pour cacher Superman, une avec un vide à la place de Superman, et la dernière, que l'on connaît aujourd'hui, avec des ballons pour combler le vide. Car ce n'est qu'après avoir envoyé la pochette à l'impression que les avocats du label de Sufjan Stevens ont réalisé qu'il y avait un léger problème juridique, aucune autorisation n'ayant été demandée. Grand prince, DC Comics laisse le label Asthmatic Kitty écouler le premier tirage mais exige la disparition du Kryptonien des retirages à venir. Prudent, le label recouvre donc le super-héros litigieux d'autocollants sur les pochettes déjà fabriquées pour les Etats-Unis. Ironie de l'histoire, l'édition des dix ans arbore un dessin de Blue Marvel, un héros du catalogue Marvel né à Chicago. Mais cette fois, en toute légalité.

BENOÎT CARRETIER

TEENAGE FANCLUB

Day in the Sun

Bien que plus vraiment «teenage», il y a toujours d'innombrables raisons d'être fan des Ecossais. A commencer par ce titre qui ressemble à un inédit datant de la meilleure période de The Byrds. Magique.

LOSOUL

Shake 3

Pionnier de la house minimale allemand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Peter Kremeier n'a pas changé : du jazz et du funk passé à la moulinette du minimalisme groovy, un minimum de sons et un groove sec.

DEATH VALLEY GIRLS Basic Witch

Institution de la scène garage rock californienne, les Death Valley Girls reviennent avec leur mélange psychégarage enjoué et saxo avec un hymne à la libération de soi. Tout un programme.

Retrouvez cette playlist et un titre de la découverte sur Libération.fr en partenariat avec Tsugi radio

JÉRÉMY LOUNIS

«On doit être le seul restaurant triplement étoilé à faire dîner nos convives sur du Bob Marley»

la mis Marseille sur la carte gastronomique française après avoir failli être basketteur professionnel. Le chef

Alexandre Mazzia Chef

triplement étoilé Alexandre Mazzia a des goûts éclectiques marqués par le hip-hop et ses étés à jouer au street-ball sur les playgrounds new-yorkais.

Quel est le prem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acheté adolescent avec votre propre argent?

J'ai toujours écouté beaucoup de hip-hop. Ado, j'allais acheter mes premières cassettes au Forum des Halles, mais je ne me souviens plus si c'était Dr. Dre ou Nas. C'était peut-être aussi un album de Guns N'Roses.

Le dern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acheté?

Empor de Meute, un orchestre allemand dont le style est celui d'une fanfare techno, il y a des percussions, du saxophone, de la trompette. C'est très moderne et assez ouf. Je les ai découverts en concert. Je kiffe parce que ça me rappelle les street performers qui dansent à New York.

Où préférez-vous écouter de la musique?

Il n'y a pas un moment où je n'écoute pas de musique, hormis le matin au réveil. Chez moi, j'ai pas mal de vinyles, mais j'écoute aussi sur les plateformes. Après le service, quand je rentre en vélo, il y a du son dans mon casque.

Est-ce que vous écoutez de la musique en travaillant ?

CASQUE T'ÉCOUTES ?

Toujours, surtout du rap US pendant la préparation. J'ai une playlist de rap américain dans les toilettes du restaurant. Et pendant le service, on écoute du Bob Marley. Le dîner commence toujours par Is this Love? On doit être le seul restaurant triplement étoilé à faire dîner nos convives sur du Bob Marley. Les gens ne s'en rendent pas forcément compte, mais ce qui est marrant c'est que certains clients tapent des pieds ou des mains à la fin du repas.

La chanson que vous avez honte d'écouter avec plaisir? Aucune, j'aime trop la musique pour avoir honte de ce que j'écoute.

Le disque que tout le monde aime et que vous détestez ?

En ce moment tout le monde écoute en boucle Bad Bunny et son dernier album (DTMF). Ce n'est pas que je le déteste, c'est un super artiste, mais au bout d'un moment ça me soûle. Et puis j'ai l'impression qu'il y a une uniformisation des styles musicaux. Dans le rap français, il y a quasiment toujours un peu de reggaeton, souvent le même beat derrière, c'est un peu chiant.

Le disque qu'il vous faudra pour survivre sur une île déserte?

Un disque de Jack Johnson. J'aime bien son univers surf. Il y a toujours une guitare, une planche quelque part. C'est un pote de Kelly Slater. C'est toujours cool, détendu, ça me fait penser aux vacances à Hossegor ou à l'île de Ré.

Aucune, j'ai des goûts éclectiques. Je peux écouter Booba, Mariah Carey ou les Négresses vertes.

Quelle pochette de disque avez-vous envie d'encadrer chez vous comme une œuvre d'art? Ready To Die de The Notorious B.I.G.

Un disque que vous aimeriez entendre à vos funérailles? Je suis un fan absolu du film le Grand Bleu. Je demanderai à Mosimann de faire une compo

SES TITRES FÉTICHES NINA SIMONE To Love Somebody (1969) BEN HARPER Walk Away (1994) 2PAC, R.L HUGGER, SAMUEL J. «TONE» BARNES Until The End of Time (2001)

avec la musique d'Eric Serra et des répliques de films qui m'ont marqué comme les Douze salopards, ou Coach Carter. Et à la fin, je dirai: «Je vous aime, kiffez la life!» Préférez-vous les disques ou la musique live?

Ça dépend. La musique en live, ça se partage, ça peut être extraordinaire mais aussi décevant. Le rap par exemple, je trouve que souvent en concert, ça ne marche pas bien, la sono est pourrie.

Votre plus beau souvenir de concert?

Je suis allé voir Ben Harper, dont je suis fan, plusieurs fois. A Nice et aux Arènes de Lyon, à chaque fois, c'était génial. Il y avait une acoustique extraordinaire.

Votre film musical préféré ou votre musique de film préférée?

La B0 du film He Got Game de Spike Lee, avec Denzel Washington, un de mes films cultes. Ou Clubbed to Death de Rob Dougan dans Matrix avec son rythme qui monte crescendo.

Quel est le disque que vous partagez avec la personne qui vous accompagne dans la vie?

Ma femme n'est pas très hip-hop malheureusement. On écoute ensemble la BO du film Point Break, notamment I Want You de Concrete Blonde et Nobody Rides For Free de Ratt.

Le morceau qui vous rend fou de rage?

I am the Man de 50 Cent.

Le dern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écouté en boucle?

A la vie, à la mort de SDM.

Le groupe dont vous auriez aimé faire partie?

Les Soggy Bottom Boys, le groupe de country formé par les héros du film O'Brother des frères Coen.

La chanson ou le morceau de musique qui vous fait toujours pleurer?

Il n'y en a pas.

Recueilli par ARTHUR JEANNE

AGENDA

Clara Kimera est au Nancy Jazz Pulsations, le 16 octobre. PHOTO NJP

A Nancy, depuis 1973, le jazz est un très bon prétexte à l'exploration artistique et musicale tous azimuts. Nancy Jazz Pulsa-tions a su se renouveler et attirer de nouveaux publics en offrant une vision œcuménique d'une musique qu'il ne faudrait pas trop vite ranger dans les musées. Que ce soit dans ses variantes vocales, expérimentales, électroniques, hip-hop, il y en aura pour tous les goûts. On retiendra le trompettiste trublion Daoud, le jazz très pop et très doux de Melissa Weikart, les rythmes anatoliens d'Altin Gün, le post-punk de Dame Area, la charismatique saxophoniste américaine Lakecia Benjamin, la bass music vire-voltante de Vitaline et de Claude-Emmanuelle, mais aussi la fanfare jazz punk Youngblood Brass Band, Selah Sue, Clara Kimera, Flore Benguigui... pour ne pas oublier que le jazz ça se danse et ça se chante!

Jusqu'au 17 octobre à Nancy.

Autechre est à Marseille, le 13 octobre et à Nantes le 15. PHOTO BAFI

Trois ans après avoir parcouru le globe, le duo Autechre effectue enfin un crochet français pour quatre dates de sa tournée twentytwentysix. Après le Cabaret Aléatoire marseillais mardi et le Bataclan parisien mercredi (complet), et avant L'Aéronef lillois vendredi, cap à l'ouest et le Lieu Unique nantais pour une performance unique. L'ancienne usine de biscuits LU accueillera ce duo pionnier et mythique de la scène électronique anglaise dont l'electronica cryptique, parfois absconse et souvent géniale s'est complexifiée au fil des ans, entraînant dans son sillage une fanbase fé-rue de découvrir les limites so-nores sans cesse repoussées par Sean Booth et Rob Brown. Ryth-miques concassées, ambient pesant, dissonances, prestation dans le noir... Un concert d'Autechre n'est pas de ceux où l'on reprend des refrains à tue-tête. C'est pour cela qu'on s'y presse.

Mardi à Marseille, Cabaret Aléatoire, et jeudi, à Nantes, Lieu Unique.

Gabriel Kröger est au MaMA, à Paris, du 14 au 16 octobre. PHOTO DR

Le MaMA, dont la 17e édition débute mercredi dans le quartier Pigalle à Paris, est avant tout une convention dédiée aux professionnels de la musique avec 120 conférences cette année sur des sujets comme «les festivals font-ils face à une crise existentielle» ou «acquisition de catalogues musicaux : secrets de négociation». C'est aussi l'occasion de découvrir nombre d'artistes de demain. Cette fois encore, beaucoup de ces showcases sont réservés aux professionnels, mais pas tous. Une centaine de concerts sont payants, mais accessibles à tous, dans les salles de concert et les clubs d'un quartier qui n'en manque pas. On retient notamment Les Louanges, qui n'est pas un groupe chrétien mais le Québécois Vincent Roberge déjà salué dans ces pages, les chansons folk-rock foutraques du Français Gabriel Kröger ou encore la pop sous forte influence yéyé d'Edouard Bielle, habitué des premières parties, notamment pour Clara Luciani ou Feu! Chatterton. Et des dizaines d'autres dont la carrière débute à peine mais qu'il est déjà temps de découvrir.

De mercredi à vendredi à Paris.

LIVRES/ René Goscinny «Et pourquoi pas "Braoum!»

C omme le scénariste d'Astérix, Lucky Luke, Iznogoud, le Petit Nicolas et on en

passe était né le 14 août 1926 (il est mort le 5 novembre 1977), les édi- teurs en profitent pour fêter son centenaire – et c'est tant mieux. Paroles d'un Gaulois venu d'ailleurs regroupe ainsi les entretiens de René Goscinny et, comme ses lec- teurs avaient pu s'en rendre compte, l'homme n'était pas dénué d'hu- mour (ni de sensibilité).

Il s'explique sans qu'on soit toujours forcé de le croire. Les prénoms dans le Petit Nicolas? «Je me suis dit : "J'ai beaucoup d'amis, ces amis ont des enfants, si j'appelle un petit garçon Jeannot, tous les parents que je connais qui ont un enfant Jeannot seront sûrs que je parle de leur Jeannot, ils vont me téléphoner à toute heure du jour pour me dire que Jeannot a dit ceci aujourd'hui. Ils vont même se vexer s'ils ne le voient pas dans le conte suivant... Eudes, Agnan, Alceste, c'est quand même relativement plus rare! J'ai même été assez content de Mamert, c'est celui que j'ai trouvé de mieux".» (1961) Les paradoxes du lien parents-enfants: «Les parents, en général, quand ils décident d'envoyer un enfant seul en vacances, particulièrement en colonie, prennent des grandes précautions pour prévenir l'enfant et le décider à partir sans que ça fasse de drames. Et en général, l'enfant est fou de joie, ce qui vexe horriblement les parents qui, eux, sont alors navrés. Au moment de partir, l'enfant à qui l'on a dit qu'il fallait être courageux se retient de pleurer. Ce qui blesse encore plus les parents ; parce que si le gosse pleurait, eh bien mon Dieu, tout le monde serait beaucoup plus content probablement !» (1962) Ce n'est qu'en mai 1968 que René Goscinny aura un enfant, Anne, pour son propre compte.

Sa vocation? «Quand j'ai entendu un de mes grands anciens me dire: “Le métier de scénariste? C'est à la portée

Le scénariste aurait eu 100 ans cette année. Deux ouvrages reviennent sur sa personnalité: un recueil de témoignages de nombreux confrères et des entretiens dans lesquels il se montre drôle et détaché de la critique.

Par MATHIEU LINDON

Avec Astérix, dessiné par Uderzo. ARCHIVES SYLVIE UDERZO

du premier imbécile venu", j'ai compris que j'avais trouvé ma voie.» (1962) Elle n'était pas trop encombrée vu qu'à l'époque le nom des scénaristes n'apparaissait même pas, alors «il fallait avoir le cœur bien accroché. On aurait dit "On va gagner notre vie en piquant des vélo moteurs dans la rue",

cela aurait été mieux compris que faire de la bande dessinée.» (1970) René Goscinny sera un de ceux qui feront changer les choses et les éditeurs le lui feront payer. Avec Albert Uderzo, il avait créé Oumpah-Pah l'Indien. En 1959, ils imaginent Astérix en deux heures, «nous sommes très contents de ne pas être allés au cinéma ce jour-là» (1971). Leur collaboration n'est pas toujours sans nuage. «Goscinny: - Là, tu vois, un "Splash!" Uderzo: - "Splash"? Moi, je verrais plutôt "Bim-Bom-Paf!" Goscinny: - Et pourquoi pas "Braoum!" "Carrément?"» (1966) Ils seront d'une totale fidélité l'un envers l'autre.

«Bain de sang»

Les personnages qui échappent à leur créateur, très peu pour lui. «C'est peut-être parce que mes personnages n'ont pas une profondeur psychologique suffisante. C'est peut-être parce que leur auteur, non plus, n'a pas une profondeur psychologique suffisante. Cela étant dit, ils font ce que je leur dis de faire, et puis ils prennent la tête que le crayon d'Uderzo veut bien leur donner et puis c'est tout, et s'ils ont quelque chose à dire, nous en discuterons!» (1968) C'est comme l'histoire de la bande dessinée érotique, pour adultes et non plus pour enfants. «Moi, je crois que c'est la vraie bande dessinée pour enfants, puisque je pense que les adultes ont autre chose à se mettre sous la dent et que la bande dessinée érotique est typique du genre de choses que les enfants lisent en cachette. Alors que, ce que nous faisions nous, c'était les adultes qui le lisaient en cachette!» (1969)

Le Petit Nicolas, pour adultes ou pour enfants? «Je me souviens de mon éditeur qui m'avait appelé après une conférence avec ses représentants, en disant : "A qui faut-il vendre?" Et moi, toujours malin comme un singe, et drôle comme ce n'est pas possible, je dis : "Si un cheval se présente dans une librairie et veut l'acheter, c'est pour les chevaux! Mettez-le dans les écuries! Vous le vendez à tout le monde!"» (1975) Yvan Delporte, qui dirigea Spirou, raconte dans Goscinny et nous (réédition augmentée de Goscinny et moi, de José-Louis Bocquet, où sont regroupés «38 témoins», dont Morris, Uderzo, Tabary, Sempé, Gotlib,

Franquin, Fred, Bretécher, Bilal...) que quand, au début des années 60, Peyo (Johan et Pirlouit, les Schtroumpfs) y lance un concours «avec des ballons blancs dans lesquels les lecteurs devaient créer le dialogue», Goscinny y participe et est un des lauréats. Il est partout.

Il parle aussi technique. «Hergé : -Tintin, on peut y croire, un enfant peut y croire. On ne peut pas croire à Astérix, vous ne désirez d'ailleurs pas qu'on y croie en tant que personnage vivant. Goscinny: -Oui, en réalité, je crois que vous construisez une histoire sur laquelle vous greffez des gags, et, nous, nous construisons des gags sur lesquels nous greffons une histoire!» (1969) A propos du rythme: «Je vais vous confier un secret, que je dois partager avec tous mes confrères: chaque fois que nous avons un temps de repos entre les gags, c'est parce que nous n'avons rien trouvé à mettre entre les deux autres.» (1971) Et comme la censure influe sur les albums. Dans Lucky Luke, il faudrait ne tuer personne, ce qui devient à la longue un peu un jeu. «Avec Morris, quelquefois on pense qu'un jour on va se payer un bain de sang pour se défouler un peu.» (1965) Quand, au début de son album, l'infâme Billy the Kid bébé suçait un revolver le soir dans son lit, «on nous a reproché qu'on pouvait avoir une mauvaise influence et que tous les bébés de France voudraient un colt pour s'endormir». (1966) D'où viennent les idées? «Une fois, j'avais trouvé une bonne idée dans le métro. Après, j'ai pris le métro tout le temps en me disant que je trouverais des idées, mais non, je n'ai rien trouvé.» (1977)

«Les exégètes» lui expliquant ce qu'il a voulu dire, «ces coupeurs de cheveux en quatre qui sont devenus nos porte-parole pour l'opinion», «ces collectionneurs à la recherche de leur enfance», Goscinny les compare «aux rats de cinémathèque».

«Vous comprenez: les collectionneurs de couvercles de boîtes de camembert ne vont pas parler au nom des fabricants de fromage...» (1972) Anecdote: il assiste à «la convention de la bande dessinée, et j'ai cru devenir fou». Un type «a parlé pendant quatre heures. C'était “La Bande dessinée et l’Humanité”.» Parmi tous les gens qui s'ennuient à mourir, seuls quelques professionnels, Greg (Achille Talon) et lui. Greg monte à la tribune et «dit: “Avec mon ami Goscinny, nous avons parié sur qui fera le discours le plus court, alors je pense que j'ai gagné.” Et il est parti. Moi, je suis monté à la tribune et j'ai dit: “Non, c'est moi.” C'est tout ce que nous avons dit, et dans la presse le lendemain on nous a couverts de boue, on s'est fichu de nous, nous les professionnels. C'est nous qui les avions emmerdés pendant quatre heures.» (1973)

«Gros-Chiné ?»

L'argent. Quand il a quitté l'Argentine où il a passé sa jeunesse pour tenter sa chance aux Etats-Unis, les éditeurs pour son travail (il est encore aussi dessinateur) ne se bousculent pas. «Je n'avais qu'une ambition, réussir à me payer un hot-dog par jour.» (1976). D'où cette remarque: «Manger de la "vache enragée" est un luxe; c'est une expérience dont on

théorie, j'essaie d'écrire des choses qui font rire.» (1964) Mais les gens auraient honte. «En France, les gens cherchent pourquoi ils ont ri, l'humour supporte mal le décorticage. Ils vous regardent avec un visage de glace comme pour vous dire: “Tiens, fais-moi rire, essaie...”» (1976) Goscinny rit de tout ce qu'il perçoit. Sur un bateau, il a entendu «une phrase qui restera pour moi un souvenir que je vais chérir longtemps. C'est un papa qui disait à sa petite fille: “Mange ton caviar et tais-toi.”» cela donne : "Voulez-vous épeler votre nom ? Comment ? Gros-Chiné ? Profession ?" (1966) Le dessinateur Fred : «Une fois, il m'avait raconté que la première fois qu'il [Goscinny, ndlr] avait rencontré Hergé, il [Hergé, ndlr] lui avait demandé : "C'est vous qui avez un nom avec une consonance étrangère ?" Des années après, il s'en souvenait encore.» Il pensera aussi que c'est parce qu'il est juif qu'on lui reprochera de gagner tant d'argent et qu'il deviendra une sorte de bouc émissaire au moment de la révolte soixante-huitarde à Pilote.

les cachait. Je lui en veux un peu de n'avoir jamais donné prise à aucune affection...»

Victor Mora, dessinateur qui avait traduit Astérix et se retrouvait clandestin en France après avoir fui l'Espagne franquiste: «Avez-vous de l'argent ? Demandez-moi ce que vous voudrez», lui dit Goscinny. Sempé raconte avoir déjeuné avec lui dix jours avant sa mort. «Au moment de l'addition, je lui dis: “Tu es toujours en train de payer, mais ici c'est mon quartier, et tu me feras le plaisir de me laisser payer.” Et il a eu un sourire de soulagement comme s'il se disait : “Enfin, on ne me prend pas pour celui qui casque toujours.”» Tabary (Iznogoud) note qu'«est arrivé un moment où Goscinny est devenu extrêmement susceptible, mais c'est quelqu'un qui a toujours été honnête. Il n'a jamais marché sur la gueule de quelqu'un.»

Son hypersensibilité y aura des conséquences. Ce qu'il ressent comme l'agression des dessinateurs change sa vie et il quitte le journal où il avait réuni la crème de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Dans Goscinny et nous, on comprend que plusieurs (Giraud, Druillet, Mandryka...) regretteront de ne pas avoir su percer sa timidité. Marie-Ange Guillaume, sa première biographe, qui a travaillé à Pilote (et à Libération), a raconté son départ volontaire. «J'ai reçu ma lettre avec mes indemnités, et j'ai appris bien plus tard [...] que, si je n'avais pas eu mes indemnités, Goscinny me les aurait données de sa poche, sans me le dire bien entendu. Il était trop pudique. Il voulait qu'on l'aime, mais toutes ses preuves d'amour, il

Les deux auteurs dessinés par Uderzo. ARCHIVES SYLVIE UDERZO

René Goscinny meurt à 51 ans. Yvan Delporte: «Ce que je crois, c'est que, quand il est mort sur sa bicyclette pendant son test d'effort, c'était vraiment de colère, de rage.» Marie-Ange Guillaume: «Il avait un sourire qui passait encore mieux dans la vie qu'en photo, c'était craquant! Un sourire à tomber par terre, comme disait Bretécher.»

Paraissent aussi le deuxième tome, sous-titré Un Gaulois immortel, du Roman des Goscinny, de Catel (Grasset), le Petit Nicolas repris par Anne Goscinny et Jean-Philippe Arrou-Vignod, illustrations de Fursy Teyssier (Imav éditions) et René Goscinny. Dans l'intimité d'un scénariste de génie, d'Aymar du Chatenet (Flammarion).

peut très bien se passer.» (1973) Et l'extraordinaire succès d'Astérix l'a fait considérer en France comme un nanti d'origine. «Ici, c'est tout simple, contrairement à ce qu'on raconte partout, ce n'est pas dans l'ennui, mais dans le succès que l'on compte ses amis.» (1975) Pareil pour l'humour. «Je n'ai absolument aucune

ARCHIVES ANNE GOSCINNY (1969) A Bâle, préparant Astérix chez les Helvètes: «Il tombait des hallebardes. En passant, je fus ahuri de voir un type, abrité sous un parapluie, nettoyer le trottoir avec un jet d'eau.» (1970) Mais il se mo- que surtout de lui-même et de sa «gloire». «Ecoutez, il suffit que je téléphone à quelqu'un que je ne connais pas, et

RENÉ GOSCINNY PAROLES D'UN GAULOIS VENU D'AILLEURS. ENTRETIENS (1960-1977) Hachette, 408 pp., 39 €.

JOSÉ-LOUIS BOCQUET GOSCINNY ET NOUS. 38 TÉMOINS La Sirène, 496 pp., 32 €.

LIVRES/ POCHES

Lutte contre la vie chair Orgies voraces chez Guillaume Nail

Par ÉLISE RAIMBAUX

Dans un avenir plus ou moins proche, une étrange maladie décime les hommes et les animaux. Pour protéger la population, l'Etat, mené par la très stricte Agence de

la santé, a décidé de déclarer la guerre à la vie sauvage. Les forêts, autrefois considérées comme des sources d'abondance, deviennent des zones à haut risque de contamination, où pullulent des bactéries mortelles. Détenir un chien est illégal et il est bientôt interdit de manger de la viande. A rebours des règles hygiénistes du gouvernement, Augustin, un jeune garçon de 8 ans, vit dans la forêt avec ses parents et sa grand-mère, profite sans le savoir des derniers instants d'une vie insouciante à la campagne. Que pourrait-il rêver de mieux? «A l'abri de la hétraie, la vie coule paisible.» Décimés par un virus inconnu, les membres de sa famille meurent les uns après les autres. Son chien Toby est abattu d'une balle en pleine tête.

De l'utopie à la dystopie, la frontière est parfois mince. La psychose monte et une «guerre des espèces» s'annonce. En ville, la lutte pour la chair fraîche a commencé. La viande est rationnée puis prohibée, la nourriture réduite à des «snacks», du genre «beignet melon-cacahuètes», «pistache-coca ou goût donut». Autour des métropoles, un cordon sanitaire, «destiné à repousser toute vie» promet l'illusion d'une protection. Qui oserait s'aventurer au-delà de la bulle salva-trice du Sanum?

Vadim, ancien employé du «Bureau de préventions des risques» fait partie des irréductibles de la vie sauvage. Persuadé que le gouvernement se dirige vers une «extermination du vivant», il fonde une communauté de Robinson Crusoe modernes, fantasme sur un retour de l'homme à son animalité perdue. Obsédé par l'idée de rester un homme viril, «il se gorge d'excitants, alterne les films pornos et les orgies surprotéinées», mange de la viande jusqu'à s'en faire littéralement éclater la panse. En Charles Manson survivaliste un peu frustré, Vadim se proclame guide suprême de la Communauté, devenue une secte sanguinaire où les membres sont réduits à des numéros et où les femmes ne disposent plus de leur corps. Sous prétexte d'accomplir la réunification de l'homme et de la nature, Vadim trouve un exutoire à sa fascination libidineuse pour la viande fraîche. Le sang gicle, les bouches mastiquent et forniquent jusqu'à l'écoéurement. Mais ce quotidien rythmé par le culte du corps, l'élevage des bêtes, les orgies de nourriture et de sexe est bouleversé par l'intervention d'Augustin, qui connaît, grâce à son enfance préservée, les secrets du «retour à la terre, la chair devenue matière».

Avec les Carnivores, Guillaume Nail signe un roman dystopique à l'écriture savoureuse, teintée d'humour noir et surtout de sang. Tiraillés entre dérive hygiéniste extrême et fantasme d'un retour à l'état sauvage, Vadim et Augustin s'affrontent dans un dernier duel, jusqu'à l'équarrissage final.

GUILLAUME NAIL LES CARNIVORES Denoël, 256 pp. 20 € (ebook : 14,99 €).

LAURA VAZQUEZ LES FORCES Points, 288 pp., 9,30 €.

«Comme les rats, les belettes et les poux, je suis née dans le monde tel qu'il se présente. Certainement, j'ai dû sortir les yeux ouverts du ventre de ma mère, par sa vulve, et voir le monde et ses contours. C'est ce qu'on nous raconte.»

Jean Rolin dans l'espace Une promenade au fil des quartiers du nom de Gagarine

Par PHILIPPE LANÇON

La cité Gagarine à Ivry-sur-Seine, construite en 1961. PHOTO MARIE-PIERRE DIETERLÉ.

Jean Rolin, l'élégant vagabond des zones périphériques et abandonnées, arpente cette fois, dans les (presque) défun-

tes villes rouges, banlieues ou non, les lieux baptisés Youri Gagarine: cités, rues, avenues, gymnases, et j'en passe. Il a dû revoir son projet, prévient-il, «à la baisse progressivement, au vu du trop grand nombre de ces lieux, de leur excessive dispersion et de mon propre découragement». Il en a, toutefois, assez vu pour remplir un livre et nous faire voyager – dans l'espace et dans le temps.

L'ambassade de Russie rappelait récemment sur Facebook que le célèbre cosmonaute soviétique, sympathique et alcoolisé, effectua trois voyages officiels en France, en 1963, 1965 et 1967 (avant sa mort l'année suivante, à 34 ans, aux commandes de son MIG). On peine à imaginer aujourd'hui la ferveur populaire qu'il provoqua, et qui fut efficacement stimulée par le Parti communiste. L'écrivain se charge, avec son habituelle et minutieuse circonspection, de nous le rappeler. Son projet remonte, écrit-il, à septembre 2019, lorsqu'il découvre la cité Gagarine d'Ivry, en voie de disparition et destinée à être remplacée par un «écoquartier». Ivry, dont le maire était Maurice Thorez, avait reçu le héros en 1963. Cinquante-six ans plus tard, une «machine à grignoter avait commencé, sur une toute petite échelle, son œuvre de grignotage. Mais les appartements vides, ou certains d'entre eux, avaient été rendus accessibles au public, pour une durée de huit jours, pour une manifestation culturelle originale. [...] Quelques dizaines d'artistes, ivryens pour la plupart, en lien avec des habitants, avaient reçu carte blanche pour installer ce qu'ils voulaient dans l'un ou l'autre des appartements, ou des fantômes d'appartements, répartis sur les sept étages du bâtiment A.»

Le résultat lui semble «intéressant», «parfois émouvant, comme au troisième étage cette fresque représentant, dans l'appartement qu'elle avait habité, une certaine Josette, apparemment une grande lectrice, assise dans un fauteuil en train de lire, environnée de plusieurs dizaines de ses ouvrages préférés collés à plat sur le mur afin que leur titre et leur couverture soient bien visibles (livres dont le commentaire de l'œuvre précisait qu'ils "avaient résisté à plusieurs cambriolages", ce qui fait ressortir malgré tout le caractère aléatoire, ou intermittent, de la solidarité entre habitants).» Jean Rolin ne semble pas avoir de mauvais sentiments, mais il ne faut pas compter sur lui pour ne pas voir ce qu'il voit au nom des bons.

Sandwich et papillons. Le livre est fait d'une série de plans-séquences conduisant de Port-de-Bouc à Hagon-dange, de Bobigny à Clichy-sous-Bois et de Villepinte à Saint-Nazaire. Le rythme lent et sinueux de sa phrase correspond à l'allure du marcheur (il ne prend qu'exceptionnellement le taxi). Jean Rolin est un géographe et un naturaliste rigoureux quand il décrit, et, s'il n'épargne aucun nom de rue ou d'enseigne, c'est pour en extraire une poésie concrète et toponymique à laquelle Queneau aurait sans doute été sensible. La découverte, à Montpellier, d'un pont Gagarine pris entre deux insolites portions de voies inachevées Jacques-Derrida, lui fait constater «que Gagarine se trouve en quelque sorte pris en sandwich entre deux tranches de Derrida». Au passage, dans les endroits les plus voués au néant, il tombe sur un escroc qui feint de reconnaître en lui un ami d'enfance et ne lui donne des couteaux et autres ustensiles de cuisine que pour mieux lui soutirer du fric, ou, dans le tramway T1 de la banlieue nord de Paris, sur une femme qui dit dans un portable à son conjoint: «Chéri, n'oublie pas que tu as un rosbif dans le frigo!»

La mélancolie qu'inspirent ces lieux est tempérée par la fantaisie, parfois joyeusement paranoiaque, de leur description. L'autodérision accompagne ces petites épiphanies. On lui propose de rejoindre un repas de vieux, car il a l'âge

CONSTANTIN ALEXANDRAKIS L'HOSPITALITÉ DU DÉMON Folio, 258 pp., 8,60 €.

«Les larmes basales sont composées d'eau, de chlorure de sodium (de sel), de chlorure de potassium, d'huile et de muqueuse. Les larmes réflexes ont la même composition avec un niveau accru d'anticorps pour combattre les agressions extérieures.»

YÔKO OGAWA SCÈNES ENDORMIES DANS LA PAUME DE LA MAIN Traduit du japonais par Sophie Refle, Babel 288 pp., 9,10 €.

«J'ai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comme dame de compagnie à l'âge de dix-neuf ans et je n'ai jamais eu d'autre emploi, pas même un job de vacances. Je ne connais que ce métier, et ma carrière est proportionnellement longue.»

DIVERGENCE

d'y être. Une femme assez jeune, vivant dans un parking près d'un chariot rempli d'affaires, l'apostrophe: «On vient ici faire son petit tour du dimanche de la misère? Vous croyez que je n'ai pas remarqué votre manège, comment vous avez traversé le parking pour vous retrouver à ma hauteur?» Comme il s'en défend, elle s'énerve et lui dit: «Bien sûr, c'est pour les petites fleurs que vous êtes venu traîner sur ce parking, pour les papillons, pour les tigres du Bengale!» Il est surpris, mais elle n'a pas tort: il tombera ailleurs sur le cadavre d'un tigre qui s'avère une peluche grandeur nature, ou sur un buisson-ardent couvert de papillons qu'il croyait, comme tant d'insectes, disparus.

Village et tête de mort. L'un des faits remarquables est la récurrence, du nord au sud et d'est en ouest, de terrains de pétanque, de KFC, de drapeaux palestiniens et de slogans dénonçant le « “génocide” » à Gaza. Ces nobles sentiments le sont moins, hélas, qu’il n’y paraît. L’avant-dernier plan-séquence, de nouveau à Ivry, balaie ainsi un «village associatif» installé autour de la mairie, «dont sept barnums ont été incendiés au cours de la nuit précédente»: «Dans un premier temps, je suis conquis par le kaléidoscope ethnique qu’il présente et par l’atmosphère chaleureuse qui s’en dégage, dans les fumées des grillades, puis alors que je viens d’acheter à une jeune femme souriante une merguez elle-même dédiée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à la cause palestinienne, je me rends compte que si cette dernière est omniprésente, à travers de multiples stands et d’innombrables drapeaux, celle d’un autre peuple, pourtant meurtri lui aussi, est totalement absente, une affiche de l’Union départementale CGT du Val-de-Marne, dans un style évoquant la guerre froide – “Pas un soldat, pas un euro, pas une arme, nous refusons de participer aux guerres impérialistes!” – flétrissant même les alliés de l’Ukraine, l’Europe et l’Otan, en associant leurs symboles, la boussole et les étoiles, à deux personnages à tête de mort.» En résumé, vive les lointains Palestiniens, mais ici, en France, plutôt Russes que morts. L’écrivain assiste alors, «avec un enthousiasme attiédi», au concert du rappeur havrais Médine «dont la gestuelle, la barbe fournie et dardée, la tenue trop ample exagérant encore sa carrure, tout comme les paroles de ses chansons, expriment une colère diffuse, aux cibles ambiguës, à laquelle souscrit manifestement son public».

Chemin faisant, il tombe tout aussi (ir)régulièrement sur des phrases écrites par on ne sait qui pour on ne sait qui. Elles rayonnent sur les murs et dans le livre. Cela va de «Extinction de la race humaine» à «Le poulet, je l'aime seulement rôti». Sa préférée, «qui est aussi la plus désenchantée», se trouve encore à Ivry, dans les plates-bandes de la cité perdue. On dirait l'un de ces messages envoyés par les humains, avec ou sans Gagarine, dans l'univers silencieux et infini: «L'utopie est pour moi et par définition une île inexistante. Dès lors que vais-je faire pour que ça aille mieux ici? Réponse rien. J'essaie d'être correct et gentil avec les gens. C'est tout.»

JEAN ROLIN GAGARINE P.O.L, 221 pp., 19 €.

Trahisons camerounaises Hemley Boum mêle l'histoire politique de son pays au destin de femmes

Par MARIA MALAGARDIS

H emley Boum doit avoir d'énormes réserves d'amour en stock pour créer des personnages aussi attachants, pour les traiter avec autant de compréhension, malgré leurs faiblesses ou leurs lâchetés, et pour imaginer entre eux des relations aussi fortes. Ne cherchez pas dans Nos vies sauvages à tracer une frontière intangible entre les bons et les méchants. Même les deux principales héroïnes ont des défauts, commettent des erreurs. Et même le tout-puissant chef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redoutable gardien du régime, échappe à toute caricature, défend son point de vue : «Le peuple souffre, la bonne blague! [...] Ici tout le monde mange à sa faim, de quoi se plaignent-ils ?» Mais lui aussi se trompe, lui aussi sera pris à son propre piège. Ce roman est avant tout celui des trahisons, et des désillusions. Celles qui ont émaillé l'histoire du Cameroun depuis plus de trente ans. Celles des combats perdus pour faire tomber une dictature, sans jamais réussir à affaiblir le président Paul Biya, aujourd'hui âgé de 93 ans, au pouvoir depuis 1982.

Fantôme nonagénaire. Originaire du Cameroun, installée à Paris, Hemley Boum construit une œuvre singulière qui plonge dans l'histoire de son pays natal. Ceux qui le connaissent retrouveront dans ce cinquième roman les principaux épisodes des «révolutions avortées», qui jalonnent la longue période évoquée dans le récit. A partir des «années de braise» comme on désigne sur place la décennie des années 90 - celles des premières révoltes post-indépendance - jusqu'à aujourd'hui. De nombreux acteurs, impliqués dans ces crises à répétition se retrouvent également au générique de cette fiction. Certains ne font qu'une apparition furtive alors que d'autres s'inspirent clairement de personnages réels, sous des noms d'emprunt. Nul besoin cependant de connaître le Cameroun ou son histoire pour plonger dans ce livre passionnant.

Car la force d'Hemley Boum réside dans les liens qu'elle tisse entre les vies intimes de ses personnages et les rebondissements politiques auxquels ils sont confrontés. Il y a aussi des histoires de familles, des couples qui se font et se défont. Et surtout des femmes, qui refusent de rester passives, de se contenter de la place qu'on leur concède. Elles n'échappent pas toutefois à la violence des hommes qui reproduisent dans la sphère intime celle qui s'impose dans la vie publique sous la férule d'un régime policier impitoyable. Les deux femmes

Le président «tuait rarement ses opposants. Il se contentait d'en faire des êtres avides, petits, puants.» au cœur du roman sont au départ des adversaires. Elles vont finir par se rejoindre. D'un côté il y a Ndolo Elimbi, avocate brillante, qui s'engage dans l'opposition, et en paiera le prix. Trahie par des proches et traquée par le régime. Et la commissaire Zeinabou Ndam, choyée par le puissant patron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et chargée de surveiller Ndolo. Avant de la sauver. Sa trahison à elle.

En réalité, s'il y a un personnage néfaste, c'est bien ce fantôme nonagénaire qui dirige le pays,

orchestre les divisions de ses courtisans comme de ses opposants. Son ombre plane à chaque crise évoquée. Lui apparaît sous son vrai nom. L'inamovible président Paul Biya resurgit sans cesse au fil des pages. Enigmatique et souvent absent du pays, il «tuait rarement ses opposants. Il se contentait d'en faire des êtres avides, petits, puants.» Au fond la pire de toutes les trahisons, c'est la sienne, celle des espoirs qu'il a sans cesse brisé, «dans la puanteur fétide de la corruption et de la brutalité». La société camerounaise oscille toujours entre colère frustrée et désenchantement. Il n'y a pourtant dans ce roman ni pessimisme fatal ni résignation face au rouleau compresseur de cette dictature crépusculaire. Et le récit s'achève sur une note d'espoir et d'amour. Hemley Boum fait partie d'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romancières camerounaises qui renouvelle un paysage littéraire qui semblait un peu atone. Des plumes féminines ont émergé comme l'Américano-Camerounaise Imbolo Mbue ou Djaïli Amadou Amal qui s'inspirent aussi souvent de réalités vécues. Mais en gardant leurs distances avec les tourments politiques de l'histoire nationale.

Humaniser les temps obscurs. C'est ce qui rend encore plus particulière la place occupée par l'autrice de Nos vies sauvages. Dès son deuxième roman, les Maquisards (2015), elle évoque les heures sombres de la guerre pour l'indépendance. Une page d'histoire longtemps restée taboue. C'est encore le destin contrarié du pays qu'on retrouve dans les Jours viennent et passent (2019). Et enfin le drame de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dans le Rêve du pêcheur (2024). A chaque fois, l'intensité de vies intimes apporte ce supplément d'âme qui humanise les temps obscurs. A l'image de la citation de la chanteuse Rihanna en exergue : «Nous avons trouvé de l'amour, dans un lieu sans espoir.»

HEMLEY BOUM NOS VIES SAUVAGES Gallimard, 333 pp., 22 € (ebook: 13,99 €).

LIVRES/POCHES

JÉRÔME DENIS DAVID PONTILLE LE SOIN DES CHOSES. POLITIQUES DE LA MAINTENANCE La Découverte poche 400 pp., 13,50 €.

«Mais sommes-nous vraiment capables de décrire finement les relations qu'entretiennent les humains et les choses ? Que savons-nous exactement de ce que veut dire par exemple entretenir une voiture ancienne ?»

Séjour blizzard Une femme en exil sur une île par Birgül Oğuz

Par FRÉDÉRIQUE ROUSSEL

«0 ui, dis-je, j'arrive.» C'est sec. On perçoit une fin de conversation téléphonique. A peine une poignée d'heures plus tard, Deniz la narratrice se trouve sur un quai de gare avec sa valise. Direction un îlot rattaché à la capitale, loin de sa ville depuis vingt ans où cette professeure de littérature a été victime d'une charrette de l'université turque. C'est à peu près la seule information extérieure glanée dans le premier roman traduit en français de Birgül Oğuz. Station parle des parenthèses que l'on peut prendre parfois dans l'existence. De la tête que l'on met sous l'oreiller quand on est éperdu. «Je n'ai pas suivi l'actualité depuis un moment, chaque fois que je consulte les infos, c'est comme si on me vidait un grand seau d'ordures sur la tête.»

Son amie Nihal, celle qui l'appelait, l'a convaincue de venir occuper sa maison sur l'île – on suppute qu'il s'agit d'une des îles aux Princes au sud-est d'Istanbul. Elle s'absente pour un travail à l'étranger pendant plusieurs mois, et elle possède ce qu'on appelle une «maison-station» dans laquelle elle met à disposition une des deux chambres pour des femmes provisoirement sans logement. D'ailleurs, c'est dans une autre maison-station qu'elle sera hébergée à l'étranger. Deniz, rien d'avenant au premier abord, juge la déco chargée et peu à son goût. Ses camarades de fac la trouvaient déjà bien trop sûre d'elle et méprisante. Le contact entre les deux amies depuis vingt ans est donc plutôt rêche. Mais Nihal décolle tôt le lendemain.

Ecrit du point de vue de cette femme entre deux eaux, qui a perdu son emploi et perdu le fil, Station a une texture introspective. Deniz apprivoise vite la maison, son intérieur chaleureux avec un poêle et un jardin embroussaillé. Elle rechigne à socialiser, et pourtant Amie, une vieille chienne de rue, l'adopte rapidement. Tôt le matin, le tandem emprunte le sentier qui descend à la plage des graviers, ou le chemin forestier qui monte vers un panorama sur les collines rouges de la frontière sud d'Istanbul. Bientôt, l'hiver est là avec le blizzard qui stoppe les allées et venues des ferrys, et pousse Amie à s'installer près du foyer.

Subtilement, l'écrivaine stambouliote, née en 1981, déjoue l'empathie que pourrait susciter la situation solitaire et méditative de Deniz. Son égoïsme ressort. Pendant trois semaines, elle ne donne aucune nouvelle à Nihal, qui lui a généreusement prêté son toit à condition de bien s'occuper de la maison. On pourrait presque comprendre une humeur à la déconnexion, si ce n'était une attitude générale que Deniz offre aux autres et la vie, aux quelques habitants qu'elle croise. Il y a longtemps, préadolescente, elle a enduré la négligence de sa mère en vacances sur l'Ile du Sud. «Le véritable paradis pour certains, c'est l'errance.» Sa mère partait pour des longues marches, sans la prévenir, sans revenir lui préparer un déjeuner, pour finir par la reléguer un jour loin d'elle. «Ce qui me faisait vraiment mal, c'est que je ne faisais pas partie des choses qui lui faisaient du bien.» Mais, on frappe à la porte de la maison-station en pleine tempête de neige : une adolescente de 12 ans arrive dans le paysage.

BIRGÜL OĞUZ STATION Traduit du turc par Ozsu Riv Editions Do, 150 pp., 17 €.

Kristian Novak, quartet croate Un amour mixte sur fond de violences migratoires

Par FRÉDÉRIQUE FANCHETTE

Dans le pire quartier de Bukov Dol, un village rom de

En 1992. NIKOS ECONOMOPOULOS. MAGNUM PHOTOS

Croatie, une mère dessine sur les murs de sa maison en traçant des motifs depuis les fissures. C'est Albina, une femme qui a perdu à moitié la tête mais peut sonder l'avenir. Son fils unique, Sandi, 20 ans, est le personnage le plus attachant du livre. Il veut s'en sortir, passe par toutes sortes de trafics illicites pour survivre, à la fois aspirant à la pureté et entraîné par le déterminisme social et la violence. Lui ne crayonne pas, mais voit son existence, alors qu'il est suspendu entre la vie et la mort, comme la toile d'une araignée fatale. A Papi Rudolf, le grand-père de Milena – une femme plus âgée que lui, son amante de Sabolscak, le bourg «blanc» voisin–, il demande de détacher un à un les fils qui le rattachent à son passé. Et ainsi s'écrit à rebours l'itinéraire plein de noirceur du jeune Rom, éclairé par cet amour récent, mixte et supposé impossible.

«Ce mot maudit». Des traits, des fils, et dans le sous-sol des galeries et des trous. La topographie des lieux ajoute à la précarité du décor. Parfois la terre s'effondre, Bukov Dol et Sabolscak sont d'anciens villages miniers. «Du ciel, dit Milena du second, ça doit ressembler à une chienne efflanquée qui aurait bu à la rivière et crevé juste un peu plus loin, pattes tendues vers l'eau. L'église au milieu, quelques calvaires, une poste, deux troquets.» Le premier, ancien faubourg du deuxième, est aujourd'hui exclusivement habité par des Roms. Tzigane, mais le plus beau de tous plonge sans fioritures, sans déformations bien-pensantes, dans cette société abonnée à la misère, à la violence et aux solidarités qui enferment.

Le deuxième roman traduit de Kristian Novak, né en 1979, va bien au-delà de l'exploration sociale. Ce petit territoire du nord de la Croatie, près de la frontière slovène, est situé sur les routes migratoires. Après un double meurtre dans la forêt, s'engouffre alors toute une actualité tragique des Balkans. L'auteur, sur cet arrière-fond, construit son roman à partir d'un quartet solide de personnages: Sandi, Milena, un jeune policier de Zagreb, et Nuzat, un migrant clandestin. Leurs voix s'entrecroisent tandis que l'enquête sur le crime progresse. La vérité va se dessiner, mais aussi se fabriquer, par à-coups.

Roman social, roman noir, le livre de l'auteur croate ne serait pas aussi prenant s'il n'y avait sa dimension poétique. Souvent les choses y sont décrites comme rêvées, l'amour de façon très simple. Un soir, après les débuts de leur rencontre, la tristesse envahit Milena. Elle écoute de la musique, fenêtre ouverte, et cette chanson au refrain un peu «beauf et pitoyable» de Ljuba Alicic: «Si ça dérange ton père/S'il te dit que tu as tort/Dis lui, oh ma chérie, Il est Tzigane, oui, mais le plus beau de tous.» Et l'amante de Sandi poursuit: «Ce n'est pas le mot "Tzigane" qui m'a fait mal, ni "le plus beau de tous". C'est celui entre les deux, ce mot maudit, "mais". C'est un mot intrus, un mot malfaisant. Il ne devrait pas y avoir de place pour lui quand tu parles des gens. Si tu es du mauvais côté de ce mot, il te sépare à jamais des images positives.»

Cible pour Daech. Le courage de Milena impressionne, face aux propos perfides des clients du salon de coiffure où elle travaille. Celui de Sandi aussi, noctambule indésirable, à la merci des rondes de Croates racistes. Et comme la bravoure ne connaît pas les frontières, celle également de Nuzat, le maçon qui travaillait au musée de Mossoul. Lui a laissé sa femme turkmène et ses enfants derrière lui. Kurde, il était une cible pour Daech, car le roman sorti en Croatie en 2016 fait référence au contexte de 2014.

Dans une interview sur le site de l'éditeur, Kristian Novak répond à la question qu'on ne peut s'empêcher de se poser: comment les Roms de Croatie ont réagi à la publication de ce livre qui a fait grand bruit? «La seule réaction négative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rom en Croatie est venue du représentant parlementaire de la minorité rom, membre de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qui a exigé que le livre soit retiré de la vente [...]. Il a reconnu ne l'avoir pas lu. Des Roms qui l'avaient lu m'ont au contraire défendu contre ces accusations selon lesquelles mon histoire propageait la haine. J'ai appris à cette époque qu'un homme avait dit de moi : "Il a une âme tzigane" – et c'est la plus belle chose que l'on m'ait jamais dite.»

KRISTIAN NOVAK TZIGANE, MAIS LE PLUS BEAU DE TOUS Traduit du croate par Chloé Billon Les Argonautes, 510 pp. 24,90 € (ebook : 13,99 €).

THEODOR W. ADORNO LE NOUVEL EXTRÉMISME DE DROITE Préface d'Edwy Plenel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Olivier Mannoni Champs essais, 128 pp., 7,60 €.

«Il en est peut-être parmi vous qui me demanderont ou me demanderaient ce que je pense aujourd'hui de l'avenir de l'extrémisme de droite. Je considère qu'il s'agit d'une mauvaise question, car elle est beaucoup trop contemplative.»

KÂMASÛTRA EXACTEMENT COMME UN CHEVAL FOU Traduit et présenté par Frédéric Boyer, P.O.L

formatpoche, 416 pp., 14 €.

«elle fait tomber sur toi les fleurs de ses cheveux elle rit avec éclat souffle court elle écrase ses seins sur ta poitrine visage contre visage tête baissée de plus en plus près tout ce que tu lui faisais c'est elle maintenant qui te le fait.»

DISCOURS

LASZLO KRASZNAHORKAI ASSEZ PARLÉ DES ANGES! CONFÉRENCE DU NOBEL 2025 Traduit du hongrois par Joëlle Dufeuilly Gallimard, 36 pp., 10 €.

En 2025, le Hongrois Laszlo Krasznahorkai remportait le Nobel pour «son œuvre fascinante et visionnaire qui, au milieu de la terreur apocalyptique, réaffirme le pouvoir de l'art». Quelle forme allait prendre son discours? Résumerait-il sa conception du

roman? Pas son genre. L'auteur de Tango de Satan, de Guerre & Guerre, a proposé une méditation sarcastique et imagée: «Je souhaitais à l'origine partager avec vous mes pensées sur l'espoir, mais ayant définitivement épuisé tout mon stock en matière d'espoir, je vais plutôt parler des anges». Les anges d'antan, «messagers célestes», «étaient en eux-mêmes des messages» adressés à ceux qui croyaient en quelque chose. A présent, les «nouveaux anges» n'ont plus ni ailes ni robe, et aucun message à délivrer. Cet «ange sacrifié [...] sait qu'il y a la guerre, la guerre, uniquement la guerre». Puis, avant de décrire la distance séparant un policier d'un clochard dans le métro berlinois, Krasznahorkai évoque «la dignité humaine», le génie créatif de notre espèce, «grâce à des outils que tu as toi-même créés et qui détruisent l'imaginaire, il ne te reste plus qu'une mémoire à court terme». Cl.D.

ROMAN

ROMAIN AGUILERA ROXANNE Buchet Chastel 160 pp., 17,50 €.

Dans un morceau de Police un homme essaie de convaincre une prostituée de changer de vie. Ce premier roman de Romain Aguila n'est pas très éloigné. Lors-

qu'elle était petite à Marseille, Roxanne est tombée en courant et depuis une cicatrice lui barre la bouche. Exactement au même instant elle a entendu une radio diffuser une mélodie. C'est le déclic et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lle commence à chercher le riff» à la guitare. Cicatrice et riff se ressemblent. Plus tard, Roxanne est devenue toxicomane. En sortant de désintoxication elle se sent projetée dans le vide. Une thérapeute lui tend une guitare qu'elle rapprivoise. En sortant elle prend un élève, elle prend un amant. Ces étapes de vie sont autant de petits instantanés, sous forme de phrases courtes, graphiquement très espacées sur les pages qui pour peu seraient blanches, offertes à Roxanne pour une nouvelle vie. Du reste, c'est la fin du livre: «Alors elle trace une nouvelle clé de sol. Sur une page vierge». N.A.

RECIT

JOY SORMAN LA VIE BRUTE Flammarion, 192 pp., 21 €.

Les muscles faciaux s'affais- sent, rompant l'unité pictu- rale du visage. Irène Gérard part d'une reproduction et d'une impulsion pour frag- menter sur la toile les él- ments, que ce soit le nez, la bouche, les yeux. Joy Sor- man, installée près d'elle, la regarde s'affairer à ce travail de «moine copiste». Pendant un an, elle fixe ses gestes en silence -elle «comprend difficilement Irène», artiste neuroatypique née en 1958, qui a su investir «une autre forme d'énonciation symbolique» dans ses œuvres d'art brut, théorisé par Jean Dubuffet. Irène Gérard, autrefois ouvrière, a rejoint en 2007 La S, «un laboratoire et un lieu d'émancipation par l'art». Situé dans les Ardennes belges, le lieu accueille «une quarantaine d'artistes biscornus mentaux». C'est en visitant la Collection de l'Art brut de Lausanne que Joy Sorman a connu les artistes de La S, dont Irène Gérard. Ce récit est une rencontre (fragmentaire) entre deux femmes car «je ne sais pas à quel point j'ai fait sa connaissance, mais nous nous tenons assises l'une en présence de l'autre, paisibles». C.G.-D.

SUR LIBÉRATION.FR

La semaine littéraire Lundi, c'est poésie, avec la traduction de Guillaume Boussard du De natura rerum de Lucrèce, le Poème de la nature (Seuil). Mardi, côté SF, on pénètre une autre dimension dans Spectres de Thomas Gunzig (Au diable Vauvert). Mercredi, pour les plus jeunes, une journée à hauteur d'enfant dans Du matin au soir d'Alix de Mezamat et Clémence Trossevin (Didier Jeunesse). Jeudi, place au polar et à un tueur de personnes âgées dans A la fin de l'hiver de Viveca Sten (traduit du suédois par Amanda et Anna Postel, Albin Michel).

LIVRES/

Edouard Louis: «Anne Carson écrit autant sur Sophocie que sur Rosalia»

Recueilli par ADRIEN NASELLI

E douard Louis a pris l'initiative, en 2019, de traduire Antigonick de la Canadienne Anne Carson, lauréate jeudi du Nobel de littérature. Poussé par le désir de rendre accessible cette œuvre au public francophone, il a proposé sa traduction aux éditions de l'Arche, suivie en 2021 de celle de Norma Jeane Baker de Troie. L'écrivain travaille sur la traduction de Nox, un livre objet de 2010 qu'Anne Carson consacre à son frère décédé. En 2023, ils ont tous deux réalisé une performance sur la perte du frère à l'invitation de la Maison de la littérature d'Osglo. Ils entretiennent depuis une relation d'amitié. Comment réagissez-vous au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remis à Anne Carson?

C'est une grande nouvelle pour la littérature parce que son œuvre ne ressemble à aucune autre. Elle est originale, profonde, exigeante. Ce n'est pas une œuvre toujours facile d'accès, mais c'est à mon sens le rôle des institutions de mettre en lumière des textes qui ne sont pas déjà lus par un large public. Tant de prix se contentent de récompenser des livres écrits d'avance au format best-seller...

Comment avez-vous découvert ses livres et comment en êtes-vous venu à la traduire?

Je l'ai découverte par hasard aux Etats-Unis il y a huit ans. Je m'apprêtais à faire un voyage en bus et j'ai acheté Antigonick pour le lire au cours du trajet. Le titre m'avait interpellé. Le texte m'a emporté. Et puis soudain, pendant mon voyage, une tempête de neige a paralysé les routes pendant plus de dix heures. J'ai sorti mon ordinateur et j'ai commencé à frénétiquement traduire le texte. Plus tard, j'ai contacté les éditions de l'Arche pour leur proposer de le publier en France, où presque aucun de ses livres n'était disponible. L'inventivité de Carson m'a subjugué. On connaît la scène d'ouverture d'Antigone, dans laquelle elle se dispute avec sa sœur, parce qu'Antigone veut enterrer son frère et Ismène lui rappelle qu'elle n'en a pas le droit. Dans la version de Carson, les deux sœurs mentionnent dans cet échange le philosophe Hegel. Ce qui est étrange, c'est que cela paraît plausible. Un jour, le metteur en scène Ivo van Hove a voulu monter Antigone de Sophocle et a téléphoné à Anne Carson pour lui demander d'en faire une nouvelle traduction, car elle est aussi une grande helléniste. Elle a répondu: «J'en ai déjà fait une traduction, publiée sous le titre Antigonick.» Ivo lui a dit: «Oui, mais ça n'est pas tout à fait une traduction de Sophocle, puisque dans la première scène, les deux sœurs parlent de Hegel.» Anne Carson a répliqué: «C'est ce qui est écrit dans le texte de Sophocle. Je n'ai fait que traduire.» Elle part souvent de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ancienne pour la subvertir, comme lorsqu'elle compare Hélène de Troie à Marilyn Monroe...

Il y a dans son écriture une sorte de folie magnifique. Carson mélange les références anciennes et contemporaines, la culture légitime et la culture populaire. Elle écrit autant sur Homère que sur Catherine Deneuve, sur Sophocle que sur la chanteuse Rosalía. Dans son livre Norma Jeane Baker de Troie, Hélène de Troie et Marilyn Monroe sont une même personne, malgré les millénaires qui les séparent : deux femmes qui sont l'objet de la violence des hommes et des diktats de la beauté. Comme si, à travers cette histoire, Carson nous alertait sur la perpétuation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à travers l'histoire.

Quel travail implique la traduction de ses textes?

Etant donné l'érudition sur laquelle repose son écriture, avec d'innombrables références, la traduire demande un grand travail de recherche. J'ai dû replonger parfois dans Joseph Conrad et Oscar Wilde pour être sûr d'avoir le bon ton, les bonnes formules. Nous avons beaucoup échangé par mail. Malgré cela, il y a dans ses livres une dimension très fluide, directe. Anne Carson n'essaie pas de faire de la littérature. Elle écrit. C'est pour ça que c'est de la littérature. J'ai commencé il y a quelques mois à traduire Nox, un livre sur son frère qui a vécu pendant des décennies sous des faux noms pour échapper à la justice, avant de mourir à Copenhague. C'est un livre hors du commun publié sous la forme d'une boîte dans laquelle sont compilées des notes sur son frère. C'est, à mes yeux, une des œuvres autobiographiques les plus déchirantes du XXI $^{e}$ siècle, une lecture qui m'a beaucoup influencé quand j'écrivais l'Effondrement sur la mort de mon propre frère.

La Nobel de littérature, en 2023. G.-K. THORBJÖRNSSON REUTERS

Quel message politique porte

son œuvre?

C'est important, car l'aspect formellement très inventif de son travail ne doit pas nous faire oublier sa force politique. Dans son immense livre Autobiographie du rouge, elle a imaginé une histoire d'amour homosexuelle entre deux petits garçons. Elle a souvent écrit sur les corps et les vies circonscrites par la domination et la violence.

Comment la décririez-vous hu- mainement ?

Anne est très drôle, et très réservée. Je veux dire qu'elle vit pour écrire et n'aime pas tout ce qui entoure ce métier, les mondanités, les rencontres. Elle vit isolée en Islande avec son compagnon dans une maison avec une vue sur la nature. Un jour elle m'a dit : quand je ne travaille pas, je pense au monde et à moi, ce que je préfère éviter.

VENTES

Classement datalib des meilleures ventes de livres (semaine du 2 au 8 octobre)

ÉVOLUTION		TITRE	AUTEUR	ÉDITEUR	SORTIE	VENTES
1	(22)	L'Eléphant	Patrick Modiano	Gallimard	01/10/2026	100
2	(17)	Le Fondateur	Giuliano Da Empoli	Gallimard	01/10/2026	99
3	(1)	C'était ça ou mourir	Thélyson Orélien	Grasset	19/08/2026	72
4	(0)	Lou! Sonata, tome 3	Julien Neel	Glénat	07/10/2026	61
5	(245)	Homo Occidentalis	Fourquet et Rabinovitch	Seuil	02/10/2026	60
6	(3)	Nous aussi	Anne Godard	Actes Sud	19/08/2026	53
7	(337)	Chacun	Jean-Paul Dubois	L'Olivier	02/10/2026	50
8	(2)	Le Casse du siècle	Sarah Knafo	Fayard	02/09/2026	46
9	(758)	Elles, tome 4	Stokart et Toussaint	Le Lombard	02/10/2026	45
10	(4)	Le Clan des Walden	Catherine Meurisse	Dargaud	18/09/2026	34

Face aux interrogations ultra-contemporaines qui agitent la rentrée (grosso modo : l'IA va-t-elle tuer l'écrivain?), il n'est pas inintéressant de voir débarquer dans le top la valeur sûre que constitue Patrick Modiano. L'éléphant s'installe, faussement mastoc (si l'auteur mesure 1,98 m, son dernier livre fait 112 pages), à un cheveu de Giuliano Da Empoli, ce dernier pour le coup plus en prise avec l'époque dans le Fondateur («le fondateur» étant un manitou de la tech, là où «l'éléphant» est traducteur et correcteur aux «éditions du Sablier»). Dans les deux cas, remarquez, Gallimard est gagnant. Plus bas, notons les percées de Homo Occidentalis de Jérôme Fourquet et Ruben Rabinovitch (vaste question en bandeau: «Que sommes-nous devenus?») et Chacun du constant Jean-Paul Dubois, dans lequel un cardiologue de 56 ans se languit de sa compagne disparue en écoutant Lou Reed. Cette semaine, il semble que les lecteurs,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oscillent entre angoisse face au futur et refuge dans le passé. T.St.

Source : Datalib et l'Adelc, d'après un panel de 366 librairies indépendantes de premier niveau. Classement des nouveautés relevé (hors poche, scolaire, guides, jeux, etc.) sur un total de 92 848 titres différents. Entre parenthèses, le rang tenu par le livre la semaine précédente. En gras : les ventes du livre rapportées, en base 100, à celles du leader. Exemple : les ventes du Fondateur représentent 99 % de celles de l'Eléphant.

Rendez-vous

Dimanche à 16 h 30, au Festival du film féministe des Lilas (au cinéma Le Garde-Chasse), rencontre entre Joséphine Tassy (l'Indésir, l'Iconoclaste) et Elisa Routa (Trois Petits Chats, Bayard). Lundi, Hemley Boum présente Nos Vies sauvages (Gallimard) à 17 h à la librairie clermontoise Les Volcans (80, bd François Mitterrand, 63000). Même jour à 19 h, Santiago Amigorena parle des Arbres fous (P.O.L) aux Guetteurs de vent (108, av. Parmentier, 75011).

«Nous étions ensemble» L'amie Emmanuelle Lambert

Par CLAIRE DEVARRIEUX

a première photo de la Meilleure, c'est le chien. Pas besoin de légende, il est là sur le perron. N'ayez crainte. Le père d'Emmanuelle Lambert «avait l'habitude de dire que ce n'était pas un chien de garde, mais un chien d'accueil». L'autrice ajoute: «Souvent il se postait à l'entrée de la maison, comme gonflé par un ennui vague de vigile sans emploi, espérant la venue de brebis lointaines et imaginaires, si bien que tout visiteur se voyait, dès la grille franchie, gratifié d'une fête bruyante, pleine d'un sentiment d'instinct venu de la nuit des temps», et justement, le portail grince, voici Maira, la «meilleure amie»: «Ah non putain Manu rappelle ton chien il me bave dessus c'est dégueulasse à la fin!» Les phrases, si élégantes, si équilibrées, sont soudain traversées d'épisodes sonores surgis du passé. Cela rend le livre joyeux et bouleversant.

Qui a l'anorak rouge sur la photo des classes de neige, Emmanuelle ou Maïra? Plus loin, dans le duo d'adultes, s'agit-il bien, à droite, d'Emmanuelle? Non, c'est sa mère. Les photos de famille qu'on ne connaît pas font peut-être rêver les âmes romanesques, mais elles ont quelque chose d'angoissant. On ne s'y retrouve pas. Elles sont opaques et ne tiennent pas toutes seules. D'où la collection «Poursuites et Ricochets», qui fait «dialoguer photographies de famille et littérature». Emmanuelle Lambert, après Marie-Hélène Lafon et Serge Tisseron, a pioché dans la boîte aux souvenirs. Elle n'a pas choisi les plus beaux clichés, mais les plus remuants, ceux qui lui parlent le plus. Ils datent d'avant «la grande submersion» numérique, puisque les deux amies sont nées en 1975: «Nous sommes les derniers humains des images rares.»

«Nos pères se ressemblaient». Emma-nuelle Lambert et Maïra (Maïra Muchnik, nous apprend l'épigraphe) se sont rencon-trées à l'âge de 6 ans, au CP, dans une école d'Epinay-sur-Orge (Essonne). Maïra était cheffe d'une bande, Emmanuelle était arrivée bien après la rentrée, de quoi endurer le supplice d'être «la nouvelle». Ses parents

«Cette passion si glorifiée, si explorée dans toutes les formes d'art, c'était elle, depuis toujours, c'était elle l'ennemi, l'ennemi de notre race.»

passaient du HLM au pavillon, sa mère «ayant trouvé un emploi stable de recruteuse dans un hypermarché de banlieue». Chez Maira, le père est ingénieur agronome et poète, la mère psychologue et psychanalyste. Ils sont argentins, ont fui la dictature du jour au lendemain six mois après la naissance de leur benjamine, et ne parlent jamais d'exil. Ils ont pu revoir leur famille et leur pays à partir des années 80. Sur une photo prise à l'aéroport de Buenos Aires, il y a un militaire de dos, au premier plan.

Les ancêtres de Maïra avaient fui quant à eux les pogroms d'Ukraine et de Pologne, et s'étaient retrouvés sur un bateau qui les emmenait vers Buenos Aires et non vers New York comme ils l'avaient espéré. Du côté d'Emmanuelle, et ça lui convient, l'arbre généalogique est embrouillé, un peu sulfureux, ainsi qu'elle le détaillait dans le Garçon de mon père en 2021. Les pères des deux amies sont photographiés de loin, on les voit à peine, alors qu'ils sont si proches, chaleureux, «nos pères se ressemblaient, qui emplissaient les pièces de leur énergie curieuse, ouverte à l'autre». Le père d'Emmanuelle Lambert est mort, Maïra est là pour se souvenir de lui. Plus tard, elles vivront de ce qu'elles ont toujours voulu faire, lire, écrire. Du CP jusqu'au bac, elles sont assises côte à côte en classe, strictement inséparables. Un salut au passage à «Monsieur Savignac»,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Maïra, raisonnable, est très bonne élève («la meilleure»), Emmanuelle, emportée, sujet désinvolte, grâce à sa complice et à quelques stratagèmes maintient «des moyennes raisonnables». Maïra, d'une beauté frappante, tombe à 15 ans sous la coupe d'un fils de famille parisien – on ne parle pas encore d'emprise. Emmanuelle cultive «des amitiés virilisées avec les garçons». Elle réfléchit dans la Meilleure, comme dans ses autres livres, sur ce qu'est «le destin féminin». «Je crois aujourd'hui que m'être ainsi tenue loin de mon genre m'a protégée», écrit-elle, fustigeant l'idéal qu'on aura continué d'imposer à sa génération : la passion. «Cette passion si glorifiée, si explorée dans toutes les formes d'art, c'était elle, depuis toujours, c'était elle l'ennemi, l'ennemi de notre race.»

Mariage et divorce. Remonte à la surface «tout ce qui peuple la vie lente des enfants», dans le monde rassurant de leur banlieue. Viennent les années et les «amies d'adolescence», groupe de filles qui se précipitent à Paris dans les salles de cinéma du Quartier latin, «nous étions ce qu'il y a de plus important à cet âge : nous étions ensemble». On fait des courses, on achète la robe à pois qu'on voit sur la photo, on échange des livres de poche.

Emmanuelle et Maira se marient trop tôt, divorcent, recommencen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nous sommes retournées à Epinay avec nos fils encore bébés, leurs poussettes, leurs doudous, leurs changes, leurs goûters dans les sacs, gardiennes de ces deux petits corps inversement proportionnés à la masse d'accessoires indispensables à leur bien-être.» Miroir, témoin, l'amie d'enfance, la meilleure amie, est la gardienne du temps qui passe.

EMMANUELLE LAMBERT LA MEILLEURE Lamaindonne «Poursuites et Ricochets» 90 pp., 20 €.

Les festivals, poches de résistance du livre

Si plusieurs études montrent que les Français lisent de moins en moins, les manifestations consacrées aux livres restent très fréquentées, devenant des rendez-vous importants pour les libraires. «Libé» fait le point à l'occasion du festival Lire en poche, qui se tient ce week-end à Gradignan.

Au festival le Livre sur la place, à Nancy, en septembre. PHOTO ALEXANDRE MARCHI MAXPPP

Par CHARLINE GUERTON- DELIEUVIN

Is ne désemplissent pas, difficile de passer à côté à une époque où les chiffres rappellent la baisse constante des habitudes de lecture. Aussi paradoxal que cela puisse paraître, les festivals littéraires séduisent et deviennent des rendez-vous auxquels on se rend avec fidélité chaque année un peu partout en France. Lire en poche, qui tient sa 21 $^{e}$ édition jusqu'au 11 octobre à Gradignan (Gironde), a vu, en douze ans, sa fréquentation passer de 20000 à 32000 visiteurs, soit 50 % en plus (lire encadré ci-dessous).

Plus au nord cette fois, à Vincennes, dans le Val-de-Marne, la foule est venue jusqu'à Joyce Carol Oates, attirée à la fois par son nom, son œuvre prolifique et l'aspect exceptionnel de sa présence au festival America, consacré aux 250 ans des Etats-Unis. L'autrice s'y rendait le 25 septemb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88 ans, encouragée par les demandes répétées de Philippe Rey, son éditeur, et de Francis Geffard, fondateur de l'événement en 2002. Au total, les deux conférences données par l'autrice ont rassemblé 1200 personnes – sur environ 45000 visiteurs présents lors de ces quatre jours de festivité, soit 5000 de plus qu'il y a deux ans.

85 librairies fermées en 2025

«Peut-être se sont-ils dit, au regard de son âge, qu'elle ne viendrait plus», suggère Philippe Rey, qui vient de publier ses Lettres à mon biographe et Frénésie. Il ajoute: «Je ne me prononce pas là-dessus. Elle est étonnante, toujours d'une vivacité et d'une grande vitalité.» L'admiration des uns tourne vite à la vente pour les autres: en trois jours, 160 exemplaires de ses deux derniers ouvrages sont partis, dont 80 dédicacés en une heure. «C'est énorme pour quelqu'un qui a eu deux conférences et un nombre limité de signatures», dit son éditeur. Il a écoulé -tous auteurs confondus - 500 livres lors du festival America.

Force est de constater que la programmation d'un auteur a une incidence sur la venue des lecteurs. Et surtout sur les ventes des libraires qui organisent des dédicaces après les conférences. Accepter de mettre en place ces face-à-face, c'est voir son chiffre d'affaires augmenter. En vingt ans, celui des libraires et éditeurs exposants à Lire en poche passe de 51300 à 241200 euros. Il en va de même pour Plus Belles les Bulles, une des six librairies accueillies au Livre sur la Place, à Nancy, le plus gros festival d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en septembre. Pauline Deballe, cogérante, dit après avoir repris les résultats de 2025, que son chiffre d'affaires du samedi a augmenté de 20%. «Le dimanche, les clients sont des promeneurs et n'ont pas prévu d'acheter» l'un des romans des 550 auteurs présents du 11 au 13 septembre. Pourtant, la fréquentation du salon est équivalente à celle de l'année dernière, 135000 visiteurs recensés.

Emmanuel Carrère aux Correspondances de Manosque, en 2025. JOËL SAGET. AFP

Sous le chapiteau dans le prolongement de la place Stanislas, Pauline Deballe est arrivée avec des cartons contenant 3500 ouvrages – principalement des bandes dessinées. Et elle est repartie avec 1100 bouquins contre 1300 l'année dernière. Une arithmétique largement positive.

Ces temps-ci, elle se questionne sur cette évolution des ventes, qu'elle constate exclusivement en festival. Et pour cause, en librairie, les ventes reculent «en raison d'une fréquentation plus irrégulière» et «d'un pouvoir d'achat en retrait», estime Olivier Lombardie, directeur général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CNL). En 2025, cette baisse a engendré 85 fermetures d'établissements contre 83 ouvertures, soit «un solde net négatif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existence de ce suivi», constatait un communiqué du CNL publié en juin.

Puisque les clients sont plus à même d'acheter en festival, les libraires voient grand. Par exemple, Marc Didier, dirigeant de la librairie Didier – pilier dans la fondation de la manifestation nancéienne – multiplie par cinq sa superficie de vente. Son stock avoisine les 16000 ouvrages, dont la totalité a été commandée en fonction des rendez-vous littéraires pensés par Sarah Polacci, commissaire générale du Livre sur la Place. A la fin, selon ses estimations, il lui reste «une bonne moitié», précisant qu'il vaut mieux prendre plus que pas assez – histoire de ne pas louper une vente. En effet, les rencontres s'enchaînent, les lecteurs affluent à sa table, tendent leurs ouvrages à leur auteur ou animateur télé préféré, tel Jamy Gourmaud. Ses écrits n'ont d'ordinaire pas leur place sur les étagères de la librairie Didier, mais durant une journée et demie, ils attirent «une file d'attente permanente».

Ravi du succès des 120 dédicaces organisées sur son stand, Marc Didier balaye la «légère baisse de son chiffre d'affaires par rapport à l'année précédente». Il préfère voir en cet événement, qui représente «plusieurs mois de chiffre d'affaires», un «bol d'air dans la trésorerie». Pas des moindres, à l'heure où les achats en librairie reculent de 7 points par rapport à 2023, d'après le baromètre des Français et la lecture conduit par Ipsos pour le CNL en 2025. Les achats lors des manifestations littéraires augmentent, eux, de 3 points. Pour Laura, une lectrice, acquérir un ouvrage en festival équivaut à «marcher au coup de cœur». A America ou au Salon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jeunesse à Montreuil (Seine-Saint-Denis), elle se laisse tenter par «des nouveautés, des auteurs, des maisons» qu'elle vient de découvrir. Pour ce qui est du budget, elle a beau se fixer un montant, il n'est pas rare qu'elle reparte les bras chargés – la faute à «un craquage» provoqué par la présence d'un auteur.

Drôle de temps pour la littérature, que le caractère exceptionnel d'un festival semble aimanter l'espace d'un week-end. La libraire nancéienne Pauline Deballe n'a pas d'explications à ce paradoxe, si ce n'est l'aspect accueillant du lieu et «le besoin croissant des gens de se faire plaisir, de partager entre eux et de revenir à des valeurs sûres», comme l'amitié – thème du dernier roman de David Lopez, Demi-Lune au soleil (Julliard). Cela tombe bien, il était l'un des quarante auteurs invités aux Correspondances de Manosque, qui a réuni – comme l'année dernière – 17000 personnes du 23 au 27 septembre. Sur scène, David Lopez a été «drôle, franc et entraînant», dit Laura Mouveaux, cofondatrice de la librairie La Somme de nos folies à Manosque. Elle l'a accueilli parmi quinze autres auteurs pour une séance de dédicaces. Il a tendance à parler comme il écrit, donnant un aperçu de son roman qui s'est «bien vendu» à la fin de la conférence.

Un objet «incarné et vivant»

Le livre, porté par des auteurs connus ou non, devient alors un objet de désir, «incarné et vivant après la rencontre», selon Olivier Lombardie. Loin d'imaginer cet engouement, qui n'aurait pas eu lieu entre les murs de sa librairie, Laura Mouveaux a écoulé «une bonne vingtaine d'ouvrages sur la cinquantaine commandée». «Cela fait partie des bonnes ventes du salon.» Tous ont été dédicacés, «sans ça, je pense qu'on réduirait de moitié notre chiffre d'affaires», explique celle qui compare le résultat de ces cinq jours à celui de la période de Noël. Sauf que les ventes s'échelonnent avant et après la manifestation: «Le festival a une petite influence de fond», qu'elle soit financière ou intellectuelle, dit Olivier Chaudenson, directeur et programmateur des Correspondances de Manosque.

DES ENVIES D'UTOPIE À GRADIGNAN

Choisir pour thème «soif d'idéal» c'est «s'interroger sur un des pouvoirs de la littérature, celui d'enchanter lectrices et lecteurs, de les projeter dans un monde capable de préserver une part d'utopie», dit Lionel Destremau, commissaire du salon.

Plusieurs fois, lors d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il a fallu «rebattre les cartes de la visibilité», explique Olivier Chaudenson, en imaginant des ren-

Avec pour parrain «poétique» Mathias Malzieu, Lire en poche prend ces quartiers ce week-end au parc de Mandavit à Gradignan (Gironde), avec une affiche adultes et jeunesse. Près d'une centaine d'auteurs sont attendus, dont Delphine Minoui, Alexandre Labruffe, Florent Oiseau, Nicolas Carreau, mais aussi Sandrine Collette, Bénédicte Guettier, Peter Heller, Joseph Incardona, Thomas D. Lee, Paul Lynch, Andrea Mara, Sergueï Shikalov. Tout est accessible gratuitement.

Programme détaillé sur lireenpoche.fr

LIVRES/POCHES

contres avec des primoromanciers et des «auteurs plus discrets» qui peuvent créer la sensation. Et voilà que la recette des festivals varie : les têtes d'affiche ne sont plus les seules à attirer, il y a les débats, qui ont réuni 34000 personnes contre 27800 en 2025. Le sujet choisi fait souvent écho à l'actualité, à l'image de la conférence sur la santé mentale des entrepreneurs donnée en ouverture à Nancy. Faute de places, «300 personnes ont été refusées», dit Sarah Polacci, commissaire générale. Autre exemple, toujours à Nancy, la rencontre avec Ievhenia Kouznetsova, une «autrice ukrainienne inconnue» du public français qui a rempli une salle d'une centaine de sièges. Il y a également eu la soirée consacrée à la littérature horrifique, qui a fait le plein alors qu'«aucun auteur invité n'était annoncé».

Cette hausse s'explique, pour Sarah Polacci, par le goût du débat et du dialogue des festivaliers. D'ordinaire, ils ont peut-être «peur de venir assister aux rencontres organisées en librairie», constate Cathy Jolivet, dirigeante de la librairie indépendante Dialogues à Brest. Ceux et celles craignant «de ne pas avoir le bagage culturel» peuvent se laisser porter par «l'anonymat d'un festival littéraire» - et pourquoi pas celui qu'elle prévoit en novembre à l'occasion des cinquante ans de son établissement. Un type d'initiative qu'encourage Francis Geffard, créateur d'America. Pour lui, il serait intéressant de proposer «un festival pensé par les libraires» pour «fédérer» et pour «ouvrir les esprits». Et surtout se rappeler que «la lecture fait tenir une société».

LA POLITIQUE S'INVITE DANS L'ESPACE

JAKUB SZAMAŁEK LA STATION

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 POLICIERE 2026

« UN ROMAN D'ESPIONNAGE BRILLAMMENT ÉTOUFFANT. » LIBÉRATION

POINTS

FOOD/

Dans le Nord, les estaminets servis à toutes les sauces

Ces restaurants populaires, à l'ambiance d'antan et aux plats familiaux, reviennent en vogue. Quitte à y perdre parfois leur charme et à devenir une appellation un peu fourre-tout.

Par STÉPHANIE MAURICE et CLÉMENCE DE BLASI Correspondantes à Lille Photos GUILLAUME BLOT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les estaminets fleurissent comme coquelicots au printemps. Ambiance rétro garantie,

avec le goût des bons petits plats familiaux du Nord, ils cassent la baraque. Au point que certains s'affublent de l'étiquette vendeuse, en dépit du bon sens. Gilles Guillon, auteur de la Bible des estaminets, prochaine mouture cet automne, s'en amuse : «En face de la Bourse, à Lille, la Cloche a désormais une enseigne au néon “estaminet”. Pareil pour le Coq hardi, Grand-Place.» Les deux sont, de mémoire de Lillois, des brasseries classiques et n'ont jamais été des estaminets. Lui, en compte en moyenne 200 dans toute la région pour chacune des éditions de son guide depuis 2002. Avec toutes les variations imaginables, chics et moins chics, perdus dans la campagne ou en pleine ville, en Flandre intérieure,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belge ou dans le Pas-de-Calais, à proximité de la Picardie. Gilles Guillon est ouvert à tout le monde, même s'il sait que la définition de ce qu'est un estaminet authentique est un sujet sensible.

A l'intérieur de l'estaminet Au bon accueil, à Borre, le 17 septembre.

Cheminée, bière fraîche et accueil chaleureux

Pourtant, il suffit de pousser la porte pour savoir qu'on ne s'est pas trompé d'adresse: la déco chinée sur les brocantes, les tables en bois dépareillées ou pas, les lumières chaudes, le poêle ou la cheminée qui vous réconforte des temps de pluie, la bière fraîche et l'accueil chaleureux. Sans chichis, les enfants sont toujours les bienvenus. Dans les assiettes, il y a la carbonnade flamande, ce ragoût mijoté à la bière et au pain d'épice, épais et savoureux, ou le potjevleesch, des viandes prises en gelée, accompagnées de frites cuites au gras de bœuf brûlantes.

Du fait maison, des produits du coin, en circuit court, c'est la règle du bon estaminet: sur ce point, tout le monde est d'accord. Eliane Hardy, l'ancienne gérante d'un établissement de bonne réputation, l'Ancienne Maison commune, à Hondeghem, un petit village près d'Hazebrouck, explique: «L'estami-net, pour les clients, c'est rassurant. On sait ce qu'on va y trouver; en principe, ce n'est pas trop cher et plutôt bon.» En fait, à l'origine, c'était un simple bistrot populaire, «où on lisait le journal, on buvait une bière et on fumait la pipe, explique Gilles Guillon. Dans cette atmosphère alourdie des volutes de fumée, on jouait aux fléchettes, on venait chercher une embauche, on discutait politique et des affaires du jour. Des «salons du peuple» quand les maisons ouvrières ou paysannes étaient petites, surpeuplées et pas toujours chauffées. C'est le joli nom que donne aux estaminets l'instituteur et historien Jacques Messiant dont les livres font autorité sur le sujet. L'origine du terme est obscure et se prête à tous les jeux de mots. Sous prétexte que la Flandre a été sous domination ibérique, certains brodent sur de l'espagnol de bazar, «Esta mineta» («il y a de la minette»). Dans la même veine, d'autres imaginent un dérivé du flamand «Sta mijnheer» («reste, monsieur»). Hypothèse que Jacques Messiant balaie. Pour lui, estaminet viendrait d'un dérivé du bas allemand, staminé, pour signifier une salle avec des piliers. Là où on cochait d'une barre, le nombre de bières bues.

Sébastien Maes, à la tête de l'estaminet Au bon accueil, dans le village de Borre, depuis plus de trois décennies, retrace ce temps d'avant: «Les bons contrats se signaient toujours à l'estaminet sur un coin de table avec un petit verre. Ici, c'est encore un peu comme ça.» Même si au fil du temps, les estaminets sont de moins en moins des troquets et de plus en plus des restaurants. «C'est la cantine des gens du Nord», sourient Anne et François Caulier. Ils ont été formés au métier par Eliane et Dominique Hardy, qui leur ont revendu leur estaminet d'Hondeghem. Depuis, le couple a repris huit établissements dont cinq parmi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e Lille comme Chez la vieille, Au vieux de la vieille ou la Vieille France. «On adore notre

“On ne peut pas rester à l'ancienne à 100%”

terroir, notre territoire de la Flandre, c'est une façon de partager ça», observe Anne Caulier. Pourtant, il y a six ans, ils travaillaient encore dans le bâtiment. Elle était architecte, lui conducteur de travaux. Quand, le dimanche soir, les deux quasi-trentenaires allaient manger un morceau à l'estaminet de l'Ancienne Maison commune, ils plaisantaient avec les propriétaires: «Si vous vendez, vous nous le dites!» Un jour, peut-être, quand ils seraient tous les deux à la retraite, rêvaient-ils, cela leur plairait de faire vivre, à leur tour, ce lieu chaleureux, où «on se sent comme à la maison». L'opportunité s'est présentée bien plus vite que prévu, au moment de la crise sanitaire. Eliane et Dominique Hardy, les anciens propriétaires, les ont pris au sérieux. Les Caulier ne mettent que trois jours à se décider pour tout quitter et se lancer, en mai 2021, sous une pluie torrentielle.

Même entre eux, il a fallu se mettre d'accord: qu'est-ce qui fait l'estaminet? Qu'est-ce qui, au contraire, pourrait le dénaturer? «Je rêve de mettre un burger à la carte mais Anne ne veut pas», plaisante François Caulier. Le couple ne s'autorise que de petites entorses à la tradition: leur estaminet d'Hondeghem ■ L'estaminet Au bon accueil, à Borre. ■ L'estaminet le Kerelshof, à Cassel. ■ Anne et François Caulier, de l'Ancienne Maison commune à Hondeghem.

est ouvert sept jours sur sept, par exemple, et pas seulement en fin de semaine, comme il est de tradition dans les monts de Flandre. Leurs équipes tournent, ce qui permet aux salariés de ne pas travailler tous les week-ends. Ils prennent désormais les commandes sur des tablettes numériques. «Le monde évolue, on ne peut pas rester à l'ancienne à 100%, assume François Caulier. Mais les jeux flamands, dans nos établissements lillois, on va les remettre. On n'est pas des puristes mais on s'est construit avec ça; ça nous semble important.» Dans les estaminets traditionnels, entre deux bières, on pose sur la table le billard Nicolas avec ses soufflets en poire pour diriger une bille de liège. Les mêmes adorent la grenouille en fonte: il faut lancer avec précision les palets pour qu'elle les avale par sa bouche grande ouverte.

Eliane Hardy ne voit pas d'un très bon œil le fleurisseme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des estaminets un peu partout. «C'est très commercial; pour que ça marche, on y mélange un peu tout et ce n'est pas toujours de très bon goût. Les estaminets, ce n'est pas ch'timi, c'est la Flandre», rappelle-t-elle. C'est le cœur de la polémique: l'estaminet n'est-il que flamand, venant d'Hazebrouck ou de Bailleul, ce beau coin du Nord, avec ses monts, ses géants et ses traditions? Au bon accueil, Sébastien Maes, en est sûr, il n'y a que celui-là qui vaille. Pour lui, le film Bienvenue chez les Ch'tis a participé à entretenir cette confusion culturelle entre les deux mondes linguistiques, d'un côté picard, de l'autre flamand. Il a été tourné à Bergues, là où on a toujours parlé flamand et jamais dit «biloute».

«On est devenus à la mode, merci Dany Boon»

Au comité flamand de France, on en lèverait les yeux au ciel: c'est un contresens historique. Le comté de Flandre a poussé ses frontières jusqu'à la Somme et s'est toujours partagé entre les deux langues: Lille la Ch'timi et Dunkerque la Flamande. Et les estaminets étaient partout. «Le créateur de la musique de l'Internationale, un ouvrier belge, l'a écrite dans un estaminet à Lille», rappelle Gilles Guillon. Voilà un constat qui arrange bien Clément Richevaux, à la tête de la Ch'tite Brigitte, l'autre grand succès commercial du genre, 200 salariés et cinq établissements, à Lille et Valenciennes. Chez lui, la formule n'a rien de flamande. Il a mélangé avec habileté tous les ingrédients, à la limite du cliché, qui font le charme du Nord. Ses serveurs portent des salopettes. Il aurait voulu les habiller en bleu de travail et casque de mineur mais ce n'était pas assez pratique. «On est devenu à la mode, merci Dany Boon, merci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plaisante-t-il. Ce que j'aime, c'est faire des croquettes de crevettes comme à Malo-les-Bains, en étant généreux dans les portions, avec les frites à volonté. Les gens ont besoin du resto à l'ancienne, où tu n'as pas besoin de mettre ta belle chemise avec tes beaux-parents. Il assume son efficacité commerciale: au moment de la réservation, le client est prévenu, en ch'ti dans le texte: «Pour qu'ch'service y tourne rond comme un carrousel d'Lille, t'baraque est réservée pour deux heures max pour manger.»

En fait, le modèle considéré comme authentique de l'estaminet, que sanctuarise le label touristique Estaminets flamands, accordé à 18 enseignes, est une reconstitution, née à Godewaersvelde, en 1985, au Blauwershof, l'auberge du contrebandier. Chris Mercier, le mythique patron de l'époque, a voulu recréer le troquet d'antan, dans une claire volonté identitaire et régionaliste. Les gens ont adoré, l'estaminet s'est galvaudé et a essaimé. Gilles Guillon le constate : «Désormais, on voit des restaurants dans un décor d'estaminet.» Parfois avec et parfois sans son âme.

Les anciens sont toujours là, un brin goguenard face à l'effet de mode. Ancrés sur leurs fondamentaux, parfois clivants, comme le smout, du saindoux à tartiner, servi à l'apéro, que tout le monde n'aime pas. «Les gens ne sont pas dupes», pense Sébastien Maes. «Nos clients, c'est les gens du coin qui viennent et reviennent, on est là pour perdurer.» Denis van den Driessche, qui tient depuis un quart de siècle le Kerelshof à Cassel, avec son épouse Michèle, organise, une fois par mois, des sessions de musique folk live jouée par des artistes de la région, assis à une table, parmi les clients. Le houblon, qui décore les murs de son estaminet, logé dans une bâtisse du XVIIIe siècle, vient être renouvelé. Comme cela s'est toujours fait ici. La récolte a commencé précocement en 2026. Denis van den Driessche tient à cette fidélité au passé: «Le terme d'estaminet est à la mode, chacun y met ce qu'il veut... Nous, nous avons la volonté de continuer à faire vivre la culture flamande.»

A découvrir : les tops de Libération, notre quiz Question pour un chapon, des recettes, reportages, chro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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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

Par MARINE DUMEURGER Envoyée spéciale sur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Vendée) Photos THÉOPHILE TROSSAT

e soleil se lève à peine sur la longue langue de sabl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en Vendée.

Il est 7h30 et déjà une vingtaine de spotters se tiennent immobiles aux aguets. Les yeux rivés vers le ciel, ils énoncent à voix haute le passage des oiseaux migrateurs: «Quatre pipits farlouses», «huit étourneaux», «une hirondelle des fenêtres». Située dans le sud du département, la baie de l'Aiguillon est l'un des plus vieux sites de comptage des oiseaux de France. Aujourd'hui géré par la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iseaux (LPO) et par ailleurs établi au sein d'une réserve naturelle nationale, il existe depuis 1993. Tous les ans, il réunit de plus en plus de passionnés venus y faire du birdwatching, de l'ornithologie en français,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du suivi de migration.

Si l'ornithologie de loisir est hyper répandue dans le monde anglosaxon – la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compte plus d'un million d'adhérents en Grande-Bretagne –, la discipline a pendant longtemps souffert d'une mauvaise image en France. C'est en train de changer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 la figure un peu ringarde de l'ornithologue solitaire et barbu, camouflé en kaki, jumelles au cou, est remplacé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par celle de jeunes mordus de plein air, et de plus en plus de femmes. Grand connaisseur du milieu et auteur de nombreux livres sur les oiseaux dont Ornithérapie (1), Philippe J. Dubois explique ce renouveau par trois éléments: l'émergence d'Internet,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de la photo numérique, qui ont fait exploser la pratique, la rendant bien plus ludique.

Vol groupe

Plus récemmen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des applications d'identification comme Merlin Bird ID, sorte de Shazam des chants d'oiseaux, ont encore renforcé la tendance. Sans oublier l'accessibilité d'un loisir gratuit et ouvert à tous, si l'on est peu regardant sur l'équipement. «Cette combinaison d'avancées technologiques s'est couplée avec la fatigue des écrans et l'éco-anxiété grimpante, qui ont fait naître ce besoin de se retrouver et de voir la nature, complète-t-il. Les oiseaux, qui chantent et volent, sont visibles et colorés. Rien à voir avec le

Observation des oiseaux Les jeunes prennent leur envol

Sur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plus en plus féminine, vient avec entrain compter les volatiles. Entre fatigue des écrans et éco-anxiété, une façon simple de se retrouver en pleine nature.

monde un peu complexe des insectes ou de la botanique.»

A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l'inventaire des migrateurs ailés dure trois mois, de septembre à novembre inclus. Il débute à l'aube et se poursuit jusqu'à midi tous les jours, qu'il vente, pleuve ou que le soleil cogne.

matin-là, ils sont une vingtaine, dont une bonne majorité de filles du même âge, à débarquer sur la plage, chaussures de randonnée aux pieds, emmitouflés dans leur pull à capuche. L'air est encore

S. Le soien devoile la longue pointe de l'Aiguillon, un paysage mouvant au gré de la marée, estran scintillant constellé de coquillages, vasières et prés-salés avec leurs herbes aux crabes, ces buissons d'obiones.

Parmi le groupe, Kelly,

25 ans, une Lyonnaise chargée du décompte des étourneaux, se définit elle-même comme «une vraie débutante en ornitho». Arrivée il y a quelques jours sur le site, l'étudiante en master biodiversité, écologie, évolution apprécie le côté «contemplatif» de l'exercice, la déconnexion de ce moment vécu en collectif. Elle s'enthousiasme: «C'est trop bien d'apprendre comme cela, en bord de mer avec le soleil.» A côté d'elle, Violette, 21 ans, également étudiante dans l'environnement, complète: «C'est surtout le fait d'être dehors tous les matins, d'apprendre de nouvelles espèces et de rencontrer des gens sympas, de vivre ensemble ce moment-là.»

Bien connue des spécialistes,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est un couloir de migration majeur comme d'autres sites en France, la baie de Somme, la Camargue ou le col d'Organbidexka, dans les Pyrénées. Chaque année, 300 000 oiseaux y sont comptés, avec une centaine d'espèces différentes. La voie royale pour les passereaux, ces petits oiseaux de buisson dont le moineau reste le plus connu. Cette particularité s'explique notamment par la géographie de l'endroit. Dans leur voyage du nord vers le sud, ces migrateurs au long cours longent la côte en vol groupé. Arrivés en Vendée, ils doivent traverser la baie de l'Aiguillon et se concentrent à sa pointe, cette langue de terre qui s'avance dans la mer.

Pratique «douce»

Sur la plage, afin de recenser leur passage, les spotters se sont mis en position d'observation. Ils forment un V, à l'image du vol des piafs. Autour d'eux, la mer monte, avalant l'estran, tandis que les bateaux des mytiliculteurs s'affairent autour des pieux à moules dans un grondement sourd. A chaque passage d'oiseau, le nom de l'espèce est crié puis comptabilisé grâce à un compteur manuel. «Là, en septembre, nous sommes sur la fin des hirondelles et le début des pipits», précise Olivier Gore, 45 ans, sous son bonnet en laine, écologue de profession et bénévole aguerri, avec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de suivi dans les jumelles. Viendra ensuite le gros du cortège: linotte mélodieuse, chardonneret élégant, pinson des arbres...

«La grande masse des oiseaux communs, même si un individu rare se glisse parfois dans le groupe», sourit Laurine, cheveux blond clair et yeux bleus dans son pull à capuche floqué d'une chouette. Après un BTS gestion et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lle est en service civique à la LPO pendant huit mois et note studieusement les espèces observées dans le carnet, heure après heure. Ces derniers jours, elle se réjouit d'avoir croisé quelques rapaces dans la mêlée, faucon hobereau et pèlerin, ainsi qu'un serin cini, ce petit oiseau jaune vif en déclin.

«La discipline s'est beaucoup rajeunie, c'est vrai, et s'est féminisée», constate Amandine Brugneaux, salariée depuis vingt ans à la LPO Vendée et jointe par téléphone. Alors que les bénévoles de la Ligue ont souvent des profils de nouveaux retraités, elle constate un attrait particulier des jeunes pour le phénomène de la migration. «A la pointe, on rencontre surtout des vingtenaires. Ils finissent leurs études, n'ont pas encore trouvé de boulot. Beaucoup suivent des formations dans l'environnement mais pas seulement, il y a d'autres profils, des étudiants en littérature par exemple.» Si cette forme de birdwatching basée sur l'observation attire particulièrement les femmes, c'est aussi une pratique plus «douce» comparée à d'autres, qui n'échappent pas à la division des genres. Plus intrusif, le baguage avec ses techniques de capture en filet reste très masculin, comme le cochage où les adeptes, tels des collectionneurs, s'échinent à cocher le maximum d'espèces rares sur des listes, façon cartes Pokémon.

«Les passereaux sont petits, vifs. Il faut les reconnaître rapidement lorsqu'ils volent. Ça mobilise pas

Tous les jours, de septembre à novembre, des bénévoles de la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iseaux viennent sur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pour réaliser un inventaire des migrateurs ailés.

mal de connaissances», détaillent sur le terrain Emmelyne et Timéo, 21 ans, venus en couple. Tous les deux en treillis, ces Nantais attendaient un coup de vent et de bonnes conditions pour observer les oiseaux, une de leurs passions. Ces amoureux de la nature en apprécient la «vadrouille» et pouvoir «venir sur un coup de tête». Au départ, ils voulaient descendre jusqu'aux

Pyrénées voir des rapaces, mais se sont arrêtés en Vendée avec les passereaux vu «le prix de l'essence». Ils verront où dormir ce soir, peut-être au camp de base de la LPO, une maison d'une dizaine de lits prêtée par la mairie de l'Aiguillon-la-Presqu'île. S'ils réussissent à se trouver une place, car le camp est complet. En dix ans, le nombre de bénévoles à la pointe a plus que doublé.

En dix ans, le nombre de bénévoles sur la pointe de la baie de l'Aiguillon a plus que doublé.

Cet automne, ils seront ainsi plus de 200 à passer sur le site. Et si le premier intérêt reste bien sûr de récolter des données, toutes mutualisées sur la plateforme européenne de science participative Trektellen, c'est surtout l'opportunité de sensibiliser les jeunes qui anime les plus anciens. «C'est une manière concrète de faire bouger les choses, motive Olivier Gore. Apprendre à connaître l'environnement pour mieux le protéger sur un site très accessible financièrement et où aucun niveau n'est requis.»

«C'est cool de fou»

Au-delà bien sûr de cette passion énigmatique et dévorante pour les migrations, «il y a quelque chose d'addictif à les suivre», poursuit le quadragénaire, avant de raconter un «rush», ce moment où l'on se retrouve en dessous d'une nuée d'oiseaux, 100 000 pinsons des arbres connus pour leur habitude grégaire ou 10 000 rapaces qui franchissent en un même élan un col pyrénéen.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ce phénomène fascine tant, s'interroge-t-il en souriant. Peut-être est-ce dû à nos origines nomades, quelque chose d'instinctif qui résonne en nous?»

Cet émerveillement, Louis, 22 ans, le partage depuis le collège. Service civique à la LPO Vendée pendant huit mois, le jeune homme adepte «d'arts martiaux, de jeux vidéo et d'oiseaux» s'adoucit lorsqu'il évoque sa dernière observation dans le coin, des gorgebleues à miroir, un passereau star des marais avec son cou bleu électrique. Jumelles et large jean baggy, il s'enthousiasme tout en comptant les hiron-delles et les linottes qui transitent au-dessus de lui: «En vrai, c'est cool de fou de venir ici. Je vais prendre un niveau cette semaine!»

A ses yeux, cette «vocation» de-meure à contre-courant des loisirs de ses potes. «Pour eux, je suis un peu le mec avec ses oiseaux», ironise-t-il, même s'il constate lui aussi cet engouement récent, surtout sur les réseaux. «Maintenant que les oiseaux disparaissent, les gens s'y intéressent et si cela peut aider à leur conservation, c'est une bonne chose.» Ainsi, selon une étude menée par la LPO Vendée, le bruant proyer, petit oiseau commun des plaines agricoles en forte régression, passe une semaine plus tôt en Vendée qu'il y a trente ans. D'autres, comme l'élégant bouvreuil pivoine, à la poitrine rose vif, ont quasiment disparu des énumérations des spotters de l'Aiguillon.

(1) Ornithérapie de Philippe J. Dubois et Elise Rousseau, Ed. Albin Michel, 272 pp., 17,90 euros.

Marxiste, l'actrice X fait de l'éducation politique en ligne et en combi de latex pour sensibiliser aux rapports de domination et à la précar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du sexe.

Par GABRIELLE MEULLE Photo CAMILLE MCOUAT

A la sortie du métro Tuileries, on croit d'abord assister à la naissance de Vénus.

Chevelure rousse qui balance des effluves de rose, teint laiteux, yeux clairs : Madelaine Rousset, 34 ans, de passage à Paris, pourrait presque sortir du tableau de Botticelli. Presque, car c'est plutôt habillée en latex noir que l'actrice pornographique se présente normalement. Et son berceau ne ressemble pas vraiment à une coquille Saint-Jacques. Elle a grandi dans les corons, rangées de maisons ouvrières construites au XIXe siècle dans le Nord. «Mon grand-père et son père bossaient dans les mines», raconte-t-elle. Sa mère était femme au foyer, tandis que son père et ses oncles, eux, «se sont ruiné la santé» à l'usine : «Une vraie gosse de prolos, ouais.»

On a révisé nos classiques: théories marxistes, anarchistes, communistes... La première fois qu'on a découvert Madelaine Rousset, c'est sur Instagram. On s'attendait à ce qu'elle y promeuve son activité et ses contenus X d'Only Fans, cette plateforme où des abonnés paient pour accéder à des photos et vidéos à caractère sexuel. Mais non, pas elle. Sur cette vidéo, elle ne vendait rien: elle vulgarisait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Faire front. D'autres ont suivi: Foucault, Lénine, Luxemburg... «Je ne suis pas qu'une pute qui me tait, j'ai une identité, et des revendications politiques», affirme-t-elle. C'est donc en maîtresse domina, «personnage satirique un peu putaclic», qu'elle a choisi de faire passer le message. Regard autoritaire, posture raide, elle somme ses 62000 abonnés de lui réciter la théorie antifasciste d'Antonio Gramsci, de retrouver l'origine du slogan «No pasarán» ou de retenir une bonne fois pour toutes comment s'imbriquent «sexisme, racisme et capitalisme». Clair, intelligent, sexy: redoutablement efficace. Pour les récalcitrants, elle fait même claquer sa cravache dans le creux de sa paume.

Madelaine Rousset, du porno au «Capital»

Marx coule dans ses veines, elle compare «le travail du sexe au travail à l'usine, qui aliène et pousse à la solitude». Après neuf ans à tourner dans des films pornos autoproduits ou vendre des vidéos à ses abonnés, elle a décidé, depuis 2023, de parler de politique «en partant de [son] vécu» et en utilisant les codes qu'elle maîtrisait déjà: l'érotisme et la mise en scène. Et à l'en croire, le mélange fonctionne et peut même inciter des électeurs à changer leur vote. «Qu'ils soient de droite ou de gauche, les gooners ["les branleurs", ndlr] écoutent leur domina», analyse-t-elle, sourire en coin, assise dans un luxueux café en face du jardin des Tuileries.

A ses consœurs, elle veut montrer aussi, qu'elles peuvent faire front ensemble. D'autant que l'étau législatif a failli se resserrer très récemment. L'article 25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prévoyait de créer un délit sanctionnant l'achat de contenus sexuels personnalisés sur des plateformes comme MYM ou OnlyFans. Autrement dit, mettre sur le même plan le client qui paie en ligne et celui qui achète une prestation sexuelle dans le monde physique. «Mais grâce à notre engagement, le texte a été amendé», explique Madelaine Rousset. En mars, la France avait déjà imposé la vérification de l'âge des utilisateurs aux géants du porno comme Porn Hub et YouPorn, faisant chuter la fréquentation des sites et les revenus des créatrices.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à Paris, le 25 septembre.

La jeune femme, discrète sur sa véritable identité et sur là où elle réside, nous raconte comment elle a créé son personnage. Parmi ses inspirations, les cabossés, ceux qui vivent à la lisière, les écartelés entre deux mondes : Martin Eden, Emma Bovary, mais aussi Marie-Madeleine, pécheresse dans la Bible et «sainte patronne des putes», qui lui souffle son prénom de scène (avec un «a» volontaire). Pour le nom de famille, elle pioche dans Boule de Suif de Maupassant, avec Elisabeth Rousset, prostituée au grand cœur. Comme pour tous les personnages évoqués, «absolument rien ne lui a été servi sur un plateau d'argent, bien au contraire», explique Noochka, son amie, elle aussi «télé-travailleuse du sexe». «Elle a connu la précarité extrême, l'angoisse de ne pas savoir où dormir... Elle revient de loin», nous dit-elle, en louant «sa persévérance et son intelligence».

«Epiphanie». Car avant Madelaine Rousset, il y a une étudiante qui veut devenir prof. Première de sa famille à entrer à l'université, elle entame une licence d'anglais, mais se heurte à une équation impossible : «Si je voulais payer mon loyer, il fallait que je travaille à côté. Et si je travaillais à côté, je lâchais mes études.» Elle finit par décrocher. «Je ne regrette pas, toutes mes amies à l'éducation nationale ont fini en dépression», affirme-t-elle.

Pour arrondir ses fins de mois, elle commence par vendre des photos de ses pieds sur Internet. «Mais on est dans une société capitaliste: si tu veux gagner plus, il faut montrer plus.» Alors, en 2018, elle passe à la vitesse supérieure et débarque sur MYM et OnlyFans.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malgré des heures passées à produire du contenu, elle peine à dégager l'équivalent d'un smic. «Je n'allais pas forcément bien», reconnaît-elle.

Jusqu'au jour où un proche lui met Marx entre les mains : «C'est l'épi-phanie.» Elle qui se croyait seule derrière son écran comprend qu'elle appartient à une classe bien plus large : celle de tous ceux qui «n'ont que leur force de travail à vendre au patronat». Les livreurs Uber, les employés des services, les travailleurs précaires... Aujourd'hui, la trentenaire gagne mieux sa vie, «mais ce n'est pas mirobolant non plus», insiste-t-elle.

De plus en plus souvent, Madelaine Rousset pense à l'après. Mais pour l'instant, pas question de raccrocher. La prise de conscience ne fait que commencer: «Une révolution du prolétariat en gilets roses, ça pourrait être cool, non ?»

FESTIVAL

La solitude chronique généralisée vous interroge ou vous inquiète ? Ou affirmer la vie solo vous réjouit ? Réservez votre place avec le QRcode ci-dessous et venez en discuter au festival Confidences à la Maison des métallos (XI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e samedi 17 octobre, à partir de 18 heures, avec nos invités : la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Marine Tondelier, l'essayiste Paul Klotz, le psychiatre Jean-

Victor Blanc et la journaliste et autrice Johanna Cincinatis. Une rencontre entrecoupée de lectures poétique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Poetry Club, précédée d'une carte blanche de l'humoriste Lou Trotignon.F.Ba. PHOTO DENIS ALLARD

Un Français sur quatre se sent seul, selon une étude de la Fondation de France. PHOTO GETTY IMAGES

Et si on prenait l'«épidémie de solitude» au sérieux?

Un Français sur quatre se sent seul. C'est vrai chez les plus âgés, les citadins ou les plus précaires, et c'est pire chez les moins de 25 ans, qui étaient 37% à le déclarer en 2025. Un sur dix est même isolé, selon la Fondation de France, c'est-à-dire n'a aucun réseau de sociabilité: amis, collègues, famille, voisins, assos, etc. Les différentes études, rapports ou sondages paru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ont formels et nous amènent à cette question: peut-on parler d'«épidémie de solitude»?

Aux Etats-Unis en tout cas, depuis 2023, les autorités de santé publique n'hésitent

plus à employer ce mot pour qualifier ce mal du XXI $^{e}$ siècle, un enjeu majeur de santé publique selon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n en connaît les conséquences sanitaires, de plus en plus documentées: le déficit de contacts sociaux entraîne son lot de pathologies physiques et psychiques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troubles cognitifs, dépression, etc.). Mais on connaît aussi certaines causes: les vulnérabilités économiques, sociales et relationnelles, la disparition des lieux de sociabilité comme les cafés et bistrots de village, ou encore la dégradation des liens sociaux avec le tout-numérique, qui s'est accentuée depuis la pandémie.

Pourtant, le fait de vivre seul, sortir seul, voyager seul, faire des enfants seul, n'a dans le même temps jamais autant été valorisé. Pour certains et certaines, à l'instar de l'essayiste Lauren Bastide, la solitude choisie est même gage d'indépendance et d'émancipation. Le marché lui-même, du secteur numérique avec les applications de rencontres amoureuses ou amicales aux agences de voyages en passant par la grande distribution, y voit un filon très lucratif à exploiter. Il y a donc urgence, en France, à prendre la solitude comme un sujet légitime, sérieux et de premier ordre.

Face aux appels à en faire un sujet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es candidats ont avancé des propositions, plus ou moins pertinentes. L'écologiste Marine Tondelier plaide pour une trentaine de mesures comme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Soit le fait de permettre aux médecins d'orienter les patients vers des activités de groupe «grâce à des ordonnances sociales, pour les problèmes de santé liés à la solitude». Il est temps d'en débattre collectivement et, surtout, d'agir.

FLORIAN BARDOU

Yakult ladies

Au Japon, depuis 1963, des «Yakult ladies» livrent chaque jour un yaourt aux personnes isolées. Un service vu comme un rempart à la solitude dans ce pays où 30% de la population a plus de 65 ans.

COMMENT le fait d'être seul affecte-t-il la santé ?

Une espérance de vie en bonne santé réduite de plusieurs années (trois chez les femmes et un peu plus de deux chez les hommes), et une santé mentale plus fragile : la solitude et l'isolement social ont bel et bien un impact sur la santé. C'est la conclusion d'une étude de l'université Tulane, en Louisiane, portant sur 277 489 adultes britanniques, et rendue publique fin août. Si les hommes voient apparaître les pathologies physiques (diabète, cancer,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 respiratoire ou neurodégénérative...) un peu plus tard que chez les femmes, c'est au niveau du mental que l'isolement les fragilise davantage. Les hommes souffrant de solitude tendent ainsi à être confrontés à la dépression ou à l'anxiété près de six ans avant leurs congénères bien entourés. Chez les femmes, ces pathologies surviennent 3,7 ans avant les femmes plus sociables. K.H.-G.

Solo-fuence

Le terme regroupe des créateurs de contenu, jeunes et avant tout des femmes, vantant les mérites d'une solitude qui ne serait pas subie mais choisie ou, au moins, acceptée. Le phénomène montre les paradoxes d'une époque hyperconnectée mais isolée.

A tutu et à toi

Dorothée Gilbert et Hugo Marchand Le duo d'étoiles de l'Opéra de Paris se produit une dernière fois avant les adieux à la scène de la danseuse.

Douze ans qu'ils se respirent le cœur, à la Cyrano. Douze ans à s'aimer, s'abandonner, tricher, se déchirer, vivre et mourir en l'espace de trois heures, dans les plus grands rôles du répertoire. Comme le veut l'institution, au gong de leurs 42 ans, les danseurs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battent retraite. Dorothée Gilbert vient de souffler ses 43. Pour ses adieux à la scène, jeudi, l'étoile a choisi de boucler la boucle avec Hugo Marchand, sur l'Histoire de Manon. Ce thriller amoureux de Kenneth MacMillan a scellé leur rencontre artistique. Depuis, ils n'ont dansé ce ballet qu'ensemble.

Avec la baïne du compte à rebours,

l'agenda déjà gargantuesque des deux danseurs est millimétré. Direction la Voie lactée. Palais Garnier, entrée des artistes, deuxième étage. Couloir silencieux, murs grège, parquets lustrés. Odeur d'encaustique mêlée à celle des livres de bouquinistes. Dorothée Gilbert passe une tête en dehors de sa loge. Teint d'albâtre, iris rieurs, elle fait signe d'entrer. Elle attend Hugo Marchand, en répétition. Sur ses étagères, une myriade de paires de pointes neuves empilées jusqu'au plafond qu'elle modèle en fonction des rôles. Dans une boîte, pour repère, celles qui ont déjà servi, avec le nom des ballets et des actes notés sur les semelles. Sa loge, «sas entre la vie normale et la scène», est sa deuxième maison. En tenue de chauffe, jambière sur le mollet gauche, elle pense «partir au bon moment». A la fin de la saison, Garnier ferme cinq ans pour travaux. La nostalgie du lieu, elle l'aura: «Même de la petite souris qui taxe mes barres de céréales sans montrer son museau.» Depuis un an, elle vit une forme «de petit deuil» à quitter ses personnages. Cœur fendu pour Giselle, interprétée plus de 60 fois, en vingt-six ans

LE PORTRAIT

de carrière. «Jusqu'à l'été prochain, je danserai à l'étranger mais je n'ai pas toutes les réponses aux questions de l'après.» Fin octobre, elle est au casting du film

d'Alexandre Castagnetti, le Fantôme de l'Opéra. Son année de clôture à Garnier fera l'objet d'un documentaire réalisé par son mari, James Bort, photographe.

Hugo Marchand pousse la porte, T-shirt marqué par la transpiration, gourde à la main. Regard joueur, sourire immense. «Je vous préviens, je suis de mauvaise humeur...» Il se pose à côté de Dorothée Gilbert, assise en tailleur sur la banquette, étend ses jambes de 10 kilomètres de long. «Humeur» dans leur jargon signifie «gestion de la douleur». Elle muselle une lésion au mollet et lui, un oedème osseux à la cheville. Entre la prégénérale et la der des ders, quatre représentations et le gala d'ouverture de la saison. Ils fonctionnent «comme des vases communicants», se comprennent «avec les yeux» et gardent en tête le verbe tenir. Pas doloristes pour un rond, ils referment la parenthèse en se traitant de «vieux couple racontant leurs malheurs au docteur». Dix petites années les séparent. Elle est nommée étoile en 2007, à l'issue d'un Casse-Noisette, «sans décor ni costume, éclairage minimal, un soir de mouvement social défendant le régime de retraites de l'Opéra». La même année, Hugo Marchand entre à l'école de danse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Sa nomination survient, en 2017 à Tokyo, aprè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Sylphide. «Le soliste qui devait danser s'est blessé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Ma présence au Japon était fortuite.» Sa rencontre avec Dorothée l'est tout aussi.

Leur Big-Bang remonte à 2015. Benjamin Millepied, alors directeur de la danse, les place sur la même distribution. Hugo Marchand croise Dorothée Gilbert dans l'ascenseur et la remercie d'accepter d'interpréter l'Histoire de Manon avec lui. Elle le félicite en faisant une drôle de tête, il comprend qu'elle n'était pas au courant. «Son premier réflexe a été de regarder le trombinoscope de l'Opéra pour repérer mon nom avant de me proposer de répéter!» Elle l'écoute en le laissant contextualiser: «La génération de Doro-

liser: «La génération de Dorothée s'est construite dans la réserve. La nôtre dans le collectif. On sait qui est qui, on se retrouve à la cantine. Dorothée est à la fois solaire et dans sa bulle.» Elle poursuit. «Je me suis dit que ça allait être dur, qu'il était trop jeune. Et en fait, pas du tout. D'une répétition à l'autre, il retenait tout.

25 septembre 1983 Naissance de Dorothée Gilbert à Toulouse 7 décembre 1993 Naissance de Hugo Marchand à Nantes 15 octobre 2026 Adieux à la scène de Dorothée Gilbert

Il avait la dramaturgie en lui.» La presse spécialisée souligne la force gravitationnelle de leur lien sur scène, le début d'un grand partenariat. Elle parle de «symbiose», lui «d'un truc organique». Il la surnomme Dodo, elle l'appelle Chouchou. Ils ne se voient pas en dehors de l'opéra. Elle le décrit «râleur contre lui-même. Capable de se couper de ce qui est beau autour de lui à cause d'un mouvement qu'il estime perfectible». Lui s'agace quand sa partenaire s'abrite derrière le non-dit. Il ne comprend pas qu'elle reste en tête-à-tête avec ses bentos dans sa loge. «Dorothée ne montre jamais son museau à la cantine.» Elle salue «ce respect absolu» qu'il a du corps de l'autre. «C'est hypersécurisant de danser avec Hugo, même avec un mollet fragilisé ou une côte félée.» Pour meilleur ami, après l'Arnica, le kiné, les milliers d'heures à la barre, il répond sans hésiter «mon mec» et elle «ma fille et mon mari».

Ils ont pour point commun de s'être accrochés à une passion dès l'enfance. Le conservatoire pour lui à Nantes, elle à Toulouse. Quand Dorothée Gilbert, fille unique, intègre l'école de danse de l'Opéra, à Nanterre, ses parents revendent l'entreprise familiale de confection de blouses. Ils s'installent à Boulogne, leur petit rat est externe. Hugo Marchand a un frère aîné, des parents attachés à Nantes, père ingénieur et mère responsable syndicale CFDT, il est pensionnaire. S'accepter face au miroir des studios leur a pris des années. Convaincus que «la danse réconcilie et fédère», ils sont conscients du privilège et des devoirs de leur statut d'artiste en CDI. «On n'est pas là pour parler économie ou politique, mais d'engagement concret. Comme sortir la danse de l'opéra, l'amener dans les territoires ruraux qui n'y ont pas accès.» En 2022, il crée l'association Hugo Marchand pour la danse et lance les Etoiles au château. Plusieurs week-ends par an, il embarque avec lui six fidèles étoiles de Garnier. Spectacles en plein air à treize euros la place et masters classes gratuites.

Manquerait plus, pour parfaire le tableau, que ce duo d'étoiles ne circule qu'à vélo. Bingo! Ils n'ont pas envie qu'on leur colle un stéthoscope sur le palpitant, à l'approche du dernier tomber de rideau qui sera retransmis en direct sur la plateforme Paris Opera Play. Elle préfère le terme «d'au revoir» à celui d'adieux. Lui veut retenir autre chose. «Certains danseurs n'ont jamais eu l'opportunité de voir la profondeur de l'âme dans les yeux de leur partenaire. J'ai eu cette chance à 21 ans. Ce ne sera jamais plus comme avec Dorothée. Aucune histoire d'amour artistique ne se ressemble, mais on peut espérer en vivre plusieurs dans sa vie.» Et eux, après? Dorothée a promis à Hugo qu'ils se retrouveraient à la cantine de l'opéra.

Par CAROLINE DE BODINAT Photo AUDOIN DESF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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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质量较高，但在个别关键数字和术语处理上存在问题。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报告 ═══

1. 数字量级/准确性核查 - 问题：译文提到“被杀死的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战斗员占比17%，而平民占比83%”。 - 核查：原文为 "les combattants... 17%, et les civils 83%"。 - 结论：准确。 - 问题：译文提到“加沙卫生部估计，该飞地的死亡人数为74250人”。 - 核查：原文为 "74 250"。 - 结论：准确。 - 问题：译文提到“2025年3月...获得奥斯卡奖”。 - 核查：原文为 "en mars 2025"。 - 结论：准确。

2. 完整性与漏译核查 - [WARNING]：在《纳扎》采访部分，译文出现“首先是为了——（续见第4页）”，随后直接跳到了“在《纳扎》中作证的士兵...”。虽然这是由于PDF分栏导致的，但译文在衔接处缺乏平滑处理，且原文中关于“夜拍”的具体原因（metaphore des temps que nous vivons...）在抽样原文中存在，但在译文中被截断。 - [WARNING]：在芭蕾舞部分，译文出现“多萝——liser: “多萝西那一代...”，此处存在明显的文本拼接错误（OCR残留或翻译拼接失误），导致句子不完整。

3. 幻觉核查（执行第一步协议） - 疑似内容：译文提到“《纳扎》仅在周一和周二在影院上映”。 - 核查步骤： 1. 标题索引：未发现相关上映时间。 2. 抽样原文：搜索 "lundi et mardi"，在 "Série/ «Carrie»" 之后的部分或 "L'œuvre originale" 附近未发现，但在 "L'œuvre originale" 之后关于《纳扎》的发行描述中，原文提到 "en France lundi et mardi"（在法国周一和周二上映）。 - 结论：[FALSE_POSITIVE]，内容真实。

4. 交付标签与残留英文 - [WARNING]：译文中保留了部分英文原名，如 "THE GUARDIAN", "KEXP", "Tonight Show", "Paris Opera Play"。虽然对于报纸翻译，专有名词保留英文可接受，但建议统一格式。 - [BLOCKING]：译文中出现 liser: “多萝西那一代... 这种明显的未清理碎片，影响阅读。

5. 重点区域审计（低CJK密度） - [SOURCE_OCR]：图片描述部分“烤鸡复活的奇迹”对应原文 "le miracle de la résurrection du poulet rôti"，翻译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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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判定 ═══

发现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

缺陷清单： 1. [BLOCKING] 文本拼接错误：在芭蕾舞文章段落中出现 多萝——liser: “多萝西那一代...，属于严重的交付清理缺陷，导致句子断裂且包含乱码字符。 2. [WARNING] 结构截断：关于电影《纳扎》夜拍原因的论述被截断，未完成翻译。

建议： 立即修复芭蕾舞部分的文本拼接错误，并补全《纳扎》采访中关于“夜拍”的隐喻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