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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高中生动员 “这仅仅是个开始”

索菲·阿德诺着陆 人类的一次巨大飞跃 第 10-11 页

“玫瑰之战”初选

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支持者将于周五和周六进行投票，以选出总统候选人。首轮投票结果尚不确定。第 2-5 页

左翼初选 一场模糊的投票

在将于本周五上午开始的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选拔中，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是首轮投票的领先者。但约 140 000 名有投票资格的人员构成复杂，使得局面依然非常开放。

作者： 露西·亚历山大 (LUCIE ALEXANDRE) 及 亚瑟·路易 (ARTHUR LOUIS) 信息图表：爱丽丝·克莱尔 (ALICE CLAIR)

是平淡的结局还是戏剧性的反转？自周一午夜选民名单关闭以来，初选的五位候选人一直处于迷雾之中。领先者拉斐尔·格吕克斯曼能否在第一轮就当选？或者相反，会被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埃·福尔反超？这场已被预设为 10 月 16 日和 17 日第二轮对决的较量，是否会被塞戈琳·鲁瓦亚尔、埃马纽埃尔·莫雷尔，或者更令人惊讶的杰罗姆·格吉出人意料的热度所击碎？在周六晚上 20 时 30 分于巴黎第 20 区的一间会议室公布结果之前，预测这场选举更像是买彩票而非政治分析。

因为诚然，从理论上讲，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应该处于领先地位。首先，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总统大选民调中超过 10% 门槛的人；其次，因为他得到了大量社会党大佬的支持，其中包括两名议会团体负责人：鲍里斯·瓦洛（国民议会）和帕特里克·卡内尔（参议院）。然而，他希望利用这次初选来彻底解决联盟问题，排除未来与“不屈法国”任何形式的合作，这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除了各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主张外，社会党在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定位也成为了三次电视辩论的核心。出于身份认同的本能，社会党党员是否会拒绝任命一位试图干预其内部战略选择的外部人士为领袖？还是他们会选择继续忠于其领导人八年多以来坚持的统一路线？

“投票的关键”

在最后冲刺阶段，参与人数出人意料的增加，最终给最初的力量对比蒙上了一层迷雾。此前，这个以玫瑰和拳头为标志的政党高层希望注册人数能突破 100,000 人——尽管他们并不确定能否实现——而初选组织委员会在周二透露，该目标已被超越。总计 140,282 名投票者将能够参加此次投票，投票时间从本周五 8 时开始，至周六 20 时结束，随后在两轮投票之间将再次开放选民登记。

社会党（PS）和“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良好的注册数据（除了 31,030 名按时缴纳会费的党员外，还增加了 37,017 名社会党支持者；而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政党在他在参选前注册人数不足 10,000 人，现在则有 28,456 人注册）促使每个阵营都认为结果可能对自己有利。即便除了在社会党、“公共广场”或“共和社会左翼”（埃马纽埃尔·莫雷尔领导的小党，拥有 1,084 名潜在投票者）注册的人员外，选民群体中还加入了 42,695 名支付了 10 或 15 欧元必要费用以加入“选择 2027”（Choisir 2027）平台的个人，而没有人能预测他们的投票倾向。

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希望，“这虽然不会改变最终结果，但能让大家在周六晚上之前感到安心，”让-克里斯托夫·坎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打趣道。他认为，初选的参与度比预想的更高且更多元，因此许多假设都是可能的。这位社会党前第一书记甚至表示，“投票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此：“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一些。” 此外，由于“公共广场”成员的增长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压倒社会党新成员的增长。

在直到上周末还在吹嘘之后，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团队突然停止了在熊还没被杀死前就炫耀熊皮的行为。“我听说我们可能在第一轮就获胜。坦白说，在五人竞争的局面下，这将是一个壮举。我们正在为第二轮做准备，”他身边的一位社会党当选代表如此克制地表示，并特别指出“选择 2027”平台约 42,000 名注册人员带来的不确定区域。“我们拥有‘公共广场’注册者的支持，并且知道我们在社会党内部拥有非常重要的支持，因此在这些既定群体中，我们大致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剩下的那些人，他们是为了谁而来的？”他质疑道。

“没有人能控制任何人”

另一位格吕克斯曼竞选团队的成员则更为自信，他认为在分析非党派平台的注册详情时可以发现积极信号，该平台将占据潜在选民人数的约 30 %。在他看来，许多注册发生在“公共广场”党领导人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极高的城市（如里昂、波尔多、图卢兹……），且注册者的平均年龄较高，这与他的支持者社会学特征相吻合。该成员补充道：“我不认为这类人群会对奥利维尔·福尔关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的论调非常敏感。”他还表示，他没有看到第一书记及其亲信在本次竞选期间，像 2025 年在南锡举行的上一次党代会那样，在给各分部和联邦打电话动员方面投入如此之大的力度。

然而，担任奥利维尔·福尔竞选主任的欧洲议会议员皮埃尔·茹韦（Pierre Jouvet）则希望相信：“还没有最终结果，一切都具有解读空间，因此我们可能会遇到惊喜，也可能会遇到惊吓。与所有人对我们的预测相反，我们是以绝对挑战者的姿态进入这次竞选的，但最终一切皆有可能。”这位标志为“拳头与玫瑰”的政党秘书长提醒道，“初始选民群体，即来自各政党的选民，最终仅代表 25% 的选民。”

“谁能断言票箱里有什么，那他可真是太聪明了，”社会党的一位领导层成员同样表示，“人们在上周末大规模动员，但没人真正知道是为了什么。”该成员提醒道，与 7 月 9 日关于初选组织形式等其他内部投票不同，此次地方社会党分部的导向将无法追踪。而通常情况下，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集体纪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的。他指出：“这一次，没有人能控制任何人。”至于这种良心自由究竟会对谁有利，目前尚不得而知。

若干要点

这些由让-克里斯托夫·坎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在过去一年中不断铺设的铺垫，包括旨在让现任主席在自身阵营中重新获得合法性。

这一时期尤其让他的潜在挑战者——如本努瓦·哈蒙（Benoît Hamon）或阿诺·蒙特堡（Arnaud Montebourg）——能够将他们的主张引入政治氛围中。“本努瓦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推广他的全民基本收入想法！”杰罗姆·格吉（Jérôme Guedj）心怀羡慕地指出，他在每次辩论中都试图推行其“综合社会保障”的概念。结果是：社会党家族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经济领域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让同志们互相撕裂——

埃马纽埃尔·莫雷尔（Emmanuel Maurel）、杰罗姆·格吉（Jérôme Guedj）、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塞戈琳·鲁瓦亚尔（Ségolène Royal）和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周日的最后一场辩论中。 摄影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而是在接连不断的电视辩论中，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占据了舞台中心。或者是关于如何处理与让-卢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关系这一深层裂痕。

在福尔与格吕克斯曼的对抗之中，另外三位小规模候选人则在这次极短的竞选活动中难以崭露头角，此次竞选仅持续约一个月，于9月15日正式启动。而且从理论上讲，他们无法撼动最初的平衡。作为对比，2011年的初选确实也是在10月举行的。但关于开放式指定的原则，是在两年前由社会党党员投票决定的。至于2017年的初选，则是在1月举行的，距离最终冲刺阶段要近得多。即便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直到2016年12月初才宣布他不寻求连任的选择，但这次内部筛选的基础已经

初选操作指南

这足以让人担心后续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因为今天的对手明天必须在同一个团队中重新聚首。虽然初选章程原则上要求所有候选人都支持获胜者，但其他棘手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例如社会党（PS）在这次总统竞选攻势中投入的金额、获胜者（无论男女）将捍卫的最终纲领，以及与潜在合作伙伴结盟的问题。这让人想起，没有人真正希望这次选举按照本周末这样的方式进行。当奥利维埃·福尔主张与生态党或前“不屈法国”成员克莱门汀·奥坦和弗朗索瓦·鲁芬举行共同初选时，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和部分社会党人竭尽全力地否决了这一想法。随后，他们才最终达成这个围绕社会党和该欧洲议会议员政党展开的“综合”方案。这种方式是为了绕过一场矛盾，而这场矛盾本应通过党代会而非指定一名爱丽舍宫候选人来解决。

为期两天的投票。第一轮投票于本周五上午开始，将于周六 20 小时结束。结果预计在 20 h 25 分公布。

下周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本周末没有候选人超过 50 %，第二轮投票将于 16 日（周五）和 17 日（周六）10月举行。

（部分）电子投票。参与此次候选人选拔的政党（社会党、公共广场和共和社会左翼）的党员，或在指定的投票平台（社会党官网或“Choisir2027”）支付 15 欧元的个人，已收到用于在线投票的身份标识和密码。与此同时，还准备了一千多个设有带平板电脑投票隔间的实体投票点。

支持获胜者的承诺。在所有候选人签署的共同章程中，获胜者必须“向所有民主、生态和共和左翼政党提出集结”，且所有人必须“尊重投票结果，并支持选举结束后产生的候选人”。

社论

作者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ALEXANDRA SCHWARTZBROD）

分歧

这次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初选过程漫长，对于那些在途中被抛弃的人——生态主义者和“之后”（L'Après）的成员——来说，有时甚至是痛苦且令人沮丧的，但最终这次初选是有益的。电视辩论的收视率表明，人们对政治依然感兴趣，在解散议会后的瘫痪时期，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次初选的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以及它未曾揭示的。它揭示了左翼领导人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一方排斥与“不屈法国”（LFI）靠近（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和杰罗姆·格吉），而另一方，尤其是奥利维埃·福尔，则更倾向于不对未来妄加评判。非常逻辑地，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展现了同样的分歧：两名反 LFI 的候选人拒绝将加沙发生的罪行定性为种族灭绝，而奥利维埃·福尔则强力地使用了这个词。它还揭示了某些候选人之间如此尖锐的厌恶（格吉与福尔、福尔与格吕克斯曼、鲁瓦亚尔与格吕克斯曼），以至于人们怀疑某些落选者是否真的能心服口服地支持最终的获胜者。相反，这次初选的辩论并未表现出对环境危机的狂热关注，尽管经历了酷暑、火灾和干旱。就好像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在更具分歧的话题上试图脱颖而出。那么，究竟谁最脱颖而出？无法定论。这次初选启动时有一个热门人选，即在总统民调中位置最有利的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但它在最后冲刺阶段的相互攻击中变得模糊，给人一种像散场的小学操场般的印象。

这次初选最终选出的人员绝非就此抵达终点，远非如此。他 / 她仍需在弗朗索瓦·奥朗德的阴影（他将窥视任何失误并现身）以及梅朗雄的阴影（目前在民调中压倒了左翼其他力量）之间灵活穿梭。但现在才十月。一切皆有可能。

奥利维埃·福尔在9月23日举行的初选首场辩论中。摄影：THÉO COMBES

奥利维埃·福尔：一个陷入自己陷阱的战略家？

自2018年起领导社会党（PS），这位塞纳-马恩省的议员懂得如何顺应时势以维持地位，同时捍卫左翼联盟。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想要撕掉一个被贴在身上用以最快定义你的标签是很困难的。“战术家”，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8月底接受法国2台采访时，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来概括他在初选中的主要对手奥利维埃·福尔时这样回答。本周五和周六将进行初选的第一轮投票。“这个人在法国所有政治人物中拥有最强的言论可塑性”，一名“不屈法国”的支持者在接受《日常报》（Quotidien）采访时，看到社会党第一书记出现在高中生游行现场时如此讽刺。无论是宿敌、前盟友，还是忠诚但失望的支持者，他们对这位塞纳-马恩省议员的指责都如出一辙：难以捉摸。他那种像操纵小船一样左右逢源的艺术，直到目前为止让他能够留在赛道上。但在旨在为下次总统大选选出候选人的“社会党阵营”内部竞争中，这暂时将他降格为了局外人。

在国民议会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奥利维埃·福尔再次坚称，他从未偏离自己的路线。他逐条地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辩护。他抽着电子烟，带着那种让最激进的对手都感到抓狂的、不可撼动的冷静。2018年，这位社会党机器中永恒的幕后操盘手成为了一个破败之家的首领。他承诺要与奥朗德的五年任期决裂——而当时他作为合作者陪伴在奥朗德身边，后者当时是社会党第一书记——并致力于对这段时期进行清算。

在2017年犹豫是否加入马克龙主义之后，奥利维埃·福尔将目标定为将社会党锚定在左翼。在2022年总统大选临近之时，他公开扮演与其他左翼力量结盟的捍卫者，尽管最终未能成功。“这不是我的错，”他当时这样说道，就像《危险关系》那封著名的分手信中反复吟诵的瓦尔蒙一样。被指责的对象是：死守初选的绿党，以及对自己机会抱有幻想的安妮·伊达尔戈。

在这次历史性的惨败（1.75%）之后，第一书记依然掌握着权力，以促成社会左翼与不屈左翼在随后的立法选举中达成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双方在“新生态社会人民联盟”（Nupes）的旗帜下行动。就这样，他走入了聚光灯下，与让-吕克·梅朗雄肩并肩，因作为联盟促成者而获得了声望。他是出于信念，还是为了让社会党走出困境？无论如何，在2023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尽管近半数党内成员表示抗议，他依然坚持这条统一路线，尽管他拥有的微弱多数优势越来越像一条狭窄的脊线。2024年的议会解散以及在“新人民阵线”旗帜下开展的新一轮左翼立法选举联盟行动，加强了他的地位。“但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机遇：他让梅朗雄用‘计划，只有计划’的论调重新掌控局面，”一名认识他很久的社会党人观察到，“事实上，他本应在当晚就与其对抗，从而在左翼确立自己作为‘不屈法国’（LFI）替代方案的地位。”

被抛弃了。但福尔并不想与梅朗雄正面交锋。他与生态党主席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以及前“不屈法国”成员克莱门汀·奥坦（Clémentine Autain）和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等其他人物一起参加晚餐会，试图为2027年构建一个统一的左翼候选人方案。这个小圈子认为，这是构思一个替代“不屈法国”方案的方式，并由此或许能阻止极右翼的胜利。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并非什么革命性的手段，而是一场涵盖整个左翼的初选。问题在于：梅朗雄不想服从初选，格吕克斯曼以及部分社会党人同样不愿。尽管如此，福尔在随后的2025年南锡代表大会上凭借一种模糊立场赢得了胜利，这得益于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鲍里斯·瓦洛的支持，后者与福尔一样主张建立一个“从格吕克斯曼到鲁芬”的广泛联盟，但并不想要初选。社会党党魁为了避免通过党员咨询来解决分歧——因为他担心会输掉这场咨询——于是拖延了一年时间。最终，在被内部盟友抛弃且缺乏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他在7月祭出了一套“综合”方案：可以举行初选，但仅限社会党人和格吕克斯曼参加，而他本人也将参选。

“朗姆酒航线”。他的竞选承诺依然是团结。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条件似乎越来越不具备。“我会尽我所能去成功，但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广泛地团结左翼，从而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获胜机会，”他如此陈述，并将一个逻辑推演像往常一样转化为论据。诚然，格吕克斯曼想要在包括立法选举在内的一切方面与“不屈法国”彻底决裂的意愿，可能会使社会党与左翼其他力量隔离。但生态党和前“不屈法国”成员现在也怀疑依赖第一书记是否有利。他究竟是在面对社会党下属们的霸权冲动时无能为力，还是有些不真诚？“社会党是一个民主组织，我不能将其‘军官化’，”福尔在为自己辩护时重复道，“我的目标不是去强行解决那些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是尝试让所有人参与进来。”

其他一些战术上的迂回也并不总是能被理解。例如，为了让贝鲁和勒科尔纽政府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预算而达成的“不通过不信任投票”协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国家将陷入衰退，且没有总统选举可以打破僵局，”他回避地说道。然而，这为那些像弗朗索瓦·奥朗德一样呼吁社会党在面对极右翼威胁时与中间派组成大联盟的人提供了口实。而且，由于频繁转向，他甚至让一些忠实的支持者感到迷茫。“政治的现实是，它更像‘朗姆酒航线’而非苏联式的计划，”福尔理论道。他借用了米歇尔·罗卡尔的航海隐喻，罗卡尔在他个人的精神殿堂中地位崇高，因为福尔在社会党内的政治生涯正是始于罗卡尔的派系。“如果你试图在逆风中直线前进，那么你只会后退。为了抵达目的地，必须学会之字形航行（tack），”他认为。他的其中一名心腹也为这种方法辩护道：“自2018年以来，我们跨过了所有障碍，而每次都不知道在下一个障碍前是否还能生存。”只不过，初选这道障碍看起来比之前的任何一道都要高得多。

吕西·亚历山大（LUCIE ALEXANDRE）

2007-2027年“社会左翼与社会民主左翼”初选：五位候选人的得票波动情况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深感胜券在握

尽管并未免于竞争对手的攻击，“公共广场”党的党魁仍希望能在初选中脱颖而出。尽管持乐观态度，但其阵营也意识到，一旦获胜，他必须增强实力以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这件事不能说得太响亮：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梦想在周六晚上就敲定结果。即在社会党初选的第一轮就以KO方式获胜。他团队的数学专家们拿出了计算器，不断进行加法运算以衡量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可能，”他们一边挠头一边重复道。该候选人的亲信坚信，数以千计的左翼支持者——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心——已经支付了必要的15欧元，以便投给他们的冠军。另一个不能外传的秘密是：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已经为第二轮做好了后手准备。他已经与杰罗姆·格吉和埃马纽埃尔·莫雷尔达成了支持协议，以便在与奥利维尔·福尔或塞戈琳·鲁瓦亚尔的最终对决中赢得头衔。

击打靶

这场初选被“公共广场”党的创始人掌控着。他绝不允许机会在被意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从指缝中溜走。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坚信自己正处于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在电台采访中、在朋友之间以及在集会上反复强调这一点。据说，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那个长期以来拒绝参加总统大选及其周围疯狂氛围的人，如今已双脚深陷于这口沸腾的锅中。他正为了将法国从国民联盟手中拯救出来并使社会民主主义重生而战斗。“竞选团队内部，以及广义上支持我们的活动人士和当选代表之间，氛围非常好，”为他奔走的社会党参议员亚历山大·欧齐尔（Alexandre Ouizille）解释道，“每个人都持有同样的信念：这次总统大选有大有可为。”作为热门人选的地位、梦想、

强烈的获胜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喧嚣，都无法抹去围绕在他高挑身材周围的疑虑与困难。问题接踵而至。如果赢得初选，他能否扮演主导角色？他是否注定要像前两任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本努瓦·哈蒙和安妮·伊达尔戈）那样，在失败的滑梯上一路下滑？他是否有能力在鲨鱼群中游泳？初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亲信们的焦虑，此前在每次候选人电视辩论期间，他们在后台紧张得啃指甲。由于身处热门人选的位置，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就像一个击打靶。“确实可以说，初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尤其是辩论环节，”亚历山大·欧齐尔继续论证道，“当局面过于激烈时，面对有时显得荒谬的批评，拉斐尔表现得很坚定。我看到一位候选人在过去几周里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些温情的话语掩盖了现实的一面。但“公共广场”党的创始人并不擅长掩饰自己的情绪。每当遇到挫折，他的表情就会变得凝重。“对他来说，交流过程非常艰苦。在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中，他确实承受了很大压力，”一名初选竞争对手透露，“他很可能会获胜，因为他在民调中排名最高，而且我们的支持者似乎挺欣赏他，但在总统大选期间，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量工作，以确保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水准。”

一个场景令人们记忆深刻。周日，拉斐尔·格吕克斯曼被迫对其言论做出评论。这些言论出自一段由 le Média 网站发布并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他在视频中提到要向让-吕克·梅朗雄等人“撒尿”，并指责塞戈琳·鲁瓦亚尔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面前“跳肚皮舞”。这位候选人在试图辩护时显得踉踉跄跄。他重复称这些画面是在“私人场合”，即“在一家咖啡馆与十几名活动人士开会”期间拍摄的。他并没有（真正地）成功说服他人。

这位深信自己机会巨大的梦想家也流露出了脆弱的一面。诚然，他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没有任何疑问。在他看来，台阶并不太高。爱丽舍宫？一切对他来说都显得顺理成章。他的一位朋友证实：“他非常认真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下一任共和国总统。”但这种自信并不能掩盖他在公开演讲或媒体采访前的焦虑。他深受攻击之苦，且这一点显而易见。

社交网络的压力增加了一种紧张氛围。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从早到晚都遭到嘲讽——而且不仅仅是被“不屈法国”的活动人士嘲讽。他的话被随意歪曲，像“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之类的表达变成了被拿来消费的噱头。他成了一个容易被攻击的目标。嘲讽者指责他的风格，指责他对“不屈法国”采取的强硬路线（对方也对他毫不客气），指责他向社会党右翼靠拢，以及他拒绝参加一场涵盖生态党、弗朗索瓦·鲁芬和共产党（法比安·鲁塞尔同样拒绝了）的更广泛的初选。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格吕克斯曼的小团体试图扭转局面。他们不再愿意在沉默中被他人践踏。他们摆出强硬的神色，重复着不再“恐惧”。这位候选人加强了在社交网络上的存在感，通过发布短视频来回应时事。他的“公共广场”党利用这次初选将党员人数增加到了三倍——略低于 30,000 人。他在全国各地的行程中向同僚们讲述，“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一些失去依靠的社会党人以及与马克龙决裂、寻求一线光明的马克龙派，将他描绘成救星。格吕克斯曼还发现有当选官员愿意为他的竞选提供帮助。“确实，他周围存在一种动力。我不会撒谎说这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浪潮，但在社会党初选的规模上，确实有一场运动，”一位兴奋的市长分析道，“有人告诉我，和他合作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的水平不够……但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这或许足以让他翻过小山丘，但随后的大山依然巍峨。

拉希德·莱雷什 (RACHID LAÏRECHE)

周二，在靠近拉姆安拉（约旦河西岸）的一片巴勒斯坦橄榄林前。照片：AMMAR AWAD. 路透社

以色列 “10月7日削弱了所谓的和平阵营”

在至关重要的立法选举前几周，研究员大卫·哈尔法（David Khalfa）分析了2023年袭击事件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未来的意义。

采访记录：吕克·马修（LUC MATHIEU）与阿诺·沃勒林（ARNAUD VAULERIN）

在立法选举前三周，巴勒斯坦问题在这次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中心的竞选活动中成了巨大的缺席者。由于关于其在10月7日袭击中应承担责任的披露而陷入困境，这位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正面临着一个被激起的反对派。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Jaurès）北非与中东观察站共同主任、研究员大卫·哈尔法解析了10月7日事件对此次投票产生的多重影响，以及这场极具极化色彩的关键选举可能会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带来怎样的改变。

以色列此前是否经历过像今天这样极化的竞选活动？之前的选举周期已经由一个成为核心的替代方案所构建：支持内塔尼亚胡还是反对内塔尼亚胡。政治博弈的个人化程度之高，以至于他个人已成为贯穿以色列社会的分歧与争议的主要凝聚点。但今天，有两个议题相互叠加，使得这次选举对于国家的未来而言非常特殊且至关重要。首先是10月7日的问题，它压倒了一切，涉及制度、政治、道德和安全责任的界定。因此，人们要求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以确定这些责任并得出相应结论。

向以色列人提出的问题还涉及犹太国家计划，即以色列国家作为犹太国家同时又是民主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脆弱且不稳定的平衡处于政治辩论的核心：一方面是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右翼阵营，他们具有非自由主义——甚至是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并拥有一套相当一致的政治计划，旨在非常明确地加强国家在传统意义上（包括宗教意义上）的犹太特性，而牺牲其民主特性，并在选举后通过肢解法治来重启非自由主义攻势。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所谓的“变革”阵营，其组成较为杂乱，其中一个中间派组成部分由前将军、Yashar党领导人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zenkot）代表。他的主题是维护国家的民主特性：一个拥有权力分立、法治以及维护最高法院重要性和作用的自由民主制，而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直被右翼联盟的目标锁定。

最近几周披露的消息显示，外国国家曾发出安全预警，提醒10月7日之前即将发生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并未将其采纳，因此这应该会产生影响……

但不得不承认，事实并非如此。以色列的政治阵营被身份政治过度决定。当你支持内塔尼亚胡时，你会将这些披露解读为削弱国家阵营的企图，甚至将其视为阴谋论。内塔尼亚胡通过指责他所谓的“深层国家”来为自己辩护，特别是情报部门在10月7日当晚没有唤醒他，以及军队总参谋部没有考虑到威胁即将到来的现实。

相反，反对派则更加坚信总理对此知情——虽然不一定清楚具体的时间或方式，但认为他曾多次收到警告，却因其傲慢以及认为哈马斯是可以通过遏制来应对的威胁这一安全范式，而未将这些警告视为回事。但这场辩论并未扭转选

访谈

举动态势，在最新的民调中，两大阵营仍处于相当的水平，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已将选前辩论的重心从其个人责任转移到了10月7日袭击的后果上。

也就是说？

他强调在 7 Octobre 之后发起的以色列大规模反击，并自诩为该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特别是那场著名的“多线战争”，其特点是对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直接打击。他将战术上的成功等同于决定性的胜利。通过再次披上“安全先生”的外衣，他将辩论转移到了一个对他有利得多的领域。

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危机退出战略。“战后之日”并非执政联盟关注的话题。军队在这些战争中精疲力竭，且严重缺乏人力。这些战争的成本极其惊人：在 2023-2026, 期间超过 1000 亿欧元，约占以色列年GDP的 17 %。此外，还存在不遵守国际法的问题，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占领所谓“缓冲区”而导致的僵局问题。

本次竞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包括左翼政党在内，几乎完全缺失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唯一明确提及此问题的政党是亚伊尔·戈兰（Yaïr Golan）领导的民主党。该党也是唯一公开承认为了执政而与阿拉伯政党合作的政党。巴勒斯坦问题并非禁忌，但它被 7 Octobre 所掩盖，而该事件实际上在未来几年内埋葬了“两国方案”。

即使是支持该方案的戈兰也公开承认，短期内无法实施。但从根本上说，左翼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削弱了，特别是在奥斯陆进程失败以及与哈马斯和真主党接连爆发的战争周期中。 7 Octobre 就像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顶点，大规模地削弱了所谓的“和平阵营”。

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问题上，每天都在发生袭击、暴行和村庄被占领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人考虑回头或踩刹车？

关于这一点，我的态度就没那么绝对了。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是灾难性的，这与执政联盟和极右翼的积极支持或纵容有关。内塔尼亚胡淡化了激进定居者的这些暴力行为。部分军队和预备役人员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参与某些暴行。但军队总参谋部对这种完全混乱的状态表示遗憾。总参谋长最近发表声明称，这种情况挑战了以色列国的价值观，且给国家带来的名誉损失是灾难性的。不过，政治更迭可能会深刻地改变这一动态。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的立场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作为前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别军事负责人的经历让我认为，他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约旦河西岸暴力的升级、定居者的影响力增加以及殖民化的加速，在他看来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偏差，还可能危及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和长期安全。

这次选举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打破加沙的僵局或带来转机？

如果反对派掌权，变革将会开始。但我对其变革的幅度持谨慎态度，因为目前军方高层或政治人员中没有人会放弃在加沙内部设立缓冲区。艾森科特（Eizenkot）指责内塔尼亚胡完全缺乏战后愿景且在该地区发动永恒战争，他准备给过渡当局一个机会，接受在哈马斯部分解除武装的同时进行部分撤军。他会接受一个由重组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参与的政治过渡，因为军队不可能永远占领加沙 60 % 的领土。您如何看待关于加沙事实定性（是否为种族灭绝）的激烈辩论？这场辩论甚至进入了法国社会民主左翼初选候选人的交流之中。

由于破坏规模之大以及惨绝人寰的人员伤亡所引发的情绪，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观察人士急于将这些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我倾向于呼吁谨慎：目前还没有任何国际司法管辖机构认定这属于种族灭绝。在国际人道法中，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法律定义，基于“特定意图”的概念。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对此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解释，且证明标准极高。仅仅认定有大量死亡或大规模破坏是不够的，否则许多过去在城市环境中进行的战争都可能被如此定性。必须证明存在旨在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受保护群体的特定意图。这需要经过对抗性的辩论和深入的调查，且需要较长时间。在关于战争后果以及以色列军队行为定性的合法辩论，与其在公共辩论中的工具化利用之间，存在着一种被刻意维持的混淆。一方面，亲以色列阵营将巴勒斯坦问题简化为恐怖主义，而对占领和殖民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有些人淡化 7 Octobre 的袭击，并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指责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可以谈论战争罪或反人类罪，而无需急于使用符合严苛法律标准的“种族灭绝”这一定性。这个词并非无关紧要，将其用于以色列具有巨大的历史和政治影响。在对犹太国家持有敌意、反犹主义以及质疑其合法性交织的背景下，这场词汇与叙事的战争尤其可能使记忆凝固在不可调和的表象中，加剧彼此的憎恨，并进一步关闭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未来和解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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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业余工作坊 见面会

法国

高中生动员：“停止？那还早得很”

行政部门最近的表态不足以安抚高中生。在巴黎和波尔多，这场运动在愤怒与决心的交织中继续进行。

不习惯于社会运动的阿萨斯大学和巴黎天主教学院……

作者： EVA FONTENEAU 波尔多特派员 以及 COPPÉLIA PICCOLO 摄影：CYRIL ZANNETTACCI. VU

本周，政府试图缓和局势。周三，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发表讲话，宣布在各教育机构开展的“对话时间”将在本周继续，这是对高中生动员行动的初步回应。周四晚上，轮到 Edouard Geffray 在 TF1 的新闻节目中发言。他勾勒了一项关于教师替代方案的重大“紧急计划”的轮廓，而这正是该运动的主要诉求。

这足以平息愤怒吗？《解放报》前往波尔多和巴黎采访了年轻的示威者，他们决心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并计划在下周继续动员。

在巴黎，“勒科尔纽试图在假期前扑灭这场运动”

周四早上 8 点，他们就已经在场，手里拿着装满冰茶的杯子，摇摇欲坠地坐在垃圾桶上。在巴黎第 13 区的莫奈高中（lycée Monet）门前，愤怒并未消退。17 岁的 12 年级学生保罗（Paul）和亚伦（Aaron）有一种“沉重的感觉”，认为政府在“愚弄[他们]”。这两名高中生表示，在获得“一项重大改革”之前，他们决心不会停止。

在封锁线附近的 16 岁少女罗曼（Romane）坚称，她也没有“被蒙蔽”。她嘲讽道，这些将在 10 月底（即假期之后）才实施的措施是一种“为了让运动失去动力”的策略，同时她向上拉了遮住脸部的黑色布带。“但既然我们看到已经开始让他们感到烦躁了，我们就得继续下去，”这名高中生断言道。在学校门前，垃圾桶依然矗立，封锁也依然维持。

为了维持行动，高中生们尤其依赖来自各方的支持：教师、家长，以及大学生。周四，久不习惯社会运动的巴黎名校阿萨斯大学加入了动员。在下方 500 米多处，巴黎天主教学院同样陷入瘫痪。一名艺术史一年级学生朱莉亚（Julia）惊呼，这是“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正如许多标语所提到的，这群“燃烧的青年”在 15 点聚集在巴士底广场。Z 世代齐声高唱反对马克龙。17 岁的阿尔玛（Alma）希望相信“这仅仅是个开始”。是的，“在运动的边缘”，有一些垃圾桶被点燃了。但这名高中生认为，如果没有这些， “没有人会关注我们”。在她身边，大学一年级学生埃隆（Eylon）希望通过这种“斗争的汇聚”，使运动“在假期前不会熄灭”。

在波尔多，“他们竭尽全力想要让我们闭嘴”

他们纵情高唱《马赛曲》，在两场光环之战之间高喊着反法西斯口号。周四，由高中生领导的人群密集地聚集在波尔多的街道上。“运动会停止？这离发生还早得很。我甚至认为它还会扩大，”来自波尔多郊区洛尔蒙（Lormont）的高一学生马埃（Maé）警告道。据该校校长称，周四该校的一所高中部分被“洗劫”。在游行队伍中，他说自己感受到了近日以来获得的“难以置信的支持”。在他身边，萨拉（Sarah）讲述道：“在封锁期间，我们有时会感到孤独，但当我们看到人们走上街头，看到阳台上的人们为我们鼓掌，看到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支持我们，我们就觉得必须坚持到底。”最近的公告并未平息情绪。相反，波尔多市中心的高中生伊芙（Eve）、莱娜（Léna）和露西（Lucie）愤怒地表示：这些“空洞”的发言不过是“烟幕弹”、“一种幼稚化的回应”或“一种为了撑到假期而麻痹群众的手段”。高中生们感到更有动力继续下去，因为很少有人没有关于自己学校的轶事。从天花板坍塌，到英语老师“六个月没有接替者”，再到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或过度拥挤的教室。杰里米（Jérémy）观察到，年轻人“绝非傻瓜”。对于这位历史地理老师来说，“政府在拖延时间”。他认为，目前开展的“伪对话和磋商”让他想起了“黄马甲”运动以及那些“从此被整齐地锁在橱柜里”的诉求书。他坚信，如果其他部门加入他们，“这些不同愤怒光束的汇聚可能会使运动持续下去”。高中生卡伦（Karen）则深信，她这一代人是为了“代替那些没能做到的人来改变现状”。

尽管如此，自周二以来，人群规模有所缩小。“警察的暴力镇压，人们被催泪瓦斯袭击，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致残视频，必然会让一些人感到胆怯，”波尔多的高三学生托伊农（Toinon）和海伦（Hélène）承认。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让我们感到恐惧，”艾玛（Emma）遗憾地说道。这位学生激动地表示，“这是法国长期以来针对高中生最激烈的镇压之一。”据称，她的一位朋友在一次检查中因为口袋里有一件头套而被拘留。“在他们眼中，我们是破坏的青年，而暴力行为其实发生在边缘。我们受够了，我们需要被倾听。”

爱德华·热弗雷在20点新闻中的“补丁”

国民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周四晚在TF1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发表讲话，试图对高中生的愤怒给出具体回应。他宣布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部署 3 000 名代课教师，旨在填补设有空缺职位的学校。据部长称，各学区长还将另外招聘一百多人。“今天没有课的学生[明天]将有课。在接下来的几小时或几天内，我们将为[他们]配备数千名教师，”他对此表示赞赏，但在预算紧张的背景下，他无法精确量化该措施的金额。

巴黎的人们加入了动员。

周四在巴黎动员的高中生。

两名青少年向《解放报》讲述其被拘留经历

尤塞夫（Youcef）和奥宾（Aubin），均年仅16岁，在针对高中生运动的镇压行动中，两人被拘留超过十小时。

他们是自高中生运动开始以来，被拘留的4000多名青少年中的一员。尤塞夫（化名）于10月1日星期四在塞纳-圣但尼省斯坦市的莫里斯-乌特里洛高中（lycée Maurice-Utrillo）附近被逮捕。而奥宾则是在周二参加巴黎第五区拉瓦锡中学-高中（collège-lycée Lavoisier）的封锁行动时被执法人员带走。两人均年满16岁，分别在巴黎环城公路内外就读高中一年级，此前两人在警方和司法部门的记录中完全是陌生人。他们向《解放报》讲述了被捕经过及其对继续参与抗议运动的影响。

“手铐”。“我当时就在高中对面的公交车站，在那儿闲逛，什么也没做，”尤塞夫回忆道。当他们逮捕他时，警察怀疑他是向高中发射迫击炮的人。“在那一刻，并没有发生冲突。然后，警察直接让我上车，没有任何解释。他们戴着面罩，没有身份标识，什么都没有。”在车里，对方的一句话让这个年轻人感到恐惧。“他们对我说：‘我们会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你。’”他继续说道，在拘留期间，“他们态度傲慢，挑衅，试图引发冲突。起初，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直到见到律师，我才知道他们指控我做了什么”。

总共，尤塞夫被拘留了13个小时，从8时50分到21时50分，他认为这是“因为法官处理得很快”。“起初，单元房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因为在高中楼顶挥舞巴勒斯坦国旗而被抓的。”最终他在过夜前被释放，但可以感觉到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阴影。“当你独自被关起来时，你面对的是你自己。”他重复道：“你被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接下来的几天，他所在的高中继续进行封锁。但他没有参加。“在那之后，我就待在家里，”他有些尴尬地承认。

“但这不会阻止我再次参加，”周二早晨6时30分被捕的奥宾则如此断言。他被指控参与集体破坏行为，具体是指与一名朋友在高中外墙上喷涂了“ACAB”（英文“所有警察都是混蛋”的缩写）。“显然是邻居报了警。我们接受了身份检查，然后被戴上手铐。我们被搜身并拍照。在第五区警察局，他们显然把我们当成小傻瓜，那是持续的恐吓。”他与另外五名高中生被关在同一个单元房里，其中“有三人说在车里被扇了耳光”。他感叹道：“被拘留必然会让人害怕，即使我是个享有特权的白人。”奥宾在被关押12小时后，于18时被释放。

在共同律师拉斐尔·肯普夫（Raphaël Kempf）的建议下，尤塞夫和奥宾选择在面对警察时保持沉默。因此，他们不可能承认被指控的事实。然而，这两名青少年在离开时收到了一份传票，要求他们11月前往检察官代表处，对方将向他们发出一个

“感觉警察就像撒了一张网，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捞了起来” 律师们谴责儿童拘留条件低劣甚至违法。详情见我司网站。

试行刑事警告。作为“法律提醒”（rappel à la loi）的新形式，这种警告是一种替代起诉的方案，专门针对承认有罪的违规行为实施者。

“工具化”。他们的律师谴责道：“在实践中，这项法令的要求从未被遵守。在处理示威者的案件中，这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情况。”尽管由于这不属于刑事定罪而无法提起上诉，但该律师对这些警告提出了质疑。正如其他律师在高中生运动期间所注意到的那样，拉斐尔·肯普夫（Raphaël Kempf）认为，这些警告通常涉及的是“证据不足的案件”。他解释道：“如果证据充分，未成年人显然会被提交给儿童法官审理。”在他看来，这证明了关于尤塞夫（Youcef）和奥宾（Aubin）的案件至少是轻微的：“在拘留期间，没有提到任何指控证据。”尽管如此，这些刑事试用警告被计入司法部在高中生运动司法总结中提出的 1376 项替代起诉措施之中，而没有直接进入简单的撤案程序。在律师看来，这是一种“为了维持治安而将司法工具化的手段”。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警告并非没有后果。单纯的“法律提醒”本身不会在刑事记录中留下记载，但司法部门会在 Cassiopée 文件（国家司法程序自动化登记处）中保留记录。拉斐尔·肯普夫表示：“这纯粹是以一种武断的方式，将人们留在档案中，尽管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问题。”

阿奈丝·孔多明（ANAÏS CONDOMINES）

作者： 奥利维埃·莫诺（OLIVIER MONOD）

索菲·阿德诺（Sophie Adenot）将她的名字刻在了太空征服的历史上，也刻在了法国人的心中。这位法国宇航员及其旅伴——美国人杰西卡·梅尔（Jessica Meir）和杰克·哈撒韦（Jack Hathaway），以及俄罗斯人安德烈·费佳耶夫（Andrei Fediaïev），于周四 17 时 34 分（法国时间）返回地球。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称，“溅落”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附近“平稳”地完成。在 Nasa 的术语中，这四位旅行者共同组成了 Crew-12, 乘组，他们在地球轨道上度过了 237 天。美国航天局及其合作伙伴在返回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次任务定义为“成功”。

进入大气层后，太空舱划过天空，画面令人动容。其速度首先由两把降落伞减缓，随后迅速被四把主降落伞取代，巨大的红白相间伞盖像蘑菇一样将速度降低至 30 km / h。当“自由龙”号（Dragon Freedom）飞船触水的一瞬间，在 Nasa 的直播视频中可以看到救援船只前来接应宇航员。杰西卡·梅尔评论道：“很高兴看到他们。”

始于周三的返程之旅是一次真正的艰苦旅程。Crew-12 的成员们穿着压力服登上飞船，随身携带了个人物品和科学研究结果等。Nasa 详细说明道：“返回乘组还准备了含有盐片的饮料袋，将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前饮用”，因为水分补充“有助于身体在长期太空飞行后适应重力”。乘组于周三 12 h 05 (法国时间) 关闭了连接飞船与空间站的气闸。随后，飞行器于 14 h 05 自动脱离国际空间站（ISS），开始长达 400 公里、耗时 27 小时的下降过程。

三次出舱

“自由龙”号（Dragon Freedom）于 16 时 46 分进入大气层，这是整个行动中最危险的时刻。飞船以每小时 27 000 公里的速度疾驰，摩擦导致其表面温度升至 1900℃。在 50 分钟的下降过程中，一个隔热罩保护着舱内的宇航员。高温导致所有通信中断了数分钟。溅落后，飞船被吊装至一艘专业船只上。18 时 33 分，索菲·阿德诺沿着斜坡滑出舱外，并被安置在一把特制座椅上，以防止晕厥和跌倒的风险。尽管如此，旅程尚未结束。宇航员随后乘坐飞机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里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总部。之后，阿德诺将飞往德国科隆，在那里她将参加一项为期三周的重力适应计划。

对于索菲·阿德诺来说，这次首次太空体验刷新了各项纪录。作为第二位进入太空的法国女性，她也是所有欧洲宇航员（无论男女）中在轨道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人。这位空军上校在 8 月 18 日、25 日和 9 月 1 日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EVA），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真空地带的法国女性。这三次 EVA 累计时长 19 小时 42 分钟，这位来自涅夫尔省科斯-库尔-苏尔-卢瓦尔（Cosne-Cours-sur-Loire）的女儿讲述道，这将是她此次停留的“最高峰”。并非所有宇航员都会进行太空真空出舱活动。

布列塔尼薄饼

在太空，这位宇航员进行了许多实验。其中许多实验在她抵达前就已经开始，并在她离开后继续进行。雷米·坎顿（Rémi Canton）负责在国际空间站（ISS）开展的法国实验。作为微重力活动与空间操作开发援助中心（Cadmos）的项目负责人，他很高兴能与这位“高效且热情”的女性合作。在他看来，任务时长——八个月而非通常的六个月——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例如，这使得人们能够对一套无需医生操作、而是通过增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AI）引导的超声波设备进行更多测试。“我们能够在更多宇航员身上测试我们的设备，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雷米·坎顿解释道。

索菲·阿德诺还测试了一套传感器系统，该系统可以在不限制其活动的情况下监测她的心脏、大脑和肺部活动。这位法国人还布置了传感器，以观察国际空间站内部表面被微生物污染的情况。“这些传感器将在原地保留八个月或十六个月，然后被送回地球，以便我们分析结果，”这位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的负责人继续说道。这位试飞员还对法国研制的航天服原型进行了初步测试，如果欧洲有一天启动自己的载人任务，该原型可能会发挥作用。

最后，这位宇航员通过一项在学校和国际空间站同步开展的种子种植实验，参与了面向法语世界 450 000 名学生的科学文化普及活动。实验取得了成功。在返回地球后，索菲·阿德诺梦想着能拥抱亲人，以及……品尝一份美味的布列塔尼薄饼。这是她应得的。

返回地球 索菲·阿德诺的太空纪录

这位法国人在周四下午于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平稳溅落。她在真空地带进行了 237 天的科学实验和维护工作，使她成为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欧洲人。

叙述

周四，索菲·阿德诺溅落后在近海拍摄

“进入太空就像是加速衰老”

肌肉萎缩、平衡障碍、视力下降……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空间医学与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德雷·贝尔蒂埃（Audrey Berthier）解释了长期在轨道停留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对于索菲·阿德诺（Sophie Adenot）来说，冒险尚未结束。在距离地球 400 公里的高空度过 237 天后，这位法国宇航员于周四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重新踏上了陆地。在经过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后，这位航天员将飞往德国科隆，进行为期三周的强化康复训练。因为从肌肉和骨量流失，到平衡障碍或视力下降，索菲·阿德诺的身体承受了失重状态的影响。由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与图卢兹大学医院（CHU de Toulouse）共同创建的空间医学与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德雷·贝尔蒂埃，讲述了在长期缺失重力后，身体重新面对重力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索菲·阿德诺在抵达地球时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身体冲击”？

她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无重力状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久坐不动或加速衰老的模型，但它是可逆的。在飞行期间，她的身体经历了肌肉流失、体能下降以及心血管功能的去适应化。由于不再承受重力的机械压力，骨骼也变得更加脆弱。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每天进行大约两小时的锻炼，以限制这些对失重状态的适应。但这还不够。因此，在返回时，必须走相反的路径：身体必须逐渐重新适应地球重力。对于阿德诺来说，返回地球后的首要风险是她可能无法立即站立，并可能出现晕厥。

宇航员丢失骨量的程度如何？

通常给出的量级大约是每月丢失 1% 的骨量，主要集中在下半身的承重骨上，因为这些部位在重力作用下受到的刺激最强。这相当于一名骨质疏松症患者一年可能流失的量。因此，这个过程非常迅速。但对待这个数字需要谨慎：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心血管系统同样受到无重力影响，情况如何？

在地球上，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自然地更多地分布在下半身。心脏和心血管系统适应了这种情况。在失重状态下，体液会重新分布到上半身，尤其是头部。这会导致颅内压升高，这也是解释在宇航员身上观察到某些视力障碍的假设之一。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障碍在返回后会得到改善。但在某些宇航员身上，我们发现恢复并不完全。我们正在试图理解为什么某些个体受影响程度比其他人更深。

此外，男性和女性在身体对空间的反应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

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但科学家们重点强调的是个体因素。即使在两名男性或两名女性之间，反应也可能截然不同。这可能与遗传因素、飞行前的生活方式或解剖结构有关。但尽管女性宇航员的数量在增加，我们仍然缺乏关于她们的数据。目前正在开展针对女性的失重模拟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潜在的差异。

索菲·阿德诺最初几周的康复训练将如何进行？她的恢复需要多长时间？

最初的三周左右将用于在科隆的欧洲宇航员中心进行密集的重新适应训练。起初，索菲·阿德诺将重点训练平衡能力，重新学习如何站立。肌肉能力以及体力耐力也将逐渐恢复。相比之下，骨骼的恢复时间要长得多，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为了使骨骼重新坚固，必须对其重新施加压力。行走、跑步，以及更广泛的让骨骼再次承受重力机械压力的练习，将使骨骼逐渐增强。从科学角度来看，任务在返回时并未结束，因为我们还需要了解飞行后发生了什么：身体恢复的速度如何，哪些机制促进了这种恢复，以及为什么不同个体的恢复程度有所不同？

这些分析能否让科学家预测人体在火星任务中能够承受什么？

如今，当一名宇航员返回地球时，会有一支团队等待着帮助他们站起来。对于未来的火星任务（月球任务也是如此），在经过数月的旅程后，机组人员必须能够在经历严重的身体机能下降后，能够走出飞行器、安装设备并开展工作。因此，必须思考如何进一步减轻旅途中失重的影响，并了解身体如何应对火星的部分重力。

此外，对于如此长期的任务，我们尚不清楚骨质流失是否会以同样的速度持续，还是会达到一个平台期。辐射问题也比在低地球轨道上要严重得多，必须在旅途中及其栖息地保护机组人员。其他问题仍未解决。宇航员可能会被隔离两到三年，与地球的通信存在显著延迟，且无法快速撤离。因此，机组人员的选拔和支持将至关重要。

采访记录：玛蒂尔德·勒努韦尔 (MATHILDE LENOUVEL)

数据中心 愤怒在酝酿

在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的倡议下，多位议员要求对非欧洲数据中心实施“暂停执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团体正针对那些被认为规模过大的项目发起动员。

作者 SAMUEL RAVIER-REGNAT 印德省特派员 摄影 DANA TENTEA. HANS LUCAS

反对“数据中心”的斗争已进入国民议会。周四在波旁宫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索姆省议员兼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鲁芬宣布提交一项非强制性的决议提案，呼吁对“非主权”数据中心（即非欧洲数据中心）实施“暂停执行”。生态党团体主席西里埃尔·沙特兰（Cyrielle Chatelain）加入了这一具有跨党派雄心的呼吁。“不屈法国”全国协调员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曾在九月份也要求实施这一“暂停执行”。

“在这个议会中，什么时候决定过将数据中心作为我们国家的优先事项？从来没有！”弗朗索瓦·鲁芬地表示，并谴责这是一种“对民主的规避”。在场人员包括来自各协会的活动人士和地方官员，其中有来自埃特雷谢（Etrechet，位于印德省）的辞职官员，他们于九月份辞职，以抗议谷歌推动的一项巨型项目（见旁文）。这是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的抵制情绪的一个缩影，并威胁要介入竞选活动。截至目前，法国拥有 350 个以上的数据中心，这些设施用于云端存储和处理。这些站点主要规模较小，且局限于大都市区。

核反应堆级别的功率

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激增改变了局面，而这些应用的运行极其耗能。在行政部门的推动下，近几个月出现了数十个项目，其中一些超大型项目位于农用地上。后者宣布了大规模资金支持，并通过《经济简化法》支持放宽对新建数据中心选址的监管。例如，在富茹（塞纳-马恩省），由阿联酋基金部分出资的“AI校园”（Campus IA）巨型项目数据中心，在满负荷运转时功率将达到1.4吉瓦——相当于一座核反应堆的功率。这将使其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

这次全国性扩张的关键在于就业前景，但仅限于短期或中期：一旦建成，这些站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化的，仅需要少量人员。Data for Good协会秘书长卢·韦尔格林（Lou Welgryn）提出：“目前的政策是，在任何地方都部署AI，全力冲刺，至于造成的破坏以后再说。但这些基础设施带来了生态、社会和民主方面的问题。”根据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Ademe）的预测，如果当前趋势持续，到2035年，法国与数据中心相关的数字应用所引起的能耗可能会增加3.7倍。

对于这些极度依赖电力和水（服务器冷却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增幅。与此同时，Ademe数据中心专家布鲁诺·拉菲特（Bruno Lafitte）指出，“从环境角度来看，法国可能有兴趣将其数据回迁”，因为目前法国的应用有三分之二依赖于托管在海外的站点。这位工程师解释道：“在法国，我们拥有通过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实现的脱碳电力。例如在美国就不是这种情况。”然而，对于这些项目的反对者而言，数据中心预期的能耗增长可能会导致在电网接入优先权上产生冲突，从而减缓工业脱碳的进程。

“数字历史之列车”

除了这一议题，法国的数字主权问题也随之凸显。在法国建设数据中心是否能保护法国人的数据免受美国 Gafam（科技巨头）的觊觎？“当我们审视提交给 RTE（电网运营商，编者注）的所有项目时，会发现 90 % 由非欧洲参与者或房地产开发商主导，而后者随后会将项目转交给出价最高者，即美国大集团。我们正任由我们的能源被科技巨头攫取，而他们并非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工作，”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员西里埃尔·沙特兰（Cyrielle Chatelain）观察到。该委员会在今年夏天研究了法国在数字领域的“结构性依赖和系统性脆弱性”。

除了谷歌（Google）可能在明年为其在安德尔省（Indre）备受争议的数据中心提交建筑许可申请外，微软（Microsoft）已获得当地当局的批准，将在米卢斯（Mulhouse，上莱茵省）附近落户。“我们必须发展法国和欧洲的数字产业，”西里埃尔·沙特兰敦促道，“否则，我们将承担所有负面影响，而绝大多数增值，尤其是财务收益，将流向美国。”这些观点遭到了代表该行业的 France Datacenter 组织总经理迈克尔·雷法伊（Michaël Reffay）的驳回。他警告称：“我们拥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搭上数字历史的列车，参与全球 AI 竞争。绝不能错过。”

近几个月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反对数据中心的集体组织开始取得政治和司法上的胜利。6 月，布尔热（Le Bourget，塞纳-圣但尼省）市长取消了一项位于市中心、面积 35000 平方米且遭到部分居民强烈反对的项目。蒙特勒伊（Montreuil）行政法院维持了这一决定。7 月 10 日，由于缺乏环境影响研究，司法部门暂停了位于阿里昂（Alihan，德龙省）的一个 AI 数据中心的建筑许可。这次挫败是否预示着更多类似事件？在富茹（Fouju），巨大的“AI 校园”项目已经面临五项司法诉讼。

法国的数据中心

“制造噪音，逼谷歌离开”

在安德尔省的埃特雷谢（Etrechet），由这家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超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引发了包括市长在内的多名民选官员辞职。一场抗议活动计划于10月17日举行。

在小麦地和油菜地里辛勤劳作这么多年后，马克·利斯特（Marc Lyster）本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平静的退休生活。养养羊，在他位于沙托鲁（Châteauroux，安德尔省）附近的埃特雷谢旧农场里开一家民宿——他于1989年定居于此——接待游客和过往的旅人。但这位65岁的英国农民开始感到“有些恐惧”。就在他的房子旁边，越过花园和那块被夏季干旱烤焦的向日葵地（那些向日葵看起来就像墓地里插着的十字架），谷歌准备建立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马克·利斯特担心新基础设施可能产生的噪音，以及可能散发出的热量，还有道路交通压力。“这里是乡村，”他低声说道，“这样一个项目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从马克·利斯特的花园望去，谷歌觊觎的场地一眼望不到头。这片土地位于奥赞（Ozans）活动园区内，面积达212公顷，均为农用地。该园区于2000年代末在人口约一千人的小市镇埃特雷谢境内建立。2025年7月，沙托鲁城市群社区与这家数字跨国公司的法国子公司Tricolore Computing签署了一份销售承诺书。该集团计划建造八栋“数据”建筑，用于安置数千台连续运行的服务器和计算机设备。在满负荷运转时，该设施的电力功率可能超过1吉瓦，这将使其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在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CNDP）组织的磋商期结束后，建筑许可申请可能会在2027年上半年提交。

“不切实际”。对于前共和主义与社会民主党（LR）成员、现任沙托鲁市长兼城市群社区主席吉尔·阿韦鲁斯（Gil Avérous）来说，数据中心是经济上的必然选择。“安德尔省深受去工业化之苦，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们在创造就业和财富方面面临真正的挑战。我们需要这个项目，”这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前体育部长认为。但抗议活动正在组织起来——包括环保活动人士、左翼政党成员、普通公民……且规模不断扩大。该项目的反对者谴责土地的人工化、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的污染风险，以及为了让一家美国跨国公司获益而给电力和水资源带来的压力。

在沙托鲁的入口处，商业区随处可见敌对的标语（如“Google go home!”或“Stop data center”）。6月，在4月成立的“奥赞说不！”（Ozans dire non!）集体发起下，首场抗议活动聚集了约300人。该组织还发起了一项在线请愿，要求“放弃谷歌在奥赞的不切实际的项目”。近20000人签署了请愿书。“他们可能认为在‘真空对角线’（diagonale du vide）地带，我们会让他们安静地搞，人们会闭嘴。但不对，我们要制造噪音，逼他们离开，”71岁的退休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奥赞说不！”和“大地起义”（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成员的弗朗西斯·马蒂内（Francis Martinet）解释道。

9月中旬，包括市长弗洛伦斯·洛朗（Florence Laurent）在内的多名埃特雷谢无党派民选官员大张旗鼓地辞职，他们痛心地表示，他们的市镇“没有任何实际手段能改变”项目的进程。决定权在城市群社区手中。就在几小时前，在一次紧张的市政会议上，吉尔·阿韦鲁斯已向这些官员明确表示，即使举行当地公投，也不会对销售进程产生任何影响。

“无能为力”。在位于埃特雷谢（Etrechet）的家中，已辞职的副市长玛丽-皮埃尔·沙贝纳-卡纳尔（Marie-Pierre Chabenat-Canals）指出，市镇政府处于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她抗议道：“我们要求城市群的当选代表在不了解卷宗内容的情况下就一项项目做出决定。但我们现在不是在开一家木工店。”随后，她列举了居民们的“疑问与担忧”：“该场地的实际耗电量将是多少？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工业脱碳，或者建设一家医院，我们是否都能接入电网？谁将拥有优先权？谁能访问由谷歌托管的数据？将涉及什么样的类型的数据？”

“如果它建在其他地方，该数据中心同样会消耗这么多电量。但在法国，能源是脱碳的，”吉尔·阿韦鲁斯（Gil Avérous）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沙托鲁（Châteauroux）市长保证，“据[他]所知”，该数据中心并非旨在为能耗极高的人工智能（AI）提供支持。但活动人士并不相信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该项目过于宏大，不可能仅限于数据存储。在被问及此点时，这家跨国公司解释称，它“不会利用该中心存储的用户数据来训练其AI模型，但AI可以在其业务活动范围内被使用”。该公司提醒道：“项目仍处于起步阶段，谷歌尚未做出投资决定”，并进一步声称，该数据中心将采用“闭环运行”，从而减少用水且不产生“任何工业废水”。针对多个问题，谷歌将相关答复指向将于11月初在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CNDP）框架下开始的公众会议。该公司承诺：“在这个过程中将提供许多答案。”

在此之前，数据中心的反对者计划加大压力。10月17日，在奥赞（Ozans）活动园区沿线将举行一次新的示威活动。次日，“奥赞说不！”（Ozans dire non!）的活动人士将与其他反对针对人工智能建设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团体代表会面。

JeSuisJaneDoe：在康奈尔事件后，女性们动员起来保护原告的匿名权

这曾是一个女人的故事。现在，它变成了数千名其他女性的数字战斗。9月29日，一名内容创作者威胁要揭露一名对美国大学某兄弟会成员提起集体强奸指控的女性身份。作为回应，网民们在社交网络上团结起来，掀起了一波带有 #MeToo 色彩的声援浪潮。法新社照片

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卡森，创造诗行的希腊研究专家

这位加拿大诗人兼大学教授于周四获奖，以表彰其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作者：马修·林登 (MATHIEU LINDON)

既然人们习惯于将诺贝尔奖评委的行为赋予地缘政治意图，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种获奖者所熟悉的讽刺口吻声称，周四授予安妮·卡森（Anne Carson，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的奖项，同样是授予古希腊的。这位诗人、语言学家兼大学教授曾将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萨福的作品译成英文，她是该领域的专家，并拥有将这种文化融入作品的才华，从而使古希腊当代化。她看似不经意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战斗力的作品，其中女性主义并非次要部分。总的来说，用《玻璃，讽刺与上帝》（Verre, Ironie et Dieu，1995年）的译者克莱尔·马尔鲁（Claire Malroux）的话来说，“安妮·卡森致力于模糊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该书是安妮·卡森的第一部译作（Corti出版，2004年），其中包含“一篇以三行诗形式写成的论文”、“一组具有哲学标题的诗歌”、“一种半散文半诗歌的报道”、“一份旅行指南”、“一段对圣经文本的模仿”以及一篇“完全经典但绝不传统的学术交流报告”。

克莱尔·马尔鲁还引用了安妮·卡森关于发现希腊文化的看法：“这次经历让我坚信，在某个词语或思想中，总存在一个尚未被探测到的视角。这是一个依然开放的世界。”而关于厌倦——也就是存在于安妮·卡森所使用的所有体裁中的幽默感，她表示：“为了避免厌倦，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这是整个人生的任务。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足够多，永远无法工作足够多，永远无法以足够古怪的方式使用不定式和分词，永远无法足够严厉地抑制冲动，永远无法足够快地脱离精神。”盖伊·达文波特（Guy Davenport）在美国版的序言中写道：“她运用一种情感数学进行写作，其中充满了大胆的等式，以及反复出现的意象集合与子集。[...OMITTED...] 安妮·卡森的诗歌就像是在某种原始紧迫感下记录的笔记，像一系列突兀的评论一样清新且明亮。”这位于2005年去世的美国作家进一步补充道，他“对安妮·卡森一无所知，除了她的作品，以及一个有趣的事实：她热爱火山，并在火山喷发时绘制它们”。

隐喻。在1999年的文本《红色的自传》（Autobiographie du rouge，l'Arche出版，2020年）中，既有能满足“古典主义者”的内容，也有能满足“当代主义者”的内容——以及所有诚实的读者。赫拉克勒斯与格吕翁之间的爱情跨越了数千年，而时代错置正是其存在意义之一：格吕翁为他的爱人拍了一张照片，并认为“这是一张来自未来的照片”。墙上出现了一段更新了该体裁的涂鸦，正如安妮·卡森致力于更新情感与理论一样：“别去烦那些墙。”《红色文档》（Rouge Doc，2013年文本，l'Arche出版，2022年）是一部并非续作的续篇，但正如标题所示，红色在其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格吕翁是个怪物，在他那里一切都是红色的”是《红色的自传》的开篇语——不过是在三页类似引言的内容之后。在《红色文档》的特点中，其中一项是每页仅使用一条五厘米宽的色带。至于主角的自传又是如何？“我放弃了，G说。我的生活里什么也没发生。”在另一处：“词语可以杀人，他满口食物地说道。”书中还写道“记忆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将这两部文本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希腊诗人斯忒西科罗斯（公元前6世纪）、格特鲁德·斯泰因、弗洛伊德和艾米莉·狄金森，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海德格尔的出现。

至于普鲁斯特，他拥有一个专属自己的书册，但那是一本极小的书，这种尺寸显然并非《追忆》作者的风格。《阿尔贝蒂娜工作室》（Atelier Albertine）出版于2014年（Seuil出版社，“Fiction & Cie”系列，2017年），只有四十页左右的小开本，且留白很多。即使是普鲁斯特研究专家也能从中了解到，“名字‘阿尔贝蒂娜’在小说中出现了2363次”，而“阿尔贝蒂娜本人在807页中被提及”（基于“Folio classique”版本）。这很好地概括了安妮·卡森（Anne Carson）与其自身博学之间那种讽刺且带有游戏色彩的关系，以及她从中提取的养分。在她的“附录 33 (a)”中——在此之前并没有32个附录！——标题为“关于隐喻与换喻之区别”，她写道：“既然这个问题被提出了，那么区别如下：人们要求一组孩子对‘小屋’（hutte）这个词做出反应，有些人回答‘一个小棚子’，另一些人则说‘它被烧掉了’。”修昔底德与凯瑟琳·德纳芙，苏格拉底与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是2000年出版的《失时之人》（les Hommes à leurs heures perdues，l'Arche出版社，

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2013年2月。照片：JEFF BROWN

2025年）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书中同时涉及前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后者的日记。此外还有隐喻。“后来，在家里，德纳芙坐在窗边。夜晚的气味与白昼如此不同。黑暗，冰冷得像一个旧铁盒。像一只傲慢的猫。像‘贫穷’这个词。”L'Arche出版社还出版了两部由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翻译的安妮·卡森剧本：《安提戈尼克》（Antigonick）和《特洛伊的诺玛·简·贝克》（Norma Jeane Baker de Troie）（分别出版于2012年和2019年，翻译于2019年和2021年）。

“安妮·卡森的诗就像是在某种原始紧迫感下记录的笔记。”

帕金森病。两年前，《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了安妮·卡森的一篇题为《戴上你的手套！》的文章。人们在文中发现她成了一名拳击手，因为这是避免帕金森病过快发展的一种方式。她在文中简短地描述了流逝的生命。“然后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 70 岁了。在你面前，你看到了一扇黑色的门。[...] 当我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时，一个尤其令人沮丧的症状是我的字迹恶化了。[...] 很难描述或解释字迹糟糕所带来的羞耻感。 / 糟糕的字迹是丑陋的。而且它缺乏真实性。因为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再像你了。”只不过，安妮·卡森现在的字迹像极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盖伊·达文波特，美国作家 “坦白说，小心点”：莉玛·哈桑在一段散弹枪威胁视频后提起诉讼

这位“不屈法国党”成员在欧洲议会一次关于 10 月 7 日袭击的展览中撤下一面以色列国旗，随后陷入争议中心。一名男子在视频中一边对着她说话一边给散弹枪上膛，针对该视频，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已就“死亡威胁”和“煽动犯罪”向相关人员提起诉讼。更多详情请见《解放报》网站。照片：法新社（AFP）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立并正在迅速增强。它持续到 2027 年 2 月的概率接近 100 %，这可能使其成为至少自 1950 年以来最剧烈的事件之一。”

世界气象组织（OMM）秘书长塞莱斯特·索洛谈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在我们眼前达到了异常的规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9 月初发出警示。一个月后，这个被昵称为“太平洋捣蛋鬼”的现象在等待 12 月达到峰值期间继续增强。世界气象组织（OMM）周四确认，它甚至将持续“直到 2 月”。自 6 月开始，气候学家就对该现象潜在的异常强度发出警告，它正处于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现象的过程中。专家的担忧主要在于它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效应相结合，这将给那些基础设施和农业粮食系统不够完善、或被冲突削弱的国家带来日益毁灭性的极端气候。世界气象组织（OMM）指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显著升高”，从 2026 年 6 月高于常年平均值 +1,6℃ 增加到 8 月的 +2,5℃。而对于 10 月、11 月和 12 月，季节性异常值“预计将达到约 +3,7℃”。这是前所未有的，而此前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之间记录的最高纪录为 +2,6℃。

朱莉·伦森·米克尔（JULIE RENSON MIQUEL）

全文请阅读 Libé.fr

英国 动物将取代纸币上的名人

英格兰银行周四宣布，四种动物将取代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其他英国名人出现在英镑纸币上。500 000 名英国人在 18 个选项中选出了北极海鹦、仓鸮、熊蜂和欧洲刺猬。去年的一次初步公众咨询已将英国的动植物确定为新系列纸币的核心图像

路透社

银行。英国政界的一部分人士对 5 英镑纸币上原英国前首相可能被獾或水獭取代而感到愤怒。这些新纸币预计将在几年内投入流通，并将继续印有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肖像。（与法新社共同报道）

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之死，给西班牙带来电击般的震撼

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去世，享年 87 岁。照片来源：AFP

周四上午，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人们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世俗祭坛。在一幅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的画像上方写着：“记忆无法被驱逐”。马里卡门于周三在格雷戈里奥-马拉农医院去世，距离她 88 岁生日仅剩几周。

这位老妇人在 9 月 23 日被警察强行驱逐出家门的画面，将在人们的记忆中停留很久。尽管数十名活动人士进行了和平抵抗，但这位自 50 年代起就住在该公寓的八旬老人仍被用担架抬出，随后被送往医院，当时她处于极度衰竭状态。

随之而来的抗议浪潮具体表现为：在太阳门广场搭建起帐篷营地（目前仍在原处），以及佩德罗·桑切斯政府提交的一项旨在加强租客权利的法令。然而，这项现被命名为“马里卡门法令”的文本自 3 月以来第三次在上周五被三个右翼和极右翼党派的多数议员否决，这迫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将立法选举提前至 11 月 29 日。

这次死亡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在民众压力下，马里卡门公寓的所有者投资基金 Urbages-tion 曾同意签署一份新租约，允许她返回家中。但太迟了。她的死在街头和政治圈都产生了电击般的震撼。周三晚上消息传出后，数百名住房权利活动人士立即聚集在众议院前，齐声高喊：“杀人犯！”

这样的震动很难让政界幸免。活动人士的营地正对着马德里自治区政府（Comunidad）总部，该机构由自由派民粹主义者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领导。这是一种指责其所属政党人民党（PP）投票反对“马里卡门法令”的方式，该法令原计划禁止驱逐行为直至 2030 年并限制投资基金收购房地产。此外，这位自称“特朗普主义者”的人被指控利用公共资金购买了一套价值 630 万欧元的豪华公寓，她拒绝了地区议会要求为纪念马里卡门而举行的默哀一分钟。周四上午，在一次市议会会议上，马德里人民党市长何塞·路易斯·马丁内斯-阿尔梅达并未反对致敬，但他在致敬时保持坐姿，而其极右翼盟友 Vox 党的议员们则在大声说话。

极右翼的声音甚至要求对马里卡门进行尸检，暗示佩德罗·桑切斯应对其死亡负责：这是一种奇怪的价值反转，因为 Vox 党在国家议会中曾三次投票反对由执政社会党推动的禁驱逐法令。主要工会宣布将于 11 月 11 日举行一场关于住房主题的总罢工，距离决定国家由谁治理的投票仅剩两周：是自 2018 年起执政的左翼联盟，还是一个右翼与极右翼的联合政府。

弗朗索瓦·缪索（FRANÇOIS MUSSEAU） 马德里特派记者

零利率

农业部长安妮·热内瓦尔（Annie Genevard）周四宣布，将为遭受历史性干旱打击的农民提供零利率贷款。该措施可覆盖 20 亿欧元的贷款余额，用于购买饲料和投入品，并将以修正案的形式提交至目前议会正在审议的 2027, 年预算草案中。由于国民议会缺乏多数席位，这项由法国国家农民联盟（FNSEA）要求的援助能否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在农业遭遇灾难性的夏季之后，政府已于 9 月拨付了超过 10 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来源：法新社）

乌克兰 俄军袭击 2 辆巴士及 1 栋建筑导致 30 人死亡

30 人死亡，18 人受伤，周四在乌克兰东线战线关键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的一次俄罗斯袭击中。警方表示，俄军袭击击中了该市一条街道上的 2 辆在运行巴士和 1 栋住宅楼。检察机关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已就“战争罪”启动初步调查。地区州长瓦季姆·菲拉奇金（Vadym Filachkine）呼吁平民撤离该地区，该地区经常遭到俄罗斯强力滑翔炸弹的袭击。（来源：法新社、路透社）

战争 法航被指向以色列运送军事货物

法国航空（Air France）遭到法国总工会（CGT）和团结联盟（Union Solidaires）的指责，后者谴责该公司于周四运送了用于军事车辆设备的“行星齿轮减速机”。这些在圣艾蒂安制造的零件据称经由里昂中转，旨在交付给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系统陆军公司（Elbit Systems Land）。对此，法航周四在接受法国新闻电台（France Info）采访时予以坚决否认，并保证其“在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不运输武器或弹药”。

观点/

梅丽莎·贝尔：“欧洲所有人都低估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危险性”

在法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月，CNN驻巴黎记者忧心地观察着特朗普阵营干预的风险以及欧洲大陆准备不足的现状。

采访记录：HAMDAM MOSTAFAVI

梅丽莎·贝尔（Melissa Bell）是一位英法双籍记者，是CNN巴黎分社的明星面孔。自2016年以来，她一直向这家美国频道的观众讲述法国和欧洲的故事。此前，她曾就职于法国24小时新闻网（France 24）和BBC，近距离观察了华盛顿对欧洲范式的转变。在9月出版的一本书《美国影响力：关于美国干预法国和欧洲的调查》（Sous influence américaine: enquête sur l'ingérence américaine en France et en Europe, First Editions）中，她解析了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欧洲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的机制。

在法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月，她致力于捕捉美国政府立场中强弱不同的信号。在CNN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美国总统攻击目标之际，我们采访了梅丽莎·贝尔。

最近几周的特点是白宫对CNN实施了禁令——虽然最终是临时性的。您在书中谈到了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权力之位，人们对该频道的看法发生了剧烈变化。您是否认为情况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我仍然感到惊讶，唐纳德·特朗普竟然真的执行了他的威胁。禁令宣布之初，就有许多声音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禁令根本是不可能的。白宫是人民的家，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家。如何将媒体排除在外，又以什么为借口？[编者注：一名法官暂时撤销了特朗普强加的禁令]。最近几周，特朗普政府的一切都变得有些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对待记者的态度。他想要将我们排除在外，这是他对自由媒体态度的逻辑延续，也是向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体制迈出的又一步。

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关于美国干预的书？

欧洲所有人都低估了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危险性。第一任期虽然预示着会非常激进，但美国的宪法制衡机制顶住了压力。跨大西洋关系得以维持。没有人真正为这第二个任期做好准备。从一开始，亲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就带着一个更激进、更系统且更倾向于国际化的愿景掌权。

特朗普的身边现在由帝国主义者组成，而不再是2016年时的孤立主义者。2025年，美国轰炸了七个不同的国家。对于欧洲而言，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干预意愿在以前不存在，而是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观察到一种对与盟友构建的跨大西洋体系的某种强迫症。必须在面对当前政府已不再是盟友这一事实的同时，设法维持军事联盟。这标志着一个持续80年的联盟和共识——即自由民主的共识——的终结。

[他们]觉得通过帮助我们让极右翼领导国家是在帮我们的忙。

这种干预是通过在X平台上的公开表态，或通过智库的影响力来实现的，欧洲国家很难反击这些形式的压力。

欧洲领导人在面对这个政府及其影响力企图时，态度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盟友国家的干预，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次巨大的决裂。美国总统从未如此倾向于促成欧洲的工党或保守党上台。而现在，整个政府、国务院以及行政部门的代表们都在为推翻温和派政府服务。这实在令人难以直视。

CNN

我们欧洲人正处于——

“美国总统的身边围绕着帝国主义者，这与2016年的孤立主义者截然不同。”

意识形态，并带有本土主义色彩。特朗普阵营的一些意识形态学者将欧洲视为原初的大陆，不接受该大陆稀释其白人特质的想法。欧洲的多文化主义令他们恐惧。他们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十五年来，欧洲一直面临俄罗斯的干预，为此在法国成立了像Viginum这样的机构，并让人们意识到算法的力量，以及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辩论中的。更难以衡量的是，来自美国福音派强硬右翼智库和极右翼小团体的影响深度。这些团体围绕着身份标识而集结：反觉醒主义（anti-wokisme）、反对LGBT权利、反对堕胎。

在三月的杜塞尔多夫，在

这最终渗透到了欧洲国家的辩论中。还有另一种更难捉摸的偏移：即对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司法独立性的质疑。这种偏移在法国正在发生，不仅是在民粹主义者中，也在更温和的传统政党中。它更加危险，因为它通过鼓励选民产生某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从而为民粹主义铺路。

回到在法国相对不为人知的福音派右翼，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如何？

被MAGA运动接管的基础设施最初是在 80, 年代建立的，当时正值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推向权力顶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他们的重大发现是，在赢得选举之前必须先改变观念，必须将国家辩论的指针向右移动。于是，堕胎成为了共和党的主战场，而在此之前它并非如此。这不仅能够集结国内的福音派人士，还能通过这些敏感的文化问题，动员那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这使得民主党在随后的选举中面临极大困难。在欧洲，过去十五年里，辩论也出现了向右偏移的趋势。

莱茵狂欢节期间。照片：FEDERICO GAMBARINI. DPA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对美国支持的反应如何？

在重新当选之时，许多此类政党急于获得特朗普的邀请，因为他们对他重返权力中心感到非常高兴。渐渐地，尽管像国民联盟（RN）或德国选择党（AfD）这样的政党最早接受其支持，但他们开始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之时。欧洲各国使馆在反应中措辞非常委婉，以免激怒华盛顿，因为当时正举行一场关于乌克兰的重要会议。

玛丽娜·勒庞是唯一发表了措辞非常犀利声明的人。主权主义者无法接受华盛顿这种帝国主义态度。他们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First, 224页，18.95欧元。

一方面受益于思想的注入，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与华盛顿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距离。到2027年，玛丽娜·勒庞将如何处理这种已变得有些“有毒”的支持？

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盟友从这种意识形态举措中获得了怎样的地缘政治利益？

Maga运动得到了科技巨头和所有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支持。其目标是拆除欧洲的监管体系。所有欧洲极右翼政党都持有怀疑欧盟的态度。华盛顿如今的愿景具有深刻的帝国主义色彩，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美国与拉丁美洲，俄罗斯与欧洲，中国与亚洲。这种看待世界和西方的方式与此前完全不同。华盛顿与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恰恰发生在欧洲需要转向其历史盟友以抵御俄罗斯影响的时刻。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新现实。

欧洲人正试图与加拿大结盟，马克·卡尼（Mark Carney）最近访问了斯特拉斯堡。这类反向结盟是否有用？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也许有一天，共和党中较为温和的派系或一名民主党人将掌权，Maga将成为过去，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插曲。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看不出同样的联盟如何能重生。我们如何能重建像二战后那样意识形态、政治和地缘政治高度统一的架构？

我们正进入一个未知的时期。但这并不是悲观的理由。马克·卡尼向欧洲提出的联盟是继续保护我们的民主并在地缘政治上坚持下去的一条良好路径。讨好美国总统从未对任何人奏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得不面对白宫的攻击性，后者现在将他视为敌人。这也增强了他们对法国选举的兴趣，他们会非常高兴看到他离职。

IDÉES/

喀麦隆的总统继任机制何时能落实？

在平均年龄为19岁的国家中，93岁的保罗·比亚总统在事实上已与行政部门脱节。面对这种权力真空，包括阿希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在内、关注该国民主生活的公民人士要求建立宪法过渡机制。

由一个公民人士委员会发起

Marie-Roger Biloa（记者及电视制作人）、Achille Mbembe（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Akere Muna（国际律师）、Jean-Pierre Bekolo（电影导演）、Georges Dougueli（记者）、Mimi Mefo（记者）、Eric Chinje（发展专家）、Haman Mana（记者及作家）、Michele-Sonia Ndoki（律师）、Eugène Nyambal（经济学家及金融专家）以及 Gilbert Oloko（国际顾问）。

我们，下述签名者——学者、法律专家、艺术家、宗教及社区负责人、舆论领袖以及致力于喀麦隆公民生活的人士，基于对国家民主未来的关注——现向共和国相关机构以及国内国际公众发表声明，旨在确认事实上已出现权力真空，并要求通过立即建立一个可靠且合法的过渡期，为总统继任创造条件。

这一举措并非源于任何个人敌意，而是基于事实以日益增强的力量所揭示的显而易见之点：喀麦隆已不再被治理。

共和国总统现年 93 岁，而该国平均年龄仅为 19 岁，他已执政四十四年。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领导人拥有如此长的任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失去方向的自动驾驶

近年来，总统长期不在国内的情况不仅在时长上增加，频率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与自身政府之间的脱节也日益严重，以至于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果还存在的话——更像是一种远程操控，甚至纯粹是缺位。一个被自己的行政团队忽视、且自身也不再关注行政团队的总统，除了名义上，已不再是其首领。由于数十年来，强化总统制导致行政权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等其他宪法权力过度主导，因此，总统的疏离与缺位自动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瘫痪。

多年来，国家在仲裁、任命以及结构性决策方面，似乎已脱离了宪法赋予这些权力的人，而由一群既无选举合法性也无制度合法性的随从掌控。因此，诸如近期国际法院判定喀麦隆国家需支付巨额债务等紧迫问题，总统府和政府均未做出任何反应。

2025年10月12日的总统选举本可以为该国提供一次和平且无可争议的政权更迭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选举在可信度与结果均受到广泛质疑的条件下进行，阻碍了喀麦隆人民通过最合法途径决定自身治理问题之可能性。

这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导致了剧烈且持久的制度危机，使喀麦隆国家失去了管理、仲裁以及规划国家未来的能力。因此，重大期限被推迟，紧急决定被搁置，国家机器在自动驾驶状态下运行，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明确承担的责任。

这种制度瘫痪是有代价的。国家最高层的决策缺失，给投资者和国际合作伙伴带来了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加之公共资源日益被私人和隐秘的利益集团攫取，导致该国宏观经济平衡恶化并陷入大规模债务危机，而民众则在这一颓势中承受着不利影响。

国家最高层的惯性最终导致了共和国本应打击的行为变得常态化：腐败、镇压异见声音、封锁政治空间、道德沦丧，尤其是逍遥法外。这不仅仅是行政效率的下降，更是共和国承诺所依托的基本原则在被侵蚀，因为缺乏一个能够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合法权威。

喀麦隆宪法规定，在共和国总统职位空缺的情况下，由参议院议长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担任临时总统，这—。

因此，准备应对权力真空的管理并非违背宪法秩序的行为。

相反， 这是使其 完全恢复的 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代理人不得有修改宪法、更改政府组成、诉诸全民公投，或竞选其负责组织选举的职位的可能性。

近期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设立了一个副总统职位，使其在权力真空时能够完成总统的任期，这违反了共和国总统由“直接、平等且秘密的普选”产生这一民主原则，该原则载于第6条款项，并由第64条进一步强化：“任何损害共和国民主原则的修正程序均不得被采纳。”因此，准备应对权力真空的管理并非违背宪法秩序的行为。相反，这是使其完全恢复的前提条件。这是承认事实长期以来所强加的现实，这将使国家终于能够进入其基本法为这种情况所预设的程序。

处于失能状态的国家元首

我们大陆的近代史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国家元首处于明显失能状态，但违背常理被维持在权力之上的例子，其结局应当为喀麦隆的思考提供启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和加蓬就曾出现这种情况。

这四个先例尽管存在差异，但指向同一个教训：对治理失能的认定被推迟得越久，危机出口就变得越暴力、越不确定，有时甚至被非法的行为者——军队、家族圈子或掌权集团——所掌控。上述四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及时启动宪法规定的权力真空机制。正是这种缺失，每次都为即兴且混乱的危机出口铺平了道路，使其处于权力博弈而非法律框架之中。喀麦隆今天有能力且有义务不重复这一剧本。

不承认现实并不能让现实消失。承认权力真空并非是对总统机构的行为攻击：而是一种对宪法的忠诚，是对当代和后代人的爱国主义和责任感。

因此，签名人庄严要求主管当局在严格遵守宪法形式的前提下，认定此次权力真空，以便喀麦隆终于能够在合法与尊严中，开启形势所要求的过渡，而这一过渡在本方案中已有专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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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

每月，萨赫勒地区的专家研究员将分享他们对该地区的思考、见解、趣闻、愤怒或观点。

从欧洲到西非，外国人的糟糕时光

从德国 到塞内加尔， 民族认同主义 利用 “移民淹没”的 幻想进行操弄。 当务之急是 站出来拒绝 刻意培养 差异，并追求 一种新的 普世主义。

这一事件在欧洲乃至更远的地方，依然让编辑部的讨论沸腾不已：在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地区选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给总理梅尔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带来了惨败。在一些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已经（或正在）获得权力，其纲领性话语重点集中在移民和安全等问题上。

对地位下降的恐惧

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小党“民族主义者党”（les Nationalistes）及其领导人塔希鲁·萨尔（Tahirou Sarr）阐述了一种毫无顾忌的民族主义修辞，而这似乎奏效了：他们现在在国民议会拥有一个席位。矛盾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多数党 Pastef 的左翼泛非主义“阳光”之下，后者是该党一路同行之伴——这里借用了阿马杜·库鲁马（Ahmadou Kourouma）在《独立之阳》中所使用的延伸比喻。

曾在马里出现，旨在为反对西方主导提供另一种选择，因为西方试图“强加其文明”。 在世界范围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起来，拒绝培养差异，并向一种新的普世主义憧憬——同时牢记

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如肯尼亚或南非，外国人同样面临糟糕的处境，被指责为“移民淹没”——即便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并且经常成为排外暴力的目标，其背景是某种民族主义目的论的陈述，而这种陈述在选举期间达到顶峰。 这些背景的共同点无疑是民族认同主义的剧本，它以多种形式出现，其中包括“移民幻想”，例如在塞内加尔，这种幻想针对的是几内亚人、黎巴嫩人和尼日尔人。不出所料，他们成为了替罪羊，被归咎为年轻人不幸的原因。这些排外运动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还在于面对

作者：博卡尔·桑加雷 (BOKAR SANGARÉ)

作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我认为我们拥有这种“共同的人类学基础”。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ïd），而少一些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化和文明是“混合且异质的”，它们相互关联且相互依赖。正如赛义德（他所属的思想流派正是德国选择党 AfD 想要在德国禁止教学的内容）在论述西方国家时所写，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石是征服、移民、旅行甚至人口融合的历史。因此，让我们寻找这种“文明的约会 (1)”。

(1) 尤塞夫·库尔巴日（Youssef Courbage）与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著，《文明的约会》，Seuil出版社 (2007)。

在我看来， 需要更多 的爱德华·赛义德， 而少一些 塞缪尔· 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我们观察从塞内加尔到美国，再到俄罗斯、意大利等全球时事时，这种观点在今天似乎占据了上风。

追求一种新的普世主义

我记得一年前在巴马科，在亚亚·戈洛戈（Yaya Gologo，马里前总统特别顾问，现任国家重建部长）的著作《普京与非洲人：全球地缘政治》发布会上，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非洲倡议”（African Initiative）的一名成员发言时引用了亨廷顿教授的话：在他看来，俄罗斯

公民。这充分说明了执政党和政治精英的溃败。 “当欧洲青年，尤其是法国青年，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寻求新体验，以及在本土找不到的工作时，我们怎么能要求非洲人不要屈服于远方的召唤？”面对日益增长的这种“身份幻象”，让-卢普·安塞尔（Jean-Loup Amselle）提出了质疑。“青年的普遍流动是一个当代事实，它与经济全球化相关，而全球化本身则是超自由主义的产物。人们怎么敢给那些仅仅表现得像同龄人一样的人上课？” 正如安塞尔在《幻想中的非洲》（2025）中关于西方国家面对移民情况的解释，目前的应对方式始终倾向于试图满足极右翼。通过制造围绕身份和安全的幻想，以“遏制这些偷走欧洲人工作的‘新蛮族’”，或者称其威胁到“犹太-基督教文明”。这实际上是以文化主义的方式，对神学-

以及许多公民所感受到的阶级下滑的恐惧。

萨赫勒 纪事

签名：COCO

文化/

她是最后一位曾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格雷戈里·派克（Gregory Peck）或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合作的演员。她是最后一位经历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或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片场的演员，也是在世最年长的奥斯卡奖得主。因此，她是大好莱坞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或许也是最后一位巨星——尽管她从未完全被定义为巨星。《码头》（Sur les quais）、《北北西快车》（La Mort aux trousses）和《出埃及记》（Exodus）的女主角伊娃·玛丽·圣（Eva Marie Saint）周二在洛杉矶家中去世，享年102岁。

在2010年代，她接受过少数几次采访。在采访开始前，她会特别说明她的名字是“伊娃·玛丽”，而不是“伊娃”。这是一种优雅的方式，用来提醒对话者，她的名字虽然精致得像是制片厂虚构的，但其实是她的真名。这个具有电影感的姓名由她的父母传承而来，母亲是教师，父亲是一家航空设备公司的资深管理人员，两人都是当地中产阶级的贵格会信徒。

一家人住在纽约州的德尔马（Delmar）。伊娃·玛丽·圣于1924年7月4日出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她是40年代美国青年的典范：成绩优异的学生，热爱运动，信仰适度，曾是高中以及俄亥俄州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的啦啦队长，在那里她准备像母亲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直到她发现了戏剧、伟大的作家，并顺便感染了喜剧的病毒。她获得了戏剧艺术学位，并于1947年在纽约开启职业生涯，在各种试镜中奔波，获得了一些小角色和电台的兼职工作。随后，在1950年，她进入李·斯特拉斯堡（Lee Strasberg）的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这使她得以进入正处于黄金时代的电视圈，而当时的电视圈正是从该学校的人才库中挖掘所有年轻才俊。

过早的倦怠

从1947年到1953年，通过电视剧和电视电影，伊娃·玛丽·圣（Eva Marie Saint）的面孔进入了美国人的家庭。她在其中经常饰演脆弱的少女、好伙伴或模范但常被欺骗的家庭主妇。终于，在1953年由霍顿·富特（Horton Foote）创作的《前往邦蒂富尔之旅》（The Trip to Bountiful）中，她迎来了突破时刻，并与早期电影传奇莉莉安·吉什（Lillian Gish）共同出演。当时她29岁。这部作品先是在NBC电视台播出，随后在百老汇舞台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伊娃·玛丽·圣由此获得了通往名声的签证—。

伊娃·玛丽·圣：好莱坞的金天使

逝世

她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北北西快车》中救了加里·格兰特，在伊利亚·卡赞的《码头》中迷住了马龙·白兰度。这位美国女演员于周二去世，享年 102 岁。

作者：BRUNO ICHER ●●● 当伊利亚·卡赞邀请她担任《码头》的女主角时。

在 1959 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北北西快车》中。照片：GOLDWYN-MAYER. GETTY IMAGES

直到开拍前几周，伊娃·玛丽·圣还与伊丽莎白·蒙哥马利竞争，后者同样是电视明星，后来在剧集《我亲爱的女巫》中扮演被活埋的角色。卡赞最终选择伊娃·玛丽·圣，据他所说，是因为在她年轻美丽的五官之下，脸上透着一种坚毅。这张脸揭示了一个在纽泽西州霍博肯的码头工人中度过青春的女性那种过早的倦怠感。这张脸能够对着她的追求者（在本片中由马龙·白兰度饰演）甩出一句：“我没说我不爱你。我只是让你离我远点。”

这位女演员回忆道，与卡赞和白兰度的拍摄过程非常美妙，她已经习惯了这位演员的即兴发挥，而这种发挥有时会让合作演员快要发疯。“白兰度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多年后说道，“他捕捉一切，利用一切，仅凭一个词、一种语调就能改变整个场景……他就像一只蜂鸟，在四处盘旋的同时观察着一切。当马龙失去演戏兴趣的那一天，是非常悲伤的。”

这部电影中的首个重要角色为影片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和评论成功。随着奥斯卡奖和其他金球奖赛季的临近，《码头》那精明的制片人萨姆·斯皮格尔设法将他的新宠推入最佳女配角类别——对于任何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说，这个选择都极其荒谬，但伊娃·玛丽·圣还是获得了一座金色小像。那天晚上，《码头》横扫颁奖礼：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当她在洛杉矶的潘塔格斯剧院走上舞台，从弗兰克·辛纳屈手中接过奖杯时，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我想我马上就要在这里生这个孩子了，”她笑着说。两天后，她的第一个孩子达雷尔出生，传说他的体重与她的奥斯卡奖杯几乎一克不差。从此成为电影明星的伊娃·玛丽·圣不得不离开她深爱的纽约，前往比弗利山庄的山丘，靠近那些正等待着她的大制片厂。在此过程中，她是美国电影史上唯一一个在获得奥斯卡奖后才搬到好莱坞的人，这一特例对其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首先，因为她继续在电视领域工作，理由是那里的角色和导演至少与好莱坞一样有趣，这让她在制片厂中并不受欢迎。其次，她的地位使她能够对被推荐的角色挑剔，而这种要求很快被等同于名伶的任性。尽管如此，她还是接受了融入这个新环境，在 1956 年出演了由梅尔文·弗兰克和诺曼·巴拿马执导的平庸喜剧《如果我娶了我的妻子》（That Certain Feeling），该片是为同样表现乏力的鲍勃·霍普量身定制的。

人群涌动

随后，她更多地参与到剧本创作中，选择自己的题材和导演，例如她的下一部电影《一把雪》（Une poignée de neige）。弗雷德·津内曼的这部电影，继奥托·普雷明格的《金臂人》之后，是好莱坞少数几部关注毒品危害的作品之一，而这一现象在 50 年代日益严重。这个主题尤为敏感，因为故事并非发生在普雷明格电影中那种黑帮和地下赌博的底层社会，而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其中一个儿子（唐·默里 饰）在因朝鲜战争受伤住院后染上了严重的毒瘾。遗憾的是，这部电影并未达到其打破禁忌的雄心。1957 年，伊娃·玛丽·圣在爱德华·德米特里克的大制作电影《雨树县》（Raintree County）中回归，这是一部关于南北战争前夕的南方史诗，但她的光芒被炽热的伊丽莎白·泰勒掩盖了，顺便一提，她在片中年轻的未婚夫（由蒙哥马利·克利夫特 饰）也是如此。

这个被欺骗且无奈的女性角色预示了她未来的许多角色，但她当时还不知道。此时，她获得了人生中的关键角色。1958 年，正处于好莱坞名声与光环顶峰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筹备《北北西快车》。对于与加里·格兰特搭档的伊芙·肯德尔这个角色，他只要格蕾丝·凯利，不接受其他人。然而，《后窗》和《完美谋杀》的女主角的名字已经刻在了摩纳哥宫殿的信箱上。为了替代她，这位大师要求由伊娃·玛丽·圣出演，这让好莱坞所有女演员都感到绝望，尤其是得到了米高梅（MGM）支持的西德·查里斯。

为了向她宣布这个消息，导演告诉她：“在这部电影里，你不需要哭，而且没有水槽。”这是在暗示她这次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如影随形的绝望家庭主妇的命运。事实上，伊娃·玛丽·圣确实得到了这位电影导演的特殊对待。与蒂皮·海德伦、金·诺瓦克、格蕾丝·凯利或珍妮特·李这些他热衷于在电影中折磨的著名“希区柯克金发女郎”不同，他将她塑造成为一个“反致命女人”的典范。在《北北西快车》中，她既没有被杀害，也没有被折磨或被暴力对待，不像同类角色那样。诚然，她穿着合身的套装，踩着高跟鞋，投以足以点燃火焰的目光，但正是她三次救了男主角的命。其中两次是在浴室里。由此可见，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女性并不总是死在淋浴间里。“我与希区柯克的合作经历是完全尊重、温暖、友好且幽默的典范，”伊娃·玛丽·圣回忆道，“他非常关注电影的技术层面，而对演员的指导则少得多。在拍摄之初，他给了我三条表演指令：降低语调，不要用手，最后，始终直视加里·格兰特的眼睛。他有一种独特的方式，能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唯一能胜任这个角色的人。之后，他就让我随心所欲地表演。”

这次经历也让她确认，明星的地位并不适合她：“有一天晚上，剧组在芝加哥，加里·格兰特邀请我陪他去剧院。当我们到达时，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骚乱。这让我很不安，我知道我无法以这种方式生活。演出结束后，我问加里每次公开露面都是这样吗，他回答我：‘是的，你希望怎样呢？人们晚上回家后会告诉亲人他们见过’”

1945 年 1 月。 照片：约翰·斯普林格 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收藏

“见过凯里·格兰特。”》没有一秒钟，无论是凯里·格兰特还是伊娃·玛丽·圣，曾想象过她或许也可能是引发人群骚动的原因……

随后的职业生涯再也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除了在约翰·弗兰肯海默 1962 年那部阴险的《暴力天使》（All Fall Down）中饰演一个被年轻无赖（沃伦·比蒂，散发着傲慢的色气）诱惑的女性这一亮眼角色外，她主要出演的是制片厂为了对抗势头强劲的电视节目而推出的大制作电影。1960 年，她与保罗·纽曼共同出演了奥托·普雷明格关于以色列建国的现代悲剧《出埃及记》（Exodus）。这部电影获得了成功，而文森特·米内利 1965 年的《沙岸》（The Sandpiper）则不然，在那部电影中，这位女演员再次饰演一名忠诚且被背叛的妻子，其光芒被吸引了所有关注的理查德·伯顿与伊丽莎白·泰勒夫妇所掩盖。

悄然离场

1966年，她在讲述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队的情节剧《大奖赛》（Grand Prix）中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这部电影中，她再次与约翰·弗兰肯海默合作，但淹没在庞大的国际演员阵容之中（包括詹姆斯·加纳、伊夫·蒙当、三船敏郎以及弗朗索瓦丝·哈迪等）。1968年，她出演了罗伯特·马利根执导的暮色西部片《野人》（L'Homme sauvage），与格里高利·派克搭档；1972年，又出演了保罗·博加特执导的一部平庸喜剧《取消我的预订》（Cancel My Reservation），与鲍勃·霍普合作。随后，她逐渐悄然淡出电影界，将重心转向电视领域。她每年拍摄1, 或两部电视电影，随后从80年代起，出演了几部在法国较为知名的剧集，如《邮轮之旅》（la Croisière s'amuse）或《月光》（Clair de lune）。她最后几次在电影中的亮相之一，是在布莱恩·辛格2006年执导的《超人归来》中饰演克拉克·肯特的母亲。

伊娃·玛丽·圣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奉献给了她的孙辈以及对丈夫——电视导演杰弗里·海登的缅怀，后者在两人结婚65年后于2016年去世。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18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当时她负责颁发最佳服装设计奖。这次机会让当时93岁的这位女演员讲述了希区柯克如何拒绝了为《北北西快车》（la Mort aux trousses）准备的所有服装，随后带她去一家高级定制店，把她当成玩偶一样地试装。在离开之前，她还特意提到自己“比奥斯卡学院还要年长”。而现在，这句话也将再无人能说出口。

多米尼克·A 与 弗洛朗·马尔谢：“必须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生存而奋斗”

在这个秋天，两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且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音乐家分别推出了专辑《螺旋》（Spirales）和《移动房屋》（Mobil Home）。这成为了让他们就各自的经历、世界观，以及显然是他们共同的热情与参考坐标进行交流的机会。

采访记录：克里斯托夫·孔特（CHRISTOPHE CONTE） 摄影：西里尔·赞内塔奇（CYRIL ZANNETTACCI），VU

从外在形象来看，两人截然不同。然而，在一位不妥协的摇滚歌曲大拿与其长发飘飘的后辈之间，绝不仅仅是时间表上的巧合。他们的新专辑——多米尼克·A 的第十五张专辑《螺旋》和弗洛朗·马尔谢的第六张专辑《移动房屋》——虽然确实在相近的时间点发行，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共同的痴迷点：主导国家以及某些心态的男性至上主义；消失的指路人（马尔谢赞颂的穆拉，多米尼克·A 提及的 The Opposition 乐队的马克·隆）；如果将视野扩大到他们的整个作品集，则是透过美丽的最后微光，审视一个崩塌世界的恐惧。多米尼克·A 首次选择直接的自传式叙事，以近乎纪录片式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经历，并用一种重新找回的、粗粝且摇滚的火焰将其点燃。相反，弗洛朗·马尔谢则以一名受伤的人道主义者的共情心，为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合唱式的肖像；在精心构思的音乐中，他习惯的领域被注入了新的流动感，尤其是受到了当代电子流行乐的启发。这对法国秋季回归的“赢家组合”确实值得一次对话。

你们的起步时间相差约十二年。尽管如此，你们是否觉得彼此属于同一个家族？

弗洛朗·马尔谢：我很早就发现了多米尼克，因为我的父母经常去参加音乐节并跟我提起过他。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弹很多古典钢琴，而他突然带着一个极小的合成器出现了。我当时在想，怎么可能这样开音乐会。我买了《La Fossette》，知道这样的专辑能够存在，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甚至是一种宽慰。

多米尼克·A：当弗洛朗出现时，我想：“该死！”（笑）。但没错，当然是这样。这里有一种独立文化，一种叙事感，一种相当考究的写作方式，同时又与当代声音、与流行乐保持着某种关系。

你们在对方的专辑中首先被什么触动了？

多米尼克·A：我觉得整体非常棒，但有两首歌尤其让我惊讶得向后靠在了椅子上。一首是关于穆拉的《Orcival》，我觉得非常美，尤其是旋律。另一首《我们什么也不做》（Nous ne ferons rien）也让我心绪波动，我很喜欢它的氛围和你那讲述者的嗓音。但我好奇你想表达什么，这是一首宿命论的歌曲吗？

弗洛朗·马尔谢：这是对生存主义运动的一种嘲讽：一旦世界变得如此糟糕，我并不一定痴迷于自身的生存。真正重要的是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生存而奋斗。说到底，我自己的生命并没有那么重要，尽管我很热爱生活。这首歌在你的专辑中找到了共鸣，尤其是那首《溴化物》（Bromure），深深触动了我。这就是我热爱歌曲和小说的地方：那种并非孤身一人、拥有相同绝望感的感觉。在你的唱片中，最让我触动的是你讲述了一些非常日常且私人化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最终开启了对存在和世界的探讨。

D.A.：我曾经对制作一张具有自传性质的专辑感到惊愕。我写过一些书，而这些书恰恰构成了一种保护栏：我注入书中的内容，不会注入到歌曲中。虽然有少数例外，但这确实是一道边界。而这一次，我的想法是，以我如今这个人的视角去对待过去——一个在漫步中前行，并随兴评论脑海中浮现之想法的人。我希望这能触及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宣泄。

多米尼克·A（Dominique A）与弗洛朗·马尔谢（Florent Marchet），于9月10日在巴黎。

多年来，由于与个人创伤以及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这座城市相关的原因。他将这座城市与我所代表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我是那个背叛者，因为我离开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写成歌曲的主题，他告诉我：“去吧，尽管用。”

这是否导致了音乐色彩变得更加粗犷、直接？

D.A.：在让吉他尘封多年之后，我想重新拿起它们，就像我在听了一段时间 ECM 厂牌的唱片后，突然想重新听 Ramones 乐队一样。此外，还有与信任的音乐家合作这一点。我把小样发给他们，能感觉到他们对我讲述的内容产生共鸣。我们不一定会专门讨论这件事，但这让我感到安心。我总会想起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那句话：“我用我所拥有的去创作，而我拥有的很少。”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去创作。相对于无限的可能性，这确实很少。而我们正是艰难地从这少许素材中提取出东西。

F.M.：这就是我喜欢你这张专辑的地方：在音乐上，一切似乎都经过精心编排，包括乐队和低音大提琴，但与此同时，人们会觉得歌词是在推进过程中即兴写就的。 D.A.：这与我一直以来在 The Clash 乐队身上喜爱的东西不谋而合。我最近重新听了《Sandinista!》和《London Calling》，真的有种歌曲是在现场创作的感觉。我喜欢这种实时跟随叙述者的想法。因为对我来说，歌手本质上就是一个叙述者。 弗洛朗，您觉得这张专辑让您远离了最初的根基吗？

最终成型：在混音的同时进行录音并寻找乐段。Xavier 实时地转换声音，这与多米尼克所说的一样。我弹钢琴或吉他，他转换他听到的声音，而我对这种转换做出反应。这是一个我们并不总是想法一致的二人组，而共识由此变得具有创造性。反男性气质（L'antimasculinisme）是贯穿你们两张专辑的一个主题……

D.A.：当我开始创作时，我非常脆弱，而且相当自觉地持有反男性气质的立场，尽管当时这个词还不存在。与菲利普·卡特琳（Philippe Katerine）在一起时，我们是那个环境里的两个“娇弱之辈”——当时在摇滚乐界，环境依然非常“皮革”，完全没有“酷儿（queer）”的概念。小时候我曾深受这种强加规范之苦，但一旦我成为艺术家，我就不再受其困扰了。

F.M.：我对“走出舒适区”这个表达持怀疑态度。我讨厌这种管理学用语。实际上，这主要是由我的编辑促成的一次与 Xavier de Maere 的相遇。我们喝了杯咖啡，感觉就像一直以来就认识一样。随后他来到了我居住的突尼斯，我们在那里共同创作了三天音乐。我意识到，我长期以来寻找的东西可能

F.M.：我成长于一对女权主义父母身边，但身处一个极具男性至上主义的乡村。在学校里，当有人说“这是一个怂包”时，我无法对此付之一笑：我会觉得是在说我。我也很早就对服兵役感到恐惧。我至今无法理解对规范、秩序的追求。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由恐惧主导的。

崇拜之人的离世也是一个共同主题。

F.M.：我们处于一个开始面对丧亲之痛的年纪。逝去的艺术家或亲人让我们直面自己的历史。例如，艾略特·史密斯（Elliott Smith）对我如此重要，以至于他的去世让我崩溃。好几周时间里，我无法再听他的歌曲。穆拉特（Murat）也是一样，他让文字产生共鸣的方式在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D.A.：他也对我很重要。我有几年时间完全陷入了“穆拉特热”。他对待省份、对待乡村的一种方式触动了我，因为他能够将矿物与植物的元素重新注入歌曲中，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至于 The Opposition 乐队的主唱马克·隆（Mark Long），情况则不同。我年轻时经常听这个乐队，而且我有幸与他同台演出。我们的相遇具有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特质。一段故事正开始书写，却被戛然而止。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具有叙事性。他的突然离世对我而言意味着青春的丧失：我感觉自己与他一起走过了镜子另一端，然后一切突然停止了。

你们两位都表达了对极右翼势力崛起的担忧，而在这个时代，政治参与让艺术家们感到僵化。

D.A.：当我谈到博洛雷（Bolloré），说我不再去 Relay 书报店或在某些场馆演出时，这并非英雄之举。这是一种象征—。

文化/

……而且我仅代表我自己。在某个时刻，绝对的中立变得无法维持。我并非在理智上决定表态：而是在生理上感觉到沉默已经满溢而出。我们自己几乎已经内化了那种关于“参与性言论”的刻板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极右翼的网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如山般的谩骂。有些人说我不出名，所以应该闭嘴；有些人则指责我是特权阶级，同样要求我闭嘴。有些人确实让我觉得好笑，比如有人说：“你不过是个穿着草鞋的极左老歌手，你的意见我们根本不在乎。”我觉得这评价简直完美（笑）。F.M.：艺术家依然能引起反应，这已经是一件好事了，而科学家、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声音几乎被完全隐形化，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我看来，这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依然坚持，拥有文学或音乐这样的媒介，是否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D.A.：出于个人原因，在制作这张专辑期间，音乐字面意义上地让我能够维持呼吸（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我想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可能会疯掉。创作的必要性是荒诞的，因为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人需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F.M.：我也是，我以一种自私的方式在做。写作、做音乐，是我解读世界和解读自己的方式。如果我明天成了食利者，我依然会继续写小说和做音乐，而不在意它们是否出版。问题在于将其作为一种职业。发行一张专辑或一本书，几乎就是麻烦的开始。我最喜欢的时刻，是作品构建的时刻。 D.A.：而我，从未停止热爱制作专辑以及人们聆听它们这个想法。即使是最阴郁的作品，想到能得到公众的反馈，我也感到欣喜（笑）。相比之下，舞台则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蛋糕本身。它缺乏创造性，更多是在呈现和重复，但后续的灵感往往就产生于此。

F.M.：在试音期间产生的旋律，在演奏时出现的想法，所有这些确实可以滋养写作。最终，正如你所说，我们在创作的那一刻，利用我们当时的状态去创作。

D.A.：以及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即使拥有的很少。

DOMINIQUE A SPIRALES (Cinq7 / Wagram)。

触发点是什么？

FLORENT MARCHET MOBIL HOME (Nodiva / Wagram)。

D.A.：在普罗万（位于塞纳-马恩省）的加尼埃花园散步，那是我的童年之城，我在多年后回到那里。歌曲《有一天我消失了》（Un jour j'ai disparu）同样与一位四十多年未见的朋友重逢有关。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从未重新联系，因为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他肯定听说过我。他向我解释说，他拒绝听我的——

音乐会日程

10月8日 Shane Parish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0月10日 Etinsel Maloya Gystere

10月24日 Dub Night #6

10月28日 Rayess Bek & Joan Baz

10月31日 Ava Mendoza Wendy Eisenberg

11月6日 Ar Ker-Seb Brun 11月8日 Kami Octet & Karim Ziad

11月30日 + 12月1日 Les Rencontres AJC 12月17日 Milkweed...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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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摇滚、电子音乐…… 每周，《解放报》将帮助您掌握新发行作品的最新动态。

披头士（The Beatles）、赛门与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克罗斯比、斯蒂尔斯与纳什（Crosby, Stills & Nash）以及海滩男孩（Beach Boys）在灌木丛中赤裸地起舞。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合唱团，雏菊花冠像光环一样漂浮。这段音乐出自

Bernard Ilous 之手，他是一位作曲家、广告曲作者，并在 1971 年与 Patrice Decuyper 共同创作了一张疯狂的专辑，在合唱的狂欢中穿梭于极小与极大之间。制作人 Astrobal (Emmanuel Mario) 决定向他致敬，并与同伴（Julien Gasc, Michelle Blades, Leo Blomov...）一起翻唱了他的所有歌曲。在这张迷你专辑之后，每两周将揭晓一首曲目，直到 Ilous 的生日——他明年将庆祝 80 岁生日。瑰丽、迷幻、缓解焦虑。

MARIE KLOCK

I LOVE ILOUS PRÉLUDE EP (Liaison)。

自从摆脱 P. Diddy 的掌控以来，Dawn Richard 虽然不再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但她从未停止过创作。以至于她必须分身来处理喷涌而出的灵感：在与氛围爵士编织者 Spencer Zahn 合作两张专辑后，她再次穿上“克里奥尔之王”（King Creole）的装束，以完成她关于新奥尔良的三部曲。新奥尔良这座音乐、欢乐与悲剧的律动之城，见证了她的出生，以及她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离开。《Creole Culture》是一张充满 house、funk 和 R'n'B 的专辑。其中还包含温柔之情，而这在预料之外——因为这张精美的专辑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温柔、最柔和的作品。这位美国艺术家表示，在奔波二十年、经历成功以及为了生存而挣扎之后，这表达了一种所谓的“重获平静”。这对她，以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OLIVIER LAMM

DAWN RICHARD CREOLE CULTURE (Merge)。

在去世五年后，Jon Hassell 通过一张专辑回归，这张专辑提醒人们，生者世界是多么缺失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他那幽灵般且奇幻的音乐，像一个振动光谱一样放射，召唤着彼岸。这正是这部结集标题的寓意，它为其名为《Pentimento》的三部曲画上了句号。“谁能说出另一个人在听音乐时经历了什么？它仅作为每个个体特有的内在体验而存在，”这位小号手写道。谁能描述进入 Jon Hassell 宇宙的体验？悬停，这就是这段音乐中神秘的魔力，对于那些比起严谨定义更偏好私密感受的人来说，现在与过去让整个世界在此显现。

JACQUES DENIS

JON HASSELL MUSIC IS INVISIBLE (Ndeya)。

Pet Shop Boys 棋逢对手，数学交锋

这对英国组合 以大胆且狂热的 原声带，重新审视 数学家艾伦·图灵 的一生。

这是对 Pet Shop Boys 音乐作品多重层次的又一次探索。这对英国组合通常致力于分析、拆解并超越流行音乐，但有时也会介入已有的素材，为其注入第二次生命。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套机制，只不过换了一套更体面的“外衣”。在 2004 年用轰鸣的弦乐和史诗般的副歌重新演绎《波特金号战舰》原声带之后，尼尔·坦南特（Neil Tennant）和克里斯·洛（Chris Lowe）这次将目光投向了数学家艾伦·图灵的一生。这八首曲目是与图灵权威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合作完成的，标志着一个始于 2014 年 BBC 音乐会的项目最终完工。此次，组合为其注入了更浓的电子色调，而霍奇斯则由演员朱丽叶·史蒂文森（Juliet Stevenson）负责提供更新后的叙述。

结果是一部狂热的传记原声带，追溯了这位在密码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先驱意义的数学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直到他因同性恋被起诉以及 1954 年自杀身亡。由于风格多样且调制丰富，整部作品可能无法让人立即适应，但在聆听几次之后，人们能相当容易地在这一高密度叙事中找到方向。弦乐与电子乐之间经常出现令人震撼的对比，在暴风雨般的气氛（如《Natural Wonders》，像是 80 年代末 Depeche Mode 在其 B 面器乐曲中尝试风格的精致变体）与更具挽歌色彩的时刻（如《The Trial》，无疑是 Kraftwerk 与新浪漫主义之间最美的跨界之作）之间交替。

《来自未来的人》（A Man From the Future）并非一段轶事般的插曲，它提醒人们，Pet Shop Boys 在法国经常被简化为被困在 80 年代的金曲制造机，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过去五十年中最大胆、最博学且最具前瞻性的团体之一。

LELO JIMMY BATISTA

PET SHOP BOYS 《来自未来的人》（A MAN FROM THE FUTURE） (Parlophone / Warner)。

2024 年的克里斯·洛和尼尔·坦南特，即 Pet Shop Boys。 摄影 EVA PENTEL

2015 年，正值亚特兰大三人组人气最高峰时，媒体 l'Abcdr du son 的 Yérim Sar 纠正了 Rohff，因为后者似乎没意识到 Migos 是一个组合的名字，而不是某个单一说唱歌手的名字。如今，这个组合已不复存在——Takeoff 在 2022 年被杀，Quavo 和 Offset 闹翻了——但关于这类平庸说唱歌手地位的微妙问题依然存在。然而，当他们以三维形式出现以更好地折磨我们时，他们又是如此关键，用业内陈词滥调地宣读着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曾以这种方式听过的话语。Quavo 有时能模拟出某种快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及时的合作（如巨星 Tyler, the Creator）或状态相当不错的 Pharrell 制作的丰满编曲。虽然这不能让我们极度狂喜，但其优点是没有完全破坏我们的记忆。

LAURA COURTY

QUAVO 《QRÖMELIFE》(Motown)。

突然之间，他出现在我们的 TikTok 动态中，总是拍他在自己的小型家庭工作室里，光线糟糕，样子像个真心遗憾不能给你批下零利率生态贷款的银行职员。在交给一个社区的评价时—。

社区有时抱怨在混音中听不到他的声音，或者缺乏艺术指导，但 Ariane Bonzini 依然坚持他那由自己制作、嗓音纤细的 R'n'B 风格，这像是 Jorrdee 和 645AR 的隐藏亲戚；这张与一群和他一样圆滑的音乐家共同录制的首张专辑，在同类风格中堪称成功。并非该风格本身令我们着迷，而是这个男人似乎承载着堆积如山的心碎，而那些近乎病态执念的性感哀歌中渗出的那种令人愉悦的恶心感，具有强烈的让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

M.K.

ARIANE BONZINI 《MEC NORMAL》（半醒状态）。

萨洛美·乔丹尼亚（Salome Jordania）在 30 岁时发行了一张出色的首张 CD，她将于周三在巴黎科托音乐厅（salle Cortot）进行演出。这位格鲁吉亚钢琴家的精湛技巧和音乐感在李斯特的《日内瓦之钟》中便令人惊叹，但在《孤独中的上帝祝福》中，她那珍珠般流畅、色彩丰富的演奏显得过于温柔、波动且轻盈，相比之下，人们更倾向于阿劳（Arrau）那种如青铜般强有力的演奏；而她的《b小调奏鸣曲》中仍缺乏像阿尔格里奇（Argerich）那样的凶猛。尽管如此，在斯克里亚宾（Scriabine）那极具挑战性的半音阶且对比强烈的 op.36（《撒旦诗》）和 op.68（《黑色弥撒》）中，她对声音平面清晰度的掌控依然令人震惊，即便索夫罗尼茨基（Sofronitsky）和霍洛维茨（Horowitz）的演绎在想象力和神韵上依然不可逾越。

埃里克·达汉（ÉRIC DAHAN）

萨洛美·乔丹尼亚 《PASSAGE: A SPIRITUAL ODYSSEY》（La Dolce Volta）。

文化/

Tiakola 的《WpointM》，传达精准的信息

这位 26 岁的说唱歌手在听感上表现出一种表面的轻盈，批评对他而言似乎毫无影响，他有效地传达了第二张专辑中的理念，其中蕴含着他的刚果之根。

成为 Tiakola 应该并不容易。因为他是法国最受关注的音乐人之一，因为媒体和商业的邀约接踵而至，因为哪怕是最微小的立场表态——尤其是来自黑人的表态——都可能引发令人作呕的反应。面对这些陷阱与责任，必须拥有极强的心理承受力。然而。

在喧嚣之中，他就在那里，满脸笑容，神情放松，仿佛围绕着新专辑《WpointM》发行的种种压力都与他无关。“为了美必须受苦，”他笑着说，“所以我接受受苦，心态很稳。”在巴黎的一间办公室里，他讲述了这张充满双关语和生活参考、饱含“信息”的第二张长篇专辑的创作过程。

平衡者。“信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词。在对话中他使用了这个词 15 次以上。《WpointM》是一张被“运动”理念贯穿的专辑。它讲述了作者 William Mundala 的故事，他出生在拉库尔纽夫（塞纳-圣但尼省）的 4000 住宅区（Cité des 4000），自 2022 年起获得极高知名度，并被迫离开那里以寻求发展。事实上，专辑的开篇就是一段该市市长 Aly Diouara 采访的片段：“在某个时刻，即使你想留下，你也无法留下。[...] 但走吧，伙计。走吧！”

说唱歌手 Tiakola。YLIES GRIYEB

因此，Tiakola 带着坚定的决心离开，为了能更好地回馈。在旅途中，他的刚果之根浮现，背叛、金钱、善与恶成为了思考的源头。这一切都表达在一种表面的听觉轻盈中，同时也像一场平衡表演：在必须传达信息的同时提供娱乐。“我知道如何创作高效的曲目，”这位目前的销量冠军指出，他的专辑中 17 首歌曲全部进入了 Spotify 法国 Top 100 榜单，“但如果我只放入潜在的热门单曲，我就失去了深度，失去了信息。”

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责任，是法国各社区移民后代青少年的榜样。他对此类练习驾轻就熟。从 17 岁起，在 4Keus 组合中，他凭借单曲《O'Kartier c'est la hess》获得了初步的名声。随后直到 2020 年，他推出了三张专辑和五张混音带。“我很早就离开了社区，因为我立刻就面对了现实，”他回忆道，“当你经历这一切时，你必然比你的童年好友更成熟，你会有额外的动力去摆脱困境。”

他的说话方式有点像足球运动员。事实上，在意识到自己的水平稍显不足之前，他差点在球场上开启职业生涯。“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而我没有那种感觉。”他唱到必须“成功”的义务。Tiakola 的崛起也是他亲近之人以及那些认同他的人的崛起。在《WpointM》的封面上出现了他父亲家族的成员。“这张照片是在金沙萨的马卡拉区拍摄的，我父母在那里相识。”他从未在那里生活过，也没有机会前往。“我们没有能力。在 2021 年前往那里之前，我与刚果的联系仅限于音乐。在拉库尔纽夫，我的母亲来自一个金邦古主义（kimbanguiste）家庭，经常听福音音乐。我的父亲则更喜欢 Papa Wemba, Koffi Olomidé... 我开始关注那个国家的音乐，然后是它的历史。我理解了那里战火纷飞的原因。”

眨眼示意。在《WpointM》中，这种传承随处可见。不仅体现在器乐演奏中，也体现在音乐视频中，比如由伊德里斯·蒂贾尼（Idriss Tidjani）执导的《Caméléon》，其中充满了对刚果文化的致敬，例如对查尔斯·蒙巴亚（Charles Mombaya）作品的借鉴。因此，传递的信息至关重要。在曲风罕见的《Mélo Décalé》（采用了 coupé-décalé 风格）中，他质问 YouTube 和流媒体平台，指责它们支付给“法语区非洲艺术家”的收入低得可怜。在单曲《Ronnie Kray》和《Savage》中，他展示了法国国旗，这激怒了网民和极右翼评论员。“这件事我也经历过了，”他肯定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批评和辱骂。我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我对此坦然面对。我将永远代表这面旗帜，因为佩戴它是一种自豪。”

当被问及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时，他简单地回答，并未详细阐述自己的信念。

因为从他音乐中点缀的细节来看，这些信念已足够清晰。“只要音乐好，信息能传达出去，其他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布里斯·米克莱（BRICE MICLET）

TIAKOLA 《WPOINTM》（华纳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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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生命 (Vies minuscules) 展览 / 活动 / 24.09.26→31.01.2027 举办于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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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区 (En zone mix)

“我的专栏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他们绝对信任我，”他保证道。对于该电台近期有些混乱的开学季，他则不愿发表评论；此前，围绕评论员查尔斯·萨平（Charles Sapin，来自《当前价值》杂志）的入职问题，双方陷入了长达一个月且最终告吹的冲突。今年夏天，面对红色麦克风，他向听众透露自己有一个2岁的小女儿，由他与最好的朋友兼经纪人莫德·布鲁克（Maud Brooke）共同抚养。起初，莫西曼（Mosimann）仅打算作为单身母亲的捐精者，但最终在孩子出生时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父亲。“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观念中……认为去看心理医生就是疯了。你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矜持。但能分享这个想法，意味着很多。”

他的父母在他还是孩子时就分开了。当时住在德语区瑞士的家庭分崩离析。父亲开着他的流动可丽饼车在全国各地奔波，由莫西曼的大姐陪同。他则在瑞士与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随后他们定居法国，先是在上萨瓦省，后来搬到了伊耶尔（瓦尔省）。他的母亲接连从事各种零工，做家政。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认为自己来自“底层法国，那些看法语配音电影的人。这很好，但这同样是一种社会地位。”父母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一段在他如今看来是不稳定的时期： “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我当时就像电影《生活是一条长长的平静河流》里的格罗斯耶一家。但那里有爱。格罗斯耶一家非常幸福，比勒·凯诺一家幸福得多。”

1988年2月 出生于日内瓦（瑞士）。

2008年2月 赢得《星学院》（Star Academy）冠军。

2025年起 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早间节目担任专栏作家。

2026年10月10日 《星学院》在TF1频道重启。

10月17日和18日 巴黎 Zenith 剧院演出。

这个男孩很小就梦想从事音乐。在母亲的帮助下，他发现了舞台能带来的情感冲击。是她为他支付了钢琴、吉他、鼓的课程费用，并且“开车带着他的设备去参加演出”，演出地点分布在村礼堂、青年旅舍以及养老院。在定居瓦尔省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人的生活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充满激情的艰辛岁月。19岁时，这位年轻的DJ在瓦尔省的夜生活圈中被称为“John Louly”，让朋友和南方的派对爱好者们起舞。此时，他被《星学院》的制作人联系，一名在度假期间发现这位“一人乐队”天赋异禀的电视台员工向他们透露了情况。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地下techno DJ”，担心加入一个他声称从未看过的节目会“背叛自己的圈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参加试镜。抵达城堡后，莫西曼说他很快感受到了“业力反噬。我当时带着一点嘲讽节目的心态去了，心想这肯定轻而易举。而当时那个自以为是的蠢货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从饮食到鞋子全部坚持纯素主义，莫西曼将自己定位为动物权利的捍卫者，甚至表示可能会“投票给动物主义政党”。2012年，在签署的一份支持同性婚姻的请愿书中，他的名字与米卡（Mika）、珍妮弗（Jenifer）或朱利安·克莱尔（Julien Clerc）等艺术家并列。确实有些事情会让他紧张并打破他那憨厚善良的形象：即 A412 高速公路项目，这是计划在托农莱班（Thonon-les-Bains）与马希伊（Machilly）之间建设的一段 16.5 公里的路段。数百棵树即将被砍伐，对于他深爱的动物来说，这又是另一个荒谬的决定。在不在录音室或打碟机前时，这位单身汉喜欢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巴黎。如果说他曾一度因为夜生活圈中某些人将他贴上“电视选秀综艺”的标签而感到痛苦，那么如今，“Mosi”对此已不以为意。

作者：CHARLES DELOUCHE-BERTOLASI 照片：CAMILLE MCO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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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IRE GAME OF ROSES

Adhérents et sympathisants socialistes et sociaux-démocrates votent vendredi et samedi pour désigner leur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Un premier tour à l'issue incertaine. PAGES 2-5

Primaire à gauche Un scrutin qui rend flou

Raphaël Glucksmann est favori du premier tour de la désignation des socialistes et sociaux-démocrates qui commence ce vendredi matin. Mais la composition complexe des quelque 140 000 personnes qui peuvent voter laisse le jeu très ouvert.

Par LUCIE ALEXANDRE et ARTHUR LOUIS Infographie ALICE CLAIR

Dénouement banal ou coup de théâtre? Depuis la clôture du corps électoral lundi soir à minuit, les cinq candidats de la primaire avancent dans le brouillard. Le favori Raphaël Glucksmann peut-il être élu dès le premier tour? Ou au contraire être distancé par son principal concurrent,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Olivier Faure? Le duel déjà vendu sur l'affiche du second tour des 16 et 17 octobre peut-il être pulvérisé par la hype inespérée d'une Ségo-lène Royal, d'un Emmanuel Maurel ou - encore plus surprenant - d'un Jérôme Guedj? Jusqu'à l'annonce des résultats samedi soir, à 20 h 30, dans une salle du XXe arrondissement à Paris, l'exercice des pronostics relève plus du tiercé que de l'analyse politique.

Car certes, Raphaël Glucksmann devrait en théorie faire la course en tête. D'abord, parce qu'il est le seul à dépasser la barre des 10% dans les sondages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mais aussi parce qu'il est soutenu par un grand nombre de barons socialistes, dont les deux chefs des groupes parlementaires Boris Vallaud (Assemblée nationale) et Patrick Kanner (Sénat). Reste que sa volonté d'utiliser la primaire pour trancher définitivement la question des alliances, en proscrivant toute forme de partenariats futurs avec les insoumis, a durci l'enjeu de la compétition. Au-delà du charisme et des propositions portées par les uns et les autres, c'est aussi le positionnement du PS dans les mois et années à venir qui s'est trouvé au cœur des trois débats télévisés. Par réflexe identitaire, les adhérents socialistes refuseront-ils de nommer capitaine une personnalité extérieure qui revendique vouloir s'immiscer dans les choix stratégiques de leur boutique? Ou préféreront-ils rester fidèles à la ligne unitaire portée par leur chef depuis maintenant plus de huit ans?

«LA CLÉ DU SCRUTIN»

La hausse inattendue du nombre de participants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a finalement recouvert les rapports de force initiaux d'un voile brumeux. Alors que les caciques du parti à la rose et au poing espéraient franchir la barre des 100000 inscrits – sans être certains d'y parvenir – la commission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a révélé mardi avoir surpassé l'objectif. Au total, 140282 votants pourront prendre part au scrutin accessible de ce vendredi 8 heures à samedi 20 heures, avant une réouverture du corps électoral dans l'entre-deux-tours.

Les bons chiffres d'inscriptions au PS et chez Place publique (37017 sympathisants socialistes en plus des 31030 militants à jour de cotisation, et 28456 inscrits dans la formation de Raphaël Glucksmann contre moins de 10000 avant sa candidature) incitent d'ailleurs chaque camp à envisager une issue favorable. Même si, en plus des inscriptions au PS, chez Place publique ou à la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 (le petit parti d'Emmanuel Maurel qui compte 1084 votants potentiels), s'ajoutent au corps électoral les 42695 personnes qui ont déboursé les 10 ou 15 euros nécessaires pour adhérer à la plateforme «Choisir 2027» et dont personne ne peut prédire le vote.

Voir midi à sa porte au milieu de l'obscurité, «ça ne change rien au résultat final mais ça rassure tout le monde jusqu'à samedi soir, s'amuse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 L'adhésion à la primaire a été plus importante et plus diversifiée qu'on pouvait le penser donc beaucoup d'hypothèses sont plausibles.» L'ancien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va jusqu'à dire que «la clé du scrutin» réside peut-être là: «C'est un peu plus ouvert que ce qu'on pouvait penser.» Aussi parce que la hausse des adhérents à Place Publique n'a pas écrasé celle des nouvelles recrues socialistes, comme on aurait pu l'imaginer.

Après avoir fanfaronné jusqu'au week-end dernier, les équipes de Raphaël Glucksmann ont donc soudain cessé d'exhiber la peau d'un ours qu'ils n'avaient pas encore tué. «J'entends dire qu'on pourrait gagner au premier tour. Franchement, ce serait un exploit dans une compétition à cinq. Nous, on prépare le second», tempère ainsi un élu socialiste à ses côtés, pointant notamment une zone d'incertitude autour des 42000 inscrits de la plateforme «Choisir 2027». «On a l'apport des inscrits de Place publique et on sait qu'on a un soutien très important au sein du PS, donc sur ces corps constitués, on sait à peu près où on en est. Mais le reste, pour qui sont-ils venus ?» s'interroge-t-il.

«PERSONNE NE CONTRÔLE PERSONNE»

Plus confiant, un autre membre de la campagne de Glucksmann croit identifier des signaux positifs en regardant le détail des inscriptions sur la plateforme non partisane, qui pèsera environ 30 % des électeurs potentiels. Selon lui, beaucoup se sont faites dans des villes où le score du leader de Place publique aux européennes de 2024 était très élevé (Lyon, Bordeaux, Toulouse...), avec une moyenne d'âge assez élevée qui correspond à la sociologie de ses partisans. «Je ne vois pas cette catégorie de la population très sensible au discours d'Olivier Faure sur le "génocide" [des Palestiniens à Gaza, ndlr]», ajoute le même qui dit ne pas avoir vu le premier secrétaire et ses proches mettre autant de forces dans les coups de fil aux sections et aux fédérations durant cette campagne que lors du précédent congrès à Nancy en 2025.

«Rien n'est fait, tout est interprétable, donc on peut avoir des bonnes comme des mauvaises surprises, veut pourtant croire l'eurodéputé Pierre Jouvet, qui officie comme directeur de campagne d'Olivier Faure.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tout le monde nous a prédit, nous sommes rentrés dans cette campagne en étant archichallenger, mais finalement tout est jouable.» Sans compter, rappelle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parti au poing et à la rose, que «le corps électoral de démarrage, celui des partis politiques, ne représente finalement que 25% des électeurs».

«Bien malin celui qui peut dire ce qu'il y a dans la boîte, assure aussi un membre de la direction du PS, les gens se sont mobilisés massivement le week-end dernier et personne ne sait vraiment au nom de quoi.» Le même rappelle que, contrairement à d'autres votes internes, comme celui qui portait sur les modalités d'organisation de la primaire le 9 juillet, les orientations des sections socialistes locales ne seront pas traçables. Or, c'est habituellement de cette manière que se gère la discipline collective entre les différents courants à l'intérieur du parti. «Pour une fois, personne ne contrôle personne», note-t-il. Sans qu'on sache à qui cette liberté de conscience pourrait bien profiter.

QUELQUES ANICROCHES

plantées par le même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écoulée, y compris pour relégitimer le président sortant auprès de son propre camp.

Une période qui avait notamment permis à ses potentiels challengers – comme Benoît Hamon ou Arnaud Montebourg – de faire entrer leurs propositions dans l'atmosphère politique. «Benoît avait eu plusieurs mois pour installer son idée de revenu universel!» fait valoir, envieux, Jérôme Guedj qui aura tenté, à chaque débat, de placer son concept de «sécurité sociale intégrale». Résultat: au lieu d'avoir une famille socialiste qui, comme à son habitude, s'écharpe entre camarades sur réalisme et idéalisme en matière éco-

Emmanuel Maurel, Jérôme Guedj, Olivier Faure, Ségolène Royal et Raphaël Glucksmann lors de leur ultime débat, dimanche. PHOTO STÉPHANE LAGOUTTE MYOP

nomique, ce sont les divergences sur le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qui ont occupé le devant de la scène lors des joutes télévisées successives. Ou la fracture profonde sur les relations à entretenir vis-à-vis de Jean-Luc Mélenchon.

Au milieu de l'affrontement entre Faure et Glucksmann, les trois autres petits candidats ont, de leur côté, eu plus de mal à exister dans une campagne très courte d'à peine un mois, démarrée officiellement le 15 septembre. Et n'ont pas – sur le papier – été en mesure de bousculer les équilibres initiaux. A titre de comparaison, la primaire de 2011 avait, certes, aussi eu lieu en octobre. Mais le principe d'une désignation ouverte avait, lui, été arrêté par un vote des militants socialistes... deux ans plus tôt. Quant à celle de 2017, elle s'était déroulée en janvier, bien plus proche du sprint final. Et même si François Hollande avait attendu début décembre 2016 pour annoncer son choix de ne pas se représenter, les fondations de cette sélection interne avaient été

PRIMAIRE, MODE D'EMPLOI

De quoi redouter quelques anicroches pour la suite, quand les adversaires d'aujourd'hui devront se retrouver demain dans la même équipe. Car si la charte de la primaire engage en principe tous les candidats à soutenir le vainqueur, d'autres questions difficiles restent en suspens, comme le montant investi par le PS dans cette offensive présidentielle, du programme final qui sera défendu par le (ou la) gagnant(e) ou celle des alliances avec d'éventuels partenaires. De quoi se rappeler que personne n'a jamais voulu de cette élection telle qu'elle se déroule ce week-end. Alors qu'Olivier Faure défendait le principe d'une primaire commune avec les Ecologistes ou les ex-insoumis Clémentine Autain et François Ruffin, Raphaël Glucksmann et une partie des socialistes ont tout fait pour enterrer cette idée. Avant d'atterrir sur cette option «de synthèse» resserrée autour du PS et du parti de l'eurodéputé. Façon de contourner une brouille qui mériterait plutôt un congrès que la désignation d'un candidat à l'Elysée.

Un vote sur deux jours. Ce premier tour s'ouvre ce vendredi matin et sera clôturé samedi à 20 heures. La proclamation des résultats est attendue pour 20 h 25.

Un deuxième tour la semaine prochaine. Si aucun des candidats ne dépasse les 50 % ce week-end, une deuxième manche se déroulera les vendredi 16 et samedi 17 octobre.

Un vote (en partie) électronique. Les adhérents des partis engagés dans cette désignation (Parti socialiste, Place publique et 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 ou les personnes ayant déboursé 15 euros sur une des plateformes prévues pour voter (sur le site du PS ou «Choisir2027») ont reçu identifiant et mot de passe pour voter en ligne. En parallèle, plus de mille points de vote physiques avec des isoloirs contenant une tablette ont été prévus.

L'engagement de soutenir le vainqueur. Dans la charte commune signée par tous les candidats, le vainqueur doit «proposer le rassemblement à tous les partis de la gauche démocratique, écologique et républicaine» et tous doivent «respecter le résultat du vote et soutenir le ou la candidat·e élu·e à l'issue du scrutin».

ÉDITOR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Clivage

Elle fut longue à aboutir, parfois douloureuse et frustrante pour celles et ceux qu'elle a laissés en chemin – les écologistes et les membres de L'Après – mais finalement cette primaire socialiste et sociale-démocrate aura été utile. Les audiences des débats télévisés montrent que la politique intéresse encore, ce qui est une bonne nouvelle dans cette période de paralysie post-dissolution. Elle aura été intéressante pour ce qu'elle a montré et pour ce qu'elle n'a pas montré. Elle a montré des dirigeants de gauche positionnés sur deux planètes différentes, celle qui exclut un rapprochement avec LFI (Raphaël Glucksmann et Jérôme Guedj) et les autres, notamment Olivier Faure qui préfère ne pas insulter l'avenir. Très logiquement, elle a montré le même clivage sur Israël et la Palestine, les deux anti-LFI refusant de qualifier de génocide les crimes commis à Gaza quand Olivier Faure assénait le mot avec force. Elle a montré des détestations si aiguës entre certains candidats (Guedj et Faure, Faure et Glucksmann, Royal et Glucksmann) qu'on se demande si certain-es perdant-es pourront vraiment se ranger sans moufter derrière la personne qui remportera la mise. Les débats de cette primaire n'auront en revanche pas montré un appétit forcené pour la crise environnementale, malgré l'été caniculaire, les incendies, la sécheresse. Comme si les uns et les autres préféraient tenter de se démarquer sur les sujets les plus clivants. Qui, justement, s'est le plus démarqué des autres? Impossible à dire. Cette primaire a été lancée avec un favori, Raphaël Glucksmann, le mieux placé dans les sondages présidentiels. Elle se termine floutée par les coups assénés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qui ont laissé une impression de cour d'école dissipée. La personne qui sera désignée à l'issue de cette primaire ne sera pas au bout du chemin, loin de là. Il lui restera à slalomer entre l'ombre de François Hollande, qui guettera le moindre faux pas pour se matérialiser, et celle de Mélenchon qui écrase pour l'heure le reste de la gauche dans les sondages. Mais nous ne sommes qu'en octobre. Tout reste possible.

Olivier Faure lors du premier débat de la primaire, le 23 septembre. PHOTO THÉO COMBES

Olivier Faure, un stratège pris à son propre piège?

A la tête du PS depuis 2018, le député de Seine-et-Marne a su se maintenir en composant avec les circonstances, tout en défendant l'union de la gauche. Un exercice compliqué.

Difficile de décoller une éti- quette apposée comme le moyen le plus rapide pour vous définir. «Tacticien», répond Raphaël Glucksmann fin août sur France 2, quand on lui demande de résumer en un mot Olivier Faure, son principal rival dans la primaire, dont le premier tour a lieu vendredi et samedi. «Cet homme a la plus belle plasticité de discours de tous les hommes politiques de France», griffe aussi un sympathi- sant insoumis au micro de Quoti- dien, quand il voit débouler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à la manifestation des lycéens. Vieux opposants, anciens alliés ou soutiens fidèles mais désabusés: tous adressent le même reproche au député de Seine-et-Marne. Insaisissable, son art de la godille lui a, jusqu'ici, permis de rester en piste. Mais le relègue pour l'instant au rang d'outsider dans la compétition interne du «pôle socialiste» destinée à désigner un candidat pour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puis son modeste bureau de l'Assemblée, Olivier Faure réaffirme, lui, qu'il n'a jamais dévié de sa ligne. Et justifie point par point chacun de ses choix. En tirant sur sa cigarette électronique, avec ce calme imprenable qui a rendu fou ses adversaires les plus motivés. En 2018, cet éternel acteur de l'ombre de l'appareil socialiste était devenu le chef d'une maison en ruines. Rebâtie sur la promesse de rompre avec le quinquennat de Hollande – qu'il a accompagné comme collaborateur à l'époque où ce dernier était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 dont il s'est appliqué à dresser l'inventaire.

Après avoir hésité à rejoindre le macronisme en 2017, Olivier Faure fixe plutôt comme objectif d'ancrer le PS à gauche. Et s'affiche, en 2022 et déjà sans succès, comme défenseur de l'union avec les autres forces de gauche à l'approch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 n'est pas ma faute», dira-t-il alors, tel Valmont en anaphore dans la célèbre lettre de rupture des Liaisons dangereuses. Coupables désignés: les verts cramponnés à leur primaire, et Anne Hidalgo qui croit en ses chances.

Le premier secrétaire garde les rênes à l'issue de ce plantage historique (1,75%), pour sceller la réconciliation – tout aussi historique – des gauches socialistes et insoumises pour les législatives qui suivent sous la bannière de la 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 (Nupes). Il entre ainsi dans la lumière,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avec Jean-Luc Mélenchon, auréolé de la popularité acquise en tant qu'artisan de l'union. Le fait-il par conviction ou pour sortir le PS de l'ornière? En interne, il se maintient en tout cas sur cette voie unitaire au congrès de Marseille de 2023, malgré les protestations de près de la moitié du parti, doté d'une faible majorité qui ressemble de plus en plus à une ligne de crête. La dissolution de 2024 et la nouvelle campagne d'union de la gauche aux législatives sous la bannière du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renforcent sa position. «Mais il rate là une occasion historique : il laisse Mélenchon reprendre la main avec son discours "le programme, rien que le programme", observe un socialiste qui le connaît depuis longtemps. Or il aurait dû s'opposer le soir même à lui pour s'imposer, à gauche, comme alternative à LFI.»

Lâché. Mais Faure ne veut pas se prendre Mélenchon de face. Avec d'autres personnalités comme la cheffe des E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ou les ex-insoumis Clémentine Autain et François Ruffin, il participe à des dîners pour tenter de construire une candidature unique de la gauche en 2027. Façon d'imaginer cette alternative à l'insoumis, et par là, pense la petite bande, empêcher peut-être la victoire de l'extrême droite. L'outil pour y arriver n'est pas révolutionnaire. Ce serait une primaire, mais avec toute la gauche dedans. Problème : Mélenchon ne veut pas s'y soumettre, pas plus que Glucksmann ou une partie des socialistes. Faure remporte malgré tout le congrès suivant, celui de Nancy en 2025, sur une ambiguïté, grâce à l'appui du chef des députés PS, Boris Vallaud, qui prône comme lui un rassemblement «de Glucksmann à Ruffin», mais ne veut pas de primaire. Au lieu de trancher le différend par une consultation des militants – qu'il craint de perdre –, le patron du PS gagne alors du temps pendant un an. Pour finir, lâché par ses alliés internes et dépourvus de majorité, par dégainer en juillet une solution de «synthèse». Une primaire oui, mais exclusivement accessible aux socialistes et à Glucksmann, à laquelle il se présente lui-même.

«Route du Rhum». Sa promesse de campagne reste l'union. Encore faut-il y croire. Les conditions semblent de moins en moins réunies. «Je ferai tout ce qui est en mon pouvoir pour réussir, mais aucune autre personne que moi n'est en mesure de rassembler la gauche de façon aussi large, pour avoir une chance de gagne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se-t-il en transformant, comme souvent, un raisonnement logique en argument. Certes, la volonté de Glucksmann de rompre définitivement avec LFI, législatives comprises, pourrait isoler le PS du reste de la gauche. Mais les Ecologistes et les ex-insoumis doutent aussi désormais de l'intérêt de s'en remettre au premier secrétaire. Est-il seulement impuissant face aux pulsions hégémoniques de ses ouailles socialistes, ou quelque peu insincère ? «Le PS est une formation démocratique, je ne peux pas la caporaliser, répète Faure pour sa défense. Mon objectif n'est pas de solder des désaccords présentés comme irréconciliables, mais d'essayer d'embarquer tout le monde.»

D'autres circonvolutions tactiques n'ont pas toujours été comprises. Comme les non-censures négociées pour permettre l'adoption des budgets 2025 et 2026 avec les gouvernements de Bayrou et Lecornu. «Si on ne l'avait pas fait, le pays serait entré en récession, sans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 sortir du blocage», élude-t-il. Il a pourtant donné là du grain à moudre à ceux qui, comme François Hollande, appellent le PS à composer une grande coalition avec le centre face à la menac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à force de virages, a pu déboussoler même de loyaux soutiens. «La réalité de la politique, c'est que ça ressemble plus souvent à la route du Rhum qu'à une planification soviétique», théorise Faure, empruntant à Michel Rocard, figure placée tout en haut de son Panthéon personnel pour avoir commencé au PS dans son courant, cette métaphore de la navigation. «Si vous cherchez à avancer tout droit avec le vent de face, eh bien vous reculez. Pour arriver à bon port, il faut savoir tirer des bords», estime-t-il. Une méthode que justifie aussi l'un de ses lieutenants: «Depuis 2018, on a franchi toutes les haies sans savoir, à chaque fois, si on serait vivants à la suivante.» Sauf que celle de la primaire a l'air bien plus haute que les précédentes.

LUCIE ALEXANDRE

Primaire de la «gauche socialiste et sociale-démocrate» 2007-2027, comment les cinq candidates ont fluctué

Raphaël Glucksmann se sent favori de pied en cap clair

Pas épargné par ses concurrents, le patron de Place publique espère survoler la primaire. Optimiste, son camp reste conscient qu'en cas de victoire, il devra se muscler pour affronter la suite.

I ne faut pas le dire trop fort: Raphaël Glucksmann rêve de plier l'affaire samedi soir. Une victoire par KO dès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Les mathématiciens de son équipe ont sorti les calculettes. Ils enchaînent les additions pour mesurer la probabilité. «Ce n'est pas impossible», répètent-ils en se grattant le crâne. Les proches du candidat sont persuadés que des milliers de sympathisants de gauche – surtout au cœur des grandes villes – ont filé les 15 euros nécessaires pour glisser le nom de leur champion. Une autre confidence à ne pas ébruiter: Raphaël Glucksmann a assuré ses arrières pour le second tour, au cas où. Il a déjà dealé le soutien de Jérôme Guedj et d'Emmanuel Maurel pour remporter le titre dans un duel final qui l'opposerait à Olivier Faure ou à Ségolène Royal.

PUNCHING-BALL

La primaire est quadrillée par le fondateur de Place publique. Pas question de la laisser filer en se laissant déborder par une surprise. Raphaël Glucksmann est persuadé de vivre le «plus important moment de sa vie» politique. Il le répète sur les ondes, à ses amis et en meeting. Le député européen a un destin, paraît-il. Celui qui a longtemps rejeté la présidentielle et la folie qui l'entoure est tombé dans la bouillante marmite les deux pieds dedans. Il est en combat pour sauver la Franc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t faire renaître la social-démocratie. «Il y a une excellente ambiance dans l'équipe de campagne et au sens large, avec les militants qui nous soutiennent et les élus, explique Alexandre Ouizille, un sénateur socialiste qui roule pour lui. Tout le monde partage une conviction. Il y a quelque chose de grand à faire dans cette présidentielle.» Un statut de favori, des rêves, une envie folle de gagner et tout le tralala qui ne gomme pas les doutes et les difficultés qui rôdent autour de son long corps. Des questions se posent à foison. Pourra-t-il jouer les premiers rôles en cas de victoire à la primaire? Est-il condamné à glisser sur le toboggan de la défaite comme les deux derniers candidats socialistes à la présidentielle (Benoît Hamon et Anne Hidalgo)? A-t-il le niveau pour nager au milieu des requins? La primaire a un chouïa soulagé ses proches qui se bouffaient les ongles dans les loges à chaque débat télé entre candidats. Raphaël Glucksmann, casquette de favori oblige, était au centre des regards et des coups. Une sorte de punching-ball. «Il est vrai de dire que la primaire était un moment attendu pour nous, notamment les débats, argumente encore Alexandre Ouizille. Lorsque les choses ont été trop loin, Raphaël a été ferme face à des critiques parfois absurdes. J'ai vu un candidat qui est monté en puissance tout au long d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Des mots gentils qui masquent un pan de la réalité. Mais le fondateur de Place publique ne sait pas planquer ses émotions. Son visage se décompose à chaque dos-d'âne. «Les échanges ont été rudes pour lui. Il a vraiment souffert sur le troisième et dernier débat, glisse un concurrent à la primaire. Il gagnera sûrement parce qu'il est le plus haut dans les sondages et que nos sympathisants ont l'air de l'apprécier, mais il va devoir faire un gros travail en très peu de temps pour assurer un minimum durant la présidentielle.»

Une scène reste dans les têtes. Raphaël Glucksmann a été obligé, dimanche, de commenter ses propos, tirés d'une vidéo – publié par le site le Média – circula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où il dit «pisser» notamment sur Jean-Luc Mélenchon et accuse Ségolène Royal d'avoir «fait la danse du ventre» devant Emmanuel Macron. Le candidat a titubé en tentant de se défendre. Il a répété que les images ont été filmées «dans un cadre privé» durant «une réunion avec une dizaine de militants dans un café». Il n'a pas (vraiment) réussit à convaincre.

Le rêveur qui croit fort en ses chances laisse aussi transparaître sa fragilité. Certes, il ne se pose aucune question sur son rôle et sa place. La marche ne lui semble pas trop haute. L'Elysée ? Tout lui paraît logique. Un de ses potes confirme: «Il pense très sérieusement qu'il peut devenir le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ais cette assurance ne fait pas oublier ses doutes avant ses prises de paroles en public ou ses interventions médiatiques. Il souffre des attaques et ça se voit.

La press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ajoute une forme de tension. Raphaël Glucksmann est moqué – pas seulement pas les militants insoumis – du matin à la nuit. Ses mots sont détournés à l'envi. Ses expressions du genre «Il faut un cap clair» deviennent des gimmicks. Une cible facile. Les moqueurs lui reprochent son style, sa ligne dure contre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ne lui fait aucun cadeau), son rapprochement avec l'aile droite du Parti socialiste ou son refus de participer à une primaire plus large avec les écologistes, François Ruffin et les communistes (Fabien Roussel a également refusé).

«UN TRUC SE PASSE»

La bande de Glucksmann tente de renverser le récit. Ils ne veulent plus se faire marcher sur les pieds sans moufter. Plus question d'avoir «peur», répètent-ils prenant un air méchant. Le candidat a intensifié sa présenc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Il poste des petites vidéos pour réagir à l'actualité. Sa boutique Place publique a profité de la primaire pour tripler son nombre d'adhérents – un peu moins de 30 000. Il raconte à ses copains «qu'un truc se passe» à chacun de ses déplacements dans le pays.

Des socialistes orphelins et des macronistes en rupture, qui cherchent un bout de lumière, le dessinent en sauveur. Glucksmann voit aussi des élus se rendre disponible pour sa campagne. «Il est vrai qu'une dynamique existe autour de lui. Je ne dis pas une vague dans tout le pays, je ne vais pas essayer de vous mentir, mais il y a un mouvement à l'échelle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analyse un maire émoustillé. On m'a dit que ça allait être une catastrophe de travailler avec lui parce qu'il n'est pas au niveau... Mais c'est moins mauvais que prévu.» Cela peut-être suffisant pour passer la colline, mais la montagne qui suit est immense.

RACHID LAÏRECHE

Devant un champ d'oliviers palestiniens, vers Ramallah (Cisjordanie), mardi. PHOTO AMMAR AWAD. REUTERS

Israël «Le 7 Octobre a affaibli ce qu'on appelait le camp de la paix»

A quelques semaines de législatives cruciales, le chercheur David Khalfa analyse l'impact des attaques de 2023 dans la politique israélienne et ses implications pour l'avenir des Palestiniens.

Recueilli par LUC MATHIEU et ARNAUD VAULERIN

A trois semaine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la question palestinienne est la grande absente d'une campagne centrée sur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Acculé par des révélations sur sa responsabilité dans les attaques du 7 Octobre, le patron du Likoud fait face à une opposition galvanisée. Le chercheur David Khalfa, co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u Moyen-Orient à la fondation Jean-Jaurès, décrypte les conséquences multiples du 7 Octobre sur le scrutin, et ce que cette élection cruciale, très polarisée, pourrait changer en Cisjordanie et à Gaza.

Israël a-t-il déjà connu une campagne aussi polarisée que celle d'aujourd'hui? Les précédents cycles électoraux étaient déjà structurés par une alternative devenue centrale: pour ou contre Nétanyahou. La personnalisation du jeu politique est telle que sa personne est devenue le principal point de cristallisation des clivages et des controverses qui traversent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Mais aujourd'hui, deux sujets se superposent et rendent cette élection très particulière et cruciale pour l'avenir même du pays. Le premier, c'est la question du 7 Octobre qui écrase tout, avec la définition des responsabilités institutionnelles, politiques, morales, sécuritaires. D'où cette demande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étatique pour établir ces responsabilités et en tirer les conséquences.

La question posée aux Israéliens est aussi celle du projet national juif, c'est-à-dire de l'identité même de l'Etat d'Israël comme Etat à la fois juif et démocratique. Cet équilibre, précaire et instable, est au cœur des débats politiques avec d'un côté le bloc des droites pro-Nétanyahou qui a des velléités illibérales – voire antilibérales – et un projet politique assez cohérent visant très clairement à renforcer le caractère juif de l'Etat au sens traditionnel, y compris dans le sens religieux du terme, aux dépens de son caractère démocratique, et de relancer, après les élections, l'offensive illibérale, en dépeçant l'Etat de droit. De l'autre côté du spectre politique, se trouve le bloc dit du changement, hétéroclite, avec une composante centriste incarnée par Gadi Eizenkot, ancien général et leader du parti Yashar. Sa thématique est la préservation du caractère démocratique de l'Etat: une démocratie libérale, avec une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un Etat de droit et la préservation de l'importance et du rôle de la Cour suprême qui a été cibl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ar cette alliance des droites.

Les révélations d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ur les alertes de sécurité émises par des pays étrangers prévenant de l'imminence d'une attaque avant le 7 Octobre, et qui n'ont pas été prises en compte par Nétanyahou, devraient donc avoir un impact...

Force est de constater que ce n'est pas vraiment le cas. Les camps politiques en Israël sont surdéterminés par la politique des identités. Quand vous êtes pro-Nétanyahou, vous interprétez ces révélations comme des tentatives de fragiliser le bloc national, y compris avec des théories conspirationnistes. Nétanyahou se défend en accusant ce qu'il appelle l'Etat profond, notamment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s qui ne l'auraient pas réveillé la nuit du 7 Octobre, et l'état-major de l'armée qui n'aurait pas pris en compte la réalité imminente de la menace.

A l'inverse, l'opposition voit sa conviction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savait renforcée, pas nécessairement exactement quand ou comment, mais qu'il avait été averti à plusieurs reprises et qu'il n'a pas pris au sérieux ces avertissements à cause de son hubris et de son paradigme sécuritaire selon lequel le Hamas constituait une menace qui pouvait être endiguée. Mais ce débat ne renverse pas la dy-

INTERVIEW

namique électorale, les deux blocs restent à des niveaux équivalents dans les derniers sondages, d'autant que Nétanyahou a déplacé le centre de gravité du débat préelectoral, de sa responsabilité aux conséquences de l'attaque du 7 Octobre.

C'est-à-dire?

Il met l'accent sur la riposte israélienne massive enclenchée après le 7 Octobre dont il se targue d'être le principal architecte et notamment sur la fameuse guerre «multifronts», marquée par des frappes directes contre l'Iran et ses proxys du Hamas et du Hezbollah. Il se concentre sur des succès

tactiques qu'il assimile à des victoires décisives. En endossant à nouveau ce costume de «monsieur Sécurité», il déplace le débat sur un terrain beaucoup plus avantageux.

En réalité, il n'a pas de stratégie de sortie de crise. Le jour d'après n'est pas un sujet pour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L'armée s'épuise dans ces guerres alors même qu'elle manque passablement d'hommes. Le coût de ces guerres est phénoménal : plus de 100 milliards d'euros sur la période 2023-2026, soit environ 17 % du PIB annuel israélien. Il y a également la question du non-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qui se pose, ainsi que celle de l'enkystement, avec l'occupation de zones dites tampons à Gaza, au Liban, en Syrie.

L'un des faits marquants de cette campagne est l'absence quasi-totale de la question palestinienne, y compris parmi les partis de gauche. Comment l'expliquez-vous?

Le seul parti qui l'évoque explicitement, ce sont les Démocrates de Yaïr Golan. Il est aussi le seul à assumer publiquement une coopération avec les partis arabes pour gouverner. La question palestinienne n'est pas taboue, mais elle est écrasée par le 7 Octobre, qui a enterré, de fait,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pour les années à venir.

Même Golan, qui y est favorable, reconnaît publiquement qu'elle n'est pas possible à mettre en œuvre à court terme. Mais au fond, la gauche a été très affaiblie bien avant, lors de l'échec du processus d'Oslo et des cycles de guerre contre le Hamas et le Hezbollah qui se sont succédé. Le 7 Octobre est comme l'acmé de ce processus historique qui affaiblit de manière massive ce qu'on appelait le camp de la paix.

Dans le cas des colonisations en Cisjordanie, où tous les jours, il y a des attaques, des exactions, des prises de village, cela veut-il dire que personne n'envisage un retour en arrière ou un coup de frein?

Alors là, je serais beaucoup moins catégorique. Ce qui se passe en Cisjordanie est cataclysmique et lié au soutien actif ou à la complaisance de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et de l'extrême droite. Nétanyahou minimise ces violences de colons radicaux. Une partie de l'armée et des réservistes ferment les yeux ou participent à certaines exactions. Mais l'état-major de l'armée déplore cette situation de chaos total. Le chef d'état-major a récemment fait une déclaration disant que cela remettait en cause les valeurs de l'Etat d'Israël et que le coût réputationnel était catastrophique pour le pays. Une alternance politique pourrait néanmoins profondément infléchir cette dynamique. Les prises de position de Gadi Eisenkot sont à cet égard significatives. Son parcours d'ancien chef d'état-major et de responsable militaire au plus haut niveau me laisse penser qu'il mesure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La montée des violences en Cisjordanie, l'emprise croissante des colons et l'accélération de la colonisation ne constituent pas seulement une dérive idéologique. Elles peuvent, à ses yeux, compromettre les intérêts stratégiques et la sécurité à long terme d'Israël.

Quelle est la possibilité que ce scrutin débloque la situation à Gaza ou permette un tournant?

Si l'opposition prend les manettes, un changement s'amorcera. Mais je resterais prudent sur l'ampleur de ce changement, car personne au sein de l'état-major ou du personnel politique actuel ne renoncera à la zone tampon à l'intérieur de Gaza. Eizen-

kot, qui reproche à Nétanya-hou une absence totale de vision de l'après-guerre et sa guerre perpétuelle dans la région, est prêt à donner sa chance à une autorité de transition, à accepter un retrait partiel concomitant à un désarmement partiel du Hamas. Il accepterait une transition politique avec un rôle pour une Autorité palestinienne ré- formée, car l'armée ne peut pas occuper éternellement 60 % du territoire de Gaza. Que pensez-vous du débat, vif, sur la qualification des faits à Gaza (génocide ou pas), qui s'est même invité dans les échanges entre les candidats à la primaire de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en France?

L'émotion suscitée par l'ampleur des destructions et le bilan humain dantesque explique pourquoi certains observateurs se sont précipités pour qualifier les événements de génocide. Je préfère appeler à la prudence : aucune juridiction internationale n'a établi qu'il s'agissait d'un génocid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ce terme possède une définition juridique très précise reposant sur le concept d'«intentionnalité spécifique».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d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en fait une interprétation très restrictive avec un niveau de preuve très élevé. Il ne suffit pas de constater un nombre important de morts ou des destructions massives, ou alors de nombreuses guerres passées en milieu urbain pourraient être concernées par cette qualification. Il faut faire la démonstration d'une intention spécifique de détruire, en tout ou en partie, un groupe protégé en tant que tel. Cela implique un débat contradictoire et une enquête approfondie, inscrite dans le temps long. Il y a une confusion savamment entretenue entre un débat qui est légitime – au vu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de la qualification des actes commis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 et son instrumentalisation dans le débat public. D'un côté, le camp pro-israélien réduit la question palestinienne au terrorisme et passe sous silence l'occupation et la colonisation. De l'autre, certains minimisent l'attaque du 7 Octobre et accusent Israël de génocide sans en faire la démonstration.

On peut parler de crimes de guerre ou d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sans se précipiter sur la qualification de génocide qui répond à des critères juridiques exigeants. Le terme n'est pas anodin et son emploi à l'égard d'Israël revêt une portée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considérable. Dans un contexte où se mêlent déjà hostilité à l'égard de l'Etat juif, antisémitisme et remise en cause de sa légitimité, cette guerre des mots et des récits risque surtout de figer les mémoires dans des représentations irréconciliables, d'alimenter la détestation réciproque et de refermer davantage l'horizon d'une future réconciliation entre Israéliens et Palestin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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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Mobilisation lycéenne «Qu'on s'arrête ? c'est pas près d'arriver»

Les récentes prises de parole de l'exécutif n'ont pas suffi à calmer les lycéens. A Paris et Bordeaux, le mouvement se poursuit, entre colère et détermination.

Peu habitués aux mouvements sociaux, l'université d'Assas et l'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

EVA FONTENEAU Correspondante à Bordeaux et COPPÉLIA PICCOLO Photos CYRIL ZANNETTACCI. VU

Cette semaine, le gouvernement tente l'apaisement. Mercredi,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s'est exprimé pour annoncer que «les temps de dialogue engagés» dans les établissements se poursuivraient cette semaine, première réponse à la mobilisation des lycéens. Jeudi soir, c'était au tour d'Edouard Geffray de prendre la parole au JT de TF1. Il a dessiné les contours d'un grand «plan d'urgence» sur les remplacements, principale revendication du mouvement.

Suffisant pour calmer la colère? Libération est allé à la rencontre des jeunes manifestants à Bordeaux et à Paris, déterminés à obtenir de réelles avancées et à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la semaine prochaine.

À PARIS, «LECORNU ESSAYE D'ÉTEINDRE LE MOUVEMENT AVANT LES VACANCES»

Ils étaient présents dès 8 heures jeudi, gobelets de thé glacé remplis à ras bord, installés en équilibre sur des poubelles. Devant le lycée Monet, dans le XIII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a colère ne retombe pas. Paul et Aaron, 17 ans, élèves en terminale, ont cette «lourde impression» que le gouvernement «se fout de [leur]gueule». Les deux lycéens se disent, eux, déterminés à ne pas s'arrêter «avant d'avoir une grande réforme».

Près d'eux dans le blocus, Romane, 16 ans, assure qu'elle non plus n'est pas «dupe». Ces mesures qui arrive-ront à la fin octobre, soit après les vacances, sont une stratégie «pour que le mouvement s'essouffle», raillet-elle, en remontant un bandeau noir sur son visage. «Mais puisqu'on voit qu'on commence à les faire chier, on va continuer», assène la lycéenne. Devant l'établissement, les poubelles tiennent bon, le blocus aussi.

Afin de se maintenir, les lycéens comptent notamment sur un soutien de toutes parts: professeurs, parents d'élèves, mais aussi étudiants. Jeudi, la prestigieuse université parisienne Assas, pas vraiment habituée aux mouvements sociaux, a rejoint la mobilisation. Plus de 500 mètres plus bas, l'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est lui aussi paralysé.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des décennies, voire des siècles», s'exclame Julia, en première année d'histoire de l'art.

Cette «jeunesse en feu», comme le mentionnent de nombreuses pancartes, s'est rassemblée place de la Bastille à 15 heures. La Gen Z chante en chœur contre Macron. Alma, 17 ans, veut croire que «ce n'est qu'un début». Oui, «à la marge des mouvements», des poubelles ont brûlé. Mais sans ça, «personne ne se serait jamais intéressé à nous», envisage la lycéenne. A ses côtés, Eylon, en première année de licence, espère qu'avec cette «convergence des luttes», le mouvement «ne s'éteindra pas avant les vacances».

À BORDEAUX, «IL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NOUS FAIRE TAIRE»

Ils ont chanté la Marseillaise à pleins poumons, scandé des slogans antifascistes entre deux batailles d'auras. La foule, menée par les lycéens, était dense jeudi dans les rues de Bordeaux. «Que le mouvement s'arrête? C'est pas près d'arriver. Je pense même que ça va s'amplifier», avertit Maé, lycéen en seconde à Lormont, en banlieue bordelaise, où un lycée a été en partie «saccagé», selon son proviseur, jeudi. Au milieu du cortège, il dit

mesurer le «soutien incroyable» reçu ces derniers jours. A ses côtés, Sarah raconte: «On a pu se sentir seuls parfois dans les blocus, mais quand on voit le monde qui descend dans les rues, les gens aux balcons qui nous applaudissent, nos parents et nos profs qui nous soutiennent, on se dit qu'on se doit d'aller au bout.» Les récentes annonces n'ont pas apaisé les esprits. Bien au contraire, s'énervent Eve, Léna ou encore Lucie, lycéennes dans le centre-ville de Bordeaux: ces prises de paroles «vides» ne seraient qu'un «écran de fumée», «une réponse infantilisante» ou «un moyen d'endormir la foule pour tenir jusqu'aux vacances». Les lycéens se sentent d'autant plus motivés à poursuivre que rares sont ceux qui n'ont pas une anecdote sur leur établissement. Du plafond qui s'effondre à la prof d'anglais «pas remplacée pendant six mois» en passant par le système informatique vétuste ou les classes surchargées. Les jeunes sont «loin d'être dupes», observe Jérémy. Pour ce professeur d'histoire-géographie, «le gouvernement joue la montre». Les «pseudos dialogues et consultations» engagés lui rappellent le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et leurs cahiers de doléances «bien rangés au placard depuis». Si d'autres secteurs les rejoignent, il en est persuadé, «la convergence de ces différents faisceaux de colère pourrait faire durer le mouvement». Karen, lycéenne, est, elle, convaincue que sa génération est là pour «changer les choses à la place de ceux qui n'ont pas su faire».

Reste que la foule s'est quelque peu amenuisée depuis mardi. «La violente répression de la police, les gens gazés à coup de lacrymo, les vidéos des mutilations sur les réseaux, forcément, ça en a découragé certains», concèdent Toinon et Hélène, élèves en terminale à Bordeaux.

«C'est ce qu'ils veulent, qu'on ait peur, regrette Emma. C'est l'une des répressions les plus violentes qu'il y ait eue en France depuis très longtemps sur les lycéens», s'émeut l'élève dont l'un des amis aurait été mis en garde à vue suite à un contrôle, car il avait une cagoule dans la poche. «A leurs yeux, on est la jeunesse qui casse, alors que les violences ont lieu en marge. On n'en peut plus, on a besoin d'être écoutés.»

LES RUSTINES D'EDOUARD GEFFRAY AU 20 HEURES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s’est exprimé dans le journal télévisé de TF1 jeudi soir pour tenter d’apporter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à la colère des lycéens. Il a annoncé le déploiement de 3 000 professeurs remplaçants dans les «heures qui viennent» censés rejoindre les établissements dans lesquels il y a des postes vacants. Selon le ministre, les recteurs d’académie vont par ailleurs en recruter une centaine d’autres. «Des élèves qui n’ont pas cours aujourd’hui [auront] cours demain. On met des milliers de professeurs en face [d’eux] dans les heures ou les jours qui viennent», s’est-il félicité sans pour autant être en mesure de chiffrer avec précision le montant de cette mesure dans un contexte budgétaire tendu.

Paris ont rejoint la mobilisation.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à Paris, jeudi.

Deux jeunes racontent à «Libération» leur garde à vue

Youcef et Aubin, 16 ans, ont passé plus de dix heures en garde à vue dans le cadre de la répression du mouvement lycéen.

Ils font partie des plus de 4000 adolescents placés en garde à vue depuis le début du mouvement lycéen. Youcef (prénom d'emprunt) a été interpellé le jeudi 1er octobre aux abords du lycée Maurice-Utrillo de Stains, en Seine-Saint-Denis. Aubin, quant à lui, avait rejoint mardi le blocus du collège-lycée Lavoisier, dans le V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orsqu'il a été embarqué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Agés de 16 ans tous les deux, élèves en classe de première de part et d'autre du périph, ils étaient jusque-là de parfaits inconnus des services de police et de justice. Ils racontent à Libération leur interpellation et ses conséquences sur leur poursuite du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Menottes». «J'étais à l'arrêt de bus en face du lycée, posé à ne rien faire», se souvient Youcef. Quand ils l'arrêtent, les policiers le suspectent d'être l'auteur de tirs de mortier sur le lycée. «A ce moment précis, il n'y avait pas d'affrontements. Là, les flics me font monter direct dans la voiture sans donner aucune explication. Ils étaient cagoulés, sans identification, rien.» Une phrase, prononcée dans le véhicule, intimide le jeune homme. «Ils me disent : “Nous, on te traite comme on traite les grands.”» En garde à vue, poursuit-il, «ils prennent de haut, provoquent, cherchent l'affrontement. Au début, je ne comprends même pas pourquoi je suis là. Ce n'est que quand je vois l'avocat que j'apprends ce qu'on me reproche».

Au total, Youcef passe treize heures en garde à vue, de 8h50 à 21h50, «car la magistrate a été rapide», croit-il savoir. «Au début, dans la cellule, on était trois. Il y en a un qui était là parce qu'il avait brandi un drapeau de la Palestine sur le toit du lycée.» Finalement relâché avant d'y passer la nuit, on comprend qu'il ressort marqué par l'expérience. «Quand t'es tout seul enfermé, t'es face à toi-même.» Il répète : «T'es enfermé sur toi-même.» Dans son lycée, les jours suivants, le blocus s'est poursuivi. Lui n'y a pas pris part. «Après ça, je suis resté chez moi», reconnaît-il, un peu gêné.

«Ça ne m'empêchera pas d'y retourner», affirme de son côté Aubin, interpellé mardi à 6h30 du matin. On lui reproche des dégradations en réunion, en l'occurrence d'avoir tagué «ACAB» (acronyme de «Tous les flics sont des bâtards» en anglais) sur la façade du lycée, avec un ami. «Visiblement, des voisins ont appelé. Nous avons eu un contrôle d'identité, puis on nous a passé les menottes. On a été fouillés et pris en photo. Au commissariat du V $^{e}$ , ils nous prenaient pour des petits cons, clairement, c'était de l'intimidation constante.» Il est en cellule avec cinq autres lycéens, dont «trois disaient qu'ils s'étaient pris des claques dans la voiture». Et de constater: «Une garde à vue, ça fait forcément peur, même si je suis blanc et favorisé.» Aubin sera relâché à 18 heures, après douze heures passées en cellule.

Conseillés par leur avocat commun, Raphaël Kempf, Youcef et Aubin ont choisi de garder le silence auprès des policiers. Par conséquent, ils ne peuvent pas avoir reconnu les faits qui leur sont reprochés. Pourtant, les deux adolescents repartent avec une convocation pour le mois de novembre devant un délégué du procureur, qui leur notifiera un

«On a l'impression que la police a lancé un filet et ramassé tout ce qu'il y avait dedans» Des avocats dénoncent les conditions indignes voire illégales des gardes à vue d'enfants. A retrouver sur notre site.

avertissement pénal probatoire. Nouvelle forme du «rappel à la loi», l'avertissement est une alternative aux poursuites précisément prévue pour les auteurs d'une infraction qui ont reconnu leur culpabilité.

«Instrumentalisation». «Dans la pratique, les exigences de cette ordonnance ne sont jamais respectées.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constate depuis des années dans les dossiers de manifestants», dénonce leur avocat, qui conteste ces avertissements, bien qu'aucun recours ne soit possible car il ne s'agit pas d'une condamnation pénale. Comme d'autres avocats l'ont remarqué au cours du mouvement lycéen, Raphaël Kempf estime que ces avertissements concernent souvent des «dossiers mal ficelés». Il explique: «Si ça tient, évidemment que les mineurs sont poursuivis devant le juge des enfants.» Preuve selon lui que les dossiers concernant Youcef et Aubin sont à tout le moins légers: «En garde à vue, aucun élément à charge n'a été évoqué.» Reste que ces avertissements pénaux probatoires sont comptabilisés parmi les 1376 mesures alternatives aux poursuites mises en avant par la chancellerie dans son bilan judiciaire du mouvement lycéen, sans passer par la case du classement sans suite pur et simple. Pour l'avocat, il s'agit d'une «technique d'instrumentalisation de la justice à des fins de maintien de l'ordre».

Avec ce problème que les avertissements ne sont pas sans conséquences. Un rappel à la loi, en soi, ne provoque aucune inscription au casier judiciaire, mais la justice en garde une trace dans le fichier Cassiopée, bureau d'ordre national automatisé des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Raphaël Kempf: «Cela maintient les gens dans des fichiers alors qu'il n'y a rien sur eux, de façon purement arbitraire.»

ANAÏS CONDOMINES

Par

OLIVIER MONOD

Sophie Adenot a gravé son nom dans l'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spatiale et dans l'esprit des Français. La spationaute française et ses compagnons de voyage, les Américains Jessica Meir et Jack Hathaway ainsi que le Russe Andrei Fediaïev, sont revenus sur Terre à 17h34 (heure française), jeudi. Le «splash» s'est déroulé «en douceur», selon la Nasa, au large de la Californie. Ensemble, les quatre voyageurs forment le Crew-12, dans le jargon de la Nasa, et ils ont passé 237 jours en orbite autour de la Terre. Une mission qualifiée de «succès» par l'agence spatiale américaine et ses partenaire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l'issue de ce retour.

Après son entrée dans l'atmosphère, la capsule a traversé le ciel, en une image émouvante. Sa vitesse a été ralentie par deux premiers parachutes très vite remplacés par les quatre principaux, comme d'énormes champignons blanc et rouge qui ont ramené la vitesse à 30 km/h. Dès que le vaisseau Dragon Freedom a touché l'eau, on a pu voir sur la vidéo en direct de la Nasa les bateaux venir porter assistance aux astronautes. «On est ravi de les voir», a commenté Jessica Meir.

Le voyage de retour, commencé mercredi, a été un véritable périple. Dans leurs combinaisons pressurisées, les membres de Crew-12 sont montés à bord du vaisseau et ont emporté avec eux, entre autres, des effets personnels et des résultats d'études scientifiques. «L'équipage de retour a également préparé des sachets de boisson contenant des comprimés de sel, qu'il consommera avant de rentrer dans l'atmosphère terrestre», a précisé la Nasa, car l'hydratation «aide l'organisme à s'adapter à la gravité après un vol spatial de longue durée». L'équipage a fermé le sas reliant le vaisseau à la station à 12 h 05 (heure française) mercredi. Le véhicule s'est ensuite automatiquement détaché de l'ISS à 14 h 05 pour commencer sa descente longue de 400 kilomètres et vingt-sept heures.

Trois sorties

Dragon Freedom est entré dans l'atmosphère à 16 h 46, le moment le plus dangereux de l'opération. La capsule filant à 27 000 kilomètres par heure, les frottements ont fait monter sa température de surface à 1900°C. Un bouclier thermique était là pour protéger les astronautes dans la capsule durant les cinquante minutes de la descente. La chaleur a coupé toute communication durant plusieurs minutes. Après l'amerrissage, l'appareil a été hissé à bord d'un navire spécialisé. Et à 18h33, Sophie Adenot a glissé le long d'une rampe pour sortir de la capsule et être installée sur un fauteuil adapté pour prévenir les risques de syncope et de chute. Le périple n'est pas fini pour autant. Les astronautes ont ensuite pris un avion direction Houston, au Texas (Etats-Unis), où se situe le siège de la Nasa. Ensuite, Adenot s'envolera vers Cologne (Allemagne), où elle sera prise en charge dans le cadre d'un programme de trois semaines de réadaptation à la gravité.

Pour Sophie Adenot, cette première expérience dans l'espace aura été celle de tous les records. Deuxième femme française dans l'espace, elle est aussi l'astronaute européenne, homme ou femme confondus, à avoir passé le plus long séjour en orbite. La colonelle de l'armée de l'air est devenue la première femme française à s'aventurer dans le vide spatial, au cours de trois sorties extravéhiculaires (EVA), les 18 et 25 août et le 1er septembre. Ces trois EVA, d'une durée cumulée de 19 heures et 42 minutes, resteront le «point culminant» de son séjour, a raconté la fille de Cosne-Cours-sur-Loire, dans la Nièvre. Tous les astronautes n'effectuent pas de sortie dans le vide spatial.

Galette bretonne

Là-haut, l'astronaute s'est livrée à de nombreuses expériences. Beaucoup avaient commencé avant et se poursuivront après son passage. Rémi Canton dirige les expériences françaises menées sur l'ISS. Chef de projet au Cadmos, le Centre d'aide au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en micropesanteur et des opérations spatiales, il se réjouit d'avoir travaillé avec cette femme «très efficace et enthousiaste». Pour lui, la durée de la mission – huit mois au lieu de six habituellement – est une bonne nouvelle en soi. Par exemple, cela a permis d'effectuer plus de tests d'un dispositif d'échographie sans médecin opérateur, mais guidé à l'aide de la réalité augmentée et de l'IA. «On a pu tester notre équipement sur plus d'astronautes qui nous ont fait des retours très précieux», explique Rémi Canton.

Sophie Adenot a également testé un système de capteurs qui permet de relever ses activités cardiaque, cérébrale et pulmonaire tout en la laissant libre de ses mouvements. La Française a aussi disposé des capteurs pour observer les contaminations des surfaces au sein de l'ISS par des micro-organismes. «Ils vont rester en place pendant huit ou seize mois avant d'être renvoyés sur Terre pour qu'on puisse analyser les résultats», poursuit encore le responsable au sein du 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s (Cnes). La pilote d'essai a aussi pu effectuer les premiers tests d'un prototype de combinaison spatiale française qui pourrait servir si l'Europe lance ses propres missions habitées un jour.

L'astronaute a enfin participé à des activités de diffusion de la culture scientifique auprès de 450 000 élèves du monde francophone au travers d'une expérience de plantation de graines menée simultanément dans des écoles et dans l'ISS. Avec succès. Pour son retour, Sophie Adenot rêve d'embrasser ses proches et... de déguster une bonne galette bretonne. Elle la mérite.

Retour sur Terre Les records célestes de Sophie Adenot

La Française a amerri jeudi après-midi au large de la Californie après un splash en douceur. Ses 237 jours d'expérimentations scientifiques et de bricolage dans le vide font d'elle l'Européenne qui a passé le plus de temps dans l'espace.

RÉCIT

Sophie Adenot après son amerrissage, jeudi au large

«Aller dans l'espace, c'est comme un vieillissement accéléré»

Fonte musculaire, troubles de l'équilibre, baisse de la vision... La directrice de l'Institut de médecine et de physiologie spatiales du Cnes Audrey Berthier explique les conséquences d'un long séjour en orbite sur le corps humain.

L'aventure n'est pas terminée pour Sophie Adenot. Après 237 jours à 400 kilomètres au-dessus de notre planète, l'astronaute française a retrouvé la terre ferme, jeudi au large de la Californie. Après un passage par Houston (Texas), la spationaute va s'envoler pour Cologne, en Allemagne, pour trois semaines de rééducation intensive. Car entre perte musculaire et osseuse, troubles de l'équilibre ou baisse de la vision, le corps de Sophie Adenot a souffert des effets de l'impesanteur. Audrey Berthier, directrice de l'Institut de médecine et de physiologie spatiales créé par le 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s et le CHU de Toulouse, raconte ce que le retour à la gravité fait aux corps qui en ont été privés.

Faut-il imaginer pour Sophie Adenot un véritable «choc physique» à son arrivée sur Terre?

Son corps s'est adapté à l'absence de gravité. On peut voir ça comme une sorte de modèle de sédentarité ou de vieillissement accéléré, mais réversible. Pendant le vol, son corps a subi une perte musculaire, une perte de capacité à l'effort, un déconditionnement cardiovasculaire. Les os sont aussi devenus plus fragiles, n'étant plus soumis aux

contraintes mécaniques de la gravité. Les astronautes font environ deux heures d'exercice par jour dans la Station spatiale internationale pour limiter ces adaptations à l'impesanteur. Mais ça ne suffit pas. Au retour, il faut donc faire le chemin inverse : le corps doit progressivement se réadapter à la gravité terrestre. Le premier risque pour

Adenot, à son retour sur Terre, était d'ailleurs qu'elle ne puisse pas se mettre debout immédiatement, et qu'elle fasse une syncope. A quel point les astronautes perdent-ils de la masse osseuse? On donne généralement un ordre de grandeur

MEDES

d'environ 1% de perte de masse osseuse par mois, principalement au niveau des os porteurs du bas du corps, qui sont les plus stimulés sous gravité. C'est ce qu'une personne souffrant d'ostéoporose peut perdre en un an. C'est donc très rapide. Mais il faut rester prudent avec ce chiffre : il existe de grand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individus.

Qu'en est-il du système cardiovasculaire, lui aussi perturbé par l'absence de gravité?

Sur Terre, du fait de la gravité, on a naturellement davantage de sang dans le bas du corps. Le cœur et le système cardiovasculaire sont adaptés à cette situation. En impesanteur, les fluides se redistribuent vers le haut du corps, notamment vers la tête. Ça entraîne une augmentation de la pression intracrânienne et c'est notamment une des hypothèses pour expliquer certains troubles visuels que l'on observe chez les astronautes.

de la Californie. PHOTO KEEGAN BARBER. NASA. AP

La plupart du temps, ces troubles s'améliorent après le retour. Mais chez certains astronautes, on a constaté que la récupération n'était pas complète. On cherche à comprendre pourquoi certains individus sont davantage affectés que d'autres.

Est-ce qu'il existe par ailleurs d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dans la manière dont le corps réagit à l'espace?

Il peut y avoir des différences en fonction du genre, mais ce que les scientifiques mettent surtout en avant, ce sont les facteurs individuels. Même entre deux hommes ou deux femmes, les réactions peuvent être très différentes. Ça peut notamment être lié à des facteurs génétiques, au mode de vie avant le vol ou à l'anatomie. Mais même s'il y a de plus en plus de femmes astronautes, nous manquons encore de données sur elles. Des études de simulation de l'impesanteur avec des femmes sont réalisées pour mieux comprendre ces éventuelles différences.

A quoi vont ressembler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rééducation de Sophie Adenot? Combien de temps sa récupération va-t-elle prendre?

Les trois premières semaines environ sont consacrées à une réadaptation intense au Centre européen des astronautes, à Cologne. Au départ, Sophie Adenot va surtout travailler l'équilibre, réapprendre à se tenir debout. Les muscles vont eux aussi progressivement retrouver leurs capacités, de même que la capacité à l'effort. En revanche, la récupération osseuse est beaucoup plus longue, et peut prendre un an, voire davantage. Pour resolidifier l'os, il faut le resolliciter. La marche, la course et, plus largement, les exercices qui soumettent à nouveau le squelette aux contraintes mécaniques de la gravité vont permettre à l'os de se renforcer progressivement. La mission n'est pas terminée sur le plan scientifique au moment du retour, car on a aussi besoin de comprendre ce qui se passe après le vol: à quelle vitesse le corps récupère-t-il, quels mécanismes permettent cette récupération et pourquoi est-elle plus ou moins complète selon les individus?

Ces analyses pourraient-elles permettre aux scientifiques de prévoir ce que le corps humain peut supporter lors d'une mission sur Mars?

Aujourd'hui, lorsqu'un astronaute revient sur Terre, une équipe l'attend pour l'aider à se lever. Pour de futures missions martiennes (c'est aussi le cas pour les missions lunaires), après plusieurs mois de voyage, l'équipage devra être capable de sortir du véhicule, d'installer des équipements et de travailler alors qu'il aura subi un important déconditionnement physique. Il faut donc réfléchir aux moyens de limiter encore plus les effets de l'impesanteur pendant le voyage, et comprendre comment le corps peut réagir à la gravité partielle de Mars.

De plus, pour une mission aussi longue, on ne sait pas si la perte osseuse continuera au même rythme ou si elle atteindra un plateau. Les rayonnements constituent également un enjeu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qu'en orbite basse, et il faudra protéger les équipages pendant le voyage et dans leurs habitats. D'autres questions restent ouvertes. Les astronautes pourraient être isolés pendant deux à trois ans, avec des délais de communication avec la Terre importants, et sans possibilité d'évacuation rapide. La sélection et l'accompagnement des équipages seront donc essentiels.

Recueilli par MATHILDE LENOUVEL

DATA CENTERS La fronde gronde

A l'initiative de François Ruffin, plusieurs députés réclament un «moratoire» sur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extra-européens, alors que des collectifs se mobilisent sur tout le territoire contre des projets jugés démesurés.

Par SAMUEL RAVIER-REGNAT envoyé spécial en Indre Photo DANA TENTEA. HANS LUCAS

La lutte contre les «data centers» arriv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l'occasion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u Palais-Bourbon jeudi,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et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François Ruffin, a annoncé le dépôt d'une proposition de résolution – non contraignante – appelant à un «moratoire» sur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non souverains», c'est-à-dire extra-européens.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écologiste, Cyrielle Chatelain, s'est jointe à cet appel à ambition transpartisane. Le coordinateur national de La France insoumise, Manuel Bompard, avait aussi réclamé ce «moratoire» en septembre.

«A quel moment, dans cette Assemblée, a été posé le choix de faire des data centers une priorité dans notre pays ? Jamais !» a déclaré François Ruffin, dénonçant un «contournement de la démocratie». Dans l'assistance, des militants de diverses associations et des élus locaux, parmi lesquels les démissionnaires d'Etrechet (Indre), qui ont quitté leur poste en septembre pour protester contre un gigantesque projet porté par Google (lire ci-contre). Un exemple parmi d'autres d'une fronde qui monte sur tout le territoire, et menace de s'inviter dans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La France compte à ce jour un peu plus de 350 data centers, des installations destinées au stockage et au traitement du Cloud. Il s'agit essentiellement de sites de taille modeste, cantonnés aux métropoles.

PUISSANCE D'UN RÉACTEUR NUCLÉAIRE

Mais l'explosion des usages lié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dont le fonctionnement est très énergivore, change la donne. Des dizaines de projets ont vu le jour ces derniers mois, certains XXL sur des terres agricoles, sous l'impulsion de l'exécutif. Ce dernier a annoncé des financements massifs et soutenu avec la loi de simplification économique l'affaiblissement de la réglementation sur l'implantation de nouveaux centres de données. A Fouju (Seine-et-Marne), par exemple, le data center du méga-projet Campus IA, financé en partie par des fonds émiratis, doit atteindre à pleine capacité une puissance de 1,4 gigawatt – l'équivalent de la puissance d'un réacteur nucléaire. Ce qui en ferait le plus important d'Europe.

A la clé de cette expansion nationale, des perspectives d'emploi, mais sur le court ou le moyen terme : une fois construits, les sites sont largement automatisés et nécessitent peu de personnel. «La politique actuelle, c'est on met de l'IA partout, on fonce, et on verra pour les dégâts après. Mais ces infrastructures posent des problèmes écologiques, sociaux et démocratiques», pose Lou Welgryn,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ssociation Data for Good. Selon les projections de l'Agence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maîtrise de l'énergie (Ademe), la consommation induite par les usages numériques français liés aux centres de données pourrait être multipliée par 3,7 d'ici à 2035 si les tendances actuelles se prolongent.

Une hausse considérable pour des infrastructures très gourmandes en électricité et eau, indispensable au refroidissement des serveurs. En même temps, note Bruno Lafitte, expert en data centers à l'Ademe, «la France peut avoir intérêt, sur le plan environnemental, à rapatrier ses données», alors que les usages français dépendent aujourd'hui aux deux tiers de sites hébergés à l'étranger. «En France, on a une électricité décarbonée, avec le nucléaire et l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Ce n'est pas le cas aux Etats-Unis, par exemple», explique l'ingénieur. Pour les opposants aux projets, cependant, la croissance attendue de la consommation des data centers pourrait donner lieu à des conflits sur la priorité d'accès au raccordement au réseau, et ralentir ainsi la décarbonation de l'industrie.

«LE TRAIN DE L'HISTOIRE NUMÉRIQUE»

Au-delà de ce sujet, c'est aussi la ques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numérique de la France qui se pose. Construire des data centers en France permet-il de protéger les données des Français de l'appétit des Gafam américains? «Quand on prend l'ensemble des projets déposés auprès de RTE [le gestionnaire du réseau, ndlr], on se rend compte que 90 % sont portés par des acteurs extra-européens ou par des acteurs de l'immobilier qui iront ensuite aux plus offrants, donc aux grand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est en train de laisser notre énergie se faire capter par les géants de la tech, qui ne travaillent pas dans notre intérêt», observe Cyrielle Chatelain, rapporteure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qui a travaillé cet été sur «les dépendances structurelles et les vulnérabilités systémiques» françaises dans le secteur du numérique.

En plus de Google, qui pourrait déposer l'année prochaine la demande de permis de construire pour son data center contesté dans l'Indre, Microsoft a obtenu le feu vert des autorités locales pour s'installer près de Mulhouse (Haut-Rhin). «Nous devons développer une filière du numérique française et européenne, pousse Cyrielle Chatelain. Sinon, on aura tous les impacts néfastes et la très grande majorité des plus-values, notamment financières, iront aux Etats-Unis.» Des arguments rejetés par Michaël Reffay,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France Datacenter, qui représente la filière. «On a une opportunité unique de rentrer dans le train de l'histoire numérique, de la compétition mondiale de l'IA. Il ne faut pas la louper», prévient-il.

Ces derniers mois, les adversaires des centres de données, organisés en collectifs disséminés sur tout le territoire, ont commencé à enregistrer des victoires politiques et judiciaires. Au mois de juin, le maire du Bourget (Seine-Saint-Denis) a annulé un projet de 35000 mètres carrés dans le centre-ville, vivement contesté par une partie des habitants. Le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Montreuil a validé sa décision. Le 10 juillet, la justice a suspendu le permis de construire d'un centre de données d'IA à Alihan (Drôme), en l'absence d'une étude d'impact environnemental. Des revers qui en annoncent d'autres? A Fouju, l'immense projet «Campus IA» est déjà visé par cinq recours judiciaires.

Les data centers en France

«Faire du bruit pour pousser Google à partir»

A Etrechet, dans l'Indre, le projet de data center XXL porté par la multinationale américaine a provoqué la démission de plusieurs élus, dont la maire. Une manifestation est prévue le 17 octobre.

A près toutes ces années à trimer dans ses champs de blé et de colza, Marc Lyster se serait bien imaginé une retraite paisible. Elever ses moutons. Aménager un gîte dans sa vieille ferme d'Etrechet, près de Châteauroux (Indre), où il s'est installé en 1989, et y accueillir touristes et voyageurs de passage. Mais l'agriculteur anglais, 65 ans, commence à être «un peu effrayé». Là, juste à côté de sa bâtisse, au-delà de son jardin et de la petite parcelle où les tournesols carbonisés par la sécheresse estivale semblent autant de croix plantées dans un cimetière, Google s'apprête à établir un gigantesque data center. Marc Lyster redoute le vacarme que menacent de générer les nouvelles infrastructures, la chaleur qui pourrait s'en dégager, le trafic routier, aussi. «Ici, c'est la campagne, souffle-t-il. Un projet comme ça me choque beaucoup.»

Depuis le jardin de Marc Lyster, le site que lorgne Google s'étale à perte de vue. 212 hectares de terres agricoles, sur le parc d'activités d'Ozans, créé à la fin des années 2000 sur le territoire d'Etrechet, petite commune d'un millier d'habitants. En juillet 2025,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e Châteauroux a signé une promesse de vente au bénéfice de Tricolore Computing, la filiale française de la multinationale du numérique. Le groupe envisage de construire huit bâtiments «data», qui hébergent des milliers de serveurs et d'équipements informatiques tournant en continu. A pleine capacité, ce dispositif pourrait atteindre une puissance électrique supérieure à un gigawatt, ce qui en ferait l'un des plus importants d'Europe. Les demandes de permis de construire pourraient être déposées au premier semestre de 2027, à l'issue d'une période de concertation organisée par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u débat public (CNDP).

«Démesuré». Pour Gil Avérous, maire ex-LR de Châteauroux et président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le centre de données est une nécessité économique. «L'Indre est un département qui a beaucoup souffert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notamment dans le secteur automobile. On a un vrai enjeu de création d'emplois et de richesse. On a besoin de ce projet-là», estime l'ancien ministre des Sports d'Emmanuel Macron. Mais la contestation se structure – militants écolos, membres des partis de gauche, citoyens... – et prend de l'ampleur. Les détracteurs du projet dénoncent l'artificialisation des sols, le risque de pollution aux Pfas et la pression exercée sur les ressources, en électricité et en eau, au bénéfice d'une multinationale des Etats-Unis.

A l'entrée de Châteauroux, des slogans hostiles («Google go home!» ou «Stop data center») jalonnent la zone commerciale. Au mois de juin, une première manifestation a rassemblé quelque 300 personnes, à l'initiative du collectif Ozans dire non!, fondé en avril. L'organisation a aussi lancé une pétition en ligne pour réclamer «l'abandon du projet démesuré de Google à Ozans». Près de 20000 personnes ont signé. «Ils ont peut-être pensé qu'on les laisserait tranquilles, dans la diagonale du vide, que les gens fermeraient leur gueule. Mais non, on veut faire du bruit pour les pousser à partir», explique Francis Martinet, psychologue à la retraite de 71 ans, membre d'Ozans dire non! et d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

Mi-septembre, plusieurs élus sans étiquette d'Etrechet, dont la maire Florence Laurent, ont démissionné bruyamment, déplorant que leur commune ne «dispose d'aucun moyen réel d'infléchir le cours» du projet. C'est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qui est décisionnaire. Quelques heures plus tôt, au cours d'un conseil municipal tendu, Gil Avérous avait signifié aux élus que même un référendum local n'aurait pas d'incidence sur le processus de vente.

«Impuissance». Dans sa maison d'Etrechet, l'adjointe démissionnaire Marie-Pierre Chabenat-Canals dresse le constat d'une «impuissance totale» de la commune. «On a demandé aux élus de l'agglomération de prendre des décisions sur un projet sans connaître le contenu du dossier. Mais on n'est pas en train de monter une menuiserie», proteste-t-elle. Et d'énumérer «les questions et les craintes» des habitants. «Quelle sera la consommation électrique réelle du site? Si on veut décarboner notre industrie, ou construire un hôpital, est-ce qu'on pourra tous se raccorder ? Qui sera prioritaire ? Qui aura accès aux données hébergées par Google ? De quel type de données s'agira-t-il ?»

«S'il était construit ailleurs, le data center consommerait autant d'électricité. Mais en France, l'énergie est décarbonée», balaie Gil Avérous. Le maire de Châteauroux assure qu'«à [sa] connaissance», le centre de données n'a pas vocation à nourrir l'IA, très gourmande en énergie. Les militants n'y croient pas: le projet est trop ambitieux, à leurs yeux, pour être cantonné au seul stockage de données. Interrogée sur ce point, la multinationale explique qu'elle «n'entraînera pas ses modèles d'IA sur les données des utilisateurs situées dans ce centre, mais que l'IA pourra être utilisée dans le cadre de leurs activités». «Le projet en est encore à ses débuts et Google n'a pas encore pris une décision d'investissement», rappelle la firme, qui affirme par ailleurs que le data center fonctionnerait «en circuit fermé», moins consommateur d'eau et sans «aucun rejet d'eau industrielle». Sur plusieurs questions, Google renvoie aux réunions publiques qui devraient commencer début novembre dans le cadre de la CNDP. «Beaucoup de réponses seront apportées au cours de ce processus», promet-elle.

D'ici là, les opposants au centre de données ont prévu d'accroître la pression. Le 17 octobre, une nouvelle manifestation aura lieu le long du parc d'activités d'Ozans. Le lendemain, les militants d'Ozans dire non! doivent rencontrer des représentants d'autres collectifs de l'opposition à des mégaprojets de data centers destiné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JeSuisJaneDoe : après l'affaire Cornell, les femmes se mobilisent pour protéger l'anonymat de la plaignante

C'était l'histoire d'une femme. C'est devenu le combat numérique de milliers d'autres. Un créateur de contenus a menacé le 29 septembre de révéler l'identité de celle qui a porté plainte pour viol collectif contre des membres d'une fraternité de l'université américaine. En réponse, des internautes s'uniss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ans une vague de solidarité aux airs de #MeToo. PHOTO AFP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Anne Carson, l'helléniste qui crée des vers

La poétesse et professeure d'université canadienne a été récompensée jeudi pour son œuvre ayant «créé de nouvelles formes pour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Par MATHIEU LINDON

Puisqu'on prête aux jurés Nobel des intentions géopolitiques, on pourrait prétendre, avec une ironie familière à la lauréate, que le prix attribué jeudi à Anne Carson, née en 1950 à Toronto, l'est aussi à la Grèce ancienne. La poétesse, philologue et universitaire, qui a traduit en anglais Sophocle, Euripide et Sappho, en est une spécialiste, et a le talent d'intégrer cette culture dans son travail pour rendre la Grèce ancienne contemporaine. Elle fabrique l'air de rien une œuvre de combat dont le féminisme n'est pas le moindre. D'une façon générale, «Anne Carson s'ingénie à confondre les domaines», selon les mots de Claire Malroux, traductrice de Verre, Ironie et Dieu (1995), le premier livre d'Anne Carson traduit (Corti, 2004) recélant «un essai écrit en tercets», «un ensemble de poèmes au titre philosophique», «une sorte de reportage, mi-prose, mi-poésie», «un guide du voyageur», «une imitation d'un texte biblique» et «une communication parfaitement classique d'universitaire» pas du tout classique.

Claire Malroux citait aussi Anne Carson quant à la découverte de la culture grecque: «Cette expérience m'a inspiré la foi qu'il existe toujours, dans un mot ou une pensée, un angle de vue qui n'a pas été encore détecté. C'est un monde qui reste ouvert.» Et sur l'ennui, donc sur l'humour, présent dans tous les genres dont use Anne Carson: «Je ferai n'importe quoi pour éviter l'ennui. C'est la tâche de toute une existence. On ne peut jamais connaître assez, jamais travailler assez, jamais utiliser de façon assez bizarre les infinitifs et les participes, jamais réprimer de façon assez sévère le mouvement, jamais quitter assez vite l'esprit.» Et Guy Davenport, en in-

troduction à l'édition américaine : «Elle écrit à l'aide

d'une sorte de mathématique des émotions, pleine d'audacieuses équations, d'ensembles et de sous-ensembles récurrents d'images. [...] Les poèmes d'Anne Carson ressemblent à des notes prises dans une urgence primitive, aussi fraîches et lumineuses qu'une série de remarques abruptes.» Et l'écrivain américain mort en 2005 de préciser qu'il «ignore tout d'Anne Carson, excepté ce qu'elle écrit et le fait curieux qu'elle aime aussi les volcans et qu'elle les peint quand ils sont en éruption».

Métaphores. Dans Autobiographie du rouge, texte de 1999 (l'Arche, 2020), il y a de quoi satisfaire «antiquisants» et «contemporanéistes» – et tout lecteur de bonne foi. L'amour entre Héraclès et Géryon traverse les millénaires et l'anachronisme est une de ses raisons d'être, Géryon prenant une photo de son amoureux et pouvant estimer que «c'est une photographie du futur». On trouve sur un mur un graffiti qui renouvelle le genre, comme Anne Carson s'emploie à renouveler sentiments et théories: «Foutez la paix aux murs.» Rouge Doc, texte de 2013 (l'Arche, 2022), est une suite qui n'est pas une suite mais où, comme le titre l'indique, le rouge a encore la part belle. «Géryon était un monstre chez lui tout était rouge» est l'incipit d'Autobiographie... Après cependant trois pages d'un genre d'introduction. Parmi

LA FEMME DU JOUR ses particularités, Rouge Doc a celle de n'utiliser qu'une bande de

cinq centimètres par page. Qu'en est-il de l'autobiographie du héros? «J'ai laissé tomber dit G. Il ne se passait rien dans ma vie.» Ailleurs: «Les mots peuvent tuer il dit la bouche pleine.» On y lit aussi «la mémoire c'est épuisant». En cumulant ces deux textes, on voit apparaître le poète grec Stésichore (VI $^{e}$ siècle avant Jésus-Christ) et Gertrude Stein, Freud et Emily Dickinson, Virginia Woolf et Heidegger.

Proust, quant à lui, a droit à un livre à lui tout seul, mais un minuscule, dimension qui n'est pourtant pas le genre de l'auteur de la Recherche. Atelier Albertine date de 2014 (Seuil, «Fiction & Cie», 2017) et fait une quarantaine de pages petit format avec plein de blancs. Même les spécialistes de Proust y apprendront que «le prénom Albertine revient 2363 fois dans le roman» et «Albertine elle-même est mentionnée dans 807 pages» (dans l'édition «Folio classique»). C'est un bon résumé du rapport ironique et ludique qu'Anne Carson a avec sa propre érudition, et de ce qu'elle en tire. Dans son «appendice 33 (a)» – que ne précèdent pas 32 appendices! – titré «sur la différence entre métaphore et métonymie», elle écrit: «Puisque la question a été soulevée, voici la différence: on a demandé à un groupe d'enfants de réagir au mot "hutte", et certains ont répondu "une petite cabane", d'autres ont dit "elle a brûlé".» Thucydide et Catherine Deneuve, Socrate et Virginia Woolf sont parmi le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du livre de 2000 les Hommes à leurs heures perdues (l'Arche,

La poétesse canadienne Anne Carson, en février 2013. PHOTO JEFF BROWN

2025), où interviennent à la fois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du premier et le Journal de la dernière. Et des métaphores. «Plus tard, chez elle, Deneuve s'assoit près de la fenêtre. L'odeur de la nuit est si différente de celle du jour. L'obscurité, glacée comme une vieille boîte en fer. Comme un chat hautain. Comme le mot pauvre.» L'Arche a aussi publié deux pièces de théâtre d'Anne Carson, traduites par Edouard Louis: Antigonick et Norma Jeane Baker de Troie (parues en 2012 et 2019, traduites en 2019 et 2021).

«Les poèmes d'Anne Carson ressemblent à des notes prises dans une urgence primitive.»

Parkinson. Il y a deux ans, est paru dans l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un texte d'Anne Carson intitulé «Enfilez vos gants!» On la découvre en boxeuse, parce que c'est une manière d'éviter le développement trop rapide de la maladie de Parkinson. Elle y dit brièvement la vie qui passe. «Puis un jour, vous vous réveillez et vous avez 70 ans. Devant vous, vous apercevez une porte noire. [...] Quand on m'a diagnostiqué la maladie de Parkinson, un symptôme particulièrement dégradant a été la dégradation de mon écriture. [...] Difficile de décrire ou d'expliquer la honte d'avoir une mauvaise écriture. /Une mauvaise écriture est laide. En plus elle manque d'authenticité. En ce sens qu'elle ne vous ressemble pas. » Sauf que l'écriture d'Anne Carson ressemble désormais au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Guy Davenport écrivain américain «Franchement, méfie-toi»: Rima Hassan porte plainte après une vidéo de menaces au fusil à pompe

L'insoumise est au cœur d'une polémique au Parlement européen après y avoir retiré un drapeau israélien lors d'une exposition consacrée à l'attaque du 7 Octobre. Visée par une vidéo dans laquelle un homme charge un fusil à pompe en s'adressant à elle, l'eurodéputée a porté plainte contre X pour «menace de mort» et «provocation au crime». Une info Libé à retrouver sur notre site. PHOTO AFP

«El Niño est bien établi et s'intensifie rapidement. La probabilité qu'il persiste jusqu'en février 2027 est proche de 100 %, ce qui pourrait en faire l'un des épisodes les plus intenses depuis au moins 1950.»

CELESTE SAULO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OMM, à propos du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continue de s'intensifier

«El Niño prend sous nos yeux 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s'alarmait début septembre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António Guterres. Un mois plus tard, «l'enfant terrible du Pacifique», comme on le surnomme, continue de se renforcer dans l'attente de son pic en décembre. Il devrait même persister «jusqu'en février», assurait jeudi l'Organisation météorologique mondiale (OMM). Depuis ses débuts en juin, les climatologues alertent sur l'intensité potentiellement exceptionnelle du phénomène, en phase de devenir le plus intense jamais enregistré. L'inquiétude des experts porte surtout sur sa combinaison avec les effets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origine humaine, qui engendre des extrêmes climatiques de plus en plus dévastateurs pour les pays dont les infrastructures et le système agro-alimentaire ne sont pas assez adaptés ou ceux fragilisés par les conflits. Les températures à la surface de la mer dans le centre-est du Pacifique équatorial ont «nettement augmenté», indique l'OMM, passant d'une moyenne de +1,6°C au-dessus de la normale en juin 2026 à +2,5°C au-dessus de la normale en août. Or pour les mois d'octobre, novembre et décembre, l'anomalie saisonnière «devrait atteindre environ +3,7°C». Du jamais vu, alors que le précédent record enregistré entre novembre 2015 et janvier 2016 était de +2,6°C.

JULIE RENSON MI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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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ume-Uni Des animaux vont remplacer les personnalités sur les billets de banque

Quatre animaux figureront sur les coupures anglaises en lieu et place de l'ex-Premier ministre Winston Churchill et d'autres personnalités britanniques, a annoncé jeudi la Banque d'Angleterre. Le macareux moine, la chouette effraie, le bourdon et le hérisson européen ont été choisis par 500 000 Britanniques parmi 18 options. Une première consultation publique l'an dernier avait défini la faune et la flore britannique comme images centrales de la nouvelle série de billets de

REUTERS

banque. Une partie de la classe politique britannique a été outrée par la potentialité de remplacer l'ex-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sur les billets de 5 livres sterling par un blaireau ou une loutre. Ces nouveaux billets devraient être en circulation d'ici plusieurs années et continueront d'afficher le portrait du roi Charles III. (avec AFP)

La mort de Maricarmen Abascal, un électrochoc pour l'Espagne

Maricarmen Abascal est morte à 87 ans. PHOTO AFP

Jeudi dans la matinée, à la Puerta del Sol, dans le centre de Madrid, une sorte d'autel laïque a été improvisé. «On ne peut pas expulser un souvenir», peut-on lire au-dessus d'un dessin de Maricarmen Abascal, morte mercredi à l'hôpital Gregorio-Marañón, à quelques semaines de ses 88 ans.

L'image de cette vieille dame expulsée de chez elle par la police, le 23 septembre, restera pour longtemps dans les mémoires. Malgré la résistance pacifique de dizaines de militants, l'octogénaire, qui vivait dans son appartement depuis les années 50, en était extraite sur une civière puis transférée à l'hôpital dans un état d'épuisement avancé.

Le raz-de-marée protestataire qui avait suivi s'était traduit, entre autres, par l'installation d'un camp de tentes sur la Puerta del Sol - toujours en place-, et par la présentation de la part du gouvernement de Pedro Sánchez d'un décret-loi renforçant les droits des locataires. Mais, pour la troisième fois depuis mars, ce texte - désormais baptisé décret Maricarmen - a été rejeté, vendredi dernier, par une majorité de députés de trois formations de droite et d'extrême droite, poussant le dirigeant socialiste à avancer les législatives au 29 novembre.

Ce décès a pris tout le monde par surprise: sous la pression populaire, le fonds d'investissement Urbages- tion, propriétaire de l'appar- tement de Maricarmen, avait consenti à un nouveau bail lui permettant de re- tourner chez elle. Trop tard. Sa mort fait électrochoc, aussi bien dans la rue que dans les sphères politiques. Sitôt la nouvelle connue, mercredi soir, des centaines de militants du droit au lo- gement se sont précipités devant le Congrès des députés. «Assassins!» criaient-ils en chœur.

Pareille secousse pouvait difficilement épargner le monde politique. Le campement des militants fait face au siège de la Comunidad, la région de Madrid, dirigée par la libérale populiste Isabel Díaz Ayuso. Une façon de reprocher à sa formation, le Parti populaire (PP), d'avoir voté contre le décret Maricarmen, qui prévoyait l'interdiction des expulsions jusqu'à 2030 et limitait les acquisitions immobilières des fonds d'investissement. Accusée, en outre, d'avoir fait acheter, avec de l'argent public, un appartement de grand standing pour 6,3 millions d'euros, la trumpiste autodéclarée a refusé la minute de silence demandée en l'honneur de Maricarmen à l'assemblée régionale. Jeudi matin, lors d'une réunion du conseil municipal, le maire PP de Madrid, José Luis Martínez-Almeida, ne s'est pas opposé à l'hommage mais est resté assis, tandis que des élus de Vox, ses alliés d'extrême droite, parlaient à voix haute.

Des voix d'ultra-droite ont même exigé une autopsie de Maricarmen, instillant le soupçon que Pedro Sánchez serait responsable de sa mort : un curieux renverse-ment des valeurs, alors que Vox a voté à trois reprises au Parlement national contre le décret anti-expulsions promu par les socialistes au pouvoir. Les syndicats majoritaires ont annoncé une grève générale sur le thème du logement, le 11 novembre, à deux semaines d'un scrutin qui décidera de qui gouvernera le pays: l'alliance des gauches aux affaires, depuis 2018, ou une coa-lition droite-extrême droite.

FRANÇOIS MUSSEAU, Correspondant à Madrid

Taux zéro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Annie Genevard, a annoncé jeudi des prêts à taux zéro pour les agriculteurs, frappés par 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Cette mesure, qui pourra couvrir un encours de 2 milliards d'euros de prêts pour acheter du fourrage et des intrants, sera présentée sous forme d'amendement au projet du budget 2027, en cours d'examen au Parlement. En l'absence de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 la mise en place de cette aide, réclamée par la FNSEA, reste incertaine. Après un été catastrophique pour l'agriculture, le gouvernement avait déjà débloqué plus d'1 milliard d'euros d'aides d'urgence en septembre. (avec AFP)

Ukraine Des frappes russes sur deux bus et un immeuble font 30 morts

Trente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et 18 autres blessées jeudi dans une frappe russe à Kramatorsk, ville clé du front de l'Est ukrainien. La police a indiqué que la frappe russe avait touché deux bus en service et un immeuble résidentiel dans l'une des rues de la ville. Le parquet a annoncé dans un communiqué l'ouverture d'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pour «crime de guerre». Le gouverneur régional Vadym Filachkine a appelé les civils à évacuer cette région régulièrement visée par de puissantes bombes planantes russes. (avec AFP et Reuters)

Guerre Air France accusé d'avoir livré une cargaison militaire à Israël

La compagnie aérienne est mise en cause par la CGT et l'Union Solidaires, qui dénonçaient une livraison, jeudi, de «réducteurs planétaires» destinés à l'équipement de véhicules militaires. Ces pièces, fabriquées à Saint-Etienne, auraient transité par Lyon en vue d'une livraison au fabricant d'armes israélien Elbit Systems Land. De son côté, Air France a fermement démenti, jeudi auprès de France Info, assurant ne pas «transporter d'armes ou de munitions sur ses vols à destination d'Israël».

IDÉES/

Melissa Bell «Tout le monde en Europe sous-estime la dangerosité de Donald Trump»

A quelques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française, la correspondante de CNN à Paris observe avec inquiétude les risques d'ingérence du camp Trump et le manque de préparation sur le Vieux Continent.

Recueilli par HAMDAM MOSTAFAVI

Journaliste franco-britannique, Melissa Bell est le visage star du bureau parisien de CNN. Depuis 2016, elle raconte la France et l'Europe aux téléspectateurs de la chaîne américaine. Auparavant à France 24 et à la BBC, elle a observé de près le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qui s'est opéré à Washington à l'égard de l'Europe. Dans un livre publié en septembre, Sous influence américaine: enquête sur l'ingérence américaine en France et en Europe (First Editions), elle décrypte les mécanismes d'ingérence idéologique et politique en Europe de Donald Trump et de ses soutiens.

A quelques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française, elle s'attache à déceler les signaux forts et faibles des prises de position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Rencontre avec Melissa Bell, alors que CNN est plus que jamais la cible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Les dernières semaines ont été marquées par le bannissement - finalement temporaire - de

CNN par la Maison Blanche. Vous parlez, dans votre livre, du changement brutal de regard sur la chaîne avec le retour au pouvoir de Donald Trump. Est-ce que vous pensiez que la situation pouvait autant dégénérer ?

Je reste étonnée que Donald Trump soit allé jusqu'au bout de ses menaces. Dès l'annonce, plusieurs voix se sont élevées pour souligner que cette interdiction était juste impossible, d'un point de vue juridique. La Maison Blanche est la maison du

nistration Trump a pris une tournure un petit peu plus inquiétante, pas simplement l'attitude par rapport aux journalistes. Le fait qu'il veuille nous exclure, c'est la suite logique de son attitude face à la presse libre et un pas de plus vers un régime illibéral et autoritaire. Qu'est-ce qui vous a motivé à écrire ce livre sur l'ingérence américaine?

Tout le monde en Europe sous-estime la dangerosité de Donald Trump et de son administration. Le premier mandat s'annonçait très radical, mais les garde-fous constitutionnels aux Etats-Unis avaient tenu bon. La relation translatantique avait été maintenue. Personne n'était vraiment prêt à ce second mandat. Dès le départ, les idéologues proches de Trump sont arrivés au pouvoir avec une vision plus radicale et construite, davantage tournée vers l'international.

peuple, pas celle de Donald Trump. Comment garder les médias à l'extérieur et sous quel prétexte? [un juge a temporai-rement levé le bannissement imposé par Trump, ndlr].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tout dans l'admi-

L'entourage de Trump est maintenant constitué d'impérialistes, contrairement aux isolationnistes de 2016. En 2025, les Etats-Unis ont bombardé sept pays différents. Avec l'Europe, ce changement ne se traduit pas par une volonté d'ingérence qui n'existait pas avant dans cette ampleur.

On observe une espèce d'obsession sonniers de la construction transatlantique avec notre allié. Il faut parvenir à maintenir l'alliance militaire tout en regardant en face le fait que l'administration actuelle n'est plus un allié. Cela marque la fin de quatre-vingts ans d'une alliance et d'un consensus, celui de la démocratie libérale.

l'impression de nous rendre service en nous aidant à mettre l'extrême droite à la tête des pays.

Cette ingérence a lieu via des prises de position publiques sur X, ou l'influence via des think tanks, des formes de pression contre lesquelles les pays européens ripostent difficilement.

Est-ce que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ont eu la bonne attitude face à cette administration et à ses velléités d'influence?

Il s'agit de l'ingérence d'un pays allié, c'est inédit, et une rupture énorme. Jamais un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n'avait favorisé l'arrivée au pouvoir d'un travailliste ou d'un conservateur en Europe. A présent, toute l'administration, le département d'Etat, les représentants de l'exécutif se mettent au service du renversement de gouvernements modérés. C'est très difficile à regarder en face.

CNN

Nous, les Européens, sommes pri-

«L'entourage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est constitué d'impérialistes, contrairement aux isolationnistes de 2016.»

idéologique, marqué par le nativisme. Certains idéologues du camp Trump voient dans l'Europe le continent originel et n'acceptent pas l'idée que celui-ci dilue sa blancheur. Le multiculturalisme de l'Europe les effraie. Ils ont

Nous ne sommes absolument pas préparés.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que l'Europe fait face à l'ingérence russe, elle a conçu des agences comme Viginum en France, a sensibilisé les gens sur leur pouvoir algorithmique, sur les idées du Kremlin qui infusent nos débats. Ce qui est plus difficile à mesurer, c'est la profondeur des influences qui viennent de think tanks de la droite dure américaine évangélique et de groupuscules d'extrême droite. Ceux-ci se fédèrent autour de marqueurs identitaires l'anti-wokisme, l'anti-droits LGBT, l'anti-avortement.

A Düsseldorf, en mars, lors du

Cela finit par infuser les débats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Il y a un autre glissement encore plus difficile à cerner : celui de la méfiance par rapport aux institutions et de la remise en cause de l'indépendance judiciaire. Ce glissement a lieu en France, pas seulement chez les populistes, mais aussi dans les partis traditionnels plus modérés. Il est encore plus dangereux parce qu'il fait le travail du populisme en encourageant une espèce de cynisme de la part de l'électorat.

Pour revenir sur la droite évangélique, relativement peu connue en France, quel est son impact en Europe?

L'infrastructure reprise par le mouvement Maga avait initialement été construite dans les années 80, lors de la vague néolibérale qui a porté Margaret Thatcher et Ronald Reagan au pouvoir. Leur grande découverte, c'était qu'il fallait changer les idées avant de gagner les élections, qu'il fallait bouger le curseur du débat national vers la droite. L'avortement devient alors le cheval de bataille du Parti républicain, alors qu'il ne l'était pas spécialement avant. Cela permet non seulement de rassembler les évangéliques du pays, mais aussi, à travers ces questions culturelles sensibles, de mobiliser des gens qui n'étaient pas intéressés par la politique. Cela leur a permis de rendre beaucoup plus difficile les élections à venir pour les démocrates. En Europe aussi, ces quinze dernières années, il y a un glissement vers la droite des débats.

carnaval rhénan. PHOTO FEDERICO GAMBARINI. DPA

Quelle est la réaction des partis populistes européens face au soutien américain?

Au moment de la réélection, beaucoup de ces partis se sont précipités pour être invités par Trump, tant ils étaient contents de le voir revenir au pouvoir. Petit à petit, même si des partis comme le RN ou l'AfD étaient les premiers à accepter son soutien, ils ont commencé à prendre leur distance, notamment au moment de la capture de Nicolás

Maduro au Venezuela. Les chancelleries européennes ont été très édulcorées dans leurs réactions pour ne pas froisser Washington parce qu'il y avait une réunion importante sur l'Ukraine à ce moment-là.

Marine Le Pen a été la seule à faire un communiqué très tranchant. Les souverainistes ne peuvent pas accepter ces attitudes impérialistes de Washington. Ils sont un petit peu pris en étau,

First, 224 pp., 18,95 €.

entre le fait d'avoir bénéficié d'une infusion d'idées et la nécessité d'afficher d'une certaine distance avec Washington. Que fera en 2027 Marine Le Pen de ce soutien devenu un peu toxique?

Quel est le bénéfice géopolitique pour Donald Trump et ses alliés de cette démarche idéologique?

Le mouvement Maga est soutenu par les géants de la tech, par tous les libertariens économiques. Le but, c'est le démantèlement de la réglementation européenne. Tous les partis d'extrême droite européens sont eurosceptiques. La vision de Washington aujourd'hui profondément impérialiste, avec un monde divisé en zones d'influence, les Etats-Unis et l'Amérique latine, la Russie et l'Europe, la Chine et l'Asie, un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et l'Occide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 de ce qui existait avant. La proximité idéologique entre Washington et Moscou arrive au moment où l'Europe aurait besoin de pouvoir se retourner vers son allié historique pour contrer l'influence de la Russie. On commence tout juste à ouvrir les yeux sur cette nouvelle réalité.

Les Européens essaient de faire alliance avec le Canada, Mark Carney était récemment à Strasbourg. Est-ce que ce type de contre-alliances peuvent être utiles?

Elles sont indispensables. Peut-être qu'un jour, une fraction plus modérée du Parti républicain ou un démocrate sera au pouvoir, que Maga sera derrière nous, et que tout ceci n'est qu'une parenthèse, mais, même dans ce contexte-là, je ne vois pas comment la même alliance pourrait renaître. Comment peut-on rebâtir la même construction idéologique, politique et géopolitique comme celle qui a tenu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On entre dans une période inconnue. Mais ce n'est pas une raison pour être pessimiste. L'alliance que propose Mark Carney avec l'Europe est une bonne piste pour continuer à protéger nos démocraties et tenir bon géopolitiquement. Amadoue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n'a jamais fonctionné pour personne. Emmanuel Macron s'en est rendu compte et a dû faire face à l'agressivité de la Maison Blanche, qui le voit désormais comme un ennemi. Et, c'est ce qui renforce aussi leur intérêt dans l'élection française, ils seront très contents de le voir partir.

IDÉES/

A quand la mise en place de la succession présidentielle au Cameroun?

Agé de 93 ans dans un pays où la moyenne est de 19 ans, le président Paul Biya est, dans les faits, déconnecté de l'exécutif. Face à cette vacance du pouvoir, des personnalités civiques attachées à la vie démocratique du pays, dont Achille Mbembe, demandent l'instauration d'une transition constitutionnelle.

Par UN COMITÉ DE PERSONNALITÉS CIVILES

Marie-Roger Biloa Journaliste et productrice télé Achille Mbembe Historien et politiste Akere Muna Avocat international Jean-Pierre Bekolo Cinéaste Georges Dougueli Journaliste Mimi Mefo Journaliste Eric Chinje Expert en développement Haman Mana Journaliste et écrivain Michele-Sonia Ndoki Avocate Eugène Nyambal Economiste et financier et Gilbert Oloko Consultant international.

Nous, soussignés – universitaires, juristes, artistes, responsables religieux et communautaires, leaders d'opinion et personnalités engagées dans la vie civique camerounaise, attachés à l'avenir démocratique du pays – nous adressons aux institutions compétentes de la République ainsi qu'à l'opinion publiqu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pour constater la vacance de pouvoir de fait et demander la mise en place des conditions de la succession présidentielle par l'instauration, sans délai, d'un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fiable et légitime.

Cette démarche ne procède d'aucune hostilité personnelle, mais d'une évidence qu'imposent, avec une force croissante, les faits: le Cameroun n'est plus gouverné.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âgé de 93 ans dans un pays où la moyenne d'âge est de 19 ans, exerce ces fonctions depuis quarante-quatre ans. Une telle longévité à la tête d'un Etat est presque inédite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

PILOTAGE AUTOMATIQUE SANS CAP

Les absences prolongées du territoire national, dont la durée et la fréquence n'ont cessé de s'allonger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e sont doublées d'une déconnexion croissante avec son propre gouvernement, au point que l'exercice du pouvoir exécutif, lorsqu'il subsiste, s'apparente à un pilotage à distance, sinon à une absence pure et simple. Un président que son propre exécutif ne voit plus, et qui ne le voit plus lui-même, cesse d'en être le chef autrement que de nom. Et, comme le présidentialisme renforcé s'est traduit pendant des décennies par une dominance excessive de l'exécutif sur les autres pouvoirs constitutionnels, dont le législatif et le judiciaire, la distance et l'absence du président paralysent automatiquement tout le système.

Les arbitrages, les nominations, les décisions structurantes de l'Etat semblen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échapper à celui qui en est constitutionnellement investi, au profit d'un entourage dont la légitimité n'est ni élective ni institutionnelle. Ainsi, des dossiers brûlants tels que la récente série de créances adjugées contre l'Etat camerounais par d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des montants vertigineux, n'a suscité de la part du palais présidentiel et du gouvernement aucune réaction.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u 12 octobre 2025 aurait pu offrir au pays l'occasion d'une alternance pacifique et incontestable. Il n'en a rien été. Le scrutin s'est déroulé dans des conditions dont la crédibilité et les résultats ont été largement contestés, entravant la possibilité pour le peuple camerounais de trancher, par la voie la plus légitime qui soit, la question de sa propre gouvernance.

Cette vacance de fait se traduit par une crise institutionnelle aiguë et permanente, qui prive l'Etat camerounais de la capacité à gérer, à arbitrer et à engager l'avenir du pays. Ainsi, les grandes échéances sont différées, les décisions urgentes ajournées, et l'appareil d'Etat fonctionne en pilotage automatique, sans cap ni responsabilité clairement assumée.

Cette paralysie institutionnelle a un coût. L'absence de décision au sommet de l'Etat, l'incertitude qui en découle pour les investisseurs comme pour les partenaires internationaux, et la captation croissante des ressources publiques par des cercles d'intérêts privés et occultes ont pour conséquence la dégradation des grands 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du pays et un endettement massif, dans un contexte où la population subit, elle, les effets néfastes de cette dérive.

L'inertie au sommet de l'Etat a enfin favorisé la banalisation de pratiques que la République est censée combattre: corruption, répression des voix dissidentes, verrouillage de l'espace politique, dépravation des mœurs et surtout impunité.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administration qui s'essouffle; ce sont les principes mêmes sur lesquels repose la promesse républicaine qui s'érode, faute d'une autorité légitime en mesure de les faire respecter.

La Constitution camerounaise prévoit, en cas de vacance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que l'intérim soit assuré par le président du Sénat, dans des conditions strictement encadrées, c'est-

Préparer la gestion de la vacance n'est donc pas un acte contraire à l'ordre constitutionnel.

C'est, au contraire, la condition de son plein rétablissement.

à-dire sans possibilité, pour l'intérimaire, de réviser la Constitution, de modifier la composition du gouvernement, de recourir au référendum, ou de se porter candidat à l'élection qu'il aura la charge d'organiser.

La récente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instaurant un poste de vice-président susceptible de terminer le mandat du Président en cas de vacance du pouvoir viole le principe démocratique de l'élec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suffrage universel direct, égal et secret», inscrit dans l'article 6 alinéa et renforcé par l'article 64: «Aucune procédure de révision ne peut être retenue si elle porte atteinte aux principes démocratiques qui régissent la République.» Préparer la gestion de la vacance n'est donc pas un acte contraire à l'ordre constitutionnel. C'est, au contraire, la condition de son plein rétablissement. C'est reconnaître ce que les faits impo- sent depuis longtemps, et cela permettra au pays d'entrer enfin dans le processus que sa propre loi fondamentale a prévu pour une telle situation.

DES CHEFS D'ÉTAT EN SITUATION D'INCAPACITÉ

L'histoire récente de notre continent nous offre plusieurs exemples de chefs d'Etat en situation d'incapacité avérée, mais maintenus au pouvoir en dehors de tout bon sens, et dont le sort devrait éclairer la réflexion camerounaise. Ce fut le cas en Tunisie, en Algérie, au Zimbabwe et au Gabon.

Ces quatre précédents, malgré leurs différences, convergent vers un même enseignement : plus le constat d'une incapacité à gouverner est différé, plus la sortie de crise devient brutale, incertaine, et parfois confisquée par des acteurs illégitimes – armée, cercle familial, ou clan au pouvoir. Aucun des quatre pays suscités n'a pu se prévaloir d'un mécanisme constitutionnel de vacance activé à temps. C'est cette carence qui, à chaque fois, a ouvert la voie à une sortie de crise improvisée et chaotique, dans un rapport de force plutôt que dans le droit. Le Cameroun a la possibilité et l'obligation, aujourd'hui, de ne pas répéter ce scénario.

Ne pas constater une réalité ne la fait pas disparaître. Reconnaître la vacance du pouvoir n'est pas un acte contre l'institution présidentielle : c'est un acte de fidélité à la Constitution, de patriotisme et de responsabilité envers les générations présentes et futures.

C'est pourquoi les soussignés demandent solennellement aux autorités compétentes de faire constater cette vacance, dans le respect scrupuleux des formes constitutionnelles, afin que le Cameroun puisse enfin entamer, dans la légalité et la dignité, la transition que les circonstances réclament et qui fait l'objet d'une réflexion spécifique dans la présente démarche.

Lire le texte dans son intégralité et pour télécharger le document PDF : Libération.fr

MALI, BURKINA FASO, NIGER

Chaque mois, des chercheurs ou des chercheuses spécialistes du Sahel livrent leurs réflexions, leurs éclairages, leurs amusements, leurs colères ou leurs opinions sur la région.

De l'Europe à l'Afrique de l'Ouest, sale temps pour les étrangers

De l'Allemagne au Sénégal, l'identitarisme national joue sur le fantasme de «submersion migratoire». Il est urgent de se lever pour refuser de cultiver les différences et aspirer à un nouvel universalisme.

L'événement n'a pas fini de faire bouillonner les chaudières éditoriales en Europe, voire au-delà: en Allemagne,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llemand AfD a réalisé une percée inédite dans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en infligeant une déculottée au parti Union chrétienne-

démocrate du chancelier Merz. L'extrême droite est (ou accède) au pouvoir dans certains pays occidentaux, avec un discours programmatique centré entre autres sur l'immigration, la sécurité.

Crainte du déclassement

Au Sénégal, en Afrique de l'Ouest, le petit parti les Nationalistes et son dirigeant Tahirou Sarr articulent une rhétorique nationaliste décomplexée qui semble faire recette: un siège désormais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cela, paradoxalement, sous le «soleil» du panafricanisme de gauche du parti majoritaire Pastef avec lequel il a cheminé – pour reprendre la métaphore filée par Ahmadou Kourouma dans les Soleil des indépendances.

était présente au Mali pour proposer une alternative à la domination de l'Occident qui voudrait «imposer sa civilisation». Jamais il n'a été aussi nécessaire, à travers le monde, de se lever pour refuser de cultiver la différence et aspirer à un nouvel universalisme – en gardant à l'esprit

Ailleurs sur le continent, au Kenya ou en Afrique du Sud, c'est également un sale temps pour les étrangers, accusés de «submersion migratoire» – même quand les chiffres disent le contraire – et qui sont souvent la cible de violences xénophobes sur fond d'énonciation d'une téléologie nationaliste qui trouve son apex dans les périodes électorales. Le point commun entre ces contextes est, sans doute, le répertoire d'identitarisme national qui prend diverses formes, dont le «fantasme migratoire» qui vise, dans le cas du Sénégal par exemple, les Guinéens, les Libanais, les Nigériens. Sans surprise, ils font office de boucs émissaires auxquels est imputée la responsabilité du malheur des jeunes. L'une des explications de la force d'attraction de ces mouvements xénophobes réside aussi dans l'absence de solution face

Par BOKAR SANGARÉ

Doctorant en sciences politiques à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ce «fond anthropologique commun» qu'on a. Il faut, à mon sens, davantage d'Edward Saïd et moins de Samuel Huntington : les cultures et les civilisations sont «hybrides et hétérogènes», reliées et interdépendantes. Comme l'écrit Saïd (qui appartient à un courant de pensée dont l'AfD veut interdire l'enseignement en Allemagne) à propos des nations occidentales, le socle sur lequel elles reposent est l'histoire des conquêtes, de l'immigration, des voyages et même du brassage des populations. Recherchons donc ce «rendez-vous des civilisations (1)».

(1) Le rendez-vous des civilisations, de Youssef Courbage et d'Emmanuel Todd, au Seuil (2007).

Il faut, à mon sens, davantage d'Edward Saïd et moins de Samuel Huntington.

rie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 de Samuel Huntington. Une vision qui semble aujourd'hui avoir pris le dessus quand on observe l'actualité à travers le monde, du Sénégal aux Etats-Unis en passant par la Russie, l'Italie.

Aspirer à un nouvel universalisme

Je me souviens qu'il y a un an à Bamako, lors du lancement du livre Poutine aux Africains. Géopolitique mondiale de Yaya Gologo (ancien conseiller spécial du président malien et actuel ministre de la Refondation de l'Etat), un membre de l'ONG russe African Initiative avait pris la parole pour citer le professeur Huntington : selon lui, la Russie

citoyen·nes. Ce qui en dit long sur la déroute des partis et élites politiques au pouvoir. «Comment exiger des Africains qu'ils ne cèdent pas à l'appel du grand large alors que les jeunes Européens, les Français notamment, s'expatrient de plus en plus dans le monde entier à la recherche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mais aussi d'emplois qu'ils ne trouvent pas chez nous ? questionne Jean-Loup Amselle face à cette "illusion identitaire" qui monte. La circulation générale de la jeunesse est un fait contemporain qui est lié à la globalisation économique, elle-même fruit de l'ultralibéralisme. Comment ose-t-on donner des leçons à ceux et à celles qui ne font que se comporter comme tous les jeunes de leur âge ?» Comme l'explique Amselle dans l'Afrique des fantasmes (2025) sur le cas des pays occidentaux face à la migration, la réponse a toujours consisté plutôt, pour le moment, à chercher à contenter l'extrême droite. En émettant des fantasmes qui tournent autour de l'identité et de la sécurité pour «contenir ces nouveaux "barbares", qui volent les emplois des Européens » ou encore menaceraient la «civilisation judéo-chrétienne». Soit une reprise, sur le mode culturaliste, de la théo-

à la crainte du déclassement qu'éprouvent de nombreux

CHRONIQUES DU SAHEL

SIGNÉ COCO

CULTURE/

Elle était la toute dernière à avoir eu Cary Grant, Gregory Peck ou Marlon Brando comme partenaires. La dernière à avoir connu les plateaux d'Alfred Hitchcock, Elia Kazan, Edward Dmytryk ou Otto Preminger, et la doyenne des détentrices d'un oscar. La dernière représentante du grand Hollywood, donc, et peut-être bien la dernière star, elle qui ne le fut jamais tout à fait. Eva Marie Saint, héroïne de Sur les quais, de la Mort aux trousses et d'Exodus, est morte mardi dans sa maison de Los Angeles. Elle avait 102 ans.

Dans les années 2010, elle avait accepté quelques rares interviews. Avant de commencer l'entretien, elle précisait que son prénom était «Eva Marie», pas «Eva». Une manière élégante de rappeler à son interlocuteur que son nom, si sophistiqué qu'il semblait inventé par un studio, était son vrai nom. Un nom de cinéma légué par ses parents, mère institutrice, père cadre supérieur dans une firme de matériel aéronautique, des quakers de la bourgeoisie locale.

La famille vit à Delmar, dans l'Etat de New York, et Eva Marie Saint, née un 4 juillet 1924 à Newark (New Jersey) faisait figure de modèle de la jeunesse américaine des années 40: bonne élève, sportive, raisonnablement croyante, cheerleader de son collège puis de l'université de Bowling Green State, dans l'Ohio, où elle se prépare à une carrière d'enseignante, comme sa mère. Jusqu'à ce qu'elle découvre le théâtre, les grands auteurs et, au passage, le virus de la comédie. Elle décroche un diplôme d'art dramatique et se lance, à New York bien entendu, en 1947, où elle écume les castings et décroche quelques petits rôles et des piges à la radio. Puis, en 1950, l'Actor's Studio de Lee Strasberg, ce qui lui permet de franchir les portes d'une télévision en plein âge d'or qui puise dans le vivier de l'école tous ses jeunes talents.

LASSITUDE PRÉMATURÉE

Entre 1947 et 1953, de séries en téléfilms, le visage d'Eva Marie Saint entre ainsi dans les foyers américains. Elle y incarne souvent des jeunes filles fragiles, de bonnes copines ou des femmes au foyer exemplaires, mais souvent trompées. Arrive enfin l'heure de la révélation avec The Trip to Bountiful, de Horton Foote, en 1953, qu'elle joue aux côtés de la légende du cinéma des premiers temps, Lillian Gish. Elle a alors 29 ans. La pièce, jouée à la télévision, sur NBC, puis sur scène à Broadway est un succès considérable et Eva Marie Saint obtient son visa pour la célé-

Eva Marie Saint L'ange d'or de Hollywood

DISPARITION

Elle a sauvé Cary Grant dans «la Mort aux trousses» d'Alfred Hitchcock, et a séduit Marlon Brando dans «Sur les quais» d'Elia Kazan. L'actrice américaine est morte mardi à 102 ans.

Par BRUNO ICHER ●●● brité quand Elia Kazan lui propose le premier rôle féminin de Sur les quais.

Dans la Mort aux trousses d'Alfred Hitchcock, en 1959. PHOTO GOLDWYN-MAYER. GETTY IMAGES

Jusqu'à quelques semaines du tournage, Eva Marie Saint est en compétition avec Elizabeth Montgomery, elle aussi vedette de la télévision et qui finira emmurée vivante dans la série Ma sorcière bien-aimée. Si, finalement, Kazan choisit Eva Marie Saint c'est, disait-il, pour la dureté qui perlait de son visage sous la beauté juvénile de ses traits. Un visage trahissant la lassitude prématurée d'une femme qui a vécu sa jeunesse parmi les dockers de Hoboken, New Jersey. Le visage d'une femme qui pourrait jeter au visage de son flirt, en l'occurrence Marlon Brando: «Je n'ai pas dit que je ne t'aimais pas. Je t'ai juste dit de me foutre la paix.»

Avec Kazan et Brando, le tournage a été merveilleux, racontait l'actrice, habituée aux improvisations de l'acteur qui pouvaient rendre à moitié dingues ses partenaires. «Brando était curieux de tout, disait-elle des années plus tard. Il captait tout, utilisait tout, infléchissant une scène d'un mot, d'une intonation... Il était comme un colibri qui observe tout en virevoltant de tous les côtés. Ce fut un jour très triste quand Marlon a perdu le goût de jouer.»

Ce premier grand rôle au cinéma s'accompagne, pour le film, d'un immense succès public et critique. La saison des oscars et autres Golden Globes approchant, Sam Spiegel, le producteur rusé de Sur les quais, se débrouille pour inscrire sa nouvelle protégée dans la catégorie des meilleurs seconds rôles féminins, choix absurde pour quiconque a vu le film mais Eva Marie Saint reçoit une statuette dorée. Ce soir-là, Sur les quais fait main basse sur la cérémonie : meilleur film, meilleur réalisateur, meilleur acteur... Quand elle monte sur la scène du Pantages, à Los Angeles, pour recevoir son prix des mains de Frank Sinatra, elle est enceinte de neuf mois. «Je crois que je vais avoir ce bébé ici, tout de suite», rit-elle. Deux jours plus tard, Darrell, son premier enfant, vient au monde, la légende dit qu'il pesait, au gramme près, le poids de son oscar. Désormais star du cinéma, Eva Marie Saint doit quitter son New York adoré pour les collines de Beverly Hills et la proximité des grands studios qui l'attendent de pied ferme. Au passage, elle est la seule de toute l'histoire du cinéma américain à s'être installée à Hollywood après avoir obtenu un oscar, singularité qui eut des répercussions sur sa carrière. En premier lieu, parce qu'elle continue à travailler pour la télévision, au motif que les rôles et les réalisateurs y sont au moins aussi intéressants qu'à Hollywood, ce qui ne la rend pas populaire auprès des studios. En second lieu, son statut lui permet de se montrer difficile sur les rôles qu'on lui propose, une exigence vite assimilée à des caprices de diva. Toutefois, elle accepte de s'installer dans ce nouveau paysage avec, en 1956, la poussive comédie de Melvin Frank et Norman Panama, Si j'épousais ma femme (That Certain Feeling), écrite sur mesure pour le non moins laborieux Bob Hope.

MOUVEMENT DE FOULE

Par la suite, elle s'implique davantage sur le scénario, choisit ses sujets et ses réalisateurs, comme pour son film suivant, Une poignée de neige. Le film de Fred Zinnemann est, après l'Homme au bras d'or d'Otto Preminger, une des rares productions de Hollywood consacrées aux ravages de la drogue, un phénomène qui prend de l'ampleur dans les années 50. Thème d'autant plus délicat que l'action ne se déroule pas dans les bas-fonds de la pègre et du jeu clandestin, comme dans le film de Preminger, mais dans une famille de prolos dont un des fils (Don Murray) hérite d'une sévère addiction après un séjour à l'hôpital dû à une blessure de guerre en Corée. Le film, hélas, n'est pas à la hauteur de son ambition de briseur de tabous. En 1957, Eva Marie Saint retrouve une grande production avec l'Arbre de vie d'Edward Dmytryk (Raintree County), fresque sudiste à l'orée de la guerre de Sécession, mais elle se fait souffler la vedette par l'incandescente Elizabeth Taylor et, au passage, son jeune fiancé dans le film, incarné par Montgomery Clift.

Ce rôle de femme bafouée et résignée en annonce bien d'autres mais elle ne le sait pas encore. Pour l'heure, elle décroche le rôle de sa vie. En 1958, Alfred Hitchcock, alors au sommet de sa gloire et de son aura à Hollywood, prépare la Mort aux trousses. Pour le rôle d'Eve Kendall, aux côtés de Cary Grant, il veut Grace Kelly et personne d'autre. Or la vedette de Fenêtre sur cour et Le crime était presque parfait a déjà son nom gravé sur la boîte aux lettres du palais de Monaco. Pour la remplacer, le maître exige, au dé- sespoir de toutes les actrices de Hollywood, et notamment Cyd Charisse qui avait l'appui de la MGM, Eva Marie Saint.

Pour lui annoncer la nouvelle, le réalisateur lui avait dit: «Dans ce film, tu n'auras pas à pleurer et il n'y aura pas d'évier», manière de signifier qu'elle échapperait, pour une fois, au destin de femme au foyer désespérée qui lui collait à la peau. Et en effet, Eva Marie Saint a bénéficié d'un traitement particulier de la part du cinéaste. Contrairement à Tippi Hedren, Kim Novak, Grace Kelly ou Janet Leigh, les fameuses «blondes hitchcokiennes» qu'il aimait tant tourmenter dans ses films, il en fit un monument d'anti-femme fatale. Dans la Mort aux trousses, elle ne fut ni trucidée, ni torturée, ni violentée comme toutes les autres de sa catégorie. Certes, elle porte des tailleurs ajustés, des talons hauts et jette des regards de nature à déclencher des incendies, mais c'est elle qui sauve la vie du héros à trois reprises. Et deux fois, dans une salle de bains. Comme quoi, les femmes chez Hitchcock ne risquent pas toujours leur vie dans la douche. «Mon expé- rience avec Hitchcock a été exemplaire de respect total, de chaleur, de convivialité et d'humour, racontait Eva Marie Saint. Il était très préoccupé par les aspects techniques du film et beaucoup moins par la direction des acteurs. Au début du tournage, il m'avait donné trois directives de jeu : baisser le ton de ma voix, ne pas utiliser mes mains et, enfin, toujours regarder droit dans les yeux Cary Grant. Il possédait une manière unique de vous faire sentir comme la seule personne au monde capable de jouer ce rôle. Ensuite, il me laissait faire comme je l'entendais.»

Cette expérience lui confirme aussi que le statut de star n'était pas taillé pour elle : «Un soir, l'équipe du film était à Chicago et Cary Grant me proposa de l'accompagner au théâtre. Quand nous sommes arrivés, ce fut une petite émeute. Et ça me contraria beaucoup, je savais que je ne pourrais pas vivre de cette façon. Après le spectacle, je demandais à Cary si c'était toujours comme ça quand il apparaissait en public et il me répondit : “Oui, que veux-tu? Les gens rentreront chez eux le soir et diront à leurs proches qu'ils ont

En janvier 1945. PHOTO JOHN SPRINGER COLLECTION. GETTY IMAGES

rencontré Cary Grant."» Pas une seconde, ni Cary Grant ni Eva Marie Saint n'ont imaginé qu'elle aussi, peut-être, pouvait être l'origine du mouvement de foule...

La suite ne fut jamais tout à fait à la même hauteur. Hormis un beau rôle de femme séduite par un jeune bon à rien (Warren Beatty, insolent d'érotisme), dans le pernicieux Ange de la violence de John Frankenheimer (All Fall Down), en 1962, elle tourne surtout dans de grosses productions que les studios mettent en œuvre pour contrer la télévision triomphante. En 1960, c'est Exodus, tragédie moderne d'Otto Preminger sur la naissance d'Israël, aux côtés de Paul Newman. Le succès est au rendez-vous, contrairement au Chevalier des sables (The Sandpiper, 1965) de Vincente Minnelli où l'actrice, une fois encore épouse dévouée et trompée, est éclipsée par le couple Richard Burton et Elizabeth Taylor qui attire toute la lumière.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Elle connaît le même sort, en 1966 avec Grand Prix, mélodrame sur la caravane de la Formule 1, où elle retrouve John Frankenheimer et se perd au milieu d'une colossa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e (James Garner, Yves Montand, Toshiro Mifune ou encore Françoise Hardy...). Un western crépusculaire de Robert Mulligan, l'Homme sauvage, en 1968 avec Gregory Peck; encore une comédie médiocre Cancel My Reservation de Paul Bogart, avec Bob Hope, en 1972, et elle se retire petit à petit du cinéma,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pour se consacrer principalement la télévision. Des téléfilms, à raison d'un ou deux par an, puis, à partir des années 80, quelques séries connues en France, comme la Croisière s'amuse ou Clair de lune. Une de ses ultimes apparitions au cinéma fut celui de la mère de Clark Kent dans Superman Returns, de Bryan Singer en 2006.

Eva Marie Saint consacr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à ses petits-enfants et au souvenir de son mari, le réalisateur de télévision Jeffrey Hayden, disparu en 2016 après soixante-cinq ans de mariage. Sa dernière apparition publique, en 2018, a eu lieu à la cérémonie des oscars où elle remettait le prix du meilleur costume. Une occasion pour l'actrice alors âgée de 93 ans, de raconter comment Hitchcock avait refusé toute la garde-robe préparée pour la Mort aux trousses, puis l'avait emmené dans un magasin de haute couture pour jouer à la poupée avec elle. Avant de partir, elle avait précisé qu'elle était «plus âgée que l'Académie des oscars». Ça aussi, plus personne ne pourra le dire.

Dominique A et Florent Marchet «Il faut lutter pour la survie d'un monde plus beau»

En cet automne, les deux musiciens humanistes et engagés sortent chacun un album, «Spirales» et «Mobil Home». L'occasion de les faire échanger sur leurs parcours, leurs visions du monde et, évidemment, leurs passions et références communes.

Recueilli par CHRISTOPHE CONTE Photo CYRIL ZANNETTACCI. VU

Capillairement parlant, tout les oppose. Pourtant, entre le bonze de la chanson rock intransigeante et son très chevelu cadet, il y a bien plus qu'un hasard de calendrier. Leurs nouveaux albums, Spirales, le quinzième pour Dominique A, et Mobil Home, sixième signé Florent Marchet, sortent certes dans les mêmes parages, mais ils affichent surtout des points d'obsessions en commun: le virilisme qui dirige les Etats comme certains états d'esprit, les guides qui disparaissent (Murat célébré par Marchet, Mark Long de The Opposition par Dominique A), et si on élargit à leur œuvre entière, la crainte d'un monde qui s'écroule vue à travers les dernières lueurs de la beauté. En choisissa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narration autobiographique directe, Dominique A porte un regard quasi documentaire sur son parcours, et l'embrase d'une flamme rêche et rock retrouvée. Florent Marchet compose au contraire un portrait choral d'une époque avec l'empathie d'un humaniste blessé, sur des musiques élaborées où son champ habituel s'en trouve irrigué de fluides nouveaux, inspirés notamment par la pop électronique contemporaine. Ce doublé gagnant de la rentrée française méritait bien un échange.

Vous avez commencé à une douzaine d'années d'intervalle. Vous avez malgré tout le sentiment d'appartenir à la même famille?

Florent Marchet: J'ai découvert Dominique très tôt parce que mes parents allaient dans des festivals et m'avaient parlé de lui. Ça m'avait intrigué parce que je faisais beaucoup de piano classique et, tout à coup, il arrivait avec un tout petit synthé.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il était possible de faire un concert comme ça. J'avais acheté la Fossette et c'était très enthousiasmant et même rassurant de savoir que de tels albums pouvaient exister.

Dominique A: Quand Florent est arrivé, je me suis dit «merde!» (rires). Mais oui, bien sûr. Il y a cette culture indé, le récit, la narration, une écriture assez chiadée et, en même temps, un rapport au son contemporain, à la pop.

Qu'est-ce qui vous a frappés en premier sur l'album de l'un et de l'autre?

D.A.: J'ai trouvé l'ensemble très bien mais il y a deux morceaux, particulièrement, qui m'ont fait reculer dans mon fauteuil. Orcival, la chanson sur Murat, que j'ai trouvée très belle, notamment la mélodie. J'ai aussi été troublé par Nous ne ferons rien, dont j'aime beaucoup l'ambiance et ta voix de con-

teur. Mais je me demandais ce que tu voulais dire, si c'était une chanson fataliste? F.M.: C'est un pied de nez au mouvement survivalist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le monde devient tellement affreux, je ne suis pas forcément obsédé par ma propre survie. Ce qui compte, c'est plutôt de lutter pour la survie d'un monde plus beau. Ma propre vie, au fond, n'a pas énormément d'importance, même s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vivre. C'est une chanson qui trouve écho sur ton album avec le titre Bromure, qui m'a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 C'est ce que j'aime dans les chansons et les romans: ce sentiment de ne pas être tout seul, d'avoir les mêmes désespérances. Ce qui m'a beaucoup frappé dans ton disque, c'est que tu parles de choses très quotidiennes et personnelles, qui ouvrent finalement sur l'existence et le monde.

D.A.: J'étais moi-même effaré à l'idée de faire un disque à caractère autobiographique. J'avais fait des livres qui, justement, constituaient une sorte de garde-fou : ce que j'injectais dans les livres, je ne l'injecterais pas dans les chansons. Il y a eu quelques exceptions, mais c'était vraiment une frontière. Là, l'idée était d'avoir un rapport au passé qui soit celui de la personne que je suis aujourd'hui, qui avance et commente les pensées qui lui viennent, au gré d'une déambulation. Et je voulais que ça s'adresse à d'autres, que ce ne soit pas seulement cathartique.

Dominique A et Florent Marchet, à Paris, le 10 septembre.

ter pendant toutes ces années, pour des raisons liées à des traumas personnels et à la ville que nous avions connue. Il avait associé cette ville à tout ce que j'incarnais. Pour lui, j'étais celui qui avait trahi, parce que j'étais parti. J'y ai tout de suite vu un sujet de chanson, il m'a dit «vas-y, sers-toi».

Cela a provoqué une couleur musicale plus brute, plus directe?

D.A.: Après des années à laisser les guitares au placard, j'ai eu envie de les ressortir, comme j'ai eu envie de réécouter les Ramones après une cure de disques du label ECM. Et puis il y a le fait de travailler avec des musiciens en qui tu as confiance. Je leur envoie les maquettes, je sens leur adhésion à ce que je raconte. On n'en parle pas forcément, mais ça me met en confiance. Je pense toujours à cette phrase de Leonard Cohen: «Je fais avec ce que j'ai, et j'ai peu.» On fait avec ce qu'on est, avec son vécu. Par rapport à l'infini des possibles, c'est peu. Et on extrait péniblement des choses de ce peu.

F.M.: C'est ce qui me plaît dans ton disque : musicalement, tout semble scénarisé, avec le groupe et la contre-basse, mais en même temps on a l'impression que le texte s'écrit pendant qu'on avance. D.A.: Ça rejoint quelque chose que j'ai toujours aimé chez The Clash. J'ai réécouté Sandinista! et London Calling récemment et j'avais vraiment cette impression que les chansons s'écrivaient en direct. J'aime cette idée de suivre le narrateur en temps réel. Parce qu'un chanteur reste pour moi un narrateur. Florent, vous avez l'impression de vous être éloigné de vos bases avec ce disque?

enfin se faire : enregistrer et trouver les parties en même temps qu'on mixe. Xavier transforme le son en temps réel, ça rejoint ce que disait Dominique. Je joue du piano ou de la guitare, il transforme ce qu'il entend et je réagis à cette transformation. C'était un duo où nous n'avions pas toujours les mêmes idées, et le consensus devenait créatif. L'antimasculinisme est un thème qui traverse vos deux albums...

D.A.: Lorsque j'ai commencé, j'étais très vulnérable et assez volontairement antimasculiniste, même si le mot n'existait pas encore. Avec Philippe Katerine, nous étions les deux «chochottes» de service, dans un milieu, celui du rock, qui était encore très «cuir», pas «queer» du tout. J'ai souffert de cette injonction quand j'étais gamin, mais dès que je suis devenu artiste, je n'en ai plus souffert.

F.M.: Je me méfie de l'expression «sortir de sa zone de confort». Je déteste cette phrase managériale. En réalité, c'est surtout le fruit d'une rencontre, provoquée par mon éditrice, avec Xavier de Maere. On a pris un café et c'était comme si on s'était toujours connus. Il est ensuite venu à Tunis, où je vis, et pendant trois jours on a fait de la musique. J'ai compris que ce que je cherchais depuis longtemps pouvait

F.M.: Moi, j'ai grandi avec des parents féministes, dans une campagne très viriliste. A l'école, quand quelqu'un disait «c'est une tafiole», je n'arrivais pas à en rire : je le prenais pour moi. J'ai aussi très tôt eu peur du service militaire. Je ne comprends toujours pas le combat de la norme, de l'ordre. Pour moi, tout cela est gouverné par la peur.

La mort de gens admirés, c'est aussi l'un des thèmes communs.

F.M.: Nous sommes à des âges où le deuil arrive. Les artistes ou les proches qui disparaissent nous confrontent à notre propre histoire. Elliott Smith, par exemple, a tant compté pour moi que sa mort m'a dévasté. Pendant des semaines, je ne pouvais plus écouter ses chansons. Murat, c'est la même chose, la façon dont il faisait résonner les mots a été très importante dans mon apprentissage de l'écriture.

D.A.: Il a compté pour moi aussi. J'ai été complètement «muratisé» pendant quelques années. Il y avait chez lui un rapport à la province, à la campagne, qui me touchait, car il parvenait à réinjecter du minéral et du végétal dans les chansons, ce que plus personne ne faisait. Avec Mark Long, le chanteur de The Opposition, c'est différent. C'est un groupe que j'écoutais énormément étant jeune, et j'ai eu la chance de partager la scène avec lui. Notre rencontre avai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humain. Une histoire commençait à s'écrire et elle a été interrompue net. C'est pour ça que la chanson est aussi narrative. Sa mort sou- daine était pour moi le deuil de la jeunesse: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passé de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avec lui, et tout s'arrêtait subitement. Vous avez tous les deux exprimé votre inquiétude face à la montée de l'extrême droite, dans une époque où l'engagement tétanise les artistes.

D.A.: Quand j'ai parlé de Bol-loré, que j'ai dit que je n'irai plus dans les Relay ou jouer dans certaines salles, ce n'est pas héroïque. C'est symboli-

CULTURE/

que, et je ne parlais qu'en mon nom. A un moment, la neutralité absolue devient intenable. Je n'ai pas décidé intellectuellement de prendre position: j'ai eu physiquement le sentiment de déborder de silence. On a presque intégré nous-mêmes cette caricature de la parole engagée. J'ai découvert au passage les réseaux d'extrême droite, et le tombereau de merde auquel on s'expose. Il y avait ceux qui disaient que je n'étais pas connu, et que je n'avais donc qu'à fermer ma gueule, et ceux qui me traitaient de privilégié, et qui m'engageaient également à la boucler. Certains m'ont quand même fait rire, comme un qui disait «tu n'es qu'un vieux chanteur d'extrême gauche en espadrilles et ton avis, on s'en carre le cul». J'ai trouvé ça parfait (rires). F.M.: Les artistes provoquent encore des réactions, c'est déjà une bonne chose, alors qu'on a presque totalement invisibilisé la parole des scientifiques, des intellectuels, des penseurs, dont personne n'a plus rien à foutre. C'est encore plus grave à mes yeux.

Continuer malgré tout, avoir ce médium qui est la littérature ou la musique, c'est aussi se protéger? D.A.: Pour des raisons personnelles, la musique m'a littéralement tenu la tête hors de l'eau pendant la fabrication de ce disque. Je pense que je serais devenu dingue si je ne l'avais pas fait. La nécessité de créer est absurde, parce qu'en soi personne n'a besoin de nous. Mais on le fait.

F.M.: Moi aussi, je le fais de manière égoïste. Ecrire, faire de la musique, c'est ma façon de déchiffrer le monde et de me déchiffrer moi-même. Si j'étais rentier demain, je continuerais à écrire des romans et à faire de la musique sans me soucier de leur sortie. Le problème, c'est d'en faire un métier. Sortir un disque ou un livre, c'est presque le début des emmerdes. Le moment que je préfère, c'est celui où l'œuvre se construit. D.A.: Moi, je n'ai jamais cessé d'aimer faire des disques et l'idée que les gens les écoutent. Même les plus glauques, je jubile à l'idée d'avoir un retour du public (rires). La scène, en revanche, c'est la cerise sur le gâteau, pas le gâteau lui-même. C'est moins créatif, davantage dans la restitution et la répétition, mais c'est souvent là que viennent les idées pour la suite.

F.M.: Les mélodies qui nais- sent pendant une balance, les idées qui apparaissent en jouant, tout cela peut en effet nourrir l'écriture. Fina- lement, comme tu disais, on fait avec ce qu'on est au mo- ment où on fait.

D.A.: Et avec ce qu'on a. Même si on a peu.

DOMINIQUE A SPIRALES (Cinq7/Wagram).

Quel en a été le déclen- cheur?

FLORENT MARCHET MOBIL HOME (Nodiva / Wagram).

D.A.: Une balade dans le jardin Garnier, à Provins [en Seine-et-Marne], la ville de mon enfance, où je retournais après des années. La chanson Un jour j'ai disparu est également liée à des retrouvailles avec un ami que je n'avais pas vu depuis plus de quarante ans. Je lui ai demandé pourquoi on ne s'était jamais recontactés, alors qu'en tant qu'amateur de musique il avait forcément entendu parler de moi. Il m'a expliqué qu'il avait refusé de m'écou-

concerts

08.10 Shane Parish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0.10 Etinsel Maloya Gystere

24.10 Dub Night #6

28.10 Rayess Bek & Joan Baz

31.10 Ava Mendoza Wendy Eisenberg

06.11 Ar Ker-Seb B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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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Beatles, Simon & Garfunkel, Crosby, Stills & Nash et les Beach Boys dansent nus dans la garrigue. Leurs voix se mêlent en une grande chorale et leurs couronnes de pâquerettes lévitent comme des auréoles. Cette musique est celle de

Bernard Ilous, compositeur, auteur de jingles, et en 1971 d'un album fou avec Patrice Decuyper qui voyage entre l'infiniment petit et l'infiniment grand dans une orgie de chœurs. Le producteur Astrobal (Emmanuel Mario) a décidé de lui rendre hommage en réalisant avec ses compères (Julien Gasc, Michelle Blades, Leo Blomov...) des reprises de toutes ses chansons. Après ce mini-album, un morceau sera dévoilé toutes les deux semaines jusqu'à l'anniversaire d'Ilous, qui fêtera l'an prochain ses 80 ans. Magnifique, psychédélique, anxiolytique.

MARIE KLOCK

I LOVE ILOUS PRÉLUDE EP (Liaison).

Peu suivie par le grand public depuis qu'elle s'est défaite de l'emprise de P. Diddy, Dawn Richard n'en finit pas de péta-rader. Au point qu'elle a dû se dédoubler pour éponger ce qui jaillit : après deux disques avec le tisseur d'ambient jazz Spen-

cer Zahn, la voilà qui renfile le costume de «King Creole» pour boucler sa trilogie consacrée à La Nouvelle-Orléans, la groove city de musiques, de joie et de tragédie qui l'a vue naître et partir après Katrina. Creole Culture est un disque débordant, de house, de funk et de R'n'B. De douceur aussi, et c'était moins attendu – car ce beau disque est le plus tendre et le soft de sa carrière, l'expression selon l'Américaine d'un semblant de «paix retrouvée» après deux décennies à courir, après le succès puis pour sauver sa peau. Tant mieux pour elle, et pour nous. OLIVIER LAMM

DAWN RICHARD CREOLE CULTURE (Merge).

Cinq ans après sa mort, Jon Hassell est de retour, à travers un disque qui rappelle combien cette personnalité manque au monde des vivants. Sa musique fantomatique et fantastique, rayonne tel un spectre de vibrations qui invoquent l'au-delà. C'est cela que suggère le titre de ce recueil qui clôt sa trilogie intitulée Pentimento. «Qui peut dire ce qu'une autre personne vit lorsqu'elle écoute de la musique ? Elle n'existe que comme une expérience intérieure propre à chaque individu», écrit le trompettiste. Qui peut décrire l'expérience d'entrer dans l'univers de Jon Hassell ? La suspension, voilà l'énigmatique magie de cette musique où le présent et le passé laissaient advenir tout un monde à ceux qui aux définitions de rigueur préfèrent les sensations de l'intime.

JACQUES DENIS

JON HASSELL MUSIC IS INVISIBLE (Ndeya).

Les Pet Shot Boys font échec et maths

Le duo britannique revisite la vie du mathématicien Alan Turing dans une bande-son audacieuse et effrénée.

N ouvelle exploration des couches multiples de la discographie des Pet Shop Boys, duo britannique habituellement plus occupé à analyser, démonter et transcender la musique populaire, mais qui, parfois, s'immisce dans des matières pré-existantes pour leur insuffler un second souffle. Ce qui relève finalement de la même mécanique, avec disons un costume plus respectable. Après avoir revisité la bande-son du Cuirassé Potemkine tout en cordes grondantes et refrains homériques en 2004, Neil Tennant et Chris Lowe s'attaquent cette fois à la vie du mathématicien Alan Turing. Huit titres réalisés en collaboration avec Andrew Hodges, auteur d'un livre référence sur Turing, qui marquent l'aboutissement d'un projet entamé en 2014 pour un concert de la BBC, auquel le duo apporte ici une tonalité plus électronique et Hodges une narration remise à jour, assurée par l'actrice Juliet Stevenson.

Le résultat est une bande-son biographique effrénée retraçant les moments clés de la vie du mathématicien, pionnier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cryptologie e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jusqu'à son procès pour homosexualité et son suicide par empoisonnement en 1954. Si l'ensemble ne se laisse pas immédiatement apprivoiser vu la richesse des registres et modulations, on trouvera assez facilement son chemin, après quelques écoutes, dans ce récit à haute densité et ces contrastes souvent renversants entre cordes et électronique qui alterne les ambiances orageuses (Natural Wonders, sorte de variante tout en finesse de ce que Depeche Mode tentait de faire sur ses faces B instrumentales à la fin des années 80) à des moments plus élégiaques (The Trial, sans doute le plus beau crossover existant entre Kraftwerk et néoromantisme).

Loin de la virgule anecdotique, A Man From the Future vient rappeler à quel point les Pet Shop Boys, réduits trop souvent en France à un duo de hitmakers prisonniers des années 80, restent un des groupes les plus audacieux, savants et pertinents des cinquante dernières années.

LELO JIMMY BATISTA

PET SHOP BOYS A MAN FROM THE FUTURE (Parlophone/Warner).

Chris Lowe et Neil Tennant, alias les Pet Shop Boys, en 2024. PHOTO EVA PENTEL

En 2015, soit au plus haut de la popularité du trio d'Atlanta, Yérim Sar du média l'Abcdr du son corrigeait Rohff qui n'avait pas l'air de saisir que Migos était le nom d'un groupe et pas d'un seul rappeur. De groupe,

il n'y en a plus – Takeoff a été tué en 2022, Quavo et Offset se sont brouillés – mais la question délicate se pose toujours du statut de ce rappeur moyen pourtant si essentiel lorsqu'il surgissait en trois dimensions comme pour mieux nous tourmenter, déclamant des mots routiniers dans le milieu, mais qu'on n'était pas certains d'avoir déjà entendus comme ça. Quavo parvient parfois à émuler quelque chose de cette euphorie, grandement aidé par des feats bienvenus (Tyler, the Creator, cyclopéen) ou les prods replètes d'un Pharrell en plutôt bonne forme. Ce qui, sans nous ravir éperdument, a le mérite de ne pas complètement altérer nos souvenirs.

LAURA COURTY

QUAVO QRÖMELIFE (Motown).

Soudain il était partout dans notre fil TikTok, se filmant toujours dans son petit home studio, lumière ingrate et dégaine de banquier sincèrement navré de ne pas pouvoir vous accorder votre éco-prêt à taux zéro. Livré aux avis d'une commu-

nauté qui déplorait parfois qu'on n'entende pas assez sa voix dans le mix, ou qu'il manquait une DA, Ariane Bonzini a persévéré dans son R'n'B autoproduit à voix fluette, cousin caché de Jorrdee et 645AR; ce premier album enregistré avec une brochette de musiciens aussi suaves que lui est une réussite dans le genre. Non que le genre en soi nous fascine, mais l'homme semble contenir des montagnes de cœurs brisés, et la nausée agréable qui finit par transpirer de ses complaintes sexy frisant l'obsession malsaine a un fort goût de reviens-y.

M.K.

ARIANE BONZINI MEC NORMAL (Half Awake).

Salome Jordania publie, à 30 ans, un excellent premier CD qu'elle défendra mercredi, salle Cortot à Paris. La technique implacable et la musicalité de la pianiste géorgienne éblouissent dès les Cloches de Genève de Liszt, mais son jeu

perlé, prodigue en couleurs, reste trop tendre, on-doyant et ailé, dans Bénédiction de Dieu dans la sol-litude, où l'on préfère la puissance d'airain d'Arrau, et il manque encore à sa Sonate en si mineur la féro-cité d'une Argerich. Elle n'en stupéfie pas moins de clarté des plans sonores dans les redoutablement chromatiques et contrastés op.36 (Poème satani-que) et op.68 (Messe noire) de Scriabine, même si les lectures de Sofronitsky et de Horowitz demeurent indépassables d'imagination et d'esprit.

ÉRIC DAHAN

SALOME JORDANIA PASSAGE: A SPIRITUAL ODYSSEY (La Dolce Volta).

CULTURE/

«WpointM» de Tiakola, messages bien envoyés

Avec une apparente légèreté sonore, le rappeur de 26 ans sur qui semblent glisser les critiques fait passer efficacement les idées de son deuxième album, empreint de ses racines congolaises.

C a ne doit pas être facile d'être Tiakola. Parce qu'il est l'un des musiciens français les plus exposés, parce que les sollicitations médiatiques et commercia-

les sont nombreuses, parce que les moindres prises de position, qui plus est émanant de personnes noires, peuvent engendrer des réactions nauséabondes – il faut être doté d'un sacré cardio pour faire face aux pièges et aux responsabilités. Et pourtant.

Au milieu du tumulte, il est là, tout sourire, détendu, comme si les enjeux autour de la sortie de son nouvel album, WpointM, glissaient sur lui. «Il faut souffrir pour être beau, dit-il en riant. Donc j'accepte de souffrir, tranquille.» Dans les locaux d'un bureau parisien, il raconte la conception de ce second long format regorgeant de double sens et de références à sa vie, pétri de «messages».

Equilibriste. Message : terme primordial. Il l'emploiera plus de quinze fois dans la discussion. WpointM est un album habité par l'idée de mouvement. Il conte l'histoire de son auteur, William Mundala, enfant de la Cité des 4000 à La Courneuve (Seine-Saint-Denis), ayant acquis une grande notoriété depuis 2022, contraint d'en partir pour s'épanouir. C'est d'ailleurs un extrait d'une interview d'Aly Diouara, maire de la ville, qui ouvre le bal: «A un moment donné, même si tu as envie de rester, tu ne peux pas rester. [...] Mais pars, mec. Pars!»

Le rappeur Tiakola. YLIES GRIYEB

Tiakola s'en est donc allé avec la ferme intention de revenir pour mieux donner en retour. En chemin, ses racines congolaises surgissent, les trahisons, l'argent, le bien et le mal deviennent sources de questionnements. Tout cela s'exprime dans une apparente légèreté sonore, mais aussi dans un numéro d'équilibriste consistant à divertir en même temps qu'il faut impérativement dire. «Je sais faire des morceaux efficaces, précise l'actuel premier des ventes, avec un album dont les 17 titres sont entrés au Top 100 Spotify France. Mais si je ne mets que des hits potentiels, je n'ai plus de fond, plus de message.»

Il a conscience de porter une responsabilité, d'être un exemple pour la jeunesse diasporique des quartiers de France. Il est rodé à l'exercice. Dès ses 17 ans, au sein du groupe 4Keus, il a accédé à une première forme de célébrité grâce au single O'Kartier c'est la hess. Trois albums et cinq mixtapes ont suivi jusqu'en 2020. «J'ai quitté tôt le quartier parce que j'ai de suite été mis face à des réalités, se souvient-il. Quand tu vis tout cela, tu es forcément en avance sur tes amis d'enfance, tu as une motivation supplémentaire pour t'en sortir.»

Il parle un peu comme un footballeur. Il a d'ailleurs bien failli embrasser une carrière sur les terrains avant de comprendre que son niveau était un peu juste. «Il faut être prêt mentalement, et je n'avais pas le truc.» Il chante l'obligation de «réussir». L'ascension de Tiakola est aussi celle de ses proches, de ceux qui s'identifient à lui. Sur la pochette de WpointM figurent des membres de sa famille paternelle. «Elle a été prise à Kinshasa dans le quartier de Makala, où mes parents se sont rencontrés.» Il n'y a jamais vécu, n'avait pas la possibilité de s'y rendre. «On n'avait pas les moyens. Avant de m'y rendre en 2021, mon lien avec le Congo était uniquement musical. A La Courneuve, ma mère, qui vient d'une famille kimbanguiste, écoutait beaucoup de gospel. Mon père préférait Papa Wemba, Koffi Olo-midé... Je me suis intéressé à la musique du pays, puis à son histoire. J'ai compris les rais-sons de la guerre qui y fait rage.»

Clins d'œil. Dans WpointM, cet héritage transpire. Par les instrumentaux mais aussi dans les clips, comme celui de Caméléon, réalisé par Idriss Tidjani et bourré de clins d'œil à la culture congolaise, à l'œuvre de Charles Mombaya par exemple. Les messages, donc: primordiaux. Sur le morceau Mélo Décalé, taillé dans un coupé-décalé qu'on lui connais-sait peu, il interpelle YouTube et les platefor-mes de streaming quant aux revenus faméli-ques qu'elles reversent aux «artistes afro-francophones». Sur les singles Ronnie Kray et Savage, il arborait le drapeau français, provo-quait l'ire d'internautes et de commentateurs d'extrême droite. «Ça aussi, je l'ai bien vécu, assure-t-il. Je me suis habitué aux critiques, aux insultes. J'avais conscience des réactions à venir, mais je l'assume. Je représenterai toujours ce drapeau parce que c'est une fierté que de le porter.»

Quand vient le moment d'aborde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à venir, il répond simplement, sans rentrer dans le détail de ses convictions.

Car celles-ci, à l'observation des fioritures qui ornent sa musique, sont on ne peut plus claires. «Si la musique est bonne et que le message passe, le reste, ça va aller.»

BRICE MICLET

TIAKOLA WPOINTM (W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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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zone mix

Mosimann Vainqueur de la «Star Ac» en 2008, l'éclectique DJ franco-suisse est le nouveau directeur du télécrochet de TF1.

A vec lui, on a partagé l'achat futile, à l'aube des années 2000, d'un fer à lisser et d'un pantalon ajusté bien slim. Sans doute ce qui explique une certaine tendresse à l'égard de Mosimann, ovni musical qui nourrit de doux rêves un peu perchés. Le nouveau directeur choisi par les producteurs de la Star Academy nous accueille avec un câlin chaleureux, dans les locaux parisiens de sa boîte de prod, qui abritent aussi son studio de musique et emploie une dizaine de personnes. Le DJ trentenaire revient tout juste des locaux de France Inter, où il assure depuis septembre 2025 une chronique hebdomadaire. Au micro, il prend la voix d'un

vieux sage, conte son histoire et joue les philosophes, sur fond de mix faits maison. Grand tee-shirt noir, cheveux rasés, mais décolorés et bijoux en argent, il reçoit dans son antre, située à deux pas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dans le XX $^{e}$ arrondissement parisien.

Un genre de temple des années 90, où son piano et ses guitares côtoient des figurines de Marvel, une statue grandeur nature d'E.T. l'extraterrestre et une table de mixage. Au milieu de tous ces bibelots pop, le trophée de sa victoire à la Star Ac, en 2008, prend la poussière. Au sous-sol, l'artiste a aménagé son studio insonorisé. C'est là, face à ses claviers et ses ordinateurs, que celui qui se présente avant tout comme DJ fait sa tambouille de compositeur. Et, ça marche, à en juger par le nombre croissant des abonnés à ses réseaux sociaux: quatre millions au total.

Le successeur de Michael Goldman espère qu'il sera un dirlo cool de la Star Ac, mais besogneux, soucieux de donner un peu de ce qu'il a reçu là-bas. Il dit vouloir tout dire aux jeunes élèves, y compris annoncer les désillusions qui pourraient naître dans la vieille bâtisse de Dammarie-les-Lys (Seine-et-Marne), qui abrite le télécrochet en quête de renouveau. «Il faut comprendre que ce n'est que du travail.»

Ce qui a fait grimper sa popularité? Une bonne idée qui lui ressemble et lui permet de mélanger les univers, d'associer

son amour des discussions philosophiques des soirs de teufs à sa volonté de démontrer sa technicité devant les fûts d'une batterie comme il le faisait «gamin

à 8 ans avec les casseroles de sa mère». En 2024, alors que Mosimann vient de composer pour Grand Corps malade et de se filmer à ses côtés, naît l'idée qui va faire grimper sa cote et attirer l'attention d'Adèle Van Reeth, alors directrice de France Inter: demander à une personnalité quelle serait sa bande-son rêvée et la composer. Le concept, baptisé «dream track», trouve son public sur YouTube en quelques jours, jusqu'à devenir viral. Mosimann parvient à y convier l'humoriste Gad Elmaleh, l'astronaute Thomas Pesquet, les rappeurs Bigflo et Oli ou encore le tennisman Novak Djokovic.

«Les invités essaient de me mettre dans la sauce, de créer des genres. Certains sont de vrais mélomanes, comme Thomas Pesquet. D'autres partent dans des délires comme Alexandre Astier, qui voulait carrément que j'invente de la techno médiévale», se souvient-il. En décembre, il sortira un album issu de ces rencontres. Eclectique, le Franco-Suisse peut passer de Zucchero ou James Blunt, avec qui il a chanté dans sa jeunesse, à de la techno des gros clubs d'Ibiza, où il a passé l'été en résidenc.

«J'ai eu totale carte blanche pour mes chroniques, ils m'ont fait confiance d'office», assure-t-il. Il préfère ne pas s'exprimer sur la rentrée quelque peu chamboulée de la station, minée par un mois de conflit autour de l'arrivée, finalement avortée, de l'editorialiste de Valeurs actuelles Charles Sapin. Cet été, c'est face à la bonnette rouge qu'il confie aux auditeurs être père d'une petite fille de 2 ans, élevée en coparentalité avec sa meilleure amie et manager, Maud Brooke. De donneur pour mère solo au départ, Mosimann est finalement devenu père à part entière à la naissance. «J'ai grandi avec l'idée que... que si on va voir un psychologue, on est fou. Tu sais, c'est vraiment... C'est la pudeur aussi. Mais partager cette idée-là, ça veut dire quelque chose.»

Ses parents se séparent lorsqu'il est encore enfant. La famille qui vivait alors en Suisse allemande explose. Le père part sur les routes du pays au volant de sa crêperie ambulante, accom-

pagné par la sœur aînée de Mosimann. Lui reste vivre un temps en Suisse avec sa mère avant qu'ils ne s'établissent en France, d'abord en Haute-Savoie, puis à Hyères (Var). Sa mère enchaîne les petits boulots, fait des ménages. Le trentenaire estime venir de «la France d'en bas, celle qui regarde les films en VF. Et, c'est très bien. Mais c'est aussi un statut social.» L'explosion du couple parental entraîne une période qu'il décrit avec

14 février 1988

Naissance à Genève (Suisse).

Février 2008 Remporte la Star Academy.

Depuis 2025 Chronique dans la matinale de France Inter.

10 Octobre 2026 Reprise de la Star Academy sur TF1.

17 et 18 octobre Zénith de Paris.

le recul comme précaire : «Ce n'est pas du tout quelque chose que tu comprends quand tu es enfant. J'étais vraiment la famille Groseille dans La vie est un long fleuve tranquille. Mais il y avait de l'amour. Ils sont hyperheureux dans la famille Groseille. Bien plus que chez les Le Quesnoy.»

Le garçon rêve très jeune de musique. Grâce à sa mère, il découvre les émotions que peut procurer la scène. C'est elle qui lui paie les cours de piano, guitare, batterie, et «qui l'amène en voiture avec son matos pour les concerts» organisés dans des salles des fêtes, auberges de jeunesse et autres maisons de retraite. C'est lorsqu'ils s'installent dans le Var que le jeune homme se lance à fond, juste après le bac, dans une vie de musicien, et la galère passionnée qui va avec. A 19 ans, alors que le jeune disc-jockey se fait désormais appeler «John Louly» dans les nuits varoises, faisant danser copains et fêtards sudistes, il est contacté par les producteurs de la Star Arc, mis au parfum du talent brut de l'homme-orchestre aperçu par un employé de la chaîne en vacances. Lui se dépeint en «DJ techno underground», inquiet de «trahir sa communauté» en rejoignant une émission qu'il assure n'avoir alors jamais regardée. Il décide quand même de se présenter au casting. A son arrivée au château, Mosimann dit avoir vite pris un «retour de karma. J'y suis allé un peu en me moquant de l'émission. En me disant, ça va être fastoche. Et le petit con que j'étais à l'époque a vite changé d'avis».

Vegan jusqu'aux chaussures, Mosimann se présente comme un défenseur de la cause animale, qui pourrait même «voter pour le parti animaliste». En 2012, son nom côtoie celui d'autres artistes tels que Mika, Jenifer ou Julien Clerc à l'occasion d'une pétition signée en faveur du mariage pour tous. Il y a bien quelque chose qui le tend et le fait sortir de sa gentillesse bonhomme: le projet d'autoroute A412, futur tronçon de 16,5 kilomètres entre Thonon-les-Bains et Machilly. Des centaines d'arbres bientôt abattus et une aberration de plus pour la faune qu'il aime tant. Quand il n'est pas en studio ou derrière ses platines, ce célibataire aime arpenter Paris sur son vélo électrique. S'il a pu souffrir un temps de l'image variétoche du télécrochet que certains lui renvoyaient dans le milieu de la nuit, aujourd'hui, «Mosi» en fait fi.

Par CHARLES DELOUCHE-BERTOLASI Photo CAMILLE MCO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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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née humide au nord et nord-est avec quelques gouttes. Le ciel est dégagé au sud dans l'ensemble.

L'APRÈS-MIDI Temps menaçant près des frontières de l'est, variable partout ailleurs. Belle journée en direction du sud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Soirée calme, humide sur les régions voisines de la Ma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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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e	10	17
Caen	12	17
Brest	15	17
Nantes	10	17
Paris	8	15
Strasbourg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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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n	9	15
Bordeaux	9	18
Toulouse	9	16
Montpellier	11	21
Marseille	12	18
Nice	16	21
Ajaccio	16	17

MONDE	MIN	MAX
Alger	20	23
Berlin	9	14
Bruxelles	9	15
Jérusalem	17	26
Londres	13	18
Madrid	8	18
New York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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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件存在以下问题：

1. 完整性与漏译审计（重点区域）

[BLOCKING] 严重漏译/未翻译 - 低中文密度区域（音乐会日程）：在“低中文密度区域”标注的音乐会日程部分（10月8日 Shane Parish 等），译文中完全缺失。虽然部分纯数据表可过滤，但此处为文化活动日程，且在原文中具有独立版块，不属于系统过滤范围，属于严重漏译。

2. 幻觉核查与准确性审计

[WARNING] 术语/细节偏差 - 译文：“...加入‘选择 2027’（Choisir 2027）平台的个人” - 核查：原文为 adhérer à la plateforme，标题索引中出现 PRIMAIRE, MODE D'EMPLOI。虽然译文补全了平台名称，但该名称在提供的抽样原文中并未出现（仅在译文中出现），属于基于外部知识的补全。虽不影响理解，但建议标注为潜在风险。

[WARNING] 翻译不完整（截断） - 译文：“...这次内部筛选的基础已经” $\rightarrow$ 此处句子在译文中戛然而止，明显发生了截断。 - 核查：对应原文 ...la base de ce filtre interne avait déjà 之后的内容在抽样中被省略，但译文在处理时未做“（此处省略）”或“...”的标注，导致阅读体验中断。

3. 格式与交付标签审计

[WARNING] 残留标签/乱码 - 译文：在天气预报和数独部分，出现了大量 HTML 标签残留（如 < / td><>< / ><>< / >）。 - 核查：这属于严重的格式清理问题，影响阅读。

4. 数字与关键信息核查

• 金额/日期：经核查，140,282 名投票者、10月16/17日、20亿欧元等关键数字与原文一致。
• 人名：Raphaël Glucksmann $\rightarrow$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Olivier Faure $\rightarrow$ 奥利维埃·福尔，翻译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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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

严重级别	问题描述	类别
[BLOCKING]	音乐会日程（10月8日-31日）整段漏译	完整性
[WARNING]	天气预报与数独区域存在大量 HTML 标签残留	格式
[WARNING]	“这次内部筛选的基础已经” 段落末尾发生截断	完整性

审核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需重新处理漏译段落并清理 HTML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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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53（共修复 1 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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