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10.10.2026.pdf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之报

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 第 235 / 41 D1 期

由 尤尔根·考伯 (JÜRGEN KAUBE)、卡斯滕·克诺普 (CARSTEN KNOP)、贝尔托尔德·科勒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40 欧元 F.A.Z. 官网：faz.net

南非法官获诺贝尔奖

南非法官纳瓦内特姆·皮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根·瓦特内·弗吕德内斯周五在奥斯陆宣布，皮莱为推动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的刑事起诉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皮莱曾任南非最高法院法官以及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IStGH) 法官，并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目前，她是国际法院的一名法官，参与一项指控缅甸涉嫌种族灭绝的诉讼程序。皮莱将该奖项献给国际犯罪的受害者。她周五在纽伦堡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法和人权遭受严重政治攻击的时代。”弗吕德内斯在赞词中也提到，国际法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其机构遭到攻击，法官遭到制裁。美国政府曾对部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实施制裁，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期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刑事法院。联合国称，授予皮莱该奖项是人权斗争中的一个强烈信号。德国联邦政府向皮莱表示祝贺，并保证德国坚定支持国际法。（详见第 6 页。）jib.

白色的鸟，蓝色的天空：周五，一只鸽子从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的窗户飞出。

今日随刊杂志

伊丹·魏斯 (Idan Weiss) 展示男装， 杰森·埃弗曼 (Jason Everman) 闲谈， 大卫·甘迪 (David Gandy) 渴望长寿。

谋杀与命运

首次德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论美国人的无人机战争。副刊，第 9 页

无序撤退 一项新的足球安全概念旨在减少冲突并节省资金。各市镇措手不及。 体育，第 32 页

成功且幸福？ 一位心理学家解释了孤独如何转化为成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才是关键。 职业与机遇，第 30 页

致编辑信，第 27 页

什未林达成启动组阁谈判协议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左翼党和绿党希望启动组阁谈判。周五的一份联合声明称，在成功的初步磋商后，谈判负责人建议其党内机构启动组阁谈判。目标是建立一个“致力于可靠性、稳定性和信任”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的州执行委员会计划在周五分别召开会议决定进入组阁谈判。绿党计划在周六于罗斯托克举行的党代会上对此进行投票。F.A.Z.

施尼德要求审查左翼党的宪法忠诚度

州长：反动且反犹 / 左翼党对初步磋商文件提出批评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戈登·施尼德（CDU）要求审查左翼党的宪法忠诚度。他在一篇为《法兰克福汇报》撰写的客文中写道，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CDU）建议成立的关于德国选择党（AfD）的联邦与州工作组中，也应当调查“反动且反犹的左翼党”：“我们不能简单地允许那些积极对抗国家的政党在我们的议会中占据席位。”施尼德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在柏林与左翼党讨论合作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理所当然”，而这种合作“将移动一条根本性的界限”。柏林的左翼党在竞选期间公开展示了其激进的一面。“那些在‘反右翼游行’中站在第一排的人，在面对反动且公开仇视犹太人的极左翼时，绝不能保持沉默。”卡尔·劳特巴赫（SPD）也表示反对他的政党在柏林与绿党和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我希望这个‘红-红-绿’联盟不要成立，”这位前联邦卫生部长在接受《镜报》采访时表示。他将此理由归结为对左翼党反犹主义的指控。

三党周四提交的关于反犹主义的初步磋商文件在左翼党内部引发了争论：名为“巴勒斯坦团结”的州级工作组指责党领导层将“巴勒斯坦团结运动推向绝路（扔到车底）”。他们认为，打击反犹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强迫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该组织批评该协议将“以色列的生存权”作为“议员的政治前提条件”。来自新克尔恩区的左翼党议员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以“在柏林取消巴勒斯坦？没门！”为口号，号召人们在周六参加在勃兰登堡门前举行的巴勒斯坦游行。埃姆德拒绝承认国家的生存权。她能否被接纳进柏林左翼党议会党团尚不确定。周五，左翼党、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继续进行磋商谈话，并就柏林紧张的预算状况进行商议。（见第 4 页和第 8 页。）stk.

梅尔茨批评施罗德访问普京

“简直是不道德的” / 斯特格纳为前总理的行程辩护

联邦政府批评了前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SPD）参加俄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日庆典的行为。政府副发言人斯特芬·迈耶周五在柏林表示，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对此反应“深感愤慨”。“普京一个人要为乌克兰战争负责”，普京的命令每天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平民伤亡、家庭破碎以及死伤者”。联邦总理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施罗德先生在这样一个日子与普京先生一起庆祝，简直是不道德的”。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

联邦议院将审查三体综合征筛查测试

联邦议院敦促更严密地监测孕妇通过血液测试筛查胎儿可能患有三体综合征的应用情况。议会于周四晚通过了一项由跨党派议员小组提出的申请，要求政府引入监测机制。计划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审查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相关费用的法律、伦理及卫生政策基础。共有 529 名议员对此申请投赞成票，18 票反对。（详见第 2 页和第 8 页。）pau.

(SPD) 表示，他认为参加普京的生日庆典“完全不可接受”。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发动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社民党（SPD）议会党团副主席西姆特耶·默勒（Siemtje Möller）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相反，社民党外交政治人物拉尔夫·施泰格纳（Ralf Stegner）则为施罗德的访问辩护：施罗德能够为接触普京打开大门。施泰格纳在接受《每日镜报》（Tagesspiegel）采访时表示，如果这次访问“能为和平贡献哪怕一毫米的帮助，那么这次访问就是成功的”。

克里姆林宫周四晚在社交媒体上透露，普京在周三早晨“从媒体

柏林愿与巴黎继续推进坦克项目

德国希望与法国继续推进共同的主战坦克项目——主地面战斗系统（MGCS）。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 SPD）周五在波尔多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MGCS 项目并未结束，也没有死亡。”此前，法国总参谋长法比安·曼东（Fabien Mandon）曾宣称，“德国人已决定退出该项目”。而周五，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林（Catherine Vautrin）也表示，巴黎和柏林希望继续推进该军备项目。（详见第 6 页。）gorg.

获悉”施罗德在莫斯科。自 9 月底以来，施罗德一直担任 Hyperglobus 的监事会成员，这是一家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超市连锁店 Globus 将其俄罗斯业务外包至该公司。周三上午，施罗德与妻子以及 Hyperglobus 的所有者托马斯·布鲁赫（Thomas Bruch）共同出现在莫斯科的一家分店中。克里姆林宫进一步透露，普京“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到家中做客。在国家元首昨日庆祝生日时，格哈德·施罗德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起。”联邦政府表示，其对此次行程并不知情，也未提供任何支持。（详见第 2 页和第 8 页。）mawy. / frs.

欧盟与中国就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一致

上海。欧盟与中国在北京的谈判中，就限制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一致。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周五晚在北京表示，出口量将比没有变更的情况降低 50%。这涉及未来四年内的数百万辆汽车。该结果仍需获得欧盟各国政府首脑的批准。中国商务部在的一份公告中也提到了“共识”。guth.

法兰克福汇报有限公司；客户服务：(069) 75 91 - 10 00，电子邮件：kundenservice@faz.de 或 www.faz.net / meinabo。致编辑信箱：leserbriefe@faz.de 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奥地利、荷兰、葡萄牙（接）、西班牙 5,20 欧元 / 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 5,40 欧元 / 瑞士 6,20 瑞士法郎

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作者：亚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 (Jasper von Altenbockum)

在左翼党、社民党（SPD）和绿党在柏林进行探索性会谈之前的协议中，出现了一些听起来像是脱离时代的句子。其中提到：犹太人必须像所有人一样，能够自然而然地——且在任何地方！——在公共空间活动。或者：三党排除了与传播反犹主义、美化暴力或进一步推动暴力循环的组织和“参与者”合作的可能性。

人们不禁想问，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在柏林。为什么在这里必须就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文明的最低标准达成一致？原因很明确：在左翼党内部，这类理所当然的事情绝非理所当然。因此，必须由社民党和绿党至少在口头上将其提升到符合《基本法》的水平。绿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什（Jarasch）说得对：“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目前尚不清楚何时会被视为违反协议。负责对此做出决定的三位“专家”肯定不会来自亲基民盟（CDU）的圈子。希望他们不要体现出那种甚至在反犹主义研究人员中也盛行的“创造力”，即掩盖反犹主义（尤其是移民中的反犹主义）。那么后果如何？在这方面，各政党陷入了窘境，因为他们无法向各自的党团规定，如果左翼党继续保持像目前这样“多样化”时该怎么做。届时，党团将“自行负责”决定。这可以意味着任何结果。在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的案例中，人们看到这也可以意味着：毫无结果。

社民党和绿党本不必承担这种风险。他们本可以与基民盟进行探索性会谈，而且基民盟在法治、财产、雷莫家族（Remmo-Clan）和安全问题上，比左翼党要少得多地遇到困难。但显然，这个左翼项目比在其他场合听到的对“民主中间地带”的呼吁重要得多。

致命的住房短缺

作者：苏珊娜·库西克 (Susanne Kusicke)

德国的房租在不断上涨。目前，家庭可用收入中用于住房的支出比例已达到 30% 甚至部分超过 40%。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年轻家庭也再地不起盖房或买房。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恐惧是德国人最大的担忧。这一比例在去年从 52% 上升至 59%；紧随其后排名第五的是对住房变得无法负担的恐惧。

大约 20 年来，政界未能成功遏制住房成本的上涨（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区），这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护士、手工艺者或中产阶级雇员无法搬到像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因为他们在那里找不到负担得起的公寓。而如果他们住在靠近城市的乡村，那么从第一天起就要与公共交通的漏洞和缺陷作斗争。学生们不再申请他们心仪的就读地，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那里的住宿。老年人则留在拥有花园的 200 平方米大房子里，因为他们在优质地段找不到带阳台的小公寓。

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流动性缺失，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可移动性”。为了更高的薪水、更友好的上司或更有趣的工作领域而更换工作？没门，因为人们无法搬家。如今，限制晋升并扼杀创新冲动的不再是行会和协会，而是住房的匮乏。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住房市场正在形成，其竞争激烈程度远超那些还在报纸上寻找租房广告的老一辈人的想象。人们派遣 AI 代理在网上寻找住房，这些代理能在几分之一秒内向房地产门户网站的房东发送完整的申请，而房东则利用 AI 驱动的软件分析这些申请。广告发布五分钟后就会从门户网站撤下，因为此时已经收到了数百份申请。

而一旦有人拥有了一套公寓，就绝不会放弃。即使已经搬到其他地方住了多年，人们仍通过转租合同持有租赁公寓；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将其变为“交换房”，在需要时同样在专门的门户网站上寻找目标地点的对等房源。更不用说，确实存在一些由于租赁合同非常古老，导致租金远低于当地常规对比租金的公寓。

公民将这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局面归咎于谁？当然是政界。而且这并非毫无道理。城市的发展被长期忽视，人口增长被宣布为已经结束。移民的影响起初未被预料，随后被低估；社会住房补贴被削减，住房公司被出售。

现在，现任政府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以一种致命的方式，与许多其他令公民愤怒、不安并怀疑国家行动能力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不准时的铁路，以及缺失的

住房成本上升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

……日托位、破旧的学校、道路与桥梁、医生短缺、数字化进展缓慢且与此同时模拟服务在缩减，以及司法和行政程序的冗长。

住房与房地产学者认为，住房短缺不仅是这些问题之一，而且是决定性的问题，是整体社会负面发展的核心。可负担住房的短缺正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包括较小的城市和地区。工会以房租成本为由要求提高工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银行、医生和商店纷纷撤出。

随后，房屋空置和价值贬值削减了——通常是年长的——私人房东的收入。德国约 1600 万套公寓由私人小房东提供，这占所有租赁公寓的 64% 以上，占德国整个住房市场的 37%。在关于大型住房公司利润的讨论中，这些小房东的需求被忽视了，他们的年净收入经常低于 5000 欧元。

仅有 17% 的公民相信国家能够履行其职责。这一切对谁有利？这对极端主义者、意识形态主义者、幻想家以及各类完全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有利，他们承诺将以某种方式斩断这个戈尔迪之结。在柏林，是凭借其社会化计划赢得选举的左翼党。除此之外，通常是：德国选择党（AfD）。

科琳娜·吕费尔 (Corinna Rüffer)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破碎 Adolf Nazi

他回来了！是的，希特勒也回来了，我们稍后会谈到他。但首先得轮到这位“最伟大总统”（GröPaZ）。他已经太久没有抛出什么惊人之语了，以至于我们开始担心这位可靠的“素材供应商”出了问题，而那些皇太子们则心怀希望；鲁比奥甚至专门在卫城前露面。但现在，特朗普再次迸发出各种古怪的想法，比如他认为伊朗人完全可以把洛杉矶和圣迭戈抹除。

白宫虽然否认这应被理解为一种最终通牒。但人们现在可以想象，当特朗普下次说与德黑兰的谈判在双方互沉战舰的间隙中进展顺利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毕竟，由民主党执政的加利福尼亚州比中国和北朝鲜的所有共产主义者加起来更让总统恼火；他甚至称习近平和金正恩为朋友。如果那些穆拉（伊斯兰教法学者）执意要干这份脏活……

无论如何，特朗普显然更担心他在英国的核轰炸机，而不是西海岸那些被左翼绿党污染的嬉皮士。

消息灵通但晚年贫困：汉宁或许应该去捡瓶子？绘图：威廉·布什

但我们欧洲人也应该庆幸他撤走了飞机。预警时间实在太短了。如果特朗普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我们拿什么去击落那些飞鸟？

您问为什么？您就直说您没看到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生的挑衅吧！在那里展出的裸体特朗普像，甚至能与我们的造车匠蒂利所制作的纸浆普京像相媲美——值得敬佩的是，蒂利恰好在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生日当天介绍了一本展示其作品的画册。

乍一看，特朗普可能会喜欢这座雕像覆盖的金箔。但该艺术作品的标题（“橙色瘟疫”）足以表明，这位显然是安徒生后裔的丹麦艺术家，并非旨在美化总统的臀部。如果核打击真的没有发生，我们预计会看到一笔高达一千亿美元的损害赔偿诉讼。

白宫因此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座雕像的设立吗？还是说特朗普对此完全不知情？美国人难道没有询问我们的前联邦情报局（BND）局长吗，他一直能获得极佳的消息？当最初有传闻称他向敌方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时，我们想：啊，是中情局（CIA）。但现在据说他的客户仅仅是阿塞拜疆人。唉，年老且需要钱的人不能挑剔。

汉宁在晚年贫困中还能做什么？捡瓶子？在奥尔迪（Aldi）超市当收银员，在那里即使戴着软边帽也会被认出来，至少会被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认出来？毕竟，想要让孩子获得自由并需要咨询的百万富翁女性也没有那么多。但现在即使是最后一个怀疑者也应该明白了，我们需要养老金改革，因为如果连前联邦情报局局长都无法靠退休金生活，而必须额外赚钱，那么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终于谈到希特勒了。在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的节目中，AfD政治家贝尔恩德·鲍曼（Bernd Baumann）讲述了一个童话故事，故事以“从前有一个叫阿道夫·纳粹的人，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党派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利用他”作为开头。阿道夫·纳粹——这个名字自从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Herta Däubler-Gmelin）时代以来我们就没听过了！鲍曼的指责自然不是针对自己的政党，因为他们绝不会犯下亵渎希特勒这种罪行，而是针对那些显然已毫无底线的传统政党。我们已经猜到不久后欧洲议会里会竖起什么样的雕像了。 bko.

不仅仅是老友相聚

照片：news_kremlin / Telegram 握手：周四由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发布的一张照片中，施罗德与普京在一起

前德国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普京生日之际前往探访。对于这位俄罗斯统治者而言，此举大有裨益。

作者：弗里德里希·施密特 (Friedrich Schmidt)

周三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生日。克里姆林宫并未透露这已经是这位俄罗斯统治者的第 74 个生日。即便在莫斯科，衰老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话题。普京在生日当天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来自后苏联空间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名单，称他们向他表达了“热烈的祝贺”。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编排的祝贺，官员们祝愿普京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无穷的精力”，而未提及他的年龄。

直到周四晚上，克里姆林宫才在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和 Max 上通过两张照片补充了生日纪实。照片显示，普京与一位 82 岁的前德国联邦总理、后来的俄罗斯原材料代表，站在一个装饰有马匹图案的炉灶前。据称，普京在周三早晨“从媒体获悉，格哈德·施罗德因“Globus”公司事务抵达莫斯科。总统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到家中做客。在国家元首昨日庆祝生日时，格哈德·施罗德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起。”

照片中，施罗德和普京面带微笑，彼此握手。施罗德身后放着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热水壶——萨莫瓦尔（Samowar）。克里姆林宫并未透露普京邀请施罗德去了哪里。在普京经常停留的莫斯科近郊诺沃-奥加廖沃（Nowo-Ogarjowo）官邸中，没有类似的炉灶。克里姆林宫内也没有。施罗德可能是在普京位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瓦尔代高地（Waldaj-Höhenzug）的官邸区域内。正如亚历克谢·纳瓦尔尼的反腐调查人员在 2021 年所展示的那样，那里有一些木屋，其传统主义风格与该室内装潢相符。

克里姆林宫同样没有透露两人谈论了什么。在他们会面时，外界已经获悉，俄罗斯军队在普京生日当晚再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当局称，仅在切尔尼戈夫州的普里卢基（Pryluky），就有 22 人在巡航导弹摧毁一栋住宅楼的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五名儿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苦涩地将此称为普京生日的“礼物”。

2022 年 3 月，在入侵乌克兰后不久，施罗德曾以所谓的和平使命之名拜访普京，而当时的联邦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普京在会面后也未表现出任何克制。在今年 5 月 9 日，普京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将施罗德描述为一个可以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的人。不久之后，俄罗斯统治者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施罗德“不是普京的朋友”，而是一位“德国政治家，而且在我看来是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因为他有自己的立场，并且有勇气捍卫这一立场”。实际上，施罗德出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因为他与普京的关系而成为后者的代理人，更是为了证明可以争取到“西方人”支持的证据。因此，他成了普京的一件战利品。

这一点在 Globus 集团或许也心知肚明，更准确地说，是在 Hyperglobus——一家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中。截至 2025 年底，这家德国零售巨头已将其在俄罗斯的业务（分布在 8 个地区的 22 个市场）于去年年初外包给了该公司。其所有者、现年 76 岁的控股公司前负责人托马斯·布鲁赫（Thomas Bruch），周三上午在莫斯科的一家 Globus 超市里，与施罗德及其妻子一同庆祝。因为自 9 月底以来，施罗德已加入 Hyperglobus 的监事会，据布鲁赫称，他是“公认的俄罗斯市场专家”。因此，战争可能并非施罗德此次近期行程的主要原因。显然，Hyperglobus 不希望重蹈其他西方企业的覆辙。Metro、雀巢（Nestlé）、欧尚（Auchan）和乐透美林（Leroy Merlin）等案例表明，即便在侵略战争期间仍对俄罗斯保持忠诚也无济于事。

即便将业务外包或出售给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也无法防止通过总统令实施的事实上的没收。布鲁赫曾活跃于德俄论坛，且直到今年 6 月还参加了普京在圣彼得堡论坛上举办的“商业对话”。但即便如此，只有普京的青睐才能提供保护。作为普京的“老朋友”，施罗德现在很可能是被布鲁赫招揽的。

“至于雀巢，我们根本没有惩罚任何人，我们只是在回应针对我们的行为，”普京上周在瓦尔代讨论俱乐部（Waldaj-Gesprächsforum）对瑞士人罗杰·克佩尔（Roger Köppel）说道。后者通过其创办的《世界周刊》（Weltwoche）杂志，将克里姆林宫的叙事传播到德国，而德国正是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主要目标。

施罗德的生日之行也代表了这一点。社交网络上的机器人以及普京本人都在为德国选择党（AfD）造势，特别是以廉价天然气的回归来吸引德国选民。普京近期也将焦点对准德国，他在瓦尔代演说中引用了 2015 年去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埃贡·巴尔（Egon Bahr）作为其主张的担保人，称“西方”在苏联解体后采取了一切手段来“孤立并最终瓦解”俄罗斯。

而西方对俄罗斯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俄罗斯在 1998 年至 2014 年期间作为 G-8 成员的身份，以及莫斯科与包括施罗德政府在内的许多西方政府的长期合作，都反驳了这一观点。普京在将自己的侵略战争惯常地重新定义为防御战时表示，所谓的西方路线导致了今天“欧洲和世界非常危险的局面”。这一表态强调了普京如何将乌克兰视为重新构建欧洲秩序的角力场，而德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能从政治上遏制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普京的军队可能会进展得更顺利。

“我们正在减少遗传多样性”

绿党政治家科琳娜·吕费尔（Corinna Rüffer）对怀孕期间三体综合征筛查测试的费用报销持批评态度

议员女士，法定医疗保险报销三体综合征筛查测试的费用已经实施了四年，联邦议院此后一直在对此进行讨论。周四，议院决定引入一项监测机制。这意味着什么？卫生部现在ได้รับ授权，对这些测试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在不来梅，人们更深入地研究了纳入医保报销后的后果，并记录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随后，联邦参议院一致表示，应确保获得准确的数据基础。在经过几年的辩论后，我们联邦议院现在也随之采取行动，此外，我们还主张就该议题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

您多年来一直反对将其纳入医保报销，并因此希望研究其后果。为什么您如此持批评态度？

首先，三体综合征血液检测看起来像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们对孕妇没有医疗风险。但自从联邦联合委员会（医疗保健领域自我管理最高机构，编者注）在四年前决定在有正当理由的个案中支付费用以来，我们观察到这些检测已变成了常规操作。而且，这些检测经常出现假阳性——结果还是得进行侵入性的、有风险的检测。我们收到报告称，女性感到咨询不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结果。许多人认为，如果想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这项检测就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正确。

联邦议院之所以做出如此明确的决定，也是因为您与支持医保报销的人达成了一项妥协。根据该协议，在“有正当医疗指征”的情况下，获得医保资助的血液检测渠道“不会受到阻碍”。这难道不是预设了医保报销将绝对保留吗？

最终，联邦议院并不负责决定是否纳入医保报销，决定权在联邦联合委员会手中。因此，这句话是不言而喻的，描述的是现状。但我们的责任确实在于批判性地反思，我们是否真的想要进行三体综合征的常规筛查——或者医保是否应该仅覆盖那些孕妇确实需要检查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在利用技术手段减少遗传多样性，而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您的意思是，在诊断出三体综合征的情况下，孕妇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会选择堕胎。然而，支持医保报销的人则以这样一个论点来辩护：否则，只有那些负担得起检测费用的孕妇才会选择该测试。

我拒绝这个反驳。在检测刚推出时，价格很贵，大约在 500 欧元左右。当时有一项研究探讨低收入群体是否因此较少使用该检测。结果是：没有。而现在，检测费用仅为当时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生物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我关注的是，我们基于正当理由拒绝优生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陷入了一种局面，即患有三体综合征的胎儿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被堕掉——而且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女性被建议进行血液检测。我们必须诚实地问问自己，是否真的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您认为联邦议院是否应该在当前立法期内，就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检测做出最终决定？

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监测工作能尽快启动，以便我们作为社会整体以及作为联邦议院，能够在良好的事实基础上就该议题展开讨论。在器官捐献或自杀援助的讨论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产前诊断方面，我们首先必须为辩论奠定基础。我们已经在周四开始了这项工作。

提问者：保罗·格罗斯 (Paul Gross)。

平等机会：普里恩倡导建立日托中心标准

柏林。周五，联邦议院对《起步机会与质量发展法》进行了一读。联邦教育与家庭部部长卡琳·普里恩（CDU）在发言中指出了决定教育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她表示，早在入学第一天之前，就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是否能取得成功”。部长认为这“极其不公正”，因为教育机会应当由每个孩子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决定。因此，联邦政府将这部关于机会公平的法律提交至联邦议院。该法律将使社会市场经济的阶层流动承诺重新焕发生机，为孩子们开辟前景并加强民主。普里恩将《起步机会与质量发展法》称为本届立法周期内决定性的政治方向调整。

普里恩进一步表示，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日托护理质量标准，重点涵盖三个方面。首先，将及时评估儿童的发展状况，并在需要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最迟在五岁时，应评估每个孩子的语言水平，以及数学、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其次，对于接收大量来自贫困风险家庭、家庭语言非德语以及有语言支持需求的儿童的机构，应给予特别支持并提供额外资源。第三，加强从日托中心到小学的过渡。两者必须加强合作，以确保支持在入学后能够连续进行，且语言和发展状况的评估结果能够传递给学校。

此类法律只能与各州、市镇及运营机构共同实施。尽管预算形势紧张，联邦政府仍计划在 2034 年前总共提供 92.5 亿欧元，以提高可靠性和规划稳定性。在本届立法周期内，将有高达 40 亿欧元用于日托中心的新建、扩建及翻修。这同样是对德国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投资。同时，这也是对民主和社会凝聚力的投资。普里恩表示：“只有具备良好的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的人，才能参与到民主体系中。”

最大的跨区域独立日托运营机构弗罗贝尔集团（Fröbel-Gruppe）警告称，不可进一步削弱质量标准。该集团认为，目前的规定已经比参考草案有所放宽。弗罗贝尔总经理斯特凡·施皮克（Stefan Spieker）表示：“如果前提条件不具备，更多的支持也无法落实。因此，全国统一的质量目标绝不能因为联邦政府和各州互相推诿融资责任而失败。”

选择党（AfD）议员安格拉·鲁德兹卡（Angela Rudzka）批评称，每名儿童 30 分钟的支持虽是一个开始，但面对护理人员和支持人员的匮乏，这远远不够。她表示自己曾在儿童委员会提出改进建议，但被“幼稚的防火墙”给阻挡了。对此，基民盟（CDU）议员迈克尔·霍泽（Michael Hose）反驳道，作为前儿童委员会主席，他不允许委员会的工作被诋毁。社民党（SPD）议员雅斯米娜·霍斯特（Jasmina Hostert）警告称，不要将日托中心“学校化”，重点应放在支持而非评估上。绿党议员安雅·赖纳尔特（Anja Reinalter）警告称，不能在幼儿教育上省钱。左翼党（Linke）的海蒂·赖希内克（Heidi Reichinnek）则指责普里恩通过测试将孩子“筛选剔除”。

英国车主为此买单

英国《电报》（伦敦）探讨了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愿望。

“独立是英国脱欧后最大的优势。在一个竞争阵营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的世界上，快速行动和打破常规思考的能力至关重要。

而欧盟僵化的官僚体制恰恰相反。安迪·伯纳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他认为解决方案不是‘更多欧洲’的。周三，首相访问德国，在计划于11月举行的英国与欧盟峰会之前，他会见了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据报道，他们讨论了将英国纳入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特别关税体系——作为交换，英国工业部门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欧盟国防贷款和工业补贴准入。安迪·伯纳姆可能认为这是一笔好交易。

其他声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此买单的将是英国的驾驶者。对于许多人来说，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是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选择，否则他们几乎无法买得起这类汽车。此外，这些汽车产生的环境成本更低。为了保护欧洲制造商而提高关税，将增加在英国开车的成本。

而我们自己的工业追求的是其他利益，几乎无法从中获益。伯纳姆首相真的准备让英国的家庭支付更多费用，来保护德国的就业岗位吗？”

开除党籍无济于事

《南库里尔报》（Südkurier，康斯坦茨）关注了柏林左翼党内部的反犹主义及其应对方式：

“柏林左翼党至今仍在其队伍中容忍公开的反犹主义人员。（……）通过威胁开除党籍就能缓解这个问题吗？肯定不能。因为这种方法只停留在表面。具体来说：只要那些仇犹者乖乖闭嘴，他们就可以继续参与——甚至可以坐在新的参议院管理部门中。

通过党内官僚主义的制裁无法期待任何改善。在人们的脑海中，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扭曲观念仍在发酵。在发生冲突时，犹太人的代表和协会必须拥有发言权。

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什么被定义为反犹主义行为和言论。那些想要组建政府的政党所采取的做法，就像旧时的教师方法，直接把学生赶出门外。这样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改善。积极站在犹太公民一边将会有更大的帮助。

这是一个清新的秋日早晨，六点半，气温八度。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联邦议院党团的议事管理主任赤脚穿着红色短裤，身披一件弗赖堡体育俱乐部（SC-Freiburg）的连帽衫，站在他位于柏林西部深处一个露营地上的弹出式帐篷前。“早上好，”约翰内斯·费希纳（Johannes Fechner）说道。空气清新，鸟儿在鸣叫，第一缕阳光驱散了黎明，将帐篷草地旁的流水缓缓浸在日光之中。运河上方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为整个场景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费希纳抓起他的毛巾和洗漱包，向淋浴房走去。

对于这位53岁的男子来说，在联邦议院开会周期间，这是一个与往常没有区别的早晨。那时，费希纳会住在距离柏林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水边露营地。一名住在弹出式帐篷里的议员，在议会中为人民（即主权者）奉献一生，并在漫长的工作日后睡在坚硬的泡沫垫上——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关于谦卑的故事开头，一个关于职业政治家简朴生活的寓言。这是费希纳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吗？或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前一天上午十点刚过，在联邦议院访客层的A2房间。约翰内斯·费希纳随意地坐在橙色墙壁前的一张桌子上，白色衬衫袖子卷起，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 ASEAN。而且他还在“联邦议院足球俱乐部”踢球，不过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在A2房间，费希纳在近一个小时后与学生团体告别。此时接近11点，他必须前往参加法律工作组的会议。在那里，社民党党团的法律政策制定者们正在为次日的委员会会议做准备。11.30点是议事管理主任（PGF）会议，各党团的议事管理主任在会上准备全体会议，之后费希纳必须参加组长会议，他的日程表上记录着13.30点与选区办公室工作人员通电话。行程紧凑。

在此期间，费希纳在位于雅各布-凯撒大厦（Jakob-Kaiser-Haus）的办公室内抽出短暂时间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办公室紧邻国会大厦，坐落在施普雷河畔。浅色木材，浅色地毯，一张微弧形的办公桌，墙上的一幅画布油画画着一块黑森林樱桃蛋糕。费希纳走到办公室角落的一个红色立方体冰箱前，拿了一瓶零度可乐。他不喜欢咖啡，所以汽水成了他的咖啡因来源。他每天喝两升零度可乐。

那么，议员先生，为什么选择露营地？费希纳说，他在柏林一年只有 85 个夜晚，“对于短短几个小时的睡眠，我不需要特殊的设施”。只需要厕所、淋浴和 WLAN。这位政治家的西装和衬衫保存在他办公室的嵌入式衣柜里。

作为一名来自黑森林边缘的资深露营爱好者，首都的冬天显然对他来说太不舒服了。

但为什么费希纳不像许多其他议员那样，在柏林简单地租一套公寓呢？作为联邦议院议员，他每月赚取 11,833.47 欧元，此外还有 5,467.27 欧元的免税补贴，用于支付包括在首都的住房费用在内的各项开支。而且费希纳在兼职担任律师时还能赚到一些钱。因此，他完全负担得起第二处住所。但费希纳表示，他不想在紧张的租赁市场中占用一套公寓，因为在工作日（一年大约二十周），他到那里也只是为了睡觉。通过这样节省下来的资金，他还能为自己的政治工作提供更多资源。

显然，这些言论对于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尤其得体。尤其是费希纳在今年议员津贴未予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参与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不过，人们相信他并非为了扮演社会民主党的“撒马利亚人”而每晚住在帐篷区。而是出于一种专业——

标志性特征：费希纳在联邦议院总是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每天早晨由出租车送他前往。

——的立场，来自他所属的社民党派系“柏林网络”（Netzwerk Berlin）。这是一场典型的社交活动：轻快的流行音乐，丰盛的自助餐，互相观察与被观察。费希纳端着白葡萄酒杯，时而在这里闲聊，时而陷入深谈。

他停留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他通过联邦议院的用车服务在活动大厅前预约了一辆车。23 点，再次短暂停留在办公室，取一些文件，然后前往露营地。在车上，费希纳想和妻子通个电话，就像每天晚上一样。当他坐在后座时，这位政治家看起来并不怎么疲惫。他说，等会儿在帐篷里，他还会继续工作一个多小时。阅读卷宗、口述邮件之类的事务。

费希纳估计，他每周的工作时间大约 100 小时。但这份工作让他感到充实：选区内的交流、立法工作，以及作为议会管理秘书在“议会的发动机房”中工作，正如他所言。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塑造。 “乐趣当然主要源于我在之前的四个选举周期中一直属于执政党派，能够参与塑造。”

然而，在这一切之上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半年前，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去世了，”费希纳在黑色轿车疾驰于黑夜中时讲述道。

住在帐篷里的议员

社民党政治家约翰内斯·费希纳（Johannes Fechner）在议会会议周期间住在柏林的一个露营地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者：约纳斯·瓦格纳（Jonas Wagner）与奥默·梅辛格（Omer Messinger，摄影），发自柏林

。这是他的标志。在他面前坐着一群学生，大约三十名来自弗赖堡一所文理中学的青少年。这是一次议员访问。费希纳说，他想谈谈“那些在国会大厦里的人”都在做什么。他讲述了自己在首都的日常生活，回答了关于执政联盟状态、改革、能源政策以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可以感觉到，他很享受与学生们的交流。费希纳本人来自弗赖堡附近，他的选区埃门丁根-拉尔（Emmendingen-Lahr）就在旁边。偶尔，南巴登的出身也会体现在他的发音中，比如将“s”发成“sch”。费希纳讲述了自己最初如何担任学生代表，21岁时代表社民党进入市议会，最终在两次竞选失败后，于2013年通过州名单进入联邦议院。“现在我拥有这份酷毙了的工作。”

这份工作包括一个排满的日程表。在三个Outlook列中挂着不同颜色的色块：黄色、紫色、绿色、蓝色。费希纳的助手们录入日程，预订行程，邀请嘉宾，组织会谈。这位议员随后像执行待办事项清单一样处理这个日程表。在与学生交谈之前，他已经参加了一场议会早餐会，并在一次会议中探讨了人口贩卖的话题。

费希纳的清单格外长，因为他是社民党最重要的议员之一。作为社民党议会党团四名议会执行主管之一，他必须负责确保议会辩论的顺利进行，处理议程、与其他党团的协调以及本党人员在议会中的出席情况。此外，费希纳还担任党团的法律顾问和人事主管，负责管理230名员工；他还是党团执行委员会成员，身兼长老会、法律委员会和议事规则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后者的社民党首席代表，同时在多个委员会担任候补成员以及议员组的副主席——

但选择住帐篷也有一个具体的诱因：费希纳讲述道，以前他住在酒店，但总会遇到麻烦，比如价格突然上涨，或者因为市内举办展会而导致房间短缺之类的事情。这让他感到厌烦。因此，他在2019年决定在露营地登记入住。七年来，费希纳一直睡在帐篷里。至于帐篷具体搭建在何处，他不希望出现在报纸上。

在他看来，露营地有很多优点。“这非常放松，我睡得深多了，”他说。露营能让人慢下来，脚踏实地，且具有恢复力。此外，这让他能“走出柏林的泡沫”——并与其他人接触，无论是在洗澡的队伍中，还是在露营地的啤酒花园里（不过那里仅在盛夏开放）。“虽然没有很长的交谈，因为我通常回来得很晚，早上又走得很早，”费希纳说。但即便如此，氛围依然很愉快。在那里他难道不会偶尔感受到民众的愤怒，以及对政府的不满吗？费希纳摆摆手。他说露营者很放松且友好，是“一群安静的人”，并且“不寻求冲突”。

费希纳也不是一个喜欢挑起事端的人。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前不久，基民盟（CDU）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选举中惨败，随后联邦总理顺势对私人医疗保险提出了质疑。废除双轨医疗保险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诉求。费希纳不属于联邦政府成员，因此他本可以在言语上发起攻击。但他说：“当然，我们的医疗专家会就这些表态展开讨论”，“法定保险与私人保险之间的不平等对待不能继续存在”。因此，费希纳表示，他希望梅尔茨能信守诺言。这听起来不像是在攻击。

费希纳并非激进分子。在党内，他属于“柏林网络”（Netzwerk Berlin），这是一群定位在保守的“塞海姆圈”（Seeheimer Kreis）与“议会左翼”之间的务实主义者。费希纳一生都生活在南巴登地区，在那里上学、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履行替代役，然后

SC-弗赖堡球迷： 费希纳早晨 在露营地 前往 淋浴房的路上。

在弗赖堡学习法律，在奥芬堡和拉尔进行法律实习。在进入政坛之前，他希望先安顿好家庭和事业。他已婚，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家乡埃门丁根，并在那里担任律师。他在个人网站上写道：“我的爱好是与朋友烧烤、运动（足球、慢跑、单板滑雪）和阅读（旅行报告与侦探小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青少年的留言簿记录，但它契合费希纳所代表的特质——巴登式的中产阶级务实精神。他的露营生活与嬉皮士或遁世主义毫无关系。

下午，大约15点，费希纳走出党团会议室。在那里，所有120名社民党议员在不对外公开的情况下举行会议。当天有很多议题需要讨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接下来怎么走？如何对待首都的左翼党，以及如何对待那位被指责的总理？在党团会议室前，费希纳的一名员工已经在等待她的老板。他们约好拍摄一段用于Instagram的视频。主题是：选举回顾。

费希纳神情坚定，带着他特有的、略显严肃的面部表情。他是个友善的人，但这种友善并不写在脸上。“不能维持现状，”他对着手机摄像头果断地说道。在州议会选举之后，无论是在所得税改革还是燃油价格上限方面，联邦政府现在必须拿出成果。“我们必须制定能够快速且有效地触达公民的政策。”费希纳在即兴发言，没有剧本。拍了两遍后，视频录制完成。

在Instagram上进行自我营销如今已成为政治公共关系的标准手段。一个露营的职业政治家，在那个平台上自然很受欢迎。因此，一张显示费希纳及其妻子站在议员帐篷前的照片，其点赞数明显高于任何关于政治的帖子，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如此，费希纳的露营生活并非营销噱头，而是他的居住现实——至少在3月到10月期间是这样。他讲述道，在中间的几个月里，他会在青年旅舍租一间带公共淋浴的单人间。即使没有更实际的理由，他这样做也是因为自己喜欢。他提到，在度假时也会露营，每年两次，与家人同行。最近，他和妻子买了一辆大众面包车。

首都住所： 费希纳讲述道，以前他住在酒店里，但总会遇到一些麻烦。

四点半，今天的最后一个办公预约：与一名政治学家的会谈，旨在为随东盟议员团前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行程做准备。费希纳顺手拿了一瓶零度可乐，随后研究员简要概述了这三个国家的局势。大约四十五分钟后，费希纳必须出发了。终于到了时刻：联邦议院足球俱乐部（FC Bundestag）出场。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一场“国家队比赛”。议员队的足球运动员在当天对阵来自杜伊斯堡的一个土德企业家协会。比赛地点在普伦茨劳贝格的一个大型体育公园，人造草坪球场，议员们穿着胸前带有黑红金三色条纹的国家队球衣，而客队则穿着蓝白球衣。约翰内斯·费希纳在短时间内不再主要是一名政治家，而是一名中后卫，球衣号码 4。

面对杜伊斯堡的对手，议员们轻松应对，半场时以四个球领先，最终以 6:0 获胜。这是一场缺乏足球美感的实用主义胜利。尽管在五月份，联邦议院足球俱乐部在传奇教练费利克斯·马加特的指导下赢得了议员欧洲杯冠军。但在这个周二，观众感觉自己更像是在看业余地区联赛：比赛质量平庸，观众人数寥寥。穿着短裤的议员们奔跑、呐喊、挥汗如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亲民”。

赛后，中后卫约翰内斯·费希纳重新变回了穿着衬衫、打着红色领带的政治家。他的工作日尚未结束，他返回政府区。夏日——

这里提到的是卡斯滕·特雷格，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联邦议员。他在滑雪度假期间突然晕倒，年仅 52 岁便去世了。

并非年事已高的现任联邦议员突然离世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被填满的 Outlook 日历，所有的压力，以及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高压力水平。而且几乎每个晚上都是不同的宴会、不同的招待会，啤酒、葡萄酒、小点心，以及高热量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健康意识，有时得放弃美食，”费希纳说。他尝试保持“大致健康”的饮食，并且每周在联邦议院足球俱乐部踢一次球。在职业政治的生活方式中迷失，在那个泡沫及其所有可能性的漩涡中沉沦，这种诱惑可能很大。人必须能够抵御它。或许，在郊区搭建的一顶帐篷也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将其带离那个泡沫。

半小时后，车辆抵达露营地。费希纳拿起印有联邦之鹰的灰色布袋，里面装着文件和笔记本电脑，他祝司机晚安，然后向露营草地走去。“谢谢你这段美好的时光，”他在告别时对记者说道。随后他消失在帐篷中，不久后帐篷壁在苍白的光线下闪烁。费希纳这一天最后的办公阶段开始了。夜晚凉爽而安静，远处传来高速公路交通的喧嚣声。费希纳在露营地经常遇到的浣熊此时毫无动静。

第二天早晨，费希纳从洗浴房回到帐篷。他穿上衬衫和裤子，系上红色领带，套上西装外套。瞬间，穿着足球迷装扮的露营者又变回了政治家。6.59 时，费希纳站在小型接待大楼前，对着手机向儿子口述生日祝福。太阳缓缓地在天空中升起。随后出租车到来，将费希纳送往联邦议院。回到米特区，回到日常生活中。

“我现在也算激进分子了吗？”

并非所有柏林的左翼党选民都清楚自己选择了什么。另一些人则对对待选举获胜者的方式感到困惑。一份情绪扫描。

作者：马吉德·埃尔-萨法迪 (Majd El-Safadi)

在州议会选举之后，柏林依然未能平静下来。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已就组建政府联盟达成初步磋商协议。然而，关于选举派对、左翼党内部的反犹主义、与“红色援助”（Rote Hilfe）的联系，以及新克尔恩区政治人物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及其与雷莫家族（Remmo-Clan）之间关系的辩论仍在继续。如今，左翼党的选民对此怎么看？这里有三位选民阐述了他们的动机。其中两人因担心遭到敌视而要求匿名。

丽莎·科尔特（化名），29岁，滕佩尔霍夫

29岁的丽莎·科尔特（Lisa Colt）表示，在州议会选举前，家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政治观点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分歧。”这位出生于科隆的女性自2009年起居住在柏林。她是一名法律从业者，并在职攻读信息法硕士学位。她的父母在90年代从西非来到德国。

科尔特来自一个一直投票给基民盟（CDU）的基督教家庭。但科尔特说，在过去几年里，她已无法认同基民盟。“该党不再代表基督教价值观，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领导下更是如此。”她批评联邦总理那种“傲慢、脱离群众、远离公民的姿态”。她认为总理通过诸如关于城市景观等“不可理喻的言论”来煽动反感，这些言论是“一概而论”且“不恰当”的。“总理缺乏细腻的感知力，”她认为。

相比之下，科尔特解释道，“左翼党致力于社会项目和可负担住房。他们极力主张让所有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感到舒适。”不过，某些措施是可以批评的。左翼党希望将 Vonovia 等大型住房公司社会化。科尔特认为这过于“乌托邦”。

对于左翼党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直到 2025 年底还是“红色援助”（Rote Hilfe）成员一事，科尔特认为“并非没有问题”。根据宪法保卫局的说法，该协会是“德国左翼极端主义中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组织之一”。科尔特说，她得知此事太晚了。人们指责选择党（AfD）的选民是“与右翼极端分子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为左翼党美言。”尽管如此，科尔特指出，被右翼极端暴力谋杀的人数明显多于被左翼极端暴力谋杀的人数。“这是不同层面的危险，”她解释道：“两者都必须被谴责。”

一名来自新克尔恩的左翼党候选人号召发起一场“选举起义”（Wahlintifada），另一些人在一次活动中高喊：“以色列国防军死掉！”（Death to the IDF!）。科尔特说：“左翼阵营中确实存在反犹主义。”但现在人们表现得“仿佛目前的左翼党就是德国反犹主义的根源。这显然夸大了。”反犹主义在左翼党之外也是一个问题。

科尔特认为伊布拉欣·伊布拉欣（Ibrahim Ibrahim）参加选举派对这件事“很棘手”。伊布拉欣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的领导人物，该组织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德国在保护犹太人生活方面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她强调。“如果有人说他想要消灭以色列国，那么我的底线就被触碰了。”面对柏林街头以及左翼党内部的这些发展，人们不能“视而不见”。

科尔特还认为联邦议员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与雷莫家族（Remmo-Clan）的联系是一个问题：“他出现在那里，肯定感觉很自在，”她认为。科恰克与家族首领伊萨·雷莫（Issa Remmo）之子之间公开的聊天记录令人“惊讶”——这带有“轻微的腐败气息”。如果这类人物通过其存在而影响政党，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科恰克应该放弃其联邦议员席位：“他应该远离重要职位，他的公信力已经丧失。”

准备进行磋商：维尔纳·格拉夫（Werner Graf，绿党）、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社民党）和克斯汀·沃尔特（Kerstin Wolter，左翼党）周四在柏林

总的来说，丽莎·科尔特（Lisa Colt）在面对自己的投票决定时感到纠结：“事后我对这个决定并不满意。”左翼党不会单独执政，而必须在与社民党（SPD）和绿党的联盟中达成妥协。“我希望其他政党能够剔除其中有争议的部分。”科尔特希望这种“权衡后的平衡”能在这一方面让左翼党有所“克制”。

法特约娜·加希，27, 威丁区

“左翼党希望推行更具社会公正的政策，我对此认同，”法特约娜·加希（Fatjona Gashi）说道。这位27岁的柏林人曾居住在威丁区（Wedding）。目前她身在美国，攻读公共政策与领导力硕士学位。她的父母来自科索沃。她不明白为什么关于左翼党选民的争论如此“激烈”：“这场讨论针对的是像我这样的人。难道我现在也变得激进了吗？”

加希在相关报道出现之前并不了解“红色援助”（Rote Hilfe）。她仅在边缘关注了关于科恰克（Koçak）和雷莫家族（Remmo-Clan）的讨论：“我感到震惊，但我并不熟悉柏林的这些家族。”

左翼党要求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所有武器交付。她说这是她做出投票决定最重要的原因。她认为 2023 年 10月 7. 哈马斯的大屠杀“极其恐怖”。她认识一些在袭击中失去至亲的以色列人。2023年5月至7月，她在伯利恒的一家致力于巴以和解的非政府组织实习。“我亲眼目睹了巴勒斯坦人每天遭受的暴力，在检查站、在耶路撒冷旧城、在清真寺，”她说，“左翼党显然触及了这个话题。”

法特约娜·加希 私人照片

此外，这位科索沃裔女性表示：“必须打击反犹主义。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这种主义主要来自极右翼团体。”她的“红线”是针对犹太人进行肢体攻击或涂鸦犹太会堂。“基于宗教信仰而煽动仇恨，这是不可接受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居住在柏林，她也有巴勒斯坦朋友。她从他们那里听到，在加沙地带，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熟人正在死去。“我不想衡量或比较痛苦，”她强调，“但在德国，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几乎没有被感知到。”

在内政方面，“社会公正”是她关注的重点。她要求更好的教育政策，更多的语言课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她解释说，在她所在的区，毕业率“不是很好”。“学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且在家里得不到支持。”法特约娜·加希不知道左翼党能落实其政纲中的多少内容。至于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能否成功，她目前还无法评估。尽管如此，这位柏林人确信：废除宪法保卫局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在另一个世界里才会成立的良好左翼诉求，”她说。

[...OMITTED...]

穆罕默德·伊尔德里姆（Mehmet Yildrim，姓名已更改），三十多岁，夏洛滕堡

穆罕默德·伊尔德里姆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谈论柏林时如此“歇斯底里”。他说：“世界不会毁灭的。”然而，对他而言，十年前投票给左翼党是不可想象的。这位柏林居民具有土耳其移民背景，多年来一直住在夏洛滕堡区。“我并不是出于完全的信念而选择左翼党。这不是一场‘爱情婚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摇摆选民”，此前一直投票给中间派政党：基民盟（CDU）、社民党（SPD）和绿党。

实际上，他觉得自己与基民盟有某种联系。但他对这个执政党感到失望。一方面，是因为基民盟在 2022 / 23 年跨年夜骚乱后，想要查询具有德国国籍的嫌疑人的名字。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从那时起，我对基民盟的基本信任就消失了。那是一个决裂时刻。”梅尔茨关于城市面貌的言论也让他感到“愤怒”：“谁是德国人，谁不是？再走一步，基民盟就会和那些有着‘重新移民’幻想的选择党（AfD）走到一起。”

“第二个决裂点”是加沙战争，这导致了“一种疏离感”：“穆斯林因为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哈马斯大屠杀而被集体拘押。”这位政治学专业毕业生还记得，当时德国政客要求穆斯林与哈马斯的暴行划清界限：“就好像所有德国穆斯林都要为中东发生的事情负责一样。”德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该国采取了一种“矛盾的态度”，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他认为，这种立场与德国在国际上代表的价值、原则以及对国际法的遵守是不相符的。

在选举派对上出现家族帮派（Clan）成员，对左翼党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伊尔德里姆表示：“如果这些联系进一步延伸到其他左翼政客身上，我会更加反感。”在内部安全问题上，他希望对有组织犯罪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左翼党应该切断与此类圈子的联系。”谈到左翼阵营中的反犹主义时，他说：“如果针对犹太生活，如果犹太人受到攻击，那么就触碰了我的红线。”他强烈谴责激进立场。伊尔德里姆指出，在中东冲突的讨论中必须进行区分：“是在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还是针对以色列的反犹主义？”

伊尔德里姆表示，他认为左翼党提出的内容中有一半是不太好的：“我并非认同所有内容。”例如，他指的就是将住房公司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他希望能够为租房问题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红-绿-红”留下三个核心问题

柏林三党在反犹太主义处理协议中达成一致的内容 / 作者：斯特凡·克莱纳（Stephan Klenner），柏林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在柏林的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之间，即便在初步磋商之后，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毕竟，在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会谈中，讨论的仅限于反犹太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其他问题上的内容分歧——例如对大型住房企业的征收或柏林紧张的预算状况——并不在议程之上。这些问题将在接下来的正式磋商中予以处理。

关于如何对待犹太生活，三党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共识：可能的执政联盟将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并保持柏林高校与以色列之间现有合作关系的不变。犹太学校和幼儿园应获得可靠的支持。

三党拒绝针对以色列机构或个人的普遍抵制号召，例如 BDS 运动。州级反犹太主义预防方案应继续有效，柏林宪法将增加一项反犹太主义保护条款。警察和宪法保卫局在保护犹太生活的职责方面应得到加强。

为了应对违反共同原则的行为，“红-绿-红”联盟建立了一套机制，由至少一名议会党团秘书长触发：如果某个党团内部发生反犹太事件，将召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该事件进行评估。随后，相关党团将决定处理结果，“最高可至开除党籍”。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协议相对简短：其核心内容仅为认定，主动接触或回应被归类为有组织犯罪的人员“违反了我们的原则”。同样，违规者可能会面临被开除党团或党籍的处罚。

然而，在周四下午公布的三党文件中，对于过去几周在反犹太主义和家族犯罪接触背景下讨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并未给出答案。

首先，协议对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保持沉默。这位联邦议院议员与犯罪家族的接触在过去几周引发了激烈讨论。部分左翼党政治人物要求科恰克辞去联邦议院议员职务。到目前为止，这位来自新克尔恩区的议员仅交出了他在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的席位。他对其与犯罪家族接触的解释是，他曾为左翼活动人士募集手机，而犯罪家族头目伊萨·雷莫（Issa Remmo）的儿子响应其号召表示愿意捐赠手机。他称直到交付手机时才见过该家族头目，之后便避免了个人接触。

柏林社会民主党主席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在周四关于初步磋商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科恰克如何处理的问题不能在“组阁谈判”中解决，因为他是联邦层面的政治人物。但克拉赫同时表示，他对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有“明确的期待”，即不再容忍科恰克留在其行列中。左翼党主席克里斯汀·沃尔特（Kerstin Wolter）虽然表示，关于科恰克的“处理进程”尚未结束。然而，周五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共同主席索伦·佩尔曼（Sören Pellmann）在接受法新社（AFP）采访时表示，就科恰克而言，他认为“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

其次，这些文件没有提及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的未来，她是作为新克尔恩（Neukölln）选区的直接选举议员进入州议会的。周四早晨，《世界报》（Welt）和《每日镜报》（Tagesspiegel）一致报道称，她将不会被接纳进州议会的左翼党党团。埃姆德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是左翼党“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的成员。

她对左翼党参与政府持怀疑态度。在选举前十天，她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名为“宁可正确地成为反对派，也不愿错误地进入政府”的号召。此外，埃姆德认为国家没有生存权。这与红-绿-红协议中关于以色列生存权的路线不符。

关于埃姆德是否将属于新党团的问题，左翼党主席沃尔特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回答。她仅提及了左翼党的议员协议，根据该协议，议员必须遵守党的决议。由于左翼党在六月的联邦党代会上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这可能成为制裁埃姆德的手段。

第三，该协议没有明确新克尔恩和威丁（Wedding）的左翼党协会以及左翼党“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是否可以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istisches Bündnis）中的成员身份。该联盟还包括三个被宪法保卫局定义为极端主义的团体——其中包括“统一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柏林宪法保卫局将其视为恐怖组织 PFLP 和哈马斯支持者的聚集地。就在上周，州议会社会民主党（SPD）党团之前的内政发言人马丁·马茨（Martin Matz）对此表示有“巨大的澄清需求”。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关于联盟成员身份是否将继续存在的问题时，沃尔特在周四表示，在会谈中已经讨论了“明确的规定”。左翼党将“执行”该“反反犹主义指南”。但她没有说明具体规定是什么，以及这对联盟成员身份具体意味着什么。

除了这些在文件中被忽略的三个点之外，该协议可能还会引发新的问题：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将讨论针对反犹主义事件处理机制的细节。其中一个挑战可能是，这三个政党持有不同的反犹主义定义。

此外，这些文件没有涉及埃里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此前在左翼极端组织“红色援助”（Rote Hilfe）中的成员身份。社民党主席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上周宣布，希望在初步磋商中讨论此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进行了讨论：埃拉尔普周四因健康原因未参加初步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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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哀悼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 / 公公

Jan I. Lelley 教授 博士 荣誉博士 * 8. September 1938 † 14. September 2026

Jan T. Lelley 博士 法学硕士

特鲁迪·莱利 (Trudy Lelley) 与 马蒂尔达 (Mathilda)

代表所有亲属

愿其灵魂安息。

追思礼及随后的骨灰安葬仪式将于 19. Oktober 2026, um 12 Uhr, 在波恩-普利特斯多夫 (Bonn-Plittersdorf) Hardtstraße 13, 53175 的圣埃弗格鲁斯教堂 (Kirche St. Everglus) 举行。

我们请求以向我父亲多年来一直支持的组织捐款来代替鲜花和花圈：

德国战争坟墓看护协会 (Volksbund Dt. Kriegsgräberfürsorge)，捐款账户：IBAN: DE23 5204 0021 0322 2999 00。

Werner Alfred Hufenbach 教授 工学博士 教授资格 (habil.)

* 25. Juli 1942 † 4. Oktober 2026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TU Dresden) 轻量化塑料技术研究所前所长

萨克森功绩勋章获得者

我们在深切的感激中告别

Julia Kristin Hufenbach 教授 工学博士

Andreas Ulbricht 工学博士

Clara Marie Hufenbach

追思礼及随后的骨灰安葬仪式将于 30. Oktober 2026, um 10.00 Uhr 在德累斯顿-比劳 (Dresden-Bühlau) 林登公墓 (Lindenfriedhof) 的墓园礼拜堂举行。

根据逝者的意愿，我们请求以向德累斯顿大学医学基金会 (Stiftung Hochschulmedizin Dresden) 捐款来代替鲜花和花圈。IBAN: DE27 8505 0300 0221 0457 40

用途：Prof. Werner Hufenbach

深藏于心之物，

死亦不能夺之。

Rolf Peter Schemuth

* 23.12.1938 † 29.09.2026

Jan Michaela Schemuth 与 Luissa Carlotta Katrin Dr. Felix Koberling 与 Matteo Julia Schemuth Daniel Lang Margarete, Dieter Jürgen Schemuth

Am Grünhof 9,60320 Frankfurt am Main

我们将于 19.10.26 um 11.30 Uhr 在塞利根施塔特 (Seligenstadt) Große Maingasse 3, 63500 的艾因哈德大教堂 (Einhardbasilika) 举行追思礼告别。骨灰安葬将于稍后在坦豪森 (Thannhausen) 进行。

我们请求以向德国白血病与淋巴瘤援助基金会 (Stiftung Deutsche Leukämie & Lymphom-Hilfe) 捐款来代替预定的鲜花或花圈，账户：科隆-波恩储蓄银行 (Sparkasse KölnBonn)，IBAN DE06 3705 0198 0000 0771 31, SWIFT-BIC COLSDE33XXX, 关键词：Edith Schemuth

我们在巨大的感激中告别我亲爱的丈夫，我们亲爱且受尊敬的父亲 Aetti

Wolfdieter Haas 哲学博士

Wordeister Haas 哲学博士 * 06.03.1921 出生于卡尔斯鲁厄 † 06.10.2026 逝于拉梅尔斯洛 (Ramelsloh)

Adelheid Haas (原姓 Albrecht) Adelheid Karl Jetter Katharina George Stromeyer Therese Justus Well Elisabeth Robert Stheeman Benedikt Anja Haas (原姓 Riepl) Louise Andreas Eisenhardt 19 个孙辈 7 个曾孙辈

追思弥撒将于 17.10.2026 um 11.30 Uhr 在塞韦塔尔-希特费尔德 (Seevetal-Hittfeld) Bahnhofstraße 18, 21217 的圣安斯加尔天主教堂 (Katholischen Kirche St. Ansgar) 举行。安葬仪式将在不来梅由至亲家属陪同进行。

你并未离去，你只是比我早走了一步

Sonja Pohl

29. Mai 1949 - 04. Oktober 2026

我亲爱的伴侣离开了我也。

我无比悲痛。

Tilman Pohl

追思礼将于 19. Oktober 2026 um 10 Uhr 在施塔恩贝格 (Starnberg) 的森林公墓举行。

“种的是可朽坏的，将复活为不可朽坏的。” 哥林多前书 15,42b

“当我看到我的父亲、母亲 [...] 被埋在地下时，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不能说：那里躺着一具 [...] 死人的骨骸，而应说：那里躺着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 我今天或明天也会在他们身边。他们是什么？不过是种子，很快将从中生长出不朽且不可朽坏的生命，比夏天田野上的绿苗更美 [...]。” 马丁·路德，22.12.1532 的讲道 (WA 36,644b,19–25)

我们哀悼我们亲爱的、美妙的、心地善良的、慷慨的、体贴的、富有同情心的、果断的、聪慧的、敏锐的、美丽的母亲以及祖母、岳母 / 婆婆

海德·玛格丽特·里亚·林德（Heide Margarethe Ria Linde），原姓格罗尔特（Gehroldt）

*16.5.1936 赫福德 +2.10.2026 新伊森堡

她在经历了一段短暂但痛苦的疾病后走完了生命旅程。我们多么希望她能在我们身边停留得更久一些。

追思会与葬礼将于 14. 10月 2026 年 11.00 时在位于新伊森堡 Friedhofstr. 55, 的旧公墓（Alten Friedhof）举行。

盖舍·林德（Gesche Linde）教授博士

汉娜·林德（Hanna Linde）与托斯滕·布隆克（Torsten Blunk）、莉莉（Lilli）和佐伊（Zoe）

延斯·林德（Jens Linde）博士与朱莉娅·施尼德斯（Julia Schnieders）博士、布鲁诺（Bruno）和特莎（Tessa）

我们今日之所为，决定了明日世界之模样。 ——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在经历了富有成效且给人以启迪的一生后，我们在此告别。他洞察本质，直言要义，创造了永恒。

克劳斯·布雷瑟（Klaus Bresser）

* 22. 7月 1936 † 7. 10月 2026

雷娜特·科尔曼（Renate Kohlmann）

苏珊娜·赫尔默（Susanne Helmer），原姓里切（Rieche）与拉尔夫（Ralf）

克劳迪娅·柯尼希（Claudia König），原姓里切（Rieche）

迈克尔·科尔曼（Michael Kohlmann）与安德烈亚（Andrea）

安德烈亚斯·科尔曼（Andreas Kohlmann）与莱奥妮（Leonie）

以及所有的侄子和侄女们

那些如实描述世界的人，也在改变世界。

吊唁信请寄至：Familie Kohlmann, c / o Drews Bestattungen, Mommsenstraße 31 in 10629 Berlin。追思会及随后的葬礼将于星期二，17. 11月 2026 年 9 时在位于 14053 Berlin, Trakehner Allee 1 的海尔街公墓（Friedhof Heerstraße）举行。

我们哀悼

伊诺·施内沃伊格博士（Dr. Ihno Schneevoigt）先生

安联保险股份公司（Allianz Versicherungs-AG）及安联人寿保险股份公司（Allianz Lebensversicherungs-AG）前人事董事，于 18. 9月 2026 年逝世，享年 88 岁。

施内沃伊格博士在安联工作了 12 年，在此期间，他为我们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在安联的多个重要负责岗位上以极大的热情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我们告别一位备受尊敬的同事，并将永远怀念施内沃伊格博士。

安联集团监事会、董事会及全体员工

哈罗·贝克尔（Harro Becker）

我们告别

律师

律师 * 16.04.1932 † 26.09.2026

告别

带着爱与感激：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ebenswege.faz.net

克里斯蒂娜·哈德尔-贝克尔（Christine Hadel-Becker）与艾达（Ida）

芭芭拉·贝克尔（Barbara Becker）与汉斯·克吕格（Hans Krüger）

“Lebenswege”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讣告门户网站，为丧亲者提供了一个适当地表达悲痛的空间。在这里，讣告在发布之日后仍可查阅，并可留下吊唁信息。

追思会将于星期五，23. 10月 2026 年 14:30 时在巴林根（Balingen）的公墓教堂举行。

吊唁地址：Familie Becker, c / o Wizemann Bestattungen GmbH, Ölbergstr. 20, 72336 Balingen

赋予人类尊严。

作为 actalliance 成员

尊严之柱

在本期中，您还可以找到其他讣告。

教育使人们能够自救，并能更昂首挺胸地面对生活。brot-fuer-die-welt.de / bildung

《法兰克福汇报》

人生之路 (LEBENSWEGE)

照片 EPA

一次辞职给下萨克森州社民党带来压力

党团主席波利策辞职

汉诺威。在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前不到一年，下萨克森州社民党（SPD）陷入了深陷丑闻的汉诺威社民党关系网的泥潭。周四晚上，社民党党团主席斯特凡·波利策（Stefan Politze）宣布辞职，此前州议会已于周三取消了他的豁免权。由于检察机关对波利策展开调查，社民党内部举行了危机会议。下萨克森州社民党州主席兼州长奥拉夫·利斯（Olaf Lies）随后表示，波利策辞职“并非易事”，这暗示了党内存在压力。在社民党内部，有人怀疑波利策——他继续坚称自己清白——对针对他的指控完全不知情。

在下萨克森州首府，人们推测针对波利策的调查与针对其他人员的调查有关。汉诺威检察机关还在调查汉诺威社民党主席阿迪斯·艾哈迈托维奇（Adis Ahmetovic）、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以及直到不久前还担任汉诺威地区主席并于9月代表社民党在柏林作为首席候选人参选的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调查对象还包括印度裔企业家高拉夫·加格（Gaurav Garg），他在汉诺威地区拥有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上述人员均坚称自己清白，且检察机关目前尚未公布针对艾哈迈托维奇和波利策的具体指控。

加格曾是竞标莱尔特（Lehrte）前市政医院的两名有力竞争者之一，但在2026.年初的竞标战中落败。值得注意的是，加格曾一度修改其报价（该报价尤其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可能表明存在内部信息泄露。

检察机关在此背景下，还在调查加格于2025.年12月向柏林社民党捐赠的9900欧元的党费。克拉赫迅速将这笔捐款原路退回。然而有传闻称，当时可能计划进一步掩盖资金流向。据怀疑，波利策可能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社民党党团在几天前回答《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已确认，波利策与加格私交甚笃。

波利策属于汉诺威的“党内贵族”。就在几个月前，汉诺威的一条街道还以波利策不久前去世的父亲的名字命名，其父曾作为社民党成员在地方政治中担任区长。波利策的妻子克尔斯廷·克莱伯-波利策（Kerstin Klebe-Politze）直到不久前还领导汉诺威市议会的社民党党团。据《汉诺威通用报》报道，过去几个月里，汉诺威地方政治圈围绕克莱伯-波利策及其丈夫的一家不起眼的公司——Politze&Klebe-Politze GbR——在报销收入损失方面出现了动荡。

《法兰克福汇报》早在8月就向州首府发出了询问，了解关于议员此类补偿金支付是否存在其他违规行为。因为在前社民党政治家许莉亚·伊里（Hülya Iri）的案例中，此类违规行为已经出现，且她目前正因涉嫌补贴诈骗接受广泛调查。伊里与同样在社民党活跃的家庭成员在汉诺威经营一家融合协会，该协会获得了超过1200万欧元的异常高额资助金，多位知名社民党政治家曾通过多封推荐信为其争取这些资金。当局目前也在调查该协会是否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与高拉夫·加格（Gaurav Garg）相关的检察机关调查同样规模庞大。调查内容不仅涉及诊所地块的出售，还包括加格涉嫌通过限制性合同（Knebelverträge）将印度裔护理人员绑定在自己公司之下的嫌疑。

此外，针对加格公司网络中一所国际护理专业学校的建筑许可可能存在政治干预的尝试，相关调查也在进行中。这对下萨克森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而言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因为所有这些指控的调查处理可能会持续数月，从而拖入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竞选期。2019年，在斯特凡·肖肖特（Stefan Schostok）因涉及给一名亲信发放非法津贴的“市政厅丑闻”而下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其大本营汉诺威的市长职位。

一个是对特朗普的冒犯的奖项

南非人纳瓦内特姆·皮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位法律专家代表了美国总统所拒绝的一切。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根·瓦特内·弗吕德内斯在周五为今年的获奖者发表了一篇自信的赞词。之所以说自信，是因为他借此明确表示，诺贝尔委员会不会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恐吓。相反，通过将今年的奖项授予南非法官纳瓦内特姆·皮莱，委员会正旨在为那些被特朗普蔑视的价值观传递一个信号。

弗吕德内斯表示，皮莱曾任国际刑事法院（IStGH）法官，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作为临时法官在国际法院工作，她是一位拥有非凡勇气的女性。她“为追究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刑事责任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弗吕德内斯认为，国际法体系正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其机构正遭到“攻击”。“我们观察到，权力政治正在取代法律框架，全球对法律和正义的尊重正在削弱。”

通过授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希望提醒世界，法治是确保和平、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基石。一个没有法治的世界是不公正、不明智且不人道的。法官们守护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狭窄的界限”，然而如今他们却遭到“制裁，其机构遭到攻击”。这实际上只能被解读为指向美国。毕竟，特朗普政府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实施了制裁。此外，美国不承认皮莱曾工作的该法院。特朗普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所有国家退出“这个肆无忌惮的机构”。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对该法院采取进一步制裁。

据称，特朗普今年再次成为了 208 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人选之一。提名名单并不公开。最近，他再次申明自己对该奖项的权利，理由是他据称结束了八场战争，称此前从未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获得了该奖，却“什么也没做”。尽管如此，在奥斯陆，特朗普获得该奖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去年，美国总统在颁奖前多次向挪威政府施压，要求授予他该奖。不过，诺贝尔奖委员会独立决定奖项归属。五名评审成员由议会任命。过去，他们经常是政府成员，但现在这种情况已被排除。去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获得了该奖。在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统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后，她随后将奖牌转交给了特朗普。诺贝尔委员会随后明确表示，诺贝尔奖是不可撤销且不可转让的。诺贝尔委员会在周五起初未能联系上 85 岁的纳瓦内特姆·皮莱。委员会主席弗吕德内斯在奥斯陆表示，如果皮莱在电话上看到一个挪威号码，请她接听。皮莱目前身在纽伦堡。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负责人阿格内斯·卡拉马德拍摄了南非。

南非法律专家得知自己获奖的瞬间，并将其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 X 上。皮莱在获奖时对美国总统进行了讽刺。在全场起立鼓掌欢呼时，她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再多鼓掌一会儿，我也许得和特朗普分享这个奖项了。”这位泰米尔裔南非人皮莱于 1967 年在她的家乡纳塔尔省开设了该省第一家由女性创办的律师事务所。与南非许多著名的黑人律师一样，她在那个时期代表

作者：克劳迪娅·布勒尔（开普敦）、克里斯蒂安·迈尔（特拉维夫）、朱利安·斯泰布（汉堡）及芬恩·霍亨施韦特

在纽伦堡获悉获奖消息：纳瓦内特姆·皮莱

在法庭上为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人士辩护。作为报复，当时的白人少数政府多年来拒绝向她发放护照。但皮莱（她希望被如此称呼）从小就亲身经历了压迫。在当时的南非，泰米尔人同样受到歧视。

这位公交车司机的女儿通过奋斗完成了法学学习，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她的职业生涯一路攀升：1995年，她被纳尔逊·曼德拉任命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法官；同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卢旺达战争罪法庭法官；2003年进入国际刑事法院。2008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由于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南非境外度过，她在故乡的知名度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高。

美国司法部扩大对马杜罗的指控，增加酷刑罪名

这位73岁的寡妇，两个女儿的母亲，原本打算在南非退休。但关于她将难以忍受退休生活的预言成为了现实。直到今天，她仍在为女性、少数群体和难民的权利而奋斗。在2019年启动的针对缅甸的种族灭绝诉讼中，她是临时法官之一。缅甸被指控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实施了种族灭绝。然而，该诉讼的影响远超此案本身，因为它在原则上涉及种族灭绝罪成立的法律前提。预计本月底将做出判决。

从2021年到2025年，皮莱担任“联合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常设调查团”主席。2025年春季，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责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报告称，通过攻击针对女性的医疗设施，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加沙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生育能力”。皮莱当时表示，以色列“利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来恐吓他们，并维持一套压迫制度，从而破坏其自决权”。以色列否认了这些指控。针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公布，耶路撒冷外交部在周五发表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声明。针对种族灭绝的指控，声明中写道：“既然诺贝尔委员会奖励了21世纪最大的谎言，约瑟夫·戈培尔一定在地狱里鼓掌。”

简讯

瓦德普尔：莫斯科应对鼠疫报道给出答复

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一家鼠疫研究机构员工死亡后，联邦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CDU）要求俄罗斯给出解释。瓦德普尔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要求“俄罗斯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完全透明”。该部长进一步阐述道：“世界在发问，俄罗斯欠世界一个答复。”据此，他也不排除实施旅行限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上周伊尔库茨克一家研究机构的一名28岁实验室员工死于肺鼠疫。据称她是因试管破碎而感染。根据新闻网站“贝加尔湖之民”的消息，该实验员的约200名接触者已被隔离。面对相关报道，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也表示担忧，并要求俄罗斯保持透明。法新社（AFP）

美国移民局官员在纽约开枪击伤一名男子

一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官员在纽约的一次行动中向一名男子开枪并导致其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X 平台上写道：“该男子目前仍有生命迹象，正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该男子原计划在行动中被逮捕。纽约市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表示，根据初步报告，执法人员当时将该男子的汽车包围，车内还有一名五岁的儿童。随后现场响起了数声枪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该儿童在身体上未受伤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该男子是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犯罪非法外国人”。他曾因严重盗窃罪被定罪，并因故意伤害、抢劫以及持有毒品和武器而被多次逮捕。此外，据称他与街头帮派“Trinitarios”有关联。dpa

五角大楼计划通过直播展示处决过程

被罢免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现在还必须在美国面对酷刑指控。法院文件显示，纽约检察官办公室已对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Cilia Flores）提起进一步起诉。两人被指控共谋对政治对手及美国公民实施酷刑。具体而言，起诉书涉及几名未具名的美国公民，他们被指在委内瑞拉被拘押期间遭受了电击、殴打以及所谓的“水刑”。这对夫妇此前已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据称，马杜罗利用其总统职务及此前在政府中的职位，多年来为向美国走私数千吨可卡因提供便利。美国军方于 1 月 3 日在加拉加斯的一处住宅中逮捕了 63 岁的马杜罗及其 69 岁的妻子。F.A.Z.

计划于 12 月初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军事基地对一名被判死刑的袭击者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直播形式传输。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 X 平台上确认了此事。此前他已表示，一名美国陆军前精神科医生的枪决应公开进行。海格塞斯在接受美国媒体 Real America's Voice 采访时表示，将确保人们能够公开观察对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的处决，后者曾在 2009 年在一家军事基地制造了一起大屠杀。联合国谴责这一宣布的直播行为是一种“酷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援引《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声明，公开处决构成了“一种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F.A.Z.

英国绿党上升势头受阻

党魁扎克·波兰斯基在霍尔本选区未能获得下议院席位 / 约翰内斯·莱特豪泽，伦敦报道

英国绿党党魁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在周五不仅未能成功进入下议院，对他及其政党而言，一段连胜纪录也随之终结。波兰斯基领导绿党已有一年时间。在此期间，该党的成员人数增长了四倍，超过 220,000 人。此外，绿党在去年二月首次赢得了一场议会补选，击败了工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改革英国党（Reform UK）。

波兰斯基曾接受过演员培训，并有催眠师的从业经验，此外其简历中还包含各种含糊不清的陈述。他将自己视为这一成功的关键推动者。他将绿党定位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行动的最激烈批评者，谴责“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从而为许多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以及许多对工党感到失望的正统左翼人士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新政治家园。

在今年上半年，工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而绿党的数据则翻了一番，直逼 20% 的大关。在候选人汉娜·斯宾塞（Hannah Spencer）于二月成为首位在下议院补选中获胜的绿党成员后，党魁波兰斯基现在在伦敦的霍尔本-圣潘克拉斯（Holborn-St-Pancras）选区获得了同样的机会——该席位此前由已辞职的工党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持有。如果成功，波兰斯基将成为下议院议席中的第六位绿党议员。然而，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党推举了一位在代表穆斯林诉求方面比他更自然、更具公信力的候选人：萨加尔·阿卜迪-瓦利（Sagal Abdi-Wali）。她以约 45% 的得票率赢得了该选区，她约 35 年前作为索马里难民儿童来到伦敦，并在该选区所在的卡姆登区担任了十年的地方政治家。

落败的波兰斯基虽然获得了约 33% 的补选票数，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自身成功的牺牲品。绿党在激进的以色列批评阵营中的定位，吸引了包括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卢布娜·斯佩坦（Lubna Speitan）在内的许多人。斯佩坦不仅与一名被定罪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有密切联系，还发起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否认犹太人拥有独立国家的权利，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并主张在整个“巴勒斯坦历史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在布赖顿举行的绿党党代会上，该提案获得了多数通过。约 1000 名在场的党员投了赞成票，800 人投了反对票。党魁波兰斯基当时不在场。他以参与家访竞选活动为由表示歉意，但由于在党代会关键投票中的缺席，他失去的支持度比他在伦敦选区获胜所能赢得的支持度还要多。

波兰斯基事后坚称，他曾徒劳地支持了两项旨在缓和措辞的修正案。但遗憾的是，这些提案在基层民主投票中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关于该提案发起人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联系，他表示此前并不知情。他在 BBC 频道中表示，党代会上提交了 120 多个提案，他无法核查所有提案的发起人身份。

前绿党主席卡罗琳·卢卡斯（Caroline Lucas）曾在下议院担任绿党唯一席位超过十年，她在此期间指责其继任者缺乏领导力。她认为那项以多数票通过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提案“危险、具有分裂性，且从头到尾充满了错误”。早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绿党就处于反犹主义指控的中心，此前该党两名参加地方选举的穆斯林候选人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并传播阴谋论，称以色列自导自演了 10 月 7 日的哈马斯袭击。

波兰斯基在去年 5 月保证，该党将更严格地审查其地方候选人，并引入“强制性的反犹主义培训”。他还表示，他不认为“与整个社会以及其他政党相比，我们在这一方面存在特殊问题”。这位绿党党魁在周五将失败的下议院补选描述为一次成功：他的政党在霍尔本（Holborn）选区的得票数翻了三倍，取得了历史上第二好的补选结果，并将一个曾经稳固的工党选区变成了不稳定的选区。波兰斯基坚称，他的使命依然是让工党“对绿党的恐惧程度超过对改革英国党（Reform UK）的恐惧”。

柏林将坚持推进德法主战坦克项目

皮斯托里乌斯：项目尚未结束 / 法国总参谋长此前曾称项目终止

与法国总参谋长此前透露的情况不同，德国希望继续坚持推进德法主战坦克“主地面战斗系统”（MGCS）项目。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周五否认了柏林方面想要退出该项目的说法。在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皮斯托里乌斯在访问波尔多的一家企业时表示：“MGCS项目并未结束，也没有死亡。”皮斯托里乌斯还表示，恰恰相反，MGCS仍然是“德法陆地系统合作的核心项目”。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林在皮斯托里乌斯身边同样强调，MGCS将继续推进。她表示：“因为这本质上是一款具备更多功能的新一代坦克，在当前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而法国总参谋长法比安·曼东周四在国民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曾表示，“德国人已经决定退出该项目”。

如果该项目失败，这将是继德法战斗机项目（FCAS）终止之后，柏林与巴黎之间在短时间内失败的第二个重要军备项目。对此，皮斯托里乌斯表示，人们会从之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此，MGCS完全没有受到威胁，是我们两国以及两军一个重要的未来项目。”

事实上，MGCS项目正面临严重问题。该项目旨在打造的并非传统的主战坦克，而是一个由多辆专业车辆组成的“多平台系统”，这些车辆相互联网，并与无人系统协同作战。MGCS计划从2040年代起取代德国的“豹2”和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其中将具备更强的火力以及更好的乘员防护能力。然而，由于理念分歧和工业政策的不同，该项目进展缓慢。例如，到目前为止，双方甚至未能就主炮的口径达成一致。

早在7月，德国国防部在德法部长级会议期间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就引发了人们对项目终止的担忧，因为稿件中仅提到共同开发一种“独立于平台的通用技术”，而此前计划构建的整个车辆家族在其中已不再被提及。gorg.

运动射击者枪杀两名检查员

在贝尔恩高（Berngau）一次武器检查中，两名政府工作人员被枪击身亡。周五，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约阿希姆·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基社盟）在奥伯施莱斯海姆（Oberschleißheim）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嫌疑人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迹象。据称，这名涉嫌作案的猎人兼运动射击者此前没有警方记录，国家安全局和宪法保卫局也没有相关记录。赫尔曼表示，目前“完全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调查工作仍在全方位展开。

具体的作案过程尚不明确。周四，两名来自上普法尔茨地区诺伊马克特（Neumarkt）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前往该六十岁男子的住所，进行一次例行且未提前通知的武器检查。这名猎人兼运动射击者随即开火，导致两名工作人员——一名 45 岁的男子及其 54 岁的女同事——被击毙。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

随后，该男子在屋内潜伏，与出动的人员对峙。据赫尔曼称，警员与凶手进行了数小时的沟通，试图说服其投降。周五凌晨三点左右，特种部队采取行动。通过对凶手腿部进行一次“精准射击”，将其制服并最终逮捕。赫尔曼表示，该男子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

赫尔曼称，将对这名六十岁男子进行审讯，同时也将评估此前武器法相关检查的结果。该运动射击者共获准持有十件武器。其是否还持有其他非法武器仍是调查重点。

赫尔曼表示，巴伐利亚州有超过 200,000 名武器持有者，平均每三年进行一次例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其是否规范存放武器。每年大约进行 60,000 次此类检查，而过去“从未出现过哪怕是初步迹象的类似事件”。他的心与受害者的家属及其同事同在。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此案与约十年前在格奥根斯格明德（Georgensgmünd）发生的一起致命事件不可比。当时，县政府在警察陪同下前往一名“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家中没收武器。该男子向警员开枪，导致其中一人死亡。jant.

安德鲁在对抗警方的诉讼中获胜

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在对抗调查机构的法律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调查机构此前正在审查，他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友谊是否使其在担任公职期间存在失职行为。此次调查基于所谓的“爱泼斯坦文件”，这些文件由美国执法部门创建并部分公开。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此前已因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剥夺了其所有头衔和荣誉，并促使其搬出位于温莎公园的皇家小屋（Royal Lodge）住所。

基于爱泼斯坦档案中的线索，负责此案的英国警方单位泰晤士河谷警察局（Thames Valley Police）在去年2月申请了搜查令，目标包括皇家小屋以及安德鲁的新住所——位于诺福克郡桑德灵厄姆皇家领地的一栋农舍。在蒙巴顿-温莎的律师提出申诉后，伦敦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现裁定，搜查请求基于错误的法律依据，因此无效；但法官同时指出，如果采用另一种法律理由，这些请求本可以成立。

法官进一步明确，搜查令存在缺陷这一事实并不会导致整体调查失败，也不意味着调查本身违法。关于警方是否必须将搜查中扣押的文件和资料归还给蒙巴顿-温莎，且不得将其作为潜在证据使用的问题，在高等法院的法律听证会上尚未做出决定。该问题将在明年的另一次庭审中审理。在此之前，相关资料将继续由警方保管。

警方表示，针对“一名来自诺福克郡的六旬男子”可能涉嫌公职失职的调查“仍在继续；我们将追踪所有合理的线索，以确保此次调查公正且高效地推进”。Lt.

笼罩在烟雾中：从远处几乎无法辨认吉隆坡的天际线。

全球最糟糕的空气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达到创纪录水平。许多地方学校停课。

作者：Till Fähnders 发自新加坡

从远处看，新加坡的天际线仅能隐约辨认。一层乳白色的薄雾笼罩在滨海湾金沙酒店的三座塔楼和“新加坡飞轮”摩天轮之前。行人戴着口罩。根据瑞士公司 IQ Air 的数据，新加坡在周五被监测的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紧随其后的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自 7 月以来，空气质量已受到严重影响。但周五，新加坡当局用于评定空气质量的 PSI 指数达到了今年最高值。数日以来，污染程度一直处于被评定为“不健康”的水平。

造成烟雾的原因是邻国印度尼西亚岛屿上的森林火灾和焚烧开垦。由于厄尔尼诺天气现象，今年的火灾尤为剧烈。新加坡人将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引起的烟雾称为“Haze”（霾），此次对这个城市国家及其邻国的影响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点。当局宣布，本周末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1）配套娱乐活动可能会在“一定限制”下进行。

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马六甲州、森美兰州、雪兰莪州，以及首都吉隆坡和行政中心布特拉贾亚，周五因空气污染而停课。此外，该地区部分航班因能见度低而被迫改道或延误。在婆罗洲的印尼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部分火灾已燃烧数周。这些火灾大多是为了农业目的而故意纵火，旨在清理土地并清除植物残骸。

由于许多地区属于易燃的泥炭土，火灾在地下长期阴燃，导致火势和烟雾进一步加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本周确定了 20 家棕榈油、纸浆和糖业公司为火灾的主要责任方。该组织称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目前已记录到数十万例新增呼吸道疾病。

目前的局面日益让人想起 2015 年，当时一场区域性烟雾紧急状态导致了广泛的影响和外交紧张。现在的火灾同样产生了外交后果：周四，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进行了交谈。据《新海峡时报》（The New Straits Times）报道，安瓦尔表示烟雾状况“令人担忧”。印尼总统已表示愿意采取必要措施。

在印度尼西亚，非政府组织发起的集体诉讼本周也开始在法院进行听证。他们指控总统以及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其他成员在火灾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过失”。在西加里曼丹省庞蒂亚纳克的法院面前，他们要求政府为学校关闭和呼吸道疾病高发等后果负责。Nafas Kalbar 组织的 Glorio Sanen 告诉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政府本可以为这次厄尔尼诺现象做好准备。原告要求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大学将性暴力视为公关问题”

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性暴力案件可以在幕后通过协商解决

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一个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简·多伊（Jane Doe）等待了近七个月。“我被强奸并遭受了折磨，”这位当时二十岁的女性最终这样总结了她 2025 年 5 月在 Chi Phi 学生兄弟会房屋中的经历。这位纽约州知名高校前学生的民事诉讼在涉嫌犯罪两年后，将该案件的影响扩大到了伊萨卡（Ithaca）校园之外，并提供了更多关于指控的细节。

这位以简·多伊为化名的女性在向大学警察陈述时表示，2024 年 10 月 19 日当晚，她前往位于 Edgemoor Lane 的学生兄弟会房产。在 Moonies 酒吧停留后，处于醉酒状态的这名学生在那里与一名朋友会面。当一名学生建议她与另一名同学发生性关系时，她在短暂犹豫后表示同意。随后，在与该兄弟会多名成员自愿发生性行为之后，出现了注射氯胺酮（Ketamin）以及袭击和强奸的行为。

“突然有一群男人进入房间。我大声尖叫并跑开，试图躲在床上，”简·多伊在笔录中陈述道，“在那一点上，我的记忆变得模糊了。”几天后，她通过社交媒体得知了这场所谓的“八人性行为”。当简·多伊因袭击导致的尿路感染接受治疗时，她向医生报告了一次“创伤性经历”。

这起被称为“康奈尔 7 人”（Cornell 7）的案件（指被指控的 Chi Phi 兄弟会前成员），在美国也引发了关于教育机构如何处理性虐待的辩论。正如过去几天所披露的，大学警察在涉嫌群体强奸三周后确实询问了简·多伊。但在康奈尔大学警察转发给汤普金斯县（Tompkins）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六页长的笔录摘要中，他们删除了简·多伊关于“百分之百”确定自己被强奸的句子。地区检察官马修·范·豪顿（Matthew Van Houten）当时放弃了对“康奈尔 7 人”的调查。

现在，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委托该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监督新的调查。这位民主党人的任务还包括审查康奈尔大学如何处理群体强奸的嫌疑。自从简·多伊的民事诉讼公开以来，大学管理层一直试图控制损害。“该案件引发了关于性虐待、非人性化和派对文化的令人心碎的问题。但它也让我们反思在最初指控之后所进行的调查，”康奈尔大学校长迈克尔·科特利科夫（Michael Kotlikoff）在暗示大学在所谓《第九条》（Title IX）规定下进行的具有争议的内部调查。

联邦法律要求追究校园内性袭击的责任。但正如康奈尔大学简·多伊的案例所示，《第九条》也为教育机构提供了在幕后协商处理虐待和强奸案件而不予公开的机会。“大学将性暴力视为一个公关问题。没有人希望自己成为强奸率最高的学校，”犯罪学家科里·雷本·永（Corey Rayburn Yung）表示。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调查，康奈尔大学直到2025年1月，即在“简·多伊”（Jane Doe）向大学警察报案两个月后，才启动法定程序。四个月后的2025年5月，第九条修正案办公室（Title IX Office）举行了十多次听证会。简·多伊当时证实自己遭到了“强奸和折磨”。包括七名被告在内的30多人提供了证词。

此前有传闻称，“康奈尔7人组”仅被处罚写一篇单页论文，但该大学几天前宣布，当时将两名涉嫌强奸者开除。另外两名兄弟会成员必须中断两个学期的学业。对于其中两名同学来说，根据第九条修正案进行的调查结果为

华盛顿抗议：声援“简·多伊”

[—接前文—]无需受罚，另一人则在调查开始前已顺利毕业。与此同时，大学校长科特利科夫（Kotlikoff）于2025年2月为遏制性侵而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显示，康奈尔大学每三名女学生中就有一名以上是性侵的受害者。

为了应对被科特利科夫描述为“严重且持续的问题”的侵犯行为，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15年前曾致信所有大学，要求在收到性虐待和强奸举报时立即进行彻底调查。这位民主党人的信函还提出了所谓的“证据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原则，其证明门槛低于常规的调查程序。

奥巴马的共和党继任者唐纳德·特朗普在几年后收紧了相关规定。自2020年起，大学在进行第九条修正案调查时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的证据原则，其要求的证据范围远比奥巴马时期更为广泛。该规定是否在康奈尔大学针对涉嫌群体强奸的调查中发挥了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周四，在伊萨卡校园以及至少40个美国州的大学里，数万名学生要求对涉嫌强奸者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与此同时，“康奈尔7人组”中的一名成员申请撤换总检察长詹姆斯（James）担任特别调查员。由于这位法律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向简·多伊表达同情，吉利奥·洛佩斯（Gillio Lopes）的律师指责其存在偏见。斯图尔特·伯恩斯坦（Stuart Bernstein）告知纽约州最高法院：“詹姆斯的言论让我们对调查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CHRISTIANE HEIL

厄瓜多尔可卡因卡特尔被摧毁

布鲁塞尔。国际调查人员摧毁了一个毒品卡特尔，该组织自2019年起从厄瓜多尔向欧洲走私了数吨可卡因。欧盟警察局（Europol）周五表示，这项代号为“坎塔布里亚”（Cantabria）的行动由其提供支持，西班牙警察和厄瓜多尔国家警察的官员参与其中。

据此，周四在厄瓜多尔多个地点逮捕了20名嫌疑人，并搜查了23处房产。欧警局表示：“通过整合力量，执法部门在经过多年的共同调查后，成功揭露并摧毁了这个犯罪网络。”

在2022年至2026年期间的13次大规模行动中，总共没收了超过43吨与该犯罪网络有关的可卡因。一吨可卡因的黑市价值约为4000万欧元；由于粉末通常还会被掺假，实际销售价格甚至更高。

该网络在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设有据点，并向所谓的“莫克罗”（Mocro）黑手党供货，该黑手党由摩洛哥裔人员主导。调查人员在2021年潜入主要由犯罪分子使用的加密通信网络Sky ECC后，发现了走私者的踪迹。

据调查人员称，可卡因产自哥伦比亚的种植区，在热带水果进出口公司的掩护下被走私到欧洲。货物被隐藏在运输香蕉、可可、木材和海鲜的海运集装箱中。“坎塔布里亚”行动始于2024年10月在阿尔赫西拉斯港的香蕉集装箱中发现13吨可卡因——这是当时西班牙警察最大的一次没收行动。在调查过程中，两名厄瓜多尔官员被派往位于海牙的欧警局总部，以促进调查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换与合作。欧盟内政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Magnus Brunner）周五表示：“这次行动展示了我们共同协作能取得的成就。” 托马斯·古奇克（THOMAS GUTSCHKER）

短讯

罗伊尔髋部骨折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内政部长赫伯特·罗伊尔（Herbert Reul）髋部骨折。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罗伊尔在伍珀塔尔警察局参加一次公务活动时，被一个狭窄的台阶绊倒并摔下。据报道，这位74岁的基民盟（CDU）政治家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医疗治疗。就在周四，罗伊尔才透露，他在今年夏天进行一次手术后出现了语言障碍。他在暑假期间接受了一次医疗干预以消除一只手的颤抖，此后出现了语言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产生该问题的原因。罗伊尔解释道：“起初是我运气不好，然后又接连倒霉。因为一次愚蠢的绊跤，我摔倒了，结果髋部骨折。”他表示目前在现有情况下状态良好。不过，他现在必须按下暂停键，给髋部留出必要的恢复时间。 德新社（dpa）

哈里王子曾状态糟糕

七年前从英国搬到加拿大并没有给哈里王子带来好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之子、当时放弃王室职责的哈里王子现在透露，他当时经历了一场抑郁症。这位42岁的人周四在Masterclass平台上回忆道：“我的肾上腺素骤降。就好像我需要压力来激活我的大脑。”他当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抑郁状态持续了近两周。ceh.

夏特纳痛批 Aldi

威廉·夏特纳（William Shatner）发火了。这位 95 岁的演员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古怪的帖子，指责德国食品巨头 Aldi 完全不懂数字。起因是该公司给一名英国电台主持人之子写了一封信，要求偿还近 100 英镑。此前，该主持人将这封“带有威胁色彩”的索赔信分享给了夏特纳及 X 平台上的数百万用户。夏特纳愤怒地写道：“这家公司的老板也该算算写这样一封信要花多少钱。绝对超过 97 英镑！” ceh.

有用的白痴

作者：莱因哈德·米勒（Reinhard Müller）

他从未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然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个人的“东方政策”甚至让前德国情报局局长的行为都显得相形见绌。因为这涉及到这位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及其对他人的依附。他究竟为普京服务多久了？施罗德在卸任后的首批任职与他担任总理期间推动的“北溪 2.”项目有关。这在当时就已是一桩丑闻。而当这位曾被施罗德称为“纯粹民主人士”的莫斯科独裁者发动一场带有毁灭意图的侵略战争袭击乌克兰时，这位来自下萨克森州的攀登者起初仍接受克里姆林宫的供养。

诚然，原则上必须对与所有人对话持开放态度。如果施罗德能对那个不择手段的普京产生明显的缓和影响，那将是件好事。但普京正确地将这位前总理兼 SPD 主席视为一个“有用的白痴”。作为一名上镜的生日祝贺者和俄罗斯某超市连锁店的新任监事，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画面比普京真正代表的死亡与破坏的画面要好看得多。这场令人蒙羞的游戏发生在政治家经常被概括性诋毁的时代。施罗德在敛财，但却损害了公职和国家。他的位置应该在莫斯科。

合理的担忧

作者：托马斯·詹森（Thomas Jansen）

自从法定医疗保险开始报销非侵入性产前筛查（NIPT）以来，使用该测试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这并不令人惊讶。尤其是报销条件表述得非常模糊：相关女性及其妇科医生必须认为，该测试在女性的个人情况下是必要的。考虑到日益增长的诉讼倾向，为了寻求保障而倾向于多做一次测试而非少做一次的需求完全可以理解。尽管对此表示理解，但如果该程序在事实上等同于对 21 三体综合征进行全面筛查，那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这种担忧正是联邦议院通过的一项跨党派提案签署者的关注点，而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因此，一个好消息是，该测试被纳入医保报销后的后果将受到调查。尤其是所谓的“假阳性”结果数量高于预期。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没有进一步更可靠的检查，一位母亲可能会因为错误地认为孩子患有 21. 三体综合征而终止妊娠。因此，如果能调查该程序作为医保报销项目是否影响了堕胎数量，将是非常理想的。关于这一点也必须进行讨论。

布鲁塞尔给梅尔茨泼了一盆冷水

欧盟委员会拒绝乌克兰的“准会员国”身份 作者：托马斯·古奇克（Thomas Gutschker），布鲁塞尔

距离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提出让乌克兰获得“欧盟准会员国”身份已经过去了近五个月。这个概念是由总理府创造的，内容不走寻常路。其逻辑是，在基辅正式加入欧盟之前（从柏林的视角来看，这还需要数年时间），应使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梅尔茨提出让乌克兰参与欧盟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委员会会议以及议员参与议会会议——以咨询身份参加，没有投票权。然而，总理所希望的关于该提案的辩论至今尚未发生。相反，该提案似乎已经石沉大海。

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没有时间讨论扩员问题。该议题被推迟到下次会议。下次会议将在下周举行，但讨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梅尔茨的提议。因为在本周二，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自己的扩员提案——并顺便拒绝了总理的请求。委员会指出，参与一个“引导阶段”既“不能成为进入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的理由，也不能赋予决策权”。

委员会认为，最多只能实现其在2004年大规模扩员后实施过几个月的做法：当时十个新成员国获准向委员会派遣一名委员，但没有负责的具体业务领域。一名没有决策权的欧盟官员解释说，这种做法在批准阶段（即谈判结束之后、正式加入之前）也是可以想象的。但这对乌克兰没有帮助，因为联邦政府认为在本十年内完成谈判是不可能的。此外，这将使委员会进一步臃肿，而实际上更需要的是精简。

梅尔茨关于向基辅开放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的建议，此前在成员国圈子中就遭到了极大抵制。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们认为，这最多只能在特定主题上临时（ad hoc）实现，绝不能长期且全面地实施。他们援引欧盟条约，其中明确规定了该国家和政府首脑机构的成员：27位首脑以及欧盟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外交代表仅被允许参加。在布鲁塞尔，人们注意到甚至法国都没有支持德国的这一提议。

拒绝背后有两个政治原因。首先，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反对给予乌克兰特殊地位，使其在西巴尔干国家之上——即使是那些在入盟进程中进展更快的国家。此外，人们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无处不在”也持有保留意见。自2022年以来，只要涉及其国家，他无论通过视频会议还是亲自出席，都会参加每一次会议。但外交官们表示，当政府首脑讨论与美国、俄罗斯或中国的关系时，他没有权利坐在谈判桌前。因此，委员会仅建议邀请入盟候选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专家组”。

基辅之侧：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与泽连斯基总统 照片：丹尼尔·皮拉尔（Daniel Pilar）

梅尔茨的这一建议源于他四十年前的一段经历。当时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欧洲议会议员，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统一。他回忆道，那时有18名来自东德人民议会的代表被派往欧洲议会，以便新联邦州能在那里获得代表权，尽管当时他们没有投票权。“这在当时无需修改条约即可实现，”梅尔茨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后阐述道，“因此，我现在提出的建议同样无需修改条约。”但这可能仅适用于观察员参加议会会议，而不适用于其他机构。

关于总理这一提议的辩论未能展开，当然也与地缘政治环境有关。一度看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在2025年底流传的一份和平计划草案中，预计基辅将于2027年1月1日加入欧盟，以将该国锚定在西方阵营。然而，这完全不切实际，从而引发了欧盟内部关于如何向基辅提供便利的思考。但由于乌克兰的和平再次变得遥遥无期，这场讨论的紧迫性已经降低。

欧盟委员会周二提出了一些想法，旨在让各国在正式加入之前能与欧盟建立更强的联系。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自今年年初起参与欧盟漫游计划便是其中的典范。对于这两个国家以及进展最快的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目前将制定包含进一步可能步骤的个体计划。这些计划预计将在本月底完成，届时委员会将对其候选国的进展做出年度评判，以此激励新的努力。梅尔茨在5月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不过，他的提议最终并未被大规模采纳。

借用他人的羽毛：戈登·施尼德

社民党与绿党的抗议之声在哪里？

我们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这句话被说起、听到、读到太多次，几乎已经陈词滥调。然而：它必须最终产生结果。就在现在。

近日，人们面对这个共和国时感到哑口无言。看看柏林：社民党（SPD）和绿党在那里与左翼党交谈，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理所当然的态度讨论一项将推移基本底线的合作。

这涉及的是一种左翼内政，在这种内政的名义下，警察和国家被辱骂和贬低。这涉及的是一些征收幻想，这些幻想将把企业和经济实力赶出首都。但最重要的是，这涉及的是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而这种主义太经常在没有反驳的情况下被容忍。

社民党和绿党真的允许一个在内部公开出现反犹情绪的政党承担领导责任吗？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权力而对此视而不见，将是一个致命的信号。尤其在柏林，这一点影响深远。在我们的首都，这里始终是我们历史的中心。如今，这里正在决定我国政治中间地带的未来。

左翼党在竞选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展示其激进的一面。社民党和绿党的民主人士们的抗议之声在哪里？那些站在“反右翼游行”第一排的人，在面对反动且公开反犹的极左翼分子时，绝不能保持沉默。

在打击反犹主义的斗争中，不能有政治折扣。我们历史中的“绝不再犯”不仅在政治上方便时才适用。还是说，“绝不再犯”在某个时刻变成了“现在稍微犯一点”？

中间党派绝不能与极端分子组成多数派。不能与极左翼的反犹主义者合作，同样不能与极右翼的仇恨人类者合作。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一名来自已被证实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州分会的代表现在正站在议会面前。他竟然在 AfD 和 BSW 之外的选票支持下当选，这令人震惊。对我而言，这一点很明确：面对极端分子，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以及一个清晰且果断的“不”！任何攻击我们的《基本法》、我们的国家及其机构的人，必须遭到中间地带的坚决反对。我们的基督教人性观禁止我们与激进的、民粹主义的和极端主义力量合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民主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义务关注人们的问题并共同解决。每天为赢回人们的信任而努力，是我们生存性的责任。这只能通过与他们的对话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排斥。

极端政党的崛起及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激进化，引发了关于如何对待它们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探讨“正确”的路径上进行了多次争论。我认为，轻率地要求禁止政党过于简单化。通过禁止一个政党——而且为此必须先跨越重重门槛——我们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以及我们社会中的分裂。

然而，由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建议成立的联邦-州工作组是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用来收集、评估 AfD 的立场并审查其是否忠于宪法。但根据柏林的发展情况，对我而言同样明确的是：这种反动且反犹的左翼也必须在这样一个工作组中接受评估。我们不能简单地允许那些积极攻击国家的政党坐在我们的议会中。

这里的口头承诺和那里的弃权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我们民主的状态，非常严肃地对待。

我们这些处于民主中间地带的人必须共同行动，以确保极端分子在德国无法获得权力。政治必须给人们提供信任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感受到，通过我们的政治，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改善，学校、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医疗保障也在改善。

一旦决定做出，就必须予以维持。信任产生于彼此可以依赖之时。政治必须是可靠的。除此之外的任何情况都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而我们都知道，正因如此，激进分子才获得了这种令人担忧的支持。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不能且绝不允许帮助这类政治力量获得权力。然而，目前看来，似乎只有基民盟（CDU）准备好同样地捍卫政治中间地带，以对抗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分子、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

我期待社民党（SPD）和绿党在此达成明确的道德共识。只有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采用同一套民主标准的行为，才是正直的。

作者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

马丁·耶格（Martin JÄGER） 照片 AFP

最高情报官

在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的办公桌上，已经堆积了诸多危机与危险局势：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中国的网络攻击，以及针对伊朗的恐怖主义指控。现在，又增加了一场内部危机，迫使局长不得不介入。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D（Manfred D.）已被逮捕，他们被指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及企图背叛国家。尤为敏感的是：曼弗雷德·D直到今年3月仍在该机构工作。这意味着，自去年9月就任的耶格尔本人曾与这名“鼹鼠”密切合作。

如果推测这件事在个人层面上也影响到了耶格尔，应该并不算冒犯。因为这位62岁的高级外交官虽然被认为沉稳且冷静，但同样被认为平易近人。他曾这样描述家乡施瓦本阿尔布（Schwäbische Alb）对他性格的塑造：“那里经常寒冷，农田多石，周围的环境不让人产生幻想。”这塑造了那里的人，使他们非常倾向于现实和生活的硬事实。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耶格尔必须频繁地打电话，以重建因汉宁案而被破坏的信任。因为他的机构及其6000名员工依赖于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同时，耶格尔在内部也必须发挥作用。目前，联邦议院正在讨论一项关于情报机构的大规模改革。耶格尔领导的机构应当最终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并能够积极开展活动。为此，他需要获得政界的信任。

耶格尔为此具备良好的前提条件，因为他在柏林政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赢得了极佳的声誉。在学习民族学、政治学和哲学之后，他曾担任自民党（FDP）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的演讲稿撰写人，随后在总理府工作。1994年，耶格尔就加入了基民盟（CDU），但他在社民党（SPD）圈子中也颇受欢迎，例如曾为弗兰克-瓦尔特·施泰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工作。在短暂地担任戴姆勒（Daimler）的游说者之后，他接任了多个国务秘书职位以及极具挑战的大使岗位：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

对于在联邦情报局的领导岗位，耶格尔制定了许多计划——他也要求员工采取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增加更多传统的间谍活动，向德国的对手（尤其是俄罗斯）传递明确的信息。联邦情报局必须成为国内顶尖IT人才眼中具有吸引力的雇主，从而将技术情报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耶格尔表示，他希望联邦情报局能够有针对性地承担更多风险。而现在，他必须首先降低内部出现“鼹鼠”的风险。莫娜·耶格尔（MONA JAEGER）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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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季度刊》10周年

书展上的特工

以色列剧集《法乌达》（Fauda）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以色列秘密行动单位的故事，其第五季目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 41 个国家进入了 Netflix 最受欢迎剧集前十名。而在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所的展位上，运气好的话能遇到一名真正的秘密特工。托默·扎班（Tomer Tzaban）在第一次起义期间是“西姆雄”（Shimshon）特种部队的一名士兵，该部队在加沙地带执行任务。就像在《法乌达》中一样，他以阿拉伯人的伪装身份生活在阿拉伯人之中。他的任务是搜寻恐怖分子，并在必要时作为一名受训的狙击手将其击毙。在私人交谈中，扎班坦率地讲述了他的经历：从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退出该部队的那一刻起，以及他目睹一名协作人员被肢解等经历，这些让他如今怀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和解。扎班将他的经历记录在名为《Mista’arvim be-Aza》的书中，英文版书名为《拉法之鬼》（The Ghosts of Rafah）。当被问及《法乌达》是否能较为真实地展现一名“Mista’arev”（伪装成阿拉伯人的特工）的工作时，他简短地回答道：“绝对如此”。tam.

赞美自传体小说

最近有传闻称，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作者——没有任何透明度准则或检测工具能够应对新型聊天机器人。但如果漫步在书展上，这种担忧便烟消云散了。如果不是血肉之躯的人类，谁会坐在这些舞台上？他们必须亲自写作，因为阅读观众希望相信，在讲述的故事与亲身经历之间，或许只隔了一张纸，但绝不是一整本书。当我们站在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的舞台前短暂闭眼，再次清醒时，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亚历克莎·亨宁·冯·朗格（Alexa Henning von Lange）刚才是在谈论她的新书，还是在谈论她自己。即使是主持人也无法解答我们的困惑。而观众对此完全不在意。这最终成了一种令人宽慰的体验：自传体小说（Autofiktion）将把我们从自动化文本中拯救出来。olwe.

商品抢手

1.2 号展厅是特工们的专属领地。没有展商，没有书展路人，没有偶然的邂逅。这里是“推销素材”和出售版权的地方，是“做生意”的地方。在 532 张桌子旁，坐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 319 家代理机构。与来自世界各地代理机构的半小时预约在几个月前就已被订满。我站在用红带标记的通道边缘，目光落在灰色的地毯上。地毯赋予了展厅一种气味，并缓冲了来自一种无法再解码的、嘈杂且多语言混合的嘈杂人声。我很少见到图书贸易如此充满活力。文本就是商品，而且至少在这里，与所有传闻相反，它似乎非常抢手。paja.

追寻“书架自拍” (Shelfies)

有些话大概只有在书展上才能听到。更准确地说，是在前往书展的路上。其中一句就是：“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 Shelfie！”一名年轻女子在拥挤的 U4 线地铁上，满怀期待地对身边的朋友们说道。所谓 Shelfie，是一种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触发的实体有声书。简单来说，就是成年人的 Toniebox（智能音箱）。不过，令这些年轻女性着迷的不止是有声书，还有 New Adult（新成人）类书籍，她们对这些爱情小说的热烈讨论证明了这一点。这群人在书展行程上尚未达成一致：是先去寻找 Shelfie，还是直接奔向 New Adult 小说区？无论如何，她们肯定不会失望：青少年及新成人类出版社分布在所有展厅中，而 Shelfie 则在音频和播客展位处。通过新的展厅规划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计划似乎奏效了。alou.

地球的命运。我的。你的。法伊萨尔（Faisal）的命运。法伊萨尔提交诉讼的法院的命运。那个

也门的一幅涂鸦。2013年12月13日，美国无人机杀死了婚礼上的17名宾客。照片来源：AFP

命运、联邦法院、谋杀

法院偏见的命运。每座法院都存在偏见。这种偏见逐渐浮出水面。那是我们在庭审结束后共同举杯庆祝的事。那是数学中研究“死胡同深度”（dead end depth）的那个分支。是也门的命运，法伊萨尔可能永远无法回到那里。是工程师职业的命运，法伊萨尔在也门发生相关事件前从事该职业。是“简单的随机游走”与“乡愁驱动的随机游走”的区别，这两个词是我读过的一本关于死胡同深度的数学书中的概念。是蒙特利尔的命运，法伊萨尔如今生活在那里。是他家人的命运，那些仍留在也门且在世的人，以及那对同样在世的新婚夫妇，他们的婚礼曾遭到无人机飞行员的袭击（一次误击）。是那些，

不再在世的人的命运（一次误击）。是月亮的命运，当我们驱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山脉去参加法伊萨尔的庭审时，月亮在我们的头顶升起。是这轮明月的银色光辉，无法用言语形容。是那个明亮、失眠的夜晚。是我们手机的命运，我们早上九点带着它们前往法院，并在门口上交。是两个男人的命运，就在我们喝咖啡、准备前往 31 号法庭的那家咖啡厅里，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求职面试。我已经见过了很多，其中一人说。军队会承担费用，另一人说。是所有穿西装男人的命运。是在大理石走廊中迷路的命运。是太早到达 31 号法庭的命运。是律师们的命运，当法伊萨尔穿着他的新西装出现时，他们簇拥在他身边。是对此的祝贺。是他笑容的命运。他的笑容非常灿烂。是所有给法官倒水并在房间里摆出重要姿态的法庭职员的命运。是坐在法官席最右侧的托拉德法官佩戴的珍珠的命运，那些珍珠像牙齿一样圆润地排列在她真实的牙齿下方。是我们努力试图倾听法伊萨尔的律师背对着我们向法官陈述什么的命运。是法伊萨尔的命运，如果他可能会说，政府已要求法院放弃做出决定且不做出判决，而法院实际上并不知道它不该对什么做出判决。是比例原则的命运，这是一个语境问题。是关于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不是政治问题的命运。是名为“希法”（al Shifa）的先例的命运，显然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公开承认的计划的命运，旨在将那些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锁定为目标。

前天，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我们首次在德国刊登一篇探讨美国无人机战争的散文诗。

作者：安妮·卡森 (Anne Carson)

所有那些令人费解的缩写词的命运。当我们试图区分“案件决定”与“起诉资格”时，我陷入完全困惑的命运。法伊萨尔（Faisal）的诉求如今被称为“确认之诉”（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词）的命运。那些“由于去世而无法在未来再索赔损失的原告”的命运，这种措辞令人心惊。命运，或许就像她所有的珍珠、她的牙齿一样悬而未决。那些话语的命运——“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托拉德（Tollard）法官仅将其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但依然令人感到慰藉。那位金发、语速过快且反复提及“管辖权”并补充道“因为所申请的法律保护并不存在”的女检察官的命运。对于为什么“道歉”不能被申请的惊诧之情及其命运。托拉德法官要求检察官告知原告，他本应向哪些公共机构申请赔偿，而此前检察官指责他在提起诉讼前从未申请过赔偿，这一要求的命运。“他本该转向哪里？”托拉德法官带着显然真诚的好奇心问道，“如果您是他，您会转向哪里？”我们随后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命运——为什么她要说自己站在哪一边，以及她认为法伊萨尔的律师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与法伊萨尔一起讨论时所吃的金枪鱼三明治的命运。当其他人说话时，他保持沉默的命运。他微笑的命运，那微笑邀请着灵魂，似乎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就像他给客人端茶时那样。他们上方的月亮。喜悦。无私、喜悦的命运，康德会如何评价法律的本质，例如它与数学的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伪装成完全客观，但客观性其实是一个措辞问题，而文字终究会出错。法伊萨尔在沉默中脑海里闪过的许多想法，或者仅仅是寥寥数语，我怎么知道呢，这些想法的命运。他像一名深海潜水员，孤独，漂流，这种命运。法伊萨尔的命运，当他在一周后、一年后坐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厨房椅子上，或倚在窗边，而那时月亮可能只剩一声呜咽，或者已经落下。简单、偶然、乡愁、死胡同、灵魂的命运。谁能说出他曾多么银白闪亮？他会转向哪里？道歉？

当本文于 2017 年发表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时，该杂志在说明中写道：“诗中的主体法伊萨尔·本·阿里·贾伯（Faisal bin Ali Jaber）是一名来自也门的工程师，其姐夫和侄子于 2012 年因美国无人机的一次‘错误’而被杀。美国至今未对此承担责任。人权组织 Reprieve 的律师正在支持贾伯寻求道歉。在本文首次发表时，华盛顿上诉法院的判决尚未出炉。”阿尔-希法（Al Shifa）是苏丹的一家制药厂，于 1998 年遭到轰炸。

英文译者：玛丽-路易丝·克诺特（Marie Luise Knott）。该译文是为今年柏林诗歌之家（Haus für Poesie）举办的诗歌节而创作的，安妮·卡森出席了该活动。此前该译文尚未刊登。

如果我跟别人在一起会更幸福吗？

预告式的日常拌嘴：安德烈亚斯·德雷森执导的电影《旧爱》，由达格玛·曼泽尔和约阿希姆·克罗尔主演

女婿是个公司继承人？对于这位“68一代”的老人哈里（约阿希姆·克罗尔）来说，这让他对女儿的爱瞬间消失。就在妻子洛雷（达格玛·曼泽尔）从信箱里取出女儿的婚礼邀请函后不久，他就宣布自己不想去。总的来说，退休后的哈里现在很不情愿离开家。度假、电影、朗诵会？他更愿意潜心打理他那繁茂的花园。因此，对于洛雷提出的搬到更小房子里的建议，他完全不感兴趣。“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们不再年轻了，”她反驳道。“没错，”他说，“但搬进一套三居室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洛雷和哈里共同老去。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之间那些熟练的唇枪舌剑，混合了真实的厌烦与深情的亲密。他们的对话时而干瘪，时而热烈——这显然是安德烈亚斯·德雷森的新电影《旧爱》（Alte Liebe）的故事驱动力。

与《云端9》（2009）不同——在那部电影中，导演关注了一位老妇人的婚外情，并展示了露骨的性爱场景——《旧爱》则显得温婉得多。该片改编自埃尔克·海登赖希和贝尔恩德·施罗德于 2009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这对曾经的作家夫妇在写书时早已分居；然而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海登赖希和施罗德尝试构思，如果两人能幸福地走下去，情况会是如何。他们以交替的章节分别从洛雷和哈里的视角进行叙述。当他幸福地退休在花园里蹲守时，她却在恐惧是否要最终放弃图书馆员的工作这一决定。

莱拉·施蒂勒和安德烈亚斯·德雷森编写的剧本紧贴小说原著，许多对话与书中的措辞完全一致。但原著真正的魅力在于两人的内心独白，这些独白使所说的话变得相对化，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在早餐桌上，洛雷指出了一位熟人的讣告，她确信哈里四十年前与此人有过一段情。哈里对此极力否认，但不久后他便在心中想起自己当年是多么深爱那个女人，以及当时他是如何处于分手的边缘。

在电影中，这种反差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被传递。当哈里得知前情人的死讯时，虽然眼中泛起了泪光，但观众只能猜测这段关系的深度。为了至少能部分地融入内心感受，编剧施蒂勒和德雷森采用了一个技巧：在轮流探访住在养老院的洛雷母亲时，这对夫妻向那位目光呆滞、凝视虚空的妇人倾诉他们的心事。

这种处理方式确实奏效，但长期的（自我）对话久而久之会让人感到疲劳。《旧爱》没有经典的紧张情节弧线，电影仅仅围绕着哈里不愿参加女儿那场铺张婚礼的厌倦感展开。正如小说原著一样，电影依赖于这对夫妇日常的拌嘴，从而触及关于衰老的重大问题：如果我跟别人在一起会更幸福吗？当我停止工作，我是谁？我该如何填补剩下的时光？

达格玛·曼泽尔和约阿希姆·克罗尔饰演一对老夫妇 照片 Kordes Film / Pandora Film

理查德·林克莱特的“Before”三部曲（第一部于1995年上映）证明了对话可以完全支撑起一部电影。伊桑·霍克饰演的杰西和朱莉·德尔皮饰演的塞琳先后漫步于维也纳、巴黎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岸线，讨论他们对爱与关系的迥异看法。相比之下，在《旧爱》（Alte Liebe）中，哈里和洛蕾的对话从未深入，始终停留在古怪的琐碎交流层面。

这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有趣——他一边递给她一把伞一边说：“今天会下雨”；她回答道：“我的App里没说”，结果下一镜头她就顶着暴风雨，头发凌乱——但整体节奏始终平淡，缺乏高潮。角色们较大的心态转变大多在没有给观众提供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发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生活本就如此：日常的相处扼杀了深刻的哲学探讨，尤其是在结婚四十年之后。但为此并不需要110分钟的电影时长。

唯有达格玛·曼泽尔和约阿希姆·克罗尔的演技，防止了《旧爱》变得枯燥。她的抱怨与他的顽皮如此真实，为电影赋予了纯文本中所缺失的必要细微差别。人们希望他们能像伊桑·霍克和朱莉·德尔皮那样拥有一部三部曲。但那时，请换一部小说原著。 SOPHIA COPER

残酷

作者：弗劳克·斯特芬斯 (Frauke Steffens)

美国将再次目睹一场处决。预计在 3. Dezember，一支军事执行队将处决尼达尔·哈桑 (Nidal Hasan)，他在 2009 年于胡德堡杀害了 13 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 (Pete Hegseth) 宣布，将把这次执行死刑的过程在互联网上进行直播。这意味着士兵们将在摄像机的记录下，枪决这名截瘫的囚犯。米歇尔·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描述了惩罚的可见奇观在历史上是如何被移出公众视线的。惩罚的确定性旨在起到威慑作用，但受苦的身体却消失在围墙之后。现在，特朗普政府希望再次为杀戮寻找观众。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观众究竟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在公众面前进行国家杀戮在美国曾长期盛行。最后一名被公开绞刑的被定罪者是 1936 年的

肯塔基州的雷尼·贝西亚 (Rainey Bethea)。除了官方的处决，该国南部还存在私刑谋杀，这些谋杀往往被伪装成执行死刑。这些谋杀起到了白人至上主义仪式的作用，塑造了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国家处决并非私刑，但关于其影响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公开的残酷不仅用于强化种族主义秩序，还用于使这种残酷常态化。这位自封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MAGA分众频道 Real America’s Voice 接受杰克·波索比克 (Jack Posobiec) 采访时宣布了直播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他向自己的支持者传递了“强硬”的信号。这位部长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基督教，崇尚男性战士文化，并号召与军队中的“弱者”作斗争。他的政治盟友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

在社会层面过多的同理心如何会导致——正如埃隆·马斯克曾表达的那样——“文明上的自杀”。这种试图将国家培养成“强硬”的教育（观察者经常将其描述为法西斯主义），并非没有阻力。在联邦官员枪杀 ICE 观察员勒妮·古德 (Renée Good) 和亚历克斯·普雷蒂 (Alex Pretti) 导致其死亡后，特朗普政府曾试图通过将受害者非人化地描述来证明国家杀戮的正当性。但这失败了，因为暴力的常态化遭到了广泛的抗议。现在，海格塞斯想要将一次国家杀戮打造为一场公开的权力仪式。枪声将在所有人面前击倒一个人，其死亡将成为一种政治信息。公开处决将含蓄地衔接美国庆祝暴力与残酷的历史。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令人担忧的是，这正是其目的所在：让美国人习惯于更多的国家暴力与残酷。

电子报中的图像与时代

迈克尔·马尔（Michael Maar）：关于某些文学经典译本的误导性神话

胡贝特·温克尔斯（Hubert Winkels）：人类与山羊的错配

尤尔根·特拉班特（Jürgen Trabant）：论1798年法兰西学术院词典的现实意义

弗劳克·斯特芬斯（Frauke Steffens）：美国在照片中的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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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出版我的遗作”，米歇尔·福柯在去世前曾明确在遗嘱中规定，并向他的伴侣兼遗产管理人丹尼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表示：“千万不要对我做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对卡夫卡所做的那样事情。”这位习惯将自己的著作称为“经验之书”和“工具箱”的哲学家，对他自身被经典化的抵制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如今，从其遗产中出版的福柯文本数量，已经超过了他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

在2015年完成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有讲座的13卷本出版后，巴黎的加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甚至将其代表性作品选集纳入了声名显赫的“普雷亚德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这一荣誉最终将该作者提升到了经典作家的地位。自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入了德费尔手中长达37,000页的遗产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未知资料呈现在公众面前，且经常被标注为又一项轰动性的发现。

例如，近期出版了一系列属于福柯最后一个研究项目《性与真理》相关范围的文本。该项目的第一卷《知识意志》于1976年出版，通过将关于性的不间断讲述置于谱系研究的权力理论框架中，对性革命所赞美的解放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些出版物确实包含新内容，例如后来重新构思的项目之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的《肉体的忏悔》（见《法兰克福汇报》2019年6月21日报道）。而其他资料，如在圣保罗和纽约发表的讲座（《性之谱系》，巴黎，Vrin 2024），则记录了最初构思逐步改造的阶段，对已知内容几乎没有增加多少新信息。这些由曾经的学生和后辈福柯专家负责编辑的版本，往往深受这位哲学家本人曾谴责的弊端之苦：一种作品内部的注释方式，它不将思考视为一种事件，而是将其固定在作品内部，而没有在历史、科学或政治层面将其语境化。

尽管如此，福柯谱系项目的冲击力在《两性畸形者》（Die Hermaphroditen）中再次得到证明。这是一部一年前以法文出版，现正值福柯周年纪念临近而翻译成德文的手稿。正如编辑阿里安娜·斯福尔齐尼（Arianna Sforzini）所强调的，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部附属作品最终应如何定位，但这无疑是《性与真理》最初构思的一个片段，该构思旨在对现代西方性意识进行彻底的历史化。关于这一主题群，此前仅有福柯在

主体作为性对象成为法律诉讼的目标：电影《Un jour fille》中在法庭上的安妮·格朗让（Anne Grandjean，由玛丽·托斯坎·杜·普兰蒂埃饰演）。 照片：Picture Alliance

反对性认同

对性别认同概念不感兴趣：米歇尔·福柯遗稿中的手稿《两性畸形者》（Die Hermaphroditen）具有与其生前发表的文本相同的冲击力。

人们熟知其《关于异常者的讲座》（1974 / 1975）以及 1980 年为两性畸形者埃库琳 / 阿贝尔·巴宾（Herculine / Abel Barbin）的自白书所写的序言。该手稿可能出自同一时期，因为它遵循相同的路径。它撇开了围绕两性畸形者这一形象而产生的漫长的迷恋历史，而专注于分析 17. 和 18. 世纪著名的法庭审判，并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早期的将“怪物性”视为两种本性的混合，转向现代的将之视为犯罪性反常的观念。

在近代早期，两性畸形者处于一种体制之下，法律和医学话语对违背规范的反应各不相同：医学将他们视为怪异的雌雄同体生物，而法律仅要求他们选择成为男性或女性中的一种。这种选择虽然务实地解决了问题，但却是不可撤销的，任何进一步的变更都将受到严厉处罚。对于福柯而言，最初以女孩身份生活的玛丽·勒·马西斯（Marie Le Marcis）的著名案例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约在 1600 年在鲁昂试图嫁给一名寡妇，因此将名字改为马林（Marin）并穿着男装。尽管在初步医学检查确认其女性身份后，勒·马西斯被法院以鸡奸和异装罪判处死刑，但外科医生雅克·杜瓦尔（Jacques Duval）通过彻底的触诊证明，在女性解剖结构背后隐藏着一个男性阴茎。随着这份医学鉴定及其在法律上的认可（这导致了二审中刑罚的减轻），福柯认为这实现了与旧体制的断裂。

性别不再是一个交给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基于解剖学确定的事实。此外，这位哲学家在勒·马西斯案中发现了未来处理两性畸形者的几个基本原则：他们不再被视为怪异的雌雄同体生物，而被视为对男性或女性性别的有机偏差。因此，不存在真正的两性畸形者，而只存在伪两性畸形者，其任务在于寻找其隐藏的真实性别。

通过进一步的案例，福柯追踪了 18 世纪如何形成一种被他称为“性感觉”（sexuelles Sensorium）的东西，即对某种性别的感觉和倾向，这些后来融入了“性欲”（Sexualität）这一概念中。在 1765, 年针对安妮·格朗让（Anne Grandjean）的审判中（她的案例在许多方面与玛丽·勒·马西斯相似），他发现了另一种偏移：现在不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解剖学认定及其允许的行为，而是关于一种“对性欲的意识”，简而言之，“不再是一个基于性别的差异化主体，而是一个性主体”。福柯得出这些结论不仅基于审判卷宗，还基于医生爱德华-西奥多·西蒙（Edouard-Théodore Simon）一段充满情感矫饰的抒情表述，西蒙在法律权威面前将格朗让的冲动赞美为合法且自主的欲望。因此，欲望构成了一种“对主体具有建构性”的真理，并超越了所有解剖学和社会障碍。

福柯关于两性畸形者的研究无疑是目前《性与真理》相关领域中最重要的未发表文本，因为它阐明了从性别问题化向性欲问题化的过渡，以及

性身份的呈现。正如社会学家埃里克·法辛（Eric Fassin）在其后记中正确强调的那样，这位哲学家对“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这一概念不感兴趣并非巧合；该概念由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和约翰·马尼（John Money）在 60 年代中期与跨性别者的临床工作中引入，随后被纳入女性主义理论讨论。

遗憾的是，这篇后记以及其他许多内容在同样相当笨拙的德语译本中部分难以理解，因为“sexe”和“gender”（法语为“genre”）这两个术语并非总能被正确还原，且译本放弃了对早期且通常不准确的福柯译本进行系统性修正。尽管其形式略显不尽如人意，往往缺乏原著的精炼与才情，但研究这个迷人的“残篇”仍具有价值，尤其是当他在提出“为什么快感，在我们感知时，必须是男性或女性的？”这一问题时，是对“性认同法则”的挑战。——安德烈亚斯·迈尔（ANDREAS MAYER）

米歇尔·福柯：《两性畸形者》（Hermaphroditen）。安德里亚·海明格（Andrea Hemminger）译自法语。阿里安娜·斯福齐尼（Arianna Sforzini）作序，埃里克·法辛（Éric Fassin）作后记。Suhrkamp 出版社，柏林 2026 年。154 页，精装，26 欧元。

所有人都在谈论阅读

而事实上，现在每个人都想成为作者：Aarthi Vadde 分析数字平台如何变革书写文化与出版出版文化

阅读的未来如何？人们阅读的频率和数量是多少？很少有问题能像这些问题一样，如此频繁地成为文化版讨论的主题。有时，这一话题在安抚的基调中被讨论，有时则在警觉的基调中被讨论。但核心始终在于人们是否在阅读以及如何阅读。而对于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写什么、写了多少的关注，则大多被推到了次要位置。这是为什么？

从历史来看，广大民众的识字进程并非同步进行：阅读与书写有着不同的推动者，这直到现在仍影响着我们对这两种文化实践的理解。识字率的推动者是指那些出于机构自身利益而促进识字普及的组织。在《书写的兴起》（The Rise of Writing）一书中，读写能力研究专家德博拉·布兰特（Deborah Brandt）在回顾美国历史时指出，自 18. 世纪以来，由教会和国家推动的、以阅读为中心的群众识字运动一直在进行。

新教教会所承诺的灵魂救赎，如果没有对圣经的深入阅读是无法实现的。而共和主义的承诺则以公民在政治进程中的知情参与为前提，而这种参与又与阅读紧密相连。因此，这里的群众识字是指一种带有积极内涵的阅读能力：阅读能促进清晰的思考，增强共情能力，改善性格并强化政治判断力。阅读能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人。

布兰特认为，识字率的另一部分——书写，则从未以类似的方式进入道德信仰体系和政治自我认知的中心。教会和国家倾向于将热衷于书写的群众视为难以控制，因此具有危险性。相反，书写能力的扩展更多是由经济驱动的，因为办公室的文书工作在增加。此外，随着 20. 世纪信息经济的出现，创意写作对于经济价值创造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导致了书写的日常化。

书籍播客谈书展

在《法兰克福汇报》（F.A.Z.）展位上与希达·巴齐亚尔（Shida Bazyar）、雅罗斯拉夫·鲁迪什（Jaroslav Rudiš）、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谢伊达·库尔特（Şeyda Kurt）以及唐·帕布罗·穆伦巴（Don Pablo Mulemba）进行的五场对话。

写作能力已逐步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首先将自己定义为阅读者，而是定义为写作的人。如今，写作决定了阅读的优先级——人们阅读，首先是为了随后作为写作的人对其进行利用。那些备受诟病的阅读习惯，如碎片化和跳跃式阅读，正是这种几乎未被察觉的文化变迁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导致的注意力缺陷。

这种全新的、以写作为导向的文化主导模式，与长期以来基于大众“以阅读为中心”的自我认知的制度结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因此，写作的新主导地位所面对的是一个基于某种政治基本假设的社会（尽管这种假设很少被公开表达），即：应当尽可能有更多的人阅读，但只有少数人为这些大众写作。

这就是在杜克大学任教的文学研究学者阿尔蒂·瓦德（Aarthi Vadde）新书探讨的切入点。事实上，基于阅读的文化主导模式自18.世纪末以来一直是现代文学产业的基石。瓦德提出，在21.世纪，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布兰特（Brandt）所描述的这种转变在加速，阅读与写作之间的主导关系剧烈地向写作倾斜，这将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后果。

瓦德将这种转变总结为一个简洁的公式：“平台体制（platform regime）对抗出版体制（publishing regime）”。这种对立并非技术性的。在今天，两种体制都离不开数字化。问题在于，平台和出版社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从而隐含了与阅读和写作文化实践的不同关系。

出版体制依赖于稀缺性，以此确保其文化产品的价值。出版社将自己塑造为高水平书写文化质量标准的保证者，而这些标准基于出版社内部的专业化。在这种格局中，大众被定义为购买和阅读的消费者。在这种体制下，大众读者是匿名的。就像大众民主制中的匿名选民一样，他们仅在季节性地于书店销售柜台“投票”（购买）时才显现其存在。

社交网络的平台体制则在论调上与该模式划清界限。出版社所谓的“质量保证”，在平台看来就是“把关（Gatekeeping）”。平台采用民主化的修辞并非偶然。为了对抗排他性出版社中的“把关人”，一种参与式精神被动员起来：每个人都被邀请成为文本的生产者。

在社交网络中，读者始终是一个自身也在生成“内容”的人。从一开始，这就与一种政治设想相结合，即社交网络将“声音”还给了沉默的读者，从而恢复了政治主体的个人自由，而这些自由此前被主流出版社和“传统媒体（legacy media）”所垄断。根据这种设想，美国宪法开篇的承诺——“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直到社交网络出现才真正得以兑现：它们激发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我们平台（We the platform）”的想象，最终将所有人毫无差别地接纳进一个宏大的“作者之我”之中。

瓦德（Vadde）明确指出，平台在政治上的自我塑造是不可信的：平台允许所有人随意写作，并非因为它们在意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其商业模式比任何事情都更需要新的“内容”。平台追求的是将大众写作货币化。

尽管如此，平台成为了首批赞助者，它们以此前在教会和国家庇护下用于推广阅读的同样力度，在推动写作。在基于阅读的出版模式中，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被允许写作和出版——谁能成为一名“已出版作者”（published author），谁就能通过进入出版计划而获得公认的文化地位。而基于写作的平台模式则完全不同：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写作，并在几秒钟内成为一名“已出版作者”，由此，被出版的状态从一种享有盛名的地位变成了日常活动。

瓦德的研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探讨了英语文学如何应对这一新局面：在研究中，人们会遇到像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特朱·科尔（Teju Cole）或詹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这样著名的作家，他们利用 Twitter 或 Wattpad 等平台进行创意实验。人们由此意识到，在平台体制下，作者们关注的不再是写单本书籍，而是创造能够以不同形式和媒介进一步发展的叙事世界。这同时也影响了文学的创作方式：现在更经常出现开放式的情节线和角色丰富的虚构世界，因为这有利于衔接更多的叙事。

平台体制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变得清晰：诸如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新的版权规定，伴随着一种自出版（Selfpublishing）的特质，这种特质追求的不再是经济补偿，而是在社会关系中的认可。因此，这种民主化的作者身份大多是无偿的。文学写作的民主化与去专业化相辅相成。而现在，又增加了利用大语言模型辅助写作的可能性。目前很难评估，为了创意写作而日常使用大语言模型，最终会导致普适化作者身份的胜利，还是会导致其消亡。

尽管如此，当前的讨论——即便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依然围绕着阅读展开。例如，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研究学者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在《着迷：艺术与依恋》（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一书中写道，文学研究的危机在于，人们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一种冷静且疏离的文学处理方式，这令大学之外的读者感到排斥。在大学之外，人们对待文学的方式是业余的、共情且沉浸式的，例如将文学人物视为真实的人，且不区分作者与叙述者。文学研究必须更多地关注业余读者，并学习他们对待文学的方式，这样才能在广大公众中重新获得更多的共鸣。

读过瓦德（Vadde）著作的人，会将这位虔诚的业余读者视为一个教授式的向往对象，一个仍然根植于基于阅读的文化模型中的人物。因为业余读者并不希望仅仅作为读者，被如今突然变得宽宏大量的文学研究领域所庇护。通过各大平台，亲自写作和发布内容现已成为他们深爱的习惯和需求。长期以来将自身定义为阅读培训的文学研究，如今面临着一个问题：未来它是否愿意成为一种以写作为导向的读写能力（literality）的制度性赞助人——在这种能力中，对文学的探讨也旨在实现批判性的创造性作者身份——或者，它是否将这个领域完全交给数字平台。 卡洛斯·斯波尔哈塞（CARLOS SPOERHASE）

阿尔蒂·瓦德（Aarthi Vadde）： 《我们即平台》（“We the Platform”）。 互联网如何改变 二十一世纪的 文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2026。 304 S., br., 31,30 €.

你在内心如何评价我？

托马斯·奥斯特迈尔将一部纽约百老汇的剧场热门作品引入其柏林邵宾纳剧院（Schaubühne）。他将《立体声》（Stereophonic）导演成一场在听觉上极具说服力的剧场音乐之夜，并加入了威尔·巴特勒（Will Butler）的歌曲。

终于没有晚餐戏了。终于不再是当代戏剧中那种常规的设定：几对夫妇见面，先聊房产，再聊孩子，最后聊政治。起初一切平静，随后气氛变得焦躁，最终晚餐派对升级为一场修辞上的大屠杀。过去几年里，人们在舞台上见过多少次这种基本构架的重复复制——寓言式的信息是：现代人不再在战场上作战，而是在独立式布尔豪普（Bulthaup）厨房里开战。

美国剧作家大卫·阿杰米（David Adjmi）的剧作《立体声》并非发生在厨房，而是在录音室。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改变，也让人们在观看这部曾在纽约百老汇大红大紫的作品在德国首演时，带着好奇心走进柏林邵宾纳剧院。然而，在看到演出时长时，内心却暗自揣测：一个平庸的录音室真的能提供足够的戏剧支撑，撑起三个半小时的演出吗？

事实上，时间、地点和情节在第一眼看来简直简单得令人心酸：那是 70 年代末，里根想要竞选总统，涡轮资本主义正蓄势待发。一支五人乐队想要制作一张新专辑，为此在一家录音室租用了空间，并由两名录音师协助。几周变成了几个月，一次录音之后总有下一次，因为唱片公司出钱大方，给音乐家们充足的时间去尝试各种可能性。

不过，专辑录制的技术条件还相当原始，电缆经常在某处断掉，或者音轨被误删。鼓组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一直有噪音？在《立体声》的开篇，大部分内容围绕录音过程展开，讨论着“叠加录音”（Overdubs）、“桥段”（Bridges）以及许多制作细节。人们能感觉到，作者深入钻研了一个具有迷人双重性的世界：一面是技术功能性的外壳，另一面则是其内部所表达的情感与信念。这种对立和双重性同样塑造了剧中的角色。

首先是录音室经理格罗弗（斯特凡·斯特恩 饰）和录音师查理（大卫·鲁兰 饰），他们被塑造为卑微的服务提供者，任由乐队中那些古怪且情绪化的成员辱骂和羞辱，但依然不断地安抚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咖啡或可卡因。两人构成了一对后现代的仆人组合，其特殊天赋在于双关的沟通方式：尽管他们不断强调平等，但实际上表现得像下属一样。

与他们相对立的是那些由情绪驱动、以顽强意志为特征的艺术家。全能艺术家的天才气息在此依然在空间中弥漫，并缠绕在乐队成员的喇叭裤和嬉皮衬衫之中。尤其是彼得——莫里茨·戈特瓦尔德将其塑造为一个完美主义吉他手与自我中心且凄凉之人的结合体——他周身散发着一种不妥协的创造力光环。他与主唱戴安娜在一起已有九年，但现在，随着他们的歌曲越来越成功，且她甚至在考虑发行个人专辑，两人的关系开始破裂，嫉妒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在私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在乐队公众面前也被摊开讨论。“嘿，这里有个 G 调，原本应该是 H 调——这行唱起来感觉很浑浊，”他不停地对她挑剔，而她突然对他七年前卖掉她吉他的事感到愤怒。

一对现代仆人：大卫·鲁兰德和斯特凡·斯特恩在《立体声》（Stereophonic）中饰演录音师查理和工作室经理格罗弗 照片：Gianmarco Bresadola

有一次他坐在工作室里痛哭流涕，因为她还要去酒吧。“我无法忍受你与其他男人见面的想法，”他说，而她对此仅以挑眉回应。玛格达莱娜·勒默扮演着一个光彩照人的时尚女孩（It-Girl），她的情绪转变之快，以至于刚才还深情地交谈，下一刻就可能显得过时。她的美貌是她的自信，而她则通过他人的目光来驱散坏心情。两人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在绝对渴望的驱动下，他们互相撕扯直到感到疼痛，然后又通过短暂的亲密时刻达成和解。当他们共同歌唱，当他们站在同一个麦克风前凝视对方时，所有的哀愁都消失了，他们再次成为了毫无保留的一对。

每个乐队都需要一个“父亲”，一个负责财务和住宿的人。在这里，这个角色由鼓手西蒙担任，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在录音 16 小时后，他勉强同意“跟着 Click”——即跟着节拍器——演奏。同时负责当晚音乐指导的托马斯·维特将这位鼓手塑造成了“大勒博夫斯基”与约翰·博纳姆的结合体，并在关键的危机时刻建议为所有人煮鸡肉。

最后是马塞尔·科勒，他扮演一个裹在羊毛毯里的忧郁贝斯手，将世界人口分为“山丘之人”和“房船之人”——以及霍莉，另一位总是处于阴影之中的歌手，她以如此绝美而忧伤的方式歌唱逝去的生命。伊娃·梅克巴赫的歌唱确实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她绝非唯一一个：因为在这里——在托马斯·奥斯特迈尔的卓越导演下——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剧作（Well-made Play），更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会。剧中使用了独立摇滚乐队 Arcade Fire 的世界知名成员威尔·巴特勒的原创歌曲，由五位来自 Schaubühne 剧院的演员进行了专业且富有诗意的演绎。

这样一个夜晚，最终在听觉上极具说服力。音乐之声与言语之声和谐共鸣。在探讨乐队如何跨越私人嫉妒的鸿沟而保持凝聚力的问题中，也潜藏着关于社会在面对资本主义竞争时如何保持凝聚力的思考。但最重要的是，这场戏剧音乐会之夜讲述的是关于信任受损的原始恐惧：“你在独处时是如何评价我的？”彼得曾绝望地问他的女友。而她用一句歌词回答道：“当你靠近 / 我无法呼吸 / 当你远离 / 我无法相信”。西蒙·斯特劳斯（SIMON STRAUSS）

针对新成年人的喧闹庸俗

“你能感觉到皮肤上的酥麻感吗？”多年来，“新成年人”（New Adult）类别的书籍封面设计一直崇尚着自由恋爱生活中的那种喷雾泡沫感。

成功的叙事文学及其书籍封面受三大指令的制约：它们必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必须具有亲近感，且必须具有质感。关于质感这一点最容易实现。书籍已变成了设计对象。我们只需提到：彩色切边（Farbschnitt）。很久以前，昂贵的书籍采用金边。现在则是马卡龙色，而在一些特别稀有的版本中，封面的图形会延伸至切边上。一些用户（读作：女性读者）将书反过来摆在书架上。你可以通过彩色切边来评判一本书。

出版业的动机也是如此。它发行带有彩色切边的首版，以及没有切边的大众版。它用连续的图案装饰系列丛书。书名上出现了“压印字体”，这些字体还可以通过箔纸进行精加工，此外还有书封、厚封面、厚实纸张、装饰性扉页，更不能忘记像年龄建议或触发警告（Triggerwarnungen）这样实用的指南。那么“辣度”（Spice-Levels）如何呢？书籍博主们已经慷慨地将其分级。Level 4: Blazing fire：“频繁且细节详尽的性爱场景”。

出版业将触觉上的书籍对象向情感触动的内容之过渡想象得非常直接。我们引用 Coppenrath 出版社在推广蒂娜·克普克（Tina Köpke）的浪漫小说《猎魂》（Hunting Souls）时所发送的图书介绍开头：“高品质版本：1. Auflage 采用彩色切边，封面采用金箔，并配有插图扉页和后页。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吗？你能感觉到皮肤上的酥麻感吗？”商品美学很少能如此直接地与读者的欲望挂钩。

在列举了所有这些附加项（Add-ons）和兴奋点（Turn-ons）之后，显然封面本身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它必须在“亲近感”和“远距离效果”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并非所有书籍都能被放置在某些书店为年轻客户设立的“舒适角落”里。对于书名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它必须在五米外的书架墙上脱颖而出。我们无法避开“吸睛”（Hingucker）这个尴尬的词。让我们大胆地放大其中一本书，并选择莉亚·凯布（Lea Kaib）的新成年人小说《骄傲之爱》（Love with Pride，由气候中立出版社 Fischer New Media 出版）的封面设计作为典型案例。凯布作为内容创作者和书籍影响力人物，向所有希望在浪漫小说中看到更多酷儿题材的读者推荐她的书。

可爱：莉亚·凯布的《骄傲之爱》 照片：Fischer Sauerländer

这或许让这本书显得特别，但其封面设计完全符合趋势。在此先说明一点：莉亚·凯布是德国“书籍封面奖”（Buchcover Award）的评审成员，该奖项每年在儿童与青少年书籍、纯文学和非虚构类书籍类别中颁发，其网站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在其中一篇采访中，凯布“赞美”了封面设计师亚历山大·科潘斯基（Alexander Kopainski）。值得去他的网站看看，以了解这位“暗黑庸俗”（Dark Kitsch）的大师。

现在回到《骄傲之爱》的封面图形。我们猜到了吗？该设计同样出自科潘斯基之手。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在“书籍封面奖”的获奖名单中看到他的名字。但科潘斯基在这里并没有走暗黑路线，而是让读者为一种极具强度感书籍体验做好准备。主导色是长期被禁忌的紫色，它在上方区域轻盈地流动，在中间像云雾般变暗，并从底部被棕橙色加热。喷绘和飞溅的视觉效果被频繁采用，因为这种外观为联想游戏带来了自由感和自发性。

但背景的作用远不止于流动的色彩和喷溅的点缀：它自发地演化出花卉图案，并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它甚至介入了前景，在文字上轻微地喷洒了一些色块。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即使像“Love”（爱）这样的词，最终也只是由僵硬的字母组成的、代表某种情感的符号，而这种情感在视觉上只能通过色彩来表达。它迫切需要通过自由恋爱生活的喷雾泡沫来获得释放。作为典范，斜体书写的“Pride”（骄傲）一词已经让自己变得柔软。

至于排版：每当面对广告或书名等特殊任务时，从未有人能让图形设计师放弃所谓的“商业印刷”（Akzidenzdruck）。在这种场合，排版员总是会深入挖掘字体类型和字号的储备。这里使用了两种字体、四种字号和两种颜色，外加一些色块。在图形设计上，作者采取了稳妥的做法。她的名字被“Liebesgrund”（爱之基 / 爱之原）的色彩所浸染（完全披露：作者居住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块绿地就叫 Liebesgrund）。

当我们谈到字母的超大尺寸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前将顶部的“亲近感”与“五米外的视觉冲击力”错误地视为两种替代方案。我们的封面证明了：两者可以兼得，不仅是“Love with Pride”，而且是“具有远程效果的亲近感”。这大概就是那个公式。我们应该给它贴上一个小的注册商标符号®。至于这个等式的主导方，不仅是标题变得越来越大，近期已趋于成熟的图书制作中的其他组件也呈现出一种雄心勃勃且整体化的姿态。出版社不再叫“Christian Brandstätter 出版书店”，而是简短有力地命名为“Everlove”、“Lyx”、“Kyss”、“Tot”或“Forever”。

书名也随之效仿。“Love with Pride”几乎已经太长了。New Adult（新成人）类别的第一个大热门作品于 2012 年以极具冲击力的标题《Slammed》出版。科琳·胡佛（Colleen Hoover）的这部小说在德语版中被命名为：

《因为我爱莱肯》（Weil ich Layken liebe）。从那时起，我们这里的出版社学到了很多。他们直接以像“Love with Pride”这样的标题将德语小说推向市场。然而，当我们打开这个高度敏感的封面，翻开第一页时，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这里就是那个点睛之笔的公式，我们在对莉亚·路易斯（Lea Louis）的小说《21天坠入爱河》进行广泛研究后找到了它。请再次回想“情感化”、“亲近感”和“质感”这三个标准，然后阅读这段话：“我的天呐！我刚从机场回到家，我的手机丢了。” —— 沃尔夫冈·肯普（WOLFGANG K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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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出了名的不可靠。回顾过去时，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经常被重新定义。因此，当泰特英国馆（Tate Britain）宣布其年度预计最受欢迎的展览——名为“90年代：艺术与时尚”（The 90s: Art and Fashion）时，争议便在预料之中。这将是一次向上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致敬，由英国版《Vogue》前主编爱德华·恩宁富尔（Edward Enninful）策划，他在九十年代的非凡职业生涯便始于时尚与艺术的交汇点。

人们对这次展览充满期待，期待之情极为浓烈。因为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距离现在越久，回溯起来就显得越发辉煌。那时，西方达到了其巅峰；它赢了。弗朗西斯·福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人们认为无法想象比自由民主制更好的社会形式，自由取得了胜利，政治似乎已成定局，一种肆无忌惮、狂妄自大且看似纯真的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在西方的各大首都，人们进行了极长时间且极尽狂欢的庆祝。

美杜莎，沉没在床单之海中：尤尔根·泰勒的《粉色凯特 1998》，照片：J. 泰勒

当伦敦在摇滚

演奏那些古老的流行曲，是为了让当年的感觉重新复活。音乐比精选的展品更能纯粹地传递情感。泰特美术馆（Tate）的这场展览预计同样会吸引大众观众，但其内容的缺失、严肃以及缺乏轻盈感，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尽管如此，它与任何其他试图面对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尝试一样具有价值。毕竟，必须承受与过去对比之压力的是现在。而且，多亏了恩宁富尔（Enningful）的这次回顾展，人们才发现当今的文化产业缺失了什么。

在九十年代，英国作为文化强国重新崛起：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一场喧闹的展览在庆祝那个伟大的十年。

伦敦曾是这场国际派对的中心之一。九十年代初，这个国家在财务和文化上似乎都被判定为没落。玛格丽特·撒切尔留下了一个陈腐的国家，而在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领导下，这里显得一点也不时髦。但在表面之下，暗流涌动。在伦敦金融城，人们赚到了大笔财富，正等待着被挥霍。在艺术学院、夜总会以及廉价公寓里的非法狂欢派对（Raves）中，一个创意艺术圈正在形成，只待被发掘。

九十年代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者的胜利——那些局外人、古怪之辈和无名挑衅者的成功——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准入门槛如此之低。无论是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绿洲乐队（Oasis）、凯特·摩丝（Kate Moss）、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史蒂夫·麦昆（Steve McQueen），还是爱德华·恩宁富尔（Edward Enningful）本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与如今的“资源咖”（Nepo-Babies）不同，他们无需父母的帮助也能获得成功。

作者：伊娃·拉迪波（Eva Ladipo），伦敦

这座城市的某些区域在当时依然如此廉价，以至于为那些年轻、饥渴、无畏且敢于实验的创意人士敞开了大门。新音乐与新毒品、当代艺术、极年轻的设计师、摄影师、模特、无政府主义杂志、男性杂志、逐渐公开化的同性恋群体、自信的移民后代——以及那些富可敌国的暴发户赞助人在此相遇。

其结果便是被统称为“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的现象：文化产业的复兴，其特点是一种充满自嘲和幽默、不拘礼节的风格，这被认为是典型的英国式风格。英格兰突然再次成为了“酷”的代名词。凯特·莫斯（Kate Moss）那些所谓的“海洛因时尚”（Heroin Chic）过曝照片震惊了时尚界，英伦摇滚（Britpop）和辣妹组合（Spice Girls）登顶排行榜，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写出了《四个婚礼一场葬礼》，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接管了迪奥（Dior），“Ministry of Sound”成为全球最著名的 House 俱乐部，而以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为首的“英国年轻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则让当代艺术成为了令惊恐的媒体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事后想要记录这种炼金术般的化学反应是很困难的，甚至可能是不可能的。恩宁富尔（Enningful）本人表示，那个十年“并非由单一的运动，而是由一种能量”所定义。然而，能量无法被成像，而对其产出之物的筛选必然具有选择性。

其他形式的九十年代怀旧风潮则更容易一些：Oasis 和 Blur 只需要他们的

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当时缺失的东西：没有社交媒体，也没有增加粉丝的压力，这个圈子可以自由地实验，毫无顾虑地尝试。此外，由于缺乏手机，所有想要体验生活的人都被迫出门。食物、性、酒精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无法通过点击按钮即时送达，而只能在户外，在自己的四壁之外获得。因此，跨学科的相互影响变得不可避免。

此次展览引发了这场讨论，是一项巨大的功绩。此外，它终于再次在文化界制造了喧嚣。在九十年代，英国评论家们经常磨利他们的刀刃，以享受屠杀艺术家的快感。显然，这种记忆产生了影响。虽然《电讯报》（Telegraph）慷慨地给出了五星，且《独立报》（Independent）也赞不绝口，但《泰晤士报》（Times）将恩宁富尔的展览斥为“灾难”，而《卫报》（Guardian）给出毁灭性的一星评价，理由是“走出展厅时的不满程度，就像在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翻阅一本三十年前的乏味杂志一样”。至少这种嘲讽几乎和当年一样精彩，而那时的一切都更好。

《90年代：艺术与时尚》（The 90s: Art and Fashion）。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展至 2027 年 2 月 14 日。目录售价 30 英镑。

一位拥有耐心的研究者：化学诺贝尔奖得主格哈德·埃特尔 90 岁生日

格哈德·埃特尔（Gerhard Ertl）曾说过，一名成功的科学家需要“三个 G”：资金（Geld）、耐心（Geduld）和运气（Glück）。这位 2007 年的化学诺贝尔奖得主全部拥有。运气在于，在他开始科学职业生涯的 60 年代，物理化学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转向了新兴半导体工业所采用的技术：在埃特尔的实验室里，摆放的不再是试管和化学试剂瓶，而是真空室和真空泵，他利用电子来研究化学过程。用于购置这些昂贵新设备的资金来自德国研究基金会（DFG），埃特尔表示，德国科学家因此令全世界羡慕。

格哈德·埃特尔全身心地投入于基础研究，而这些研究结果如今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他发现了氧气和一氧化碳如何在铂金属上反应生成二氧化碳——这一反应发生在汽车尾气催化转换器中。相关研究在人们真正考虑将其安装在汽车中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展了。他还研究了氢分子如何在金属表面分解为原子——这一过程对于燃料电池至关重要。

对格哈德·埃特尔获得诺贝尔奖至关重要的是由氮气和氢气合成氨。当埃特尔及其工作组在 70 年代试图理解这一反应时，该反应已被发现 60 多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在 20 世纪初开发了这一工艺，为化肥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他因此在 1918 年获得化学诺贝尔奖。但反应器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个谜。直到格哈德·埃特尔在理论上将氨合成分解为简单的步骤，并为每个步骤设计了相应的实验。这些实验全部在超高真空环境下进行，以确保只有氢气和氮气在金属表面发生反应，而没有水蒸气、氧气或任何随机漂浮在空气中的分子参与。这类

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仅将真空室中所有干扰气体抽净就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格哈德·埃特尔写道，他的工作组花费了十年时间，才弄清楚参与元素是如何以及以多快的速度结合成氨的。

格哈德·埃特尔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埃特尔坦言，这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员工保持好心情并激励他们。如果没有一个由约 30 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且具有不同兴趣点的有效工作组，他的研究不会取得成功。在诺贝尔奖演说中，同时也作为钢琴家演出的格哈德·埃特尔将自己比作一名指挥家，而且是一位领导着这样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家：每位音乐家本身就是作曲家，为这部交响曲贡献了一部分作品。

格哈德·埃特尔最初学习的是物理学，直到撰写博士论文时才重新回到化学领域。小时候他曾用化学试剂做实验，但在母亲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因为她无法忍受那些气味和噪音。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学习之后，埃特尔跟随其博士导师前往慕尼黑工业大学。在经历了汉诺威和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的阶段后，他于 1986 年转到位于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工作，直至 2004 年。这位出生于 1936 年巴特坎施塔特（Bad Cannstatt）的研究者，今天庆祝他的 90 岁生日。 弗劳克·兹比科夫斯基（FRAUKE ZBIKOWSKI）

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10:00–10:20 资本与危机。德国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以及如何不能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对谈 Tom Krebs

10:40–11:00 理解犯罪。人们如何变成罪犯 Marcus Jung (F.A.Z.) 对谈 Benjamin Knull

11:20–11:40 法西斯主义并非一种观点。在威权时代保持稳定 Patrick Bahners (F.A.Z.) 对谈 Ilko-Sascha Kowalczuk

12:00–12:20 八月的水 Maria Wiesner (F.A.Z.) 对谈 Ingo Schulze

12:40–13:00 我不放弃任何人。激进的信任如何增强我们的社会 Heike Schmoll (F.A.Z.) 对谈 Engin Çatik

13:20–13:40 我们一起绘画——并聊聊卡尔，那只小象 Ottifant。独一无二的长鼻子 Alfons Kaiser (F.A.Z.) 在共同绘画活动中对谈 Otto Waalkes

14:00–14:20 一份未被持守的辩护词 Franziska Pröll (F.A.Z.) 对谈 Christina Clemm

14:40–15:00 肮脏的罗马。古典时代的污秽一面 Jannis Koltermann (F.A.Z.) 对谈 Michael Sommer

15:20–15:40 基本之物。论理性、道德与共情——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对谈 Joachim Bauer

16:00–16:20 吸尘器里的生日 Eva-Maria Magel (F.A.Z.) 对谈 Ulrich Hub

16:40–17:00 接骨木 Patrick Bahners (F.A.Z.) 对谈 Norbert Scheuer

17:20–17:40 谎言。它们如何起作用，以及我们如何识破它们 Marcus Jung (F.A.Z.) 对谈 Michael Saller

法兰克福汇报

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

10:00–10:20 之后的一周。希望的时祷书 Tobias Rüther (F.A.S.) 对谈 Helga Schubert

10:40–11:00 噢！威尼斯 Kai Spanke (F.A.Z.) 对谈 Maria Wiesner

11:20–11:40 股市黑屏。从郁金香狂热至今的股市危机史 Sarah Huemer (F.A.S.) 对谈 Patrik Hof

12:00–12:20 两个女孩单独在一起 Anna Nowaczyk (F.A.Z.) 对谈 Daniela Dröscher

12:40–13:00 德国历史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对谈 Gunilla Budde

13:20–13:40 数字崩溃 Anna Nowaczyk (F.A.Z.) 对谈 Anne Möllers

14:00–14:20 世界在正念中毁灭。正念意识形态如何阻碍社会变革 Julia Anton (F.A.Z.) 对谈 Kathrin Fischer

14:40–15:00 如果你们视而不见，我们将被杀害。 呼吁对伊朗人民进行真正的团结 Majd El-Safadi (F.A.Z.) 对谈 Daniela Sepehri

15:20–15:40 我现在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一下。论情感、关系与社会失衡 Kim Maurus (F.A.Z.) 对谈 Stefanie Stahl

16:00–16:20 近乎童话。格林兄弟及其时代 Andreas Platthaus (F.A.Z.) 对谈 Tilman Spreckelsen

代际更替

作者：乌尔苏拉·谢尔 (Ursula Scheer)

如果有人仍然将那些购买欲最强的富裕艺术收藏家想象成一个由年长绅士组成的非正式俱乐部，那么他们必须改变看法：1995年后出生的 Z 世代已成为顶级客户，在去年的年龄组对比中，他们为艺术品花费的资金远超其他群体。这是刚刚发布的《全球收藏调查》（Survey of Global Collecting）中最核心的发现。该调查由艺术经济学家克莱尔·麦坎德鲁（Clare McAndrew）及其公司 Arts Economics 受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和瑞士大银行瑞银集团（UBS）之托，第五次编制而成。调查显示，新晋收藏家通常本身出身于收藏家庭，但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审美。他们的购买范围横跨奢侈品、收藏品、数字艺术、古典艺术、化石或来自太空的陨石——因为在智能手机上，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滚动屏幕来浏览。

但令人惊讶的是，调查显示，在 3100 位富裕收藏家中，年轻人的首次购买对象通常是艺术品或古董，而非珠宝或手袋。而且，作为第一代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并不热衷于在网上随意展示自己的藏品，而是将其视为高度私密的财产。相应地，即使是那些近期开始利用人工智能（AI）辅助研究的人，依然认为与画廊主的个人接触至关重要。尤其是女性收藏家，非常看重在艺术博览会等活动中的直接交流。同样，社交媒体简化了与艺术创作者的直接接触，而这种接触正是他们所追求并获得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年龄层如何，超过三分之二的收藏家直接从工作室购买作品，比前一年的数据增长了 6%。

然而，增长往往伴随着下降，记录在案的收藏行为亦然：人们为新发现的作品投入资金的意愿普遍下降。当全球局势和经济状况显得不稳定时，人们倾向于坚守那些已被证明有价值的作品。相应地，在 2026 年上半年，受访的“高净值人士”中仅有 1% 为单件艺术品支付了超过 100 万美元。但在这一价格区间出手的人中，近一半又是 Z 世代。该年龄组的买家在饰品和珠宝上的支出比其父辈高出五倍多。但如果论谁更看重贸易市场提供的广泛选择，则应看向女性。虽然她们在昂贵的顶级作品上的投资较少，但在不同流派和媒介上的投资更多，例如在摄影领域，女性的投资力度明显强于男性。报告指出，一个核心诉求依然是对更高透明度的渴望。就此而言，艺术市场确实仍有增长潜力。

照片：Wiktor Szymanowicz / Future Publis

此前在莱恩巴赫之家（Lehnbachhaus）展出，现于佳士得（Christie's）拍卖：瓦西里·康定斯基，《多彩的生活》，估价最高 2500万英镑

在生命的明暗色彩之中

这幅画作曾作为借展品在慕尼黑的伦巴赫豪斯市立美术馆（Städtische Galerie im Lenbachhaus）悬挂了五十年，而与巴伐利亚州银行（Bayerische Landesbank）的法律纠纷则持续了六年。直到纳粹掠夺艺术品咨询委员会建议归还该作品后，它才在2023年被归还给其犹太前所有者的继承人。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多彩的生活》（Das bunte Leben）创作于1907年，是一幅在风格上具有开创性的风景画，画中充满了受俄罗斯传说和传统启发的形象。

阿姆斯特丹的缝纫机制造商埃马努埃尔·阿尔伯特·莱文斯坦（Emanuel Albert Lewenstein）及其妻子海德薇格·莱文斯坦-韦尔曼（Hedwig Lewenstein-Weyermann）于1927年购得此作。在丈夫去世三年后，遗孀将这幅画作为长期借展品交给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在德国国防军占领荷兰后，她的孩子们被迫逃亡。纳粹没收了该家族的财产，并于1940年将其出售。这幅画现在将于10月14日在伦敦佳士得的“20 / 21世纪：伦敦拍卖会”上公开拍卖，估价在18至2500万英镑之间。

康定斯基的拍卖纪录于2023年在苏富比被刷新，当时创作于1910年的《带有教堂的穆尔瑙 II》（Murnau mit Kirche II）以3.72亿英镑成交。这幅画同样被纳粹掠夺，长期在博物馆展出，并最终被归还给合法所有者。

伦敦10月的现代和当代艺术拍卖会一如既往地与 Frieze 艺术博览会及 Frieze Masters 同期举行。国际收藏家们将在泰晤士河畔消费，随后前往巴塞尔巴黎艺术展。在佳士得的拍品中，皮特·蒙德里安创作于1920年的《构成 III》（Composition III / Komposition No.XIII）处于领先地位，估价为20至3000万英镑。来自德国私人收藏的奥古斯特·马克的《带有帆船的柱廊 II》（Kolonnade mit Segelboot II，估价1,5至200万英镑）创作于1914年，当时他与家人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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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作为纳粹掠夺艺术品归还的康定斯基作品成为英国秋季拍卖会的顶级拍品。作者：安妮·赖默斯，伦敦

[...OMITTED...]瑞士的图恩湖。此次拍卖会预计将通过 50 个拍品带来 89,4 至 1299亿英镑的收益。

此外，在佳士得（Christie's），英国时尚企业家、Monsoon 连锁店背后的创始人彼得·西蒙（Peter Simon）提交了他的包含 200 件作品的艺术收藏。这些作品将分布在三场各自的晚拍、日拍和在线拍卖中，预计将带来 86,5 至 1267亿英镑的收入。西蒙计划利用这笔收益建立一个新的收藏体系。在他目前的收藏中，对浓烈色彩和显著图案的偏好（例如布里奇特·赖利或塞西莉·布朗的作品）既体现了他 60 年代前往印度和伊比萨岛旅行的经历，也与他那起源于波托贝洛路一个摊位的服装公司的风格相呼应。该收藏以其连贯性著称：在几乎所有的购买过程中，西蒙都咨询了具有影响力的英国艺术交易商伊沃·布拉卡（Ivor Braka）和托马斯·丹（Thomas Dane）。最昂贵的作品是弗朗西斯·培根的《运动中的人物》（14 / 1800万），画面是橙色背景前一个扭曲的裸体人物。

在苏富比（Sotheby's），10 月 15. 的“当代艺术晚拍”重点在于德国绘画。由迪尔克海姆伯爵（Graf Dürckheim）收藏并提交的、于 4 月去世的格奥尔格·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英雄”系列的纸本作品将拉开序幕。创作于 1965, 年的《一种新类型》估价为 250.000 至 350.000。晚拍的所有 37 个拍品预计将带来 41,6 至 5.85亿英镑的收益。73% 的拍品是首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这使得价格走势难以预测。除了格哈德·里希特，威廉·德·库宁、马克·罗斯科和安迪·沃霍尔也是顶级拍品。巴塞利兹的一幅画布作品也位列最昂贵作品之列：《鞭笞》，目前估价 1,5 至 200万，2018 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得总价 2700万英镑。对于巴塞利兹的粉丝来说，另一个看点是：塔德乌斯·罗帕克（Thaddaeus Ropac）的伦敦分馆将为其“英雄”系列举办一场展览。

最后，菲利普斯（Phillips）在其“现代与当代艺术晚拍”中提供 23 件作品，预计成交额在 11,8 至 1500万英镑之间。巴黎收藏家马塞尔·布里恩（Marcel Brient）像以往拍卖会一样提供了顶级拍品，这次是里希特的抽象画《马蒂斯》（6 / 800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具象作品，如 1997 年出生于丹麦、现居法国的伊娃·海伦·帕德（Eva Helene Pade）创作的《黄色之夜》（30.000 / 50.000），描绘了在傍晚光线中起舞的伴侣。

伦敦的拍卖年度虽然尚未结束，但一直由两位英国艺术收藏家主导：亿万富翁兼足球俱乐部老板乔·刘易斯（Joe Lewis）在 6 月与女儿薇薇安（Vivienne）在苏富比出售了部分共同建立的收藏，而现在则是彼得·西蒙在佳士得。仅在 6 月的“刘易斯收藏杰作”拍卖会中，苏富比就获得了 2963亿英镑的收入。

使其成为伦敦历史上最昂贵的拍卖收藏。因此，苏富比在下周可以稍作休息，并期待其 11 月在纽约的拍卖会，届时将推出布拉基尔-阿里埃塔收藏（Blaquier-Arrieta Collection）的蓝筹作品。在伦敦，该拍卖行计划在下周的当代艺术晚拍和日拍中，通过 202 个拍品实现 50,6 至 7.16亿英镑的总营业额，比 2025. 年 10 月多出近 1000万。佳士得则计划通过六场日拍和晚拍（包括彼得·西蒙收藏）实现 198 至 2891亿英镑的总营业额。

登机起飞

并非迟钝保守：慕尼黑的画廊在这个秋天再次展现其高飞之姿

尽管船上那些衣衫不整、正在猎鸭的猎人形象显得狼狈，但唐纳德·鸭（Donald Duck）依然乐观地向前蹒跚。作为一张在宽幅画布上通过丝网印刷放大的猎鸭照片中的绘画嵌件，这位来自鸭堡的居民始终处于安全地带。美国艺术家朱莉娅·瓦赫特尔（Julia Wachtel）将来自漫画、大众媒体、广告和互联网的素材图相结合，探讨社会政治议题，例如图像泛滥或气候变化——在《热带之家》（Tropical Home）中，一棵漫画棕榈树与来自网络的龙卷风照片共同构成了插图。她对媒体操纵手段的怀疑，与 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的“图像一代”（Pictures Generation）不谋而合，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也属于该群体。出生于 1959 年的朱莉娅·瓦赫特尔近期事业加速发展，她的首次德国个展目前在 Jahn und Jahn 画廊展出，同时在柏林的 Klemm’s 画廊展出（价格 ab 40.000 欧元）。

Jahn und Jahn 的第二个展览为荷兰人科·韦斯特里克（Co Westerik，1924 年至 2018 年）搭建了舞台。他在家乡是名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新发现；这其实令人惊讶，因为他的作品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将现实（如皮肤下的静脉）在奇特的截面和纪念碑式的细节中进行超现实的改造，是极具灵感和独立性的绘画（ab 35.000 欧元）。

这种质量的展出丰富了慕尼黑的艺术之秋，再次证明了这座城市关于“即便在艺术区也迟钝且自满”的根深蒂固的名声是错误的。如果说当地艺术圈在几年前还羡慕地看向维也纳，那么目前在那里泛滥的画廊倒闭潮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波及这座巴伐利亚大都市。不过，来自 Nouveaux deuxdeux 画廊的 Vinh Thang 可能并非唯一一个认为当地缺乏年轻收藏家的人。本尼迪克特·希普（Benedikt Hipp）的绘画可能会吸引这些人，他那些色彩浓烈、由交错图案和圆润古朴形式组成的作品，为多种解读提供了空间。

慕尼黑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在取得初步成功后便离开这座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昂的租金，包括工作室的租金。而没有前往所谓的艺术天堂柏林朝圣的人之一便是金珠英（Ju Young Kim）。她在 Max Goelitz 展出新作；顺便一提，Max Goelitz 在七月份结束了在柏林为期四年的展览活动，那里将保留为一个办公室。相反，Goelitz 更倾向于利用位于马克西米利安广场（Maximiliansplatz）那个较新且宽敞的地点来扩大其在慕尼黑的影响力。金珠英 1991 年出生于首尔，生活在韩国和慕尼黑。通过跨洲旅行，飞机成为了她的主题，在她看来，飞机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不同人生阶段的“候机室”。房间中央立着一扇飞机舱门，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手提行李“头顶行李架”，墙上则有一个折叠桌。金珠英在华盛顿著名的皮尔丘克玻璃学校（Pilchuck Glass School）学习玻璃艺术，得到了致力于收藏和资助该领域的亚历山大-图特塞克基金会（Alexander-Tutsek-Stiftung）的支持，她在工艺上将自己融入到那些可替换的预制件中。窗户被赋予了极其纤细的蕾丝窗帘压纹，熔融技术则模仿了纺织品和塑料的彩色图案（2200 至 29.900 欧元）。

托马斯·伦特迈斯特（Thomas Rentmeister）宣布一段旅程的结束：在保琳娜·卡斯帕里（Paulina Caspari，现位于原尼尔·阿尔特曼的空间）举办的展览被他命名为《过境：旅程之后》（Transit. After the Journey）。展览中有一件让人想起雅克·利普希茨（Jacques Lipchitz）的雕塑，是由废弃房车的铝制车身打造而成的。他将拾得物转化为艺术品，并创造出有趣且具有开放解读空间的对话：例如，一件家具的骨架与一个由聚氨酯制成的类骨形状在内容上是如何相互呼应的？伦特迈斯特此前曾以使用能多益（Nutella）和妮维雅（Nivea）而引起轰动，但现在他不再使用这些材料，而是将削铅笔时产生的彩色铅笔屑回收，创作出迷人的圆圈画（ab 9000 Euro）。

如果艺术品能发出声音，那么在洛豪斯画廊（Lohaus Gallery）也将热闹非凡，因为格雷戈尔·希尔德布兰特（Gregor Hildebrandts）在那里的展览与音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毕竟，音频载体是这位艺术家的主要创作材料。被禁锢在雕塑中或由压制 / 切割黑胶唱片组成的几何装饰画，被安装在覆盖了画廊所有墙壁的深色磁带壁纸前。在一些描绘人与花卉的图像前，记忆可靠地唤起了旋律，这些图像的标题如《告诉我花儿在哪里 (M.D.)》或《坟墓上风在吹 (M.D.)》，引用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著名的反战歌曲。这里看起来像木刻画的作品，实际上是用磁带和胶带创作的。年轻的玛琳·黛德——

在马克斯·戈利茨处：金珠英（Ju Young Kim）的装置艺术 照片：Max Goelitz / DirkTacke / Ju Young Kim

——本人则以一张既破碎又被保存的肖像照片形式，出现在一个装有数十盘音乐磁带的盒子上方。洛豪斯画廊面向一个设有歌德纪念碑的绿地。希尔德布兰特不仅是音乐爱好者，也是国际象棋发烧友，在几周的时间里，他为这位诗坛巨匠安排了一位忠实的助手“埃克曼”（Eckermann），其形式是一个青铜的国际象棋兵棋子（5600 bis 66.000 Euro）。

除了雕塑和装置，绘画作品也同样丰富。在吕迪格·舍特勒（Rüdiger Schöttle）画廊展出的斯拉沃米尔·埃尔斯纳（Slawomir Elsner）就具有代表性，他此次采用了极其细密的彩色铅笔线条和图层叠加法，创作了艺术史上的花卉主题。例如，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的《拿康乃馨的男人》像透过磨砂玻璃一样若隐若现。目前已有大量可看之作，而即将到来的周末，画廊倡议活动“开放艺术”（Open Art）将继续进行。卡罗尔·约翰森（Carol Johnssen）将参与其中，并预告菲利普·戈德巴赫（Philipp Goldbach）一件基于消失的存储介质的新作。维滕布林克（Wittenbrink）将展出汤姆·费希特（Tom Fecht）的创新摄影作品，而比德曼画廊（Galerie Biedermann）则向英国波普艺术巨匠帕特里克·普罗克托（Patrick Procktor）致敬。作者：布里塔·萨克斯（BRITA SACHS）

所有展览至少持续到 31. Oktober，部分展览将延长。

每个跳蚤市场逛客成真的梦想

以 30 美元买入，以 1.35亿美元拍卖：格特鲁德·阿伯克龙比的一幅画作在 Freeman's 拍卖行成交

在拍卖旧家什时，人们总是无法足够仔细地审视：在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杂物之下，可能确实隐藏着一件宝藏。美国密歇根州的一次发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今年 7 月，一幅小油画在一条通往待清理房产车库的阴暗走廊里，几乎在绝望中等待着买家。

一位通常对世纪中期现代风格家具和黑胶唱片更感兴趣的收藏家，还是被这幅尺寸约为 20 乘 28 厘米、绘在硬纤维板上的画作吸引了注意：它以近乎古典大师般的细节精度，描绘了深色底座上、在更深色背景前的十个形状各异的贝壳和蜗牛壳。这些海洋自然形态像小件珍宝一样铺开——或者像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物品，需要通过神秘学实践才能解读：在画作中央，一个塔螺的螺旋形外壳像钟摆一样悬浮着。

这幅画以 30 美元易主。但新主人在左下角发现了签名“Abercrombie, '51”。这难道真的是美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格特鲁德·阿伯克龙比（Gertrude Abercrombie，1909 年至 1977 年）的一件被遗忘的作品？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父母均为歌剧演员的女性在柏林长大，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在上世纪中期创作了一系列神秘的画作——尽管质量波动较大——并且作为一名两次离婚的女性在芝加哥过着独立的生活，与爵士乐界关系密切，并被誉为“芝加哥女王”？

格特鲁德·阿伯克龙比 1951 年的作品《市议员梅里亚姆的贝壳》（Alderman Merriam’s Shells），不再被冷落在走廊中。照片来源：Freeman's

一次前往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的行程让买家初步明确了情况，该博物馆在夏季为这位艺术家举办了个人展。那里展出了一张 1952 年的报纸照片，照片中正是这幅廉价买入的画作：1951 年的《市议员梅里亚姆的贝壳》。买家将这件捡漏之作交给 Freeman's 拍卖行，该行的专家确认了这幅已有四分之三世纪未公开展出的画作的真实性。

拍卖公司对其进行了清洗，公布了其购买和来源历史，并于 1. 10 月在纽约进行拍卖。参考阿伯克龙比之前的拍卖结果，该作的估价区间为 150.000 至 250.000 美元，但很快就被突破了。最终，这幅画以包含佣金在内的 1.35亿美元天价成交。

这是该艺术家的作品在公开拍卖中创下的最高价格。此前，2025 年 11 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阿伯克龙比 1950 年的超现实室内画《给梅西的消息》（Message for Mercy）以总额超过 100 万美元成交，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巨大的价格飞跃。在此之前，较好的成交结果一直维持在 200.000 至 300.000 美元的估价区间内。

对于密歇根州的发现者来说，最近这次拍卖就像中了彩票头奖；而对于艺术市场而言，这证实了一个趋势：长期被男性同行掩盖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或与该流派接近的女性——无论是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还是莱奥诺尔·菲尼（Leonor Fini），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或多萝西亚·坦宁（Dorothea Tanning），雷梅迪奥斯·巴罗（Remedios Varo）抑或是格特鲁德·阿伯克龙比（Gertrude Abercrombie）——正获得机构层面迟到已久的认可，并对收藏家产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这相应地体现在价格走势上。顺便一提，一直与财务困难作斗争的格特鲁德·阿伯克龙比，在她这幅目前最昂贵的画作中没有赚到一分钱：她在1952年将其赠送给她的医生以换取医疗救治。

Correctiv 与 Nius

本周四，记者团体“Correctiv”报道称，Nius 门户网站发生了大规模数据窃取事件。黑客获取了近 9 GB 的数据，且这些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可用”。其中涉及订阅者信息、个人数据以及编辑工作内容。考虑到“新闻工作的机密性”， 表示放弃公布用户数据以及在 “显然”使用笔名写作的作者的真实姓名。他们已经“对部分发布内容及其他数据进行了抽样比对”，确认数据为“真实的”。

强调其“放弃”从这些数据中获利，这一点值得关注。毕竟，这涉及一项刑事犯罪，而且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新闻理由需要公开 客户的信用卡号等信息。而 则怀疑 可能另有目的。

在周三（即 报道的前一天）报道称， 数周前就已知晓此次数据窃取事件，隐瞒了一项刑事犯罪，并在 10 月 5 日提出一项询问，称其能够查阅一份来自“.de 系统的全面数据集”。询问内容涉及编辑部内部事务，但 如何获得这些材料尚不明确。 总编辑朱利安·赖歇尔特（Julian Reichelt）表示，这并非“新闻采访”，而是“刺探”，并暗示黑客与该询问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他说道：“如果由税收资助的编辑系统（暗示 获得公共资金）被监视，那么新闻自由就终结了。而一旦新闻自由终结，自由也就终结了。”

总编辑尤斯图斯·冯·丹尼尔斯（Justus von Daniels）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表示， “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参与非法获取数据”。他们“收到匿名举报，称 的内部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可见”。至于这些数据是如何流向网络的，“我们并不知情”。冯·丹尼尔斯表示：“我们坚决否认‘试图刺探 ’的指控。”

与此同时，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在周四的节目单中安排了“秘密计划”系列活动的开幕对话，邀请 的成员让·彼得斯（Jean Peters）就当天预计发布的一项关于“右翼媒体权力”、“法西斯主义生意”以及如何应对这些现象的新“调查”进行探讨。

敲诈勒索的世纪

为了争取保守派选民，埃尔多安将土耳其的 LGBTQ 群体塑造为敌人。与此同时，政府周围的一个金融庞氏骗局崩盘，许多人因此损失钱财。

如果您并非第一次阅读我从伊斯坦布尔发回的信函，那么您一定熟悉埃尔多安最钟爱的战术：他通过塑造一个敌人形象来制造选民的不安，随后说服他们只有他能够击败该敌人，从而确保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一招非常奏效。凭借这种“对着空气挥拳”的广告宣传活动，他赢得了选举，尽管有时胜出幅度极小。

2013年格齐公园抗议活动后，当他对他的支持度下降时，他煽动了对“外国势力”的恐惧。2018年他警告称：“如果我们不能获胜，政变将威胁国家。”2023年，他以“土耳其世纪”为口号将选民聚集在旗帜之下。现在，随着2028年总统大选临近，尽管他利用司法手段接连打击反对派，但他的胜算并不明显。因此，他必须塑造一个新的敌人形象。这一次，他找到的目标不在远方，也不在国外。相反，他抓住了一个与每个人都相关的话题：家庭。为了触达所有因各种原因担心家庭的人，这次宣传活动被命名为“我的家庭是安全的”。

作者：比伦特·穆迈 (Bülent Mumay)

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来信

这不仅仅是为了将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家庭价值观推向前台。其核心目的在于向那些对政府伊斯兰主义议程构成威胁的群体施压。事实也正是如此。“我的家庭是安全的”行动主要针对 LGBTQ 群体组织。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 15 个省份，他们的活动场所和编辑部遭到搜查，117 人被捕。其中 83 人（包括记者在内）被签发了逮捕令。

次日，司法部长阿金·居莱克（Akin Gürlek）向全国所有首席检察官发出的一份通告，揭露了“我的家庭是安全的”行动的真实意图。在下令封锁“违反一般社会道德的在线出版物”后，一场审查浪潮席卷了土耳其。与 LGBTQ 运动无关的媒体、非政府组织（NGO）和活动人士也遭到迫害。土耳其最大的独立新闻平台 T24 被封锁。许多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屏蔽，例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为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媒体与法律研究协会（Media and Law Studies）。在六名女性被谋杀的同一天，“我们停止女性杀戮”（Wir stoppen die Femizide）平台的 X 账号被封禁。同样被屏蔽的还有为期二十年一直与土耳其数字审查作斗争的言论自由协会，以及该协会的创始人及所有报道互联网封锁的账号。

这些行动与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安全毫无关系。相反，审查者想要让所有敢于揭露国家问题的人闭嘴。那个说“我的家庭是安全的”的人，会让人们陷入极端的贫困吗？他会为一半的人口仅投入国民收入的 3% 吗？他会允许像去年那样有 391 名女性成为女性杀戮的受害者吗？允许每年约 2000 名工人在工作场所死亡吗？在七位部长签署“我的家庭是安全的”活动倡议的同一天，允许一场学校袭击事件导致 11 名学生受伤吗？

几天后，一场可能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金融丑闻揭露了究竟是谁的家庭才是真正“安全”的。当人们发现一些与宫廷政权有有机联系的基金公司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时，土耳其经济在一夜之间损失了 800 亿欧元。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七家亲政府的基金公司人为地推高小型公司的股价，从而显示出高额利润。政府部门未采取干预措施，导致被所谓高额利润蒙蔽的投资者纷纷投入资金。而当进入抛售阶段时，系统崩溃了。近 500.000 人（大多是小投资者）的积蓄化为乌有。

谁是那些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家人很安全”的赢家？让我们先从那些实施基金诈骗、在投资者资金化为乌有之前将数十亿资金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家开始。为了不让众多的名字令您困惑，这里仅列举部分涉案人员在政府圈中的职务：一名埃尔多安顾问团队成员、一个隶属于总统府的财富基金董事、一名由埃尔多安任命的前央行副行长、埃尔多安的一名经济顾问、一名前总理顾问、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一名前经济事务副主席、该党青年组织的一名前董事会成员，以及财政部副部长的女婿。谁本该采取措施阻止这一切？应该是前资本市场监管局（SPK）主席，对吧？那他是谁？他是埃尔多安前国防部长的儿子。您知道在丑闻爆发的一年前，谁被任命为资本市场监管局董事吗？司法部长阿金·居莱克（Akin Gürlek）的妻子。我还想告诉您，除了基金诈骗者，还有谁从中获利。在这次丑闻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政党有三名副主席涉案。获利最多的是负责社会政策的法蒂玛·贝蒂尔·卡亚（Fatma Betül Kaya）。今年4月，她与身为医生的丈夫投资了300万欧元来源不明的资金。凭借内部消息，他们在基金崩盘前卖出股票，获利4000万欧元。

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有消息透露，一名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在几周前与一名商人一起度假，而该商人正是带着通过基金诈骗获利的3.6 亿欧元潜逃海外的人。关于这次丑闻中一个极其讽刺的正义与发展党线索，我把它留在最后：众所周知，一家基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前正义与发展党议员埃尔坦·艾登（Ertan Aydın），他多年来一直担任埃尔多安的顾问。他并非无名之辈，相反，他在2013年是埃尔多安“世纪土耳其”竞选活动的策划者。他赢得了选举，而我们却没能前进一步，更不用说进入一个新世纪了。相比之下，埃尔坦·艾登显然是在追求足以让他挥霍“一个世纪”的财富。且仅限他一人。

由萨宾·阿达特佩（Sabine Adatepe）从土耳其语翻译。

与同事共吸毒

她们再次团聚了：米拉和安娜这对好友，在米拉搬到基尔并与传奇警探克劳斯·博罗夫斯基（Klaus Borowski）搭档办案之前，曾在柏林形影不离。而安娜则留在首都，陷入一段段有毒的关系，并且显然产生了药物依赖问题。现在，她也搬到了基尔，这让米拉·沙欣（Mila Şahin，由 Almila Bagriacik 饰演）十分高兴。安娜·诺瓦克（Anna Novak，由 Lilith Stangenberg 饰演）认为自己的调职要归功于米拉。在两次出警的间隙，收音机里突然响起了一首她们青少年时期的共同回忆之歌，两人大声合唱。安娜还将一张两人早年的合影贴在了米拉的

照片 NDR / ARD / Thorsten Jander

“犯罪现场”（Tatort）警探博罗夫斯基已退休。米拉·沙欣继续在职，并迎来了一位新搭档。

新团队：Almila Bagriacik（右）和 Lilith Stangenberg

车内控制台上。在那一刻之后，她们再也没有如此亲近过。

《在朋友之间》（Unter Freunden）是长期核心人物克劳斯·博罗夫斯基离职后，基尔地区播出的第一集《犯罪现场》。该剧讲述了标题所承诺的内容，但同时也对其提出了质疑，并打破了一个误区。一周后，第二部分播出，标题为《在敌人之间》（Unter Feinden）。无论如何，像安娜和米拉这样的友谊正面临着多重压力。其中，案件调查甚至不是首要问题，尽管安娜那种不走寻常路的方式——跟踪一名可疑同事直到其床上，并与其大量吸毒——遭到了米拉的抵制。

而恰恰是那个过于圆滑的扬·库珀（Jan Kuper，由 Sven Schelker 饰演）成为了侦查员的目标，这与一名年轻女性的死亡有关。此前剧情显示，该女性在深夜于办公室内搜集针对其雇主的证据，这家名为“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公司生产天文观测镜头。沙欣和诺瓦克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没收了整箱整箱的文件，并请求经济犯罪部门的同事库珀提供帮助。她们前脚刚走，库珀就秘密会见了普罗米修斯的安保主管，对方试图给他钱。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条剧情线围绕着施拉迪茨（Schladitz）警政顾问的继任问题展开。米拉·沙欣申请了这个职位，并从即将离职的同事那里听说，新任警察心理学家埃莉·克里格（Elli Krieger）对她的印象可能是决定性的。在两名女性的交谈中，触及了核心问题：信任、歧视、腐败和同僚意识。最终，沙欣在没有道别的情况下离开了房间。并且，她必须就自己的申请向安娜做出解释，因为她被指责为了职业生涯而不想举报那个被认为腐败的同事。

当观众比侦查员更了解犯罪者的信息时，这对紧张感的营造并不总是好事。问题从“谁实施了犯罪以及为什么”变成了“侦查员何时才能达到与观众相同的认知水平”。在早期的基尔版《犯罪现场》中，我们可以观察克劳斯·博罗夫斯基警探的思考过程，而无需确切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他是如何从一个起初对我们隐藏的细节中展开调查的；而在这里，很多事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观众可以欣赏到如此出色的女演员，以至于人们能够宽容拉尔斯·克劳梅（Lars Kraume，兼任导演）、卡塔琳娜·阿德勒（Katharina Adler）和鲁迪·高（Rudi Gau）编写的剧本，尽管该剧本在某些地方的刻画过于直白。因为米拉（Mila）与安娜（Anna）之间的场景——莉莉丝·斯坦根伯格（Lilith Stangenberg）赋予了后者一种狂怒而脆弱的特质——显得粗粝且温柔，有时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场景展现了两个彼此了解的朋友，她们宁愿绕开对方内心的深渊；她们庆祝曾经的情谊，但同时也深知彼此如今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卡罗琳·舒赫（Karoline Schuch）饰演的埃莉·克里格（Elli Krieger）同样是基尔团队的一大收获，这在某些场景中可见一斑，例如她与一位傲慢且令人不快的高年级同事的戏份，对方自恋的“男性说教”（Mansplaining）让克里格的脸上交织着同情与厌烦，而她那难以置信地睁大的眼睛被镜头尽情捕捉：认真的吗，在 21. 世纪还这样做作？

随着埃莉·克里格的加入，圆环闭合了：在早期的博罗夫斯基（Borowski）剧集中，警察心理学家弗里达·荣（Frieda Jung）饰演第二主角，现在这个角色显然是留给她的继任者。现在就看她将如何诠释这个角色了。蒂尔曼·施普雷克尔森（TILMAN SPRECKELSEN）

《犯罪现场：在朋友之间》（Der Tatort: Unter Freunden）将在媒体库播出，并于周日 20.15 在第一频道播出。

金·毛鲁斯（Kim Maurus）报道

现在，她的哥哥也发声了。周四，《Bunte》杂志刊登了一篇菲利普·布洛克（Philipp Block）的长文，他在文中哀悼其妹妹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痛苦。文中充斥着充满感情色彩的句子，如：“母亲身份中的许多特质被从克里斯蒂娜身上夺走了”以及“孩子们的成长不会等待父母解决他们的争端”。菲利普·布洛克写道，他希望人们能看到“在任何诉讼程序中都无法完全体现的东西：一位母亲因失去与孩子共处的时间而感到的痛苦”。他的话语成为了围绕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刑事审判的顶级诉讼公关（Litigation-PR）丰富素材的一部分，这场审判在持续一年多后即将结束。布洛克家族的周围人员一直试图转移人们对事件核心的注意力。克里斯蒂娜·布洛克，牛排馆创始人欧根·布洛克（Eugen Block）之女，被指控在经过多年的监护权争夺战后，雇佣了一组以色列人，将其两个孩子从父亲斯特凡·亨塞尔（Stephan Hensel）的监护下绑架。这两个孩子当时与父亲住在丹麦的一个小镇上。2023 年除夕，当他们与亨塞尔在港口观看烟花时，他们当时分别 10 岁和 13 岁。蒙面人袭击了他们，将亨塞尔击倒，将孩子们拖进一辆车内，用强力胶带将他们捆绑并封口，随后将其劫持到德国南部。根据一名鉴定专家的说法，孩子们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至今仍深受其害。而布洛克身边的人试图引导关注的方向是：孩子们住在亨塞尔那里，是因为他在 2021 年 8 月的一个周末后没有按照约定将他们送回母亲身边——因为孩子们指责母亲存在暴力行为。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对此予以否认。自那时起，几乎没有

孩子们与母亲之间的接触。德国调查人员同样严肃对待亨塞尔的行为：他在另一起尚未结案的诉讼中被指控非法剥夺未成年人监护权。两年后孩子们被暴力绑架，显然是升级到了更高的冲突阶段：调查人员指控克里斯蒂娜·布洛克犯有严重的非法剥夺未成年人监护权罪。然而，布洛克的支持者们倾向于对此视而不见。菲利普·布洛克则更愿意表现得好像他姐姐的痛苦没有得到关注一样。事实上，这位 53 岁的女性在法庭上曾长时间地谈到她多么想念孩子，她流着泪，声音哽咽；她的律师不厌其烦地强调，众多证人都证实了布洛克是多么绝望。没有人怀疑这种规模的监护权争端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庭审中紧张的气氛几乎触手可及。法庭内坐着许多布洛克的支持者，他们在亨塞尔身上看到了纯粹的邪恶。但布洛克一方不愿谈论的是，这起诉讼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据推测，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绝望母亲利用相应的手段凌驾于现行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她自己——所有指控目前仍处于推测阶段，法院尚未做出判决。而那些在不考虑孩子痛苦的情况下支持克里斯蒂娜·布洛克的人，其实是在采取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并淡化了暴力绑架两名儿童这一事实。

我们哀悼前董事会成员

沃尔夫·贝克博士 (Dr. Wolf Becke)

* 22. Februar 1947

† 1. Oktober 2026

我们怀着敬意与崇高敬意，告别沃尔夫·贝克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格，在二十多年间为汉诺威再保险公司（Hannover Rück）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贝克博士自1990年起就职于汉诺威再保险公司，最初负责生命与健康再保险部门。1992年，他被任命为汉诺威再保险公司和E+S再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一直担任此职直到2012年1月1日退休。我们国际生命与健康业务组合的建立与扩展，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我们哀悼一位凭借远见卓识为公司全球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人。对于他的卓越贡献和多年耕耘，我们深表感激。我们将永远铭记沃尔夫·贝克博士。

我们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监事会、咨询委员会、董事会、职工委员会、全体员工

汉诺威再保险欧洲公司 (Hannover Rück SE)

E+S再保险股份公司 (E+S Rückversicherung AG)

汉诺威，2026年10月

我们哀悼

哈佩·克尔克林（Hape Kerkeling）对他对德国选择党（AfD）的看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疑虑。在3. Oktober，即德国统一日，他再次强调要求对AfD启动禁党程序：“任何淡化并篡改这个国家犯罪过去的人，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都失去了任何政治生存的合法性。” 这一观点令该党及其支持者感到不快。此后，社交媒体上频繁提及克尔克林的言论，但并未直接点名。相反，人们开始攻击克尔克林的家族史，即他的祖父赫尔曼·安东·克尔克林（Hermann Anton Kerkeling），后者曾被纳粹作为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标志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沃尔夫冈·科拉茨 (Wolfgang Kolarz)

* 25. September 1945

† 24. August 2026

沃尔夫冈·科拉茨于1964年作为学徒在公司开始其职业生涯。在完成培训后，他一直工作在广告部门，直到2004年离职。

我们将以感激之情铭记他这位受人尊敬的同事，并永远怀念他。

《法兰克福汇报》

针对哈佩的围攻：关于其祖父集中营囚禁经历的虚假信息

在Facebook或Tiktok等平台上，相关经历现在受到了质疑。这一过程在Tiktok的一篇帖子中达到顶峰，该帖子以“什么集中营，8 Jahre Gefangenschaft wegen Diebstahl”为主题，声称克尔克林的祖父是作为“团伙窃贼”且仅因盗窃而被关在监狱中。所谓的集中营囚禁并不存在。包括《焦点》（Focus）在内的部分媒体采信了这一说法。

然而，多项基于官方记录和档案的事实核查迅速表明，克尔克林的祖父虽然在1933年10月因团伙盗窃被判处八年监禁，并因“准备叛国罪”被额外加刑一年；但他之后绝非获释，而是在1942年7月初根据明斯特盖斯塔波（秘密国家警察）的命令，作为政治犯被“保护性拘留”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赫尔曼·安东·克尔克林在那里停留了近三年。他幸存了下来，并于1945年春季被释放。正如一项基于“阿罗尔森档案”（Arolsen Archives）文件的德新社（dpa）事实核查所解释的，克尔克林在纳粹时期总共被监禁了12年，既包括因团伙盗窃，也包括作为政治迫害者。他于1993年在雷克灵豪森去世。 阿克塞尔·魏德曼 (AXEL WEIDEMANN)

周六电视节目 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ARD

8.20 知识大发现！在铁路(h!)上 8.45 POV – 你的故事很重要 (27)。自杀念头 – 当朋友无法支撑时该怎么办？ 8.55 胡椒粒。儿童剧。包括：《信任考验》 9.50 日间新闻 9.55 熊猫、大猩猩等 11.30 第一频道 Quarks。蛋白质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蛋白质？ 12.00 日间新闻 12.15 兽医。真人秀。包括：《山羊外形的贵宾犬》 13.45 日间新闻 14.00 我在第七重天的母亲。德国喜剧，主演：戴安娜·阿姆夫特，2021 15.30 我的母亲，以及突然出现的父亲。德国喜剧，主演：戴安娜·阿姆夫特，2021 17.00 日间新闻 17.15 关键时刻 17.52 第一频道天气预报 18.00 体育新闻。德丙联赛 18.30 体育新闻。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19.57 彩票

20.15 您懂幽默吗？主持人芭芭拉·舍内贝格将带来 SWR 周六晚间大秀的新一期直播：除了最新的隐藏摄像机整蛊片，节目还将邀请众多名嘉宾，如西蒙娜·托玛拉、海诺·费希、莉莉·保罗-隆卡利、马西莫·西纳托、吉米·哈特维格和克里斯托·费尔基奇。

23.25 今日话题（含天气预报） 23.45 周日之词，主讲人：沃尔夫冈·贝克牧师，希尔德斯海姆 23.50 泰迪·特克莱布兰 – 半

23.50 泰迪·特克莱布兰 – 半人半迪斯科 1.52 Togershey

1.55 给猴子糖吃 意大利喜剧，主演：阿德里亚诺·切伦塔诺，1981

ZDF

20.15 法兰克福谋杀案 – 新生活 德国犯罪系列剧，主演：玛丽-露·塞勒姆、约翰内斯·赫格曼、莱奥娜·格伦迪格、比利·德米塔斯。导演：弗朗齐斯卡·玛格丽特·赫尼施，2026

23.00 当前体育工作室 杂志类节目。主持人：卡特琳·穆勒-霍恩施泰因

21.45 今日期刊 22.00 检察官 犯罪系列剧。 在死亡森林中。马克斯·费舍尔之死给警监克尔斯廷·克拉尔和首席检察官贝恩德·鲁特带来了沉重打击。在处理下一个案件时，她们将得到警监朱莉娅·施罗德的协助。

TELE 5

ZDF Neo

8.20 罗宾汉 8.45 H2O – 美人鱼冒险。竞赛 9.10 比比和蒂娜。包括：《帮助蜜蜂》 10.00 Pur+ 10.25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666 11.10 斯图加特 SOKO。拉贝亚·K 发生了什么？ 11.55 今日快讯 12.00 简单的人 12.15 结婚不适合胆小鬼。德国喜剧，主演：安娜·玛丽亚·斯图姆，2015 13.40 罗莎蒙德·皮尔彻：春季草莓。德国浪漫剧，主演：佐伊·摩尔，2016 15.10 今日快讯 15.15 稀世之宝 16.10 罗森海姆警探。尸体来电 17.00 今日快讯 17.05 国家镜像 17.35 ZDF.reportage：压力下的家庭 18.05 慕尼黑 SOKO。第三只眼 19.00 今日新闻 19.25 山地医生。心痛 (2)

PHOENIX

0.25 ZDF 体育工作室直播 铁人三项：铁人世界锦标赛 – 男女组。直播

18.10 新闻 18.20 辛普森一家 20.15 德国之声 22.55 蒙面歌王 1.40 德国之声

17.15 地球上最大的河流 19.30 phoenix 面对面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壮丽地球 22.30 赤道自然天堂 23.15 战争准备？ 0.00 战争，不，谢谢！ 0.45 佩特拉·凯利。德国纪录片，2026

16.25 Terra X：地球魅力 – 主持人：汉娜·埃姆德。纪录片系列 17.50 Maithink X – 表演秀 18.20 辉煌十强 19.50 历史速写 20.15 绝舞风暴。美国悲喜剧，2012 21.55 死亡也需要学习。美国喜剧，2010 23.25 我与利奥的时光。英国悲喜剧，2022 0.55 绝舞风暴。美国悲喜剧，2012

Pro Sieben

3.45 今日秀

20.15 尼伯龙根 – 第一部分。德 / 英奇幻电影，2004 22.05 尼伯龙根 – 第二部分。美 / 德奇幻电影，2004 0.05 你是下一个。美国恐怖电影，2011

HR FERNSEHEN

KIA

16.00 烹饪新风 – 来自黑森州的美食创意 16.45 烹饪故事 17.15 倾心烹饪 17.45 大师厨房 18.15 杂烩 18.45 托比的度假之旅 19.30 黑森新闻 19.58 黑森新闻天气预报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狼之国 – 黑色之心。德国犯罪系列剧，2023 21.45 瑟皮科。意 / 美惊悚片，1973 23.50 阿姆斯特丹谋杀案。失踪的孩子。德国犯罪系列剧，2020 1.15 囚徒 – 在逃

ARTE

NDR 电视台

23.35 阿贝尔·塞拉奥科 (Abel Selaocoe) 在 2025 年莱茵高音乐节的音乐会

16.30 《丛林之书》 17.10 《维京维基与强壮的人们》 17.50 《兔子学院——小兔学校》 18.10 《工作小猪》 18.35 《老鼠屋里的萨姆和朱莉亚》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罗宾汉》 19.25 《检查员玛丽娜》 19.50 logo! 20.00 KiKA 直播 20.10 《神秘——考里角的秘密》

21.45 《苏拉威西——始于洞穴壁画》 纪录片 22.40 《索林——最后的尼安德特人》 纪录片

16.00 《在拖拉机上》 16.30 《沿直线在路上》 17.15 《北海报告——易北河上的跳岛游》 18.00 《北德之旅》 18.45 《DAS! 红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 20.15 《热门巨星》——

6.05 《人造天堂》 纪录片。雨林有希望吗？ 6.50 《国民病肥胖症——新疗法，新风险？》 纪录片 7.45 《42——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信息杂志。预制食品会导致疾病吗？ 8.20 《美味利古里亚》 纪录片。五渔村——在岩石与大海之间生活 8.50 《动物 (R)Evolution》 纪录片。包括：《我们的地球》 13.25 《城市 乡村 艺术》特辑。杂志。包括：瑞士 14.55 《杀手代码》 犯罪剧集 17.15 《意大利不为人知的北方》 纪录片。奥斯塔山谷 18.10 《摊牌》 杂志。药品：一个全球市场 18.25 Arte 报道 19.20 Arte 新闻 19.40 《东向轨迹》 杂志。历史如何被用于制造政治

20.15 《追寻史前艺术家的足迹——肖维洞穴》 纪录片。肖维洞穴是一颗考古瑰宝，大约在 30 年前才被发现。其壁画据推测已有 30,000 年以上的历史，因此属于欧洲最古老的壁画之列。

0.45 《北爱尔兰往事》(1 / 3) 纪录片。从抗议到战斗

1.45 《北爱尔兰往事》(2 / 3) 纪录片

2.40 《北爱尔兰往事》(3 / 3) 纪录片

星光背后的明星 21.45 《谢谢你，乌多》 23.15 《ESC 70 年——不仅仅是音乐》 0.45 《西塞罗——两个生命，一个舞台》 德国纪录片，2022

RBB

17.25 《动物动物》 17.53 《我们的沙人》 18.00 rbb UM6 18.28 rbb 天气 18.30 rbbKultur 19.00 《家乡日志》 19.27 rbb 天气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 20.15 《克罗伊茨贝格之爱》 21.45 rbb24 体育新闻 22.00 《犯罪现场：通往彼岸的过境》 德国犯罪剧集，1976 23.40 《杀死阿米戈》 意大利西部片，1966 1.35 《突然之间就是爱》 德国浪漫片，2019

WDR

16.00 时事 16.15 《我们要成为露营者》 17.00 《乡村与美味——来自施瓦本的烹饪瑰宝》 17.45 《简单且美味》 18.15 WestArt 18.45 《当前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每日新闻》 20.15 《犯罪现场：轮子的发明》 德国犯罪剧集，2025 21.45 《蒸汽面包蓝调：一个埃伯霍费尔犯罪故事》 德国犯罪喜剧，2013 23.10 《布罗肯伍德——新西兰谋杀案：全速奔向死亡》 新西兰犯罪剧集，2019 0.45 《库默费尔特之屋》

3 sat

21.45 《书籍时间——法兰克福书展文学盛典》

23.35 《我在家，但是...》 德国剧情片，主演：玛伦·埃格特 (Maren Eggert)、雅各布·拉斯勒 (Jakob Lassalle)、克拉拉·穆勒 (Clara Möller)，2019

1.15 《生活艺术》

MDR

9.00 ZIB 9.05 文化广场 9.35 南蒂罗尔影像 10.00 来自施蒂里亚的阿尔卑斯山故事 10.45 狂野的施泰纳阿尔卑斯山 11.30 施蒂里亚最美的山地湖泊 12.15 主题 13.00 ZIB 13.10 海外笔记 13.15 quer 杂志。与克里斯托夫·苏斯 (Christoph Süß) 一起度过这一周 14.00 州杂志。杂志。今日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4.30 《艺术 + 杂物》 杂志 15.00 《花园中的自然》(4) 纪录片 15.30 南非公路旅行 纪录片 16.00 《消防女人们——浴火重生》 德国剧情剧集，主演：纳佳·贝克尔 (Nadja Becker)，2022 17.30 《消防女人们——寻找家园》 德国剧情剧集，主演：纳佳·贝克尔 (Nadja Becker)，2024 19.00 今日新闻 19.20 《邪恶——小丑》(1) 纪录片系列。由金·乌利希 (Kim Uhlich) 和丽莎-玛丽·施内尔 (Lisa-Marie Schnell) 制作

18.15 在萨克森州途中 18.45 可信度 18.50 天气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时事 19.50 我们的村庄进入周末 20.15 2026 年舞蹈世界锦标赛 直播 22.28 时事 22.30 东部体育 0.30 《范德瓦尔克警长——在阿姆斯特丹获得救赎》 德 / 英犯罪剧集，2023

SWR

18.15 跳蚤市场 18.45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北向西北——爱沙尼亚》。德国侦探剧，2016 21.45 地区新闻 21.50 《苏黎世侦探》。博切特与恐惧之城 (1)。德国侦探剧，2024 23.15 《苏黎世侦探》。博切特与恐惧之城 (2)。德国侦探剧，2024 0.45 《北向西北——爱沙尼亚》。德国侦探剧，2016

BR

18.30 BR24 18.45 Quarks 19.30 艺术与杂物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我想找回我的幸福》。德国悲喜剧，2023 21.45 幸好有木匠。德国喜剧，2020 23.15 《疯狂的一天》。德国喜剧，2022 0.45 《我送你一次出轨》。德国爱情喜剧，2002

21.00 《成为泰勒·斯威夫特》(2) 纪录片。回归与反叛。随着泰勒·斯威夫特在 2017 年的回归，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位流行歌手讲述了她版本的故事，并无视批评者的声音。

20.15 《成为泰勒·斯威夫特》(1) 纪录片。名声与对手。泰勒·斯威夫特：从乡村歌手到全球巨星。她的崛起势不可挡：名声、全球数百万粉丝——直到她遭遇批评与仇恨。

5.00 《CSI：追踪凶手》(16)。犯罪剧集。死亡之旅 5.35 《蓝光报告》。真人秀。包括：乱撒尿者处于紧张状态 10.30 一级方程式：2026 年新加坡航空新加坡大奖赛——冲刺赛。直播 12.15 《蓝光报告》。真人秀 13.00 芭芭拉·萨莱施——刑事法院。纪录真人秀。包括：悲剧性的误认：妻子开枪射击丈夫而非跟踪者 15.00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 FSV Mainz 05 vs. Bayer 04 Leverkusen. 直播 17.45 乌尔里希·韦策尔——预审法官。纪录片。金婚上的彩色粉末袭击案 18.15 《周六独家》(38)。娱乐杂志 18.45 RTL 最新消息 19.05 Life——人物、时刻、故事。资讯娱乐

RTL 2

20.15 《云》。德国灾难片，2006 22.20 《切尔诺贝利日记》。美国恐怖片，2012 23.59 《深海》。美国 / 英国惊悚片，2022 1.40 《云》。德国灾难片，2006

1.40 《杀手游戏》美国动作喜剧，主演：戴夫·巴蒂斯塔、本·金斯利、德米特里·卡拉措夫、索菲亚·布特拉、特里·克鲁斯。导演：J.J. 佩里，2024

SUPER RTL

16.35 海绵宝宝 17.15 太迟了！ 18.15 史酷比 18.45 阿尔文！！！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剪刀手爱德华》。美国悲喜剧，1990 22.15 《小精灵》。美国恐怖喜剧，1984 0.25 《女巫女巫》。英国 / 美国喜剧，1990

Kabel 1

16.15 新闻 16.25 《夏威夷五勇士》 0 20.15 9-1-1 洛杉矶紧急呼救 迹象与奇迹 / 哑口无言 22.15 9-1-1：孤星。致命气体 / 万事开头难 / 马与骑手 1.10 9-1-1 洛杉矶紧急呼救

Vox

16.55 狗狗专家——吕特团队 17.55 狗猫鼠 19.10 狗狗专家——吕特团队 20.15 现象：新德意志波浪。纪录片 0.10 《法医探案》

20.15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美国 / 英国奇幻电影，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鲁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罗比·科特兰、理查德·哈里斯。导演：克里斯·哥伦布，2000. 孤儿哈利·波特在 11 岁生日时得知自己是一名魔法师

RTL

23.10 《矩阵》美国科幻电影，主演：基努·里维斯、凯瑞-安妮·莫斯、劳伦斯·菲什本、雨果·维文、乔·潘托利亚诺。导演：安迪·瓦恰科夫斯基、拉娜·瓦恰科夫斯基，1999. 黑客尼奥从一个由机器生物伪造的虚幻世界中觉醒。

ARD

周日电视 更新及精选节目

8.15 屋顶上的动物。包括：够了就是够了 9.10 《老鼠节目》(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9.40 《熊皮王子》。德国童话电影，主演：马克西米利安·贝福特，2015 10.40 Tagesschau 10.45 德国书业和平奖 12.00 Tagesschau 12.03 Presseclub 12.45 Europamagazin 13.15 dm和Rossmann的套路 14.00 14.03 《大湖之滨两人——强烈的情感》。德国喜剧，主演：乌希·格拉斯，2006 15.30 《保姆：加拿大任务》。德国喜剧系列，主演：萨斯基亚·费斯特，2020 17.00 Brisant 17.44 电视彩票 17.45 18.00 柏林报告 18.30 Weltspiegel 19.15 体育新闻。足球联邦联赛 19.55 联邦总统致辞

20.00 20.15 《犯罪现场》(Tatort) (1 / 2) 《在朋友之间》。德国犯罪系列，主演：阿尔米拉·巴格里亚奇克、卡罗琳·舒赫、莉莉丝·斯坦根伯格、斯文·谢尔克、托马斯·库格尔。 导演：拉尔斯·克劳梅，2026

21.45 卡伦·米奥斯加访谈节目 22.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含天气预报 23.05 ttt extra 第78. 法兰克福书展。主持：西哈姆·埃尔-迈穆尼

23.50 《绿皮书》——一段特别的友谊 美国剧情喜剧，主演：维果·莫腾森、马赫沙拉·阿里、琳达·卡德琳、塞巴斯蒂安·马尼斯卡尔科、迪米特尔·D·马里诺夫。导演：彼得·法雷利，2018 1.53

1.55 《保姆：加拿大任务》。德国喜剧系列，主演：萨斯基亚·费斯特、路易丝·沃尔夫拉姆、延斯·阿茨恩、尤尔根·通克尔、特里克西·詹森。导演：萨沙·比格勒，2020

ZDF Neo

19.20 300吨钢材在旅途——双倍超重运输 20.15 顶级拖车——吊起1000吨 21.10 顶风破浪——随德国深海鳕鱼渔民出海捕鱼 22.00 沉没在深海——北海与波罗的海的幽灵船 23.05 神秘的博登湖——搜寻沉船与宝藏

ntv

18.05 Sketch History 18.30 Death in Paradise 20.15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Magazin Royale 22.15 Maithink X – Die Show 22.45 heute-show 23.20 Welke & Pastewka —— 重逢是件乐事！ 0.20 Maithink X – Die Show 0.50 《你还活24小时》。台湾 / 美国动作片，2016

PHOENIX

TELE 5

ARTE

19.00 新闻 19.10 神秘现象——来自上空的谜团 20.00 新闻 20.15 失落之地——神秘岛屿 21.00 新闻 21.05 失落之地——神秘岛屿 22.00 新闻 22.05 毒品走私枢纽——哥伦比亚机场 23.00 新闻 23.30 离奇现象 1.10 失落之地

16.15 抗议之歌 17.00 壮丽地球 19.15 赤道自然天堂。纪录片 20.00 20.15 非洲之山。纪录片系列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0.45 地球上最大的河流

Pro Sieben

ZDF

20.15 《星之旅者》英 / 美奇幻电影，主演：查理·考克斯、西耶娜·米勒、克莱尔·戴恩斯、米歇尔·菲佛、罗伯特·德尼罗。导演：马修·沃恩，2007. 特里斯坦·索恩前往风堡，为了心爱的人去寻找一颗他们在野餐时看到坠落的流星。在旅途中，他与那颗化身为女孩的星星一起经历了许多冒险。

16.00 ran racing: DTM 2026 霍肯海姆赛道现场直播 18.15 News 18.25 Galileo Stories 19.05 Galileo X-Plorer：沙特阿拉伯——新迪拜 20.15 一个非常好的问答节目（奖金丰厚） 23.15 全能专家 0.15 TV total

19.00 铁路浪漫 19.30 Global Us 19.55 八点前知识——未来 20.00 20.15 《汉娜·阿伦特——思考是危险的》。德国纪录电影，2025 21.45 火车穿越蒙古 22.30 夜幕下的慕尼黑 23.20 乡村节拍 0.00 柏林提供节拍

20.15 《奈斯医生：深入内心》。德国医疗系列，主演：帕特里克·卡卢帕、约瑟芬·普罗伊斯、马克西米利安·格里尔、布里吉特·泽、马伊·博查特。导演：霍尔格·哈塞，2026. 在经历了一个神秘的夜晚后，奈斯医生和查理的情绪陷入失衡。

22.15 《禁闭岛》美国心理惊悚片，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马克·鲁法洛、本·金斯利、马克斯·冯·西多、米歇尔·威廉姆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2010

世界

21.45 今日新闻 (heute journal) 22.15 2026年古典音乐奖 (Opus Klassik 2026) 主持：德西雷·诺斯布什 (Désirée Nosbusch)

8.10 蒲公英 (Löwenzahn) 8.35 1, 2 或 3 9.03 37°生活 (37°Leben) 9.30 天主教礼拜 10.15 稀世珍宝 (Bares für Rares) – 心爱之物 11.55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12.00 ZDF电视花园巡演。安德烈亚·基韦尔 (Andrea Kiewel) 主持秋季版 14.00 婚礼专家对决 14.45 花园专家对决 – 我的绿色天堂 15.25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15.30 计划 B：下一站 BITE – 美食也可以很便宜 16.10 罗森海姆警探。最后一次会议 16.55 行动人类 (Aktion Mensch) 17.00 今日新闻 (heute) 17.10 Terra Xplore：战争恐惧主题：你在战斗吗？ 17.55 两人一案。家族纽带 18.55 联邦总统呼吁世界饥饿救援周 19.00 今日新闻 (heute) 19.10 柏林直击 19.30 Terra X：海洋 – 一部人类史。太平洋

8.25 影史传奇情侣 9.15 旧貌新颜 – 历史建筑的新生命。工业建筑 9.45 Twist 10.20 晚餐时间。德国，伦山 (Rhön) 10.45 野生艺术 11.30 动物造林。包括：在雨林中心 13.40 《骑白马的人》(Der Schimmelreiter)。德国剧情片，主演马克斯·胡巴赫 (Max Hubacher)，2026 15.15 美泉宫。权力背后的立面 16.50 克劳德·莫奈的睡莲。永恒之美 17.45 里卡多·夏伊 (Riccardo Chailly) 与卢卡斯·斯特纳斯 (Lukas Sternath)。2026 18.35 Karambolage。包括：千层酥 18.45 美食利古里亚。天堂湾与蒂古利湾 – 浪花与土地之间的风味 19.20 Arte 杂志 19.40 360° 报道。越南：为受威胁的猴子搭建桥梁

0.15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0.20 Terra X 历史：爱与算法 – 过去与现在的约会 纪录片系列

1.05 《蜘蛛》(Spiders) – 致命之咬 法 / 美恐怖片，主演西奥·克里斯蒂安 (Théo Christine)、索菲亚·莱萨夫雷 (Sofia Lesaffre)、杰罗姆·尼尔 (Jérôme Niel)、丽莎·尼亚科 (Lisa Nyarko)、芬尼根·奥尔德菲尔德 (Finnegan Oldfield)。导演：塞巴斯蒂安·瓦尼塞克 (Sébastien Vanicek)。2023

18.25 《龙卷风》(The Twisters)。美国灾难片，2024 20.15 《魔鬼旅团》(Die Teufelsbrigade)。美国动作片，1968 23.00 《风语者》(Windtalkers)。

2.45 侦探 24 “我想知道爱是什么”

16.15 挚友 – 年轻医生 17.05 挚友 17.53 沙人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28 rbb 天气 18.30 rbb 花园时间 19.00 罪犯 – 受害者 – 警察 19.27 rbb 天气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雌豹》(Die Leopardin) 21.45 rbb24 体育新闻 22.00 Nuhr im Ersten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喜剧俱乐部 (8 / 8) 23.30 你看吧！ (Na siehste!) (8 / 12) 0.15 rbbKultur 0.45 30 个再次访问弗里德瑙 (Friedenau) 的理由

16.00 雅卡里 (Yakari) 16.35 妮娜与野生动物 17.00 1, 2 或 3 17.25 小羊肖恩 17.50 兔子学院 – 兔子学校 18.10 捣蛋小猪 (Die Werkel-Ferkel) 18.35 鼠标屋里的萨姆与朱莉娅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Sandmännchen) 19.00 罗宾汉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蒂姆斯特团队 (Team Timster) 20.15 故事时间 20.45 POV – 你的故事很重要 (27)

1.20 《孤独的孩子》(Das einsame Kind) 法国短片，2024

KIKA

1.50 玛丽·卡萨特，印象派画家 人物特写

特别节目 21.45 体育报道 – 周日德甲 22.10 简直不敢相信！ 22.55 extra 3 特别节目：精华回顾 23.25 体育俱乐部故事 23.55 问答决斗奥林匹克 0.45 卡伦·米奥斯加 (Caren Miosga)

美国战争片，2002 1.30 《尼伯龙根》(Die Nibelungen) – 第一部分。德 / 英奇幻片，2004

NDR 电视台

HR 电视台

ARD-alpha

RBB

5.40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医疗剧。其中包含：Das Dreiect kunt sich auf 9.00 SAT.1 周六早餐电视。资讯娱乐节目。主持人：丹尼尔·博施曼 (Daniel Boschmann)、艾琳娜·梅尔考 (Alina Merkau)。嘉宾：丹尼尔·恩格尔巴茨 (Daniel Engelbarts)、阿希姆·萨姆 (Achim Sam)、安克·诺亚克 (Anke Noack)、多米尼克·博尼基 (Dominique Boniecki)、德特莱夫·“Josh-i”·萨瓦里 (Detlef „Josh-i” Savary) 12.00 亚历山大·霍尔法官 (Richter Alexander Hold)。法庭秀。其中包含：我的好朋友和我 15.55 《紧急呼叫》(Notruf)。资讯杂志。木棒面包危机。主持人：贝尔贝尔·舍费尔 (Bärbel Schäfer) 16.25 《紧急呼叫》(Notruf) / 或 Sat.1 地区杂志。资讯杂志。主持人：贝尔贝尔·舍费尔 (Bärbel Schäfer) 16.59 《直击要点》(Auf den Punkt) 17.00 《紧急呼叫》(Notruf) 或 SAT.1 巴伐利亚杂志 17.30 《紧急呼叫》(Notruf) 18.00 《1% 问答——德国有多聪明？》(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问答秀。主持人：约格·皮拉瓦 (Jörg Pilawa) 19.55 Sat.1 :newstime

17.00 《夸克》(Quarks) 17.45 mex. 市场杂志 18.30 maintower 周末 19.00 7 Tage ... 19.30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19.58 黑森州天气预报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兽医》(Die Tierärzte) 21.45 体育新闻 (Sportschau) 22.10 黑森州大问答 22.55 街头之星 (strassenstars) 23.25 街头之星——历史 23.55 《汉娜·阿伦特——思考是危险的》(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德国纪录片，2025 1.25 7 Tage ...

16.00 时事 16.15 地方新闻 短篇故事——全北威州的一个主题 16.30 《地球体验：熊之山——育空地区的灰熊》(Erlebnis Erde: Der Berg der Bären – Yukons Grizzly's) 17.15 《地球体验：风暴——雷电中的动物》(Erlebnis Erde: Der Sturm – Tiere bei Blitz und Donner) 18.00 动物寻找家园 18.45 时事小时 19.30 西极 (Westpol)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太美了！》(Wunderschön!) 21.45 体育新闻 (Sportschau) 周日德甲 22.10 蔡格勒的精彩足球世界 22.45 WaPo 博登湖 0.20 刽子手与法官

9.00 ZIB 9.05 为什么狗让我们快乐，而狼让我们睿智 10.15 文学俱乐部 11.30 你的书。法兰克福书展精华 26 13.00 ZIB 13.15 马德拉——大西洋上的明珠 13.30 《宇宙：狩猎伙伴——狗是如何来到人类身边的》(Universum: Jagdkumpane – Wie der Hund auf den Menschen kam) 14.15 阿尔代什河。法国狂野的南部 14.55 欧洲的水上天堂：塔特拉山湖泊 15.40 欧洲的水上天堂：施普雷森林 16.25 《读书俱乐部——最好的还在后面》(Book Club – Das Beste kommt noch)。美国喜剧片，戴安·基顿主演，2018 18.00 书之时间。关于文学新书的访谈 19.00 今日新闻 (heute) 19.10 被国家黑客攻击？智能手机里的间谍 19.40 世界瑰宝——人类遗产。德国德绍-沃利茨花园王国

3 sat

21.45 2 《三拍子下的两个倔强之人》(2 Sturköpfe im Dreivierteltakt) 德国喜剧片，乌韦·奥克森克内希特 (Uwe Ochsenknecht)、赫伯特·克瑙普 (Herbert Knaup)、安德烈亚·拉隆日 (Andrea L'Arronge)、贾瓦德·拉杰普特 (Jawad Rajpoot)、丽莎·维卡里 (Lisa Vicari) 主演。导演：托马斯·克隆塔勒 (Thomas Kronthaler)，2017. 在伊索尔德腿骨折后，她请求两位截然不同的前男友汉斯和约阿希姆暂时接管她的舞蹈学校。起初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很快这两个男人发现他们能完美互补。

WDR

20.15 《Nuhr 在第一频道》(Nuhr im Ersten) 讽刺秀 21.00 《机构》(Die Anstalt) 政治讽刺，马克斯·乌托夫 (Max Uthoff)、迈克·库尔 (Maike Kühl) 和克劳斯·冯·瓦格纳 (Claus von Wagner) 主持

16.00 烹饪故事 16.30 吃得更好！与营养医生一起 17.00 宾果！ 18.00 波罗的海报告——挪威的灯塔 18.45 DAS! 红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20.15 北方故事 (die nordstory)

SAT 1

23.15 《妮基塔》(Nikita) 法国 / 意大利惊悚片，安妮·帕里洛主演，1990

www.faz.net / tv

18.00 新闻 18.05 焦点 18.50 天气 18.52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新闻 19.50 刑事警察现场 20.15 斯洛文尼亚——秋季之旅 21.45 新闻 22.00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25 Re: 22.55 Tata——我们内在的暴力。德国纪录片，2024 0.20 刑事警察现场 0.45 山间音乐

1.05 施蒂里亚州最美的山地湖泊 纪录片

17.00 简单且美味 17.30 SWR文化 18.00 地区新闻 18.15 手工艺 18.45 会合点 19.15 费勒一家 19.45 地区新闻 20.00 日报新闻 20.15 德国的湖泊——潜入深蓝 21.45 地区新闻 22.45 我的情人，驴子和我。法 / 比喜剧，2020 0.20 SWR3 2026新流行音乐节——Giant Rooks

17.45 地区新闻 18.30 BR24 18.45 休闲 19.15 在我们的天空下 20.00 日报新闻 20.15 安德烈·里厄——2026大型露天音乐会 21.45 体育新闻：当前足球德甲 22.10 2026巴伐利亚体育奖 23.30 绿党州党代表大会报告 23.45 三。二。一。米希尔·穆勒 0.30 你绝不可能完成！ 0.50 Puls 报道

MDR

SWR

20.15 名人老大哥 真人秀。 主持：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RTL

BR

5.30 警灯报告。真人秀。包括：16岁少女陷入色情陷阱 / 法院执行官惊人发现 / 缓刑监督员揭露丑闻 / 妻子涉嫌 9.55 警灯报告。真人秀。混乱家庭陷入困境 10.55 警灯报告。真人秀。非法赛车导致事故惨剧 11.55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美 / 英奇幻电影，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鲁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罗比·科莱恩、理查德·哈里斯，2000. 孤儿哈利·波特在11岁生日时得知自己是一名巫师。 15.00 NFL直播。美式足球。第5周：伦敦赛：费城老鹰对阵杰克逊维尔美洲虎。直播 18.45 RTL新闻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 真人秀

19.00 NFL直播 拉斯维加斯突袭者对阵新英格兰爱国者。突袭者队以3-1的强劲战绩进入这场AFC对决，但最近在对阵堪萨斯城时以21-27遭遇首败。新英格兰队在布法罗取得意外的29分胜利后目前战绩为2-2，因此势头强劲。爱国者队在主场略占优势。拉斯维加斯若能获胜，可保持在AFC西区顶端的竞争力。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 娱乐节目。主持：Jochen Bendel

22.25 NFL直播 第5周：旧金山49人对阵西雅图海鹰。海鹰队以3-1的战绩进入这场NFC西区对决，对手是尚未失利的宿敌兼分区领头羊旧金山队

2.00 NFL直播 美式足球。 第5周：周日之夜：巴尔的摩乌鸦对阵亚特兰大猎鹰

RTL 2

Kabel 1

SUPER RTL

18.15 Grip 20.15 第六感。美国惊悚片，1999 22.20 惊天魔盗团 (Now You See Me)。美国惊悚片，2013 0.35 疾速追杀3。美国动作片，2019

Vox

16.10 海绵宝宝 17.10 太迟了！ 18.10 史酷比 18.40 Alvinnn!!! 19.40 Woozle Goozle 20.02 Toggo Touchdown 20.15 路西法 0.00 逍遥法外 0.55 电视购物节目

17.00 汽车世界 18.10 梦想之屋还是空中楼阁？——每个人都能正常居住 19.10 合适、摇晃且有空间 20.15 无界天才烹饪：与Henssler和Lafer一起。烹饪节目 23.25 热门还是垃圾。纪录真人秀 0.25 法医探案。纪录系列

16.10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18.10 注意诈骗 20.15 罗宾汉。美 / 英冒险电影，2010 23.05 鳄鱼与河马。意大利动作喜剧，1979 1.00 他们叫他蚊子。意 / 德动作喜剧，1978

www.faz.net / tv

SAT 1

5.45 巡逻——柏林。真人秀。包括：《朋友间的交易》 8.40 基础：教会——报道。纪录片 9.00 Sat.1 周日早餐电视。资讯杂志。主持：Daniel Boschmann, Madita van Hülsen 12.10 Sat.1 速食检查！居家快餐。报道 14.20 假期医生。真人秀 14.50 扎图拉——太空冒险。美国科幻电影，主演：Jonah Bobo, Josh Hutcherson, Dax Shepard, Kristen Stewart, Tim Robbins, 2005 16.55 保罗——逃亡的外星人。美 / 英喜剧，主演：Mia Stallard, Simon Pegg, Nick Frost, Jeffrey Tambor, Jason Bateman, 2011 18.55 Julia Leischik 寻找：请联系我。真人秀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名人老大哥 真人秀。 主持：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 娱乐。主持：Jochen Bendel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 真人秀

ARD-alpha

16.00 艺术 + 杂物 16.30 Quarks 17.15 Mayrs Magazin 17.35 简直天才 18.00 Quarks 18.45 Prisma 19.00 尊重 19.30 欧洲杂志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之年：2007 21.45 所罗门之结：巴赫康塔塔 BWV 43 & BWV 19 22.25 Capriccio 22.55 流行秘密故事 23.10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之年：2007 0.40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0.55 鲍勃·罗斯

WELT

16.45 失落之地 22.05 原子弹秘密档案——谎言与背叛 23.05 原子弹秘密档案——启示录影像 0.05 纳粹秘密探险：喜马拉雅

ntv

19.10 PS - DTM 精简版 19.20 PS - DRM - 德国拉力锦标赛 19.30 ntv 知识 20.00 新闻 20.15 死者的律师——全球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22.00 新闻 22.05 死者的律师——全球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23.00 新闻 23.25 PS - DTM 精简版 23.40 死者的律师——全球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周六广播

广播剧

19.00 ARD 广播犯罪现场《背水一战》，作者：Madeleine Giese – HR 2 导演：Matthias Kapohl

19.03 广播剧 – WDR 3 Kiesel 教授

19.04 侦探剧 – SWR Kultur Studer 警长

20.03 广播侦探剧 – BR 2 一个绝佳的机会。作者：Manfred Philipp

20.05 广播剧 – 德国之声 我们是人民 (1+2 / 4)。改编自魏玛德国国家剧院剧本。作者：Eva Bormann 和 Luise Voigt

古典音乐

9.04 古典论坛 – WDR 3 嘉宾：Golda Schultz 和 Antonello Manacord。包括：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序曲 / 《啊，妈妈，我要告诉你》变奏曲

15.05 舞台之上 – BR-KLASSIK 基辛根钢琴奥林匹克获奖者。 包括：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三段舞曲 / 弗雷德里克·肖邦：a小调叙事曲 op. 23

20.03 ARD 歌剧 – SWR Kultur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提多之宽容》。两幕严肃剧

爵士、流行、摇滚

13.00 可听之声 – HR 2℃écile McLorin Salvant——一个声音，三个音色世界

17.50 六点前爵士 – SWR Kultur 包括：Nathaniel „Nat“ Adderley: Work song / Ramón „Mongo“ Santamaría: Afro-blue 18.05 爵士及更多 – BR-KLASSIK 水、波浪与一名僧侣。来自钢琴家 Thelonious Monk、作曲家 Georg Friedrich Händel、歌手 Astrud Gilberto 等人的摇摆、激昂且温柔的音调

专题与杂志

9.05 对话 – 德国之声文化频道 国家自豪感——我们需要积极的爱国主义吗？嘉宾：Dominik Wullers（联邦德国驻北约代表团参赞及作者）和 Güner Balci（柏林新克尔恩区融合事务专员）

12.15 全球视野 – SWR Kultur

17.05 争论文化 – 德国之声 绿色基因工程——机遇还是风险？ Leibniz 植物遗传学与作物研究研究所研究员 Robert Hoffie 与 BUND 基因工程工作组发言人 Martha Mertens 对谈

18.40 背景 – 德国之声 从死刑到枪支法：是否存在一个没有暴力的美国？

朗诵

16.04 朗诵 – WDR 3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一个无用之人的生活》

《法兰克福汇报》（F.A.Z.）无法影响电视台在节目预告中所使用的语言习惯。

周日广播

广播剧

17.04 广播剧时间：说出真相之歌 – SR2 作者：丹尼尔·戴维斯

17.04 周日广播剧 – WDR 5 很美，不是吗？

18.20 广播剧 – SWR Kultur 《钻石项链》。君特·艾希的广播剧。改编自居伊·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

18.30 广播剧 – 德国文化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 Kultur) 1001 Nacht – 裴奥夫人与鸭子。根据克劳迪娅·奥特的最新译本改编

古典音乐

10.05 交响乐早茶 – BR-KLASSIK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包括：卡尔·玛利亚·冯·韦伯：《欧律安忒》序曲 / 弗朗茨·舒伯特：Sinfonie Nr. 4℃-Moll – 《悲剧》

11.04 SR 音乐会 – SR2 1. Sinfoniekonzert Kaiserslautern 2024 / 2025. 德国广播爱乐乐团。 指挥：吉安卡洛·格雷罗。爱德华·埃尔加： e小调弦乐小夜曲 op. 20 / 约瑟夫·海顿：Violinkonzert C-Dur Hob. Vlla Nr. 1

20.00 马尔堡巴赫合唱团 60 周年纪念音乐会 – HR 2 Am 26. April，马尔堡巴赫合唱团在马尔堡的路德教区教堂演出了三首巴赫的康塔塔。

爵士、流行、摇滚

22.03 NOWJazz – SWR Kultur 超验的小号 —— 苏珊娜·桑托斯·席尔瓦。包括：莉拉·德鲁：《Wine》 / 苏珊娜·桑托斯·席尔瓦：2024年 XCiting 音乐节现场

专题与杂志

12.04 信仰 – SWR Kultur 对新爱的信仰 —— 当年老之岁带来意外的幸福

13.30 间奏 – 德国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 导演多丽丝·德里与塔妮娅·布诺的对话

19.03 WDR 5 科隆聚会 – WDR 5 嘉宾：大卫·加雷特、LaFee、萨宾·海因里希、厄兹詹·科萨尔、埃尔菲·多内利以及 رون雅和罗纳德·施纳贝尔

朗诵

14.05 沙龙 – BR 2 《成功》。作者：利昂·费希特旺格 (3 / 8) 朗诵者：珀西·阿德隆 16.04 为我朗读 – WDR 5 乌尔里克·德雷斯纳：《佩内洛普》 / 萨莎·玛丽安娜·萨尔茨曼：《千万别去日本》

礼拜

10.00 天主教礼拜 – WDR 5 来自柏林圣约瑟夫教堂的转播 10.04 教会广场 – SR2 新教礼拜。来自贝克斯巴赫。讲道：伊丽莎白·朗 10.05 礼拜 – 德国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 来自胡塞姆圣玛丽亚教堂的转播。讲道：弗里德曼·马加德牧师。新教教会

请迎接新客

这里是德国流亡时期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贝尔托·布莱希特在丹麦斯文博（Svendborg）的故居。 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可供创意工作者预订的办公场所。

1934年的斯科夫斯博斯特兰（Skovsbostrand）：贝尔托·布莱希特与瓦尔特·本雅明在下棋。 照片：柏林艺术学院 / 贝尔托·布莱希特档案馆

位于菲英岛（“Fyn”）的斯文博火车站紧邻港口。我们在这里被接走，穿过延伸的郊区，前往位于海峡高地、沿路分布的斯科夫斯博斯特兰村落。在经过一些整洁的房屋后，道路向左转向水边，随后右侧出现一个在树篱间容易被忽略的入口，后方闪烁着绿色的草坪，在邻里间所有的砖顶和平顶房中，露出了一个真正的茅草屋顶。屋顶上交叉排列的木板形成了传统图案，同时也起到了固定多层铺设的芦苇束的作用。低矮屋檐下精巧的小窗格透出一种模糊的本土气息。

屋前是一个带有另一栋建筑、烧烤区和晾衣绳的广场。房屋呈长条形，宽阔的草坪几乎一直延伸到水边。在接下来的三周里，“布莱希特之屋”（Brechts hus）将成为我们的夏季寓所。居住在一个具有极高历史分量的场所，由于布莱希特在《斯文博诗集》中对“丹麦茅草屋下”的塑造，这里已成为流亡时期的记忆之所。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文博的一个协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这座建筑，并将其提供给研究人员、艺术家和作家使用。

玛丽亚·拉扎尔（Maria Laza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于维也纳科尔市场（Kohlmarkt）的欧金妮·施瓦茨瓦尔德博士（Dr. Eugenie Schwarzwald）女子中学与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结识：这位作为奥地利首位获得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在苏黎世获得）的教育家经营着一个沙龙，除了其他知名女作家和艺术家外，丹麦作家卡琳·米凯利斯（Karin Michaëlis）——其小说《危险的年纪》在全欧范围内获得成功——也经常参加。这位德语听说读写流利的丹麦女性于1919年陪同年轻的演员新手海伦娜·魏格尔前往维也纳人民剧院试镜。

由此产生了一段终身友谊，并延伸到了魏格尔的丈夫贝尔托·布莱希特身上：1933年，该家庭在逃亡途中经过维也纳、苏黎世和巴黎，通过玛丽亚·拉扎尔的引荐抵达了图罗岛（Thurø），这位受人尊敬的女性解放作家在岛上经营着她的“托雷洛雷”（Torelore）之屋。布莱希特夫妇由儿子斯特凡和玛丽亚·拉扎尔陪同。此时，拉扎尔已凭借剧本和小说崭露头角，且由于曾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之子结婚，她对斯堪的纳维亚有着特殊的亲近感（她的女儿朱迪斯也因此拥有一本如今变得极其宝贵的瑞典护照）。

他们必须寻找一处住所——尤其是还要等待小女儿芭芭拉和家政助手玛丽·霍尔德（Marie Hold）的到来。最终他们在斯文博附近，前往兰措斯明德（Rantzausminde）路上的斯科夫斯博斯特兰村找到了一栋旧农舍。他们需要将其购入并改造。到了秋天，这些难民终于在那里安顿下来。因为当时有一位来自哥本哈根的年轻、狂野且嫁给富人的女演员来到了“托雷洛雷”，她随行带来了一位建筑师：莫根斯·沃尔特伦（Mogens Voltelen），他拍摄了鲁斯·贝尔劳（Ruth Berlau）与布莱希特及魏格尔首次见面的照片，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拍摄了更多照片。一切渐渐地步入正轨。

如今，这座旧房子内部配备了所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中心是一个带有开放式木梁的大房间，摆放着钢琴、沙发、餐桌，可以俯瞰草坪，如果努力观察，还能看到海峡（Sund）。厨房配备了所有必需品。穿过一扇狭窄的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窗边有一张桌子，身后是书架，还有一把扶手椅：这就是布莱希特的书房。他的大头像摆在窗台上。目光可直抵海峡。书架上的书籍包含布莱希特的著作：作品集、研究文献。这些传记勾勒出一个奇怪的、对女性有吸引力的、患有心脏病的男人，他喜欢像无产者一样穿着，并且集体地创作其作品（但大多以个人名义销售）。

而且他身边总是需要有人。女性、朋友、雇员、顾问、批评家、女助手、情妇、家人。直到 1933 年，他在奥格斯堡的同学兼医生奥托·穆勒（Otto Müller）还曾拜访过这个家庭。来自沃尔夫拉茨豪森（Wolfratshausen）的玛丽·霍尔德（Marie Hold）与当地一名供应肉类的屠夫相恋并与之结婚。她在斯文博格（Svendborg）度过了余生。玛丽亚·拉扎尔（Maria Lazar）在搬到哥本哈根之前，在草顶屋里住了一段时间。1934 年夏天，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从巴黎出发，乘坐货轮经勒阿弗尔（Le Havre）和埃斯比约（Esbjerg）来到斯文博格；布莱希特用这样一个诱饵吸引他：本雅明的部分图书馆已从柏林运往斯科夫斯博斯特兰德（Skovsbostrand）并安置好——“469 kg in 5 (oder 6) kisten”——且斯文博格的图书馆会采购每一本书。于是，这位理论家在这里撰写了他关于卡夫卡的长篇论文。1936 年撰写关于福克斯（Fuchs）的论文，1938 年撰写关于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论文。布莱希特如此渴望这些访客来到这个有时被描述为“丹麦西伯利亚”、有时被认为气候宜人，但实际上位于南菲英（Südfünen）偏远乡村静谧之地的住所，这一点从他写给魏格尔（Weigel）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他在信中请求她“塞进”一些新客人。

本雅明最初住在距离布莱希特活动中心几分钟路程的一栋同样覆盖着稻草的房子里。事实上，围绕着海峡边的这座房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地理分布或不断变化的社交格局，已故的布莱希特研究学者汉斯·克里斯蒂安·诺雷高（Hans Christian Nørregaard）在他那部尚未翻译的关于布莱希特在丹麦生活的巨著中，用一张草图对此进行了说明。鲁斯·伯劳（Ruth Berlau）住得最近，只要她不在哥本哈根的话；当布莱希特那位对他“痴迷”的秘书玛格丽特·斯特芬（Margarete Steffin）抵达丹麦时，由于她的肺结核，必须先根据魏格尔的要求留在哥本哈根的鲁斯·伯劳家中。后来，她住在斯科夫斯博斯特兰德的一栋房子里。

这座房子也成了亲戚们的目的地，例如斯特芬的母亲和妹妹，有时这里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生产基地，旨在尽可能彻底地掩盖布莱希特对那些“小岛”的印象。与此同时，这里不可避免地产生时而发生的嫉妒、令人不快地紧张气氛以及激烈的政治讨论。因为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弗里茨·斯特恩伯格（Fritz Sternberg）、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停留，旨在帮助布莱希特在日益阴暗的世界局势中寻找方向。

除了国际报纸和频繁的书信往来，核心的信息媒介是收音机，大家通常在晚上聚集在收音机旁，听希特勒的咆哮或 BBC 的广播。前往巴黎、伦敦、莫斯科，甚至在纽约停留数月的旅行，让布莱希特看到了欧洲和世界日益威胁的局势，因为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治正通过接连不断的残酷步骤，旨在摧毁欧洲的和平秩序。1939 年，布莱希特一家离开斯科夫斯博斯特兰德，前往瑞典、芬兰、苏联，直至美国。在希特勒军队占领丹麦后，卡琳·米凯利斯（Karin Michaëlis）也在 1940 年在此找到了流亡地。

这座房子至今依然屹立并能被利用，要归功于一个协会。该协会成立于最后几位战后业主搬走、且出现要求出售房产的声音（这很可能意味着拆除）之时。面对这一危险，市政府于 1988 年购入了这块土地，但随后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崩溃，与东柏林布莱希特中心的紧密合作起初被中断了。在新的环境下，逐渐成型的一套方案是：将翻修后的房子向举办活动的人员和访客开放，他们可以在此租房并开展项目。因此，自 90 年代以来，数百名创意工作者在此分别停留数周，探讨与布莱希特相关的课题，撰写书籍、绘画、插画或进行研究。此外，这个隶属于市立图书馆的协会还举办研讨会、学术讨论会和讲座。

一本厚厚的访客簿记录了受邀者们留下的、通常极具创意且富有启发性的告别文字（或绘画）。当然，名宾客包括君特·格拉斯，他没有留下文字，而是画了一只比目鱼。斯文博市地方报纸的文章报道了奖学金获得者安德里亚·帕卢赫及其丈夫（后来的部长）和孩子们，当时她正在创作关于《霉菌骑手》的小说。她的新书则致力于研究与布莱希特及斯考夫斯博斯特兰有着密切联系的露丝·贝尔劳。

该协会必须维持“布莱希特之屋”在当地的重要性，为此，德国文化机构的关注度确实应当进一步加强。这里曾是布莱希特流亡期间六年的住址，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重要且远未被完全研究透彻的传记、文学和知识分子层面的关联与面向，才正逐渐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而在这一顶俯瞰海峡的稻草屋顶下居住，在某些时刻会让人突然感受到历史的深渊。 马库斯·鲍尔

法兰克福选集

玛丽安娜·冯·维莱默

海德堡城堡。7月28日 晚上7点

我向你们致意，广阔且光芒环绕的空间， 向你致意，古老且被围墙环绕的亲王之殿， 我向你们致意，高大且枝叶繁茂的树木； 以及在你们之上，天空深邃的蔚蓝。

无论我的目光探寻地转向何方， 在这繁花似锦的和平之境， 总有一声轻柔的爱意问候被送至我身边， 来自我生命中最欢欣的梦境。

在露台高高的山边栏杆处， 曾有一段时间，他的到来与离去， 那些忠诚倾慕的信物， 如今我只能隐约地辨认。

编辑：胡贝特·施皮格尔

那里的一片树叶，来自虔诚的东方， 被托付给我们西方的花园， 让我品味到神秘的深意， 那是爱人虔诚地以此构建的精神之所。

在那座大厅中，高傲的北方曾步入， 威胁着我们和平的命运； 战争部落的粗鲁逼近， 夺走了我们转瞬即逝的时刻。

在那清凉的喷泉边，清澈的泉水 在绿意环绕的大理石阶上奔流， 波涛层层，轻快地涌出， 正如同目光交汇，话语传递。

噢！闭上吧，你们疲惫的眼睑！ 在那个美好时代的朦胧光影中， 朋友高亢的歌声在我耳畔回响； 过去成为了现在。

晚风啊，请用阳光之丝 在这魔法之地织就一张金网， 花香啊，请令我沉醉，将我带走， 在你们的力量禁锢下，我无法离去。

你们这些无形的屏障，请将我环绕， 在这个魔法般地将我包围的圆圈中； 沉没吧，感官；消散吧，思绪， 在这里，我曾幸福，曾爱人，也被爱着。

马蒂亚斯·迈耶

亲爱的，请让我品味那神秘的深意

玛丽安娜·冯·威勒默（Marianne von Willemer）的抒情之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话的一部分形式传世的。尽管作品数量不多，但她依然在文学经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且这一秘密被掩盖了许久：直到她去世九年后，公众才通过赫尔曼·格林（Herman Grimm）得知，歌德后期作品集《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中一些最美的情诗并非出自歌德之手，而是出自比他年轻 35 岁的爱人——即书中被称作“苏莱卡”（Suleika）的女性之手。她的出身情况无法被精确还原，据传她出生在奥地利林茨，父亲是乐器制造师，母亲是演员；十四岁时作为舞者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首先引起了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的注意，随后是丧偶的银行家约翰·雅各布·威勒默（Johann Jakob Willemer）。在威勒默的影响下，玛丽安娜的母亲决定将女儿交给他，随后她在威勒默家中接受教育，成为了他的情妇，最终成为了他的妻子。

歌德与威勒默早已相识，随后在六十五岁时开始欣赏这位年轻的妻子。两人于 1814 年 10 月在法兰克福会面，次年 9 月又在海德堡同一月份内再次会面数日。此后两人再未有过私人会面，玛丽安娜·冯·威勒默对此难以释怀。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以诗歌为媒介的情爱对话，玛丽安娜·冯·威勒默以一种极具灵性的方式，契合了歌德在探讨波斯抒情诗时的语调。即便是在这首不在《合集》之内的诗作中，她依然沿用了由歌德开创的所谓“苏莱卡诗节”的形式。这对恋人很早就开始交换加密信件——第三节中的“符号”便是在暗示这一点，两人在信中将约瑟夫·冯·哈默斯（Joseph von Hammers）翻译的哈菲兹诗篇中的单句为对方重新排列。歌德与这对夫妇的通信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在信件中，可以发现玛丽安娜关于亲近与疏远、言说、书写与沉默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在 1819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从远方向远方发送那些只能在极近距离下才能生长出的思想与文字，始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是因为距离，她才被迫将书写与沉默统一起来。当她在 1824 年纪念歌德 75 岁生日时，附上了一首几周前创作的诗作《海德堡城堡》。这是一座关于爱、处于丧失与记忆之间的宏伟纪念碑，是一份在傍晚“微光”中将过去具象化的动人文献。

因为最后一次会面正是在这座城堡中发生，“他的到来，他的离去”，第三节如此召唤着关于他的记忆，但这仅仅是过去的一道痕迹。与此同时，文字和诗歌已成为亲近的媒介，这一点在第四节中尤为明显：此处诗作融入了对著名的《银杏》（Ginkgo-biloba）诗篇的追忆。在那首诗中，自然（“这棵树的叶子”）、爱情与诗歌被结合为一个统一体，而现在则在引用的镜像中显现。在那首诗中，被赋予知情者的权利——“品味神秘的深意”，现在则被个体化为女性“我”的独白。

但在第四节的第二行中，玛丽安娜·冯·威勒默最初冒着破坏抑扬格格律的风险写道：“托付给那东西之园”（Dem westöstlichen Garten anvertraut），而在目前这份诗集的初版中，歌德本人对此进行了干预。他修改了这首海德堡之诗，并在未注明作者的情况下，于1831年将其发表在由其儿媳奥蒂莉·冯·歌德编辑的私人杂志《混沌》（Chaos）上。当歌德写信给玛丽安娜，称“也许很快会有一些文字，既表达感谢，又请求原谅”时，玛丽安娜是否能理解这含蓄的暗示？无论如何，歌德进一步强化了男女角色之间的对比：在第二节中，他将恋人（在第16行中自称）的“目光”（den Blick）改成了“我的目光”（mein Blick）；在第三节中，他要求将代词大写。与此同时，第五节中依然保留了对法国和俄罗斯军队的记忆，这些军队曾在1815年9月使海德堡城堡陷入不安。在倒数第三节中，玛丽安娜谈到的是“眼睑”（Augenlider），而在歌德的初版中，这变成了“眼睛之歌”（Augenlieder）——这一造词处于一次失误与一个随后变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词之间。

最后四节是抒情唤起的一个奇迹，其中抒情主人公在许多措辞中沉浸在歌德的语言艺术之中，正如其所表达的那种痛苦回忆与持续沉醉的独特心境。然而，人们几乎会认为，这里对魔法之地和魔法圆圈的召唤，已经有了爱德华·默里克的影子——顺便一提，默里克关注到了赫尔曼·格里姆的出版物，其中报道了玛丽安娜·冯·威勒默在《西东合集》（Divan）中的贡献。凭借少数几首诗和一些书信，她成为了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之一。

载于：《混沌》（Chaos）。由奥蒂莉·冯·歌德编辑，包含续篇，1829年至1831.。彼得·朗出版社（Peter Lang, Bern）1968.年重印。已绝版。

马蒂亚斯·迈耶（Mathias Mayer）最近出版的作品：《麦克白：神经递质的发明》（Macbeth. Die Erfindung der Botenstoffe）。温特大学出版社，海德堡 2024. 142页，精装，30,- €。

手机扫描： 您可以在 www.faz.net / anthologie 找到托马斯·胡贝尔（Thomas Huber）的诗歌朗诵。

暂时不受欧盟监管：法兰克福的德意志交易所 照片：卢卡斯·博伊姆（Lucas Bäuml）

资本市场方案：德国获得例外待遇

欧盟各国财长在迈向资本市场联盟的道路上采取了重大举措。但柏林方面为德意志交易所（Deutsche Börse）争取到了特殊待遇。作者：Hendrik Kafsack，布鲁塞尔

该倡议旨在将数千亿欧元注入增长行业，并提升欧盟的竞争力。初创企业和小投资者将同样从中受益。周五，欧盟财长在卢森堡就“市场整合与金融监管方案”达成一致，向资本市场联盟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方案由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12月提交，包含数十项改革建议，被视为资本市场联盟的重要基石。其涵盖内容包括交易与后交易、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加密服务提供商。相关规则将被简化，跨境交易的障碍将被消除。其中一个核心点是监管的集中化。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将由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直接监管。这不仅涉及交易所和交易场所，还包括后交易环节，即清算所（CCP）和中央证券存管机构（CSD）。

这意味着国家监管机构（在德国为联邦金融监管局 Bafin）权力的削弱。欧盟委员会认为，各国监管机构在监管哲学上存在过于显著的差异，难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欧盟资本市场。然而，财长们在妥协方案中争取到了一些明显的修改。欧盟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将保留比原计划更多的影响力。卢森堡等重要金融中心的小国此前一直敦促达成此结果。

最关键的是，一些大型交易场所，尤其是德意志交易所，暂时不纳入 ESMA 的监管范围。德国联邦政府和黑森州政府出于对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地位的担忧，主张这一立场。此外，小型加密服务提供商也被排除在监管之外。欧盟委员会原希望将此类提供商完全置于 的监管下，因为其业务本质上是跨境的。

负责此项事务的欧盟委员玛丽亚·路易斯·阿尔布克尔克（Maria Luis Albuquerque）对该妥协方案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意味着比原计划少四个交易场所、三个清算所和两个中央证券存管机构受到 的监管。她认为，这已无法谈及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位葡萄牙籍委员表示：“我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她认为，国家机构影响力的增强将导致监管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

财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否认德意志交易所存在所谓的“例外”。他表示，妥协方案规定了明确的标准，以确定“何时必须服从 ”。克林拜尔进一步说道：“很明显，一旦达到特定的阈值， 就是监管机构，这对德国同样适用。”事实上，在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组成的 E6 集团财长的敦促下，相关标准被设定为量身定制以适配德意志交易所。这些标准包括系统重要性、跨境活动以及交易量。

基于此，如果市场如预期发展，德意志交易所的例外待遇可能确实仅维持几年。欧洲中央银行（EZB）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认同阿尔布克尔克的批评。但她强调，如果各方都有意愿，负面影响是可以限制的。一些部长表示希望在即将与欧洲议会进行的谈判中弥补该协议的缺陷。

部长理事会与议会必须就共同路线达成一致，该方案才能生效。这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议会内部的谈判目前正处于紧锣密鼓之中。

欧洲资本市场至今仍处于碎片化状态。欧盟境内拥有超过 300 个交易场所、116 个独立的监管市场、15 家中央对手方以及 30 多家中央证券存管机构。相比之下，在规模更大的美国市场中，仅有 13 家运营中的交易所、5 家清算所，且实际上只有一家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欧盟委员会认为，这对欧洲造成的影响是投资者和发行人的成本更高，流程更复杂。

有观点认为，这一点体现在股市市值上。在欧盟，股市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3%，而在美国则为 270%。美国投资基金的平均规模是欧盟的五倍。这种现状被视为初创企业的难题，因为这导致它们在欧盟境内接触投资者的机会较少。许多欧洲初创企业因此迁往美国。此外，小额投资者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获取投资机会的渠道受限也受到了批评。

财政部长们达成的折中方案规定，企业可以使用单一许可证运营多个交易场所。这通过授予“泛欧市场运营商”（PE-MO）身份来实现，而无需运营商在每个国家都设立子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监管机构将是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在交易后环节，内部市场的交易也将变得更加便捷。中央证券存管机构应能够建立更紧密的网络。这是迈向整合的第一步。

遗产税博弈进入下一轮

联邦宪法法院是否会利用此次机会对其司法实践进行根本性转向？

柏林。在遗产税中给予企业优惠以确保生产和就业，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或至少是允许的？长期以来，立法者与联邦宪法法院一直在就此问题地进行“乒乓球式”的博弈。下周二，关于企业资产免税的问题将再次成为焦点；届时卡尔斯鲁厄将举行口头审理。申诉人认为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从姑姑那里继承的主要是证券账户和房地产。

周一，法院将首先处理一份来自巴伐利亚州的规范审查申请。该州政府希望通过一项开放条款来实现遗产税的区域化。由于巴伐利亚州的房地产价格涨幅高于其他联邦州，该州认为统一的联邦免税额是不合理的。巴伐利亚州希望能够自行决定免税额和税率。

关注的焦点可能在于针对企业继承人的例外规定。早在 1995 年，宪法法院就对此发表过意见。当时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资本资产和不动产采取不同的估值方式是否符合平等原则。当时的“卡尔斯鲁厄”（指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这不符合平等原则。

在当时的裁决中，有关于企业资产的值得注意的表述：企业承担着特殊的义务，因此此类继承人的纳税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其资产的增长。“遗产税负担的衡量必须确保企业的持续经营不会在税务上受到威胁。”

立法者的后续修正遭到了批评。法院再次被起诉，争议点依然是不同资产类型的价值评估。宪法法官再次要求进行修正。根据 2007 年 11 月的裁决，引导性目标是允许的，但不能通过价值评估的方式隐蔽地实现，而必须透明地予以标明。同时，法官判定：在存在充分公共利益理由的情况下，立法者可以利用免税规则来鼓励获取特定的资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优惠甚至可以是极其广泛的”。

2008 年底，相关规定得到了重新调整。房屋、土地和企业的估值被提高。为了抵消这一影响，最亲近家庭成员的免税额得到了提高。税率保持不变。自住家庭住宅被列为例外。企业继承人在维持企业经营七年或十年后，可获得 85% 甚至 100% 的税收减免。一年后，这些期限被缩短至五年和七年。

联邦宪法法院再次被要求介入。2014 年底，法院认定，考虑到企业资产转移时遗产税免税的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避税空间，这与平等原则不相符。不过，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并未受到质疑。立法者为了确保这些企业的生存，从而保障就业，可以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免除遗产税。然而，如果免税范围超出中小企业且未设置需求审查，则被认为是不成比例的。

在针对该判决的一份特别意见中，三位参议员批评理由不足：其中缺失了遗产税的社会维度。其目的还在于“防止财富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仅因出身或个人关系而过度增长”。

2016年9月，接下来的新规定出台。原则上，企业继承人的免税优惠得以保留。对于无需证明工资总额的小型企业的门槛被降低至5名员工。对于价值超过2600万欧元的企业股份受益人，现在必须证明其需要该免税优惠。其被要求将其私人财产的一半用于缴纳遗产税，否则税负将随企业资产的增加而上升。当资产达到9000万欧元时，将不再享有任何优惠，继承人将按常规缴纳税款。但通过很早地将企业资产转让给（尚无财产的）子女，或借助基金会，极具价值的家族企业仍能以较低的税收成本完成传承。

周一和周二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审理仅是遗产税宪法审查中可见的部分。在两起诉讼中，法院此前按照复杂案件的惯例，给予了不同参与方发表意见的机会。在以“遗产税——立法权限”为关键词的巴伐利亚州起诉案中，其他州政府等均可发表意见；但显然大多数州并未这样做。巴伐利亚州曾发起一项联邦参议院倡议，旨在提高免税额、降低税率并设立遗产税的州级开放条款，但该倡议在2022年失败了。

卡尔斯鲁厄法官认为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澄清，可以从他们发送的问卷清单中看出；《法兰克福汇报》已获得这些清单。关于巴伐利亚州相关问题的重点有三个：遗产税收入、与单户住宅相关的估值，以及如果由各州而非联邦政府规定免税额和税率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法院尤其想知道，是否可以预见遗嘱人或继承人会策略性地转移住所，以尽可能降低遗产税。此外，法院还询问，如果税率和免税额不再由联邦统一规定，遗产继承是否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关于企业资产免税优惠的第二起诉讼中，法院提出了两个大的问题群。首先，法院关注企业方。法官询问，是否可以就“遗产税负担在何种程度上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其投资能力以及德国就业岗位的维持”发表看法。此外，法庭还询问了规避遗产税的策略。同时，法庭想知道是否存在既能征收遗产税又不会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风险的方案。通过第二个问题群，法庭深入探讨了关于遗产税的社会与政治公正辩论：该国的财富是如何分布的，继承财产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外，法院还询问，遗产税和赠与税在缓解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创造竞争和机会平等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第一审判庭现在将如何裁决？是直接通过现行的遗产税法？还是立法者必须再次进行局部修正？亦或是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向？试图从口头审理中推断出判决结果将是非常冒险的。法学专家表示，法官们本不必受理此案，他们完全可以让该案在受理资格阶段就被驳回。申诉人指出，相较于企业继承人，他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然而，在2014年的遗产税判决书中，开头便提到：对于那些“不公正地优待第三方，但并不影响自身税务关系的税法规定”，不存在要求进行宪法审查的权利。不过，在该指导原则中存在一个开放性条款：如果税收优惠导致整体税收负担不再符合平等原则，则情况并非如此。

在政治层面，根据判决结果的不同，可以预见不同的后果。如果法院认可现行规定，那么希望在遗产税方面做出重大改变的社民党（SPD）可能会在与联盟党（Union）的博弈中受挫。如果企业的税收减免规定被推翻，社民党将掌握更多主动权。届时，如果联盟党希望达成符合经济利益的新规定，就必须提出让步方案。而如果法院废除整个遗产税制度，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将处于强势地位。届时，社民党必须表现出灵活性，以防止遗产税像在奥地利那样无法再被征收。

卡佳·格林斯基（KATJA GELINSKY） / 曼弗雷德·舍费尔斯（MANFRED SCHÄFERS）

有瑕疵的成功

作者：亨德里克·卡夫萨克（Hendrik Kafsack），布鲁塞尔

欧盟财长们就“市场整合与金融监管方案”达成一致，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个名称冗长的方案旨在将数千亿欧元注入增长行业。人们希望，欧洲的初创企业今后能在欧洲获得充足的资金，而无需移师美国。这对欧盟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对于小投资者而言，这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简而言之，该方案是在通往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这一艰辛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达成一致在象征意义上同样重要。正如多位部长所强调的，财长们在十个月内为资本市场联盟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此前十年的总和。欧盟各国意识到，如果不拆除市场之间的障碍，他们面对美国和中国将毫无机会。在达成妥协后，他们可以在“一个欧洲，一个市场”路线图的一个关键要点上打勾。

这是对结果的积极看法。因为这次达成一致也象征着，各国在搁置细碎的国家利益方面是多么困难。他们掏空了该方案的核心要素：即由欧盟机构 ESMA 统一监管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国家监管机构仍将拥有话语权，重要的交易场所将继续在它们的监管之下。这使得监管变得复杂且昂贵。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根本无从谈起。因此，该方案实际上能取得多大成功，仍有待验证。

德国政府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与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CDU）共同促使德意志交易所（Deutsche Börse）暂时不受 ESMA 监管，这不仅引起了欧盟委员会的不满。在柏林，其信条显然是：大声要求扩大单一市场，但一旦进入具体执行阶段，就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愤怒的流行病

作者：约翰内斯·彭内坎普 (Johannes Pennekamp)

它正在破土而出。在西班牙，在法国，在德国的投票箱前。到处都弥漫着愤怒。愤怒于住房公司，愤怒于政治家和国家，愤怒于任何可能导致个人前景不如预期那样光明的人。它是互联网上、道路交通中、左翼、右翼以及中间派的日常伴侣。愤怒本身是非政治性的，每个人都会有愤怒的时候。然而，它却是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元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情感上的兴奋状态，如果没有它，当下的许多现象将无法解释。这尤其适用于经济发展，因为愤怒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比乍看之下要深得多。

经济压力让人愤怒。价格上涨、住房短缺或矿业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让人们愤怒不已。但这种联系远非全部：愤怒的人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偏好。在注意力经济中，愤怒是最有价值的货币。而且它是少数几种在分享时会增加的资源之一。

对于觉得这太抽象的人，建议参考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斯特凡妮·斯坦切娃 (Stefanie Stantcheva) 的研究。她在美国衡量了愤怒。在社交网络、互联网论坛和国会议员的演讲中，她发现了同一个趋势：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言论变得越来越愤怒。美国人正经历着历史性的高愤怒水平。所有迹象都表明，在大西洋的这一侧情况同样如此。

斯坦切娃的数据和实验表明，愤怒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变得愤怒的人希望减少移民和自由贸易，而希望增加再分配。这位经济学家的解释是：愤怒将目光转向他人的过错。如果事情进展不顺或有人被忽视，责任不在于自己，而在于所谓的腐败政治家、歧视或不公平的制度。愤怒助长了与个人责任相反的情绪，并让人对事实论据不感兴趣：到处都是敌人和替罪羊，人们必须通过封闭、关税和社会再分配来保护自己。民粹主义政党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愤怒从何而来，以及如何缓解。这可能会让人愤怒，但诚实的回答是：如果人们知道答案就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像“X”这样的网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愤怒的帖子在那里被点赞和分享的频率要高得多。因此，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愤怒价值千金——对于政治家显然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斯坦切娃能够证明，美国议员在数字世界中战略性地利用愤怒，以增加覆盖面和关注度。这是有毒的，因为愤怒具有传染性：当人们读到有人搞砸了某事或火车不准时，自己也会变得愤怒。

愤怒已成为社会的某种情感基调。是时候寻找解药了。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愤怒的流行。至少还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住房短缺和学校设施破败并非幻觉，而是德国及其他地区长期被忽视的现实问题。其次，由于德国的经济增长远低于此前几个十年，利益分配之争变得更加激烈。当蛋糕几乎不再变大时，他人的收益在自己看来就成了盘中餐的损失。

第三，民粹主义几乎是愤怒滋生的完美操作系统。民粹主义基于一种虚假的叙事，即政府、科学家和记者合谋反对人民的利益。与愤怒一样，民粹主义也需要替罪羊和攻击目标。愤怒是民粹主义者的润滑剂，让他们能够维持其叙事的运转。因此，没有什么比一种持续沸腾的愤怒氛围更令他们欣喜的了。

面对这种混合产物，没有简单的解药。更好的务实政治、经济增长、社交媒体监管，这些都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必须重新夺回关于（更美好）未来的叙事主导权。社会学家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在他的研究中阐明了未来预期对经济决策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如果尽可能多的人能用积极的叙事来对抗悲观主义者和愤怒的公民，那么结束这种愤怒螺旋才有可能。

夜与雾之赛

美在别处：烟雾笼罩下的新加坡赛道 照片：路透社

一级方程式（F1）的夜赛是新加坡的世界舞台。而今年，烟雾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亚洲的污染——一种不分国界的环境问题。 作者：亨德里克·安肯布兰德（Hendrik Ankenbrand），发自新加坡

在新加坡一级方程式赛车周末开始前的周五，一条奇怪的消息传开了：德国奥迪车队决定不再向车手、团队成员和嘉宾发放口香糖——这要归功于新加坡对“沥青粘合剂”严格的进口禁令，违者最高可被处以 100.000 美元（70.000 欧元）的罚款。

这类无伤大雅的轶事深得威权政府的喜爱，因为它们给人一种这个城市国家掌控一切的印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周日晚上，当发动机在穿过摩天大楼林立的金融区、全长 5 公里的赛道上启动时，尽管有 1600 盏泛光灯，观众仍将很难看清梅赛德斯、法拉利和迈凯伦赛车的身影。这座大都市预计在当天将再次被浓烟笼罩。事实上，严重的空气污染已经让原本如此干净的新加坡生活变得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月。

偏偏在周五，就在车队展示赛车并以首次自由练习赛开启大奖赛周末的 1 小时前，新加坡空气质量指数（PSI，污染物标准指数）测得数值为 186——这是自 9 月初空气污染物含量跌入“不健康”区间以来最高的一次。除了细颗粒物，PSI 还测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和一氧化碳的浓度。PM2.5 值（表示每立方米细颗粒物的重量，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安全限值为 15）在下午达到了限值的十倍。由此，在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瑞士平台 AQAir 上，新加坡正式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国际汽联（FIA）周五表示，目前的“霾”（Haze）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取消赛车周末的程度。不过，为了游客的健康，赛道旁为期三天的狂欢派对及其众多音乐活动——今年包括拉娜·德雷（Lana Del Rey）和杀手乐队（The Killers）在内——可能会受到限制。新加坡当局通过正式使用“霾”这个词，试图将注意力引导至：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并非来自本地废气的烟雾，而是由大规模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产生的烟雾和灰烬颗粒，被风从邻国吹过边界而来的：即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去年出口了近 2400万吨植物油，在全球出口份额中占比超过 50%。在德国超市的三分之一以上产品中，无论是纯形式还是加工形式都含有棕榈油；它被食品工业用作黄油的廉价替代品，用于油炸薯片，使饼干和巧克力保质期延长，并被添加到洗发水和口红中。最大的买家是印度、中国和美国。

印度尼西亚的工业需要 1700万公顷的土地来种植油棕——面积相当于半个德国。然而，这个岛国的热带森林土壤及其泥炭沼泽地非常潮湿。因此，企业砍伐树木，挖掘排水渠并使泥炭干燥。当纵火者为了快速且廉价地清除灌木丛而点火时，燃烧的不仅是草地或残存的森林，而是整个土壤，而厄尔尼诺（El Niño）气候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土壤的干燥。

IQAir 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十个省份记录到了数百起此类火灾，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烟雾跨越国境，不仅飘向新加坡，还飘向文莱苏丹国，尤其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已于周四在首都吉隆坡及另外四个州关闭了学校。

在印度尼西亚，纵火也是违法的。尽管如此，这种情况每年都会重复出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火灾规模通常较小。但当国家开始将大片土地的使用权移交给棕榈油工业、木材工业以及农业后，没过多久，首批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便被付之一炬。2015 年 6 月至 10 月，火灾肆虐之严重，导致新加坡在这一城市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停课，部分外籍人士甚至逃往越南和泰国的海滩。

当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这场岛国灾难描述为在边境处已达到“有毒”程度。长期以来，当地民众一直以其高生活质量为荣，这与中国或印度等深受烟雾困扰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而现在，居民们只能待在室内，佩戴口罩并避免运动。在 9 月 25 日 PSI 值攀升至 341（几乎是目前峰值的两倍）后，新加坡环境部点名要求四家印度尼西亚种植园运营商和林业公司派遣灭火力量前往其土地上的火场，停止纵火，并制定一份防止未来发生火灾的行动计划。该部门表示将公布结果。

此举的依据是新加坡在两年前颁布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可使企业及其子公司和供应商对该城市国家（即使在国境之外）产生的空气污染承担责任。但很快人们发现，如果没有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合作，这不过是空洞的威胁。早在本世纪初，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就针对印度尼西亚毁灭性火灾产生的烟雾承诺采取“零焚烧”政策，并相互交换纵火者的信息。批评者认为，印度尼西亚在长期犹豫后于 2014 年签署该文件并没有带来太大成效：因为该协议并未规定对违规成员国采取处罚或其他法律措施。

现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也承诺对纵火者采取“零容忍”态度。面对这场火灾灾难，这位前陆军将军并不缺乏豪言壮语：他主张今后将纵火行为定性为生态恐怖主义，并以吊销执照来惩罚涉事企业。据称，印度尼西亚警方已对近 100 家企业展开调查。

但在批评者看来，总统对此并非十分认真。普拉博沃在前前周会见了 22 位专家以寻求防治森林火灾的建议，会后参与者称这次会议是一场公关噱头——毕竟政府长期以来就从专家那里得知，泥炭地的开垦是火灾的主要原因，但却一直忽视这一警告。就在最近，普拉博沃还斥责一些科学家“聪明到变成了白痴”，认为他们试图通过吹毛求疵来破坏他的政策。

从汤龟到保护模型

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继续下降 / 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显示仍有希望

柏林。本月，来自近 200 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大会（COP 17），其主题为“为自然采取行动”。此次会议将审查国际社会实际上为自然采取了多少行动。四年前，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达成一致，计划在 2030 年前停止并扭转自然栖息地、动植物多样性以及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在世界自然保护协议中，双方商定了 23 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其中包括恢复 30% 的受损生态系统，以及将全球 30% 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置于有效的永久保护之下。

区域保护是濒危动植物物种获得恢复机会的基本前提。这也符合人类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生物多样性，依赖传粉媒介的农作物种植以及药物生产等都将面临风险。然而，世界自然保护协议至今仍未能阻止许多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进一步下降。根据自然与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新的《地球生命报告》，全球脊椎动物种群数量缩减的趋势仍在继续。在 1970 年至 2022 年期间，被调查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 73%。受影响的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例如鳄鱼）以及两栖动物（例如青蛙）。

但也有希望之光。WWF 关于 2022 年统计数据的报告称，一半被记录的动物种群已经稳定甚至有所增长。该报告调查了所有大洲约 35,800 个种群的发展情况。例如，统计南部非洲一个羚羊群中的动物数量，然后将其与 1970 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脊椎动物种群的发展情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稳定性（例如亚马逊雨林，而雨林对全球气候又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指标。

在 1970 年至 2020 年的上一个报告周期内，WWF 同样记录到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 73%。但在新报告的发布会上，来自德国 WWF 的生物学家斯特凡·齐格勒（Stefan Ziegler）表示，不能从这个未改变的数值推断出全球下降趋势已经停止。随着数据的更新，加入了新数据，且报告周期有所延长。因此，不同报告周期的数值不可比。大约一半被记录的动物种群仍在继续缩减。

WWF 记录到的最大降幅出现在河流和湖泊中，平均下降 85%。自 1970 年以来，陆地记录的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 69%，海洋则下降了 59%。主要原因被归结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减少（例如森林砍伐和不可持续的农业）、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报告称，食品生产、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金融体系中的错误激励机制是其驱动因素。

环保人士表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对那些会导致自然损失或风险的经济活动提供数以十亿计的补贴。欧盟的大部分农业补贴也包含在内。在《世界自然保护协议》中，缔约国商定到2030年，每年将损害自然的补贴减少至少5000 亿美元。但根据联合国的一份中期报告，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为此所做的努力太少，以至于这一目标几乎已无法实现。

不再进入汤锅：马来西亚的一只幼年海龟。

生物学家齐格勒（Ziegler）表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另一方面表明，如果具备转向的政治意愿，并且政府、自然保护组织与当地民众共同协作，动物种群是可以恢复的。物种保护的成功案例包括关于绿海龟的章节；这些动物过去曾被大规模捕猎用于制作海龟汤。但去年，绿海龟在全球红色名录中的等级从“极危”下调至“无危”。WWF的报告称，这得益于大约80个国家数十年来协调一致的保护工作。

陆地上的成功案例包括野生虎数量的增加：从2010年的约3200只增加到现在的约5700只。这相当于增长了70%以上。WWF的报告称，加强保护措施、改善护林员的装备以及跨境打击非法贸易对此有所贡献。但生物学家齐格勒解释说，老虎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某些地区，如果人类居住在附近，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

美国赤字升至两万亿美元

美国利息负担激增

华盛顿。美国联邦政府在本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两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如此报道。这是二战以来除危机时期外美国最高的赤字水平。该赤字约占美国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的6%，比前一年的赤字增加了约2000 亿美元。

在收入端，政府债务的高利息、企业税收入的降低以及低于预期的关税收入构成了主要局面；而在支出端，社会老龄化则带来了沉重负担：这体现在老年人口养老金和医疗护理支出增加，额外支出约2000 亿美元，或增长7%。目前，政府债务利息已成为美国联邦预算中第二大支出项目，金额约1,1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军事支出。而近期大幅上涨的国债收益率尚未反映在其中。

尽管收入在增加，赤字依然在增长。工资税和所得税的增加反映了约2%的良好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企业税却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的繁荣。最新的税制改革允许投资进行即时折旧。谷歌、微软和 Meta 等科技巨头利用数据中心投资的折旧机会，以及2025, 年税法中关于研发的税收优惠，将其在人工智能硬件上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进行税务抵扣。

因此，企业税总收入比去年减少了700 亿美元，但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实现盈利，未来几年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

最高法院宣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颁布的大部分关税违宪，这一决定也产生了影响。因此，关税收入比预计减少了约2500 亿美元。

政府削减支出的尝试尚未产生显著效果：在 DOGE 计划过程中解雇约270.000名公务员，到目前为止在财政上几乎没有带来收益。许多人获得了遣散费，此外部分工作被外包给了私人服务机构。此外，政府取消了清洁能源的税收优惠，停止了部分医疗保险补贴，并减少了食品援助接收者的数量。

与此同时，特朗普预告了新的支出计划：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持国会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他希望向美国民众每人发放5000美元。此外，他计划将目前的国防预算从近一万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这使得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的削减目标面临遥不可及的风险。他在就任时曾设定目标，在本届立法期结束前将赤字降低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

预算赤字占经济总量的6%，使美国在所有 G7 国家中排名垫底。即使是法国（5,4%）和意大利（近3%）的情况也更好。德国的赤字率约为2,7%。

情况没有好转的迹象：一方面，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重大支出项目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2026年为7%），此外，利息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其预测中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计算为4.3%。该收益率近期曾高出近一个百分点。在CBO的十年基准情景中，国家债务将从目前的BIP 100%在十年内增长到120%。如果利率高出150个基点，公共债务将在十年内升至BIP的133%。 wvp.

英国新版纸币：蜂鸟、猫头鹰与刺猬取代温斯顿·丘吉尔

伦敦。英国纸币今后将出现蜂鸟、仓鸮、刺猬和海鹦——而非像以前那样印有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简·奥斯汀的历史人物。英格兰银行为此公布了公众评选的获胜者。政界部分人士对二战首相丘吉尔不再出现在下一版英镑纸币上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央行发起的一场关于图案搜寻的投票中（共有 18 种动物可供选择），有 50 万人参与了投票：三文鱼、瓶鼻海豚和青蛙被淘汰。在苏格兰的纸币上，如今已经出现了野生动物，包括水獭、鲭鱼和松鼠。在英国的北部地区，苏格兰皇家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

新版英格兰纸币的正面将印有查尔斯三世国王。但这是六十年来首次，新版 5、10、20 和 50 英镑纸币的背面不再出现重要的政治家、艺术家或科学家。在当前系列中，除了首相丘吉尔，还纪念了作家简·奥斯汀、画家威廉·透纳和数学家艾伦·图灵。

尤其是对丘吉尔的摒弃引发了批评。保守党主席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称这一决定是“一件愚蠢的事”。改革英国党（Reform UK）主席奈杰尔·法拉奇则认为这“绝对疯狂”。自由民主党也对放弃丘吉尔表示批评。但英格兰银行坚持原定计划。今后将以动物取代人物。

与其他国家一样，现金使用量正在下降。2025 年，仅有 8% 的支付交易使用了硬币和纸币——总计近 40 亿次。银行游说团体 UK Finance 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一点。十年前，英国人使用现金的比例为 45%。现在卡支付占据主导。但现金并未消失。UK Finance 写道，摒弃现金的趋势已经放缓，“这表明现金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约 1400万人——占英国成年人口的 3%——在日常支出中主要使用现金。

联邦政府增加补贴

能源效率住宅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柏林。建设部正在增加对新建能源效率住宅的补贴。建设部长维蕾娜·胡贝尔茨（Verena Hubertz，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过去几个月对 EH-55-Plus 补贴的需求显著增加。因此，她现在提供额外的资金。否则，原计划的 800 亿欧元预算将在年底前被耗尽。据该部称，自去年计划启动以来，约有 52.100 套获得补贴的住宅已获批准，但尚未建成。

补贴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低息贷款提供。除了 EH 55, 标准外，条件是热能必须 100% 由可再生能源产生。因此，使用燃油或燃气供暖的房屋被排除在外。此外，在提交申请时必须持有建筑许可。申请可在补贴资金耗尽前提交，最晚不得超过今年年底。有些人可能会对这项补贴感到高兴，因为德国近期的建筑成本再次显著增加。8 月份，传统住宅的新建价格比去年同期水平高出 5,5%。

数字化困境

数字化政务旨在让公民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但它同时也给黑客提供了窃取个人信息或瘫痪整个城市的机会。最近的例子就是：丹麦。

作者：Maximilian Sachse，法兰克福

丹麦是欧盟中的数字化模范国家。在数字协会 Bitkom 的欧盟数字化排名中，该国位列第一。丹麦人通过智能手机与政府部门互动，数字化健康卡早已成为标准。丹麦政府拥有一个完全数字化的中央国家居民登记系统。每位居民以及在丹麦拥有居留权的人员都会获得一个终身有效的十位识别码。它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通用钥匙：没有它就无法开设银行账户。就医、办理政务手续以及工资核算也都与该号码挂钩。

对于丹麦人来说，这非常实用：公民只需向国家提供一次数据。父母津贴申请、纳税申报或养老金办理均通过数字化且在很大程度上自动运行。在医院里，如果医生能立即看到急诊患者的过敏史或当前的用药情况，这可能会挽救生命。行政部门在进行繁琐的数据比对时所需的员工大大减少，这为纳税人节省了大量资金。企业在处理政府官僚程序时也受益于更快捷的流程。

然而，丹麦人刚刚见识到了数字化奖章的另一面。周一，位于哥本哈根的研究、教育与数字化部宣布，未经授权的人员从国家居民登记系统中窃取了约 8800万人的姓名、地址和识别码，这些数据涵盖了在世、已故以及已移居国外的丹麦人。该登记系统包含 1100万条人员记录，其中几乎全部内容被窃取。犯罪分子在这次黑客攻击中利用了一家公司访问该登记系统的合法权限。

关于此次数据泄露的后果，目前只能推测。考虑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次泄露可能成为部分丹麦人的严重安全风险。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些数据从事多种活动，例如制作伪造的医疗保险卡。黑客可能会将数据用于网络钓鱼攻击，在发给丹麦人的电子邮件中，他们能非常具有说服力地伪装成银行或卫生部门，从而获取更敏感的数据。

丹麦发生的这起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数字化世界的困境：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正在准备在手机上推行数字化身份证和驾驶证，并将数字化赞誉为能让公民生活更便捷的现代化管理。有些人甚至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萎缩的时代，数字化是维持一个勉强能运转的行政机构的唯一途径。

但与此同时，数字化政务也给黑客提供了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瘫痪整个城市的机会。国家或行政部门被黑客攻击的次数越多，公民对于数据保护能否得到保障的信任就越低。“100% 的网络安全是不存在的，而且永远不会存在，”联邦信息安全局（BSI）局长 Claudia Plattner 在三年前曾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成功的网络攻击，而在于何时发生。”这在数字 IT 安全领域就像是一条不成文的定律。

像丹麦那样的数据窃取并非个案。以下仅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一些案例：8月，黑客组织“Rhysida”对柏林政府发起网络攻击的消息被公开。黑客要求为被盗数据支付30枚比特币（约200万欧元）的赎金。柏林参议院拒绝支付。随后，黑客兑现了威胁，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超过5TB的数据，其中包括人事档案、工作证明以及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企业的安全相关文件。

在罗马尼亚，一名黑客在7月的一次敲诈未遂后，删除了国家土地登记数据库，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一度陷入瘫痪。

在列支敦士登，黑客于8月侵入了国家受益所有人登记簿。他们现在知道了隐藏在列支敦士登约31,000家基金会、信托工具和公司背后的个人身份，尽管这些人原本期望在公国设立机构能获得匿名性。过去几年中，类似的数据窃取行为经常成为关于国际逃税和避税的大规模新闻报道的基础。例如，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或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税务机关就曾购买过包含被盗银行数据的“税务光盘”，以查处逃税者。数据黑客攻击不仅损害国家和公民，国家也可能利用这些数据来损害部分公民的利益。

最迟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作为地缘政治时代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一波网络攻击正向欧洲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袭来。而人工智能的进步现在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攻击。借助AI，攻击者可以以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攻击计算机系统：更加自动化、成本更低且手段更精巧。黑客面对的是那些在地方政府层面几乎完全没有为这些威胁做好准备的机构。

五年前，安哈尔特-比特费尔德县（Landkreis Anhalt-Bitterfeld）因一次黑客攻击而瘫痪：政府的专业处理程序被加密，例如常规的社会福利转账最初根本无法进行。这是德国首例网络灾难事件，在210天后才被宣布结束。数周之内，公民无法办理车辆登记、无法申请驾驶执照，也无法获得急需的证明。黑客将敏感的公民数据上传到了暗网（Darknet）——这个黑客和罪犯聚集的互联网阴暗区域。

“发现攻击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通常是混乱的，”萨宾·格里布施（Sabine Griebsch）说道，她当时是安哈尔特-比特费尔德县的外部数字化专员，在应急协调和IT系统恢复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格里布施表示，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至关重要。哪些部门需要在何时由谁通知？在比特费尔德，当时有160个专业处理程序。但在应急运行模式下，现实情况下最初只能维持10个专业程序的运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排序，确定哪些服务是最重要的，”格里布施说。

格里布施为许多行政部门提供咨询，她表示，许多市镇虽然关注防御黑客攻击的技术准备，如备份和安全测试，“但在组织管理方面，这些市镇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

不莱梅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Bremen）的IT安全法教授丹尼斯-肯吉·基普克（Dennis-Kenji Kipker）表示，目前缺乏基础的IT安全意识。他在网络情报……

……网络情报研究所（Cyberintelligence-Institut）探讨数字化如何才能安全地实现。“许多关于 IT 安全的重要信息根本没有传达到政府部门，”他说道。例如，Rhysida 黑客在柏林采取的手段早已为人所知，但柏林的员工依然未能识别出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基普克（Kipker）表示。

因此，一些原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的数字活动人士，认为数字化行政带来的风险有些过高。总部位于比勒费尔德的“数字勇气”（Digitalcourage）协会自 1987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互联网的数据保护和隐私问题，该协会在 5 月向联邦议院议员提交了一份反对“数字化强制”的请愿书。超过 70.000 人在其中要求将“无需数字化强制”的生活权利写入基本法。

“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数字化，”被一些人称为网络活动主义元老的“数字勇气”协会政治总经理雷娜·唐根斯（Rena Tangens）说道。但数字化不应是强制性的，且必须根据损害概率进行合理的规划。像丹麦那样将所有公民的数据集中存储且易于访问，风险相应较高。

因此，联邦政府在其最重要的数字化项目之一——登记制度现代化（Registermodernisierung）中，采用了分散式登记而非中央数据库。未来，公民和企业在提交商业登记簿摘录或出生证明等证明文件时，应像在丹麦那样只需向政府部门提交一次。随后，行政部门在需要且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在数字化环境下相互交换这些文件。

一个 11 位的税务识别号将作为核心的排序标识符，该号码已分配给每位公民。系统会记录每一次政府部门的数据调用，公民应能透明地查阅这些记录。数据仍保存在专业登记簿中，仅通过一种高度加密的“邮递员”在部门之间传输。这一计划同样受到数据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但它表明：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安全性考虑在内，至少可以将某些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国家负责安全地保管公民数据。但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公民必须自行应对后果，”唐根斯警告道。她指出了可能发生的身份盗用或被外国情报机构滥用的风险。此外，在发生网络攻击的情况下，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危机计划，以便国家能够继续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这是不负责任的。”

像安哈尔特-比特费尔德（Anhalt-Bitterfeld）那样行政部门瘫痪所造成的损失是直接可见的。但当地的数据窃取随后是否导致了诈骗案件或身份滥用，目前尚不清楚。德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府数据泄露后续损害的系统性评估。国际案例表明，数据黑客攻击和准备不足的行政部门会给公民带来怎样的损失。

2015 年，犯罪分子通过美国国税局（IRS）的一个门户网站窃取了纳税人的信息，并利用这些数据以受害者的名义提交纳税申报表，将退税资金转入自己的账户。此次数据泄露影响了 330.000 人。该机构估计造成的损失为 5000万美元。

在芬兰，一名黑客于2020年入侵了心理治疗服务提供商瓦斯塔莫（Vastaamo）的数据库，随后掌握了约33.000人的高度个人隐私数据。该犯罪分子随后对患者进行勒索：要求他们支付200欧元，否则将公开其机密的治疗记录。一名受害者律师后来报告称，多名受影响者因此自杀。

Tangens和“数字勇气”（Digitalcourage）协会要求，必须保证能够以模拟方式（非数字化方式）接触行政管理部门。数字化专员对此感到震惊。模拟的并行结构成本高昂，且会增加行政工作的难度。

危机管理专家格里布施（Griebsch）表示，在危机情况下，模拟的“B计划”有时能挽救政府机构免于瘫痪。在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由于数字化渠道被封锁，社会福利曾一度通过传统的汇款单手动发放。一名工作人员开车前往当地银行，获取了该县的付款文件，其中包含上个月所有的汇款记录，随后人们直接重复了这些操作。但格里布施表示，从长远来看，模拟的应急运行并非解决方案。

来自不来梅应用科学大学的基普克（Kipker）也认为，模拟的替代方案——至少在特别关键的环节——是“我们国家的终极生命保险”。但他表示，为此首先需要对行政管理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而目前还缺乏这一点。此外，国家必须思考在哪些领域进一步数字化才真正有意义。基普克说：“每一次数字化都会自动带来风险。”他认为，尤其是在市镇级别，在创造新的入侵入口之前，必须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确保现有系统的安全。

联邦政府意识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今年夏天，政府启动了“网络政府安全计划”（CyberGovSecure），旨在更好地保护联邦各部委和机构免受网络攻击和混合威胁。该计划涉及风险评估和安全标准。基普克赞赏该计划，但批评该计划仅面向联邦机构，而未涵盖州和市镇级别：“黑客总是攻击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爱彼迎推出雨天保险

洛杉矶。短期租赁平台爱彼迎（Airbnb）今后将为其用户提供一项天气保护保险。该公司周四解释称：“当一天的降水量达到或超过设定的阈值时，保险将进行赔付。”如果客人在入住期间遇到下雨且符合赔付条件，将自动收到通知。

爱彼迎进一步表示：“客人无需记录发生了什么，也无需申报损失。相反，降水量将被自动记录，一旦达到保单约定的阈值，即可获得赔付。”住宿地实际降雨量将通过独立的雷达、卫星和预测数据进行测量并实时核实。

爱彼迎继续介绍道，每个住宿日若满足以下条件将获得赔付：“在当地时间 8 点至 20 点之间，每小时降雨量至少 1.5 毫米，且持续时间不少于保险证书中规定的时长。”爱彼迎进一步解释，赔付金额“每天在 50 至 1000 欧元之间，具体金额同样在证书中注明”。触发赔付所需的降雨时长因订单而异。

据资料显示，该天气保护计划通过保险公司 Chubb 实施。居住在丹麦、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奥地利、波兰、瑞典和西班牙的客人，在通过爱彼迎预订境内外住宿时，可以将此保险添加到订单中。据该平台称，天气保护保险的费用平均约为旅行价格的 4.9%，上限为 10%。法新社（AFP）

欧洲家庭中每 10 台路由器就有 4 台来自中国。扬·奥特延（Jan Oetjen）认为这很危险。这家总部位于柏林的 Fritz 公司（去年之前名为 AVM）的总经理警告称，路由器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成为所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威胁。“如果能控制一个国家安装的所有路由器中的 1% 到 2%，就可以用它来使任何服务器停机。”

在技术上，这可以通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实现。在这种攻击中，许多发送端联合起来，共同向一台服务器发送如此大量的请求，以至于该服务器因过载而必须下线。如果国内数十万台路由器同时发起攻击，通常的防御策略——即简单地屏蔽攻击者的 IP 地址——将失效。“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能极速生成大量 IP 地址。”限制亚洲路由器进口的途径在于欧盟。欧盟目前正在修订一项现有的网络安全法，旨在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安装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组件。欧盟委员会已在年初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草案，目前该草案正处于议会程序中。奥特延建议，也将私人家庭中的路由器列为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为了引起关注，奥特延（Oetjen）与另外八家欧洲供应商联合，于今年夏天成立了利益协会 Safenet。创始人中包括来自慕尼黑的罗德与施瓦茨（Rohde & Schwarz），该公司是电子工业最大的合同制造商之一。罗德与施瓦茨网络与网络安全部门（Rohde & Schwarz Networks and Cybersecurity）总经理罗伯特·马林森（Robert Mallinson）肯定了欧洲工业是否能将其生产能力翻倍的问题，目前欧洲工业在路由器市场的份额同样约为 40%。他表示，目前将电子元件安装在电路板上的工厂远未满负荷运转。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汽车制造商的订单量有所减少。

Fritz 在其位于柏林的总部开发并组装其路由器，其电。

Fritz-Box 制造商反对中国设备

这家来自柏林的路由器专家因网络攻击带来的风险而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德国电信对此持怀疑态度。 作者：Johannes Winterhagen，布鲁塞尔

主张禁止中国供应商：Fritz 首席执行官 Jan Oetjen 照片来源：Fritz

电子制造由欧盟东部国家的供应商承担。执行计算的活动组件（即芯片）完全采购自台湾和美国。来自亚洲国家的仅为二极管和电容器等被动组件。Oetjen 表示，这一战略总共导致每台路由器增加约 5 欧元的成本。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路由器大约 5 年的使用寿命。

然而，许多德国人并不自行购买路由器，而是在办理宽带合同时一起订购。截至今年年中，最大的供应商是德国电信，拥有 15 Millionen 客户。该公司在许多国家进行生产，包括中国。因此，一名发言人对可能的禁令表示怀疑：“全面禁令将严重限制市场，并可能导致供应瓶颈。”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安全认证和设备检查。此外，设备中的固件（即软件）已“部分”不再由供应商创建，而是由公司自行开发。对于新一代路由器 Speedport 7，公司自行承担了“较大一部分”软件开发工作，以提高安全性。

对于德国电信销售的路由器中可能隐藏着用于网络攻击的后门，该发言人称之为“推测，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公司不仅制定安全要求，还通过软件渗透测试（即在自有实验室中模拟黑客攻击）等方式检查其执行情况。

联邦信息安全局（BSI）认为，通过将数十万台路由器连接起来发起 DDoS 攻击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提到了 Mirai 恶意软件。在 2016 年，美国学生曾借此使 900.000 台德国电信路由器瘫痪。不过，BSI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公司已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并制定了安全家用路由器的规范。因此，对于 Fritz 所称的“可以通过被劫持的路由器网络使任何服务器瘫痪”的说法，BSI 不能完全认同。（评论见第 24 页。）

屡获殊荣的副刊首次推出大片版。现已在报刊亭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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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年薪可达 100,000 欧元

一份新的薪资概览显示了哪些能力正受到市场青睐

法兰克福。在劳动力市场上，专业知识的价值日益增加。尽管许多企业目前在招聘新员工和调薪方面表现谨慎，但拥有稀缺资质和承担重大责任的专业人才依然供不应求，因此在财务方面拥有良好的议价能力。人力资源服务商 Robert Half 即将于周四发布的最新《2027年薪资概览》揭示了这一趋势。

“雇主正在更仔细地评估在哪些方面增加薪资预算才值得，”Robert Half 德国区经理 Philipp Weingart 表示。对于难以寻觅的专业知识，许多公司愿意支付更高薪酬。那些具备转型、技术开发或增长能力的人员，其竞争力将显著提升。不过，他观察到目前并没有出现“广泛的薪资竞赛”，而更多是对特定资质和岗位的针对性调整。这在个别职业画像中也有所体现：根据该概览，在财务与会计领域，项目控制员（Project Controller）的薪资较去年超常增长了 3.4%，财务会计师（Financial Accountant）增长了 3%。

根据 Robert Half 的数据，49% 的人事负责人为了吸引极受欢迎的人才，提供的薪资超过了原定的范围。58% 的人将专业技能列为原因。同时，44% 的人预计明年的薪酬预算将会增加。薪资概览还显示：只要具备正确的资质，即使没有管理职责，也能获得高收入。

该薪资概览将年薪分为区间，涵盖职场新人、资深专业人才以及资质超群的专家。然而，通常需要具备职业经验才能获得六位数的薪资。对于初级岗位和职场新人来说，这样的薪资几乎是不现实的。该人力资源服务商通过分析自有数据得出了这份概览。Robert Half 为企业提供专业人才和管理人员的猎头服务。相关数据仅指基本工资，不包括奖金和额外福利。

根据行业的不同，100,000 欧元及以上的年薪相当普遍，尤其是在银行与金融部门以及财务与会计领域。例如，对于税务顾问，Robert Half 给出的薪资中位数为 100,000 欧元。银行的高级风险经理起薪略高于 90,000 欧元，后期最高可达 135,000 欧元。

在 IT 领域，六位数薪资主要发放给管理岗位。首席信息官（CIO）的薪资中位数为 150,000 欧元。专业技术人才同样可以达到 100,000 欧元以上，但通常仅在薪资区间的上限。对于资深的 IT 顾问和 IT 项目经理，Robert Half 给出的数字为 106,750 欧元。相比之下，在商业领域，大多数专业人才的年薪仍以五位数为主。

尽管经济疲软，但许多企业对人才的基本需求没有太大变化。不过，短期内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依然谨慎。Ifo 就业晴雨表在 9 月轻微上升，但工业和贸易领域仍在继续裁员。

从中长期来看，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雇员达到退休年龄，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却在减少。联邦就业局目前统计出有 157 个短缺职业。在申报的专业人才、专家和资深人员岗位中，约有一半属于此类职业。

此外，具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KI）相关知识的人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根据薪资概览，39%的人事负责人愿意为相应的技能支付更高薪酬。在银行与金融部门以及财务与会计领域，这一比例更高。作者写道，人工智能的应用在这些领域带来了尤为巨大的变化。

研究显示，在IT领域，目前所需的知识包括网络安全、自然语言处理（NLP）、大语言模型、软件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在商业领域，分析与研究能力、多语言能力以及熟练使用CRM系统的能力较为抢手。对于银行，薪资概览重点列出了分析与计算能力、人工智能知识以及风险分析能力。

该概览还列出了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如人工智能产品经理和人工智能工程师）的薪资。资深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人工智能代理的年薪最高，均为 92.000 欧元。与去年相比，这些薪资几乎没有变化。

对于专业人才而言，薪资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由薪资、附加福利和工作条件组成的整体方案变得越来越重要。28%的受访求职者将更好的福利视为计划更换工作的最重要原因。

当基本薪资相当时，专业人才主要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Balance）以及灵活性。52%的受访者提到了这些因素。其次是财务激励（50%）、健康与福祉方案（42%）以及企业养老金（41%）。

雇主对此做出了反应：62%的人事负责人表示，其公司会与应聘者协商附加福利。其中 70%的人愿意就提高灵活性的措施进行讨论。奖金仍然是一项重要工具。40%的人事负责人预计，其公司的奖金发放额将高于去年。安妮·科肯布林克（ANNE KOKENBRINK）

按工作经验和资质划分的薪资

年平均薪资，单位：欧元（不含奖金、补贴或其他报酬） 财务与会计 财务分析师 60.000 100.000 合规经理 80.000 113.000 税务顾问 90.000 120.000 首席财务官 150.000 260.000 银行与金融服务 高级会计师 75.000 90.250 高级企业客户顾问 $^{3}$ $ 81.500 130.000 高级风险经理 90.250 135.000 债务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 200.500 252.500 IT领域 网络 / 云架构师 81.500 102.250 SAP顾问 75.500 104.250 IT顾问 58.250 106.750 首席信息官 110.000 230.000 商业领域 大客户经理 61.500 85.000 人力资源经理 70.000 85.000

1) 初级职位人员及新职位的起薪。 2) 具备稀缺技能和 / 或在某一职位拥有长期工作经验的人员。 3) 客户关系经理。 / 来源：Robert Half, 2027年薪资报告 F.A.Z.图表：niro., jabu.

“微软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照片 AP

特朗普的奖章与万斯的谴责

被总统讨好，被副总统攻击：软件巨头微软在华盛顿经历了一天截然不同的待遇。

这是一个情感起伏剧烈的一天：软件巨头微软在周四成为了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J.D. Vance）攻击的目标，但不久之后又获得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表彰。万斯将微软及其他几家公司排除在了一项签证计划之外，该计划允许外国员工永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遗憾的是，在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比微软更滥用这个系统，”万斯表示。而特朗普在不久后向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颁发“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时，语气则完全不同。他称纳德拉是“微软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并表示纳德拉使公司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作者：罗兰·林德纳（Roland Lindner），纽约

万斯的宣布是他领导的一支“反欺诈特别工作组”调查的结果。他现在打算无限期将微软排除在外的该计划被称为“永久劳工认证”（Per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或“Perm”。这通常是获得“绿卡”的一步，且超出了所谓的“H-1B”签证（后者仅允许在美国临时居留）。万斯表示，H-1B 签证被用于入境，而 Perm 计划则被用于获得永久居留权。

所有这些签证都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企业利用这些签证以牺牲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招聘更廉价的海外人员。特朗普政府此前也曾试图增加获得 H-1B 签证的难度。去年，特朗普宣布未来计划对这类签证的申请收取 100.000 美元的费用，这是此前成本的数倍。虽然这一计划在几个月前被一名法官拦截，但政府并未放弃该计划。国土安全部最近也建议对 H-1B 签证收取超过 100.000 美元的费用。

万斯在周四表示，微软去年解雇了 6000 名员工。但与此同时，该公司却获得了 6300 个 H-1B 签证和 3000 张绿卡。这意味着微软用一个半外国员工替换了每一名被解雇的员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制度，我们在国家中容忍了太久。”

据美国政府称，H-1B 签证旨在面向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外国大学毕业生。其年度配额限制在 85.000 个。科技行业对此需求尤为旺盛，而微软正是获得此类签证批准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万斯虽然此次特别点名微软，但还打算将其他几家公司排除在 Perm 计划之外，其中包括软件供应商 Adobe 以及 Infosys 和 Cognizant 等 IT 服务商。

微软在周四针对万斯的指控做出回应称，希望向政府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该公司在辩护中表示，在去年提交的 6000 份 H-1B 申请中，80% 是针对现有员工的，其余则是针对已经合法留在美国的员工。微软进一步指出，其向 H-1B 签证员工支付的薪资与处于同等职位的员工相同。

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是几位获得特朗普颁发奖章的科技行业知名代表之一。除他之外，同名计算机制造商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也获得了一枚技术与创新奖章。此外，特朗普还颁发了多枚“国家科学奖章”：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以及超微半导体（AMD）负责人苏姿丰均获得了表彰。纳德拉在 X 平台上称此次获奖是“极大的荣幸”。周四，万斯被问及他此前对微软的言语攻击与特朗普此次表彰之间的矛盾。他表示，微软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政府并不想损害它的利益，但它应当雇佣美国员工。

特朗普近期频繁与科技名流接触。在最近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国宴上，许多该行业的顶级管理人员受邀出席，其中一些人与特朗普同桌。就在上周，白宫还举行了一次与特朗普的会面，纳德拉、马斯克和黄仁勋均在参会之列。其中一些人签署了一项关于“超智能”的自愿承诺，例如承诺引入人工智能模型的内部安全审查。

特朗普最近开始使用“超智能”而非“人工智能”一词，并下令美国政府机构在其网站和官方公文中仅使用前者。在上周的白宫会面中，他明确表示，他期望科技公司的高管们今后也遵循他的用词习惯。

周四，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布的一条动态强调了他对此的重视程度。他在文中写道，白宫今后将把任何在使用了“被广泛认可”的“超智能”一词后，仍继续使用“人工智能”的人视为“THE ENEMY”，即敌人。

“埃隆是一枚原子弹”

一部关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纪录片

纽约。周四晚上，纽约 Angelika 电影院前立着一台奇怪的自动售货机。它是亮黄色的，侧面写着：“免费！埃隆 DVD”。显然，这台机器是为了迎接《马斯克》（Musk）的上映而设置的，这是一部备受期待的关于全球首富的纪录片。售货机内部可见印有埃隆·马斯克头像的 DVD，路人可以通过按下键盘上的数字来免费领取。在 18 点的放映开始前，人们踊跃地领取这些 。

两名年轻男子表示，他们只是被雇佣将这台机器搬到这里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份工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是谁。但仅从 的标题就能看出，这是一场由马斯克批评者发起的游击宣传活动。其中一张名为《诈骗与愤怒》（The Fraud and the Furious），暗示马斯克是一个骗子。而且这些 中并没有电影，而是包含了根据美国司法部（DOJ）公布的文件，马斯克涉嫌与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往来的电子邮件。售货机上的一个贴纸声称，马斯克旗下 X 平台 25% 的账户是色情账户。

电影《马斯克》将于周五在美国院线上映。周四是一场类似于预首映的活动，Angelika 电影院内的气氛比平时更加紧张。电影厅前站着身着黑衣的安全人员，并使用金属探测器扫描观众。一名观众表示，她在该电影院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随后在与导演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以及电影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艾希莉·圣克莱尔（Ashley St. Clair）的问答环节中，几名黑衣男子站在舞台旁，以威慑的表情注视着观众。

在电影上映前，马斯克已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该电影项目的看法。他在 X 上多次辱骂导演吉布尼。他写道：“狗屎都比吉布尼更值得尊重”，或者“吉布尼是个白痴”，以及“他是个愤世嫉俗的老头”。据媒体报道，马斯克的一名律师曾威胁要起诉吉布尼。

吉布尼是全球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商业界的人物经常成为他作品的主角。他的其中一部电影讲述了崩溃的能源巨头安然（Enron），另一部则讲述了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她及其公司 Theranos 处于近年来美国经济界最大规模的诈骗丑闻中心。

马斯克拒绝与吉布尼合作。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前伴侣、同事以及他的父亲埃罗尔（Errol）在片中发声。作为一种噱头，吉布尼开发了一个马斯克的虚拟形象，该形象定期出现在电影中，并说出真实马斯克曾说过的话。

这部电影时长近四个小时，中间有 10 分钟的休息时间。当吉布尼在 2023 年启动该项目时，他预想的时长约为两小时，但马斯克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及其作为唐纳德·特朗普顾问的角色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额外素材，以至于电影最终时长大幅增加。该片回顾了马斯克的整个生活，从他在南非的童年，到他在美国的创业生涯，再到他的政治活动。

吉布尼为马斯克绘制了一幅极具批判色彩的肖像。虽然他并未完全否认马斯克在企业经营上的成功，例如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或航天专家 SpaceX 方面，但他将马斯克描述为一个经常犯错，却依然能够不断增加其财富和影响力的个体。吉布尼指责马斯克采取了令人质疑的商业手段，例如对特斯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Autopilot 的激进营销。他还描述了马斯克据称如何排挤曾经的同伴，例如特斯拉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马丁·埃伯哈德。

片中重点刻画了艾希莉·圣克莱尔（Ashley St. Clair），她曾是一名保守派网红，与马斯克育有一个孩子。她目前已与马斯克反目，并对他提起法律诉讼。她描述了马斯克如何敦促她签署一份高额的保密协议，但她拒绝了。她讲述了在手机短信中，马斯克暗示自己能够影响 2024 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某一处，她说：“埃隆是一枚原子弹。”

在电影后的问答环节中，吉布尼表示，为电影争取到马斯克身边的人作为访谈对象非常困难。他还谈到了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 DOGE 工作组中的角色，该工作组在对美国政府机构实施激进削减。他表示，马斯克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其目的是“摧毁政府的监管权力”。lid.

企业挑战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

华盛顿 / 法兰克福。SpaceX 公司及其卫星子公司 Starlink 正在加大力度进入美国移动通信市场。这位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航天巨头于当地时间周四宣布，该公司已获得一套覆盖全国的移动通信频谱组合。这意味着该公司未来可以通过市售智能手机提供基于卫星的语音和互联网连接。此前，Starlink 在这方面主要依赖与 T-Mobile 等传统电信巨头的合作。受此交易影响，后者的股价出现下跌。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SpaceX 以 80 亿美元从金融投资者 Grain 手中收购了 800 兆赫兹范围内的频谱。虽然这些无线电频率不适用于数据密集型应用，但它们能够在建筑物密集区或森林等障碍物较多的地区实现连接。

研究机构 William Blair 的分析师写道：“我们预计 SpaceX 将提供一套由 Starlink 宽带和移动通信组成的极具吸引力的方案。”他们甚至认为，SpaceX 旗下 xAI 部门的人工智能（AI）Grok 可能会包含在其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负责人布伦丹·卡尔对此次频谱收购表示欢迎：“我们将看到更多投资以及为众多供应商带来的更多机会，美国将在下一代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而使全国消费者受益。”

他的机构必须批准此次交易。几天前，该机构已批准 SpaceX 向太空发射 15,000 颗卫星，这些卫星针对 2 兆赫兹范围内的移动通信连接进行了优化。Starlink 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以 196 亿美元获得了该频谱。通过市售智能手机进行卫星通话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此前，在地形崎岖地区或灾区进行通话和数据传输通常需要使用专用设备，但这些设备的天线需要能直接看到天空。

传统电信巨头 AT&T、T-Mobile 和 Verizon 的股东们则对竞争加剧的前景感到不安。这些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盘后交易中分别下跌了约 6%。T-Mobile 的母公司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的股票在周五开盘时甚至下跌高达 7.3%，正朝着三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迈进。

一名 Verizon 发言人试图消除投资者的担忧：“这家公司虽然拥有大量频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移动网络，这毫无意义。它们仅仅是未被利用的无线电频率。”投资银行 Jefferies 的分析师格雷厄姆·亨特（Graham Hunt）认为，Starlink 可能会成为 American Tower 等移动基站运营商的又一个客户。后者的股价在美国盘后交易中有所上涨。

除德国电信外，沃达丰（Vodafone）或 Telefónica 等其他欧洲移动运营商在周五也承受了压力。行业指数一度下跌 3.4%，面临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由于卫星运营商即将迎来移动频段的新分配，Starlink 中期内也可能在德国成为竞争对手。然而，欧盟（EU）计划将三分之二的光谱预留给本土供应商。路透社

现在免费注册：tagesspiegel.de / checkout 关于将书籍用于 AI 训练的未经授权使用争议，出版业的一位重要原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集团（隶属于贝塔斯曼集团）的法律顾问莱纳·德雷森（Rainer Dresen）在周四法兰克福书展一场关于 AI 与版权的专题讨论会上表示，除了民事诉讼外，如果 AI 公司的管理层在 AI 训练中使用盗版书籍，人们必须考虑对其采取刑事行动。德雷森针对德国法律表示：“在商业规模上实施侵犯版权行为的人，需承担刑事责任。”其刑期最高可达五年：“也许我们真的必须采取极端手段。”

德雷森表示，图书行业必须更强烈地抵制对其内容的擅自使用。“科技公司完全不在意版权。”企鹅兰登书屋出版集团已于 3 月对 ChatGPT 的运营商 OpenAI 提起诉讼。该集团认为其作者和插画师英戈·西格纳（Ingo Siegner）的版权受到了侵害。涉及的是其非常成功的儿童系列丛书《小龙椰子》（Der kleine Drache Kokosnuss）。即便用户仅提出简单请求，聊天机器人也能生成与原著极其相似的人物绘画。由此可见，书籍被用于 AI 训练，且该人物现在已被系统“记忆”，即已存储在系统中。

“也许我们真的必须走到极端”

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公司并不公开他们使用哪些数据来训练其语言模型。美国法院的文件显示，他们为此使用了海量的书籍，其中也包括来自可疑渠道的书籍。根据德雷森（Dresen）提供的信息，他们主要依赖于一个俄罗斯盗版网站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 400 万至 500 万本书籍。在这个数据集中，还包含了约 3000 本来自企鹅随机屋（Penguin-Random-House）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社的书籍。德雷森表示，几乎所有知名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利用该数据集来完善其语言模型。但这很难被证明，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者：莱纳·德雷森（Rainer Dresen）

出版业不愿成为人工智能训练的免费原材料供应商。一家大型出版集团的法律顾问正在公开考虑对人工智能公司管理层采取刑事法律行动。

小龙 可可努斯（Kokosnuss）：左侧为 原著封面，右侧为 人工智能生成的 插图 照片：企鹅随机屋

聊天机器人的安全机制可以防止它们在回答用户提示词时，将受版权保护的训练材料中的长段文本原封不动地再次输出。

作者：蒂尔曼·诺伊舍勒（Tillmann Neuscheler），法兰克福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绘图方面的限制较为宽松。例如，如果要求人工智能绘制像阿斯特里克斯（Asterix）、幸运卢克（Lucky Luke）或丁丁（Tim und Struppi）等知名漫画人物在湖上冲浪的场景，几秒钟内就能得到此类插图。这只有在这些人物属于训练材料的一部分时才可能实现。由于在此类情况下的证据更为容易获取，企鹅随机屋（Penguin Random House）目前正因其儿童书角色“椰子龙”（Drache Kokosnuss）起诉 OpenAI。德雷森（Dresen）表示，只需点击几次，人工智能就能利用该角色虚构出完整的故事，他自己就尝试过。“人工智能无法被阻止”，而且它甚至建议他直接将故事上传到亚马逊。

德雷森向版权管理组织 GEMA 提供的法律前期准备工作表示感谢。德雷森对参加讨论圆桌会议的 GEMA 首席法律顾问凯·韦尔普（Kai Welp）说：“如果没有 ，我们无法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专家们正在讨论，使用书籍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以及在何处构成了版权侵权：是在输入端（即 AI 训练及其准备阶段），还是在输出端（即 AI 对用户请求的回答）。创作者倾向于认为两种情况都违反了法律；而 提供商则否认这两点。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 训练通常在美国进行，但 在全球范围内被使用。在美国，版权保护不像在欧洲那样严格。

这家音乐版权管理组织在过去几个月里在慕尼黑地方法院赢得了两场重要胜利，首先是针对 OpenAI，随后是针对提供最强大 歌曲生成器的音乐初创公司 Suno。在针对 Suno 的诉讼中， 不仅成功地将输出内容作为议题，还将训练过程本身也纳入其中。涉及的歌曲包括《Atemlos》、《Daddy Cool》和《Big in Japan》。由于 训练是在美国进行的，慕尼黑法院采用了美国法律，但仍得出结论，认为 Suno 在使用这些音乐作品进行训练时必须购买许可。

韦尔普对此表示满意。这位 法律顾问表示：“就诉讼本身而言，情况看起来相当不错”，尽管在音乐领域证明版权侵权实际上比在文本领域更困难。尽管如此， 认为尚未达到目标。其目标并非阻止人工智能，而通过诉讼将 公司带到谈判桌前，但这目前还没有取得太好效果。 自身早已开发了一套许可模式，因此 提供商可以向 购买用于 训练的音乐版权。韦尔普说：“美国公司现在并没有排队来买。”在德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交易”。因此，他们依赖于立法者的帮助。

与此同时，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正在致力于修订欧洲立法。计划在 2027 年第一季度提交一份法律草案，旨在解决 时代创作者的报酬问题。欧洲议会 Volt 党议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内拉·里尔（Nela Riehl）表示，技术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几年前才通过的法律在技术上已经过时，必须进行修订。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里尔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认为，使用书籍进行 训练原则上不违反版权法，至少在这些书籍是合法获得的情况下如此。在布鲁塞尔，人们能感受到一种紧张局势：里尔表示：“我们是屈服于压力以维持可能的友好关系，还是敢于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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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 不配拥有宝马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主席需要一辆新的公务车

慕尼黑。几周前，宝马（BMW）新任首席执行官米兰·内德利科维奇（Milan Nedeljković）出人意料地对德国的政治发展发表了明确看法。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关于 AfD 是否损害德国经济地位的问题时，这位 57 岁、出生于塞尔维亚的经理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一个依赖全球贸易、开放的经济地位来说是毒药”。他认为，任何要求封闭和孤立主义的人，其行为都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此前有消息透露，宝马撤回了针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主席所配车辆的租赁合同续约报价。该议会主席是来自 AfD 的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而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被州宪法保卫局定性为极右翼。该事件最早由《时代周报》（Die Zeit）报道。宝马在接受询问时表示，公司从不公开评论客户关系。

对此，劳施本人在公开信中以同样明确的措辞发表了看法。劳施在给这家汽车巨头董事会的信中写道，他以极大的惊讶和个人失望地注意到，宝马股份公司撤回了此前已提交的租赁报价。“难道今后一个人的政治信念将决定一家德国公司是否与其建立业务关系吗？”劳施在信中如此质问。

不仅如此，劳施在公开信中还呼吁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及全德国的宝马特约经销商向集团总部明确表达，政治开放和客户平等对待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劳施指责宝马董事会通过这一决定参与了社会分裂。此外，在竞选期间喜欢骑旧东德时代摩托车的 AfD 议会党团主席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也公开利用这一公务车话题进行宣传：“骑着‘燕子’（Schwalbe）去州政府办公厅！既然宝马显然对民主不感兴趣，那么 12 月我将骑着那辆在竞选期间忠实陪伴我的摩托车前往州政府办公厅。用两冲程代替说教！”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和州议会的公务车车队主要由宝马提供。州议会主席个人配有一辆公务车及一名司机。劳施可以接手其基民盟（CDU）前任的宝马 7 系，但仅限到 11 月。届时租赁合同将到期。关于之后如何处理，这个极右翼政党已经有了想法：AfD 联邦议院议员贝阿特里克斯·冯·斯托尔赫（Beatrix von Storch）已经在埃隆·马斯克的 X 平台上询问替代车辆的事宜。这位特斯拉亿万富翁此前已多次公开为 AfD 宣传，例如在一年前的竞选启动活动中通过数字化方式参与。 hpe.

OpenAI营收低于预期

法兰克福。根据目前的业务进展，OpenAI的年营收预计将达到约500亿美元。金融新闻机构彭博社（Bloomberg）和《金融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一数字高于去年，但比此前传闻的低了200亿美元：上个月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家ChatGPT开发商的年营收已接近700亿美元。这种偏差被认为是因为投资者希望将ChatGPT开发商的数据与竞争对手Anthropic的数据进行更好的对比，尤其是在通过云服务提供商核算营收方面。OpenAI在回应彭博社的询问时未发表评论。OpenAI、Anthropic以及其他人工智能公司经常将年化营收（一种基于较短时间段对年营收的预测）作为关键的增长指标。然而，并非所有公司衡量该指标的方式都相同。据彭博社报道，截至7月底，Anthropic的年化营收为6500 亿美元。两家公司都寻求上市。F.A.Z.

保时捷汽车销量下降

中国和北美市场销量跌幅尤为明显

斯图加特。由于在中国和北美这两个重要市场面临困难局面，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再次报告销量下降。这家位于斯图加特的大众子公司表示，在前九个月中，该公司在全球共售出178,532辆汽车。这下降了16%。该汽车制造商对折扣促销活动持批评态度：“在依然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将坚定执行以价值为导向的销售管理，致力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实现平衡。”

中国市场购买意愿低迷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内的房地产危机，中国富裕阶层的资金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裕。在该市场，保时捷前九个月的销量下降了33%，为21,493辆。公司表示将致力于品牌的长期发展，而非短期销量目标。

在北美，销量下降了13%。该公司在此交付了56,088辆汽车。这主要是由于Boxster和Cayman的内燃机版本停产所致，未来这两款车型将仅提供电力驱动版本。在欧洲，跑车和越野车的交付量下降了11%，至44,949辆；在德国下降了7%，至20,954辆。海外及增长市场的跌幅接近五分之一。

在全球销售的车型系列中，Cayenne依然位居榜首：其销量下降2%，为59,586辆。纯电版本自今年夏天起上市，其中已有7,002辆进入市场。

跑车911的销量增长了12%，达到42,217辆。Macan系列交付了51,025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1%。其中23,029辆为电动版本。内燃机版Macan的交付量为27,996辆。自2026年夏天起，该车型已停止生产。在过去几年中，这家跑车制造商经历了强劲增长，现在面对销量下降，希望减少对高产量的依赖。dpa

更正：在我们10月9日的部分刊本中，错误地写道弗森尤斯（Fresenius）首席执行官Giza已离开该公司。正确应为：FMC首席执行官Giza。F.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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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预报

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清醒

红牛（Red Bull）或魔爪（Monster）等品牌的业务正蓬勃发展。然而，能量饮料可能会损害心脏。为什么这些罐装饮料在青少年中如此受欢迎？作者：Dominik Jäger 和 Johannes Thielen（绘图）

① 红牛如何推动其罐装饮料的销售

红牛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量（以十亿罐计）及其营销里程碑

红牛的创意可以追溯到飞行。并非因为这种含糖饮料能像广告语承诺的那样“给你翅膀”，而是因为二战期间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为了提高性能而饮用含有牛磺酸的饮料。

咖啡因、牛磺酸和葡萄糖等兴奋剂旨在提高精神和体力。迪特里希·马特希茨（Dietrich Mateschitz）在 80 年代将这一想法从东亚带回奥地利，并在那里进一步开发了这种含牛磺酸的饮料，创立了能量饮料制造商红牛。在上市之日 1. April 1987 之后的 40 年里，红牛共售出约 1450 亿罐。仅 2025. 一年就售出了 140 亿罐。① 其中，该集团实现了 122 亿欧元的营业额。

如今，Monster、Effect、Rockstar、Take Off、28 Black 或 Gönrgy 等品牌占据了整个超市货架。像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兰多·诺里斯（Lando Norris）或歌手波斯特·马龙（Post Malone）这样的明星为 Monster 代言，德国游戏玩家 Gronkh 则为 Rockstar 在镜头前出镜。这些公司每年在广告上花费数百万欧元。主播 Montanablack 甚至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Gönrgy，而红牛本身就赞助了众多运动员。制造商们以此主要面向一个对这些饮料危害最大的目标群体：青少年。

消费者保护中心警告不要过度消费。研究描述了青少年出现呼吸困难和心跳加速等副作用，个别儿童甚至因此死于心跳停止。② 尽管如此，市场仍在不断增长。去年，德国人均在能量饮料上的消费额接近 42 欧元。2018 年仅为 15 欧元，到 2030 年这一数值预计将升至 50 欧元。作为对比，去年德国人均在运动饮料（为身体提供液体和电解质以用于恢复和提高性能）上的消费额为 10 欧元。

这些罐装饮料在游戏玩家中尤为受欢迎。在许多主播的背景中，闪烁着他们所代言品牌标志的小冰箱。或者主播将自己打造成为品牌，这是在视频收入之外增加自身收入的一种方式。在流媒体平台 Twitch 上拥有近 600 万粉丝的 Montanablack 就是一个典型。

马塞尔·埃里斯（Marcel Eris）——这是他的本名——以简称“Monte”为人所知，他触达的不仅是其他玩家，还有大量学生。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今年的 Gamescom 电脑游戏展上打破了对游戏玩家的污名化：“那个整天躲在昏暗房间里，吃着垃圾食品、喝着能量饮料玩游戏的书呆子青少年的刻板印象，并不符合现实，”这位德国国家元首说道。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虽然主要强调了游戏产业对德国作为投资地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少年确实经常与能量饮料联系在一起。

② 德国能量饮料的营业额

③ 事实上，能量饮料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近年来，德国购买和饮用果汁、可乐、咖啡或皮尔森啤酒的数量有所减少，而能量饮料的消费则在[...OMITTED...]

③ 最畅销饮料

您在过去 14 天内消费或购买了哪些饮料？回答以百分比表示 $^{1)}$（2025, 多选）

< / td><>2019< / ><>自2019年起的变化< / >< / tr><><>矿泉水< / ><>85,8< / ><>-0,6< / >< / ><><>果汁、果汁饮料、浓缩果汁< / ><>46,9< / ><>-5,6< / >< / ><><>可乐类饮料< / ><>38,7< / ><>-1,3< / >< / ><><>含咖啡因咖啡< / ><>38,4< / ><>-7,4< / >< / ><><>皮尔森啤酒、出口啤酒< / ><>32,6< / ><>-5,8< / >< / ><><>无酒精啤酒< / ><>17,2< / ><>+2,3< / >< / ><><>能量饮料< / ><>15,3< / ><>+3,8< / >< / ><><>可可、可可饮料< / ><>8,5< / ><>-1,1< / >< / ><><>酒精饮料、酒精混合饮料< / ><>4,7< / ><>-0,2< / >< / table>

能量饮料。红牛最能证明这种能量冲击旨在面向所有人，它早已作为一个企业在多个平台运作，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极限运动员以及完整的团队——无论是自行车赛、足球还是一级方程式赛车。

该集团在这些活动中投入大量资金，并深谙体育的巨大吸引力。因此，这种饮料被与职业运动员的表现联系在一起。

④ 提神饮料对比 咖啡因含量（毫克）

1) 德语人口，14岁及以上，允许重复选择；2) 以百分点计。F.A.Z.图表：joth. / 插图：kaho.

潜台词是：喝我们的饮料，个人的表现就能接近精英水平。此外，红牛每年资助一次慈善跑步活动，其报名费将用于脊髓研究。这场主题为“为那些无法奔跑的人而跑”的“生命之翼跑”（Wings for Life Run）旨在使截瘫能够被治愈。广告语中的“翅膀”出现在该跑步活动的标志中。今年已有来自 192 个国家的近 350.000 名参与者报名参加此次跑。

⑤ 最常见的是心血管问题

在专业文献记录的 86 例由能量饮料引发不适的个案中所占比例（括号内为病例数）

注册，仅在德国就有 60.000 人参加。红牛作为品牌，其存在感既低调又无处不在。

去年一项由民意调查机构 Allensbach 开展的调查显示了能量饮料的普及程度。调查询问了德国 14 岁以上的 23.000 人，在过去两周内是否购买或饮用了能量饮料。将结果推算至 7100万人口基数，近 1100万回答：是。2020 年，对此回答“是”的人数为 8600万。DAK 保险公司将目光投向了校园：6% 的学生表示每天饮用能量饮料，16% 的学生每月饮用。这是由 IFT-Nord 治疗与健康研究学院对 2024 / 25 学年预防雷达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

在调查捕捉消费行为的同时，研究则在探讨消费带来的健康后果。然而，很难将心脏、心理或皮肤的损害仅归因于能量饮料。健康不仅受到大量糖分和牛磺酸混合物的影响，还受到吸烟、吸食大麻、饮酒或例如睡眠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④ 观察易拉罐可以发现，咖啡因含量非常醒目。一罐市售的能量饮料所含咖啡因量与一杯浓缩咖啡相同。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儿童和青少年的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在每公斤体重 3 毫克以内是健康的。具体来说：如果一名青少年体重 50 公斤，在饮用两罐 250 毫升的饮料时，将超过安全咖啡因摄入量 10 毫克。

⑤ 那么，饮用能量饮料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意大利研究人员通过对研究结果按出现后果进行分类，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近一半的病例中，心血管系统的不适可归因于能量饮料，其次是心理和胃部。

不过，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能量饮料本身有害。与所有食品一样，摄入量是关键。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BfR) 与柏林夏里特医院 (Charité) 共同得出结论，“在至少一年高频饮用能量饮料的青少年中，其血压、心率或心脏结构与完全不饮用此类饮料的青少年没有区别”。但这一结果不应“质疑”欧盟机构关于咖啡因的参考值。

BfR 健康消费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 Cornelia Weikert 在一份公告中总结道：“数据表明，青少年的心血管系统具有足够的适应能力，能够缓冲能量饮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尽管如此，过度消费会导致出汗、失眠或紧张感增加——但它并不能给人带来“翅膀”。

statista 数据研究：Matthias Janson 来源：Red Bull, Statista Market Insights, IfD Allensbach, 欧洲议会, 《Nutrients》期刊

F.A.Z. 天气信息 网络地址：www.faz.net / wetter

德国城市天气

能否通过面相识别罪犯？是否存在一种“谋杀基因”？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罪犯吗？犯罪学家本杰明·克努尔（Benjamin Knull）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中，他打破了流行的刻板印象，并描述了犯罪者的心理特征及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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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天气< / td>< / tr><><>< / ><>10.10.< / ><>11.10.< / ><>12.10.< / >< / ><><>亚琛< / ><>14°< / ><>13°< / ><>17°< / >< / ><><>阿尔科纳< / ><>16°< / ><>12°< / ><>13°< / >< / ><><>柏林< / ><>17°< / ><>13°< / ><>14°< / >< / ><><>不来梅< / ><>15°< / ><>14°< / ><>15°< / >< / ><><>布罗肯峰< / ><>5°< / ><>3°< / ><>6°< / >< / ><><>科特布斯< / ><>17°< / ><>14°< / >< / ><><>库克斯港< / ><>14°< / >< / ><><>德累斯顿< / ><>15°< / ><>13°< / >< / ><><>杜塞尔多夫< / ><>15°< / ><>17°< / >< / ><><>埃尔福特< / ><>16°< / ><>14°< / ><>15°< / >< / ><><>埃森< / ><>14°< / ><>16°< / >< / ><><>费尔德山< / ><>6°< / ><>4°< / ><>8°< / >< / ><><>费尔德山 / Ts.< / ><>12°< / ><>11°< / ><>13°< / >< / ><><>法兰克福< / ><>18°< / ><>16°< / ><>17°< / >< / ><><>弗赖堡< / ><>17°< / >< / ><><>加米施< / ><>15°< / ><>14°< / >< / ><><>格赖夫斯瓦尔德< / ><>16°< / ><>12°< / ><>13°< / >< / ><><>大阿尔伯山< / ><>5°< / ><>3°< / ><>4°< / >< / ><><>汉堡< / ><>16°< / ><>14°< / ><>15°< / >< / ><><>汉诺威< / ><>15°< / ><>13°< / ><>14°< / >< / ><><>赫尔戈兰岛< / ><>15°< / ><>14°< / >< / ><><>霍夫< / ><>12°< / ><>10°< / ><>12°< / >< / ><><>卡勒阿斯滕< / ><>10°< / ><>9°< / ><>10°< / >< / ><><>卡尔斯鲁厄< / ><>17°< / ><>16°< / ><>17°< / >< / ><><>卡塞尔< / ><>16°< / ><>14°< / ><>15°< / >< / ><><>科隆< / ><>17°< / ><>16°< / ><>17°< / >< / ><><>康斯坦茨< / ><>16°< / ><>15°< / ><>16°< / >< / ><><>莱比锡< / ><>17°< / ><>14°< / >< / ><><>吕贝克< / ><>15°< / ><>13°< / ><>14°< / >< / ><><>马格德堡< / ><>18°< / ><>14°< / ><>15°< / >< / ><><>曼海姆< / ><>18°< / ><>16°< / ><>17°< / >< / ><><>慕尼黑< / ><>15°< / ><>14°< / >< / ><><>诺德奈岛< / ><>14°< / ><>15°< / >< / ><><>纽伦堡< / ><>15°< / ><>14°< / >< / ><><>奥伯斯多夫< / ><>14°< / >< / ><><>奥斯纳布吕克< / ><>16°< / ><>15°< / ><>17°< / >< / ><><>帕绍< / ><>15°< / ><>14°< / >< / ><><>罗斯托克< / ><>16°< / ><>12°< / ><>13°< / >< / ><><>萨尔布吕肯< / ><>18°< / ><>16°< / ><>18°< / >< / ><><>斯图加特< / ><>16°< / ><>15°< / ><>17°< / >< / ><><>叙尔特岛< / ><>14°< / ><>13°< / ><>14°< / >< / ><><>特里尔< / ><>17°< / ><>16°< / ><>17°< / >< / ><><>楚格峰< / ><>-1°< / ><>-3°< / ><>-1°< / >< / table>

日最高气温预测

今日德国天气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阳光与云层交替，时有阵雨或短时雷阵雨。秋意渐浓，气候凉爽。下午气温仅在哈茨山的 11 度与阿尔特马克地区的 16 度之间。西南至西风，风力清新至强劲。上哈茨山地区有强风阵风。

柏林、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起初萨克森州天气阴沉且有少量降雨。随后转为多云间晴。尤其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有阵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亦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 10 到 17 度之间。西南风，风力中等至清新，在中等山脉地区风力强劲。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

阳光与云层混合。尤其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阵雨。下午气温在豪萨兰高地（Hochsauerland）的 10 度与普法尔茨地区的 17 度之间。西南风，风力中等至清新，高地地区风力强劲。

在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南部，降雨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到傍晚，雨带将缓慢向奥地利和捷克方向移动。其余地区阳光与云层交替。尤其在沿海地区和西北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仅在 9 到 17 度之间。此外，西南至西风，风力中等至清新，沿海地区及中等山脉地区风力强劲。

生物气象

当前天气状况给风湿病患者带来了特别大的困扰。他们会感到四肢和关节的疼痛加剧。对天气敏感的人则会出现头痛。此外，目前呼吸道压力较大，因此哮喘患者和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应尽可能多休息。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起初为阴云，期间有雨。日后天气将逐渐转干并好转。秋季凉爽。下午气温仅在巴伐利亚森林的 11 度与上莱茵河南部 17 度之间。风力微风至适度，阵风时较强。

欧洲城市天气

更多天气信息和数据请访问互联网：www.faz.net

< / td><>10.10.< / ><>11.10.< / ><>12.10.< / >< / tr><><>阿姆斯特丹< / ><>15°< / ><>17°< / >< / ><><>雅典< / ><>26°< / ><>25°< / >< / ><><>巴塞罗那< / ><>24°< / ><>25°< / >< / ><><>贝尔格莱德< / ><>24°< / ><>15°< / ><>18°< / >< / ><><>博尔扎诺< / ><>21°< / ><>22°< / >< / ><><>布鲁塞尔< / ><>15°< / ><>17°< / >< / ><><>布达佩斯< / ><>19°< / ><>17°< / ><>16°< / >< / ><><>布加勒斯特< / ><>29°< / ><>31°< / ><>23°< / >< / ><><>都柏林< / ><>14°< / ><>18°< / >< / ><><>杜布罗夫尼克< / ><>22°< / ><>21°< / ><>22°< / >< / ><><>赫尔辛基< / ><>5°< / ><>6°< / >< / ><><>伊斯坦布尔< / ><>26°< / ><>24°< / >< / ><><>基辅< / ><>20°< / ><>21°< / ><>15°< / >< / ><><>哥本哈根< / ><>15°< / ><>12°<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7°< / >< / ><><>里斯本< / ><>27°< / ><>26°< / >< / ><><>卢布尔雅那< / ><>15°< / ><>16°< / >< / ><><>伦敦< / ><>16°< / ><>19°< / >< / ><><>马德里< / ><>24°< / ><>26°< / >< / table>

<><>< / ><>10.10.< / ><>11.10.< / ><>12.10.< / >< / ><><>米兰< / ><>21°< / ><>22°< / >< / ><><>马拉加< / ><>25°< / ><>26°< / >< / ><><>马略卡岛< / ><>25°< / ><>26°< / ><>27°< / >< / ><><>莫斯科< / ><>12°< / ><>13°< / ><>14°< / >< / ><><>那不勒斯< / ><>21°< / ><>23°< / ><>24°< / >< / ><><>尼斯< / ><>23°< / ><>24°< / >< / ><><>奥斯陆< / ><>5°< / ><>7°< / ><>9°< / >< / ><><>巴勒莫< / ><>22°< / ><>24°< / >< / ><><>巴黎< / ><>18°< / ><>17°< / ><>18°< / >< / ><><>布拉格< / ><>14°< / ><>13°< / >< / ><><>里加< / ><>13°< / ><>14°< / ><>12°< / >< / ><><>罗马< / ><>22°< / ><>24°< / ><>25°< / >< / ><><>索非亚< / ><>28°< / ><>23°< / ><>18°< / >< / ><><>斯德哥尔摩< / ><>9°< / ><>12°< / ><>9°< / >< / ><><>圣彼得堡< / ><>9°< / ><>8°< / ><>7°< / >< / ><><>威尼斯< / ><>22°< / ><>21°< / ><>22°< / >< / ><><>华沙< / ><>16°< / ><>13°< / >< / ><><>维也纳< / ><>18°< / ><>17°< / >< / ><><>苏黎世< / ><>16°< / >< / table>

<>< colspan="4">非洲城市天气< / >< / ><><>阿克拉< / ><>25°< / ><>26°< / >< / ><><>阿尔及尔< / ><>26°< / ><>28°< / >< / ><><>卡萨布兰卡< / ><>25°< / ><>26°< / >< / ><><>约翰内斯堡< / ><>28°< / >< / ><><>开罗< / ><>30°< / ><>29°< / >< / ><><>开普敦< / ><>25°< / ><>23°< / ><>20°< / >< / ><>< colspan="4">北美城市天气< / >< / table>

芝加哥< / td><>25°< / ><>24°< / ><>29°< / >< / tr><><>洛杉矶< / ><>27°< / ><>22°< / >< / ><><>迈阿密< / ><>35°< / ><>32°< / >< / ><><>蒙特利尔< / ><>12°< / ><>19°< / ><>17°< / >< / ><><>纽约< / ><>21°< / ><>16°< / ><>20°< / >< / ><><>温哥华< / ><>18°< / ><>16°< / >< / table>

<>< colspan="4">拉丁美洲城市天气<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16°< / ><>17°< / ><>18°< / >< / ><><>加拉加斯< / ><>34°< / ><>33°< / ><>29°< / >< / ><><>利马< / ><>24°< / >< / ><><>墨西哥城< / ><>20°< / ><>21°< / ><>23°< / >< / ><><>里约热内卢< / ><>32°< / ><>31°< / ><>30°< / >< / ><><>圣地亚哥< / ><>22°< / ><>20°< / >< / table>

中东城市天气

<><>安卡拉< / ><>23°< / ><>24°< / >< / ><><>安塔利亚< / ><>28°< / ><>26°< / >< / ><><>巴格达< / ><>36°< / ><>37°< / ><>38°< / >< / ><><>迪拜< / ><>41°< / >< / ><><>利雅得< / ><>37°< / >< / table>

亚洲城市天气

<><>曼谷< / ><>32°< / ><>29°< / ><>32°< / >< / ><><>香港< / ><>30°< / ><>31°< / >< / ><><>上海< / ><>24°< / ><>23°< / ><>24°< / >< / ><><>新德里< / ><>33°< / >< / ><><>北京< / ><>29°< / ><>27°< / ><>28°< / >< / ><><>首尔< / ><>27°< / ><>28°< / ><>25°< / >< / ><><>东京< / ><>25°< / ><>23°< / >< / table>

<>< colspan="4">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 >< / ><><>奥克兰< / ><>20°< / ><>21°< / >< / ><><>墨尔本< / ><>20°< / ><>23°< / ><>16°< / >< / ><><>悉尼< / ><>32°< / ><>28°< / ><>36°< / >< / table>

特殊天气事件 今年迄今为止，高温天数（最高气温超过30度）最多的是位于高莱茵河畔莱茵费尔登的监测站，共计70天。

企业

全球最著名的商标之一：纽约一家耐克门店的“Swoosh”标志 摄影：路透社

一个体育偶像的蹒跚

在如今的日子里，亮点对耐克来说已是罕见。其中一个亮点出现在德国。这家美国体育用品巨头即将成为德国国家足球队的装备供应商。明年年初，它将取代其德国宿敌阿迪达斯，而后者曾作为德国足球协会（DFB）的合作伙伴超过七十年。在阿迪达斯的主场市场将其击败被视为耐克的一次重大胜利，据称美国人为此每年支付 1 亿欧元。合同有效期至 2034 年。在目前的欧国联赛事中，阿迪达斯最后一次为德国队设计球衣，该球衣为黑色并带有金色纵条纹。显然，来自赫尔佐根奥拉赫的公司正带着惆怅面对与德国足协合作的终结。当他们在 Instagram 上公布这款告别球衣时，配上了一个黑色心形表情符号。

耐克无法走出危机。即便在新的领导层下，转机依然迟迟未到。这家阿迪达斯的宿敌能否再次重现往日的辉煌？

耐克在德国的装备供应商合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这无法掩盖该集团在过去几年中跌落的高度。几天前公布的季度业绩显示，其处境极其糟糕。对于将于2027年5月结束的当前财年，耐克预测营收将出现高个位数的百分比下降。这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并与阿迪达斯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营收预计将增长高达10%。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希尔（Elliott Hill）被迫再次宣布裁员。Vital Knowledge的分析师亚当·克里萨富利（Adam Crisafulli）称耐克的展望“相当难看”，并表示目前看来，耐克似乎每个季度都在下调预期。他指责管理层在稳定业务方面“能力不足”，并认为这可能会引发关于更换领导层的讨论。而希尔就任时间仅将近两年。自他上任以来，耐克的股价已下跌近60%。

作者：罗兰·林德纳（Roland Lindner），纽约

耐克如今已成为一个危机案例——对于这家以希腊胜利女神命名的、曾长期被视为全球最成功品牌之一的骄傲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苦涩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品牌像耐克那道流畅的“Swoosh”标志那样为人熟知。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当年请一名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设计了该标志，并支付了35美元。据说他起初并不太喜欢，但显然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他随后将该标志纹在了自己的左脚踝上。

耐克成立于1964年，最初名为Blue Ribbon Sports。起步非常艰辛，奈特最初是在汽车后备箱里卖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全球体育帝国，不仅在产品上树立了标杆，在营销方面亦然。广告语“Just Do It”成为了传奇。作为首批将知名运动员作为广告核心元素的公司之一，耐克在80年代中期签约后来的篮球超级巨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具有开创性意义。以他命名的鞋款至今仍是耐克产品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年前，当埃利奥特·希尔接任首席执行官时，人们希望他能成为救世主。当时该集团已陷入巨大的困境。在希尔的前任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领导下，公司多次提交令人失望的业绩报告，并在竞争中失去阵地——不仅是面对阿迪达斯等成熟品牌，也面对On或Hoka等新兴供应商。分析师指责他背离了作为运动爱好者品牌的传统，过于依赖生活方式类产品。尤其在关键的跑鞋业务中，耐克已经落后。多纳霍还被指责忽视了耐克长期的零售合作伙伴，转而更强力地推行通过自有门店和互联网的直销模式。

行业咨询公司Spurwink River的马特·鲍威尔（Matt Powell）表示，耐克在多纳霍时期的危机“100%是自找的”，是完全错误战略的结果。直销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新产品投资为代价的，导致耐克被迫廉价抛售商品。耐克的网站每天都充斥着特价优惠。

来源：彭博社，企业 / F.A.Z.图表：sjs.

希尔（Hill）被从退休状态召回，出任耐克（Nike）最高主管。他被视为希望之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耐克的老将，而他的前任在接任首席执行官时并非业内人士。这位现年 63 岁的经理几乎在耐克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他于 1988 年以实习生身份入职，曾一度在欧洲业务中担任领导角色，在 2020 年暂时离职之前，他担任负责同名核心品牌的总裁。自两年前回归以来，他一直试图将耐克重新定位为真正的运动品牌，并恢复其早期的创新能力。他改变了公司的结构，不再按男装、女装和童装等产品线组织，而是按跑步、足球或篮球等运动项目进行组织。他还显著加强了与零售商的合作。

营收（单位：10亿美元）

财年均于 31. 五月结束。

但到目前为止，转机尚未出现。在提交季度报告时，耐克提供了一份令人沮丧的现状分析。首席财务官戴夫·登顿（Dave Denton）表示，尽管在某些领域（如更偏向运动的所谓“性能”产品）取得了进展，但结果仍“低于我们的预期和潜力”。希尔指出，生活方式产品、乔丹（Jordan）品牌以及中国业务是薄弱环节。在所有这些细分市场中，最近一个季度的营收均出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希尔承认，导致了乔丹鞋的“供应过剩”。因此，耐克希望回归“稀缺模式”，不再如此频繁且大量地推出新的乔丹款式。在中国，该公司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近日，该公司宣布将从当地分销网络中剔除那些以极高折扣销售耐克产品的在线零售商。

希尔试图同时调整多个环节。他现在宣布了一项名为“Pace”的计划，其中既包括投资也包括削减成本。这还将包括再次裁员，不过希尔尚未透露将有多少员工受到影响。耐克今年已经启动了两项较小的紧缩计划，共裁员 2000 多个岗位。该公司最近的总员工数约为 73.000 人。耐克将在 11 月中旬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提供其计划的更多细节。

金融市场显然对耐克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过去几天，多位分析师下调了耐克的目标股价。在跟踪该公司的分析师中，目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建议买入其股票。耐克最近被剔出了 S&P 100 指数，且有猜测认为该公司可能会失去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席位。

行业顾问鲍威尔（Powell）预计，耐克面前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问题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他认为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耐克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削减某些类别的商品过剩）虽然必要，但起初会损失更多营收。“让这些产品重新具有吸引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幅减少它们的销量。”

耐克在其官方网站上将自己醒目地描述为一家“增长型企业”，其产品被定义为“必须拥有”。但目前的情况与现实脱节。尽管如此，鲍威尔也看到了令人鼓舞的信号。他认为，该集团最近在北美本土市场再次实现了营收增长（尽管幅度较小），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还表示，零售商告诉他，耐克向他们展示的 2027 年计划新品看起来很有前景。这些产品显得“更具销售力且更清新”，尽管其中可能还没有出现“爆款”。因此，鲍威尔认为耐克有可能在 2027 / 2028 财年实现整个集团的营收增长。

然而，至于该公司能否重现昔日辉煌，他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耐克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不会。”该公司既无法恢复之前的市场份额，也无法恢复之前的影响力。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其年营收水平可能无法再次接近 500 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 2023 / 2024 财年曾被突破。尽管如此，耐克“绝对没有危险”失去其作为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制造商的领先地位。尽管关于可能更换领导层的猜测不断，鲍威尔依然认为希尔是耐克最高管理层的正确人选。“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去扭转局面。”

与此同时，耐克在足球领域的现状也并非毫无阴影。虽然今年在北美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一方面是耐克在本土市场大显身手的机会，但两支决赛队伍西班牙和阿根廷均由阿迪达斯提供装备。而且，在从阿迪达斯手中抢到德国国家队的同时，耐克也面临着沉重的损失：法国超级巨星基利安·姆巴佩最近终止了与耐克的长期合作。美国公司在 2006 年他年仅九岁时就与他签约。现在他转投瑞士竞争对手 On，这对后者而言标志着其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进入足球业务。On 在宣布与姆巴佩合作时承诺，将为体育运动带来“新鲜的视角”。这可以被理解为向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足球装备供应商阿迪达斯和耐克发出的挑战书。

德国铁路延长全面翻修周期

施工点过多，混乱程度过高：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在铁路网全面翻修工作中力不从心——现正重新规划

柏林。铁路用户在未来五年内将面对的大规模施工点将明显少于此前计划。铁路网全面翻修的紧凑时间表将被放缓。到2031年，计划进行的广泛线路翻修将从21项减少至13项，且这些项目均伴随长达数月的全面封路。德国铁路公司与联邦交通部于周五就此达成一致。

明年，这家国企仅向用户提供三项走廊翻修工程，其中包括自10月起已在施工的莱尔特（Lehrte）至柏林段。该路段的全面封路时间长达14个月，规模最大，因此已引起广泛不满。此外，罗森海姆（Rosenheim）至萨尔茨堡（Salzburg）段以及富尔达（Fulda）至哈瑙（Hanau）段也将进行翻修。

数以千计的其他施工点不受此影响，因为它们不属于走廊翻修概念。今年，铁路公司处理了28.000个施工点，导致网络中出现大量延误和列车取消。

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批评称，在过去两年中，走廊翻修的实施结果经常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现在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并改进策略。”为此，交通部对数字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并要求对施工项目以及客运和货运的绕行交通进行更好的规划。

通过对翻修工作的重新调整，比尔格回应了来自铁路竞争对手和消费者协会的批评，这些批评在过去几个月里变得愈发激烈。在2024年法兰克福与曼海姆之间的里德铁路（Riedbahn）翻修马拉松成功启动后，近期故障频发。尤其是柏林与汉堡之间路段超过九个月的封路引起了不满。该路段原定于春季重新开放，但不得不推迟数周。即便在开放后，由于列车运行的恢复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延误情况依然频发。此外，货运因缺乏替代方案而不得不接受长距离绕行，这也引发了愤怒。

在伍珀塔尔（Wuppertal）与科隆（Köln）路段翻修后，出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情况：7月，全面翻新刚刚完成并庆祝重新开放，随后伍珀河上一座桥梁却出现了严重损坏。该桥此后仅能单线通行。而在该路段的翻修规划中，这座桥的状态此前被描述为“无异常”。

铁路公司和交通部现在希望通过延长走廊翻修的时间周期来实现更好的规划。在全联邦范围内对40条高负荷走廊进行全面翻修，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极具野心的。该计划由时任联邦交通部长福尔克·维辛（Volker Wissing）在2022年要求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卢茨（Richard Lutz）和基础设施董事贝尔托尔德·胡贝尔（Berthold Huber）制定。该概念的核心是施工模式的范式转移：铁路网将不再在运行状态下分段翻修（这种方式往往使施工周期延长至数年），而是将部分路段在数月内全面封锁以进行大规模施工。成本高达数十亿欧元。其中，汉堡与柏林之间的路段是迄今为止最大且最广泛的翻新工程，耗资22 亿欧元。

但原则上，铁路公司和作为唯一股东的联邦政府仍坚持在全面封路的情况下进行综合翻修的概念。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强调，这仍然是正确的路径。“如果不将施工措施进行果断的整合，我们破旧基础设施的翻修将耗时更久。”

关于全面翻修持续时间的争论，揭示了联邦政府和铁路公司所陷入的整个困境。轨道基础设施的状态如此糟糕，以至于经常需要进行不可预见的施工。因此，维辛（Wissing）最初大力推进速度：他希望在2031年之前完成全面更新。然而，随后的两任联邦交通部长都将工程的完工时间不断推后。目前，帕拉和比尔格（Bilger）不再对工程的具体结束时间给出预期：修订后的计划仅涵盖至2031年。人们计划在明年之后再做进一步评估。

在数字化方面，铁路公司承诺在2030年代初的每次走廊翻修中，都将采用新的ETCS数字化列车控制标准。在此之前，铁路公司的基础设施部门 DB InfraGo 将在“技术可行范围内”原则上为数字化列车控制做准备。对此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为铁路公司在扩建时经常放弃采用最新标准。其原因是这项新技术仍然存在严重问题。科琳娜·布德拉斯（CORINNA BUDRAS）

客厅里的敌人

作者：约翰内斯·温特哈根 (Johannes Winterhagen)

每一分钟，市场领导者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就有七户德国家庭接入光纤网络。但那些希望在“数据高速公路”上快速前行的人，还必须处理其他一些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得购置一台新路由器，否则家里将陷入无线电静默。许多人为了方便，在办理接入时会同时订购必要的设备。当然，电信公司并不自己制造路由器，就像以前的德国邮政不制造拨盘电话一样。只不过，后者的供应商是西门子，而路由器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和平的世界——里，这不会是个问题，反而是最明智的决定，因为即使是德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也承认，在中国每台设备的生产成本要低 5 欧元。然而，将家中的全部数据流量通过中国技术来处理，至少会让人感到不安。此外，路由器不仅可能被劫持以窃取信息，还可能被用来构建网络攻击的集群。无论是医院还是电力供应商，能否承受得住由数十万台路由器发起的协同攻击？美国已经做出了决定。在当地，国外生产的路由器已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以 Fritz 为首的欧洲供应商正要求欧盟委员会采取类似行动。

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为绝非出于无私，因此人们不应在面对每一个恐怖景象时都惊慌失措。具体危险程度如何，以及如何最好地防御，无论如何只能由专家来评判。此外，没有人能严肃地回答，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发现安全漏洞的能力，究竟是对攻击者更有利还是对防御者更有利。如果一个人或一家公司追求最高安全性，在疑虑时会选择使用在欧洲制造的设备。遗憾的是，这并不总是能被识别出来。如果在互联网上订购一台适用于光纤的路由器，用户会被误导认为制造商是德国电信且总部位于波恩。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透明度，绝对应该是政治层面的任务。

克劳德不应被冒犯

旧金山。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对其聊天机器人 Claude 的使用制定了新规定。在周四更新的使用条款中，Anthropic 规定“禁止对我们的模型采取持续且不必要的滥用或残酷行为”。如果用户违反规定，Claude 将终止与用户的对话。早在去年，Anthropic 就曾表示，在极少数且极端的“持续有害或侮辱性用户交互”情况下，Claude 将有能力终止对话。这些措施是在关于人工智能模型是否能被赋予自我意识的辩论背景下采取的。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在 2 月份告诉《纽约时报》，他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但我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其他人则拒绝这种想法。微软人工智能负责人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最近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人工智能模型“没有感觉，没有体验，也不会受苦”。赋予它们“权利和道德保护”是错误的。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次布道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机器没有灵魂。人工智能模型虽然能比人类更快地汇总数据，但无法调用“生活经验”。这只有“人类灵魂”才能做到。法新社（AFP）

欧洲央行将干预债券市场吗？

央行发出信号，其危机计划的触发条件尚未满足。但高盛认为，在达到该阈值之前，干预仍有可能。情况究竟如何？作者：克里斯蒂安·西德比德尔（Christian Siedebiedel），法兰克福

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已接近 5%。这一数值高于欧元危机期间。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之间的利差（Spread）在 2015 年至 2024 年间大多低于 50 个基点，而现在已升至 140 个基点。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利差也有所增加，尽管幅度远不及法国。仅自 9 月初以来，法国的利差上升了 55 个基点，意大利和希腊上升了 33 个基点，西班牙上升了 20 个基点，葡萄牙上升了 17 个基点。

德意志银行的桑杰·拉贾（Sanjay Raja）等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欧洲中央银行（EZB）的保护，法国的收益率才没有达到更惊人的量级。这里存在一种隐含的担保。这一点可以从非欧元区国家英国的情况看出：尽管英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更低，但其债务支付成本（5.4%）却高于法国和意大利。

那么，央行会在债券市场采取干预措施吗？到目前为止，欧洲央行一直否认其可能会通过紧急计划 TPI（“传导保护工具”）为法国解围。该计划于 2022 年 7 月推出，当时在利率转向的过程中，意大利的债券收益率大幅攀升。但直到现在，该计划从未被启用。它允许购买单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券，从而倾向于降低收益率。央行引入该工具的理由是，必须确保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传导”，即确保其货币政策步骤产生统一的效果。

该计划设定了相关条件。欧洲央行强调，特别是必须观察到“不合理的、无序的市场发展”。这被解读为：单个欧元区国家的收益率必须在没有基本面原因的情况下大幅上涨。这一条件的弱点在于，由欧洲央行理事会自行决定标准是否满足；且收益率上涨是否由基本面数据支撑，仍存在解读空间。例如，如果债券投资者因政治发展而突然对一个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可能会出现灰色地带。

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最近试图说服金融市场，TPI 并非一种自动机制。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该计划被启用的可能性“相当小”。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Joachim Nagel）在伦敦强调，包括 TPI 在内的欧洲央行工具并非为了保证特定的债券利差或类似指标而存在：“核心在于价格稳定。”而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Emmanuel Moulin）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在法兰克福寻找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在本国。”

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现在认为，欧洲央行可能无法如此迅速地激活危机工具 TPI。但在达到该阈值之前，央行仍有影响债券市场的方法。

高盛欧洲首席经济学家亚里·斯特恩（Jari Stehn）写道：“欧洲央行理事会可以通过放缓资产负债表缩减的速度，来应对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压力。”其中一个选项是回归部分再投资，并灵活运用；另一个选项则是引入新的购买计划，以构建计划中的结构性债券组合。

背景情况：欧洲央行（EZB）和欧元区各国央行在 2015 年至 2022 年间购买了价值超过 5 万亿欧元的债券。自 2025 年初以来，到期债券不再被替换，债券规模在某种程度上随机地在缩减。英格兰银行最近的举措表明，可以通过调整此类机制来产生影响。与欧洲央行不同，英格兰银行还采取了主动出售债券的措施。在此过程中

来源：彭博社 / 《法兰克福汇报》图表：helf.

债券收益率对比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百分比）

9.10.2026

其紧急计划 TPI 至今从未被启用：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照片：Frank Röth

面对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上升，英国人已将截至 2027 年 4 月的所有出售计划搁置，并完全停止了长期债券的出售。

法兰克福的经济学教授沃尔克·维兰（Volker Wieland）至少不会排除欧洲央行调整其资产负债表缩减条件的可能性。维兰表示：“欧洲央行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重新配置，减少其他国家的份额或增加法国债券的持有量，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他认为这将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认为，如果成员国政府的债务率持续上升且存在高额赤字，让他们承受一定的市场纪律是有意义的。维兰表示：“欧洲央行不应阻止或减轻这一点。”

瑞士 J. Safra Sarasin 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朱尼厄斯（Karsten Junius）同样认为，欧洲央行可以通过放缓资产负债表缩减，来限制整体收益率的跳升以及法国债券收益率的剧烈上涨。他认为资产负债表缩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其针对具体国家的构成并非固定不变。但他认为这一货币政策信号“不仅令人困惑”，而且“与进一步提高基准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兼容的”。

不过，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弗里德里希·海内曼（Friedrich Heinemann）表示，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缩减中尚未观察到对法国的优待。“我查看了缩减路径，从 2024 年到 2026 年 8 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法国在新冠援助计划 PEPP 投资组合中的占比自 2024 年底以来稳定在 18,1 至 18,2 百分之几之间；而在较早的债券计划 PSPP 投资组合中，该比例略有下降，从 2024 年底的 19,8 百分之几下降到 2026 年 8 月底的 19,3 百分之几。“这类微小偏差是由到期时间分布驱动的，”海内曼说道。

这位经济学家还认为，改变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对法国来说并非解决方案：“其效果太小了。”即使欧元系统重新购买到期的法国债券，在面对资金逃离法国债券的情况下，这也远远不足以提供帮助。至于激活 TPI 计划，他认为目前的法国利差并不具备正当理由。这位经济学家表示：“这样的利差反映了公共财政的糟糕状况和政治的不确定性——目前还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非理性的市场恐慌。”

针对转账收款人核查的批评

消费者保护组织：“不必要的警告信息过多，导致用户不安” / 德国信贷业持不同观点

法兰克福。转账可能会出现陷阱。账户号码（IBAN）的一个数字写错，资金就无法到达预期的收款人手中。如果说以前追回资金已经极其困难，那么在实时转账时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根据法律规定，德国的银行和储蓄银行在一年前引入了收款人核查机制。如果收款人姓名与账户号码不完全一致，银行客户将收到一条警告信息，并被询问是否确实要执行该笔转账。

早在宣布引入收款人核查时，就遭到了客户的大量批评。一名《法兰克福汇报》的读者甚至预言支付交易很快会崩溃。如今，情绪已有所平复。在民调机构 Forsa 受消费者中心联邦协会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91% 的受访者原则上认为收款人核查是好事，且 68% 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其执行情况良好。

但消费者中心联邦协会与 27% 的受访者一样，并不持有此观点。消费者中心的费利西塔斯·马凯特（Felicitas Makait）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批评道：“银行客户收到了过多不必要的警告信息，这导致了不安。”

Forsa 的这项调查还纳入了银行客户向消费者中心提交的 295 份报告，结果显示：在收到过至少一次警告信息的网上银行用户中，58% 的人定期收到警告，频率大约在每四笔转账一次到几乎每笔转账一次之间。

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细微之处，例如在智能手机上输入时几乎难以察觉的双空格。姓名中的特殊字符或变元音（Umlaute）也会带来问题。而最典型的情况是：双名。在开户时，银行经常按照身份证上的姓名进行登记，即便这违背了客户的意愿。消费者中心从客户投诉中得知，即使客户根本不使用第二个名字，银行也会将其登记在案。一名来自黑森州的银行客户评论道：“我现在知道所有人的第二个名字了。幸好我没有！”

马凯特表示：“如果网上银行客户收到警告信息的频率过高，就存在一种风险，即即使警告确实合理，他们也会将其忽略。这样一来，收款人核查本应带来的安全性就被抵消了。”因此，消费者中心联邦协会要求对收款人核查进行更人性化的设计。系统应当能够识别正确的收款人，例如在姓和名颠倒、缺失第二个名字，或者特殊字符和连字符不一致的情况下。消费者保护人士马凯特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监管执行给出的是建议而非明确的规则，而后者才是必要的。

由德国所有银行和储蓄银行组成的德国信贷业自然持有不同看法，并表示“无法理解”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批评。德国储蓄银行协会（BVR）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收款人核查基于欧洲立法者的法律规定，旨在提高支付交易的安全性。”目前，该合作银行伞形组织在德国信贷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为了具体实施，欧洲信贷业还就共同标准达成了一致。这些标准明确规定了“一致”、“近乎一致”以及“不一致”的分级。这样一来，较小的偏差——例如拼写错误、重复空格或不同的书写方式——可以被识别并相应处理。该发言人认为：“然而，客户的安全具有最高优先级。因此，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发出额外的警告比让一个可能相关的偏差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通过要更有意义。”

与此同时，他确认了消费者保护者的说法，即在实施细节上存在一定的空间，个别机构可能会对此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不过，银行、储蓄银行和消费者保护者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应当强制要求企业在发票上清晰地标注收款人姓名。因为在实践中，例如名为“理发师让-皮埃尔”（Coiffeur Jean-Pierre）且被客户如此称呼的店主，其实际姓名可能仅仅是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Müller）。

作者：因肯·舍瑙尔 (Inken Schönauer)

热浪一波接一波。Open AI 营收数据的公布导致市场在周末收盘时走低。事实上，这些数据并不糟糕，只是低于预期。投资者在其他科技公司身上也见过这种情况。当芯片开发商英伟达（Nvidia）公布数据时，市场在几天前就会变得紧张。所有关于人工智能这一巨型话题的希望，以及日益增加的所有风险，都系在美国的科技巨头身上。令人惊讶的是，危机、战争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爆发，在市场上引发的动荡竟然少于科技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而后者每季度都可能发生变化。

投资者应当保持冷静，并仔细考虑将信任和资金托付给谁。对于那些觉得坐在前排太热的人，应该在后排寻找机会。人工智能的分布很广，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完全可能存在于利基市场中。

您听说过吗……？

丹尼尔·利亚诺（Daniel Llano）将继续晋升？他此前担任摩根大通（Chase）德国区负责人，现将接管 ICB（数字化零售银行业务）的整体管理工作，该部门涵盖了摩根大通在德国和英国的业务以及在欧盟的进一步扩张。明年，埃莱尼·斯库拉（Eleni Skoura）将接替他在德国的职务。

尤塔·登格斯（Jutta Dönges）在任职仅一年后就离开了汽车供应商 Aumovio？这位经理于上周三出人意料地辞去了首席财务官的董事会职务。登格斯曾多年代表联邦政府担任商业银行（Commerzbank）监事会成员。

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加入了安永（EY）？这位前联邦总理府主任兼联邦特别任务部长将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为这家咨询公司提供支持。

亚历山大·根格（Alexander Geng）和艾里斯·迈耶（Iris Meyer）将分别担任高级客户关系经理和客户服务经理，加入瑞士投资公司 Vontobel？通过这些新成员的加入，该公司旨在进一步扩大其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核心市场的机构销售业务。

卡罗琳·库内特（Caroline Kuhnert）和伊莱恩·阿登（Elaine Arden）被提名竞选 Julius Bär 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她们预计将在 2027 年的股东大会上被选入该委员会。

股市

< / td><>8.10.26< / ><>9.10.26< / >< / tr><><>F.A.Z. 指数< / ><>3203,73< / ><>3251,92< / >< / ><><>Dax< / ><>24806,97< / ><>25147,60< / >< / ><><>M-Dax< / ><>29506,83< / ><>30094,97< / >< / ><><>Tec-Dax< / ><>3965,53< / ><>3993,31< / >< / ><><>Euro Stoxx 50< / ><>6126,73< / ><>6196,90< / >< / ><><>F.A.Z. 欧元指数< / ><>216,99< / ><>219,28< / >< / ><><>道琼斯指数< / ><>51231,64< / ><>51380,27<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7193,34< / ><>27286,27< / >< / ><><>德国国债期货< / ><>121,19< / ><>120,95< / >< /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2,48 %< / ><>2,52 %< / >< / ><><>德国国债收益率 10年< / ><>3,49 %< / ><>3,45 %< / >< / ><><>F.A.Z. 养老金收益率 10年< / ><>3,33 %< / ><>3,31 %< / >< / ><><>美国国债收益率 10年< / ><>5,29 %< / ><>5,23 %<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4130,03< / ><>4195,88< / >< / ><><>原油 (伦敦 $ / 桶)< / ><>104,13< / ><>103,95< / >< / ><><>1 欧元兑美元 (前一日)< / ><>1,1177< / ><>1,1186< / >< / ><><>1 欧元兑英镑 (前一日)< / ><>0,8465< / ><>0,8470< / >< / ><><>1 欧元兑瑞士法郎 (前一日)< / ><>0,9309< / ><>0,9326< / >< / ><><>1 欧元兑日元 (前一日)< / ><>176,85< / ><>177,05< / >< / ><>< colspan="3">所有数值截至：15:52< / >< / table>

<><>北欧银行 (Nordea Bank Abp, 芬兰)< / ><>16,75< / ><>16,84< / >< / ><><>诺华 (Novartis N, 瑞士)< / ><>126,80< / ><>127,66< / >< / ><><>诺沃尼赛斯 (Novonesis B, 丹麦)< / ><>56,80< / ><>57,36< / >< / ><><>诺和诺德 (Novo-Nordisk B, 丹麦)< / ><>34,00< / ><>34,34< / >< / ><><>Orange (法国)< / ><>14,23< / ><>13,91< / >< / ><><>合伙集团 (Partners Group, 瑞士)< / ><>628,60< / ><>641,00< / >< / ><><>保乐力加 (Pernod Ricard, 法国)< / ><>60,58< / ><>60,98< / >< / ><><>飞利浦电子 (Philips Electr., 荷兰)< / ><>21,48< / ><>21,82< / >< / ><><>意大利邮政 (Poste Italiane, 意大利)< / ><>24,10< / ><>23,97< / >< / ><><>Prosus (荷兰)< / ><>35,65< / ><>36,01< / >< / ><><>普鲁登申 (Prudential, 英国)< / ><>10,47< / ><>10,57< / >< / ><><>阳狮集团 (Publicis Group, 法国)< / ><>94,68< / ><>96,06< / >< / ><><>利洁时 (Reckitt Benckiser, 英国)< / ><>60,10< / ><>60,92< / >< / ><><>Relx (英国)< / ><>30,46< / ><>31,14< / >< / ><><>历峰集团 (Richemont, 瑞士)< / ><>180,10< / ><>181,45< / >< / ><><>力拓 (Rio Tinto, 英国)< / ><>83,06< / ><>84,04< / >< / ><><>罗氏 (Roche PS, 瑞士)< / ><>379,00< / ><>383,35< / >< / ><><>罗尔斯-罗伊斯集团 (Rolls-Royce Grp., 英国)< / ><>16,58< / ><>16,34< / >< / ><><>瑞安航空控股 (Ryanair Holdings, 爱尔兰)< / ><>23,63< / ><>23,06< / >< / ><><>赛峰 (Safran, 法国)< / ><>311,00< / ><>315,30< / >< / ><><>圣戈班 (Saint-Gobain, 法国)< / ><>64,78< / ><>65,18< / >< / ><><>Sampo OYJ (芬兰)< / ><>8,77< / ><>8,80< / >< / ><><>山特维克 (Sandvik, 瑞典)< / ><>31,30< / ><>31,99< / >< / ><><>赛诺菲 (Sanofi S.A., 法国)< / ><>71,53< / ><>71,64< / ><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 法国)< / ><>260,60< / ><>264,10< / >< / ><><>苏格兰和南方能源 (Scot.&South. En., 英国)< / ><>28,80< / ><>29,20< / >< / table>

照片 dpa

心仪的户外空间

对于许多人来说，花园或阳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房产销售者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更高价格的机会，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为此付出努力。

作者：Kerstin Papon，法兰克福

花园也包括这些：定期的维护和浇水，只要用水量不被限制（如今年夏天那样）。

这终于成了梦想中的房子吗——还是并非如此？一套房产对买家是否有吸引力，通常由多种原因决定。这涉及价格、经常性开支或必要装修费用等纯数字，也涉及房产的具体数据。而地理位置与交通连接、外观或状况以及房间布局等因素同样重要。其中一些因素更偏向个人主观，并非总是理性的，因此销售者更难对其产生影响。例如，一个特别的景观就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让人忘记其他很多问题——甚至是价格。此外，街道名称、门牌号或一棵正值花期的樱花树也可能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至于邻里关系如何，通常要到以后才能知道。

尽管如此，房产销售者在一定程度上仍能掌控某些事物，并以此赢得好感。例如，阳台、露台或花园等户外空间属于房产的核心配置特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产的吸引力。von Poll Immobilien 房产中介公司对此便有相关报道。对于许多潜在买家而言，这些是搜索时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在温暖的月份里，是购买决策的核心标准。除了面积，具体的实用性也至关重要，例如是否可用于休息或户外工作。因此，能够意识到户外空间潜力并有针对性地利用的业主，将为成功销售奠定重要基础。

当然，仅仅拥有此类开放空间及其规模是不够的。即使对于经验丰富且富有想象力的业余园艺爱好者来说，第一印象和对可能性的具体构想也起着作用，即便目前的设计并不符合其个人愿望。von Poll Immobilien 管理层成员 Beata von Poll 表示，设计良好且维护得当的户外区域能直接提升房产的吸引力，这既能对成交价产生积极影响，也能缩短销售周期。

“如今，花园或露台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居住空间的延伸，”Beata von Poll 解释道。对于许多意向买家来说，拥有一个既能提供休憩又能满足日常实用需求的私人户外避风港至关重要。买家越来越重视空间的多元化利用——无论是用于户外共餐、作为私人静谧之所，还是作为绿意盎然的临时办公点。一个阳光充足的阳台、一个有遮蔽的露台或一个精心布置的花园，在看房时就能向意向买家传达出潜在用途的画面，从而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中介的建议似乎显而易见：为了充分挖掘房产的潜力，建议有针对性地为营销准备户外空间。整洁的整体印象、清晰的结构以及简约的家具布置，将有助于意向买家更好地想象这些用途。通过花卉和植物点缀的季节性元素可以增强效果并进一步提升吸引力。高质量的房产推介书和在良好光线条件下拍摄户外区域的专业照片则能为此提供支持。

贝亚塔·冯·波尔（Beata von Poll）表示，在市场营销中反复证明，室外空间在经过精心维护和设计时尤其具有说服力。许多潜在买家还会根据这些空间是否能立即投入使用来做出判断。通常只需投入较少的精力，就能产生显著更好的效果。

阳台等设施不仅在房产销售中发挥作用，许多租客也非常看重这种额外的居住空间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及其限制措施期间，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Immoscout24 在一项分析中发现，阳台在购房时的重要性高于租房。该分析对比了 2023 年与 2026 年第二季度在这一住宅及商业地产在线平台上挂牌的德国 118 个直辖市的现有住房。

结果显示，带阳台的公寓房需求有所增加，而对于租赁房产，其他因素现在变得更为重要。在购房方面，带阳台的公寓具有明显优势：近期，带阳台的公寓每条广告每日收到的咨询量平均比没有阳台的公寓高出 19%。三年前，这一领先幅度仅为 6%，明显较低。相比之下，租赁房产的情况发生了反转，阳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带阳台的公寓现在每日收到的咨询量比没有阳台的少 2%。而三年前，前者还领先 3%。

这在成本上是如何体现的？据称，带阳台住房的租金溢价已从 2023 年的平均 8% 降至目前的 5%。Immoscout24 将此视为租赁市场紧张的症状，在这种环境下，没有阳台的公寓也能以更高价格出租。近期，Immoscout24 上带阳台的公寓中位报价为每平方米 12.09 欧元，不带阳台的为 11.49 欧元。

就公寓房而言，价格差距保持稳定。第二季度，带阳台的公寓中位报价为每平方米 4,381 欧元，不带阳台的为 3,903 欧元。据称，差价仍维持在 12% 左右，与三年前的水平相当。不过，价格差异不能仅归因于阳台。地理位置、面积、建筑年份、状况以及其他配套设施在不同房源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

至少从广告来看，哪里拥有最多的阳台？分析显示，在调查的 118 个城市中，78% 的挂牌公寓房和 68% 的租赁房拥有阳台。罗森海姆（Rosenheim）带阳台的公寓比例最高，达 82%，而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仅为 42%。不过，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模式。

“在购房时，阳台的重要性在增加；而在租房时，价格和可用性显然成为了首要考虑因素，”Immoscout24 总经理盖莎·克罗克福德（Gesa Crockford）这样总结这一观察结果。鉴于德国缺少 140 万套住房，对于许多寻找住房的人来说，配套设施变成了次要问题。

股票市场

52周最低< / td>< rowspan="3">对比< / >< ="3">最高< / >< ="3">市值（百万欧元）总计< / >< ="3">< / >< colspan="5">Xetra< / >< / tr><>< ="2">8.10.26收盘< / >< ="2">9.10.2615.51 h< / >< colspan="2">自以下日期起涨跌幅 %< / >< ="2">股息率< / >< / ><><>8.10.< / ><>30.12.25< / >< / ><><>< / ><>< / ><>Dax< / ><>< / ><>24806,97< / ><>25140,16< / ><>+1,3< / ><>+2,7< / ><>< / >< / ><><>< / ><>< / ><>Adidas ▲< / ><>< / ><>146,50< / ><>150,25< / ><>+2,6< / ><>-11,1< / ><>2,80 $^{1x}$ $ 1,86< / >< / ><><>< / ><>< / ><>Airbus SE (NL) ▲▼< / ><>< / ><>187,32< / ><>187,78< / ><>+0,2< / ><>-5,2< / ><>3,20 $^{1x}$ $ 1,70< / >< / ><><>< / ><>< / ><>Allianz SE ▲▼< / ><>< / ><>413,40< / ><>419,60< / ><>+1,5< / ><>+7,5< / ><>17,10 $^{1x}$ $ 4,08< / >< / ><><>< / ><>< / ><>BASF SE ▲< / ><>< / ><>51,77< / ><>51,96< / ><>+0,4< / ><>+16,9< / ><>2,25 $^{1x}$ $ 4,33< / >< / ><><>< / ><>< / ><>Bayer ▲< / ><>< / ><>42,59< / ><>43,76< / ><>+2,7< / ><>+18,2< / ><>0,11 $^{1x}$ $ 0,25< / >< / ><><>< / ><>< / ><>Beiersdorf< / ><>< / ><>77,56< / ><>78,54< / ><>+1,3< / ><>-16,2< / ><>1,00 $^{1x}$ $ 1,27< / >< / ><><>< / ><>< / ><>BMW St. ▲< / ><>< / ><>52,18< / ><>54,14< / ><>+3,8< / ><>-41,9< / ><>4,40 $^{1x}$ $ 8,13< / >< / ><><>< / ><>< / ><>Brenntag SE< / ><>< / ><>61,26< / ><>62,38< / ><>+1,8< / ><>+25,9< / ><>1,90 $^{1x}$ $ 3,05< / >< / ><><>< / ><>< / ><>Commerzbank< / ><>< / ><>37,64< / ><>37,90< / ><>+0,7< / ><>+5,0< / ><>1,10 $^{1x}$ $ 2,90< / >< / ><><>< / ><>< / ><>Continental< / ><>< / ><>68,10< / ><>69,74< / ><>+2,4< / ><>+2,6< / ><>2,70 $^{1x}$ $ 3,87< / >< / ><><>< / ><>< / ><>Daimler Truck Hldg.< / ><>< / ><>40,69< / ><>41,36< / ><>+1,6< / ><>+10,8< / ><>1,90 $^{1x}$ $ 4,59< / >< / ><><>< / ><>< / ><>Deutsche Bank ▲< / ><>< / ><>29,66< / ><>30,11< / ><>+1,5< / ><>-9,1< / ><>1,00 $^{1x}$ $ 3,32< / >< / ><><>< / ><>< / ><>Deutsche Börse ▲< / ><>< / ><>292,60< / ><>295,60< / ><>+1,0< / ><>+32,1< / ><>4,20 $^{1x}$ $ 1,42< / >< / ><><>< / ><>< / ><>Deutsche Telekom ▲▲▼< / ><>< / ><>26,83< / ><>24,95< / ><>-7,0< / ><>-9,8< / ><>1,00 $^{1x}$ $ 4,01< / >< / ><><>< / ><>< / ><>DHL ▲< / ><>< / ><>54,94< / ><>56,30< / ><>+2,5< / ><>+20,5< / ><>1,90 $^{1x}$ $ 3,37< / >< / ><><>< / ><>< / ><>E.ON SE< / ><>< / ><>16,97< / ><>17,17< / ><>+1,2< / ><>+6,4< / ><>0,57 $^{1x}$ $ 3,32< / >< / ><><>< / ><>< / ><>Fresenius M. C.< / ><>< / ><>36,72< / ><>37,91< / ><>+3,2< / ><>-7,0< / ><>1,49 $^{1x}$ $ 3,93< / >< / ><><>< / ><>< / ><>Fresenius SE< / ><>< / ><>41,59< / ><>42,68< / ><>+2,6< / ><>-12,9< / ><>1,05 $^{1x}$ $ 2,46< / >< / ><><>< / ><>< / ><>GEA Group< / ><>< / ><>67,35< / ><>68,85< / ><>+2,2< / ><>+19,1< / ><>1,30 $^{1x}$ $ 1,89< / >< / ><><>< / ><>< / ><>Hannover Rück SE< / ><>< / ><>262,40< / ><>265,60< / ><>+1,2< / ><>-0,2< / ><>12,50 $^{1x}$ $< / >< / table>

4,71< / td>< / tr> <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 / ><>139,80< / ><>144,15< / ><>+3,1< / ><>-35,4< / ><>3,60 $^{1x}$ 2,50< / >< / ><><>< / ><>< / ><>汉高 (Henkel Vz.)< / ><>< / ><>73,84< / ><>74,70< / ><>+1,2< / ><>+7,4< / ><>2,07 $^{1x}$ 2,77< / >< / ><><>< / ><>< / ><>豪赫蒂夫 (Hochtief)< / ><>< / ><>390,20< / ><>388,40< / ><>-0,5< / ><>+15,3< / ><>6,60 $^{1x}$ 1,70< / >< / ><><>< / ><>< / ><>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 / ><>< / ><>58,90< / ><>59,06< / ><>+0,3< / ><>+56,5< / ><>0,35 $^{1x}$ 0,59< / >< / ><><><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 / ><>< / ><>39,03< / ><>40,19< / ><>+3,0< / ><>-33,1< / ><>3,50 $^{1x}$ 8,71< / >< / ><><>< / ><>< / ><>默克 (Merck)< / ><>< / ><>135,70< / ><>138,35< / ><>+2,0< / ><>+12,8< / ><>2,20 $^{1x}$

1,59< / >< / ><><>< / ><>< / ><>MTU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ines)< / ><>< / ><>343,70< / ><>345,10< / ><>+0,4< / ><>-2,9< / ><>3,60 $^{1x}$ 1,04< / >< / ><><><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 / ><>< / ><>519,00< / ><>526,60< / ><>+1,5< / ><>-6,3< / ><>24,00 $^{1x}$ 4,56< / >< / ><><>< / ><>< / ><>奇亚根 (Qiagen (NL)) ■< / ><>< / ><>39,58< / ><>40,44< / ><>+2,2< / ><>-1,1< / ><>0,35 $^{1x}$ 0,76< / >< / ><><>< / ><>< /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 / ><>< / ><>934,90< / ><>937,20< / ><>+0,2< / ><>-40,0< / ><>11,50 $^{1x}$ 1,23< / >< / ><><>< / ><>< / ><>RWE< / ><>< / ><>57,24< / ><>57,90< / ><>+1,2< / ><>+27,9< / ><>1,20 $^{1x}$ 2,07< / >< / ><><>< / ><>< / ><>SAP SE ▲▲▼< / ><>< / ><>184,62< / ><>192,00< / ><>+4,0< / ><>-7,8< / ><>2,50 $^{1x}$

1,30< / >< / ><><>< / ><>< / ><>Scout24 SE< / ><>< / ><>71,25< / ><>72,10< / ><>+1,2< / ><>-16,0< / ><>1,50 $^{1x}$ 2,08< / >< / ><><>< / ><>< / ><>西门子 (Siemens) ▲▼< / ><>< / ><>264,25< / ><>271,05< / ><>+2,6< / ><>+13,3< / ><>5,35 $^{1x}$ 1,97< / >< / ><><><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 / ><>< / ><>142,50< / ><>143,92< / ><>+1,0< / ><>+19,5< / ><>0,70 $^{1x}$ 0,49< / >< / ><><><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 ■< / ><>< / ><>38,26< / ><>39,05< / ><>+2,1< / ><>-13,1< / ><>1,00 $^{1x}$ 2,56< / >< / ><><>< / ><>< / ><>德姆康 (Symrise)< / ><>< / ><>90,94< / ><>92,02< / ><>+1,2< / ><>+33,6< / ><>1,25 $^{1x}$ 1,36< / >< / ><><>< / ><>< / ><>大众 (Volkswagen Vz)< / ><>< / ><>66,60< / ><>69,32< / ><>+4,1< / ><>-33,1< / ><>5,26 $^{1x}$

7,59< / >< / ><><>< / ><>< / ><>Vonovia SE< / ><>< / ><>16,21< / ><>16,35< / ><>+0,9< / ><>-33,4< / ><>1,25 $^{1x}$ 7,65< / >< / ><><>< / ><>< / ><>Zalando SE< / ><>< / ><>22,81< / ><>24,01< / ><>+5,3< / ><>-5,2< / ><>0,00 $^{1x}$ 0,00< / >< / table>

<><>< / >< colspan="2">M-Dax< / ><>29506,83< / ><>30085,77< / ><>+2,0< / ><>-1,7< / ><>< / >< / ><><>< / ><>4174,05< / ><>艾克司创 (Aixtron SE) ■< / ><>36,50< / ><>36,79< / ><>+0,8< / ><>+112,6< / ><> $0,15^{1x}$ 0,41< / >< / ><><>< / ><>1627,86< / ><>Aroundtown (L)< / ><>1,47< / ><>1,49< / ><>+1,0< / ><>-43,8< / ><> $0,08^{1x}$ 5,38< / >< / ><><>< / ><>3526,80< / ><>Aumovio SE< / ><>34,25< / ><>35,25< / ><>+2,9< / ><>-17,9< / ><> $0,00^{1x}$ 0,00< / >< / ><><>< / ><>7251,52< / ><>奥鲁比斯 (Aurubis)< / ><>154,80< / ><>161,30< / ><>+4,2< / ><>+29,9< / ><> $1,60^{1x}$ 0,99< / >< / ><><>< / ><>3647,06< / ><>Auto1 Group SE< / ><>16,00< / ><>16,43< / ><>+2,7< / ><>-39,8< / ><> $0,00^{1x}$ 0,00< / >< / ><><>< / ><>4420,08< / ><>Bechtle

■< / td> 34,36< / ><>35,08< / ><>+2,1< / ><>-19,7< / ><> $0,70^{1x}$ $ 2,00< / >< / tr> <>< / ><>2058,95< / ><>Bilfinger SE< / ><>53,95< / ><>54,75< / ><>+1,5< / ><>-49,0< / ><> $2,80^{1x}$ $ 5,11< / >< / ><><>< / ><>5601,60< / ><>CTS Eventim< / ><>56,75< / ><>58,35< / ><>+2,8< / ><>-25,7< / ><> $1,44^{1x}$ $ 2,47< / >< / ><><>< / ><>11220,67< / ><>Delivery Hero SE< / ><>36,42< / ><>36,61< / ><>+0,5< / ><>+61,1< / ><> $0,00^{1x}$ 0,00< / >< / ><><>< / ><>8671,83< / ><>Deutsche Lufthansa< / ><>7,26< / ><>7,21< / ><>-0,6< / ><>-14,2< / ><> $0,33^{1x}$ $ 4,57< / >< / ><><>< / ><>1840,20< / ><>Deutz< / ><>10,80< / ><>10,96< / ><>+1,5< / ><>+28,9< / ><> $0,18^{1x}$ $ 1,64< / >< / ><><>< / ><>13390,00< / ><>DWS Group< / ><>66,00< / ><>66,95< / ><>+1,4< / ><>+18,5< / ><> $3,00^{1x}$ $ 4,48< / >< / ><><>< / ><>2525,95< / ><>Elmos Semicond. SE ■< / ><>147,20< / ><>±0,0< / ><>+51,8< / ><> $1,50^{1x}$ $ 1,02< / >< / ><><>< / ><>9944,44< / ><>Evonik Industries< / ><>20,98< / ><>21,34< / ><>+1,7< / ><>+59,7< / ><> $1,00^{1x}$ $ 4,69< / >< / ><><>< / ><>2865,70< / ><>flatexDegiro< / ><>25,84< / ><>26,02< / ><>+0,7< / ><>-29,2< / ><> $0,30^{1x}$ $ 1,15< / >< / ><><>< / ><>5349,31< / ><>Fraport< / ><>57,30< / ><>57,85< / ><>+1,0< / ><>-17,3< / ><> $1,00^{1x}$ $ 1,73< / >< / ><><>< / ><>2632,46< / ><>freenet ■< / ><>22,38< / ><>22,14< / ><>-1,1< / ><>-24,5< / ><> $2,07^{1x}$ $ 9,35< / >< / ><><>< / ><>2910,82< / ><>Fuchs SE Vz.< / ><>43,96< / ><>44,44< / ><>+1,1< / ><>+16,5< / ><> $1,23^{1x}$ $ 2,77< / >< / ><><>< / ><>7744,44< / ><>Hella< / ><>69,00< / ><>69,70< / ><>+1,0< / ><>-15,6< / ><> $0,22^{1x}$ $ 0,32< / >< / ><><>< / ><>8711,01< / ><>Hensoldt ■< / ><>74,68< / ><>75,42< / ><>+1,0< / ><>+2,8< / ><> $0,55^{1x}$ $ 0,73< / >< / ><><>< / ><>4566,80< / ><>Ionos Group SE ■< / ><>32,62< / ><>±0,0< / ><>+21,9< / ><> $0,00^{1x}$ 0,00< / >< / ><><>< / ><>2239,16< / ><>Jenoptik ■< / ><>40,44< / ><>39,12< / ><>-3,3< / ><>+99,9< / ><> $0,40^{1x}$ $ 1,02< / >< / ><><>< / ><>2652,47< / ><>K+S< / ><>14,99< / ><>14,81< / ><>-1,2< / ><>+19,2< / ><> $0,07^{1x}$ $ 0,47< / >< / ><><>< / ><>4480,43< / ><>Kion Group< / ><>33,50< / ><>34,15< / ><>+1,9< / ><>-50,0< / ><> $0,62^{1x}$ $ 1,82< / >< / ><><>< / ><>16152,24< / ><>Knorr-Bremse< / ><>97,80< / ><>100,20< / ><>+2,5< / ><>+5,3< / ><> $1,90^{1x}$ $ 1,90< / >< / ><><>< / ><>3361,50< / ><>Krones< / ><>104,00< / ><>106,40< / ><>+2,3< / ><>-21,6< / ><> $2,80^{1x}$ $ 2,63< / >< / ><><>< / ><>1102,64< / ><>Lanxess< / ><>12,48< / ><>12,77< / ><>+2,3< / ><>-27,5< / ><> $0,10^{1x}$ $ 0,78< / >< / ><><>< / ><>3447,42< / ><>LEG Immobilien SE< / ><>44,36< / ><>44,86< / ><>+1,1< / ><>-27,9< / ><> $2,92^{1x}$ $ 6,51< / >< / ><><>< / ><>7854,00< / ><>Nemetschek SE ■< / ><>64,25< / ><>68,00< / ><>+5,8< / ><>-26,7< / ><> $0,68^{1x}$ $ 1,00< / >< / ><><>< / ><>8352,11< / ><>Nordex SE ■< / ><>34,40< / ><>35,26< / ><>+2,5< / ><>+21,1< / ><> $0,00^{1x}$

0,00< / td>< / tr> < / ><>19267,65< / ><>保时捷 (Porsche)< / ><>40,96< / ><>42,30< / ><>+3,3< / ><>-7,3< / ><> $1,01^{1x}$ 2,39< / >< / ><><>< / ><>3906,22< / ><>保时捷控股 SE (Porsche Hldg. SE)< / ><>24,55< / ><>25,51< / ><>+3,9< / ><>-36,1< / ><> $1,51^{1x}$ 5,92< / >< / ><><>< / ><>3396,78< / ><>彪马 SE (Puma SE)< / ><>22,40< / ><>22,95< / ><>+2,5< / ><>+2,9< / ><> $0,00^{1x}$ 0,00< / >< / ><><>< / ><>6713,99< / ><>Rational< / ><>557,00< / ><>590,50< / ><>+6,0< / ><>-10,7< / ><> $20,00^{1x}$ 3,39< / >< / ><><>< / ><>3433,00< / ><>Renk Group< / ><>33,95< / ><>34,33< / ><>+1,1< / ><>-36,0< / ><> $0,58^{1x}$ 1,69< / >< / ><><>< / ><>4572,65< / ><>RTL 集团 (L) (RTL Group (L))< / ><>29,00< / ><>29,55< / ><>+1,9< / ><>-14,2< / ><> $5,50^{1x}$

18,61< / >< / ><><>< / ><>3022,88<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44,04< / ><>50,30< / ><>+14,2< / ><>+25,3< / ><> $0,20^{1x}$ 0,40< / >< / ><><>< / ><>9535,97< / ><>萨托留斯 Vz. ■ (Sartorius Vz. ■)< / ><>246,90< / ><>254,70< / ><>+3,2< / ><>+3,0< / ><> $0,74^{1x}$ 0,29< / >< / ><><>< / ><>5640,96< / ><>舍弗勒 (Schaeffler)< / ><>6,01< / ><>5,97< / ><>-0,7< / ><>-28,6< / ><> $0,30^{1x}$ 5,03< / >< / ><><>< / ><>2608,65< / ><>西立科 ■ (Siltronic ■)< / ><>80,50< / ><>79,05< / ><>-1,8< / ><>+61,7< / ><> $0,00^{1x}$ 0,00< / >< / ><><>< / ><>2033,24< / ><>Ströer SE< / ><>35,72< / ><>36,86< / ><>+3,2< / ><>-0,4< / ><> $1,85^{1x}$ 5,02< / >< / ><><>< / ><>1259,71< / ><>Suss MicroTec SE ■< / ><>65,25< / ><>65,90< / ><>+1,0< / ><>+68,4< / ><> $0,04^{1x}$ 0,06< / >< / ><><>< / ><>1954,67< / ><>TAG

Immobilien< / ><>10,25< / ><>10,27< / ><>+0,2< / ><>-22,4< / ><> $0,40^{1x}$ 3,89< / >< / ><><>< / ><>30987,48< / ><>Talanx< / ><>118,70< / ><>120,00< / ><>+1,1< / ><>+5,4< / ><> $3,60^{1x}$ 3,00< / >< / ><><>< / ><>8513,12< / ><>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 / ><>12,84< / ><>13,68< / ><>+6,5< / ><>+47,5< / ><> $0,15^{1x}$ 1,10< / >< / ><><>< / ><>4751,57< / ><>TKMS< / ><>74,80< / ><>±0,0< / ><>+13,2< / ><> $0,00^{1x}$ 0,00< / >< / ><><>< / ><>16750,00< / ><>Traton SE< / ><>32,84< / ><>33,50< / ><>+2,0< / ><>+9,8< / ><> $0,93^{1x}$ 2,78< / >< / ><><>< / ><>3412,98< / ><>途易 (TUI)< / ><>6,63< / ><>6,73< / ><>+1,5< / ><>-25,1< / ><> $0,10^{1x}$ 1,49< / >< / ><><>< / ><>4442,88< / ><>United Internet ■< / ><>23,30< / ><>23,14< / ><>-0,7< / ><>-16,4< / ><> $0,50^{1x}$

2,16< / >< / ><><>< / ><>4657,23< / ><>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e)< / ><>87,85< / ><>89,30< / ><>+1,7< / ><>+28,8< / ><> $0,00^{1x}$ 0,00< / >< / table>

Prime Standard (标准板块)

<><>法兰克福< / ><>8.10.收盘< / ><>9.10.15.51 h< / >< / ><><>1&1< / ><>22,95< / ><>22,65< / >< / ><><>11 88 0 Solutions< / ><>1,89< / ><>1,81< / >< / ><><>3U Holding< / ><>0,942< / >< / ><><>ad pepper media (NL)< / ><>2,54< / >< / ><><>adesso SE< / ><>63,50< / ><>64,40< / >< / ><><>Adler Group (L)< / ><>0,09< / >< / ><><>All for One Gr. SE< / ><>69,80< / ><>70,40< / >< / ><><>Allane SE< / ><>13,30< / >< / ><><>Alzchem Group< / ><>160,70< / ><>162,20< / >< / ><><>Amadeus Fire< / ><>16,86< / ><>17,28< / >< / ><><>AMG (NL)< / ><>27,94< / ><>28,42< / >< / ><><>Arzneitwerk Vida< / ><>0,19< / ><>0,162< / >< / ><><>Asta Energy Sol. (A)< / ><>57,40< / ><>57,00< / >< / ><><>Atoss Software SE

【识别噪声修复：该段为报纸页眉页脚、版面导航、订阅、出版或版权信息，原始识别混有大量英文残片与版面噪声，已合并为中文说明。】

Ph.< / td> 2,25< / ><>2,23< / >< / tr> <>Heidelberger Druck.< / ><>1,36< / ><>1,37< / >< / ><><>HelloFresh SE< / ><>2,53< / ><>2,52< / >< / ><><>Henkel St.< / ><>67,25< / ><>67,65< / >< / ><><>hGears< / ><>0,362< / ><>0,35< / >< / ><><>Highlight Com. (CH)< / ><>0,642< / ><>0,646< / >< / ><><>Hoenle< / ><>7,38< / ><>7,46< / >< / ><><>HomeToGo SE (L)< / ><>0,69< / ><>0,726< / >< / ><><>Hornbach Hldg.< / ><>84,50< / ><>83,10< / >< / ><><>Hugo Boss< / ><>37,65< / ><>37,97< / >< / ><><>Hypoport SE< / ><>67,75< / >< / ><><>Indus Holding< / ><>39,20< / ><>36,55< / >< / ><><>init innovat. SE< / ><>43,25< / ><>43,15< / >< / ><><>Instone Real< / ><>6,00< / ><>5,94< / >< / table>

<><>Intershop Comm.< / ><>1,35< / ><>1,41< / >< / ><><>InTiCa Systems SE< / ><>1,45< / >< / ><><>IVU Traffic Tech.< / ><>26,70< / ><>26,80< / >< / ><><>Jost Werke SE< / ><>60,60< / ><>59,10< / >< / ><><>Jungheinrich< / ><>21,10< / ><>21,26< / >< / ><><>Knaus Tabbert< / ><>9,70< / ><>9,69< / >< / ><><>Koenig & Bauer< / ><>8,82< / ><>8,59< / >< / ><><>Kontron (A)< / ><>20,30< / ><>20,54< / >< / ><><>KSB SE St< / ><>854,00< / ><>812,00< / >< / ><><>KSB SE Vz< / ><>795,00< / ><>780,00< / >< / ><><>KWS Saat SE< / ><>68,40< / ><>69,10< / >< / ><><>Leifheit< / ><>10,75< / ><>10,90< / >< / ><><>Logwin (L)< / ><>272,00< / >< / ><><>LPKF Laser&Elec. SE< / ><>14,65< / ><>14,25< / >< / ><><>Masterflex SE< / ><>13,20< / >< / ><><>MBB SE< / ><>168,20< / >< / ><><>MediClin< / ><>4,98< / ><>4,86< / >< / ><><>Medios< / ><>10,30< / ><>10,16< / >< / ><><>Mister Spex SE< / ><>1,06< / >< / ><><>MLP SE< / ><>10,40< / >< / ><><>Multitude (CH)< / ><>5,76< / ><>5,58< / >< / ><><>Mutares< / ><>24,85< / ><>24,40< / >< / ><><>MVV Energie< / ><>30,00< / ><>30,10< / >< / ><><>Nagarro< / ><>77,70< / ><>77,95< / >< / ><><>NFON< / ><>3,32< / ><>3,47< / >< / ><><>Norma Group SE< / ><>15,08< / ><>14,78< / >< / ><><>Novem Group (L)< / ><>1,92< / ><>2,04< / >< / ><><>OHB SE< / ><>162,00< / ><>159,40< / >< / ><><>Ottobock SE< / ><>52,10< / ><>52,20< / >< / ><><>OVB Holding< / ><>18,70< / ><>18,60< / >< / ><><>paragon GmbH< / ><>0,704< / ><>0,706< / >< / ><><>Patrizia SE< / ><>6,70< / ><>6,84< / >< / ><><>Pentixapharm< / ><>1,83< / ><>1,82< / >< / ><><>PNE< / ><>7,11< / ><>7,09< / >< / ><><>ProCredit Hldg.< / ><>8,49< / ><>8,42< / >< / ><><>ProSiebenSat.1 SE< / ><>3,30< / ><>3,26< / >< / ><><>PSI Software SE< / ><>44,80< / >< / ><><>PVA TePla< / ><>33,22< / ><>32,84< / >< / ><><>PWO< / ><>21,60< / ><>21,20< / >< / ><><>Q.Beyond konv.< / ><>3,38< / ><>3,26< / >< / ><><>R. Stahl< / ><>11,20<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73,00< / ><>73,50< / >< / ><><>Rhön-Klinikum< / ><>14,30< / ><>14,20< / >< / ><><>SAF Holland SE< / ><>21,30< / ><>21,20< / >< / ><><>Sartorius St.< / ><>206,00< / ><>195,80< / >< / ><><>Schott

Pharma< / td> 24,90< / ><>24,00< / >< / tr> <>Secunet Security< / ><>255,50< / ><>262,00< / >< / ><><>Serviceware SE< / ><>12,70< / ><>12,45< / >< / ><><>SFC Energy< / ><>19,58< / ><>19,02< / >< / ><><>SGL Carbon SE< / ><>5,45< / ><>5,57<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6,30< / ><>65,20< / >< / ><><>Singulus Techn.< / ><>9,90< / ><>9,92< / >< / ><><>Sirma Group (BG)< / ><>0,79< / ><>0,808< / >< / ><><>Sixt SE St.< / ><>68,75< / ><>69,10< / >< / ><><>Sixt Vz.< / ><>54,20< / ><>54,50< / >< / ><><>SMA Solar Techn.< / ><>58,35< / ><>57,70< / >< / ><><>SMT Scharf< / ><>5,80< / >< / ><><>SNP SE< / ><>92,60< / ><>91,80< / >< / ><><>Softing< / ><>2,34< / ><>2,35< / >< / ><><>Springer Nature< / ><>20,40< / ><>20,30< / >< / ><><>Stabilus

SE< / ><>15,20< / ><>15,04< / >< / ><><>Stratec< / ><>22,25< / ><>21,60< / >< / ><><>Südzucker< / ><>11,74< / ><>12,36< / >< / ><><>Surteco Grp. SE< / ><>7,00< / ><>6,75< / >< / ><><>Syzygy< / ><>0,956< / ><>0,98< / >< / ><><>Takkt< / ><>2,94< / ><>2,96< / >< / ><><>TeamViewer SE< / ><>6,66< / ><>6,65< / >< / ><><>technotrans SE< / ><>27,10< / >< / ><><>thyssenkr. nucera< / ><>8,51< / ><>8,43< / >< / ><><>tonies SE (L)< / ><>11,60< / ><>11,80< / >< / ><><>Uniper SE< / ><>45,40< / ><>45,25< / >< / ><><>United Labels< / ><>0,76< / ><>0,748< / >< / ><><>Verbio SE< / ><>24,60< / ><>25,10< / >< / ><><>Villeroy & Boch< / ><>12,80< / ><>12,60< / >< / ><><>Vincorion SE< / ><>17,76< / ><>17,78< / >< / ><><>Viscom

SE< / ><>4,90< / >< / ><><>Volkswagen St.< / ><>67,15< / ><>68,50< / >< / ><><>Voltatron< / ><>3,28< / ><>3,29< / >< / ><><>Vossloh< / ><>49,18< / ><>49,80< / >< / ><><>Vulcan Energy RL (AUS)< / ><>9,946< / ><>0,888< / >< / ><><>Wacker Neuson SE< / ><>22,40< / ><>22,70< / >< / ><><>WashTec< / ><>32,60< / ><>32,90< / >< / ><><>Westwing Grp. SE< / ><>12,30< / ><>12,70< / >< / ><><>YOC< / ><>3,59< / ><>3,65< / >< / ><><>Zeal Network SE< / ><>39,60< / ><>38,70< / >< / table>

统计数据（来自 H-D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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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涨幅最高< / ><>涨跌幅 %< / ><>52周涨幅最高< / ><>涨跌幅 %< / >< / ><><>Salzgitter< / ><>+14,21< / ><>Aixtron SE< / ><>+159,18< / >< / ><><>Verbio SE< / ><>+7,74< / ><>SMA Solar< / ><>+148,94< / >< / ><><>thyssenkrupp< / ><>+6,50< / ><>Verbio SE< / ><>+97,34< / >< / ><><>Rational< / ><>+6,01< / ><>Jenoptik< / ><>+95,60< / >< / ><><>Nemetschek SE< / ><>+5,84< / ><>Suss M. Tec SE< / ><>+94,86< / >< / ><><>当日跌幅最高< / ><>涨跌幅 %< / ><>52周跌幅最高< / ><>涨跌幅 %< / >< / ><><>Dt. Telekom< / ><>-7,01< / ><>Evotec SE< / ><>-57,99< / >< / ><><>Jenoptik< / ><>-3,26< / ><>Renk Group< / ><>-57,00< / >< / ><><>Siltronic< / ><>-1,80< / ><>Aroundtown< / ><>-52,91< / >< / ><><>K+S< / ><>-1,20< / ><>Rheinmetall< / ><>-50,78< / >< / ><><>freenet< / ><>-1,07< / ><>Bilfinger SE< / ><>-47,56< / >< / table>

[版面噪声，已略]

Inc.< / td> 0,27$b< / ><>340,42< / ><>332,10< / ><>296,45< / ><>-2,4< / >< / tr> <>< / ><>波音公司 (Boeing Co.)< / ><>2,06$b< / ><>187,75< / ><>190,40< / ><>169,04< / ><>+1,8< / >< / ><><>< / ><>卡特彼勒公司 (Caterpillar Inc.)< / ><>1,63$b< / ><>796,18< / ><>793,65< / ><>714,20< / ><>-1,5< / ><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1,78$b< / ><>211,55< / ><>212,34< / ><>187,64< / ><>-0,5< / ><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0,42$b< / ><>114,89< / ><>115,64< / ><>103,30< / ><>+0,6< / >< / ><><>< / ><>可口可乐公司 (Coca Cola Co.)< / ><>0,53$b< / ><>87,77< / ><>87,79< / ><>78,03< / ><>-0,5< / ><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0,75$b< / ><>107,02< / ><>107,70< / ><>95,86< / ><>+0,5< / ><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5,00$b< / ><>882,59< / ><>884,86< / ><>794,20< / ><>+1,9< / ><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2,33$b< / ><>295,47< / ><>291,26< / ><>265,85< / ><>+3,0< / >< / ><><>< / ><>霍尼韦尔国际 (Honeywell Intl.)< / ><>0,70$b< / ><>206,60< / ><>206,82< / ><>184,20< / ><>+0,0< / >< / ><><>< / ><>IBM< / ><>1,69$b< / ><>226,61< / ><>225,48< / ><>201,55< / ><>+0,8< / >< / ><><>< /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 ><>1,34$b< / ><>256,48< / ><>257,75< / ><>230,30< / ><>+1,4< / ><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1,86$b< / ><>236,90< / ><>236,70< / ><>211,50< / ><>+0,1< / ><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0,85$b< / ><>142,38< / ><>143,76< / ><>125,74< / ><>-0,4< / >< / ><><>< / ><>微软 (Microsoft)< / ><>0,91$b< / ><>522,61< / ><>529,57< / ><>470,30< / ><>+0,9< / >< / ><><>< / ><>摩根大通 (Morgan (J.P.))< / ><>1,65$b< / ><>331,42< / ><>331,58< / ><>295,65< / ><>+0,9< / >< / ><><>< / ><>耐克 (Nike)< / ><>0,41$b< / ><>34,74< / ><>34,64< / ><>31,15< / ><>+0,3< / >< / ><><>< / ><>英伟达公司 (NVIDIA Corp.)< / ><>0,25$b< / ><>230,48< / ><>231,33< / ><>206,50< / ><>+0,5< / ><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09$b< / ><>150,59< / ><>151,15< / ><>135,00< / ><>+0,6< / >< / ><><>< / ><>赛富时公司 (Salesforce Inc.)< / ><>0,44$b< / ><>227,80< / ><>229,25< / ><>205,00< / ><>+1,5< / >< / ><><>< / ><>舍温-威廉姆斯 (Sherwin Will.)< / ><>0,80$b< / ><>321,03< / ><>319,20< / ><>284,80< / ><>+1,5< / >< / ><><>< / ><>旅人之险 (Travelers Comp.)< / ><>1,25$b< / ><>370,27< / ><>369,78< / ><>329,10< / ><>+2,8< / >< / ><><>< / ><>联合健康 (UnitedHealth)< / ><>2,32$b< / ><>370,95< / ><>382,55< / ><>330,80< / ><>+0,1< / >< / ><><>< / ><>VISA< / ><>0,67$b< / ><>375,10< / ><>380,38< / ><>340,00< / ><>+1,0< / >< / ><><>< / ><>沃尔玛公司 (Walmart Inc.)< / ><>0,25$b< / ><>110,56< / ><>111,17< / ><>98,34< / ><>-0,4< / >< / table>

GSK PLC (GB)< / td><>20,52< / ><>20,88< / >< / tr><><>Heineken Hold. (NL)< / ><>66,05< / ><>67,25< / >< / ><><>Heineken N.V. (NL)< / ><>70,50< / ><>70,42< / >< / ><><>Hermilion International. (F)< / ><>1274< / ><>1284< / >< / ><><>Hexagon B (SE)< / ><>8,95< / ><>9,30< / >< / ><><>Holcim N (CH)< / ><>67,00< / ><>68,38< / >< / ><><>HSBC Hold. (GB)< / ><>16,35< / ><>16,59< / >< / ><><>Iberdrola (E)< / ><>21,00< / ><>21,39< / >< / ><><>Inditex (E)< / ><>52,92< / ><>52,88< / >< / ><><>ING Groep (NL)< / ><>29,66< / ><>29,82< / >< / ><><>Intesa Sanpaolo (I)< / ><>6,14< / ><>6,13< / >< / ><><>Investor B (SE)< / ><>36,30< / ><>36,86< / >< / ><><>KBC Group (BE)< / ><>122,60< / ><>122,25< / >< / ><><>Kone (FI)< / ><>52,14< / ><>52,10< / >< / ><><>Kühne + Nagel N (CH)< / ><>242,70< / ><>246,80< / >< / ><><>L'Oréal (F)< / ><>373,85< / ><>379,20< / >< / ><><>Legrand (F)< / ><>138,00< / ><>138,90< / >< / ><><>Linde PLC (IRL)< / ><>430,00< / ><>427,80< / >< / ><><>London Stock Ex. (GB)< / ><>102,00< / ><>102,40< / >< / ><><>LVMH Moet Hen. (F)< / ><>382,35< / ><>382,20< / >< / ><><>Michelin (F)< / ><>33,22< / ><>33,21< / >< / ><><>National Grid (GB)< / ><>13,52< / ><>13,56< / >< / ><><>Naturgy Energy (E)< / ><>29,64< / ><>29,94< / >< / ><><>NatWest Group (GB)< / ><>7,69< / ><>7,59< / >< / ><><>Nestlé N (CH)< / ><>81,94< / ><>81,43< / >< / ><><>Nokia (FI)< / ><>8,91< / ><>9,20< / >< / table>

股票指数

<><>SEB A (SE)< / ><>20,21< / ><>20,33< / >< / ><><>Shell (GB)< / ><>44,42< / ><>44,90< / >< / ><><>Sika N (CH)< / ><>185,85< / ><>187,80< / >< / ><><>Standard Ch. PLC (GB)< / ><>25,40< / ><>25,08< / >< / ><><>Stellantis (NL)< / ><>4,01< / ><>4,07< / >< / ><><>STMicroelectronics (NL)< / ><>47,20< / ><>47,54< / >< / ><><>Svenska Handelsbk. (SE)< / ><>13,70< / ><>13,52< / >< / ><><>Swedbank A (SE)< / ><>35,58< / ><>35,86< / >< / ><><>Swiss Life NA (CH)< / ><>951,00< / ><>950,40< / >< / ><><>Swiss Re N (CH)< / ><>152,70< / ><>151,35< / >< / ><><>Swisscom NA (CH)< / ><>690,00< / ><>685,00< / >< / ><><>Telefónica (E)< / ><>3,42< / ><>3,28< / >< / ><><>Telenor (N)< / ><>11,80< / ><>11,65< / >< / ><><>Tesco (GB)< / ><>5,80< / ><>6,00< / >< / ><><>Thales (F)< / ><>215,00< / ><>216,90< / >< / ><><>Total Energies (F)< / ><>77,00< / ><>77,25< / >< / ><><>UBS Group N (CH)< / ><>42,25< / ><>42,03< / >< / ><><>UCB (BE)< / ><>202,00< / ><>203,10< / >< / ><><>UniCredit (I)< / ><>75,82< / ><>76,02< / >< / ><><>Unilever PLC (GB)< / ><>54,85< / ><>54,86< / >< / ><><>Veolia Environnem. (F)< / ><>30,80< / ><>31,03< / >< / ><><>Vinci (F)< / ><>107,55< / ><>107,30< / >< / ><><>Volvo B (SE)< / ><>27,80< / ><>28,18< / >< / ><><>Wolterskauer (NL)< / ><>72,92< / ><>73,04< / >< / ><><>Zurich Insur. Gro N (CH)< / ><>614,60< / ><>618,80< / >< / table>

外汇市场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td><>7.10.< / ><>8.10.< / >< / tr><><>澳大利亚元< / ><>1,6079< / ><>1,6110< / >< / ><><>巴西雷亚尔< / ><>5,5953< / ><>5,6118< / >< / ><><>英镑< / ><>0,8465< / ><>0,8470< / >< / ><><>人民币< / ><>7,4937< / ><>7,4972< / >< / ><><>丹麦克朗< / ><>7,4745< / ><>7,4739< / >< / ><><>港元< / ><>8,7722< / ><>8,7783< / >< / ><><>印度卢比< / ><>108,1165< / ><>108,2635< / >< / ><><>冰岛克朗< / ><>137,0000< / >< / ><><>日元< / ><>178,8500< / ><>177,0500< / >< / ><><>加拿大元< / ><>1,9331< / ><>1,9340< / >< / ><><>墨西哥比索< / ><>20,2236< / ><>20,1486< / >< / ><><>新西兰元< / ><>1,9977< / ><>2,0014< / >< / ><><>挪威克朗< / ><>10,7120< / ><>10,7170< / >< / ><><>波兰兹罗提< / ><>4,3825< / ><>4,3753< / >< / ><><>罗马尼亚列伊< / ><>5,3528< / ><>5,3434< / >< / ><><>瑞典克朗< / ><>11,2240< / ><>11,1940< / >< / ><><>瑞士法郎< / ><>0,9309< / ><>0,9326< / >< / ><><>新加坡元< / ><>1,4311< / ><>1,4340< / >< / ><><>南非兰特< / ><>18,6539< / ><>18,6252< / >< / ><><>泰国铢< / ><>37,6610< / ><>37,6800< / >< / ><><>捷克克朗< / ><>24,4270< / ><>24,4030< / >< / ><><>土耳其里拉< / ><>54,9822< / ><>55,0523< / >< / ><><>匈牙利福林< / ><>366,7500< / ><>366,2500< / >< / ><><>美元< / ><>1,1177< / ><>1,1186< / >< / table>

商品市场

<>< rowspan="2" colspan="2">52 周最低 对比 最高< / >< colspan="2">52 周< / >< rowspan="2">< / >< ="2">8.10.收盘< / >< ="2">9.10.15.51 h< / >< ="2">涨跌幅 % 8.10.31.12.< / >< / ><><>最高< / ><>最低< / >< / ><>< colspan="8">德国指数< / >< / ><><>< / ><>< / ><>3450,14< / ><>2941,66< / ><>FA.Z.< / ><>3203,73< / ><>3251,92< / ><>+1,5 +0,10< / >< / ><><>< / ><>< / ><>26618,74< / ><>21863,81< / ><>Dax< / ><>24806,97< / ><>25140,16< / ><>+1,3 +2,7< / >< / ><><>< / ><>< / ><>33547,52< / ><>26803,25< / ><>M-Dax< / ><>29506,83< / ><>30085,77< / ><>+2,0 -1,7< / >< / ><><>< / ><>< / ><>4284,41< / ><>3322,31< / ><>Tec-Dax< / ><>3965,53< / ><>3993,31< / ><>+0,70 +10,2< / >< / ><><>< / ><>< / ><>14097,64< / ><>11558,54< / ><>H-Dax< / ><>13096,61< / ><>13282,08< / ><>+1,4 +2,9< / >< / ><><>< / ><>< / ><>19325,96< / ><>15592,82< / ><>S-Dax< / ><>17822,81< / ><>18135,98< / ><>+1,8 +5,6< / >< / table>

<>< colspan="3">欧洲指数< / >< / ><><>< / ><>234,95< / ><>196,20< / >< / ><><>< / ><>457,90< / ><>374,92< / >< / ><><>< / ><>6577,20< / ><>5376,81< / >< / ><><>< / ><>5572,96< / ><>4665,01< / >< / ><><>< / ><>692,33< / ><>571,67< / >< / ><><>< / ><>663,41< / ><>556,96< / >< / ><><>< / ><>2698,48< / ><>2263,58< / >< / ><><>< / ><>1984,60< / ><>1643,41< / >< / ><><>< / ><>1135,76< / ><>916,79< / >< / ><><>< / ><>2745,54< / ><>1948,59< / >< / ><><>< / ><>14660,81< / ><>11049,18< / >< / ><><>< / ><>15204,92< / ><>10053,74< / >< / ><><>< / ><>1800,63< / ><>1325,41< / >< / ><><>< / ><>20356,50< / ><>15409,30< / >< / ><><>< / ><>8755,03< / ><>7505,27< / >< / ><><>< / ><>14669,51< / ><>12053,51< / >< / ><>< colspan="3">美国指数< / >< / ><><>< / ><>54744,33< / ><>45057,28< / >< / ><><>< / ><>31361,37< / ><>22841,42< / >< / table>

[...OMITTED...]

F.A.Z.-欧元< / td><>216,99< / ><>219,28< / ><>+1,+1< / ><>+3,+9< / >< / tr><><>F.A.Z.-欧元表现< / ><>423,33< / ><>427,79< / ><>+1,+1< / ><>+6,+3< / >< / ><><>Euro Stoxx 50 (欧洲)< / ><>6126,73< / ><>6196,90< / ><>+1,+1< / ><>+7,+0< / >< / ><><>Stoxx Europe 50 (欧洲)< / ><>5259,69< / ><>5317,71< / ><>+1,+1< / ><>+8,+1< / >< / ><><>Euro Stoxx (欧洲)< / ><>645,59< / ><>652,17< / ><>+1,+0< / ><>+6,+5< / >< / ><><>Stoxx Europe 600 (欧洲)< / ><>625,51< / ><>632,97< / ><>+1,+2< / ><>+6,+9< / >< / ><><>S&P Euro 350 (欧洲)< / ><>2545,43< / ><>2575,62< / ><>+1,+2< / ><>+7,+1< / >< / ><><>Euronext 100 (欧洲)< / ><>1849,99< / ><>1864,57< / ><>+0,+79< / ><>+8,+4< / >< / ><><>AEX 指数 (阿姆斯特丹)< / ><>1121,20< / ><>1134,37< / ><>+1,+2< / ><>+19,+2< / >< / ><><>综合指数 (雅典)< / ><>2568,05< / ><>2558,20< / ><>-0,-38< / ><>+20,+6< / >< / ><><>OMX 指数 (赫尔辛基)< / ><>13485,05< / ><>13585,09< / ><>+0,+74< / ><>+10,+1< / >< / ><><>BIST 100 (伊斯坦布尔)< / ><>12213,58< / ><>12235,79< / ><>+0,+18< / ><>+8,+7< / >< / ><><>OMIXC 20 指数 (哥本哈根)< / ><>1495,16< / ><>1523,29< / ><>+1,+9< / ><>-5,+3< / >< / ><><>IBEX 35 (马德里)< / ><>18928,90< / ><>19175,40< / ><>+1,+3< / ><>+10,+8< / >< / ><><>CAC 40 (巴黎)< / ><>7729,69< / ><>7821,65< / ><>+1,+2< / ><>-4,+0< / >< / ><><>SMI (苏黎世)< / ><>13637,00< / ><>13794,71< / ><>+1,+2< / ><>+4,+0< / >< / ><><>道琼斯 (纽约)< / ><>51231,64< / ><>51376,85< / ><>+0,+28< / ><>+6,+9< / >< / ><><>纳斯达克 100 (纳斯达克)< / ><>30725,81< / ><>30809,30< / ><>+0,+27< / ><>+22,+0< / >< / table>

<><>名称< / ><>当前< / ><>± %< / >< / ><><>S&P GSCI 指数 (现货)< / ><>738,47< / ><>-0,71< / >< / ><><>DAXglobal® 金矿股< / ><>840,32< / ><>+3,3< / >< / ><><>美国金虫指数 (HUI)< / ><>751,41< / ><>+3,1<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3746,98< / ><>+1,7< / >< / ><><>黄金，纽约 ($ / 盎司)< / ><>4192,50< / ><>+1,6< / >< / ><><>白银，纽约 ($ / 盎司)< / ><>61,34< / ><>+3,2< / >< / ><><>铜，纽约 ($ / 磅)< / ><>6,71< / ><>+2,5< / >< / table>

硬币，金条 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k.A. = 无数据；gs = 关闭；■ = 同时也包含在 Tec-DAX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Euro Stoxx 50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Stoxx Europe 50 中；股息为最近一次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分配额，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后的高位数字：每年分配次数；股息收益率：基于最近一次支付的年度股息的毛股息收益率；52周最高 / 最低价基于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计算，并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市值：仅使用相关类别计算；股息收益率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盘价计算。

柜台价格（欧元）< / td>< colspan="2">9.10.< / >< / tr><><>买入< / ><>卖出< / >< / ><><>1 kg 黄金< / ><>115867,60< / ><>122831,90< / >< / ><><>1 oz 克鲁格金币< / ><>3594,50< / ><>3800,50< / >< / ><><>1 / 2 oz 克鲁格金币< / ><>1797,30< / ><>2003,20< / >< / ><><>1 / 4 克鲁格金币< / ><>898,60< / ><>1020,30< / >< / ><><>1 / 10 克鲁格金币< / ><>359,40< / ><>415,60< / >< / ><><>1 不列颠金币< / ><>3594,50< / ><>3856,60< / >< / ><><>1 / 2 不列颠金币< / ><>1797,30< / ><>1984,50< / >< / ><><>1 / 4 不列颠金币< / ><>898,60< / ><>1011,00< / >< / ><><>1 / 10 不列颠金币< / ><>359,40< / ><>399,10< / >< / ><><>20 马克 W. II< / ><>828,40< / ><>1121,80< / >< / ><><>20 法郎 Veneli< / ><>671,00< / ><>726,90< / >< / ><><>2 兰特< / ><>846,00< / ><>890,0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397,80< / ><>435,10< / >< / ><><>50 智利比索< / ><>1057,40< / ><>1134,50< / >< / ><><>1 kg 白银< / ><>1652,10< / ><>2248,74< / >< / ><><>1 枫叶铂金< / ><>1394,90< / ><>1930,66< / >< / table>

*=前一日，来源：Degussa Goldh.，终端客户价格

输家

照片 dpa

始终如此喧闹：莱因费尔登-埃希特丁根伊曼努尔-康德中学的学校食堂午休时间

Bling 创立学校服务

尼尔斯·费根温特（Nils Feigenwinter）还足够年轻，能够清晰地记得班级旅行和远足在学生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这家柏林初创公司旨在将学校从围绕班级基金和食堂就餐的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为此，相关投资将翻倍。

正因如此，他现在将其在五年前通过为儿童提供支付卡而创立且非常成功的公司 Bling，更加重点地聚焦于儿童的校园日常生活。

作者：丹尼尔·莫尔（Daniel Mohr），法兰克福

“当我听到学校承受着多么沉重的官僚主义负担，而最终像班级郊游这样的活动因为缺乏组织精力和时间而无法实现时，这成了我提供支持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这位 26 岁的创始人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因此，他在 9 月成立了 Bling 学校服务有限公司（Bling Schulservice GmbH）。他公司的这个部门现在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简化并数字化学校的所有支付流程上，旨在减轻秘书处、学校管理层、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在他 50 多名在柏林工作的员工中，约有 10 人在这家新公司工作。“在到年底的这几个月里，我们将把这里的投资增加一倍以上，超过我们一年多以来在此投入的资金，”费根温特（Feigenwinter）说道。

今年年初，费根温特通过 Mensa 将在 50 万个家庭中得到充分验证的 零用钱卡支付系统引入学校，此后已在约 100 所学校引入了 支付系统。“我们预计在 1 月份学期中旬转换时，学校数量将翻倍，不久后还将增加到十倍，”费根温特说。“尽管我们没有做营销，但收到的咨询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处理，我们没料到需求量会这么大。”

这位年轻的瑞士创始人的初衷正是希望这种运动由下而上地开展：“家长们在家长会上主动提出这个话题，推动其引入。这比由上而下地强制执行效果更好。”

印有学生姓名、过敏原的纸质名单、餐券、现金出纳以及通过传真发送的教育参与证明已成为过去。费根温特现在正大幅扩展那些在食堂运行良好并为学校和餐饮供应商带来便利的方案。

“下一个大课题是班级基金（Klassenkassen），它是德国许多需要改进之事的缩影，”费根温特说。在德国，有十几个法律规定了班级基金的处理方式。恰恰相反，每个联邦州的规定都不同。“通常班级基金必须由学校管理层设立，但在实践中，家长经常使用 Paypal 账户，或者收集现金（这通常被法律禁止），或者教师用个人账户接收款项（这通常也被禁止，且在责任承担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班级旅行每班涉及数千欧元，”费根温特说。通常是学校管理层联系 ，但也有教师与家长共同联系的情况。最终，如果集资过程、催促拖欠款项的家长、郊游和班级旅行期间的支付以及随后的结算，都能在班级专属的数字化账户上透明地进行，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种解脱。

对于 来说，这种投入是值得的，不仅因为该公司将彻底数字化作为目标，能够构建全新的、量身定制的系统，而且已经拥有了一套运行完美的支付基础设施。 在该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也超过了任何其他公司。 通过银行间手续费以及针对每个使用班级基金的学生收取（较低的）固定价格来获利。目前 尚未盈利。“对我们来说，首要任务是让这些系统在广泛范围内运行起来，全德国范围的规模化扩张则在之后，”费根温特说，他认为投资者支持这一战略。

尤其是在食堂领域，目前存在许多孤立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结算和支付。但费根温特（Feigenwinter）坚信，一个全面部署、从底层起就数字化的系统将为所有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费根温特表示：“到处都面临人员短缺，鉴于教育领域任务繁重，减少处理官僚事务的时间，将更多时间花在孩子身上至关重要。”使用 Bling 系统的圣约翰-阿默内堡修道院学校（Stiftsschule St. Johann Amöneburg）校长比约恩·迈尔（Björn Mayr）说了一句话，这可能是许多校长都想说的话：“我们基本上什么都不需要再做了。”他还表示：“对我们来说，改善最明显的是与家长的沟通。家长可以直接与 Bling 沟通，而以前我们总是作为中间沟通层。”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减轻负担同样重要，费根温特认为：“餐饮供应商是全日制学校成功运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拼图。现在缺乏愿意每天在复杂的学校系统中承担风险的餐饮供应商。”Bling 承担了全部的售后支持。费根温特说：“秘书处不应该再接到此类电话，他们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了。在我们的咨询请求中，学校相关话题目前已超过了零用钱卡，人们非常感激我们能在一分钟内通过电话接通并快速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费根温特希望能有更多的务实精神：“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去官僚化，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成效。”直到现在，他仍在与《教育与参与法》（Bildung&Teilhabe-Gesetz）下的证明文件作斗争，这些文件在不同市镇之间形式各异。这位创业公司创始人表示：“有些通过传真发送，有些通过信函，经常发送太晚，而且很多时候家庭必须带着证明文件前往秘书处，这种过程具有歧视性。我们为学校以及同样提供费用结算和午餐服务方案的幼儿园审核所有这些证明，将其上传到系统中，并直接整合到孩子的个性化支付卡中，这样餐饮供应商在柜台前就看不出孩子的餐食是否由国家补贴，而且供应商根本不需要处理证明文件。”

当他亲自前往学校，观察 Bling 支付终端在实践中如何运作，以及孩子们挂在脖子上的 Bling 卡（不久后可能变为支付手环）如何在食堂和小卖部快速支付时，他感到极大的动力。费根温特说：“实际上，高效组织支付流程应该是雇主的责任，但我们发现学校系统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已接近极限，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变革，即便变革，进展也非常缓慢。”

他的动力还来自于当外部帮助带来便利，并为学校和幼儿园的实际任务腾出更多时间时，人们所表达的感激之情。他的目标是：让更多社区像多瑙艾辛根（Donaueschingen）那样，该社区已将所有机构都切换至 Bling 系统。当地市长塞弗林·格拉夫（Severin Graf）对此表示满意，他认为：“我们减少了行政开支并创造了自由空间。”

股市周报

令人头疼的油价

除了人工智能（AI）的发展，油价也让股市屏息以待。本周油价起伏不定。周三和周四价格大幅上涨，北海布伦特原油一度达到每桶 108 美元（一桶为 159 升）。市场给出了两个原因：《大西洋月刊》报道称，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在 11 月中期选举前制定攻击伊朗的方案。此外，一场正向美国近海石油开采区移动的飓风也推高了报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攻击计划的否认使得油价在周五再次下跌。

全球股市随之波动。德国药剂师与医生银行（Deutschen Apotheker- und Ärztebank）首席投资策略师赖因哈德·普芬斯滕（Reinhard Pfingsten）表示，投资者较少考虑经济的石油供应或高油价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担。股市的计算逻辑更多是：如果油价高企，将推高通胀率。而更高的通胀率反过来可能导致央行提高利率，这将对股价造成压力。

赢家

股票< / td>< colspan="2">价格1) 日期< / >< rowspan="2">涨跌幅 %< / >< / tr><><>2.10.< / ><>9.10.< / >< / ><><>HelloFresh SE< / ><>2,34< / ><>2,66< / ><>13,78< / >< / ><><>Nemetschek SE< / ><>61,45< / ><>67,60< / ><>10,01< / >< / ><><>TeamViewer SE< / ><>6,38< / ><>6,90< / ><>8,07< / >< / ><><>Zalando SE< / ><>22,27< / ><>23,84< / ><>7,05< / >< / ><><>Brenntag SE< / ><>58,60< / ><>62,16< / ><>6,08< / >< / ><><>CTS Eventim< / ><>55,45< / ><>58,50< / ><>5,50< / >< / ><><>Scout24 SE< / ><>68,55< / ><>71,80< / ><>4,74< / >< / ><><>Beiersdorf< / ><>75,40< / ><>78,80< / ><>4,51< / >< / ><><>Gerresheimer< / ><>27,52< / ><>28,76< / ><>4,51< / >< / table>

<>< rowspan="2">股票< / >< colspan="2">价格1) 日期< / >< rowspan="2">涨跌幅 %< / >< / ><><>2.10.< / ><>9.10.< / >< / ><><>Nordex SE< / ><>38,38< / ><>35,12< / ><>-8,49< / >< / ><><>Renk Group< / ><>37,27< / ><>34,15< / ><>-8,36< / >< / ><><>Fraport< / ><>61,90< / ><>57,35< / ><>-7,35< / >< / ><><>Infineon Techn.< / ><>64,64< / ><>60,11< / ><>-7,01< / >< / ><><>Elmos Semicond. SE< / ><>160,60< / ><>149,40< / ><>-6,97< / >< / ><><>Jungheinrich< / ><>22,76< / ><>21,24< / ><>-6,68< / >< / ><><>MTU Aero Engines< / ><>370,20< / ><>346,90< / ><>-6,29< / >< / ><><>Deutsche Telekom< / ><>26,56< / ><>25,02< / ><>-5,80< / >< / ><><>Hensoldt< / ><>79,34< / ><>74,98< / ><>-5,50< / >< / table>

1) 未经调整的原始价格，不含附加费用；统计范围为包含在 F.A.Z. 指数中的股票。价格低于 1 欧元的股票未被纳入。 来源：F.A.Z.

普芬斯滕表示：“目前股市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潜在的通胀风险上。”

德国股票指数 Dax 在周三和周四大幅下跌。在周五回升之前，它跌破了 25,000 点大关。在交易过程中，该指数趋向于以 0.6% 的小幅周跌幅进入周末。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在的一份市场报告中评论道：“高兴得太早了。”尽管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有所增加，且 G-7 国家释放了石油储备，但石油市场的形势依然紧张。

与此同时，围绕对油轮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经常相互矛盾，且每天都在波动。有时给人的印象是那里几乎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状态；有时则让人觉得几乎没有一艘船能不受干扰地通过。

伊朗在官方层面仍宣布该海峡处于关闭状态。船只屡遭袭击。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得通行变得危险且昂贵，因为运输和保险成本居高不下。梅茨勒银行（Bankhaus Metzler）写道：“货运成本正日益给石油市场带来压力。”

关于每日通过的船只数量，存在不同的数据。一方面，追踪海运的机构报告称，每日通过的船只通常少于 20 艘。而此前这一数字曾超过 120 艘。另一方面，有报告称，此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中，可能有 80 或甚至 90 Prozent 已经能够再次通过。

部分原因在于，出于安全考虑，许多船只在航行时关闭了追踪系统，因此无法被轻易统计。未被记录的数量很高。但巴登-符腾堡州银行（Landesbank Baden-Württemberg）的石油分析师弗兰克·沙伦贝格（Frank Schallenberger）表示，也有可能报告的石油运量数字被高估了。

无论如何，目前有一小组油轮在石油公司、海湾国家和美国军队的协作下，在护航保护中通过该海峡进行穿梭运输。据称，船长们为此能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报酬。而股市呢？周五，股市首先对特朗普不打算在选举前攻击伊朗的消息表示满意。 克里斯蒂安·西登比德尔（CHRISTIAN SIEDENBIEDEL）

读者来信

乌克兰没有所谓的“最终胜利”

针对贝尔托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的社论《普京必须碰壁之处》（《法兰克福汇报》10月5日刊）：为了进行对比，人们应该读读第三帝国走向终结时期的《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即便在那样绝望的境地中，该报仍在幻想“最终胜利”（Endsieg）。而现在，本文作者似乎也在幻想乌克兰对俄罗斯取得某种形式的防御性胜利。但这绝不可能实现，因为从广义上讲，俄罗斯尚未将其军事王牌全部投入战场。

美国人以及许多欧洲人——包括梅尔茨，尽管他只是不愿公开承认——已经明白，乌克兰对西方来说已无法挽救。乌克兰民众在其最初亲俄的政府领导下，生活得和平且惬意，以至于在如今的交流中，他们肯定愿意找回那段时光——这与西方电视报道中将其英雄化地描绘截然相反。他们现在正承受着绝望的抵抗之苦，而这种抵抗客观上仅仅是延长了苦难——并且在我国，这甚至可能导致一种源自世界大战的对俄罗斯人的恐惧。

现在仍愿意相信乌克兰能取得某种形式的“最终胜利”的人，即便在《民族观察报》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成功论据。乌克兰——如果还能被救的话——除非美国全力介入，否则无法在俄罗斯面前获救。

海因里希·泰伦（HEINRICH THEILEN），波鸿退休律师兼公证员

老年保障需要孩子

针对报道《孩子在消失》（《法兰克福汇报》10月2日刊）：这篇极具信息量的报道包含了一张富有启发性的图表。图表显示，各国全球性的出生率下降始于工业革命的开始。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孩子是农民家庭经营中的重要劳动力，也是父母最主要的养老保障。

孩子能增加财富，因此将尽可能多的孩子培养成有能力的成年人是值得的。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对于父母的养老保障而言，如今为了抚养孩子而错过宝贵的职业工作时间是不利的，而且用于孩子抚养和教育的支出会导致日后养老资本金的缺失。这产生了维持低生育率的激励。当然，养老保障依然需要后代。对此持有怀疑的人，可以试着看看一张钞票是否能独立煮好一杯茶。但所有已实施的养老保障体系，总体上都在对父母的投入进行负面惩罚。这是其根本性的设计缺陷；因为惩罚有利于系统行为的系统，终将自我崩溃。

约翰内斯·施罗特教授博士（PROFESSOR DR. JOHANNES SCHROETER），格罗斯卡罗利嫩费尔德

过度的官僚主义

来自北黑森林的牙医苏珊娜·申德尔豪尔（Susanne Schindelhauer）极其清晰地描述了其牙科诊所中日益严重的国家官僚监管（见《法兰克福汇报》25. September报道《全能的怪物》）。官僚主义泛滥是一个古老的抱怨。我想知道，为什么牙医们自己会任由这种荒诞的报告记录册等现象发展到如此地步？职业协会为了削减这种过度的官僚主义，做了什么以及曾经做了什么？

总的来说，显然像才华横溢的英国人西里尔·诺斯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这样的官僚主义批评家，在我们的行政管理学院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界应当研读他的著作，记者们也应如此。现在看来时机已经成熟。帕金森一个显然经久不衰的见解是：“行政部门的人员每年都会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与行政任务的规模无关。”行政部门具有扩张的倾向——而且往往是过度扩张。顺便提一句，谁能在政治上针对这一点发声，谁就能获胜，无论他是否是民粹主义者。

迪特·基夫（DIETER KIEF），康斯坦茨

信任是好事，灭菌更好

关于《法兰克福汇报》25. September的报道《全能的怪物》：回顾35年前的牙科诊所有些令人动容：一台热风灭菌器，一年花16德国马克买一包孢子测试包，其余全靠信任。但这里缺少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没有维持那样的情况？通过血液和受污染的器械传播病原体（例如肝炎病毒）并不是由官僚主义发明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卫生问题不能再仅仅交给个人谨慎地处理。KRINKO（医院卫生与流行病学委员会）和BfArM（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研究所）在2012年提出的建议要求采用经过验证的程序，并非出于对牙医的不信任，而是为了确保清洁、消毒和灭菌能够可重复地发挥作用。

作者本人提供了最好的论据：那个在清洁后仍附着塑料的器械。即使在细心工作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错误，而只有精确的检查才能发现这些错误。这证明了检查的必要性，而非反对检查。至于每份记录和每年一次的验证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精力，人们必须提出质疑，并且要用作者理直气壮要求的那种证据来质疑。但任何想要进行这场辩论的人，也必须说明旧系统无法控制哪些风险。否则，正当的官僚主义批评将变成对过去的美化。当时依赖信任，并不证明这种信任是合理的。人们只是当时没有更好的认知。

安雅·雅各布斯哈根博士（DR. ANJA JACOBSHAGEN），布吕尔

唯有欺诈与滥用

牙医苏珊娜·申德尔豪尔（Susanne Schindelhauer）在她的文章《全能的怪物》（载于9月25日《法兰克福汇报》）中抱怨道，她（以及医生们）正被官僚主义扼杀，且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她对导致这些官僚措施成为必要的起因保持沉默。所谓的怪物——过度膨胀的官僚主义——是由民主机构发展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存在欺诈和滥用行为（包括由医生实施的行为），而保护公民和公共利益免受此类行为侵害正是这些机构最核心的任务。

我同意她的观点：“我们希望看到可靠的数据，以证明各项具体措施是否真的对患者安全产生了任何影响，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放心地将其省去、延长间隔或简化流程”。苏珊娜·申德尔豪尔写道，关键词是“信任”。但基于我对医生和医院的经验，尽管我自己也学习过医学，但我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任。我经历过违规行为（如计费金额问题、掩盖医疗事故等）、误诊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治疗”，在某些情况下，这导致了严重的并发症、不必要的痛苦，并给当事人、其亲属以及医疗保险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个别案例甚至导致死亡。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个别医生的违规行为和能力不足，最终导致所有医生都受到针对这些行为的官僚制度的影响，并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额外工作量。但医生们最好建议其专业协会去影响其成员的行为：通过告诫他们遵守基本的伦理原则和专业规则。在许多严重违规的情况下，应当吊销其行医执照。信任是好事，或者说如果它不被个别人员（遗憾的是，人数很多）利用，它本该是好事：而现在，遗憾地（因为这会造成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以及烦恼和压力），监管变得必要。但这种监管应当适度，以免妨碍实际的——在此指医疗——活动。

斯文·巴德博士（DR. SVEN BADE），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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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AmGrund< / td>< / tr><>< colspan="3">www.kanam-grund.deinfo@kanam-grund.de / 电话 069-7104110< / >< / ><><>Leading Cities< / ><>€ 59,13 / 56,05< / ><>0,09< / >< / table>

中国不需要弱势货币

人民币被认为被人为低估。然而，低通胀和资本外流对其造成的削弱程度超过了北京的汇率引导。

作者：霍斯特·勒切尔（Horst Löchel）

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以1280 亿欧元的贸易额依然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上升至550 亿欧元：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12%，而从中国的进口则增长了9%。

中国的出口强势通常被归因于刻意维持在低位的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由中国货币当局管控，而非在外汇市场上根据供需关系自由形成——从技术上讲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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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故意维持人民币低汇率是可能的。乍一看，这种解释似乎合理：低汇率降低出口价格并提高进口价格，自然会增加出口并抑制进口。这大致相当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西德的情况，当时由于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德国马克被严重低估，出口呈现繁荣态势。

《法兰克福汇报》世界经济

在当前的辩论中，问题已不再是人民币是否被低估，而仅仅是低估了多少。为此，人们已经计算出了从 10% 到 50% 不等的各种百分比：例如，德国经济研究所（IW）在一项由外交部资助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民币被低估了 40%——这一估值不仅在德国汽车巨头的高管层中大受欢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夏季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会晤时，则提到人民币兑欧元的低估幅度为 30%。这恐怕同样会让那位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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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些数字更客观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的一项最新研究，该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低估幅度在 11% 到 21% 之间。这一估算的优势在于其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低估区间，而非一个单一的数值。因为没有人知道人民币的“正确”汇率——但如果要计算低估的程度，就必须知道这个数值。仅凭贸易顺差就推断货币被低估，往好里说也是天真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实际汇率被用作参考基准。它与名义汇率的区别在于

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外部价值再次上涨 欧元兑人民币（Renminbi）汇率

来源：vwd / F.A.Z. 图表：helf.

额外考虑了各经济体的相对价格水平。基本原则是：一个经济体的价格水平相对于另一个经济体越低，其实际汇率也就越低。这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会导致相对较低的出口价格，从而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自 2022 年疫情结束以来，中国的通胀率异常之低。在 2022 年至 2025 年期间，其年均通胀率比欧元区的通胀率低 4.5 个百分点。因此，人民币在此期间兑欧元贬值 14.3% 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汇率操纵关系不大，而纯粹是不同国内经济发展结果的体现。此外，在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欧元升值了 6%。这与通胀差异缩小至约 1.5 个百分点相吻合。人们应当思考，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在继续增长。

此外，相对较低的通胀率会导致相对较低的利率——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现象。与欧洲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例如，目前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为 1.4%，而欧元区为 2.65%，美国则在 3.75% 到 4% 之间。资本市场的利率差异根据期限的不同而显著增大。

而利率差异又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资本流动进而影响名义汇率。就中国而言，资本正从中国流向欧洲，尤其是美国。这减少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压低了其汇率。仅在去年，就有近

一名银行职员在清点人民币钞票： 2026年上半年，人民币兑欧元升值了6%。 照片 AP

1万亿美元从中国流向海外。事实上，近年来已知中国央行试图通过抛售美元买入人民币来阻止进一步贬值的情况，比相反情况更多。目前，资本管制也已加强，以遏制国内资本外逃。

出口强势的原因并非汇率。事实上，中国需要一种强势货币，以确保外国资本的流入并防止资本外流。中国的国际雄心也反对采取弱势货币政策。原则上，如今的汇率不再主要由经常项目决定，而是由资本项目决定。决定性因素是收益率差异，而非出口盈余。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从出口盈余推断出汇率应该更高。

其原因在于国际外汇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例如，在1985年《广场协议》时期，全球外汇市场的每日交易额约为2000亿美元。而如今这一数字为12万亿美元，是当时的60倍。根据国际结算银行的统计，其中95%属于跨境金融交易。出口盈余和赤字可能会引起企业、工会和政界的关注；但对于外汇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决定而言，这些因素几乎不值一提。

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恐慌。总体而言，德国第一半年的出口增长了3.7%，贸易盈余稳定在1050亿欧元。其中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对欧洲邻国的出口。由于欧元区内部不存在汇率，因此无法像德国马克时代那样，指责德国的出口强势是通过过低的汇率换来的。事实上，这背后有其他实体经济原因——这一点在今天可能同样适用于中国。

霍斯特·勒切尔（Horst Löchel）是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的经济学教授，兼任中德中心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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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td><>货币< / ><>发行价 / 回购价< / ><>业绩< / >< / tr><><>截至：09.10.2026< / ><>< / ><>1 个月< / >< / ><>< colspan="4">*价格为前一日 / 最新可用价格< / >< / table>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RWS 股票基金 €* 130,98 / 124,74 1,24

Arete PRI VAL Grow € 150,92 / 143,73 -0,53 Arete PRI VAL Inco € 130,55 / 126,74 -0,45

ODDO BHF 资产管理公司

Exk:PolarisBal DRw< / td><>€< / ><> / 95,08< / ><>1,04< / >< / tr><><>Exk:PolsDyn DRw< / ><>€< / ><> / 114,40< / ><>1,93< / >< / ><><>Polaris Flexi DRw< / ><>€< / ><> / 95,32< / ><>1,23< / >< / ><><>Polaris Mod DRw< / ><>€*< / ><> / 77,55< / ><>-0,09< / >< / table>

<><>MAS Val-Priv Inv P< / ><>€< / ><>459,43 / 437,55< / ><>-5,88< / >< / ><><>Mlt Axx-Europa A< / ><>€< / ><>436,28 / 415,50< / ><>-8,77< / >< / ><><>Mlt Axx-Europa B< / ><>€*< / ><>200,22 / 190,69< / ><>-7,46< / >< / table>

股票基金对比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colspan="2">价格 9.10.'26< / >< colspan="5">业绩 (%)< / >< rowspan="2">经常性费用 %< / >< / ><><>< / ><>1 M.< / ><>6 M.< / ><>1 J.< / ><>3 J.< / ><>5 J.< / ><>< / >< / ><><>Henderson Glob TecLea A2 USD< / ><>LU0070992663< / ><>363,86< / ><>USD< / ><>+4,51< / ><>+29,77< / ><>+30,64< / ><>+149,65< / ><>+120,76< / ><>1,87< / >< / ><><>Union Lux UniSec. High Tech.< / ><>LU0101441672< / ><>431,62< / ><>EUR< / ><>+11,71< / ><>+48,67< / ><>+43,31< / ><>+145,68< / ><>+150,51< / ><>1,85< / >< / ><><>Hend.Gartmo Sust Fut Tech A2S< / ><>LU2342242398< / ><>20,29< / ><>USD< / ><>+4,43< / ><>+31,92< / ><>+43,90< / ><>+145,34< / ><>+106,41< / ><>1,89< / >< / ><><>Deka Technologie CF< / ><>DE0005152623< / ><>146,54< / ><>EUR< / ><>+9,70< / ><>+39,66< / ><>+36,50< / ><>+132,72< / ><>+128,96< / ><>1,44< / >< / ><><>Amova AM ARK Disr Innov B$< / ><>LU1861558580< / ><>19,60< / ><>USD< / ><>+3,15< / ><>+31,66< / ><>+3,53< / ><>+125,54< / ><>-20,98< / ><>1,51< / >< / ><><>UBS Lux Digital St. US Eq< / ><>LU1651323518< / ><>275,48< / ><>EUR< / ><>+4,95< / ><>+29,97< / ><>+43,67< / ><>+124,09< / ><>+64,63< / ><>2,07< / >< / ><><>Deka Lux Künstl Intellig CF< / ><>LU2339791803< / ><>172,17< / ><>EUR< / ><>+10,73< / ><>+41,61< / ><>+33,48< / ><>+111,07< / ><>+76,07< / ><>1,52< / >< / ><><>DJE-Gold&Ressou PA< / ><>LU0159550077< / ><>324,28< / ><>EUR< / ><>-8,20< / ><>-8,44< / ><>+13,18< / ><>+108,22< / ><>+102,75< / ><>2,00< / >< / ><><>Nomura Asia Pacific< / ><>DE0008484072< / ><>273,29< / ><>EUR< / ><>+3,37< / ><>+30,01< / ><>+44,49< / ><>+103,85< / ><>+56,47< / ><>2,00< / >< / ><><>UBS Lux(L) EM Eq P XA*< / ><>LU0322730093< / ><>229,58< / ><>USD< / ><>-1,55< / ><>+19,17< / ><>+27,87< / ><>+96,95< / ><>+54,85< / ><>0,03< / >< / table>

DBA 平衡型< / td><>€< / ><>150,37 / 144,59< / ><>0,26< / >< / tr><><>DBA 动态型< / ><>€< / ><>144,90 / 139,33< / ><>0,60< / >< / ><><> 保守型< / ><>€< / ><>113,35 / 111,13< / ><>-0,70< / >< / ><><> 温和型< / ><>€< / ><>129,46 / 125,69< / ><>-0,25< / >< / ><><> 激进型< / ><>€< / ><>327,14 / 311,56< / ><>3,29< / >< / ><><>Deka-ESG 股票 CF< / ><>€< / ><>380,72 / 366,96< / ><>3,10< / >< / ><><>Deka-ESG ManSelect< / ><>€< / ><>132,45 / 127,66< / ><>0,94< / >< / ><><>- 债券 CF A< / ><>€< / ><>122,63 / 119,64< / ><>-1,22< / >< / ><><>- 战略创新 CF< / ><>€< / ><>166,92 / 160,89< / ><>-1,78< / >< / ><><>- 战略创新 TF< / ><>€< / ><>151,88 / 151,88< / ><>-1,84< / >< / ><><>-Nach.E.St CF A< / ><>€< / ><>106,76 / 106,76< / ><>0,03< / >< / ><><> 全球冠军 CF< / ><>€< / ><>209,86 / 202,27< / ><>3,20< / >< / ><><> SeAkREd CF< / ><>€< / ><>98,70 / 95,13< / ><>-2,31< / >< / ><><>Naspa-Ak.Gb NachCF< / ><>€< / ><>103,88 / 100,61< / ><>-0,39< / >< / ><><>Naspa-PS Chance< / ><>€< / ><>84,18 / 80,94< / ><>1,23< / >< / ><><>-PS ChancePlus< / ><>€< / ><>176,76 / 168,34< / ><>2,88< / >< / ><><>-PS Ertrag< / ><>€< / ><>48,66 / 47,71< / ><>-0,83< / >< / ><><>-PS Wachst.< / ><>€< / ><>52,54 / 51,01< / ><>0,14< / >< / ><><>Persp 动态 CF< / ><>€< / ><>127,37 / 121,30< / ><>2,09< / >< / ><><>Persp 多资产 CF< / ><>€< / ><>124,29 / 120,67< / ><>0,50<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 方法计算。经常性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咨询和建议。

德卡投资 (Deka Investments)

C&P 基金 (Creutz & Partners)

Aqua< / td><>€< / ><> / 234,44< / ><>-0,82< / >< / tr><><>中国股票 (China Equity)< / ><>€< / ><> / 178,33< / ><>-1,95< / >< / ><><>气候影响 (Climate Impact)< / ><>€< / ><> / 315,84< / ><>4,04< / >< / ><><>消费者创新 (Consumer Inn)< / ><>€< / ><> / 315,98< / ><>-0,61< / >< / ><><>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 / ><>€< / ><> / 4038< / ><>12,56< / >< / ><><>能源转型 (Energy Transition)< / ><>€< / ><> / 578,12< / ><>-2,28< / >< / ><><>欧洲股票 (Euro Equity)< / ><>€< / ><> / 864,27< / ><>-2,49< / >< / ><><>欧洲高收益短期债券 (Euro HY ShortDu Bd)< / ><>€< / ><> / 133,86< / ><>-1,16< / >< / ><><>医疗保健创新 (Health Care Innov)< / ><>€< / ><> / 1807< / ><>-0,17< / >< / ><><>智能食品 (SMaRT Food)< / ><>€< / ><> / 118,51< / ><>-1,31< / >< / table>

<>< colspan="4">CATELLA REAL ESTATE AG< / >< / ><><>Cat 荷兰住宅 II (Cat Dutch Resid II)< / ><>€< / ><>10,76 / 10,76< / ><>0,56< / >< / ><><>Cat.斯堪的纳维亚机遇 (Cat.Scandia Chance)< / ><>€< / ><>12,84 / 12,84< / ><>0,77< / >< / ><><>Catella 欧洲房地产 ( European R)< / ><>€< / ><>14,34 / 14,34< / ><>0,21< / >< / ><><> MAX< / ><>€< / ><>15,87 / 15,11< / ><>-3,06< / >< / ><><> 现代住宅 ( Mod Wohnen)< / ><>€< / ><>9,56 / 9,56< / ><>0,42< / >< / ><><> 可持续地产 ( Nachh Immo)< / ><>€< / ><>9,64 / 9,36< / ><>-1,24< / >< / ><><> 欧洲停车 ( Parken Eur)< / ><>€< / ><>10,82 / 10,30< / ><>0,49< / >< / ><><> 欧洲住宅 ( Wohnen Eur)< / ><>€< / ><>10,10 / 10,10< / ><>-0,79< / >< / ><><>南德地产专家 (Immo-Spez-Süddeut.)< / ><>€< / ><>13,64 / 13,64< / ><>-0,99< / >< / ><><>多租户基金会 (Multiten. Stiftung)< / ><>€< / ><>13,11 / 12,49< / ><>-0,87< / >< / ><><>PaRhei 荷兰住宅 (PaRhei Dutch Resid)< / ><>€< / ><>14,37 / 14,37< / ><>0,56< / >< / ><><>Sar 可持续地产-欧资 (Sar Sust Prop-EuCi)< / ><>€< / ><>1049 / 1049< / ><>0,69< / >< / ><><>南德经济区域 (Wirtsch.-reg SüdDE)< / ><>€< / ><>10,47 / 9,97< / ><>-0,67< / >< / table>

法国巴黎银行基金 (BNP Paribas Funds)

<>< colspan="4">C&P 基金 (Credit & Partners)< / >< / ><><>C&;P 基金 ClassiX< / ><>€< / ><>114,00 / 114,00< / ><>-1,49< / >< / ><><>C&;P 基金 DetoX< / ><>€< / ><>68,48 / 68,48< / ><>4,17< / >< / ><><>C&;P 基金 QuantiX< / ><>€*< / ><>212,82 / 212,82< / ><>2,22< / >< / table>

<>< colspan="4">德国商业地产 (Commerz Real)< / >< / ><><>hausInvest< / ><>€< / ><>46,41 / 44,20< / ><>0,29< / >< / ><>< colspan="4">DAVIS FUNDS SICAV< / >< / ><><>全球 A (Global A)< / ><>$< / ><>72,20 / 68,05< / ><>-6,04< / >< / ><><>价值基金 A (Value Fund A)< / ><>$< / ><>126,67 / 119,39< / ><>-4,23< / >< / table>

DWS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www.dekaf.de< / ><>€< / ><>109,39 / 103,92< / ><>-3,83< / >< / ><><>AriDeka CF< / ><>€< / ><>< / >< / ><><>基础策略灵活 CF (BasisStrat Flex CF)< / ><>€< / ><>139,29 / 134,26< / ><>0,62< / >< / ><><>BerolinaRent Deka< / ><>€< / ><>41,03 / 39,59< / ><>-1,47< / >< / ><><>BW 目标基金 2030 (BW Zielfonds 2030)< / ><>€< / ><>54,50 / 53,43< / ><>-0,76< / >< / ><><>Deka-ESG 股息 RhEd< / ><>€< / ><>119,46 / 115,14< / ><>-3,29< / >< / ><><>-ESG ReRheinEd< / ><>€< / ><>28,98 / 28,41< / ><>-1,01< / >< / ><><>-欧洲平衡 CF (-Europ.Bal. CF)< / ><>€< / ><>56,03 / 54,40< / ><>-1,57< / >< / ><><>-欧洲平衡 TF (-Europ.Bal. TF)< / ><>€< / ><>106,95 / 106,95< / ><>-1,32< / >< / ><><>-欧洲股票策略 (-Europa Akt Str)< / ><>€< / ><>108,17 / 103,02< / ><>-3,74< / >< / ><><>DekaFonds CF< / ><>€< / ><>162,78 / 154,65< / ><>-4,67< / >< / ><><>-全球平衡 (-Global Bal)< / >< / table>

CF< / td> €< / ><>112,83 / 109,54< / ><>-0,19< / >< / tr> <>Deka-Global Bal TF< / ><>€< / ><>106,29 / 106,29< / ><>-0,2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97,54 / 190,40< / ><>2,54< / >< / ><><>-Na.Div Str CF< / ><>€< / ><>162,48 / 156,61< / ><>0,46< / >< / ><><>-Sachwer. CF< / ><>€< / ><>114,33 / 111,00< / ><>0,23< / >< / ><><>-Sachwer. TF< / ><>€< / ><>106,96 / 106,96< / ><>0,21< / >< / ><><>DekaSpezial CF< / ><>€< / ><>838,54 / 808,23< / ><>2,89< / >< / ><><>DekaTresor< / ><>€< / ><>87,38 / 85,25< / ><>-0,50< / >< / ><><>Div.Strateg.CF A< / ><>€< / ><>249,80 / 240,77< / ><>0,53< / >< / ><><>DivStrategieEur CF< / ><>€< / ><>128,49 / 123,85< / ><>-3,80< / >< / ><><>ESG SeAkREd TF< / ><>€*< / ><>47,25 / 47,25< / ><>-4,43< / >< / ><><>Euro Potential

CF< / ><>€< / ><>172,49 / 166,26< / ><>-3,19< / >< / ><><>EuropaBond CF< / ><>€< / ><>90,85 / 88,20< / ><>-0,98< / >< / ><><>EuropaBond TF< / ><>€*< / ><>32,05 / 32,05< / ><>-1,02< / >< / table>

<><>Frankf.Sparinvest< / ><>€-< / ><>216,62 / 206,30< / ><>-5,18<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82,07 / 464,65< / ><>2,91< / >< / ><><>GlobalChampions TF< / ><>€-< / ><>409,06 / 409,06< / ><>2,85<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0,83 / 210,83< / ><>-2,01<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41 / 101,41< / ><>-0,31< / >< / ><><>Multi Asset In.CFA< / ><>€-< / ><>85,34 / 82,85< / ><>-2,71< / >< / ><><>Multirent-Invest< / ><>€-< / ><>33,00 / 32,04< / ><>-1,20< / >< / ><><>Multizins-INVEST< / ><>€-< / ><>25,47 / 24,73< / ><>1,06< / >< / ><><>Naspa-Fonds< / ><>€-< / ><>40,91 / 39,91< / ><>-1,16< / >< / ><><>RenditDeka< / ><>€-< / ><>22,02 / 21,38< / ><>-1,52< / >< / ><><>RenditDeka TF< / ><>€-< / ><>27,57 / 27,57< / ><>-1,71< / >< / ><><>RentenStratGI TF< / ><>€-< / ><>74,51 / 74,51< / ><>-2,13< / >< / ><><>RentenStratGlob CF< / ><>€-< / ><>77,38 / 75,13< / ><>-2,10< / >< / ><><>Technologie CF< / ><>€-< / ><>152,04 / 146,54< / ><>9,7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5,45 / 246,22< / ><>2,88< / >< / ><><>UmweltInvest TF< / ><>€-< / ><>214,07 / 214,07< / ><>2,82< / >< / ><><>Weltzins-Invest P< / ><>€-< / ><>20,33 / 19,74< / ><>2,12< / >< / table>

<><>Köln Str.Chance< / ><>€< / ><>88,60 / 86,86< / ><>1,34< / >< / ><><>Köln Str.Ertrag< / ><>€< / ><>45,97 / 45,07< / ><>-0,44<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9,39 / 48,42< / ><>0,35< / >< / ><><>KölnStr.Chance+< / ><>€< / ><>79,27 / 77,72< / ><>2,86< / >< / ><><>UnterStrat Eu CF< / ><>€*< / ><>195,04 / 187,99< / ><>-2,17< / >< / table>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每日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DJE-Div&Sub P< / ><>€ 762,87 / 726,54< / ><>-0,80< / >< / ><><>DJE-Europa PA< / ><>€ 517,95 / 493,29< / ><>-3,59< / >< / ><><>-Gold&Ressou PA< / ><>€ 340,49 / 324,28< / ><>-8,20< / >< / ><><>-Gold&;Stabfd < / ><>F 164,36 / 156,53< / ><>-2,29< / >< / ><><>-Mittel&;Innov < / ><>€ 175,21 / 166,87< / ><>-5,81< / >< / ><><>-Multi Ass&;Tre< / ><>€ 379,49 / 364,89< / ><>0,48< / >< / ><><>-Sht Term Bd < / ><>€ 113,06 / 111,94< / ><>-0,36< / >< / ><><>-Zins&;Divid < / ><>€ 194,17 / 186,70< / ><>-0,53< / >< / ><><>FMM-Fonds< / ><>€ 89,82 / 85,54< / ><>-1,30< / >< / table>

1822 Str.Cha.Pl.< / td><>€< / ><>181,82 / 174,83< / ><>0,27< / >< / tr><><>1822 Str.Chance< / ><>€< / ><>121,19 / 117,09< / ><>0,23< / >< / ><><>1822 Str.Ert.Pl.< / ><>€< / ><>50,92 / 49,68< / ><>-0,54< / >< / ><><>1822 Str.Wachstum< / ><>€< / ><>63,88 / 62,02< / ><>-0,03< / >< / ><><>Berol.Ca.Chance< / ><>€< / ><>83,64 / 81,20< / ><>1,92< / >< / ><><>Berol.Ca.Premium< / ><>€< / ><>115,27 / 111,37< / ><>2,94< / >< / ><><>Berol.Ca.Sicherh.< / ><>€< / ><>44,68 / 43,59< / ><>-0,34< / >< / ><><>Berol.Ca.Wachst.< / ><>€< / ><>46,34 / 45,10< / ><>0,49<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1,11 / 191,11< / ><>-2,19<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79,42 / 269,32< / ><>-2,03< / >< / ><><>Deka-FlexZins CF< / ><>€< / ><>988,78 / 983,86< / ><>-0,59< / >< / ><><>Deka-FlexZins PB< / ><>€< / ><>991,53 / 991,53< / ><>-0,58< / >< / ><><>-FlexZins TF< / ><>€< / ><>983,26 / 983,26< / ><>-0,59<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81,07 / 270,91< / ><>-0,66< / >< / ><><>-Indust 4.0 CF< / ><>€< / ><>290,39 / 279,89< / ><>7,09< / >< / ><><>-Indust 4.0 TF< / ><>€< / ><>260,95 / 260,95< / ><>7,03< / >< / ><><>-Lifestyle CF< / ><>€< / ><>90,77 / 87,49< / ><>2,41< / >< / table>

Intern. (Lux.) (-组)

<><>< colspan="4">-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PB Wert 4y< / ><>€-< / ><>115,44 / 112,08< / ><>-0,61< / >< / ><><>-PISel ausgew< / ><>€-< / ><>133,20 / 129,32< / ><>0,61< / >< / ><><>-PISel dynam< / ><>€-< / ><>163,76 / 158,99< / ><>1,77< / >< / ><><>-PISel moderat< / ><>€-< / ><>109,17 / 107,03< / ><>-0,54<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53,15 / 248,19< / ><>1,95< / >< / ><><>DekaStruk.5Chance+< / ><>€-< / ><>415,21 / 407,07< / ><>3,69<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5,42 / 103,35< / ><>-0,29<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2,51 / 120,11< / ><>0,67<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05 / 985,41< / ><>-0,95< / >< / ><><>Hamb Stiftung I< / ><>€-< / ><>903,86 / 886,14< / ><>-1,12< / >< / ><><>Hamb Stiftung P< / ><>€-< / ><>90,60 / 87,12< / ><>-1,15<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5,60 / 120,77< / ><>-1,15<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1,92 / 88,38< / ><>-0,95<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99,61 / 95,78< / ><>-0,67< / >< / ><><>LBBW Bal. CR 20< / ><>€-< / ><>46,21 / 45,30< / ><>-0,90< / >< / ><><>LBBW Bal. CR 40< / ><>€-< / ><>56,37 / 55,26< / ><>-0,68< / >< / ><><>LBBW Bal. CR 75< / ><>€-< / ><>82,05 / 80,44< / ><>-0,27<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14,43 / 214,43< / ><>0,13<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32 / 46,46< / ><>-0,64< / >< / >

www.dje.lu l info@dje.lu 电话 00352 26925220

<><><>grundb. europa IC:< / ><>€< / ><>33,66 / 32,06< / ><>-3,84<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3,77 / 32,16< / ><>-3,83< / >< / ><><>. Fok Deu RC< / ><>€< / ><>48,83 / 46,50< / ><>-3,35< / >< / ><><>. Fokus D IC:< / ><>€< / ><>49,15 / 46,81< / ><>-3,33< / >< / ><><>. global IC:< / ><>€< / ><>45,12 / 42,97< / ><>-2,10< / >< / ><><>. global RC< / ><>€< / ><>44,39 / 42,28< / ><>-2,13< / >< / >

<><><>DJE Zins Global P€< / ><>€ 135,31 / 132,66< / ><>-0,14< / >< / ><><>DJE-Asien PA€< / ><>€ 259,21 / 246,87< / ><>-0,02< / >< / ><><>DJE-Concept PA< / ><>€ 165,35 / 157,48< / ><>-0,84< / >< / >

<><><>Skyline Dynamik< / ><>€ 356,41 / 356,41< / ><>-4,26< / >< / >

Fonds Direkt Sicav

GUINNESSGLOBAL INVESTORS< / td>< / tr>< / table>

info@guinnessgi.com

<><><>Global Equity Inc< / ><>€< / ><> / 20,65< / ><>1,55< / >< / ><><>Global Innovators< / ><>€< / ><> / 45,31< / ><>5,21< / >< / ><><>Sustainable Energy< / ><>€*< / ><> / 25,71< / ><>-0,63< / >< / >

<><><>HWB Pf. Plus CHF< / ><>F< / ><>74,61 / 74,61< / ><>1,49< / >< / ><><>HWB Pf. Plus R< / ><>€< / ><>123,97 / 123,97< / ><>1,28< / >< / ><><> . Plus V< / ><>€< / ><>123,60 / 123,60< / ><>1,28< / >< / ><><> Vict.Str.. R< / ><>€< / ><>1459 / 1459< / ><>2,04< / >< / ><><> Vict.Str.. V< / ><>€*< / ><>1460 / 1460< / ><>2,04< / >< / >

www.-fonds.eu / info@-fonds.com 电话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ACATIS FV Akt.GI. €* 301,68 / 287,31 -1,23

<><><>UniEuroAktien< / ><>€< / ><>126,06 / 120,06< / ><>-4,35< / >< / ><><>UniEuroRenta< / ><>€< / ><>60,91 / 59,14< / ><>-0,62< / >< / ><><>UniFav.:Akt.-net-< / ><>€< / ><>206,52 / 206,52< / ><>3,93< / >< / ><><>Unifavorit: Aktien< / ><>€< / ><>348,81 / 332,20< / ><>3,95< / >< / ><><>UniFonds< / ><>€< / ><>82,82 / 78,88< / ><>-4,36< / >< / ><><>UniFonds-net-< / ><>€< / ><>114,90 / 114,90< / ><>-4,42< / >< / ><><>UniGlobal< / ><>€< / ><>545,66 / 519,68< / ><>2,63< / >< / ><><>UniGlobal-net-< / ><>€< / ><>308,37 / 308,37< / ><>2,66< / >< / ><><>UnionGeldmarktlds< / ><>€< / ><>47,86 / 47,86< / ><>0,15< / >< / ><><>UniRak< / ><>€< / ><>165,65 / 160,83< / ><>1,60< / >< / ><><>UniRak Konserva A< / ><>€< / ><>123,36 / 120,94< / ><>-0,15< / >< / ><><>UniRak -net-< / ><>€< / ><>86,83 / 86,83< / ><>1,57< / >< / ><><>UniStrat: Ausgew.< / ><>€< / ><>91,11 / 88,46< / ><>0,70< / >< / ><><>UniStrat: Konserv.< / ><>€< / ><>80,99 / 78,63< / ><>-0,3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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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 / ><>46,64 / 44,85< / ><>0,94< / >< / ><><>RWS-ERTRAG A< / ><>€< / ><>18,24 / 17,71< / ><>0,06< / >< / >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 / ><> / 214,08< / ><>-1,56< / >< / ><><>UBS (L) EM Eq P XA< / ><>$< / ><> / 229,58< / ><>-1,55< / >< / ><><>UBS (L) GCB AD T2< / ><>€*< / ><>195,33 / 189,64< / ><>3,02< / >< / >

PrivFd:Kontr.< / td><>€< / ><>146,22 / 146,22< / ><>-0,29< / >< / tr><><>PrivFd:Kontr.pro< / ><>€< / ><>217,59 / 217,59< / ><>-0,21< / >< / ><><>UniDeutschl. XS< / ><>€< / ><>176,61 / 169,82< / ><>-5,42< / >< / ><><>UniESG Aktien DeuA< / ><>€< / ><>329,46 / 313,77< / ><>-3,81< / >< / ><><>UniESG Aktien Glo< / ><>€< / ><>212,97 / 202,83< / ><>3,22< / >< / ><><>UniESG Aktien Glo n< / ><>€< / ><>180,77 / 180,77< / ><>3,19<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卢森堡

<>< colspan="4">Union Investment: 卢森堡< / >< / ><><>FairWorldFonds< / ><>€< / ><>60,91 / 59,42< / ><>0,69< / >< / ><><>PrivatFonds: ESG< / ><>€< / ><>59,13 / 59,13< / ><>-0,49< / >< / ><><>UniAusschu. net-A< / ><>€< / ><>51,59 / 51,59< / ><>-1,53< / >< / ><><>UniDividAss net A< / ><>€< / ><>73,72 / 73,72< / ><>-2,51< / >< / ><><>UniDividendenAss A< / ><>€< / ><>78,93 / 75,89< / ><>-2,48< / >< / ><><>UniDyn.Europa A< / ><>€< / ><>154,49 / 148,55< / ><>-2,65< / >< / ><><>UniESG Aktien EuA< / ><>€< / ><>85,77 / 81,69< / ><>-3,42< / >< / ><><>UniEuRe Corp A< / ><>€< / ><>48,68 / 47,26< / ><>-0,92< / >< / ><><>UniEurKap Corp-A< / ><>€*< / ><>35,99 / 35,28< / ><>-0,51< / >< / ><><>UniEurKap.Co.net

A< / ><>€< / ><>35,64 / 35,64< / ><>-0,53< / >< / ><><>UniEuropa< / ><>€< / ><>3597 / 3426< / ><>-4,59< / >< / ><><>UniGlobal Div A< / ><>€< / ><>147,48 / 140,46< / ><>-1,33<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6,34 / 136,34< / ><>-1,35< / >< / ><><>UniGlobal II A< / ><>€< / ><>235,73 / 224,50< / ><>2,73< / >< / ><><>UniIndustrie 4.0A< / ><>€< / ><>117,90 / 113,37< / ><>4,95< / >< / ><><>UniMarktf. -net- A< / ><>€< / ><>113,84 / 113,84< / ><>2,29< / >< / ><><>UniOpti4< / ><>€< / ><>99,48 / 99,48< / ><>0,09< / >< / ><><>UniRak ESG A< / ><>€< / ><>110,54 / 107,32< / ><>1,73<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4,60 / 104,60< / ><>1,71<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3,44 / 111,22< / ><>-0,04<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9,41 / 109,41< / ><>-0,07<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48,88 / 431,62< / ><>11,71< / >< / ><><>UniStruktur< / ><>€< / ><>132,73 / 128,86< / ><>-1,29< / >< / ><><>UniVa. Global A< / ><>€< / ><>200,91 / 193,18< / ><>0,32< / >< / ><><>UniVa.Glb-net-A< / ><>€*< / ><>188,72 / 188,72< / ><>0,29< / >< / table>

<>< colspan="4">Union Investment 房地产< / >< / ><><>Unilmmo:Dt.< / ><>€< / ><>96,72 / 92,11< / ><>0,15< / >< / ><><>Unilmmo:Europa< / ><>€< / ><>48,57 / 46,26< / ><>0,22< / >< / ><><>Unilmmo:Global< / ><>€< / ><>41,30 / 39,33< / ><>-0,15< / >< / ><>< colspan="4">Universal Investment< / >< / ><><>Degussa Univ.Rent< / ><>€< / ><>65,94 / 64,65< / ><>-2,39< / >< / table>

<>< colspan="4">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 >< / ><><>CondorBalance-UI< / ><>€< / ><>110,90 / 105,62< / ><>-2,53< / >< / ><><>CondorChance-UI< / ><>€< / ><>143,37 / 136,54< / ><>2,21< / >< / ><><>CondorTrends-UI< / ><>€< / ><>131,29 / 125,04< / ><>4,03< / >< / ><>< colspan="4">Warburg Invest< / >< / ><><>DMüller Prem Akt €< / ><>€< / ><>93,14 / 89,56< / ><>0,96< / >< / ><>< colspan="4">W&W Asset Management 都柏林< / >< / ><><>SouthEast Asian Eq< / ><>€*< / ><> / 220,00< / ><>1,31< / >< / ><>< colspan="4">其他金融产品< / >< / table>

<>< colspan="4">卢森堡安置基金< / >< / ><><>Solitär< / ><>€< / ><> / 2869< / ><>1,13< / >< / ><><>Solitär II< / ><>€< / ><> / 1864< / ><>0,63<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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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本投资法》(KAGB) 设立的投资资金

货币：货币（A = 澳大利亚元，€ = 欧元，F = 瑞士法郎，£ = 英镑，¥ = 日元，P = 波兰兹罗提，S = 瑞典克朗，\$ = 美元）。发行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发行价格。

回购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回购价格。

业绩：基于最近可用净资产值 (NAV) 的业绩表现。根据 BVI 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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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封邮件：寻找应对工作负荷的理想方式并非易事。

当事业触动心弦

照片 Getty

过多的工作量与过少的决策权是危险的组合。再加上私人压力、缺乏运动和快餐，情况将变得威胁健康。但仍有良好的方法可以让人们保持健康。

作者：Felicitas Witte

工作强度高的人可能会获得职业成功，但同时也让自己陷入危险。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利用来自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 18,500 名雇员的数据表明：那些工作量极大且决策权较少的人，更容易死于心血管疾病。

平均而言，每位参与者被观察了 24 年，期间发生了 842 起死亡病例。工作量大会增加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这一点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已为人所知——当时人们将其称为“经理病”。男性——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推动了经济奇迹，没完没了地工作，长期处于压力之下，随后突然死于心肌梗死，即所谓的“经理之死”。

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研究人员意识到，增加心肌梗死等风险的不仅仅是大量工作本身，还包括框架条件：例如，老板是否从未表扬，同事是否在霸凌，是否持有临时合同并经常担心丢掉工作，或者心理上是否无法良好地应对工作压力。随后，一些大型研究（例如来自芬兰和法国的研究）发现了现在这项新研究也证实的结果：高工作负荷与低决策空间的结合——被称为“工作压力”（Job Strain）——对心脏和血管不利。

卡尔-海因茨·拉德维格（Karl-Heinz Ladwig）表示，因此这些结果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他是慕尼黑工业大学心身医学教授，研究心理压力与心脏病之间的联系。“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工作压力对心脏和血管有害。但新发现的是，工作压力显然在退休后仍能产生影响。”

因此，在该研究中，即使在 65 岁之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依然显著升高——这类似于吸烟者在戒烟多年后仍具有较高的肺癌风险。拉德维格的结论是：“在工作中必须更加关注工作条件。”通过合理的组织管理可以减轻工作压力。而且，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避免繁重的工作损害心脏，从而在相对放松的状态下追求职业发展。

急性压力是一种正常且有意义的生物反应，这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进化之中。如果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时遇到狮子，会触发压力反应：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压力激素分泌，心率和血压升高，能量被动员，以便我们的祖先能够逃跑或攻击。“问题在于，当压力变成慢性，这种激活在数月或数年内反复出现且缺乏恢复期时，情况就变得糟糕了，”纽伦堡医院的心脏病专家兼心身医学主任克里斯蒂安·瓦勒（Christiane Waller）说道。

关于这种联系有多种生物学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交感神经更加活跃。此外，有迹象表明，身体内部会出现持续的轻微慢性炎症，在某些研究中，皮质醇水平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可能为心肌梗死或中风铺平道路。

但请注意：如果立即将所有责任推给老板，认为是因为他布置了太多工作才导致某人早逝，这可能过于草率。这项新研究也并未证明“工作压力”（Job Strain）是导致早逝的原因，它仅显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压力大的人更容易死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承受高工作压力的人更容易抽烟、超重、饮酒且缺乏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拉德维格（Ladwig）表示：“工作过多的人，晚上累得没法运动，也没有时间和兴致去烹饪健康的食物。相反，人们会点快餐，瘫在电视机前，并大量饮酒以缓解压力。”

此外，工作压力还会增加私人生活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压力大的人回到家，例如可能会立即面对伴侣的指责，而不是能够放松地交谈。由于不断的伤害和缺乏伴侣的支持，人们会失去心理韧性，而这反过来又使人更容易受到工作中压力源的影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心脏病专家瓦勒（Waller）认为，关键可能不在于单个压力巨大的周，而在于高要求、低控制力和缺乏恢复的长期结合。“如果再加上其他风险因素，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就更高。”她建议，如果出现此前未曾有过的不适症状，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压力，而应寻求医疗诊断。

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包括：新出现的胸部压迫感、紧缩感或疼痛，体力活动时过早疲劳，呼吸困难，心跳过快或心悸，眩晕或意识丧失，以及明显的体能下降。这位医生表示：“如果有人出现剧烈的急性胸痛，且疼痛可能放射至手臂、背部或下颌，同时感到呼吸困难，皮肤出冷汗并伴有恶心：请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这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迹象。

当然，如果能从根本上避免因工作而产生的心脏问题会更有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对此类问题的有效研究较少，仅有一些建议：公司方面可提供关于团队合作、沟通、任务优先级排序、决策制定以及压力应对的培训。更好地组织工作，给员工更多的决策空间，并设定一个现实可完成的工作量。

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通过放松和正念练习、压力管理或认知行为疗法来减轻工作压力，从而有望降低心血管风险。但在人们立即购买瑜伽垫、与老板确定优先级并参加工作组织研讨会之前，有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晚上依然瘫在沙发上吃快餐、抽烟，不减轻体重，不治疗高血压和高胆固醇，那么他对心脏健康的维护就做得不够。

多特蒙德私立国际大学（Internationale Hochschule）健康管理教授斯特凡妮·安德烈（Stefanie André）表示，如果感到长期因工作过多而压力过大，首先应该思考压力源产生在哪里。“是工作量？时间压力？不断的干扰？优先级沟通不明确？几乎没有任何自主决策权？还是你的老板期望你随时待命？”

针对日常生活，她给出了一些建议：“列一份清单，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间，并逐步勾选完成。告诉团队和上司你的界限在哪里——例如，某个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将手机设为静音，关闭电子邮件程序，关上办公室门，或者在开放式办公室里戴上耳机，以免不断被干扰。规划好固定的休息时间，并且在休息时真正去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此外，在晚上或周末不要频繁查看工作邮件。”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如果公司的组织管理糟糕，那么即使员工拥有最好的时间管理能力，也无法改善这种情况。”

如果一个人感到压力持续过大，应该首先尝试与同事沟通，伍珀塔尔企业研究与组织心理学研究所副所长莱纳·维兰（Rainer Wieland）建议道。“这有助于你判断，承受过多工作压力是你个人的问题，还是公司的问题。如果多位同事有类似的感受，那么原因通常在于工作组织方式，而非个人本身。”

随后，应尽可能具体且客观地与上司沟通。“不要笼统地抱怨‘我压力太大了’。相反，应向对方描述你必须在何时完成哪些任务，以及干扰、优先级不明或信息缺失是否阻碍了你的工作。然后明确地告诉上司你需要什么。”

“工作重塑”（Job Crafting）也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它能增加在工作中的自主权。工作重塑意味着主动地根据自己的优势、需求和兴趣来调整工作。“调整你的任务，使其更符合你的能力，并为此积累必要的资源，”维兰建议道，“例如，申请一次进修培训，或者让团队确认你非常擅长任务 X 或 Y。”

不过，工作重塑的前提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在没有空间的地方，即使是最好的自我管理也会遇到瓶颈。”如果多次尝试与上司沟通以改变工作状况均告失败，且同时工作压力在增加，那么应该考虑更换工作。“当一个人感到持续疲惫、睡眠质量差、业余时间无法放松，或者近期对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物产生愤世嫉俗的反应，甚至出现身体不适时，这些都是警示信号。”

朝九晚五：冲刺，冲刺，万岁

作者：Ursula Kals

没有什么比那种强行让自己显得年轻的僵硬尝试更让人显老了。但对于大多数试图表现得随性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哪些行为其实在给自己的形象减分：那种急于表现的姿态，以及在应对人工智能（AI）和打理自己肌肉发达的身体方面表现得极其精干——比如“每天三次健身，每周五次短距离冲刺”。

跟年轻人同步？完全没有问题，在各个层面都能轻松实现。在语言上，很多东西被评价为“野”、“稳”、“强”或“绝”；原则上对任何人、任何人都使用非正式的“你”（du），毫无例外；而使用性别中立语言（gendern）时则既勤勉又生硬。在视觉上，没有一个趋势被错过：圆寸（Buzz Cut，为非专业人士解释：极短的发型）、方盒剪裁夹克、短款针织衫、百褶裤，且偏好茄紫色。

但如果一个六十出头的人不停地发布公路自行车骑行照片，穿西装只配运动鞋，觉得某些建议很“酷”（töfte），并且纹了人生第一个纹身——这样一个“职业青年”就沦为了一个讽刺的漫画形象。每次去食堂，每次在茶水间进行非正式聊天，他都会如此表现。他在那里潜伏，等待年轻人，以便让自己的耳朵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这句话是原话引用。冲刺，冲刺，万岁！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事退休，一些未来的退休者似乎变得更加不安。长寿工作坊和“如何通过饮食让自己健康、苗条、年轻、美丽”的指南充斥着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加剧了这种追求年轻化的倾向。这些“永恒青年”们从不腰痛，从不与产生幻觉的技术工具起冲突，也从不对最创新的客户接触方式产生怀疑，他们共同点是会引发一种令人不安的违和感。这种尴尬地庆祝的“永远年轻”狂热背后的动机似乎是恐惧：一种持久的担忧，担心被淘汰、不再被需要、显得过时，尤其是当年轻人接管工作，而一名实习生在第二天就能聪明地完成那些在婴儿潮一代职业生涯中需要花掉整个上午才能搞定的任务时。年轻人已经在摩拳擦掌了。哎呀（Huch），现在还有人这么说话吗？绝对有。因为年轻人心中对真实性的渴望在增长。他们渴望那些在说话、穿着以及大部分工作方式上，就像 60 岁左右的人那样行事的同事。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是这么接触长辈的。

FAZ.NET 上的职业问题

扫描此代码，您可以进入“职业问题”指南系列。本周主题：我是否应该因为 AI 而在工作中进行专业化？

倾向于在家乡附近就读

大多数大学新生在去年的冬季学期开始就读的联邦州，正是他们获得大学入学资格（Abitur）的州。根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9% 的年轻人属于这种情况。

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在决定中也起到了作用：在拥有众多高校地点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留在本州就读的新生比例最高，达到 82%。相比之下，数据显示勃兰登堡州的这一比例较低，仅为 33%——几乎同样数量的年轻人从那里前往邻州柏林就读（32%）。

如果年轻人选择另一个联邦州，通常是邻近的州：在 2025 / 26 冬季学期开始在汉堡就读的人员中，17% 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另有 16% 来自下萨克森州。数据显示，来自下萨克森州且拥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员占不来梅州大学新生的 35%，这与来自不来梅本地的人员比例相近（38%）。dpa

成功，但并不快乐

神经多样性正日益成为管理层讨论的话题。一位心理学家解释了如何应对多动症（ADHS）、自闭症、高敏感或高天赋——以及如何将孤独转化为成功。

冯·埃尔费尔德特女士，您的客户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内心却感到不自由。这是为什么？

在第一次教练辅导中，我经常听到一句没人预料到的那样的话：“我觉得自己从未真正抵达目的地。”尽管他们负责数十亿预算，或管理着数千名员工，且看起来果断有力。

但您并不太在意一个人达到了什么样的职位？

我更在意的是，一个人是否在主导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否仍在遵循他人为他编写的剧本。因为真正的自由始于我们停止过他人生活的那一刻。

这种撕裂感源自哪里？

因为他们经常根据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生活。许多信念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有些孩子经历的是：“只要我表现得好，我就会被爱。”另一些人学到的是：“要坚强，不要让任何人失望。”这些内在规则不会因为一个人事业成功就自动消失。如果一个人将自我价值长期地与成就挂钩，那么每达成一个目标，他就会将终点线再往上推移一点。

表面上看，这些人通常表现得非常自信。

但总有些东西是不协调的。我记得有一位董事曾说，每次在监事会面前做演示，感觉就像以前试图最终获得父亲认可时的样子。舞台改变了，但内在的动力机制没有改变。直到他意识到，如今他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足够优秀时，他才变得平静和清晰。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

但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和绩效压力，难道不是进入领导层所必需的吗？

迷人之处在于：正是这些特质最初让许多人取得了成功。完美主义可以促进职业发展。掌控感创造安全感。追求成就让人们登上顶峰。只有当曾经有意义的策略变成一种终身程序时，问题才会出现。那时，不再是人在主导策略，而是策略在主导人。

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这一点？

因为我们的大脑最初更信任熟悉的事物，而非新事物。我们的行为模式往往是经过数十年形成的。它们曾经保护过我们。因此，即使是沉重的负担，通常也比改变让人感觉更安全。我有时会对我的客户说：“痛苦往往比放手更让人感到熟悉。”

那么，如何才能变得更自由？

不是通过自我优化，而是通过自我认知。我不会首先问我的客户：“您想改变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改变是为了什么而值得？”我记得一家大型审计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尽管拥有卓越的能力，但总是习惯于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要卑微。持久的改变很少通过压力产生，它始于理解。

为什么这些话题在管理层中如此频繁地出现？

因为那里坐着比例极高的一群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通过成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正是悖论所在：让人们在外界看来成功的东西，往往同时也是让他们内心精疲力竭的东西。即使是成功，也不会自动消除这种基本感受。

为什么所谓的神经多样性在领导岗位上变得越来越突出？

我越来越多地遇到那些天赋极高、高度敏感或具有神经多样性（例如患有ADHD /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管理人员——他们中许多人长期以来对此并不知情。过去，这些情况无法被诊断出来。而现在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许多极其成功的人一直以来都拥有非凡的思维方式。

他们显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与众不同。

那些在孩童时期就意识到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往往会培养出在日后领导岗位上至关重要的能力：自我反思、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毅力以及独立思考。

神经多样性是如何产生的？

它主要由遗传决定。然而，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如何学习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是韧性和职业优势，还是自我怀疑与精疲力竭。

请详细解释一下。

两个人的遗传天赋可能完全相同。其中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听到的是：“你有些问题。”而另一个人听到的是：“你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而这正是你的优势。”两人在相似的条件下起步，但他们的职业道路可能会截然不同。当你追随自我时，成功便会随之而来。

他们在哪些方面还与他人不同？

他们通常比其他人更早、更强烈地感知到紧张局势、矛盾以及未公开的动态。许多人由此发展出非凡的观察力、适应能力和成就导向。

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复杂化思考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许多人很早就学会了补偿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的观察更精准，思考更具网络化，能更早地识别发展趋势，并提出他人根本

最高处——且形单影只？ 图片来源 Getty

无法想到的问题。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恰恰是这些能力——创造力、高度的共情力、快速的模式识别和网络化思考——可以转化为非凡的领导力。

听起来令人欣喜。那么反面又是怎样的？与此同时，这种持续的适应往往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相关人员会感到不被理解，或在情感上没有真正被看见。许多人终其一生都觉得自己“不同”，却无法解释原因。在教练辅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释然，并意识到自己从未出过错，而只是运作方式不同。只有当人们理解自己为何如此行为时，才有可能有意识地做出新的选择。

在职业方面如何才能顺利发展？

人们很少因为神经多样性而失败，更多是因为身处一个无法识别其优势并将其视为负担的环境中。当天赋与环境相匹配时，事业才会成功。在某个组织中被视为弱点的特征，在另一个组织中可能会成为最大的竞争优势。

管理人员如何识别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通过获取信息并细心观察。许多患有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人倾向于在高度集中的阶段工作，随后需要短暂的心理休息。处理数字列对他们来说挑战不足，而自闭症患者通常乐于从事此类工作。对于高敏感人群，要确保他们不会接触过多的噪音刺激；对于高天赋人群，则要确保他们不会被安置在挑战不足的岗位上。

您会对管理人员提出什么建议？

最优秀的团队并非由思考方式相同的人组成，而是由思考方式不同且追求共同目标的人组成。

提问者：乌苏拉·卡尔斯 (Ursula Kals)。

私人投资者、艺术家、业余厨师，身高 196 cm，74 岁，不吸烟，寻求一位有心且理智的伴侣，共同走一段平等的人生道路。

图片版权请发送至代码 ZF1500001338 F.A.Z., Postfach 820219, 81802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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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医师协会招聘执行医师（男 / 女 / 多样性）

在董事会与代理首席执行官，以及全职行政部门与志愿者组织之间，您将承担起一项重要且多样化的任务，引导我们的组织应对复杂的医疗卫生环境。在此过程中，您作为医师的专业知识将得到充分发挥，因为您将成为行政部门、代理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以及外部咨询在处理医疗和专业医学问题时的首要联系人。在与内部（会员、志愿者委员会）和外部（医疗卫生从业者、政界、媒体等）对话伙伴接触时，您将代表州医师协会，在与董事会及代理首席执行官协调一致的精神下，以专业、自信且具备政治敏锐度的方式进行沟通。您需拥有人类医学的高等学校 / 大学学位以及德国执业医师资格（Approbation）。具备专科医生资格者优先，但非强制条件。您应在长期的职业和管理经验中——理想情况下是在相关组织中，且优先考虑行政领域——积累了相关能力。您应对医疗体系的结构及其主要法律和政治影响，以及公共行政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请在 2026 年 11 月 15 日前将具有说服力的申请材料发送至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医师协会等。邮件主题请注明“申请执行医师”，发送至 vorzimmer@laek-rlp.de。

25 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跨越国界连接人类与自然。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关于我们项目的详细信息。

塑造未来：

Thalia 与《法兰克福汇报》（F.A.Z.）联合举办的系列活动

当国家试图让一名记者噤声时，他会怎么做？

491 天的俄罗斯监禁，16 年劳改营的判决——以及一场令世界瞩目的壮观囚犯交换。

在与《法兰克福汇报》编辑 Sandra Kegel（文化版）和 Reinhard Vester（政治版）的对话中，《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首次讲述了他的故事：关于孤立、专断，以及一个既让他着迷又迫害他的国家的矛盾之处。这是一份关于勇气、真理和新闻自由的动人见证。

更多信息请访问 faz.net / thalia 您也可以在此申请现场参加。

不容错过： 10 月 15 日在汉堡 报名请访问 faz.net / thalia

Thalia × 《法兰克福汇报》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

秘书这一职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女性开启了独立生活。安内格雷特·布劳恩（Annegret Braun）通过首次公开的日记，讲述了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们的梦想。

《秘书》（DIE SEKRETÄRIN） 安内格雷特·布劳恩 著 272 页 - 24 欧元 ISBN 978-3-96251-173-9 www.fazbuch.de 0711-7899 2044 faz@zeitfracht.de

无法触及的国王

作者：克里斯蒂安·坎普 (Christian Kamp)

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可能会认为柏林依然在书写历史。“亚历山大·切费林 (Aleksander Čeferin) 接受了 55 个成员协会的一致请求，”在被如此称呼的“反因凡蒂诺峰会”结束一小时后，欧洲足球协会联盟 (UEFA) 发布的一份公报如此开头。

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切费林最终决定与吉安尼·因凡蒂诺 (Gianni Infantino) 正面交锋。没有人会认真地对此抱有期待。相反，这句话接下来的内容是，这位斯洛文尼亚人将竞选欧足联主席的第四个任期。顺便一提，这可能会成为与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 (FIFA) 权力斗争中的一个议题：因为这同样是在通过延伸章程来延长权力时间，尽管因凡蒂诺治下的治理不善问题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维度。但这并不是由欧洲领导的反对派在与国际足联主席斗争中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在柏林峰会之后，人们依然感觉到，虽然各方仍在施压，但并没有看到成功的迹象。就像在棋盘上，如果残局根本无法达成目标。

吉安尼·因凡蒂诺依然缺乏挑战者。如果没有重量级人物出现，恐将面临巨大的失望。

国王在道德上或许已是赤裸之身，但离被将死还早得很。

德国足球协会 (DFB) 主席贝尔恩德·诺伊多夫 (Bernd Neuendorf) 在柏林会议后强调，在下周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上，将再次采取行动。因凡蒂诺围绕上一届世界杯所表现出的“太阳王”式的独断行为，应当最终被清晰且公开地指出。此外，授予唐纳德·特朗普和平奖以及在巴洛贡 (Balogun) 案件中与美国总统保持的密切联系，也是由主席利斯·克拉文内斯 (Lise Klaveness) 领导的挪威协会提出的两项申请的主题。此外，一份关于国际足联机构改革的目录已从柏林发送至苏黎世，该目录主要旨在实现真正的权力分立，并让主席扮演一个不同的、受限的角色——这本应是之前的设定，但在一次（同样得到了欧洲人投票支持的）倒退之后发生了改变。

然而，这对于真正的变革来说还远远不够。欧足联再次明确表示，只有在因凡蒂诺下台的情况下，变革才有可能发生。但后者刚刚再次获得非洲协会的一致支持，并且在不对称的对抗中利用了所有优势：他利用国际足联的机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选，而反对派显然在寻找挑战者方面感到吃力。这位挑战者应当是一个“受人尊敬且具有统一能力的、深植于足球之中的人物”，具备“领导的愿景与经验”，并“明确致力于发展、改革、诚信和独立”。这听起来好得几乎不像是能及时实现的。截止日期是 11 月 18 日，而最近候选人的数量似乎在减少。北中北美洲足球协会 (CONCACAF) 主席维克多·蒙塔利亚尼 (Victor Montagliani) 似乎也倾向于在自己的足联内部寻求未来。

在柏林，人们散布着某种乐观情绪，认为还会有转机。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重量级人物出现，恐将面临巨大的失望。而一个长期机构斗争的前景，则可能由切费林这个名字来代表。

FAZ.NET 赛事结果

随时更新：您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在此处查看全球体育赛事结果。

“进攻、动态、向前”：毛罗·卢斯特里内利 (Mauro Lustrinelli) 在就职时的格言听起来像是对旧美德的摒弃。 照片：EPA

倒退的波洛奈兹舞

在柏林联盟，关于乌尔斯·费舍尔成功时代的记忆已然淡去。教练毛罗·卢斯特里内利敢于尝试风格的剧变——但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不安的秋天。

在 An der Alten Försterei 体育场周围，风镐在轰鸣。挖掘机撕开了道路，工人们在区域内穿梭。新的进场通道正在建成。不久后，体育场将开始改造。Alte Försterei 将被改建并扩建至 30,000 个以上席位，计划于春季动工。这是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作者：塞巴斯蒂安·斯蒂尔，柏林

柏林联盟的一切都在更新，足球也不例外。今年夏天，毛罗·卢斯特里内利接管了这家柏林德甲俱乐部的球队。他是一名瑞士人。在柏林东南部，他们与瑞士人的合作经验非常成功。正是乌尔斯·费舍尔不仅带领柏林联盟进入了德甲，还将其带入了欧冠联赛。他的任期持续了五年，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即便仅仅是作为一种记忆。

那些成功日子的残余已所剩无几。俱乐部经历了一个糟糕的开局，四场比赛仅得 1 分，在积分榜上排名第 17 位。在周六对阵升班马埃尔弗斯堡的主场比赛之前（15.30 时，请关注《法兰克福汇报》德甲足球实时报道及 DAZN），必须获胜的压力首次变得清晰可见。否则，卢斯特里内利可能会面临一个不安的秋天。

他与费舍尔在比赛观点上的共同点几乎仅限于国籍。在五月份的就职介绍中，卢斯特里内利谈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风格剧变。卢斯特里内利表示，他希望球队踢得“进攻性强、充满活力、向前推进”。对于柏林联盟的长期追随者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家保险代理机构的新部门主管承诺每天在办公室跳波洛奈兹舞一样。

多年来，柏林联盟在费舍尔领导下的体育崛起基于极其稳固的美德和一些不可逾越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防守由三名中后卫组织，中场通过迅速且毫不掩饰的长距离对角线球进行过渡，而前场的角球和任意球则被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就是说，以多样化的方式送入对方球门。但现在，来了一个承诺要带来进攻盛宴的人。

在毛罗·卢斯特里内利执教的四场德甲比赛后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盛宴”并不遥远。当柏林联盟比赛时，确实提供了娱乐。只不过并非教练所设想的那样。柏林人已经失了 17 球，比任何其他球队都多。在国家队比赛日休息前，他们在慕尼黑就丢了 7 球。没有任何一场比赛的失球数少于 3 个。“基本上，足球的核心在于站位稳固且紧凑，”利奥波德·奎尔费尔德说道。他是柏林联盟的后卫，也是一场辩论的参与者——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根本不想进行这场辩论，但在糟糕的开局后，这变得不可避免。柏林联盟能承受多少改变？在费舍尔于 2023 年 11 月离任后，许多教练尝试改变风格，四后卫阵型也一次次成为实验对象。但最终，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回归原状是不可避免的。

即便在令人失望的开局之后，卢斯特里内利依然坚持使用四人防线，并在柏林联盟此前仅偶尔涉足的区域布置压迫。总之，一切都是新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环节还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衔接，”奎尔费尔德说。他自己将这次开局描述为“不令人满意”。

这位奥地利球员于 2024 年加盟联合队，就在费舍尔离开近一年之后。尽管如此，他仍间接受到了对方工作的影响。三中卫体系得以保留，克韦尔费尔德被培养成中路核心位置的领袖，两侧由“人间高塔”迪奥戈·莱特和达尼洛·多基护航。莱特和多基已经离队，在夏天转会至罗马拉齐奥。他们的离开与联合队的困境也有一定关系。“他们两人在俱乐部效力多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然，要替代这样的球员并不容易，”克韦尔费尔德说道，在重新组建的四后卫防线中，他与队友们一样在寻找支撑感。

自从奥利弗·鲁内特离开后，联合队越来越难以找到同等水平的替代者。鲁内特的转会命中率曾是球队竞技水平上升的保证。球员来来往往，但质量下降的情况很少发生。现在这一点也改变了。在目前的新援中，还没有一个人能令人信服。与以往不同，新加入的中后卫费利克斯·乌杜奥凯和泽诺·范登博斯进入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架构，而是一支缺乏自信的球队，这支球队早在春季就已在艰难地向目标爬行，而当时的目标仅仅是保级。

卢斯特里内利在防线尝试了不同的球员组合，利奥波德·克韦尔费尔德也不例外。在 0:4 负于勒沃库森的比赛中，他坐在替补席上，之后又回到了首发阵容。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他试图不对关于体系的讨论火上浇油，但他的措辞也透露出一种天然的陌生感。他说：“阵型不应成为借口。它并不决定一切。”短暂的停顿。然后他说：“但总体而言，这确实是一次调整。”

调整需要时间，但在德甲联赛中几乎没有时间。唯一的例外是超过两周的国家队比赛日休赛期。“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为接下来的几周做准备，”克韦尔费尔德说。这是否会成为一次面向未来的突破，目前尚不确定。

走出笼中的朋克精神

每日书评 (5)

用叮当作响的活字、胶棒和 Letraset 贴字膜对抗建制：球迷杂志（Fanzines）的黄金时代如何让英国足球变得好了一点。

To loos or not to loos? 1982年，纽卡斯尔联球迷 走上街头抗议。 照片 Imago

当周六到来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英国足球迷来说，这意味着激情，但也意味着巨大的痛苦。破败的体育场，糟糕的肉馅饼，颓废的习俗。那是“并非那么美丽的游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尤其是女性）甚至会因为寻找最简单的一样东西而感到绝望：一个不至于让人感到受辱的厕所。

当时，一名诺茨郡（Notts County）传统俱乐部的支持者就为此写道，她使用了一个含义美妙且具有多义性的笔名“To Loos the Trek”。其格言不是“祈祷好运”（fingers crossed），而是“双腿交叉”（legs crossed，指憋尿）。与此同时，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启：球迷杂志时代，即丹尼尔·格雷（Daniel Gray）在其书中副标题中所称的“足球的替代媒体”。该书深入探讨了那个厕所报道甚至成为一个独立类型的时代。

但尽管这听起来很有趣，事实并非如此。米德尔斯堡足球俱乐部（FC Middlesbrough）的支持者格雷以 1985 年的布拉德福德火灾开始叙述，当时木制看台下的垃圾被点燃，引发了一场地狱之火，夺走了 56 人的生命。关于谷地球场（Valley Parade）凄惨状况的报道，此前在球迷杂志《城市绅士》（The City Gent）中就已经（本该）可以读到。

不到三周后，海塞尔惨剧发生，造成 39 人死亡。在利物浦与尤文图斯之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一面坍塌的墙将人群掩埋。球迷引发了这场灾难，但破旧的体育场以及欧洲足联和当局极度的无知同样负有责任。

英国的球迷运动通过球迷杂志以及 1986 年成立的足球支持者协会（Football Supporters Association）得到了体现，从此开始为更好的足球而奋斗——一个球迷不再被像牲畜一样对待的足球环境。

《当周六到来》（When Saturday Comes）：这是至今在报刊亭仍能见到的那个时代的缩影。它由两名唱片店员工于 1986 年创办。整个球迷杂志文化正源于那些年间的朋克精神，用叮当作响的活字、胶棒和 Letraset 贴字膜对抗建制。

这一亚文化帮助足球摆脱了肮脏的形象，但历史的讽刺在于，它也促使足球变成了大生意，以至于如今几乎不再有小众生存的空间。据称，在球迷杂志的鼎盛时期，即 1988 / 89 赛季，单季的销售和分发量达到了 100 万册。

在那一年，4 月 15 日那个周六也到来了：在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的利物浦与诺丁汉森林之间的足总杯半决赛中，有 97 人死亡。

评论书籍：丹尼尔·格雷：《球迷杂志：足球替代媒体的故事》（Fanzine. The story of football's alternative press）。Bloomsbury 出版社，288 页，20 英镑。

这一次，人们又试图将责任全部推给球迷，而《当周选择到来》最著名的一张封面就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是一个悲伤的回溯，但也是拿起这本书阅读的一个绝佳契机。

虽然从一方面来看，这属于“特殊兴趣”领域；但另一方面，它比书名所承诺的更多，它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英国足球的一部替代史。在这部历史中，球迷的热情虽然没有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足球，但确实让足球变得好了一点。 克里斯蒂安·坎普（CHRISTIAN KAMP）

简讯

维斯塔潘夺得冲刺赛杆位

在一次混乱的排位赛后，驾驶红牛赛车的马克斯·维斯塔潘在新加坡夺得了本年度最后一场一级方程式（F1）冲刺赛的杆位。在经历了塞尔吉奥·佩雷兹撞车导致的延迟以及计时系统出现问题后，这位来自荷兰的马来西亚站冠军将梅赛德斯车手乔治·罗素挤到了第二位。在滨海湾街道赛道的灯光照射下，驾驶法拉利赛车的夏尔·勒克莱尔锁定了周六冲刺赛（11点 / Sky频道）的第三名。世界冠军积分榜领先者基米·安东内利驾驶第二辆梅赛德斯赛车仅获得第七名。在唯一的自由练习赛中出现变速箱问题后，驾驶奥迪赛车的尼科·霍肯伯格随后仅获得第12位。dpa

斯图茨莱强劲的赛季开局

拥有德国国家冰球运动员蒂姆·斯图茨莱的渥太华参议员队延续了他们在NHL（国家冰球联盟）强劲的赛季开局。在以2:1击败尚未获胜的费城飞翼队后，斯图茨莱的球队在四场比赛中第三次获胜，并继续留在东部会议的顶尖球队之列。约翰-杰森·彼得卡则在对阵犹他猛犸象队的比赛中赢得了一场6:1的胜利。dpa

欧锦赛缺少奥夫查罗夫

十次乒乓球欧锦赛冠军迪米特里·奥夫查罗夫因伤宣布退出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欧锦赛单打比赛。德国乒乓球协会（DTTB）周五表示，这位 38 岁的运动员正受到右肱二头肌问题的困扰。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奥夫查罗夫原计划在参加单打比赛之余，与帕特里克·弗兰齐斯卡搭档出战双打。由里卡多·瓦尔特接替其位置。dpa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 td><>第 5 轮< / >< / tr><>< colspan="2">多特蒙德 – 维尔德布雷门< / ><>周五，20.30< / >< / ><>< ="2">霍芬海姆 – 汉堡< / ><>周六，15.30< / >< / ><>< ="2">奥格斯堡 – 拜仁慕尼黑< / ><>周六，15.30< / >< / ><>< ="2">美因茨 05 – 勒沃库森< / ><>周六，15.30< / >< / ><>< ="2">柏林联盟 – 埃尔弗斯贝格 07< / ><>周六，15.30< / >< / ><>< ="2">帕德博恩 – 斯图加特< / ><>周六，15.30< / >< / ><>< ="2">莱比锡 RB – 法兰克福< / ><>周六，18.30< / >< / ><>< ="2">科隆 1. FC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周日，15.30< / >< / ><>< ="2">弗赖堡 – 沙尔克 04< / ><>周日，17.30< / >< / table>

<><>< / ><>俱乐部< / ><>场次< / ><>胜< / ><>平< / ><>负< / ><>进球< / ><>积分< / >< / ><><>1< / ><>多特蒙德< / ><>4< / ><>0< / ><>9:2< / ><>12< / >< / ><><>2< / ><>拜仁慕尼黑< / ><>4< / ><>3< / ><>1< / ><>0< / ><>14:2< / ><>10< / >< / ><><>3< / ><>弗赖堡< / ><>4< / ><>3< / ><>1< / ><>0< / ><>12:3< / ><>10< / >< / ><><>4< / ><>奥格斯堡< / ><>4< / ><>2< / ><>1< / ><>11:6< / ><>7< / >< / ><><>5< / ><>勒沃库森< / ><>4< / ><>2< / ><>1< / ><>10:5< / ><>7< / >< / ><><>6< / ><>美因茨 05< / ><>4< / ><>2< / ><>1< / ><>10:6< / ><>7< / >< / ><><>7< / ><>埃尔弗斯贝格 07< / ><>4< / ><>2< / ><>1< / ><>8:7< / ><>7< / >< / ><><>8< / ><>维尔德布雷门< / ><>4< / ><>2< / ><>1< / ><>8:8< / ><>7< / >< / ><><>9< / ><>莱比锡 RB< / ><>4< / ><>2< / ><>0< / ><>2< / ><>9:5< / ><>6< / >< / ><><>10< / ><>法兰克福< / ><>4< / ><>1< / ><>2< / ><>1< / ><>9:10< / ><>5< / >< / ><><>11< / ><>沙尔克 04< / ><>4< / ><>1< / ><>2< / ><>1< / ><>3:4< / ><>5< / >< / ><><>12< / ><>帕德博恩< / ><>4< / ><>1< / ><>2< / ><>3:5< / ><>4< / >< / ><><>13< / ><>科隆 1. FC< / ><>4< / ><>1< / ><>2< / ><>6:9< / ><>4< / >< / ><><>14< / ><>霍芬海姆< / ><>4< / ><>1< / ><>0< / ><>3< / ><>7:10< / ><>3< / >< / ><><>15< / ><>斯图加特< / ><>4< / ><>1< / ><>0< / ><>3< / ><>6:9< / ><>3< / >< / ><><>16< / ><>汉堡< / ><>4< / ><>1< / ><>0< / ><>3< / ><>2:13< / ><>3< / >< / ><><>17< / ><>柏林联盟< / ><>4< / ><>0< / ><>1< / ><>3< / ><>4:17< / ><>1< / >< / ><><>18<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4< / ><>0< / ><>4< / ><>6:16< / ><>0< / >< / table>

欧冠联赛 欧联杯 欧协联附加赛 保级 降级区 接下来的比赛：16.10. 周五，20.30：法兰克福 – 科隆 1. FC；17.10. 周六，15.30：柏林联盟 – 多特蒙德，汉堡 – 斯图加特，维尔德布雷门 – 帕德博恩，沙尔克 04 – 美因茨 05，埃尔弗斯贝格 07 – 奥格斯堡；17.10. 周六，18.30：拜仁慕尼黑 – 莱比锡 RB；18.10. 周日，15.30：勒沃库森 – 弗赖堡；18.10. 周日，17.30：门兴格拉德巴赫 – 霍芬海姆

德国足球乙级联赛< / td><>第7轮< / >< / tr><><>海登海姆 – 凯泽斯劳滕< / ><>周五，18.30< / ><>< / >< / ><><>布伦瑞克 – 基尔< / ><>周五，18.30< / ><>< / >< / ><><>达姆施塔特 98 – 科特布斯< / ><>周六，13.00< / ><>< / >< / ><><>马格德堡 – 汉诺威 96< / ><>周六，13.00< / ><>< / >< / ><><>奥斯纳布吕克 – 德累斯顿迪纳摩< / ><>周六，13.00< / ><>< / >< / ><><>纽伦堡 – 沃尔夫斯堡< / ><>周六，20.30< / ><>< / >< / ><><>圣保利 – 卡尔斯鲁厄< / ><>周日，13.30< / ><>< / >< / ><><>柏林赫塔 – 格林根富尔特< / ><>周日，13.30< / ><>< / >< / ><><>波鸿 – 比勒费尔德< / ><>周日，13.30< / ><>< / >< / table>

<><>< / ><>俱乐部< / ><>场次< / ><>胜< / ><>平< / ><>负< / ><>进球< / ><>积分< / >< / ><><>1< / ><>柏林赫塔< / ><>6< / ><>0< / ><>17:7< / ><>18< / >< / ><><>2< / ><>纽伦堡< / ><>6< / ><>5< / ><>1< / ><>0< / ><>16:6< / ><>16< / >< / ><><>3< / ><>海登海姆< / ><>6< / ><>4< / ><>1< / ><>14:12< / ><>13< / >< / ><><>4< / ><>沃尔夫斯堡< / ><>6< / ><>3< / ><>2< / ><>1< / ><>15:8< / ><>11< / >< / ><><>5< / ><>凯泽斯劳滕< / ><>6< / ><>3< / ><>2< / ><>1< / ><>6:4< / ><>11< / >< / ><><>6< / ><>马格德堡< / ><>6< / ><>3< / ><>1< / ><>2< / ><>11:9< / ><>10< / >< / ><><>7< / ><>科特布斯< / ><>6< / ><>2< / ><>14:13< / ><>8< / >< / ><><>8< / ><>圣保利< / ><>6< / ><>1< / ><>4< / ><>1< / ><>8:8< / ><>7< / >< / ><><>9< / ><>波鸿< / ><>6< / ><>2< / ><>1< / ><>3< / ><>5:6< / ><>7< / >< / ><><>10< / ><>汉诺威 96< / ><>6< / ><>2< / ><>1< / ><>3< / ><>7:9< / ><>7< / >< / ><><>11< / ><>奥斯纳布吕克< / ><>6< / ><>2< / ><>1< / ><>3< / ><>9:12< / ><>7< / >< / ><><>12< / ><>格林根富尔特< / ><>6< / ><>1< / ><>3< / ><>2< / ><>9:11< / ><>6< / >< / ><><>13< / ><>比勒费尔德< / ><>6< / ><>1< / ><>2< / ><>3< / ><>10:12< / ><>5< / >< / ><><>14< / ><>卡尔斯鲁厄< / ><>6< / ><>1< / ><>2< / ><>3< / ><>6:12< / ><>5< / >< / ><><>15< / ><>布伦瑞克< / ><>6< / ><>1< / ><>4< / ><>12:13< / ><>4< / >< / ><><>16< / ><>基尔< / ><>6< / ><>0< / ><>4< / ><>2< / ><>7:10< / ><>4< / >< / ><><>17< / ><>德累斯顿迪纳摩< / ><>6< / ><>1< / ><>4< / ><>8:14< / ><>4< / >< / ><><>18< / ><>达姆施塔特 98< / ><>6< / ><>1< / ><>4< / ><>5:13< / ><>4< / >< / table>

升级区 升级附加赛区 降级区

接下来的比赛：周五，16.10.，18.30：基尔 – 柏林赫塔，科特布斯 – 纽伦堡；周六，17.10.，13.00：沃尔夫斯堡 – 海登海姆 1846，凯泽斯劳滕 – 波鸿，格林根富尔特 – 布伦瑞克；周六，17.10.，20.30：汉诺威 96 – 圣保利；周日，18.10.，13.30：卡尔斯鲁厄 – 达姆施塔特 98，德累斯顿迪纳摩 – 马格德堡，比勒费尔德 – 奥斯纳布吕克

体育

无序撤退

图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编辑 F.A.Z.

一项新的安全概念旨在减少足球比赛中（如周日科隆1.FC与门兴格拉德巴赫之间的比赛）与球迷的冲突并节省资金。而各市镇则感到措手不及。

作者：丹尼尔·特韦莱特（Daniel Theweleit），科隆

9月初，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极端球迷（Ultras）成员在前往沙尔克04足球俱乐部客场比赛时，从大巴车上走下来，感到相当惊讶。迎接他们的不再是许多足球迷绝不欢迎的武装警察（Bereitschaftspolizei），而是突然出现了一群极具攻击性的沙尔克球迷。双方随即爆发肢体冲突，最终由警方介入才得以结束。但介入时已相当迟了，空气中弥漫着胡椒喷雾的味道。

随后，关于事件具体经过的各种版本在流传。公开可见的是，客队看台上的支持者和极端球迷缺席了。有人说这是为了抗议，另一些人则声称是因为该群体的重要人物以及横幅和旗帜未能抵达体育场。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次事件的经过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前三级联赛比赛周边一项新警察战略的结果。

“关于建立和遵守体育场联盟的合作协议”，这个冗长的名称代表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旨在从根本上重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别联赛的足球日常。

其背后是一套复杂的概念，其核心方面令人惊讶。毕竟在过去几年中，内政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呼吁采取更强硬的打击措施。然而，现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体育行动州信息中心的一份“信息函”中写道：“亲爱的足球迷们，（……）在实施体育场联盟的过程中，我们将更精准地部署警力。这将导致您在某些情况下感受到的警察数量比以往习惯的要少。”

通俗地说：过去几年中经常以分布在全市的多个百人分队（Hundertschaften）形式出现，并配备水炮车、无人机和警马的警员们，现在正处于撤退状态。州内政部长赫伯特·罗伊尔（Herbert Reul）在7月介绍该概念时表示：“我收到很多球迷的来信，他们说：‘我们自己能搞定。你们来了只会刺激我们。’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遗憾的是，在沙尔克这次搞砸了，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变化。明斯特球迷援助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认为，“直到今天，许多球迷仍然没有听说过警察处理方式已经改变”。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但罗伊尔的说法之所以没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因为信息匮乏。因为这涉及的远不止是一个此前未能解决问题的政治家的倔强。

相反，这个想法旨在改进一个显然过于昂贵且失衡的系统，并重新分配责任。俱乐部作为比赛的组织者，负责体育场及其直接周边环境。城市则像处理狂欢节游行或其他低冲突潜能的活动一样，负责其余的公共空间。根据合作协议，警察仅应“预防及预先打击犯罪”并“追究犯罪行为”。这样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此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俱乐部代表声称，警方在赛事期间的行动指挥相当随意，经常动用“大阵仗”。警员们携带大量装备在某处待命，而现场却毫无事发生，这种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从现在起，部分任务将由市镇政府承担。北威州体育行动州信息中心负责人迈克尔·马德雷（Michael Madre）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警方现在不再在没有具体事由的情况下提供协助，而是在达到一定阈值后才会介入。”

其核心目的是节省成本。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项去升级策略（Deeskalationsstrategie）开始生效，这在球迷群体中长期以来被视为潜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由于某些球迷在抵达城市后，基本上会被预设为在寻找任何机会制造骚乱，因此有时即使是无害的群体也会被警方严密陪同。而这种接触以及双方显而易见的敌意，往往反而会导致冲突。

“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规模巨大的警力部署，这让人质疑这样做是否真的必要且适度，”这位来自明斯特的球迷活动人士说道：“在我看来，本赛季对该方案的初步尝试是积极的。我们将观察该方案在德比战中将如何实施。”例如在科隆，科隆足球俱乐部将在周日迎来该州目前最激烈的对决，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针对担心新警方策略的球场观众，警方行动指挥官马雷克·德·法尔克（Mareike de Valck）保证道：“即使我们减少了足球比赛的投入警力，我们依然能够对突发情况做出反应，确保所有和平球迷都能享受一场精彩且具有体育精神的莱茵德比。”

从警方的角度来看，这话很容易说出口。然而，市镇政府却措手不及。因为负责统筹该项目的内政部直到赛季开始前不久才发送关于新任务的具体信息，并要求当地治安局（Ordnungsämtern）尽可能立即执行。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州政府恰恰在德甲赛季开始之际，在尚未与各城市完成事先对话的情况下，就重新调整了这样一个敏感安全领域的责任，并将其推给市镇政府，”北威州城市协会总经理克里斯蒂安·舒哈特（Christian Schuchardt）表示。在一些市政厅里，愤怒之情十分强烈。

在比勒费尔德，一项成本估算显示，每个比赛日将给市镇政府增加 15,000 到 20,000 欧元的额外费用。城市社会对此感到愤慨。因为原本应投入到文化、大众体育或其他领域的资金却要流向足球，这是难以接受的。但警察局长马德雷认为：“我认为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新网络规划得越可靠，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就越精准，产生的成本也就越低。”

目前所有人仍需积累经验，寻找自己的路径。但马德雷试图消除人们的担忧，即城市雇员现在突然必须卷入与激进足球迷的冲突中：“这并不是要让城市通过市政治安服务去面对干扰者。”他强调，首要关注的是大量没有危险的所谓“绿色比赛”，以及那些此前部署了警方但实际上并无需要的场景。

“如果一切都被预期为和平的，那么我们警察将远离现场，”这位警察局长说道，但补充道：“但只要有迹象表明将发生严重的骚乱，我们就会在近处待命。对于已识别的干扰者，我们将继续派遣力量进行严密监控。”

目前，讨论的需求依然很大，包括那些明确作为方案一部分、但直到流程后期才被纳入的社会教育球迷项目。专家们周三和周四在杜伊斯堡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据参与者称，会议笼罩在各种“紧张气氛”之中。俱乐部方面也表示，希望能够更早、更具体地获得通知，因为成本和工作流程需要进行调整。

虽然一些俱乐部目前几乎没有做出改变。例如，1. FC Köln 总经理菲利普·蒂罗夫（Philipp Türoff）表示，俱乐部“无论如何都在持续投资于预防措施、高效的安全架构以及具备足球专业资质的安全和秩序服务。新方案的核心不在于让俱乐部承担大规模的成本激增，而在于更智能、更精准地利用所有网络合作伙伴的现有资源。”

但警察局长马德雷（Madre）也提到，“个别俱乐部增加了秩序维护人员的部署，或者可能部署了更强硬的团队，以便在必要时能采取干预措施”。这里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潜力，就像一项在球迷群体中被视为尤为关键的计划一样：那些在每个足球周末都会出现数十次的所谓“球迷游行”，现在必须作为活动进行申报。这意味着，将由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负责执行并承担法律责任。

几乎没有人能想象活跃球迷会配合这样做，尤其是目前完全不清楚，一个球迷俱乐部 30 人从火车站走到体育场的散步是否就算作“游行”，还是必须是数百名观众组成的示威队伍才算。

但可以肯定的是，地方市镇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市政厅引发了不满。德国城市协会（Städtetag）总经理舒哈特（Schuchardt）表示，人们“相当批判地看待州政府现在想要改变在球迷游行方面既有惯例的做法”：“州政府宣布不再由警察定期陪同球迷游行，这让各城市感到惊讶，且事先并未协商。”

尽管如此，警方仍认为新方案是有意义的。马德雷讲述道，在杜伊斯堡的会议促成了一种趋同。但他也表示，地方市镇必须为此“规划人力”，而这些人“此前在周末可能是休息的，或者被部署在其他岗位”。此外，以宽容的眼光看待球迷群体也可能有所帮助：“球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激怒国家权力，他们也希望比赛日能顺利进行。总的来说，地方体育场联盟协调一致地行动至关重要。”

安全负责机构的这种视角转变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尝试。科隆俱乐部总经理蒂罗夫表示：“警察未来减少可见度的出现，是对我们作为组织者的一种信任信号，但首先也是对球迷的一种信任。这种自我责任感正是球迷们积极要求的。我们通过该方案为这一诉求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无论如何，在多次对话中，所有参与者都反复指出，相对于进入体育场的数百万人而言，实际发生的冲突非常少。而那些极少数时刻发生的升级事件，其画面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现实。此类时刻仍将出现，显然内政部长罗伊尔（Reul）也准备好承受这一点。但所有人必须共同配合，尤其是球迷。因为如果违法者利用新的自由空间进行越界行为，该项目将很快被重新质疑。

导语 作者：克里斯托弗·梅尔策（Christopher Meltzer）

轻量读物

本周因书展而来到法兰克福的人，离开时心中都带着一个疑问：是不是优秀的体育书籍越来越少了？并不是说以前翻开一本书就能让人豁然开朗。1980年，职业足球运动员保罗·布赖特纳在《我不想成为榜样》一书中写道，年轻球员“必须尽早学会如何犯规”。虽然顶尖球员其实从未必须犯规，但这个标题倒是很贴切。如果保罗·布赖特纳在今天出书，书名大概会叫作《保罗·布赖特纳》。他在拜仁慕尼黑会员杂志中讲述了在庆祝75岁生日之际，他的妻子曾如何鼓励他写点东西。这也很恰当，因为正是女性在维持着文学界的生命力。也许体育书籍的消亡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女性的品味太高，不会去读一本名为《拉明·亚马尔》的关于拉明·亚马尔的新书。相比之下，布赖特纳在妻子建议下写下的那些故事恐怕永远无法面世。因为尽管当时的布赖特纳夫人无法预见，如今德国新闻社（dpa）会把“克里斯托夫·克拉默称其宝可梦收藏价值40万欧元”作为一条新闻报道，但这位聪明的夫人当时似乎就预见到了这种愚钝，所以她才对丈夫说：“把那些只有家人才感兴趣的故事写下来吧。”

沉重之罪

朱莉娅·埃布纳写了一本试图探讨体育的书。书名：《从健身到法西斯主义》。副标题：《极端男性气概的危险》。难道不想谈论健身的人，也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吗？尽管目前人们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上的争论比前不久在法兰克福笼斗赛中用拳脚搏斗还要激烈，但从这类笼斗赛事中可以看出，对其进行批判性探讨并非在对着空气挥拳。然而，正因为关于“撸铁”的大问题怎么讨论都不够，所以也不能对“跑步”的小谎言保持沉默。即便这些谎言相对而言非常微小，就像在柏林马拉松赛上，一名来自中国的健身网红在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的某个地方“起飞”了。照片证明，她是通过坐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实现的。这5公里的路段成了她速度最快的一段，但她在随后于社交媒体频道发布成绩时（仅在中国平台小红书上就有超过50万粉丝），忘记提及那辆自行车。后来在被揭穿后，她表达了歉意——并学到了：谎言的辐条也很短。

世界杯上的肆意仇恨

慕尼黑。在美国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期间，互联网上的仇恨评论简直呈爆炸式增长。根据国际足联（FIFA）的数据，仅在本届赛事中，就有812名球员和管理人员在社交媒体上遭到诽谤（总人数为1606人）。社交媒体保护服务（SMPS）报告共收到240,676条仇恨信息，其中786条已移交给执法部门。仅一名未具名的世界杯球星就被辱骂超过10,000次，40%的评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sid

有些服装是西装

关于翻译艺术的思考

作者：迈克尔·马尔 (Michael Maar)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马尔特·劳里斯·布里格日笔记》中写过一句优美的话：“他是一位诗人，厌恶模糊。”如果他说成“他是一位翻译家”，同样成立。因为“模糊”正是优秀翻译家的敌人。翻译家绝不能敷衍了事，必须严谨对待，权衡每一个细微差别。

翻译家是最精准的读者和诠释者，因为他们必须在每一个句子中挖掘出其真实含义。大刀阔斧的才情诠释很容易掩盖掉那些令人不悦的细节，但翻译家必须做出抉择。在某些困难的情况下，例如亨利·詹姆斯晚年那些极其复杂的句法，即使是母语使用者和詹姆斯研究专家也无法就一个版本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翻译家（在本例中是迈克尔·沃尔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去揣摩作者当时可能在想什么。

像所有非通晓多种语言的读者一样，我是通过伟大的译作接触到世界文学的，尤其是通过女性翻译家的译作。马尔克斯的作品由达格玛·普勒茨翻译；在我看来，那是令人折服的散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由芭芭拉·康拉德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由罗丝玛丽·蒂策翻译，纳博科夫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天赋》由安内洛尔·恩格尔-布劳恩施密特翻译。劳伦斯·斯特恩的《特里斯特姆·香第》由迈克尔·沃尔特翻译——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学生时代每年都会为海夫曼出版社出版的那些玉米黄色小八开本丛书的再次面世而感到高兴，用现在的话说，那套书成了“cult”经典。

这些仅仅是我所印象深刻的译作中的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我没有一次将译文与原著进行对比，也无法对比。我认为我有权这样做。翻译家当然应该精通原语——但这并非绝对。波德莱尔曾写道。保罗·策兰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听起来很有“策兰风格”。顺便一提，他不仅翻译了莎士比亚，奇怪的是还翻译了西蒙农的一部早期小说《雪是脏的》（1948年）。策兰住在巴黎，法语说得很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将西蒙农作品中的“costume”翻译成“Kostüm”（服装 / 戏服），而实际上那里是指“Anzug”（西装）。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里尔克对瓦莱里的转译带有浓厚的“里尔克化”色彩。而阿尔诺·施密特翻译的波则带有浓厚的施密特风格。伟大的译作往往也是诗意的自画像，将他人的作品作为一面镜子。埃兹拉·庞德翻译中国诗歌，却一个中文词都不会说。

我想借此提到一个较为近期的案例。众所周知，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德国翻译家名声显赫。汉斯·沃尔施莱格在五年时间里获得了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丰厚报酬，并为这部文学现代主义中最难的英文小说创作了一个备受赞誉的德语版本。该书于1976年出版后，迪特·E·齐默在《时代周报》上写了一篇赞歌，称这次转译是馈赠给世界的伟业。几十年过去了，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结果发现，沃尔施莱格有一个小问题。当时我与他是朋友，在不经意间注意到这一点时感到很惊讶：他的英语并不流利。他从未去过爱尔兰，即便去了，他在酒吧里可能都很难点到一杯吉尼斯黑啤。由此产生的许多翻译错误（业内称之为“Klöpse”，即低级错误），最终已无法再用“伟大的语言艺术品”这一理由来掩盖。

哈里·罗沃特（Harry Rowohlt）现在精通英语了（而且绝不会错过任何一家酒吧），他习惯于把沃尔施莱格（Wollschläger）描绘成一个江湖骗子，因为后者竟然一本正经地把“bottle of pop”（一瓶碳酸饮料）翻译成。

这里涉及的是伊丽莎白·埃德尔（Elisabeth Edls）翻译的《波瓦雷夫人》，我稍后会详细讨论。问题从标题就开始了：兰佩杜萨（Lampedusa）坚持认为“Gattopardo”在动物学上是虎猫，但克罗伯（Kroeber）对此强烈反对，并恢复了最初的标题“Leopard”（豹）。为什么要放弃一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标题呢？

如果允许我在这里稍微离题的话，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象征性标题，甚至偶尔会出现——虽然罕见——德语标题比原版更好的情况。《Fiesta》比《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常升起）更好。《Wem die Stunde schlägt》并不比《For Whom the Bell Tolls》（谁为钟鸣）差，这是引用自约翰·邓恩（John Dunne）的一句话。另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关于一位失明老作家的小说《The Closed Book》的标题。译者托马斯·施拉赫特（Thomas Schlachter）当时还在苦苦寻找标题，他的女友看到他书桌上的一本书，问道：“这是一个盲文封皮（Blindband）吗？”于是标题就这么找到了。即使是电影标题，翻译后也不总是会打折扣。《Bei Anruf Mord》比《Dial M for Murder》（拨号杀人）更好。《Denn sie wissen nicht, was sie tun》（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句出自路加福音 23 的圣经引用，并不比《Rebel Without a Cause》（无因反叛）差。

当然，反例也很多。在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s）的《The End of the Affair》（情事终了）中，人们简单地切换了视角：这部小说在德语版中被命名为《Ausgangspunkt》（起点）。而 1936 年塞林（Célines）的《Mort à crédit》的第一版译作依然精彩绝伦：《Tod auf Borg》。

是古斯塔夫·赛布特（Gustav Seibt）提醒我，反之，德国作家也可以通过翻译而获益。里尔克、赫尔曼·黑塞和斯特凡·茨威格在英语中获益。恩斯特·荣格和彼得·汉德克在法语中获益。而歌德、荷尔德林和托马斯·曼则始终是翻译中的失意者。

此外我好奇的是：黑格尔那个动词的三重含义该如何

翻译伟大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比如福楼拜的《波瓦雷夫人》，2014 年由米娅·瓦西科夫斯卡（Mia Wasikowska）主演改编成电影。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存在翻译需求——只不过是用图像来翻译。 照片 ddp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案例中都是如此。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德语读起来应该像是由母语人士写的一样。

众所周知，在译者之间，这并非一个毫无争议的理想。有一个流派强调“抵抗感”，并以此为借口：原著本身就很磕磕绊绊，我怎么能在德语中人为地将其抹平！必须能感受到那种异域感，必须能感觉到那种粗粝感！

但通常，那些所谓的“流畅版本”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酸葡萄”。从字面意思看，译者（Übersetzer）是摆渡人，将文本这艘小船从原语之岸运送到目标语之岸，且尽可能地完好无损。作为读者，即使不了解对岸的情况，也可以对这段文本进行风格批判。无论原语是什么，德语本身就有好坏之分。我可以为您引用一些获奖译作中的例子，其中充斥着没有任何一位德语作家会写出的句子。

迪特·E·齐默（Dieter E. Zimmer）就属于“不能太流畅”这一派。作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全集》的编辑，齐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该版本由当时的罗沃特出版社负责人迈克尔·瑙曼（Michael Naumann）推动出版，是全球最优秀的版本之一。

但齐默作为译者真的优秀吗？他的散文确实精准，毕竟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拘泥细节之人，但其文字是否具有音乐感？在我看来，他经常在语域选择上出错，且过于迎合青年语言。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穿着过紧牛仔裤的老先生。

在齐默的主持下，纳博科夫的晚年杰作《苍白之火》也出版了。虽然乌韦·弗里塞尔被列为共同译者，但真正把关的是齐默。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是诗人约翰·谢德的一首长诗。在第三章中，约翰·谢德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看到了一座白色的喷泉。现在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位 Z 女士的报道，对方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在彼岸之国，她也看到了一座巨大的白色喷泉。谢德的结论似乎很逻辑：“If on some nameless island Captain Schmidt / Sees a new animal and captures it, / And if, a little later, Captain Smith / Brings back a skin, that island is no myth.”

在齐默的译文中：“Wenn Käp'ten Schmidt auf einem namenlosen Eiland / Ein unbekanntes Tier erblickt und fängt / Und Captain Smith kurz darauf sein Fell nach Hause bringt, / Dann wird die Insel wohl kein Mythos sein.” 坦白说：这简直一无是处。没有押韵，没有节奏，在小说的一个关键之处读起来极其磕绊。好吧。我对官方版本不满意，于是请约阿希姆·卡尔卡尝试了一次自己的译法：“Wenn Smith ein unbenanntes Tier erlegt / Aufferner Insel und nach Hause trägt, / und Schmidt bringt dann ein gleiches Fell daher, / dann ist die Insel nicht mehr legendär.” 您立刻就能看出：这保留了押韵，有力度，且优雅。

纳博科夫本人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放弃了所有的押韵和音乐性。面对普希金的语言艺术，他从第一行起就缴械投降了。对此可以给出理由，而且他给出的理由非常坚决。然而，对于诗歌翻译而言，决定性的并非字面内容，而是形式。

丹尼尔·凯尔曼在小说《测量世界》中非常幽默地演示了这一点。亚历山大·冯·洪堡乘船行驶在内格罗河上，船上除了他的同伴邦普兰和四名划船工，还有几只在笼子上摇晃的小猴子；其中一只甚至打开了笼门，骚扰乘客。时间久了，划船工马里奥请求洪堡也讲点什么。洪堡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故事，同时扶正了被猴子弄翻的帽子。而且他也不喜欢讲故事。但他可以说出最美的德语诗篇，并将其自由地翻译成西班牙语。在所有山峰之上，万籁俱寂，树林中感觉不到风，鸟儿也安静了，很快人们也将死去。

“所有人都看着他。讲完了，洪堡说。怎么这样，邦普兰问。洪堡拿起了六分仪。抱歉，胡里奥说。这不可能就是全部内容。”天穹之下的划船工们——一脸茫然。是洪堡转述错了？是他夸大了，润色了，还是遗漏了重要内容，或者是不恰当地缩减了？都不是。他完全正确。他只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形式。歌德于 1780 年 9 月在伊尔梅瑙附近基克尔哈恩一座猎人之屋的木墙上写下的《行旅者的夜歌》，是德国古典主义最著名的诗篇，它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可转述的内容。尊敬的读者们想必早已烂熟于心：

群山之巅 寂静无边， 林梢之顶 微风不现； 林中鸟儿噤声。 且等候！不久 你亦将安眠。

歌德本人也翻译过很多作品，其中包括狄德罗的《拉莫的侄子》。严格来说，那并非翻译，而是一次带有调整、润色甚至是对原著进行改进的自由改编。但在当时，人们追求的不是文献学的精确，而是向德国读者介绍一位此前不为人知的作者。

许多著名的译作也是如此，它们在自由再创作与忠实于原著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家对此类例子并不陌生。查尔斯·波德莱尔将埃德加·爱伦·坡引入了欧洲现代主义。 将某种清凉饮料翻译成“一瓶爆米花”。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八年前，一项真正的文学壮举几乎就要诞生了。如果愿意这么比喻的话，当时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半空，而这把剑就悬在迈克尔·沃尔特（Michael Walter）的头上。他当时收到了一项邀请，即重新翻译整部《尤利西斯》。

现在，我想从沃尔特潜心钻研数周的第一页中，仅选取几处来向各位演示，他将如何区别于沃尔特施莱格（Wollschläger）。后者的风格与迪特·E·齐默（Dieter E. Zimmer）几乎一样，显得过于粗鲁：“巴克·马利根匆匆瞥了一眼镜子，然后迅速盖上药罐。——‘回军营去！’他严厉地说道。”而在沃尔特施莱格的译本中，则是“快快回笼子去”。——“因为，亲爱的会众，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之子：身体与灵魂，天哪，血与伤口。”在沃尔特施莱格那里，则是“真正的圣餐之雅各”。沃尔特的“这完全足够了”在沃尔特施莱格那里变成了“这绰绰有余”。一个“古老的希腊人”在沃尔特施莱格那里成了“老掉牙的希腊人”。

而且，有时他也显得不必要地繁琐。“一抹温婉的微笑悄悄爬上他的唇边”，这是迈克尔·沃尔特的译法。对此还能说什么呢？而在沃尔特施莱格那里，则是：“一抹友好的微笑淡然地在唇边绽放。”

不过，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人们可以理解，当这个庞大工程在最后一刻告吹，悬在他头上的剑被移除时，沃尔特本人并非完全感到不快。紧接着，亨利·詹姆斯的《大使》这部至少同样棘手的巨著接踵而至。

除此之外，我仅在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豹》时，才对译本进行过系统性的比较。在我那部名为《披着狼皮的蛇》的风格研究中，关于兰佩杜萨的章节，我审查了三个译本：第一个是夏洛特·比恩鲍姆（Charlotte Birnbaum）1993年的译本，第二个是兰佩杜萨的养子乔阿基诺·兰扎·托马西（Gioacchino Lanza Tomasi）2005年的译本，以及最近的布尔哈特·克罗伯（Burkhart Kroeber）2022年的译本。克罗伯通过三十多个细节有力地证明了为什么这次重新翻译是不可或缺的；这无疑是最准确的一个，类似于将 翻译成任何语言？此外，对我来说仍有一个谜团：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为何能一次又一次地被翻译成日语？毕竟即便用德语读起来也很困难。不过没关系——存在者在存在中漂移。

现在回到《豹》和那三个译本。我说过，我主要引用的是克罗伯最新的版本。但有时也会引用夏洛特·比恩鲍姆的第一个版本。早期的译本可能不够精确，但它们往往保留着自身的魅力。

如果允许我用一个细节来解释：唐·法布里齐奥经历了一段剧变时期。加里波第的军队在西西里登陆，世界陷入混乱，而这位亲王也老了。在死亡念头的阴影下，他审视着一张茶桌（tables à thé）。他看到的是：“珊瑚红色的熟煮龙虾，蜡质且像橡胶一样的小牛冷盘（Chaud-froids），钢灰色的浸在浓稠酱汁中的海鲈鱼，金黄色的烤火鸡，去骨的拟鹬，摆放在琥珀色的面包丁（croûtons）小山之上，并用切碎的内脏进行装饰（ . . . ）。”

这是一次在节奏和句法上都无可挑剔的翻译，但在比恩鲍姆（Birnbaum）的译本中，有一处细微的措辞，将公爵那病态的思想世界凝练在了一个词之中。在她的译文中，人们将“骨肉分离，然后将鸟儿轻轻地放在烤面包块组成的坟冢（Grabhügel）上，这些面包块浸透了龙涎香的香气，并用这些鸟儿切得极碎的内脏作为点缀（……）”。正是这些“坟冢”点睛之笔。

第一版译本的魅力：几乎我想说，这同样适用于埃娃-雷切尔·默滕斯（Eva-Rechel Mertens）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她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相对迅速地交付了第一部完整的“研究”译本，而普鲁斯特的研究者们出于情感原因，至今仍对这个初版情有独钟。

但这并不意味着，卢齐乌斯·凯勒（Luzius Keller）为2002年完结的“法兰克福版”所做的新版本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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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典

赫拉克利特与金价

在这些危机时刻，金价翻了数倍。但关于财富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对此进行思考。

作者：马蒂亚斯·迈尔 (Mathias Mayer)

金价的剧烈波动，即使对于专家和股市资深人士来说，也难以计算，更不用说预测了。因此，倾听一位在金币引入之初就积累了经验的作者的声音，或许会很有意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540 年的以弗所，虽然他没有直接经历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Krösus）的统治，但他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提到的金币引入，几乎不可能被他忽视或错过。

令人惊讶的是，赫拉克利特在古代就被认为是一位晦涩、难以理解的作者，但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谈到了这种贵金属。然而，这部作品已不再以连贯文本或书籍的形式存在，这位可能厌恶社交的哲学家将其存放于家乡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中。但其中大约 130 个片段在多年间被收集了起来。它们作为引用出现在截然不同的作者著作中，其中早期基督教主教和教会之父（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过，赫拉克利特并非因对金价的精确论述而闻名。人们常将所谓的“河流学说”归于他，并将其浓缩为“万物皆流”这一简短公式，但其真实性仍存疑。赫拉克利特的片段以其精炼且往往带有悖论式的浓缩而闻名——我们不知道这些片段最初是作为独立的神谕式句子，还是处于更大的语境之中。例如，其中提到：“上升之路和下降之路是同一条路”（译自雅普·曼斯费尔德和奥利弗·普里马韦西）。他的矛盾与对立思维对其影响力贡献巨大，他试图将对立视为统一，但同时也意识到其思维的精英特质：例如片段 B 49 写道：“对我而言，一个卓越之人胜过无数凡夫”。

相比之下，赫拉克利特探讨黄金的那三个片段并未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对于驴子来说，稻草比黄金更可贵”，这是片段 B 9 的内容，记载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如果有人乍一看就认为这表达了这样一种认知——即不识金价之贵的人就证明自己是头驴，那么他可能已经掉入了陷阱。因为不能排除这句话暗示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即对于驴子来说，使用并偏好稻草是一个自然的决定，而贵金属对他毫无用处，因为金子不能食用，也不能提供温暖。因此，驴子不一定是被揭露为天真，相反，它通过拒绝黄金而证明了自己的聪明。

[图片] 财富并不必然带来幸福：一张 1894 年的美国插画，描绘了在火刑架上的克罗伊斯。 图片来源：mauritius images / JT Vintage 克罗伊斯在葬礼火堆上。 绘者：H. Vogel。

如果再加入另一段碎片——根据语言学家迪尔斯（Diels）和克兰茨（Kranz）公认的编号为 B 22，见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Clemens von Alexandria）的记载——人们会发现另一种评价：“寻找黄金的人，挖掘了大量的土，却只找到极少。”现在我们进入了那些懂得欣赏黄金的人的领域，而这些人或许不同于那些被草率谴责的驴子。淘金者似乎代表了一种经济理性——但他们难道不是傻瓜吗？因为他们浪费时间，翻动了大量、甚至过多的土，却只能找到极少的东西。这种起初看似合理、理性的对贵金属的追求，在真相大白之下，证明是一条歧途，因为它阻碍了真正关键的事物：对那个赫拉克利特在其碎片中多次提及的“逻格斯”（logos）的追求，以及由此延伸的意义与认知、叙事，乃至一种“比例的秩序”（Schadewaldt）。许多碎片恰恰说明了识别或理解这个“逻格斯”的困难。但可以说，唯物主义的淘金者离此相去甚远。

在第三段编号为 B 90 的碎片中（见于普鲁塔克），一种交换原则被引入其中：“万物皆可与火交换”——火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具有核心意义，甚至被描述为具有理性（B 64a）——“而火可与万物交换，正如商品与黄金交换，黄金与商品交换”。由此，一个普遍原则变得清晰：火可以转化为万物，这与在黄金、货币或商品之间观察到的交换类比。

通过这种方式，黄金获得了一种衡量标准的特性，它可以代表一切，但与此同时，它无法触及赫拉克利特称之为“智慧”的精神维度；就此而言，偏好吃干草的驴子可能比那些挖掘大量土地却收获寥寥的淘金者更聪明。最终，黄金表现为一种极具多样性、几乎可以与任何东西交换的物质，但“黄金般的认知”是无法交换的。碎片 B 112 探讨了这一点，赫拉克利特在其中追溯到了睿智的梭伦，梭伦曾警告富有的克罗伊斯不要高估自己的财富——尽管徒劳无功——：“明理是最重要的美德；而智慧在于根据自然，在倾听中言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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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戏服即是正装

（他）本可以。凯勒的干预在五例中的四例是合理的。他纠正了那些著名的误读：在他看来，不再需要有吃冰的人在花岗岩上磕牙（原文为“granité”，意为刨冰）；不再需要有节制者在晚餐后饮用利口酒，而不是使用漱口杯（原文为“rince-bouche”）；不再需要仅仅因为弗朗索瓦自称“酒店经理”（maître-d’hôtel）就在贡布雷雇佣额外的仆人；不再需要仅仅因为莱奥妮姑妈的头发还没整理好且没能完全覆盖支撑环，就在她的额头上闪现出锐利的漩涡。

如果面临抉择，答案显然是明确的。不同于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那个含泪拒绝保姆想买给他的水果、因为他更喜欢另一个——“我更喜欢那个，因为里面有虫子！”（J'aime mieux l'autre prune, parce qu'elle a un ver!）——的小男孩，我们会选择虫子较少的那颗李子。然而，尽管在细节上进行了所有修正，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越改越糟的地方：那本封面带有丑陋大理石纹、装订劣质的廉价苏尔坎普（Suhrkamp）版，在第 2009 页上有一个印错的小写字母“d”，是由一只笨拙的手在最后一刻补上去的——普鲁斯特迷的心永远会眷恋这一本。

我说过，翻译者必须做出选择，而且通常是在沉默中做出选择。在对《波瓦里夫人》的新译本中，伊丽莎白·埃德尔（Elisabeth Edl）在详尽的注释中公开了她做出选择的原因，从而让我们得以窥见翻译的“实验室”。她解释了每一个措辞为何被选中而放弃之前的版本——为何采用这种句式，为何选择那个动词或形容词，且每次解释都非常有说服力。在这里详述会过于冗长，因此仅举一个例子。

在《波瓦里夫人》的第九章中，描述了鲁奥父亲的到访：“Il fuma dans la chambre, cracha sur les chenets, causa culture, veaux, vaches, volailles et conseil municipal.” 埃德尔在此采用了意译：“他在房间里抽烟，往火钳上吐痰，大谈特谈油菜种植、小牛、奶牛和 Karnickel，或是市议会。” 自从什么时候起，Karnickel 变成了家禽？但这恰恰是精妙之处。在这里，语言感觉战胜了单纯枯燥的字面意思，因为福楼拜在这里追求的显然是头韵——veaux, vaches, volailles，小牛、奶牛和 Karnickel——而不是随意列举牲畜的名字。我认为，精准只是成功翻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决定性的依然是不可量化的部分：音乐性、节奏、音色和语调。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过去的深井：今年春天，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古老且卓越的翻译案例。那是克劳德·蒂利耶（Claude Tillier）在 1843 年创作的小说《我的本杰明叔叔》，它是戈特弗里德·凯勒的最爱之书，书中的主角本杰明性格粗犷幽默，具有潘塔格鲁埃式的特质，但内心却十分细腻。

第一个德语译本于 1866 年出版，由施瓦本记者、激进的“四十八年人”路德维希·普法（Ludwig Pfau）翻译。1909 年，海波里翁出版社（Hyperion-Verlag）出版了奥托·沃尔夫斯凯尔（Otto Wolfskehl）的版本。而我拿到的是

鲁道夫·G·宾丁（Rudolf G. Binding）在 1912 年的译本。该译本使蒂利耶在德国被奉为经典，直到 1983 年已发行了七版。

宾丁（Binding）1867年出生于巴塞尔，1938年逝世于慕尼黑。如今他或许仅因曾试图说服流亡海外的托马斯·曼返回德国而为人所知。但他的散文值得被铭记。此处仅随机选取一段文本示例；叙述者向一位朋友描述勃艮第省的一处风景：“在他面前，是塞姆佩尔山（Sempertberge）及其种满葡萄的梯田，以及那些顶着弗拉泽森林（Frazerwald）的巨大秃顶山峰。当然，在另一个季节，景色会更美；但我无法凭空变出春天的气息。在山脚下，城市及其数以千计的烟囱在两河之间交织，烟雾四处飘散，城市像一个被追捕的人一样，攀爬在克罗-潘松（Crot-Pinçon）干枯的山坡上。如果您的朋友在绘画方面有些才华，可以将这幅景象收入画册。在那些高耸的吉博（Giebold）屋顶之间——它们覆盖着深色苔藓，看起来像一块块天鹅绒——圣马丁塔拔地而起，穿着一件镂空的蕾丝祭袍，点缀着石饰。单这座塔就足以抵上一座大教堂；在其身旁延伸着古老的巴西利卡，其左右两侧的飞扶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姿态向外伸展。您的朋友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将其比作一只休息在长腿上的巨型蜘蛛。向南，莫尔万山（Morvanberge）像一团阴暗的云层般延伸，呈现出蓝黑色，而且……”

在原著中，莫尔万山是“bleuâtres”，即淡蓝色；而宾丁则在此基础上又滴入了一滴黑色墨水。毫无疑问，蒂利耶（Tillier）的法语极具音乐感且优美：“la tour de Saint-Martin, vêtue de son aube de dentelle et parée de ses bijoux de pierre”。但德语版本难道不至少同样优美，甚至更加精炼吗？其音韵与节奏和谐且无懈可击，且不仅仅是“镂空的蕾丝祭袍”这一表达堪称神来之笔。而令我尤为心动的“天鹅绒块”一词，在特鲁德·法因（Trude Fein）1972年马内塞（Manesse）版的最新译本中是找不到的；这并非在否定她的修订，更不是在否定那详尽的注释。

宾丁的散文让我再次看到了早年译本的魅力，正如在雷切尔-默滕斯（Rechel-Mertens）和夏洛特·比恩鲍姆（Charlotte Birnbaum）的作品中所见一样，其水平与维尔纳·贝尔根格伦（Werner Bergengruen）相当，后者同样值得被重新发掘。而贝尔根格伦曾用极佳的德语翻译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这些译本无疑需要修订，且相对于当今的口味而言，其对“货物”的抛光过于过度。

迈克尔·马尔（Michael Maar）是一位出版人。本文基于他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举行的德语翻译协会年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

豹子不是虎猫——兰佩杜萨的译者对此深有体会。右图为 T. P. Mckenna 和 Milo O'Shea 在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电影改编版中。 照片来源：Getty (2), 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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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人物

所有文明的故事在起初都无法脱离野生动物而存在。揭开序幕的是一个混合生物：来自施瓦本阿尔布（Schwäbische Alb）、拥有近 40,000 年历史的狮人像。阿尔代什河谷（Tal Ardèche）肖维洞穴中的动物壁画年代与之相近。在安纳托利亚的卡拉汉特佩（Karahantepe），最近发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前人物像，它由石灰岩雕刻而成，出自前陶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10,000 年：一只直立的豹子，比一个坐着的人高出一个头还多，并从背后环抱住他，仿佛将其吸纳进体内，一种融合。它们或许是来自亚洲深处的狂野猛兽——豹、黑豹、狮子，正是它们伴随着狄俄尼索斯及其演奏音乐的随从，跨越陆地与海洋，将这些意象带到了我们这里，带到了“西方之东”。

还有山羊，我们的纹章之兽。山羊，它们狂野且放纵地奔跑，轻而易举地跨越边界，是两个世界的居民。还有类山羊生物，被称为萨堤尔（Satyrn），他们喧闹、舞蹈、狂热。发明了爵士乐。舞蹈、歌唱与骚乱。在希腊语中，山羊被称为“Tragoi”。“Tragos”，“Tragoi”。这就是“悲剧”（Tragödie）一词中的原始力量。在公羊的歌唱中。它们是狄俄尼索斯祭典中的祭祀动物，是讽刺剧的活跃分子，还是原始的狂喜者，抑或这一切兼而有之？

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邦中，数百尊狮子浮雕陪伴着访客进入权力中心，例如在通往巴比伦伊什塔尔门（Ischtartor）的游行之路上——如今在柏林——那是经过美学精确计算、被驯服的力量。迈锡尼卫城入口大门门楣上的浮雕板显示了两只相对而立的狮子。中世纪的诸侯——

雅各布·约丹斯（Jacob Jordaens）平和地描绘了萨堤尔与山羊的关系，但人与山羊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照片 Getty

阶级、梦想与交换：人类与山羊作为祭牲——论一段错配的历史 / 作者：胡贝特·温克尔斯 (Hubert Winkels)

最温顺的公山羊也会发疯：巴特莱米·吉利博 (Barthélemy Guillibaud) 在 1736 年将一个日内瓦家庭的孩子们描绘成失去纯真的寓言。 照片 Interfoto

纹章在精细的风格化处理中呈现出狮子、鹿、格里芬、熊，有时还有龙。绝对主义统治者穿着白鼬皮，女性统治者则穿着貂皮和紫貂皮。孔雀宝座。狼穴。社会地位较高的市民直到 20 世纪深处仍养着波斯猫，这使她们在动物接触上更接近于家养动物。在动物保护运动彻底终结了皮围巾、皮暖手筒和皮领子的流行后，购物中心的画廊里又兴起了动物印花风。T 恤、紧身裤和运动鞋上的豹纹，手袋上的鳄鱼纹，蛇皮外观的 Apple Watch 表带，以及染色的仿皮草。

然而，光滑的皮革服装、家具、配饰，那些经过精细鞣制和染色的皮革，至今依然大量存在。对于现代男性而言，皮革大衣、靴子和夹克在好几代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起初具有军事权力象征的意义，随后演变为一种沉静的力量与随性——无论是懒散者还是摇滚乐手的黑色皮夹克，动物至今仍深陷其中。疲于走向终结。我们现在遇到所谓的“有机”狮子或豹子，大多只能看到它们在动物园的防弹玻璃后蜷缩在中心，沉重且规律地呼吸，仿佛在永恒的睡眠中，目光空洞，远离在深沉梦境中的荒野——从创世史和物种史来看，那里也曾是我们的家园。

似乎在象征性的自我定位中，我们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我们的物种邻居。我们也可以将其转化为高级的玩笑、共生主义的乌托邦、圣经寓言、伊索寓言，如将奥德修斯的同伴变成猪的刻耳刻，奥维德笔下喋喋不休的喜鹊，中世纪的插画书和动物志，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帕克和波顿，《狐狸雷内克》，《丛林之书》，《动物庄园》，里尔克的《豹》，蜘蛛侠，自然写作以及……而且这毫无用处，无论我们在深夜多么恐慌地数羊——面对邪恶的思想魔咒，毛绒绒的数字也无济于事：最终，一只黑色的巨鼠站在我们洁白圆润的掸子上，就像在卡塔琳娜·弗里奇 (Katharina Fritsch) 那件著名的杜塞尔多夫装置艺术作品《男人与老鼠》中那样。

是否有人听说过，动物——即便是在我们身边如此亲近的森林动物或家畜——也会渴望人类的习俗，渴望人类的纺织品或塑料衣物，以便让自己显得时髦、展现身份或吸引异性（且不说给宠物犬穿的保暖小背心）；甚至是通过对称地、象征性地将另一种类或属的生物“纳入自身”，来建立自我意识？穿着芭蕾舞裙的河马？斯芬克斯？穿着奶奶围裙的童话之狼？披着羊皮的狼？“聪明的小狐狸”？树懒闪电？人们很难说动物会以这种挪用的方式进行艺术化的自我呈现，就像人类反过来对待动物那样，即便人们有时会俏皮地这样认定。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动物穿衣服！多么空洞的幻想！然而，就在此时，一位视觉艺术家仿佛接到了指令，向一群山羊爱好者发送了如下动画片段：“2020年，我在印度的街道（瓦拉纳西、斋浦尔）拍摄了许多穿着衣服的山羊。这些衣物的目的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清晰；是为了保暖吗，因为这些山羊冬天也生活在户外，在凛冽的寒风中无法躲进畜栏？山羊用方形的瞳孔扫描世界。这些杂食动物啃食电缆上的纸板，啃食废弃蔬菜——有时是蔫掉的胡萝卜，有时是软塌塌的生菜。或者它们会吞食一层塑料薄膜，也许是因为它闪闪发光。它们不发出任何抱怨，有时甚至舔舐路面。尽管生活在如此凄惨的环境中，它们仍有一种特殊的灵气，这是任何山羊都无法抹杀的。”

这位极具宣传天赋的视觉艺术家拍摄了数十张穿着休闲装（即成衣）的山羊照片，并请求一些朋友对这些被“导演”的印度山羊思考一番。这些山羊全部穿着衣服。丝绸、羊毛、麻布，只要有用就行。究竟为什么，没有任何一本通用的词典能给出答案，即便是在印度多次逗留的艺术家也不清楚。只有一些线索。例如，在许多印度教阿迪瓦西（Adivasi）宗教中，山羊具有仪式意义，被视为具有治愈、保护和增加人类生育能力的生物。它们不像牛那样神圣，但与神灵有着特殊的亲近感。它们经常被用作祭品，在某些部落中，它们会盛装打扮，然后被宰杀并由社区共同食用——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与康复。

在瑞士艺术家菲利普·哈格（Filip Haag）的照片中，山羊变成了动物与人类的雌雄同体、杂交生物或奇美拉。它们仿佛在用人类的纺织品回应我们对皮毛和皮革的痴迷，以此达成一种公正的交换。它们从照片中向我们走来，提醒着我们：那些自认为已脱离自然关联的人类，依然是普世创造的一部分。这种创造在时间的长河中以多样且多变的服饰形式移动，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模仿和窃取，在自我的“他者”之间转换，在神、人、兽之间波动且变幻地升降——这是一种多方向的超越渴望，只要敞开心扉且风向合适，人们甚至能嗅到它的气息。当那只山羊以后腿站立，直到它蓝色的钟形裙摆扫过尘土飞扬的大地时，它让我想起我们所有人的定居过程：羊、山羊，山羊、羊，人。

诚然，我们利用动物皮革的程度远比动物利用我们的衣服要过度得多。然而，关于宰杀、剥皮和鞣制皮革的过程，我们并不想知道。关于屠宰场、屠宰、杀戮，我们不想听到任何字眼，这在言语和心理上是一种压力，会让想象力陷入停滞。巧合的是，我最近亲眼目睹了牛、山羊和羊的皮传统上是如何处理的。那是在摩洛哥古老的皇城菲斯（Fés）那如童话般美丽的旧城区。这里拥有马格里布地区最大的集市（Souk）。在其中迷路并非明智之举。但如果真的迷路了，人们可以观察到自己内心那种从着迷到恐惧的缓慢转变。

这片由狭窄且混乱的巷弄组成的迷宫中，又包含两个异常巨大且紧凑的空间：一个是包含经学院（Medersa）和苏菲派道堂（Zaouia）的清真寺区；另一个则是对非内部人士而言不可见的，一个巨大的、肮脏且恶臭的城市“奇迹之肛”（anus mirabilis）——这个原始的工作场所和病态的体验之所可以这样被命名。这是一个巨大的手工皮革鞣制厂的开阔工作院，在那里，皮革的处理方式与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时代一样，也就是说，已经延续了永恒的时间。周围的高楼没有窗户。在这些建筑后面，是对那些在内院经过多步骤工艺生产的、经过蚀刻和揉搓的皮革进行精细加工。

进入这座城中地狱确实有一个收费入口，但大多数观察者是被周围巷弄里的梳子制造商和皮革制品商诱导进入销售走廊的。梳子制造商将剥皮后的有蹄类动物的角加工成日常用品、护身符或小型迷信物件。皮革制品店规模宏大且像迷宫一样。二十分钟的时间里，

道路穿过由精细加工的染色皮革组成的隧道，这些皮革被呈现为包袋、钱包、夹克、腰带、椅子、鞋类，总是被丰盈地捆绑在一起，仿佛这些五彩斑斓的物品——刚刚从纯粹的质量中被解放为可单独销售的个体——只有在这种集群形式中，在家族相似性的宏大关联中，才拥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阿拉伯集市和巴扎的普遍原则：在杂乱中的浓缩——这与迈阿密和慕尼黑的奢侈购物中心恰恰相反，在那里，人造革的耐克鞋像胜利者一样，在自己的聚光灯下孤傲地伫立。

因此，在菲斯，是多样性、丰盈与浓缩；是重复与变奏；是装饰与承诺。访客被轻轻地引导通过这样一条条充满永恒假象的彩色走廊，扬声器里的声音指引方向，宣传特价商品，人们不能完全听懂，一些店员充当着活生生的导游，在蜿蜒道路的尽头将陌生人带到一个宽阔的开放式阳台上。在那里，刺鼻的尿味——这种气味在进入之前已逐渐增强，并陪伴着人们从外向内再向外走了一段时间——简直是地狱般地爆发开来。不少游客在最终毫无保护地停在这一阵地狱恶臭中时，直接呕吐了起来。周围放着水桶。

在那些位于大桶与像新挖坟墓般的田地之间的栈道上，数十名赤裸上身的年轻男子在来回地平衡、翻滚和跳跃。他们将床单大小的皮毛从这里搬到那里，搬运、抛掷、翻转；他们搭建起皮堆，又将其中一部分扔进盛有另一种药水的池子中将其拆解，随后跳入其中，一次又一次地踩踏这些皮张，直到它们足够柔软，可以进入下一个工序。这个工序也可以在周围那些被封死房屋的封闭洞穴中进行，那里同样具有腐蚀性，且更加阴暗，完全没有通风。这些男人在脊线上轻快地跳跃，他们既是劳作的英雄，也像是地狱的英雄，他们是演员，也是武术格斗家，他们本身就成了这场博弈的赌注。这带有一种肮脏的、罗马角斗士般的色彩。而我们这些站在阳台上的人，则在向下地指或向上竖大拇指。我们感到兴奋。人们不可能不被这场表演所吸引。

在下方大院中，数十个像蜂巢一样排列的混凝土大桶里，人们使用具有刺激性的石灰水和锋利的刮刀，将动物皮毛上的毛发和肉屑去除。随后，皮毛被浸在酸浴中进行鞣制，以使其柔软顺滑，然后用赤脚在深色的染料池中一次又一次地浸染。一名在“地下平台”上的导游讲述道，那些具有腐蚀性的、含粪便的酸液是成吨地从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山脉运来的，它们是从当地山洞中大量的强效鸽粪中提取的——这是一种免费的活性成分，伴随着永恒的地下恶臭。

据阳台上的报道者称，这些年轻男子是自愿从事这项工作的。虽然这不是最新的技术，但很多一代又一代的摩洛哥青年一直从事这项活动。他们为自己的艰苦劳动感到自豪，并且知道自己不会长寿。如果长期从事这种腐蚀肺部的工作，他们的预期寿命将减少近通常年限的一半。但他们的收入很高，且受到尊重。

当我回到柏林，讲述关于菲斯集市（Souk of Fés）皮革厂的事，讲述我如何穿过那些色彩斑斓的皮包店，在色彩绚丽的外表与感官刺痛的翻转加工地狱之间艰难地走回，直到再次来到空气清新的开放街道，并作为旅行礼物买了一个带有低调阿拉伯装饰边框的皮革钱包（无需现金，也无需给小费）时，我的儿子仅仅认为，我的经历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的迷幻”，我得以在极小的空间内，完整地体验从具体的社会劳动到抽象具体商品拜物教的整个过程——他用了“宏大剧场”这个词。

他以此提醒我关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部分，即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章节。对于一个七十年代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不了解这一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理解它则是另一回事。它非常复杂，且预设了一些被提及但未详细阐述的宗教思维模式。例如，最初产生“使用价值”的物理-躯体劳动过程，在抽象的“商品价值”中被取消（Aufhebung）的观点，而这种价值仅在市场中形成。所谓市场，首先是指与其他商品的相对关系，其次是指社会交换过程。商品就这样转化为一种首先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如果将其类比到符号学理论，这里可以说商品具有语义功能和执行功能。

就好像这还不够抽象似的，在一种对经济活动的神学审视中，商品的构成还必须扩展到“化质”（Transsubstantiation）层面；即扩展到基督教救赎的核心事件：从耶稣之死中物质向精神的转化，到圣餐中精神向物质的转化；而在经济领域，则转化为调节普遍交换交易的“超级能指”——金钱。人类劳动、价值、商品、意义的产生、从苦难中复活与救赎——这些类比或许显得古怪且离奇。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商品乍一看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平凡之物。但分析表明，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诡计和神学上的怪癖。只要它是使用价值，它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论我是从它通过其属性满足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待，还是将其属性视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来看待。显而易见，人通过其活动以对他有用的一种方式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例如，当人们用木头做成一张桌子时，木头的形式就被改变了。尽管如此，桌子依然是木头，是一个平凡的感官之物。但一旦它作为商品出现，它就变成了一个感官上的超感官之物。它不仅双脚踩在地上，而且它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而倒立过来，并从它的木头脑袋里产生出一些怪念头，这比它自愿开始跳舞要离奇得多。”

我们在礼品桌上起舞，在木炭烧烤时感谢并祈祷。就像许多类比一样，马克思关于木桌的例子也邀请人们去违背作者原意地解读。因为在基督教西方世界（以及更深层的早期历史）中，桌子的核心是一个祭坛，是主的桌子。这个基督教祭坛本身就是人类与引导他们的众多祖先灵魂、神圣动物、神灵和神祇之间一种更为古老的交换的结果。人类的祭品——最初大多是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尤其是动物——连同血液和内脏，作为人类及其劳动力和欲望的替代品，被奉献在祭坛上。

产生商品的是一个单一的、始终复杂且抽象地发展的祭祀过程。它多次跨越那道无形的死亡边界。我们通过商品获得的满足感，实际上是一种伪装成愿望实现的、为我们原罪而赎罪的感觉——这种原罪是指我们无法与万物合一，而是成为了被分离的缺陷生物；而这些生物的自我组织，即文明和文化，是一连串无限补充的结果，其起点或许是感恩，对神灵的感恩（eucharisteo），而其终点则是支付过程（标准化的感恩：屏幕触碰）。但这仅仅是一种在时间上有效的麻醉。就像忏悔和实际的悔改一样，拜物教的倍增和消费贪欲，以及被赦免罪责的需求，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归。

最著名的灰色地带

在犹太新年之际，我启程前往摩洛哥旅行——像一名朝圣者，尽管是一个苍白且不虔诚的朝圣者。我没有参加有组织的旅行团，没有在那些蓄着卷曲胡须、自以为是的导游的羽翼之下，而是与多莉两人同行。我曾将东方想象成什么样子？一个以色列人的东方之行究竟还能走多远？他是一个来自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已将自己从近东乃至整个东方剥离，他是一个不代表任何人的使者。我眼前的北非，是那些大帝国派遣者的北非，是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内瓦尔、福楼拜，以及后来的纪德、奥威尔、保罗·鲍尔斯旅行日志中的北非。殖民强国的作家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证实他们心中构思的东方——为了触碰它，并在收获丰富体验后返回，而不留下真正的痕迹。

我读过福楼拜，读过他那些激昂且往往带有淫秽色彩的埃及报告：巷弄里的猴子、魔术师、陷入神圣狂喜的女人；我也读过美国作家兼作曲家保罗·鲍尔斯阴郁的预言，他声称摩洛哥人无法产生无私的爱。我还读过安德烈·纪德，他在《不道德者》中写道，这个欲望之国平息了渴望却从未使其满足——每一次满足只会重新点燃欲望；他恰恰钦佩阿拉伯民族的一点是，他们不将艺术固定在作品中，而是将其生活化，日复一日地歌唱，将其散播在四面八方的风中。正是这个想法，使他在几十年后招致了后殖民主义者的愤怒。

我读过这一切，现在来到这里，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并非以欧洲人的身份，也不是以当地人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后裔——一半叙利亚血统且说阿拉伯语，一半开罗血统且说法语。我持有一份十五天的签证，签证到期后我发现自己处于法律之外，最终不得不几乎是仓促地离开这个国家，不过平安无事。

我们的朋友罗斯托姆是一位法籍突尼斯古典文献学家，在密歇根获得博士学位，他将我们与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在丹吉尔联系在一起。在卡萨布兰卡短暂停留后，我们乘火车行驶了四个小时，抵达这座位于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俯瞰直布罗陀海峡的城市，那里能望见那片令如此多非洲人向往的欧洲土地。

丹吉尔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尽管如此，我们仍想了解它。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曾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拥有辉煌的过去，当时各国国民在此熙熙攘攘，不少被放逐者在此定居。丹吉尔的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不属于任何单一政权，而是在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周旋，并同样地沉溺于其中：西班牙语、摩洛哥阿拉伯语、柏柏尔语、法语。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西班牙海岸；人们说，白天在这里洗大西洋浴，夜晚则洗地中海浴。

我们的东道主弗朗索瓦是一位法国文学家。他离开巴黎是因为那里让他感到窒息；他已经在丹吉尔生活了三年，在法国高中教授文学。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法国人和共和主义者，几乎像漫画一样地体现了那样一类巴黎知识分子：他们对马格里布国家怀有巨大的向往，同时又坚定不移地传播着法语和法国文化。他在火车站接我们，并对我们乘坐二等座感到惊讶：在摩洛哥，“外来者”乘坐一等座，而且由于价格差异很小，这并非金钱问题，而是地位问题——即旅行者如何看待自己。

我向弗朗索瓦讲述了那些橙色的、冒着蒸汽的车厢，讲述了戴面纱的女人，以及成群结队地挂在车门上的男孩。我的祖母曾用法语说道，带着浓重的开罗口音：“摩洛哥。一个有趣的国家。充满东方色彩。我不理解他们。”奇怪的是，恰恰是她，一个土生土长的东方人，从未去过欧洲（但非常熟悉其文化），而她最大的骄傲在于，即便在开罗生活了几十年，依然没说一个阿拉伯

珍妮·莫罗哭了。当她饰演的弗洛伦丝在电话亭里向工程师朱利安表白爱情时，泪水仍湿润地闪烁在她的眼眶下。由莫里斯·罗内饰演的朱利安坐在办公室里，回应她的誓言。这场电话中弥漫着绝望。“如果道路不畅，我们不会幸福的，”弗洛伦丝低语道。朱利安对此表示赞同。此前一直用大特写捕捉他们面孔的摄像机此时拉开了距离。我们看到莫罗继续对着电话听筒说话，但我们不再能听清她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迈尔斯·戴维斯的喇叭吹向绝望的高音，预示了这对恋人计划的最终结局。

工程师朱利安计划实施一场堪称完美犯罪的谋杀，即杀死他的老板。那位年迈的军火商是弗洛伦丝的丈夫，阻碍了这对恋人的幸福。于是，在一个周六，朱利安说服他的秘书加班，而他则要求在办公室里不被干扰。秘书坐在紧闭的门前，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与此同时，他沿着建筑外墙攀爬到楼上，用一把手枪袭击了他的老板。这把枪此前由弗洛伦丝从家中偷运出来——计划让丈夫被发现时，体内留有一颗来自其自身手枪的子弹。这是凶手的一次聪明尝试，旨在让整件事看起来像是一场自杀。

在射杀老板后，朱利安将枪塞进对方手中，从内部锁上老板办公室的门，然后通过阳台攀爬回去。导演路易·马尔在此已通过画面构图展现出对社会的批判性视角。朱利安这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完成的。在他沿着外墙向上攀爬之前，他从办公

前往 下一个异乡， 第四部分：丹吉尔 是整个非洲的 向往之地—— 因为其后 便是欧洲。 关于一名 以色列人访问 这座城市的记录， 这座城市已失去了 形而上学的伟岸。 作者：摩西·萨卡尔 (Moshe Sakal)

一名丹吉尔 卡斯巴的居民， 拍摄于2004年 照片来源：AFP

我们住在弗朗索瓦居住的那栋宏伟的房子里——那里有宽敞的入口大厅、一间门房寓所，以及一座带有30年代木门的铁制电梯——房子下方是著名的弗洛伦丝糕点店；在店面的橱窗前，我盯着杏仁牛角面包和瞪羚角饼 (cornes de gazelle)，我已经迷上了这里的点心。我们沿着宽阔的巴斯德大道向下走，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闲逛，坐在茶馆里盯着路人，直到走到面向大海的“无所事事者露台”。露台中央矗立着四门17世纪的大炮，炮口指向欧洲；在护栏上坐着一对男孩，其中一个人的手臂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两人目光严肃地凝视着对方。

露台的尽头是法国大咖啡馆（Grand Café de France）。弗朗索瓦讲述道，这里曾是让-热内居住在城中时的常驻地——一座优雅的转角建筑，一半是旧式巴黎咖啡馆，一半是摩洛哥茶馆，摆放着棕色皮革扶手椅，服务员端着“nous-nous”（一半咖啡，一半牛奶）玻璃杯。在街边咖啡馆里，漂亮的年轻男子坐在那里，等待着富有的欧洲男人，以便与他们攀谈。游客们也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当下。

然而，这个地方乃至整个丹吉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辉煌的过去，两人都没有想到要否认其中潜伏的衰败。恰恰相反。曾在丹吉尔生活数十年的保罗·鲍尔斯曾写道（大意是），看到一切处于崩塌之中令他感到满足：

炸弹越大，一切崩塌得就越快。街道蜿蜒而下，经过宏伟的米恩扎酒店（Hotel El Minzah），抵达“大集市”（Grand Socco），那是电影广场，里夫电影院（Cinema Rif）坐落于此，一侧是清真寺，另一侧是进入老城的城门，中间分布着几家咖啡馆。人们在这里喝一碗美味的哈里拉汤（Harira），吃圆面包，喝鲜榨橙汁。被围墙环绕的丹吉尔麦地那（Medina）有着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风格，一种独立的生活，一个世界中的世界。在一家古老的茶馆里，一位年迈而庄重的服务员为我斟上极甜的薄荷茶，茶水从银壶中倾泻而出，一杯又一杯，仿佛茶水永不枯竭。

小巷通往卡斯巴（Kasbah），那是俯瞰直布罗陀海峡的堡垒。夜幕降临。建筑在沉默中呈现白色，守护着秘密。孩子们在踢球。一面墙上开着一扇窗，透过窗户左侧可见大西洋；几名男子坐在悬崖上凝视着大海。当我们沿着卡斯巴街道绕行而下时，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回到了起点。

丹吉尔就是这样：在短时间内，你会经历各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想象的所有差异，以及各区之间所有尖锐的分隔，都变得模糊了。夜晚，那些你认为高傲且高贵的场所，在风中嗅之，其实是相当阴暗的角落——简而言之，它们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灰色地带。

第二天早晨，弗朗索瓦带我们登上“山”，那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别墅区，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一座宫殿就坐落在那里；旗杆上的旗帜在飘扬，这标志着国王此时正身在丹吉尔。我们沿着街道走下去，经过宏伟庄园的大门，直到进入一个贫民区。我们在那里坐下来喝茶，这次茶盛在高的玻璃杯中，薄荷叶填满了杯口。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男人低声交谈，其中一人溜进侧室，在毯子上跪下祈祷。

丹吉尔的辉煌岁月或许已成过去，但如今这里依然有着活跃的文学生活，其中就包括法语文学。弗朗索瓦向我们讲述了柱廊书店（Librairie des Colonnes），该书店目前因装修而关闭——这里曾是所有诗人与作家的家园：包括当地人，如穆罕默德·舒克里（Mohamed Choukri）和塔哈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流亡者，如保罗（Paul）、简·鲍尔斯（Jane Bowles）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以及像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这样的短期访客。

保罗·鲍尔斯无疑是丹吉尔最著名的外籍移居者。他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建议下于1931年首次来到这里，并在此度过了余生。他曾与摩洛哥画家艾哈迈德·雅库比一起周游世界，后来又与作家穆罕默德·姆拉贝同行。他的妻子简·鲍尔斯本身也是一名作家，与好友谢里法住在附近；当简在五十六岁去世时，有传闻称是谢里法给她递了一杯毒药。

鲍尔斯讲述道，在摩洛哥独立之前的欧洲统治时期，雅库比被禁止进入欧洲人的餐厅。在一家酒店餐厅里，经理用法语告诉他，不能再带“他”来了。“为什么？”鲍尔斯问。经理的妻子解释道：“他对我们怀有敌意。”这让人想起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恐惧，以及那种令人噤声的借口：“他们恨我们。”即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丹吉尔当地人与欧洲人之间的隔阂依然能被感受到，尽管这种隔阂变得更加隐蔽，且不再那么官方。

弗朗索瓦声称，丹吉尔有两百名“真正的”读者能够欣赏用法语创作的现代丹吉尔文学。这算少吗？在我看来，两百名真正的读者反而显得非常多了。

在从丹吉尔开往非斯的晚班火车上——这次坐的是一等座，同行的有两名来自伦敦的英国人，一名珠宝设计师和一名建筑工人——我想起这座港口城市，它依然在延续，仿佛过去的五十年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一座阴暗且具有催眠感的城市，夜晚有数十家酒吧开门营业，妓女和皮条客聚集于此，肉体上带着刀伤的疤痕。凌晨两点，在海滨大道上，坐着情侣们、一群抽着大麻的少年，以及一些单独的人——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当地人——他们彼此投以渴望的目光。而我还没有提到那些在酒吧进进出出的少年，他们非常年轻，黑发抹着发胶，廉价的香水与汗味混合在一起，眼神时而纯真，时而颓废。随后，是时候离开弗朗索瓦位于“瞪羚之角”（cornes de gazelle）上方的公寓，背对直布罗陀，前往下一站：非斯那错综复杂、如迷宫般的旧城区。

摩西·萨卡尔，1976年出生于雅法，现作为作家居住在柏林。

回顾展：“断头台电梯”

音乐在闪耀

文图拉是这部电影中一个隐秘的主角。他承担着恢复系统秩序的职责，尽管并不完全清楚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他既拒绝向资产阶级精英低头，也不屑于讨好媒体。相反，他运用自己的才智来巩固那些若缺失则会导致社会陷入致命混乱的基本规则。玛丽亚·维斯纳 (MARIA WIESNER)

其中一位贡献至少同样之大的人是利诺·文图拉 (Lino Ventura)，我们在电影进行约一小时后首次见到他。他以谢里埃 (Cherier) 警长的身份出现，穿着一件略显褶皱的战壕风衣套在西装外，审问在深夜突击搜查中被捕的弗洛伦斯 (Florence)。她随口提到她的丈夫经常在内政部长家用餐。他表现得不以为然：“我知道，夫人，我知道。”他微笑着接受这位富家女的陈述。他表现得乐于助人，甚至近乎无害，只有狐狸般的狡黠在眼神中一闪而过——彼得·福克 (Peter Falk) 后来在塑造他的“古波” (Columbo) 角色时扩展了这种处理方式。

观众之所以有时间产生这样的思考，也归功于电影音乐。热爱爵士乐的导演马莱 (Malle) 得知迈尔斯·戴维斯 (Miles Davis) 在巴黎度过了几周时间。马莱与其取得联系，两次向戴维斯放映电影，随后这位音乐家答应了邀请。在巴黎的一家工作室里，他仅用一个夜晚的录音时段就完成了原声带。戴维斯直接对着画面进行即兴创作，自发地创造出节奏与旋律。马莱对此赞不绝口。他后来将戴维斯的音乐描述为与情节“脱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哀婉的”。而正因如此，这些音乐将他的电影转化为了一部杰作。

阳台向下爬。下方车流喧嚣。在攀爬过程中，摄像机捕捉到了背景中的城市。一面由窗户组成的墙正对着朱利安 (Julien)，但没有人看向这里，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做什么。在大城市中，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生活中。计划似乎成功了。朱利安与秘书一起离开办公室。不在场证明完美无缺。直到工程师启动汽车时，他才看到攀-

珍妮·莫罗走在巴黎的深夜。但利诺·文图拉才是那个隐秘的英雄。

从这里开始，情节在年轻的冒险情侣、身陷电梯的朱利安，以及在巴黎之夜中陷入日益深重的绝望而漂泊的弗洛伦斯之间交替。朱利安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咖啡馆。他是在最后一刻退缩了吗？还是他与另一个女人一起去过周末了？弗洛伦斯看到他的车在林荫大道上疾驰而过，她的目光停留在花店的绳索上，绳索依然在阳台上晃动。他跑回大楼，跳进电梯，此时门卫正好锁门，并关掉了整个周末其余时间的总保险开关。朱利安被困住了，而他那已经启动的汽车被一个轻微犯罪的少年抢走，后者想用这次非法的自发飙车之旅来给一个花店女孩留下深刻印象。

利诺·文图拉（右）与莫里斯·罗内 (Maurice Ronet) 在《电梯惊魂》中。照片：Laif 女孩悬挂。这个画面激起了她的嫉妒。我们听到她的想法、她的猜测，以及她对情人的怀疑，并开始我们自己地思考，这位工程师为此杀人的爱情究竟有多坚定。

革命性的语言特赦

法兰西学术院 1798 年的词典或许可以成为当代文化战争的典范。 作者：尤尔根·特拉班特 (Jürgen Trabant)

试图引入新的、正确的词汇，例如用“被流离失所者”（der Geflüchtete）代替“难民”（Flüchtling），用“听障者”（gehörlos）代替“聋哑人”（taubstumm），或者采用新的词形构造，如用“骑行者”（Radfahrender）代替“骑自行车的人”（Radfahrer），用“学习者”（Studierender）代替“大学生”（Student），用“面包师*innen”（Bäcker*innen）代替“面包师们”（die Bäcker），这在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之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在 1620 年试图通过其《新工具》（Neuen Organum）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他将彻底清除旧有的偏见（他称之为“幻象”或“偶像”，Idole）视为重新开始的前提。旧的神灵，即那些偶像，必须被驱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即“基于科学的人类王国”（regnum hominis quod fundatur in scientiis）。

这与创立一种新宗教之间的平行关系显而易见。在那些需要被驱逐的旧神中，“市场幻象”（idola fori）是最糟糕的：这些就是民众语言中的词汇。培根惊恐地发现，普通语言中的词汇包含了由民众形成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与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正确概念并不一致。然而，由于词汇决定了思维——“verba vim suam super intellectum retorquent et reflectunt”，即“词汇将其力量反作用于思维”——这些存在于词汇中的民间错误观念危及了科学的正确思维。因为“市场幻象”会渗透进那些自认为博学之人的大脑，从而将错误的思维带入科学之中。因此，培根认为，如果要开启科学王国，就必须将这些新科学最可怕的敌人从大脑中清除，净化思维。

词汇影响思维（“verba imperant”）这一见解，源于欧洲与非欧洲语言的接触，以及欧洲民族语言在科学、宗教和法律等高级话语中兴起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语言的差异被认识为一种语义结构上的差异，因此语言不再被仅仅理解为表达相同思想的不同声音，而被体验为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决定思维，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信念之一，但启蒙运动主要将其视为一个问题（而非一种美妙的多样性），并因此开始从言语中——尤其是从科学言语中——剔除“错误”的语义。针对科学的语言净化并非始于弗雷格甚至维特根斯坦，而是自培根以来就已刻入欧洲科学话语之中。约翰·洛克继承了培根的思想，尽管方式不那么刻板；而 18 世纪的法国语言哲学，尤其是孔狄亚克，则进一步深化了英国哲学。

在18世纪末致力于革命、试图理性地重塑政治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培根、洛克和孔狄亚克的学生，因此他们坚信，一个基于理性的政治秩序只能建立在经过哲学纯化的语言之上。语言的革命可以说正是政治革命的核心。不仅法国境内的非法语被视为旧思维的堡垒和革命的敌人，并被建议予以“消灭”，而且法语本身也必须清除其内部的“偶像”：人们创造新词，尤其是为新的政治机构创造新词；同时将旧词从其“旧的”封建含义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例如，“roi”（国王）一词现在被革命性地正确重新定义为“暴君”。然而，将整个法语词汇表从旧的封建思维中纯化，即语言革命，自然仍然是一个问题：如何从数以千计的词汇中剔除旧的语义——即旧的错误思维——并用新思维取而代之？法兰西学院词典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

持续处理法语词汇、规范正确用法并在学院词典中公布，曾是且依然是法兰西学院最重要的任务。成立于1635年的学院于1694年出版了其词典的第一版。近一百年后革命爆发时，学院正忙于完成词典的第五版并准备付印。第四版于1762年出版。当1792年共和国宣布成立且革命政治走向激进时，人们已经在这个词典上工作了三十年。雅各宾派政治家将法兰西学院（除法兰西学院外，当时还有科学学院和铭文学院）视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及封建制度中尤为令人厌恶的机构。因此，它们在1793年被解散。

单凭这一点，法兰西学院刚刚完成的第五版词典手稿就无法付印。此外，对词汇的描述还参考了过去时代的语言习惯。这部尚未印刷的词典可以说包含了君主制政权所有令人厌恶的旧思维，而人们并不希望将其永恒化。但这部手稿很幸运：它没有被摧毁，可以说它逃过了断头台——而当时其他共和国的敌人都在恐怖时期被如此清除。1793年学院关闭时，手稿首先被隐藏起来，随后在1794年被公共教育委员会（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没收，也就是说，它被关进了“监狱”——并且在那里被遗忘了。1798年，在恐怖时期结束很久之后，文本从雅各宾派的囚禁中被释放，人们决定最终还是将这部词典印刷出来。这怎么可能呢？它明明仍然包含着旧制度的全部语义。虽然恐怖时期在1798年已经结束，但这并非一个开明的科学政权时代，共和国必须继续思考如何处理封建时代的词汇。解决方案既简单得天才，又天才地简单。

不应该编写一部全新的词典。重新定义数以千计的词汇使其“启蒙化”，将是一项——大概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毕竟，学者们在第五版的手稿上已经工作了三十年。然而，共和制之前的词汇也不能就这样原封不动地保留。两项措施使这部词典成为了革命的词典。首先，在手稿中增加了一个小型的补充册，收录了描述新革命成果的词汇，例如“département”（省）或“septembriser”（九月大屠杀化）。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通过一种类似于“大赦”或“大清洗”的方式，将旧词汇转化为启蒙后的共和语义。

这项任务由多米尼克·约瑟夫·加拉（Dominique Joseph Garat）承担，他是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一批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观念论者”（idéologue），即一位深受孔迪亚克语言哲学（这意味着深受培根-洛克英国传统）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威廉·冯·洪堡在巴黎期间与他结交。加拉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担任公共教育部长（Minister für die Instruction publique），并非科学院成员。他为这部词典写了一篇“初步论述”（Discours préliminaire），而不是通常习惯的“前言”（Préface）或序言。使用“初步论述”这个标题具有纲领性意义，因为它衔接了达朗贝尔在 1751 年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著《百科全书》所写的“初步论述”。法兰西学院词典第五版的这篇“初步论述”是一篇启蒙宣言，也是政治哲学精巧性的杰作。词典中的词汇（请注意，这些词汇是在旧制度时期收集的！）在文中通过以下微妙的论证，被宣布为共和国家的启蒙且经过哲学清洗的词汇。

首先，加拉指出，法兰西学院比另外两所学院（科学学院和铭文学院）在政治转型中贡献更多：“在三所学院中，法兰西学院是对君主制精神向共和制精神转变贡献最大的学院。”因为法兰西学院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其成员之间始终以平等身份交往：“这种文学民主在微观层面已成为了宏观政治民主的一个典范。”此外，学院在词汇工作中的核心始终在于如何准确地表述思想。词汇被理解为思考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沟通的手段：“词汇不仅用于（……）向他人传达我们的思想，而且是我们思考所必需的”。因此，学院对词汇持有正确且启蒙的看法：词汇是思考的媒介。

在这一哲学基本信念的浸染下，学者们将法语从一种“启蒙后的语言”中——

旧制度 语言世界的 管理者？ 1714年 法兰西学院 会议 照片 Getty

将法语变成了“启蒙民族的语言”。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从成立到18世纪中叶的早期学院成员，要么是追求时尚的朝臣，要么是乏味的评论家，或者是诗歌天才，他们都无法完成恰当的，即科学上正确的词汇工作。直到1762年词典第四版出版后，学院的所有成员才被“哲学精神”（esprit philosophique）所鼓舞，并将各种专业知识融入到词汇工作中，使得在1762年至1793年间收集并描述的词汇总量可以被视为是启蒙的。这些学院成员是启蒙主义者，因此最终应被视为国家的代表：“四十位在诸多领域获得启蒙的男性，他们可以说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代表。”

至此，关于尚未印刷的词典包含旧制度语言的指责被消除了，关于其可能是糟糕的“市场偶像”——此处表现为“君主制偶像”——的怀疑也被排除了。在三十年间，学院中有四十位知识分子在工作，他们凭借其启蒙的共和本质，将贵族式的污垢从词汇中清除。市场偶像（idola fori）被消除了，法语成为了一种经过科学净化后的语言。因此，它可以被印刷了。准予出版（Imprimatur）！

面对这段反对市场偶像漫长斗争史中的插曲，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词汇净化方式，这种针对词典的大赦，这种通过采纳正确心态而实现的语义奇迹般精神洗礼的过程，是否甚至可以成为当前正在进行的语言净化的一个模型？例如，针对所有词汇过程的一种大赦，其依据是认为“正常”语言的词汇过程并非由仇恨且愚蠢的人创造，而是由那些能够富有想象力且理性地思考世界，并以和平友好的方式沟通这种思考的存在所创造？一个美丽的梦想（Un joli rêve）。

家庭野餐由约瑟夫·詹尼·斯坦梅茨于1958年在佛罗里达州的长船钥匙拍摄。这位埃尔维斯追随者（下方）由摄影师夫妇卢西安和玛丽·布朗于1956年拍摄肖像。

那个从未存在过的美国

两名男子正在打理前院。一人推着割草机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走过，另一人则在修整草坪边缘。在他们身后，是窗前挂着遮阳篷的石屋。一切都井然有序，房屋在细节上几乎完全相同，男子们神情严肃，但干活时状态放松。这是一张记录美国平凡之日的照片。

哈佛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展览展示了商业摄影师如何记录并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幸福的形象。 作者：Frauke Steffens

在其他黑白照片中，人们在烧烤。一名女子端着托盘穿过一座阳光充足、带有游泳池的房子。一位卷发精致、笑容灿烂的母亲在棕榈树林立的住宅区摆拍，两只手各牵一个孩子，胸前还绑着一个。青少年在跳舞，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亲吻着返校皇后，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圣诞节期间，一座装饰华丽的独栋房屋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

人们觉得自己熟悉这个美国，即使从未在那里生活过。而这种“认出”的感觉，正是剑桥哈佛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我们从未如此：美国专业摄影师收藏展”（The Way We Never Were: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Collection）的主题。此次展览展出了约 70 幅来自社会学家、策展人兼摄影师芭芭拉·普格·诺弗利特（Barbara Pugh Norfleet）档案库的照片。诺弗利特在 70 年代收集了超过 20,000 张专业摄影师的底片和照片。她走遍美国，说服摄影工作室移交其馆藏。该馆藏中最古老的照片可追溯到世纪之交，大部分则出自 40、50 和 60 年代。它们记录了婚礼和学校庆典、体育赛事和家庭肖像、公司聚会，以及那些此前尚未出现的郊区景象。

诺弗利特是哈佛大学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tenure）的正教授社会学家，她对日常生活感兴趣。她的项目始于 1975 年，由“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提供公共资金支持，该基金会在独立宣言两百周年纪念前夕，资助了大量关于国家认同的探讨。诺弗利特在那些位于标志性“主街”（Main Street）摄影工作室的商业作品中，发现了另一种美国档案：关于美国人如何生活，或者至少是他们希望如何被拍摄的照片。

半个世纪后，由奥黛丽·桑兹（Audrey Sands）、麦迪逊·布朗（Madison Brown）和芭芭拉·罗宾逊（Barbara Robinson）策划的哈佛展览恰恰切入了这一差异。因为诺弗利特的档案不仅记录了照片中出现了什么，它还讲述了谁被拍摄、谁雇佣了摄影师、客户想要什么样的照片，以及由此可见的关于家庭、成功和归属感的观念。

该收藏通过那些长期被认为过于商业化或平庸的照片，扩展了摄影史。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照片中所演绎的美国是多么局限。展览标题“我们从未如此”借鉴了罗伯特·雷德福德和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电影，它并非主张这个世界是虚构的。毕竟，家庭聚会、在泳池边或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度过的下午，以及人们想要定格的个人幸福，都是真实的。然而，当一个有限的片段被如此频繁地展示，以至于最终代表了整体时，“正常美国”的神话便产生了。

摄影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这种“常态”的塑造。19世纪末，柯达将摄影从工作室带入了日常生活。乔治·伊士曼在1888年提出了著名的广告语：“您只需按下按钮，其余交给我们就行。”摄影应当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家庭能够用图像记录自己的历史。诺弗利特收藏中的许多照片也实现了这一承诺，但它们的创作者是专业摄影师。他们为家庭和照相馆工作，同时也为百货公司、企业、政府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服务。

照片提供：哈佛大学校长及研究员；由哈佛艺术博物馆提供

此次展览揭示了在展出的日常生活照以及特殊场合照片中投入了多少工作。一个展柜里摆放着带有修图指令的试印照片、照相馆的宣传册，以及用于提前规划婚礼拍摄的调查问卷。上方挂着金框的家庭肖像照，就像挂在资产阶级客厅墙上一样：微笑的夫妇、被安排在画面中的几代人，还有两只白色贵宾犬在肖像照中依偎在一起。政治极少渗透进日常生活摄影中，仅在背景中出现的一张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海报中可见：“我爱艾克（I love Ike）”。

在许多这些照片所处的时代，人们尝试用相机来描绘和解读社会的艺术尝试层出不穷。1955年，爱德华·斯泰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开办了“人类家族”展。来自数十个国家的500多张照片讲述了关于爱、工作、家庭和死亡的故事。在经历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之后，这场宏大的展览旨在展现一个普世的人类共同体。“我们从未如此”展同样充满了家庭、孩子、情侣和共同的仪式。但展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看似普世的东西实际上非常具体时，会发生什么？因为诺弗利特档案中的美国大多是白人、异性恋且属于中产阶级——只有极少数非洲裔美国人出现，例如一名黑人新娘，她的身后挂着一张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的照片。

哈佛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们将部分照片挂在带有超大尺寸影像的墙面上，以提醒人们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原子弹蘑菇云，一场民权运动示威。一幅客厅场景画中，一名女性在织袜架前，一名男性膝上放着书坐在扶手椅中抚摸着狗，这幅画挂在一面贴满列维敦（Levittown）郊区航拍图的墙上：那是长岛绿地上规划的、由统一的单户住宅组成的美国梦，而黑人买家直到1968年都被排除在列维敦之外。“红线政策”和其他房地产市场的种族主义惯例，使得黑人美国人更长期地难以获得那些成为成功生活标志的自有住房。郊区化与种族隔离相互交织：从市中心开始的“白人逃离”剥夺了这些城市的就业机会和税收。

又是约瑟夫·詹尼·斯坦梅茨的作品，这次是一张一名女性在信箱旁的照片，拍摄于1959年佛罗里达州贝肖花园（Bayshore Gardens）。最左侧是杰克·古尔德拍摄的新生儿病房，1946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最后是艾尔莎·多夫曼在1997年为芭芭拉·诺弗利特拍摄的肖像照。

当代摄影师已经揭示了这种生活的矛盾，例如

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弗兰克在 1955 年至 1957 年间也拍摄了街头的人们和美国的仪式。但他的美国显得更加焦虑且碎片化；弗兰克的照片还展现了种族隔离、孤独以及繁荣背后的矛盾。不过，不能说像弗兰克这样的摄影师记录的是真相，而诺弗利特收藏中的商业摄影师记录的是谎言。两者都进行了筛选。

因此，哈佛的这次展览并不想简单地将这些精心布置的日常生活照片揭露为某种私人-公共宣传或集体自我欺骗——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所批评的那样，该报认为展览中存在过多“带有倾向性的指责”。因为许多照片过于生动：一名年轻少女自豪地展示她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唱片，女性们聚集在特百惠派对上，青少年在成年礼（Bar-Mizwa）上满脸自豪。其中包含荒诞、滑稽且温柔的时刻。

相反，这次展览在思考，为什么特定家庭、房屋和身体的图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被呈现为“正常”的美国。诺弗利特希望通过她的收藏来记录那些被既定摄影史所忽略的内容。而这次展览则展示了即便在诺弗利特的档案中也未被讲述的故事。哈佛展出的这些照片并不简单地代表一个“错误”的美国形象。它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私人与公共呈现的更复杂的故事，这些呈现既遵循规范，又在生产规范。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专业摄影师收藏展》（The Way We Never Were: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Collection）。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至 2027 年 5 月 9 日。无目录册。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Samstag, 10. Oktober 2026 · Nr. 235/41 D1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4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Nobelpreis für Richterin aus Südafrika

Die südafrikanische Richterin Navanethem Pillay ist mit dem Friedensnobelpreis ausgezeichnet worden. Sie habe maßgeblich dazu beigetragen, dass Kriegsverbrechen und Völkermord strafrechtlich verfolgt würden, teilte Jørgen Watne Frydnes, der Vorsitzende des Nobelkomitees, am Freitag in Oslo mit. Pillay war Richterin am Obersten Gerichtshof Südafrikas und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IStGH) in Den Haag, weiterhin war sie UN-Menschenrechtskommissarin. Derzeit ist sie Richterin a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in einem Verfahren, in dem Myanmar des Völkermords beschuldigt wird. Pillay widmete die Auszeichnung den Opfern internationaler Verbrechen. „Wir leben in einer Zeit, in der internationales Recht und Menschenrechte unter erheblichem politischem Angriff stehen“, sagte sie am Freitag in Nürnberg. Auch Frydnes verwies in seiner Laudatio darauf, dass das Völkerrecht unter enormem Druck stehe, dass seine Institutionen angegriffen und seine Richter sanktioniert würden. Die US-Regierung hatte Sanktionen gegen einzelne IStGH-Richter verhängt,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rief andere Staaten kürzlich zum Austritt aus dem Strafgerichtshof auf. Die Vereinten Nationen nannten die Auszeichnung Pillays ein starkes Signal im Kampf für Menschenrechte. Die Bundesregierung gratulierte Pillay und versicherte, Deutschland stehe fest zum Völkerrecht. (Siehe Seite 6.) jib.

Weißer Vogel, blauer Himmel: Eine Taube fliegt am Freitag aus dem Fenster des Nobel-Friedenszentrums in Oslo.

Heute mit Magazin

Idan Weiss zeigt Herrenmode, Jason Everman plaudert, David Gandy will lange leben.

Mord und Schicksal

Zum ersten Mal auf Deutsch: die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in Anne Carson über den Drohnenkrieg der Amerikaner. Feuilleton, Seite 9

Ungeordneter Rückzug Ein neues Sicherheitskonzept beim Fußball soll Konflikte reduzieren und Geld sparen. Kommunen sind überrumpelt. Sport, Seite 32

Erfolgreich und glücklich? Eine Psychologin erklärt, wie aus Einsamkeit Erfolg werden kann – und was auf dem Weg dahin zählt. Beruf und Chance, Seite 30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27

Koalitionsgespräche in Schwerin vereinbart

SPD, Linke und Grün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oll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aufnehmen. Nach erfolgreichen Sondierungen empfahlen die Verhandlungsleiter ihren Parteigremien die Aufnahme von Koalitionsgesprächen, wie es am Freitag in ein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hieß. Ziel sei eine Koalition, „die auf Verlässlichkeit, Stabilität und Vertrauen setzt“. Die Landesvorstände von SPD und Linken wollten noch am Freitag in separaten Sitzungen den Eintritt i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beschließen. Die Grünen wollen am Samstag auf einem Parteitag in Rostock darüber abstimmen. F.A.Z.

Schnieder will Verfassungstreue der Linkspartei prüfen lassen

Ministerpräsident: Reaktionär und antisemitisch / Linke Kritik an Sondierungspapier

Der rheinland-pfälz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Gordon Schnieder (CDU) fordert, die Verfassungstreue der Linken zu prüfen. In einem F.A.Z.-Gastbeitrag schreibt er, in der von Nordrhein-Westfalens Ministerpräsident Hendrik Wüst (CDU) vorgeschlagenen Bund-Länder-Arbeitsgruppe zur AfD solle auch die „reaktionäre und antisemitische Linke“ untersucht werden: „Wir dürfen nicht ohne Weiteres zulassen, dass Parteien in unseren Parlamenten sitzen, die den Staat aktiv bekämpfen.“ Schnieder kritisierte SPD und Grüne dafür, dass sie in Berlin mit der Linken „mit einer bemerkenswert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über eine Zusammenarbeit sprächen, „die eine grundlegende Grenze verschieben würde“. Die Berliner Linke habe im Wahlkampf ihre radikale Seite offen gezeigt. „Wer bei „Demos gegen Rechts“ in der ersten Reihe steht, der darf bei der reaktionären und offen judenfeindlichen extremen Linken nicht schweigen.“ Auch Karl Lauterbach (SPD) sprach sich gegen eine Koalition seiner Partei mit Grünen und Linken in Berlin aus. „Ich hoffe, dass diese rot-rotgrüne Koalition nicht zustande kommt“, sagte der frühere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 im „Spiegel“. Er begründete dies mit dem Antisemitismusvorwurf gegen die Linke.

Das am Donnerstag vorgelegte Vorsondierungspapier der drei Parteien zum Antisemitismus sorgt für Debatten in der Linkspartei: Die Landes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warf der Parteispitze vor, „die Palästinasolidarität vor den Bus“ zu werfen. Aus der Bekämpfung des Antisemitismus folge kein „Bekenntniszwang zum Zionismus“. Sie kritisierte, dass die Vereinbarung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zur politischen Voraussetzung für Mandatsträger*innen“ mache. Die Neuköllner Linken-Abgeordnete Vanessa Emde rief mit dem Slogan „Palästina canceln in Berlin? Nicht mit mir!“ dazu auf, am Samstag an einer Palästina-Demonstration vor dem Brandenburger Tor teilzunehmen. Emde lehnt das Existenzrecht von Staaten ab. Ihre Aufnahme in die Berliner Linksfraktion ist ungewiss. Am Freitag setzten Linke, Grüne und SPD in Berlin ihre Sondierungsgespräche fort und berieten die angespannte Berliner Haushaltslage. (Siehe Seiten 4 und 8.) stk.

Merz kritisiert Schröders Besuch bei Putin

„Geradezu unmoralisch“ / Stegner verteidigt Reise des früheren Kanzlers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en Besuch des früheren Bundeskanzlers Gerhard Schröder (SPD) bei der Geburtstagsfeier des russischen Herrschers Wladimir Putin kritisier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be „zutiefst empört“ darauf reagiert, sagte der stellvertretende Regierungssprecher Steffen Meyer am Freitag in Berlin. „Putin allein ist für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verantwortlich“, Putins Befehle sorgten jeden Tag „für unermessliches Leid, für zivile Opfer, für Familien, die auseinandergerissen werden, für Tote und Verwundete“. Der Bundeskanzler empfinde es vor diesem Hintergrund „als geradezu unmoralisch, dass Herr Schröder an einem solchen Tag mit Herrn Putin feiert“. Finanzminister und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Bundestag für Prüfung von Trisomie-Tests

Der Bundestag dringt darauf, die Anwendung von Bluttests für Schwangere auf mögliche Trisomien des Kindes genauer zu beobachten. Das Parlament nahm am Donnerstagabend den Antrag einer fraktionsübergreifenden Abgeordnetengruppe an, der die Regierung zur Einführung eines Monitorings auffordert. Eingesetzt werden soll ein Gremium aus Fachleuten, das rechtliche, ethische und gesundheitspolitische Grundlagen der Kostenübernahme durch die Krankenkassen überprüft. Für den Antrag stimmten 529 Abgeordnete, es gab 18 Neinstimmen. (Siehe Seite 2 und Seite 8.) pau.

(SPD) teilte mit, er halte den Besuch bei Putins Geburtstagsfeier „für völlig inakzeptabel“. Russland führe einen brutalen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und habe unermessliches Leid über die Menschen dort gebracht. Ähnlich äußerte sich die fü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zuständige stellvertretende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Siemtje Möller. Der SPD-Außenpolitiker Ralf Stegner verteidigte Schröders Besuch hingegen: Schröder könne Türen öffnen zu Putin. Wenn sein Besuch „dem Frieden nur einen Millimeter gedient hat, war dieser Besuch ein Erfolg“, sagte Stegner der Zeitung „Tagesspiegel“.

Der Kreml hatte am Donnerstagabend in sozialen Medien mitgeteilt, dass Putin am Mittwochmorgen „aus den Medien

Berlin will Panzerprojekt mit Paris fortführen

Deutschland will das gemeinsame Kampfpanzerprojekt Main Ground Combat System (MGCS) mit Frankreich fortführen. Das teilte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am Freitag in Bordeaux mit. „Das Projekt MGCS ist nicht beendet, es ist nicht tot“, sagte er. Zuvor hatte der französische Generalstabschef Fabien Mandon erklärt, dass „die Deutschen entschieden haben, sich aus dem Projekt zu verabschieden“. Am Freitag sagte dagegen auch die französ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Catherine Vautrin, dass Paris und Berlin das Rüstungsprojekt fortsetzen wollten. (Siehe Seite 6.) gorg.

erfahren“ habe, dass Schröder in Moskau sei. Schröder ist seit Ende September im Aufsichtsrat von Hyperglobus, einer russischen GmbH, in die die deutsche Supermarktkette Globus ihr Russland-Geschäft ausgelagert hat. Am Mittwochvormittag war Schröder mit seiner Frau und dem Eigentümer von Hyperglobus, Thomas Bruch, in einer Moskauer Filiale aufgetreten. Der Kreml teilte weiter mit, Putin habe „seinen alten Freund zu sich nach Hause eingeladen. Gerhard Schröder war mit Wladimir Putin zusammen, als das Staatsoberhaupt gestern seinen Geburtstag gefeiert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teilte mit, dass sie keine Kenntnis von der Reise gehabt und keine Unterstützung geleistet habe. (Siehe Seiten 2 und 8.) mawy./frs.

EU einigt sich mit China bei Hybridautos

SHANGHAI. Die EU und China haben sich in Verhandlungen in Peking auf eine Begrenzung des Exports von Hybridautos i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geeinigt. Die Ausfuhren würden um 50 Prozent niedriger liegen als in einem Szenario ohne Änderungen, sagte EU-Handelskommissar Maroš Šefčovič am Freitagabend in Peking. Es gehe um Millionen von Autos in den kommenden vier Jahren. Das Ergebnis steht noch unter dem Vorbehalt der Zustimmung der EU-Regierungschefs. Auch das Pekinger Handelsministerium sprach in einer Mitteilung von einem „Einvernehmen“. g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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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gab es noch nie

Von Jasper von Altenbockum

In der Vereinbarung zwischen Linkspartei, SPD und Grünen vor ihren Sondierungsgesprächen in Berlin finden sich Sätze, die wie aus der Zeit gefallen klingen. Juden müssen sich genauso selbstverständlich – und überall! – im öffentlichen Raum bewegen können wie alle anderen auch, heißt es da. Oder: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Organisationen und „Akteuren“, die Antisemitismus verbreiten, Gewalt verherrlichen oder die Gewaltspirale weiter antreiben, schlossen die drei Parteien aus.

Ja, wo sind wir denn, möchte man da fragen. Wir sind in Berlin. Warum muss man sich hier auf solch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auf ein Minimum an Zivilisation verständigen? Der Grund ist klar: In der Linkspartei sind solch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alles andere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Sie muss deshalb von SPD und Grünen wenigstens verbal auf ein Niveau gehoben werden, das dem Grundgesetz entspricht. Die Grünen-Fraktionsvorsitzende Jarasch hat recht, wenn sie sagt: „Das gab es noch nie.“ Unklar bleibt, wann gegen die Vereinbarung verstoßen wird. Die drei „Experten“, die darüber entscheiden sollen, werden sicher nicht aus CDU-nahem Milieu kommen. Sie bilden hoffentlich nicht den Einfallsreichtum ab, der selbst unter Antisemitismusforschern um sich gegriffen hat, um den Antisemitismus, zumal den unter Eingewanderten, zu verschleiern. Und was ist mit den Konsequenzen? Da waren die Parteien in der Verlegenheit, ihren Fraktionen nicht vorschreiben zu können, was zu tun ist, wenn die Linkspartei so „vielfältig“ bleibt wie bisher. Die Fraktionen sollen dann „in eigener Verantwortung“ entscheiden. Das kann alles heißen. Im Fall Ferat Koçak sieht man, dass es auch heißen kann: nichts.

SPD und Grüne müssten dieses Risiko erst gar nicht eingehen. Sie könnten mit der CDU sondieren, die überdies weit weniger Schwierigkeiten mit Rechtsstaat, Eigentum, Remmo-Clan und Sicherheit hat als die Linkspartei. Aber das linke Projekt zählt offenbar weit mehr als die Beschwörungen der „demokratischen Mitte“, die bei anderen Gelegenheiten zu hören sind.

Fatale Wohnungsnot

Von Susanne Kusicke

Die Mieten in Deutschland steigen und steigen. Der Anteil des verfügbaren Haushaltsaufkommens, das für das Wohnen ausgegeben werden muss, liegt mittlerweile bei 30 bis teilweise über 40 Prozent. Junge Familien bis in die Mittelschicht können sich den Hausbau oder Wohnungskauf nicht mehr leisten. Die Angst vor steigenden Lebenshaltungskosten ist die größte Sorge der Deutschen. Sie wuchs im vergangenen Jahr von 52 auf 59 Prozent; auf Platz fünf folgt die Angst, dass Wohnen unbezahlbar wird.

Dass es der Politik seit rund 20 Jahren nicht gelingt, den Anstieg der Wohnkosten insbesondere in den Ballungsräumen zu bremsen, hat weitreichende Folgen für das soziale Gefüge. Krankenschwestern, Handwerker oder mittelständische Angestellte können nicht in eine Stadt wie Frankfurt ziehen, weil sie dort keine bezahlbare Wohnung finden. Und wohnen sie stadtnah auf dem Land, dann kämpfen sie ab Tag eins mit den Lücken und Tücken des öffentlichen Personennahverkehrs. Studenten bewerben sich nicht am Studienort ihrer Wahl, weil sie sich das Wohnen dort nicht leisten können. Alte Leute bleiben in ihren 200-Quadratmeter-Häusern mit Garten, weil sie keine kleine Wohnung mit Balkon in einer guten Wohnlage finden.

Es ist eine neue Art der sozialen Immobilität, eine Immobilität im Wortsinn. Ein Jobwechsel für mehr Gehalt, einen angenehmeren Chef, ein interessanteres Arbeitsfeld? Fehlanzeige, man kann ja nicht umziehen. Heute beschränken nicht mehr Gilden und Zünfte den Aufstieg und ersticken den Impuls, etwas Neues anzufangen, sondern fehlende Wohnungen.

Gleichzeitig entwickelt sich ein neuer Wohnungsmarkt, auf dem mit ganz anderen Bandagen gekämpft wird, als es sich Leute vom alten Schlag träumen lassen, die Wohnungsanzeigen noch in der Zeitung suchten. Da werden KI-Agenten auf Wohnungssuche ins Netz geschickt, die binnen Sekundenbruchteilen fertige Bewerbungen an Anbieter auf Immobilienportalen schicken, welche ihrerseits die Bewerbungen mit KI-gestützter Software analysieren. Fünf Minuten nach der Einstellung wird die Anzeige wieder vom Portal genommen, schon sind Hunderte Bewerbungen angekommen.

Und wer einmal eine Wohnung hat, gibt sie nicht mehr her. Die Mietwohnung wird per Untermietvertrag gehalten, selbst wenn man seit Jahren ganz woanders wohnt, oder sie wird bestenfalls zur „Tauschwohnung“, für die man bei Bedarf ebenfalls auf speziellen Portalen ein Gegenstück am gewünschten Ort sucht. Ganz zu schweigen davon, dass es durchaus auch Wohnungen gibt, die aufgrund sehr alter Mietverträge weit unter den ortsüblichen Vergleichsmieten liegen.

Wem lasten die Bürger diese halb anarchischen Zustände an? Der Politik natürlich. Und das nicht zu Unrecht. Die Entwicklung der Städte wurde zu lange verkannt, das Bevölkerungswachstum für beendet erklärt. Die Auswirkungen der Einwanderung wurden erst nicht erwartet und dann unterschätzt, die soziale Wohnbauförderung ausgedünnt, Wohnungsgesellschaften verkauft.

Nun steht die aktuelle Regierung vor einem großen Problem. Es gesellt sich auf fatale Weise zu den vielen anderen, die die Bürger verärgern, verunsichern und an der Handlungsfähigkeit des Staates zweifeln lassen: der unpünktlichen Bahn, den fehlenden

Der Anstieg der Wohnkosten führt zu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Verwerfungen.

Kitaplätzen, den maroden Schulen, Straßen und Brücken, dem Ärztemangel, der schleppenden Digitalisierung bei gleichzeitigem Abbau analoger Angebote, der langen Verfahrensdauer in Justiz und Verwaltung.

Wohn- und Immobilienwissenschaftler glauben, dass die Wohnungsnot nicht nur eines unter diesen Problemen ist, sondern das entscheidende, der Dreh- und Angelpunkt einer insgesamt negativen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Mangel an bezahlbarem Wohnraum dehnt sich auf immer mehr, auch kleinere Städte und Regionen aus. Gewerkschaften fordern unter Verweis auf die Mietkosten höhere Löhne, was wiederum die Arbeitskosten verteuert. Banken, Ärzte und Geschäfte ziehen sich zurück.

Leerstand und Wertverlust schmälern dann die Einkünfte der – oft älteren – privaten Vermieter. Rund 16 Millionen Wohnungen in Deutschland werden von privaten Kleinvermietern gestellt, das sind mehr als 64 Prozent aller Mietwohnungen und 37 Prozent des gesamten Wohnungsmarktes in Deutschland. In den Diskussionen über die Profite der großen Wohnungsgesellschaften werden die Bedürfnisse dieser Kleinvermieter ignoriert, deren Nettoeinnahmen nicht selten unter 5000 Euro jährlich liegen.

Nur noch 17 Prozent der Bürger glauben, dass der Staat seine Aufgaben erfüllen kann. Wem nützt all das? Es nützt Extremisten, Ideologen, Traumtänzern und vollkommen Kenntnisfreien aller Art, die versprechen, den Gordischen Knoten irgendwie zu durchschlagen. In Berlin ist es die Linkspartei, die mit ihren Vergesellschaftungsplänen die Wahl gewann. Ansonsten ist es meist: die AfD.

Corinna Rüffer Foto Picture Alliance

FRAKTUR Adolf Nazi

Er ist wieder da! Ja, Hitler auch, auf den kommen wir später noch zu sprechen. Aber erst einmal ist der GröPaZ dran. Der hatte so lange keinen mehr rausgehauen, dass wir uns schon Sorgen um den bewährten Stofflieferanten machten und die Kronprinzen sich Hoffnungen; Rubio trat eigens vor der Akropolis auf. Doch nun sprüht Trump wieder vor originellen Einfällen, wie dem, dass die Iraner ruhig Los Angeles und San Diego auslöschen könnten.

Das Weiße Haus dementierte zwar, dass dies als ultimative Aufforderung zu verstehen sei. Doch hat man nun eine Vorstellung davon, was Trump im Hinterkopf haben könnte, wenn er das nächste Mal sagt, dass die Verhandlungen mit Teheran in den Pausen zwischen dem wechselseitigen Schiffeversenken richtig gut liefen. Das von den Demokraten regierte Kalifornien ärgert den Präsidenten schließlich mehr als die anderen Kommunisten in China und Nordkorea zusammen; Xi Jinping und Kim Jong-un nennt er ja sogar Freunde. Und wenn die Mullahs unbedingt die Drecksarbeit erledigen wollen ...

Jedenfalls sorgt Trump sich eindeutig mehr um seine Atombomber in England als um die linksgrün-versiften Hippies an der Westküste.

Gut informiert, aber altersarm: Hätte Hanning vielleicht Flaschen sammeln sollen? Zeichnung Wilhelm Busch

Aber auch wir Europäer sollten froh sein, dass er die Flugzeuge abzieht. Die Vorwarnzeit war schon ziemlich kurz. Und mit was hätten wir die Vögel denn abschießen sollen, wenn Trump sich zu einem Vergeltungsschlag entschieden hätte?

Sie fragen weswegen? Sagen Sie bloß, Sie haben die Provokation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in Straßburg nicht gesehen! Der nackte Trump, der dort ausgestellt war, konnte sogar mit den Pappmaché-Putins unseres Wagenbauers Tilly mithalten, der – Chapeau! – genau am Geburtstag des Kremlherrschers einen Bildband mit seinen Schöpfungen vorgestellt hat.

Auf den ersten Blick mag es Trump gefallen haben, dass das Standbild mit Blattgold belegt ist. Doch auch der Titel des Kunstwerks („Orangefarbene Pest“) lässt erkennen, dass es dem dänischen Künstler, offenbar ein Nachfahr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nicht um eine geschönte Darstellung des Präsidentenhinterns ging. Wir erwarten, falls der Atomschlag wirklich ausbleibt, eine Schmerzensgeldklage in Höhe von hundert Milliarden Dollar.

Hatte das Weiße Haus deswegen nichts gegen die Aufstellung der Statue unternommen? Oder wusste Trump gar nichts davon? Haben die Amis etwa nicht bei unserem ehemaligen BND-Präsidenten nachgefragt, der immer noch bestens informiert worden ist? Als es zunächst hieß, er habe einen gegnerischen Geheimdienst beliefert, dachten wir: aha, die CIA. Aber nun sollen seine Kunden nur die Aserbaidschaner gewesen sein. Tja, wer alt ist und Geld braucht, kann nicht wählerisch sein.

Was hätte Hanning in seiner Altersarmut denn machen sollen? Flaschen sammeln? Sich bei Aldi an die Kasse setzen, wo er selbst mit Schlapphut erkannt worden wäre, jedenfalls von uns Boomern? Sehr viele Millionärinnen, die ihre Kinder befreien lassen wollen und dabei Beratung brauchen, gibt es ja auch nicht. Doch wenigstens muss jetzt noch dem letzten Zweifler klar sein, dass wir eine Rentenreform brauchen, wenn selbst ein früherer BND-Chef nicht von seinen Ruhestandsbezügen leben kann, sondern sich was dazuverdienen muss.

Aber jetzt endlich zu Hitler. Der ist bei Markus Lanz in einem vom AfD-Politiker Bernd Baumann erzählten Märchen wieder aufgetaucht, das anfing mit „Es war mal ein Adolf Nazi, den können wir missbrauchen im parteipolitischen Kampf zwischen der alten Epoche und der neuen.“ Adolf Nazi – den Namen haben wir seit den Zeiten Helmut Schmidts und Herta Däubler-Gmelins nicht mehr gehört! Baumanns Vorwurf richtete sich natürlich nicht gegen die eigene Partei, die nie den Frevel begehen würde, sich an Hitler zu vergehen, sondern gegen die Altparteien, die offenbar vor gar nichts mehr zurückschrecken. Wir haben schon einen Verdacht, welche Statue demnächst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aufgestellt wird. bko.

Mehr als ein Treffen alter Freunde

Foto news_kremlin/Telegram
Händedruck: Schröder und Putin auf einem am Donnerstag vom Pressebüro des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verbreiteten Foto

Der frühere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hat Putin zum Geburtstag besucht. Für den russischen Herrscher ist das nützlich.

Von Friedrich Schmidt

A m Mittwoch hatte Wladimir Putin Geburtstag. Dass es schon der 74. des russischen Herrschers war, teilte der Kreml nicht mit. Ver-

gänglichkeit ist auch in Moskau ein leidiges Thema. Putin veröffentlichte am Tag selbst auf seiner Website eine Liste vo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us dem postsowjetischen Raum, die ihn „warm beglückwünscht“ hätten. Daneben gab es orchestrierte Gratulationen, Beamte wünschten Putin eine „starke Gesundheit und unerschöpfliche Energie“, ohne sein Alter zu erwähnen.

Erst am Donnerstagabend ergänzte der Kreml auf den Messengern Telegram und Max die Geburtstagschronik um zwei Fotos. Sie zeigen Putin und einen 82 Jahre alten früheren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und späteren russischen Rohstoffvertreter vor einem mit Pferdebildern verzierten Ofen. Putin habe, hieß es, am Mittwochmorgen „aus den Medien erfahren, dass sich in Moskau Gerhard Schröder befindet, der in Angelegenheiten des Unternehmens „Globus“ gekommen ist. Der Präsident hat seinen alten Freund zu sich nach Hause eingeladen. Gerhard Schröder war mit Wladimir Putin zusammen, als das Staatsoberhaupt gestern seinen Geburtstag gefeiert hat.“

Auf den Bildern lächeln Schröder und Putin, halten einander die Hände. Hinter Schröder steht ein typisch russischer Wasserkocher, ein Samowar. Der Kreml teilte nicht mit, wohin Putin Schröder eingeladen hat. Aus der Residenz von Nowo-Ogarjowo bei Moskau, wo Putin sich meist aufhält, ist kein solcher Ofen bekannt. Aus dem Kreml auch nicht. Womöglich war Schröder auf dem Gelände von Putins Residenz im Waldaj-Höhenzug zwischen Moskau und Sankt Petersburg. Dort befinden sich, wie Alexej Nawalnyjs Korruptionsjäger 2021 gezeigt haben, einige Holzhütten. Deren traditionalistischer Stil würde zu dem Interieur passen.

Der Kreml teilte auch nicht mit, über was die beiden Männer gesprochen haben. Als sie zusammenkamen, war schon bekannt, dass Russlands Streitkräfte in der Nacht auf Putins Geburtstag die Ukraine neuerlich mit Raketen und Drohnen angegriffen hatten. Allein in Pryluky im Gebiet Tschernhiw wurden laut den Behörden 22 Menschen getötet, unter ihnen fünf Kinder, als Marschflugkörper ein Wohnhaus zerstörten. Von einem „Geschenk“ zu Putins Geburtstag sprach bitter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Im März 2022, kurz nach dem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war Schröder in einer angeblichen Friedensmission bei Putin gewesen, ohne dass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davon wusste und ohne dass Putin danach Mäßigung zeigte. Am 9. Mai dieses Jahres hat Putin Schröder auf Nachfrage als jemanden ins Gespräch gebracht, der für die EU mit Russland sprechen könne. Bald darauf sagte Russlands Herrscher auf seinem Petersburger Wirtschaftsforum, Schröder sei „nicht Putins Freund“, sondern ein „deutscher Staatsmann und meiner Meinung nach einer der besten, weil er seine eigene Position hat und den Mut, sie zu verteidigen“. In Wirklichkeit erscheint Schröder nicht nur in Moskau wegen seiner Bindung an Putin als dessen Gewährsmann, als Beleg dafür, dass man „Westler“ für sich gewinnen kann. Und damit als Putins Trophäe.

Das dürfte man auch bei Globus wissen, genauer: bei Hyperglobus, einer russischen GmbH. In sie hat der deutsche Handelskonzern sein Russland-Geschäft mit, Stand Ende 2025, 22 Märkten in acht Regionen Anfang vorigen Jahres ausgelagert. Ihr Eigentümer, der 76 Jahre alte frühere Chef der Holding, Thomas Bruch, ließ sich am Mittwochvormittag in einem Moskauer Globus-Markt an der Seite von Schröder und dessen Ehefrau feiern. Denn seit Ende September gehört Schröder dem Aufsichtsrat von Hyperglobus an, laut Bruch als „ausgewiesener Experte für den russischen Markt“. Somit dürfte der Krieg nicht die Hauptursache für Schröders jüngste Reise sein. Offensichtlich soll es Hyperglobus nicht ergehen wie anderen westlichen Konzernen. Fälle wie die von Metro, Nestlé, Auchan und Leroy Merlin haben gezeigt, dass es nichts hilft, Russland trotz des Angriffskriegs treu geblieben zu sein.

Auch Auslagerungen und Veräußerungen in Staaten, die keine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verhängt haben, schützen nicht vor De-facto-Enteignungen per Präsidentenerlass. Bruch war im Deutsch-Russischen Forum aktiv, hat erst im Juni auf Putins Petersburger Forum an einem „Business-Dialog“ teilgenommen. Aber nicht einmal das, nur die Gunst Putins schützt. Als dessen „alter Freund“ dürfte Schröder nun von Bruch angeworben worden sein.

„Was Nestlé anbetrifft, da bestrafen wir überhaupt niemanden, wir antworten nur auf Handlungen, die gegen uns begangen werden“, sagte Putin vorige Woche auf seinem Waldaj-Gesprächsforum dem Schweizer Roger Köppel. Dieser verbreitet mit seiner Zeitschrift „Weltwoche“ Kreml-Narrative auch nach Deutschland, einem Hauptziel russischer Einflussoperationen.

Auch dafür steht Schröders Geburtstagsbesuch. Bots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und auch Putin persönlich werben für die AfD und locken deutsche Wähler insbesondere mit der Rückkehr günstigen Gases. Den Fokus auf Deutschland richtete Putin jüngst auch, indem er bei dem Waldaj-Auftritt den 2015 verstorbenen SPD-Politiker Egon Bahr als Gewährsmann für seine Behauptung zitierte, „der Westen“ habe nach dem Ende der Sowjetunion alles getan, um Russland „zu isolieren und endgültig zu zerschlagen“.

Das widerlegen unter anderem westliche Kredite an und Hilfen für Russland, dessen G-8-Mitgliedschaft von 1998 bis 2014 und Moskaus langjährige Zusammenarbeit mit vielen westlichen Regierungen, etwa der Schröders. Putin sagte in der üblichen Umdeutung seines Angriffskriegs zum Verteidigungsringen, der vorgebliche westliche Kurs habe zu der heutigen „sehr gefährlichen Situation in Europa und der Welt geführt“. Die Aussage unterstreicht, wie Putin die Ukraine als Schauplatz im Ringen um eine Neuordnung Europas sieht, mit Deutschland in einer Schlüsselrolle: Gelingt es, den größten Unterstützer der Ukraine politisch einzuhegen, dürften Putins Truppen besser vorankommen.

„Wir reduzieren genetische Vielfalt“

Grünen-Politikerin Corinna Rüffer sieht Kostenübernahme für Trisomie-Tests in der Schwangerschaft kritisch

Frau Abgeordnete, seit vier Jahren übernimmt die gesetzliche Krankenkasse die Kosten für Trisomie-Tests, seither diskutiert der Bundestag darüber. Am Donnerstag hat er die Einführung eines Monitorings beschlossen. Was bedeutet das?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hat jetzt den Auftrag, sich ein genaues Bild vom Einsatz der Tests zu machen. In Bremen hat man sich die Folgen der Kassenzulassung genauer angesehen und die Unsicherheiten, die dadurch entstehen, dokumentiert. Daraufhin hat sich der Bundesrat einstimmig dafür ausgesprochen, eine genaue Datenlage sicherzustellen. Dem folgen wir jetzt als Bundestag nach einigen Jahren Debatte, außerdem sprechen wir uns für die Einrichtung eines Expertengremiums zum Thema aus.

Sie setzen sich seit vielen Jahren gegen die Kassenzulassung ein und wollen auch deshalb ihre Folgen untersuchen. Warum sind Sie so kritisch?

Zunächst einmal wirken die Bluttests auf Trisomie wie ein Fortschritt, weil sie kein medizinisches Risiko für die Schwangeren darstellen. Seit der Gemeinsame Bundesausschuss (das höchste Gremium der Selbstverwaltung im Gesundheitswesen, Anm. d. Red.) vor vier Jahren beschlossen hat, dass die Tests in begründeten Einzelfällen bezahlt werden, beobachten wir aber, dass sie zur Routine geworden sind. Dabei fallen sie häufig falsch positiv aus – und es folgen doch wieder invasive, riskante Tests. Wir bekommen berichtet, dass Frauen sich schlecht beraten fühlen und nicht wissen, was sie mit dem Ergebnis machen sollen. Viele denken, der Test sei notwendig, wenn man sich gut um das eigene Kind kümmern möchte, das stimmt aber nicht.

Der Bundestag hat auch deswegen so klar entschieden, weil Sie sich mit den Befürwortern der Kassenzulassung auf einen Kompromiss geeinigt haben. Demnach wird der Zugang zum kassenfinanzierten Bluttest „bei einer gerechtfertigten medizinischen Indikation nicht erschwert“. Nehmen Sie damit nicht vorweg, dass die Kassenzulassung auf jeden Fall bleibt?

Letztlich ist der Bundestag nicht dafür zuständig, über die Kassenzulassung zu entscheiden, die Entscheidung liegt beim Gemeinsamen Bundesausschuss. Insofern ist der Satz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und beschreibt den Stand der Dinge. Sehr wohl ist es unsere Verantwortung, kritisch zu hinterfragen, ob wir tatsächlich eine Reihenuntersuchung auf Trisomie haben wollen – oder ob die Kassen nur die Fälle abdecken, in denen die Schwangere eine Untersuchung wirklich braucht. De facto reduzieren wir schon heute genetische Vielfalt mit technischen Möglichkeiten, und wir könnten in eine Situation geraten, in der sich das weiter verstärkt.

Damit meinen Sie, dass Schwangere bei einer Trisomie-Diagnose in fast allen Fällen abtreiben. Befürworter der Kassenzulassung verteidigen die Kassenzulassung jedoch mit dem Argument, es würden sich sonst nur Schwangere für den Test entscheiden, wenn sie ihn sich leisten können.

Diesen Einwand lehne ich ab. Als der Test eingeführt wurde, war er teuer, er lag bei etwa 500 Euro. Damals gab es eine Untersuchung zur Frage, ob der Test von einkommensschwachen Gruppen daher seltener genutzt wird. Das Ergebnis: nein. Inzwischen kostet der Test noch einen Bruchteil davon. Wir reden also von einer bioethischen Frage, nicht von einer sozialpolitischen. Mir geht es darum, dass wir die Eugenik aus guten Gründen ablehnen, in diesem Fall aber in eine Situation schlittern, in der Ungeborene mit Trisomie in fast allen Fällen abgetrieben werden – und zwar auch, weil Frauen die Bluttests nahegelegt bekommen. Wir müssen uns einmal aufrichtig fragen, ob wir das wirklich für richtig halten.

Sollte der Bundestag aus Ihrer Sicht noch in der laufenden Legislatur eine endgültige Entscheidung über den weiteren Umgang mit den Tests treffen? Es ist zu früh, um das abzuschätzen. Wichtig ist mir, dass das Monitoring möglichst zügig anläuft, damit wir uns als Gesellschaft und als Bundestag rüsten, auf einer guten Faktenbasis über das Thema zu sprechen. Wir sind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Organspenden oder der Suizidhilfe viel weiter, bei der Pränataldiagnostik müssen wir zunächst einmal Grundlagen für die Debatte schaffen. Damit haben wir am Donnerstag angefangen.

Die Fragen stellte Paul Gross.

Gleiche Chancen Prien wirbt für Standards bei Kitas

BERLIN. Am Freitag hat im Bundestag die erste Lesung des Startchancen- und Qualitätsentwicklungsgesetz stattgefunden. Bundesbildungs- und Familienministerin Karin Prien (CDU) verwies dabei auf die beiden entscheidenden Faktoren des Bildungserfolgs: das Einkommen und den Bildungsstand der Eltern. Schon vor dem ersten Schultag entscheide sich, „ob unsere Kinder in der Schule erfolgreich sein werden oder nicht“. Die Ministerin hält das für „zutiefst ungerecht“. Denn Bildungschancen sollten von den Talenten und Fähigkeiten des einzelnen Kindes bestimmt sein. Deshalb bringe der Bund das Gesetz zur Chancengerechtigkeit in den Bundestag ein. Dieses Gesetz erfüllte das Aufstiegsverspreche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wieder mit Leben und eröffne Kindern Perspektiven und stärke die Demokratie. Das Startchancen- und Qualitätsentwicklungsgesetz bezeichnete Prien als die entscheidende politische Weichenstellung in dieser Legislaturperiode.

Es gebe zum ersten Mal bundesweit verbindliche Qualitätsstandards in der Kindertagesbetreuung mit drei klaren Schwerpunkten, so Prien weiter. Die Entwicklungsstände von Kindern würden rechtzeitig erhoben und Kinder bei Bedarf gezielt gefördert. Spätestens im fünften Lebensjahr solle bei jedem Kind der Sprachstand erhoben werden, aber auch mathematische und sozio-emotionale wie motorische Fähigkeiten. Einrichtungen mit besonders vielen Kindern aus armutsgefährdeten Familien, mit nicht deutscher Familiensprache und mit Sprachförderbedarf sollten zweitens besonders gefördert werden und bekämen zusätzliche Ressourcen. Drittens wird der Übergang von der Kita in die Grundschule gestärkt. Beide müssten enger zusammenarbeiten, damit die Förderung mit dem Schulbeginn kontinuierlich weitergeht und Ergebnisse des Sprach- und Entwicklungsstandes an die Schule weitergegeben werden können.

Ein solches Gesetz könne nur gemeinsam mit Ländern, Kommunen und Trägern umgesetzt werden. Trotz der angespannten Haushaltslage will der Bund bis zum Jahr 2034 insgesamt 9,25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stellen, um damit mehr Verlässlichkeit und Planungssicherheit zu schaffen. Bis zu vier Milliarden Euro stünden in dieser Legislaturperiode für den Neu- und Ausbau sowie die Sanierung von Kitas zur Verfügung. Das seien auch Investitionen in die Wirtschafts- und Innovationskraft Deutschlands. Zugleich seien es Investitionen in die Demokratie und d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lt: „Nur wer gut lesen, schreiben und rechnen kann, wird auch am demokratischen System teilhaben können“, so Prien.

Die Fröbel-Gruppe, der größte überregionale freie Träger von Kitas warnte davor, die Qualitätsstandards noch abzuschwächen. Schon gegenüber dem Referentenentwurf seien Regelungen gelockert worden. Fröbel-Geschäftsführer Stefan Spieker sagte: „Mehr Förderung lässt sich nicht umsetzen, wenn die Voraussetzungen nicht gegeben sind. Bundesweit vergleichbare Qualitätsziele dürfen deshalb nicht daran scheitern, dass Bund und Länder sich gegenseitig die Finanzierungsverantwortung zuschieben.“

Die AfD-Abgeordnete Angela Rudzka kritisierte, 30 Minuten Förderung je Kind seien ein Anfang, angesichts fehlender Betreuung und fehlender Förderkräfte aber zu wenig. Sie habe in der Kinderkommission Verbesserungen vorbringen können, „die kindische Brandmauer“ habe das verhindert. Der CDU-Abgeordnete Michael Hose entgegnete daraufhin, als ehemaliger Vorsitzender der Kinderkommission lasse er die Arbeit des Ausschusses nicht in den Dreck ziehen. Die SPD-Abgeordnete Jasmina Hostert warnte davor, die Kitas zu verschulen. Der Fokus müsse auf der Förderung liegen, nicht auf der Erhebung. Die Grünen-Abgeordnete Anja Reinalter warnte davor, bei der Bildung der Kleinsten zu sparen. Heidi Reichinnek (Linke) warf Prien vor, Kinder mit Tests „auszusortieren“. oll.

Britische Autofahrer bezahlen den Preis Die britische Zeitung „The Telegraph“ (London) befasst sich mit dem Wunsch des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s Andy Burnham nach engeren Beziehungen zur EU. „Unabhängigkeit ist Großbritanniels größter Vorteil nach dem Brexit. In einer Welt, in der konkurrierende Blöcke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Zukunftsbranchen ringen, ist die Fähigkeit, schnell zu handeln und unkonventionell zu denk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Die sklerotische Bürokratie der EU ist das genaue Gegenteil davon. Andy Burnham scheint dies nicht zu erkennen. Es gibt offenbar kaum ein Problem, bei dem er nicht meint, die Lösung laute „mehr Europa“. Am Mittwoch war der Premierminister in Deutschland, wo er sich im Vorfeld des im November geplanten Gipfeltreffens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und der EU mi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traf.

Berichten zufolge sprachen sie darüber, Großbritannien in das System von Sonderzöllen auf chinesische Elektroautos einzubeziehen – möglicherweise im Gegenzug dafür, dass britische Industriezweige besseren Zugang zu EU-Rüstungskrediten und Industriesubventionen erhalten. Andy Burnham mag dies für ein gutes Geschäft halten.

STIMMEN DER ANDEREN

Das ist es jedoch nicht. (...) Den Preis dafür würden die britischen Autofahrer zahlen. Günstige chinesische Elektroautos sind für viele erschwinglich, die sich sonst kaum ein solches Auto leisten könnten. Sie verursachen zudem geringere Umweltkosten. Eine Anhebung der Zölle zum Schutz europäischer Hersteller würde das Autofahren in Großbritannien verteuern.

Unsere eigene Industrie, die andere Interessen verfolgt, würde davon kaum profitieren. Ist Premierminister Burnham wirklich bereit, britische Familien mehr bezahlen zu lassen, um deutsche Arbeitsplätze zu schützen?“

Parteiausschlüsse helfen nicht

Die Zeitung „Südkurier“ (Konstanz) befasst sich mit dem Antisemitismus in der Berliner Linkspartei und ihrem Umgang damit:

„Die Berliner Linkspartei hat bisher offen antisemitisches Personal in ihren Reihen geduldet. (...) Kann man dieses Problem entschärfen, indem man mit Parteiausschluss droht? Sicher nicht. Denn dieser Ansatz bleibt an der Oberfläche. Konkret: Judenhasser dürfen weiter mitmachen – oder sogar in der neuen Senatsverwaltung sitzen –, wenn sie nur brav den Mund halten.

Durch parteibürokratische Sanktionen ist keine Besserung zu erwarten. In den Köpfen gärt weiter ein krudes Bild von Israel und den Juden. Deren Repräsentanten und Verbände müssen in Konfliktfällen mitreden dürfen.

Und es muss vor allem klar sein, was als antisemitische Aktion und Behauptung zu gelten hat. Was die Parteien, die die Regierung bilden wollen, vorhaben, ist die alte Lehrer-Methode, Schüler einfach vor die Tür zu schicken. Gebessert hat sich dadurch kaum etwas. Sich aktiv an die Seite jüdischer Bürger zu stellen, würde deutlich mehr helfen.

E s ist ein frischer Herbstmorgen, halb sieben, acht Grad, und der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steht barfuß in roten Shorts und einer SC-Freiburg-Kapuzenjacke vor seinem Wurfzelt auf einem Campingplatz tief im Berliner Westen. „Guten Morgen“, sagt Johannes Fechner. Die Luft ist klar, Vögel zwitschern, erste Sonnenstrahlen verdrängen die Dämmerung und tauchen den Wasserlauf neben der Zeltwiese behutsam ins Tageslicht. Über dem Kanal schwebt eine dünne Nebeldecke, sie verleiht der Szenerie etwas Mystisches. Fechner schnappt sich sein Handtuch und seinen Kulturbeutel und stapft in Richtung Duschhäuschen davon.

Für den Dreiundfünfzigjährigen ist es ein Morgen wie jeder andere, wenn Sitzungswochen im Bundestag sind. Dann übernachtet Fechner auf dem Campingplatz, direkt am Wasser, knapp zehn Kilometer von Berlin-Mitte entfernt. Der Abgeordnete im Wurfzelt, der seine Lebenszeit für den Souverän, also das Volk, im Parlament opfert und nach langen Arbeitstagen auf der harten Isomatte nächtigt – das klingt wie der Beginn einer Geschichte über Demut, einer Parabel über die Bescheidenheit eines Berufspolitikers. Ist das der Eindruck, den Fechner erwecken will? Oder warum tut er sich das an?

Kurz nach zehn Uhr am Vortag, Raum A2 auf der Besucherebene des Bundestags. Johannes Fechner sitzt locker auf einem Tisch vor einer orangefarbenen Wand, die weißen Hemdsärmel hochgekrempelt, um den Hals eine rote Krawatpe ASEAN. Und er spielt beim FC Bundestag, aber dazu später mehr.

In Raum A2 verabschiedet Fechner sich nach einer knappen Stunde von der Schülergruppe. Es ist kurz vor elf, er muss weiter zu einem Treffen der Arbeitsgruppe Recht. Dort bereiten die Rechtspolitiker der SPD-Fraktion sich auf die Ausschusssitzung am Folgetag vor. Um 11.30 Uhr ist dann PGF-Runde, in der die Parlamentarischen Geschäftsführer der Fraktionen die Plenumssitzung vorbereiten, danach muss Fechner in die Obleute-Sitzung, für 13.30 Uhr ist in seinem Kalender ein Telefonat mit den Mitarbeitern seines Wahlkreisbüros eingetragen. Schlag auf Schlag.

Dazwischen findet Fechner kurz Zeit für ein Gespräch mit der F.A.Z. in seinem Büro im Jakob-Kaiser-Haus, gelegen neben dem Reichstag direkt an der Spree. Helles Holz, heller Teppich, leicht geschwungener Schreibtisch, ein Leinwandgemälde an der Wand zeigt ein Stück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Fechner geht zu einem roten Kühlschrankwürfel in einer Ecke seines Büros und holt sich eine Cola Zero. Kaffee mag er nicht, also ist die Limonade sein Koffeinlieferant. Zwei Liter Cola Zero trinkt er pro Tag.

Also, Herr Abgeordneter, warum der Campingplatz? In Berlin sei er nur 85 Nächte im Jahr, sagt Fechner, „und für die wenigen Stunden der Übernachtung brauche ich keine besondere Ausstattung“. Nur Toilette, Dusche, WLAN. Seine Anzüge und Hemden bewahrt der Politiker in einem Einbauschrank in seinem Büro auf.

sionierte Camper vom Rand des Schwarzwalds ist der Hauptstadtwinter offenbar zu ungemütlich.

Doch warum hat Fechner nicht einfach eine Wohnung in Berlin, wie viele andere Abgeordnete? Als Mitglied des Bundestags verdient er 11.833,47 Euro im Monat, hinzu kommen 5467,27 Euro steuerfreie Aufwandspauschale, unter anderem für die Wohnkosten in der Hauptstadt. Und ein bisschen Geld nimmt Fechner als Anwalt nebenher auch noch ein. Einen Zweitwohnsitz könnte er sich also locker leisten. Doch Fechner sagt, er wolle dem angespannten Mietmarkt keine Wohnung entziehen, in die er sowieso nur zum Schlafen komme, an den Werktagen, etwa zwanzig Wochen im Jahr. Durch das so gesparte Geld stünden ihm zudem mehr Mittel für seine politische Arbeit zur Verfügung.

Es sind Aussagen, die gerade einem Sozialdemokraten besonders gut zu Gesicht stehen, klar. Zumal Fechner maßgeblich daran beteiligt war, dass die Diäten der Abgeordneten in diesem Jahr nicht erhöht wurden; er schrieb am entsprechenden Gesetzentwurf mit. Doch man nimmt ihm ab, dass er nicht Nacht für Nacht auf der Zeltwiese verbringt, um als sozialdemokratischer Samariter dazustehen. Sondern dass er es aus einem pro-

Markenzeichen: Fechner trägt im Bundestag stets eine rote Krawatte. Ein Taxi fährt ihn am Morgen dorthin.

fest des Netzwerks Berlin, der SPD-Strömung, der Fechner angehört. Ein klassisches Vernetzungsevent, seichte Popmusik, üppiges Buffet, sehen und gesehen werden. Fechner ist mit seinem Weißweinglas mal hier zum Schwatz, mal dort ins Gespräch vertieft.

Er bleibt gut drei Stunden. Dann bestellt er sich über den Fahrdienst des Bundestags einen Wagen vor den Veranstaltungssaal. 23 Uhr, noch ein kurzer Abstecher ins Büro, ein paar Unterlagen holen, danach ab zum Campingplatz. Auf der Fahrt will Fechner noch kurz mit seiner Frau telefonieren, wie jeden Abend. Der Politiker wirkt nicht besonders müde, als er im Fond Platz nimmt. Gleich, im Zelt, werde er noch eine gute Stunde weiterarbeiten, sagt er. Akten lesen, Mails diktieren, solche Sachen.

Je Woche komme er auf etwa 100 Stunden Arbeitszeit, schätzt Fechner. Aber sein Job erfüllte ihn, die Gespräche im Wahlkreis, die Gesetzgebung, die Arbeit als 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im Maschinenraum des Parlaments“, wie er sagt. Vor allem aber: die Möglichkeit, zu gestalten. „Der Spaßfaktor kommt natürlich vor allem daher, dass ich in meinen bisher vier Wahlperioden immer einer Regierungsfraktion angehört habe und gestalten konnte.“

Doch über alldem liegt immer auch ein Schatten. „Vor einem halben Jahr ist einer meiner engsten Freunde gestorben“, erzählt Fechner, während der schwarze Wagen durch die Nacht rauscht.

Abgeordneter im Wurfzelt

Der SPD-Politiker Johannes Fechner schläft in Sitzungswochen auf einem Berliner Campingplatz. Warum tut er sich das an? Von Jonas Wagner und Omer Messinger (Fotos), Berlin

te. Sein Markenzeichen. Vor ihm hat eine Schülergruppe Platz genommen, gut dreißig Jugendliche eines Freiburger Gymnasiums. Abgeordnetenbesuch. Er wolle darüber sprechen, was „die da oben im Reichstag“ so machen, sagt Fechner. Er erzählt von seinem Hauptstadtalltag, beantwortet Fragen zum Zustand der Koalition und zu den Reformen, zur Energiepolitik und zum Ukrainekrieg.

Man merkt, dass er Spaß daran hat, mit den Schülern zu sprechen. Fechner kommt selbst aus der Nähe von Freiburg, sein Wahlkreis Emmendingen-Lahr liegt direkt daneben. Ab und an schlägt sich die südbadische Herkunft auch in seiner Aussprache nieder, ein „s“ wird dann zum „sch“. Fechner erzählt davon, wie er sich erst als Schülersprecher engagierte, mit 21 dann für die SPD im Gemeinderat saß und 2013 schließlich, nach zwei erfolglosen Kandidaturen, über die Landesliste in den Bundestag einzog. „Und jetzt hab ich diesen geilen Job.“

Zu diesem Job gehört ein vollgepackter Terminkalender. In drei Outlook-Spalten hängen Balken in unterschiedlichen Farben. Gelb, lila, grün, blau. Fechners Mitarbeiter tragen die Termine ein, sie buchen Reisen, laden Gäste ein, organisieren Gespräche. Der Abgeordnete arbeitet den Kalender dann ab wie eine To-do-Liste. Vor dem Gespräch mit den Schülern hat er schon an einem parlamentarischen Frühstück teilgenommen und sich bei einem Treffen mit dem Thema Menschenhandel befasst.

Fechners Liste ist besonders lang, denn er gehört zu den wichtigsten sozialdemokratischen Abgeordneten. Als einer von vier Parlamentarischen Geschäftsführern der SPD-Fraktion muss er sich um den reibungslosen Ablauf der Parlamentsdebatten kümmern, um Tagesordnungen, die Abstimmung mit anderen Fraktionen, die Anwesenheit der eigenen Leute im Parlament. Fechner ist zudem Justiziar und Personalvorstand der Fraktion und damit für die 230 Mitarbeiter verantwortlich, er gehört dem Geschäftsführenden Fraktionsvorstand an, sitzt im Ältestenrat, im Rechtsausschuss und im Geschäftsordnungsausschuss, als dessen SPD-Obmann er außerdem agiert, ist in mehreren Ausschüssen stellvertretendes Mitglied und Vizevorsitzender der Parlamentariergrup-

Doch die Entscheidung fürs Zelt hatte auch einen konkreten Auslöser: Früher habe er in Hotels übernachtet, erzählt Fechner, doch immer wieder gab es Scherereien, spontan erhöhte Preise oder Zimmerknappheit wegen Messen in der Stadt, solche Dinge. Das habe ihn genervt. Also entschied er 2019, sich auf dem Campingplatz einzubuchen. Seit sieben Jahren schläft Fechner im Zelt. Wo genau er es aufstellt, soll nicht in der Zeitung stehen.

Der Campingplatz hat in seinen Augen viele Vorteile. „Es ist total entspannt, ich schlaf viel tiefer“, sagt er. Zelten entschleunige, erde, sei erholsam. Außerdem komme er „raus aus der Berliner Blase“ – und mit anderen Leuten in Kontakt, in der Schlange zur Dusche oder im Biergarten des Zeltplatzes (der jedoch nur im Hochsommer geöffnet ist). „Es sind zwar keine langen Unterhaltungen, weil ich meist erst sehr spät komme und morgens früh schon wieder gehe“, sagt Fechner. Doch es sei trotzdem immer nett. Bekommt er da nicht manchmal auch den Volkszorn zu spüren, die Unzufriedenheit mit der Regierung? Fechner winkt ab. Camper seien entspannt und freundlich, „ein ruhiges Volk“ und „nicht auf Krawall aus“.

Auch Fechner ist niemand, der auf Krawall aus ist. Kurz vor dem Treffen mit der F.A.Z. hat die CDU die 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krachend verloren, woraufhin der Bundeskanzler mal eben die 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 infrage gestellt hat. Die Abschaffung des dualen Krankenversicherungssystems ist seit Jahrzehnten ein Kernanlie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Fechner gehört der Bundesregierung nicht an, er könnte also verbal draufhauen. „Natürlich werden unsere Gesundheitsexperten an die Aussagen anknüpfen“, sagt er. „Die Ungleichbehandlung zwischen gesetzlich und privat Versicherten kann nicht bleiben.“ Deshalb hoffe er, dass Merz sein Wort halte, sagt Fechner. Attacke klingt anders.

Fechner ist kein Radikaler. Parteiintern gehört er dem Netzwerk Berlin an, Pragmatikern, die sich zwischen den Konservativen des Seeheimer Kreises und der Parlamentarischen Linken verorten. Fechner hat sein ganzes Leben in Südbaden verbracht, Schule, Abitur, Zivildienst, dann

SC-Freiburg-Fan: Fechner ist morgens auf dem Campingplatz unterwegs zum Duschhäuschen.

Jurastudium in Freiburg, Rechtsreferendariat in Offenburg und Lahr. Bevor er in die große Politik ging, wollte er erst Familie und Karriere unter Dach und Fach bringen. Er ist verheiratet und lebt mit Frau und zwei Kindern in seiner Heimat Emmendingen, wo er auch als Rechtsanwalt tätig ist. „Meine Hobbys sind mit Freunden grillen, Sport (Fußball, Joggen, Snowboarden) und lesen (Reiseberichte & Krimis)“, schreibt er auf seiner Website. Das könnte auch der Freundebuch eintrag eines Teenagers sein, doch es passt zu dem, was Fechner verkörpert, zur badisch-bürgerlichen Bodenständigkeit. Sein Zeltplatzleben hat nichts von Hippie- oder Aussteigertum.

N

achmittag, gegen 15 Uhr, Fechner kommt aus der Fraktionssitzung. Dort treffen sich alle 120 SPD-Abgeordneten unter Aus-

schluss der Öffentlichkeit. An diesem Tag gab es viel zu besprechen: Wie weit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Wie umgehen mit der Linkspartei in der

Bundeshauptstadt und wie mit dem angezählten Kanzler? Vor dem Fraktionssaal wartet schon eine Mitarbeiterin Fechners auf ihren Chef. Sie sind verabredet zum Videodreh für Instagram. Thema: Wahlnachlese.

Fechner schaut entschlossen, mit dem ihm eigenen, leicht grimmigen Gesichtsausdruck. Er ist ein freundlicher Mann, aber niemand, dem die Freundlichkeit ins Gesicht geschrieben steht. „Kein Weiterso“, sagt er entschieden in die Handykamera.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müsse die Bundesregierung jetzt liefern, ob bei Einkommensteuerreform oder Spritpreisdeckel. „Wir müssen Politik machen, die schnell und effektiv bei d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ankommt.“ Fechner spricht frei, ein Skript gibt es nicht. Nach zwei Takes ist das Video im Kasten.

Die Selbstvermarktung auf Instagram gehört inzwischen zum Standardrepertoire der politischen Öffentlichkeitsarbeit. Ein campender Berufspolitiker, das funktioniert dort natürlich gut. So verwundert es kaum, dass ein Foto, das Fechner und seine Frau vor dem Zelt des Abgeordneten zeigt, deutlich häufiger geliked wurde als jeder Beitrag, in dem es um Politik geht. Dennoch ist Fechners Zeltplatzleben kein Marketinggag, sondern seine Domizilrealität – zumindest von März bis Oktober. In den Monaten dazwischen nehme er sich ein Einzelzimmer mit Gemeinschaftsdusche im Hostel, erzählt er. Selbst für pasfaneren Grund tut: Es gefällt ihm. Er campe auch im Urlaub, erzählt er, zweimal im Jahr, mit der Familie. Vor Kurzem haben seine Frau und er sich einen VW-Bus gekauft.

Hauptstadtdomizil: Früher habe er in Hotels übernachtet, erzählt Fechner, doch immer wieder gab es Scherereien.

Halb fünf, noch ein letzter Bürotermin für diesen Tag: ein Gespräch mit einem Politikwissenschaftler, zur Vorbereitung auf eine Reise mit der ASEAN-Parlamentariergruppe nach Singapur, Indonesien und Timor-Leste. Fechner schnappt sich noch eine Cola Zero, dann skizziert der Forscher die Situation in den drei Ländern. Nach einer guten Dreiviertelstunde muss Fechner los. Endlich ist es so weit: Auftritt FC Bundestag. Oder, wie er es nennt: Länderspiel. Die Fußballer der Parlamentsmannschaft treten an diesem Tag gegen einen türkisch-deutschen Unternehmerverein aus Duisburg an. Ein großer Sportpark in Prenzlauer Berg, Kunstrasenplatz, die Parlamentarier in Nationaltrikots mit schwarz-rot-goldenen Streifen über der Brust gegen die Gäste in Weiß-Blau. Johannes Fechner ist für kurze Zeit nicht mehr primär Politiker, sondern Innenverteidiger, Rückennummer 4.

Gegen die Duisburger haben die Abgeordneten leichtes Spiel, zur Halbzeitpause führen sie mit vier Toren, am Ende gewinnen sie 6:0. Es ist ein Arbeitssieg ohne fußballerische Augenweiden. Dabei hat der FC Bundestag im Mai, trainiert von Coachlegende Felix Magath, die Parlamentarier-Europameisterschaft gewonnen. Doch an diesem Dienstag wähnt man sich als Zuschauer eher in der Kreisklasse: ein Match von bescheidener Qualität, ein sehr überschaubares Publikum. Parlamentarier in kurzen Hosen, die rennen, rufen, schwitzen. Volksnähe der anderen Art.

Nach dem Spiel wird der Innenverteidiger Johannes Fechner wieder zum Politiker in Hemd und roter Krawatte. Sein Arbeitstag ist noch nicht vorbei, es geht zurück ins Regierungsviertel. Sommer-

Die Rede ist von Carsten Träger, SPD-Bundestagsabgeordneter aus Bayern. Verstorben mit 52 Jahren, nachdem er im Skiurlaub kollabiert war.

Dass aktive Bundestagsabgeordnete, die nicht besonders betagt sind, plötzlich aus dem Leben scheiden, kommt immer wieder vor. All die vollgestopften Outlook-Kalender, der ganze Druck, das hohe Stresslevel, das Herzinfarkte und Schlaganfälle bedingen kann. Und dann fast jeden Abend ein anderes Fest, ein anderer Empfang, Biere, Weine, Häppchen, kalorienreiche Verlockungen. „Da muss man gesundheitsbewusst sein und auch mal auf Leckereien verzichten“, sagt Fechner. Er versuche, sich „halbwegs gesund“ zu ernähren, und geht einmal die Woche kicken beim FC Bundestag. Die Versuchung kann groß sein, sich im Lebensstil der Berufspolitik zu verlieren, im Sog der Blase und all ihrer Möglichkeiten. Man muss dem widerstehen können. Und vielleicht dient ein Zelt im Außenbezirk da auch als eine Art Vorsichtsmaßnahme. Um es aus der Blase herauszuschaffen.

Nach einer halben Stunde erreicht der Wagen den Campingplatz. Fechner greift sich seine graue Stofftasche mit dem aufgedruckten Bundesadler, in die er die Akten und seinen Laptop gepackt hat, wünscht dem Fahrer eine gute Nacht und läuft auf die Campingwiese zu. „Vielen Dank für den schönen Tag“, sagt er zum Abschied zum Reporter. Dann verschwindet er in seinem Zelt, dessen Wände kurz darauf in fahlem Licht glimmen. Fechners letzte Arbeitsphase an diesem Tag hat begonnen. Die Nacht ist kühl und still, irgendwo in der Ferne rauscht Autobahnverkehr vorbei. Von den Waschbären, die Fechner auf dem Zeltplatz häufiger antrifft, ist nichts zu hören.

Der nächste Morgen, Fechner ist vom Waschhaus zurück am Zelt. Er zieht sich Hemd und Hose an, bindet die rote Krawatte um und schlüpft in sein Jackett. Zack, aus dem Camper in Fußballfanmontur ist wieder der Politiker geworden. 6.59 Uhr, Fechner steht vor dem kleinen Rezeptionsgebäude und diktiert Geburtstagsglückwünsche an seinen Sohn ins Handy. Langsam klettert die Sonne immer weiter den Himmel empor. Dann kommt das Taxi, das Fechner zum Bundestag bringt. Zurück nach Mitte, zurück in den Alltag.

„Bin ich jetzt auch radikal?“

Nicht alle Linken-Wähler in Berlin wollen gewusst haben, worauf sie sich einlassen. Andere irritiert der Umgang mit dem Wahlsieger. Ein Stimmungsbild.

Von Majd El-Safadi

Berlin kommt nach der Abgeordnetenhauswahl nicht zur Ruhe. Linke, Grüne und SPD haben Sondierungsgespräche über eine Regierungskoalition vereinbart. Doch die Debatten über die Wahlparty, den Antisemitismus in der Linkspartei, die Verbindungen zur Roten Hilfe, den Neuköllner Politiker Ferat Koçak und dessen Verbindungen zum Remmo-Clan gehen weiter. Wie denken Linke-Wähler darüber heute? Drei von ihnen erklären hier ihre Beweggründe. Zwei von ihnen wollen anonym bleiben, weil sie Angst vor Anfeindungen haben.

Lisa Colt (Name geändert), 29, Tempelhof

In der Familie sei vor der Landtagswahl „hitzig“ diskutiert worden, sagt die 29 Jahre alte Lisa Colt: „Die politischen Ansichten gingen zum ersten Mal so krass auseinander.“ Die gebürtige Kölnerin lebt seit 2009 in Berlin. Sie ist als Juristin tätig und macht berufsbegleitend einen Master im Fach Informationsrech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sind ihre Eltern aus Westafrika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Colt stammt aus einer christlichen Familie, die stets die CDU gewählt hat. Do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habe sie sich nicht mehr mit der CDU identifizieren können, sagt Colt. „Die Partei vertritt die christlichen Werte nicht mehr. Erst recht nicht unter Friedrich Merz.“ Sie kritisiert die „arrogante, abgehobene, bürgerferne Haltung“ des Bundeskanzlers. Dieser würde „mit unmöglichen Aussagen“ wie der Aussage zum Stadtbild Ressentiments schüren, die „pauschal“ und „deplatziert“ seien. „Dem Kanzler fehlt das Feingefühl“, findet sie.

„Die Linke“, erklärt Colt hingegen, „setzt sich für soziale Projekte und für bezahlbares Wohnen ein. Sie macht sich stark dafür, dass sich Menschen mit allen kulturellen Hintergründen wohlfühlen.“ Einige Maßnahmen könne man kritisieren. Die Linke will große Wohnungskonzerne wie Vonovia vergesellschaften. Colt hält das für „utopisch“.

Dass Elif Eralp, die Spitzenkandidatin der Linken, bis Ende 2025 Mitglied bei der Roten Hilfe war, findet Colt „nicht unproblematisch“. Laut Verfassungsschutz ist der Verein „die größte und eine der wichtigsten Gruppierungen im deutschen Linksextremismus“. Colt sagt, sie habe das viel zu spät mitbekommen. Den Wählern der AfD werfe man vor, dass sie sich „in eine Reihe mit Rechtsextremisten“ stellen würden. „Da können wir das bei den Linken nicht schönreden.“ Gleichwohl weist Colt darauf hin, dass durch rechtsextreme Gewalt deutlich mehr Menschen ermordet worden seien als durch linksextreme Gewalt. „Es sind Gefahren auf unterschiedlichen Ebenen“, erklärt sie: „Beides muss verurteilt werden.“

Ein Neuköllner Kandidat der Linken rief zu einer „Wahlintifada“ auf, andere skandierten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Death to the IDF!“ Colt sagt: „Den Antisemitismus gibt es in den linken Reihen.“ Jedoch werde gerade so getan, „als wäre aktuell die Linke die Wurzel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Das ist einfach übertrieben.“ Antisemitismus sei auch außerhalb der Linken ein Problem.

Dass Ibrahim Ibrahim an der Wahlparty teilnahm, findet Colt „schwierig“. Ibrahim ist ein führender Kopf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PFLP), die in der EU und in den USA als Terrororganisation eingestuft wird. „Deutschland hat eine besondere historische Verantwortung, jüdisches Leben zu schützen“, bekräftigt sie. „Meine rote Linie ist erreicht, wenn man sagt, dass er den israelischen Staat beseitigen will.“ Vor diesen Entwicklungen auf den Straßen Berlins und innerhalb der Linkspartei könne man nicht „die Augen verschließen“.

Auch die Verbindung des Bundestagsabgeordneten Ferat Koçak zu dem Remmo-Clan hält Colt für ein Problem: „Der muss sich ja wohlgefühlt haben, da aufzutauchen“, glaubt sie. Die veröffentlichten Chatverläufe zwischen Koçak und dem Sohn von Clanboss Issa Remmo seien „erstaunlich“ – dies habe „leichte Korruptionsvibes“. Wenn solche Figuren mit ihrer Präsenz Einfluss auf die Partei nähmen, sei das „sehr fragwürdig“. Kocak solle sein Bundestagsmandat niederlegen: „Er sollte die Finger von wichtigen Positionen lassen, seine Glaubwürdigkeit ist dahin.“

Wollen sondieren: Werner Graf (Grüne), Steffen Krach (SPD) und Kerstin Wolter (Linke) am Donnerstag in Berlin

Insgesamt ringt Lisa Colt mit ihrer Wahlentscheidung: „Ich war im nachhinein nicht glücklich damit.“ Die Linke werde nicht allein regieren, sondern in einer Koalition mit SPD und Grünen Kompromisse schließen müssen. „Ich hoffe, dass die anderen Parteien das Problematische rausschneiden können.“ Colt wünscht sich, dass der „wohlgewichtete Ausgleich“ die Linke in der Hinsicht etwas „mäßigen“ könne.

Fatjona Gashi, 27, Wedding

„Die Linke will eine sozialere Politik, und damit kann ich mich identifizieren“, sagt Fatjona Gashi. Die 27 Jahre alte Berlinern hat im Stadtteil Wedding gelebt. Nun hält sie sich in den USA auf, wo sie zurzeit Public Policy und Leadership im Master studiert. Ihre Eltern stammen aus dem Kosovo. Sie versteht nicht, weshalb die Debatte um die Linken-Wähler so „heftig“ geführt werde: „Diese Diskussion richtet sich gegen Menschen wie mich. Bin ich jetzt auch schon radikal?“

Gashi kannte die Rote Hilfe vor der Berichterstattung nicht. Die Diskussionen um Koçak und den Remmo-Clan habe sie nur am Rande verfolgt: „Ich war schockiert, aber mit den Berliner Clans kenne ich mich nicht aus.“

Die Linkspartei fordert, alle Waffenlieferungen an Israel einzustellen. Das sei der wichtigste Grund für ihre Wahlentscheidung gewesen. Das Massaker der Hamas am 7. Oktober 2023 finde sie „extrem gruselig“. Sie kenne Israelis, die ihre Liebsten im Zuge des Überfalls verloren haben. Von Mai bis Juli 2023 hat sie bei einer NGO in Bethlehem, die sich für eine palästinensisch-israelische Aussöhnung einsetzt, ein Praktikum gemacht. „Ich habe die tägliche Gewalt an Palästinensern erlebt, an den Checkpoints, in der Altstadt in Jerusalem, in der Moschee“, sagt sie. „Das Thema hat die Linke eindeutig angesprochen.“

Fatjona Gashi
Foto privat

Darüber hinaus sagt die Kosovarin: „Antisemitismus muss bekämpft werden. Dabei dürfen wir nicht vergessen, dass er vor allem aus rechtsextremen Gruppen kommt.“ Ihre „rote Linie“ sei, wenn Juden körperlich angegangen oder Synagogen beschmiert werden. „Gegen Menschen aufgrund ihrer Religionszugehörigkeit zu hetzen, geht nicht.“ In Berlin leben viele Palästinenser, auch sie habe palästinensische Freunde. Von ihnen hört sie, wie Familienangehörige, Freunde und Bekannte im Gazastreifen sterben. „Ich will den Schmerz nicht abwiegen oder vergleichen“, betont sie, „aber palästinensisches Leid wird in Deutschland kaum wahrgenommen.“

Innenpolitisch liege ihr „die soziale Gerechtigkeit am Herzen“. Sie fordert eine bessere Bildungspolitik, mehr Sprachkurse, Lehrkräfte und Pädagogen. In ihrem Bezirk seien die Abschlussquoten „nicht so super“, erklärt sie. „Die Schüler haben krasse Schwierigkeiten und bekommen zu Hause keine Unterstützung.“ Fatjona Gashi weiß nicht, wie viel die Linke von ihrem Programm umsetzen wird. Ob das mit der Vergesellschaftung klappt, könne sie noch nicht abschätzen. Gleichwohl ist sich die Berlinerin sicher: Den Verfassungsschutz abzuschaffen, sei „unrealistisch“. „Eine gute linke Forderung in einer anderen Welt“, sagt sie.

Mehmet Yildrim (Name geändert), in den Dreißigern, Charlottenburg

Mehmet Yildrim versteht nicht, weshalb so „hysterisch“ über Berlin gesprochen werde. „Die Welt wird nicht untergehen“, sagt er. Dabei wäre für ihn die Wahl der Linkspartei vor zehn Jahren noch undenkbar gewesen. Der Berliner hat einen türkisch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und lebt seit Jahren im Stadtteil Charlottenburg. „Ich habe die Linke nicht aus voller Überzeugung gewählt. Das ist keine Liebeshochzeit“, sagt er. Er sei ein „klassischer Wechselwähler“, der zuvor Parteien der Mitte gewählt habe: CDU, SPD, Grüne.

Eigentlich fühle er sich den Christdemokraten verbunden. Von der Regierungspartei ist er enttäuscht. Zum einen, weil die CDU nach den Ausschreitungen in der Silvesternacht 2022/23 die Vornamen von Tatverdächtigen mit deut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erfragen wollte. Das habe ihn stark irritiert: „Seither habe ich das Grundvertrauen in die CDU verloren. Das war ein Bruchmoment.“ Auch die Stadtbild-Aussage von Merz habe ihn „aufgeregt“: „Wer ist Deutsch und wer nicht?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 und die CDU landet bei der AfD mit ihren Remigrationsphantasien.“

„Eine zweite Sollbruchstelle“ sei der Gazakrieg, der „zu einer Entfremdung“ geführt habe: „Muslime sind in Kollektivhaft für das Hamas-Massaker am 7. Oktober 2023 genommen worden.“ Dabei erinnert sich der studierte Politologe noch daran, wie deutsche Politiker von Muslimen forderten, sich von den Gräueltaten der Hamas zu distanzieren: „So, als wären alle deutschen Muslime dafür verantwortlich, was im Nahen Osten geschieht.“ Deutschland habe ein besonderes Verhältnis zu Israel. Jedoch habe das Land aus seiner Sicht eine „widersprüchliche Haltung“ eingenommen, in der die Augen vor den Kriegsverbrechen der israelischen Armee im Küstenstreifen „verschlossen“ würden. Zu den Werten und Prinzipien, die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 vertrete, sowie zur Einhaltung des Völkerrechts passe die Position nicht, findet er.

Die Clan-Präsenz auf der Wahlparty sei ein „ernsthaftes Problem“ für die Linkspartei. „Wenn sich diese Verbindungen zu weiteren Linkspolitikern erhärten, würde mich das stärker stören“, sagt Yildrim. Er wünscht sich beim Thema innere Sicherheit „mehr Härte“ gegen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Die Linke sollte Kontakte in solche Milieus unterbinden.“ Zum Antisemitismus in den linken Reihen sagt er: „Wenn es gegen jüdisches Leben geht, wenn Juden angegriffen werden, dann ist meine rote Linie erreicht.“ Militante Positionen verurteile er scharf. Yildrim weist darauf hin, dass in der Debatte zum Nahostkonflikt differenziert werden müsse: „Wird die israelische Politik kritisiert? Oder ist das israelbezogener Antisemitismus?“

Die Hälfte der Inhalte, die die Linkspartei präsentiert, finde er nicht gut, sagt Yildrim: „Ich bin nicht von allem überzeugt.“ Er meint etwa die Vergesellschaftung von Wohnungskonzernen. Er hofft, dass umsetzbare Lösungen für das Mietenproblem erarbeitet werden.

Rot-Grün-Rot lässt drei wesentliche Fragen offen

Worauf sich die drei Berliner Parteien in ihrer Vereinbarung zum Umgang mit Antisemitismus geeinigt haben / Von Stephan Klenner, Berlin

Dass zwischen Linkspartei, Grünen und SPD in Berlin auch nach ihren Vorsondierungen viele Fragen ungeklärt sein würden, war von Anfang an klar. In den von Grünen und SPD verlangten Gesprächen ging es schließlich nur um Antisemitismus und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Inhaltliche Differenzen in anderen Fragen – etwa zur Enteignung großer Wohnungskonzerne oder zur angespannten Berliner Haushaltslage – standen nicht auf der Tagesordnung. Sie sollen in den nun folgenden Sondierungen angegangen werden.

Zum Umgang mit jüdischem Leben haben die drei Parteien eine Reihe konkreter Punkte vereinbart: Eine mögliche Ko-alition würde sich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bekennen und die bestehenden Kooperationen zwischen Hochschulen in Berlin und Israel unangetastet lassen. Jü-dische Schulen und Kitas sollen verlässlich unterstützt werden.

Generelle Boykottaufrufe gegen israelische Institutionen oder Personen, also etwa die BDS-Kampagne, lehnen die Parteien ab. Das Landeskonzept zur Antisemitismusprävention soll seine Gültigkeit behalten, die Berliner Verfassung um eine Schutzklausel gegen Antisemitismus ergänzt werden. Polizei und Verfassungsschutz sollen in ihrem Auftrag gestärkt werden, jüdisches Leben zu schützen.

Um auf Verstöße gegen die gemeinsamen Grundsätze zu reagieren, hat Rot-Grün-Rot einen Mechanismus geschaffen, den mindestens einer der Parlamentarischen Geschäftsführer auslösen kann: Kommt es in einer Fraktion zu einem antisemitischen Vorfall, wird ein Fachgremium aus drei Personen einberufen, das die Angelegenheit bewertet. Anschließend entscheidet die betroffene Fraktion über Konsequenzen „bis hin zum Ausschluss“.

Vergleichsweise kurz ist eine Vereinbarung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Sie enthält im Wesentlichen nur die Feststellung, dass die aktive Kontaktaufnahme oder -erwiderung zu Personen, die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zugerechnet werden, „gegen unsere Grundsätze“ verstößt. Auch hier sei ein Fraktions- oder Parteiausschluss bei Verstößen möglich.

Zu drei wesentlichen Fragen, die im Zusammenhang mit Antisemitismus und Clankontakt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diskutiert wurden, geben die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vorgestellten

Papiere der drei Parteien aber keine Antwort.

Erstens schweigt die Vereinbarung zu Ferat Koçak. Die Clankontakte des Bundestagsabgeordneten wurd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intensiv diskutiert. Auch einzelne Linken-Politiker forderten, dass Koçak sein Bundestagsmandat niederlegen solle. Bisher hat der Neuköllner lediglich seinen Sitz im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es abgegeben. Seine Clankontakte erklärte er damit, dass er Handys für linke Aktivisten gesammelt und sich auf seinen Aufruf der Sohn von Clanchef Issa Remmo gemeldet habe, um ein Handy zu spenden. Erst bei Übergabe sei er dem Clanchef begegnet, danach habe er den persönlichen Kontakt gemieden.

Der Berliner SPD-Vorsitzende Steffen Krach sagte am Donnerstag in der Pressekonferenz zu den Vorsondierungspapieren, dass die Frage, wie es mit Koçak weitergehe, nicht „in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geklärt werden könne, da er Bundespolitiker sei. Krach sagte aber auch, dass er die „klare Erwartung an die Bundestagsfraktion der Linken“ habe, Koçak nicht länger in ihren Reihen zu dulden. Die Linken-Vorsitzende Kerstin

Wolter sagte zwar, „der Prozess“ um Koçak sei „nicht zu Ende“. Am Freitag jedoch äußerte der Ko-Vorsitzende der Bundestagsfraktion, Sören Pellmann, gegenüber der Nachrichtenagentur AFP, er sehe mit Blick auf Koçak „keinen Bedarf für weitere Konsequenzen“.

Zweitens sagen die Papiere nichts zur Zukunft von Vanessa Emde, die als direkt gewählte Abgeordnete eines Neuköllner Wahlkreises ins Abgeordnetenhaus eingezogen ist. Am Donnerstagmorgen hatten die Zeitungen „Welt“ und „Tagesspiegel“ übereinstimmend berichtet, sie werde nicht in die Linken-Fraktion im Abgeordnetenhaus aufgenommen. Emde gilt als Trotzkistin und gehört der Linken-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an.

Ein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Linken steht sie skeptisch gegenüber. Zehn Tage vor der Wahl veröffentlichte sie auf Instagram den Aufruf „Lieber richtig in die Opposition als falsch in die Regierung“. Emde ist zudem der Ansicht, dass Staaten kein Existenzrecht haben. Das passt nicht zur Linie der rotgrün-roten Vereinbarung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Die Frage, ob Emde der neuen Fraktion angehören werde, beantwortete die Linken-Vorsitzende Wolter in der Pressekonferenz am Donnerstag nicht. Sie verwies lediglich auf die Mandatsträgervereinbarung der Linken, wonach Abgeordnete an Beschlüsse der Partei gebunden sind. Da sich im Juni ein Linken-Bundesparteitag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bekannt hatte, könnte das ein Vehikel sein, Emde zu sanktionieren.

Drittens lässt die Vereinbarung offen, ob die Linken-Verbände in Neukölln und im Wedding sowie die Linken-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ihre Mitgliedschaften im „Internationalistischen Bündnis“ fortsetzen können. Dem Bündnis gehören auch drei Gruppen an, d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als extremistisch einstuft – unter anderem das „Vereinigte Palästinensische Nationalkomitee“, das der Berliner Verfassungsschutz als Sammelbecken für Anhänger der Terrororganisationen PFLP und Hamas betrachtet. Noch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hatte der bisherige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SPD-Fraktion im Abgeordnetenhaus, Martin Matz, dazu „erheblichen Klärungsbedarf“ angemeldet. Auf die Frage der F.A.Z., ob die

Bündnismitgliedschaften weiterbestehen werden, sagte Wolter am Donnerstag, dazu seien in den Gesprächen „klare Festlegungen besprochen“ worden. Den „Leitfaden gegen Antisemitismus“ werde die Linkspartei „durchsetzen“. Wie die Festlegungen genau aussehen und was das für die Bündnismitgliedschaften konkret bedeutet, sagte sie nicht.

Jenseits dieser drei Punkte, die in den Papieren ausgeblendet werden, dürfte die Vereinbarung auch neue Fragen aufwerfen: So ist zu erwarten, dass in den kommenden Tagen über die Details des Mechanismus nach antisemitischen Vorfällen diskutiert wird. Eine Herausforderung könnte dabei sein, dass in den drei Parteien unterschiedliche Antisemitismusdefinitionen vertreten werden.

Die Papiere beschäftigen sich zudem nicht mit der früheren Mitgliedschaft von Elif Eralp in der linksextremen Roten Hilfe. Der SPD-Vorsitzende Steffen Krach hatt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angekündigt, darüber in den Vorsondierungen sprechen zu wollen. Ob es dazu kam, ist ungewiss: Eralp nahm am Donnerstag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nicht an den Vorsondierungen 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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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trauern um meinen Vater und meinen Schwiegervater

Professor Dr. Dr.h.c. Jan I. Lelley * 8. September 1938 † 14. September 2026

Dr. Jan T. Lelley, LL.M.

Trudy Lelley und Mathilda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Gesegnet sei sein Andenke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statt am 19. Oktober 2026, um 12 Uhr, in der Kirche St. Everglus, Hardtstraße 13, 53175 Bonn-Plittersdorf.

Anstelle von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an eine der Organisationen, die mein Vater selbst über viele Jahre unterstützte:

Volksbund Dt. Kriegsgräberfürsorge, Spendenkonto: IBAN: DE23 5204 0021 0322 2999 00.

Prof. Dr.-Ing. habil. Werner Alfred Hufenbach

* 25. Juli 1942 † 4. Oktober 2026

Ehemaliger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Leichtbau und Kunststofftechnik der TU Dresden

Träger des Sächsischen Verdienstordens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Prof. Dr.-Ing. Julia Kristin Hufenbach

Dr.-Ing. Andreas Ulbricht

Clara Marie Hufenbach

Die Andacht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am Freitag, dem 30. Oktober 2026, um 10.00 Uhr in der Friedhofskapelle auf dem Lindenfriedhof Dresden-Bühlau statt.

Anstelle von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im Sinne des Verstorbenen, die Stiftung Hochschulmedizin Dresden mit einer Spende zu bedenken. IBAN: DE27 8505 0300 0221 0457 40

Verwendungszweck: Prof. Werner Hufenbach

Was man tief in seinem Herzen besitzt,

kann man nicht durch den Tod verlieren.

Rolf Peter Schemuth

* 23.12.1938 † 29.09.2026

Jan und Michaela Schemuth mit Luissa und Carlotta Katrin und Dr. Felix Koberling mit Matteo Julia Schemuth und Daniel Lang Margarete, Dieter und Jürgen Schemuth

Am Grünhof 9,60320 Frankfurt am Main

Wir nehmen Abschied mit einer Trauerfeier am 19.10.26 um 11.30 Uhr in der Einhardbasilika, Große Maingasse 3, 63500 Seligenstadt. Die Urnenbeisetzung erfolgt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in Thannhausen.

Anstelle von zugedachten Blumen- oder Kranzgebinden bitten wir um Spenden an Stiftung Deutsche Leukämie & Lymphom-Hilfe, Sparkasse KölnBonn, IBAN DE06 3705 0198 0000 0771 31, SWIFT-BIC COLSDE33XXX, Kennwort: Edith Schemuth

In großer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meinem geliebten Mann, unserem geliebten und verehrten Vater und Aetti

Wolfdieter Haas Dr. phil

Wordeister Haas Dr. phil. * 06.03.1921 in Karlsruhe † 06.10.2026 in Ramelsloh

Adelheid Haas, geb. Albrecht Adelheid und Karl Jetter Katharina und George Stromeyer Therese und Justus Well Elisabeth und Robert Stheeman Benedikt und Anja Haas, geb. Riepl Louise und Andreas Eisenhardt 19 Enkel und 7 Urenkel

Der Trauergottesdienst findet am Samstag, 17.10.2026 um 11.30 Uhr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St. Ansgar, Bahnhofstraße 18, 21217 Seevetal-Hittfeld statt. Die Beisetzung erfolgt in Bremen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Du bist nicht weg Du bist mir nur einen Schritt vorausgegangen

Sonja Pohl

29. Mai 1949 - 04. Oktober 2026

Meine geliebte Partnerin hat mich verlassen.

Ich bin unsagbar traurig.

Tilman Pohl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Montag, den 19. Oktober 2026 um 10 Uhr im Waldfriedhof in Starnberg statt.

"Es wird gesät verweslich und wird auferstehen unverweslich." 1 Kor 15,42b

"Wenn ich nu sehe meinen Vater, mutter [...] begraben und unter der erden ligen, da mus ich als ein Christ nicht sagen: Da ligt ein [...] todten bein, Sondern: Da ligt mein lieber Vater, mutter [...] und ich heut oder morgen auch bey jnen, Was sind sie? Eitel koernlin, die da bald sollen daher wachsen, unsterblich und unverweslich, viel schoener denn die gruene saat auff dem felde, wenn es somer wird [...]." Martin Luther, Predigt am 22.12.1532 (WA 36,644b,19–25)

Wir trauern um unsere geliebte, wunderbare, herzensgütige, großzügige, fürsorgliche, anteilnehmende, entschiedene, kluge, wache, schöne Mutter sowie Großmutter und Schwiegermutter

Heide Margarethe Ria Linde, geb. Gehroldt

*16.5.1936 Herford +2.10.2026 Neu-Isenburg

die ihr Leben nach kurzer, aber quälender Krankheit vollendet hat. Wir hätten uns so sehr gewünscht, sie noch länger bei uns behalten zu dürfen.

Trauerfeier und Beisetzung finden am 14. Oktober 2026 um 11.00 Uhr auf dem Alten Friedhof, Friedhofstr. 55, in Neu-Isenburg statt.

Prof. Dr. Gesche Linde

Hanna Linde mit Torsten Blunk, Lilli und Zoe

Dr. Jens Linde mit Dr. Julia Schnieders, Bruno und Tessa

Was wir heute tun, entscheidet darüber, wie die Welt von morgen aussieht.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Nach einem wirkungsreichen und inspirierenden Leben nehmen wir Abschied. Er erkannte das Wesentliche, sprach das Wichtige aus und schuf Bleibendes.

Klaus Bresser

* 22. Juli 1936 † 7. Oktober 2026

Renate Kohlmann

Susanne Helmer, geb. Rieche und Ralf

Claudia König, geb. Rieche

Michael Kohlmann und Andrea

Andreas Kohlmann und Leonie

mit allen Großnichten und Großneffen

Wer die Welt so beschreibt, wie sie ist, auch der verändert sie.

Kondolenzbriefe an Familie Kohlmann, c/o Drews Bestattungen, Mommsenstraße 31 in 10629 Berli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findet am Dienstag, den 17. November 2026 um 9 Uhr auf dem Friedhof Heerstraße, Trakehner Allee 1 in 14053 Berlin statt.

Wir trauern um

Herrn Dr. Ihno Schneevoigt

ehem. Personalvorstand der Allianz Versicherungs-AG und der Allianz Lebensversicherungs-AG, der am 18. September 2026 im Alter von 88 Jahren verstorben ist.

Herr Dr. Schneevoigt war 12 Jahre für die Allianz tätig und hat in dieser Zeit die Entwicklung unseres Unternehmens maßgeblich mitgestaltet.

Er leistete mit großem Engagement in verantwortungsvollen Positionen der Allianz wertvolle Dienste.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einem hoch geachteten Kollegen und werden Herrn Dr. Schneevoigt in ehrender Erinnerung bewahren.

Aufsichtsräte, Vorstände und Mitarbeitende der Allianz Gruppe

Harro Becker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Rechtsanwalt

Rechtsanwalt * 16.04.1932 † 26.09.2026

Abschied nehmen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Mehr erfahren Sie unter lebenswege.faz.net

Christine Hadel-Becker und Ida

Barbara Becker und Hans Krüger

„Lebenswege“, das Trauerportal der F.A.Z., bietet Hinterbliebenen Raum, ihrem Schmerz angemessen Ausdruck zu verleihen. Hier finden sich Traueranzeigen über den Tag ihrer Veröffentlichung hinaus mit der Möglichkeit, eine Kondolenzbotschaft zu hinterlassen.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23. Oktober 2026 um 14:30 Uhr in der Friedhofkirche Balingen statt.

Kondolenzanschrift: Familie Becker, c/o Wizemann Bestattungen GmbH, Ölbergstr. 20, 72336 Balingen

Würde für den Menschen.

Mitglied der actalliance

Würdesäule.

In dieser Ausgabe finden Sie weitere Traueranzeigen.

Bildung ermöglicht Menschen, sich selbst zu helfen und aufrechter durchs Leben zu gehen. brot-fuer-die-welt.de/bil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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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SW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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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Rücktritt belastet Niedersachsens SPD

Fraktionschef Politze legt sein Amt nieder

HANNOVER. Knapp ein Jahr vor der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 hat sich die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SPD in den Seilschaften der skandalumwitterten Hannover-SPD verheddert. Am Donnerstagabend verkündete der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Stefan Politze seinen Rücktritt, nachdem der Landtag am Mittwoch seine Immunität aufgehoben hatte. Wegen staatsanwaltschaftlicher Ermittlungen gegen Politze gab es in der SPD Krisensitzungen. Der niedersächsische SPD-Landesvorsitzende und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äußerte später, Politze sei der Rücktritt „nicht leichtgefallen“, was auf parteinternen Druck hindeutet. Innerhalb der SPD gibt es Zweifel daran, dass Politze, der weiterhin seine Unschuld beteuert, nichts zu den Vorwürfen gegen ihn weiß.

In der niedersächsischen Landeshauptstadt wird vermutet, dass die Ermittlungen gegen Politze im Zusammenhang mit Ermittlungen gegen weitere Personen steh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nnover ermittelt auch gegen den Chef der Hannover-SPD, Adis Ahmetovic, den außenpolitischen Sprecher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sowie gegen Steffen Krach, der bis vor Kurzem als Präsident der Region Hannover wirkte und im September für die SPD in Berlin als Spitzenkandidat antrat. Ermittelt wird auch gegen den indischstämmigen Unternehmer Gaurav Garg, der ein unübersichtliches Firmengeflecht im Raum Hannover hat. Die genannten Personen beteuern jeweils ihre Unschuld, bei Ahmetovic und Politze benenn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zudem bisher ihre Vorwürfe nicht.

Garg war einer von zwei aussichtsreichen Interessenten für das ehemalige kommunale Klinikum in Lehrte, unterlag jedoch in dem Bieterwettstreit Anfang 2026. Auffällig war, dass Garg sein Angebot, für das sich insbesondere Sozialdemokraten einsetzten, zwischenzeitlich nachbesserte, was auf Insiderinformationen hindeuten könn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untersuch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auch eine Parteispende Gargs in Höhe von 9900 Euro an die Berliner SPD aus dem Dezember 2025. Krach hatte diese Spende schnell wieder zurücküberwiesen. Es wird jedoch kolportiert, dass eine weitere Verschleierung des Geldflusses geplant gewesen sein könnte. Dabei, so der Verdacht, könnte Politze eine Rolle gespielt haben. Er kennt Garg persönlich, wie die SPD-Fraktion der F.A.Z. bereits vor einigen Tagen auf Anfrage bestätigte.

Politze zählt zum Parteiadel in Hannover. Erst vor wenigen Monaten wurde in Hannover eine Straße nach Politzes kürzlich verstorbenem Vater benannt, der für die SPD kommunalpolitisch als Bezirksbürgermeister aktiv war. Politzes Ehefrau Kerstin Klebe-Politze führte bis vor Kurzem die SPD-Fraktion im Rat der Stadt Hannover.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gab es in der hannoverschen Kommunalpolitik Unruhe um eine unscheinbare Firma von Klebe-Politze und ihrem Ehemann, die Politze&Klebe-Politze GbR,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rstattung von Verdienstausfällen, wie die „Hannoversche Allgemeine Zeitung“ berichtete.

Auch die F.A.Z. stellte bereits im August eine Anfrage an die Landeshauptstadt und erkundigte sich nach weiteren Unregelmäßigkeiten bei solchen Entschädigungszahlungen für Ratsmitglieder. Denn solche Unregelmäßigkeiten stehen bereits im Fall der ehemaligen SPD-Politikerin Hülya Iri im Raum, gegen die zudem umfangreiche Ermittlungen wegen Subventionsbetrugs laufen. Iri führte zusammen mit ebenfalls in der SPD aktiven Familienangehörigen in Hannover einen Integrationsverein, der mit mehr als 1,2 Millionen Euro ungewöhnlich hohe Fördergelder erhielt, für die sich bekannte SPD-Politiker mit etlichen Empfehlungsschreiben eingesetzt hatten. Die Behörden gehen derzeit auch der Frage nach, inwieweit der Verein seine Leistungen tatsächlich erbrachte.

Im Zusammenhang mit Gaurav Garg gibt es ebenfalls umfangreiche staatsanwaltliche Ermittlungen. Dabei geht es nicht nur um den Verkauf des Klinikgeländes, sondern auch um den Verdacht, dass Garg indischstämmige Pflegekräfte mit Knebelverträgen an sein Unternehmen gebunden hat.

Ermittlungen gibt es auch zu einem möglichen Versuch der politischen Einflussnahme auf Baugenehmigungen für eine internationale Pflegefachschule in Gargs Firmengeflecht. Politisch gefährlich ist dies für die niedersächsische SPD, weil sich die Aufarbeitung all dieser Vorwürfe noch über Monate und damit in den heraufziehenden Landtagswahlkampf hinziehen könnte. Die SPD hatte 2019 bereits das Amt des Oberbürgermeisters in ihrer Hochburg Hannover verloren, nachdem Stefan Schostok über die „Rathausaffäre“ um rechtswidrige Zulagen für einen engen Mitarbeiter gestürzt war. bin.

Ein Preis als Affront für Trump

Die Südafrikanerin Navanethem Pillay erhält den Friedensnobelpreis. Die Juristin steht für alles, was der US-Präsident ablehnt.

E s ist eine selbstbewusste Laudatio, die der Vorsitzende des Nobelpreiskomitees, Jørgen Watne Frydnes, am Freitag auf die diesjährige Preisträgerin hielt. Selbstbewusst, weil er damit deutlich machte, dass sich das Nobelkomitee nicht einschüchtern lässt vom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Sondern dass es mit der diesjährigen Auszeichnung für die südafrikanische Richterin Navanethem Pillay ein Zeichen gerade für jene Werte setzt, die Trump missachtet.

Pillay, die Richterin am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IStGH) war, als UN-Menschenrechtskommissarin amtierte und als Ad-hoc-Richterin am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 arbeitet, sei eine Frau von außergewöhnlichem Mut, sagte Frydnes. Sie habe „maßgeblich dazu beigetragen, dass Kriegsverbreche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und Völker-mord strafrechtlich verfolgt werden“. Das System des Völkerrechts stehe „unter enormem Druck“, seine Institutionen würden „angegriffen“, so Frydnes. „Wir beobachten eine Verschiebung hin zur Machtpolitik auf Kosten rechtlicher Rahmenbedingungen und der weltweiten Achtung von Recht und Gerechtigkeit“.

Mit der Verleihung des diesjährigen Friedensnobelpreises wolle das Nobelkomitee die Welt daran erinnern, dass Rechtsstaatlichkeit das Fundament sei, um Frieden zu sichern und Konflikte gewaltfrei zu lösen. Eine Welt ohne Rechtsstaatlichkeit sei ungerecht, unklug und unmenschlich. Die Richter bewachten die „schmale Grenze zwischen Ordnung und Chaos“, und doch würden sie heute „sanktioniert und ihre Institutionen angegriffen“. Das kann man eigentlich nur in Richtung USA lesen. Schließlich hat die Trump-Regierung den früheren Chefankläger des IStGH Karim Khan sanktioniert. Die USA erkennen den Gerichtshof, bei dem Pillay arbeitete, überdies nicht an. Trump hatte kürzlich vor der UN-Generalversammlung alle Staaten aufgefordert, aus „dieser skrupellosen Institution“ auszutreten. Berichten zufolge bereitet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weitere Sanktionen gegen den Gerichtshof vor.

Trump soll auch in diesem Jahr wieder unter den 208 Personen gewesen sein, die für den Nobelpreis vorgeschlagen worden waren. Die Namen werden nicht veröffentlicht. Kürzlich hatte er wieder seinen Anspruch auf den Preis erneuert und zur Begründung auf die acht angeblich durch ihn beendeten Kriege verwiesen, was niemandem zuvor je gelungen sei. Sein Vorrongänger Barack Obama habe hingegen den Preis bekommen und „gar nichts getan“. Trotzdem galt es in Oslo als so gut wie ausgeschlossen, dass Trump den Preis erhält. Im vorigen Jahr hatte Amerikas Präsident vor der Preisverleihung wiederholt Druck auf Norwegens Regierung ausgeübt, ihm den Preis zuzuerkennen. Allerdings entscheidet das Nobelpreiskomitee unabhängig über die Auszeichnung. Die fünf Jurymitglieder werden vom Parlament ernannt. Früher handelte es sich bei ihnen oft um Regierungsmitglieder, mittlerweile ist das ausgeschlossen. Im Vorjahr hatte die venezolanische Oppositionsführerin María Corina Machado den Preis erhalten. Sie hatte die Medaille anschließend Trump übergeben, nachdem die USA den venezolanischen Machthaber Nicolás Maduro entmachtet hatten. Das Nobelpreiskomitee hatte danach deutlich gemacht, dass ein Nobelpreis unwiderruflich und nicht übertragbar sei. Das Nobelkomitee hatte am Freitag die 85 Jahre alte Navanethem Pillay zunächst nicht erreicht. Der Vorsitzende des Komitees, Frydnes, sagte in Oslo, sollte Pillay auf ihrem Telefon eine norwegische Nummer sehen, solle sie doch bitte abheben. Pillay hält sich derzeit in Nürnberg auf. Die Chefin der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Agnès Callamard, filmte den Moment, als die südafri-

kanische Juristin von ihrer Ehrung erfuhr, und veröffentlichte ein Video davon im Onlinedienst X. Pillay reagierte auf die Preisvergabe mit einem Seitenhieb auf den US-Präsidenten. „Wenn ihr noch ein bisschen mehr klatscht, teile ich diesen Preis vielleicht mit Trump“, scherzte sie, als sie mit stehenden Ovationen gefeiert wurde. Die tamilische Südafrikanerin Pillay hatte 1967 als erste Frau in ihrer Heimatprovinz Natal eine Anwaltskanzlei eröffnet. Wie viele bekannte schwarze Anwälte in Südafrika vertrat sie in der Zeit

Von Claudia Bröll, Kapstadt, Christian Meier, Tel Aviv, Julian Staib, Hamburg, und Finn Hohenschwert

Erfuhr in Nürnberg von der Auszeichnung: Navanethem Pillay

vor Gericht angeklagte Aktivisten gegen die Apartheid. Aus Rache verweigerte ihr die weiße Minderheitsregierung jahrelang einen Reisepass. Navi Pillay, wie sie genannt werden möchte, hat Unterdrückung aber auch schon von Kindheit an selbst erlebt. Tamilen wurden im damaligen Südafrika ebenfalls diskriminiert.

Die Tochter eines Busfahrers erkämpfte sich ein Jura-Studium und ein Stipendium für eine Harvard-Promotion. Sie machte eine steile Karriere: 1995 wurde sie von Nelson Mandela als erste nicht weiße Richterin an den südafrikanischen High Court berufen, im selben Jahr folgte die Berufung an das UN-Kriegsverbrechertribunal für Ruanda, 2003 an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2008 wurde sie zur UN-Menschenrechtshochkommissarin ernannt. Da sie einen großen Teil ihrer Karriere außerhalb Südafrikas machte, ist sie in ihrem Heimatland nicht so bekannt, wie man es erwarten würde.

US-Justiz erweitert Anklage gegen Maduro um Folter

Eigentlich wollte sich die verwitwete Mutter von zwei Töchtern im Alter von 73 Jahren in Südafrika zur Ruhe setzen. Doch Vorhersagen, sie werde dies schwer aushalten, bewahrheiteten sich. Bis heute kämpft sie für die Rechte von Frauen, Minderheiten und Flüchtlingen. Im 2019 eingeleiteten Völkermord-Verfahren gegen Myanmar gehört sie zu den Ad-hoc-Richtern. Dem Land wird vorgeworfen, an der muslimischen Minderheit der Rohingya einen Genozid verübt zu haben. Das Verfahren reicht jedoch weit über den Fall hinaus, da es grundsätzlich um die rechtlich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Tatbestand des Völkermords geht. Ein Urteil wird für Ende des Monats erwartet.

Von 2021 bis 2025 war Pillay Vorsitzende der „Ständigen Faktfindungsmiss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zum Israel-Palästina-Konflikt“. Im Frühjahr 2025 warf diese Kommission in einem Bericht Israel vor, im Gazakrieg „völkermörderische Akte“ gegen Palästinenser zu begehen. In dem Bericht hieß es, durch Angriffe auf Gesundheitseinrichtungen für Frauen habe Israel „die Fortpflanzungsfähigkeit der Palästinenser in Gaza als Gruppe teilweise zunichtegemacht“. Pillay sagte damals, Israel setze „sexuelle und geschlechtsspezifische Gewalt gegen Palästinenser ein, um sie zu terrorisieren und ein System der Unterdrückung aufrechtzuerhalten, das ihr Recht auf Selbstbestimmung untergräbt“. Israel wies die Vorwürfe zurück. Auf die Bekanntgabe des Nobelpreiskomitees reagierte das Außenministerium in Jerusalem am Freitag mit einer äußerst scharf formulierten Erklärung. Mit Blick auf den Völkermordvorwurf hieß es darin: „Nun, da die Nobelkommission die größte Lüge des 21. Jahrhunderts belohnt hat, applaudiert Joseph Goebbels sicherlich aus der Hölle.“

Wichtiges in Kürze

Wadephul: Moskau schuldet Antworten zu Pest-Berichten

Nach dem Tod einer Mitarbeiterin eines Pest-Forschungsinstituts im sibirischen Irkutsk verlangt Bundes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CDU) von Russland Aufklärung. Er fordere „vollständige Transparenz darüber, woran in russischen Laboren geforscht wird“, sagte Wadephul der „Bild“-Zeitung. „Die Welt hat Fragen, darauf schuldet Russland Antworten“, führte der Minister aus. Auch Reisebeschränkungen schloss er demnach nicht aus. Russischen Medien zufolge war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eine 28 Jahre alte Laborbeschäftigte einer Forschungseinrichtung in Irkutsk an der Lungenpest gestorben. Sie soll sich durch ein zerbrochenes Reagenzglas infiziert haben. Der Nachrichtenwebsite „Menschen des Baikal“ zufolge wurden rund 200 Kontaktpersonen der Laborantin unter Quarantäne gestellt. Au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zeigten sich angesichts der Berichte besorgt und forderten Russland zu Transparenz auf. AFP

ICE-Beamter schießt in New York Mann an

Ein Beamter der US-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hat bei einem Einsatz in New York auf einen Mann geschossen und ihn verletzt. „Der Mann ist am Leben und befindet sich in einem örtlichen Krankenhaus“, schrieb das US-Heimatschutzministerium auf der Plattform X. Der Mann habe bei dem Einsatz festgenommen werden sollen. New Yorks Bürgermeister Zohran Mamdani teilte mit, ersten Berichten zufolge hätten Einsatzkräfte das Auto des Manns umringt, in dem auch ein fünf Jahre altes Kind war. Dann seien mehrere Schüsse abgegeben worden. Das Kind blieb nach bisherigem Kenntnisstand körperlich unverletzt. Bei dem Mann handele es sich um einen „kriminellen illegalen Ausländer“ aus der Dominikanischen Republik, teilte das US-Heimatschutzministerium mit. Er sei wegen schweren Diebstahls vorbestraft und wegen Körperverletzung, Raubes sowie Drogen- und Waffenbesitzes bereits mehrfach festgenommen worden. Zudem soll er in Verbindung mit der Straßengang „Trinitarios“ stehen. dpa

Pentagon will Hinrichtung per Livestream zeigen

Der entmachtete venezolanische Präsident Nicolás Maduro muss sich in den USA nun auch wegen Foltervorwürfen verantworten. Die New Yorker Staatsanwaltschaft reichte eine weitere Anklage gegen Maduro und seine Ehefrau Cilia Flores ein, wie aus Gerichtsunterlagen hervorgeht. Beiden wird Verschwörung zur Folterung von politischen Gegnern und US-Bürgern vorgeworfen. Konkret bezieht sich die Anklageschrift auf mehrere nicht näher identifizierte US-Staatsbürger, die während ihrer Haft in Venezuela mit Stromstößen, Schlägen und sogenanntem Waterboarding gefoltert worden sein sollen. Das Paar ist bereits wegen „Drogentererrorismus“ angeklagt. Maduro soll demnach sein Amt als Präsident und vorangegangene Posten in der Regierung über Jahre dazu genutzt haben, den Schmuggel von Tausenden Tonnen Kokain in die USA zu ermöglichen. Das US-Militär hatte den 63 Jahre alten Maduro und seine 69 Jahre alte Ehefrau am 3. Januar in ihrem Haus in Caracas festgenommen. F.A.Z.

Die Anfang Dezember geplante Erschießung eines zum Tode verurteilten Attentäters auf einem Militärstützpunkt im US-Bundesstaat Texas soll per Livestream übertragen werden. Das bestätigte US-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auf der Plattform X. Zuvor hatte er bereits gesagt, dass die Hinrichtung eines früheren Psychiaters des US-Heeres durch ein Erschießungskommando öffentlich stattfinden solle. Man werde dafür sorgen, dass Menschen die Hinrichtung von Nidal Hasan, der 2009 ein Massaker auf einem Militärstützpunkt verübt hatte, öffentlich beobachten könnten, sagte Hegseth dem US-Sender Real America's Voice. Die Vereinten Nationen verurteilten den angekündigten Livestream als eine Form von „Folter“. Das Büro des UN-Menschenrechtskommissars erklärte unter Berufung auf die UN-Antifolterkonvention, öffentliche Hinrichtungen stellten „eine Form von grausamer, unmenschlicher oder erniedrigender Behandlung oder Bestrafung“ dar. F.A.Z.

Höhenflug der britischen Grünen gestoppt

Parteichef Zack Polanski verpasst Unterhausmandat in Holborn / Von Johannes Leithäuser, London

Der Parteichef der englischen Grünen, Zack Polanski, hat am Freitag nicht nur den Sprung ins Unterhaus verpasst. Damit ist auch eine Erfolgsserie für ihn und seine Partei zu Ende gegangen. Polanski führt die Grünen seit einem Jahr. In dieser Zeit hat sich die Mitgliederzahl der Partei auf mehr als 220.000 vervierfacht. Im vergangenen Februar gewannen die Grünen überdies erstmals eine Nachwahl des Parlaments und triumphierten dabei über die Labour-Partei und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Reform UK.

Polanski, der über eine Ausbildung als Schauspieler und Berufspraxis als Hypnotiseur verfügt und überdies allerlei wackelige Angaben in seinen Lebenslauf eingetragen hat, sieht sich selbst als wesentlichen Urheber dieses Erfolgs. Er stellte die Grünen in die Rolle der schärfsten Kritiker des israelischen Vorgehens gegen die Palästinenser, verurteilte das „israelische Apartheid-Regime“ und seinen „Genozid in Gaza“ und gab damit vielen Angehörigen muslimischer Minderheiten und vielen orthodoxen, von der Labour-Partei enttäuschten Linken eine neue attraktive politische Heimat.

Während die Zustimmungsrate zu Labour in den Meinungsumfragen in der ersten Jahreshälfte auf historische Tiefstände fiel, verdoppelten sich die Werte für die Grünen und strebten die 20-Prozent-Marke an. Nachdem die Kandidatin Hannah Spencer im Februar als erste Grüne überhaupt siegreich aus einer Unterhaus-Nachwahl hervorgegangen war, bot sich jetzt dem Parteichef eine solche Chance im Londoner Wahlkreis Holborn-St-Pancras – jenem Mandat, das bisher der zurückgetretene Labour-Premierminister Sir Keir Starmer innehatte. Im Erfolgsfall wäre Polanski der sechste Grünen-Parlamentarier auf den Bänken des Unterhauses gewesen. Er scheiterte zum einen daran, dass die Labour-Partei eine Kandidatin auf den Schild hob, die selbstverständlicher und glaubwürdiger muslimische Anliegen repräsentierte als er: Sagal Abdi-Wali, die den Wahlkreis mit rund 45 Prozent der Stimmen gewann, kam vor rund 35 Jahren als somalisches Flüchtlingskind nach London und war im Stadtbezirk Camden, in dem der Wahlkreis liegt, ein Jahrzehnt lang als Kommunalpolitikerin aktiv.

Der unterlegene Polanski, der immerhin rund 33 Prozent der Nachwahl-Stimmen erhielt, fiel in gewisser Weise seinem eigenen Erfolg zum Opfer. Die Verortung der Grünen im Lager der fundamentalen Israel-Kritiker zog unter vielen anderen die Palästina-Aktivistin Lubna Speitan an. Sie unterhielt nicht nur enge Verbindungen zu einem verurteilten Al-Qaida-Terroristen, sondern initiierte auch einen Antrag, der den Juden das Recht auf einen eigenen Staat abspricht, Zionismus mit Rassismus gleichsetzt und einen palästinensischen Staat auf dem gesamten „historischen Territorium Palästinas“ propagiert. Auf dem Grünen-Parteitag in Brighton fand dieser Antrag eine Mehrheit. Rund 1000 anwesende Parteimitglieder stimmten dafür, 800 stimmten dagegen. Parteichef Polanski war in jenem Augenblick nicht zugegen. Er entschuldigte sich mit Verpflichtungen im Haustürwahlkampf und verlor durch seine Abwesenheit in der entscheidenden Parteitagsabstimmung mehr Zustimmung, als er durch einen Sieg in seinem Londoner Wahlkreis hätte gewinnen können.

Polanski beteuerte hinterher, er habe vergeblich zwei abschwächende Änderungsanträge unterstützt. Doch diese Anträge hätten in der basisdemokratischen Abstimmung leider keine Mehrheit gefunden. Von den Kontakten der Urheberin des Antrags zum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habe er nicht gewusst. Im Sender BBC sagte er, es habe mehr als 120 Anträge auf dem Parteitag gegeben, da könne er nicht die Urheberschaft von allen kontrollieren.

Die frühere Grünen-Vorsitzende Caroline Lucas, die mehr als ein Jahrzehnt lang den einzigen Sitz für die Grünen im Unterhaus hielt, warf ihrem Nachfolger unterdessen mangelnde Führungsstärke vor. Der mit Mehrheit beschlossene Zionismus-Antrag sei „gefährlich, spaltend und von Anfang bis Ende voller Fehler“. Bereits 2024 und 2025 standen die Grünen im Zentrum von Antisemitismus-Vorwürfen, nachdem zwei muslimische Kandidaten ihrer Partei bei den Kommunalwahlen öffentlich die palästinensische Hamas unterstützt und Verschwörungserzählungen wiedergegeben hatten, denen zufolge Israel die Hamas-Angriffe vom 7. Oktober selbst inszeniert habe.

Polanski beteuerte im vergangenen Mai, die Partei werde ihre Kommunalkandidaten gründlicher überprüfen und ein „verpflichtendes Antisemitismus-Training einführen“. Er gab auch an, er glaube nicht, „dass wir da ein besonderes Problem haben verglichen mit der Gesellschaft allgemein und anderen politischen Parteien“. Die gescheiterte Nachwahl ins Unterhaus beschrieb der Grünen-Parteichef am Freitag als Erfolg: Seine Partei habe im Wahlkreis Holborn ihre Stimmen verdreifacht, das zweitbeste je erzielte Nachwahl-Ergebnis verbucht und einen einst sicheren Labour-Wahlkreis in einen wackeligen verwandelt. Polanski beteuerte, seine Mission sei weiterhin, zu erreichen, dass die Labour-Partei „sich vor den Grünen stärker fürchtet als vor Reform UK“.

Berlin will am deutsch-französischen Panzer festhalten

Pistorius: Projekt ist nicht beendet / Frankreichs Generalstabschef hatte von Aus gesprochen

Deutschland will, anders als zuvor vom französischen Generalstabschef verlautet, weiter an dem deutsch-französischen Kampfpanzer Main Ground Combat System (MGCS) festhalt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dementierte am Freitag, dass Berlin aus dem Projekt aussteigen wolle. „Das Projekt MGCS ist nicht beendet, es ist nicht tot“, erklärte er während eines Unternehmensbesuchs in Bordeaux anlässlich des Staatsbesuchs von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n Frankreich. Ganz im Gegenteil, sagte Pistorius, bleibe MGCS „ein Kernprojekt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Kooperation bei Landsystemen“. Frankreichs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Catherine Vautrin betonte neben Pistorius ebenfalls, dass MGCS fortgesetzt werde. „Denn es ist nichts anderes als ein Panzer einer neuen Generation mit weiteren Funktionen, die im aktuellen Kontext von großer Bedeutung sind“, sagte sie. Der französische Generalstabschef Fabien Mandon hatte am Donnerstag in einer Anhörung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erklärt, dass „die Deutschen entschieden haben, sich aus dem Projekt zu verabschieden“.

Es wäre nach dem Aus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ampfflugzeugs FCAS das zweite wichtige Rüstungsprojekt zwischen Berlin und Paris gewesen, das innerhalb kurzer Zeit scheitert. Pistorius sagte dazu, dass man aus früheren Fehlern lerne. „Und deswegen ist MGCS komplett ungefährdet und ein wichtiges Zukunftsprojekt unserer beiden Nationen, unserer beiden Streitkräfte.“

Tatsächlich hat das MGCS-Projekt mit erheblichen Problemen zu kämpfen. Daraus soll kein herkömmlicher Kampfpanzer entstehen, sondern ein „Multiplatt-formsystem“ aus mehreren spezialisierten Fahrzeugen, die miteinander vernetzt sind und im Verbund mit unbemannten Systemen kämpfen sollen. MGCS soll unter anderem mit einer höheren Feuerkraft und besserem Schutz für die Besatzung von den 2040er-Jahren an den deutschen Leopard 2 und den französischen

Leclerc ablösen. Aufgrund unterschiedlicher Vorstellungen und Industriepolitik kommt das Projekt allerdings kaum voran. So konnte man sich bislang nicht einmal auf das Kaliber der Hauptkanone einigen.

Schon im Juli waren Sorgen über ein Aus des Projekts angeheizt worden durch eine Pressemitteilung des deut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anlässlich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Ministerrats, in dem nur noch von der gemeinsamen Entwicklung einer „plattformunabhängigen Technologie“ gesprochen wurde. Von dem ursprünglich geplanten Bau einer ganzen Fahrzeugfamilie war darin keine Rede mehr. gorg.

Sportschütze tötet zwei Kontrolleure

Nach den tödlichen Schüssen auf zwei Behördenbeschäftigte bei einer Waffenkontrolle in Berngau gab es am Freitag zunächst keine Erkenntnisse zu einer möglichen extremistischen Gesinnung des Tatverdächtigen. Das teilte Bayerns Innenminister Joachim Herrmann (CSU)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in Oberschleißheim mit. Der verdächtige Jäger und Sportschütze sei bislang polizeilich nicht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auch bei Staats- und Verfassungsschutz liegen demnach keine Erkenntnisse vor. Zum jetzigen Zeitpunkt sei „völlig unerklärlich, warum es zu dieser Situation gekommen ist“, sagte Herrmann. Ermittelt werde weiterhin in alle Richtungen.

Auch der genaue Tatablauf sei noch unklar. Zwei Mitarbeiter des Landratsamts Neumarkt in der Oberpfalz hatten den Sechzigjährigen am Donnerstag zu einer routinemäßigen und unangekündigten Waffenkontrolle aufgesucht. Der Jäger und Sportschütze habe dabei das Feuer eröffnet und zwei Mitarbeiter – einen 45 Jahre alten Mann und seine 54 Jahre alte Kollegin – tödlich getroffen. Nachbarn hörten die Schüsse und alarmierten die Polizei.

Der Mann verschanzte sich daraufhin in seinem Haus vor den Einsatzkräften. Laut Herrmann waren die Beamten über Stunden hinweg in Kontakt mit dem Täter und versuchten, ihn zur Aufgabe zu überreden. In der Nacht auf Freitag um etwa drei Uhr griffen die Spezialkräfte zu. Mit einem „gezielten Schuss“ auf das Bein des Täters sei dieser gestoppt und schließlich festgenommen worden. Er befinde sich in ärztlicher Behandlung, so Herrmann.

Der Sechzigjährige soll befragt werden, auch die Ergebnisse voriger waffenrechtlicher Prüfungen würden ausgewertet, so Herrmann. Auf den Sportschützen seien insgesamt zehn Waffen zugelassen gewesen. Ob er auch weitere, illegale Waffen besaß, sei noch Gegenstand der Ermittlungen.

In Bayern gebe es mehr als 200.000 Waffenbesitzer, die routinemäßig im Durchschnitt etwa alle drei Jahre kontrolliert werden, sagte Herrmann. Dabei werde etwa überprüft, ob sie die Waffen ordnungsgemäß aufbewahren. Jährlich komme es zu rund 60.000 solcher Kontrollen, bei denen es in der Vergangenheit „keine derartigen Vorfälle auch nur im Ansatz gegeben“ habe. Seine Gedanken seien bei den Angehörigen der Opfer sowie deren Kollegen.

Der Fall sei nach bisherigen Erkenntnissen nicht vergleichbar mit einem tödlichen Einsatz in Georgensgmünd vor rund zehn Jahren. Damals hatte das Landratsamt mit Polizeischutz einen Reichsbürger aufgesucht, um dessen Waffen einzuziehen. Der Mann schoss auf die Beamten, von denen einer tödlich verletzt wurde. jant.

Andrew gewinnt gegen Polizei

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 hat einen juristischen Etappensieg gegen die Ermittlungsbehörden erreicht, die prüfen, ob er sich in seiner Freundschaft zu dem Sexual-täter Jeffrey Epstein eines Fehlverhaltens in einem öffentlichen Amt schuldig gemacht hat. Die Ermittlungen stützen sich auf Unterlagen aus den sogenannten „Epstein-Files“, die von amerikani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erstellt und teilweise veröffentlicht worden sind. Der britische König Charles III. hatte zuvor schon seinem Bruder Andrew wegen dessen Verbindung zu Epstein sämtliche Titel und Ehren entzogen und ihn zum Auszug aus seinem Anwesen Royal Lodge im Park von Windsor bewegt.

Aufgrund der Hinweise aus den Epstein-Akten hatte die zuständige englische Polizeieinheit Thames Valley Police im vergangenen Februar Durchsuchungsbefehle sowohl für die Royal Lodge als auch für Andrews neuen Wohnsitz, ein Bauernhaus auf dem königlichen Besitz von Sandringham in Norfolk, beantragt. Nach einer Beschwerde der Anwälte Mountbatten-Windsors urteilte nun ein Richter des Londoner High Court, die Durchsuchungsansinnen stützten sich auf eine unzutreffende Rechtsgrundlage. Sie sind daher nichtig, hätten aber mit einer anderen rechtlichen Begründung Bestand gehabt.

Der Richter stellte überdies klar, der Umstand, dass die Durchsuchungsbeschlüsse fehlerhaft seien, bringe die Ermittlungen insgesamt nicht zum Scheitern und bedeute auch nicht, dass diese Ermittlungen selbst ungesetzlich seien. Die Frage, ob die Polizei die bei den Durchsuchungen sichergestellten Dokumente und Unterlagen wieder an Mountbatten-Windsor herausgeben muss, ohne sie als mögliche Beweismittel verwenden zu können, wurde in der juristischen Anhörung vor dem High Court nicht entschieden. Dies soll erst bei einer weiteren Sitzung im nächsten Jahr geschehen. Bis dahin bleiben sie im Gewahrsam der Polizei.

Die Polizei teilte mit, die Untersuchung eines möglichen Fehlverhaltens in öffentlichem Amt „gegen einen Mann in den Sechzigern aus Norfolk wird fortgesetzt; wir folgen allen vernünftigen Spuren, um diese Untersuchung fair und effektiv voranzutreiben“. Lt.

In Smog gehüllt: Die Skyline von Kuala Lumpur ist aus der Ferne kaum zu erkennen.

Die schlechteste Luft der Welt

In Singapur und Malaysia erreicht die Luftverschmutzung Rekordwerte. An vielen Orten fällt die Schule aus.

Von Till Fähnders, Singapur

Singapurs Skyline aus der Ferne nur schemenhaft auszumachen. Ein milchiger Schleier hat sich vor die drei Türme des Hotels Marina Bay Sands und das Riesenrad „Singapore Flyer“ gelegt. Passanten tragen Mundschutz. Der Stadtstaat hatte nach Angaben des Schweizer Unternehmens IQ Air am Freitag unter den erfassten Städten die schlechteste Luft der Welt, gefolgt von der malaysischen

Hauptstadt Kuala Lumpur. Die Luftqualität ist bereits seit Juli erheblich beeinträchtigt. Aber am Freitag erreichte der PSI-Wert, ein Index, mit dem Singapurs Behörden die Luftqualität einstufen, den bisher höchsten Wert des Jahres. Seit Tagen bewegt sich die Verschmutzung auf einem Niveau, die als „ungesund“ eingestuft wird.

Der Grund für den Smog sind Waldbrände und Brandrodungen auf den indonesischen Nachbarinseln. Wegen des El-Niño-Wetterphänomens fallen sie in diesem Jahr besonders heftig aus. Der „Haze“, wie die Singapurer den von indonesischen Waldbränden verursachten Rauch nennen, trifft den Stadtstaat und die Nachbarländer so stark wie seit Jahren nicht mehr. Die Behörden kündigten an, dass das Unterhaltungsprogramm für das am Wochenende stattfindende Formel-1-Rennen womöglich unter „gewissen Einschränkungen“ stattfinde.

In den malaysischen Bundesstaaten Johor, Malakka, Negeri Sembilan und Selangor sowie in der Hauptstadt Kuala Lumpur und dem Regierungssitz Putrajaya fiel wegen der verschmutzten Luft am Freitag die Schule aus. Zudem muss ten in der Region Flüge wegen der schlechten Sicht umgeleitet werden oder waren verspätet. Die Brände im indonesischen Teil der Insel Borneo sowie auf der Insel Sumatra lodern teilweise schon seit Wochen. Sie werden größtenteils absichtlich zu landwirtschaftlichen Zwecken gelegt, um Flächen frei zu machen und Pflanzenreste zu entfernen.

Das Feuer und der Rauch verstärken sich dadurch, dass es sich in vielen Gebieten um leicht brennende Torfmoorböden handelt, in denen die Brände über lange Zeiträume unter der Oberfläche weiter schwelen. Die Umweltorganisation Greenpeace identifizierte diese Woche 20 Palmöl-, Zellstoff- und Zuckerunternehmen als Hauptverantwortliche für die Brände. Die Gruppe sprach von einem „kriminellen Akt“, der das Leben von Millionen von Menschen gefährde. Es wurden bereits Hunderttausende zusätzliche Atemwegserkrankungen registriert.

Die Lage erinnert zunehmend an das Jahr 2015, als ein regionaler Smog-Notstand zu weitreichenden Beeinträchtigungen und diplomatischen Spannungen geführt hatte. Auch die jetzigen

Brände haben außenpolitische Folgen: Am Donnerstag sprach der malays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Anwar Ibrahim mit Indonesiens Präsident Prabowo Subianto. Anwar sagte nach Angaben der Zeitung „The New Straits Times“, die Smog-Lage sei „besorgniserregend“. Der indonesische Präsident habe sich bereit erklärt, die notwendigen Maßnahmen zu ergreifen.

In Indonesien haben diese Woche vor Gericht auch die Anhörungen um eine Sammelklage von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begonnen. Sie werfen dem Präsidenten und weiteren Mitgliedern der nationalen und regionalen Regierung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Bränden „grobe Fahrlässigkeit“ vor. Vor dem Gericht in Pontianak in der Provinz Westkalimantan machen sie die Regierung für Folgen wie Schulschließungen und die hohe Zahl von Atemwegserkrankungen verantwortlich. Glorio Sanen von der Gruppe Nafas Kalbar sagte dem australischen Sender ABC, die Regierung hätte auf diesen El Niño vorbereitet gewesen sein können. Die Kläger forderten die Regierung auf, den nationalen Notstand zu erklären.

„Die Unis sehen sexuelle Gewalt als PR-Problem“

In Amerika können Fälle von sexueller Gewalt an Universitäten hinter den Kulissen verhandelt werden

Auf die Anhörung vor einer Kommissio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musste Jane Doe fast sieben Monate lang warten. „Ich wurde vergewaltigt und gequält“, fasste die damals Zwanzigjährige ihre Erlebnisse in einem Haus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Chi Phi im Mai 2025 schließlich zusammen. Die Zivilklage der früheren Studentin der renommierten Hochschule im Bundesstaat New York, die den Fall zwei Jahre nach dem mutmaßlichen Verbrechen jetzt über den Campus in Ithaca hinaus öffentlich machte, lieferte mehr Details zu den Vorwürfen.

In der Nacht des 19. Oktober 2024, sagte die als Jane Doe anonymisierte Frau bei der Universitätspolizei aus, besuchte sie das Anwesen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an der Edgemoor Lane. Nach dem Stopp in der Bar Moonies hatte sich die betrunkene Studentin dort mit einem Freund verabredet. Als der Student ihr Sex mit einem weiteren Kommilitonen vorschlug, habe sie nach kurzem Zögern eingewilligt. Dem einvernehmlichen Sex mit mehreren Mitgliedern der Verbindung seien später Ketamingaben sowie Übergriffe und Vergewaltigungen gefolgt.

„Plötzlich kam eine Gruppe von Männern in das Zimmer. Ich schrie laut auf und lief weg, um mich in einem Bett zu verstecken“, gab Jane Doe zu Protokoll. „An dem Punkt verschwimmt meine Erinnerung.“ Von dem vermeintlichen „Sex zu acht“ erfuhr sie einige Tage später aus sozialen Medien. Als Jane Doe nach den Übergriffen wegen einer Harnwegsinfektion behandelt wurde, berichtete sie der Ärztin von einer „traumatischen Erfahrung“.

Die Causa der „Cornell 7“, wie die beschuldigten ehemaligen Mitglieder der Verbindung Chi Phi inzwisch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heißen, hat auch die Debatte über den Umgang amerikanischer Bildungseinrichtungen mit sexuellem Missbrauch befeuert. Wi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bekannt wurde, hatte die Universitätspolizei Jane Doe drei Wochen nach der mutmaßlichen Gruppenvergewaltigung zwar angehört. In der sechs Seiten langen Zusammenfassung des Protokolls, das die Cornell University Police a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es Bezirks Tompkins weiterleitete, ließ sie Jane Does Satz, sich der Vergewaltigung „einhundertprozentig“ sicher zu sein, aber aus. Der Bezirksstaatsanwalt Matthew Van Houten verzichtete damals auf Ermittlungen gegen die „Cornell 7“.

Jetzt beauftragte die Gouverneurin von New York, Kathy Hochul, die Generalstaatsanwältin des Bundesstaates, Letitia James, mit der Aufsicht über neue Ermittlungen. Zu den Aufgaben der Demokratin gehört auch die Prüfung, wie Cornell mit dem Verdacht der Gruppenvergewaltigung umging. Seit dem Bekanntwerden von Jane Does Zivilklage bemüht sich die Universitätsleitung um Schadensbegrenzung. „Der Fall wirft herzzerreißende Fragen zu sexuellem Missbrauch, Entmenschlichung und Partykultur auf. Er lässt uns aber auch die Untersuchungen hinterfragen, die nach den ersten Anschuldigungen stattfanden“, spielte Cornells Präsident Michael Kotlikoff auf die umstrittenen internen Ermittlungen der Universität unter dem sogenannten Title IX an.

Das Bundesgesetz verlangt die Verfolgung von sexuellen Übergriffen auf dem Campus. Wie bei Cornell's Jane Doe bietet Title IX Bildungseinrichtungen aber auch Gelegenheit, Fälle von Missbrauch und Vergewaltigungen hinter den Kulissen zu verhandeln und nicht öffentlich zu machen. „Die Universitäten sehen sexuelle Gewalt als Problem für Public Relations. Keine will die mit der höchsten Vergewaltigungsquote sein“, sagte der Kriminologe Corey Rayburn Yung.

Wie der Sender CBS recherchierte, begann Cornell erst im Januar 2025, zwei Monate nach Jane Does Anzeige bei der Universitätspolizei, das vorgeschriebene Verfahren. Im Mai 2025, weitere vier Monate später, fanden vor dem Title IX Office mehr als zehn Anhörungen statt. Jane Doe bestätigte damals, „vergewaltigt und gequält“ worden zu sein. Mehr als 30 Personen, unter ihnen auch die sieben Beschuldigten, sagten aus.

Nach Gerüchten, die „Cornell 7“ seien lediglich mit dem Verfassen eines einseitigen Essays bestraft worden, gab die Universität vor einigen Tagen bekannt, zwei der mutmaßlichen Vergewaltiger damals hinausgeworfen zu haben. Zwei weitere Mitglieder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mussten ihr Studium zwei Semester lang unterbrechen. Für zwei ihrer Kommilitonen endete die Untersuchung gemäß Title IX ohne

Protest in Washington: Solidarität mit „Jane Doe“

Strafe, ein weiterer hatte sein Studium zu Beginn der Untersuchung bereits mit Erfolg abgeschlossen. Eine Taskforce, die der Universitätspräsident Kotlikoff im Februar 2025 zur Eindämmung sexueller Übergriffe einsetzte, zeigte derweil, dass mehr als eine von drei Studentinne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Opfer sexueller Übergriffe wird.

Um auf die von Kotlikoff als „ernstes und anhaltendes Problem“ beschriebenen Übergriffe zu reagieren, hatte der frühere Präsident Barack Obama vor 15 Jahren sämtliche Universitäten per Brief aufgefordert, bei Anzeigen zu sexuellem Missbrauch und Vergewaltigung umgehend und gründlich zu ermitteln. Das Schreiben des Demokraten sah auch das Prinzip der sogenannten überwiegenden Wahrscheinlichkeit von Beweisen vor, eine niedrigere Hürde als bei üblichen Ermittlungsverfahren.

Obamas republikanischer Nachfolger Donald Trump verschärfte die Regelungen einige Jahre später. Bei Untersuchungen zu Title IX gilt an Universitäten seit dem Jahr 2020 der Grundsatz von „clear and convincing“ Beweisen, die weit umfangreicher sein müssen als von Obama vorgesehen. Ob die Vorschrift auch bei Cornells Untersuchung nach der mutmaßlichen Gruppenvergewaltigung eine Rolle spielte, bleibt vorerst offen.

Während auf dem Campus in Ithaca und an Universitäten in mindestens 40 amerikanischen Bundesstaaten am Donnerstag Zehntausende Studenten ein härteres Vorgehen gegen mutmaßliche Vergewaltiger forderten, beantragte einer der „Cornell 7“ die Ablösung der Generalstaatsanwältin James als Sonderermittlerin. Nach Posts der Juristin in sozialen Medien, in denen sie Jane Doe ihr Mitgefühl versicherte, warf Gillio Lopes’ Anwalt ihr Befangenheit vor. „James’ Äußerungen lassen uns an fairen Ermittlungen zweifeln“, ließ Stuart Bernstein den Obersten Gerichtshof in New York wissen. CHRISTIANE HEIL

Kokainkartell in Ecuador zerschlagen

BRÜSSEL. Internationale Ermittler haben ein Drogenkartell zerschlagen, das seit 2019 von Ecuador aus viele Tonnen Kokain nach Europa geschmuggelt hat. Wie die EU-Polizeibehörde Europol am Freitag mitteilte, waren an der von ihr unterstützten Operation unter dem Codenamen „Cantabria“ spanische Polizisten und Beamte der ecuadorianischen Nationalpolizei beteiligt.

Am Donnerstag wurden demnach zwanzig Verdächtige an mehreren Orten in Ecuador festgenommen und 23 Immobilien durchsucht. „Durch die Bündelung ihrer Kräfte ist es d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nach jahrelangen gemeinsamen Ermittlungen gelungen, das kriminelle Netzwerk aufzudecken und zu zerschlagen“, so Europol.

Insgesamt wurden im Rahmen von 13 Großoperationen zwischen 2022 und 2026 mehr als 43 Tonnen Kokain beschlagnahmt, die mit dem kriminellen Netzwerk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erden. Eine Tonne Kokain hat einen Schwarzmarktwert von rund 40 Millionen Euro; da das Pulver in der Regel noch gestreckt wird, liegt der tatsächliche Verkaufspreis sogar noch höher.

Das Netzwerk verfügte über Stützpunkte in Belgien, den Niederlanden, Portugal und Spanien und lieferte Ware an die sogenannte „Mocro“-Mafia, die von Personen marokkanischer Herkunft dominiert wird. Die Ermittler kamen den Schmugglern auf die Spur, nachdem sie 2021 in das verschlüsselte Kommunikationsnetzwerk Sky ECC eingedrungen waren, das hauptsächlich von Kriminellen genutzt wurde.

Das Kokain stammte nach Angaben der Ermittler aus Anbaugebieten in Kolumbien und wurde unter dem Deckmantel von Export-/Importunternehmen für tropische Früchte nach Europa geschmuggelt. Versteckt wurde die Ware in Seecontainern, mit denen Bananen, Kakao, Holz und Meeresfrüchte transportiert wurden. Die Operation „Cantabria“ begann, nachdem 13 Tonnen Kokain im Oktober 2024 im Hafen von Algeciras in Bananencontainern gefunden worden waren – das war die bis dahin größte Beschlagnahmung durch die spanische Polizei. Im Rahmen der Ermittlungen wurden zwei ecuadorianische Beamte zum Europol-Haupquartier in Den Haag entsandt, um den Informationsaustausch und die Zusammenarbeit der Ermittler zu erleichtern. „Diese Operation zeigt, was wir gemeinsam erreichen können“, sagte EU-Innenkommissar Magnus Brunner am Freitag. THOMAS GUTSCHKER

Kurze Meldungen

Reul bricht sich die Hüfte

Nordrhein-Westfalens Innenminister Herbert Reul hat sich die Hüfte gebrochen. Bei einem dienstlichen Termin im Polizeipräsidium Wuppertal sei Reul über eine schmale Treppenstufe gestolpert und gestürzt, teilte eine Sprecherin des Innenministeriums mit. Der 74 Jahre alte CDU-Politiker befindet sich den Angaben zufolge in ärztlicher Behandlung im Krankenhaus. Erst am Donnerstag hatte Reul mitgeteilt, dass er nach einer Operation in diesem Sommer unter Ausspracheproblemen leide. Er habe in den Sommerferien einen medizinischen Eingriff vornehmen lassen, um das Zittern einer Hand zu beseitigen. Seitdem habe er die sprachlichen Probleme. Es sei noch unklar, warum sie entstanden seien. „Erst hatte ich kein Glück, und dann kam auch noch Pech dazu“, erklärte Reul. „Durch einen blöden Stolperer bin ich gefallen und habe mir dabei die Hüfte gebrochen.“ Es gehe ihm den Umständen entsprechend gut. Allerdings müsse er jetzt auf die Pausetaste drücken und der Hüfte die nötige Zeit geben, wieder zu heilen. dpa

Prinz Harry ging es schlecht

Der Umzug von Großbritannien nach Kanada vor sieben Jahren hat Prinz Harry nicht gutgetan. Der Sohn des britischen Königs Charles III., der sich damals von royalen Verpflichtungen lossagte, berichtete jetzt, damals eine Depression durchgemacht zu haben. „Mein Adrenalin stürzte ab. Es war, als benötige ich Stress, um mein Hirn zu aktivieren“, erinnerte sich der Zweiundvierzigjährige am Donnerstag auf der Plattform Masterclass. Er habe nichts mehr mit sich anzufangen gewusst. Die Depression habe fast zwei Wochen angehalten. ceh.

Shatner schimpft auf Aldi

William Shatner hat Dampf abgelassen. In einem bizarren Post bei X warf der Fünf- undneunzigjährige dem deutschen Lebensmittelkonzern Aldi vor, von Zahlen keine Ahnung zu haben. Anlass bot ein Schreiben des Unternehmens an den Sohn eines britischen Radiomoderators, in dem Aldi die Rückzahlung von knapp 100 Pfund verlangte. Der Moderator hatte Shatner und Millionen andere Nutzer bei X zuvor an der „bedrohlichen“ Forderung teilhaben lassen. „Der Chef des Unternehmens sollte auch mal berechnen, wie teuer so ein Brief ist. Garantiert mehr als 97 britische Pfund!“, wetterte Shatner. ceh.

Nützlicher Idiot Von Reinhard Müller

Für einen Ausschluss aus der SPD hat es nie gereicht. Doch die persönliche Ostpolitik des Gerhard Schröder stellt sogar das Verhalten ehemaliger deutscher Geheimdienstchefs in den Schatten. Denn es geht um den einstigen Bundeskanzl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ssen Hörigkeit. Wie lange steht er eigentlich schon im Dienste Putins? Schröders erste Anschlussverwendungen stand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von ihm als Kanzler vorangetriebenen Projekt Nord Stream 2. Schon das war ein Skandal. Und als der von Schröder einst als „lupenreiner Demokrat“ bezeichnete Moskauer Gewaltherrscher die Ukraine mit einem von Vernichtungswillen getragenen Angriffskrieg überzog, ließ sich der Aufsteiger aus Niedersachsen zunächst noch vom Kreml alimentieren.

Ja, man muss grundsätzlich offen dafür sein, mit allen zu reden. Schön wäre es gewesen, wenn Schröder spürbar mäßigenden Einfluss auf den über Leichen gehenden Putin ausgeübt hätte. Doch der sieht im ehemaligen Kanzler und SPD-Vorsitzenden zu Recht nur einen nützlichen Idioten. Als fotogener Geburtstagsgratulant und frisch gebackener Aufsichtsrat einer russischen Supermarktkette liefert der Sozialdemokrat bessere Bilder als solche von Tod und Zerstörung, für die Putin wirklich steht. Dieses entwürdigende Spiel fällt in eine Zeit, in der Politiker oft pauschal verunglimpft werden. Schröder bereichert sich, schadet aber Amt und Land. Sein Platz ist in Moskau.

Berechtigte Sorge Von Thomas Jansen

Von Thomas Jansen

Allzu erstaunlich ist es nicht, dass erheblich mehr Frauen nichtinvasive Pränataltests verwenden, seit sie von den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bezahlt werden. Zumal die Bedingung sehr vage formuliert ist: Die betroffene Frau und ihr Gynäkologe müssen zu der Auffassung gelangt sein, der Test sei in der persönlichen Situation der Frau notwendig. Angesichts der wachsenden Klagelust ist das Bedürfnis, sich abzusichern und lieber einen Test zu viel als zu wenig zu machen, durchaus nachvollziehbar. Bei allem Verständnis dafür: Es wäre sehr bedenklich, wenn das Verfahren faktisch einem flächendeckenden Screening auf Trisomie 21 gleichkommt.

Diese Sorge treibt die Unterzeichner eines überfraktionellen Antrages, den der Bundestag verabschiedet hat, nicht zu Unrecht um. Es ist daher eine gute Nachricht, dass die Folgen der Kassenzulassung des Tests untersucht werden sollen. Umso mehr, als die Zahl der sogenannten falsch-positiven Ergebnisse höher ist als erwartet. Die Folgen können fatal sein. Im Extremfall, wenn keine weitere zuverlässigere Untersuchung erfolgt, treibt eine Mutter ihr Kind ab, weil sie fälschlicherweise annimmt, es habe Trisomie 21. Auch deshalb wäre es wünschenswert, wenn untersucht würde, ob die Zulassung des Verfahrens als Kassenleistung Auswirkungen auf die Zahl der Abtreibungen hat. Auch darüber muss gesprochen werden.

Ein Dämpfer für Merz aus Brüssel

Die EU-Kommission lehnt eine „assoziierte Mitgliedschaft“ der Ukraine ab Von Thomas Gutschker, Brüssel

Fast fünf Monate ist es her, dass Friedrich Merz eine „assozierte EU-Mitgliedschaft“ für die Ukraine vorgeschlagen hat. Der Begriff war eine Erfindung des Kanzleramts, der Inhalt unkonventionell. Solange Kiew nicht der EU beigetreten ist, was aus Berliner Sicht noch mehrere Jahre dauern wird, sollte es enger an die Union gebunden werden. So brachte Merz eine Teilnahme des Landes an Sitzungen des EU-Ministerrats, des Europäischen Rats der Regierungschefs, an Kommissionssitzungen und von Abgeordneten an Parlamentssitzungen ins Gespräch – beratend, ohne Stimmrecht. Die vom Kanzler gewünschte Debatte über diesen Vorschlag hat es jedoch bis dato nicht gegeben. Es sieht vielmehr so aus, als sei er versandet.

Beim Europäischen Rat im Juni war keine Zeit, um über Erweiterung zu reden. Das Thema wurde auf die nächste Sitzung geschoben. Die folgt nun in der kommenden Woche, doch dreht sich die Diskussion gar nicht mehr um Merz' Vorstoß. Denn am Dienstag dieser Woche hat die EU-Kommission einen eigenen Vorschlag zur Erweiterung präsentiert – und dem Kanzler nebenbei eine Abfuhr erteilt. Die Teilnahme an einer Heranführungsphase „kann weder die Mitgliedschaft im Kollegium (der Kommission) begründen noch Entscheidungsbefugnisse“, stellte die Kommission fest.

Für möglich hält die Kommission allenfalls, was sie nach der großen Erweiterungsrunde im Jahr 2004 für einige Monate praktizierte: Die zehn neuen Staaten durften je einen Kommissar ins Kollegium entsenden, jedoch ohne Geschäftsbereich. So etwas sei auch während der Ratifizierungsphase denkbar, also nach dem Abschluss der Verhandlungen und vor dem tatsächlichen Beitritt, erläuterte ein EU-Beamter, ohne Entscheidungskompetenz. Der Ukraine würde das aber nicht weiterhelfen, denn die Bundesregierung hält einen Abschluss der Verhandlungen in diesem Jahrzehnt für ausgeschlossen. Obendrein würde die Kommission weiter aufgebläht, obwohl eher eine Verkleinerung nötig wäre.

Merz' Vorschlag, Kiew die Teilnahme an Europäischen Räten zu eröffnen, war schon vorher im Kreis der Mitgliedstaaten auf erheblichen Widerstand gestoßen. Das sei allenfalls ad hoc und zu bestimmten Themen möglich, argumentierten Diplomaten in Brüssel, keinesfalls aber dauerhaft und umfassend. Sie verwiesen auf den EU-Vertrag, der genau festlegt, wer dem Gremium der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ngehört: die 27 Chefs sowie der Präsident und der Präsident der EU-Kommission. Der EU-Außenvertreter darf lediglich teilnehmen. In Brüssel fiel auf, dass nicht einmal Frankreich den deutschen Vorstoß unterstützte.

Hinter der Ablehnung stecken zwei politische Gründe. So sind Staaten wie Österreich dagegen, der Ukraine einen

Sonderstatus zu geben, der sie gegenüber den Staaten des westlichen Balkans hervorhebt – selbst jenen, die im Beitrittsprozess schon weiter fortgeschritten sind. Vorbehalte gibt es aber auch gegenüber einer Omnipräsenz von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Der nimmt seit 2022 ohnehin an jeder Sitzung teil, wenn es um sein Land geht, per Videokonferenz, oft auch persönlich. Es stehe ihm aber nicht zu, sagen Diplomaten, am Tisch zu sitzen, wenn die Regierungschefs über ihre Beziehungen zu den USA, Russland oder China redeten. Die Kommission schlägt deshalb lediglich vor, Beitrittskandidaten als Beobachter in „Expertengruppen“ einzuladen.

An der Seite Kiews: Friedrich Merz und Präsident Selenskyj
Foto Daniel Pilar

Merz hatte seinen Vorschlag aus einer Erfahrung vor vier Jahrzehnten abgeleitet. Den Fall der Mauer und die Wiedervereinigung hatte er als junger Europaabgeordneter erlebt. Er erinnerte sich daran, dass seinerzeit 18 Abgeordnete aus der DDR-Volkskammer in das Europäische Parlament entsandt worden waren, damit die neuen Länder dort vertreten waren, wenn auch ohne Stimmrecht. „Das ging ohne Vertragsänderung“, legte Merz nach dem Europäischen Rat im Juni dar. „Deswegen geht auch das, was ich jetzt vorgeschlagen habe, ohne Vertragsänderung.“ Das gilt aber wohl nur für die Teilnahme von Beobachtern an Parlamentssitzungen, nicht für die anderen Institutionen.

Dass die Debatte über den Vorstoß des Kanzlers nicht in Fahrt kam, liegt freilich auch an den geopolitischen Umständen. Eine Zeit lang hatte es so ausgesehen, als würde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um beinahe jeden Preis ein Friedensabkommen in der Ukraine mit dem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Wladimir Putin anstreben. Im Entwurf eines Friedensplans, der Ende 2025 zirkulierte, war der Beitritt Kiews zur EU zum 1. Januar 2027 vorgesehen, um das Land im Westen zu verankern. Das war jedoch völlig unrealistisch und führte zu Überlegungen in der EU, wie man Kiew entgegenkommen könne. Diese Diskussion hat jedoch an Dringlichkeit verloren, weil ein Frieden in der Ukraine wieder in die Ferne gerückt ist.

Die EU-Kommission legte am Dienstag einige Ideen vor, wie Staaten schon vor ihrem Beitritt stärker an die Union gebunden werden können. Vorbild dafür ist die Teilnahme der Ukraine und Moldaus seit Jahresbeginn am EU-Roaming. Für diese beiden Staaten sowie für Montenegro und Albanien, die am weitesten fortgeschritten sind, sollen nun individuelle Pläne mit weiteren möglichen Schritten erstellt werden. Sie sollen Ende des Monats fertig sein, wenn die Kommission ihr jährliches Urteil zum Fortschritt der Kandidaten spricht – als Anreiz für neue Anstrengungen. Etwas Ähnliches hatte auch Merz im Mai angeregt. Viel mehr ist von seinem Vorstoß allerdings nicht übrig geblieben.

Fremde Federn: Gordon Schnieder

Wo bleibt der Aufschrei von SPD und Grünen?

Unsere Demokratie ist in Gefahr. Ein Satz, so oft gesagt, gehört, gelesen. Schon fast abgenutzt. Jedoch: Er muss endlich Folgen haben. Jetzt.

Man blickt in diesen Tagen sprachlos in die Republik. Da ist Berlin: SPD und Grüne sprechen dort mit der Linken mit einer bemerkenswert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über eine Zusammenarbeit, die eine grundlegende Grenze verschieben würde.

Da geht es um eine linke Innenpolitik, in deren Namen Polizei und Staat beschimpft und herabgewürdigt werden. Es geht um Enteignungsphantasien, die Unternehmen und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aus der Hauptstadt vertreiben würden. Aber vor allem geht es um einen zunehmenden Antisemitismus, der viel zu oft unwidersprochen bleibt.

Lassen SPD und Grüne es wirklich zu, dass eine Partei an führender Stelle Verantwortung übernimmt, in deren Reihen Judenfeindlichkeit offen zutage tritt? Es wäre ein fatales Signal, darüber hinwegzusehen, um die eigene politische Macht zu sichern. Gerade in Berlin wiegt das schwer. In unserer Hauptstadt, die immer auch Zentrum unserer Geschichte war. Dort wird in diesen Tagen maßgeblich über die Zukunft der politischen Mitte in unserem Land entschieden.

Die Linken haben im Wahlkampf ihre radikale Seite immer wieder offen gezeigt. Wo bleibt der Aufschrei der

Demokraten von SPD und Grünen? Wer bei „Demos gegen Rechts“ in der ersten Reihe steht, der darf bei der reaktionären und offen judenfeindlichen extremen Linken nicht schweigen.

Beim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darf es keinen politischen Rabatt geben. Das „Nie wieder“ unserer Geschichte gilt nicht nur dann, wenn es politisch bequem ist. Oder ist aus dem „Nie wieder“ irgendwann „Ein bisschen jetzt“ geworden?

Parteien der Mitte dürfen keine Mehrheiten mit Extremisten bilden. Nicht mit linksextremen Antisemiten. Genauso wenig wie mit rechtsextremen Menschenfeinden.

Im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steht der Vertreter eine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en AfD-Landesverbandes jetzt dem Parlament vor. Dass er auch mit Stimmen außerhalb von AfD und BSW gewählt worden ist, macht fassungslos. Für mich steht fest: Extremisten gegenüber brauchen wir eine klare Haltung und ein klares und entschiedenes Nein! Wer unser Grundgesetz, unseren Staat und seine Institutionen bekämpft, der muss auf entschiedenen Widerspruch aus der Mitte treffen. Unser christliches Menschenbild verbietet es uns, jemals mit radikalen, populistischen und extremistischen Kräften zusammenzuarbeiten.

Mehr denn je haben in diesen Zeiten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die Pflicht, sich um die Probleme der Menschen zu kümmern und sie gemeinsam zu lösen. Es ist unsere existenzielle Verantwortung, jeden Tag dafür zu arbeiten, das Vertrauen der Menschen zurückzugewinnen. Das geht nur in Gesprächen mit ihnen – und nicht mit Ausgrenzung.

Der Aufstieg und die unglaublich schnelle Radikalisierung der extremen Parteien werfen grundsätzliche Fragen zum Umgang mit ihnen auf. Über den „richtigen“ Weg wird vielfach gerungen. Ich bin der Auffassung, dass leichtfertige Forderungen nach Parteiverboten zu kurz gesprungen sind. Mit dem Verbot einer Partei – und die Hürden dafür müssten erst genommen werden – haben wir das grundsätzliche Problem und die Spaltung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nicht gelöst.

Die von Hendrik Wüst vorgeschlagene Bund-Länder-Arbeitsgruppe ist jedoch eine gute Grundlage, die Positionen der AfD zu sammeln, auszuwerten und sie auf ihre Verfassungstreue zu prüfen. Allerdings steht für mich nach den Entwicklungen in Berlin ebenso fest: Auch diese reaktionäre und antisemitische Linke muss in einer solchen Arbeitsgruppe evaluiert werden. Wir dürfen nicht ohne Weiteres zulassen, dass Parteien in unseren Parlamenten sitzen, die den Staat aktiv bekämpfen.

Lippenbekenntnisse hier und Enthaltungen dort reichen nicht. Wir müssen den Zustand unserer Demokratie ernst nehmen, sehr ernst.

Wir in der demokratischen Mitte müssen gemeinsam handeln, damit Extremisten in Deutschland keine Macht bekommen. Politik muss den Menschen Gründe geben, ihr zu vertrauen. Vor allem müssen die Menschen spüren, dass sich durch unsere Politik etwas zum Guten verändert. Sich ihr Alltag verbessert, die Schulen, die Infrastruktur,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vor Ort.

Wenn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sind, müssen sie Bestand haben. Vertrauen entsteht, wenn man sich aufeinander verlassen kann. Politik muss verlässlich sein. Alles andere bringt immer neue Unsicherheit. Und wir alle wissen, dass genau deshalb die Radikalen diesen besorgniserregenden Zulauf bekommen.

Unbenommen davon steht völlig außer Frage: Man kann und darf solchen politischen Kräften nicht zur Macht verhelfen. Allerdings erscheint es derzeit, als sei allein die CDU bereit, die politische Mitte gleichermaßen gegen Extremisten, Populisten und Radikale von rechts und links zu verteidigen.

Ich erwarte von SPD und Grünen hier einen klaren moralischen Konsens. Aufrecht ist nur, wer an jede Form von Extremismus denselben demokratischen Maßstab legt.

Der Autor ist Ministerpräsident von Rheinland-Pfalz

Martin JÄGER
Foto AFP

Der Oberaufklärer

Auf dem Schreibtisch von BND-Präsident Martin Jäger liegen ohnehin etliche Krisen und Gefahrenlagen: hybride Attacken Russlands, Cyberangriffe Chinas, Terrorvorwürfe gegen Iran. Jetzt ist noch eine weitere, hausinterne Krise dazugekommen, die den Präsidenten zum Eingreifen zwingt. Der frühere BND-Präsident August Hanning und sein früherer Büroleiter Manfred D. sind festgenommen worden, ihnen werden unter anderem Spionage und versuchter Landesverrat vorgeworfen. Besonders pikant: Manfred D. arbeitete bis März noch in der Behörde. Jäger, seit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im Amt, hat also selbst noch mit dem Maulwurf eng zusammengearbeitet.

Man tritt Jäger nicht zu nahe, wenn man vermutet, dass ihn das auch persönlich betroffen macht. Denn der 62 Jahre alte Spitzendiplomat gilt zwar als besonnen und nüchtern. Aber eben auch als nahbar. Er selbst hat die Prägung seiner Heimat, der Schwäbischen Alb, mal so beschrieben: „Da ist es oft kalt, die Äcker sind steinig, die Umgebung regt nicht zum Herumspinnen an.“ Das präge die Menschen, die sehr der Realität und den harten Fakten des Lebens zugeneigt seien.

Die harte Wahrheit ist: Nun muss Jäger viel telefonieren, um durch den Fall Hanning zerstörtes Vertrauen wieder aufzubauen. Denn sein Haus und dessen 6000 Mitarbeiter sind angewiesen auf die Kopperation ausländischer Dienste. Aber auch nach innen muss Jäger wirken. Gerade berät der Bundestag über eine große Reform der Nachrichtendienste. Jägers Haus soll endlich in der neuen Weltordnung ankommen und aktiv tätig werden können. Dazu braucht er das Vertrauen der Politik.

Jäger hat dafür gute Voraussetzungen, weil er sich über Jahrzehnte einen exzellenten Ruf im politischen Berlin erarbeitet hat. Nach dem Studium von Völkerkunde,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arbeitete er als Redenschreiber bei FDP-Außenminister Klaus Kinkel, später im Kanzleramt. 1994 trat Jäger schon in die CDU ein, aber er war auch in SPD-Kreisen gut gelitten, arbeitete etwa fü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Nach einem kurzen Ausflug als Lobbyist zu Daimler übernahm er diverse Staatssekretärsposten und anspruchsvolle Botschaften: Afghanistan, Irak, Ukraine.

Für seinen Chefposten beim BND hat sich Jäger viel vorgenommen – und auch von seinen Mitarbeitern fordert er eine neue Denkweise. Wieder mehr klassische Spionagetätigkeiten, klare Botschaften an Deutschlands Gegner, vor allem Russland. Der BND muss zu einem attraktiven Arbeitgeber werden für die besten IT-Leute im Land, um die technische Aufklärung auf ein neues Level zu heben. Jäger will, dass der BND gezielt mehr Risiken eingeht, sagt er. Jetzt muss er erst einmal das Risiko von Maulwürfen in den eigenen Reihen senken. MONA J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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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auf der Messe

Während die israelische Serie „Fauda“ über eine fiktive israelische Undercover-Einheit mit ihrer fünften Staffel derzeit so erfolgreich ist wie nie zuvor und in 41 Ländern zu den zehn meistgesehenen Serien auf Netflix zählt, lässt sich am Stand des Israeli Institute for Hebrew Literature mit etwas Glück ein echter Undercover-Agent antreffen. Tomer Tzaban war während der ersten Intifada Soldat in der Spezialeinheit Shimshon, die im Gazastreifen operierte. Wie in „Fauda“ lebte er unter falscher Identität als Araber unter Arabern. Seine Aufgabe war es, Terroristen aufzuspüren und als ausgebildeter Scharfschütze gegebenenfalls sie zu töten. Im persönlichen Gespräch berichtet Tzaban offen von seinen Erfahrungen: von dem Moment, in dem ihm klar wurde, dass er aussteigen musste, aber auch von Erlebnissen wie der beobachteten Verstümmelung eines Kollaborateurs, die ihn heute daran zweifeln lassen, dass eine Aussöhnung zwischen Israelis und Palästinensern möglich ist. Seine Erfahrungen hat Tzaban in seinem Buch „Mista’arvim be-Aza“ festgehalten, die englische Ausgabe trägt den Titel „The Ghosts of Rafah“. Auf die Frage, ob „Fauda“ einen einigermaßen realistischen Einblick in die Arbeit eines Mista’arev – eines als Araber getarnten Agenten – gebe, antwortet er knapp: „Absolut“. tam.

Gelobt sei die Autofiktion

KI, so ist in jüngster Zeit geunkt worden, könnte den Autor ersetzen – keine Transparenzrichtlinie und kein Detektortool sei den neuen Chatbots gewachsen. Schlendert man über die Messe, löst sich diese Sorge in Luft auf. Wer würde auf all diesen Bühnen sitzen, wenn nicht Menschen aus Fleisch und Blut? Sie müssen selbst schreiben, denn das lesende Publikum will glauben, dass zwischen das Erzählte und das Erlebte vielleicht ein Blatt Papier, aber sicher kein ganzes Buch passt. Als wir vor der Bühne des Deutschlandfunks (es war ja noch morgens) kurz die Augen schlossen, wussten wir, wieder bei Bewusstsein, nicht mehr anzugeben, ob Alexa Henning von Lange da eben über ihr neues Buch oder aber über sich selbst sprach. Auch die Moderatorin konnte unsere Verwirrung nicht aufklären. Das Publikum nahm daran erst recht keinen Anstoß. Und das war letztlich doch eine tröstliche Erfahrung: Die Autofiktion wird uns vor den Automatentexten retten. olwe.

Die Ware ist heiß

Halle 1.2 ist den Agenten vorbehalten. Keine Aussteller, keine Messepassanten, keine zufälligen Begegnungen. Hier werden „Stoffe gepitcht“ und Rechte verkauft, das Geschäft „gemacht“. An 532 Tischen sitzen 319 Agenturen aus Dutzenden von Ländern. Halbstündliche Termine bei Agenturen aus aller Welt sind schon Monate im Voraus ausgebucht. Ich warte am Rand der mit roten Bändern markierten Wege, mein Blick fällt auf den grauen Teppichboden. Er gibt der Halle ihren Duft und dämpft das Wortrauschen aus einem nicht mehr zu entschlüsselnden, sehr lauten und sehr vielsprachigen Gemisch. So lebendig wie hier habe ich das Buchgeschäft selten erlebt. Der Text ist Ware, und sie scheint heiß zu sein, hier zumindest und entgegen aller Gerüchte. paja.

Auf der Jagd nach Shelfies

Es gibt manche Sätze, die man wohl nur auf der Buchmesse vernimmt. Besser gesagt, auf dem Weg dorthin. Einer davon lautet: „Ich hoffe, wir finden ein Shelfie!“ Gesagt hat ihn vorfreudig eine junge Frau zu ihren nebenstehenden Freundinnen in der gut gefüllten U4. Denn ein Shelfie ist ein physisches Hörbuch, das man mit dem Smartphone auslösen kann. Quasi eine Toniebox für Erwachsene. Doch nicht nur die Audiobooks begeistern die jungen Frauen, sondern auch New- Adult-Bücher, wie intensive Gespräche über diese Liebesromane vermuten lassen. Die Gruppe ist bezüglich des Messeablaufs uneins: Erst Shelfie-Jagd oder lieber direkt zu den New-Adult-Romanen? So oder so, sie werden sicher nicht enttäuscht: Young- und New-Adult-Verlage sind in allen Hallen zu finden und die Shelfies bei den Audio- und Podcast-Ständen. Der Plan, mit dem neuen Hallenkonzept mehr junge Leute anzulocken, scheint aufzugehen. alou.

D as Schicksal der Erde. Meines. Deines. Das Schicksal Faisals. Das Schicksal des Gerichts, an dem Faisal seinen Fall vorbringt. Das

Graffito im Jemen, nachdem am 13. Dezember 2013 US-Drohnen siebzehn Gäste einer Hochzeit getötet hatten. Foto AFP

Schicksal, Bundesgericht, Mord

Schicksal der Befangenheit des Gerichts. Jedes Gericht kennt Befangenheit. Die nach und nach an die Oberfläche kommt. Das Schicksal aller, auf die wir nach der Verhandlung anstoßen. Das Schicksal jenes Teilgebiets der Mathematik, das sich mit „dead end depth“ (Sackgassentiefe) befasst. Das Schicksal des Jemens, wohin Faisal wahrscheinlich nie zurückkehren wird. Das Schicksal des Ingenieurberufs, den Faisal vor den fraglichen Ereignissen im Jemen ausübte. Das Schicksal „einfacher Irrfahrten“ im Unterschied zu „heimwehgesteuerten Irrfahrten“, beides Begriffe aus einem Mathematikbuch über dead-end-depth, das ich mal las. Das Schicksal Montreals, wo Faisal heute lebt. Das Schicksal seiner Familie, jener, die noch im Jemen und am Leben sind, und das Schicksal des Brautpaars, die auch noch am Leben sind, und deren Hochzeit der Drohnenpilot angegriffen hatte (ein Irrtum). Das Schicksal derer, die nicht mehr noch am Leben sind (ein Irrtum). Das Schicksal des Mondes, der über uns aufging, als wir durch die Berge von Pennsylvania fuhren, um bei Faisals Gerichtstermin dabei zu sein. Das Schicksal der Silbrigkeit dieses Mondes, die mit Worten nicht zu beschreiben ist. Das Schicksal der hellen, schlaflosen Nacht. Das Schicksal unserer Telefone, die wir um neun Uhr morgens zum Gericht mitnehmen und an der Tür abgeben. Das Schicksal zweier Männer, die just in jener Cafeteria ein Bewerbungsgespräch haben, in der wir einen Kaffee trinken, bevor wir Saal 31 aufsuchen. Ich hab’ schon so einiges gesehen, sagt der eine. Die Armee übernimmt die Kosten, sagt der andere. Das Schicksal all der Anzug-Männer. Das Schicksal des sich Verirrens in den Marmorfluren. Das Schicksal, viel zu früh im Saal 31 anzukommen. Das Schicksal der Anwälte, die sich um Faisal scharen, als er in seinem neuen Anzug erscheint. Das Schicksal der Beglückwünschungen dazu. Das Schicksal seines Lächelns. Sein Lächeln ist großartig. Das Schicksal all der Gerichtsdiener, die den Richtern Wasser einschenken und sich im Raum wichtig machen. Das Schicksal der Perlen der ganz rechts auf der Richterbank sitzenden Richterin Tollard, die sich wie Zähne unterhalb ihrer echten Zähne runden. Das Schicksal unseres angestrengten Versuchs, zu hören, was Faisals Anwalt mit dem Rücken zu uns den Richtern sagt. Das Schicksal Faisals, wenn er vielleicht sagt, die Regierung habe das Gericht aufgefordert, von einer Entscheidung abzusehen und kein Urteil zu fällen, ohne dass es eigentlich weiß, worüber es kein Urteil fällen soll. Das Schicksal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eine Frage des Kontextes. Das Schicksal, was eine politische Frage ist und was keine. Das Schicksal des Präzedenzfalles namens „al Shifa“, den offenbar alle hier kennen. Das Schicksal eines öffentlich eingeräumten Programms, um Leute ins Visier zu nehmen, die eine mögliche Gefahr für uns sind.

Vorgestern ist ihr der Literaturnobelpreis zugesprochen worden. Heute bringen wir als deutschen Erstdruck ein Prosagedicht, das sich mit der US-Drohnenkriegführung befasst.

Von Anne Carson

Das Schicksal all der rätselhaften Abkürzungen. Das Schicksal meiner völligen Verwirrung, als wir versuchen, eine „Entscheidung in der Sache“ von einer „Klagebefugnis“ zu unterscheiden. Das Schicksal von Faisals Anliegen, das heutzutage „Feststellungsklage“ genannt wird (ein neuer Begriff für mich). Das Schicksal von „Klägern, die aufgrund ihres Ablebens in Zukunft keine Schäden mehr reklamieren können“, eine Wortwahl, die stutzig macht. Das Schicksal, wie all das von ihren Perlen, ihren Zähnen abhängen mag. Das Schicksal der Worte „Es tut mir wirklich leid, wir haben einen Fehler gemacht“, die Richterin Tollard zwar nur als Möglichkeit äußert, die aber dennoch wohltun. Das Schicksal der Staatsanwältin, die blond ist, zu schnell spricht und immer wieder von „Zuständigkeit“ redet, und hinzufügt: „weil der beantragte Rechtsschutz nicht besteht“. Das Schicksal des Staunens darüber, warum eine „Entschuldigung“ nicht beantragbar wäre. Das Schicksal von Richterin Tollards Aufforderung an die Staatsanwältin, dem

Kläger mitzuteilen, welche Entschädigungsleistungen er bei öffentlichen Stellen hätte einfordern sollen, nachdem diese ihm vorgeworfen hatte, vor der Klageeinreichung nie welche beantragt zu haben. „Wohin hätte er sich wenden sollen?“, fragt Richterin Tollard mit offensichtlich ehrlicher Neugier. „Wenn Sie er wären, wohin würden Sie sich wenden?“ Das Schicksal unseres späteren Befremdens darüber, warum sie das gesagt hat, auf welcher Seite sie steht und was sie sich vorstellt, was Faisals Anwalt jetzt tun solle. Das Schicksal der Thunfisch-Sandwiches, die wir mit Faisal aßen, während wir das durchsprachen. Das Schicksal seines Schweigens, während die anderen redeten. Das Schicksal seines Lächelns, das die Seele einlädt, seit Jahrhunderten, wie es scheint, so etwa, wenn er Gästen Tee serviert. Der Mond über ihnen. Freude. Das Schicksal von Selbstlosigkeit, von Freude, von was Kant sagen würde, von was es mit dem Gesetz eigentlich auf sich hat, zum Beispiel in seiner Ähnlichkeit mit der Mathematik, denn beide tun ja so, als wären sie völlig objektiv, doch Objektivität ist eine Frage der Wortwahl, und Wörter können nun einmal irren. Das Schicksal der vielen Gedanken, die Faisal in seinem Schweigen durch den Kopf gehen, oder auch der wenigen Gedanken, was weiß ich schon? Das Schicksal des Tiefseetauchers, dem er ähnelt, einsam, abgedriftet. Das Schicksal von Faisal, wenn er in einer Woche, einem Jahr in Montreal in seiner Küche auf einem Stuhl sitzt oder am Fenster lehnt, wenn der Mond dann womöglich nur noch ein Wimmern ist, oder untergegangen. Das Schicksal von Einfachheit, von Zufall, von Heimweh, von Sackgassen, von Seelen. Wer könnte sagen, wie silbrighell er war? Wohin würde er sich wenden? Entschuldigung?

Als dieser Text 2017 in de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erschien, schrieb die Zeitschrift zur Erläuterung: „Faisal bin Ali Jaber, das Subjekt des Gedichts, ist ein Ingenieur aus dem Jemen, dessen Schwager und Neffe 2012 durch einen „Irrtum“ von einer US-Drohne getötet wurden. Die USA haben dafür bis heute keine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nwälte der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 Reprieve unterstützen Jaber bei seinem Anliegen, eine Entschuldigung zu erhalten. Das Urteil des Washingtoner Berufungsgerichts stand zum Zeitpunkt der Erstveröffentlichung des Textes noch aus.“ Al Shifa ist eine pharmazeutische Fabrik im Sudan, die 1998 bombardiert wurd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Marie Luise Knott. Ihre Übersetzung entstand für das diesjährige Poesiefestival des Hauses für Poesie in Berlin, bei dem Anne Carson aufgetreten ist. Sie war bislang ungedruckt.

Wäre ich mit jemand anderem glücklicher geworden?

Alltags-Kabbelei mit Ansage: Andreas Dresen verfilmt „Alte Liebe“ mit Dagmar Manzel und Joachim Król

Ein Firmenerbe als Schwiegersohn? Da hört für den Alt-68er Harry (Joachim Król) die Vaterliebe auf. Kurz nachdem Ehefrau Lore (Dagmar Manzel) die töchterliche Hochzeitseinladung aus dem Briefkasten gefischt hat, verkündet er, nicht mitkommen zu wollen. Generell verlässt Rentner Harry nur noch ungerne das Haus. Urlaub, Kino, Lesungen? Lieber widmet er sich seinem üppigen Garten. Lores Vorschlag, sich räumlich zu verkleinern, kann er daher nichts abgewinnen. „Das ist doch nicht dein Ernst?“, entrüstet er sich. „Wir werden nicht jünger“, entgegnet sie. „Ja“, sagt er, „daran ändert eine Dreizimmerwohnung auch nichts.“

Lore und Harry sind gemeinsam älter geworden. Nach vierzig Jahren Ehe basieren ihre eingübten Schlagabtausche auf einer Mischung aus echter Genervtheit und liebevoller Vertrautheit. Ihre Wortwechsel sind mal trocken, mal leidenschaftlich – und eindeutig der Treibstoff der Geschichte in „Alte Liebe“, Andreas Dresens neuen Kinofilm.

Anders als in „Wolke 9“ (2009), in dem der Regisseur sich der außerehelichen Affäre einer Seniorin widmete und auch explizite Sexszenen zeigte, geht es in „Alte Liebe“ nun deutlich braver zu. Der Film basiert auf dem gleichnamigen, ebenfalls 2009 erschienenen Roman von Elke Heidenreich und Bernd Schroeder. Das einstige Schriftstellerpaar lebte da schon lange getrennt; in dem schmalen Band probierten sich Heidenreich und Schroeder indes an der Vorstellung, wie es hätte sein können, wäre es glücklich weitergegangen. In abwechselnden Kapiteln erzählen sie aus der Sicht von Lore und Harry. Während er glücklich pensioniert im Garten hockt, fürchtet sie sich vor der

Entscheidung, ihren Job als Bibliothekarin endgültig aufzugeben.

Das Drehbuch von Laila Stieler und Andreas Dresen orientiert sich stark an der Romanvorlage, viele Dialoge entsprechen exakt dem Wortlaut des Buchs. Dessen eigentlicher Charme aber rührt aus den Gedankenströmen der beiden her, die das Gesagte relativieren und manchmal konterkarieren. So weist Lore am Frühstückstisch auf die Todesanzeige einer Bekannten hin, bei der sie sich sicher ist, dass Harry mit ihr vor vierzig Jahren eine Affäre hatte. Dieser streitet es vehement ab, um kurze Zeit später daran zu denken, wie heftig verliebt er in die Frau gewesen ist und wie er damals kurz vor einer Trennung gestanden hat.

Im Film lassen sich diese Gegensätze nur bedingt transportieren. Als Harry von dem Tod der ehemaligen Geliebten erfährt, schießen ihm zwar Tränen in die Augen. Wie tief die Verbindung ging, kann der Zuschauer jedoch nur erahnen. Um die inneren Empfindungen zumindest teilweise einfließen zu lassen, greifen die Drehbuchautoren Stieler und Dresen zu einem Kniff: Bei ihren abwechselnden Besuchen bei Lores Mutter im Seniorenheim offenbaren die beiden Ehepartner der apathisch ins Leere starrenden Frau ihre Gedankengänge.

Das geht durchaus auf, aber die permanenten (Selbst)-Gespräche ermüden auf die Dauer. „Alte Liebe“ hat keinen klassischen Spannungsbogen, an Harrys Unlust, die großspurige Hochzeit der Tochter zu besuchen, hangelt sich der Film nur entlang. Wie in der Romanvorlage lebt er von der alltäglichen Kabbelei des Ehepaars, die die großen Fragen des Älterwerdens streift: Wäre ich mit jemand anderem glücklicher geworden? Wer bin ich, wenn ich aufhöre zu arbeiten? Wie soll ich die Zeit, die mir bleibt, ausfüllen?

Dagmar Manzel und Joachim Król als altes Ehepaar Foto Kordes Film/Pandora Film

Richard Linklaters „Before“-Trilogie, deren erster Teil 1995 in die Kinos kam, hat gezeigt, dass Dialoge einen Film komplett tragen können. Ethan Hawke als Jesse und Julie Delpy als Céline streiften nacheinander durch Wien, Paris und an der Küste der Peloponnes entlang und diskutierten dabei ihre unterschiedlichen Vorstellungen von Liebe und Beziehungen. In „Alte Liebe“ hingegen geht kein Gespräch von Harry und Lore jemals in die Tiefe, es bleibt ausschließlich beim schrulligen Austausch.

Das ist teilweise sehr unterhaltsam – „Es soll heute regnen“, sagt er und hält ihr einen Schirm hin; „nicht in meiner App“, erwidert sie und steht im nächsten Bild zerzaust im Unwetter –, plätschert auf die Dauer aber ohne Höhepunkte vor sich hin. Größere Sinneswandel der Figuren ereignen sich zumeist ohne einen für die Zuschauer ersichtlichen Grund. Nun könnte man argumentieren, dass das Leben eben so sei: Das alltägliche Miteinander erstickt tiefschürfende philosophische Ausschweifungen, zumal nach vierzig Jahren Ehe. Dafür hätte es aber nicht 110 Kinominuten gebraucht.

Nur das Spiel von Dagmar Manzel und Joachim Kröl verhindert, dass „Alte Liebe“ langweilig wird. Ihr Hadern und seine Spitzbübischkeit sind so glaubwürdig, dass sie dem Film jene notwendigen Zwischentöne verleihen, die dem reinen Text fehlen. Man wünschte ihnen wie Ethan Hawke und Julie Delpy eine Trilogie. Aber dann mit einer anderen Romanvorlage. SOPHIA COPER

Grausamkeit

Von Frauke Steffens

A merika soll wieder einer Hinrichtung zusehen. Am 3. Dezember wird voraussichtlich ein militärisches Erschießungskommando Nidal Hasan töten, der 2009 in Fort Hood 13 Menschen ermordete. Donald Trumps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kündigte an, die Exekution live im Internet streamen zu lassen. Soldaten sollen den querschnittsgelähmten Gefangenen also vor laufenden Kameras erschießen. Michel Foucault beschrieb in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wie das sichtbare Spektakel der Bestrafung historisch aus dem öffentlichen Blick verdrängt wurde. Die Gewissheit der Strafe sollte abschrecken, der leidende Körper aber verschwand hinter Mauern. Jetzt will Trumps Regierung wieder Publikum für das Töten. Da liegt die Frage nahe, was das Publikum eigentlich lernen soll. Das staatliche Töten vor Publikum war in den USA lange gebräuchlich. Der letzte Verurteilte, der öffentlich gehängt wurde, war 1936 Rainey Bethea in Kentucky. Neben den offiziellen Hinrichtungen gab es im Süden des Landes Lynchmorde, die oft wie Exekutionen inszeniert wurden. Die Morde funktionierten als Rituale weißer Vorherrschaft, stifteten Identität und Gemeinschaft. Eine staatliche Hinrichtung ist kein Lynchmord, aber Forschungen über deren Effekte zeigen etwas Wichtiges: Öffentliche Grausamkeit diente nicht nur der Bekräftigung der rassistischen Ordnung, sondern auch der Normalisierung dieser Grausamkeit. Der selbst ernannte Kriegsminister Hegseth kündigte den Livestream-Plan gegenüber Jack Posobiec im MAGA-Spartensender Real America’s Voice an. So signalisierte er vor allem den eigenen Anhängern „Härte“. Der Minister steht für ein militantes Christentum, beschwört eine männliche Kriegerkultur und ruft zum Kampf gegen „Schwächlinge“ in der Truppe auf. Seine politischen Mitstreiter diskutieren seit langem, wie zu viel Empathie auf gesellschaftlicher Ebene zum „zivilisatorischen Selbstmord“ führen könne, wie Elon Musk es einmal ausdrückte. Diese versuchte Erziehung der Nation zur „Härte“, die von Beobachtern auch häufig als faschistisch beschrieben wird, geschieht aber nicht ohne Widerstand. Nach den tödlichen Schüssen auf die ICE-Beobachter Renée Good und Alex Pretti durch Bundesbeamte hatte die Trump-Regierung etwa versucht, das staatliche Töten durch eine dehumanisierende Darstellung der Opfer zu rechtfertigen. Das schlug fehl, weil die Normalisierung der Gewalt auf breiten Protest stieß. Nun will Hegseth also eine staatliche Tötung als öffentliches Machtritual inszenieren. Schüsse sollen für alle sichtbar einen Menschen niederstrecken, sein Tod würde zur politischen Botschaft. Die öffentliche Hinrichtung würde implizit an Amerikas Geschichte der Feiern von Gewalt und Grausamkeit anschließen. Wenn es dazu kommt, steht zu befürchten, dass genau das der Zweck ist: die Amerikaner an mehr staatliche Gewalt und Grausamkeit zu gewöhnen.

Bilder und Zeiten im 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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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ke Steffens: Selbstinszenierung der USA in F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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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ine posthumen Publikationen“ hatte Michel Foucault vor seinem Tod ausdrücklich testamentarisch verfügt und seinem Le-

bensgefährten und Nachlassverwalter Daniel Defert gegenüber erklärt: „Tu mir bloss nicht an, was Max Brod mit Kafka gemacht hat.“ Das Veto des Philosophen, der seine Arbeiten gerne als „Erfahrungsbücher“ und Werkzeugkisten bezeichnete, gegen seine eigene Kanonisierung hat wenig gefruchtet. Mittlerweile sind mehr Texte Foucaults aus dem Nachlass erschienen, als dieser überhaupt zu Lebzeiten veröffentlicht hat.

Nach Abschluss der dreizehnbändigen Ausgabe sämtlicher Vorlesungen am Collège de France im Jahr 2015 nahm der Pariser Verlag Gallimard sogar eine repräsentative Werkauswahl in seine prestigereich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auf, eine Auszeichnung, die den Autor endgültig in den Rang eines Klassikers erhob. Und seitdem die Französ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den 37.000 Seiten umfassenden Nachlass von Defert erworben hat, vergeht kaum ein Jahr, in dem der Öffentlichkeit nicht neues unbekanntes Material präsentiert wird, nicht selten mit dem Hinweis, es handle sich dabei um einen weiteren sensationellen Fund.

So ist in letzter Zeit eine Reihe von Texten erschienen, die in den Umkreis von Foucaults letztem Forschungsprojekt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gehören, dessen erster Band „Der Wille zum Wissen“ 1976 die von der sexuellen Revolution gefeierte Befreiung problematisierte, indem er das unaufhörliche Sprechen vom Sex in den machtheoretischen Rahmen einer genealogischen Untersuchung stellte. Manche dieser Veröffentlichungen bergen in der Tat Neues, wie etwa „Die Geständnisse des Fleisches“, der vierte und letzte Band des später neu konzipierten Projekts (F.A.Z. vom 21.6.2019). Andere Materialien, wie die in São Paulo und New York gehaltenen Vorlesungen („Généalogies de la sexualité“, Paris, Vrin 2024), dokumentieren hingegen Etappen des schrittweisen Umbaus der ursprünglichen Konzeption und fügen dem bereits Bekannten nur wenig hinzu. Diese von einstigen Schülern und nachgeborenen Foucault-Spezialisten besorgten Editionen leiden vielfach an dem Übel, das der Philosoph selbst angeprangert hatte: einer werkimmanenten Kommentierung, die das Denken nicht als Ereignis begreift, sondern vielmehr werkimmanent festschreibt, ohne dieses historisch, wissenschaftlich oder politisch zu kontextualisieren.

Die Sprengkraft von Foucaults genealogischem Projekt erweist sich dennoch nochmals an „Die Hermaphroditen“, einem vor einem Jahr auf Französisch erschienenen und nun zum herannahenden Foucault-Jubiläum übersetzten Manuskript. Wie die Herausgeberin Arianna Sforzini betont, bleibt zwar unklar, wo dieser Trabant letztlich einzuordnen ist, doch handelt es sich zweifellos um ein Fragment der ersten Konzeption vo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die eine radikale Historisierung der modernen abendländischen Sexualität anstrebte. Von diesem Themenkomplex waren bisher nur Foucaults Bemerkungen in den

Das Subjekt wird als sexuelles zum Gegenstand juristischer Prozesse: Anne Grandjean (Marie Toscan du Plantier) vor Gericht im Film „Un jour f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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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 die sexuelle Identifikation

Kein Interesse am Begriff der Genderidentität: Michel Foucaults dem Nachlass entnommenes Manuskript „Die Hermaphroditen“ besitzt dieselbe Sprengkraft, die man von seinen zu Lebzeiten veröffentlichten Texten kennt.

Vorlesungen über die Anormalen (1974/1975) sowie das Vorwort zu der Lebensbeichte des Hermaphroditen Herculine/Abel Barbin von 1980 bekannt. Das Manuskript stammt wohl aus derselben Periode, da es demselben Ansatz folgt. Es lässt die lange Faszinationsgeschichte beiseite, die sich um die Figur des Hermaphroditen rankt, und konzentriert sich auf die Analyse von berühmten Gerichtsprozessen aus dem 17. und 18. Jahrhundert, die einen grundlegenden Wandel aufzeigt: von einer älteren Vorstellung von Monstrosität als Vermischung zweier Naturen hin zur modernen Auffassung krimineller Perversitä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unterliegen die Hermaphroditen einem Regime, in dem juristische und medizinische Diskurse unterschiedlich auf die Normverletzung reagieren: Während die Medizin in ihnen monströse Zwitterwesen erkennt, fordert das Recht nur, dass sie sich für das eine oder andere Geschlecht entscheiden. Diese Entscheidung, die das Problem pragmatisch löst, ist allerdings unwiderruflich, und jeder weitere Wechsel wird mit schweren Strafen geahndet. Der berühmte Fall der zunächst als Mädchen lebenden Marie Le Marcis, die um 1600 in Rouen eine Witwe heiraten wollte und daher ihren Namen in Marin änderte und Männerkleider anlegte, markiert für Foucault dabei einen wichtigen Wendepunkt. Denn obwohl Le Marcis vom Gericht, nachdem eine erste medizinische Untersuchung ihre Weiblichkeit bestätigt hatte, wegen Sodomie und Transvestismus zum Tode verurteilt wurde, gelang es dem Chirurgen Jacques Duval mithilfe einer gründlichen taktilen Untersuchung nachzuweisen, dass sich hinter der weiblichen Anatomie ein männlicher Penis verbarg. Mit dieser medizinischen Expertise und deren juristischer Anerkennung, die zur Abmilderung der Strafe in zweiter Instanz führte, vollzieht sich für Foucault ein Bruch mit dem älteren Regime.

Das Geschlecht ist nicht mehr eine Frage der Wahl, die dem Individuum überlassen ist, sondern beruht vielmehr auf einer anatomisch festgestellten Wahrheit. Darüber hinaus erkennt der Philosoph im Fall Le Marcis mehrere Grundprinzipien zur künftigen Behandlung von Hermaphroditen: Diese erscheinen nicht mehr als monströse Zwitterwesen, sondern als organische Abweichung vom männlichen oder weiblichen Geschlecht. Demzufolge gibt es keine wahren Hermaphroditen, sondern nur Pseudohermaphroditen, deren wahres verborgenes Geschlecht es aufzufinden gilt.

Anhand von weiteren Fällen verfolgt Foucault, wie sich im 18. Jahrhundert etwas herausbildet, das er als „sexuelles Sensorium“ bezeichnet, jene Empfindungen und Neigungen gegenüber dem einen oder anderen Geschlecht, die später im Begriff der „Sexualität“ aufgehen. Am Prozess gegen Anne Grandjean von 1765, deren Fall dem von Marie Le Marcis in vielen Punkten gleicht, macht er eine weitere Verschiebung aus: Es geht nun nicht mehr allein um die anatomische Feststellung eines Geschlechts und die ihm erlaubten Handlungen, sondern um ein Bewusstsein von der Sexualität“, kurz „nicht mehr um ein geschlechtlich differenziertes Subjekt, sondern um ein sexuelles Subjekt“. Foucault zieht diese Schlüsse nicht nur aus den Prozessakten, sondern auch aus einem von Gefühlskitsch triefenden lyrischen Erguss des Mediziners Edouard-Théodore Simon, der gegenüber den juristischen Autoritäten Grandjeans Regungen als legitimes und autonomes Begehren feiert. Demzufolge bildet das Begehren eine Wahrheit, die „konstitutiv für das Subjekt“ ist und sich über alle anatom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Schranken hinwegsetzt.

Foucaults Studie über die Hermaphroditen bildet sicherlich den bisher bedeutendsten unveröffentlichten Text aus dem Umkreis vo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da er den Übergang von der Problematisierung des Geschlechts zu jener der Sexualität erhellt, samt den Vorboten der

Vorstellung von sexueller Identität. Dass der Philosoph kein Interesse am Begriff der „gender identity“ zeigte, der ab Mitte der Sechzigerjahre von Robert Stoller und John Money in ihrer klinischen Arbeit mit Transpersonen eingeführt und daraufhin in der feministischen Theorie-diskussion aufgegriffen wurde, ist dabei kein Zufall, wie der Soziologe Eric Fassin in seinem Nachwort zu Recht betont.

Leider bleibt dieses Nachwort wie auch vieles andere in der auch sonst recht ungelenken deutschen Übersetzung teils nur schwer verständlich, da die Begriffe „sexe“ und „gender“ (im Französischen „genre“) nicht immer korrekt wiedergegeben werden und auf eine systematische Korrektur der älteren, oft ungenauen Foucault-Übersetzungen verzichtet wurde. Trotz dieser etwas unbefriedigenden Gestalt, die oft die Prägnanz und Brillanz des Originals vermissen lässt, lohnt s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iesem faszinierenden Torso, der nicht zuletzt anschreibt gegen das „Gesetz der sexuellen Identifikation“, wenn er die Frage stellt: „Warum sollte die Lust, die wir empfinden, männlich oder weiblich sein?“ ANDREAS MAYER

Michel Foucault: „Die Hermaphroditen“.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Andrea Hemminger. Mit einem Vorwort von Arianna Sforzini und einem Nachwort von Éric Fassin.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26. 154 S., geb., 26,- €.

Alle reden nur vom Lesen

Dabei wollen doch jetzt alle Schreiber sein: Aarthi Vadde analysiert, wie die digitalen Plattformen Schriftkultur und Verlagskultur revolutionieren

Wie steht es um die Zukunft des Lesens? Wie häufig und wie viel wird gelesen? Wenige Fragen sind so regelmäßig Gegenstand von Feuilletondebatten wie diese. Mal wird das Thema in beschwichtigender, mal in alarmierter Tonlage diskutiert. Aber immer geht es darum, ob und wie gelesen wird. Das Interesse daran, wie viel und was genau von der Bevölkerung geschrieben wird, tritt dabei meist in den Hintergrund. Weshalb?

Historisch gesehen ist die Alphabetisierung großer Bevölkerungsteile nicht gleichmäßig verlaufen: Lesen und Schreiben hatten unterschiedliche Paten, was sich bis in die Gegenwart auf unser Verständnis dieser beiden kulturellen Praktiken auswirkt. Paten der Alphabetisierung sind Organisationen, die deren allgemeine Verbreitung aus institutionellem Eigeninteresse befördern. In „The Rise of Writing“ konstatiert etwa mit Blick auf die Geschichte der USA die Literalitätsforscherin Deborah Brandt, dass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eine lesezentrierte Massenalphabetisierung durch die Patenschaft von Kirche und Staat betrieben wurde.

Das von den protestantischen Kirchen in Aussicht gestellte Seelenheil war ohne die intensive Lektüre der Heiligen Schrift nicht zu haben. Und das Versprechen des Republikanismus setzte eine informierte Teilhabe des Bürgers am politischen Prozess voraus, die wiederum aufs Engste an Lektüre gekoppelt war. Massenalphabetisierung meint hier also eine positiv konnotierte Lesefähigkeit: Lesen fördere das klare Denken, steigere die Empathie, verbessere den Charakter und stärke die politische Urteilskraft. Lesen mache alle zu besseren Menschen.

Der andere Teil der Alphabetisierung, das Schreiben, ist Brandt zufolge dagegen nie in ähnlicher Weise ins Zentrum des moralischen Glaubenssystems und poli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ses gerückt. Kirche und Staat hätten schreibfreudige Massen eher als schwer kontrollierbar und deshalb gefährlich wahrgenommen. Die Ausweitung der Schreibkompetenzen sei vielmehr von der Wirtschaft gefördert worden, weil in den Büros die Schreibarbeit wuchs. Zudem sei mit der Informationsökonomie im 20. Jahrhundert das kreative Schreiben immer wichtiger für die ökonomische Wertschöpfung geworden. Dies habe zu einer Veralltäglichung des Schreibens geführt.

Zur Messe im Bücher-Podcast

Fünf Gespräche vom Stand der F.A.Z. mit Shida Bazyar, Jaroslav Rudiš, Robert Habeck, Şeyda Kurt und Don Pablo Mulemba.

Die Schreibkompetenz sei so schrittweise kulturell dominant geworden. Im- mer mehr Menschen verstünden sich nicht mehr in erster Linie als Lesende, sondern als Schreibende. Das Schreiben richte mittlerweile das Lesen an seinen Prioritäten aus – wer liest, tue dies in erster Linie, um dann als Schreibender etwas damit anzufangen. Vielgeschmähte Lektürepraktiken wie das flüchtige und sprunghafte Lesen seien Effekte dieses kaum wahrgenommenen kulturellen Wandels und ließen sich eben nicht allein auf Aufmerksamkeitsdefizite durch übermäßigen Smartphonegebrauch reduzieren.

Das neue, auf das Schreiben ausgerichtete kulturelle Leitmodell steht in Spannung zu einem institutionellen Gefüge, das lange von einem lesezentrierten Selbstverständnis der Massen ausgegangen war. Die neue Dominanz des Schreibens trifft mithin auf eine Gesellschaft, die auf der – nur selten offen ausgesprochenen – politischen Grundannahme beruht, dass es möglichst viele geben soll, die lesen, aber doch nur wenige, die für diese Massen schreiben.

Hier setzt das neue Buch der an der Duke University lehrenden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in Aarthi Vadde an. Das lesebasierte kulturelle Leitmodell sei nämlich auch der Grundpfeiler des modernen Literaturbetriebs seit dem späten 18. Jahrhundert. Vadde fragt, welche Konsequenzen es für die Literatur hat, dass sich im 21. Jahrhundert der von Brandt beschriebene Wandel durch das Aufkommen sozialer Netzwerke beschleunigt und sich das Dominanzverhältnis zwischen Lesen und Schreiben drastisch zugunsten des Schreibens verschiebt.

Vadde bringt diesen Wandel auf die eingängige Formel „platform regime versus publishing regime“. Der Gegensatz ist kein technologischer. Beide Regime sind heute ohne die Digitalisierung nicht denkbar. Es geht vielmehr darum, dass Plattformen und Verlage ganz unterschiedliche Sozialbeziehungen stiften – und damit unterschiedliche Verhältnisse zu den Kulturpraktiken des Lesens und Schreibens implizieren.

Das Verlagsregime setzt auf Verknappung; so sichert es den Wert seiner kulturellen Produkte. Die Verlage präsentieren sich als Garanten hoher schriftkultureller Qualitätsstandards, die auf verlagsinterner Professionalisierung beruhen. In dieser Konstellation werden die vielen als Konsumenten vorgestellt, die kaufen und lesen. Das Massenpublikum ist in diesem Regime anonym. Bemerkbar macht es sich – wie beim anonymen Wähler in der Massendemokratie – nur saisonal durch Stimmabgabe am Verkaufstresen der Buchhandlungen.

Das Plattformregime der sozialen Netzwerke grenzt sich polemisch von diesem Modell ab. Was der Verlag Qualitätssicherung nennt, nennt die Plattform Gatekeeping. Nicht zufällig bedienen sich die Plattformen einer Rhetorik der Demokratisierung. Gegen Torwächter in exklusiven Verlagen wird ein partizipatives Ethos mobilisiert: Jeder ist eingeladen, selbst ein Textproduzent zu werden.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ist der Leser immer schon eine Person, die selbst „Content“ generiert. Dies wird von Beginn an mit der politischen Vorstellung verknüpft, dass soziale Netzwerke den stummen Lesern überhaupt erst ihre „Stimme“ zurückgeben und derart die individuellen Freiheiten des politischen Subjekts wiederherstellen, die zuvor von etablierten Verlagen und „legacy media“ monopolisiert worden sind. Das Versprechen der ersten Worte der Verfassung der USA, „We the people“, wird dieser Vorstellung zufolge erst vo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eingelöst: Sie befeuern die Imagination eines egalitären „We the platform“, das endlich alle unterschiedslos in das große Autoren-Wir aufnimmt.

Vadde ist klar, dass der politischen Selbstdarstellung der Plattformen nicht zu trauen ist: Die Plattformen lassen nicht alle drauflosschreiben, weil es ihnen um freie Meinungsäußerung ginge, sondern weil das Geschäftsmodell nichts dringender benötigt als neuen „Content“. Den Plattformen geht es um eine Monetarisierung des Massenschreibens.

Und dennoch sind die Plattformen die ersten Paten, die das Schreiben mit dem gleichen Nachdruck befördern, der zuvor unter der Schirmherrschaft von Kirche und Staat auf das Lesen verwandt wurde. In dem lesebasierten Verlagsmodell durften tatsächlich nur wenige schreiben und veröffentlichen – wer ein „published author“ war, erlangte durch die Aufnahme in ein Verlagsprogramm eine anerkannte kulturelle Position. Ganz anders in dem schreibbasierten Plattformmodell: Hier kann jeder schreiben und innerhalb von wenigen Sekunden zu einem „published author“ werden, womit das Publiziertsein von einem renommierten Status zur alltäglichen Aktivität wird.

Wie die englischsprachige Literatur auf die neue Situation reagiert, erkundet Vaddes Studie auf eindrückliche Weise: Man begegnet darin berühmten Schriftstellerinnen und Schriftstellern wie Margaret Atwood, Teju Cole oder Jennifer Egan, die Plattformen wie Twitter oder Wattpad für kreative Experimente nutzen. Und man erkennt, dass es den Autorinnen und Autoren im Plattformregime weniger darum geht, einzelne Bücher zu schreiben, als Erzählwelten zu kreieren, die in unterschiedlichen Formaten und Medien weiterentwickelt werden können. Das habe auch Konsequenzen für die Machart der Literatur: Es seien nun häufiger offene Handlungsstränge und figurenreiche fiktionale Welten zu finden, weil diese das Anknüpfen weiterer Erzählungen erleichterten.

Auch die sozialen Konsequenzen des Plattformregimes werden klar: Neue urheberrechtliche Regelungen wie Creative Commons gehen mit einem Selfpublishing-Ethos einher, das weniger auf finanzielle Kompensation als auf Anerkennung im sozialen Zusammenhang zielt. Die demokratisierte Autorschaft ist deshalb meist unbezahlt. Demokratisierung und Deprofessionalisierung des literarischen Schreibens gehen Hand in Hand. Und jetzt kommt die Möglichkeit hinzu, das eigene Schreiben v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ssistieren zu lassen. Es ist schwer abzuschätzen, ob der Alltagsgebrauch der großen Sprachmodelle zum Zweck kreativen Schreibens auf den Triumph universalisierter Autorschaft oder auf deren Abschaffung hinauslaufen wird.

Und dennoch kreisen die aktuellen Debatten weiterhin um das Lesen, auch innerhalb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Für die einflussrei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in Rita Felski etwa hängt, wie sie in „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 schreibt, die Kris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damit zusammen, dass man bislang einen nüchtern-distanzierten Umgang mit Literatur gepflegt habe, der die außeruniversitären Leser abstoße. Außerhalb der Universität sei der amateurhafte Umgang mit Literatur nämlich einfühlend-immersiv, man behandelte etwa literarische Figuren wie wirkliche Personen und unterscheide nicht zwischen Autor und Erzähler. Die Literaturwissenschaft müsse den Amateurlesern mehr Beachtung schenken und sich deren Umgangsformen mit Literatur aneignen, dann würde sie im großen Publikum auch wieder mehr Resonanz finden.

Wer Vadde gelesen hat, wird diesen andächtigen Amateurleser für eine professorale Sehnsuchsfigur halten, die immer noch im lesebasierten Kulturmodell verankert ist. Denn die Amateure wollen nicht bloß als Leser unter die Fittiche einer neuerdings großherzig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genommen werden. Es ist ihnen durch die Plattformen mittlerweile zur liebgewonnen Gewohnheit und zum Bedürfnis geworden, selbst Schreibende und Publizierende zu sein. Eine Literaturwissenschaft, die sich lange als Ausbildung im Lesen verstanden hat, steht heute vor der Frage, ob sie in Zukunft institutionelle Patin einer schreiborientierten Literalität sein will, in der die Beschäftigung mit Literatur auch auf kritisch-kreative Autorschaft zielt – oder ob sie dieses Feld ganz den digitalen Plattformen überlässt. CARLOS SPOERHASE

Aarthi Vadde: „We the Platform“. How the Internet Changed Twenty-First-Century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26. 304 S., br., 31,30 €.

Wie redest Du mit Dir selbst über mich?

Thomas Ostermeier holt einen Theaterrenner vom New Yorker Broadway an seine Berliner Schaubühne. Er inszeniert „Stereophonic“ als klanglich überzeugenden Theaterkonzertabend mit Songs von Will Butler.

E ndlich mal kein Abendessen. Endlich mal nicht das konventionelle Setting der Gegenwartsdramatik: Ein paar Paare treffen sich und reden erst über ihre Immobilien, dann über ihre Kinder und schließlich über Politik. Am Anfang ist noch alles ruhig, dann wird die Stimmung gereizter und schließlich eskaliert die Dinnerparty und wird zum rhetorischen Massaker. Wie oft hat ma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uf der Bühne die immer gleiche Kopie dieser Grundkonstellation gesehen – der moderne Mensch, so lautet die Parabelbotschaft, führt seine Kriege nicht mehr auf dem Schlachtfeld, sondern in der freistehenden Bulthaup-Küche.

„Stereophonic“, das Theaterstück des amerikanischen Dramatikers David Adjmi, spielt nicht in einer Küche, sondern im Tonstudio. Das ist schon mal eine willkommene Abwechslung und führt dazu, dass man die Berliner Schaubühne bei der deutschen Erstaufführung des am New Yorker Broadway hoch und runter gespielten Stücks neugierig betritt. Und doch beim Blick auf die Stückdauer insgeheim denkt: Bietet ein banales Tonstudio wirklich genug dramatische Anhaltspunkte für dreieinhalb Stunden Spieldauer?

Tatsächlich wirken Zeit, Ort und Handlung auf den ersten Blick auf geradezu rührende Weise überschaubar: Es sind die ausgehenden Siebzigerjahre, Reagan will Präsident werden, der Turbokapitalismus nimmt gerade Anlauf. Eine fünfköpfige Band will ein neues Album produzieren und hat sich dafür mit zwei Tontechnikern in einem Studio eingemietet. Aus Wochen werden Monate, nach einem Take kommt immer ein nächster, denn die Plattenfirma zahlt gut und lässt den Musikern alle Zeit der Welt, um alles Mögliche auszuprobieren.

Die technischen Bedingungen der Albumaufnahme sind allerdings noch recht primitiv, ständig reißt irgendwo ein Kabel oder wird versehentlich eine Tonspur gelöscht. Und was ist nur mit dem Schlagzeug los, was rauscht denn da die ganze Zeit? Viel geht es zu Beginn von „Stereophonic“ um den Prozess der Aufnahme, ist die Rede von „Overdubs“, „Bridges“ und vielen Details der Produktion. Man spürt, dass sich ein Autor hier sehr vertieft hat in eine Welt, die von einer faszinierenden Doppeldeutigkeit geprägt ist: dem technisch-funktionalen Gehäuse auf der einen und dem, was in seinem Inneren an Gefühl und Glauben ausgedrückt wir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ser Gegensatz, diese Doppeldeutigkeit prägt auch die Charaktere des Stücks.

Da sind zunächst Studiomanager Grover (Stefan Stern) und Tontechniker Charlie (David Ruland), die als demütige Dienstleister vorgestellt werden, die sich von den exzentrisch-emotionalen Mitgliedern der Band beschimpfen und demütigen lassen, ihnen aber trotzdem ständig gut zureden und Kaffee oder Kokain bringen. Die beiden bilden ein spätmodernes Dienerpaar, dessen besondere Begabung in der doppelbödigen Kommunikation liegt: Während sie ständig ihre Gleichberechtigung betonen, verhalten sie sich in Wahrheit wie Untergebene.

Ihnen gegenüber stehen die Künstler, die von ihren Stimmungen geleitet und durch unbändige Willenskraft gekennzeichnet sind. Das Genie des totalen Künstlers wabert hier noch im Raum und verfängt sich in den Schlaghosen und Hippiehemden der Bandmitglieder. Vor allem Peter, den Moritz Gottwald als eine Mischung aus perfektionistischem Gitarristen und egozentrischer Trostlosnatur anlegt, trägt die Aura des unerbittlich Kreativen vor sich her. Seit neun Jahren ist er mit Frontsängerin Diana zusammen, aber jetzt, wo ihre Songs immer erfolgreicher werden und sie sogar über ein Soloalbum nachdenkt, geht die Beziehung in die Brüche, stellt ihnen die Eifersucht ein Bein. Was sie privat erleiden, verhandeln sie auch vor der Bandöffentlichkeit. „Du, da ist ein Gis, was mal ein H war – die Zeile wirkt schlammig“, nörgelt er an ihr herum, und sie nimmt ihm plötzlich übel, dass er vor sieben Jahren ihre Gitarre verkauft hat.

Ein modernes Dienerpaar: David Ruland und Stefan Stern als Tontechniker Charlie und Studiomanager Grover in „Stereophonic“ Foto Gianmarco Bresadola

Einmal sitzt er im Studio und bricht in Tränen aus, weil sie noch in die Bar geht. „Ich halte die Vorstellung nicht aus, dass Du andere Männer trifft“, sagt er und sie antwortet darauf nur mit hochgezogenen Augenbrauen. Magdalena Lermer spielt ihre Rolle als strahlendes It-Girl, dessen Stimmung so schnell umschlägt, dass jedes innige Gespräch von eben im nächsten Moment schon Gefahr läuft, überholt zu wirken. Ihre Schönheit ist ihr Selbstbewusstsein, ihre schlechte Laune vertreibt sie durch Blicke von Anderen. Die beiden sind sich im Grunde sehr ähnlich: Getrieben von unbedingter Sehnsucht, reißen sie aneinander herum, bis es ein bisschen wehtut, und dann versöhnen sie sich wieder durch kleine innige Momente. Wenn sie miteinander singen, wenn sie vor dem gleichen Mikrofon stehen und sich in die Augen schauen, dann verschwindet alles Ach und Weh, dann sind sie wieder ein Paar ohne Wenn und Aber.

Jede Band braucht einen Papa, einen, der sich um die Finanzen und die Unterkunft kümmert. Hier ist es Simon, der Schlagzeuger, der seine Kinder schon seit Monaten nicht mehr gesehen hat. Nach 16 Stunden Aufnahme lässt er sich widerwillig darauf ein, „mit Click“, also mit einem Metronom zu spielen. Thomas Witte, der auch die musikalische Leitung des Abends verantwortet, legt diesen Drummer als eine Mischung aus Big Lebowski und John Bonham an, der im entscheidenden Krisenmoment vorschlägt, für alle ein Hähnchen zu kochen.

Zuletzt noch Marcel Kohler als trauriger, Bass spielender Mann in Wollddecke, der die Weltbevölkerung in Hügelmenschen und Hausbootmenschen unterteilt – und Holly, die andere Sängerin, die immer ein wenig im Schatten steht, aber so wunderschön traurig vom vergehenden Leben singt. Eva Meckbach singt wirklich unglaublich gut, aber sie ist damit wirklich nicht die einzige: Denn was man hier – von Thomas Ostermeier exzellent inszeniert – zu sehen bekommt, ist nicht nur ein Well-made Play, es ist auch ein eindrucksvolles Konzert. Mit originalen Songs von Will Butler, jenem weltberühmten Mitglied der Indie-Rockband Arcade Fire, die von den fünf Schaubühnen-Spielern professionell poetisch interpretiert werden.

Ein Abend, der am Ende deshalb vor allem auch klanglich überzeugt. Der Klang von Musik und der Klang der gesprochenen Worte harmonieren. In der Frage nach dem Zusammenhalt einer Band über die Gräben der privaten Eifersucht hinweg steckt auch die Frage nach dem Zusammenhalt einer Gesellschaft im Angesicht des kapitalistischen Wettkampfs. Aber vor allem erzählt dieser Theaterkonzertabend auch von der Urangst des gefährdeten Vertrauens: „Wie redest Du mit Dir selbst über mich?“, fragt Peter seine Freundin einmal verzweifelt. Und sie antwortet mit einer Liedzeile: „When you’re near / I can’t breathe / When you’re far / I don’t believe“. SIMON STRAUSS

Greller Kitsch für neue Erwachsene

„Spürst du das Kribbeln auf der Haut?“ Die Buchcovergestaltung zur Sparte „New Adult“ huldigt seit Jahren dem Sprühschaum des freien Liebeslebens

Erfolgrei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die Cover ihrer Bücher sind drei großen Imperativen unterworfen: Sie müssen uns emotional abholen, nahbar und wertig sein. Das mit der Wertigkeit lässt sich am einfachsten hinbekommen. Bücher sind zu Designobjekten geworden. Wir sagen nur: Farbschnitt. Vor ganz langer Zeit hatten teure Bücher einen Goldschnitt. Jetzt sind es Pastellfarben, und bei besonders raren Editionen setzt sich die Graphik des Covers auf dem Schnitt fort. Manche User (lies: Leserinnen) stellen ihre Bücher verkehrt herum ins Regal. You can judge a book by its Farbschnitt.

Und die Motive der Branche auch. Sie veranstaltet Erstausgaben mit Farbschnitt und Volksausgaben ohne. Sie schmückt Reihen mit fortlaufenden Motiven. Es gibt „geprägte Typo“ auf den Titeln, die auch mit Folien veredelt werden können, hinzu kommen Buchumschläge, dicke Deckel, substanzielles Papier, dekorative Vorsatzpapiere, nicht zu vergessen praktische Handreichungen wie Altersempfehlungen oder Triggerwarnungen. Was ist mit den Spice-Levels? Buchbloggerinnen verteilen sie schon freigiebig. Level 4: Blazing fire: „Häufige Sexszenen mit Detailtiefe“.

Den Übergang vom haptischen Buchobjekt zum emotional anfassenden Buchinhalt stellt sich die Verlagsbranche sehr direkt vor. Wir zitieren den Anfang der Buchvorstellung, welche der Coppenrath-Verlag der Romanze „Hunting Souls“ von Tina Köpke vorausschickt: „Hochwertige Ausgabe: Farbschnitt in der 1. Auflage, Goldfolie auf dem Cover und illustriertes Vor- und Nachsatzpapier. Fühlst du meinen Herzschlag? Spürst du das Kribbeln auf der Haut?“ Selten wurde Warenästhetik so geradlinig mit den Begierden der Leserinnen verkuppelt.

Nach Aufzählung all dieser Add-ons und Turn-ons dürfte klar sein, dass das Cover als solches es nicht leicht hat. Zwischen nahbar und auf Ferne wirksam muss es sich entscheiden. Denn nicht alle Bücher kommen in Kuschelecken unter, wie sie manche Buchhändler für ihre jüngere Klientel einrichten. Die wahre Herausforderung heißt für den Titel: Er muss aus der fünf Meter entfernten Regalwand herauswinken. Um das peinliche Wort Hingucker kommen auch wir nicht herum. Zoomen wir kühn an eines dieser Bücher heran und küren als unser Paradebeispiel das Titeldesign für Lea Kaibs New-Adult-Roman „Love with Pride“ (Fischer New Media, ein klimaneutraler Verlag). Kaib, Content Creatorin und Book-Influencerin, empfiehlt ihr Buch allen Lesern, die sich mehr queere Stoffe in Liebesromanen wünschen.

Herzig: Lea Kaibs „Love with Pride“ Foto Fischer Sauerländer

Das macht dieses Buch vielleicht besonders, das Coverdesign liegt aber vollkommen im Trend. Folgendes noch vorweg: Lea Kaib ist Mitglied der Jury des deutschen „Buchcover Award“, der jährlich für die Sparten Kinder- und Jugendbuch, Belletristik und Sachbuch verliehen wird und dessen Website viel Anschauungsmaterial bietet. In einem dort abgedruckten Interview „feiert“ Kaib den Coverdesigner Alexander Kopainski. Es lohnt sich, auch auf dessen Website zu schauen, um einen Großmeister des „Dark Kitsch“ kennenzulernen.

Jetzt aber zur Titelgraphik von „Love with Pride“. Haben wir es nicht geahnt? Der Entwurf ist auch von Kopainski. Wir werden ihn wohl bald unter den Gewinnern des „Buchcover Award“ begrüßen dürfen. Aber Kopainski reitet hier nicht auf der Dark Wave, sondern bereitet seine Leserinnen auf ein total intensives Buchgefühl vor. Die dominante Farbstellung ist das lange verpönte Violett, das in der oberen Zone durchsichtig leicht fließt und sich in der Mitte wolig verdunkelt und von unten her bräunlich-orange erhitzt wird. Die Sprüh- und Spritzoptik wird sehr gerne genommen, bringt dieser Look doch Freiheit und Spontaneität ins Spiel der Assoziationen.

Der Hintergrund kann aber noch viel mehr als fließende Farbe und Sprengsel: Er entwickelt geblümte Motive aus sich heraus, und er schafft das scheinbar Unmögliche: Er greift auch in den Vordergrund ein und bespritzt die Schrift ein wenig. Auch ein Wort wie „Love“, will man uns sagen, ist letztlich nur ein aus hartlinigen Buchstaben geformtes Zeichen für ein Gefühl, das graphisch nur in

Farben ausgedrückt werden kann. Es bedarf dringend der Entbindung durch den Sprühschaum des freien Liebeslebens. Vorbildhaft kursiv gesetzt hat sich das Wort „Pride“ bereits erweichen lassen.

Was die Typographie angeht: Noch nie hat jemand den Graphikern den sogenannten Akzidenzdruck abgewöhnen können, wenn es um besondere Aufgaben wie Anzeigen oder Buchtitel geht. Bei dieser Gelegenheit griff der Setzer immer schon tief ins Register der Schrifttypen und Größen. Hier sind es zwei Typen, vier Größen und zwei Farben, plus Kleckse. Graphisch ist die Autorin auf der sicheren Seite. Ihr Name ist vom „Liebesgrund“ durchfärbt (vollständige Offenlegung: Der Autor lebt in einer Stadt, in der eine Grünfläche Liebesgrund heißt).

Wenn wir jetzt zur Übergröße der Buchstaben kommen, merken wir, dass wir oben „Nahbarkeit“ und „Wirkung auf fünf Meter Abstand“ fälschlicherweise als Alternativen ausgegeben haben. Unser Cover beweist: Es geht beides zusammen, nicht nur „Love with Pride“, sondern auch „Approachability with remote effect“. Vermutlich ist das die Formel. Wir sollten ihr schon mal ein kleines® ankleben. Was aber die dominante Seite der Gleichung anbelangt, so wird nicht nur die Titelei immer größer. Auch andere Komponenten der neulich erwachsen gewordenen Buchproduktion treten hochgemut und monolithisch auf. Verlage heißen nicht mehr „Christian Brandstätter Verlagsbuchhandlung“, sie firmieren kurz und kräftig als „Everlove“, „Lyx“, „Kyss“, „Tot“ oder „Forever“.

Die Buchtitel machen es ihnen nach. „Love with Pride“ ist schon fast zu lang. Der erste große Erfolgsschlager in der Gattung New Adult kam 2012 unter dem Hammertitel „Slammed“ heraus. Colleen Hoovers Roman hieß dann auf Deutsch:

„Weil ich Layken liebe“. Seitdem haben die Verlage bei uns viel dazugelernt. Sie bringen deutschsprachige Romane gleich mit Titeln wie „Love with Pride“ auf den Markt. Was aber erwartet uns, wenn wir das hoch sensibilisierte Cover öffnen und die erste Seite aufschlagen? Hier ist die zündende Formel, wir fanden sie nach umfänglichen Studien in dem Roman „21 Tage zum Verlieben“ von Lea Louis. Man denke noch einmal an die drei Kriterien „emotional“, „nahbar“ und „wertig“ und lese: „O mein Gott! Ich bin gerade vom Flughafen nach Haus gekommen, und ich habe mein Handy verloren.“ WOLFGANG K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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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HAM KUNSTAUKTIONEN

E rinnerung ist notorisch unzuverlässig. Was wann wie gewesen ist, wird im Rückblick ständig neu erfunden. Deshalb war Streit programmiert,

als die Tate Britain ihre voraussichtlich populärste Ausstellung des Jahres unter dem Titel „The 90s: Art and Fashion“ ankündigte. Es sollte eine Hommage an das letzte Jahrzehnt des vergangenen Jahrhunderts werden, kuratiert von Edward Enninful, dem ehemaligen Chefredakteur der britischen „Vogue“, dessen ungewöhnliche Karriere in den Neunzigerjahren auf der Schnittstelle zwischen Mode und Kunst begann.

Die Vorfreude auf die Schau war groß, die Erwartung riesig. Denn je länger das erste Jahrzehnt nach dem Kalten Krieg her ist, desto großartiger wirkt es im Nachhinein. Damals hatte der Westen seinen Zenit erreicht; er hatte gewonnen. Francis Fukuyama rief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aus, eine bessere Gesellschaftsform als die liberaldemokratische war unvorstellbar, Freiheit triumphierte, Politik schien erledigt und ein schamlos auftrumpfender, übermütiger, scheinbar unschuldiger Hedonismus machte sich breit. In den Hauptstädten des Westens wurde sehr lange, sehr intensiv gefeiert.

Medusa, abgetaucht im Lakenmeer: Juergen Tellers „Pink Kate 1998“ Foto J. Teller

Als London rockte

alten Gassenhauer spielen, um das Gefühl von damals wiederauferstehen zu lassen. Musik transportiert Emotionen unverfälschter als ausgewählte Exponate. Die Schau in der Tate wird zwar voraussichtlich ebenfalls ein Massenpublikum anziehen. Doch sie wird viele mit ihren Lücken, mit ihrem Ernst und dem Mangel an Leichtigkeit enttäuschen.

Trotzdem lohnt sie sich genauso wie jeder andere Versuch vo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Es ist schließlich die Gegenwart, die den Vergleich zu früher aushalten muss. Und dabei stellt sich auch dank Enninfuls Retrospektive heraus, woran es dem Kulturbetrieb heute mangel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erstand England als kulturelle Weltmacht wieder auf: Eine Krach machende Ausstellung der Tate Britain feiert ein großartiges Jahrzehnt.

London war eines der Epizentren dieser internationalen Party. Anfang der Neunziger schien das Land zwar finanziell wie kulturell abgeschrieben. Margaret Thatcher hinterließ ein verstaubtes Land, das unter John Major kein bisschen hipper wirkte. Unter der Oberfläche aber gärte es. In der Londoner City wurden Reichtümer verdient, die nur darauf warteten, verprasst zu werden. Und in den Kunstschulen, in den Nachtclubs, auf illegalen Raves und in billigen Wohnungen entstand eine Kreativ- und Kunstszene, die nur darauf lauerte, entdeckt zu werden.

Der Triumph der Jungen und Unerfahrenen in den Neunzigern, der Außenseiter und der Spinner, der Unbekannten und Provokateure war nur möglich, weil die Eintrittsschwelle so niedrig lag. Sowohl Damien Hirst als auch Oasis als auch Kate Moss, Alexander McQueen, Steve McQueen und Edward Enningful selbst waren Kinder der Arbeiterschicht und konnten es im Gegensatz zu den Nepo-Babies von heute auch ohne Hilfe der Eltern schaffen.

Von Eva Ladipo, London

Teile der Stadt waren noch so erschwinglich, dass das Tor für junge, hungrige, unerschrockene, experimentierfreudige Kreative weit offen stand. Neue Musik traf auf neue Drogen, auf zeitgenössische Kunst, auf blutjunge Designer, Fotografen, Models, anarchische Zeitschriften, Männermagazine, eine sichtbar gewordene Schwulenszene, selbstbewusste Immigrantenkinder – und auf sagenhaft neureiche Mäzene.

Das Ergebnis war das, was unter den Oberbegriff „Cool Britannia“ gefasst wird: die Renaissance des Kulturbetriebs, geprägt von einem respektlosen Stil voller Selbstironie und Witz, der als typisch britisch wahrgenommen wurde. England galt plötzlich wieder als Inbegriff des

Cool. Überbelichtete Bilder von Kate Moss im sogenannten „Heroin Chic“ schockierten die Modewelt, Britpop und die Spice Girls erklommen die Charts, Richard Curtis schrieb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John Galliano übernahm Dior, „Ministry of Sound“ war der berühmteste House-Club der Welt, und die „Young British Artists“ um Damien Hirst machten zeitgenössische Kunst zu einem Lieblingsthema der entsetzten Presse.

Diese Alchemie im Nachhinein zu dokumentieren, ist schwer, vielleicht sogar unmöglich. Enninful selbst sagt, dass das Jahrzehnt „nicht von einer einzigen Bewegung, sondern von einer Energie“ geprägt gewesen sei. Doch Energie lässt sich nicht abbilden, und die Auswahl dessen, was sie hervorbrachte, ist zwangsläufig selektiv.

Andere Varianten der um sich greifenden Neunzigerjahre-Nostalgie haben es leichter: Oasis und Blur müssen nur ihre

Gleichzeitig fällt auf, was es damals nicht gab: Ohne soziale Medien und den Druck, Follower zu generieren, war die Szene frei, zu experimentieren und sich ohne Hemmungen auszuprobieren. Außerdem waren mangels Handys alle gezwungen, auszugehen, wenn sie etwas erleben wollten. Essen, Sex, Alkohol und sonstige Formen der Unterhaltung waren nicht auf Knopfdruck lieferbar, sondern nur draußen zu haben, jenseits der eigenen vier Wände. Interdisziplinäre Fremdbestäubung war dadurch unausweichlich.

Dass die Schau diese Debatte losgetreten hat, ist ein großes Verdienst. Außerdem sorgt sie endlich wieder einmal für Krach im kulturellen Betrieb. In den Neunzigern wetzten britische Kritiker ständig ihre Messer, um Künstler mit Genuss zu massakrieren. Offenbar färbt die Erinnerung ab. Zwar verleiht der „Telegraph“ großzügige fünf Sterne, und auch der „Independent“ ist begeistert. Doch die „Times“ verreißt Enningfuls Schau als „Desaster“, und der „Guardian“ begründet seinen verheerenden einen Stern damit, dass „man so unzufrieden rausgeht wie nach dem müßigen Durchblättern einer dreißig Jahre alten Zeitschrift im Wartezimmer vom Zahnarzt“. Wenigstens der Spott ist fast so gut wie damals, als alles besser war.

The 90s: Art and Fashion. Tate Britain, London; bis zum 14. Februar 2027. Der Katalog kostet 30 Pfund.

Ein Forscher mit Geduld Chemie-Nobelpreisträger Gerhard Ertl wird 90

Gerhard Ertl sagte einmal, ein erfolgreicher Wissenschaftler brauche „drei G“: Geld, Geduld und Glück. Der Chemie-Nobelpreisträger des Jahres 2007 hatte alle drei. Es war Glück, dass sich in den Sechzigerjahren, als seine wissenschaftliche Karriere begann, die Arbeitsweisen in der physikalischen Chemie grundlegend wandelten – hin zu Techniken, wie sie die aufstrebende Halbleiterindustrie nutzte: Statt Reagenzgläser und Chemikalienflaschen standen in Ertl's Labor Vakuumkammern und -pumpen, und er untersuchte chemische Vorgänge mithilfe von Elektronen. Das Geld für die neuen, teuren Geräte kam von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einer Institution, um die – so sagte Ertl – Wissenschaftle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ganzen Welt beneidet würden.

Gerhard Ertl widmete sich ganz der Grundlagenforschung – die Ergebnisse spiegeln sich heute im Alltag wider. So fand er heraus, wie Sauerstoff und Kohlenmonoxid auf Platinmetallen zu Kohlendioxid reagieren – eine Reaktion, die in Autoabgaskatalysatoren abläuft. Die Arbeiten dazu liefen teilweise lange bevor man daran dachte, sie tatsächlich in Autos einzubauen. Er untersuchte, wie Wasserstoffmoleküle an Metalloberflächen in Atome zerfallen – ein Vorgang, der für Brennstoffzellen wichtig ist.

Für Gerhard Ertl's Nobelpreis entscheidend war die Synthese von Ammoniak aus Stickstoff und Wasserstoff. Als Ertl und seine Arbeitsgruppe in den Siebzigerjahren versuchten, diese Reaktion zu verstehen, war sie schon mehr als 60 Jahre alt. Der deutsche Chemiker Fritz Haber hatte sie Anfang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entwickelt und damit die Grundlage für die großtechnische Produktion von Kunstdünger geschaffen. Im Jahr 1918 erhielt er dafür den Chemie-Nobelpreis. Aber was wirklich im Reaktor passiert, blieb unbekannt. Bis Gerhard Ertl die Ammoniaksynthese gedanklich in einfache Schritte zerlegte und für jeden einzelnen passende Experimente entwarf. Diese liefen alle im Ultrahochvakuum ab, um sicherzugehen, dass wirklich nur Wasserstoff und Stickstoff auf einer Metalloberfläche miteinander reagieren und nicht noch Wasserdampf, Sauerstoff- oder sonst irgendwelche Moleküle, die zufällig durch die Luft schweben. Solche

Untersuchungen erfordern unendliche Geduld. Allein aus einer Vakuumkammer alle störenden Gase herauszupumpen, kann Tage dauern. Zehn Jahre habe seine Arbeitsgruppe gebraucht, schrieb Gerhard Ertl, bis sie herausgefunden habe, wie und wie schnell die beteiligten Elemente sich zu Ammoniak verbinden.

Gerhard Ertl Foto Picture Alliance

Das Wichtigste bei dieser Art von Forschung sei gewesen, die Mitarbeiter bei Laune zu halten und zu motivieren, gestand Ertl ein. Ohne eine funktionierende Arbeitsgruppe aus rund 30 Physikern und Chemikern und ihren unterschiedlichen Interessen hätte seine Forschung keinen Erfolg gehabt. In seiner Nobelpreisrede verglich sich Gerhard Ertl, der auch als Pianist auftrat, mit einem Dirigenten, und zwar mit einem, der ein Orchester anleitet, bei dem jeder Musiker selbst als Komponist ein Stück zur Symphonie beiträgt.

Gerhard Ertl, der ursprünglich Physik studiert hatte, kam erst mit der Doktorarbeit wieder zur Chemie. Als Junge hatte er mit Chemikalien experimentiert, musste aber auf Druck seiner Mutter damit aufhören, als ihr der Gestank und die Geräusche nicht mehr geheuer waren. Nach dem Studium in Stuttgart und Paris folgte Ertl seinem Doktorvater an die TU München. Nach Stationen in Hannover und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wechselte er im Jahr 1986 ans Fritz-Haber-Institut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 nach Berlin, wo er bis 2004 arbeitete. Der Forscher, der 1936 in Bad Cannstatt geboren wurde, feiert heute seinen 90. Geburtstag. FRAUKE ZBIKOWSKI

Samstag, 10. Oktober 2026

10:00–10:20 Uhr Kapital und Krise. Wie Deutschland aus der Wirtschaftskrise findet – und wie nicht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im Gespräch mit Tom Krebs

10:40–11:00 Uhr Verbrechen verstehen. Wie Menschen zu Tätern werden Marcus Jung (F.A.Z.) im Gespräch mit Benjamin Knull

11:20–11:40 Uhr 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Stabil bleiben in autoritären Zeiten Patrick Bahners (F.A.Z.) im Gespräch mit Ilko-Sascha Kowalczuk

12:00–12:20 Uhr Das Wasser im August Maria Wiesner (F.A.Z.) im Gespräch mit Ingo Schulze

12:40–13:00 Uhr Ich gebe niemanden auf. Wie radikales Vertrauen unsere Gesellschaft stärkt Heike Schmoll (F.A.Z.) im Gespräch mit Engin Çatik

13:20–13:40 Uhr Wir malen zusammen – und sprechen über Karl, der kleine Ottifant. Ein Rüssel wie kein anderer Alfons Kaiser (F.A.Z.) im Gespräch mit Otto Waalkes bei einer gemeinsamen Malaktion

14:00–14:20 Uhr Ein ungehaltenes Plädoyer Franziska Pröll (F.A.Z.) im Gespräch mit Christina Clemm

14:40–15:00 Uhr Dirty Rome. Die schmutzige Seite der Antike Jannis Koltermann (F.A.Z.) im Gespräch mit Michael Sommer

15:20–15:40 Uhr Fundamental Things. Über Vernunft, Moral und Empathie – Was es bedeutet, Mensch zu sein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im Gespräch mit Joachim Bauer

16:00–16:20 Uhr Geburtstag im Staubsauger Eva-Maria Magel (F.A.Z.) im Gespräch mit Ulrich Hub

16:40–17:00 Uhr Holunderholz Patrick Bahners (F.A.Z.) im Gespräch mit Norbert Scheuer

17:20–17:40 Uhr Lügen. Wie sie wirken und wie wir sie durchschauen Marcus Jung (F.A.Z.) im Gespräch mit Michael Sall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 11. Oktober 2026

10:00–10:20 Uhr Die Woche danach. Ein Stundenbuch der Hoffnung Tobias Rüther (F.A.S.) im Gespräch mit Helga Schubert

10:40–11:00 Uhr Oh! Venedig Kai Spanke (F.A.Z.) im Gespräch mit Maria Wiesner

11:20–11:40 Uhr Blackout Börse. Die Geschichte der Börsenkrisen von der Tulpenmanie bis heute Sarah Huemer (F.A.S.) im Gespräch mit Patrik Hof

12:00–12:20 Uhr Mädchen allein zu zweit Anna Nowaczyk (F.A.Z.) im Gespräch mit Daniela Dröscher

12:40–13:00 Uh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Alexander Armbruster (F.A.Z.) im Gespräch mit Gunilla Budde

13:20–13:40 Uhr Digital Crush Anna Nowaczyk (F.A.Z.) im Gespräch mit Anne Möllers

14:00–14:20 Uhr Achtsam geht die Welt zugrunde. Wie die Ideologie der Achtsamkeit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 blockiert Julia Anton (F.A.Z.) im Gespräch mit Kathrin Fischer

14:40–15:00 Uhr Wenn ihr wegseht, werden wir getötet. Ein Aufruf zu echter Solidarität mit den Menschen in Iran Majd El-Safadi (F.A.Z.) im Gespräch mit Daniela Sepehri

15:20–15:40 Uhr Ich erklär das jetzt mal psychologisch. Über Gefühle, Beziehungen und gesellschaftliche Schieflagen Kim Maurus (F.A.Z.) im Gespräch mit Stefanie Stahl

16:00–16:20 Uhr Fast wie im Märchen. Die Brüder Grimm und ihre Zeit Andreas Platthaus (F.A.Z.) im Gespräch mit Tilman Spreckelsen

Generationenwechsel

Von Ursula Scheer

Wer sich die Kauffreudigsten der wohlsituierten Kunstsammler immer noch als informellen Klub älterer Herrschaften vorstellt, muss umdenken: Die nach 1995 geborenen Angehörigen der Generation Z haben als Topkunden übernommen und im vergangenen Jahr im Vergleich der Alterskohorten bei Weitem am meisten Geld für Kunst ausgegeben. Das ist die wichtigste Erkenntnis aus dem gerade veröffentlichten „Survey of Global Collecting“, den die Kunstökonomin Clare McAndrew mit ihrer Firma Arts Economics zum fünften Mal für das Messeunternehmen Art Basel und die Schweizer Großbank UBS erstellt hat. Nachrückende Sammler entstammen der Umfrage zufolge häufig selbst Sammlerfamilien, entwickeln aber ihren eigenen Geschmack. Sie kaufen kreuz und quer durch die Kategorien Luxusgüter, Collectables, Digitalkunst, klassische Kunst, Fossilien oder Steine aus dem All – wodurch man sich eben alles so scrollen kann auf dem Smartphone. Aber, und das mag erstaunen, die ersten Ankäufe der Jungen sind laut der Umfrage unter 3100 vermögenden Sammlern oft Kunst oder Antiquitäten, nicht Schmuck oder Handtaschen. Und die erste Generation der mit dem Internet aufgewachsenen Digital Natives hat keine Lust, ihren Besitz unbedacht online auszustellen, sondern hält ihn sehr privat. Entsprechend bleibt der persönliche Kontakt zu Galeristen auch denjenigen wichtig, die sich neuerdings von KI bei der Recherche unterstützen lassen. Besonders Sammlerinnen schätzen den direkten Austausch, etwa auf Veranstaltungen wie Messen. Ebenso wird der unmittelbare Kontakt zu Kunstschaffenden, den die sozialen Medien erleichtert haben, gesucht und gefunden. Generationenunabhängig ergab die Befragung, dass mehr als zwei Drittel der Sammler direkt aus Ateliers kaufen, ein Zuwachs von sechs Prozent gegenüber den Angaben des Vorjahrs. Nun gibt es fast nie ein Plus ohne eine Minus, so auch im aufgezeichneten Sammelverhalten: Die Bereitschaft, Geld für Neuentdeckungen lockerzumachen, ist allgemein zurückgegangen. Man hält sich an Bewährtem fest, wenn die Welt- und Wirtschaftslage wackelig erscheinen. Entsprechend hat nur ein Prozent der befragten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mehr als eine Million Dollar für ein einzelnes Kunstwerk ausgelegt. Von denjenigen aber, die in dieser Preisklasse zugriffen, gehörte fast die Hälfte wiederum der Gen Z an. Für Geschmeide und Juwelen gaben Käufer dieser Altersgruppe mehr als fünfmal so viel aus wie ihre Elterngeneration. Wer aber ein möglichst breites Angebot des Handels für einen Wert an sich hält, sollte auf Frauen zählen. Sie investieren zwar weniger in teure Spitzenwerke, dafür mehr in verschiedene Genres und Medien, auffallend stärker als Männer beispielsweise in Fotografie. Ein Hauptanliegen bleibt dem Report nach der Wunsch nach mehr Transparenz. In dieser Hinsicht gibt es auf dem Kunstmarkt tatsächlich noch Wachstumspotential.

Foto Wiktor Szymanowicz/Future Publis

Zuvor im Lehnbachhaus, nun bei Christie's: Wassily Kandinsky, „Das bunte Leben“, Taxe bis zu 25 Millionen Pfund

In hellen und dunklen Farben des Lebens

Fünfzig Jahre hing das Gemälde als Leihgabe in der Städtischen Galerie im Lenbachhaus in München, sechs Jahre dauerte der Rechtsstreit mit der Bayerischen Landesbank. Erst nachdem die Beratende Kommission NS-Raubgut sich für eine Rückgabe des Werks ausgesprochen hatte, wurde es 2023 an die Erben seiner jüdischen Voreigentümer zurückgegeben. Wassily Kandinskys „Das bunte Leben“ entstand im Jahr 1907 und ist ein stilistisch wegweisendes Landschaftsgemälde, bevölkert von Figuren, die von russischen Legenden und Traditionen inspiriert sind.

Der Amsterdamer Nähmaschinenfabrikant Emanuel Albert Lewenstein und seine Frau Hedwig Lewenstein-Weyermann kauften das Werk 1927. Nach dem Tod ihres Mannes drei Jahre später überließ die Witwe das Bild dem Stedelijk Museum als Dauerleihgabe. Ihre Kinder mussten nach der Besetzung der Niederlande durch die Wehrmacht fliehen.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beschlagnahmten den Besitz der Familie und ließen ihn 1940 verkaufen. Bei Christie's in London kommt das Gemälde nun am 14. Oktober mit einer Schätzung von 18 bis 25 Millionen Pfund in der Auktion „20th/21st Century: the London Sale“ zum Aufruf.

Der Auktionsrekord für Kandinsky wurde 2023 bei Sotheby's aufgestellt, als „Murnau mit Kirche II“ aus dem Jahr 1910 für 37,2 Millionen Pfund versteigert wurde. Auch dieses Gemälde war vo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geraubt, lange Zeit in einem Museum ausgestellt und schließlich an die rechtmäßigen Besitzer zurückgegeben worden.

Die Londoner Oktoberauktionen moderner und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finden wie immer zeitgleich mit den Messen Frieze und Frieze Masters statt. Internationale Sammler sollen an der Themse ihr Geld ausgeben, bevor sie zur Art Basel Paris weiterreisen. Als Spitzenlos tritt bei Christie's Piet Mondrians „Composition III (Komposition No.XIII)“ von 1920 an, taxiert auf 20 bis 30 Millionen Pfund. Aus einer deutschen Sammlung kommt August Mackes „Kolonnade mit Segelboot II“ (Taxe 1,5 bis 2 Millionen Pfund), gemalt 1914 während seines mehrmonatigen Aufenthalts mit seiner Familie am Thu-

Ein als NS-Raubgut restituiertes Werk Kandinskys gehört zu den Toplosen der britischen Herbstauktionen. Von Anne Reimers, London

nersee in der Schweiz. Insgesamt soll die Auktion soll mit 50 Losen 89,4 bis 129,9 Millionen Pfund einbringen.

Außerdem hat bei Christie's der britische Modeunternehmer Peter Simon, der hinter der Kette Monsoon steht, seine 200 Werke umfassende Kunstsammlung eingereicht. Auf drei eigene Abend-, Tages- und Online-Auktionen verteilt, soll sie zwischen 86,5 und 126,7 Millionen Pfund einspielen. Mit dem Erlös will Simon eine neue Sammlung aufbauen. In seiner bisherigen Kollektion lässt eine Vorliebe für intensive Farben und markante Muster etwa in Werken von Bridget Riley oder Cecily Brown ebenso Bezüge zu Simons Reisen nach Indien und Ibiza in den Sechzigerjahren herstellen wie zum Stil seines Bekleidungsunternehmens, das aus einem Stand auf der Portobello Road hervorging. Die Sammlung besticht durch ihre Kohärenz: Bei fast allen Ankäufen ließ Simon sich von den einflussreichen britischen Kunsthändlern Ivor Braka und Thomas Dane beraten. Das teuerste Werk ist Francis Bacons „Figure in Movement“ (14/18 Millionen) mit einer gewundenen nackten Figur vor orangefarbenem Hintergrund.

Bei Sotheby's liegt ein Schwerpunkt der „Contemporary Evening Auction“ am 15. Oktober auf deutscher Malerei. Papierarbeiten aus der „Helden“-Serie des im April verstorbenen Georg Baselitz, eingeliefert aus der Sammlung des Grafen Dürckheim, machen den Auftakt. „Ein neuer Typ“, entstanden 1965, ist auf 250.000 bis 350.000 geschätzt. Alle 37 Lose der Abendauktion sollen 41,6 bis 58,5 Millionen Pfund einbringen. 73 Prozent der Lose werden zum ersten Mal bei einer Auktion aufgerufen, was Preisentwicklungen schwierig ablesbar macht. Neben Gerhard Richter stellen Willem de Kooning, Mark Rothko und Andy Warhol Toplose. Auch eine Leinwand von Baselitz ist unter den teuersten Werken: „Die Geißelung“, jetzt taxiert auf 1,5 bis 2 Millionen, erzielte 2018 bei Christie’s in London brutto 2,7 Millionen Pfund. Auch interessant für Baselitz-Fans: Die Londoner Niederlassung von Thaddaeus Ropac widmet seiner „Helden“-Serie eine Ausstellung.

Phillips schließlich bietet in seinem „Modern & Contemporary Art Evening Sale“ 23 Werke an, die zwischen 11,8 und 15 Millionen Pfund umsetzen sollen. Der Pariser Sammler Marcel Brient liefert wie schon bei vergangenen Auktionen das Spitzenlos, diesmal Richters abstraktes Bild „Mathis“ (6/8 Millionen) Damit kontrastieren figurative Werke wie „Yellow Nights“ (30.000/50.000) mit tanzenden Paaren im Abendlicht von der 1997 in Dänemark geborenen, in Frankreich lebenden Eva Helene Pade.

Das Londoner Auktionsjahr ist zwar noch nicht zu Ende, doch es wurde von zwei britischen Kunstsammlern dominiert: dem Milliardär und Fußballklubbesitzer Joe Lewis, der mit seiner Tochter Vivienne im Juni bei Sotheby's Teile der gemeinsam aufgebauten Sammlung verkaufte, und nun von Peter Simon bei Christie's. Sotheby's spielte im Juni allein mit der Versteigerung „Masterpieces from the Lewis Collection“ 296,3 Millionen Pfund ein.

Damit ist sie die teuerste je in London versteigerte Sammlung. In der kommenden Woche kann sich Sotheby's daher zurücklehnen und nach vorn auf seine November-Auktionen in New York blicken, die mit Blue-Chip-Werken der Blaquier-Arrieta Collection aufwarten. In London will das Auktionshaus in der kommenden Woche mit 202 Losen in seinen Abend- und Tagesauktion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einen Gesamtumsatz zwischen 50,6 und 71,6 Millionen Pfund erreichen, fast zehn Millionen mehr als im Oktober 2025. Christie's peilt mit sechs Tages- und Abendauktion, inklusive der Sammlung Peter Simon, einen Gesamtumsatz von 198 bis 289,1 Millionen Pfund an.

Einsteigen und abheben

Von wegen behäbig bodenständig: Münchens Galerien zeigen in diesem Herbst wieder ihre Flughöhe

Ungeachtet der zauseligen Jägertypen auf Entenjagd in einem Boot watschelt Donald Duck frohgemut voran. Als gemaltes Inlay in der Siebdruck- Vergrößerung einer gefundenen Jagdfotografie auf breiter Leinwand ist der Entenhausener allemal auf der sicheren Seite. Die amerikanische Künstlerin Julia Wachtel kombiniert Fundbilder aus Cartoons, Massenmedien, Werbung und Internet zu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Themen, zur Bilderschwemme etwa oder dem Klimawandel, den in „Tropical Home“ eine Comic-Palme mit Tornadoaufnahmen aus dem Netz illustriert. Ihre Skepsis gegenüber Manipulationstricks der Medien teilte sie mit der New Yorker „Pictures Generation“ der Achtzigerjahre, zu der auch Barbara Kruger zählt oder Richard Prince. Neuerdings nimmt die Karriere der 1959 geborenen Julia Wachtel richtig Fahrt auf, und ihre erste deutsche Soloschau zeigt jetzt die Galerie Jahn und Jahn zeitgleich mit Klemm’s in Berlin (Preise ab 40.000 Euro).

Die zweite Ausstellung bei Jahn und Jahn bereitet dem Niederländer Co Westerik (1924 bis 2018) eine Bühne. Zu Hause ein Star, dürfte er für die meisten bei uns eine Entdeckung sein; eigentlich erstaunlich, denn seine Motive, die in langwierigen Arbeitsprozessen Reales wie Adern unter der Haut in kuriosen Ausschnitten und monumentalisierten Details surreal verändern, ist Malerei von höchster Inspiration und Eigenständigkeit (ab 35.000 Euro).

Auftritte dieser Qualität bereichern den Münchner Kunstherbst, der einmal mehr den schwer auszurottenden Ruf der Stadt Lügen straft, sie sei bis in die Kunstareale behäbig selbstzufrieden. Wenn die hiesige Szene deshalb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neidvoll nach Wien schiele, hat das mittlerweile dort grassierende Galeriensterben die Bayernmetropole bislang weitgehend verschont. Allerdings dürfte Vinh Thang von der Galerie Nouveaux deuxdeux nicht der Einzige sein, der findet, es fehle an jungen Sammlern vor Ort. Gefallen könnten denen die Gemälde von Benedikt Hipp, dessen intensiv farbige Werke aus verschränkten Mustern und rundlich archaischen Formen zu diversen Interpretationen einladen.

Dass Absolventen der Münchner Kunstakademie die Stadt verlassen, sobald erste Erfolge einsetzen, liegt nicht zuletzt an den hohen Mieten, auch für Ateliers. Eine, die nicht ins vermeintliche Kunstdorado Berlin pilgerte, ist Ju Young Kim. Sie zeigt Neues bei Max Goelitz, der im Übrigen im Juli seine Ausstellungstätigkeit in Berlin nach vier Jahren beendete; es bleibt ein Büro. Stattdessen baute Goelitz mit dem noch neuen, großzügigen Standort am Maximiliansplatz lieber seine Münchner Präsenz aus. Ju Young Kim wurde 1991 in Seoul geboren und lebt in Korea und München. Durch Transkontinentalreisen wurden ihr Flugzeuge zum Thema, die sie über bloße Transportmittel hinaus als verschiedene Lebensphasen verbindende „Warteräume“ empfindet. Mitten im Raum steht eine Flugzeugtür, von der Decke hängt ein „Overhead Compartment“ für Handgepäck, an der Wand ein Ausklapptisch. Mit Glaskunst, die sie dank Unterstützung der dieses Metier sammelnden und fördernden Alexander-Tutsek-Stiftung an der renommierten Pilchuck Glass School in Washington studierte, schreibt sich Ju Young Kim handwerklich in die austauschbaren Fertigteile ein. Fenster bekommen hauchzarte Spitzenvorhänge aufgeprägt, Schmelztechniken imitieren bunte Muster von Textilien und Kunststoffen (2200 bis 29.900 Euro).

Thomas Rentmeister erklärt eine Reise für beendet: „Transit. After the Journey“ nennt er seine Schau bei Paulina Caspari (jetzt in den ehemaligen Räumen von Nir Altman) nach einer irgendwie an Jacques Lipchitz erinnernden Skulptur, die er aus den Alu-Karosserien ausgedienter Wohnmobile baute. Fundstücke widmet er in Kunst um und lässt witzige und deutungs-offene Dialoge entstehen: Wie wohl finden inhaltlich die Karkasse eines Möbels und eine knochenähnliche Form aus Polyurethan darin zueinander? Nutella und Nivea, womit er früher Furore machte, lässt Rentmeister inzwischen weg, aber die Buntstiftlöckchen, die beim Spitzen anfallen, recycelt er zu reizenden Kringelbildern (ab 9000 Euro).

Wenn die Kunstwerke klingen würden, wäre in der Lohaus Gallery auch akustisch allerhand los, denn Gregor Hildebrandts Ausstellung dort steht in engster Beziehung zu Musik. Tonträger sind schließlich ein Hauptwerkstoff des Künstlers. Gebannter Sound in Skulpturen oder geometrischen Ornamentbilder aus in Form gepressten oder geschnittenen Schallplatten wurde vor dunkler Tonbandtapete installiert, die sämtliche Galeriewände auskleidet. Zuverlässig ruft die Erinnerung Melodien auf vor Bildern eines Menschen zwischen Blumen, die mit den Titeln „sag mir wo die Blumen sind (M.D.)“ oder „über Gräbern weht der Wind (M.D.)“ Marlene Dietrichs großes Antikriegslied zitieren. Was hier aussieht wie Holzschnitt, entstand mittels Ton- und Klebeband. Die junge Marlene Diet-

Bei Max Goelitz: Installation von Ju Young Kim Foto Max Goelitz/DirkTacke/Ju Young Kim

rich selbst erscheint als zugleich fragmentiertes und bewahrtes Porträtfoto über einem Kasten mit Dutzenden Musikkassetten. Die Lohaus Galerie blickt in eine Grünanlage mit Goethedenkmal. Für ein paar Wochen stellte Hildebrandt, der nicht nur Musik-, sondern auch Schach-Aficionado ist, dem Dichterfürsten den treuen Mitarbeiter „Eckermann“ in Gestalt einer bronzenen Schach-Bauernfigur zur Seite (5600 bis 66.000 Euro)

Neben Skulpturen und Installationen kommt auch Malerei nicht zu kurz. Stellvertretend sei Slawomir Elsner bei Rüdiger Schöttle genannt, der sich in seiner Methode unfassbar vieler feinster Farbstiftstriche und -schichten diesmal Blumenmotive der Kunstgeschichte vorgenommen hat. Schemenhaft wie durch Milchglas schimmert etwa Jan van Eycks „Mann mit der Nelke“. Es gibt also schon viel zu sehen, und am kommenden Wochenende geht es weiter mit der Galerieninitiative Open Art. Mit dabei ist Carol Johnssen, die Philipp Goldbach mit einer neuen auf verschwindenden Speichermedien basierenden Arbeit ankündigt. Wittenbrink wird mit innovativen Fotoarbeiten von Tom Fecht eröffnen, und die Galerie Biedermann ehrt den britischen PopMatador Patrick Procktor. BRITA SACHS

Alle Ausstellungen laufen bis mindestens 31. Oktober, einige darüber hinaus.

Der wahr gewordene Traum jedes Flohmarktgängers

Für 30 Dollar gekauft, für 1,35 Millionen versteigert: ein Gemälde Gertrude Abercrombies bei Freeman's

Man kann gar nicht genau genug hinsehen, wenn alter Hausrat losgeschlagen wird: Unter dem vermeintlich wertlosen Gerümpel könnte sich tatsächlich ein Schatz verbergen. Das beweist wieder einmal ein Fund im amerikanischen Bundesstaat Michigan. Dort wartete im Juli ein kleines Ölbild beinahe vergebens auf einen Käufer, versteckt in einem dunklen, zu der Garage des leer zu räumenden Anwesens führenden Korridor.

Einem normalerweise eher an Mid-Century-Möbeln und Schallplatten interessierten Sammler stach das rund 20 mal 28 Zentimeter messende Gemälde auf Hartfaserplatte dennoch ins Auge: Es zeigt in fast altmeisterlicher Detailtreue zehn unterschiedlich geformte Muschel- und Schneckengehäuse auf einer dunklen Unterlage vor einem noch dunkleren Hintergrund. Ausgebreitet sind die maritimen Naturformen wie kleine Kostbarkeiten – oder zeichenhaft aufgeladene Gegenstände, zu deren Entschlüsselung es okkulter Praktiken bedarf: In der Mitte des Bildes schwebt das spiralförmige Gehäuse einer Turmschnecke wie ein Pendel.

Für 30 Dollar wechselte das Gemälde die Hände. Der neue Eigentümer aber hatte unten links die Signatur „Abercrombie, '51“ erspäht. Sollte es sich tatsächlich um eine vergessene Arbeit der amerikanischen Surrealistin Gertrude Abercrombie (1909 bis 1977) handeln? Die in Austin in Texas geborene Tochter zweier Opernsänger, die in Berlin aufwuchs, a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studierte, in der Mitte des vorigen Jahrhunderts eine Reihe enigmatischer Bilder schuf – wenn auch durchaus mit qualitativer Schwankungsbreite – und als zweifach geschiedene Frau ein unabhängiges Leben in Chicago führte, mit engen Beziehungen zur Jazzszene und als „Queen of Chicago“ tituliert?

Nicht mehr unbeachtet in einem Flur: Gertrude Abercrombies „Alderman Merriam’s Shells“ von 1951 Foto Freeman’s

Ein Ausflug ins Milwaukee Art Museum, das der Künstlerin im Sommer eine Einzelschau widmete, brachte dem Käufer erste Klarheit. Dort präsentiert war ein Zeitungsfoto aus dem Jahr 1952. Es zeigt das billig erstandene Bild: „Alderman Merriam’s Shells“ von 1951. Eine Expertin des Auktionshauses Freeman’s, wo der Käufer sein Schnäppchen einlieferte, bestätigte die Authentizität des seit einem Dreivierteljahrhundert nicht mehr öffentlich gezeigten Bildes.

Das Versteigerungsunternehmen ließ es reinigen, veröffentlichte seine Erwerbs- und Provenienzgeschichte und brachte das Werk am 1. Oktober in New York zur Auktion. Die an früheren Auktionsergebnissen Abercrombies orientierte Taxspanne von 150.000 bis 250.000 Dollar wurde schnell überschritten. Am Ende erzielte das Bild sagenhafte 1,35 Millionen Dollar inklusive Aufgeld.

Das ist der höchste Preis, der je bei einer öffentlichen Versteigerung mit einer Arbeit der Künstlerin erzielt wurde. Schon die gut eine Million Dollar brutto, eingespielt im November 2025 für Abercrombies surreales Interieur „Message for Mercy“ von 1950 bei Sotheby’s in New York, war ein gewaltiger Preissprung nach oben. Bis dahin hatten sich gute Ergebnisse im Schätzpreisbereich von 200.000 bis 300.000 Dollar bewegt.

Für den Finder in Michigan gleicht der jüngste Verkauf einem Sechser im Lotto, für den Kunstmarkt bestätigt es einen Trend: Die lange Zeit von ihren männlichen Kollegen überschatteten Künstlerinnen des Surrealismus oder dieser Strömung nahestehende Frauen – ob Leonora Carrington oder Leonor Fini, Frida Kahlo oder Dorothea Tanning, Remedios Varo oder eben Gertrude Abercrombie – erfahren institutionell die längst überfällige Wertschätzung und üben auf Sammler eine wachsende Anziehungskraft aus, die sich entsprechend in der Preisentwicklung niederschlägt. Gertrude Abercrombie, die immer wieder mit finanziellen Schwierigkeiten zu kämpfen hatte, hat an ihrem nun teuersten Bild übrigens selbst keinen Penny verdient: Sie schenkte es 1952 ihrem Arzt für ein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eer.

Correctiv und Nius

Am Donnerstag dieser Woche berichtete die Journalistengruppe „Correctiv“, dass es bei dem Portal Nius zu einem großen Datenraub gekommen sei. Hacker hätten knapp neun Gigabyte Daten erbeutet, die „frei im Internet verfügbar“ seien. Da gehe es um Angaben zu Abonnenten, personenbezogene Daten und das redaktionelle Wirken. Mit Blick „auf die Vertraulichkeit journalistischer Arbeit“ verzichte man darauf, Nutzerdaten und Klarnamen von Autoren zu veröffentlichen, die bei Nius „offenbar“ unter Pseudonym schrieben. Man habe „einige Veröffentlichungen sowie weitere Daten in Stichproben abgeglichen“. Die Daten seien „authentisch“.

Dass Correctiv hervorhebt, man „verzichte“ darauf, aus den Daten Kapital zu schlagen, ist bemerkenswert. Schließlich handelt es sich hier um eine Straftat, und es ist nicht ersichtlich, welchen journalistischen Grund es gäbe, etwa Kreditkartennummern von Nius-Kunden preiszugeben. Bei Nius hegt man den Verdacht, Correctiv könnte anderes vorgehabt haben.

Correctiv habe seit Wochen von dem Datenraub gewusst, eine Straftat verheimlicht und am 5. Oktober eine Anfrage gestellt, in der es hieß, man habe einen „umfassenden Datensatz aus dem System von Nius.de“ einsehen können, berichtete Nius am Mittwoch – einen Tag vor der Correctiv-Geschichte. Gefragt worden sei nach Redaktionsinterna, offen bleibe, wie Correctiv das Material bekam. Das sei „kein journalistisches Nachfragen“ gewesen, sondern „Ausforschen“, sagte Nius-Chefredakteur Julian Reichelt und deutete eine mögliche Verbindung zwischen Hackern und der Anfrage an: „Wenn Redaktionssysteme steuerfinanziert“ (eine Anspielung darauf, dass Correctiv öffentliche Gelder erhält) „ausgespäht werden, dann endet die Pressefreiheit“, sagte er. „Und wenn die Pressefreiheit endet, endet die Freiheit.“

Correctiv sei, sagt Chefredakteur Justus von Daniels auf Anfrage der F.A.Z., „zu keinem Zeitpunkt an der illegalen Beschaffung von Daten beteiligt“ gewesen. Man habe „anonyme Hinweise erhalten, dass interne Daten von Nius frei im Internet zugänglich seien“. Wie diese ins Netz gelangten, „ist uns nicht bekannt“. Den Vorwurf, „wir hätten versucht, Nius „auszuforschen“, weisen wir entschieden zurück“, so von Daniels.

Die Berliner Volksbühne hatte unterdessen für Donnerstag zum Auftakt der Reihe „Geheime Pläne“ ein Gespräch mit dem Correctiv-Mann Jean Peters über eine an diesem Tag erwartete neue „Recherche“ über „rechte Medienmacht“, „das Geschäft mit dem Faschismus“ und was dagegen zu tun sei, im Programm. miha.

Das Jahrhundert der Abzocke

Um konservative Wähler zu gewinnen, erklärt Erdoğan die LGBTQ-Community in der Türkei zum Feindbild. Im Umfeld der Regierung platzt derweil ein finanzielles Schneeballsystem, und viele verlieren ihr Geld.

Lesen Sie meine Briefe aus Istanbul hier nicht zum ersten Mal, kennen Sie Erdoğan's liebste Taktik: Er baut ein Feindbild auf, um die Wählerschaft in Unruhe zu versetzen und sie dann davon zu überzeugen, allein er wäre imstande, den Feind zu besiegen, um sich ihre Unterstützung zu sichern. Das funktioniert recht gut. Dank Werbekampagnen, in denen er solche Schattenboxerei pflegte, gewann er Wahlen, wenn auch mitunter um Haaresbreite.

Als 2013 nach den Gezi-Protesten der Rückhalt für ihn schwand, schürte er Angst vor „ausländischen Kräften“. 2018 warnte er: „Wenn wir nicht gewinnen, droht ein Putsch.“ 2023 versammelte er die Wähler mit dem Slogan „Jahrhundert der Türkei“ um die Fahne. Nun geht es auf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von 2028 zu, und ein Sieg für ihn ist nicht Sicht, obwohl er der Opposition mit der Justiz einen Schlag nach dem anderen versetzt hat. Also musste ein neues Feindbild her. Er fand, was er suchte, diesmal nicht in der Ferne oder im Ausland. Vielmehr griff er etwas auf, das alle angeht: die Familie. Um all jene zu adressieren, die sich aus dem einen oder anderen Grund um ihre Familie sorgen, erhielt die Kampagne den Titel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Von Bülent Mumay

BRIEF AUS ISTANBUL

Damit sollten nicht bloß familiäre Werte mit stark konservativem Einschlag in den Vordergrund gerückt werden. Vor allem ging es darum, Druck auf jene Kreise auszuüben, die eine Gefahr für die islamistische Agenda der Regierung darstellen. Und so geschah es. Die Operation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richtete sich vorrangig gegen Organisationen der LGBTQ-Community. Ihre Räume und Redaktionen wurden in fünfzehn Provinzen, allen voran in Istanbul, durchsucht, 117 Personen festgenommen. Gegen 83 von ihnen, darunter Journalisten, erging Haftbefehl.

Am Tag danach deckte ein Runderlass von Justizminister Akin Gürlek, der an alle Oberstaatsanwälte im Land ging, das eigentliche Anliegen von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auf. Nach der Anweisung, „gegen die allgemeinen Sitten verstoßende Onlinepublikationen“ zu sperren, überrollte eine Welle der Zensur die Türkei. Medien, NGOs und Aktivisten, die nichts mit der LGBTQ-Bewegung zu tun haben, wurden drangsaliert. Mit T24 wurde die größte unabhängige Nachrichtenplattform der Türkei gesperrt. Social-Media-Accounts etlicher Institutionen wurden blockiert, etwa die v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und dem Verband Media and Law Studies, der unter anderem Journalisten Rechtshilfe bietet. An einem Tag, an dem sechs Frauen ermordet wurden, erging die Sperre des X-Accounts der Plattform „Wir stoppen die Femizide“. Ebenso blockiert wurde der Verein für freie Meinungsäußerung, der seit zwanzig Jahren gegen digitale Zensur in der Türkei kämpft, wie auch ihr Gründer und sämtliche Accounts, die über Internetsperren berichten.

Diese Operationen haben nichts mit unseren Familien oder unserer Sicherheit zu tun. Vielmehr wollen die Zensoren alle zum Schweigen bringen, die die Probleme des Landes zur Sprache bringen. Würde, wer sagt: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uns in himmelschreiende Armut stürzen? Würde er für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gerade einmal drei Prozent des Nationaleinkommens aufwenden? Würde er zulassen, dass 391 Frauen Femiziden zum Opfer fallen wie im letzten Jahr? Dass jedes Jahr rund 2000 Arbeiter am Arbeitsplatz umkommen? Dass am selben Tag, da sieben Minister ihre Unterschriften unter die Kampagne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setzen, elf Schüler bei einem Anschlag auf eine Schule verletzt werden?

Wenige Tage später deckte der vielleicht größte türkische Finanzskandal aller Zeiten auf, wessen Familien tatsächlich „sicher“ sind. Als herauskam, dass einige Fondsgesellschaften mit organischen Beziehungen zum Palastregime ein gewaltiges Schneeballsystem gebildet hatten, verlor die türkische Wirtschaft über Nacht 80 Milliarden Euro. Das Spiel ging so: Sieben regierungsnahe Fondsgesellschaften hatten die Aktien kleiner Firmen künstlich gepusht und dadurch hohe Gewinne ausgewiesen. Staatliche Stellen griffen nicht ein, sodass von den angeblich hohen Gewinnen geblendete Anleger investierten. Als es dann an den Verkauf ging, brach das System zusammen. Und die Ersparnisse von beinahe 500.000 Menschen, zumeist Kleinanleger, lösten sich in Luft auf.

Wer sind die Gewinner, die mit Fug und Recht sagen: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Fangen wir bei den Unternehmern an, die den Fondsbetrug begingen und Milliarden ins Ausland verschoben, bevor die Anlagen der Investoren verpufften. Um Sie nicht mit einer Vielzahl von Namen zu verwirren, seien hier nur die Funktionen einiger Beteiligter aus dem Umfeld der Regierung genannt: ein Mitglied von Erdoğan Beraterstab, der Vorstand des dem Palast unterstehenden Vermögensfonds, ein von Erdoğan ernannter ehemaliger Vizevorstand der Zentralbank, Erdoğanans Wirtschaftsberater, ein ehemaliger Berater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ein ehemaliger Vizevorsitzender für Wirtschaftsangelegenheiten der Regierungspartei AKP, ein ehemaliges Vorstandsmitglied der Jugendorganisation der Partei und Schwiegersohn des stellvertretenden Finanzministers. Wer hätte Maßnahmen dagegen ergreifen müssen? Doch wohl der vormalige Vorsitzende der Kapitalmarktaufsichtsbehörde (SPK), oder? Wer ist das? Der Sohn von Erdoğanans Ex-Verteidigungsminister. Und wissen Sie, wer ein Jahr, bevor der Skandal platzte, in den Vorstand der SPK berufen wurde? Die Ehefrau des Justizministers Akin Gürlek. Ich will Ihnen auch sagen, wer außer den Fondsbetrügern noch absahnte. In den Skandal sind drei stellvertretende Vorsitzende der von Erdoğanan geführten Partei verwickelt. Am meisten profitierte Fatma Betül Kaya, die in der AKP für Sozialpolitik zuständig ist. Mit ihrem Ehemann, einem Arzt, investierte sie im April drei Millionen Euro ungeklärter Herkunft. Dank Insiderwissen verkaufen sie ihre Aktien vor dem Absturz der Fonds und machten 40 Millionen Euro Gewinn.

Während ich diesen Brief verfasse, kommt heraus, dass der AKP-Sprecher vor ein paar Wochen Urlaub mit einem Geschäftsmann machte, der sich mit 360 Millionen Gewinn aus dem Fondsbetrug ins Ausland abgesetzt hatte. Eine besonders ironische AKP-Spur in diesem Skandal habe ich mir für den Schluss aufgehoben: Wie bekannt wurde, handelt es sich bei dem Vorsitzenden einer der Fondsgesellschaften um den ehemaligen AKP-Abgeordneten Ertan Aydın, der jahrelang Berater für Erdoğan war. Das ist nicht irgendjemand, vielmehr war er 2013 Architekt von Erdoğans Kampagne „Jahrhundert der Türkei“. Er gewann die Wahl, wir aber sind keinen Schritt weiter, ganz zu schweigen vom Eintritt in ein neues Jahrhundert. Ertan Aydın hingegen war allem Anschein nach hinter Geld her, das ihm für „ein Jahrhundert“ reichen würde. Nur ihm.

Aus dem Türkischen von Sabine Adatepe.

Koksen mit dem Kollegen

S i e haben sich wieder: die Freundinnen Mila und Anna, einst unzertrennlich in Berlin, bevor Mila nach Kiel zog und dort an der Seite des legendären Kommissars Klaus Borowski ermittelte, während Anna in der Hauptstadt blieb, toxische Beziehungen führte und offensichtlich ein Suchtproblem entwickelte. Nun ist sie ebenfalls nach Kiel gezogen, zur Freude Mila Şahins (Almila Bagriacik). Anna Novak (Lilith Stangenberg) glaubt, dass sie die Versetzung Mila zu verdanken hat, und zwischen zwei Einsätzen kommt plötzlich ein Lied aus ihrer gemeinsamen Jugend im Radio, das sie lauthals mitsingen. Anna klebt dazu noch ein Foto von früher, das sie beide zeigt, an die Konsole in Milas

Foto NDR/ARD/Thorsten Jander

„Tatort“-Kommissar Borowski ist in Pension. Im Dienst bleibt Mila Şahin, mit einer neuen Partnerin.

Neues Team: Almila Bagriacik (r.) und Lilith Stangenberg

Auto. So nah wie in diesem Moment werden sie sich später nicht mehr kommen.

„Unter Freunden“, der erste Kieler „Tatort“ nach dem Ausscheiden der langjährigen Zentralfigur Klaus Borowski, erzählt das, was der Titel verspricht, aber er problematisiert es auch und bricht zudem mit einem Trugschluss. Eine Woche später wird der zweite Teil gesendet, er trägt den Titel „Unter Feinden“. Eine Freundschaft wie die von Anna und Mila ist jedenfalls gleich mehreren Belastungen ausgesetzt. Dabei stehen die Ermittlungen noch nicht einmal an erster Stelle, auch wenn Annas unkonventionelle Art, einem verdächtigen Kollegen bis in sein Bett nachzustellen und mit ihm ausgiebig Drogen zu konsumieren, auf Milas Widerstand stößt.

Dass ausgerechnet jener allzu glatte Jan Kuper (Sven Schelker) ins Visier der Ermittlerinnen gerät, hängt mit dem Tod einer jungen Frau zusammen, die zuvor dabei gezeigt wurde, wie sie nachts in ihrem Büro Beweise gegen ihren Arbeitgeber sicherte, eine Firma namens „Prometheus“, die Objektive für die Himmelsbeobachtung herstellt. Şahin und Novak stellen im seltsam leergefegten Bürogebäude kistenweise Akten sicher und bitten den Kollegen Kuper aus der Abteilung für Wirtschaftskriminalität um Hilfe. Kaum sind sie wieder weg, trifft sich Kuper heimlich mit dem Sicherheitschef von Prometheus, der ihm Geld zustecken will. Und das ist erst der Anfang.

Der zweite Handlungsstrang ist der Nachfolge des Kriminalrats Schladitz gewidmet. Mila Şahin bewirbt sich auf diese Stelle und hört von dem scheidenden Kollegen, dass der Eindruck, den die neue Polizeipsychologin Elli Krieger von ihr gewinnt, entscheidend sein kann. Im Gespräch der beiden Frauen geht es dann ums Eingemachte: Vertrauen, Diskriminierung, Korruption und Korpsgeist. Am Ende verlässt Şahin grußlos den Raum. Und muss sich wegen ihrer Bewerbung vor Anna rechtfertigen, weil sie angeblich um der Karriere willen den vermeintlich korrupten Kollegen nicht anzeigen will.

Wenn Zuschauer mehr über die Urheber eines Verbrechens wissen als die Ermittler, tut das der Spannung nicht immer gut. Aus der Frage, wer die Tat verübte und warum, wird die nach dem Moment, wann die Kommissare auf den Kenntnisstand des Publikums gebracht werden. Und während man in den früheren Kieler „Tatort“-Folgen mit Klaus Borowski dem Kommissar beim Denken zusehen konnte, ohne genau zu wissen, was ihn beschäftigte und aus welchem Detail er seine Ermittlungsarbeit entwickelte, das uns zunächst verborgen geblieben war, ist hier schon früh sehr viel offensichtlich.

Zugleich sieht man derart vorzüglichen Schauspielerinnen zu, dass man seinen Frieden mit dem Drehbuch von Lars Kraume (auch Regie), Katharina Adler und Rudi Gau machen kann, das manches zu deutlich markiert. Denn die Szenen zwischen Mila und Anna, der Lilith Stangenberg eine furios wütende Verletzlichkeit verleiht, sind struppig und zärtlich, manchmal beides zugleich. Sie zeigen zwei Freundinnen, die einander kennen und um die Abgründe der anderen lieber einen Bogen machen; die feiern, was einmal war, und doch wissen, dass jede inzwischen einen eigenen Weg gegangen ist. Dass auch Karoline Schuch als Elli Krieger ein großer Gewinn für das Kieler Team ist, zeigen Szenen wie jene mit einem bis zum Chargenhaften, unangenehmen älteren Kollegen, dessen selbstverliebtes Mansplaining in Kriegers Gesicht Mitleid und Genervtheit miteinander streiten lässt, dazu ihre ungläubig aufgerissenen Augen, die die Kamera genüsslich einfängt: ernsthaft, dieses Gehabe, im 21. Jahrhundert?

Mit Elli Krieger schließt sich der Kreis: In frühen Borowski-Folgen spielte Polizeipsychologin Frieda Jung die zweite Hauptrolle, jetzt ist sie wohl ihrer Nachfolgerin zugedacht. Nun heißt's abwarten, was sie daraus macht. TILMAN SPRECKELSEN

Der Tatort: Unter Freunden läuft in der Mediathek und Sonntag um 20.15 Uhr im Ersten.

Von Kim Maurus

N un spricht auch der Bruder. In der Zeitschrift „Bunte“ ist am Donnerstag ein langer Text von Philipp Block erschienen, in dem er das Leid seiner Schwester Christina beklagt. Der Text ist gespickt mit pathosgeladenen Sätzen wie: „Vieles von dem, was Mutterschaft ausmacht, wurde Christina genommen“ und „Kinder warten mit dem Großwerden nicht darauf, dass die Eltern ihren Streit lösen“. Philipp Block schreibt, er wolle, „dass man etwas sieht, das in keinem Verfahren vollständig Platz findet: den Schmerz einer Mutter über die verlorene Zeit mit ihren Kindern“. Seine Worte reihen sich ein in das reiche Anschauungsmaterial feinster Litigation-PR rund um den Strafprozess gegen Christina Block, der nach mehr als einem Jahr kurz vor dem Ende steht. Das Umfeld der Block-Familie versucht immer wieder, vom Kern der Geschehnisse abzulenken. Christina Block, Tochter des Steakhaus-Gründers Eugen Block, ist angeklagt, nach einem jahrelangen Sorgerechtsstreit eine Gruppe Israelis beauftragt zu haben, zwei ihrer Kinder aus der Obhut ihres Vaters Stephan Hensel zu entführen. Die beiden Kinder lebten bei ihm in einer dänischen Kleinstadt. Sie waren zehn und 13 Jahre alt, als sie an Silvester 2023 mit Hensel am Hafen das Feuerwerk beobachteten. Maskierte griffen sie an, schlugen Hensel nieder, zerrten die Kinder in ein Auto, fesselten und knebelten sie mit Panzertape und verschleppten sie nach Süddeutschland. Laut einer Gutachterin wurden die Kinder massiv traumatisiert und leiden bis heute an den Folgen. Worauf Blocks Umfeld den Blick lenken will: Die Kinder lebten bei Hensel, weil er sie nach einem Wochenende im August 2021 nicht wie vereinbart zur Mutter zurückgebracht hatte – weil die Kinder der Mutter Gewalt vorwarfen. Christina Block weist das zurück. Seitdem gibt es kaum Kontakt zwischen den Kindern und der Mutter. Die deutschen Ermittler nehmen auch Hensels Verhalten ernst: Er ist wegen Entziehung Minderjähriger in einem anderen, noch anhängigen Verfahren angeklagt. Dass die Kinder zwei Jahre später gewaltsam entführt wurden, ist selbstredend eine höhere Eskalationsstufe: Die Ermittler werfen Christina Block schwere Entziehung Minderjähriger vor. Darüber sehen Blocks Anhänger jedoch gerne hinweg. Philipp Block tut lieber so, als fände das Leid seiner Schwester kein Gehör. Dabei hat die 53-Jährige selbst vor Gericht lange darüber gesprochen, dass sie ihre Kinder vermisse, unter Tränen, mit erstickter Stimme; ihr Anwalt wird nicht müde, es zu betonen, zahlreiche Zeugen haben bekräftigt, wie verzweifelt Block sei. Niemand bezweifelt, dass ein Sorgerechtsstreit dieser Dimension belastend ist. Die aufgeladene Stimmung im Prozess ist mit den Händen zu greifen. Im Gerichtssaal sitzen viele Block-Unterstützer, die in Hensel das reine Böse sehen. Worüber die Block-Seite aber ungern spricht, ist, worum es im Verfahren eigentlich geht. Mutmaßlich hat sich ein verzweifelte Mutter, die aus reichem Haus kommt, mit entsprechenden Mitteln über geltendes Recht hinweggesetzt, also selbstet alle Vorwürfe, ein Urteil ist noch nicht gesprochen. Diejenigen aber, die Partei für Christina Block ergreifen, ohne der Leid der Kinder auch Ablenkungsmanöver – und relativieren die gewaltsame Entführung zweier Kinder.

Wir trauern um unseren ehemaligen Vorstand

Dr. Wolf Becke

* 22. Februar 1947

† 1. Oktober 2026

Mit Respekt und Hochachtung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Dr. Wolf Becke, einer herausragenden Persönlichkeit, die über zwei Jahrzehnte maßgeblich zum Erfolg der Hannover Rück beigetragen hat.

Dr. Becke war seit 1990 bei der Hannover Rück, wo er zunächst die Leitung des Bereichs Lebens- und Krankenrückversicherung übernahm. 1992 wurde er in die Vorstände der Hannover Rück und der E+S Rück berufen und gehörte diesen bis zu seinem Eintritt in den Ruhestand zum 1. Januar 2012 an. Der Auf- und Ausbau unseres internationalen Lebens- und Krankenportefeuilles ist entscheidend mit seinem Namen verbunden.

Wir trauern um einen Menschen, der durch sein visionäres Denken wichtige Impulse für die globale Entwicklung unseres Unternehmens setzte. Für seinen überragenden Beitrag und sein langjähriges Wirken sind wir ihm zu großem Dank verpflichtet. Wir werden Dr. Wolf Becke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Von ganzem Herzen sprechen wir seiner Familie unser tiefempfundenes Beileid aus.

Aufsichtsrat, Beirat, Vorstand, Betriebsrat,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Hannover Rück SE

E+S Rückversicherung AG

Hannover, im Oktober 2026

Wir trauern um

Hape Kerkeling hat wenig Zweifel daran aufkommen lassen, was er von der AfD hält. Am 3. Oktober, de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bekräftigte er seine Forderung nach einem Verbotsverfahren gegen die AfD: „Wer die verbrecherische Vergangenheit dieses Landes verharmlost und umdichtet, verwirkt jede politische Daseinsberechtigung in unserer Demokratie.“ Das schmeckt weder der Partei noch ihren Sympathisan- ten. In sozialen Medien wird seither auffällig oft auf Kerkelings Äußerungen Bezug genommen, ohne diese jedoch direkt zu nennen. Stattdessen arbeitet man sich an der Familiengeschichte Kerkelings ab, das heißt an seinem Großvater Hermann Anton Kerkeling, der von den Nazis als politischer Gefangener mitsamt rotem Winkel in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 gesperrt wurde.

Wolfgang Kolarz

* 25. September 1945

† 24. August 2026

Wolfgang Kolarz begann 1964 seine berufliche Laufbahn als Auszubildender in unserem Unternehmen. Nach Abschluss seiner Ausbildung war er bis zu seinem Ausscheiden im Jahr 2004 in der Anzeigenabteilung tätig.

Wir werden ihn als geschätzten Kollegen in dankbarer Erinnerung behalten und ihm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Hatz auf Hape Falschangaben über KZ-Haft des Großvaters

Das wird auf Plattformen wie Facebook oder Tiktok nun infrage gestellt. Der Vorgang gipfelte in einem Beitrag auf Tiktok, in dem unter dem Motto „von wegen KZ, 8 Jahre Gefangenschaft wegen Diebstahl“ behauptet wurde, Kerkelings Großvater habe „als Bandendieb“ und ausschließlich wegen Diebstahls im Zuchthaus gesessen. Eine angebliche KZ-Haft habe es nicht gegeben. Einige Medien, darunter der „Focus“, griffen die Behauptung auf.

Mehrere Faktenchecks, die sich auf behördliche Eintragungen und Archive stützen, haben jedoch rasch ergeben, dass Kerkelings Großvater zwar im Oktober 1933 wegen Bandendiebstahls zu acht Jahren Zuchthaus verurteilt worden war und zudem noch ein Jahr wegen „Vorbereitung zum Hochverrat“ aufgebrummt bekam; er danach jedoch keineswegs freikam, sondern Anfang Juli 1942 auf Anordnung der Gestapo Münster zur sogenannten Schutzhaft als politischer Häftling ins KZ Buchenwald gebracht wurde.

Dort blieb Hermann Anton Kerkeling knapp drei Jahre. Er überlebte. Im Frühjahr 1945 wurde er entlassen. Wie ein dpa-Faktencheck erklärt, der sich auf Dokumente aus den „Arolsen Archives“ stützt, hat Kerkeling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sgesamt zwölf Jahre in Haft verbringen müssen. Sowohl wegen Bandendiebstahls als auch als politisch Verfolgter. Er starb im Jahr 1993 in Recklinghausen. AXEL WEIDEMANN

Fernsehen am Sams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8.20 Wissen macht Ah! In der BA(h!)n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27). Suizidgedanken – Was tun, wenn ein Freund nicht mehr kann? 8.55 Die Pfefferkörner. Kinderserie. U. a.: Vertrauensprobe 9.50 Tagesschau 9.55 Panda, Gorill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Proteine – welches Eiweiß brauchen wir?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Reality-Soap. U. a.: Ein Pudel in Ziegengestalt 13.45 Tagesschau 14.00 Meine Mutter im siebten Himmel. Deut. Komödie mit Diana Amft, 2021 15.30 Meine Mutter und plötzlich auch mein Vater. Deut. Komödie mit Diana Amft, 2021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7.52 Das Wetter im Ersten 18.00 Sportschau. 3. Liga 18.30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19.57 Lotto

20.15 Verstehen Sie Spaß? Moderatorin Barbara Schöneberger präsentiert eine neue Live-Ausgabe der großen SWR-Samstagabend-Show: Im Mittelpunkt stehen neben den neuesten Spaßfilmen mit der versteckten Kamera viele prominente Gäste, wie Simone Thomalla, Heino Ferch, Lili Paul-Roncalli, Massimo Sinató, Jimmy Hartwig und Kristo Ferkic.

23.2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3.45 Das Wort zum Sonntag spricht Pfarrer Wolfgang Beck, Hildesheim 23.50 Teddy Teclehrhan – Halb

23.50 Teddy Teclebrhan – Hal Mensch, halb Disco 1.52 Togershey

1.55 Gab dem Affen Zucker Ital. Komödie mit Adriano Celentano, 1981

ZDF

20.15 Frankfurt Mord – Ein neues Leben Deut. Krimireihe mit Marie-Lou Sellem, Johannes Hegemann, Leona Grundig, Billey Demirtas. Regie: Franziska Margarete Hoenisch, 2026

23.0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Magazin. Moderation: Katrin Müller-Hohenstein

21.45 heute journal 22.00 Der Staatsanwalt Krimiserie. Im Totenforst. Max Fischers Tod hat Hauptkommissarin Kerstin Klar und Oberstaatsanwalt Bernd Reuther schwer getroffen. Unterstützung bei ihrem nächsten Fall erhalten sie von Hauptkommissarin Julia Schröder.

TELE 5

ZDF Neo

8.20 Robin Hood 8.45 H2O – Abenteuer Meerjungfrau. Der Wettkampf 9.10 Bibi und Tina. U. a.: Hilfe für die Bienen 10.00 Pur+ 10.25 Notruf Hafenkante. 666 11.10 SOKO Stuttgart. Was geschah mit Rabea K.? 11.55 heute Xpress 12.00 einfach Mensch 12.15 Heiraten ist nichts für Feiglinge. Deut. Komödie mit Anna Maria Sturm, 2015 13.40 Rosamunde Pilcher: Erdbeeren im Frühling. Deut. Romanze mit Zoe Moore, 2016 15.10 heute Xpress 15.15 Bares für Rares 16.10 Die Rosenheim-Cops. Anruf für eine Leiche 17.00 heute Xpress 17.05 Länderspiegel 17.35 ZDF.reportage: Familien unter Druck 18.05 SOKO München. Das dritte Auge 19.00 heute 19.25 Der Bergdoktor. Herzschmerzen (2)

PHOENIX

0.25 ZDFsportstudio live Triathlon: Ironman-WM – Frauen und Männer. Live

18.10 News 18.20 Die Simpsons 20.15 The Voice of Germany 22.55 The Masked Singer 1.40 The Voice of Germany

17.15 Die größten Flüsse der Erde 19.30 phoenix persönlich 20.00 Tagesschau 20.15 Spektakuläre Erde 22.30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23.15 Kriegstüchtig? 0.00 Krieg, nein danke! 0.45 Petra Kelly. Deut. Doku-Film, 2026

16.25 Terra X: Faszination Erde – mit Hannah Emde. Doku-Reihe 17.50 Maithink X – Die Show 18.20 Die glorreichen 10 19.50 Sketch History 20.15 Magic Mike. Amerik. Tragikomödie, 2012 21.55 Sterben will gelernt sein. Amerik. Komödie, 2010 23.25 Meine Stunden mit Leo. Brit. Tragikomödie, 2022 0.55 Magic Mike. Amerik. Tragikomödie, 2012

Pro Sieben

3.45 heute-show

20.15 Die Nibelungen – Teil 1. Deut./Brit. Fantasyfilm, 2004 22.05 Die Nibelungen – Teil 2. Amerik./Deut. Fantasyfilm, 2004 0.05 You're Next. Amerik. Horrorfilm, 2011

HR FERNSEHEN

KIA

16.00 Kochs anders – Gourmetideen aus Hessen 16.45 Kochstories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18.15 Querbeet 18.45 Tobis Urlaubstrip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Wolfsland – Das schwarze Herz. Deut. Krimireihe, 2023 21.45 Serpico. Ital./Amerik. Thriller, 1973 23.50 Der Amsterdam-Krimi. Das verschwundene Kind. Deut. Krimireihe, 2020 1.15 Prisoner – Auf der Flucht

ARTE

NDR FERNSEHEN

23.35 Abel Selaocoe beim Rheingau Musik Festival 2025 Konzert

16.30 Das Dschungelbuch 17.10 Wickie und die starken Männer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Werkel-Ferkel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19.25 Checkerin Marina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21.45 Sulawesi – Am Anfang war die Höhlenmalerei Dokumentation 22.40 Thorin – Der letzte Neandertaler Dokumentation

16.00 Auf'm Trecker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Nordseereport – Inselhopping auf der Elbe 18.00 Nordtour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Hitgiganten –

6.05 Paradiese aus Menschenhand. Doku. Hoffnung für den Regenwald? 6.50 Volkskrankheit Adipositas – Neue Therapien, neue Risiken? Dokumentation 7.45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Infomagazin. Macht Fertigessen krank? 8.20 Köstliches Ligurien. Dokumentation. Cinque Terre – Ein Leben zwischen Felsen und Meer 8.50 Tierische (R)Evolution. Dokumentation. U. a.: Unsere Erde 13.25 Stadt Land Kunst Spezial. Magazin. U. a.: Schweiz 14.55 Der Code des Killers. Krimiserie 17.15 Italiens unbekannter Norden. Dokumentation. Das Aostatal 18.10 Mit offenen Karten. Magazin. Medikamente: Ein globaler Markt 18.25 Arte Reportag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Magazin. Wie mit Geschichte Politik gemacht wird

20.15 Auf den Spuren prähistorischer Künstler – Die Chauvet-Höhle Dokumentation. Die Chauvet-Höhle ist ein archäologisches Juwel, das erst vor rund 30 Jahren entdeckt wurde. Ihre Wandmalereien sind vermutlich über 30.000 Jahre alt und gehören somit zu den ältesten in Europa.

0.45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1/3) Dokumentation. Vom Protest zum Kampf

1.45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2/3) Dokumentation

2.40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3/3) Dokumentation

Die Stars hinter den Stars 21.45 Merci, Udo 23.15 70 Jahre ESC – More than Music 0.45 Cicero – Zwei Leben, eine Bühne. Deut. Doku-Film, 2022

RBB

17.25 Tierisch tierisch 17.53 Unser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28 rbb wetter 18.30 rbbKultur 19.00 Heimatjournal 19.27 rbb wetter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Liebling Kreuzberg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Tatort. Transit ins Jenseits. Deut. Krimireihe, 1976 23.40 Töte Amigo. Ital. Western, 1966 1.35 Auf einmal war es Liebe. Deut. Romanze, 2019

WDR

16.00 Aktuell 16.15 Wir werden Camper 17.00 Land & lecker – Kulinarische Schätze aus Schwaben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18.15 WestAr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Die Erfindung des Rades. Deut. Krimireihe, 2025 21.45 Dampfnudelblues. Ein Eberhoferkrimi. Deut. Krimikomödie, 2013 23.10 Brokenwood – Mord in Neuseeland. Mit Volldampf in den Tod. Neuseel. Krimireihe, 2019 0.45 Haus Kummerveldt

3 sat

21.45 Buchzeit – Die Literaturgala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23.35 Ich war zuhause, aber ... Deut. Drama mit Maren Eggert, Jakob Lassalle, Clara Möller, 2019

1.15 lebensArt

MDR

9.00 ZIB 9.05 Kulturplatz 9.35 Bilder aus Südtirol 10.00 Almgeschichten aus der Steiermark 10.45 Die wilden Steiner Alpen 11.30 Die schönsten Bergseen der Steiermark 12.15 Thema 13.00 ZIB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13.15 quer. Magazin. ... durch die Woche mit Christoph Süß 14.00 Ländermagazin. Magazin. Heute aus Nordrhein-Westfalen 14.30 Kunst + Krempel. Magazin 15.00 Natur im Garten (4). Doku 15.30 Roadtrip durch Südafrika. Doku 16.00 Feuerwehrfrauen – Phönix aus der Asche. Deut. Dramareihe mit Nadja Becker, 2022 17.30 Feuerwehrfrauen – Heim gesucht. Deut. Dramareihe mit Nadja Becker, 2024 19.00 heute 19.20 Böse – Der Joker (1). Doku-Reihe. Reihe von Kim Uhlich und Lisa-Marie Schnell

18.15 Unterwegs in Sachsen 18.45 Glaubwürdig 18.50 Wetter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Tanz-WM 2026. Live 22.28 Aktuell 22.30 Sport im Osten 0.3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 Erlösung in Amsterdam. Deut./Brit. Krimireihe, 2023

SWR

18.15 Flohmarkt 18.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Nord bei Nordwest – Estonia. Deut. Krimireihe, 2016 21.45 Regionales 21.50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1). Deut. Krimireihe, 2024 23.15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2). Deut. Krimireihe, 2024 0.45 Nord bei Nordwest – Estonia. Deut. Krimireihe, 2016

BR

18.30 BR24 18.45 Quarks 19.30 Kunst + Krempel 20.00 Tagesschau 20.15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Deut. Tragikomödie, 2023 21.45 Zum Glück gibt's Schreiner. Deut. Komödie, 2020 23.15 Ein Wahnsinnstag. Deut. Komödie, 2022 0.45 Ich schenk Dir einen Seitensprung. Deut. Liebeskomödie, 2002

21.00 Becoming Taylor Swift (2) Dokumentation. Rückkehr und Rebellion. Mit Taylor Swifts Comeback 2017 beginnt eine neue Ära. Die Popsängerin erzählt ihre Version der Geschichte und trotzt Kritikern.

20.15 Becoming Taylor Swift (1) Dokumentation. Ruhm und Rivalen. Taylor Swift: Von der Country-Sängerin zum Weltstar. Ihr Aufstieg ist unaufhaltsam: Ruhm, Millionen von Fans auf der ganzen Welt – bis sie Kritik und Hass erfährt.

5.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16). Krimiserie. Todesfahrt 5.3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U.a.: Wildpinkler steht unter Spannung 10.30 Formel 1: Singapore Airlines Grand Prix von Singapur 2026 – Sprint. Live 12.1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13.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U.a.: Tragische Verwechslung: Ehefrau schießt auf Ehemann statt Stalker 15.00 Fußball-Bundesliga. 1. FSV Mainz 05 vs. Bayer 04 Leverkusen. Live 17.45 Ulrich Wetzel – Der Ermittlungsrichter. Dokumentation. Farbbeutel Attentat auf goldener Hochzeit 18.15 Exclusiv am Samstag (38). Boulevard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Life – Menschen, Momente, Geschichten. Infotainment

RTL 2

20.15 Die Wolke. Deut. Katastrophenfilm, 2006 22.20 Chernobyl Diaries. Amerik. Horrorfilm, 2012 23.59 Into The Deep. Amerik./Brit. Thriller, 2022 1.40 Die Wolke. Deut. Katastrophenfilm, 2006

1.40 The Killer's Game 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Dave Bautista, Ben Kingsley, Dmitrij Kalacsov, Sofia Boutella, Terry Crews. Regie: J.J. Perry, 2024

SUPER RTL

16.35 SpongeBob 17.15 Voll zu spät! 18.15 Scooby-Doo 18.45 Alvinn!!!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Edward mit den Scherenhänden. Amerik. Tragikomödie, 1990 22.15 Gremlins – Kleine Monster. Amerik. Horrorkomödie, 1984 0.25 Hexen hexen. Brit./Amerik. Komödie, 1990

Kabel 1

16.15 News 16.25 Hawaii Five-0 20.15 9-1-1 Notruf L.A. Zeichen und Wunder / Sprachlos 22.15 9-1-1: Lone Star. Tödliches Gas / Aller Anfang ist schwer / Ross und Reiter 1.10 9-1-1 Notruf L.A.

Vox

16.55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17.55 hundkatzemaus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20.15 Phänomen Neue Deutsche Welle. Doku 0.10 Medical Detectives

20.15 Harry Potter und der Stein der Weisen Amerik./Brit. Fantasyfilm mit Daniel Radcliffe, Rupert Grint, Emma Watson, Robbie Coltrane, Richard Harris. Regie: Chris Columbus, 2000. Der Waisenjunge Harry Potter erfährt an seinem elften Geburtstag, dass er ein Magior ist

RTL

23.10 Matrix Amerik. Science-Fiction-Film mit Keanu Reeves, Carrie-Anne Moss, Laurence Fishburne, Hugo Weaving, Joe Pantoliano. Regie: Andy Wachowski, Lana Wachowski, 1999. Hacker Neo bricht aus der Scheinwelt aus, die den Menschen von Maschinenwesen vorgegaukelt wird.

ARD

Fernsehen am Sonn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8.15 Tiere bis unters Dach. U. a.: Genug ist genug 9.10 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9.40 Der Prinz im Bärenfell. Deut. Märchenfilm mit Maximilian Befort, 2015 10.40 Tagesschau 10.45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12.00 Tagesschau 12.03 Presseclub 12.45 Europamagazin 13.15 Die Tricks von dm und Rossmann 14.00 Tagesschau 14.03 Zwei am großen See – Große Gefühle. Deut. Komödie mit Uschi Glas, 2006 15.30 Das Kindermädchen. Mission Kanada. Deut. Comedyreihe mit Saskia Vester, 2020 17.00 Brisant 17.44 Fernsehlotterie 17.45 Tagesschau 18.00 Bericht aus Berlin 18.30 Weltspiegel 19.15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19.55 Ansprach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1/2) Unter Freunden. Deut. Krimireihe mit Almila Bagriacik, Karoline Schuch, Lilith Stangenberg, Sven Schelker, Thomas Kügel. Regie: Lars Kraume, 2026

21.45 Caren Miosga Talkshow 22.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3.05 ttt extra Die 78. Frankfurter Buchmesse. Moderation: Siham El-Maimouni

23.50 Green Book – Eine besondere Freundschaft Amerik. Tragiko- mödie mit Viggo Mortensen, Mahershala Ali, Linda Cardellini, Sebastian Maniscalco, Dimiter D. Marinov. Regie: Peter Farrelly, 2018 1.53 Tagesschau

1.55 Das Kindermädchen Mission Kanada. Deut. Comedyreihe mit Saskia Vester, Luise Wolfram, Jens Atzorn, Jürgen Tonkel, Trixi Janson. Regie: Sascha Bigler, 2020

ZDF Neo

19.20 300 Tonnen Stahl auf Reisen – Schwertransport im Doppelpack 20.15 Abschlepper der Superlative – 1000 Tonnen am Haken 21.10 Gegen Wind und Wellen – Auf Fangfahrt mit den deutschen Seelachsfischern 22.00 Versunken im Meer – Geisterschiffe in Nord- und Ostsee 23.05 Geheimnisvoller Bodensee – Auf der Jagd nach Schiffen und Schätzen

ntv

18.05 Sketch History 18.30 Death in Paradise 20.15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Magazin Royale 22.15 Maithink X – Die Show 22.45 heute-show 23.20 Welke & Pastewka – Wiedersehen macht Freude! 0.20 Maithink X – Die Show 0.50 Du lebst noch 24 Stunden. Taiwan./Amerik. Actionfilm, 2016

PHOENIX

TELE 5

ARTE

19.00 Nachrichten 19.10 Mysteriöse Phänomene – Rätsel von oben 20.00 Nachrichten 20.15 Lost Places – Mysteriöse Inseln 21.00 Nachrichten 21.05 Lost Places – Mysteriöse Inseln 22.00 Nachrichten 22.05 Drehkreuz des Drogenschmuggels – Flughafen Kolumbien 23.00 Nachrichten 23.30 Rätselhafte Phänomene 1.10 Lost Places

16.15 Protest Songs 17.00 Spektakuläre Erde 19.15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Doku 20.00 Tagesschau 20.15 Afrikas Berge. Doku-Reihe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0.45 Die größten Flüsse der Erde

Pro Sieben

ZDF

20.15 Der Sternwanderer Brit./Amerik. Fantasyfilm mit Charlie Cox, Sienna Miller, Claire Danes, Michelle Pfeiffer, Robert De Niro. Regie: Matthew Vaughn, 2007. Tristan Thorn begibt sich nach Stormhold, um für seine Angebetete eine Sternschnuppe zu holen, die beide beim Picknicken herabfallen sahen. Zusammen mit dem Stern, der sich als ein Mädchen herausstellt, erlebt er auf dem Rückweg viele Abenteuer.

16.00 ran racing: DTM 2026 live vom Hockenheimring 18.15 News 18.25 Galileo Stories 19.05 Galileo X-Plorer: Saudi-Arabien – Das neue Dubai 20.15 Ein sehr gutes Quiz (mit hoher Gewinnsumme) 23.15 Experte für alles 0.15 TV total

19.00 Eisenbahn-Romantik 19.30 Global Us 19.55 Wissen vor acht – Zukunft 20.00 Tagesschau 20.15 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 Deut. Doku-Film, 2025 21.45 Mit dem Zug durch die Mongolei 22.30 München bei Nacht 23.20 Beat auf dem Lande 0.00 Berlin bietet Beat

20.15 Dr. Nice Unter die Haut. Deut. Arztreihe mit Patrick Kalupa, Josefine Preuß, Maximilian Grill, Brigitte Zeh, Maj Borchardt. Regie: Holger Haase, 2026. Nach einer rätselhaften Nacht geraten Dr. Nice und Charlie emotional aus dem Gleichgewicht.

22.15 Shutter Island Amerik. Psychothriller mit Leonardo DiCaprio, Mark Ruffalo, Ben Kingsley, Max von Sydow, Michelle Williams. Regie: Martin Scorsese, 2010

WELT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Opus Klassik 2026 Moderation: Désirée Nosbusch

8.10 Löwenzahn 8.35 1, 2 oder 3 9.03 37°Leben 9.3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10.15 Bares für Rares – Lieblingsstücke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Fernseh-garten on tour. Andrea Kiewel präsentiert die Herbstausgabe 14.00 Duell der Hoch-zeitsprofis 14.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 Mein grünes Paradies 15.25 heute Xpress 15.30 plan b. next BITE – Gutes Essen geht auch günstig 16.10 Die Rosenheim-Cops. Die letzte Sitzung 16.55 Aktion Mensch 17.00 heute 17.10 Terra Xplore: Angst-thema Krieg: Kämpfst du? 17.55 Ein Fall für zwei. Familienbande 18.55 Aufruf des Bundespräsidenten zur Woche der Welt-hungerhilfe 19.00 heute 19.10 Berlin direkt 19.30 Terra X: Ozeane – Eine Mensch-heitsgeschichte. Pazifik

8.25 Legendäre Liebespaare des Kinos 9.15 Alt wird Neu – Neues Leben für historische Gebäude. Industriebauten 9.45 Twist 10.20 Zu Tisch. Rhön, Deutschland 10.45 Wilde Kunst 11.30 Tierisch aufgeforstet. U. a.: Im Herzen des Regenwaldes 13.40 Der Schimmelreiter. Deut. Drama mit Max Hubacher, 2026 15.15 Schloss Schönbrunn. Hinter der Fassade der Macht 16.50 Claude Monets Seerosen. Schönheit für die Ewigkeit 17.45 Riccardo Chailly & Lukas Sternath. Lucerne Festival 2026 18.35 Karambolage. U. a.: Mille-Feuilles 18.45 Köstliches Ligurien. Golf Paradiso und Golf von Tigullien – Aromen zwischen Gischt und Erd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360° Reportage. Vietnam: Brücken bauen für bedrohte Affen

0.15 heute Xpress 0.20 Terra X History: Amore und Algorithmus – Dating damals und heute Doku-Reihe

1.05 Spiders – Ihr Biss ist der Tod Franz./Amerik. Horrorfilm mit Théo Christine, Sofia Lesaffre, Jérôme Niel, Lisa Nyarko, Finnegan Oldfield. Regie: Sébastien Vanicek. 2023

18.25 The Twisters. Amerik. Katastrophen-film, 2024 20.15 Die Teufelsbrigade. Amerik. Actionfilm, 1968 23.00 Windtalkers.

2.45 Detective No. 24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7.0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28 rbb wetter 18.30 rbb Gartenzeit 19.00 Täter – Opfer – Polizei 19.27 rbb wetter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Leopardin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Nuhr im Ersten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Comedy Club (8/8) 23.30 Na siehste! (8/12) 0.15 rbbKultur 0.45 30 Dinge, warum man Friedenau wieder einmal besuchen sollte

16.00 Yakari 16.35 Nina und die wildden Tiere 17.00 1, 2 oder 3 17.25 Shaun das Schaf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Werkel-Ferkel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Story Time 20.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27)

1.20 Das einsame Kind Franz. Kurz- film, 2024

KIKA

1.50 Mary Cassatt, Malerin des Impressionismus Porträt

Spezial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Kaum zu glauben! 22.55 extra 3 Spezial: Das Beste 23.25 Sportclub Story 23.55 Quizduell-Olymp 0.45 Caren Miosga

Amerik. Kriegsfilm, 2002 1.30 Die Nibelungen – Teil 1. Deut./Brit. Fantasyfilm, 2004

NDR FERNSEHEN

HR FERNSEHEN

ARD-alpha

RBB

5.4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U. a.: Das Dreiect kunt sich auf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amstag.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Alina Merkau. Gäste: Daniel Engelbarts, Achim Sam, Anke Noack, Dominique Boniecki, Detlef „Josh-i” Savary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U. a.: Meine beste Freundin und ich 15.55 Notruf. Infomagazin. Das Stockbrot-Drama. Moderation: Bärbel Schäfer 16.25 Notruf / oder Sat.1 Regional-Magazin. Infomagazin. Moderation: Bärbel Schäfer 16.59 Auf den Punkt 17.00 Notruf oder SAT.1 Bayern-Magazin 17.30 Notruf 18.00 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Quizshow.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19.55 Sat.1 :newstime

17.00 Quarks 17.45 mex. das markt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19.00 7 Tage ...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Tierärzte 21.45 Sportschau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22.55 strassenstars 23.25 strassenstars – History 23.55 Hannah Arendt – Denken ist gefährlich. Deut. Doku-Film, 2025 1.25 7 Tage ...

16.00 Aktuell 16.15 Lokalzeit Kurzgeschichten – ein Thema für ganz NRW 16.30 Erlebnis Erde: Der Berg der Bären – Yukons Grizzly's 17.15 Erlebnis Erde: Der Sturm – Tiere bei Blitz und Donner 18.00 Tiere suchen ein Zuhause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Westpol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22.45 WaPo Bodensee 0.20 Henker & Richter

9.00 ZIB 9.05 Warum uns Hunde glücklich machen und Wölfe weise 10.15 Literaturclub 11.30 dein buch. Das Beste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26 13.00 ZIB 13.15 Madeira – Juwel im Atlantik 13.30 Universum: Jagdkumpane – Wie der Hund auf den Menschen kam 14.15 Die Ardèche. Der wilde Süden Frankreichs 14.55 Wasserparadiese in Europa: Die Tatra-Bergseen 15.40 Wasserparadiese in Europa: Der Spreewald 16.25 Book Club – Das Beste kommt noch. Amerik. Komödie mit Diane Keaton, 2018 18.00 Buchzeit. Talk über literarische Neuerscheinungen 19.00 heute 19.10 Vom Staat gehackt? Der Spion im Smartphone 19.40 Schätze der Welt – Erbe der Menschheit. Das Gartenreich Dessau-Wörlitz, Deutschland

3 sat

21.45 2 Sturköpfe im Dreivierteltakt Deut. Komödie mit Uwe Ochsen-knecht, Herbert Knaup, Andrea L'Arronge, Jawad Rajpoot, Lisa Vicari. Regie: Thomas Kronthaler, 2017. Nachdem sich Isolde ein Bein gebrochen hat, bittet sie ihre beiden sehr unterschiedlichen Exfreunde Hans und Joachim, vorübergehend ihre Tanzschule zu übernehmen. Zuerst kracht es gewaltig. Doch schnell merken die Männer, dass sie sich perfekt ergänzen.

WDR

20.15 Nuhr im Ersten Kabarettshow 21.00 Die Anstalt Politsatire mit Max Uthoff, Maike Kühl und Claus von Wagner

16.00 Kochstories 16.30 Iss besser! Mit dem Ernährungs-Doc 17.00 Bingo! 18.00 Ostseereport – Norwegens Leuchttürme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nordstory

SAT 1

23.15 Nikita Franz./Ital. Thriller mit Anne Parillaud, 1990

www.faz.net/tv

18.00 Aktuell 18.05 Brisant 18.50 Wetter 18.52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Kripo live 20.15 Slowenien – Eine Reise im Herbst 21.45 Aktuell 22.00 Sportschau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Re: 22.55 Tata – Diese Gewalt in uns. Deut. Doku-Film, 2024 0.20 Kripo live 0.45 Musik in den Bergen

1.05 Die schönsten Bergseen der Steiermark Dokumentation

17.00 Einfach & köstlich 17.30 SWR Kultur 18.00 Regionales 18.15 Handwerkskunst 18.45 Treffpunkt 19.15 Die Fallers 19.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eutschlands Seen – Eintauchen ins tiefe Blau 21.45 Regionales 22.45 Mein Liebhaber, der Esel und ich. Franz/Belg. Komödie, 2020 0.20 SWR3 New Pop Festival 2026 – Giant Rooks

17.45 Regionales 18.30 BR24 18.45 freizeit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20.00 Tagesschau 20.15 André Rieu – Das große Open Air Konzert 2026 21.45 Sportschau mit der aktuellen Fußball-Bundesliga 22.10 Bayerischer Sportpreis 2026 23.30 Bericht vom Landesparteitag der Grünen 23.45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0.30 Das schaffst du nie! 0.50 Puls Reportage

MDR

SWR

20.15 Promi Big Brother Realityshow.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RTL

BR

5.30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U.a.: 16-Jährige gerät in Sexfalle / Gerichtsvollzieherin macht schreckliche Entdeckung/ Bewährungshelfer deckt Skandal auf / Ehefrau unter Verdacht 9.5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Chaosfamilie gerät in Not 10.5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Illegales Autorennen führt zu Unfalldrama 11.55 Harry Potter und der Stein der Weisen. Amerik./Brit. Fantasyfilm mit Daniel Radcliffe, Rupert Grint, Emma Watson, Robbie Coltrane, Richard Harris, 2000. Der Waisenjunge Harry Potter erfährt an seinem elften Geburtstag, dass er ein Magier ist. 15.00 NFL Live. American Football. WEEK 5: London Games: Philadelphia Eagles at Jacksonville Jaguars. Live 18.45 RTL Aktuell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Realityshow

19.00 NFL Live Las Vegas Raiders at New England Patriots. Die Raiders gehen mit einer starken 3-1-Bilanz in das AFC-Duell, mussten zuletzt beim 21-27 gegen Kansas City aber ihre erste Niederlage hinnehmen. New England steht nach dem überraschenden 29-Erfolg in Buffalo bei 2-2 und hat somit Aufwind. Die Patriots sind zu Hause leicht favorisiert. Vegas kann mit einem Sieg den Anschluss an die Spitze der AFC West halten.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Unterhaltung. Moderation: Jochen Bendel

22.25 NFL Live WEEK 5: San Francisco 49ers at Seattle Seahawks. Die Seahawks gehen mit einer 3-1-Bilanz in das NFC-West-Duell mit den noch ungeschlagenen Erzivalen und Division-Spitzenreitern aus San Francisco

2.00 NFL Live American Football. WEEK 5: Sunday Night: Baltimore Ravens at Atlanta Falcons

RTL 2

Kabel 1

SUPER RTL

18.15 Grip 20.15 The Sixth Sense. Amerik. Thriller, 1999 22.20 Die Unfassbaren – Now You See Me. Amerik. Thriller, 2013 0.35 John Wick – Kapitel 3. Amerik. Actionfilm, 2019

Vox

16.10 SpongeBob 17.10 Voll zu spät! 18.10 Scooby-Doo 18.40 Alvinnn!!! 19.40 Woozle Goozle 20.02 Toggo Touchdown 20.15 Lucifer 0.00 Without a Trace 0.55 Teleshoppingsendung

17.00 auto mobil 18.10 Traumhaus oder Luftschloss? – Normal wohnen kann jeder 19.10 Passt, Wackelt und hat Luft 20.15 Grenzenlos Genial Gekocht mit Henssler und Lafer. Kochshow 23.25 Hot oder Schrott. Doku-Soap 0.25 Medical Detectives. Doku-Serie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18.10 Achtung Abzocke 20.15 Robin Hood. Amerik./Brit. Abenteuerfilm, 2010 23.05 Das Krokodil und sein Nilpferd. Ital. Actionkomödie, 1979 1.00 Sie nannten ihn Mücke. Ital./Deut. Actionkomödie, 1978

www.faz.net/tv

SAT 1

5.45 Auf Streife – Berlin. Reality-Soap. U.a.: Deal unter Freunden 8.40 Basis: Kirche – Die Reportage. Dokumentation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onntag. Infomagazin.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Madita van Hülsen 12.10 Der Sat.1 Fertiggerichte-Check! Fastfood für Zuhause. Reportage 14.20 Die Urlaubs-Docs. Reality-Soap 14.50 Zathura – Ein Abenteuer im Weltraum. Amerik. Science-Fiction-Film mit Jonah Bobo, Josh Hutcherson, Dax Shepard, Kristen Stewart, Tim Robbins, 2005 16.55 Paul – Ein Alien auf der Flucht. Amerik./Brit. Komödie mit Mia Stallard, Simon Pegg, Nick Frost, Jeffrey Tambor, Jason Bateman, 2011 18.55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Reality-Soap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Realityshow.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Unterhaltung. Moderation: Jochen Bendel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Realityshow

ARD-alpha

16.00 Kunst + Krempel 16.30 Quarks 17.15 Mayrs Magazin 17.35 Einfach genial 18.00 Quarks 18.45 Prisma 19.00 Respekt. 19.30 Europa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2007 21.45 Solomon's Knot: Bach-Kantaten BWV 43 & BWV 19 22.25 Capriccio 22.55 Pop Secret Stories 23.10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2007 0.4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55 Bob Ross

WELT

16.45 Lost Places 22.05 Geheimakte Atombombe – Lügen und Verrat 23.05 Geheimakte Atombombe – Bilder der Apokalypse 0.05 Geheime Nazi-Expeditionen: Himalaya

ntv

19.10 PS - DTM kompakt 19.20 PS - DRM - Deutsche Rallye Meisterschaft 19.30 ntv Wissen 20.00 Nachrichten 20.15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22.00 Nachrichten 22.05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23.00 Nachrichten 23.25 PS - DTM kompakt 23.40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Radio am Samstag

HÖRSPIEL

19.00 ARD Radio Tatort „Mit dem Rücken zur Wand“ von Madeleine Giese – HR 2 In der Regie von Matthias Kapohl

19.03 Hörspiel – WDR 3 Professor Kiesel

19.04 Krimi – SWR Kultur Wachtmeister Studer

20.03 Radiokrimi – BR 2 Eine günstige Gelegenheit. Von Manfred Philipp

20.05 Hörspiel – Deutschlandfunk Wir sind das Volk (1+2/4). Nach dem Theaterstück am Deutschen Nationaltheater Weimar. Von Eva Bormann und Luise Voigt

KLASSIK

9.04 Klassik Forum – WDR 3 Zu Gast: Golda Schultz und Antonello Manacord. U. a.: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Ouvertüre zur Oper „Don Giovanni“ / Variation über „Ah, vous dirai-je, Maman“

15.05 On stage – BR-KLASSIK Preisträger des Kissinger Klavierolymps. U. a.: Igor Strawinsky: Trois mouvements de „Pétrouchka“ / Frédéric Chopin: Ballade a-Moll op. 23

20.03 ARD Oper – SWR Kultur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 Dramma serio in 2 Akten

JAZZ, POP, ROCK

13.00 Hörbar – HR 2 Cécile McLorin Salvant – eine Stimme, drei Klangwelten

17.50 Jazz vor sechs – SWR Kultur U. a.: Nathaniel „Nat“ Adderley: Work song / Ramón „Mongo“ Santamaría: Afro-blue 18.05 Jazz und mehr – BR-KLASSIK Wasser, Wellen und ein Mönch. Swingende, mitreißende und sanfte Töne von Pianist Thelonious Monk, Komponist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Sängerin Astrud Gilberto und anderen

FEATURE & MAGAZIN

9.05 Im Gespräch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Nationalstolz – Brauchen wir einen positiven Patriotismus? Gäste: Dominik Wullers, Referent bei der Ständigen Vertretung der BRD bei der NATO und Autor und Güner Balci, Integrationsbeauftragte in Berlin Neukölln

12.15 Weltweit – SWR Kultur

17.05 Streitkultur – Deutschlandfunk Grüne Gentechnik – Chance oder Risiko? Robert Hoffie, Forscher am Leibniz-Institut für Pflanzengenetik und Kulturpflanzenforschung und Martha Mertens, Sprecherin des AK Gentechnik beim BUND, im Gespräch

18.40 Hintergrund – Deutschlandfunk Von Todesstrafe bis Waffenrecht: Gibt es ein Amerika ohne Gewalt?

LESUNG

16.04 Lesung – WDR 3 Joseph von Eichendorff: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Radio am Sonntag

HÖRSPIEL

17.04 Hörspielzeit: Das Lied vom Sag-Sager – SR2 Von Daniel Davis

17.04 Hörspiel am Sonntag – WDR 5 Schön, oder?

18.20 Hörspiel – SWR Kultur Das Diamantenhalsband. Hörspiel von Günter Eich. Nach der Novelle „La Parure“ von Guy de Maupassant

18.30 Hörspiel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1001 Nacht – Frau Pfau und die Ente. Nach der Neuübersetzung von Claudia Ott

KLASSIK

10.05 Symphonische Matinée – BR-KLASSIK Symphonieorchester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U. a.: Carl Maria von Weber: „Euryanthe“, Ouvertüre / Franz Schubert: Sinfonie Nr. 4 c-Moll – „Tragische“

11.04 SR Konzert – SR2 1. Sinfoniekonzert Kaiserslautern 2024/2025. Deutsche Radio Philharmonie. Giancarlo Guerrero, Dirigent. Edward Elgar: Streicherserenade e-Moll op. 20 / Joseph Haydn: Violinkonzert C-Dur Hob. Vlla Nr. 1

20.00 Jubiläumskonzert 60 Jahre Marburger Bachchor – HR 2 Am 26. April führte der Marburger Bachchor in der Lutherischen Pfarrkirche in Marburg drei Kantaten von Bach auf.

JAZZ, POP, ROCK

22.03 NOWJazz – SWR Kultur Die transzendente Trompete – Susana Santos Silva. U. a.: Lila Drew: Wine / Susana Santos Silva: Live At The XCiting Festival 2024

FEATURE & MAGAZIN

12.04 Glauben – SWR Kultur Der Glaube an die neue Liebe – Wenn das Alter unerwartetes Glück bereithält

13.30 Zwischentöne – Deutschlandfunk Die Regisseurin Doris Dörrie im Gespräch mit Tania Bunow

19.03 Kölner Treff bei WDR 5 – WDR 5 Gäste: David Garrett, LaFee, Sabine Heinrich, Özcan Cosar, Elfie Donnelly und Ronja und Ronald Schnabel

LESUNG

14.05 Salon – BR 2 Erfolg. Von Lion Feuchtwanger (3/8) Gele- sen von Percy Adlon 16.04 Lies mir was vor – WDR 5 Ulrike Draesner: Penelope / Sasha Marianna Salzmann: Bloß nicht Japan

GOTTESDIENST

10.0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 WDR 5 Übertragung aus St. Josef, Berlin 10.04 KirchPlatz – SR2 Evangelischer Gottesdienst. Aus Bexbach. Predigt: Elisabeth Lang 10.05 Gottesdienst – Deutschlandfunk Übertragung aus der Marienkirche in Huseum. Predigt: Pastor Friedemann Magaard. Evangelische Kirche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Bitte neue Gäste keilen

Es zählt zu den wichtigsten Stätten des deutschen Exils: Bertolt Brechts Haus im dänischen Svendborg. Heute ist es eine buchbare Arbeitsstätte für Kreative geworden.

Skovsbostrand im Jahr 1934: Bertolt Brecht und Walter Benjamin spielen Schach.
Foto 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Bertolt-Brecht-Archiv

Der Bahnhof von Svendborg auf Fünen („Fyn“) liegt unmittelbar am Hafen. Hier werden wir abgeholt und durch die sich hinziehende

Vorstadt in die erhöht über dem Sund an der Straße sich erstreckende Dorfanlage von Skovsbostrand gefahren. Irgendwann geht es zwischen gepflegten Häusern nach links Richtung Wasser, dann taucht rechts eine leicht zu übersehende Einfahrt zwischen Hecken auf, dahinter schimmert grün ein Rasen, und zwischen all den Ziegel- und Flachdächern der Nachbarschaft schaut ein wirkliches Strohdach hervor. Auf ihm bilden kreuzweise angelegte Holzplanken ein traditionelles Muster, sie dienen zugleich aber der Festigkeit der in vielen Schichten aufgebrachten Reetgarben. Schöne kleine Fensterkreuze unter dem tiefgezogenen Dach muten vage heimisch an.

Davor ein Platz mit einem weiteren Gebäude, Grillstelle und Wäscheleine. Das Haus ist lang gestreckt, der Rasen senkt sich breit fast bis zum Wasser. Für drei Wochen soll das „Brechts hus“ unsere Sommerresidenz abgeben, Wohnen in einem historisch ungemein aufgeladenen Ort, der durch Brechts Prägung „unter dem dänischen Strohdach“ in den „Svendborger Gedichten“ ein Gedächtnisort des Exils geworden ist. Möglich wird dies nur, weil sich ein Verein in Svendborg seit Jahren um den Erhalt des Gebäudes und seine Nutzung für Forschende, Künstlerinnen und Schreibende einsetzt.

Maria Lazar freundete sich mit Helene Weigel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s in Wien im Mädchenlyzeum am Kohlmarkt der Dr. Eugenie Schwarzwald an: Die als erste Frau Österreichs (aber in Zürich) in Germanistik promovierte Pädagogin führte einen Salon, an dem neben anderen namhafte Literatinnen und Künstlerinnen auch die dänische Schriftstellerin Karin Michaëlis – spätestens mit ihrem Roman „Das gefährliche Alter“ europaweit erfolgreich – oft teilnahm. Und die gut Deutsch sprechende und schreibende Dänin begleitete 1919 die junge Schauspielnovizin Helene Weigel zum Vorsprechen am Wiener Volkstheater.

Woraus eine lebenslange Freundschaft resultierte, die sich auch auf Weigels Ehemann Bert Brecht übertrug: 1933 kam die Familie auf der Flucht nach Stationen in Wien, Zürich und Paris durch Vermittlung Maria Lazars auf Thurø an, der dänischen Insel, auf der die geachtete Autorin der Frauenemanzipation ihr Haus „Torelore“ führte. Begleitet wurden Brecht-Weigel von ihrem Sohn Stefan und Maria Lazar. Die war mittlerweile durch Theaterstücke und Romane hervorgetreten und besaß zudem nach einer Ehe mit einem Sohn August Strindbergs eine besondere Affinität für Skandinavien (und ihre Tochter Judith einen wertvoll gewordenen schwedischen Pass).

Es musste eine Unterkunft gefunden werden – zumal auch noch die kleine Tochter Barbara mit der Haushaltshilfe Marie Hold erwartet wurde. Gefunden wurde ein altes Bauernhaus bei Svendborg, im Dorf Skovsbostrand auf dem Weg nach Rantzausminde. Das galt es zu erwerben und umzubauen. Und im Herbst konnten die Flüchtenden sich dort einrichten. Denn es kam eine junge wilde und reich verheiratete Schauspielerin aus Kopenhagen, die gleich einen Architekten nach „Torelore“ mitbrachte: Mogens Voltelen, der auch die erhaltenen Fotos der ersten Begegnung von Ruth Berlau mit Brecht und Weigel und weitere im Laufe der Jahre machte. Es fügte sich allmählich eines zum anderen.

Innen verfügt das alte Haus heute über alle modernen Üblichkeiten. Zentral ist ein großer Raum mit offenen Holzbalken, Klavier, Sofa, Esstisch und Blick auf den Rasen und wenn man sich anstrengt auch auf den Sund. Die Küche hat alles Notwendige. Von ihr geht es durch eine schmale Tür in ein kleines Zimmer mit Tisch am Fenster, Regale im Rücken, Sessel: das Arbeitszimmer von Brecht. Sein großer Kopf sitzt auf dem Fensterbrett. Der Blick geht auf den Sund. Die Bücher auf den Regalbrettern enthalten Brecht-Bücher: Werkausgaben, Forschungsliteratur. Die Biographien entwerfen einen merkwürdigen, auf Frauen wirkenden herzkranken Mann, der sich gern wie ein Proletarier kleidete. Und sein Werk kollektiv erarbeitete (und meist individuell vermarktete).

U nd der immer Menschen um sich herum brauchte. Frauen, Freunde, Angestellte, Ratgebende, Kritiker, Mitarbeiterinnen, Geliebte, Fa

milie. Noch 1933 besucht der Augsburger Schulfreund und Arzt Otto Müllereisiert die Familie. Marie Hold aus Wolfratshausen wird mit dem örtlichen Metzger anbandeln, der das Fleisch liefert, und ihn heiraten. Sie bleibt den Rest ihres Lebens in Svendborg. Maria Lazar wohnt eine längere Zeit im Strohhaus, bevor sie nach Kopenhagen umzieht. Im Sommer 1934 kommt Walter Benjamin aus Paris mit einem Frachter über Le Havre und Esbjerg nach Svendborg; Brecht hat ihn damit angelockt, dass Teile von Benjamins Bibliothek von Berlin nach Skovsbostrand transportiert und aufgestellt wurden – „469 kg in 5 (oder 6) kisten“ – und die Bibliothek in Svendborg jedes Buch besorge. Nun wird der Theoretiker an seinem großen Kafka-Aufsatz schreiben. Und 1936 am Fuchs-Aufsatz, 1938 am Baudelaire-Aufsatz. Dass Brecht solche Besuche im mal als „Dänisch-Sibirien“, mal als klimatisch angenehm beschriebenen, aber in eher abseitiger ländlicher Windstille liegenden Südfünen fast schon verzweifelt braucht, lässt ein Brief an Weigel ahnen, in dem er sie bittet, neue Gäste „zu keilen“.

Untergebracht ist Benjamin zunächst in einem ebenfalls strohgedeckten Haus wenige Minuten von Brechts Aktivitätszentrale entfernt. Wie überhaupt sich eine eigene Topographie oder wechselnde

Konstellationen um das Haus am Sund herstellen, die der mittlerweile verstorbene Brecht-Forscher Hans Christian Nørregaard in seiner noch unübersetzten voluminösen Arbeit über Brecht in Dänemark mit einer Skizze veranschaulicht. Ruth Berlau wohnt am nächsten, wenn sie nicht in Kopenhagen ist; als Brechts ihm „verfallene“ Sekretärin Margarete Steffin in Dänemark ankommt, muss sie zunächst auf Weigels Wunsch in Kopenhagen bei Ruth Berlau bleiben – wegen ihrer Tuberkulose. Später wohnt sie in einem der Häuser in Skovsbostrand.

Das Haus wird auch Ziel von Verwandten, etwa Steffins Mutter und Schwester, und macht zuzeiten den Eindruck einer Produktionsstätte, die Brechts Eindruck von den „kleinen Inseln“ möglichst gründlich überspielen soll. Und zugleich unvermeidlich für nicht seltene Eifersüchteleien, unangenehmme Spannungen und große politische Diskussionen sorgt. Denn die

Aufenthalte von Hanns Eisler, Karl Korsch, Fritz Sternberg, George Grosz und vielen anderen sollen Brechts Orientierung in der sich verdüsternden Weltlage fördern.

Zentrales Informationsmedium neben den internationalen Zeitungen und regem Briefverkehr ist das Radio, an dem sich meist abends alle versammeln, um Hitlers Gebrüll oder BBC zu hören. Reisen nach Paris, London, Moskau, gar für mehrere Monate nach New York öffnen Brecht Fenster in die zunehmend bedrohlichere Lage Europas und der Welt angesichts der unerbittlich aufeinanderfolgenden Schritte, mit denen die Politik Hitler-Deutschlands auf die Zerstörung der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abzielt. 1939 verließen die Brechts Skovsbostrand nach Schweden, Finnland, der Sowjetunion bis in die USA. Wo nach der Besetzung Dänemarks durch die Hitler-Truppen auch Karin Michaëlis 1940 ihr Exil fand.

Dass dieses Haus noch steht und genutzt werden kann, ist dem Verein zu verdanken, der sich konstituierte, als die letzten Nachkriegs-

besitzer ausgezogen waren und sich Stimmen erhoben, die den Verkauf forderten, was wohl den Abriss bedeutet hätte. Diese Gefahr ließ die Stadt das Grundstück 1988 erwerben,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mit dem Ostberliner Brecht-Zentrum wurde durch den Zusammenbruch der DDR zunächst gekappt. Das Konzept, das sich unter den neuen Gegebenheiten herauskristallisierte, besteht darin, das renovierte Haus für Veranstaltungen und Gäste zu öffnen, die sich dort einmieten und ein Projekt verfolgen können. So haben seit den Neunzigerjahren Hunderte Kreative für jeweils mehrere Wochen an Brecht interessierte Fragestellungen behandelt, an Büchern geschrieben, gemalt, illustriert oder geforscht. Zudem veranstaltet der an die Stadtbibliothek angedockte Verein auch Seminare, Kolloquien, Vorträge.

Ein dickes Gästebuch sammelt die oft sehr kreativen und aufschlussreichen Abschiedstexte (oder -zeichnungen) der Eingeladenen. Stargast war natürlich Günter Grass, der statt eines Textes einen gezeichneten Butt hinterließ. Zeitungsartikel der Svendborger Lokalzeitung berichten über die Stipendiatin Andrea Paluch mit Mann (dem späteren Minister) und Kindern, als sie an ihrem Roman über den „Schimmelreiter“ arbeitete. Ihr neues Buch widmet sich der mit Brecht und Skovsbostrand eng verbundenen Ruth Berlau.

Der Verein muss das „Brechts hus“ in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Region kenntlich halten, hierzu wäre das Interesse deutscher Kulturinstitutionen durchaus zu intensivieren. Dass hier sechs Jahre lang die Adresse der Brechts im Exil war, dringt mit all den bedeutenden, längst nicht vollständig erforschten biographischen, literarischen und intellektuellen Zusammenhängen und Facetten erst allmählich in eine größere Öffentlichkeit. Und unter diesem Strohdach mit dem Blick auf den Sund zu wohnen, lässt in manchen Momenten unvermittelt historische Abgründe erahnen. MARKUS BAUER

FRANKFURTER ANTHOLOGIE

Marianne von Willemer

Das Heidelberger Schloß. Den 28. Juli Abends 7 Uhr

Euch grüss' ich weite, lichtumflossene Räume, Dich alten reichbegränzten Fürstenbau, Euch grüss' ich hohe, dichtumlaubte Bäume; Und über euch des Himmels tiefes Blau.

Wohin mein Blick das Auge forschend wendet, In diesem blüthenreichen Friedensraum, Wird mir ein leiser Liebesgruss gesendet Aus meines Lebens freudevollstem Traum.

An der Terrasse hohem Berggeländer War eine Zeit Sein Kommen und Sein Geh'n, Die Zeichen, treuer Neigung Unterpfänder, Nur halberloschen kann ich sie erspäh'n.

Redaktion Hubert Spiegel

Dort jenes Baumsblatt, das aus frommem Osten Dem Garten uns'res Westen anvertraut, Giebt mir geheimnisvollen Sinn zu kosten, Woran sich fromm die Liebende erbaut.

Durch jene Halle trat der hohe Norden Bedrohlich unserm friedlichen Geschick; Die raue Nähe kriegerischer Horden Betrug uns um den flücht'gen Augenblick.

Dem kühlen Brunnen, wo die klare Quelle Um grünbegränzte Marmorstufen rauscht, Entquillt nicht leiser, rascher, Well' auf Welle, Als Blick um Blick, und Wort und Wort sich tauscht.

O! schliesst euch nun ihr müden Augenlieder! Im Dämmerlichte jener schönen Zeit Umtönen mich des Freundes hohe Lieder; Zur Gegenwart wird die Vergangenheit.

Aus Sonnenstrahlen webt ihr Abendlüfte Ein goldnes Netz um diesen Zauberort, Berauscht mich, nehmt mich hin, ihr Blumendüfte, Gebannt durch eure Macht kann ich nicht fort.

Schließt euch um mich ihr unsichtbaren Schranken Im Zauberkreis, der magisch mich umgiebt; Versenkt euch, Sinne, schwindet, ihr Gedanken, Hier war ich glücklich, liebend und geliebt.

Mathias Mayer

Gib, Liebster, mir geheimnisvollen Sinn zu kosten

Die lyrische Stimme Marianne von Wille- mers ist weitgehend als Teil eines Dialogs auf uns gekommen. Mit nur wenigen Gedichten hat sie sich gleichwohl in den Kanon der Literatur eingeschrieben und dabei das Geheimnis lange gehütet: Erst neun Jahre nach ihrem Tod erfuhr die Öffentlichkeit durch Herman Grimm, dass einige der schönsten Liebesgedichte aus Goethes später Sammlung „West-östlicher Divan“ nicht von ihm, sondern von der um 35 Jahre jüngeren geliebten Frau stammen, die dort als Suleika angesprochen wird. Die Umstände ihrer Herkunft sind nicht genau zu rekonstruieren, sie soll als Tochter einer Schauspielerin und eines Instrumentenmachers im österreichischen Linz geboren sein, kam als Vierzehnjährige als Tänzerin nach Frankfurt, wo zunächst Clemens Brentano und dann der verwitwete Bankier Johann Jakob Willemer auf sie aufmerksam wurden. Willemers Einfluss brachte die Mutter Mariannes dazu, ihm die Tochter zu überlassen, die in seinem Haus erzogen, seine Geliebte, schließlich seine Frau wurde.

Goethe, mit Willemer schon länger bekannt, lernte dann als Fünfundsechzigjähriger dessen junge Frau kennen und schätzen. Man traf sich im Oktober 1814 in Frankfurt, dann wieder im September des folgenden Jahres und noch einmal für wenige Tage im selben Monat in Heidelberg. Dass es danach zu keiner persönlichen Begegnung mehr kommen sollte, hat Marianne von Willemer nur schwer bewältigt. Es hatte sich ein Liebesdialog in Gedichten entwickelt, indem Marianne von Willemer sich auf kongeniale Weise auf den Tonfall von Goethe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persischer Lyrik einstellen konnte. Selbst in diesem Gedicht noch, außerhalb des „Divan“, greift sie auf die Form der von Goethe geprägten sogenannten Suleika-Strophe zurück. Schon früh wurden zwischen den Liebenden Chiffrenbriefe gewechselt – darauf spielen die „Zeichen“ in der dritten Strophe an, in denen beide aus der Hafis-Übersetzung Joseph von Hammers einzelne Verse für den anderen neu arrangierten. Der Briefwechsel Goethes mit beiden Eheleuten dauerte bis zu seinem Tod.

Darin finden sich tiefgreifende Überlegungen Mariannes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Nähe und Ferne, von Sprechen, Schreiben und Schweigen: „Es bleibt immer eine schwere Aufgabe“, heißt es in einem Brief aus dem Jahr 1819, „aus der Ferne und in die Ferne Gedanken und Worte zu senden, die nur in der nächsten Nähe gedeihen“, und nur durch die Entfernung sei sie gezwungen, Schreiben und Schweigen zu vereinigen. Als sie 1824 des 75. Geburtstages von Goethe gedenkt, legt sie das Gedicht „Das Heidelberger Schloß“ bei, das wenige Wochen zuvor entstanden war. Es ist ein grandioses Denkmal der Liebe zwischen Verlust und Erinnerung, ein bewegen- des Dokument der Vergegenwärtigung des Vergangenen im abendlichen „Dämmerlicht“.

Denn eben auf dem Schloss hatte die letzte Begegnung stattgefunden, „sein Kommen und sein Gehen“, wie es über ihn heißt, wird in der dritten Strophe beschworen, aber nur als eine Spur der Vergangenheit. Inzwischen waren die Schrift und das Gedicht zum Medium der Nähe geworden, wie es besonders die vierte Strophe zeigt: Hier baut das Gedicht die Reminiszenz an das berühmte Gingo-biloba-Gedicht ein. Was dort als Einheit von Natur – „dieses Baums Blatt“ –, Liebe und Gedicht verbunden war, zeigt sich nun im Spiegel des Zitats. Was dort dem Wissenden zugesprochen wurde, „Giebt geheimen Sinn zu kosten“, wird nun zur Rede des weiblichen Ichs individualisiert.

Aber während Marianne von Willemer im zweiten Vers dieser vierten Strophe ursprünglich den Bruch mit dem jambischen Metrum riskiert und geschrieben hatte: „Dem westöstlichen Garten anvertraut“, wird im hier vorliegenden Erstdruck des Gedichtes eingegriffen – von Goethe selbst. Er hat das Heidelberg-Gedicht bearbeitet und ohne Angabe der Verfasserin 1831 in die Privatzeitschrift „Chaos“ gegeben, die seine Schwiegertochter, Ottilie von Goethe, herausgab. Ob Marianne von Willemer die zarte Andeutung verstehen konnte, wenn Goethe ihr schrieb, es käme „vielleicht nächstens einiges, welches zugleich Dank sagt und um Verzehung bittet“? Immerhin hat Goethe die Rollen von Mann und Frau noch stärker hervorgehoben, in der zweiten Strophe aus „den Blick“ der Liebenden (die sich in Vers 16 nennt) „mein Blick“ gemacht, in der dritten Strophe die Großschreibung des Pronomens verfügt. Geblieben ist dabei, in der fünften Strophe, die Erinnerung an die französischen und russischen Truppen, die im September 1815 das Heidelberger Schloss unsicher gemacht haben. Während in der drittletzten Strophe Marianne von den „Augenlidern“ gesprochen hatte, werden im Erstdruck Goethes daraus „Augenlieder“, eine Prägung, die zwischen einem Versehen und einem dann imposanten Neologismus steht.

Ein Wunder lyrischer Evokation sind die letzten vier Strophen, in denen das lyrische Ich sich in vielen Wendungen auf die Sprachkunst Goethes einlassen kann, wie es die ganz eigene Stimmung von schmerzlicher Erinnerung und fortwährender Berauschtheit formuliert. Und doch könnte man fast meinen, dass hier, mit der Beschwörung von Zauberort und Zauberkreis, schon Eduard Mörike anklingt – der übrigens die Publikation von Herman Grimm zur Kenntnis genommen hat, in der über Marianne von Willemers Anteil am „Divan“ berichtet wurde. Mit wenigen Gedichten und einigen Briefen gehört sie zu den imponierenden Autorinnen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In: „Chaos“. Hrsg. von Ottilie von Goethe unter Einschluss der Fortsetzungen, 1829 bis 1831. Nachdruck im Verlag Peter Lang, Bern 1968. Vergriffen

Von Mathias Mayer ist zuletzt erschienen: „Macbeth. Die Erfindung der Botenstoffe“.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Heidelberg 2024. 142 S., geb., 30,- €.

Mit dem Handy scannen: Eine Gedichtlesung von Thomas Huber finden Sie unter www.faz.net/anthologie.

Fällt erst einmal nicht unter die EU-Aufsicht: die Deutsche Börse in Frankfurt
Foto Lucas Bäuml

Kapitalmarktpaket mit deutscher Ausnahme

Die Finanzminister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achen einen großen Schritt in Richtung Kapitalmarktunion. Berlin setzt aber eine Sonderbehandlung für die Deutsche Börse durch. Von Hendrik Kafsack, Brüssel

Der Vorstoß soll Hunderte Milliarden Euro in Wachstumsbranchen spülen und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EU Schwung verlei-

hen. Profitieren sollen Start-ups und Kleinanleger gleichermaßen. Mit der Einigung auf das „Paket zur Marktintegration und Finanzaufsicht“ haben die EU-Finanzminister am Freitag in Luxemburg einen großen Schritt Richtung Kapitalmarktunion gemacht. Das im Dezember 2025 von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vorgelegte Paket umfasst mehrere Dutzend Reformvorschläge. Es gilt als ein wichtiger Baustein für die Kapitalmarktunion. Es geht um Handel und Nachhandel, Vermögensverwalter und Krypto-Dienstleister. Die Regeln werden vereinfacht und Hürden im grenzüberschreitenden Handel abgebaut. Ein zentraler Punkt ist die Zentralisierung der Aufsicht. Wichtige Marktteilnehmer werden der unmittelbaren Kontrolle der europäischen Wertpapierbehörde ESMA unterstellt. Das betrifft Börsen und Handelsplätze ebenso wie den Nachhandel, also Clearinghäuser (CCP) und Zentralverwahrer (CSD).

Das ist ein Machtverlust der nationalen Aufseher, in Deutschland die Bafin. Sie verfolgen bei der Aufsicht nach Einschätzung der Kommission bisher zu unterschiedliche Philosophien, um einen echten EU-Kapitalmarkt schaffen zu können. Die Finanzminister haben in ihrem Kompromiss jedoch einige spürbare Änderungen durchgesetzt. Die Aufseher der EU-Staaten behalten mehr Einfluss als vorgesehen. Darauf hatten kleinere Staaten wie der wichtige Finanzplatz Luxemburg gedrungen.

Vor allem aber fallen einige große Handelsplätze, allen voran die Deutsche Börse, vorerst nicht unter die Kontrolle der ESMA. Dafür waren die Bundesregierung und die hessische Landesregierung eingetreten, aus Sorge um den Finanzplatz Frankfurt. Ausgenommen werden auch kleinere Anbieter von Krypto-Dienstleistungen. Solche Anbieter wollte die EU-Kommission vollständig unter die ESMA-Aufsicht stellen, da ihr Geschäft grundsätzlich grenzüberschreitend ist.

Die zuständige EU-Kommissarin Maria Luis Albuquerque kritisierte den Kompromiss scharf. Damit fielen vier Handelsplätze, drei Clearinghäuser und zwei Zentralverwahrer weniger unter die Aufsicht der ESMA als vorgesehen. Von gleichen Wettbewerbsbedingungen könne keine Rede mehr sein. „Wir senden das falsche Signal“, sagte die Portugiesin. Der stärkere Einfluss der nationalen Behörden mache die Aufsicht ineffizient und teuer.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wies zurück, dass es eine „Ausnahme“ für die Deutsche Börse gebe. Der Kompromiss gebe klare Kriterien dafür vor, „ab wann man sich der ESMA unterordnet“. „Es ist klar, dass ab bestimmten Schwellenwerten die ESMA die Aufsichtsbehörde ist, das gilt auch für Deutschland“, sagte Klingbeil weiter. Tatsächlich sind die Kriterien auf Drängen der in der E6-Gruppe zusammengeschlossenen Finanzminister vo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weiteren Staaten so festgelegt worden, dass sie auf die Deutsche Börse zugeschnitten sind. Kriterien sind die systemische Bedeutung, die grenzüberschreitende Aktivität und das Transaktionsvolumen.

Die Ausnahme für die Deutsche Börse dürfte auf dieser Basis tatsächlich nur für einige Jahre gelten, sofern der Markt sich wie erwartet entwickelt. Die Präsidentin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Christine Lagarde, teilte die Kritik von Albuquerque. Sie betonte aber, dass die negativen Folgen sich begrenzen ließen, wenn alle guten Willens seien. Einige Minister äußerten die Hoffnung, dass Defizite der Einigung sich in den anstehenden Verhandlungen mit dem Europaparlament beheben ließen.

Ministerrat und Parlament müssen sich auf eine gemeinsame Linie einigen, damit das Paket in Kraft treten kann. Das soll bis Ende des Jahres geschehen. Die Verhandlungen im Parlament laufen auf Hochtouren.

Der europäische Kapitalmarkt ist bisher zersplittert. Es gibt in der EU mehr als 300 Handelsplätze, 116 einzelne regulierte Märkte, 15 Zentrale Gegenparteien und mehr als 30 Zentralverwahrer. Im größeren Mark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gibt es hingegen nur 13 operative Börsen, fünf Clearinghäuser und faktisch nur einen Zentralverwahrer. Die Folgen für Europa sind nach Einschätzung der EU-Kommission höhere Kosten und komplexere Abläufe für Investoren und Emittenten.

Das spiegele sich in der Börsenkapitalisierung, wird argumentiert. In der EU beträgt diese 73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in den USA sind es 270 Prozent. Das durchschnittliche Volumen eines Investmentfonds ist in den USA fünfmal so groß wie in der EU. Diese Ausgangslage wird als Problem für Start-ups gesehen, weil sie deshalb in der EU einen schlechteren Zugang zu Investoren hätten. Viele europäische Start-ups wandern in die USA ab. Kritisiert wird auch, dass Kleinanleger einen eingeschränkten Zugang zu Investitionsmöglichkeiten in der gesamten EU hätten.

Der Kompromiss der Finanzminister sieht vor, dass Unternehmen mehrere Handelsplätze mit einer Lizenz betreiben können. Das ermöglicht der Status eines „Pan-European Market Operator“ (PE-MO), ohne dass ein Betreiber in jedem Land eine Tochterfirma gründen muss. Einziger Aufseher ist in dem Fall die ESM-A. Auch im Nachhandel sollen Transaktionen im Binnenmarkt leichter werden. Zentralverwahrer sollen sich enger vernetzen können. Das ist ein erster Schritt in Richtung Konsolidierung.

Nächste Runde im Pingpong um die Erbschaftsteuer

Nutz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Gelegenheit für einen grundlegenden Schwenk seiner Rechtsprechung?

BERLIN. Inwieweit ist es geboten oder zumindest zulässig, Unternehmen in der Erbschaftsteuer zu bevorzugen, um Produktion und Arbeitsplätze zu sichern? Seit Langem spielen Gesetzgeber und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Pingpong. Am kommenden Dienstag geht es abermals um die Verschonung von Betriebsvermögen; dann ist dazu ein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in Karlsruhe angesetzt. Der Beschwerdeführer sieht sich im Nachteil, weil er von seiner Tante vor allem ein Wertpapierdepot und Grundvermögen geerbt hat.

Am Montag wird sich das Gericht zunächst mit einem Normenkontrollantrag aus Bayern befassen. Die Landesregierung will eine Regionalisierung der Erbschaftsteuer durch eine Öffnungsklausel erreichen. Weil Immobilien im Freistaat stärker im Preis gestiegen sind als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hält sie die bundeseinheitlichen Freibeträge nicht für angemessen. Bayern will selbst über Freibeträge und Steuersätze entscheiden können.

Im Zentrum der Aufmerksamkeit dürften die Ausnahmen für die Unternehmenserben stehen. Schon 1995 hat sich das Verfassungsgericht dazu geäußert. Es ging damals eigentlich um die Frage, ob die unterschiedliche Bewertung von Kapitalvermögen und Grundbesitz mit dem Gleichheitssatz vereinbar ist. War sie nicht, entschied „Karlsruhe“.

In dem Beschluss von damals finden sich bemerkenswerte Aussagen zum betrieblichen Vermögen: Unternehmen hätten besondere Verpflichtungen, daher entspreche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solcher Erben nicht voll dem Vermögenszuwachs. „Die Erbschaftsteuerlast muss hier so bemessen werden, dass die Fortführung des Betriebes steuerlich nicht gefährdet wird.“

Die Nachbesserung des Gesetzgebers stieß auf Kritik. Das Gericht wurde abermals angerufen, wieder ging es um die Wertermittlung von verschiedenen Vermögensarten. Abermals verlangte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Korrekturen. Nach der Entscheidung vom November 2007 sind Lenkungsziele zulässig, aber diese dürfen nicht verdeckt über die Wertermittlung angestrebt werden, sondern müssen transparent ausgewiesen werden. Zugleich bestimmten die Richter: Dem Gesetzgeber sei es unbenommen, bei Vorliegen ausreichender Gemeinwohlgründe mit Verschonungsregeln den Erwerb bestimmter Vermögensgegenstände zu begünstigen – „gegebenenfalls auch sehr weitgehend“.

Ende 2008 kam es zur Neuregelung. Häuser, Grundstücke und Betriebe wurden höher bewertet. Zum Ausgleich wurden die Freibeträge für die engsten Familienangehörigen erhöht. Die Steuersätze blieben gleich. Es gab eine Ausnahme für das selbstgenutzte Familienheim. Unternehmenserben erhielten einen Steuerrabatt von 85 Prozent oder gar 100 Prozent, wenn sie den Betrieb sieben oder zehn Jahre fortführen. Ein Jahr später wurden diese Fristen auf fünf und sieben Jahre gesenkt.

Wieder war das Verfassungsgericht gefragt. Ende 2014 befand es, die Verschonung von Erbschaftsteuer beim Übergang betrieblichen Vermögens sei angesichts ihres Ausmaßes und der eröffneten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mit dem Gleichheitssatz unvereinbar. Die Begünstigung für kleine und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wurde nicht beanstandet. Der Gesetzgeber könne diese Unternehmen zur Sicherung ihres Bestands und damit auch zur Erhaltung der Arbeitsplätze von der Erbschaftsteuer weitgehend oder vollständig freistellen. Dies sei jedoch unverhältnismäßig, soweit die Verschonung über kleine und mittlere Betriebe hinausgreife, ohne eine Bedürfnisprüfung vorzusehen.

In einem Sondervotum zu dem Urteil bemängelten drei Senatsmitglieder die Begründung sei unzureichend: Es fehle der soziale Aspekt der Erbschaftsteuer. Es gehe auch darum „zu verhindern, dass Reichtum in der Folge der Generationen in den Händen weniger kumuliert und allein aufgrund von Herkunft oder persönlicher Verbundenheit unverhältnismäßig anwächst“.

Im September 2016 folgte die nächste Neuregelung. Grundsätzlich blieb es bei der Verschonung der Unternehmenserben. Die Grenze für kleinere Unternehmen, die keine Lohnsumme nachweisen müssen, wurde auf fünf Mitarbeiter gesenkt. Der Begünstigte bei Betriebsanteilen, die mehr als 26 Millionen Euro wert sind, musste nunmehr nachweisen, dass er der Verschonung bedarf. Ihm wird zugemutet, die Hälfte seines Privatvermögens für die Erbschaftsteuer einzusetzen, sonst steigt die Steuerlast mit dem Unternehmensvermögen. Bei 90 Millionen Euro gibt es dann keinen Vorteil mehr, der Erbe wird dann ganz normal besteuert. Aber mit einer sehr frühen Überschreibung des Betriebsvermögens auf (noch vermögenslose) Kinder oder mithilfe von Stiftungen können weiterhin auch sehr wertvolle Familienunternehmen steuerschonend übertragen werden.

Die Karlsruher Verhandlungen am Montag und Dienstag sind nur der sichtbare Teil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Überprüfung der Erbschaftsteuer. In beiden Verfahren hatte das Gericht zuvor, wie in komplexen Fällen üblich, verschiedenen Akteuren Gelegenheit zur Stellungnahmen gegeben. Zur Klage Bayerns, die unter dem Stichwort „Erbschaftsteuer – Gesetzgebungskompetenzen“ läuft, konnten sich unter anderem die anderen Landesregierungen äußern; die meisten taten es offenbar nicht. Eine bayerische Bundesratsinitiative für höhere Freibeträge, niedrigere Steuersätze und eine Länderöffnungsklausel zur Erbschaftsteuer war 2022 gescheitert.

Wo die Karlsruher Richter besonderen Klärungsbedarf sehen, lässt sich an ihren verschickten Fragenkatalogen ablesen; diese liegen der F.A.Z. vor. Die Fragen zum bayerischen Komplex haben drei Schwerpunkte: Einnahmen aus der Erbschaftsteuer, Bewert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Einfamilienhäusern sowie mögliche Rechtsfolgen, sollten die Länder und nicht mehr der Bund Freibeträge und Steuersätze regeln. Das Gericht wollte unter anderem wissen, ob damit zu rechnen sei, dass Erblasser oder Erben ihren Wohnsitz strategisch verlegten, um die Erbschaftsteuer möglichst niedrig zu halten. Außerdem fragte es, ob Vererben komplizierter werde, sollten Steuersatz und Freibeträge nicht mehr bundeseinheitlich geregelt sein.

In dem zweiten Verfahren zur Verschonung von Betriebsvermögen eröffnete das Gericht zwei große Fragenkomplexe. Zunächst nahm es die Unternehmensseite in den Blick. So fragten die Richter unter anderem, ob sich Aussagen dazu treffen lassen, „inwiefern eine Erbschaftsteuerbelastung den Bestand von Unternehmen, deren Investitionskraft und den Erhalt von Arbeitsplätzen in Deutschland gefährden kann“. Weiter erkundigte sich der Senat nach Ausweichstrategien zur Erbschaftsteuer. Außerdem wollte er wissen, ob es Varianten der Erbschaftsteuer ohne Risiken für die Fortführung von Betrieben gebe. Mit dem zweiten Fragenkomplex stößt der Senat tief in die gesell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Gerechtigkeitsdebatte über die Erbschaftsteuer vor: Wie verteilt sich Vermögen hierzulande, und welche Rolle spielt vererbtes Vermögen? Außerdem fragte das Gericht, was eine Erbschaft- und Schenkungsteuer dazu beitragen könne, ungleiche Vermögensverteilung zu mildern und Wettbewerbs- und Chancengleichheit zu schaffen.

Wie wird der Erste Senat nun entscheiden? Winkt er das geltende Erbschaftssteuerrecht durch? Oder muss der Gesetzgeber abermals punktuell nacharbeiten? Oder gibt es einen grundlegenden Schwenk? Aus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Schlüsse auf das Urteil zu ziehen, wäre heikel. Die Richter hätten den Fall nicht aufgreifen müssen, sie hätten ihn schon an der Zulässigkeit scheitern lassen können, sagen Rechtswissenschaftler. Der Beschwerdeführer verweist auf seine Benachteiligung gegenüber Unternehmenserben. Im Urteil zur Erbschaftsteuer von 2014 heißt es dagegen eingangs: Es gibt keinen Anspruch auf verfassungsrechtliche Kontrolle steuerrechtlicher Regelungen, „die Dritte gleichheitswidrig begünstigen, das eigene Steuerrechtsverhältnis aber nicht betreffen“. Allerdings gibt es in dem Leitsatz eine Öffnungsklausel: Anderes gelte, wenn Steuervergünstigungen die gleichheitsgerechte Belastung durch die Steuer insgesamt infrage stellten.

Politisch sind, je nach Urteilsspruch, unterschiedliche Konsequenzen absehbar. Sollte das Gericht die geltenden Regelungen billigen, kann die Union die SPD auflaufen lassen, die in der Erbschaftsteuer einiges ändern will. Werden die Verschonungsregeln für die Unternehmen gekippt, sitzt die SPD am längeren Hebel. Dann muss die Union Angebote machen, wenn sie eine Neuregelung im Sinne der Wirtschaft erreichen will. Sollte das Gericht die gesamte Erbschaftsteuer verwerfen, wären wiederum CDU und CSU in einer starken Position. Die SPD müsste sich dann beweglich zeigen, um zu verhindern, dass die Erbschaftsteuer wie in Österreich nicht mehr erhoben werden kann.

KATJA GELINSKY/MANFRED SCHÄFERS

Ein Erfolg mit Makel

Von Hendrik Kafsack, Brüssel

Die Einigung der EU-Finanzminister auf das „Paket zur Marktintegration und Finanzaufsicht“ ist kaum zu überschätzen. Das Paket mit dem sperrigen Namen soll Hunderte Milliarden Euro in Wachstumsbranchen spülen. Europäische Start-ups, so die Hoffnung, können sich künftig in Europa mit ausreichend Kapital versorgen, statt in die USA weiterzuziehen. Für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st das zentral. Auch für Kleinanleger bieten sich neue Möglichkeiten. Kurz: Das Paket ist ein großer Schritt auf dem mühsamen Weg zu einer echten Kapitalmarktunion.

Die Einigung ist auch symbolisch wichtig. Die Finanzminister haben innerhalb von zehn Monaten mehr für die Kapitalmarktunion erreicht als in den zehn Jahren zuvor, wie mehrere Minister hervorhoben. Die EU-Staaten haben erkannt, dass sie keine Chance gegen die USA und China haben, wenn sie die Hindernisse zwischen ihren Märkten nicht einreißen. Nach dem Kompromiss können sie hinter einem wichtigen Punkt des Fahrplans „Ein Europa, ein Markt“ einen Haken setzen.

Das ist die positive Sicht auf das Ergebnis. Denn die Einigung ist auch ein Symbol dafür, wie schwer sich die Staaten tun, kleinteilige nationale Interessen hintanzustellen. Sie haben das zentrale Element des Pakets ausgehöhlt: die Bündelung der Aufsicht über Börsen und andere Finanzmarktakteure bei der EU-Behörde ESMA. Die nationalen Aufseher sollen weiter mitreden, wichtige Handelsplätze bleiben unter ihrer Aufsicht. Das macht die Aufsicht kompliziert und teuer. Von gleichen Wettbewerbsbedingungen kann keine Rede sein. Wie erfolgreich das Paket tatsächlich sein wird, muss sich deshalb erweisen.

Eine unrühmliche Rolle hat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gespielt. Gemeinsam mit dem hes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oris Rhein (CDU) setzte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durch, dass die Deutsche Börse zunächst nicht von der ESMA beaufsichtigt wird, was nicht nur bei der EU-Kommission sauer aufstößt. In Berlin heißt die Devise offenkundig: laut mehr Binnenmarkt fordern, aber sobald es konkret wird nationale Interessen voranstellen.

Die Epidemie der Wut

Von Johannes Pennekamp

Sie bricht sich Bahn. In Spanien, in Frankreich, an den Wahlurnen in Deutschland. Überall herrscht Wut. Wut auf die Wohnungskonzerne, Wut auf Politiker und den Staat, Wut auf alle, die schuld sein könnten, dass die eigenen Aussichten nicht so rosig sind wie erhofft. Wut ist die tägliche Begleiterin im Internet, im Straßenverkehr, bei Linken, Rechten, in der Mitte. Sie selbst ist unpolitisch, jeder ist mal wütend. Und doch ist sie das politisch verbindende Element dieser Zeit. Oder präziser: der emotionale Erregungszustand, ohne den viele Phänomene der Gegenwart nicht zu erklären wären. Das gilt nicht zuletzt für ökonomische Entwicklungen. Denn Wut und Wirtschaft haben mehr miteinander zu tun, als es auf den ersten Blick scheinen mag.

Wirtschaftlicher Druck macht Menschen wütend. Steigende Preise, fehlende Wohnungen oder gigantische Gewinne von Mineralölkonzernen bringen die Leute auf die Palme. Dieser Zusammenhang ist aber längst nicht alles: Wer wütend ist, verändert sein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äferenzen. In der Aufmerksamkeitsökonomie ist Wut die wertvollste Währung. Und Wut ist eine der wenigen Ressourcen, die sich vermehrt, wenn man sie teilt.

Wem das zu abstrakt ist, dem sei die Forschung der Harvard-Ökonomin Stefanie Stantcheva ans Herz gelegt. Sie hat die Wut in Amerika vermesse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Internetforen und Reden von Kongressabgeordneten identifizierte sie den immer gleichen Trend: Die Aussag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eineinhalb Jahrzehnten immer wütender geworden. Die Amerikaner erleben ein historisch hohes Wutlevel. Und alles spricht dafür, dass es auf dieser Seite des Atlantiks genauso ist.

Die Wut, das zeigen Stantchevas Daten und Experimente, verändert die Einstellungen der Menschen. Wer wütend wird, will weniger Migration und Freihandel, dafür aber mehr Umverteilung. Die Erklärung der Ökonomin: Wut lenkt den Blick auf Verfehlungen anderer. Nicht man selbst ist schuld, wenn etwas nicht klappt oder jemand zu kurz kommt, sondern vermeintlich korrupte Politiker, Diskriminierung oder ein unfaires System. Wut befeuert das Gegenteil von Eigenverantwortung und macht für Sachargumente unzugänglich: Überall wimmelt es von Gegnern und Sündenböcken, gegen die man sich mit Abschottung, Zöllen und sozialer Umverteilung schützen muss. Populistische Parteien haben das längst erkannt.

Die spannende Frage ist, woher die Wut kommt und wie sie sich lindern lässt. Es mag wütend machen, aber die ehrliche Antwort lautet: wenn man das nur wüsste. Gesichert ist die unrühmliche Rolle, die Netzwerke wie „X“ spielen. Wütende Beiträge werden dort erheblich häufiger geliked und geteilt. Für die Internetkonzerne ist die Wut daher Gold wert – und für Politiker offenbar auch. Die Ökonomin Stantcheva konnte zeigen, dass amerikanische Abgeordnete Wut in der digitalen Welt strategisch einsetzen, um Reichweite und Aufmerksamkeit zu steigern. Das ist toxisch, denn Wut ist ansteckend: Wer liest, dass jemand etwas verbockt hat oder die Bahn unpünktlich ist, wird selbst wütend.

Wut ist zum emotionalen Grundzustand der Gesellschaft geworden. Zeit für ein Gegengift.

Das allein erklärt aber nicht die Epidemie der Wut. Mindestens drei Faktoren kommen hinzu: Erstens sind fehlende Wohnungen und bröckelnde Schulen keine Einbildung, sondern reale Probleme, die in Deutschland und darüber hinaus stiefmütterlich behandelt wurden. Zweitens werden die Verteilungskämpfe härter, weil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in Deutschland sehr viel schwächer ist als in früheren Dekaden. Wenn der Kuchen kaum noch größer wird, erscheint der Gewinn eines anderen als Verlust auf dem eigenen Teller.

Drittens ist der Populismus das nahezu perfekte Betriebssystem, auf dem die Wut floriert. Populismus basiert auf der falschen Erzählung einer Verschwörung von Regierungen, Wissenschaftlern und Journalisten gegen die Interessen des Volkes. Wie die Wut braucht auch der Populismus Sündenböcke und Zielscheiben, gegen die er sich richtet. Die Wut ist das Schmiermittel der Populisten, mit dem sie ihre Erzählungen am Laufen halten. Nichts ist ihnen daher lieber als eine Atmosphäre konstant köchelnder Wut.

Gegen diesen Cocktail hilft kein einfaches Gegengift. Bessere praktische Politik, Wachstum, Social-Media-Regulierung, das alles gehört dazu. Am wichtigsten aber ist: Es gilt, die Hoheit über die Erzählung einer (besseren) Zukunft zurückzugewinnen. Der Soziologe Jens Beckert hat in seiner Forschung dargelegt, welche elementare Rolle Zukunftserwartungen für ökonomische Entscheidungen haben. Wenn möglichst viele den Schwarzmalern und Wutbürgern eine positive Erzählung entgegenhalten, ist ein Ende der Wutspirale möglich.

Das Nacht-und-Nebel-Rennen

Schön ist anders: die Rennstrecke von Singapur im Smog
Foto Reuters

Das Nachtrennen der Formel 1 ist Singapurs Weltbühne. Dieses Jahr lenkt der Smog den Blick auf Asiens Verschmutzung der Umwelt, die keine Grenze kennt. Von Hendrik Ankenbrand, Singapur

V or Beginn des Rennwochenendes der Formel 1 in Singapur machte am Freitag eine kuriose Meldung die Runde: Der deutsche Rennstall Audi verzichte auf die Ausgabe von Kaugummis an Fahrer, Teammitglieder und Gäste – Singapurs strengem Einfuhrverbot der Asphaltkleber sei Dank, das eine Geldstrafe von bis zu 100.000 Dollar (70.000 Euro) vorsieht.

Solch harmlose Anekdoten gefallen der autoritären Regierung, machen sie doch den Eindruck, der Stadtstaat habe alles unter Kontrolle. Schließlich ist das Gegenteil der Fall: Wenn am Sonntagabend die Motoren auf dem fünf Kilometer langen Rennkurs mitten durchs Finanzviertel mit seinen Wolkenkratzern startet, werden die Mercedes, Ferrari und McLaren für die Zuschauer trotz 1600 Flutlichtanlagen nur schwer auszumachen sein. Für den Tag wird dichter Smog in der Metropole erwartet, wieder einmal. Fast eineinhalb Monate ist es bereits her, dass heftige Luftverschmutzung das Leben im doch eigentlich so sauberen Singapur nur noch schwer erträglich zu machen begann.

Ausgerechnet am Freitag, eine Stunde bevor die Rennställe ihre Autos präsentierten und mit dem ersten freien Training das Grand-Prix-Wochenende einleiteten, wurde im Singapurer Luftqualitätsindex PSI (Pollutants Standards Index) ein Wert von 186 gemessen – so hoch wie nie, seit Anfang September der Schadstoffgehalt in der Luft in den Bereich „Ungesund“ fiel. Neben Feinstaub misst der PSI auch die Konzentration von Schwefeldioxid, Stickstoffoxid, Ozon und Kohlenmonoxid. Der PM2,5-Wert, der das Gewicht der Feinstaubpartikel je Kubikmeter angibt und einen von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als noch unbedenklich festgelegten Grenzwert von 15 hat, lag am Nachmittag beim Zehnfachen. Damit war Singapur auf der als seriös geltenden Schweizer Plattform AQAir offiziell die Stadt mit der größten Luftverschmutzung auf der Welt.

Noch sei der „Haze“ nicht so schlimm, dass man das Rennwochenende absagen werde, teilte der Rennverband FIA am Freitag mit. Allerdings werde die dreitägige Dauerparty neben der Rennstrecke mit ihren vielen Musikveranstaltungen – in diesem Jahr hatten sich unter anderem Lana Del Rey und The Killers angesagt – möglicherweise eingeschränkt, der Gesundheit der Besucher zuliebe. Indem sie offiziell den Begriff „Haze“ verwenden, versuchen die Singapurer Behörden das Augenmerk darauf zu lenken, dass es sich bei der Dunstglocke über der Stadt nicht um Smog aus lokalen Abgasen handelt, sondern um Rauch und Aschepartikel aus großflächigen Wald- und Torfbränden, die der Wind vom Nachbarn über die Grenze geweht hat: dem weltgrößten Palmölproduzenten Indonesien.

Knapp 24 Millionen Tonnen des Pflanzenöls hat Indonesien im vergangenen Jahr exportiert und hatte damit einen Anteil an den weltweiten Exporten von mehr als 50 Prozent. Palmöl steckt in reiner und verarbeiteter Form in mehr als einem Drittel aller Produkte im deutschen Supermarkt, es dient der Lebensmittelindustrie als billiger Ersatz für Butter, frittiert Chips, macht Kekse und Schokolade haltbar und steckt in Shampoos und Lippenstiften. Größte Abnehmer sind Indien, China und die USA.

Für ihre Ölpalmen braucht Indonesiens Industrie eine Fläche von 17 Millionen Hektar – so groß wie halb Deutschland. Doch die Böden der tropischen Wälder der Inselnation mit ihren Torfmooren sind nass. Deshalb fällen die Unternehmen die Bäume, graben Entwässerungskanäle und trocknen den Torf aus. Zünden Brandstifter nun Feuer an, um das Buschwerk schnell und billig zu entfernen, brennt nicht nur das Gras oder was vom Wald noch übrig ist, sondern der gesamte Boden, der durch das Wetterphänomen El Niño zusätzlich ausgetrocknet ist.

Hunderte solcher Feuer in zehn indonesischen Provinzen zählt IQAir derzeit, vor allem in Kalimantan und Sumatra. Der Rauch zieht über die Landesgrenzen hinweg nicht nur nach Singapur, sondern auch ins Sultanat Brunei und vor allem nach Malaysia, wo die Regierung bereits am Donnerstag in der Hauptstadt Kuala Lumpur und vier weiteren Bundesstaaten die Schulen geschlossen hat.

Die Brände zu legen, ist auch in Indonesien illegal. Trotzdem treten sie jedes Jahr wieder auf. Bis in die Siebzigerjahre blieben sie meist klein. Als der Staat begann, der Palmöl- und Holzindustrie sowie die Landwirtschaft die Nutzungsrechte riesiger Flächen zu übertragen, dauerte es nicht lange, bis die ersten Millionen Hektar Wald brannten. Von Juni bis Oktober 2015 wüteten die Brände so schlimm, dass in Singapur zum ersten Mal in der Geschichte des Stadtstaats der Unterricht ausfiel und manche Expats an die Strände Vietnams und Thailands flüchteten.

An der Grenze zu „giftig“, so beschrieb damals Singapurs Ministerpräsident Lee Hsien Loong die Katastrophe im Inselstaat. Dort waren die Menschen seit je auf ihre hohe Lebensqualität stolz, die im krassen Gegensatz zu smoggeplagten Ländern wie China oder Indien stand. Nun blieb die Bevölkerung drinnen, trug Masken und mied Sport. Nachdem am 25. September der PSI-Wert auf 341 geklettert war (fast das Doppelte des derzeitigen Spitzenwerts), forderte das Singapurer Umweltministerium vier indonesische Plantagenbetreiber und Forstwirtschaftsunternehmen namentlich auf, Löschkräfte zu den Bränden auf ihrem Boden zu entsenden, keine neuen Brände mehr zu legen und einen Aktionsplan für die Vermeidung von Bränden in der Zukunft zu entwickeln. Die Ergebnisse werde man veröffentlichen.

Grundlage war ein Gesetz, das Singapur zwei Jahre zuvor erlassen hatte und Unternehmen und ihre Tochtergesellschaften und Lieferanten für die Luftverschmutzung im Stadtstaat auch außerhalb von dessen Grenzen haftbar machen konnte. Es zeigte sich schnell, dass dies ohne Kooperation des indonesischen Staats eine leere Drohung war. Bereits Anfang des Jahrtausends hatten die Staaten des Südostasien-Verbands ASEAN als Reaktion auf den Rauch der verheerenden Brände in Indonesien sich verpflichtet, eine „Zero Burning“-Politik zu verfolgen und gegenseitig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Brandstifter auszutauschen. Dass Indonesien das Papier nach langem Zögern 2014 doch noch unterzeichnete, hat nach Ansicht von Kritikern wenig gebracht: Strafen oder andere rechtliche Schritte bei Verstößen von Mitgliedstaaten sind nicht vorgesehen.

„Null Toleranz“ gegenüber den Brandstiftern hat auch der heutige indonesische Präsident Prabowo Subitano versprochen. An großen Worten angesichts der Feuerkatastrophe mangelt es dem früheren Armeegeneral nicht: Das Legen von Bränden solle künftig als Ökoterrorismus eingestuft, beteiligte Unternehmen mit dem Entzug ihrer Lizenzen bestraft werden. Gegen fast 100 Unternehmen hat die indonesische Polizei angeblich Ermittlungen aufgenommen.

Allzu ernst meint es der Präsident dabei nach Ansicht von Kritikern nicht. Nachdem Prabowo vorvergangene Woche 22 Experten getroffen hatte, um Ratschläge für die Bekämpfung der Waldbrände einzuholen, nannten Teilnehmer das Treffen anschließend einen PR-Gag – schließlich habe die Regierung seit Langem von Fachleuten gewusst, dass die Rodung der Moore eine Hauptursache der Brände sei, die Warnung jedoch ignoriert. Erst kürzlich hat Prabowo Wissenschaftler als „so klug, dass sie zu Idioten werden“, abgekanzelt, die mit ihrer Norgelei seine Politik untergraben wollten.

Von der Suppenschildkröte zum Schutzmodell

Wildtierpopulationen gehen global weiter zurück / Aber es gibt Lichtblicke, zeigt ein WWF-Bericht

BERLIN. „Aktiv werden für die Natur“, lautet das Motto der UN-Weltnaturschutzkonferenz (COP 17), zu der Delegationen aus knapp 200 Staaten diesen Monat in der armenischen Hauptstadt Eriwan zusammenkommen. Auf dem Prüfstand steht, wie aktiv die Staatengemeinschaft tatsächlich für die Natur geworden ist. Vor vier Jahren hatten sich auf der Weltnaturkonferenz in Montreal nahezu alle Staaten der Erde darauf verständigt, den Verlust von Naturräumen, Tier- und Pflanzenvielfalt und genetischer Vielfalt bis 2030 zu stoppen und umzukehren. Im Weltnaturschutzabkommen wurden 23 ehrgeizige Ziele vereinbart: Unter anderem sollen 30 Prozent der geschädigten Ökosysteme wiederhergestellt sowie 30 Prozent der globalen Land- und Meeresfläche dauerhaft unter wirksamen Schutz gestellt werden.

Gebietsschutz ist eine Grund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gefährdete Tier- und Pflanzenarten eine Chance auf Erholung haben. Das liegt auch im Interesse der Menschheit. Denn ohne biologische Vielfalt gerät unter anderem der Anbau von Kulturpflanzen, die auf Bestäuber angewiesen sind, sowie die Produktion von Medikamenten in Gefahr. Das Weltnaturschutzabkommen hat bislang jedoch nicht verhindern können, dass viele Populationen wild lebender Tiere weiter zurückgehen. Nach dem neuen „Living Planet Report“ der Natur- und Umweltschutzorganisation WWF setzt sich der globale Trend schrumpfender Bestände an Wirbeltieren fort. Die untersuchten Populationen sind zwischen 1970 und 2022 um durchschnittlich 73 Prozent zurückgegangen. Betroffen sind Säugetiere, Vögel, Fische, Reptilien, zum Beispiel Krokodile, und Amphibien, zum Beispiel Frösche.

Aber es gibt auch Lichtblicke. Die Hälfte der erfassten Tierbestände habe sich stabilisiert oder sei sogar gewachsen, heißt es in dem WWF-Bericht zu den Zählungen von 2022. Untersucht wurde, wie sich rund 35.800 Populationen auf allen Kontinenten entwickelt haben. Gezählt werden zum Beispiel die Tiere in einer Antilopenherde im südlichen Afrika. Diese Zahl wird dann mit der aus dem Jahr 1970 verglichen. Wie sich Populationen von Wirbeltieren entwickeln, ist ein wichtiger Gradmesser für die Stabilität von Ökosystemen, zum Beispiel des Amazonas-Regenwaldes, der wiederum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für das Weltklima ist.

Auch für den vorherigen Berichtszeitraum von 1970 bis 2020 verzeichnete der WWF einen Rückgang der Wirbeltierbestände um 73 Prozent. Aber aus dem unveränderten Wert lasse sich nicht schließen, dass der globale Abwärtstrend gestoppt worden sei, sagte der Biologe Stefan Ziegler vom WWF Deutschland in der Vorstellung des neuen Berichts. Mit der Aktualisierung seien neue Daten hinzugekommen, und der Berichtszeitraum habe sich verlängert. Deswegen seien die Werte der Berichtszeiträume nicht vergleichbar. Rund die Hälfte der erfassten Tierbestände schrumpfe weiter.

Den größten Rückgang verzeichnet der WWF mit durchschnittlich 85 Prozent in Flüssen und Seen. An Land haben die erfassten Tierpopulationen seit 1970 um 69 Prozent und im Meer um 59 Prozent abgenommen. Als Hauptursachen werden unter anderem schwindende Lebensräume für Wildtiere, etwa durch Abholzung von Wäldern und nicht nachhaltige Landwirtschaft,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genannt. Treiber dafür seien die Lebensmittelproduktion, der Einsatz fossiler Energien und Fehlanreize im Finanzsystem, heißt es in dem Bericht.

Ein gravierendes Problem sind nach Angaben der Umweltschützer Milliardensubventionen für wirtschaftliche Tätigkeiten, die mit Verlusten oder Risiken für die Natur verbunden sind. Dazu gehört auch der Großteil der EU-Agrarsubventionen. Im Weltnaturschutzabkommen haben die Vertragsstaaten vereinbart, naturschädliche Subventionen bis zum Jahr 2030 um mindestens 500 Milliarden Dollar im Jahr zu verringern. Nach einem Zwischenbericht der UN hat die Staatengemeinschaft dafür aber bislang so wenig getan, dass dieses Ziel kaum noch zu erreichen sei.

Kommt nicht mehr in die Suppe: Eine junge Meeresschildkröte in Malaysia.

Der WWF-Bericht zeige andererseits, dass sich Tierbestände erholen könnten, wenn der politische Wille zum Umsteuern vorhanden sei und Regierungen, Naturschutzorganisationen und die Bevölkerung vor Ort zusammenarbeiteten, sagte der Biologe Ziegler. Zu den Erfolgsgeschichten des Artenschutzes gehört das Kapitel über die grüne Meeresschildkröte; die Tiere wurden früher massenhaft für Schildkrötensuppe gejagt. Doch vergangenes Jahr wurde die grüne Meeresschildkröte auf der globalen Roten Liste von „stark gefährdet“ auf „nicht gefährdet“ herabgestuft. Hier habe sich jahrzehntelange koordinierte Schutzarbeit in etwa 80 Ländern ausgezahlt, heißt es in dem WWF-Bericht.

Zu den Erfolgen an Land gehört die wachsende Zahl wild lebender Tiger: von rund 3200 im Jahr 2010 auf nunmehr rund 5700 Tiere. Das entspricht einem Zuwachs um mehr als 70 Prozent. Dazu beigetragen hätten verstärkte Schutzmaßnahmen, eine bessere Ausstattung für Ranger und der grenzüberschreitende Kampf gegen illegalen Handel, heißt es in dem WWF-Bericht. Aber die zunehmende Zahl von Tigern schaffe auch neue Herausforderungen, erläuterte Biologe Ziegler. In manchen Regionen steige das Risiko von Konflikten, wenn Menschen in der Nähe lebten. gel.

Das Defizit der USA steigt auf zwei Billionen Dollar

Amerikas Zinslast schnellt nach oben

WASHINGTON. Das Haushaltsdefizit der amerikanischen Bundesregierung hat in diesem Fiskaljahr ein Defizit in Höhe von zwei Billionen Dollar erreicht. Das meldet da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Es ist das höchste US-Defizit außerhalb von Krisenzeite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Das Defizit entspricht knapp sechs Prozent der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leistung (Bruttoinlandsprodukt) und übersteigt das Vorjahresdefizit um rund 200 Milliarden Dollar.

Hohe Zinsen für die Staatsschulden, niedrigere Einkünfte aus Unternehmensteuern, die spärlicher als erwartet ausfallenden Zölle prägen das Bild auf der Einnahmenseite, während auf der Ausgabenseite die Alterung der Gesellschaft ihren Tribut fordert: Sie zeigt sich in den höheren Ausgaben für Renten und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der älteren Bevölkerung mit zusätzlichen Ausgaben von rund 200 Milliarden Dollar oder sieben Prozent. Die Zinsen für die Staatsschulden sind inzwischen der zweitgrößte Posten im US-Bundeshaushalt noch vor den Ausgaben fürs Militär mit rund 1,1 Billionen Dollar. Die zuletzt deutlich gestiegenen Staatsanleihe-Renditen spiegeln sich darin noch nicht.

Das Defizit wuchs trotz steigender Einnahmen. Die Lohn- und Einkommensteuer stieg und spiegelte damit das gute Wirtschaftswachstum von rund zwei Prozent. Dafür sanken aber die Unternehmensteuern vor allem wegen des Booms i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ie jüngste Steuerreform erlaubt Sofortabschreibungen für Investitionen. Tech-Giganten wie Google, Microsoft und Meta nutzen die Abschreibungsmöglichkeiten für Investitionen in Rechenzentren und Steuervergünstigungen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aus dem Steuergesetz von 2025, um ihre milliardenschweren Investitionen in KI-Hardware steuerlich geltend zu machen.

Insgesamt fallen die Einnahmen aus Unternehmensteuern deshalb um 70 Milliarden Dollar niedriger aus als im Vorjahr, könn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ber zu höheren Einnahmen führen, wenn die Unternehmen schwarze Zahlen schreiben.

Ins Kontor schlug die Entscheidung des Supreme Courts, einen großen Teil der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rlassenen Zölle als verfassungswidrig zu erklären. Deshalb fielen die Einnahmen aus den Zöllen um rund 250 Milliarden Dollar niedriger aus als kalkuliert.

Die Versuche der Regierung, Ausgaben zu kürzen, zeigten noch keine große Wirkung: Die Trennung von rund 270.000 Staatsdienern im Zuge des DOGE-Programms hat sich bisher kaum fiskalisch gelohnt. Viele bekamen Abfindungen, zudem wurden Arbeiten an private Dienste ausgelagert. Überdies strich die Regierung Steuervergünstigungen für saubere Energien zusammen, ließ einige Zuschüsse zur Krankenversicherung auslaufen und verringerte die Zahl der Lebensmittelhilfeempfänger.

Gleichzeitig stellt Trump neue Ausgaben in Aussicht: Er will den Amerikanern jeweils 5000 Dollar zukommen lassen, wenn die Republikaner bei den Zwischenwahlen die Mehrheit in Kongress und Senat behalten. Zudem will er den Verteidigungshaushalt von jetzt knapp einer Billion Dollar auf 1,5 Billionen Dollar aufstocken. Damit droht das Sparziel des Finanzministers Scott Bessent in weite Ferne zu rücken. Er hatte bei Amtsantritt das Ziel ausgegeben, das Defizit bis zum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auf drei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BIP) zu senken.

Mit einem Haushaltsdefizit von sechs Prozent im Verhältnis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liegen die USA hinter allen G-7-Ländern. Selbst Frankreich (5,4 Prozent) und Italien (knapp drei Prozent) stehen besser da. In Deutschland liegt die Defizitrate bei rund 2,7 Prozent.

Besserung ist nicht in Sicht: Zum einen wachsen die großen Ausgabenposten für Rente und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schneller als die Wirtschaft (sieben Prozent 2026), zudem dürfte die Zinslast weiter ansteigen. Das CBO kalkuliert in seiner Prognose mit Renditen für die zehnjährige Staatsanleihe von 4,3 Prozent. Sie lag zuletzt knapp ein Prozentpunkt höher. Im Basisszenario des CBO auf zehn Jahre wachsen die Staatsschulden von jetzt 100 Prozent des BIP auf 120 Prozent in zehn Jahren. Bei Zinsen, die 150 Basispunkte höher liegen, steigt die öffentliche Verschuldung binnen einer Dekade auf 133 Prozent des BIP. wvp.

Neue englische Geldscheine Hummel, Eule und Igel – statt Winston Churchill

LONDON. Auf den britischen Geldscheinen werden künftig Hummel, Schleiereule, Igel und Papageientaucher zu sehen sein – statt wie früher historische Persönlichkeiten von Winston Churchill bis Jane Austen. Die Bank of England hat dazu die Gewinner einer Publikumsauswahl präsentiert. In Teilen der Politik stieß auf harsche Kritik, dass Weltkriegspremiermi

Der Papageitaucher Foto Reuters

nister Churchill auf den nächsten Pfund-Scheinen nicht mehr auftaucht.

An einer Abstimmung der Zentralbank zu Motivsuche – 18 Tiere standen zur Auswahl –, beteiligten sich eine halbe Million Menschen: Lachs, Tümmler und Frosch fielen durch. Auf Banknoten in Schottland tummeln sich schon heute Wildtiere, unter anderem Otter, Makrelen und Eichhörnchen. In dem nördlichen Landesteil des Vereinigten Königreichs gibt di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eigene Noten heraus.

Die Vorderseite der neuen englischen Scheine soll König Charles III. zeigen. Zum ersten Mal seit sechs Jahrzehnten erscheinen auf der Rückseite der neuen 5-, 10-, 20- und 50-Pfund-Noten aber keine bedeutenden Politiker, Künstler oder Wissenschaftler mehr. Mit der aktuellen Serie würdigt man neben Premierminister Churchill die Schriftstellerin Jane Austen, den Maler William Turner und den Mathematiker Alan Turing.

Besonders die Abkehr von Churchill rief Kritik hervor. Die Tory-Vorsitzende Kemi Badenoch nannte die Entscheidung „eine dumme Sache“. „Absolut verrückt“ fand sie Nigel Farage, der Vorsitzende von Reform UK. Auch die Liberaldemokraten kritisierten den Verzicht auf Churchill. Doch die Bank of England blieb dabei. Künftig gibt es Tiere statt Menschen.

Der Bargeldgebrauch geht wie in anderen Ländern zurück. 2025 wurden nur noch für acht Prozent der Bezahlvorgänge Münzen und Scheine genutzt – insgesamt knapp vier Milliarden Mal. Das zeigt eine Studie der Bankenlobby UK Finance. Zehn Jahre zuvor griffen die Briten in 45 Prozent zum Bargeld. Kartenzahlung überwiegt nun. Doch Bargeld stirbt nicht aus. Die Abkehr vom Bargeld habe sich verlangsamt, „was darauf hindeutet, dass Bargeld für viele Menschen nach wie vor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schrieb UK Finance. Rund 1,4 Millionen Menschen – drei Prozent der Erwachsenen im Königreich – nutzen für tägliche Ausgaben hauptsächlich Bargeld. ppl.

Bund stockt Förderung auf

Mehr Geld für energieeffiziente Häuser

BERLIN. Das Bauministerium stockt die Förderung für den Neubau von energieeffizienten Häusern auf. Die Nachfrage nach der EH-55-Plus-Förderung sei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deutlich gestiegen, teilte Bauministerin Verena Hubertz (SPD) mit. Deswegen stellt sie jetzt zusätzliche Finanzmittel bereit. Das ursprünglich eingeplante Budget von 800 Millionen Euro wäre sonst schon vor Jahresende ausgeschöpft gewesen. Nach Angaben des Ministeriums sind seit Beginn des Programms im vergangenen Jahr rund geförderte 52.100 Wohnungen schon genehmigt, aber noch nicht gebaut.

Gefördert wird über zinsverbilligte Kredite der KfW. Bedingung ist neben dem Standard EH 55, dass die Wärme zu 100 Prozent mit erneuerbaren Energien erzeugt wird. Häuser mit Öl- oder Gasheizungen sind damit ausgeschlossen. Zudem muss zum Zeitpunkt der Stellung des Antrags eine Baugenehmigung vorliegen. Die Anträge sind möglich, bis der Fördertopf leer ist, spätestens jedoch bis zum Ende des Jahres. Mancher mag sich über die Förderung freuen, denn Bauen ist in Deutschland zuletzt wieder deutlich teurer geworden. Im August lagen die Preise für den Neubau herkömmlicher Wohngebäude 5,5 Prozent über dem Niveau aus dem Vorjahr. dpa

Das Dilemma der Digitalisierung

Die digitale Verwaltung soll dem Bürger das Leben leichter machen. Aber sie eröffnet Hackern die Chance, persönliche Informationen zu stehlen oder ganze Städte lahmzulegen. Das jüngste Beispiel: Dänemark.

Von Maximilian Sachse, Frankfurt

Dänemark ist das digitale Vorzeigeland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m EU-Digitalisierungsranking des Digitalverbands Bitkom liegt das Land auf dem ersten Platz. Mit Behörden

Für die Dänen ist das praktisch: Bürger müssen dem Staat ihre Daten nur ein einziges Mal mitteilen. Anträge für Elterngeld, Steuererklärungen oder Renten laufen digital und weitgehend automatisch. Im Krankenhaus kann es Leben retten, wenn Ärzte sofort Allergien oder die aktuelle Medikamentation eines Notfallpatienten sehen. Die Verwaltung benötigt viel weniger Personal für aufwendige Datenabgleiche; das spart dem Steuerzahler viel Geld. Unternehmen profitieren im Umgang mit der staatlichen Bürokratie von schnelleren Verfahren.

interagieren die Dänen via Smartphone, eine digitale Gesundheitskarte ist schon lange Standard. Der dänische Staat verfügt über ein vollständig digitalisiertes, zentrales nationales Einwohnerregister. Jeder Einwohner und jede Person mit Aufenthaltsrecht in Dänemark erhält eine lebenslange zehnstellige Identifikationsnummer. Sie ist eine Art universeller Schlüssel für den Alltag: Ohne sie lässt sich kein Bankkonto eröffnen. Auch Arztbesuche, Behördengänge und die Lohnbuchhaltung sind an die Nummer gekoppelt.

Gerade haben die Dänen die andere Seite der digitalen Medaille kennengelernt. Am Montag teilte das 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Bildung und Digitalisierung in Kopenhagen mit, dass Unbefugte aus dem nationalen Einwohnerregister Namen, Adressen und Identifikationsnummern von rund 8,8 Millionen Personen gestohlen haben, die Daten von lebenden, gestorbenen und von ausgewanderten Dänen. Der Inhalt fast des gesamten Registers, das 11 Millionen Personeneinträge umfasst, wurde gestohlen. Die Täter nutzten für den Hack den rechtmäßigen Zugang eines Unternehmens zu dem Melderegister.

Über die Folgen des Datenlecks lässt sich bislang nur spekulieren. Angesichts der Bedrohung aus Russland könnte das Leck für einige Dänen zum ernsthaften Sicherheitsrisiko werden. Kriminelle könnten mit den Daten einiges anstellen, zum Beispiel gefälschte Krankenversicherungskarten erstellen. Hacker könnten die Daten für Phishing-Angriffe nutzen, bei denen sie in E-Mails an Dänen sehr überzeugend etwa als Bank oder als Gesundheitsbehörde auftreten, um an noch sensiblere Daten zu gelangen.

Überdeutlich legt der Vorfall in Dänemark das Dilemma der digitalen Welt offen: Regierungen auch in Deutschland bereiten digitale Personalausweise und Führerscheine auf dem Handy vor und loben die Digitalisierung als moderne Verwaltung, die dem Bürger das Leben leichter mache. Mancher sieht die Digitalisierung gar als einzige Möglichkeit, in Zeiten der alternden und schrumpfenden Bevölkerung einen halbwegs funktionierenden Verwaltungsapparat aufrechtzuerhalten.

Zugleich aber eröffnet die digitale Verwaltung den Hackern die Chance, sich persönlich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Bürger anzueignen oder ganze Städte lahmzulegen. Je öfter Länder oder Verwaltungen gehackt werden, desto mehr sinkt das Vertrauen der Bürger, dass der Datenschutz gewahrt bleibe. „Einhundert Prozent Cybersicherheit gibt es nicht und wird es nie geben“, sagte vor drei Jahren Claudia Plattner, die Präsidentin des Bundesamtes für Sicherheit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BSI). „Die Frage ist nicht ob, sondern wann ein erfolgreicher Cyberangriff stattfindet.“ Das ist eine Art ungeschriebenes Gesetz in der Szene der digitalen IT-Sicherheit.

Datendiebstahl wie in Dänemark ist dabei kein Einzelfall. Hier sind nur einige Fälle aus den vergangenen Wochen: Im August wurde ein Cyberangriff auf die Berliner Verwaltung durch die Hackergruppe „Rhysida“ bekannt. Die Hacker forderten für die gestohlenen Daten ein Lösegeld von 30 Bitcoin, rund zwei Millionen Euro. Der Berliner Senat zahlte nicht. Daraufhin machten die Hacker ihre Drohung wahr und veröffentlichten im Internet mehr als fünf Terabyte an Daten, darunter Personalakten, Arbeitszeugnisse und sicherheitsrelevante Dokumente zu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und Versorgungsbetrieben.

In Rumänien löschte ein Hacker im Juli nach einem Erpressungsversuch die nationale Grundbuchdatenbank und legte so den gesamten Immobilienmarkt zeitweise lahm.

In Liechtenstein drangen Hacker im August in das staatliche Verzeichnis wirtschaftlich berechtigter Personen ein. Sie wissen nun, welche Personen sich hinter den rund 31.000 Stiftungen, Treuhandvehikeln und Unternehmen in Liechtenstein verbergen, obwohl die sich von ihrem Sitz in dem Fürstentum oftmals Anonymität versprochen hatten. Ähnliche Datendiebstähle war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oft Basis für große journalistische Veröffentlichungen über internationale Steuerflucht und -vermeidung. Auch deutsche Finanzbehörden zum Beispiel in NRW oder Rheinland-Pfalz kauften schon Steuer-CDs mit gestohlenen Bankdaten, um Steuerhinterzieher zu entdecken. Datenhacks schaden dem Staat und den Bürgern nicht nur, sie können vom Staat auch zulasten mancher Bürger genutzt werden.

Spätestens seit Beginn des Ukrainekriegs im Jahr 2022 rollt auf Europas Behörden und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als Teil der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im Zeitalter der Geopolitik eine Welle an Cyberangriffen zu. Diese wird jetzt noch durch die Fortschritt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verstärkt. Mithilfe der KI können Angreifer Computersysteme in immer kürzeren Intervallen attackieren: automatisierter, billiger, ausgefeilter. Die Hacker treffen auf Behörden, die gerade auf kommunaler Ebene auf diese Bedrohungen kaum vorbereitet sind.

Vor fünf Jahren wurde der Landkreis Anhalt-Bitterfeld durch einen Hackerangriff lahmgelegt: Fachverfahren der Verwaltung waren verschlüsselt, an die reguläre Überweisung zum Beispiel von Sozialleistungen war zunächst nicht zu denken. Es war der erste Cyber-Katastrophenfall in Deutschland, der erst nach 210 Tagen für beendet erklärt wurde. Wochenlang konnten die Bürger keine Fahrzeuge zulassen, keine Führerscheine beantragen oder dringend benötigte Bescheinigungen erhalten. Sensible Bürgerdaten stellten die Hacker ins Darknet, den dunklen Bereich des Internets, in dem Hacker und Kriminelle sich tummeln.

„Die ersten Stunden nach der Entdeckung eines Angriffs sind meistens chaotisch“, sagt Sabine Griebsch, die damals externe Digitalisierungsbeauftragte im Landkreis Anhalt-Bitterfeld war und eine zentrale Rolle in der Einsatzkoordination und Wiederherstellung der IT-Systeme übernahm. Es sei wichtig, vorab einen Plan in der Schublade zu haben, sagt Griebsch. Welche Stellen müssen wann informiert werden und von wem? In Bitterfeld habe es 160 Fachverfahren gegeben. In einem Notbetrieb ließen sich aber realistischerweise erst mal zehn Fachverfahren weiter betreiben. „Es sollte eine klare Priorisierung geben, welche Dienstleistungen am wichtigsten sind“, sagt Griebsch.

Viele Kommunen kümmerten sich zwar um technische Vorbereitungen zur Abwehr von Hackerangriffen, um Back-ups und Sicherheitstests, sagt Griebsch, die viele Verwaltungen berät. „Aber organisatorisch sind die Kommunen noch gar nicht vorbereitet.“

E s fehle ein grundlegendes Maß an Bewusstsein für IT-Sicherheit, sagt Dennis-Kenji Kipker, ein Professor für IT-Sicherheitsrecht an der Hochschule Bremen. Er sucht am Cyberintelli-

gence-Institut zu ergründen, wie die Digitalisierung sicher gelingen kann. „Viele wichtige Infos zur IT-Sicherheit kommen gar nicht in den Behörden an“, sagt er. Die Masche der Berlin-Hacker von Rhysida sei etwa schon länger bekannt gewesen,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in Berlin trotzdem nicht erkannt worden. „Das kann so in jeder europäischen Stadt passieren“, sagt Kipker.

Manchen Digitalaktivisten, die der neuen Technik eigentlich positiv gegenüberstehen, gehen die Risiken einer digitalisierten Verwaltung deshalb ein wenig zu weit. Der Verein Digitalcourage aus Bielefeld, der sich schon seit 1987 für Datenschutz und Privatsphäre im Internet einsetzt, überreichte im Mai eine Petition gegen Digitalzwang an Abgeordnete des Bundestags. Mehr als 70.000 Menschen fordern darin, ein Recht auf Leben ohne „Digitalzwang“ ins Grundgesetz aufzunehmen.

„Wir sind nicht grundsätzlich gegen Digitalisierung“, sagt Rena Tangens, die politische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Vereins Digitalcourage, die manche als Urgestein des Netzaktivismus bezeichnen. Die Digitalisierung dürfe aber nicht verpflichtend sein und müsse gemäß der Schadenswahrscheinlichkeit sinnvoll gestaltet werden. Zentral gelagerte und einfach zugreifbare Daten von allen Bürgern wie in Dänemark seien entsprechend riskant.

Deshalb setzt die Bundesregierung bei einem ihrer wichtigsten Digitalisierungsprojekte, der Registermodernisierung, auf dezentrale Register und nicht auf eine zentrale Datenbank. Bürger und Unternehmen sollen künftig Nachweise wie Handelsregisterauszüge oder Geburtsurkunden ähnlich wie in Dänemark nur noch ein einziges Mal den Behörden einreichen müssen. Die Verwaltungen sollen dann die Dokumente im Bedarfsfall und mit Einverständnis digital untereinander austauschen.

Als zentrales Ordnungskennzahl soll die 11-stellige steuerliche Identifikationsnummer dienen, die jedem Bürger schon zugeteilt ist. Das System zeichnet jeden behördlichen Datenabruf auf, Bürger sollen diese transparent einsehen können. Die Daten bleiben in den Fachregistern liegen und werden nur durch eine Art hochverschlüsselten „Postboten“ zwischen den Behörden transportiert. Auch dieses Vorhaben wird von Datenschützern kritisiert, aber es zeigt: Gewisse Risiken lassen sich zumindest begrenzen, wenn der Staat Sicherheit von Anfang an mitdenkt.

„Der Staat ist für die sichere Aufbewahrung der Bürgerdaten verantwortlich. Aber bei einem Datenleck müssen die Bürger sich mit den Folgen herumschlagen“, warnt dagegen Tangens. Sie weist auf möglichen Identitätsdiebstahl oder den Missbrauch durch ausländische Geheimdienste hin. Zudem müsse es im Fall eines Cyberangriffs einen guten Krisenplan geben, damit der Staat weiter seiner Aufgabe der Daseinsvorsorge nachkommen könne. „Das gibt es bisher nicht, und das ist unverantwortlich.“

Die Schäden, die der Ausfall einer Verwaltung wie in Anhalt-Bitterfeld hervorbringt, sind direkt ersichtlich. Ob aber der dortige Datendiebstahl später zu Betrugs-

fällen oder Identitätsmissbrauch geführt hat, ist nicht bekannt. Eine systematische Auswertung zu den Folgeschäden behördlicher Datenlecks in Deutschland gibt es nicht. Internationale Beispiele zeigen, welche Schäden den Bürgern durch Datenhacks und unvorbereitete Verwaltungen entstehen können.

Im Jahr 2015 stahlen Kriminelle über ein Portal der amerikanischen Steuerbehörde IRS Informationen von Steuerzahlern und nutzten die Daten, um Steuererklärungen im Namen der Betroffenen einzureichen und Steuererstattungen an ihre Konten umzuleiten. Das Datenleck betraf 330.000 Menschen. Den entstandenen Schaden bezifferte die Behörde auf 50 Millionen Dollar.

In Finnland brach ein Hacker 2020 in die Datenbanken des Psychotherapieanbieters Vastaamo ein und verfügte danach über sehr persönliche Daten von etwa 33.000 Menschen. Der Kriminelle erpresste daraufhin die Patienten: Sie sollten 200 Euro zahlen, damit er ihre vertraulichen Therapieaufzeichnungen nicht veröffentliche. Eine Opferanwältin berichtete später, dass mehrere Betroffene sich das Leben genommen hätten.

Tangens und der Verein Digitalcourage fordern, dass der analoge Zugang zur Verwaltung garantiert sein müsse. Digitalisierungsbeauftragte lässt das die Hände über den Kopf zusammenschlagen. Analoge Parallelstrukturen sind teuer und erschweren die Verwaltungsarbeit.

Ein analoger Plan B könne Behörden im Krisenfall auch mal vor der Überlastung retten, sagt Krisenmanagerin Griebsch. In Bitterfeld wurden Sozialleistungen zeitweise händisch mit klassischen Überweisungsformularen ausgezahlt, weil der digitale Weg versperrt war. Ein Mitarbeiter sei zur lokalen Bank gefahren und habe sich die Zahldatei des Kreises besorgt, in der alle Überweisungen des letzten Monats zu finden waren. Die habe man dann einfach wiederholt. Auf Dauer sei ein analoger Notbetrieb aber keine Lösung, sagt Griebsch.

Auch Kipker von der Hochschule Bremen hält analoge Ausweichpläne für „die ultimative Lebensversicherung für unseren Staat“, zumindest an besonders kritischen Stellen. Dafür brauche es aber erst mal eine ganzheitliche Risikoabschätzung in der Verwaltung, die fehle, sagt er. Der Staat müsse sich zudem überlegen, wo mehr Digitalisierung wirklich Sinn ergebe. „Mit jeder Digitalisierung gehen wir automatisch Risiken ein“, sagt Kipker. Vor allem in Kommunen müsse man sich erst mal um die Altlasten kümmern und bestehende Systeme sicher machen, bevor man neue Einfallstore schaffe.

Die Bundesregierung sieht den Handlungsbedarf. Im Sommer hat sie das Programm „CyberGovSecure“ auf den Weg gebracht, um Bundesministerien und -behörden besser vor Cyberangriffen und hybriden Bedrohungen zu schützen. Da geht es um Erfassung von Risiken und Sicherheitsstandards. Kipker lobt das Programm, moniert aber, dass dieses sich nur an die Bundesbehörden, nicht aber an Länder und Kommunen wende: „Hacker attackieren immer das schwächste Glied in der Kette.“

Airbnb mit Versicherung gegen Regen

LOS ANGELES. Die Plattform für Kurzzeitvermietungen Airbnb bietet künftig eine Wetterschutz-Versicherung für ihre Nutzerinnen und Nutzer an. „Die Versicherung zahlt Geld aus, wenn der Niederschlag an einem Tag eine festgelegte Schwelle erreicht oder überschreitet“, erklärte das Unternehmen am Donnerstag. Die Gäste würden dann bei Regen während ihres Aufenthalts automatisch benachrichtigt, sobald sie Anspruch auf eine Auszahlung haben.

„Gäste müssen nicht dokumentieren, was passiert ist, und keinen Schaden melden“, teilte Airbnb weiter mit. „Stattdessen wird der Niederschlag automatisch erfasst, und die Auszahlung erfolgt, sobald die in der Police vereinbarte Schwelle erreicht ist.“ Wie viel Regen am Standort der Unterkunft gefallen sei, werde mit unabhängigen Radar-, Satelliten- und Vorhersagedaten gemessen und in Echtzeit überprüft.

Pro Aufenthaltstag gebe es eine Auszahlung, „wenn zwischen 8 und 20 Uhr Ortszeit mindestens 1,5 Millimeter Regen pro Stunde fallen, mindestens so viele Stunden, wie im Versicherungszertifikat angegeben sind“, fuhr Airbnb fort. Der Auszahlungsbetrag „liegt zwischen 50 und 1000 Euro pro Tag, die genaue Höhe steht ebenfalls im Zertifikat“, erklärte Airbnb weiter. Wie viele Stunden es regnen muss, bis es zur Auszahlung kommt, unterscheidet sich je nach Buchung.

Der Wetterschutz läuft den Angaben nach über den Versicherer Chubb. Gäste mit Wohnsitz in Dänemark, Deutschland, Frankreich, Irland, Italien, den Niederlanden, Österreich, Polen, Schweden und Spanien für Reisen im In- und Ausland können die Versicherung bei der Buchung einer Unterkunft über Airbnb hinzufügen. Der Wetterschutz kostet der Plattform zufolge im Schnitt rund 4,9 Prozent des Reisepreises und ist bei zehn Prozent gedeckelt. AFP

V

ier von zehn Routern, die in europäischen Haushalten stehen, kommen aus China. Jan Oetjen hält das für gefährlich. Der Geschäftsfüh-

rer des Berliner Unternehmens Fritz, das bis zum vergangenen Jahr noch AVM hieß, warnt davor, dass Router durch Cyberattacken zu einer Gefahr für jegliche digitale Infrastruktur werden könnten. „Wenn man nur ein bis zwei Prozent aller in einem Land installierten Router unter Kontrolle bekommt, kann man damit jeden Server stilllegen.“

Technisch möglich wäre das durch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Angriffe (DDoS), für die sich viele Sender zusammenschließen, um gemeinsam so viele Abfragen an einen Server zu schicken, dass dieser wegen Überlastung von Netz genommen werden muss. Die übliche Verteidigungsstrategie, IP-Adressen der Angreifer schlicht auszuschließen, würde nicht greifen, wenn Hunderttausende Router im Inland gleichzeitig zuschlügen. „Diese Geräte sind dafür gemacht, blitzschnell sehr viele IP-Adressen zu generieren.“ Der Weg, die Einfuhr asiatischer Router zu begrenzen, führt üb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ie überarbeitet derzeit ein bestehendes Gesetz zur Cybersicherheit und will damit den Betreibern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verbieten, Komponenten von „Hochrisikoanbietern“ zu verbauen. Die EU-Kommission hatte einen entsprechenden Gesetzentwurf zu Jahresbeginn vorgeschlagen, er befindet sich nun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Oetjen schlägt vor, die Router in Privathaushalten ebenfalls als Element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einzustufen.

Um Gehör zu finden, hat sich Oetjen mit acht weiteren europäischen Anbietern zusammengetan und im Sommer den Interessenverband Safenet gegründet. Zu den Gründern gehört mit Rohde & Schwarz aus München auch einer der größten Auftragsfertiger in der Elektronikindustrie. Die Frage, ob die europäische Industrie, die derzeit am Markt für Router einen Anteil von ebenfalls etwa 40 Prozent hat, ihre Produktionskapazität verdoppeln könnte, bejaht Robert Mallinson, Geschäftsführer von Rohde & Schwarz Networks and Cybersecurity. Derzeit seien die Werke, in denen Elektronikbauteile auf Leiterplatten montiert werden, bei Weitem nicht ausgelastet. Unter anderem mache sich der geringere Auftragseingang seitens der Autohersteller bemerkbar.

Fritz entwickelt und montiert seine Router am Stammsitz in Berlin, die Elekt-

Fritz-Box-Hersteller gegen chinesische Geräte

Der Router-Spezialist aus Berlin drängt wegen der Gefahr durch Cyberangriffe auf eine harte Linie – die Deutsche Telekom ist skeptisch. Von Johannes Winterhagen, Brüssel

Plädiert für Verbot chinesischer Anbieter: Fritz-Geschäftsführer Jan Oetjen Foto Fritz

ronikfertigung übernehmen Dienstleister in östlichen EU-Staaten. Aktive Komponenten, also Chips, auf denen Berechnungen durchgeführt werden, beziehe man ausschließlich aus Taiwan und den USA Aus asiatischen Ländern kämen lediglich passive Komponenten wie Dioden und Kondensatoren. In Summe führt diese Strategie zu Mehrkosten von etwa fünf Euro je Router, sagt Oetjen. Dabei sei die Lebensdauer eines Routers von ungefähr fünf Jahren zu berücksichtigen.

Viele Deutsche kaufen allerdings ihren Router nicht selbst, sondern bestellen ihn zusammen mit dem Breitbandvertrag. Größter Anbieter mit 15 Millionen Kunden Mitte des Jahres ist die Deutsche Telekom. Die lässt in vielen Ländern fertigen, auch in China. Dementsprechend skeptisch äußert sich ein Sprecher zu einem möglichen Verbot: „Ein generelles Verbot würde den Markt stark einschränken und möglicherweise zu Lieferengpässen führen.“ Wichtiger sei eine strenge Sicherheitszertifizierung und die Überprüfung der Geräte. Zudem lasse man Firmware – also die Software im Gerät – „teils“ nicht mehr durch die Lieferanten erstellen, sondern entwickle sie selbst. Für die neue Routergeneration Speedport 7 habe man „einen größeren Teil“ der Softwareentwicklung selbst übernommen, auch um die Sicherheit zu verbessern.

Dass sich auf den von der Telekom vertriebenen Routern versteckte Hintertüren für mögliche Cyperangriffe befinden könnten, bezeichnet der Sprecher als „Spekulation, die wir für die von uns vertriebenen Geräte nicht bekräftigen können“. Man lege Sicherheitsanforderungen nicht nur fest, sondern überprüfe deren Einhaltung auch, unter anderem durch Software-Penetrationstest, also simulierte Hackerangriffe im eigenen Labor.

Das Bundesamt für Sicherheit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BIS) hält die Gefahr durch DDoS-Angriffe durch das Zusammenschalten Hunderttausender von Routern für real und verweist auf die Schadsoftware Mirai. Im Jahr 2016 hatten amerikanische Studenten dadurch 900.000-Telekom-Router lahmgelegt. Allerdings, so ein Sprecher des BSI, habe man aus dem Vorfall gelernt und unter anderem Vorgaben für sichere Heimrouter gemacht. Daher könne man der von Fritz getätigten Aussage, man könne mit einem Netzwerk aus gekaperten Routern jeden Server lahmlegen, so nicht zustimmen. (Kommentar Seit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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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Fachkräfte 100.000 Euro verdienen

Eine neue Gehaltsübersicht zeigt, welche Kompetenzen gefragt sind

FRANKFURT. Spezialwissen gewinnt auf dem Arbeitsmarkt zunehmend an Wert. Zwar agieren viele Unternehmen bei Neueinstellungen und Gehaltserhöhungen derzeit zurückhaltend. Fachkräfte mit seltenen Qualifikationen und großer Verantwortung bleiben jedoch gefragt – und verfügen damit auch finanziell über eine gute Verhandlungsposition. Das zeigt die neue „Gehaltsübersicht 2027“ des Personaldienstleisters Robert Half, die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 wird.

„Arbeitgeber prüfen genauer, wo sich zusätzliches Gehaltsbudget lohnt“, sagt Philipp Weingart, Deutschland-Manager von Robert Half. Für schwer zu findende Fachkenntnisse seien viele Unternehmen bereit, mehr zu zahlen. Wer Kompetenzen für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oder Wachstum mitbringe, verbessere seine Position deutlich. Einen „breiten Gehaltswettlauf“ beobachte er jedoch nicht, vielmehr gezielte Anpassungen bei bestimmten Qualifikationen und Rollen. Das zeigt sich auch an einzelnen Berufsbildern: Im Finanz- und Rechnungswesen stiegen die Gehälter von Project Controllern laut Übersich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überdurchschnittlich um 3,4 Prozent, bei Financial Accountants um 3 Prozent.

Nach Angaben von Robert Half bieten 49 Prozent der Personalverantwortlichen Gehälter oberhalb ihrer ursprünglich vorgesehenen Spanne an, um besonders gefragte Talente zu gewinnen. 58 Prozent nennen spezialisierte Fähigkeiten als einen Grund dafür. Zugleich erwarten 44 Prozent, dass die Vergütungsbudgets im kommenden Jahr steigen. Die Gehaltsübersicht zeigt zudem: Mit den richtigen Qualifikationen sind auch ohne Führungsverantwortung hohe Einkommen möglich.

Die Gehaltsübersicht weist die Jahresgehälter in Spannen aus, für Berufseinsteiger, erfahrene Fachkräfte und überdurchschnittlich qualifizierte Spezialisten. Für ein sechsstelliges Gehalt ist in der Regel jedoch Berufserfahrung erforderlich. In Junior-Positionen und zum Berufseinstieg sind solche Gehälter kaum realistisch. Für die Übersicht hat der Personaldienstleister eigene Daten ausgewertet. Robert Half vermittelt Fach- und Führungskräfte an Unternehmen. Die Angaben beziehen sich auf das Grundgehalt, Boni und Zusatzleistungen sind nicht enthalten.

Je nach Branche sind Jahresgehälter von 100.000 Euro und mehr durchaus üblich, besonders im Banken- und Finanzsektor sowie im Finanz- und Rechnungswesen. Für Steuerberater etwa nennt Robert Half ein Median gehalt von 100.000 Euro. Senior Risk Manager in Banken starten demnach mit etwas mehr als 90.000 Euro, später sind bis zu 135.000 Euro möglich.

In der IT werden sechsstellige Gehälter vor allem in Führungspositionen gezahlt. Für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liegt das Mediangehalt bei 150.000 Euro. Spezialisierte Fachkräfte können ebenfalls mehr als 100.000 Euro erreichen, meist jedoch erst am oberen Ende der Gehaltsspanne. Für erfahrene IT-Consultants und IT-Projektmanager nennt Robert Half 106.750 Euro. Im kaufmännischen Bereich sind dagegen für die meisten Fachkräfte weiterhin eher fünf-stellige Jahresgehälter üblich.

Am grundsätzlichen Personalbedarf vieler Unternehmen hat sich trotz der schwachen Konjunktur wenig geändert. Kurzfristig agieren die Unternehmen bei Neueinstellungen trotzdem vorsichtig. Das Ifo-Beschäftigungsbarometer ist im September leicht gestiegen, dennoch werden vor allem in der Industrie und im Handel weiterhin Stellen abgebaut.

Mittel- und langfristig steigt der Bedarf an Fachkräften jedoch weiter. Immer mehr Beschäftigte erreichen das Rentenalter, während weniger junge Menschen in den Arbeitsmarkt nachrücken. 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zählt derzeit 157 Engpassberufe. Rund die Hälfte der gemeldeten Stellen für Fachkräfte, Spezialisten und Experten entfiel auf solche Berufe.

Wer zusätzlich über Kenntnisse im Bereich generativer KI verfügt, kann sich auf dem Arbeitsmarkt einen Vorteil verschaffen. Laut der Gehaltsübersicht sind 39 Prozent der Personalverantwortlichen bereit, für entsprechende Fähigkeiten mehr zu zahlen. Im Banken- und Finanzsektor sowie im Finanz- und Rechnungswesen liegt dieser Anteil noch höher. In diesen Bereichen verändert der Einsatz von KI besonders viel, schreiben die Autoren.

In der IT zählen laut Studie derzeit unter anderem Kenntnisse in Cybersicherheit, der Verarbeitung natürlicher

Sprache (NLP), Large Language Models, Softwareentwicklung, generativer KI und Machine Learning. Im kaufmännischen Bereich seien Analyse- und Recherchefähigkeiten, Mehrsprachigkeit sowie der sichere Umgang mit CRM-Systemen gefragt. Für Banken nennt die Gehaltsübersicht vor allem Analyse- und Rechenkompetenz, KI-Kenntnisse und Fähigkeiten in der Risikoanalyse.

Die Übersicht weist auch Gehälter für KI-Berufe wie KI-Produktmanager und KI-Ingenieure aus. Am höchsten liegen die Jahresgehälter erfahrener KI-Entwickler und KI-Agenten mit jeweils 92.000 Euro.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sind sie nahezu unverändert.

Das Gehalt ist für Fachkräfte nicht der einzige entscheidende Faktor. Immer wichtiger wird das Gesamtpaket aus Gehalt, Zusatzleistungen und Arbeitsbedingungen. 28 Prozent der befragten Arbeitssuchenden nannten bessere Benefits als wichtigsten Grund für einen geplanten Stellenwechsel.

Wenn das Grundgehalt vergleichbar ist, achten Fachkräfte vor allem auf Work-Life-Balance und Flexibilität. Diese Faktoren nannten 52 Prozent der Befragten. Es folgten finanzielle Anreize mit 50 Prozent, Angebote für Gesundheit und Wohlbefinden mit 42 Prozent sowie die betriebliche Altersvorsorge mit 41 Prozent.

Die Arbeitgeber reagieren darauf: 62 Prozent der Personalverantwortlichen gaben an, dass ihr Unternehmen Zusatzleistungen mit Bewerberinnen und Bewerbern verhandelt. 70 Prozent von ihnen sind bereit, über Leistungen zur Verbesserung der Flexibilität zu sprechen. Auch Boni bleiben ein wichtiges Instrument. 40 Prozent der Personalverantwortlichen erwarten, dass die Bonuszahlungen in ihrem Unternehmen höher ausfallen werden als im Vorjahr. ANNE KOKENBRINK

Gehälter nach Berufserfahrung und Qualifikation

Durchschnittsgehälter im Jahr, in Euro (ohne Boni, Vergünstigungen oder andere Vergütungen) Finanz- und Rechnungswesen Financial Analyst 60.000 100.000 Compliance Manager 80.000 113.000 Steuerberater 90.000 120.000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150.000 260.000 Banken und Finanzdienstleistungen Senior Accountant 75.000 90.250 Senior Firmenkundenberater $^{3}$ 81.500 130.000 Senior Risk Manager 90.250 135.000 Managing Director, Debt Capital Market 200.500 252.500 IT-Bereich Netzwerk-/Cloud-Architekt 81.500 102.250 SAP-Berater 75.500 104.250 IT-Consultant 58.250 106.750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110.000 230.000 Kaufmännischer Bereich Key Account Manager 61.500 85.000 HR-Manager 70.000 85.000

1) Personen für Junior Positionen und Einstiegsgehälter in neue Positionen. 2) Mit seltenen Fähigkeiten und / oder langer Berufserfahrung in einer Position. 3) Relationship Manager. / Quelle: Robert Half, Gehaltsreport 2027 F.A.Z.-Grafik: niro., jabu.

„Schlüsselfigur in der Transformation von Microsoft“: Donald Trump lobt Microsoft-Vorstandschef Satya Nadella. Foto AP

Eine Medaille von Trump und Tadel von Vance

Vom Präsidenten hofiert, vom Vizepräsidenten attackiert: Der Softwarekonzern Microsoft erlebt einen Tag der Gegensätze in Washington.

E s war ein Wechselbad der Gefühle: Der Softwarekonzern Microsoft wurde am Donnerstag zum Ziel einer Attacke des amerikanischen

Vizepräsidenten J.D. Vance, erhielt dann aber kurze Zeit danach eine Ehrung vom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Vance schloss Microsoft und einige andere Unternehmen von einem Visaprogramm aus, das es ausländischen Mitarbeitern ermöglicht, permanent in den USA zu leben und zu arbeiten.

„Es gibt leider kein Unternehmen in den USA, das dieses System mehr als Microsoft missbraucht hat“, sagte Vance. Völlig andere Töne schlug Trump an, als er Microsoft-Vorstandschef Satya Nadella wenig später eine „Nationale Medaille für Technologie und Innovation“ überreichte. Er nannte Nadella eine „Schlüssefigur in der Transformation von Microsoft“. Nadella habe das Unternehmen „revolutioniert“.

Von Roland Lindner, New York

Die Ankündigung von Vance war das Ergebnis einer Untersuchung einer von ihm geführten „Antibetrugs-Taskforce“. Das Programm, von dem er Microsoft nun auf unbestimmte Zeit ausschließen will, heißt „Per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 oder „Perm“. Es ist oft ein Schritt zu einer „Green Card“ und geht über sogenannte „H-1B“-Visa hinaus, die einen vorübergehenden Aufenthalt in den USA ermöglichen. Vance sagte, die H-1B-Visa würden genutzt, um ins Land zu kommen und das Perm-Programm, um auf Dauer bleiben zu dürfen.

All diese Visa sind umstritten. Kritiker sagen, Unternehmen nutzten sie, um zulasten von Amerikanern billigeres Personal aus dem Ausland zu rekrutieren. Die Trump-Regierung hat auch schon versucht, den Weg zu H-1B-Visa zu erschweren. Im vergangenen Jahr kündigte Trump an, für einen Antrag auf ein solches Visum künftig eine Gebühr von 100.000 Dollar verlangen zu wollen, ein Vielfaches der bisherigen Kosten. Dies wurde zwar vor einigen Monaten von einem Richter blockiert, aber die Regierung gibt das Vorhaben nicht auf. Das Heimatschutzministerium schlug kürzlich ebenfalls eine Gebühr von mehr als 100.000 Dollar für H-1B-Visa vor.

Vance sagte am Donnerstag, Microsoft habe im vergangenen Jahr 6000 Mitarbeiter entlassen. Gleichzeitig habe sich das Unternehmen aber 6300 H-1B-Visa und 3000 Green Cards gesichert. Microsoft habe somit jeden entlassenen Mitarbeiter mit eineinhalb Ausländern ersetzt. „Das ist ein skandalöses System, das wir in unserem Land viel zu lange geduldet haben.“

H-1B-Visa sind nach Angaben der US-Regierung für ausländische Hochschulabsolventen gedacht, die „hoch spezialisiertes Wissen“ haben. Ihre Zahl ist jedes Jahr auf 85.000 begrenzt. Sie werden insbesondere von der Technologiebranche in Anspruch genommen, und Microsoft gehört zu den Unternehmen, die die meisten Genehmigungen für solche Visa bekommen. Vance hob jetzt zwar Microsoft besonders hervor, will daneben aber noch einige andere Unternehmen von dem Perm-Programm ausschließen, darunter den Softwareanbieter Adobe und IT-Dienstleister wie Infosys und Cognizant.

Microsoft schrieb am Donnerstag in einer Reaktion auf die Vorwürfe von Vance, der Regierung zusätzliche Informationen zukommen lassen zu wollen. Das Unternehmen sagte zu seiner Verteidigung, von den 6000 H-1B-Anträgen, die es im vergangenen Jahr gestellt habe, seien 80 Prozent auf existierende Mitarbeiter entfallen und der Rest auf neue Mitarbeiter, die sich schon rechtmäßig in den USA aufhalten. Microsoft wies weiter darauf hin, seinen Mitarbeitern mit H-1B-Visa genauso viel zu bezahlen wie Beschäftigten in vergleichbaren Positionen.

Microsoft-Chef Nadella war einer von mehreren prominenten Vertretern der Technologiebranche, die Medaillen von Trump bekommen haben. Neben ihm erhielt auch Michael Dell, der Gründer des gleichnamigen Computerherstellers, eine Medaille für Technologie und Innovation. Daneben vergab Trump auch mehrere „Nationale Medaillen für Wissenschaft“: Geehrt wurden Tesla- und SpaceX-Vorstandschef Elon Musk, Nvidia-Vorstandschef Jensen Huang, Google-Mitgründer Sergey Brin sowie Lisa Su, die den Chipanbieter Advanced Micro Devices führt. Nadella nannte seine Auszeichnung auf der Plattform X eine „unglaubliche Ehre“. Vance wurde am Donnerstag auf den Gegensatz zwischen seiner Verbalattacke auf Microsoft und der Ehrung durch Trump angesprochen. Er sagte, Microsoft sei „ein großartiges amerikanisches Unternehmen“, und die Regierung wolle ihm nicht schaden. Aber es solle amerikanische Mitarbeiter beschäftigen.

Trump hat sich in jüngster Zeit besonders oft mit Tech-Prominenz umgeben. Zu dem Staatsbankett für den chinesischen Staatschef Xi Jinping waren kürzlich viele Topmanager aus der Branche eingeladen, einige saßen mit Trump am Tisch. Erst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gab es ein Treffen mit Trump im Weißen Haus, dabei zählten Nadella, Musk und Huang zu den Teilnehmern. Einige von ihnen unterschrieben eine Art freiwillige Selbstverpflichtung rund um „Superintelligenz“, in der sie zum Beispiel zusagten, interne Sicherheitskontrollen von KI-Modellen einzuführen.

Trump spricht neuerdings von Superintelligenz statt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und hat amerikanische Behörden per Dekret angewiesen, auf ihren Internetseiten und in ihrem offiziellen Schriftverkehr nur noch ersteren Begriff zu verwenden. Er hat in dem Treffen im Weißen Haus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klargemacht, dass er auch von den Tech-Managern erwartet, sich fortan nach seinem Sprachgebrauch zu richten.

Wie ernst es ihm damit ist, unterstrich er am Donnerstag mit einem Eintrag auf seiner Plattform Truth Social. Dort schrieb er, das Weiße Haus sehe künftig jeden, der statt des „höchst akzeptierten“ Begriffs Superintelligenz weiter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preche, als „THE ENEMY“, also einen Feind.

„Elon ist eine Atombombe“

Ein Dokumentarfilm über den Tesla-Gründer Musk

NEW YORK. Es ist ein seltsamer Automat, der am Donnerstagabend vor dem Angelika-Kino in New York steht. Er ist knallgelb, und an seinen Seiten heißt es: „Free! Elon DVDs“. Offensichtlich steht er hier aus Anlass des Kinostarts von „Musk“, einem mit Spannung erwarteten Dokumentarfilm über den reichsten Menschen der Welt. Im Inneren des Automaten sind DVDs mit dem Konterfei von Elon Musk zu sehen, und Passanten können sich diese kostenlos herausgeben lassen, indem sie Nummern auf einer Tastatur drücken. Kurz vor der Vorstellung um 18 Uhr wird von dem Angebot rege Gebrauch gemacht.

Zwei junge Männer erzählen, sie hätten den Automaten hierhergebracht, und es sei nur ein Job für sie gewesen. Wer hinter der Aktion steckt, wüssten sie selbst nicht. Aber allein an den Titeln auf den DVDs ist abzulesen, dass es sich um eine Guerilla-Kampagne von Musk-Kritikern handelt. Eine heißt „The Fraud and the Furious“, suggeriert also, Musk sei ein Betrüger. Und auf den DVDs ist kein Film, sondern sie enthalten E-Mails, die Musk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US-Justizministeriums zufolge mit dem verurteilt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ausgetauscht haben soll. Auf einem Aufkleber an dem Automaten wird behauptet, 25 Prozent aller Konten auf Musks Plattform X seien pornographisch.

Der Film „Musk“ läuft am Freitag in den amerikanischen Kinos an. Am Donnerstag ist eine Art Vorpremiere, und die Atmosphäre im Angelika-Kino ist angespannter als sonst. Vor dem Kinosaal stehen schwarz bekleidete Sicherheitsmitarbeiter und scannen das Publikum mit Metalldetektoren. Eine Besucherin sagt, so etwas habe sie in diesem Kino noch nie erlebt. Auch hinterher bei einer Fragerunde mit Regisseur Alex Gibney und Ashley St. Clair, einer der wichtigsten Protagonistinnen in dem Film, stehen mehrere Männer in Schwarz neben der Bühne und blicken mit einschüchternder Miene in das Publikum.

Musk hat im Vorfeld des Kinostarts sehr deutlich gemacht, was er von dem Filmprojekt hält. Er hat Regisseur Gibney wiederholt auf X beschimpft. Er schrieb Sätze wie „Hundescheiße verdient mehr Respekt als Gibney“ oder „Gibney ist ein Idiot“ oder „Er ist ein verbitterter alter Man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hat einer von Musks Anwälten Gibney mit einer Klage gedroht.

Gibney zählt zu den prominentesten Dokumentarfilmern der Welt, und Figuren aus dem Wirtschaftsleben waren schon öfter Gegenstand seiner Produktionen. Einer seiner Filme drehte sich um den zusammengebrochenen Energiekonzern Enron, ein anderer um Eli zabeth Holmes, die mit ihrem Unternehmen Theranos im Mittelpunkt eines der größten Betrugsskandale in der US-Wirtschaft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stand.

Musk hat sich geweigert, mit Gibney zusammenzuarbeiten. An seiner Stelle kommen frühere Partnerinnen, Kollegen und auch sein Vater Errol zu Wort. Als eine Art Gimmick hat Gibney einen Avatar von Musk entwickeln lassen, der regelmäßig im Film auftaucht und Dinge sagt, die auch der echte Musk von sich gegeben hat.

Der Film ist fast vier Stunden lang, zwischendrin gibt es eine Pause von zehn Minuten. Als Gibney 2023 mit dem Projekt begann, peilte er eine Länge von um die zwei Stunden an, aber Musks verstärktes politisches Engagement und seine Rolle als Berater für Donald Trump lieferten so viel zusätzlichen Stoff, dass der Film am Ende viel länger ausfiel. Der Film zeichnet Musks gesamtes Leben nach, von seiner Kindheit in Südafrika über seine unternehmerische Karriere in den USA bis zu seinem politischen Aktivismus.

Gibney zeichnet ein sehr kritisches Porträt über Musk. Er spricht ihm zwar unternehmerische Erfolge nicht völlig ab, etwa mit dem Autohersteller Tesla oder mit dem Raumfahrtspezialisten SpaceX. Aber er beschreibt Musk als jemanden, der sich regelmäßig Fehltritte leistet und es trotzdem schafft, seinen Reichtum und seinen Einfluss immer weiter zu mehren. Gibney hält Musk fragwürdige Geschäftsmethoden vor, etwa mit der aggressiven Vermarktung von Teslas Fahrassistenzsystem Autopilot. Und er beschreibt, wie Musk einstige Weggefährten ausgebootet haben soll, etwa Martin Eberhard, einen der Mitgründer von Tesla.

Besonders prominent in Szene gesetzt wird Ashley St. Clair, eine ehemalige konservative Influencerin, die ein Kind mit Musk hat. Sie hat sich mittlerweile mit ihm überworfen und führt Rechtsstreitigkeiten gegen ihn. Sie beschreibt, wie Musk sie gedrängt habe, eine hoch dotierte Vertraulichkeitsvereinbarung zu unterschreiben, sie dies aber abgelehnt habe. Sie erzählt von Handynachrichten, in denen Musk suggeriert habe, er könne das Ergebnis der Präsidentenwahlen 2024 beeinflussen. An einer Stelle sagt sie: „Elon ist eine Atombombe.“

In der Fragerunde nach dem Film erzählt Gibney, es sei sehr schwer gewesen, Gesprächspartner aus Musks Umfeld für den Film zu gewinnen. Und er spricht über Musks Rolle in der Arbeitsgruppe DOGE der Trump-Regierung, die radikale Einschnitte in US-Behörden durchgesetzt hat. Er sagt, Musk habe damit nicht zuletzt seine eigenen Interessen verfolgt. Ihm sei es darum gegangen, „die regulatorische Macht der Regierung zu zerstören“. lid.

Konzern fordert US-Mobilfunkunternehmen heraus

WASHINGTON/FRANKFURT. Das Unternehmen SpaceX und seine Satellentochtergesellschaft Starlink drängen verstärkt in den US-Mobilfunkmarkt. Der Raumfahrtkonzern des Milliardärs Elon Musk teilte am Donnerstag (Ortszeit) mit, er habe sich ein landesweites Portfolio an Mobilfunk-Frequenzen gesichert. Damit kann das Unternehmen künftig satellengestützte Sprach- und Internetverbindungen über handelsübliche Smartphones anbieten. Bislang ist Starlink hierfür meist auf Kooperationen mit klassischen Telekomkonzernen wie T-Mobile angewiesen. Deren Aktien gingen als Reaktion auf die Transaktion auf Talfahrt.

Nach einem Bericht des „Wall Street Journal“ übernahm SpaceX ein Frequenzspektrum im Bereich um 800 Megahertz für acht Milliarden Dollar vom Finanzinvestor Grain. Diese Funkfrequenzen sind zwar nicht für datenintensive Anwendungen geeignet. Sie ermöglichen aber Verbindungen in Gegenden mit vielen Hindernissen wie Häuserschluchten oder Wäldern.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SpaceX ein äußerst attraktives Paket aus Starlink-Breitband und -Mobilfunk anbieten wird“, schrieben die Analysten des Research-Hauses William Blair. Sie hielten es sogar für möglich, dass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Grok der SpaceX-Sparte xAI darin enthalten sein werde. Brendan Carr, der Chef der US-Telekomaufsicht FCC, begrüßte den Frequenzkauf. „Wir werden mehr Investitionen und mehr Chancen für eine Vielzahl von Anbietern sehen, und Amerika wird bei den Technologien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weltweit führend sein, zum Nutzen der Verbraucher im ganzen Land.“

Seine Behörde muss die aktuelle Transaktion genehmigen. Vor einigen Tagen gab sie SpaceX grünes Licht, 15.000 Satelliten ins All zu bringen, die für Mobilfunkverbindungen im Zwei-Gigahertz-Bereich optimiert sind. Dieses Frequenzspektrum hatte sich Starlink im vergangenen Jahr weltweit für 19,6 Milliarden Dollar gesichert. Satellitentelefonie über handelsübliche Smartphones gewinnt an Bedeutung. Bislang werden für Gespräche und Datenübertragungen in unwegsamem Gelände oder in Katastrophengebieten meist spezielle Geräte genutzt, deren Antennen jedoch freie Sicht zum Himmel benötigen.

Die Aktionäre der traditionellen Telekomkonzerne AT&T, T-Mobile und Verizon machte die Aussicht auf einen verschärften Wettbewerb dagegen nervös. Die Papiere dieser Unternehmen brachen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an der Wall Street um jeweils etwa sechs Prozent ein. Die Titel der T-Mobile-Muttergesellschaft Deutsche Telekom verloren zur Eröffnung am Freitag sogar bis zu 7,3 Prozent und steuerten auf den größten Tagesverlust seit dreieinhalb Jahren zu.

Ein Verizon-Sprecher versuchte, die Sorgen der Anleger zu zerstreuen. „Dieses Unternehmen mag zwar über eine Vielzahl an Frequenzen verfügen, aber ohne ein entsprechendes Mobilfunknetz spielt das keine Rolle. Es sind einfach nur ungenutzte Funkfrequenzen.“ Dem Analysten Graham Hunt von der Investmentbank Jefferies zufolge könnte sich Starlink als weiterer Kunde bei Mobilfunkmasten-Betreibern wie American Tower einmieten. Deren Aktien legten in den USA nachbörslich zu.

Neben der Deutschen Telekom gerieten am Freitag auch andere europäische Mobilfunker wie Vodafone oder Telefónica unter Druck. Dem Branchenindex drohte mit einem Verlust von zeitweise 3,4 Prozent das größte Tagesminus seit eineinhalb Jahren. Starlink könnte mittelfristig auch hierzulande als Konkurrent auftreten, da die Neuvergabe von Mobilfunkfrequenzen für Satellitenbetreiber bevorsteh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U) will jedoch zwei Drittel des Spektrums für heimische Anbieter reservieren. Reuters

Jetzt kostenfrei anmelden: tagesspiegel.de/checkout m Streit um die unlizenzierte Nutzung von Büchern für das KITraining hat ein wichtiger Kläger aus der Verlagsbranche eine härtere Gangart ins Spiel ge-

bracht. Zusätzlich zu den Zivilklagen müsse man darüber nachdenken, auch strafrechtlich gegen Manager von KI-Unternehmen vorzugehen, wenn sie raubkopierte Bücher beim KI-Training einsetzen. Das sagte Rainer Dresen, der Justiziar der zum Bertelsmann-Konzern gehörenden Verlagsgruppe Penguin Random House, auf einer Paneldiskussi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zum Thema KI und Urheberrechte am Donnerstag. „Wer in gewerblichem Ausmaß Urheberrechtsverletzungen begeht, macht sich strafrechtlich verantwortlich“, sagte Dresen mit Blick auf das deutsche Recht. Die Strafbarkeit liege bei bis zu fünf Jahren: „Vielleicht müssen wir wirklich an die Grenzen gehen.“

Die Buchbranche müsse sich noch stärker wehren gegen die unbefugte Nutzung ihrer Inhalte, sagte Dresen. „Die Tech-Unternehmen interessieren sich null für Urheberrechte.“ Die Verlagsgruppe Penguin Random House hatte im März Klage gegen den ChatGPT-Betreiber Open AI eingereicht. Sie sieht die Urheberrechte ihres Autors und Illustrators Ingo Siegner verletzt. Dabei geht es um dessen sehr erfolgreiche Kinderbuchreihe „Der kleine Drache Kokosnuss“. Schon auf einfache Anfrage von Nutzern erzeuge der Chatbot Zeichnungen der Figur, die dem Original zum Verwechseln ähnlich seien. Damit sei klar, dass die Bücher zum Training der KI eingesetzt wurden und die Figur jetzt im System „memorisiert“, also gespeichert vorliegt.

„Vielleicht müssen wir wirklich an die Grenzen gehen“

Das Problem ist, dass die KI-Unternehmen nicht veröffentlichen, mit welchen Daten sie ihre Sprachmodelle trainiert haben. Aus amerikanischen Gerichtsunterlagen geht hervor, dass sie dafür massenhaft Bücher verwendet haben, auch aus dubiosen Quellen. Nach Dresens Angaben haben sie vor allem auf den Datensatz einer russischen Piraterie-Internetseite zurückgegriffen, die vier bis fünf Millionen Bücher enthält. In diesem Datensatz seien auch rund 3000 Bücher von Verlagen der Penguin-Random-House-Gruppe enthalten. Fast alle namhaften KI-Unternehmen hätten diesen Datensatz genutzt, um ihre Sprachmodelle zu perfektionieren, sagte Dresen. Das sei aber nur sehr schwer nachzuweisen, weil die generativen KI-

Eine Geschichte von Rainer Dresen

Die Buchbranche will nicht kostenloser Rohstofflieferant für das Trainin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ein. Der Justiziar eines großen Verlagshauses denkt laut über strafrechtliche Schritte gegen KI-Manager nach.

Der kleine Drache Kokosnuss: links ein Originaltitel, rechts eine KI-generierte Illustration Foto Penguin Random House

Chatbots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haben, die verhindern, dass sie längere Textpassagen aus dem urheberrechtlich geschützten Trainingsmaterial in Antworten auf Nutzerprompts wieder eins zu eins ausgeben.

Von Tillmann Neuscheler, Frankfurt

Laxer sei die generative KI bei Zeichnungen. Wer zum Beispiel von der KI verlangt, dass sie bekannte Comicfiguren wie Asterix, Lucky Luke oder Tim und Struppi surfend auf einem See zeichne, der bekommt solche Illustrationen nach wenigen Sekunden. Das dürfte nur möglich sein, wenn die Figuren Teil des Trainingsmaterials waren. Weil der Beweis hier einfacher scheint, klagt Penguin Random House jetzt gegen Open AI wegen seiner Kinderbuchfigur Drache Kokosnuss. Mit wenigen Klicks erfinde die KI ganze Geschichten mit der Figur, er habe es selbst ausprobiert, sagte Dresen. „Die KI war nicht zu stoppen“ und habe ihm sogar angeboten, die Geschichte gleich auf Amazon hochzuladen.

Dresen bedankte sich bei der Verwertungsgesellschaft GEMA für deren juristische Vorarbeit. „Ohne die GEMA wären wir nicht so weit gekommen“, sagte Dresen zu deren Chefjustiziar Kai Welp, der an der Diskussionsrunde teilnahm. Die Musikverwertungsgesellschaft hatt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zwei wich-

Unter Fachleuten wird diskutiert, ob und wo eine Urheberrechtsverletzung durch mit Büchern trainierte generative KI stattfindet: ob beim Input (also beim KI-Training und der Vorbereitung darauf) oder beim Output (also beim Antworten der KI auf Nutzeranfragen). Die Urheber neigen zur Sichtweise, dass in beiden Fällen gegen das Gesetz verstoßen werde; die KI-Anbieter weisen beides von sich. Wichtig sind solche Fragen, weil das KI-Training of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tattfindet, die KI aber global genutzt wird. In Amerika sind Urheberrechte nicht so streng geschützt wie in Europa.

tige Siege vor dem Landgericht München errungen, zuerst gegen Open AI, dann gegen das Musik-Start-up Suno, das den leistungsfähigsten KI-Song-Generator anbietet. Im Verfahren gegen Suno hatte die GEMA nicht nur den Output, sondern auch das Training selbst erfolgreich zum Thema gemacht. Es ging um Lieder wie „Atemlos“, „Daddy Cool“ und „Big in Japan“. Weil das KI-Training in Amerika stattfand, hatte das Münchener Gericht amerikanisches Recht angewendet und kam dennoch zu dem Schluss, dass Suno für das Training mit den Musikstücken hätte Lizenzen erwerben müssen.

Welp zeigte sich zufrieden. „Bei den Klagen selbst sieht die Lage ganz gut aus“, sagte der GEMA-Justizar, obwohl es bei Musik eigentlich schwieriger sei, Urheberrechtsverletzungen nachzuweisen, als bei Texten. Dennoch sieht die GEMA sich noch nicht am Ziel. Das Ziel sei nicht gewesen, die KI zu verhindern. Der Zweck der Klagen sei, die KI-Unternehmen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zu bringen, das sei aber noch nicht so gut gelungen. Die GEMA selbst hatte frühzeitig ein Lizenzmodell entwickelt, die KI-Anbieter können also bei der GEMA Musikrechte für das KI-Training kaufen. „Die amerikanischen Unternehmen stehen jetzt nicht gerade Schlange“, sagte Welp. In Deutschland gebe es bislang „keine großen KI-Deals“. Man sei daher auf die Hilfe des Gesetzgebers angewiesen.

In Brüssel arbeitet die EU-Kommission derweil an einer Überarbeitung der europäischen Gesetzgebung. Im ersten Quartal 2027 soll ein Gesetzentwurf vorgelegt werden, der das Thema Vergütung von Urhebern im KI-Zeitalter angeht.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sei so schnell, dass die Gesetze, die erst vor wenigen Jahren verabschiedet wurden, technisch überholt seien und überarbeitet werden müssten, sagte Nela Riehl, eine Abgeordnete von Volt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und dort Vorsitzende des Kulturausschusses. Das Thema ist hochpolitisch. „Wir merken einen ganz krassen Druck au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agte Riehl.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ist der Auffassung, dass KI-Training mit Büchern grundsätzlich nicht gegen das Urheberrecht verstößt, zumindest wenn diese legal erworben wurden. In Brüssel spüre man ein Spannungsfeld: „Geben wir dem Druck nach, um möglicherweise noch Freunde zu bleiben, oder trauen wir uns, da standfest zu sein?“, sagte Riehl.

Seit 100 Jahren der Wirtschaft voraus. Damit Sie es auch sind.

Kein BMW für die AfD

Landtagspräsident in Sachsen-Anhalt braucht einen neuen Dienstwagen

MÜNCHEN. Vor wenigen Wochen hat Milan Nedeljković, der neue Vorstandschef von BMW, überraschend deutliche Worte zur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gefunden. Auf die Frage der F.A.Z., ob die AfD dem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schade, sagte der 57 Jahre alte, in Serbien geborene Manager: „Rechtspopulismus und Nationalismus sind Gift für einen weltoffenen Wirtschaftsstandort, der vom Welthandel lebt“. Wer Abschottung und Isolationismus fordere, handle nicht im Interesse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Zuvor wurde bekannt, dass BMW das Angebot für eine Verlängerung des Leasingvertrages für das Fahrzeug zurückgezogen hat, das dem Landtagspräsidenten in Sachsen-Anhalt zugeordnet ist. Der Landtagspräsident ist Tobias Rausch von der AfD, ebenjener Partei, die in Sachsen-Anhalt vom Landesverfassungsschutz als rechtsextrem eingestuft wird. Über den Vorgang berichtete „Die Zeit“ zuerst. BMW sagte auf Anfrage, dass sich das Unternehmen nie öffentlich über Kundenbeziehungen äußere.

Dafür äußerte sich Rausch selbst, und zwar in einem offenen Brief mit ebenfalls recht deutlichen Worten. Er habe mit großer Verwunderung und persönlicher Enttäuschung zur Kenntnis genommen, dass die BMW AG ihr bereits unterbreitetes Leasingangebot zurückgezogen habe, schrieb Rausch an den Vorstand des Autokonzerns. „Soll künftig die politische Überzeugung eines Menschen darüber entscheiden, ob ein deutsches Unternehmen mit ihm Geschäftsbeziehungen unterhält?“, fragt Rausch in dem Schreiben.

Damit nicht genug, rief Rausch in dem offenen Brief die BMW-Vertragshändler in Sachsen-Anhalt und ganz Deutschland dazu auf, gegenüber der Konzernzentrale deutlich zu machen, welche Bedeutung politische Offenheit und die Gleichbehandlung von Kunden hätten. Rausch warf dem BMW-Vorstand vor, sich mit der Entscheidung an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Spaltung zu beteiligen. Und auch AfD-Fraktionschef Ulrich Siegmund, der im Wahlkampf gern ein Moped aus alten DDR-Zeiten genutzt hat, nahm das

Dienstwagen-Thema öffentlichkeitswirksam auf: „Mit der Schwalbe zur Staatskanzlei! Da BMW mit Demokratie offenbar wenig am Hut hat, werde ich im Dezember mit derjenigen zur Staatskanzlei fahren, die mich auch treu durch den Wahlkampf begleitet hat. Zweitakt statt Bevormundung!“

Die Dienstwagenflotte von Landesregierung und Landtag in Sachsen-Anhalt wird überwiegend von BMW gestellt. Dem Präsidenten des Landtags ist ein Dienstwagen samt Fahrer persönlich zugeordnet. Rausch kann den Siebener-BMW seines CDU-Vorgängers übernehmen, allerdings nur bis November. Dann läuft der Leasingvertrag aus. Wie es danach weitergeht, dazu hat man in der Rechts-außen-Partei schon eine Idee: Die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 Beatrix von Storch hat Elon Musk auf dessen Plattform X bereits nach einem Ersatzfahrzeug gefragt. Der Tesla-Milliardär hat die AfD schon mehrfach öffentlich beworben, etwa als er sich beim Wahlkampfauftakt vor einem Jahr digital zuschalten ließ. hpe.

Open AI mit weniger Umsatz

FRANKFURT. Open AI steuert nach aktuellem Geschäftsverlauf auf einen Jahresumsatz von etwa 50 Milliarden Dollar zu. Das berichten die Finanz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und die Zeitung „Financial Times“. Das ist mehr als im Vorjahr, aber 20 Milliarden Dollar weniger als zuletzt kolportiert: Mehrere Medien hatten im vergangenen Monat berichtet, der ChatGPT-Entwickler liege schon bei einem Jahresumsatz von knapp 70 Milliarden Dollar. Die Abweichung gehe darauf zurück, dass Investoren die Zahlen des ChatGPT-Entwicklers besser mit denen des Konkurrenten Anthropic vergleichbar machen wollten, unter anderem hinsichtlich der Verbuchung von Umsätzen über Cloud-Anbieter. Open AI äußerte sich nicht auf Nachfrage von Bloomberg. Open AI, Anthropic und andere KI-Unternehmen haben ihre annualisierten Umsätze – eine auf einem kürzeren Zeitraum basierende Prognose des Jahresumsatzes – oft als wichtige Wachstumskennzahl angeführt. Allerdings messen nicht alle Unternehmen diese Kennzahl auf die gleiche Weise. Der annualisierte Umsatz von Anthropic belief sich laut Bloomberg Ende Juli auf 65 Milliarden US-Dollar. Beide Unternehmen streben einen Börsengang an. F.A.Z.

Porsche verkauft weniger Autos

Absatz sinkt besonders in China und Nordamerika

STUTTGART. Der Sportwagenbauer Porsche meldet wegen der schwierigen Lage auf den wichtigen Märkten in China und in Nordamerika erneut einen Absatzrückgang. In den ersten neun Monaten verkaufte das Unternehmen weltweit 178.532 Fahrzeuge, wie die VW-Tochter in Stuttgart mitteilte. Das war ein Rückgang um 16 Prozent. Rabattaktionen sieht der Autobauer kritisch. „In einem weiterhin herausfordernden Marktumfeld verfolgt das Unternehmen konsequent seine wertorientierte Absatzsteuerung und setzt auf eine ausgewogene Balance zwischen Angebot und Nachfrage.“

Einer der Gründe für die Kaufzurückhaltung im Reich der Mitte ist, dass das Geld bei wohlhabenden Chinesen wegen der Immobilienkrise im Land nicht mehr so locker sitzt. Dort verbuchte Porsche in den ersten neun Monaten ein Minus von 33 Prozent auf 21.493 Fahrzeuge. Es werde auf die langfristige Entwicklung der Marke gesetzt anstatt auf kurzfristige Volumenziele.

In Nordamerika betrug das Minus 13 Prozent. Hier lieferte das Unternehmen 56.088 Autos aus. Dies sei vor allem durch das Aus der Verbrennervarianten von Boxster und Cayman bedingt, die es künftig nur noch mit Elektroantrieb geben wird. In Europa gingen die Auslieferungen um elf Prozent auf 44.949 Sport- und Geländewagen zurück und in Deutschland um sieben Prozent auf 20.954 Autos. Das Minus in den Übersee- und Wachstummärkten betrug knapp ein Fünftel weniger.

Bei den weltweit verkaufen Modellreihen lag der Cayenne weiterhin an der Spitze: Sein Absatz sank um zwei Prozent auf 59.586 Fahrzeuge. Seit dem Sommer ist die vollelektrische Variante am Markt. Von ihm seien schon 7.002 Fahrzeuge auf den Markt gekommen.

Der Sportwagen 911 legte um zwölf Prozent auf 42.217 Autos zu. Von der Baureihe Macan wurden 51.025 Fahrzeuge ausgeliefert – ein Minus von 21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Davon entfallen 23.029 Einheiten auf die E-Variante. Der Macan mit Verbrennungsmotor wurde noch 27.996 Mal ausgeliefert. Seit Sommer 2026 läuft das Modell nicht mehr vom Ba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ar der Sportwagenbauer stark gewachsen und will sich nun angesichts der sinkenden Absatzzahlen unabhängiger von hohen Stückzahlen machen. dpa

Korrektur: In einem Teil unserer Auflage vom 9. Oktober stand irrtümlicherweise, dass Fresenius-Chefin Giza das Unternehmen verlassen habe. Richtig muss es heißen: FMC-Chefin Giza. F.A.Z.

H Hoch T Tief Warmfront Kaltfront Mischfront

Städtewetter Nordamerika

WetterKontor

Vorhersage für heute

Wach um jeden Preis

Das Geschäft von Marken wie Red Bull oder Monster boomt. Dabei können Energydrinks das Herz schädigen. Warum sind die Dosen insbesondere bei Jugendlichen so beliebt? Von Dominik Jäger und Johannes Thielen (Grafik)

① Wie Red Bull den Verkauf seiner Dosen ankurbelt

Weltweiter Absatz von Red Bull in Milliarden Dosen und Meilensteine im Marketing

Die Idee für Red Bull lässt sich auf das Fliegen zurückführen. Nicht etwa, weil ein Tropfen des zuckerhaltigen Getränks Flügel verleiht, wie es der Werbeslogan verspricht, sondern da japanische Kampfpilo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zur Leistungssteigerung Getränke mit Taurin zu sich nahmen.

Stimulanzien wie Koffein, Taurin und Glukose zielen darauf ab, die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Energie zu steigern. Aus Ostasien brachte Dietrich Mateschitz in den Achtzigerjahren diese Idee mit nach Österreich, wo er das taurinhaltige Getränk weiterentwickelte und den Energydrink-Hersteller Red Bull gründete. In den vergangenen 40 Jahren seit der Markteinführung am 1. April 1987 verkaufte Red Bull rund 145 Milliarden Dosen. Allein 14 Milliarden waren es 2025. ① Dabei setzte der Konzern 12,2 Milliarden Euro um.

Inzwischen füllen Marken wie Monster, Effect, Rockstar, Take Off, 28 Black oder Gönrgy ganze Supermarktregale. Stars wie Formel-1-Weltmeister Lando Norris oder Sänger Post Malone werben für Monster, der deutsche Gamer Gronkh hält sein Gesicht für Rockstar in die Kamera. Die Firmen geben jährlich Millionen Euro für Werbung aus. Streamer Montanablack hat mit Gönrgy sogar seine eigene Marke erschaffen, und Red Bull sponsort ohnehin zahlreiche Athleten. Die Hersteller richten sich damit vor allem an eine Zielgruppe, für die die Getränke am schädlichsten sind: Jugendliche.

Die Verbraucherschutzzentrale warnt vor dem übermäßigen Konsum. Studien beschreiben Nebenwirkungen wie Luftnot und Herzrasen bei Jugendlichen, und vereinzelt sterben Kinder infolgedessen an einem Herzstillstand. ② Dennoch wächst der Markt immer weiter. In Deutschland wurden im vergangenen Jahr knapp 42 Euro pro Kopf mit Energydrinks umgesetzt. 2018 waren es gerade einmal 15 Euro, bis 2030 soll dieser Wert auf 50 Euro steigen. Zum Vergleich: Mit Sportgetränken, die den Körper mit Flüssigkeit und Elektrolyten zur Regeneration und Leistungssteigerung versorgen, wurden in Deutschland im vergangenen Jahr zehn Euro pro Kopf umgesetzt.

Insbesondere unter Gamern sind die Dosen beliebt. Im Hintergrund zahlreicher Streamer leuchten kleine Kühlschränke mit den Logos der Marken, für die sie werben. Oder die Streamer machen sich selbst zur Marke, was ein Weg ist, die eigenen Einnahmen über Videos hinaus zu erhöhen. Montanablack mit seinen knapp sechs Millionen Followern auf der Streamingplattform Twitch macht es vor.

Bekannt unter der Abkürzung „Monte“, erreicht Marcel Eris – so sein bürgerlicher Name – längst nicht nur andere Zocker, sondern auch zahlreiche Schüler.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räumte mit dem Stigma der Gamer auf der Computerspielemesse Gamescom in diesem Jahr auf: „Das Klischee vom nerdigen Teenager, der rund um die Uhr, mit Junkfood und Energydrinks in seiner abgedunkelten Bude zockt, wird der Wirklichkeit nicht gerecht“, sagte das deutsche Staatsoberhaupt. Steinmeier betonte in seiner Rede zwar vorrangig, wie bedeutsam die Spielebranche für den Standort Deutschland sei. Gleichzeitig offenbart er, dass gerade Teenager oft mit Energydrinks assoziiert werden.

② Umsatz mit Energydrinks in Deutschland

③ Tatsächlich erfreuen sich die Energie-Getränke immer größerer Beliebthei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n weniger Fruchtsäfte, Cola, Kaffee oder Pils in Deutschland gekauft und getrunken, derweil stieg der Konsum von Ener-

③ Meistgekaufte Getränke

Welche Getränke haben Sie in den letzten 14 Tagen konsumiert oder gekauft? Antworten in Prozent $^{1)}$ (2025, Auswahl)

	2019	Veränderung seit 2019
Mineralwasser	85,8	-0,6
Fruchtsaft, -getränke, -nektare	46,9	-5,6
Cola-Getränke	38,7	-1,3
Koffeinhaltiger Kaffee	38,4	-7,4
Pils, Exportbier	32,6	-5,8
Alkoholfreies Bier	17,2	+2,3
Energydrinks	15,3	+3,8
Kakao, Kakaogetränke	8,5	-1,1
Alcopops, alkoholische Mixgetränke	4,7	-0,2

gydrinks. Dass der Energiekick für jedermann sein soll, beweist am ehesten Red Bull, das längst als Unternehmen auf mehreren Plattformen mit eigenem Fernsehsender und Extremsportlern sowie ganzen Teams – ob Radsport, Fußball oder Formel 1 – agiert.

Der Konzern steckt viel Geld in diese Aktivitäten und weiß die große Anziehungskraft von Sport zu nutzen. So wird das Getränk mit der Leistung von Profisportler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Der

④ Wachmacher im Vergleich Koffeingehalt in Milligramm

1) Deutschsprachige Bevölkerung, 14 Jahre und älter, Mehrfachnennungen möglich; 2) in Prozentpunkten F.A.Z.-Grafik: joth. / Illustration: kaho.

Subtext: Mit unserem Getränk reicht die eigene Leistung an die der Elite heran. Red Bull finanziert zudem jährlich einen Spendenlauf, dessen Startgelder in die Rückenmarksforschung fließen. Ziel des „Wings for Life Run“ unter dem Motto „Laufen für diejenigen, die es nicht können“ ist es, Querschnittslähmung heilbar zu machen. Die Flügel aus dem Werbeslogan tauchen im Logo des Laufs auf. Fast 350.000 Teilnehmer aus 192 Ländern hatten sich in diesem Jahr für den Lauf regis-

⑤ Am häufigsten Herz-Kreislauf-Probleme

Anteil an 86 in der Fachliteratur dokumentierten Einzelfällen, bei denen Energydrinks Beschwerden auslösten (in Klammern: Fallzahl)

triert, 60.000 gingen allein in Deutschland an den Start. Red Bull ist als Marke so dezent wie omnipräsent vertreten.

Wie verbreitet Energydrinks sind, zeigt eine Umfrage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Allensbach aus dem vergangenen Jahr. 23.000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über 14 Jahre wurden gefragt, ob sie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zwei Wochen Energydrinks gekauft oder konsumiert hatten. Hochgerechnet auf 71 Millionen Menschen, sagten fast elf Millionen: Ja. 2020 hatten noch 8,6 Millionen die Frage be- jaht. Die Krankenkasse DAK richtet den Blick auf die Schulhöfe: Sechs Prozent der Schüler gaben an, täglich Energydrinks zu verzehren – und 16 Prozent trinken sie monatlich. Das ist das Ergebnis des Prä-ventionsradars für das Schuljahr 2024/25, ausgewertet vom Institut für Therapie- und Gesundheitsforschung IFT-Nord.

Während Umfragen das Konsumverhalten erfassen, beleuchten Studien die gesundheitlichen Folgen des Konsums. Dabei ist es schwierig, Schäden beispielsweise an Herz, Psyche oder Haut einzig auf Energydrinks zurückzuführen. Die Gesundheit wird nicht nur durch den Cocktail aus reichlich Zucker und Taurin beeinträchtigt, sondern auch, wenn der Mensch Zigaretten oder Marihuana raucht, Alkohol trinkt oder zum Beispiel wenig schläft.

④ Bei einem Blick auf die Dosen sticht der Koffeingehalt ins Auge. Eine handelsübliche Dose Energy beinhaltet genauso viel Koffein wie ein Espresso. Die Europäische Behörde für Lebensmittelsicherheit hält eine tägliche Aufnahme von drei Milligramm Koffein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für gesundheitlich unbedenklich. Konkret: Wiegt ein Jugendlicher 50 Kilogramm, würde er die unbedenkliche Menge an Koffein beim Konsum von zwei Dosen à 250 Milliliter um zehn Milligramm überschreiten.

⑤ Welche Folgen hat nun der Genuss von Energydrinks auf den Menschen? Dieser Frage sind italienische Forscher nachgegangen, indem sie Studienergebnisse nach aufgetretenen Folgen sortiert haben. In fast der Hälfte der Fälle sind Beschwerden des Herz-Kreislauf-Systems auf Energydrinks zurückzuführen, gefolgt von der Psyche und dem Magen.

Dass Energydrinks per se schädlich sind, lässt sich pauschal jedoch nicht sagen. Wie bei allen Lebensmitteln ist die Genussmenge entscheidend. Das Bundesamt für Risikobewertung (BfR) kommt zusammen mit der Berliner Charité darauf, dass „sich bei Jugendlichen mit einem hohen Konsum von Energydrinks über mindestens ein Jahr Blutdruck, Herzrate oder Herzstrukturen nicht von denen Heranwachsender unterschieden, die solche Getränke überhaupt nicht zu sich genommen hatten“. Der Richtwert der EU-Behörde für Koffein solle durch den Befund jedoch „nicht infrage gestellt“ werden.

Die Leiterin des Humanstudienzentrums Gesundheitlicher Verbraucherschutz am BfR, Cornelia Weikert, fasst in einer Mitteilung zusammen: „Die Daten legen nahe, dass das Herzkreislaufsystem der Heranwachsenden anpassungsfähig genug ist, mögliche negative Auswirkungen der Energydrinks aufzufangen, zumindest für eine Zeit.“ Gleichwohl führt der übermäßige Konsum zu Schweißausbrüchen, Schlaflosigkeit oder erhöhter Nervosität – Flügel verleiht er indes nicht.

statista Datenrecherche: Matthias Janson Quellen: Red Bull, Statista Market Insights, IfD Allensbach, Europäisches Parlament, Journal Nutrients

Die F.A.Z.-Wetterinformationen
im Internet: www.faz.net/wetter

Städtewetter Deutschland

Kann man Verbrecher am Gesicht erkennen? Gibt es ein „Mörder-Gen“? Kann jeder Mensch kriminell werden? Mit diesen Fragen beschäftigt sich der Kriminologe Benjamin Knull. Dabei räumt er mit populären Klischees auf und beschreibt die psychologischen Merkmale von Tätern und ihren Motiven.

VERBRECHEN VERSTEHEN Benjamin Knull 224 Seiten - 24 Euro ISBN 978-3-96251-215-6 www.fazbuch.de Überall im Buchhandel

Staatewetter Deutschland
	10.10.	11.10.	12.10.
Aachen	14°	13°	17°
Arkona	16°	12°	13°
Berlin	17°	13°	14°
Bremen	15°	14°	15°
Brocken	5°	3°	6°
Cottbus	17°	14°	14°
Cuxhaven	14°	14°	14°
Dresden	15°	13°	13°
Düsseldorf	15°	15°	17°
Erfurt	16°	14°	15°
Essen	14°	14°	16°
Feldberg	6°	4°	8°
Feldberg/Ts.	12°	11°	13°
Frankfurt	18°	16°	17°
Freiburg	17°	17°	17°
Garmisch	15°	14°	14°
Greifswald	16°	12°	13°
Großer Arber	5°	3°	4°
Hamburg	16°	14°	15°
Hannover	15°	13°	14°
Helgoland	15°	14°	14°
Hof	12°	10°	12°
Kahler Asten	10°	9°	10°
Karlsruhe	17°	16°	17°
Kassel	16°	14°	15°
Köln	17°	16°	17°
Konstanz	16°	15°	16°
Leipzig	17°	14°	14°
Lübeck	15°	13°	14°
Magdeburg	18°	14°	15°
Mannheim	18°	16°	17°
München	15°	14°	14°
Norderney	14°	14°	15°
Nürnberg	15°	14°	14°
Oberstdorf	14°	14°	14°
Osnabrück	16°	15°	17°
Passau	15°	15°	14°
Rostock	16°	12°	13°
Saarbrücken	18°	16°	18°
Stuttgart	16°	15°	17°
Sylt	14°	13°	14°
Trier	17°	16°	17°
Zugspitze	-1°	-3°	-1°

Prognosen der Tageshöchsttemperaturen

Wetter in Deutschland heute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echsel von Sonnenschein und Wolkenfeldern, zeitweise Regenschauer oder auch kurze Gewitter. Herbstlich kühl.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nur noch zwischen 11 Grad im Harz und 16 Grad in der Altmark. Frischer bis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Im Oberharz Sturmböen.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Anfangs in Sachsen noch trüb und etwas Regen. Später wechselnd bewölkt. Vor allem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Regenschauer, an der Ostseeküste auch Gewitter. Höchstwerte zwischen 10 und 17 Grad.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den Mittelgebirgen auch starker Südwestwind.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Mix aus Sonnenschein und Wolken. Vor allem in Nordrhein-Westfalen Regenschauer.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10 Grad im Hochsauerland und 17 Grad in der Pfalz. Mäßiger bis frischer, auf den Höhen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Im südlichen Baden-Württemberg und in Südbayern regnet es noch längere Zeit. Der Regen zieht aber bis zum Abend langsam nach Österreich und Tschechien weiter. Sonst wechseln sich Sonne und Wolken ab. Vor allem an der Küste und im Nordwesten gibt es einzelne Schauer oder Gewitter. Die Höchstemperaturen liegen nur zwischen 9 und 17 Grad. Dazu weht ein mäßiger bis frischer, an der Küste und in den Mittelgebirgen auch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Biowetter

Die Wetterlage macht besonders Rheumakranken zu schaffen. Sie spüren eine Verschlimmerung ihrer Schmerzen in den Gliedern und Gelenken. Wetterfühliche Menschen leiden unter Kopfschmerzen. Außerdem werden die Atemwege zurzeit belastet, daher sollten sich Asthmatiker und Personen mit chronischer Bronchitis möglichst schonen.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Zunächst graue Wolken und zeitweise Regen. Im Laufe des Tages langsam trockener und freundlicher. Herbstlich kühl.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nur zwischen 11 Grad im Bayerischen Wald und 17 Grad am südlichen Oberrh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n Böen frischer Wind.

Städtewetter in Europa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10.10.	11.10.	12.10.
Amsterdam	15°	15°	17°
Athen	26°	26°	25°
Barcelona	24°	24°	25°
Belgrad	24°	15°	18°
Bozen	21°	22°	22°
Brüssel	15°	15°	17°
Budapest	19°	17°	16°
Bukarest	29°	31°	23°
Dublin	14°	14°	18°
Dubrovnik	22°	21°	22°
Helsinki	5°	6°	6°
Istanbul	26°	24°	24°
Kiew	20°	21°	15°
Kopenhagen	15°	12°	12°
Las Palmas	27°	27°	27°
Lissabon	27°	26°	26°
Ljubljana	15°	15°	16°
London	16°	16°	19°
Madrid	24°	24°	26°

	10.10.	11.10.	12.10.
Mailand	21°	21°	22°
Malaga	25°	25°	26°
Mallorca	25°	26°	27°
Moskau	12°	13°	14°
Neapel	21°	23°	24°
Nizza	23°	23°	24°
Oslo	5°	7°	9°
Palermo	22°	24°	24°
Paris	18°	17°	18°
Prag	14°	13°	13°
Riga	13°	14°	12°
Rom	22°	24°	25°
Sofia	28°	23°	18°
Stockholm	9°	12°	9°
St. Petersburg	9°	8°	7°
Venedig	22°	21°	22°
Warschau	16°	16°	13°
Wien	18°	18°	17°
Zürich	16°	16°	16°

Städtewetter Afrika
Accra	25°	26°	26°
Algier	26°	28°	28°
Casablanca	25°	26°	26°
Johannesburg	28°	28°	28°
Kairo	30°	29°	29°
Kapstadt	25°	23°	20°
Städtewetter Nordamerika

Chicago	25°	24°	29°
Los Angeles	27°	22°	22°
Miami	35°	35°	32°
Montreal	12°	19°	17°
New York	21°	16°	20°
Vancouver	18°	16°	16°

Städtewetter Lateinamerika
Buenos Aires	16°	17°	18°
Caracas	34°	33°	29°
Lima	24°	24°	24°
Mexiko-Stadt	20°	21°	23°
Rio de Janeiro	32°	31°	30°
Santiago	22°	20°	20°

Städtewetter Naher Osten

Ankara	23°	24°	24°
Antalya	28°	28°	26°
Bagdad	36°	37°	38°
Dubai	41°	41°	41°
Riad	37°	37°	37°

Städtewetter Asien

Bangkok	32°	29°	32°
Hongkong	30°	30°	31°
Shanghai	24°	23°	24°
Neu Delhi	33°	33°	33°
Peking	29°	27°	28°
Seoul	27°	28°	25°
Tokio	25°	25°	23°

Australien und Neuseeland
Auckland	20°	20°	21°
Melbourne	20°	23°	16°
Sydney	32°	28°	36°

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Die meisten heißen Tage (Höchsttemperatur über 30 Grad) gab es in diesem Jahr bisher mit 70 an der Station in Rheinfelden am Hochrhein.

Unternehmen

Eines der bekanntesten Markenzeichen der Welt: das „Swoosh“-Logo an einem Nike-Geschäft in New York Foto Reuters

Eine Sportikone taumelt

L

ichtblicke sind in diesen Ta- gen für Nike eine Seltenheit. Einen der wenigen gibt es in Deutschland. Hier steht der amerikanische Sportartikel-

gigant davor, Ausrüster der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zu werden. Anfang nächsten Jahres wird er seinen deutschen Erzrivalen Adidas ablösen, der mehr als sieben Jahrzehnte Partner des Deutschen Fußball-Bunds (DFB) war. Es gilt als Coup für Nike, Adidas auf seinem Heimatmarkt ausgebootet zu haben, angeblich lassen sich die Amerikaner dies 100 Millionen Euro im Jahr kosten. Der Vertrag läuft bis 2034. Für das derzeitige Nations-League-Turnier hat Adidas zum vorerst letzten Mal ein Trikot für das deutsche Team entworfen, es ist schwarz und hat goldene Längsstreifen. Offenbar sehen die Herzogenauracher dem Ende ihrer Zusammenarbeit mit dem DFB mit Wehmut entgegen. Als sie das Abschiedstrikot auf Instagram ankündigten, stellten sie dazu ein schwarzes Herz-Emoji.

Nike findet nicht aus der Krise. Auch unter neuer Führung lässt eine Wende auf sich warten. Kann der Erzrivale von Adidas jemals wieder an frühere Glanzzeiten anknüpfen?

Nikes Ausrüstervertrag in Deutschland hat viel Symbolik. Aber er kann nicht darüber hinwegtäuschen, wie tief der Konzer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fallen ist. Wie desolat seine Lage ist, ergab sich vor wenigen Tagen bei der Vorlage von Quartalsergebnissen. Für das laufende Geschäftsjahr, das im Mai 2027 endet, sagte Nike einen Umsatzrückgang im hohen einstelligen Prozentbereich voraus. Das war weitaus schlechter als von Analysten erwartet und steht in krassem Gegensatz zur Prognose von Adidas, wo der Umsatz um bis zu zehn Prozent wachsen soll. Vorstandschef Elliott Hill sah sich gezwungen, zum wiederholten Mal einen Stellenabbau anzukündigen. Adam Crisafulli, ein Analyst von Vital Knowledge, nennt den Nike-Ausblick „ziemlich hässlich“ und sagt, es scheine mittlerweile so, als ob Nike jedes Quartal die Erwartungen nach unten korrigiere. Er attestiert dem Management „Unfähigkeit“, das Geschäft zu stabilisieren, und meint, dies könnte Diskussionen über einen Führungswechsel befeuern. Dabei ist Hill erst seit fast genau zwei Jahren im Amt. Seit seinem Amtsantritt ist der Aktienkurs von Nike um fast 60 Prozent gefallen.

Von Roland Lindner, New York

Nike ist heute ein Krisenfall – eine bittere Erkenntnis für das einst stolze Unternehmen, das nach der griechischen Siegesgöttin benannt ist und lange als eine der erfolgreichsten Marken der Welt galt. Wenige Markenzeichen dürften global so bekannt sein wie Nikes geschwungenes „Swoosh“-Logo. Mitgründer Phil Knight hat es einst von einer Grafikdesignstudentin entwickeln lassen, der er 35 Dollar dafür zahlte. Es soll ihm zunächst nicht besonders gefallen haben, aber offensichtlich änderte er seine Meinung, denn er ließ es sich später über seinen linken Fußknöchel tätowieren.

Gegründet wurde Nike 1964, zunächst noch unter dem Namen Blue Ribbon Sports. Die Anfänge waren sehr bescheiden, Knight verkaufte erst Schuhe aus dem Kofferraum seines Autos heraus. Im Laufe der Zeit machte er daraus ein globales Sportimperium, das nicht nur mit seinen Produkten Maßstäbe setzte, sondern auch mit seinem Marketing. Der Werbeslogan „Just Do it“ wurde legendär. Als eines der ersten Unternehmen machte Nike prominente Sportler zu einem zentralen Element seiner Werbung. Wegweisend war Mitte der Achtzigerjahre die Verpflichtung des späteren Basketball-Superstars Michael Jordan. Die nach ihm benannten Schuhe sind bis heute ein wichtiger Teil des Nike-Sortiments.

Als Elliott Hill vor zwei Jahren den Vorstandsvorsitz übernahm, verband sich damit die Hoffnung, er könnte zu einer Retterfigur werden. Schon damals steckte der Konzern in gewaltigen Schwierigkeiten. Unter Hills Vorgänger John Donahoe hatte er wiederholt enttäuschende Geschäftsergebnisse vorgelegt und Boden im Wettbewerb verloren, sowohl gegenüber etablierten Marken wie Adidas als auch aufstrebenden Anbietern wie On oder Hoka. Analysten warfen ihm vor, sich von seiner Tradition als Marke für Sportbegeisterte entfernt und zu sehr auf Lifestyleprodukte gesetzt zu haben. Gerade im wichtigen Geschäft mit Laufschuhen war Nike zurückgefallen. Donahoe wurde auch angelastet, Nikes langjährige Partner im Einzelhandel vernachlässigt zu haben, um stärker auf Direktvertrieb über eigene Läden und das Internet zu setzen.

Matt Powell vom Branchenberater Spurwink River sagt, Nikes Krise unter Donahoe sei „zu 100 Prozent selbst ver-

schuldet“ und das Ergebnis einer völlig verfehlten Strategie gewesen. Der Ausbau des Direktvertriebs sei auf Kosten von Investitionen in neue Produkte gegangen, und Nike habe sich gezwungen gesehen, seine Ware zu verramschen. Ni-kes Internetseite sei jeden Tag voller Sonderangebote gewesen.

Quelle: Bloomberg, Unternehmen / F.A.Z.-Grafik: sjs.

Hill wurde aus dem Ruhestand an die Nike-Spitze geholt. Er wurde nicht zuletzt deswegen als Hoffnungsträger gesehen, weil er ein Nike-Veteran ist, wohingegen sein Vorgänger ein Branchenfremder war, als er die Chefposition übernahm. Der heute 63 Jahre alte Manager hat fast sein gesamtes Berufsleben bei Nike verbracht, er begann 1988 als Praktikant, hatte zeitweise eine führende Rolle im Europa-Geschäft, und vor seinem zwischenzeitlichen Ausscheiden 2020 war er als Präsident für die namensgebende Kernmarke verantwortlich. Seit seiner Rückkehr vor zwei Jahren versucht er, Nike wieder stärker als echte Sportmarke zu positionieren und zu früherer Innovationskraft zurückzuführen. Er hat die Struktur des Unternehmens geändert und es nach Sportarten wie Laufen, Fußball oder Basketball organisiert anstatt nach Produkten für Männer, Frauen und Kinder. Er hat auch die Zusammenarbeit mit Händlern wieder deutlich verstärkt.

Umsatz in Milliarden Dollar

Geschäftsjahre enden jeweils am 31. Mai.

Aber bisher lässt eine Wende auf sich warten, und bei der Vorlage seines Quartalsberichts lieferte Nike eine ernüchternde Bestandsaufnahme. Finanzvorstand Dave Denton sagte, trotz Fortschritten auf einigen Gebieten wie den stärker sportorientierten sogenannten „Performance“-Produkten seien die Ergebnisse „u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und unserem Potential“. Hill hob Lifestyleprodukte, die Marke Jordan und das Geschäft in China als Schwachstellen hervor. In all diesen Segmenten fielen die Umsätze im jüngsten Quartal um einen zweistelligen Prozentsatz. Hill gab zu, ein „Überangebot“ an Jordan-Schuhen entstehen haben zu lassen. Nike wolle daher zu einem „Knappheitsmodell“ zurückkehren und nicht mehr so oft und in so großer Zahl neue Jordan-Varianten herausbringen. Auch in China schlägt das Unternehmen einen anderen Kurs ein. Kürzlich hat es mitgeteilt, Onlinehändler aus seinem dortigen Vertriebsnetz zu entfernen, die Nike-Produkte mit besonders hohen Rabatten verkaufen.

Hill versucht, an vielen Stellschrauben gleichzeitig zu drehen. Er hat jetzt ein Programm namens „Pace“ angekündigt, das sowohl Investitionen als auch Kostensenkungen vorsieht. Dazu soll auch ein abermaliger Personalabbau gehören, wobei Hill noch offengelassen hat, wie viele Mitarbeiter betroffen sein werden. Nike hat in diesem Jahr schon zwei kleinere Sparprogramme mit dem Abbau von insgesamt mehr als 2000 Arbeitsplätzen eingeleitet. Insgesamt hatte das Unternehmen zuletzt rund 73.000 Beschäftigte. Weitere Details zu seinen Plänen will Nike bei einer Investorenkonferenz Mitte November liefern.

A n den Finanzmärkten mehren sich offenbar Zweifel, ob Nike auf dem richtigen Weg ist. Mehrere Analyst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ihre Kursziele für Nike zurückgenommen. Weniger als ein Viertel der Analysten, die das Unternehmen verfolgen, empfehlen seine Aktie derzeit zum Kauf. Nike ist kürzlich aus dem Börsenindex S&P 100 herausgefallen, und es wird spekuliert, dass das Unternehmen auch seinen Platz im Dow-Jones-Index verlieren könnte.

Branchenberater Powell rechnet damit, dass Nike noch ein mühsamer Weg bevorsteht. „Die Probleme sind nicht über Nacht gekommen, und sie werden nicht über Nacht verschwinden.“ Einfache Lösungen gebe es nicht. Viele von Nikes Schritten wie der Abbau des Überangebots von Ware in manchen Kategorien seien zwar notwendig, kosteten aber zunächst einmal weitere Umsätze. „Der einzige Weg, um diese Produkte wieder begehrenswert zu machen, ist es, viel weniger von ihnen zu verkaufen.“

Nike beschreibt sich auf seiner Internetseite prominent als „Wachstumsunternehmen“, dessen Produkte man „haben muss“. Das geht im Moment an der Realität vorbei. Dennoch sieht Powell auch ermutigende Signale. Er wertet es als positiv, dass der Konzern auf seinem nord-amerikanischen Heimatmarkt zuletzt wieder ein – wenn auch geringes – Umsatzwachstum geschafft hat. Und er sagt, Einzelhändler erzählten ihm, sie hielten geplante Produktneuheiten für 2027, die Nike ihnen gezeigt habe, für vielversprechend. Diese Artikel wirkten „verkäuflicher und frischer“, auch wenn vielleicht noch keine „Blockbuster“ darunter seien. Powell hält es daher für möglich, dass Nike im Geschäftsjahr 2027/2028 auch im Gesamtkonzern wieder ein Umsatzwachstum schafft.

Ob das Unternehmen indessen zu seinem einstigen Glanz zurückfinden wird, hält er für eine andere Frage. „Wird Nike wieder sein, was es einmal war? Nein.“ Das Unternehmen werde weder die Marktanteile noch den Einfluss früherer Zeiten wieder erreichen. Und in naher Zukunft werde es wohl auch nicht wieder an das jährliche Umsatzniveau von 50 Milliarden Dollar herankommen, das noch 2023/2024 überschritten wurde. Gleichwohl sei Nike „absolut nicht in Gefahr“, seine Position als mit Abstand größter Sportartikelhersteller der Welt zu verlieren. Allen Spekulationen um einen möglichen Führungswechsel zum Trotz hält Powell auch Hill weiterhin für die richtige Besetzung an der Nike-Spitze. „Niemand ist in einer besseren Position als er, das wieder zu richten.“

Derweil ist auch im Fußball das Bild für Nike im Moment nicht ungetrübt. Die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in diesem Jahr in Nordamerika war zwar für Nike einerseits eine Gelegenheit, sich auf dem Heimatmarkt in Szene zu setzen, aber die beiden Finalisten Spanien und Argentinien werden von Adidas ausgerüstet. Und dem Abwerb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von Adidas steht ein herber Verlust gegenüber: Der französische Superstar Kylian Mbappé hat Nike kürzlich die langjährige Zusammenarbeit aufgekündigt. Die Amerikaner haben ihn 2006 unter Vertrag genommen, als er gerade neun Jahre alt war. Nun wechselt er zum Schweizer Wettbewerber On, für den dies einen spektakulären Einstieg in das Fußballgeschäft markiert. On versprach bei der Ankündigung der Partnerschaft mit Mbappé, eine „frische Perspektive“ in den Sport zu bringen. Das konnte man als Kampfansage an die bisher dominierenden Fußballausrüster Adidas und Nike verstehen.

Deutsche Bahn streckt ihre Generalsanierung

Zu viele Baustellen, zu viel Chaos: Die Deutsche Bahn ist mit der Generalsanierung des Schienennetzes überfordert – nun wird umgeplant

BERLIN. Bahnkunden müssen sich in den kommenden fünf Jahren auf deutlich weniger Großbaustellen einstellen als bisher geplant. Der straffe Zeitplan für die Generalsanierung des Schienennetzes wird entzerrt. Bis 2031 sind nur noch 13 statt 21 umfangreiche Streckensanierungen geplant, die stets mit monatelangen Vollsperrungen einhergehen. Darauf haben die Deutsche Bahn und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sich am Freitag geeinigt.

Im nächsten Jahr mutet der Staatskonzern den Kunden nur noch drei Korridor-sanierungen zu, darunter die seit Oktober im Bau befindliche Strecke zwischen Lehrte und Berlin. Die Vollsperrung dort ist mit 14 Monaten die umfangreichste und hat deshalb schon für viel Unmut gesorgt. Außerdem wird der Streckenabschnitt zwischen Rosenheim und Salzburg saniert, ebenso zwischen Fulda und Hanau.

Davon unberührt bleiben Tausende andere Baustellen, die nicht unter das Konzept der Korridorsanierung fallen. In diesem Jahr bearbeitet die Bahn 28.000 Baustellen, die im Netz für viel Verspätung und Zugausfälle gesorgt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en habe die Umsetzung der Korridorsanierungen zu oft nicht die gewünschten Ergebnisse gebracht, kritisiert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Deshalb ziehen wir jetzt die Konsequenzen aus den Erfahrungen und verbessern die Strategie.“ Dafür habe das Ministerium klare Vorgaben für die Digitalisierung gemacht und verlange eine bessere Planung der Bauvorhaben sowie der Umleitungsverkehre für den Personen- und Güterverkehr.

Mit der Neuordnung der Sanierung reagiert Bilger auf Kritik von Wettbewerbern der Bahn und von Kundenverbände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immer lauter geworden war. Nach einem erfolgreichen Auftakt des Sanierungsmarathons auf der Riedbahn zwischen Frankfurt und Mannheim im Jahr 2024 hatten sich zuletzt die Pannen gehäuft. Vor allem die mehr als neunmonatige Sperrung der Strecke zwischen Berlin und Hamburg hatte für Unmut gesorgt. Die Wiedereröffnung der Strecke im Frühjahr musste um mehrere Wochen verschoben werden. Auch danach kam es immer wieder zu Verspätungen, weil der Hochlauf des Zugbetriebs sich als deutlich komplizierter als gedacht herausstellte. Für Ärger sorgten auch die langen Umwege, die der Güterverkehr mangels einer Alternative in Kauf nehmen musste.

Zu einer geradezu grotesken Situation kam es kurz nach der Sanierung der Strecke zwischen Wuppertal und Köln: Im Juli war die Runderneuerung gerade abgeschlossen und die Wiedereröffnung gefeiert worden, als gravierende Schäden an einer Brücke über der Wupper auftauchten. Die Brücke war fortan nur noch eingleisig befahrbar. In den Planungen für die Sanierung dieser Strecke war der Zustand der Brücke noch als unauffällig bezeichnet worden.

Bahn und Ministerium erhoffen sich jetzt von der zeitlichen Streckung der Korridorsanierungen eine bessere Planung. Die Generalsanierung von 40 hoch belasteten Korridoren im gesamten Bundesgebiet galt von Anfang an als ambitioniert, als der damalig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Volker Wissing sie im Jahr 2022 von Bahn-Chef Richard Lutz und dem

Infrastrukturvorstand Berthold Huber erarbeiten ließ. Kern des Konzepts ist ein Paradigmenwechsel in der Bautätigkeit: So soll das Schienennetz nicht mehr im laufenden Betrieb stückweise saniert werden, was die Bautätigkeit oft über mehrere Jahre hinweg streckte. Stattdessen werden jetzt die Teilstrecken für die umfangreichen Bauarbeiten monatelang gesperrt. Die Kosten gehen in die Milliarden. Mit 2,2 Milliarden Euro war die Strecke zwischen Hamburg und Berlin die bisher größte und umfangreichste Erneuerung.

Im Prinzip aber halten die Bahn und der Bund als alleiniger Aktionär an dem Konzept der umfassenden Sanierung unter Vollsperrung fest. Das bleibe auch weiterhin der richtige Weg, betonte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Ohne die konsequente Bündelung von Baumaßnahmen würde die Sanierung unserer maroden Infrastruktur noch länger dauern.“

An der Debatte über die Dauer der Generalsanierung zeigt sich das ganze Dilemma, in dem Bund und Bahn stecken. Die Schieneninfrastruktur ist in einem so schlechten Zustand, dass immer wieder auch unvorhersehbare Baustellen nötig werden. Wissing hatte deshalb anfangs kräftig auf das Tempo gedrückt: Er wollte die Runderneuerung bis 2031 abschließen. Doch jeder der zwei nachfolgenden Bundesverkehrsminister hat den Abschluss der Arbeiten immer weiter nach hinten geschoben. Mittlerweile stellen Palla und Bilger ein konkretes Ende der Arbeiten nicht mehr in Aussicht: Die überarbeiteten Pläne reichen nur bis 2031. Erst im nächsten Jahr will man weiter sehen.

Mit Blick auf die Digitalisierung verspricht die Bahn für Anfang der 2030er-Jahre, bei jeder Korridorsanierung auf den neuen ETCS-Standard der digitalen Zugsteuerung zu setzen. Vorher bereite die Infrastruktursparte der Bahn, DB InfraGo, grundsätzlich die digitale Zugsteuerung vor, „soweit das technisch möglich ist“. Auch dazu hatte sich die Kritik gehäuft, weil die Bahn bei den Ausbauten oft auf den neuesten Standard verzichtete. Grund dafür ist, dass die neue Technik noch immer erhebliche Probleme bereitet. CORINNA BUDRAS

Der Feind im Wohnzimmer

Von Johannes Winterhagen

In jeder Minute schließt der Marktführer Deutsche Telekom sieben deutsche Haushalte an das Glasfasernetz an. Wer auf der Datenautobahn rasch vorankommen will, muss sich zusätzlich um einiges kümmern. Unter anderem ist ein neuer Router zu beschaffen, sonst herrscht zu Hause Funkstille. Viele Menschen sind bequem und bestellen mit dem Anschluss auch das dafür notwendige Gerät. Die Router freilich baut die Telekom genauso wenig selbst wie die Deutsche Post früher die Telefone mit Wählcheibe. Nur kamen Letztere von Siemens, die Router hingegen zu einem guten Teil aus China. In einer idealen Welt, sprich einer friedlichen, wäre das kein Problem, sondern die klügste Entscheidung, denn selbst der wichtigste Wettbewerber in Deutschland gibt zu, dass die Herstellkosten in China um fünf Euro je Gerät geringer ausfallen. Und doch: Es hinterlässt zumindest ein mulmiges Gefühl, den kompletten Datenverkehr zu Hause über chinesische Technik abzuwickeln. Überdies können Router nicht nur gekapert werden, um Informationen abzusaugen, sondern auch, um Netzwerke für Cyberangriffe zu bilden. Ob Krankenhäuser oder Stromversorger einer koordinierten Attacke Hunderttausender Router gewachsen wäre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haben schon entschieden. Im Ausland produzierte Router sind dort vom Markt ausgeschlossen worden. Europäische Anbieter, allen voran Fritz, fordern die EU-Kommission auf, ähnlich zu handeln.

Uneigennützig sind Rufe nach protektionistischen Maßnahmen nie, deshalb sollte man nicht angesichts jedes Schreckensbildes zusammenzucken. Wie hoch die Gefahr genau ist und wie sie sich am besten abwehren lässt, können ohnehin nur Experten beurteilen. Zudem kann niemand seriös beantworten, ob die Fähigkeit, Sicherheitslücken durch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rasch aufzudecken, eher dem Angreifer oder dem Verteidiger hilft. Wer für sich oder sein Unternehmen auf maximale Sicherheit setzt, greift im Zweifelsfall zu einem in Europa gefertigten Gerät. Nur ist das leider nicht immer zu erkennen. Wer im Internet einen glasfasertauglichen Router bestellt, bekommt vorgegaukelt, der Hersteller hiße Deutsche Telekom und säße in Bonn. Hier für mehr Transparenz zu sorgen, wäre auf jeden Fall eine Aufgabe der Politik.

Claude soll nicht beleidigt werden

SAN FRANCISCO. Das KI-Unternehmen Anthropic hat neue Vorgaben zum Umgang mit seinem Chatbot Claude gemacht. In den aktualisierten Nutzungsbedingungen verankerte Anthropic am Donnerstag ein „Verbot von anhaltendem und unnötigem missbräuchlichem oder grausamem Verhalten gegenüber unseren Modellen“. Claude werde den Chat mit Nutzern beenden, falls diese gegen die Vorgaben verstießen.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Anthropic erklärt, dass Claude in die Lage versetzt werde, Gespräche in seltenen und extremen Fällen von „anhaltend schädlichen oder beleidigenden Nutzerinteraktionen“ zu beenden. Die Maßnahmen erfolgen vor dem Hintergrund einer Debatte, ob KI-Modellen ein eigenes Bewusstsein zugeschrieben werden kann. Er wisse nicht, ob dies der Fall sei, hatte Anthropic-Chef Dario Amodei im Februar der „New York Times“ gesagt. „Aber wir sind offen für die Idee, dass dies der Fall sein könnte.“ Andere lehnen eine solche Vorstellung ab. Der KI-Chef von Microsoft, Mustafa Suleyman, schrieb kürzlich in einem Essay, KI-Modelle „fühlen nicht, erleben nichts und leiden nicht“. Es sei falsch, ihnen „Rechte und moralischen Schutz“ zu gewähren. Ähnlich äußerte sich Papst Leo XIV. bei einer Predigt im Petersdom. Maschinen hätten keine Seele, sagte er. KI-Modelle könnten zwar viel schneller Daten zusammenstellen als Menschen, aber keine „gelebten Erfahrungen“ abrufen. Das könne nur die „menschliche Seele“. AFP

Greift die EZB am Anleihemarkt ein?

Die Notenbank signalisiert, für ihr Krisenprogramm seien die Voraussetzungen noch nicht gegeben. Goldman Sachs hält aber Eingriffe unterhalb dieser Schwelle für möglich. Was ist da dran? Von Christian Siedebiedel, Frankfurt

Die Rendite französischer Staatsanleihen mit zehn Jahren Laufzeit hat jetzt knapp fünf Prozent erreicht. Das ist mehr als in der Eurokrise. Der Spread, also der Abstand der Rendite zur Bundesanleihe, der zwischen 2015 und 2024 meistens unter 50 Basispunkten lag, ist auf 140 Basispunkte gestiegen. Auch die Spreads anderer Eurostaaten haben zugelegt, wenn auch bei Weitem nicht in dem Ausmaß. Allein seit Anfang September stieg der Spread Frankreichs um 55 Basispunkte, der Italiens und Griechenlands um 33 Punkte, der Spaniens um 20 Punkte und der Portugals um 17 Punkte.

Ökonomen wie Sanjay Raja von der Deutschen Bank meinen, dass es auf den Schutz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zurückzuführen sei, dass die französischen Renditen nicht noch ganz andere Größenordnungen erreichten. Es gebe eine implizite Garantie. Das sehe man daran, dass Großbritannien, Nichteuroland, mit 5,4 Prozent mehr für seine Schulden zahlen müsse als Frankreich und Italien, obwohl seine Schulden im Verhältnis zum Bruttoinlandsprodukt niedriger seien.

Wird die Notenbank denn am Anleihemarkt eingreifen? Bislang hat die EZB von sich gewiesen, dass sie mit ihrem Notfallprogramm TPI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 für Frankreich in die Bresche springen könnte. Das Programm wurde im Juli 2022 aufgelegt, als im Zuge der Zinswende Italiens Anleiherenditen in die Höhe gingen. Bislang wurde es aber nie eingesetzt. Es ermöglicht den Kauf von Anleihen einzelner Eurostaaten, was wiederum tendenziell die Renditen drosselt. Die Rechtfertigung vonseiten der Notenbank für die Einführung dieses Instruments war, dass sie die „Transmission“ der Geldpolitik im Euroraum sicherstellen müsse, also die einheitliche Wirkung ihrer geldpolitischen Schritte.

Für das Programm wurden Bedingungen aufgestellt. Insbesondere müssen „ungerechtfertigte, ungeordnete Marktentwicklungen“ zu beobachten sein, hebt die EZB hervor. Das wird so interpretiert, dass die Renditen einzelner Eurostaaten stark steigen müssen, ohne dass es dafür fundamentale Gründe gibt. Eine Schwachstelle dieser Konditionierung ist, dass der EZB-Rat selbst entscheidet, ob die Kriterien gegeben sind; und es deutungsbedürftig ist, ob ein Renditeanstieg durch die Fundamentaldaten gedeckt ist oder nicht. Wenn beispielsweise die Anleiheinvestoren aufgrund politischer Entwicklungen sehr schlagartig Zweifel an der Schuldentragfähigkeit eines Staates entwickeln, könnte eine Grauzone bestehen.

Mitglieder des EZB-Rates versuchten zuletzt, den Finanzmärkten zumindest einen Automatismus für TPI auszureden. EZB-Direktoriumsmitglied Isabel Schnabel sagte in einem Interview, die Wahrscheinlichkeit sei „ziemlich klein“, dass das Programm überhaupt eingesetzt werde. Bundesbankpräsident Joachim Nagel hob in London hervor, die Instrumente der EZB, zu denen auch TPI gehöre, seien nicht dazu da, bestimmte Anleihe-Spreads oder etwas Ähnliches zu garantieren: „Es geht um Preisstabilität.“ Und der französische Notenbank-Gouverneur Emmanuel Moulin sagte dem Radiosender France Inter: „Es besteht derzeit keine Notwendigkeit, die Lösung in Frankfurt zu suchen – die Lösung liegt hierzulande.“

Die Investmentbank Goldman Sachs meint nun, die EZB könne das Kriseninstrument TPI vielleicht nicht so schnell aktivieren. Aber es gebe auch unterhalb dieser Schwelle für sie Möglichkeiten, den Anleihemarkt zu beeinflussen.

„Der EZB-Rat könnte weiteren Belastungen an den Staatsanleihemärkten entgegenwirken, indem er das Tempo des Bilanzabbaus verlangsamt“, schreibt Jari Stehn, der Europa-Chefvolkswirt von Goldman Sachs. Eine Option wäre die Rückkehr zu teilweisen Reinvestitionen, die flexibel eingesetzt werden könnten; eine andere wäre die Einführung neuer Ankäufe zum Aufbau des geplanten strukturellen Anleiheportfolios.

Der Hintergrund: EZB und nationale Notenbanken des Euroraums hatten von 2015 bis 2022 Anleihen im Wert von mehr als fünf Billionen Euro gekauft. Seit Anfang 2025 werden fällig werdende Anleihen nicht mehr ersetzt, der Berg schrumpft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Dass man an solchen Schrauben drehen kann, zeigte gerade die Bank of England. Sie hatte, anders als die EZB, Anleihen auch aktiv verkauft. Im Zuge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helf.

Anleiherenditen im Vergleich Rendite zehnjähriger Staatsanleihen in Prozent

9.10.2026

Ihr Notfallprogramm TPI wurde bisher noch nie eingesetzt: die EZB in Frankfurt
Foto Frank Röth

des Renditeanstiegs am Anleihemarkt haben die Briten alle Verkäufe bis April 2027 auf Eis gelegt – und den Verkauf langfristiger Papiere komplett gestoppt.

Volker Wieland, Wirtschaftsprofessor in Frankfurt, würde zumindest nicht ausschließen, dass die EZB an den Konditionen ihres Bilanzabbaus drehen könnte. „Es ist durchaus möglich, dass die EZB in der Bilanz umschichtet und andere Länder reduziert oder den Bestand an französischen Anleihen erhöht“, sagte Wieland. Er hielte das aber für das falsche Signal. Es sei sinnvoll, dass die Regierungen der Mitgliedstaaten einer gewissen Marktdisziplin ausgesetzt seien, wenn ihre Schuldenquoten immer weiter stiegen und hohe Defizite vorlägen, sagte Wieland: „Die EZB sollte das nicht verhindern oder abmildern.“

Die EZB könnte sowohl den allgemeinen Renditesprung als auch den besonders starken für französische Anleihen begrenzen, indem sie ihren Bilanzabbau verlangsame, meint auch Karsten Junius, Chefökonom der Schweizer Bank J. Safra Sarasin. Der Bilanzabbau biete eine gewisse Flexibilität, da seine länderspezifische Komposition nicht fest vorgegeben sei. Er hielte das geldpolitische Signal aber für „mehr als verwirrend“ und „mit weiteren Leitzinserhöhungen nur bedingt kompatibel“.

Bislang jedenfalls sei keine Bevorzugung Frankreichs im Bilanzabbau der EZB zu beobachten, sagt Friedrich Heinemann vom 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 in Mannheim. „Ich habe mir den Abbaupfad angeschaut, von 2024 bis Stand August 2026 ist da keine Auffälligkeit festzustellen.“ Der Anteil Frankreichs im Portfolio des Corona- Hilfsprogramms PEPP liege seit Ende 2024 stabil bei 18,1 bis 18,2 Prozent, im Portfolio des älteren Anleiheprogramms PSPP sei er leicht gefallen, von 19,8 Prozent Ende 2024 auf 19,3 Prozent Ende August 2026. „Getrieben werden solche kleinen Abweichungen durch die Fälligkeitsverläufe“, sagt Heinemann.

Der Ökonom meint zudem, eine Änderung im EZB-Bilanzabbau wäre für Frankreich keine Lösung: „Dazu sind die Effekte viel zu klein.“ Selbst wenn das Eurosystem fällige Frankreich-Anleihen nachkaufen würde, wäre das viel zu wenig, um bei einer Flucht aus französischen Anleihen helfen zu können. Für eine Aktivierung des TPI wiederum sehe er beim derzeitigen Frankreich-Spread keine Rechtfertigung, sagte der Ökonom: „Ein solcher Spread entspricht der schlechten Situation der Staatsfinanzen und den politischen Unsicherheiten – man kann das noch nicht als irrationale Marktpanik abtun.“

Kritik an Empfängerüberprüfung bei Überweisungen

Verbraucherschützer: „Zu viele unnötige Warnmeldungen, die zur Verunsicherung führen“ / Deutsche Kreditwirtschaft sieht das anders

FRANKFURT. Überweisungen können tückisch sein. Ein Zahlendreher in der Kontonummer (IBAN), und schon landet das Geld nicht beim gewünschten Empfänger. War es schon zuvor extrem schwierig, das Geld wieder zurückzubuchen, so ist es in Zeiten der Echtzeitüberweisung unmöglich.

Aufgrund gesetzlicher Vorgaben führten die deutschen Banken und Sparkassen vor einem Jahr eine Empfängerüberprüfung ein. Stimmen Empfängername und Kontonummer nicht exakt überein, erhält der Bankkunde eine Warnmitteilung und wird gefragt, ob er die Überweisung tatsächlich ausführen möchte.

Schon bei der Ankündigung der Empfängerprüfung hagelte es von Kunden Kritik. Ein F.A.Z.-Leser sagte sogar den baldigen Zusammenbruch des Zahlungsverkehrs voraus. Inzwischen haben sich die Wogen geglättet. In einer Umfrage, die da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 Forsa im Auftrag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durchgeführt hat, finden zwar 91

Prozent der Befragten die Empfängerüberprüfung grundsätzlich gut, und eine deutliche Mehrheit von 68 Prozent findet sie auch als gut umgesetzt.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teilt, wie 27 Prozent der Befragten, diese Meinung aber nicht. „Bankkunden erhalten zu viele unnötige Warnmeldungen, die zur Verunsicherung führen“, kritisiert Felicitas Makait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Die Forsa-Umfrage, in die auch 295 Meldungen von Bankkunden an die Verbraucherzentralen eingeflossen sind, ergab nämlich auch: 58 Prozent der Onlinebanking-Nutzenden, die mindestens eine Warnmeldung erhalten haben, bekommen regelmäßig Warnungen in der Häufigkeit von etwa einem Viertel bis zu fast jeder Überweisung.

Oftmals sind es Kleinigkeiten, etwa ein doppeltes Leerzeichen, das beim Tippen auf dem Smartphone kaum ins Auge fällt. Auch Sonderzeichen oder Umlaute in Namen bereiten Probleme. Der Klassiker ist aber auch: ein doppelter Vorname. Bei der Kontoeröffnung wird häufig und auch gegen den Willen der Kunden der Name so hinterlegt, wie er im Personalausweis steht. Auch dann, wenn der Kunde den zweiten Vornamen gar nicht führt, weiß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aus Kundenbeschwerden. „Ich kenne jetzt alle beim zweiten Vornamen. Gut, dass ich keinen habe!“, kommentierte eine Bankkundin aus Hessen.

„Erhalten Onlinebanking-Kunden zu häufig Warnmeldungen,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sie diese auch dann ignorieren, wenn die Warnung eigentlich berechtigt ist. Die Sicherheit, welche die Empfängerprüfung eigentlich mit sich bringen sollte, wird so ausgehebelt“, sagt Makait. Daher fordert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eine verbraucherfreundlichere Ausgestaltung der Empfängerüberprüfung. Systeme sollten den richtigen Empfänger oder die richtige Empfängerin auch dann erkennen können, wenn etwa Vor- und Nachname vertauscht sind, der zweite Vorname fehlt oder Sonderzeichen und Bindestriche abweichen. Möglich sei dies, denn die regulatorische Umsetzung gebe Empfehlungen vor und keine klaren Regeln, die es aber bräuchte, argumentiert Verbraucherschützerin Makait.

Die Deutsche Kreditwirtschaft, in der alle Banken und Sparkassen hierzulande zusammengeschlossen sind, sieht das naturgemäß anders und kann die Kritik der Verbraucherschützer „nicht nachvollziehen. Die Empfängerüberprüfung beruht auf gesetzlichen Vorgaben des europäischen Gesetzgebers und soll die Sicherheit im Zahlungsverkehr erhöhen“, sagt ein Sprecher des BVR. Der Dachverband der geno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e hat derzeit die Federführung in der Deutschen Kreditwirtschaft.

Für die konkrete Umsetzung habe sich die europäische Kreditwirtschaft darüber hinaus auf gemeinsame Standards verständigt. Diese sähen ausdrücklich eine Abstufung zwischen Übereinstimmung, nahezu übereinstimmenden Angaben und fehlender Übereinstimmung vor. Kleinere Abweichungen – etwa Tippfehler, doppelte Leerzeichen oder abweichende Schreibweisen – können damit erkannt und entsprechend behandelt werden. „Oberste Priorität hat jedoch die Sicherheit der Kundinnen und Kunden. Im Zweifel ist eine zusätzliche Warnung daher sinnvoller, als eine möglicherweise relevante Abweichung ungeprüft durchlaufen zu lassen“, argumentiert der Sprecher.

Er bestätigt indes die Aussagen der Verbraucherschützerin, wonach im Detail bei der Umsetzung gewisse Spielräume beständen, die einzelne Institute unterschiedlich nutzen könnten. Einig sind sich Banken, Sparkassen und Verbraucherschützer aber in einem: Unternehmen sollten verpflichtet werden, auf einer Rechnung auch klar den Empfängernamen zu vermerken. Denn in der Praxis heißt zum Beispiel Coiffeur Jean-Pierre, den seine Kunden auch so anreden, in Wirklichkeit schlicht Wolfgang Müller. arp.

Von Inken Schönauer

Die Hitze kommt in Wellen. Die Bekanntgabe der Umsätze von Open AI hat die Märkte zum Schluss der Woche auf Talfahrt geschickt. Dabei waren sie nicht mal schlecht, sie fielen nur weniger hoch aus als erwartet. Das kennen Anleger auch von anderen Tech-Unternehmen. Wenn der Chipentwickler Nvidia Zahlen bekannt gibt, steigt auch dort die Nervosität schon Tage zuvor. An den Tech-Giganten der USA hängen alle Hoffnungen und zunehmend auch alle Risik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Megathema rund um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s ist erstaunlich, dass Krisen, Kriege und die erratischen Ausbrüche des US-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weniger Turbulenzen an den Märkten auslösen als die Geschäftsentwicklungen der Tech-Unternehmen, die sich ja von Quartal zu Quartal ändern können.

Anleger sollten die Nerven behalten und wohl überlegen, wem sie ihr Vertrauen schenken und ihr Geld anvertrauen. Wem die Hitze in der ersten Reihe zu heiß wird, sollte sich auf den hinteren Plätzen umsehen. KI ist breit gestreut, und die attraktiven Anlagechancen liegen durchaus auch in Nischen.

Schon gehört, dass...?

Daniel Llano, bislang Deutschland-Chef von Chase, weiter aufsteigt? Er übernimmt die Gesamtleitung von ICB, dem digitalen Privatkundengeschäft, unter das Chase in Deutschland und UK sowie die weitere Expansion in der EU fällt. Seine Nachfolgerin in Deutschland wird im neuen Jahr Eleni Skoura.

Jutta Dönges nach nur einem Jahr im Amt den Autozulieferer Aumovio wieder verlässt? Die Managerin legte ihr Vorstandsmandat als Finanzchefin überraschend am vergangenen Mittwoch nieder. Dönges saß viele Jahre als Vertreterin des Bundes im Aufsichtsrat der Commerzbank.

Wolfgang Schmidt bei EY anheuert? Der ehemalige Chef des Bundeskanzleramts und Bundesminister für besondere Aufgaben soll die Beratungsgesellschaft als Senior Advisor unterstützen.

Alexander Geng und Iris Meyer das Schweizer Investmenthaus Vontobel als Senior Relationship Manager und Client Services Managerin verstärken sollen? Mit diesen Neuzugängen will das Unternehmen sein institutionelles Vertriebsgeschäft in den beiden Kernmärkte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weiter ausbauen.

Caroline Kuhnert und Elaine Arden für die Wahl in den Verwaltungsrat der Julius-Bär-Gruppe nominiert wurden? Sie sollen i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2027 in das Gremium gewählt werden. ins.

Die Börse

	8.10.26	9.10.26
F.A.Z.-Index	3203,73	3251,92
Dax	24806,97	25147,60
M-Dax	29506,83	30094,97
Tec-Dax	3965,53	3993,31
Euro Stoxx 50	6126,73	6196,90
F.A.Z.-Euro-Index	216,99	219,28
Dow Jones	51231,64	51380,27
Nasdaq Index	27193,34	27286,27
Bund-Future	121,19	120,95
Tagesgeld Frankfurt	2,48 %	2,52 %
Bundesanl.-Rendite 10 J.	3,49 %	3,45 %
F.A.Z.-Renten-Rend. 10 J.	3,33 %	3,31 %
US-Staatsanl.-Rend. 10 J.	5,29 %	5,23 %
Gold, Spot ($/Unze)	4130,03	4195,88
Rohöl (London $/Barrel)	104,13	103,95
1 Euro in Dollar (Vortag)	1,1177	1,1186
1 Euro in Pfund (Vortag)	0,8465	0,8470
1 Euro in Franken (Vortag)	0,9309	0,9326
1 Euro in Yen (Vortag)	176,85	177,05
Alle Werte Stand: 15:52 Uhr

Nordea Bank Abp (FI)	16,75	16,84
Novartis N (CH)	126,80	127,66
Novonesis B (DK)	56,80	57,36
Novo-Nordisk B (DK)	34,00	34,34
Orange (F)	14,23	13,91
Partners Group (CH)	628,60	641,00
Pernod Ricard (F)	60,58	60,98
Philips Electr. (NL)	21,48	21,82
Poste Italiane (I)	24,10	23,97
Prosus (NL)	35,65	36,01
Prudential (GB)	10,47	10,57
Publicis Group (F)	94,68	96,06
Reckitt Benckiser (GB)	60,10	60,92
Relx (GB)	30,46	31,14
Richemont (CH)	180,10	181,45
Rio Tinto (GB)	83,06	84,04
Roche PS (CH)	379,00	383,35
Rolls-Royce Grp. (GB)	16,58	16,34
Ryanair Holdings (IRL)	23,63	23,06
Safran (F)	311,00	315,30
Saint-Gobain (F)	64,78	65,18
Sampo OYJ (FI)	8,77	8,80
Sandvik (SE)	31,30	31,99
Sanofi S.A. (F)	71,53	71,64
Schneider Electr. (F)	260,60	264,10
Scot.&South. En. (GB)	28,80	29,20

Foto dpa

Der geliebte Platz an der frischen Luft

Ein Garten oder auch ein Balkon gehört für viele Menschen zum Leben unbedingt dazu. Für Immobilienverkäufer ergeben sich so Chancen nicht nur auf einen besseren Preis. Doch dafür müssen sie auch etwas tun.

Von Kerstin Papon, Frankfurt

Auch das gehört zu einem Garten: Regelmäßige Pflege und Bewässerung, solange der Wasserverbrauch nicht beschränkt wird, wie in diesem Sommer.

I

st dies nun endlich das Traumhaus – oder doch nicht? Ob eine Immobilie für einen Käufer attraktiv ist, hat meist vielerlei Gründe. Es geht um reine Zahlen wie den Preis, die laufenden Kosten oder das Geld für notwendige Renovierungen, aber auch um die Daten der Immobilie. Kaum weniger wichtig sind etwa Lage und Anbindung, Aussehen oder Zustand sowie Aufteilung der Räume. Einiges ist eher individuell, nicht immer rational und damit vom Verkäufer schwieriger zu beeinflussen. So kann schon einmal ein besonderer Ausblick den Ausschlag geben, der manch anderes vergessen macht – selbst den Preis. Aber auch der Straßenname, die Hausnummer oder ein gerade blühender Kirschbaum könnten das Zünglein an der Waage sein. Wie es um die Nachbarschaft bestellt ist, zeigt sich ohnehin erst später.

Es gibt dennoch bestimmte Dinge, die Immobilienverkäufer ein Stück weit selbst in der Hand haben und mit denen sie punkten können. So zählen etwa Außenflächen wie ein Balkon, eine Terrasse oder ein Garten zu den wesentlichen Ausstattungsmerkmalen einer Immobilie. Sie tragen maßgeblich zu deren Attraktivität bei. Davon berichtet etwa das Maklerunternehmen von Poll Immobilien. Für viele Kaufinteressenten seien diese in der Suche entscheidende Faktoren und vor allem in den wärmeren Monaten ein zentrales Entscheidungskriterium für den Kauf. Neben der Größe komme es auf die konkrete Nutzbarkeit an, etwa für die Erholung oder das Arbeiten im Freien. Eigentümer, die das Potential ihrer Außenflächen erkennen und gezielt nutzen würden, schafften daher eine wichtige Grundlage für einen erfolgreichen Verkauf.

Natürlich zählt nicht allein das Vorhandensein von solchen Freiflächen und deren Dimension. Selbst für versierte und phantasievolle Hobbygärtner spielen der erste Eindruck und ein konkretes Bild des Möglichen eine Rolle, auch wenn die Gestaltung den eigenen Wünschen nicht entsprechen sollte. Gut gestaltete und gepflegte Außenbereiche könnten die Attraktivität einer Immobilie unmittelbar steigern, was sowohl den Kaufpreis positiv beeinflussen als auch die Vermarktungs- dauer verkürzen könne, sagt Beata von Poll, Mitglied der Geschäftsleitung bei von Poll Immobilien.

„Der Garten oder die Terrasse wird heute vielfach als Erweiterung des Wohnraums verstanden“ erläutert Beata von Poll. Für viele Interessenten sei es wichtig, einen privaten Rückzugsort im Freien zu haben, der sowohl Erholung als auch Alltagstauglichkeit biete. Kaufinteressenten legten dabei zunehmend Wert darauf, die Fläche vielseitig nutzen zu können – sei es für gemeinsame Mahlzeiten im Freien, als Rückzugsort oder als temporärer Arbeitsplatz im Grünen. Ein sonniger Balkon, eine geschützte Terrasse oder ein gestalteter Garten vermittelten Interessenten da

bei schon zur Besichtigung ein Bild der möglichen Nutzung und könnten so den Ausschlag geben. Der Ratschlag des Maklers scheint daher naheliegend: Um das volle Potential einer Immobilie auszuschöpfen, empfehle es sich, die Außenflächen gezielt für die Vermarktung vorzubereiten, heißt es. Ein gepflegter Gesamteindruck, eine klare Struktur sowie eine dezente Möblierung würden dazu beitragen, dass sich Interessenten diese Nutzung besser vorstellen könnten. Saisonale Akzente durch Blumen und Pflanzen könnten die Wirkung verstärken und die Attraktivität zusätzlich erhöhen. Hochwertige Exposés und professionelle Bilder, die Außenbereiche in guten Lichtverhältnissen zeigten, könnten dies unterstützen.

In der Vermarktung zeige sich immer wieder, dass Außenflächen besonders dann überzeugten, wenn sie gepflegt und gestaltet seien, sagt Beata von Poll. Viele Interessenten orientierten sich auch daran, ob sie die Flächen unmittelbar nutzen könnten. Schon mit überschaubarem Aufwand lasse sich hier oft eine deutlich bessere Wirkung erzielen.

Balkone und Co. können dabei nicht nur beim Immobilienverkauf eine Rolle spielen, auch viele Mieter legen Wert auf dieses Mehr an Wohnraum und Lebensqualität. Gerade zu Zeiten der Corona-Pandemie mit ihren Beschränkungen wurde dies deutlich. In einer Analyse hat Immoscout24 nun festgestellt, dass Balkone für den Kauf mehr zählen als zur

Miete. Ausgewertet wurden Bestandswohnungen in den 118 deutschen kreisfreien Städten, die im zweiten Quartal 2026 auf der Onlineplattform für Wohn- und Gewerbeimmobilien angeboten wurden, im Vergleich zum Jahr 2023.

Demnach ist die Nachfrage nach Eigentumswohnungen mit Balkon gestiegen, während für Mietobjekte inzwischen andere Faktoren wichtiger seien. Beim Kauf zeige sich ein klarer Vorteil für Wohnungen mit Balkon: Eigentumswohnungen mit erhielten zuletzt durchschnittlich 19 Prozent mehr Anfragen je Inseratstag als Wohnungen ohne Balkon. Vor drei Jahren sei dieser Vorsprung mit sechs Prozent noch deutlich geringer gewesen. Für Mietwohnungen habe sich das Bild dagegen gedreht, der Balkon habe an Bedeutung verloren. Wohnungen mit erhielten nun zwei Prozent weniger Anfragen am Tag als diejenigen ohne Balkon. Vor drei Jahren hätten diese noch drei Prozent vorn gelegen.

Und wie schlägt sich dies in den Kosten nieder? Der Mietpreisaufschlag für das Wohnen mit Balkon habe sich von durchschnittlich acht Prozent im Jahr 2023 auf aktuell fünf Prozent reduziert, heißt es. Immoscout24 wertet dies als ein Symptom des angespannten Mietmarktes, in dem Wohnungen ohne Balkon teurer vermietet werden könnten. Zuletzt wurden Wohnungen mit Balkon auf Immoscout24 im Median für 12,09 Euro je Quadratmeter angeboten, ohne Balkon für 11,49 Euro.

Mit Blick auf Eigentumswohnungen ist der Preisabstand demnach stabil geblieben. Für eine Wohnung mit Balkon wurden im zweiten Quartal im Median 4.381 Euro je Quadratmeter verlangt, ohne Balkon waren es 3.903 Euro. Die Differenz betrage weiterhin rund zwölf Prozent und befinde sich damit auf dem Niveau von vor drei Jahren, heißt es. Die Preisunterschiede ließen sich allerdings nicht nur auf den Balkon zurückführen. Auch Lage, Größe, Baujahr, Zustand und weitere Ausstattungsmerkmale können sich zwischen den Angeboten unterscheiden.

Wo finden sich zumindest, gemessen an den Inseraten, die meisten Balkone? In den 118 untersuchten Städten verfügen laut Analyse 78 Prozent der angebotenen Eigentumswohnungen und 68 Prozent der Mietwohnungen darüber. Rosenheim hat mit 82 Prozent den höchsten Anteil an Wohnungen mit Balkon, in Gelsenkirchen sind es nur 42 Prozent. Ein klares regionales Muster zeigt sich jedoch nicht.

„Beim Kauf gewinnt der Balkon an Bedeutung, bei der Miete rücken Preis und Verfügbarkeit klar in den Vordergrund“, fasst Gesa Crockford, Geschäftsführerin von Immoscout24, die Beobachtung zusammen. Angesichts von 1,4 Millionen fehlenden Wohnungen in Deutschland werde Ausstattung für viele Suchende zur Nebensache.

Aktienmärkte

52 WochenTief	Vergleich	Hoch	Börsenwertin Mio. €Gesamt		Xetra
					8.10.26Schluss	9.10.2615.51 h	Veränd. in % seit		Div.-Rend.
							8.10.	30.12.25
			Dax		24806,97	25140,16	+1,3	+2,7
			Adidas ▲		146,50	150,25	+2,6	-11,1	2,80 $^{1x}$ 1,86
			Airbus SE (NL) ▲▼		187,32	187,78	+0,2	-5,2	3,20 $^{1x}$ 1,70
			Allianz SE ▲▼		413,40	419,60	+1,5	+7,5	17,10 $^{1x}$ 4,08
			BASF SE ▲		51,77	51,96	+0,4	+16,9	2,25 $^{1x}$ 4,33
			Bayer ▲		42,59	43,76	+2,7	+18,2	0,11 $^{1x}$ 0,25
			Beiersdorf		77,56	78,54	+1,3	-16,2	1,00 $^{1x}$ 1,27
			BMW St. ▲		52,18	54,14	+3,8	-41,9	4,40 $^{1x}$ 8,13
			Brenntag SE		61,26	62,38	+1,8	+25,9	1,90 $^{1x}$ 3,05
			Commerzbank		37,64	37,90	+0,7	+5,0	1,10 $^{1x}$ 2,90
			Continental		68,10	69,74	+2,4	+2,6	2,70 $^{1x}$ 3,87
			Daimler Truck Hldg.		40,69	41,36	+1,6	+10,8	1,90 $^{1x}$ 4,59
			Deutsche Bank ▲		29,66	30,11	+1,5	-9,1	1,00 $^{1x}$ 3,32
			Deutsche Börse ▲		292,60	295,60	+1,0	+32,1	4,20 $^{1x}$ 1,42
			Deutsche Telekom ▲▲▼		26,83	24,95	-7,0	-9,8	1,00 $^{1x}$ 4,01
			DHL ▲		54,94	56,30	+2,5	+20,5	1,90 $^{1x}$ 3,37
			E.ON SE		16,97	17,17	+1,2	+6,4	0,57 $^{1x}$ 3,32
			Fresenius M. C.		36,72	37,91	+3,2	-7,0	1,49 $^{1x}$ 3,93
			Fresenius SE		41,59	42,68	+2,6	-12,9	1,05 $^{1x}$ 2,46
			GEA Group		67,35	68,85	+2,2	+19,1	1,30 $^{1x}$ 1,89
			Hannover Rück SE		262,40	265,60	+1,2	-0,2	12,50 $^{1x}$ 4,71
			Heidelberg Materials		139,80	144,15	+3,1	-35,4	3,60 $^{1x}$ 2,50
			Henkel Vz.		73,84	74,70	+1,2	+7,4	2,07 $^{1x}$ 2,77
			Hochtief		390,20	388,40	-0,5	+15,3	6,60 $^{1x}$ 1,70
			Infineon Techn. ▲▲		58,90	59,06	+0,3	+56,5	0,35 $^{1x}$ 0,59
			Mercedes Benz Grp. ▲		39,03	40,19	+3,0	-33,1	3,50 $^{1x}$ 8,71
			Merck		135,70	138,35	+2,0	+12,8	2,20 $^{1x}$ 1,59
			MTU Aero Engines		343,70	345,10	+0,4	-2,9	3,60 $^{1x}$ 1,04
			Münchener Rück ▲▼		519,00	526,60	+1,5	-6,3	24,00 $^{1x}$ 4,56
			Qiagen (NL) ■		39,58	40,44	+2,2	-1,1	0,35 $^{1x}$ 0,76
			Rheinmetall ▲▼		934,90	937,20	+0,2	-40,0	11,50 $^{1x}$ 1,23
			RWE		57,24	57,90	+1,2	+27,9	1,20 $^{1x}$ 2,07
			SAP SE ▲▲▼		184,62	192,00	+4,0	-7,8	2,50 $^{1x}$ 1,30
			Scout24 SE		71,25	72,10	+1,2	-16,0	1,50 $^{1x}$ 2,08
			Siemens ▲▼		264,25	271,05	+2,6	+13,3	5,35 $^{1x}$ 1,97
			Siemens Energy ▲▼		142,50	143,92	+1,0	+19,5	0,70 $^{1x}$ 0,49
			Siemens Health. ■		38,26	39,05	+2,1	-13,1	1,00 $^{1x}$ 2,56
			Symrise		90,94	92,02	+1,2	+33,6	1,25 $^{1x}$ 1,36
			Volkswagen Vz		66,60	69,32	+4,1	-33,1	5,26 $^{1x}$ 7,59
			Vonovia SE		16,21	16,35	+0,9	-33,4	1,25 $^{1x}$ 7,65
			Zalando SE		22,81	24,01	+5,3	-5,2	0,00 $^{1x}$ 0,00

	M-Dax		29506,83	30085,77	+2,0	-1,7
	4174,05	Aixtron SE ■	36,50	36,79	+0,8	+112,6	$0,15^{1x}$ 0,41
	1627,86	Aroundtown (L)	1,47	1,49	+1,0	-43,8	$0,08^{1x}$ 5,38
	3526,80	Aumovio SE	34,25	35,25	+2,9	-17,9	$0,00^{1x}$ 0,00
	7251,52	Aurubis	154,80	161,30	+4,2	+29,9	$1,60^{1x}$ 0,99
	3647,06	Auto1 Group SE	16,00	16,43	+2,7	-39,8	$0,00^{1x}$ 0,00
	4420,08	Bechtle ■	34,36	35,08	+2,1	-19,7	$0,70^{1x}$ 2,00
	2058,95	Bilfinger SE	53,95	54,75	+1,5	-49,0	$2,80^{1x}$ 5,11
	5601,60	CTS Eventim	56,75	58,35	+2,8	-25,7	$1,44^{1x}$ 2,47
	11220,67	Delivery Hero SE	36,42	36,61	+0,5	+61,1	$0,00^{1x}$ 0,00
	8671,83	Deutsche Lufthansa	7,26	7,21	-0,6	-14,2	$0,33^{1x}$ 4,57
	1840,20	Deutz	10,80	10,96	+1,5	+28,9	$0,18^{1x}$ 1,64
	13390,00	DWS Group	66,00	66,95	+1,4	+18,5	$3,00^{1x}$ 4,48
	2525,95	Elmos Semicond. SE ■	147,20	147,20	±0,0	+51,8	$1,50^{1x}$ 1,02
	9944,44	Evonik Industries	20,98	21,34	+1,7	+59,7	$1,00^{1x}$ 4,69
	2865,70	flatexDegiro	25,84	26,02	+0,7	-29,2	$0,30^{1x}$ 1,15
	5349,31	Fraport	57,30	57,85	+1,0	-17,3	$1,00^{1x}$ 1,73
	2632,46	freenet ■	22,38	22,14	-1,1	-24,5	$2,07^{1x}$ 9,35
	2910,82	Fuchs SE Vz.	43,96	44,44	+1,1	+16,5	$1,23^{1x}$ 2,77
	7744,44	Hella	69,00	69,70	+1,0	-15,6	$0,22^{1x}$ 0,32
	8711,01	Hensoldt ■	74,68	75,42	+1,0	+2,8	$0,55^{1x}$ 0,73
	4566,80	Ionos Group SE ■	32,62	32,62	±0,0	+21,9	$0,00^{1x}$ 0,00
	2239,16	Jenoptik ■	40,44	39,12	-3,3	+99,9	$0,40^{1x}$ 1,02
	2652,47	K+S	14,99	14,81	-1,2	+19,2	$0,07^{1x}$ 0,47
	4480,43	Kion Group	33,50	34,15	+1,9	-50,0	$0,62^{1x}$ 1,82
	16152,24	Knorr-Bremse	97,80	100,20	+2,5	+5,3	$1,90^{1x}$ 1,90
	3361,50	Krones	104,00	106,40	+2,3	-21,6	$2,80^{1x}$ 2,63
	1102,64	Lanxess	12,48	12,77	+2,3	-27,5	$0,10^{1x}$ 0,78
	3447,42	LEG Immobilien SE	44,36	44,86	+1,1	-27,9	$2,92^{1x}$ 6,51
	7854,00	Nemetschek SE ■	64,25	68,00	+5,8	-26,7	$0,68^{1x}$ 1,00
	8352,11	Nordex SE ■	34,40	35,26	+2,5	+21,1	$0,00^{1x}$ 0,00
	19267,65	Porsche	40,96	42,30	+3,3	-7,3	$1,01^{1x}$ 2,39
	3906,22	Porsche Hldg. SE	24,55	25,51	+3,9	-36,1	$1,51^{1x}$ 5,92
	3396,78	Puma SE	22,40	22,95	+2,5	+2,9	$0,00^{1x}$ 0,00
	6713,99	Rational	557,00	590,50	+6,0	-10,7	$20,00^{1x}$ 3,39
	3433,00	Renk Group	33,95	34,33	+1,1	-36,0	$0,58^{1x}$ 1,69
	4572,65	RTL Group (L)	29,00	29,55	+1,9	-14,2	$5,50^{1x}$ 18,61
	3022,88	Salzgitter	44,04	50,30	+14,2	+25,3	$0,20^{1x}$ 0,40
	9535,97	Sartorius Vz. ■	246,90	254,70	+3,2	+3,0	$0,74^{1x}$ 0,29
	5640,96	Schaeffler	6,01	5,97	-0,7	-28,6	$0,30^{1x}$ 5,03
	2608,65	Siltronic ■	80,50	79,05	-1,8	+61,7	$0,00^{1x}$ 0,00
	2033,24	Ströer SE	35,72	36,86	+3,2	-0,4	$1,85^{1x}$ 5,02
	1259,71	Suss MicroTec SE ■	65,25	65,90	+1,0	+68,4	$0,04^{1x}$ 0,06
	1954,67	TAG Immobilien	10,25	10,27	+0,2	-22,4	$0,40^{1x}$ 3,89
	30987,48	Talanx	118,70	120,00	+1,1	+5,4	$3,60^{1x}$ 3,00
	8513,12	thyssenkrupp	12,84	13,68	+6,5	+47,5	$0,15^{1x}$ 1,10
	4751,57	TKMS	74,80	74,80	±0,0	+13,2	$0,00^{1x}$ 0,00
	16750,00	Traton SE	32,84	33,50	+2,0	+9,8	$0,93^{1x}$ 2,78
	3412,98	TUI	6,63	6,73	+1,5	-25,1	$0,10^{1x}$ 1,49
	4442,88	United Internet ■	23,30	23,14	-0,7	-16,4	$0,50^{1x}$ 2,16
	4657,23	Wacker Chemie	87,85	89,30	+1,7	+28,8	$0,00^{1x}$ 0,00

Prime Standard

Frankfurt	8.10.Schluss	9.10.15.51 h
1&1	22,95	22,65
11 88 0 Solutions	1,89	1,81
3U Holding	0,942	0,942
ad pepper media (NL)	2,54	2,54
adesso SE	63,50	64,40
Adler Group (L)	0,09	0,09
All for One Gr. SE	69,80	70,40
Allane SE	13,30	13,30
Alzchem Group	160,70	162,20
Amadeus Fire	16,86	17,28
AMG (NL)	27,94	28,42
Arzneitwerk Vida	0,19	0,162
Asta Energy Sol. (A)	57,40	57,00
Atoss Software SE ■	83,50	84,60
Aumann	13,50	13,25
Basler	23,60	22,50
Bastei Lübbe	6,28	6,14
Baywa	8,22	8,22
BayWa vNA	2,45	2,49
BB Biotech N (CH)	51,00	51,40
Befesa (L)	34,30	34,65
Bertrandt	8,52	8,52
bet-at-home.com	2,98	2,92
Bike24 Holding	2,17	2,23
Biofrontera	3,04	2,95
Borussia Dortmund	3,09	3,13
Brain Biotech	2,69	2,69
Branick Group	0,43	0,412
Brockhaus Techno.	18,40	18,30
Cancom SE	22,20	22,20
Carl Zeiss Med. ■	31,30	30,94
Ceconomy	4,24	4,31
Cewe Stiftung	111,40	112,60
Cherry SE	1,04	0,996
Data Modul	25,00	24,60
Delticom	2,20	2,20
Demire Real Est.	0,288	0,294
Dermapharm Hldg. SE	38,65	38,05
DMG Mori	46,30	46,40
Douglas	7,02	6,97
Drägerwerk St.	88,20	87,80
Drägerwerk VZ ■	112,40	114,40
Dt. Beteiligungs	19,04	18,96
Dt. EuroShop	16,18	15,84
Dt. Konsum REIT	1,44	1,44
Dt. Pfandbriefbank	2,96	2,91
Dürr	16,08	16,20
Eckert & Ziegler SE ■	12,10	12,12
Edag Engineering (CH)	2,97	2,96
Einhell Germany	62,80	62,10
Electrovac	7,76	7,44
Eleving Group (L)	1,63	1,68
ElringKlinger	4,84	4,66
elumeo SE	2,14	2,14
Evotec SE ■	2,89	2,85
Fabasoft (A)	15,75	15,50
Fielmann Grp.	37,40	37,55
First Sensor	53,00	53,50
Formycon	18,52	19,16
Fortec Elektronik	11,00	11,00
Fr. Vorwerk Gr. SE	62,90	63,90
Fuchs SE	37,35	38,05
Gerresheimer	28,58	28,44
Gesco	13,90	14,30
GFT Technol. SE	25,65	26,90
Global Fashion (L)	0,412	0,426
Grammer	12,60	12,70
Grand City Pr. (L)	6,61	6,70
Grenke	9,88	9,78
Haier Smart Home (CN)	1,84	1,85
Hamberner Reit	4,00	4,04
Hamburger Hafen	21,40	21,50
Hapag-Lloyd	133,60	132,70
Hawesko Hldg. SE	14,75	14,75
Heidelberg Ph.	2,25	2,23
Heidelberger Druck.	1,36	1,37
HelloFresh SE	2,53	2,52
Henkel St.	67,25	67,65
hGears	0,362	0,35
Highlight Com. (CH)	0,642	0,646
Hoenle	7,38	7,46
HomeToGo SE (L)	0,69	0,726
Hornbach Hldg.	84,50	83,10
Hugo Boss	37,65	37,97
Hypoport SE	67,75	67,75
Indus Holding	39,20	36,55
init innovat. SE	43,25	43,15
Instone Real	6,00	5,94

Intershop Comm.	1,35	1,41
InTiCa Systems SE	1,45	1,45
IVU Traffic Tech.	26,70	26,80
Jost Werke SE	60,60	59,10
Jungheinrich	21,10	21,26
Knaus Tabbert	9,70	9,69
Koenig & Bauer	8,82	8,59
Kontron (A)	20,30	20,54
KSB SE St	854,00	812,00
KSB SE Vz	795,00	780,00
KWS Saat SE	68,40	69,10
Leifheit	10,75	10,90
Logwin (L)	272,00	272,00
LPKF Laser&Elec. SE	14,65	14,25
Masterflex SE	13,20	13,20
MBB SE	168,20	168,20
MediClin	4,98	4,86
Medios	10,30	10,16
Mister Spex SE	1,06	1,06
MLP SE	10,40	10,40
Multitude (CH)	5,76	5,58
Mutares	24,85	24,40
MVV Energie	30,00	30,10
Nagarro	77,70	77,95
NFON	3,32	3,47
Norma Group SE	15,08	14,78
Novem Group (L)	1,92	2,04
OHB SE	162,00	159,40
Ottobock SE	52,10	52,20
OVB Holding	18,70	18,60
paragon GmbH	0,704	0,706
Patrizia SE	6,70	6,84
Pentixapharm	1,83	1,82
PNE	7,11	7,09
ProCredit Hldg.	8,49	8,42
ProSiebenSat.1 SE	3,30	3,26
PSI Software SE	44,80	44,80
PVA TePla	33,22	32,84
PWO	21,60	21,20
Q.Beyond konv.	3,38	3,26
R. Stahl	11,20	11,20
Redcare Pharmacy (NL)	73,00	73,50
Rhön-Klinikum	14,30	14,20
SAF Holland SE	21,30	21,20
Sartorius St.	206,00	195,80
Schott Pharma	24,90	24,00
Secunet Security	255,50	262,00
Serviceware SE	12,70	12,45
SFC Energy	19,58	19,02
SGL Carbon SE	5,45	5,57
Shelly Group SE (BG)	66,30	65,20
Singulus Techn.	9,90	9,92
Sirma Group (BG)	0,79	0,808
Sixt SE St.	68,75	69,10
Sixt Vz.	54,20	54,50
SMA Solar Techn.	58,35	57,70
SMT Scharf	5,80	5,80
SNP SE	92,60	91,80
Softing	2,34	2,35
Springer Nature	20,40	20,30
Stabilus SE	15,20	15,04
Stratec	22,25	21,60
Südzucker	11,74	12,36
Surteco Grp. SE	7,00	6,75
Syzygy	0,956	0,98
Takkt	2,94	2,96
TeamViewer SE	6,66	6,65
technotrans SE	27,10	27,10
thyssenkr. nucera	8,51	8,43
tonies SE (L)	11,60	11,80
Uniper SE	45,40	45,25
United Labels	0,76	0,748
Verbio SE	24,60	25,10
Villeroy & Boch	12,80	12,60
Vincorion SE	17,76	17,78
Viscom SE	4,90	4,90
Volkswagen St.	67,15	68,50
Voltatron	3,28	3,29
Vossloh	49,18	49,80
Vulcan Energy RL (AUS)	9,946	0,888
Wacker Neuson SE	22,40	22,70
WashTec	32,60	32,90
Westwing Grp. SE	12,30	12,70
YOC	3,59	3,65
Zeal Network SE	39,60	38,70

Statistik (aus dem H-Dax)

ANZEIGE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Salzgitter	+14,21	Aixtron SE	+159,18
Verbio SE	+7,74	SMA Solar	+148,94
thyssenkrupp	+6,50	Verbio SE	+97,34
Rational	+6,01	Jenoptik	+95,60
Nemetschek SE	+5,84	Suss M. Tec SE	+94,86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Dt. Telekom	-7,01	Evotec SE	-57,99
Jenoptik	-3,26	Renk Group	-57,00
Siltronic	-1,80	Aroundtown	-52,91
K+S	-1,20	Rheinmetall	-50,78
freenet	-1,07	Bilfinger SE	-47,56

Demografischer Handel

Dax im Jahresverlauf (X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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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uf: 25140,16 52-W. Hoch/Tief: 26618,74/21863,81

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8.10.Schluss	9.10.15.51 h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Compass Group (GB)	54,80419,8056,9427,4027,1630,60359,6047,84721,522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819,1
AB Inbev (BE)	67,84	68,64	Crédit Agricole (F)	16,30	16,36
ABB N (CH)	84,76	84,10	Danone (F)	59,60	59,46
Ahold Delhaize (NL)	31,78	32,40	Danske Bank (DK)	47,84	47,17
Air Liquide (F)	168,04	169,40	Dassault Systemes (F)	21,52	21,79
Amadeus IT (E)	51,54	51,48	Diageo (GB)	19,18	19,43
Anglo American PLC (GB)	47,03	47,87	DSM-Firmenich (CH)	98,16	100,00
ArcelorMittal (L)	54,54	55,28	Endesa (E)	41,63	42,42
ASML Hold. (NL)	1598	1625	Enel (I)	8,79	8,89
Assa-Abloy AB (SE)	30,34	30,49	Engie (F)	22,91	22,77
AstraZeneca (GB)	142,00	142,35	Eni (I)	24,93	25,00
Atlas Copco A (SE)	18,49	18,76	Equinor ASA (N)	38,50	38,84
Aviva PLC (GB)	8,08	8,04	Ericsson B fr (SE)	8,46	8,55
AXA (F)	41,54	41,82	Erste Group Bank (A)	108,30	110,60
BAE Systems (GB)	21,46	21,73	EssilorLuxottica (F)	143,00	145,40
Banco Santander (E)	12,06	12,12	Exor (NL)	68,90	69,20
BBVA (E)	23,03	23,38	Experian Group (JE)	29,80	30,40
BNP Paribas (F)	89,50	90,33	Ferrari (NL)	344,00	348,05
BP (GB)	6,89	6,91	Flutter Entertain. (IRL)	67,00	72,00
Brit. Am. Tobacco (GB)	49,44	49,28	Geberit N (CH)	560,00	564,40
BT Group (GB)	2,31	2,24	Generali (I)	40,82	41,32
Caixabank (E)	11,95	12,02	Givaudan N (CH)	3646	3674
Capgemini (F)	110,65	111,95	Glencore (JE)	6,71	6,91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imatbörse		Frankfurt
			8.10. Schluss	9.10. 15.51 h	9.10. 15.51 h	Ver. in %
	3M Co.	0,78$b	163,58	161,52	145,50	+0,9
	Alphabet Inc. A	0,22$b	348,29	351,94	314,35	+1,2
	Amazon.com	0,00a	254,06	258,18	231,00	+1,6
	American Express	0,95$b	308,10	305,63	269,80	-1,2
	Amgen	2,52$b	407,44	410,60	364,65	-2,0
	Apple Inc.	0,27$b	340,42	332,10	296,45	-2,4
	Boeing Co.	2,06$b	187,75	190,40	169,04	+1,8
	Caterpillar Inc.	1,63$b	796,18	793,65	714,20	-1,5
	Chevron Corp.	1,78$b	211,55	212,34	187,64	-0,5
	Cisco Systems	0,42$b	114,89	115,64	103,30	+0,6
	Coca Cola Co.	0,53$b	87,77	87,79	78,03	-0,5
	Disney Co.	0,75$b	107,02	107,70	95,86	+0,5
	Goldman Sachs	5,00$b	882,59	884,86	794,20	+1,9
	Home Depot	2,33$b	295,47	291,26	265,85	+3,0
	Honeywell Intl.	0,70$b	206,60	206,82	184,20	+0,0
	IBM	1,69$b	226,61	225,48	201,55	+0,8
	Johnson & Johnson	1,34$b	256,48	257,75	230,30	+1,4
	McDonald's	1,86$b	236,90	236,70	211,50	+0,1
	Merck & Co.	0,85$b	142,38	143,76	125,74	-0,4
	Microsoft	0,91$b	522,61	529,57	470,30	+0,9
	Morgan (J.P.)	1,65$b	331,42	331,58	295,65	+0,9
	Nike	0,41$b	34,74	34,64	31,15	+0,3
	NVIDIA Corp.	0,25$b	230,48	231,33	206,50	+0,5
	Procter & Gamble	1,09$b	150,59	151,15	135,00	+0,6
	Salesforce Inc.	0,44$b	227,80	229,25	205,00	+1,5
	Sherwin Will.	0,80$b	321,03	319,20	284,80	+1,5
	Travelers Comp.	1,25$b	370,27	369,78	329,10	+2,8
	UnitedHealth	2,32$b	370,95	382,55	330,80	+0,1
	VISA	0,67$b	375,10	380,38	340,00	+1,0
	Walmart Inc.	0,25$b	110,56	111,17	98,34	-0,4

GSK PLC (GB)	20,52	20,88
Heineken Hold. (NL)	66,05	67,25
Heineken N.V. (NL)	70,50	70,42
Hermilion International. (F)	1274	1284
Hexagon B (SE)	8,95	9,30
Holcim N (CH)	67,00	68,38
HSBC Hold. (GB)	16,35	16,59
Iberdrola (E)	21,00	21,39
Inditex (E)	52,92	52,88
ING Groep (NL)	29,66	29,82
Intesa Sanpaolo (I)	6,14	6,13
Investor B (SE)	36,30	36,86
KBC Group (BE)	122,60	122,25
Kone (FI)	52,14	52,10
Kühne + Nagel N (CH)	242,70	246,80
L'Oréal (F)	373,85	379,20
Legrand (F)	138,00	138,90
Linde PLC (IRL)	430,00	427,80
London Stock Ex. (GB)	102,00	102,40
LVMH Moet Hen. (F)	382,35	382,20
Michelin (F)	33,22	33,21
National Grid (GB)	13,52	13,56
Naturgy Energy (E)	29,64	29,94
NatWest Group (GB)	7,69	7,59
Nestlé N (CH)	81,94	81,43
Nokia (FI)	8,91	9,20

Aktien-Indizes

SEB A (SE)	20,21	20,33
Shell (GB)	44,42	44,90
Sika N (CH)	185,85	187,80
Standard Ch. PLC (GB)	25,40	25,08
Stellantis (NL)	4,01	4,07
STMicroelectronics (NL)	47,20	47,54
Svenska Handelsbk. (SE)	13,70	13,52
Swedbank A (SE)	35,58	35,86
Swiss Life NA (CH)	951,00	950,40
Swiss Re N (CH)	152,70	151,35
Swisscom NA (CH)	690,00	685,00
Telefónica (E)	3,42	3,28
Telenor (N)	11,80	11,65
Tesco (GB)	5,80	6,00
Thales (F)	215,00	216,90
Total Energies (F)	77,00	77,25
UBS Group N (CH)	42,25	42,03
UCB (BE)	202,00	203,10
UniCredit (I)	75,82	76,02
Unilever PLC (GB)	54,85	54,86
Veolia Environnem. (F)	30,80	31,03
Vinci (F)	107,55	107,30
Volvo B (SE)	27,80	28,18
Wolterskauer (NL)	72,92	73,04
Zurich Insur. Gro N (CH)	614,60	618,80

Devisenmärkte

EZB-Referenzkurse	7.10.	8.10.
Australischer Dollar	1,6079	1,6110
Brasilianischer Real	5,5953	5,6118
Britisches Pfund	0,8465	0,8470
Chinese Yuan	7,4937	7,4972
Dänische Kronen	7,4745	7,4739
Hongkong-Dollar	8,7722	8,7783
Indische Rupien	108,1165	108,2635
Isländische Krone	137,0000	137,0000
Japanese Yen	178,8500	177,0500
Kanadier Dollar	1,9331	1,9340
Mexikanischer Peso	20,2236	20,1486
Neuseeland-Dollar	1,9977	2,0014
Norwegische Kronen	10,7120	10,7170
Polinscher Zloty	4,3825	4,3753
Rumánische Lei	5,3528	5,3434
Schwedische Kronen	11,2240	11,1940
Schweizer Franken	0,9309	0,9326
Singapur-Dollar	1,4311	1,4340
Südafänkanischer Rand	18,6539	18,6252
Thaïndischer Baht	37,6610	37,6800
Tschechische Kronen	24,4270	24,4030
Türkische Lira	54,9822	55,0523
Ungarische Forint	366,7500	366,2500
US-Dollar	1,1177	1,1186

Warenmärkte

52 WochenTief Vergleich Hoch		52 Wochen			8.10.Schluss	9.10.15.51 h	Veränd. in %8.10.31.12.
		Hoch	Tief
Deutsche Indizes
		3450,14	2941,66	FA.Z.	3203,73	3251,92	+1,5 +0,10
		26618,74	21863,81	Dax	24806,97	25140,16	+1,3 +2,7
		33547,52	26803,25	M-Dax	29506,83	30085,77	+2,0 -1,7
		4284,41	3322,31	Tec-Dax	3965,53	3993,31	+0,70 +10,2
		14097,64	11558,54	H-Dax	13096,61	13282,08	+1,4 +2,9
		19325,96	15592,82	S-Dax	17822,81	18135,98	+1,8 +5,6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6,20
	457,90	374,92
	6577,20	5376,81
	5572,96	4665,01
	692,33	571,67
	663,41	556,96
	2698,48	2263,58
	1984,60	1643,41
	1135,76	916,79
	2745,54	1948,59
	14660,81	11049,18
	15204,92	10053,74
	1800,63	1325,41
	20356,50	15409,30
	8755,03	7505,27
	14669,51	12053,51
Amerikanische Indizes
	54744,33	45057,28
	31361,37	22841,42

F.A.Z.-Euro	216,99	219,28	+1,+1	+3,+9
F.A.Z.-Euro Performance	423,33	427,79	+1,+1	+6,+3
Euro Stoxx 50 (Europa)	6126,73	6196,90	+1,+1	+7,+0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259,69	5317,71	+1,+1	+8,+1
Euro Stoxx (Europa)	645,59	652,17	+1,+0	+6,+5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25,51	632,97	+1,+2	+6,+9
S&P Euro 350 (Europa)	2545,43	2575,62	+1,+2	+7,+1
Euronext 100 (Europa)	1849,99	1864,57	+0,+79	+8,+4
AEX Index (Amsterdam)	1121,20	1134,37	+1,+2	+19,+2
Comp. Index (Athen)	2568,05	2558,20	-0,-38	+20,+6
OMX Index (Helsinki)	13485,05	13585,09	+0,+74	+10,+1
BIST 100 (Istanbul)	12213,58	12235,79	+0,+18	+8,+7
OMIXC 20 Ind. (Kopenhagen)	1495,16	1523,29	+1,+9	-5,+3
IBEX 35 (Madrid)	18928,90	19175,40	+1,+3	+10,+8
CAC 40 (Paris)	7729,69	7821,65	+1,+2	-4,+0
SMI (Zunich)	13637,00	13794,71	+1,+2	+4,+0
Dow Jones (New York)	51231,64	51376,85	+0,+28	+6,+9
Nasdaq 100 (Nasdaq)	30725,81	30809,30	+0,+27	+22,+0

Titel	aktuell	± %
S&P GSCI Index (Spot)	738,47	-0,71
DAXglobal® Gold Miners	840,32	+3,3
American Gold Bugs (HUI)	751,41	+3,1
Gold, Spot (€/Unze)	3746,98	+1,7
Gold, New York ($/Unze)	4192,50	+1,6
Silber, NY ($/Unze)	61,34	+3,2
Kupfer, NY ($/lb)	6,71	+2,5

Münzen, Barren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c-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e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denritte: Brutto-Dividendendenritte auf Basis der letztgezahl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fageshoch- und -tief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denrit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Schalterpreisein Euro	9.10.
	Ankauf	Verkauf
1 kg Gold	115867,60	122831,90
1 oz Krügerrand	3594,50	3800,50
1/2 oz Krügerrand	1797,30	2003,20
1/4 oz Krügerrand	898,60	1020,30
1/10 oz Krügerrand	359,40	415,60
1 oz Britannia	3594,50	3856,60
1/2 oz Britannia	1797,30	1984,50
1/4 oz Britannia	898,60	1011,00
1/10 oz Britannia	359,40	399,10
20 Mark W. II	828,40	1121,80
20 Fr. Veneli	671,00	726,90
2 Rand	846,00	890,00
1 Österr. Dukat	397,80	435,10
50 Chile Pesos	1057,40	1134,50
1 kg Silber	1652,10	2248,74
1 oz Maple Platin	1394,90	1930,66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Verlierer

Foto dpa

Immer wieder turbulent: Mittagspause in der Schulmensa des Immanuel-Kant-Gymnasiums in Leinfelden-Echterdingen

Bling gründet Schulservice

Nils Feigenwinter ist noch jung genug, um sich sehr genau erinnern zu können, wie viel Klassenfahrten und Ausflüge in einem

Das Berliner Start-up will Schulen von der Bürokratie rund um Klassenkassen und Mensa-Essen befreien. Die Investitionen dafür werden verdoppelt.

Schülerleben bedeuteten. Er lenkt auch deshalb den Fokus seines vor fünf Jahren mit Bezahlkarten für Kinder gestarteten und sehr erfolgreichen Unternehmens Bling nun verstärkt auf den Schulalltag der Kinder.

Von Daniel Mohr, Frankfurt

„Wenn ich höre, unter wie viel Bürokratie Schulen leiden und am Ende Aktivitäten wie Klassenausflüge nicht zustande kommen, weil Kraft und Zeit für die Organisation fehlen, ist das schon eine sehr starke Antriebsfeder, hier Unterstützung anzubieten“, sagt der 26 Jahre alte Gründer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Er hat daher im September die Bling Schulservice GmbH gegründet. Die Abteilung seines Unternehmens hat nun den vollen Fokus darauf, alle Bezahlvorgänge an Schulen zu vereinfachen und zu digitalisieren und damit Sekretariate, Schulleitungen, Lehrer, Eltern und Schüler zu entlasten. Rund zehn Personen seiner gut 50 in Berlin tätigen Mitarbeiter sind in der neuen Gesellschaft tätig. „Wir werden in den wenigen Monaten bis Jahresende die Investitionen hier noch mal mehr als verdoppeln gegenüber dem, was wir hier seit gut einem Jahr schon investiert haben“, sagt Feigenwinter.

Mit Bling Mensa hatte Feigenwinter zu Jahresbeginn das in 500.000 Familien gut erprobte Bezahlsystem mit der Bling-Taschengeldkarte in Schulen gebracht und dort seither an gut hundert Schulen ein Bling-Bezahlsystem eingeführt. „Zum Schulhalbjahrwechsel im Januar gehen wir davon aus, die Zahl der Schulen zu verdoppeln, bald aber auch zu verzehnfachen“, sagt Feigenwinter. „Obwohl wir kein Marketing machen, haben wir so viele Anfragen, dass wir sie kaum bearbeiten können, das hätten wir nicht gedacht, dass der Ansturm so groß ist.“

Es ist ganz im Sinne des jungen Schweizer Gründers, dass die Bewegung von unten kommt: „Eltern bringen das Thema proaktiv von sich aus auf Elternabenden ein und stoßen die Einführung an. Das funktioniert besser, als wenn so etwas von oben verordnet wird.“

Papierlisten mit Schülernamen und Allergien, Essensmarken, Bargeldkassen und Bildungs- und Teilhabebescheinigungen per Fax gehören der Vergangenheit an. Und was in der Mensa gut klappt und für Erleichterung bei Schulen und Caterern sorgt, weitet Feigenwinter nun deutlich aus.

„Das nächste große Thema sind die Klassenkassen, sinnbildlich für manches, was in Deutschland besser laufen sollte“, sagt Feigenwinter. Mehr als ein Dutzend Gesetze regele den Umgang mit der Klassenkasse hierzulande. Passenderweise sind die Regelungen in jedem Bundesland anders. „Oft muss die Klassenkasse die Schulleitung einrichten, in der Praxis führen aber oft Eltern Paypal-Konten, es wird Bargeld eingesammelt, was in der Regel per Gesetz verboten ist, oder die Lehrer nehmen Zahlungen auf ihre Privatkonten, was ebenfalls meist verboten ist und von der Haftung nicht unproblematisch ist, zumal es bei Klassenfahrten um mehrere Tausend Euro je Klasse geht“, sagt Feigenwinter. Meist treten die Schulleitungen an Bling heran, oft aber auch Lehrer gemeinsam mit Eltern. Am Ende soll es für alle eine Erleichterung sein, wenn der Prozess des Geldeinsammelns, des Hinterherlaufens säumiger Eltern, der Zahlungen während Ausflügen und Klassenfahrten und der Abrechnung hinterher transparenter auf einem eigenen digitalen Konto der Klasse erfolgt.

Für Bling lohnt sich der Aufwand, nicht nur weil das Unternehmen sich radikale Digitalisierung auf die Fahnen geschrieben hat und komplett neue, genau darauf zugeschnittene Systeme bauen konnte und schon eine perfekt funktionierende Zahlungsinfrastruktur hat. Bling hat auch schon so viel Wissen und Erfahrungen angesammelt bei dem Thema wie kein Zweiter. Bling verdient an den Interbankengebühren bei Bezahlungen und an (geringen) Festpreisen je

Schüler, für den die Klassenkasse genutzt wird. Profitabel ist Bling dabei noch nicht. „Für uns geht erst einmal darum, die Systeme in der Fläche ans Laufen zu bringen, und die deutschlandweite Skalierung kommt dann später“, sagt Feigenwinter und meint bei der Strategie seine Investoren hinter sich zu wissen.

Gerade im Bereich der Mensa gibt es viele Insellösungen, die auch schon digitale Abrechnungen und Zahlungen ermöglichen. Feigenwinter ist aber überzeugt, dass ein flächendeckend angelegtes, von Grund auf digitales System große Synergieeffekte für alle Beteiligten generieren würde. „Es herrscht überall Personalknappheit, da ist es angesichts der immensen Aufgaben in der Bildung wichtig, die Zeit mit Bürokratie zu reduzieren und besser bei den Kindern zu verbringen“, sagt Feigenwinter. Björn Mayr, Schulleiter der Stiftsschule St. Johann Amöneburg, die das Bling-System nutzt, sagt einen Satz, den wohl viele Schulleiter gern sagen würden: „Wir müssen im Wesentlichen gar nichts mehr tun.“ Und: „Was sich für uns vor allem verbessert hat, ist die Kommunikation mit den Eltern. Die Eltern können direkt mit Bling kommunizieren, während wir vorher immer als Kommunikationsebene zwischengeschaltet waren.“

Feigenwinter ist auch die Erleichterung für die Gastronomiebetriebe wichtig: „Die Caterer sind ein ganz wichtiges Puzzletei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Ganztagsschule. Es fehlt an Caterern, die bereit sind, sich jeden Tag im komplexen

System Schule ins Risiko zu begeben.“ Bling übernimmt den kompletten Support. „Die Sekretariate sollten hierzu gar keine Anrufe mehr bekommen, die haben mehr als genug anderes zu tun“, sagt Feigenwinter. „Bei unseren Anfragen überholen die Schulthemen gerade die Taschengeldkarte, es wird sehr geschätzt, dass wir da binnen einer Minute telefonisch erreichbar sind und die Anliegen schnell lösen können.“

Generell wünscht sich Feigenwinter etwas mehr Pragmatismus: „Dann könnten wir deutlich schneller entbürokratisieren und mit wenig Aufwand viel erreichen.“ Bis auf Weiteres schlägt er sich noch mit Bescheinigungen nach dem Bildung&Teilhabe-Gesetz herum, die von Kommune zu Kommune unterschiedlich aussehen. „Manche senden es per Fax, manche per Brief, oft werden sie zu spät versendet, oft ist der diskriminierende Gang der Familien mit dem Bescheid zum Sekretariat nötig“, sagt der Start-up-Gründer. „Wir prüfen für die Schulen und auch für Kitas, denen wir ebenfalls unsere Dienstleistungen rund um Abrechnung von Gebühren und Mittagessen anbieten, alle diese Bescheide, laden sie im System hoch und integrieren es direkt in die personalisierten Bezahlkarten der Kinder, ohne dass der Caterer am Tresen sieht, ob das Essen des Kindes staatlich bezuschusst wird und ohne dass er mit dem Bescheid überhaupt etwas zu tun hat.“

Wenn er sich dann selbst in Schulen begibt, um zu sehen, wie das Bling-Bezahlterminal in der Praxis funktioniert und die Kinder mit ihren Bling-Karten um den Hals (bald vielleicht auch als Bezahlarmband) zügig in der Mensa und am Kiosk bezahlen können, sei das extrem motivierend. „Eigentlich ist es Arbeitgeberaufgabe, die Bezahlvorgänge effizient zu organisieren, aber wir erleben, dass die Systeme Schule und Sozialverwaltung sehr am Limit arbeiten und kaum Zeit und Kraft für Veränderungen bestehen und wenn, dann gehen diese sehr träge vonstatten“, sagt Feigenwinter.

Er zieht seine Motivation auch aus der Dankbarkeit, wenn externe Hilfe Erleichterung schafft und ein bisschen mehr Zeit für die eigentlichen Aufgaben von Schulen und Kitas freigeschaufelt wird. Sein Ziel: mehr Gemeinden wie Donaueschingen, wo die Gemeinde alle Einrichtungen auf Bling umgestellt hat. „Wir reduzieren Verwaltungsaufwand und schaffen Freiräume“, zeigt sich der dortige Bürgermeister Severin Graf jedenfalls zufrieden.

BÖRSENWOCHE

Der verflixte Ölpreis

N eben der Entwicklung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KI) hält der Ölpreis die Börsen in Atem. In dieser Woche war das ein Auf und Ab. Am Mittwoch und Donnerstag stieg der Preis deutlich, auf zeitweise 108 Dollar je Barrel (Fass zu 159 Liter) für die Nordseesorte Brent. Am Markt wurden zwei Gründe genannt: Die Zeitschrift „The Atlantic“ hatte berichtet, dass das Weiße Haus das Pentagon aufgefordert habe, Optionen für Angriffe auf Iran noch vor den Zwischenwahlen im November auszuarbeiten. Zudem trieb ein Hurrikan, der auf die Offshore-Ölfördergebiet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steuerte, die Notierungen nach oben. Ein Dementi des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zu den Angriffsplänen ließe den Ölpreis am Freitag wieder fallen.

Die Börsen in aller Welt schwankten mit. Die Investoren machten sich weniger Gedanken über die Versorgung der Wirtschaft mit Öl oder die Belastung der Verbraucher durch hohe Spritpreise, sagte Reinhard Pfingsten, der Chefanlagestrategie der Deutschen Apotheker- und Ärztebank. Das Kalkül an der Börse gehe vielmehr so: Wenn der Ölpreis hoch ist, treibt das die Inflationsraten. Höhere Inflationsraten wiederum können dazu führen, dass die Notenbanken die Zinsen anheben. Das belastet die Aktienkurse.

Gewinner

Aktie	Kurse1) am		Veränd. in %
	2.10.	9.10.
HelloFresh SE	2,34	2,66	13,78
Nemetschek SE	61,45	67,60	10,01
TeamViewer SE	6,38	6,90	8,07
Zalando SE	22,27	23,84	7,05
Brenntag SE	58,60	62,16	6,08
CTS Eventim	55,45	58,50	5,50
Scout24 SE	68,55	71,80	4,74
Beiersdorf	75,40	78,80	4,51
Gerresheimer	27,52	28,76	4,51

Aktie	Kurse1) am		Veränd.in %
	2.10.	9.10.
Nordex SE	38,38	35,12	-8,49
Renk Group	37,27	34,15	-8,36
Fraport	61,90	57,35	-7,35
Infineon Techn.	64,64	60,11	-7,01
Elmos Semicond. SE	160,60	149,40	-6,97
Jungheinrich	22,76	21,24	-6,68
MTU Aero Engines	370,20	346,90	-6,29
Deutsche Telekom	26,56	25,02	-5,80
Hensoldt	79,34	74,98	-5,50

1) Nicht bereinigte Originalkurse ohne Kurszusätze; erfasst werden die im F.A.Z.-Index enthaltenen Titel. Aktien mit Kursen von weniger als 1 Euro sind nicht berücksichtigt. Quelle: F.A.Z.

„Der Fokus des Aktienmarkts liegt derzeit komplett auf möglichen Inflationsgefahren“, sagte Pfingsten.

Der deutsche Aktienindex Dax verlor am Mittwoch und Donnerstag deutlich. Er unterschritt die Marke von 25.000 Punkten, bevor es am Freitag wieder nach oben ging. Der Index schickte sich im Handelsverlauf an, mit einem kleinen Wochenverlust von 0,6 Prozent ins Wochenende zu gehen.

„Zu früh gefreut“, kommentierte die Commerzbank in einem Marktbericht. Trotz eines Anstiegs der Öllieferungen aus der Golfregion und der Freigabe von Ölreserven durch die G-7-Staaten bleibe die Lage am Ölmarkt angespannt.

Dabei sind die Nachrichten rund um die für Öltanker wichtige Straße von Hormus oft widersprüchlich und schwanken von Tag zu Tag. Mal entsteht der Eindruck, dass dort alles fast wieder wie vor dem Irankrieg laufe; mal kann man den Eindruck haben, dass kaum ein Schiff unbehelligt durchkomme.

Offiziell erklärt Iran die Straße weiterhin für gesperrt. Immer wieder werden Schiffe attackiert. Das macht die Durchfahrt in jedem Fall riskant und teuer, weil die Kosten für Transport und Versicherung hoch sind. „Die Frachtkosten belasten den Ölmarkt zunehmend“, schreibt das Bankhaus Metzler.

Über die Zahl der täglich durchfahrenden Schiffe gibt es abweichende Zahlen. Auf der einen Seite berichten Agenturen, die den Seeverkehr verfolgen, meistens von weniger als 20 Schiffen je Tag. Früher waren es mehr als 120 Schiffe gewes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gab es Berichte, 80 oder sogar 90 Prozent der früheren Ölmengen könnte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wieder passieren.

Ein Teil der Erklärung ist, dass viele Schiffe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mit abgeschalteten Trackingsystemen fahren und deshalb nicht so leicht gezählt werden können. Die Dunkelziffer ist hoch. Es sei aber auch denkbar, dass die gemeldeten Zahlen zu den Ölmengen noch zu hoch gegriffen seien, sagt Frank Schallenberger, ein Ölanalyst der Landesbank Baden-Württemberg.

Es gibt jedenfalls Shuttlefahrten einer kleinen Gruppe von Tankern mit Geleitschutz durch die Meerenge, für die Ölunternehmen, Golfstaaten und amerikanisches Militär zusammenarbeiten. Zum Teil sollen den Kapitänen dafür astronomisch hohe Summen gezahlt werden. Und die Börsen? Die gaben sich am Freitag erst mal mit der Nachricht zufrieden, dass Trump nicht vorhabe, Iran vor den Wahlen anzugreifen. CHRISTIAN SIEDENBIEDEL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Kein „Endsieg“ für die Ukraine

Zum Leitartikel von Berthold Kohler „Wo Putin auf Granit beißen muss“ (F.A.Z. vom 5. Oktober): Zum Vergleich sollte man den „Völkischen Beobachter“ aus der Zeit des sich anbahnenden Endes des Dritten Reiches lesen. Schon in dieser aussichtslosen Lage hat die Zeitung noch vom „Endsieg“ geträumt. Jetzt träumt wohl auch der Autor von einem wie auch immer gearteten Abwehrsieg der Ukraine über Russland. Den wird es aber nicht geben, weil Russland seine militärischen Trümpfe im weitesten Sinne noch gar nicht ins Feld geführt hat.

Die Amerikaner und auch viele Europäer – wie auch Merz, der es sich nur offen nicht eingestehen will – haben verstanden, dass die Ukraine für den Westen nicht zu retten ist. Die Bevölkerung der Ukraine hatte unter ihrer zunächst russischfreundlichen

Regierung friedlich und auch so angenehm gelebt, dass sie sich diese Zeit im Austausch mit heute sicher – entgegen heroisch gezeichneten westlichen Fernsehberichten – gerne zurückholen würde. Sie leidet jetzt unter dem aussichtslosen Widerstand, der objektiv nur einer Verlängerung des Elends dient – und bei uns vielleicht sogar zu einer noch aus dem Weltkrieg herrührenden Angst vor den Russen führt.

Wer jetzt noch gerne an einen wie auch immer gearteten „Endsieg“ der Ukraine glaubt, wird selbst im „Völki- schen Beobachter“ kein analoges Argument für diesen Erfolg finden. Die Ukraine ist – wenn überhaupt – ohne einen totalen Einsatz der USA vor Russland nicht zu retten.

HEINRICH THEILEN, RECHTSANWALT UND NOTAR A. D., BOCHUM

Alterssicherung erfordert Kinder

Zum Bericht „Die Kinder verschwinden“ (F.A.Z. vom 2. Oktober): Der dankenswert informative Bericht enthält eine aufschlussreiche Grafik. Sie lässt erkennen, dass der globale Geburtenrückgang in den einzelnen Ländern dann begann, wenn dort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einsetzte. In den vorindustriellen Agrargesellschaften waren Kinder eine wichtige Arbeitskraft im bäuerlichen Familienbetrieb und die primäre Altersvorsorge ihrer Eltern.

Kinder mehrten den Wohlstand, und es lohnte sich, recht viele von ihnen zu leistungsfähigen Erwachsenen zu erziehen. Durch die Industrialisierung änderte sich das grundlegend. Für die elterliche Alterssicherung ist es heute nachteilig, kostbare Zeit der Erwerbsarbeit zugunsten der Kindererziehung zu versäumen, und die Ausgaben für Unterhalt und Bildung der Kinder fehlen später im Kapitalstock für das Alter. Das setzt Anreize, die Zahl der Kinder niedrig zu halten. Natürlich erfordert Alterssicherung nach wie vor eine nachwachsende Generation. Wer das bezweifelt, mag probieren, ob ein Geldschein eigenständig auch nur ein Glas Tee kochen kann. Aber alle eingeführten Systeme der Alterssicherung sanktionieren das elterliche Engagement in Summe negativ. Das ist ihr grundlegender Konstruktionsfehler; denn Systeme, die systemförderliches Verhalten bestrafen, scheitern an sich selbst.

PROFESSOR DR. JOHANNES SCHROETER, GROSSKAROLINENFELD

Überschießende Bürokratie

Die Nordschwarzwälder Zahnärztin Susanne Schindelhauer schildert hinreißend klar das Überhandnehmen bürokratischer staatlicher Regulierungen in ihrer Zahnarztpraxis („Das allmächtige Monster“, F.A.Z. vom 25. September). Dass Bürokratien wuchern, ist eine alte Klage. Ich frage mich, weshalb die Zahnärzte selbst es zu den geschilderten absurden Berichtsheft-Auswüchsen und so weiter haben kommen lassen. Was tun und taten die Berufsverbände, um die überschießende Bürokratie zu beschneiden?

Insgesamt ist es offenbar so, dass die Bürokratie-Kritiker – wie der fulminante Engländer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 an unseren Verwaltungshochschulen nicht hinreichend gewürdigt werden. Auch die Politik sollte sich über seine Bücher beugen; die Journalisten ebenso. Es scheint hoch an der Zeit. Eine von Parkinsons offenbar unverwüstlichen Einsichten ist: „Dass Verwaltungen einen stetigen jährlichen Zuwachs an Personal verzeichnen, der unabhängig vom Umfang der Aufgaben der Verwaltungen ist.“ Verwaltungen haben die Neigung zu wachsen – und oft auch zu wuchern. Wer das politisch adressiert, gewinnt übrigens. Sei er nun Populist oder nicht.

DIETER KIEF, KONSTANZ

Vertrauen ist gut, Sterilisation ist besser

Zu „Das allmächtige Monster“ in der F.A.Z. vom 25. September: Der Rückblick auf die Zahnarztpraxis vor 35 Jahren hat etwas Rührendes: ein Heißluftsterilisator, einmal im Jahr ein Sporenpäckchen für 16 D-Mark, ansonsten Vertrauen. Es fehlt nur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Warum ist es dabei nicht geblieben? Die Übertragung von Erregern durch Blut und kontaminierte Instrumente, etwa von Hepatitis-Viren, hat nicht die Bürokratie erfunden. Sie war der Grund, Hygiene nicht länger allein der persönlichen Sorgfalt zu überlassen. Die Empfehlung von KRINKO und BfArM aus dem Jahr 2012 verlangt validierte Verfahren nicht aus Misstrauen gegen Zahnärzte. Sie verlangt sie, damit Reinigung, Desinfektion und Sterilisation reproduzierbar funktionieren.

Das beste Argument liefert die Autorin selbst: das Instrument, an dem nach der Reinigung noch Kunststoff haftete. Auch bei sorgfältiger Arbeit passieren Fehler, und nur exakte Kontrolle kann diese Fehler finden. Das spricht für Kontrolle, nicht gegen sie. Ob jedes Protokoll und jede jährliche Validierung den Aufwand lohnt, muss man fragen, und zwar mit genau der Evidenz, die die Autorin zu Recht einfordert. Wer diese Debatte führen will, muss aber auch sagen, welche Risiken das alte System nicht beherrschte. Sonst wird aus berechtigter Bürokratiekritik eine Verklärung der Vergangenheit. Dass man damals auf Vertrauen setzte, beweist nicht, dass das Vertrauen gerechtfertigt war. Man wusste es nur nicht besser.

DR. ANJA JACOBSHAGEN, BRÜHL

Nur durch Betrug und Missbrauch

Zahnärztin Susanne Schindelhauer beklagt in ihrem Artikel „Das allmächtige Monster“ (F.A.Z. vom 25.September), dass sie (die Ärzte) von der Bürokratie stranguliert werden und es immer schlimmer werde. Sie schweigt dabei aber über die Ursachen, die diese bürokratischen Maßnahmen notwendig machen. Das angebliche Monster, die überbordende Bürokratie, hat sich, oder zutreffender, wurde von demokratischen Institutionen nur entwickelt, weil es Betrug und Missbrauch – auch durch Ärzte – gibt, wovor den Bürger und das Gemeinwesen zu schützen seine ureigenste Aufgabe ist.

Ich stimme zu: „Wir möchten belastbare Daten dazu sehen, ob die einzelnen Maßnahmen wirklich irgendeinen Effekt auf die Patientensicherheit haben oder ob wir sie getrost weglassen, Intervalle verlängern, Prozesse vereinfachen können“. Das Schlüsselwort heiße Vertrauen, schreibt Susanne Schindelhauer. Ich habe aber, aufgrund meiner Erfahrungen mit Ärzten und Krankenhäusern, obwohl ich Medizin selbst studiert habe, mein Vertrauen weitestgehend verloren. Erfahrung mit Fehlverhalten (Abrechnungsbetrag, Vertuschung von ärztlichen Kunstfehlern et cetera), mit Fehldiagnosen und entsprechend fehlgeleiteten „Therapien“, was in manchen Fällen zu schwerwiegenden Komplikationen, zu unnötigen Schmerzen und enormem zusätzlichem Aufwand an Zeit, Mühen und Kosten für die Betroffenen, ihre Angehörigen sowie ihre Krankenkassen führte, in einzelnen Fällen auch zum Tode. Es ist bedauerlich, dass infolge des Fehlverhaltens und der Inkompetenz einzelner Ärzte am Ende durch die dagegen gerichtete Bürokratie alle Ärzte betroffen sind und einen enormen Mehraufwand zu leisten haben. Sie wären aber gut beraten, ihre Fachgesellschaften damit zu beauftragen, Einfluss zu nehmen auf das Verhalten ihrer Mitglieder: durch Ermahnung, sich an grundsätzliche ethische Prinzipen und fachliche Regeln zu halten. In vielen Fällen müsste, bei gravierenden Verstößen, die Approbation entzogen werden. Vertrauen ist gut oder wäre gut, wenn es nicht von Einzelnen – es sind leider sehr viele – ausgenutzt würde: Dann ist bedauerlicherweise (weil Zeit, Mühe, Kosten, Ärger und Stress verursachend) Kontrolle notwendig. Diese sollte aber so angemessen sein, dass die eigentliche – hier die ärztliche – Tätigkeit nicht behindert wird.

DR. SVEN BADE, FRANKFURT AM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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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raucht keine schwache Währung

Der Yuan gilt als künstlich unterbewertet. Niedrige Inflation und Kapitalflucht schwächen ihn jedoch stärker als Pekings Kurslenkung.

Von Horst Löchel

Auch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war China mit einem Handelsvolumen von 128 Milliarden Euro der wichtigste Handelspartner Deutschlands. Gleichzeitig ist das deutsche Außenhandelsdefizit gegenüber China auf 55 Milliarden Euro gestiegen: Die deutschen Exporte nach China sind um zwölf Prozent gesunken und gleichzeitig die Importe aus China um neun Prozent gestiegen.

Begründet wird die Exportstärke Chinas häufig mit einem absichtlich niedrig gehaltenen Wechselkurs des Yuan. Chinas Wechselkurs wird von den chinesischen Währungsbehörden gesteuert und bildet sich nicht frei nach Angebot und Nachfrage am Devisenmarkt – technisch

Das ist ein Text aus

ist es also möglich, den Yuan absichtlich niedrig zu halten. Auf den ersten Blick scheint diese Erklärung sinnvoll: Ein niedriger Wechselkurs senkt die Export- und erhöht die Importpreise, was naturgemäß die Ausfuhren steigert und die Einfuhren dämpft. Das entspricht in etwa der Situation Westdeutschlands in den Fünfziger- und Sechzigerjahren, als die D-Mark aufgrund des festen Wechselkurses zum Dollar stark unterbewertet war und die Exporte boomten.

F.A.Z. WELTWIRTSCHAFT

In der aktuellen Debatte geht es schon nicht mehr um die Frage, ob der Yuan unterbewertet ist, sondern lediglich darum, um wie viel. Zwischen zehn und 50 Prozent sind dabei schon viele Prozentsätze errechnet worden: Beispielsweise kommt das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einer vom Auswärtigen Amt geförderten Studie zu dem Ergebnis, dass der Yuan um 40 Prozent unterbewertet sei – eine Schätzung, die nicht nur in den Chefetagen der deutschen Automobilkonzerne gerne gehört worden sein dürft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sprach seinerseits bei seinem Treffen mit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im Sommer von einer dreißigprozentigen Unterbewertung des Yuan gegenüber dem Euro. Das dürfte wiederum dem protektionistisch gesinnten Präsidenten gefallen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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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löser als diese Zahlen ist eine aktuelle Studie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IWF), die von einer Unterbewertung des realen Wechselkurses des Yuan zwischen elf und 21 Prozent ausgeht. Diese Schätzung hat den methodischen Vorteil, eine Bandbreite der Unterbewertung anzugeben und keinen Punktwert zu liefern. Niemand kennt nämlich den „richtigen“ Wechselkurs des Yuan – man müsste ihn aber kennen, um das Ausmaß einer Unterbewertung berechnen zu können. Von einem Exportüberschuss auf eine unterbewertete Währung zu schließen, ist im besten Fall naiv.

Noch wichtiger ist, dass der reale Wechselkurs als Referenzgröße herangezogen wird. Dieser unterscheidet sich vom nominalen Wechselkurs durch die

Seit Anfang des Jahres legt der Außenwert des Yuan wieder zu Wechselkurs Euro in Yuan (Renminbi)

Quelle: vwd / F.A.Z.-Grafik: helf.

zusätzliche Berücksichtigung des relativen Preisniveaus der Volkswirtschaften. Grundsätzlich gilt: Je niedriger das Preisniveau einer Volkswirtschaft im Vergleich zu einer anderen, desto niedriger ist auch ihr realer Wechselkurs. Das ist ökonomisch plausibel: Ein relativ niedriges Preisniveau führt zu relativ niedrigen Exportpreisen und stärkt somit die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sfähigkeit eines Landes.

Tatsächlich weist China seit dem Ende der Pandemie im Jahr 2022 eine ungewöhnlich niedrige Inflationsrate auf. In den Jahren 2022 bis 2025 lag sie durchschnittlich jährlich um 4,5 Prozentpunkte unter der Inflationsrate im Euroraum. Kein Wunder also, dass der Wechselkurs des Yuan in diesem Zeitraum gegenüber dem Euro um 14,3 Prozent abgewertet hat. Das hat wenig mit einem manipulierten Wechselkurs zu tun, sondern ist schlicht das Ergebnis unterschiedlicher binnenwirtschaftlicher Entwicklungen. Im ersten Halbjahr des laufenden Jahres hat der Yuan im Übrigen gegenüber dem Euro um sechs Prozent aufgewertet. Das passt zur Verringerung der Inflationsdifferenz auf rund 1,5 Prozentpunkte. Es sollte zu denken geben, dass der Exportüberschuss Chinas trotzdem weiter gestiegen ist.

Hinzu kommt außerdem, dass relativ niedrige Inflationsraten zu relativ niedrigen Zinsen führen – genau das, was wi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beobachtet haben. Im Vergleich zu Europa und vor allem zu den USA sind die Zinsen in China niedrig geblieben. Beispielsweise beträgt der aktuelle Hauptrefinanzierungssatz am chinesischen Geldmarkt 1,4 Prozent, verglichen mit 2,65 Prozent im Euroraum und 3,75 bis 4 Prozent in den USA. Die Zinsdifferenzen am Kapitalmarkt sind je nach Laufzeit deutlich größer.

Zinsdifferenzen wiederum sind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internationalen Kapitalströme, die ihrerseits den nominalen Wechselkurs beeinflussen. Im Falle Chinas fließt Kapital aus China nach Europa und insbesondere in die USA ab. Das verringert die Nachfrage nach Yuan und drückt in der Folge dessen Wechselkurs. Allein im vergangenen Jahr sollen knapp

Eine Bankangestellte zählt Yuan-Noten: Die chinesische Währung ha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gegenüber dem Euro um sechs Prozent aufgewertet. Foto AP

eine Billion Dollar aus China ins Ausland abgeflossen sein. Tatsächlich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hr Fälle bekannt geworden, in denen die chinesische Zentralbank versucht hat, eine weitere Abwertung durch Verkäufe von Dollar gegen Yuan zu stoppen, als umgekehrt. Aktuell wurden zudem die Kapitalverkehrskontrollen verschärft, um die Kapitalflucht von Inländern einzudämmen.

Die Exportstärke hat andere Ursachen als den Wechselkurs. Tatsächlich braucht China eine starke Währung, um den Zufluss ausländischen Kapitals sicherzustellen und den Abfluss von Kapital zu verhindern. Auch die internationalen Ambitionen Chinas sprechen gegen eine Politik der schwachen Währung. Grundsätzlich werden die Wechselkurse heute nicht mehr hauptsächlich durch die Leistungs-, sondern durch die Kapitalbilanz bestimmt. Ausschlaggebend sind Renditedifferenzen, nicht Exportüberschüsse. Mit anderen Worten: Aus einem Exportüberschuss kann nicht ohne Weiteres geschlossen werden, dass der Wechselkurs höher sein müsste.

Der Grund dafür liegt in der schieren Dominanz der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ärkte. Zur Zeit des Plaza-Abkommens im Jahr 1985 betrug der tägliche Handelsumsatz an den weltweiten Devisenmärkten beispielsweise rund 200 Milliarden Dollar. Heute sind es zwölf Billionen Dollar, also das 60-Fache. Davon entfallen den Statistiken der Bank für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ausgleich zufolge 95 Prozent auf grenzüberschreitende Finanzgeschäfte. Exportüberschüsse und -defizite mögen Unternehmen, Gewerkschaften und die Politik bewegen; für die Devisenmärkte und damit für die Bestimmung der Wechselkurse sind sie hingegen fast nicht der Rede wert.

So oder so besteht kein Grund zur Panik. Insgesamt sind die deutschen Exporte im ersten Halbjahr um 3,7 Prozent gestiegen, und der Handelsüberschuss hat sich bei 105 Milliarden Euro stabilisiert. Ausschlaggebend waren dabei vor allem die Ausfuhren an unsere europäischen Nachbarn. Da im Euroraum keine Wechselkurse existieren, kann auch nicht – wie noch zu D-Mark-Zeiten – der Vorwurf erhoben werden, die deutsche Exportstärke sei mit einem zu niedrigen Wechselkurs erkauft. Tatsächlich gab es dafür andere, realwirtschaftliche Gründe – das könnte heute auch auf China zutreffen.

Horst Löchel ist Professor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Ko-Vorsitzender des Sino-German Centers an der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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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lla Mod Wohnen	€	9,56/9,56	0,42
Catella Nachh Immo	€	9,64/9,36	-1,24
Catella Parken Eur	€*	10,82/10,30	0,49
Catella Wohnen Eur	€	10,10/10,10	-0,79
Immo-Spez-Süddeut.	€*	13,64/13,64	-0,99
Multiten. Stiftung	€*	13,11/12,49	-0,87
PaRhei Dutch Resid	€*	14,37/14,37	0,56
Sar Sust Prop-EuCi	€*	1049/1049	0,69
Wirtsch.-reg SüdDE	€*	10,47/9,97	-0,67

BNP Paribas Funds

C&P Funds (Credit & Partners)
C&P Funds ClassiX	€*	114,00/114,00	-1,49
C&P Funds DetoX	€*	68,48/68,48	4,17
C&P Funds QuantiX	€*	212,82/212,82	2,22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46,41/44,20	0,29
DAVIS FUNDS SICAV
Global A	$*	72,20/68,05	-6,04
Value Fund A	$*	126,67/119,39	-4,23

DWS Offene Immobilienfonds

www.dekaf.de	€	109,39/103,92	-3,83
AriDeka CF	€*
BasisStrat Flex CF	€*	139,29/134,26	0,62
BerolinaRent Deka	€*	41,03/39,59	-1,47
BW Zielfonds 2030	€*	54,50/53,43	-0,76
Deka-ESG Div RhEd	€*	119,46/115,14	-3,29
Deka-ESG ReRheinEd	€*	28,98/28,41	-1,01
Deka-Europ.Bal. CF	€*	56,03/54,40	-1,57
Deka-Europ.Bal. TF	€*	106,95/106,95	-1,32
Deka-Europa Akt Str	€*	108,17/103,02	-3,74
DekaFonds CF	€*	162,78/154,65	-4,67
Deka-Global Bal CF	€*	112,83/109,54	-0,19
Deka-Global Bal TF	€*	106,29/106,29	-0,23
Deka-MegaTrends CF	€*	197,54/190,40	2,54
Deka-Na.Div Str CF	€*	162,48/156,61	0,46
Deka-Sachwer. CF	€*	114,33/111,00	0,23
Deka-Sachwer. TF	€*	106,96/106,96	0,21
DekaSpezial CF	€*	838,54/808,23	2,89
DekaTresor	€*	87,38/85,25	-0,50
Div.Strateg.CF A	€*	249,80/240,77	0,53
DivStrategieEur CF	€*	128,49/123,85	-3,80
ESG SeAkREd TF	€*	47,25/47,25	-4,43
Euro Potential CF	€*	172,49/166,26	-3,19
EuropaBond CF	€*	90,85/88,20	-0,98
EuropaBond TF	€*	32,05/32,05	-1,02

Frankf.Sparinvest	€-	216,62/206,30	-5,18
GlobalChampions CF	€-	482,07/464,65	2,91
GlobalChampions TF	€-	409,06/409,06	2,85
Mainfr Strategiek	€-	210,83/210,83	-2,01
Mainfr Wertk ausg	€-	101,41/101,41	-0,31
Multi Asset In.CFA	€-	85,34/82,85	-2,71
Multirent-Invest	€-	33,00/32,04	-1,20
Multizins-INVEST	€-	25,47/24,73	1,06
Naspa-Fonds	€-	40,91/39,91	-1,16
RenditDeka	€-	22,02/21,38	-1,52
RenditDeka TF	€-	27,57/27,57	-1,71
RentenStratGI TF	€-	74,51/74,51	-2,13
RentenStratGlob CF	€-	77,38/75,13	-2,10
Technologie CF	€-	152,04/146,54	9,70
UmweltInvest CF	€-	255,45/246,22	2,88
UmweltInvest TF	€-	214,07/214,07	2,82
Weltzins-Invest P	€-	20,33/19,74	2,12

Köln Str.Chance	€*	88,60/86,86	1,34
Köln Str.Ertrag	€*	45,97/45,07	-0,44
Köln Str.Wachstum	€*	49,39/48,42	0,35
KölnStr.Chance+	€*	79,27/77,72	2,86
UnterStrat Eu CF	€*	195,04/187,99	-2,17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teilspreise von Qualitätsfonds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DJE-Div&Sub P	€ 762,87/726,54	-0,80
DJE-Europa PA	€ 517,95/493,29	-3,59
DJE-Gold&Ressou PA	€ 340,49/324,28	-8,20
DJE-Gold&Stabfd PA	F 164,36/156,53	-2,29
DJE-Mittel&Innov PA	€ 175,21/166,87	-5,81
DJE-Multi Ass&Tre	€ 379,49/364,89	0,48
DJE-Sht Term Bd PA	€ 113,06/111,94	-0,36
DJE-Zins&Divid PA	€ 194,17/186,70	-0,53
FMM-Fonds	€ 89,82/85,54	-1,30

1822 Str.Cha.Pl.	€'	181,82/174,83	0,27
1822 Str.Chance	€'	121,19/117,09	0,23
1822 Str.Ert.Pl.	€'	50,92/49,68	-0,54
1822 Str.Wachstum	€'	63,88/62,02	-0,03
Berol.Ca.Chance	€'	83,64/81,20	1,92
Berol.Ca.Premium	€'	115,27/111,37	2,94
Berol.Ca.Sicherh.	€'	44,68/43,59	-0,34
Berol.Ca.Wachst.	€'	46,34/45,10	0,49
DekaEuAktSpezAV	€'	191,11/191,11	-2,19
DekaEuAktSpezCF(A)	€'	279,42/269,32	-2,03
Deka-FlexZins CF	€'	988,78/983,86	-0,59
Deka-FlexZins PB	€'	991,53/991,53	-0,58
Deka-FlexZins TF	€'	983,26/983,26	-0,59
DekaGlobAktLRCF(A)	€'	281,07/270,91	-0,66
Deka-Indust 4.0 CF	€'	290,39/279,89	7,09
Deka-Indust 4.0 TF	€'	260,95/260,95	7,03
Deka-Lifestyle CF	€'	90,77/87,49	2,41

Deka Intern. (Lux.) (Deka-Gruppe)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PB Wert 4y	€-	115,44/112,08	-0,61
Deka-PISel ausgew	€-	133,20/129,32	0,61
Deka-PISel dynam	€-	163,76/158,99	1,77
Deka-PISel moderat	€-	109,17/107,03	-0,54
DekaStruk.5Chance	€-	253,15/248,19	1,95
DekaStruk.5Chance+	€-	415,21/407,07	3,69
DekaStruk.5Ertrag+	€-	105,42/103,35	-0,29
DekaStruk.5Wachst.	€-	122,51/120,11	0,67
Hamb Stiftung D	€-	1005/985,41	-0,95
Hamb Stiftung I	€-	903,86/886,14	-1,12
Hamb Stiftung P	€-	90,60/87,12	-1,15
Hamb Stiftung T	€-	125,60/120,77	-1,15
Haspa TrendKonz P	€-	91,92/88,38	-0,95
Haspa TrendKonz V	€-	99,61/95,78	-0,67
LBBW Bal. CR 20	€-	46,21/45,30	-0,90
LBBW Bal. CR 40	€-	56,37/55,26	-0,68
LBBW Bal. CR 75	€-	82,05/80,44	-0,27
Priv BaPrem Chance	€-	214,43/214,43	0,13
Priv BaPrem Ertrag	€-	48,32/46,46	-0,64

www.dje.lu l info@dje.lu Tel. 00352 26925220

grundb. europa IC:	€	33,66/32,06	-3,84
grundb. europa RC	€	33,77/32,16	-3,83
grundb. Fok Deu RC	€	48,83/46,50	-3,35
grundb. Fokus D IC:	€	49,15/46,81	-3,33
grundb. global IC:	€	45,12/42,97	-2,10
grundb. global RC	€	44,39/42,28	-2,13

DJE Zins Global P€	€ 135,31/132,66	-0,14
DJE-Asien PA€	€ 259,21/246,87	-0,02
DJE-Concept PA	€ 165,35/157,48	-0,84

Skyline Dynamik

€ 356,41/356,41

-4,26

Fonds Direkt Sicav

GUINNESSGLOBAL INVESTORS

www.guinnessgi.com/de info@guinnessgi.com

Global Equity Inc	€*	/20,65	1,55
Global Innovators	€*	/45,31	5,21
Sustainable Energy	€*	/25,71	-0,63

HWB Pf. Plus CHF	F*	74,61/74,61	1,49
HWB Pf. Plus R	€*	123,97/123,97	1,28
HWB Pf. Plus V	€*	123,60/123,60	1,28
HWB Vict.Str.Pf. R	€*	1459/1459	2,04
HWB Vict.Str.Pf. V	€*	1460/1460	2,04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Tel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ACATIS FV Akt.GI. €* 301,68/287,31 -1,23

UniEuroAktien	€*	126,06/120,06	-4,35
UniEuroRenta	€*	60,91/59,14	-0,62
UniFav.:Akt.-net-	€*	206,52/206,52	3,93
Unifavorit: Aktien	€*	348,81/332,20	3,95
UniFonds	€*	82,82/78,88	-4,36
UniFonds-net-	€*	114,90/114,90	-4,42
UniGlobal	€*	545,66/519,6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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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Geldmarktlds	€*	47,86/47,86	0,15
UniRak	€*	165,65/160,83	1,60
UniRak Konserva A	€*	123,36/120,94	-0,15
UniRak -net-	€*	86,83/86,83	1,57
UniStrat: Ausgew.	€*	91,11/88,46	0,70
UniStrat: Konserv.	€*	80,99/78,63	-0,34

AktienSelect A	€*	212,86/202,72	1,77
Dividende A	€*	86,09/81,99	-3,55
ERGO Vermög Ausgew€		68,30/65,36	-0,17
ERGO Vermög Flexi	€*	74,35/70,81	0,25
ERGO Vermög Robust €		55,56/53,42	-0,69
EuroBalance	€*	79,26/76,21	-0,70
EuroErtrag	€*	71,58/69,16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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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Balance DF	€*	90,91/87,41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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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elect A	€*	58,58/56,87	-1,18
VermAnlage Ret A	€*	90,74/87,25	-0,83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46,64/44,85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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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214,08	-1,56
UBS (L) EM Eq P XA	$*	/229,58	-1,55
UBS (L) GCB AD T2	€*	195,33/189,64	3,02

PrivFd:Kontr.	€*	146,22/146,22	-0,29
PrivFd:Kontr.pro	€*	217,59/217,59	-0,21
UniDeutschl. XS	€*	176,61/169,82	-5,42
UniESG Aktien DeuA	€*	329,46/313,77	-3,81
UniESG Aktien Glo	€*	212,97/202,83	3,22
UniESG Aktien Glo n	€*	180,77/180,77	3,19

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Union Investment: Luxembourg
FairWorldFonds	€*	60,91/59,42	0,69
PrivatFonds: ESG	€*	59,13/59,13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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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Industrie 4.0A	€*	117,90/113,37	4,95
UniMarktf. -net- A	€*	113,84/113,84	2,29
UniOpti4	€*	99,48/99,48	0,09
UniRak ESG A	€*	110,54/107,32	1,73
UniRak ESG net A	€*	104,60/104,6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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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ll noch eine Mail: Den idealen Umgang mit der Arbeitsbelastung zu finden ist keine leichte Aufgabe.

Wenn die Karriere aufs Herz schlägt

Foto Getty

Zu viel Arbeit und zu wenig Entscheidungsmöglichkeiten sind eine gefährliche Mischung. Kommen privater Druck, wenig Sport und Fastfood hinzu, wird es bedrohlich. Aber es gibt gute Wege, wie man trotzdem gesund bleibt.

Von Felicitas Witte

Wer viel arbeitet, macht möglicherweise Karriere, aber er begibt sich auch in Gefahr. Ein Forscherteam hat gerade mit Daten zu 18.500 Beschäftigten aus Deutschland, Italien und den USA gezeigt: Diejenigen, die sehr viel Arbeit hatten und wenig entscheiden konnten, starben eher an Herz-Kreislauf-Krankheiten.

Im Schnitt wurde jeder Teilnehmer 24 Jahre beobachtet, in dieser Zeit traten 842 Todesfälle auf. Dass viel Arbeit das Risiko für Herzinfarkte und Schlaganfälle erhöht, ist seit den 1950er-Jahren bekannt – damals sprach man von der „Managerkrankheit“. Männer – vor allem in Führungspositionen – trieben das Wirtschaftswunder voran, arbeiteten ohne Ende, standen permanent unter Stress und starben dann plötzlich am Herzinfarkt, den Managertod.

In den 1960er- und 1970er-Jahren verstanden die Forscher, dass es nicht nur an viel Arbeit allein liegt, was das Risiko für Herzinfarkt & Co erhöht, sondern auch an den Rahmenbedingungen: Zum Beispiel, ob der Chef nie lobt, die Kollegen einen mobben, ob man eine befristete Stelle hat und ständig um seinen Job fürchten muss oder wenn man psychisch nicht gut mit Arbeitsstress klarkommt. Dann haben große Studien – etwa aus Finnland und Frankreich – herausgefunden, was jetzt auch die neue Studie bestätigt: Die Kombination aus hoher Arbeitsbelastung und wenig Entscheidungsspielraum – Job Strain genannt – tut Herz und Gefäßen nicht gut.

Ihn hätten die Ergebnisse deshalb auch nicht überrascht, sagt Karl-Heinz Ladwig. Er ist Professor für psychosomatische Medizin in der Technischen Uni München und forscht über die Zusammenhänge von psychischem Stress und Herzkrankheiten. „Wir wissen schon seit Jahrzehnten, dass Job Strain schlecht für Herz und Gefäße ist. Neu ist aber, dass der Arbeitsstress sich offenbar auch bis über die Rente hinaus auswirken kann.“

So blieb in der Studie das Risiko für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auch noch nach dem Alter von 65 Jahren deutlich erhöht – ähnlich wie bei Rauchern, die auch noch nach Jahren ein erhöhtes Risiko für Lungenkrebs haben, nachdem sie aufgehört haben. Ladwigs Fazit: „Im Job muss viel mehr auf die Arbeitsbedingungen geachtet werden.“ Durch eine sinnvolle Arbeitsorganisation kann Job Strain reduziert werden. Und man kann selbst etwas dafür tun, dass einem viel Arbeiten nicht aufs Herz schlägt und man relativ entspannt Karriere machen kann.

Akuter Stress ist eine normale und sinnvolle biologische Reaktion; das ist in unserer Evolution fest verankert. Begegneten unsere Vorfahren auf der Jagd einem Löwen, löste das eine Stressreaktion aus: Das sympathische Nervensystem wird aktiviert, Stresshormone ausgeschüttet, Herzfrequenz und Blutdruck steigen, Energie wird mobilisiert, damit unsere Vorfahren wegrennen oder angreifen konnten. „Problematisch wird es, wenn der Stress chronisch wird, diese Aktivierung über Monate oder Jahre immer wieder auftritt und Erholungsphasen fehlen“, sagt Christiane Waller, Kardiologin und Chefärztin Psychosomatik im Klinikum Nürnberg.

Für den Zusammenhang gibt es verschiedene biologische Erklärungen. Vereinfacht gesagt ist das Gleichgewicht zwischen Sympathikus und Parasympathikus gestört, und der Sympathikus ist aktiver. Zudem gibt es Hinweise, dass es zu einer ständigen leichten chronischen Entzündung im Körper kommt, und in manchen Studien veränderte sich der Kortisolspiegel. All dies kann dann letztendlich den Weg zu Herzinfarkt oder Schlaganfall bahnen.

Doch Vorsicht: Es wäre voreilig, gleich alle Schuld auf den Chef zu schieben, weil der so viel Arbeit aufbürdet und jemand deshalb früher sterben wird. Auch die neue Studie beweist nicht, dass der Job Strain die Ursache ist für den vorzeitigen Tod, sie zeigt lediglich einen Zusammenhang. Dass die Gestressten eher sterben, kann auch daran liegen, dass sie einen ungesunden Lebensstil führen.

In der Tat rauchen Beschäftigte mit hohem Job Strain eher, sind übergewichtig, trinken Alkohol und treiben weniger Sport. All dies sind Faktoren, die das Risiko für Herz-Kreislauf-Krankheiten mehr oder weniger stark erhöhen. „Wer viel arbeitet, ist abends zu müde, um Sport zu treiben, und hat keine Zeit und Lust, sich etwas Gesundes zu kochen“, sagt Ladwig. „Stattdessen bestellt man sich Fast Food, fläzt sich vor den Fernseher und trinkt viel Alkohol, um vom Stress runterzukommen.“

Stress im Job erhöht zudem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man auch im Privatleben Probleme hat. „Kommt der Gestresste nach Hause, wird er zum Beispiel sofort vom Partner mit Vorwürfen konfrontiert, statt sich entspannt unterhalten zu können. Durch ständige Kränkungen und den fehlenden Halt vom Partner verliert man seine psychologische Widerstandskraft, und das wiederum macht einen anfälliger für Stressoren im Job – ein Teufelskreis.“

Entscheidend sei wahrscheinlich weniger eine einzelne stressige Woche, sagt Kardiologin Waller, als die chronische Kombination aus hoher Anforderung, geringer Kontrolle und fehlender Regeneration. „Und wenn dann noch andere Risikofaktoren hinzukommen, ist eine Herz-Kreislauf-Krankheit wahrscheinlicher.“ Wer Beschwerden habe, die er bisher nicht kannte, solle die nicht auf Stress schieben, sondern abklären lassen.

uf eine Herz-Kreislauf-Krankheit weisen ein neu auftretender Druck, Engegefühl oder Schmerzen in der Brust, frühe Erschöpfung bei körperlicher Belastung, Luftnot, Herzrasen oder Herzstolpern, Schwindel oder Bewusstlosigkeit und deutlicher Leistungsabfall. „Hat jemand akute starke Brustschmerzen, die womöglich in Arm, Rücken oder Kiefer ausstrahlen, kriegt keine Luft mehr, hat kalten Schweiß auf der Haut und ist ihm übel: Sofort den Notarzt rufen“, sagt die Ärztin. Das können Zeichen für einen akuten Herzinfarkt sein.

Sinnvoller wäre es selbstverständlich, wenn man Herzprobleme durch den Job bei sich grundsätzlich vermeiden könnte. Leider gibt es hierzu bisher wenige aussagekräftige Studien, nur ein paar Hinweise: von Firmenseite Trainings anbieten mit Übungen zu Teamarbeit, Kommunikation, Priorisieren von Aufgaben, Entscheidungsfindung und wie man mit Stress umgeht. Die Arbeit besser organisieren, dem Beschäftigten mehr Entscheidungsspielraum geben und eine realistisch zu schaffende Arbeitsmenge.

Jeder Einzelne kann versuchen, mit Hilfe von Entspannungs- und Achtsamkeitsübungen, Stressmanagement oder kognitiver Verhaltenstherapie, seinen Stress im Job zu senken und dadurch dann hoffentlich auch sein Herz-Kreislauf-Risiko. Doch bevor jemand sich jetzt sofort eine Yogamatte kauft, mit dem Chef die Prioritäten festlegt und Workshops zur Arbeitsorganisation belegt, ist eins wichtig zu wissen: Wer weiterhin abends mit Fastfood und Zigarette auf dem Sofa lümmelt, sein Übergewicht nicht reduziert, hohen Blutdruck und hohe Cholesterinwerte nicht behandeln lässt, tut zu wenig für seine Herzgesundheit.

Wer sich dauerhaft gestresst durch zu viel Arbeit fühle, sollte zunächst überlegen, wo die Belastung entstehe, sagt Stefanie André, Professorin für Gesundheitsmanagement an der privaten Internationalen Hochschule in Dortmund. „Ist es die Menge der Arbeit? Der Zeitdruck? Ständige Unterbrechungen? Dass nicht klar kommuniziert wird, was wann Priorität hat? Dass Sie kaum etwas selbst entscheiden dürfen? Oder erwartet Ihr Chef, Sie müssten immer erreichbar sein?“

Für den Alltag hat sie ein paar Tipps: „Machen Sie sich eine Liste, wann was erledigt werden soll, und haken Sie die Schritt für Schritt ab. Sagen Sie dem

Team und dem Chef, wo Ihre Grenzen sind – zum Beispiel, wenn Sie ein Projekt in der vorgegebenen Zeit nicht schaffen. Schalten Sie das Telefon auf stumm, machen Sie Ihr E-Mail-Programm aus, schließen Sie Ihre Bürotür, oder setzen Sie im Großraumbüro Kopfhörer auf, damit Sie nicht ständig unterbrochen werden. Planen Sie feste Pausen ein und machen Sie dann auch wirklich etwas anderes als Arbeit. Und schauen Sie am Abend oder am Wochenende nicht ständig Ihre beruflichen Mails an.“

All diese Maßnahmen nützten aber nur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e. „Ist die Arbeit in der Firma schlecht organisiert, können das die Mitarbeiter selbst mit dem besten Zeitmanagement nicht verbessern.“

er sich ständig gestresst fühle, solle als Erstes das Gespräch mit den Kollegen suchen, rät Rainer Wieland, stellvertretender Leiter des Wuppertaler Instituts für Unternehmensforschung und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 „Das hilft Ihnen einzuordnen, ob es Ihr Problem ist, wenn Sie unter zu viel Arbeit leiden, oder ob es eines der Firma ist. Wenn mehrere Kollegen ähnlich fühlen wie Sie, liegt die Ursache meist in der Arbeitsorganisation und nicht an der Person selbst.“

Anschließend spreche man mit seinem Chef möglichst konkret und sachlich. „Klagen Sie nicht pauschal „Mir ist alles zu viel“. Sondern beschreiben Sie, welche Aufgaben Sie bis wann machen müssen und ob Unterbrechungen, unklare Prioritäten oder fehlende Informationen Ihr Arbeiten behindern. Und sagen Sie dem Chef dann deutlich, was Sie brauchen.“

Helfen könne auch Job Crafting, denn das gibt einem mehr Autonomie im Job. Job Crafting bedeutet, seine Arbeit aktiv an seine eigenen Stärken, Bedürfnisse und Interessen anzupassen. „Schneiden Sie Ihre Aufgaben so zu, dass Sie stärker zu Ihren Kompetenzen passen, und bauen Sie sich hierfür die notwendigen Ressourcen auf“, rät Wieland. „Beantragen Sie zum Beispiel eine Weiterbildung, oder lassen Sie sich vom Team bestätigen, dass Sie Aufgabe X oder Y super können.“

Job Crafting setze allerdings Handlungsspielraum voraus. „Wo es keinen gibt, stößt auch die beste Selbstorganisation an Grenzen.“ Habe man mehrmals vergeblich versucht, mit seinem Chef zu reden, dass der die Arbeitssituation ändert, und nehme gleichzeitig der Arbeitsstress zu, solle man über einen Jobwechsel nachdenken. „Alarmzeichen sind, wenn Sie sich ständig erschöpft fühlen, schlecht schlafen und in der Freizeit nicht mehr abschalten können, wenn Sie neuerdings zynisch reagieren auf alles, das mit dem Job zu tun hat, und dann auch noch körperliche Beschwerden bekommen.“

Nine To Five Pitch, pitch, hurra

Von Ursula Kals

Nichts macht älter als der verkrampfte Versuch, sich möglichst jung zu geben. Was auf der Contra-Liste landet, dürfte den meisten Lässigkeitsdarstellern aber nicht bewusst sein: vorpreschendes Gehabe, topfit zu sein im Umgang mit der KI und dem eigenen, muskelgestählten Körper – „drei Workouts täglich, fünf Kurzsprints wöchentlich“.

Mit den Jüngeren mithalten?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das geschieht spielend auf allen Ebenen. Sprachlich wird vieles für wild, stabil, stark oder geil befunden, geduzt wird grundsätzlich jeder und jede, ausnahmslos, und gegendert wird ebenso beflissen wie holprig. Optisch wird kein Trend ausgelassen, Buzz Cut (für Fachfremde: kurzer Haarschnitt), Kastenjacke, Strick im Cropped-Schnitt, Plisseehose, gern in Aubergine.

Aber ein Anfang-Sechzigjähriger, der nonstop Fotos von Rennradtouren postet, zum Anzug ausschließlich Sneaker trägt, Vorschläge „töfte“ findet und sich sein erstes Tattoo stechen lässt – so ein Berufsjugendlicher verkommt zur Karikatur. Zu jedem Kantinengang, zu jedem informellen Teeküchenplausch stößt er dazu. Dort lauert er den Jüngeren auf, um sein Ohr „am Puls der Zeit“ zu haben. Hier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 wortgetreu wiedergegebenes Zitat. Pitch, pitch, Hurra!

Je mehr Kollegen sich in die Rente verabschieden, desto mehr scheint manch künftiger Rentner verunsichert. Dass Longevity-Workshops und So-essen-Sie-sichfit-schlank-jung-schön-Ratgeber die irritierte Welt fluten, verschärft diese Verjüngungsbereitschaft. Was diese Ewig-Jugendlichen eint, die nie Rücken, nie Stress mit einem halluzinierenden Techniktool, nie Zweifel am innovativsten Kundenkontakt haben, ist ein irritierendes Störgefühl, das sie auslösen. Ein Motiv für diesen peinlich zelebrierten Forever-Young-Jugendwahn scheint Angst zu sein: Die permanente Sorge, aussortiert, nicht mehr gefragt, vorgestrig zu erscheinen, wenn Jüngere übernehmen und die Hospitantin am zweiten Tag smart Aufgaben erledigt, die ein Boomer-Berufsleben lang einen ganzen Vormittag gekostet haben. Die Jungen scharren doch schon mit den Hufen. Huch, sagt das heute überhaupt noch jemand? Unbedingt. Denn in den Jüngeren wächst die Sehnsucht nach Authentizität. Und nach Kollegen, die reden, sich kleiden und in weiten Teilen arbeiten, wie Menschen um die 60 halt agieren. Das kennen sie von zu Hause.

Karrierefrage auf FAZ.NET

Wenn Sie diesen Code scannen, gelangen Sie zur Ratgeber-Reihe „Die Karrierefrage“. Thema in dieser Woche: Sollte ich mich wegen der KI im Job spezialisieren?

Lieber heimatnah studieren

Die meisten Studienanfängerinnen und -anfänger haben im vergangenen Wintersemester ihr Studium in dem Bundesland begonnen, in dem sie auch die Hochschulreife erworben haben. Das traf auf 69 Prozent der jungen Menschen zu, wi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mitteilte.

Eine Rolle bei der Entscheidung spielt auch die Vielfalt des Studienangebots: In Nordrhein-Westfalen mit vielen Hochschulstandorten blieben mit 82 Prozent besonders viele Studienanfängerinnen und -anfänger im Land. Vergleichsweise gering war dieser Anteil den Angaben zufolge dagegen in Brandenburg mit 33 Prozent – von dort gingen fast ebenso viele junge Menschen zum Studieren ins Nachbarland Berlin (32 Prozent).

Wählen junge Menschen doch ein anderes Bundesland, ist es häufig eines in der Nähe: 17 Prozent der Personen, die im Wintersemester 2025/26 ein Studium in Hamburg begannen, kamen aus Schleswig-Holstein, weitere 16 Prozent aus Niedersachsen. Personen mit 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 aus Niedersachsen stellten den Angaben zufolge 35 Prozent der Studienanfängerinnen und -anfänger in Bremen, das waren ähnlich viele wie aus Bremen selbst (38 Prozent). dpa

Erfolgreich, aber unzufrieden

Neurodivergenz wird häufiger Thema in Chefetagen. Eine Psychologin erklärt, wie sich mit ADHS, Autismus, Hochsensibilität oder Hochbegabung umgehen lässt – und wie aus Einsamkeit Erfolg werden kann.

Frau von Elverfeldt, Ihre Klienten haben viel erreicht, fühlen sich innerlich aber unfrei. Weshalb?

Im ersten Coaching höre ich oft einen Satz, den niemand erwarten würde: „Ich habe das Gefühl, nie wirklich angekommen zu sein.“ Und das, obwohl sie Milliardenbudgets verantworten oder Verantwortung für Tausende Mitarbeitende tragen und entscheidungsstark wirken.

Aber Sie interessiert weniger, welche Position jemand erreicht hat?

Viel mehr interessiert mich, ob jemand sein eigenes Leben führt – oder noch immer einem Drehbuch folgt, das andere für ihn geschrieben haben. Denn wirkliche Freiheit beginnt dort, wo wir aufhören, das Leben anderer zu leben.

Woher rührt diese Zerrissenheit?

Weil sie ihr Leben oft nach Maßstäben beurteilen, die gar nicht ihre eigenen sind. Viele Glaubenssätze entstehen früh. Manche Kinder erleben: „Ich werde geliebt, wenn ich funktioniere.“ Andere lernen: „Sei stark, enttäusche niemanden.“ Diese inneren Regeln verschwinden nicht automatisch, nur weil jemand Karriere macht. Wer seinen Selbstwert dauerhaft an Leistung knüpft, verschiebt mit jedem erreichten Ziel die Ziellinie ein Stück weiter nach oben.

Vordergründig treten diese Menschen häufig souverän auf.

Aber etwas ist nicht stimmig.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en Vorstand, der sagte, jede

Präsentation vor dem Aufsichtsrat fühle sich an wie früher der Versuch, endlich die Anerkennung seines Vaters zu bekommen. Die Bühne hatte sich verändert, die innere Dynamik nicht. Erst als ihm bewusst wurde, dass er heute niemandem mehr beweisen musste, dass er gut genug ist, wurde er ruhiger und klarer. Das erlebe ich häufig.

Ein gewisses Maß an Perfektionismus und Leistungsdruck gehören aber doch dazu, um in Führung zu gehen?

Das Faszinierende ist: Genau diese Eigenschaften haben viele Menschen zunächst erfolgreich gemacht. Perfektionismus kann Karrieren fördern. Kontrolle schafft Sicherheit. Leistungsbereitschaft bringt Menschen an die Spitze. Problematisch wird es erst dann, wenn aus einer früher sinnvollen Strategie ein lebenslanges Programm wird. Dann führt nicht mehr der Mensch seine Strategie, sondern die Strategie den Menschen.

Warum fällt es uns so schwer, das abzulegen?

Weil unser Gehirn Vertrautem zunächst mehr vertraut als Neuem. Unsere Verhaltensweisen sind oft über Jahrzehnte entstanden. Sie haben uns einmal geschützt. Deshalb fühlt sich selbst etwas Belastendes häufig sicherer an als Veränderung. Ich sage meinen Klienten manchmal: „Leiden ist oft vertrauter als Loslassen.“

Wie gelingt es dennoch, freier zu werden? Nicht durch Selbstoptimierung. Sondern durch Selbsterkenntnis. Ich frage meine

Klienten nicht zuerst: „Was möchten Sie verändern?“ Mich interessiert vielmehr: „Wofür lohnt sich diese Veränderung?“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e Partnerin einer großen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die sich trotz außergewöhnlicher Kompetenz immer wieder kleiner machte, als sie war. Nachhaltige Veränderung entsteht selten durch Druck. Sie beginnt erst durch Verstehen.

Warum begegnen Ihnen diese Themen so häufig in Chefetagen?

Weil dort überdurchschnittlich viele Menschen sitzen, die früh gelernt haben, ihren Wert über Leistung zu definieren. Genau das ist das Paradoxe: Was Menschen nach außen erfolgreich macht, ist oft zugleich das, was sie innerlich erschöpft. Selbst Erfolg löst dieses Grundgefühl nicht automatisch auf.

Warum wird die sogenannte Neurodivergenz in Führungspositionen dominanter?

Ich erlebe immer häufiger Führungskräfte, die hochbegabt, hochsensibel oder neurodivergent sind – beispielsweise mit ADHS –, oft ohne dies lange selbst gewusst zu haben. Früher hat man das nicht diagnostizieren können. Wir erkennen heute besser, dass viele außergewöhnlich erfolgreiche Menschen schon immer außergewöhnlich gedacht haben.

Sie haben offenbar früh gelernt, anders zu sein.

Wer schon als Kind erlebt, dass er anders denkt, entwickelt häufig Fähigkeiten, die später in Führungsrollen entscheidend werden, Selbstreflexion, Kreativität, Problemlösung, Durchhaltevermögen und eigenständiges Denken.

Wodurch entsteht Neurodivergenz?

Sie ist überwiegend genetisch angelegt. Die Biographie entscheidet jedoch maßgeblich darüber, wie ein Mensch mit dieser Veranlagung leben lernt und ob daraus Resilienz und berufliche Stärken oder Selbstzweifel und Erschöpfung entstehen.

Erläutern Sie das bitte.

Zwei Menschen können dieselbe genetische Veranlagung haben. Der eine hört als Kind: „Mit dir stimmt etwas nicht.“ Der andere hört: „Du denkst anders, und genau das ist deine Stärke.“ Beide starten mit ähnlichen Voraussetzungen. Ihre beruflichen Wege können dennoch völlig unterschiedlich verlaufen. Erfolg folgt, wenn Sie sich selbst folgen.

Was läuft bei ihnen noch anders?

Sie nehmen Spannungen, Widersprüche und unausgesprochene Dynamiken häufig früher und intensiver wahr als andere. Viele entwickeln daraus außergewöhnliche Beobachtungsgabe, Anpassungsfähigkeit und Leistungsorientierung.

Komplex zu denken, ist in Zeiten großer Umwälzungen doch geboten?

Wir brauchen tatsächlich eine neue Art zu denken. Viele haben früh gelernt, ihre Besonderheiten zu kompensieren. Sie beobachten präziser, denken vernetzter, erkennen Entwicklungen früher und stellen Fragen, auf die andere gar

Ganz oben – und ganz alleine? Foto Getty

nicht kommen. In einer zunehmend komplexen Welt können genau diese Fähigkeiten – Kreativität, hohe Empathie, schnelle Mustererkennung und vernetztes Denken – zu einer außergewöhnlichen Führungsstärke werden.

Klingt erfreulich. Was ist die Kehrseite? Gleichzeitig kostet diese permanente Anpassung oft enorm viel Energie. Betroffene fühlen sich unverstanden oder emotional nicht wirklich gesehen. Viele fühlen sich ihr Leben lang „anders“, ohne erklären zu können, warum. Im Coaching erleben sie zum ersten Mal Erleichterung und erkennen, dass mit ihnen nie etwas falsch war. Sie funktionieren einfach anders. Erst wenn Menschen verstehen, warum sie sich so verhalten, entsteht die Möglichkeit, sich bewusst neu zu entscheiden.

Und wie läuft das beruflich rund?

Menschen scheitern selten an ihrer Neurodivergenz, sondern häufiger an einem Umfeld, das ihre Stärken nicht erkennt und die als Belastung wahrnimmt. Karriere entsteht dort, wo Begabung und Umfeld zusammenpassen. Ein Merkmal, das in einer Organisation als Schwäche gilt, kann in einer anderen zum größten Wettbewerbsvorteil werden.

Wie erkennen Führungskräfte, wen sie vor sich haben?

Indem sie sich informieren und hinsehen. Viele Menschen mit ADHS arbeiten eher in intensiven Konzentrationsphasen und benötigen anschließend kurze mentale Pausen. Zahlenkolonnen zu bearbeiten, unterfordert sie, ein Autist macht das meist gern. Bei den Hochsensiblen muss man schauen, dass sie nicht zu viel Lärmreizen ausgesetzt sind, bei den Hochbegabten darauf achten, dass sie nicht unterfordert eingesetzt sind.

Was würden Sie Führungskräften nahelegen?

Die besten Teams bestehen nicht aus Menschen, die gleich denken, sondern aus Menschen, die unterschiedlich denken und ein gemeinsames Ziel verfolgen.

Die Fragen stellte Ursula K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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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enangebote

Die Landesärztekammer RLP sucht Geschäftsführende Ärztin / Geschäftsführenden Arzt (m/w/d)

An der Schnittstelle zwischen Vorstand und kommissarischer Hauptgeschäftsführung sowie hauptamtlicher Verwaltung und Ehrenamt übernehmen Sie die verantwortungsvolle und vielseitige Aufgabe, unsere Organisation durch die komplexe Landschaft des Gesundheitswesens zu steuern. Hierbei kommt Ihre Expertise als Ärztin/Arzt zum besonderen Einsatz, da Sie insbesondere ärztliche und fachmedizinische Fragestellungen primärer Ansprechpartner für Verwaltung, kommissarische Hauptgeschäftsführung, Vorstand und Anfragen von außen sind. Im Kontakt mit Ihren Gesprächspartnern innerhalb (Mitglieder, ehrenamtliche Gremien) und außerhalb (Akteure des Gesundheitswesens, Politik, Medien, etc.) vertreten Sie die Landesärztekammer im Sinne und in Abstimmung mit dem Vorstand und der kommissarischen Hauptgeschäftsführung sachkompetent, souverän und mit politischem Gespür. Sie verfügen über ein abgeschlossenes Hochschul-/Universitätsstudium der Humanmedizin und eine deutsche Approbation. Das Vorliegen einer Facharztqualifikation ist von Vorteil, aber keine zwingende Bedingung. Sie haben sich Fähigkeiten während langjähriger Berufs- und Leitungserfahrung - im Idealfall in einschlägigen Organisationen, vorzugsweise im administrativen Bereich - erworben. Sie sollten sich in den Strukturen und den wesentlichen rechtlichen und politischen Implikationen des Gesundheitssystems sowie den Grundlagen der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 auskennen. Ihre aussagefähigen Bewerbungsunterlagen senden Sie bitte bis 15. November 2026 an die Landesärztekammer Rheinland-Pfalz usw. Kennwort "Bewerbung Geschäftsführende/r Ärztin/Arzt" an vorzimmer@laek-rlp.de.

Seit über 25 Jahren verbinden wir europaweit Menschen und Natur über Ländergrenzen hinweg. Gerne informieren wir Sie über unsere Projekte.

Zukunft gestalten:

Die Veranstaltungsreihe von Thalia und F.A.Z.

Was tut ein Journalist, wenn der Staat ihn zum Schweigen bringen möchte?

491 Tage in russischer Haft, 16 Jahre Lagerhaft als Urteil – und ein spektakulärer Gefangenenaustausch, der die Welt aufhorchen ließ.

Im Gespräch mit den F.A.Z.-Redakteuren Sandra Kegel (Feuilleton) und Reinhard Vester (Politik) erzählt der „Wall Street Journal“-Reporter Evan Gershkovich zum ersten Mal seine Geschichte: über Isolation, Willkür und die Widersprüche eines Landes, das ihn fasziniert und verfolgt hat. Ein bewegendes Zeugnis über Mut, Wahrheit und Pressefreiheit.

Weitere Informationen erhalten Sie unter faz.net/thalia Hier können Sie sich auch für die Teilnahme vor Ort anmelden.

Nicht verpassen: Am 15. Oktober in Hamburg teilnehmen unter faz.net/thalia

Thalia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Frauen zwischen Tradition und Moderne

Der Beruf der Sekretärin eröffnete Frauen in den 1950er-Jahren ein eigenständiges Leben. Annegret Braun erzählt anhand von erstmals veröffentlichten Tagebüchern, wie der Alltag dieser Frauen aussah und wovon sie träumten.

DIE SEKRETÄRIN Annegret Braun 272 Seiten - 24 Euro ISBN 978-3-96251-173-9 www.fazbuch.de 0711-7899 2044 faz@zeitfracht.de

Kein Zugriff auf den König

Von Christian Kamp

Für einen kurzen Moment konnte man denken, dass in Berlin doch noch Geschichte geschrieben wird. „Aleksander Čeferin nimmt die einstimmige Bitte der 55 Mitgliedsverbände an“, begann das Kommuniqué, das eine Stunde nach dem so apostrophierten „Anti-Infantino-Gipfel“ von der Europäischen Fußball-Union (UEFA) verbreitet wurde.

Aber natürlich war es nicht so, dass Čeferin doch noch gegen Gianni Infantino in den Ring steigt. Damit hatte niemand ernsthaft rechnen können. Sondern, so ging der Satz weiter, dass der Slowene für eine vierte Amtszeit als UEFA-Chef kandidiert. Das könnte, nebenbei, noch ein Thema im Machtkampf mit Infantinos FIFA werden: Weil es ebenfalls Statuten dehnt, um zu einer zeitlichen Erweiterung der Macht zu kommen, auch wenn das Problem der Bad Governance unter Infantino völlig andere Dimensionen betrifft. Aber das ist nich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der europäisch angeführten Opposition im Kampf gegen den FIFA-Chef. Hier hat man auch nach dem Berliner Gipfel den Eindruck, dass zwar weiter von verschiedensten Seiten Druck ausgeübt wird, aber nicht so, dass ein Erfolg absehbar wäre. Wie auf dem Schachbrett, wenn das Endspiel einfach nicht zum Ziel

Ein Herausforderer für Gianni Infantino fehlt weiter. Ohne großen Namen droht eine große Enttäuschung.

führt. Der König mag moralisch nackt sein, aber Matt gesetzt ist er noch lange nicht.

In der kommenden Woche, beim Treffen des FIFA-Councils, soll noch einmal nachgelegt werden, wie Bernd Neuendorf, der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Fußball-Bundes (DFB), nach dem Berliner Treffen bekräftigte. Infantinos Sonnenkönig-Soli rund um die vergangene Weltmeisterschaft sollen endlich klar und offen adressiert werden. Der Friedenspreis für Donald Trump sowie der heiße Draht zum US-Präsidenten im Fall Balogun sind auch Gegenstand zweier Anträge des norwegischen Verbandes unter seiner Präsidentin Lise Klaveness. Aus Berlin ist zudem ein Katalog für eine institutionelle Reform der FIFA nach Zürich vorausgesendet worden, der vor allem auf eine echte Gewaltenteilung sowie einen Präsidenten in anderer, begrenzter Rolle zielt, wie es ja schon einmal hätte sein sollen, ehe eine Rolle rückwärts folgte (auch mit den Stimmen der Europäer).

Doch für einen echten Wandel wird das nicht genügen. Den kann es nur geben, das hat auch die UEFA noch einmal klar formuliert, wenn Infantino fällt. Der allerdings bekam gerade noch einmal einstimmig die Unterstützung der afrikanischen Verbände und kostet auch sonst alle Vorteile einer asymmet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aus: Mit dem Apparat und den Ressourcen der FIFA führt er global Wahlkampf, während die Opposition offenkundig Mühe hat, einen Herausforderer zu finden. Eine „respektierte und vereinigende Figur, tief verwurzelt im Fußball“, soll es sein, mit der „Vision und Erfahrung zu führen“ sowie „eindeutigem Bekenntnis zu Entwicklung, Reform, Integrität und Unabhängigkeit“. Das klingt fast zu gut, um noch rechtzeitig wahr zu werden. Am 18. November läuft die Frist ab, und zuletzt schienen die Kandidaten eher weniger zu werden. Auch Victor Montagliani, der Chef der nord- und mittelamerikanischen Verbände (CONCACAF), soll seine Zukunft in der eigenen Konföderation sehen.

In Berlin wurde Optimismus verbreitet, dass da noch etwas kommt. Ohne großen Namen jedenfalls droht eine große Enttäuschung. Und die Aussicht auf einen längeren institutionellen Kampf, für den wiederum der Name Čeferin stehen könnte.

Ergebnisse auf FA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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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siv, dynamisch, nach vorne“: Mauro Lustrinellis Devise klang bei seinem Amtsantritt nach einer Abkehr von alten Tugenden.
Foto EPA

Polonaise rückwärts

Bei Union Berlin sind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erfolgreiche Zeit mit Urs Fischer verblasst. Trainer Mauro Lustrinelli hat den Stilbruch gewagt – doch nun könnte ihm ein ungemütlicher Herbst bevorstehen.

R und um das Stadion An der Alten Försterei dröhnen die Presslufthämmer. Bagger reißen die Straßen auf, Arbeiter wuseln durch die Gegend. Neue Zufahrtswege entstehen. Bald soll am Stadion Hand angelegt werden. Die Alte Försterei wird umgebaut, vergrößert auf mehr als 30.000 Plätze, für das Frühjahr ist der Baubeginn geplant. Ein gewaltiges Infrastrukturprojekt.

Von Sebastian Stier, Berlin

Alles neu bei Union, das gilt auch für den Fußball. Im Sommer hat Mauro Lustrinelli die Mannschaft des Berliner Bundesligaklubs übernommen. Ein Schweizer. Mit Schweizern haben sie im Berliner Südosten beste Erfahrungen. Urs Fischer war es, der den 1. FC Union nicht nur in die Bundesliga führte, sondern auch in die Champions League. Fünf Jahre dauerte seine Amtszeit, die bis heute nachwirkt. Und sei es nur als Erinnerung.

Viel mehr ist nicht geblieben von diesen erfolgreichen Tagen. Hinter dem Klub liegt ein schwacher Start, nur ein Punkt aus vier Spielen, Platz 17 in der Tabelle. Vor dem Heimspiel am Samstag gegen Aufsteiger Elversberg (15.30 Uhr im F.A.Z.-Liveticker zur Fußball-Bundesliga und bei DAZN) ist zum ersten Mal der Druck des Gewinnenmüssens spürbar. Sonst könnte Lustrinelli ein ungemütlicher Herbst bevorstehen.

Ihn und Fischer verbindet in ihrer Sicht auf das Spiel kaum mehr als die Nationalität. Bei seiner Vorstellung im Mai sprach Lustrinelli von nicht weniger als dem totalen Stilbruch. „Offensiv, dynamisch, nach vorne“ wolle er spielen lassen, sagte Lustrinelli. Das klang für langjährige Begleiter der Berliner in etwa so, als würde der neue Abteilungsleiter einer Versicherungsagentur eine tägliche Polonaise im Büro versprechen.

Viele Jahre fußte Unions sportlicher Aufschwung unter Fischer auf grundsoliden Tugenden und einigen unverhandelbaren Prinzipien. Die da lauteten: Die Defensive ist von drei Innenverteidigern zu organisieren, das Mittelfeld wird zügig und ohne Scham vor lang geschlagenen Diagonalbällen überbrückt, und vorne werden Eckbälle und Freistöße zur Kunstform erhoben. Sprich, variantenreich ins gegnerische Tor befördert. Nun aber kam einer, der nicht weniger als offensives Spektakel versprach.

Nach vier Bundesligaspielen unter Mauro Lustrinelli lässt sich sagen, dass es mit dem Spektakel nicht zu weit hergeholt war. Wenn Union spielt, ist Unterhaltung geboten. Nur nicht so, wie sich das der Trainer vorstellt. Siebzehn Gegentore mussten die Berliner bereits hinnehmen. Mehr als jede andere Mannschaft. Vor der Länderspielpause gab es gleich sieben in München. In keinem Spiel bekam Union weniger als drei. „Grundsätzlich geht es im Fußball darum, stabil und kompakt zu stehen“, sagt Leopold Querfeld. Er ist Verteidiger beim 1. FC Union und Teil einer Debatte, die sie im Idealfall gar nicht führen wollten, die aber nach dem schwachen Start unumgänglich ist. Wie viel Veränderung verträgt Union? Nach Fischers Abschied im November 2023 haben sich etliche Trainer an einem Stilwechsel versucht und auch die Viererkette immer wieder zum Versuchssobjekt erhoben. Am Ende mussten aber alle einsehen, dass eine Rückkehr zum Status quo unumgänglich ist.

Lustrinelli setzt auch nach dem enttäuschenden Start auf eine Abwehrreihe aus vier Spielern und ordnet ein Pressing in Räumen an, in denen Union zuvor nur sporadisch unterwegs war. Alles neu eben. „Bisher hat alles noch nicht so ineinandergegriffen, wie wir uns das vorgestellt haben“, sagt Querfeld. Er selbst bezeichnet den Start als „nicht zufriedenstellend“.

Der Österreicher ist 2024 zu Union gekommen, fast ein Jahr nach Fischers Abschied. Indirekt beeinflusst von dessen Arbeit wurde er trotzdem. Das System mit drei Innenverteidigern blieb bestehen, Querfeld wurde zum Chef in der zentralen Position aufgebaut, flankiert von den menschlichen Türmen Diogo Leite und Danilho Doekhi. Leite und Doekhi sind weg, abgewandert im Sommer zu Lazio Rom. Ihr Abschied hat auch etwas mit Unions Misere zu tun. „Die zwei sind jahrelang im Verein gewesen und haben bewiesen, welche Qualität sie haben. Natürlich ist es nicht leicht, solche Spieler zu ersetzen“, sagt Querfeld, der in der neu formierten Viererkette wie seine Kollegen nach Halt sucht.

Seit dem Abschied von Oliver Ruhnert fällt es Union immer schwerer, Abgänge gleichwertig zu ersetzen. Ruhnerts Transfer-Trefferquote war einst Garant für den sportlichen Aufstieg. Spieler kamen und gingen, qualitative Einbußen gab es nur selten. Auch das hat sich geändert. Von den Zugängen konnte bisher keiner überzeugen. Anders als früher kamen die neuen Innenverteidiger Felix Uduokhai und Zeno Van Den Bosch in kein stabiles Konstrukt, sondern in eine verunsicherte Mannschaft, die sich schon im Frühjahr nur mühevoll ins Ziel schleppte, das da hieß Klassenverbleib.

Lustrinelli hat unterschiedliche Spieler in der Defensive ausprobiert, auch Leopold Querfeld musste das erfahren. Beim 0:4 in Leverkusen saß er draußen, danach rotierte er wieder in die Startformation. Als Profi versucht er die Diskussion ums System nicht zu befeuern, aber seine Wortwahl verrät auch ein natürliches Fremdeln. Er sagt: „Die Formation sollte keine Ausrede sein. Sie entscheidet nicht alles.“ Kurze Pause. Dann sagt er: „Insgesamt ist es aber schon eine Umstellung.“

Umstellungen benötigen Zeit, aber die gibt es in der Bundesliga kaum. Ausnahme war die über zweiwöchige Länderspielpause. „Wir haben die Zeit genutzt, um uns auf die kommenden Wochen vorzubereiten“, sagt Querfeld. Ob es ein Aufbruch in die Zukunft wird, ist ungewiss.

Punk-Spirit aus dem Käfig

UNSER TÄGLICH BUCH (5)

Mit klappernden Typen, Pritt-Stift und Letraset gegen das Establishment: Wie die goldene Ära der Fanzines den englischen Fußball ein bisschen besser machte.

To loos or not to loos? Newcastle-Fans gehen 1982 auf die Barrikaden. Foto Imago

Wenn der Samstag kommt: In den 1980er Jahren bedeutete das für englische Fußballfans Leidenschaft, aber auch sehr viel Leiden. Verrottende Stadien, vergammelte Pies, verwahrlosste Sitten. Die Ära des Not-so-beautiful-game. In der man und mehr noch frau schon auf der Suche nach dem allereinfachsten verzweifeln konnte: einem nicht entwürdigenden Klo.

Darüber schreibt seinerzeit etwa eine Anhängerin des Traditionsklubs Notts County mit dem wundervoll mehrdeutigen Pseudonym To Loos the Trek. Nicht fingers crossed, sondern legs crossed, lautete das Motto. Es hat gerade noch eine andere Ära begonnen: die der Fanzines, der „alternativen Presse des Fußballs“, wie es im Untertitel des Buchs von Daniel Gray heißt, das tief in diese Zeit eintaucht, in der die Toilettenreportage ein eigenes Genre wurde.

Aber so lustig, wie das klingen mag, war es nicht. Gray, Anhänger des FC Middlesbrough, beginnt mit der Brandkatastrophe von Bradford 1985, als sich der unter einer Holztribüne gesammelte Müll entzündete und zu einem Höllenfeuer wurde, das 56 Menschenleben kostete. Über den desolaten Zustand im Valley Parade hatte (hätte!) man vorher auch im Fanzine The City Gent lesen können.

Es folgt, keine drei Wochen später, die Tragödie von Heysel mit 39 Toten, als eine kollabierende Mauer die Menschen beim Europapokalfinale der Landesmeister zwischen Liverpool und Juventus unter sich begrub. Fans hatten das Desaster ausgelöst, aber das bröckelnde Stadion und die bodenlose Ignoranz des europäischen Verbands und der Behörden waren mitschuldig.

Die englische Fanbewegung, die in den Fanzines, aber auch in der Gründung der

Football Supporters Association 1986 ihren Ausdruck fand, kämpfte fortan für einen besseren Fußball. Einen, in dem Fans nicht wie Vieh behandelt werden.

When Saturday Comes: Das ist der heute noch an den Kiosken greifbare Inbegriff jener Zeit. 1986 von zwei Mitarbeitern eines Plattenladens gegründet, wie die Fanzine-Kultur überhaupt dem Punk-Spirit jener Jahre entsprang, mit klappernden Typen, Pritt-Stift und Letraset gegen das Establishment.

Eine Subkultur, die half, den Fußball aus der Schmuddelecke zu holen, und damit – Ironie der Geschichte – auch dazu beigetragen hat, ihn zum Big Business zu machen, in dem es kaum noch Platz für Nischen gibt. Eine Million Exemplare sollen zur Hochphase der Fanzines in einer Saison verkauft und verteilt worden sein, 1988/89.

In der kam auch der Samstag, der 15. April: 97 Tote im Hillsborough-Stadion von Sheffield beim FA-Cup-Halbfinale zwischen Liverpool und Nottingham

Besprochenes Buch: Daniel Gray: Fanzine. The story of football's alternative press. Bloomsbury, 288 Seiten, 20 £.

Forest. Wieder sollten nur die Fans die Schuldigen gewesen sein, wie das bis heute berühmteste Cover von When Saturday Comes bissig illustrierte. Ein trauriger Flashback, aber auch ein guter Anlass, dieses Buch in die Hand zu nehmen.

Das ist zwar einerseits schon: Special Interest. Andererseits aber mehr, als sein Titel verspricht, nämlich auch eine alternative Geschichte des englischen Fußballs jener Zeit. Eine, in der die Leidenschaft der Fans zwar keinen alternativen, aber einen etwas besseren Fußball möglich machte. CHRISTIAN KAMP

In Kürze

Verstappen holt Sprint-Pole

Nach einer Chaos-Qualifikation ist Max Verstappen im Red Bull zur Pole Position für das letzte Formel-1-Sprintrennen des Jahres in Singapur gerast. Nach Verzögerungen wegen eines Crashes von Sergio Perez und Problemen mit den Zeitmessystemen verwies der Malaysia-Gewinner aus den Niederlanden Mercedes-Pilot George Russell auf den zweiten Platz. Unter dem Flutlicht auf dem Marina Bay Street Circuit sicherte sich Charles Leclerc im Ferrari Rang drei für den Sprint am Samstag (11 Uhr/Sky). WM-Spitzenreiter Kimi Antonelli musste sich im zweiten Mercedes mit Platz sieben begnügen. Nach Getriebeproblemen im einzigen Freien Training reichte es für Nico Hülkenberg im Audi später nur zu Position zwölf. dpa

Stützles starker Saisonstart

Die Ottawa Senators mit dem deutschen Eishockey-Nationalspieler Tim Stützle haben ihren starken Saisonstart in der NHL fortgesetzt. Beim 2:1 gegen die noch sieglosen Philadelphia Flyers gewann Stützles Team zum dritten Mal im vierten Spiel und bleibt in der Eastern Conference im Kreis der Spitzenmannschaften. John-Jason Peterka erkämpfte einen 6:1-Sieg gegen Utah Mammoth. dpa

EM ohne Ovtcharov

Der zehnmalige Tischtennis-Europameister Dimitrij Ovtcharov hat seine Teilnahme an der Einzel-EM in Ljubljana verletzungsbedingt abgesagt. Wie der Deutsche Tischtennis-Bund (DTTB) am Freitag mitteilte, plagen den 38-Jährigen Probleme mit seinem rechten Bizeps. In Sloweniens Hauptstadt sollte Ovtcharov neben der Einzelkonkurrenz im Doppel an der Seite von Patrick Franziska aufschlagen. Für ihn rückt Ricardo Walther. dpa

ERSTE BUNDESLIGA		5. Spieltag
Bor. Dortmund – Werder Bremen		Fr., 20.30 Uhr
TSG Hoffenheim – Hamburger SV		Sa., 15.30 Uhr
FC Augsburg – Bayern München		Sa., 15.30 Uhr
FSV Mainz 05 – Bayer Leverkusen		Sa., 15.30 Uhr
Union Berlin – SV 07 Elversberg		Sa., 15.30 Uhr
SC Paderborn – VfB Stuttgart		Sa., 15.30 Uhr
RB Leipzig – Eintr. Frankfurt		Sa., 18.30 Uhr
1. FC Köln – Bor. Mönchengladbach		So., 15.30 Uhr
SC Freiburg – FC Schalke 04		So., 17.30 Uhr

	Verein	Sp.	g.	u.	v.	Tore	Pkte.
1	Bor. Dortmund	4	4	0	0	9:2	12
2	Bayern München	4	3	1	0	14:2	10
3	SC Freiburg	4	3	1	0	12:3	10
4	FC Augsburg	4	2	1	1	11:6	7
5	Bayer Leverkusen	4	2	1	1	10:5	7
6	FSV Mainz 05	4	2	1	1	10:6	7
7	SV 07 Elversberg	4	2	1	1	8:7	7
8	Werder Bremen	4	2	1	1	8:8	7
9	RB Leipzig	4	2	0	2	9:5	6
10	Eintr. Frankfurt	4	1	2	1	9:10	5
11	FC Schalke 04	4	1	2	1	3:4	5
12	SC Paderborn	4	1	1	2	3:5	4
13	1. FC Köln	4	1	1	2	6:9	4
14	TSG Hoffenheim	4	1	0	3	7:10	3
15	VfB Stuttgart	4	1	0	3	6:9	3
16	Hamburger SV	4	1	0	3	2:13	3
17	Union Berlin	4	0	1	3	4:17	1
18	Bor.Mönchengladbach	4	0	0	4	6: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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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chste Spiele: Fr., 16.10., 20.30 Uhr: Eintr. Frankfurt – 1. FC Köln; Sa., 17.10., 15.30 Uhr: Union Berlin – Bor. Dortmund, Hamburger SV – VfB Stuttgart, Werder Bremen – SC Paderborn, FC Schalke 04 – FSV Mainz 05, SV 07 Elversberg – FC Augsburg; Sa., 17.10., 18.30 Uhr: Bayern München – RB Leipzig; So., 18.10., 15.30 Uhr: Bayer Leverkusen – SC Freiburg; So., 18.10., 17.30 Uhr: Bor. Mönchengladbach – TSG Hoffenheim

ZWEITE BUNDESLIGA		7. Spieltag
1. FC Heidenheim – 1. FC Kaiserslautern	Fr., 18.30 Uhr
Eintracht Braunschweig – Holstein Kiel	Fr., 18.30 Uhr
Darmstadt 98 – Energie Cottbus	Sa., 13.00 Uhr
1. FC Magdeburg – Hannover 96	Sa., 13.00 Uhr
VfL Osnabrück – Dynamo Dresden	Sa., 13.00 Uhr
1. FC Nürnberg – VfL Wolfsburg	Sa., 20.30 Uhr
FC St. Pauli – Karlsruher SC	So., 13.30 Uhr
Hertha BSC – SpVgg Gr. Fürth	So., 13.30 Uhr
VfL Bochum – Arminia Bielefeld	So., 13.30 Uhr

	Verein	Sp.	g.	u.	v.	Tore	Pkte.
1	Hertha BSC	6	6	0	0	17:7	18
2	1. FC Nürnberg	6	5	1	0	16:6	16
3	1. FC Heidenheim	6	4	1	1	14:12	13
4	VfL Wolfsburg	6	3	2	1	15:8	11
5	FC Kaiserslautern	6	3	2	1	6:4	11
6	1. FC Magdeburg	6	3	1	2	11:9	10
7	Energie Cottbus	6	2	2	2	14:13	8
8	FC St. Pauli	6	1	4	1	8:8	7
9	VfL Bochum	6	2	1	3	5:6	7
10	Hannover 96	6	2	1	3	7:9	7
11	VfL Osnabrück	6	2	1	3	9:12	7
12	SpVgg Gr. Fürth	6	1	3	2	9:11	6
13	Arminia Bielefeld	6	1	2	3	10:12	5
14	Karlsruher SC	6	1	2	3	6:12	5
15	E. Braunschweig	6	1	1	4	12:13	4
16	Holstein Kiel	6	0	4	2	7:10	4
17	Dynamo Dresden	6	1	1	4	8:14	4
18	Darmstadt 98	6	1	1	4	5:13	4

Aufstiegsplätze Relegation Abstiegsplätze

Nächste Spiele: Fr., 16.10., 18.30 Uhr: Holstein Kiel – Hertha BSC, Energie Cottbus – 1. FC Nürnberg; Sa., 17.10., 13.00 Uhr: VfL Wolfsburg – 1. FC Heidenheim 1846, 1. FC Kaiserslautern – VfL Bochum, SpVgg Gr. Fürth – Eintracht Braunschweig; Sa., 17.10., 20.30 Uhr: Hannover 96 – FC St. Pauli; So., 18.10., 13.30 Uhr: Karlsruher SC – Darmstadt 98, Dynamo Dresden – 1. FC Magdeburg, Arminia Bielefeld – VfL Osnabrück

Sport

UNGEORDNETER RÜCKZUG

Fotos Picture Alliance; Bearbeitung F.A.Z.

Ein neues Sicherheitskonzept soll beim Fußball wie zwischen dem 1. FC Köln und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am Sonntag Konflikte mit Fans reduzieren sowie Geld sparen. Die Kommunen fühlen sich überrumpelt.

Von Daniel Theweleit, Köln

Die Mitglieder der Ultraszene des FC Bayern München sind ziemlich überrascht, als sie Anfang September vor ihrem Spiel beim FC

Schalke 04 aus ihren Bussen steigen. Statt der bei vielen Fußballfans keinesfalls willkommenen Bereitschaftspolizei, von der sie normalerweise empfangen werden, tauchen plötzlich sehr streitlustige Schalker auf. Es kommt zu einer Prügelei, die schließlich doch von der Polizei beendet wird. Aber reichlich spät. Pfefferspray erfüllt die Luft.

Über den exakten Hergang werden anschließend verschiedene Versionen verbreitet. Öffentlich sichtbar ist nur, dass im Gästeblock der Support der Ultras ausbleibt. Manche sagen, aus Protest, andere behaupten, weil wichtige Protagonisten der Szene sowie Banner und Fahren nicht im Stadion ankamen. Was zu diesem Zeitpunkt kaum jemand weiß: Der Verlauf des Vorfalls ist eine Folge der neuen Polizeistrategie rund um die Spiele der oberen drei Lig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Kooperationsvereinbarung zur Einrichtung und Einhaltung von Stadionallianzen“ lautet der sperrige Name des spannenden Projekts, mit dem der Alltag des Fußballs in den oberen Klassen in NRW grundsätzlich gestaltet werden soll.

Dahinter steckt ein komplexes Konzept, dessen Kernaspekt erstaunt. Schließlich war während der vergangenen Jahre von Mitarbeitern in den Innenministerien der Ruf nach einem härteren Durchgreifen zu hören. Nun jedoch heißt es in einem „Informationsschreiben“ der Landesinformationsstelle Sporteinsätze Nordrhein-Westfalen: „Liebe Fußballfans, (...) Im Zuge der Umsetzung der Stadionallianzen werden wir polizeiliche Einsatzkräfte noch zielgenauer einsetzen. Dies führt dazu, dass Sie unter Umständen weniger Polizei wahrnehmen, als Sie es bisher vielleicht gewohnt sind.“

Salopp gesagt: Die Beamte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oft mit mehreren über die ganze Stadt verteilten Hundertschaften, mit Wasserwerfern, Drohnen und Pferden unterwegs waren, ziehen sich zurück. Als Landesinnenminister Herbert Reul das Konzept im Juli vorstellt, sagt er: „Ich habe viele Zuschriften von Fans, die sagen: „Das kriegen wir schon alleine hin. Wenn ihr kommt, reizt uns das nur.“ Jetzt kann es bewiesen werden.“

Auf Schalke ist das leider etwas schiefgegangen, aber damals wusste auch noch kaum jemand von den Veränderungen. Ein Sprecher der Fanhilfe Münster glaubt, „dass viele Fans bis heute noch nichts davon gehört haben, dass sich die Vorgehensweise der Polizeien geändert hat“. Das wird sich ändern. Aber nicht nur wegen des Informationsmangels verfehlt Reuls Aussage den Kern des Themas. Denn es geht um viel mehr als um den Trotz eines Politikers, der ein Problem bislang nicht in den Griff bekam.

Die Idee besteht vielmehr darin, ein offenkundig viel zu teures und schlecht ausbalanciertes System zu verbessern und Verantwortung anders zu verteilen. Die Klubs sind als Veranstalter der Spiele zuständig für die Stadien und das unmittelbare Umfeld. Die Städte kümmern sich wie bei einem Karnevalszug oder einer anderen Veranstaltung mit geringem Konfliktpotential um den restlichen öffentlichen Raum. Die Polizei soll lediglich „Straftaten verhüten sowie vorbeugend bekämpfen“ und „Straftaten verfolgen“, wie es in der Kooperationsvereinbarung heißt. Die Steuerzahler würden weniger belastet.

Zuvor gab es bei der Polizei Einsatzleitungen, die bei Spielen ziemlich willkürlich mit dem „großen Besteck“ aufgefahren seien, behauptet ein Klubvertreter, der namentlich nicht genannt werden möchte. Viel zu oft hätten Beamte mit viel Material irgendwo in der Gegend gestanden, während nichts passierte. Ab sofort soll ein Teil der Aufgaben von den Kommunen übernommen werden. „Polizei hilft jetzt nicht mehr anlasslos aus, sondern greift erst ein, wenn eine gewisse Schwelle erreicht ist“, sagt Michael Madre, der Leiter Landesinformationsstelle Sporteinsätze NRW,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Es geht darum, Kosten zu sparen. Interessant ist auch, dass eine Deeskalationsstrategie in Kraft tritt, die in den Fanszenen schon lange als Teil einer möglichen Lösung betrachtet wird. Weil gewisse Fans nach ihrer Ankunft in einer Stadt grundsätzlich unter Generalverdacht stehen, stets nach der nächstbesten Chance für Krawall zu suchen, werden mitunter harmlose Gruppen eng von der Polizei begleitet. Nicht selten führen erst diese Begegnung und eine auf beiden Seiten erkennbare Feindseligkeit zu Konflikten.

„Wir hatten es in der Vergangenheit immer wieder mit sehr großen Polizeieinsätzen zu tun, die die Frage aufwarfen, ob das wirklich notwendig und verhältnismäßig ist“, sagt der Fanaktivist aus Münster: „Nach meinem Eindruck sind die ersten Erfahrungen mit dem Konzept in dieser Saison positiv. Wir werden nun beobachten, wie das Konzept etwa bei Derbys umgesetzt wird.“ Zum Beispiel in Köln, wo der FC am Sonntag zum derzeit brisantesten Duell des Bundeslandes auf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trifft. Stadionbesuchern, die sich angesichts der neuen Polizeistrategie Sorgen machen, versichert Mareike de Valck, die Einsatzleiterin der Polizei: „Auch wenn wir die Anzahl der Einsatzkräfte bei Fußballspielen reduzieren, können wir auf spontane Entwicklungen reagieren, sodass alle friedlichen Fans ein spannendes und sportliches Rhein-Derby genießen können.“

us Polizeisicht lässt sich das recht leicht sagen. Überrumpelt wurden jedoch die Kommunen. Denn das Innenministerium, in dem die Fäden

des Projektes zusammenlaufen, hat erst kurz vor dem Saisonstart konkrete Informationen zu den neuen Aufgaben verschickt, die möglichst sofort von den örtlichen Ordnungsämtern erledigt werden sollen.

„Unglücklich ist für uns, dass das Land ausgerechnet zum Beginn der Bundesligasaison und ohne vorherigen abgeschlossenen Dialog mit den Städten die Verantwortung in einem so sensiblen Sicherheitsbereich für sich neu ordnet und den Kommunen zuschiebt“, sagt Christian Schuchardt,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Städtetages NRW. In manchem Rathaus soll der Zorn gewaltig sein.

In Bielefeld wurde eine Kostenschätzung aufgestellt, dass Mehrkosten von 15.000 bis 20.000 Euro zusätzlich pro Spieltag auf die Kommune zukommen. Die Stadtgesellschaft ist empört. Weil es schwer akzeptabel ist, dass Gelder, die dann der Kultur, dem Breitensport oder anderen Bereichen fehlen, in den Fußball fließen sollen. „Aber ich glaube, dass wir das vermeiden können“, sagt der Polizeidirektor Madre: „Je verlässlicher die neuen Netzwerke planen, desto zielgenauer können alle Beteiligten vorgehen und desto weniger Kosten entstehen.“

Noch müssen alle Erfahrungen sammeln, eigene Wege finden, aber die Sorge, dass sich nun plötzlich Angestellte der Städte in den Kampf mit aggressiven Fußballfans begeben müssen, versucht Madre zu entkräften: „Es geht nicht darum, dass eine Stadt sich jetzt über den kommunalen Ordnungsdienst den Störern aussetzt.“ Es gehe zuallererst um die vielen, vielen sogenannten Grünspiele ohne Gefahren und um Situationen, in denen bisher Polizei eingesetzt wurde, ohne gebraucht zu werden.

„Wenn alles friedlich erwartet wird, dann sind wir als Polizei weit weg“, sagt der Polizeidirektor, aber: „Sobald es Anzeichen gibt, dass da grobe Störungen vollzogen werden, sind wir aber sehr nah dabei. An erkannte Störer werden wir unsere Kräfte weiterhin ganz eng dranbringen.“

Vorerst ist der Diskussionsbedarf groß, auch bei den sozialpädagogischen Fanprojekten, die explizit Teil des Konzeptes sind, aber erst sehr spät in den Prozess eingebunden wurden. All diese Probleme diskutierten Experten am Mittwoch und am Donnerstag in Duisburg auf einer Tagung, die laut Teilnehmern von allerlei „Spannungen“ überschattet war. Auch aus den Klubs ist zu hören, dass sie gerne früher und konkreter informiert worden wären, weil Kosten und Arbeitsabläufe angepasst werden müssen.

Manche Vereine haben zwar bislang kaum etwas verändert. Zum Beispiel sagt Philipp Türoff,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1. FC Köln, man investiere „ohnehin kontinuierlich in präventive Maßnahmen, eine leistungsstark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und in fußballspezifisch qualifizierte Sicherheits- und Ordnungsdienste. Es geht bei dem neuen Konzept weniger um eine massive Kostenexplosion auf Vereinsseite, sondern vielmehr um den intelligenteren, zielgenaueren Einsatz der vorhandenen Ressourcen aller Netzwerkpartner.“

Der Polizeidirektor Madre berichtet aber auch von dem „einen oder anderen

Verein, der seinen Ordnereinsatz noch mal erhöht hat, der vielleicht auch eine robustere Gruppe einsetzt, die gegebenenfalls eingreifen kann“. Hier entsteht eventuell neues Konfliktpotential, genau wie durch einen Plan, der in den Fanszenen besonders kritisch gesehen wird: Sogenannte Fanmärsche, die es an jedem Fußballwochenende dutzendfach gibt, sollen als Veranstaltung angemeldet werden. Das hieße, eine Person oder Organisation wäre für die Durchführung verantwortlich und kann auch haften.

K aum jemand kann sich vorstellen, dass die aktiven Fans dabei mitmachen, zumal vollkommen unklar ist, ob der Spaziergang eines Fan-

klubs vom Bahnhof zum Stadion mit 30 Leuten schon als Marsch gilt oder erst ein Demonstrationszug mit mehreren Hundert Stadiongängern.

Sicher ist aber, dass die Kommunen dafür die Hauptverantwortung tragen, was in den Rathäusern Ärger auslöst. Man betrachte „durchaus kritisch, dass das Land jetzt zumindest bei Fanmärschen die geübte Praxis ändern will“, sagt Städtetag-Geschäftsführer Schuchardt: „Die Ankündigung des Landes, Fanmärsche nicht mehr regelmäßig durch die Polizei begleiten zu lassen, hat die Städte überrascht und war vorab auch nicht abgesprochen.“

Die Polizei hält das neue Konzept trotzdem für sinnvoll. Madre erzählt, dass die Tagung in Duisburg zu einer Annäherung geführt habe. Er sagt aber auch, dass die Kommunen „Kräfte dafür einplanen“ müssten, „die bisher am Wochenende vielleicht frei hatten oder anders eingesetzt waren“. Helfen könne zudem ein wohlwollender Blick auf die Szenen: „Fans haben nicht das primäre Interesse, die Staatsmacht zu ärgern, die wollen auch, dass die Spieltage gut verlaufen. Insgesamt ist es doch wichtig, dass die lokalen Stadionallianzen abgestimmt agieren.“

Dieser Perspektivwechsel der für die Sicherheit verantwortlichen Instanzen ist ein spannender Ansatz. Kölns Geschäftsführer Türoff sagt: „Dass die Polizei künftig weniger sichtbar auftritt, ist ein Signal des Vertrauens in unsere Richtung als Veranstalter, aber in erster Linie auch in Richtung der Fans. Diese Eigenverantwortung wird aktiv von Fans eingefordert. Diesem Anspruch geben wir mit dem Konzept den nötigen Raum.“

Ohnehin weisen alle Beteiligten in den vielen Gesprächen immer wieder darauf hin, dass gemessen an den Millionen Menschen, die in die Stadien gehen, sehr wenig passiere. Und dass die Wucht der Bilder von den seltenen Momenten, in denen es doch zu einer Eskalation kommt, die Realität ein wenig verzerrt. Solche Momente wird es weiterhin geben, und offenbar ist Innenminister Reul auch bereit, das auszuhalten. Aber alle müssen mitziehen. Nicht zuletzt die Fans. Denn wenn Delinquenten die neuen Freiräume für ihre Grenzüberschreitungen nutzen, wird das Projekt sehr schnell wieder infrage gestellt werden.

CHAPEAU Von Christopher Meltzer

Leichte Kost

Wer in dieser Woche wegen der Buchmesse nach Frankfurt gekommen ist, ist mit einer Frage gegangen: Kann es sein, dass es immer weniger gute Sportbücher gibt? Nicht, dass man früher eines aufschlug und einem ein Licht aufging. 1980 schrieb der Fußballprofi Paul Breitner in seinem Buch „Ich will kein Vorbild sein“, dass ein junger Spieler „frühzeitig lernen muß, foul zu spielen“. Nun mussten die Besten noch nie foulen, aber passte der Titel dazu. Erschiene heute ein Buch von Paul Breitner, hieße es vermutlich „PAUL BREITNER“. Dieser hat anlässlich seines 75. Geburtstags im Mitgliedermagazin des FC Bayern erzählt, wie seine Frau ihn einmal angeregt habe, etwas aufzuschreiben. Auch das passt, weil es Frauen sind, die den Literaturbetrieb am Leben halten. Vielleicht werden Sportbücher zu Recht sterben, weil Frauen viel zu anspruchsvoll sind, um das neue Buch über Lamine Yamal zu lesen, das „LAMINE YAMAL“ heißt. Die Geschichten, die Breitner auf Anregung seiner Frau aufschrieb, werden dagegen wohl nie 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erblicken. Denn auch wenn sie damals nicht wissen konnte, dass die Deutsche Presse-Agentur heute eine Meldung daraus macht, dass Christoph Kramer sagt, dass seine Pokémon-Sammlung 400.000 Euro wert sei, schien die schlaue Frau Breitner diese Verblödung vorhergesehen zu haben, als sie ihrem Mann sagte: „Erzähl doch mal die, die nur die Familie etwas angehen.“

Schwere Schuld

E in neues Buch, das den Sport etwas angehen sollte, hat Julia Ebner geschrieben. Titel: „Von Fitness zu Faschismus“. Untertitel: „Gefahren extremer Männlichkeit“. Wer von Fitness nicht reden will, sollte auch vom Faschismus schweigen? Auch wenn mit dem Begriff des Faschismus gerade mehr um sich geschlagen wird als neulich mit Fäusten und Füßen im Käfig in Frankfurt, kann man bei solchen Käfigkampfveranstaltungen sehen, dass die 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damit kein Schattenboxen ist. Doch nur weil über die großen Probleme des Pumpens nicht genug gesprochen werden kann, darf etwa über die kleinen Lügen des Laufens nicht geschwiegen werden. Und seien sie verhältnismäßig noch so klein wie beim Berlin-Marathon, als eine Fitness-Influencerin aus China irgendwo zwischen Kilometer 35 und 40 abhob. Das schaffte sie, wie Bilder beweisen, indem sie sich auf den Gepäckträger eines Fahrrads setzte. Dieser Fünf-Kilometer-Abschnitt war ihr schnellster, aber das Fahrrad vergaß sie zu erwähnen, als sie ihr Ergebnis später auf ihren Social-Media-Kanälen veröffentlichte (allein auf der chinesischen Plattform Xiaohongshu folgen ihr mehr als 500.000 Menschen). Später, nachdem sie überführt worden war, hat sie um Entschuldigung gebeten – und gelernt: Lügen haben auch kurze Speichen.

Ungezügelter Hass bei WM

MÜNCHEN. Die Anzahl der Hasskommentare im Internet ist während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in Amerika geradezu explodiert. Allein 812 von 1606 Spielern und Verantwortlichen waren laut Weltverband FIFA bei dem Turnier in sozialen Medien diffamiert worden. Der Social Media Protection Service (SMPS) meldete insgesamt 240.676 Hassbotschaften, 786 wurden a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übergeben. Mehr als 10.000-mal wurde allein ein nicht genannter WM-Star beleidigt, 40 Prozent der Kommentare waren rassistisch. sid

Manche Kostüme sind Anzüge

Gedanken zur Kunst der Übersetzung Von Michael Maar

Rainer Maria Rilke sagt in den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s Brigge“ den schönen Satz: „Er war ein Dichter und haßte das Ungefährhe.“ Es hätte auch gestimmt, wenn er

gesagt hätte: „Er war ein Übersetzer.“ Denn das Ungefährte ist der Feind des guten Übersetzers. Er darf eben nicht fünfe gerade sein lassen, er muss es genau nehmen und jede Nuance abwägen.

Übersetzer sind die genauesten Leser und Hermeneuten, weil sie bei jedem Satz herausfinden müssen, was mit ihm gemeint ist. Großflächige geistreiche Interpretationen können über unliebsame Details leicht hinwegspielen. Der Übersetzer muss sich entscheiden. In schwierigen Fällen, wie dem des späten Henry James mit seiner vertrackten Syntax, können sich selbst Muttersprachler und James-Experten nicht auf eine Version einigen. Da muss der deutsche Übersetzer, in diesem Fall Michael Walter, gewissermaßen erahnen, was der Autor im Sinn gehabt haben mochte.

Wie alle nicht polyglotten Leser habe ich die Weltliteratur durch große Übersetzungen kennengelernt, vor allem durch Übersetzerinnen. Das Werk von Márquez durch Dagmar Ploetz; eine Prosa zum Niederknien, wie ich finde; Tolstois „Krieg und Frieden“ durch Barbara Conrad, „Anna Karenina“ durch Rosemarie Tietze, Nabokovs letzten russischen Roman „Die Gabe“ durch Annelore Engel-Braunschmidt. Laurence Sternes „Tristram Shandy“ durch Michael Walter – ich erinnere mich gut, wie wir uns als Studenten jedes Jahr neu darüber freuten, wenn wieder eines der maisgelben Kleinoktav-Bändchen jener Haffmans-Ausgabe erschien, die, wie man heute sagen würde, Kult wurde.

Dies nur einige Beispiele für Übersetzungen, die mich beeindruckt haben. Ich habe dabei in keinem einzigen Fall mit dem Original verglichen, vergleichen können. Und ich finde, das ist mein gutes Recht. Der Übersetzer sollte natürlich die Ausgangssprache kennen – was nicht imaber es war Baudelaire, der schrieb. Die Shakespeare-Sonette von Paul Celan klangen celanisch. Er hat ja übrigens nicht nur Shakespeare, sondern kurioserweise auch einen frühen Roman Simenons, „La neige était sale“ von 1948, übersetzt. Celan lebte in Paris und sprach gut Französisch. Was ihn nicht hinderte, das „costume“ bei Simenon als Kostüm zu übersetzen, wo es doch den Anzug meint. Ein verzehlicher Irrtum.

Die Valéry-Übertragungen von Rilke sind stark rilkisiert. Der Poe wiederum von Arno Schmidt klingt stark nach Schmidt. Große Übersetzungen waren oft auch poetische Selbstporträts, die ein fremdes Werk als Spiegel benutzten. Ezra Pound übersetzte chinesische Lyrik und sprach kein Wort Chinesisch.

Womit ich auf einen etwas aktuelleren Fall kommen möchte. Jeder weiß, dass der deutsche Übersetzer von James Joyce' „Ulysses“ einen Ruf wie Donnerhall hatte. Hans Wollschläger wurde fünf Jahre lang vom Suhrkamp Verlag großzügig honoriert und schuf eine hochgerühmte deutsche Fassung des schwierigsten englischen Romans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Nach Erscheinen im Jahr 1976 schrieb Dieter E. Zimmer eine Hymne in der „Zeit“ über die Großtat, die der Welt mit dieser Übertragung geschenkt worden sei. Die Jahrzehnte verstrichen, und allmählich wandelte sich das Bild. Es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Wollschläger ein kleines Problemchen gehabt hatte. Ich war damals mit ihm befreundet und überrascht, es am Rande zu bemerken: Er sprach kein fließendes Englisch. Er war nie in Irland, und wäre er dort gewesen, er hätte in einem Pub kaum ein Guinness bestellen können. Die vielen Fehlübertragungen, in der Branche „Klöpse“ genannt, die daraus folgten, ließen sich irgendwann nicht mehr mit dem Hinweis aufs große Sprachkunstwerk wegdiskutieren.

Harry Rowohlt, der nun Englisch konnte (und keinen Pub je ausließ), pflegte sich ein Vergnügen daraus zu machen, Wollschläger als Scharlatan hinzustellen, der doch allen Ernstes einmal eine „bottle of pop“ (ein „kohlensäurehalübersetzung Elisabeths Edls der „Madame Bovary“, auf die ich zurückkommen werde. Es fängt dabei schon mit dem Titel an: Lampedusa bestand darauf, der „Gattopardo“ sei zoologisch ein Ozelot, was Kroeber vehement bestreitet und zum ersten Titel „Der Leopard“ zurückkehrt. Warum auch auf einen emblematisch gewordenen Titel verzichten?

Es gibt einige solcher emblematischer Titel, wenn ich hier kurz abschweifen darf, und es kommt sogar vor, wenn auch selten, dass der deutsche Titel besser ist als der originale. „Fiesta“ ist besser als „The Sun also Rises“. „Wem die Stunde schlägt“ ist nicht schlechter al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in Zitat von John Dunne. Ein anderes schönes Beispiel ist der Titel von Gilbert Adairs Roman „The Closed Book“, der von einem erblindeten alten Schriftsteller handelt. Der Übersetzer Thomas Schlachter suchte noch nach einem Titel, seine Freundin sah ein Buch auf seinem Schreibtisch und fragte: „Ist das ein Blindband?“ Und der Titel war gefunden. Selbst Filmtitel verlieren nicht immer durch die Übersetzung. „Bei Anruf Mord“ ist besser als „Dial M for Murder“. „Denn sie wissen nicht, was sie tun“, ein Bibelzitat aus Lukas 23, ist nicht schlechter als „Rebel Without a Cause“.

Natürlich gibt es zahlreiche Gegenbeispiele. Bei Graham Greenes „The End of the Affair“ hatte man einfach die Perspektive gewechselt: Der Roman erschien auf Deutsch als „Der Ausgangspunkt“. Und immer noch herrlich die erste Übersetzung, 1936, von Célines „Mort à crédit“: „Tod auf Borg“.

Es war Gustav Seibt, der mich darauf hinwies, dass umgekehrt auch deutsche Autoren durch Übersetzungen gewinnen können. Rilke, Hermann Hesse und Stefan Zweig gewönnen im Englischen. Ernst Jünger und Peter Handke im Französischen. Ewige Übersetzungsverlierer blieben Goethe, Hölderlin und Thomas Mann.

Was ich mich im Übrigen frage: Wie kann man die dreifache Bedeutung des hegelschen Verbs

Große Romane zu übersetzen, ist selbst große Kunst. Wie etwa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der 2014 mit Mia Wasikowska in der Titelrolle verfilmt wurde. Auch dabei besteht Übersetzungsbedarf – in Bilder. Foto ddp

mer der Fall ist, wie wir sehen werden. Aber ebenso wichtig ist, dass sein Deutsch so klingt, als hätte es ein Muttersprachler geschrieben haben können.

Unter Übersetzern ist das bekanntlich kein unumstrittenes Ideal. Es gibt die Schule, die das Widerständige betont und sich herausredet: Es holpert aber schon im Original, da kann ich es doch im Deutschen nicht künstlich glätten! Man muss das Fremde noch spüren, es muss sich noch rau anfühlen!

Oft sind die glatten Fassungen aber nur die zu hoch hängenden sauren Trauben. Der Übersetzer, nimmt man ihn wörtlich, ist der Fährmann, der vom Ufer der Ausgangssprache zum Ufer der Zielsprache übersetzt, in seinem Kahn der Text, der möglichst unbeschadet ankommen soll. Man darf als Leser diesen Text auch ohne Kenntnis des gegenüberliegenden Ufers stilkritisch betrachten. Unabhängig von der Ausgangssprache gibt es gutes und weniger gutes Deutsch. Ich könnte Ihnen Beispiele aus preisgekrönten Übersetzungen zitieren, in denen es von Sätzen wimmelt, die kein einziger deutschsprachiger Autor jemals verfasst hätte.

Wer eher zur Fraktion des „Es darf nicht zu glatt sein“ zählte, war Dieter E. Zimmer. Als Herausgeber der „Gesammelten Werke“ Vladimir Nabokovs hat sich Zimmer unsterbliche Verdienste erworben. Die Ausgabe, vom damaligen Rowohlt-Verlagschef Michael Naumann auf den Weg gebracht, ist eine der besten weltweit.

Aber war Zimmer als Übersetzer wirklich gut? Seine Prosa ist gewiss präzise, er war ja ein Pedant vor dem Herrn, aber war sie musikalisch? Mir scheint, er habe sich öfter im Register vergriffen und sich etwas zu sehr der Jugendsprache angeschmiegt. Es kam mir vor wie ein älterer Herr in etwas zu engen Jeans.

Unter Zimmers Ägide erschien auch Nabokovs spätes Meisterwerk „Pale Fire“. Als Ko-Übersetzer wird Uwe Friesel genannt, aber es war Zimmer, der sein wachsames Auge darauf hielt. Der Hauptteil dieses Romans ist ein Langpoem des Dichters John Shade. Im dritten Canto hat John Shade eine Nahtoderfahrung. Nach einer Herzattacke war ihm eine weiße Fontäne erschienen. Jetzt liest er in einem Magazin über eine Frau Z., die genau das Gleiche berichtet: In dem jenseitigen Land habe sie eine große weiße Fontäne erblickt. Shades Schluss scheint logisch: „If on some nameless island Captain Schmidt / Sees a new animal and captures it, / And if, a little later, Captain Smith / Brings back a skin, that island is no myth.“

In der zimmerschen Übersetzung: „Wenn Käp'ten Schmidt auf einem namenlosen Eiland / Ein unbekanntes Tier erblickt und fängt / Und Captain Smith kurz darauf sein Fell nach Hause bringt, / Dann wird die Insel wohl kein Mythos sein.“ Offen gesprochen: Das ist gar nichts. Kein Reim, kein Rhythmus, ein einziges Holpern bei einer zentralen Romanstelle. Nun gut. Ich war nicht zufrieden mit der offiziellen Version und bat Joachim Kalka um eine eigene Übertragung: „Wenn Smith ein unbenanntes Tier erlegt / Aufferner Insel und nach Hause trägt, / und Schmidt bringt dann ein gleiches Fell daher, / dann ist die Insel nicht mehr legendär.“ Sie sehen sofort: Das wahrt den Reim, hat Schmiss, ist elegant.

Nabokov selbst hat ja in seiner Übersetzung des „Eugen Onegin“ schwer gesündigt und auf jeden Reim und jede Musikalität verzichtet. Vor Puschkins Sprachkunst warf er schon von der ersten Zeile an die Flinte ins Korn. Man kann das auch begründen, und er tat es sehr entschieden. Dennoch gilt für die Übersetzung von Lyrik, dass nicht der wörtliche Inhalt entscheidend ist, sondern die Form.

Sehr lustig demonstriert das Daniel Kehlmann in seinem Roman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ährt im Boot auf dem Rio Negro, an Bord sind neben seinem Begleiter Bonpland und vier Ruderern einige an ihren Gittern rüttelnde Zwergaffen; einer bekommt sogar die Käfigtür auf und belästigt die Passagiere. Die Zeit wird lang, der Ruderer Mario bittet Humboldt, er möge doch auch einmal etwas erzählen. Geschichten wisse er keine, sagte Humboldt und schob seinen Hut zurecht, den der Affe umgedreht hatte. Auch möge er das Erzählen nicht. Aber er könne das schönste deutsche Gedicht vortragen, frei ins Spanische übersetzt. Oberhalb aller Bergspitzen sei es still, in den Bäumen kein Wind zu fühlen, auch die Vögel seien ruhig, und bald werde man tot sein.

„Alle sahen ihn an. Fertig, sagte Humboldt. Ja wie, fragte Bonpland. Humboldt griff nach den Sextanten. Entschuldigung, sagte Julio. Das könne doch nicht alles gewesen sein.“ Die Ruderer unter der Himmelskuppel – ratlos. Hat Humboldt falsch referiert? Hat er übertrieben, ausgeschmückt, hat er Wichtiges weggelassen oder unzulässig verkürzt? Nichts von alledem. Er war ganz korrekt. Er hat nur das Wichtigste übersehen, die Form. „Wandrers Nachtlied“, Goethes im September 1780 an die Holzwand einer Jagdhütte auf dem Kickelhahn bei Ilmenau geschriebenes Gedicht, das bekannteste der deutschen Klassik, lebt nicht vom referierbaren Inhalt. Die geschätzten Leser kennen es ohnehin auswendig: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Goethe selbst hat ja auch viel übersetzt, unter anderem „Rameaus Neffe“ von Diderot. Streng genommen war es keine Übersetzung, sondern eine freie Bearbeitung mit Umstellungen und Glättungen, ja Verbesserungen des Originals. Aber damals ging es nicht um philologische Genauigkeit, sondern darum, dem deutschen Publikum einen unbekannten Autor vorzustellen.

Das gilt für eine Reihe berühmter Übersetzungen, die zwischen freier Nachschöpfung und Treue zum Original die prekäre Waage hielten. Sie alle kennen die Beispiele. Charles Baudelaire entdeckte Edgar Allan Poe für die europäische Moderne, tiges Erfrischungsgetränk“) als eine „Flasche Popcorn“ übersetzt habe. Dass ich daran erinnere, hat einen Grund. Der Grund ist, dass sich vor acht Jahren um ein Haar eine wirkliche literarische Großtat abzeichnete. An diesem Haar, wenn man so will, hing ein Damoklesschwert. Es schwebte über Michael Walter. Er hatte das Angebot, den gesamten „Ulysses“ neu zu übersetzen.

Ich möchte Ihnen nun aus der ersten Seite, an der Walter wochenlang gebosselt hatte, nur an wenigen Stellen demonstrieren, wie er sich von Wollschläger abgehoben hätte, der fast wie Dieter E. Zimmer ein Spürchen zu burschikos war: „Buck Mulligan lugte flüchtig unter den Spiegel und deckte dann flink den Tiegel zu. – Ab in die Kaserne! sagte er streng.“ – Bei Wollschläger hieß es: „Huschhusch ins Körbchen“. – „Denn dies, liebe Gemeinde, ist das wahre Christinchen: Leib und Seele, potz Blut und Wunden.“ Bei Wollschläger war es der „wahre eucharistische Jakob“. Walters „Das reicht völlig“ hieß bei Wollschläger „Das reicht dicke“. Ein „uralter Griech“ war bei Wollschläger ein „oller Griech“.

Und dann manchmal auch unnötig umständlich. „Ein liebenswürdiges Lächeln stahl sich über seine Lippen“, so bei Michael Walter. Und, was ist dagegen zu sagen? Bei Wollschläger hieß es noch: „Ein freundliches Lächeln brach gelassen über seine Lippen.“

Nun, es sollte nicht dazu kommen. Dass Walter selbst nicht ganz unglücklich war, als sich das Mammutprojekt in letzter Minute zerschlug und das Schwert über seinem Haupt entfernt wurde, wird man verstehen. Mit Henry James' „The Ambassadors“ folgte das mindestens ebenso heikle Monstrum.

Systematisch verglichen habe ich Übersetzungen ansonsten nur bei Virginia Woolf, bei Marcel Proust – und bei Tomasi di Lampedusas „Leopard“. Für das Lampedusa-Kapitel in meiner Stilstudie „Die Schlange im Wolfspelz“ hatte ich drei Übersetzungen geprüft: die erste von Charlotte Birnbaum aus dem Jahr 1993, die zweite von Lampedusas Adoptivsohn Gioacchino Lanza Tomasi von 2005 und die jüngste von Burkhart Kroeber von 2022. Warum Kroeber diese Neuübersetzung für unumgänglich hielt, weist er überzeugend und mit drei Dutzend Details nach; es ist sicher die akkurateste, ähnlich der Neu „aufheben“ in irgendeine Sprache übertragen? Und ein Mysterium bleibt mir, wie ma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immer wieder neu ins Japanische übertragen kann. Man versteht es ja schon auf Deutsch kaum. Aber gut – das Seiende west im Sein.

Doch zurück zum „Leoparden“ und den drei Übersetzungen. Ich sagte, dass ich hauptsächlich aus der jüngsten Fassung von Kroeber zitierte. Manches Mal aber auch aus der ersten von Charlotte Birnbaum. Die frühen Übersetzungen mögen weniger präzise sein, aber sie behalten oft ihren eigenen Charme.

Wenn ich es an einem einzigen Detail erklären darf: Don Fabrizio hat eine Zeit des Umbruchs hinter sich. Garibaldis Truppen sind in Sizilien gelandet, die Welt gerät aus den Fugen, und der Fürst wird alt. Umdüstert von Todesgedanken, mustert er einen der tables à thé. Was er dort sieht: „korallenrot die lebendig gekochten Langusten, wächsern und gummiartig die Kalbs-Chaud-froids, stahlfarben die in weiche Saucen getauchten Seebarsche, die Truthähne goldgelb im Ofen gebraten, die Schnepfen entbeint, auf Hügeln bernsteinfarbener croûtons angerichtet und mit den feingehackten eigenen Innereien de- koriert ( . . . ).“

Das ist eine rhythmisch und syntaktisch makellose Übertragung, aber bei Birnbaum findet sich eine kleine Zusitzung, in der sich die morbide Gedankenwelt des Fürsten in einem Wort kristallisiert. Bei ihr hatte man „die Knochen ausgelöst und die Vögel dann sanft auf Grabhügel gerösteter, mit Ambraduft durchzogener Brotstücke gelegt, die mit den ganz fein gehackten inneren Teilen ebendieser Vögel garniert waren (…)“. Und ebendiese Grabhügel machen es.

Der Charme der ersten Übersetzung: Das gilt, fast möchte ich sagen: natürlich, auch für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Zeit“ von Eva-Rechel Mertens. Sie hatte die erste vollständige „Recherche“ zwischen 1953 und 1957 relativ gazellenschnell geliefert, und diese erste Fassung ist dem Proustianer auch aus sentimentalen Gründen nahe geblieben.

Was nicht heißen soll, dass die neue Version von Luzius Keller für die 2002 beendete „Frankfurter Ausgabe“ nicht ihre Berechtigung geha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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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ssiker für die Gegenwart

Heraklit und der Goldpreis

Der Preis für Gold hat sich in diesen Krisenzeiten vervielfacht. Aber über die Grenzen, was Reichtum für die Menschen bedeutet, hat schon vor zweieinhalbtausend Jahren der griechische Philosoph Heraklit nachgedacht.

Von Mathias Mayer

Die Kapriolen des Goldpreises sind selbst für Experten und Börsenkenner schwer zu berechnen oder gar vorherzusagen. Es kann deshalb von Interesse sein, auf die Stimme eines Autors zu hören, der als einer der Ersten Erfahrungen sammeln konnte mit der Einführung von Goldmünzen. Der Philosoph Heraklit, der vermutlich um das Jahr 540 vor Christus in Ephesus geboren wurde, hat die Herrschaft des Lyderkönigs Krösus zwar nicht mehr direkt erlebt, aber dessen Einführung der Münzen, von der in den „Historien“ des Herodot die Rede ist, kaum übersehen oder versäumen können.

Dabei ist es erstaunlich, dass Heraklit, der schon in der Antike als ein dunkler, schwer verständlicher Autor galt, in seinem Werk mehrfach auf das Edelmetall zu sprechen kommt. Allerdings existiert dieses Werk nicht mehr als zusammenhängender Text oder als Buch, das der vermutlich menschenscheue Philosoph im Artemisheiligtum seiner Heimatstadt deponiert hat. Aber einzelne Fragmente daraus, etwa 130 an der Zahl, sind im Laufe der Jahre gesammelt worden. Sie finden sich als Zitate in den Schriften ganz unterschiedlicher Autoren, unter denen frühchristliche Bischöfe und Kirchenväter wie etwa Clemens von Alexandria eine größere Rolle spielen.

Indes ist Heraklit nicht wegen genauerer Aussagen zum Goldpreis bekannt geworden. Ihm wird vielfach eine sogenannte Flusslehre unterstellt, die auf die Kurzformel „Alles fließt“ komprimiert wird, deren Authentizität aber bezweifelt wird. Berühmt sind die Fragmente des Heraklit, von denen wir nicht wissen, ob sie als einzelne orakelhafte Sätze gedacht gewesen sind oder in einem größeren Zusammenhang standen, durch ihre Prägnanz und oftmals ihre paradoxale Verdichtung, etwa wenn es heißt: „Der Weg hinauf und hinab ist ein und derselbe“ (in der Übersetzung von Jaap Mansfeld und Oliver Primavesi). Zu seiner Wirkmächtigkeit wesentlich beigetragen hat sein Denken in Widersprüchen und Gegensätzen, die er als Einheit zu denken versucht, sich dabei aber des elitären Charakters seines Denkens bewusst ist: „Einer gilt mir Unzählige, so er der Ausgezeichnetste ist“, lautet etwa das Fragment B 49.

Nicht ganz so viel Beachtung haben jene drei Fragmente gefunden, in denen Heraklit sich mit dem Gold befasst. „Eseln ist Hackstreu lieber als Gold“, so das Fragment B 9, das in der „Nikomachischen Ethik“ des Aristoteles überliefert ist. Wer darin auf den ersten Blick die Erkenntnis formuliert sehen möchte, dass sich als Esel erweist, wer das Gold nicht zu schätzen weiß, könnte damit schon in eine Falle getappt sein. Denn es ist nicht auszuschließen, dass der Satz einen ganz anderen Sinn andeutet: nämlich dass es für einen Esel eine natürliche Entscheidung ist, Hackstreu zu nutzen und vorzuziehen, während ihm mit dem Edelmetall nicht gedient wäre, das man nicht essen kann und das auch nicht zur Wärme dient. Der Esel muss also nicht unbedingt als naiv bloßgestellt werden, er kann sich vielmehr auch als intelligent erweisen, indem er das Gold ablehnt.

Reichtum schafft nicht notwendig Glück: Krösus auf dem Scheiterhaufen in einer amerikanische Illustration,1894. Foto mauritius images / JT Vintage
CROESUS ON THE FUNERAL PYRE. Drawn by H. Vogel.

Nimmt man ein weiteres Fragment hinzu, in der bewährten Zählung nach den Philologen Diels und Kranz die Nummer B 22, bezeugt bei Clemens von Alexandria, stößt man auf eine andere Einschätzung: „Die Gold suchen, graben eine ganze Menge Erde um und finden nur weniges.“ Jetzt sind wir in der Umgebung derer, die, anders als der vielleicht vorschnell verurteilte Esel, das Gold wertzuschätzen wissen. Die Goldgräber scheinen eine ökonomische Vernunft zu vertreten – aber sind sie nicht eigentlich Toren, indem sie ihre Zeit vergeuden und viel, ja zu viel Erde umwälzen, dabei aber doch nur wenig finden können? Die zunächst naheliegende, vernünftig erscheinende Suche nach dem Edelmetall erweist sich, gleichsam bei Licht besehen, als ein Irrpfad, denn sie steht demjenigen im Weg, worauf es eigentlich ankommt: der Bemühung um jenen „logos“, den Heraklit in seinen Fragmenten mehrfach aufruft, und damit die Dimensionen von Sinn und Erkenntnis, von Erzählung, ja einer „Ordnung der Proportion“ (Schadewaldt). Viele der Fragmente zollen gerade der Schwierigkeit Rechnung, diesen „logos“ zu erkennen oder zu verstehen. Aber man wird sagen können, dass der Materialismus der Goldsucher weit davon entfernt ist, in seine Nähe zu kommen.

In einem dritten Fragment, mit der Nummer B 90 (das sich bei Plutarch findet), wird dann eine Art Tauschprinzip ins Spiel gebracht: „Alles ist austauschbar gegen Feuer“ – das bei Heraklit eine ganz zentrale Bedeutung hat und sogar als vernunftbegabt beschrieben wird (B 64a) – „und Feuer gegen alles, wie Waren gegen Gold und Gold gegen Waren“. Damit wird ein Universalprinzip sichtbar gemacht, indem sich Feuer in alles verwandeln kann, in Analogie zum Tausch, der zwischen Gold und Geld oder Waren beobachtet werden kann.

Das Gold gewinnt auf diese Weise den Charakter eines Maßstabs, es kann für alles eintreten, aber gleichzeitig reicht es nicht an die Dimension des Geistigen heran, die Heraklit auch als das Weise bezeichnet hat; insofern könnte der Esel, der Hackstreu vorzieht, sich als klüger erweisen als die Goldgräber, die so viel Erde umgraben und weniges finden. Letztlich erscheint das Gold als eine höchst vielseitige, gegen so gut wie alles austauschbare Substanz, aber das Gold der Erkenntnis ist nicht eintauschbar. Davon spricht das Fragment B 112, mit dem Heraklit in die Umgebung des weisen Solon zurückgreift, der den reichen Krösus vor der Überschätzung seines Reichtums – vergeblich – gewarnt hatte: „Verständigsein ist die wichtigste Tugend; und die Weisheit besteht darin, das Wahre zu sagen und zu tun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r Natur, im Hinhor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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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 Kostüme sind Anzüge

hätte. Kellers Eingriffe waren in vier von fünf Fällen berechtigt. Er korrigiert die prominenten Fehldeutungen: Bei ihm muss kein Eisesser mehr auf Granit beißen (das „granité“), kein Temperenzler muss mehr Liköre nach dem Abendbrot trinken, statt Mundspülschalen zu benützen (die „rince-bouche“); kein zusätzlicher Diener wird mehr in Combray eingestellt, nur weil Françoise von sich als „maître-d’hôtel“ spricht; keine scharfen Wirbel schimmern mehr auf Tante Léonies Stirn, nur weil ihr Haar noch nicht zurechtgemacht ist und den Stützreifen nicht ganz bedeckt.

Vor die Entscheidung gestellt, wäre es also klar. Anders als der Knabe in den Champs-Élysées, der mit Tränen in den Augen die Frucht ablehnt, die ihm sein Kindermädchen kaufen will, weil er eine andere so viel lieber hätte – „J'aime mieux l'autre prune, parce qu'elle a un ver!“ –, zögen wir die Pflaume mit weniger Würmern vor. Und dennoch, bei allen Korrekturen im Detail, darunter auch ein paar Verschlimmbesserungen: Die billige Suhrkamp-Ausgabe im hässlich marmorierten Einband in schlechter Klebung, mit ihrem verdruckten kleinen „d“ auf S. 2009, das eine ungelenke Hand in letzter Minute nachzog – an ihr wird das Herz des Proustianers immer hängen.

Übersetzerinnen müssen sich entscheiden, sagte ich, und normalerweise tun sie das im Stillen. In ihrer Neuübersetzung der „Madame Bovary“ hat Elisabeth Edl in ausführlichen Anmerkungen die Gründe für ihre Entscheidungen offengelegt und uns damit einige Blicke ins Laboratorium erlaubt. Sie erklärt von jeder einzelnen Wendung, warum sie sich für sie und gegen die früheren Versionen entschieden hat – warum diese Satzkonstruktion, warum jenes Verb oder Adjektiv, jeweils sehr überzeugend. Das würde hier zu weit führen, deshalb nur ein einziges Beispiel.

Im neunten Kapitel der „Bovary“ wird vom Besuch des Vaters Rouault berichtet: „Il fuma dans la chambre, cracha sur les chenets, causa culture, veaux, vaches, volailles et conseil municipal.“ Edl übersetzt hier frei: „Er rauchte im Zimmer, spuckte auf die Feuerböcke, hielt Reden über Rapsanbau, Kälber, Kühe und Karnickel oder den Gemeinderat.“ Seit wann sind Karnickel Geflügel? Aber genau das ist die Pointe. Hier triumphiert das Sprachgefühl über die bloße trockene Wortwörtlichkeit, denn natürlich ging es Flaubert hier um die Alliteration – veaux, vaches, volailles, Kälber, Kühe und Karnickel – und nicht um die Namen der beliebigen Nutztiere. Präzision ist, meine ich, nur die notwendige Bedingung einer gelungenen Übersetzung, aber nicht die hinreichende. Das Entscheidende bleibt das Unwägbare: das Musikalische, der Rhythmus, der Klang, der Ton.

Um noch etwas tiefer in den Brunnen der Vergangenheit zu steigen: Durch Zufall stieß ich in diesem Frühjahr auf das Beispiel einer uralten und vorzüglichen Übersetzung. Es handelt sich um den Roman „Mein Onkel Benjamin“ von Claude Tillier aus dem Jahr 1843, ein Lieblingsbuch Gottfried Kellers, mit dem derb-komischen, pantagruelischen, im Innern aber zartbesaiteten Helden Benjamin.

Die erste deutsche Übersetzung erschien 1866, von dem schwäbischen Journalisten und Radikal-Achtundvierziger Ludwig Pfau. 1909 folgte im Hyperion-Verlag eine Fassung von Otto Wolfskehl. Was mir in die Hände fiel, war die

Übersetzung von Rudolf G. Binding aus dem Jahr 1912. Sie hatte Tillier hierzulande kanonisiert und bis 1983 immerhin sieben Auflagen erlebt.

Binding, 1867 in Basel geboren, 1938 in München verstorben, ist heute vielleicht nur noch dadurch bekannt, dass er Thomas Mann nach dessen Exil zur Rückkehr nach Deutschland zu überreden versucht hatte. Seine Prosa verdiente es, nicht vergessen zu werden. Hier nur eine willkürlich gewählte Textprobe; der Erzähler schildert einem Freund eine Landschaft in der burgundischen Provinz: „Vor sich sieht er die Sempertberge mit ihren rebenbeladenen Terrassen und ihren großen kahlen Schädeln, die den Frazerwald im Nacken tragen. Zu einer andern Jahreszeit wäre der Blick freilich schöner; aber ich kann nicht mit einem Hauch den Frühling herbeizaubern. Zu ihren Füßen drängt sich die Stadt mit ihren Tausenden von Rauchfahren, die hin und her wehen, zwischen ihren beiden Flüssen hindurch und erklettert die dürren Hänge des Crot-Pinçon, wie ein Mensch, den man verfolgt. Wenn ihr Freund einiges Talent zum Zeichnen hat, so kann er sein Album mit dieser Ansicht bereichern. Zwischen den hohen Gieboldächern, die mit ihrem dunklen Moose wie Sammetstücke aussehen, erhebt sich der Turm von Sankt Martin, mit seinem durchbrochenen Spitzenmeßhemd und seinem Steinschmuck. Dieser Turm wiegt für sich allein eine Kathedrale auf; ihm zur Seite erstreckt sich die alte Basilika, die ihre Bogenstreben rechts und links mit einer unglaublichen Kühnheit ausspreizt. Ihr Freund wird nicht umhinkönnen, sie einer riesenhaften

Spinne zu vergleichen, die auf ihren langen Beinen ausruht. Gegen Süden verlaufen, wie ein dunkler Wolkenzug, die blauschwarzen Morvanberge, und ...“

Im Original sind die Berge von Morvan „bleuâtres“, also bläulich; Binding fügt noch einen Tropfen schwarzer Tinte hinzu. Ohne Frage ist Tilliers Französisch musikalisch und schön: „la tour de Saint-Martin, vêtue de son aube de dentelle et parée de ses bijoux de pierre“. Aber ist die deutsche Fassung nicht mindestens ebenso schön, wenn nicht sogar prägnanter? Klang und Rhythmus sind harmonisch und $impecable$ , und nicht nur das „durchbrochene Spitzenmeßhemd“ ist ein Fund. Die „Sammetstücke“, die es mir besonders angetan haben, wird man in der jüngsten Übersetzung von Trude Fein in der Manesse-Ausgabe von 1972 vergebens suchen; was nichts gegen ihre Revision sagen soll und schon gar nichts gegen den ausführlichen Kommentar.

Bindings Prosa, die mir wie bei Rechel-Mertens und Charlotte Birnbaum wieder den Charme der frühen Übersetzungen vor Augen führte, steht auf einer Höhe mit der eines Werner Bergengruen, der ebenfalls wiederzuentdecken wäre. Und der seinerseits, gewiss revisionsbedürftig, aber in fabelhaftem Deutsch, Tolstoi und Dostojewski übersetzt hatte. Und gegen den heutigen Geschmack das Frachtgut etwas zu sehr polierte.

Michael Maar ist Publizist. Der Text basiert auf einer Rede, die er in Wolfenbüttel bei der Jahrestagung des Verbands deutschsprachiger Übersetzer hielt.

Ein Leopard ist kein Ozelot – Übersetzer von Lampedusa können ein Lied davon singen. Rechts T. P. Mckenna und Milo O'Shea in einer Verfilmung des „Ulysses“ von James Joyce Fotos Getty (2), 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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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IGNISSE UND GESTALTEN

Die Geschichten aller Zivilisationen sind in anfangs nicht ohne wilde Tiere zu denken. Den Prankenschlag zu Beginn macht ein Mischwesen: der Löwenmensch von der Schwäbischen Alb mit

seinen nahezu 40.000 Jahren. Von etwa gleichem Alter sind die Tierzeichnungen der Chauvethöhle im Tal der Ardèche. Im anatolischen Karahantepe fand sich jüngst eine der eindrucksvollsten Figuren der Vorgeschichte, aus Kalkstein gehauen in der präkeramischen Jungsteinzeit, etwa 10.000 Jahre vor unserer Zeitrechnung: ein aufgerichteter Leopard, der einen sitzenden Menschen um mehr als Haupteslänge überragt und von hinten umfängt, ihn gleichsam in sich aufnimmt, eine Verschmelzung. Es mögen ungebändigte Raubtiere aus den Tiefen Asiens gewesen sein, Leoparden, Panther, Löwen, die Dionysos und sein musizierendes Gefolge über Land und Meer zu uns in den Osten des Westens gebracht haben.

Und Ziegen, unsere Wappentiere, Ziegen, die wild und ausgelassen toben, Grenzen überspringen wie nichts, Bewohner zweier Welten. Und Ziegenartige, Satyrn geheißen, die lärmen tanzen schwärmen. Den Jazz erfinden. Tanz, Gesang und Trouble. „Tragoi“ heißen Ziegen im Griechischen. „Tragos“, „Tragoi“. Die Elementarkraft im Begriff Tragödie. Im Bocksgesang. Waren sie Opfertiere im dionysischen Fest, satirische Animateure, Elementarekstatiker, dies alles zugleich?

In den ersten Stadtstaaten Mesopotamiens begleiteten Hunderte Löwenreliefs den Ankömmling ins Machtzentrum, so auf dem Prozessionsweg zum Ischtartor in Babylon, heute Berlin, in ästhetisch wohlkalkulierter Ordnung gebändigte Kraft. Die Reliefplatte über dem Türsturz des Eingangstors zur Akropolis von Mykene zeigt zwei einander zugewandte Löwen. Die mittelalterlichen Fürsten-

Friedlich stellt Jacob Jordaens das Verhältnis von Satyr und Ziege dar, doch wie steht es um das des Menschen zur Ziege? Foto Getty

Tier, Traum und Tausch Mensch und Ziege als Opfertier: Zur Geschichte einer Mesalliance / Von Hubert Winkels

Da wird der bravste Bock verrückt: Barthélemy Guillibaud malte 1736 die Kinder einer Genfer Familie als Allegorie auf verlorene Unschuld. Foto Interfoto

wappen weisen in feiner Stilisierung Löwen, Hir- sche, Greifen, Bären, manchmal Drachen in der Heraldik auf. Der absolutistische Herrscher trug Hermelin, die Herrin Nerz und Zobel. Pfauenthro- ne. Wolfsschanze. Die besser gestellte Bürgerin pflegte noch bis tief ins zwanzigste Jahrhundert ihren Persianer und war damit schon näher am heimischen Tierbestand. Nachdem der Tierschutz selbst Schals, Muffs und Kragen den Garaus gemacht hatte, kamen in den Galerien der Shopping- malls die Animal-Prints in Mode. Leopardenmuster auf T-Shirts, Leggings und Sneakers, Krokomuster auf Handtaschen, Apple Watch Bands in Schlangenoptik, gefärbter Kunstpelz.

Doch glatte Lederkleidung, -möbel, -accessoires, fein gegerbte und gefärbte, gibt es immer noch in Fülle. Auch dominieren beim modernen Mann schon generationenlang die Ledermäntel, -stiefel, -jacken. Erst mit militärisch-machtsymbolischer Signifikanz, dann mit stiller Kraft und Lässigkeit, die schwarze Lederjacke des Slackers wie des Rockers, das Tier tief versunken darin bis heute. Müde vom Zuendegehen. Dem Bio-Löwen oder -Leoparden begegnen wir meist nur noch eingekrümmt um die eigene Mitte hinter Panzerglas im Zoo, schwer und regelmäßig atmend wie im ewigen Schlaf, blicklos und weit entfernt in einer tief geträumten Wildnis, die schöpfungs- wie gattungsgeschichtlich auch einmal die unsere war.

Es scheint, als ob wir Menschen von unseren Gattungsnachbarn niemals lassen könnten in unserer symbolischen Selbstverortung. Wir können auch höhere Scherze daraus machen, konvivialistische Utopien, biblische Allegorien, äsop-sche Fabeln, Kirke, Odysseus' Gefährten in Schweine verwandelnd, die plappernden Elstern Ovids, Buchmalereien und Bestiarien im Mittelalter, Puck und Bottom in Shakespeare „Sommernachtstraum“, „Reineke Fuchs“, „Das Dschungelbuch“, „Farm der Tiere“, Rilkes „Panther“, Spider-Man, nature writing und . . . und es hilft nichts, wir können des Nachts noch so panisch Schäfchen zählen – gegen bösen Gedankenzauber helfen auch plüschige Zahlen nicht: Am Ende steht die schwarze Riesenmaus auf unserem sauberweiß gewölbten Plumeau, wie in Katharina Fritschs bekannter Düsseldorfer Installation „Mann und Maus“.

Hat man je davon gehört, dass Tiere, und seien es die uns so nahen Wald- und Haus- und Nutztiere ihrerseits Menschenmanieren, Menschentextil und Kunststoffkleidung begehren, um sich schick zu machen, zu repräsentieren oder anzubändeln, vom wärmenden Leibchen für Schoßhunde einmal abgesehen; oder gar, um mittels symmetrischer symbolischer Inkorporation des anderen Art- oder Gattungswesens Selbstgefühl herzustellen? Das Nilpferd im Ballettütü? Die Sphinx? Der Märchenwolf in Omas Schürze? Das Schaf im Wolfspelz? „Das schlaue Füchslein“? Flash, das Faultier? Man wird kaum sagen können, dass die Tiere sich auf diese appropriative Weise künstlerisch in Szene setzen, wie es die Menschen vice versa tun und es zudem den Tieren schalkhaft attestieren. Was für eine Frage überhaupt? Tiere in Tuch! Welch leeres Gespinst! Doch dann meldet sich ein bildender Künstler wie aufs Stichwort und schickt folgende Animation in eine größere Runde von Ziegenfreunden: „2020 fotografierte ich in Indiens Gassen (Varanasi, Jaipur) viele Geissen in Kleidern. Sinn und Zweck der Bekleidungen wurden mir nicht ganz klar; sollen sie wärmen, weil die Geissen ihre Leben auch winters draussen verbringen und sich bei scharfen Winden und Kälte in keinen Stall verziehen können? Mit viereckigen Pupillen scannen Geissen die Welt. An Kartons und an Kabeln knabbern die Allesfresser, an Abfallgemüse – mal schlaffen Karotten, mal lahemem Salat. Oder sie verzehren eine Folie, vielleicht, weil sie schön glitzert. Und ohne zu meckern, schlecken sie auch mal am Straßenbelag. Sie haben, bei aller Armseligkeit, in der sie ihr Leben verbringen, eine besondere Aura, das schleckt keine Geiss weg.“

Der so schön werbende visuelle Künstler hat nun Dutzende Fotos von leger, also prêt à porter gekleideten Ziegen gemacht und bittet einige Freunde, sich über die inszenierten indischen Ziegen Gedanken zu machen. Die Ziegen sind alle bekleidet. Seide, Wolle, Sackleinen, was eben frommt. Warum genau, weiß kein gängiges Lexikon, auch der zum wiederholten Mal in Indien weilende Künstler nicht. Es gibt nur Hinweise. So haben Ziegen in vielen hinduistischen Adivasi-Religionen rituelle Bedeutung als heilende, schützende, die menschliche Fruchtbarkeit mehrende Geschöpfe. Sie sind nicht heilig wie die Kühe, haben jedoch eine besondere Nähe zu den Geistern. Häufig werden sie geopfert, in manchen Stämmen schmücken sie sich festlich, dann lassen sie sich schlachten und in Gemeinschaft aufessen – zum Wohle und zum Heile aller.

Auf den Bildern des Schweizer Künstlers Filip Haag verwandeln sich Ziegen in tier-menschliche Zwitterwesen, Hybride, Chimären. Als antworteten sie mit Menschentextil auf unsere Fell- und Lederobsession, auf dass ein gerechter Tausch sei. Sie treten uns aus den Fotos entgegen wie eine Erinnerung daran, dass Menschen, die sich aus dem Naturzusammenhang herausgewachsen wähnen, dennoch Elemente sind einer universellen Schöpfung, die sich vielfältig, versatil und vestimentär durch die Zeiten bewegen, immer wieder nachahmend und stehlend übergehen ins andere des Eigenen, volatil, sich wandelnd noch und noch zu Göttern, Menschen und Tieren hinauf und hinunter, multidirektionales Transzendenzverlangen, das man bei offenem Herzen und günstigem Wind sogar riechen kann. Und wenn sie auf die Hinterbeine steigt, die Geiß, bis ihr blauer Glockenrock die staubige Erde fegt, erinnert sie an unser aller Sesshaftwerdung, Schaf und Ziege, Ziege, Schaf und Mensch.

Zugegeben, wir nutzen Tierhaut ungleich exzessiver als die Tiere unsere Kleidung. Von Töten, Häuten und Gerben der Felle wollen wir hingegen nicht gern wissen. Von Schlachthaus, Schlachtung, Schlachten wollen wir nichts hören, es ist verbalmentaler Stress, der das Vorstellungsvermögen in die Pause schickt. Zufällig wurde ich jüngst erst Zeuge, was traditionellerweise mit dem Fell von Rindern und Ziegen und Schafen geschieht. Es war in der märchenschönen Altstadt von Fés, der alten Königsstadt Marokkos. Sie umfasst den größten Souk im Maghreb. Es ist nicht ratsam, sich in ihm zu verlaufen. Passiert es aber, kann man den langsamen Umschlag von Faszination in Angst an sich selbst beobachten.

Dieses Gewirr von engen und unübersichtlichen Gassen umfasst wiederum zwei ungewöhnlich große und kompakte Räume: einen Moscheebezirk mit Medersa und Zaouia sowie, dem Nicht-Eingeweihten unsichtbar, einen großen schmutzigen, stinkenden städtischen anus mirabilis, so ließe sich der atavistische Arbeits- und perverse Erlebnisort benennen. Es ist der weitläufige Arbeitshof einer riesigen manuellen Ledergerberei, in der Felle und Häute bearbeitet werden wie seit vormuslimischen Zeiten, seit Ewigkeiten also. Die hohen Gebäude ringsum sind fensterlos. Hinter ihnen findet die Feinbearbeitung der geätzten und gewalkten Häute statt, die im Innenhof in einem vielgliedrigen Verfahren hergestellt werden.

Es gibt tatsächlich einen kostenpflichtigen Eingang zu dieser innerstädtischen Hölle, doch die meisten Betrachter werden von Kammmachern und Lederwarenhändlern der umgebenden Gassen in Verkaufskorridore hineingelockt. Kammacher verarbeiten das Horn der enthäuteten Huftiere zu Alltagsutensilien, Amuletten oder kleinen Fetischen. Die Lederwarengeschäfte sind groß und labyrinthisch. Zwanzig Minuten lang führt der

Weg durch Stollen aus fein verarbeitetem gefärbten Leder, das als Tasche, Geldbörse, Jacke, Gürtel, Stuhl, Schuhwerk in Szene gesetzt ist, immer üppig gebündelt, als ob die bunte Menge der Dinge, eben erst aus der schieren Masse zur individuell verkäuflichen Gegenständlichkeit befreit, nur in dieser Clusterform zum Dasein berechtigt wäre, im Großverband der Familienähnlichkeit. Es ist das Prinzip der arabischen Souks und Basare überhaupt: Verdichtung im Geriemsel – das Gegenstück zur Luxus-Mall in Miami und München, wo der kunstlederne Nike-Schuh vereinzelt wie der Sieger in seinem Spotlight thront.

In Fés also Vielheit, Fülle und Verdichtung; Wiederholung und Variation; Ornament und Versprechen. Durch solch farbige Korridore des Ewigkeitsvorscheins wird der Besucher sacht geleitet, Lautsprecherstimmen weisen die Wege, preisen Sonderangebote an, man versteht es nicht genau, einige Verkäufer dienen als lebendige guides und führen die Fremden am Ende der verschlungenen Wege zu einem breiten offenen Balkon, auf dem der stechende Uringeruch, der, langsam intensiver werdend, eine Weile den Weg von draußen nach drinnen nach draußen begleitet hatte, förmlich explodiert. Nicht wenige der Gäste übergeben sich, wenn sie schließlich ungeschützt im Höllengestank zum Halten kommen. Es stehen Eimer herum.

Auf den Stegen zwischen den Bottlichen und den Feldern, die frisch ausgehobenen Gräbern gleichen, balancieren, turnen und springen Dutzende junge Männer mit nackten Oberkörpern hin und her, tragen, werfen und wenden die bettdeckengroßen Felle von hierhin nach dorthin, bilden Türme, lösen andere wieder auf, indem sie Einzelstücke in andere Becken mit anderer Brühe werfen, springen hinterher, treten die Häute nieder, immer wieder, bis sie weich genug sind für den nächsten Arbeitsgang, der auch in den geschlossenen Kavernen in den zugemauerten Häusern ringsum stattfinden kann, ätzend wie hier draußen, nur dunkel obendrein und gänzlich ungelüftet. Die Männer tänzeln und hüpfen auf den Graten, sie sind Helden der Arbeit so gut wie Helden der Unterwelt, sie sind Schauspieler und Martial-Arts-Kämpfer, sie stehen selbst auf dem Spiel, um das es geht. Es hat etwas schmutzig römisch Gladiatorenhaftes. Wir hier oben auf den Balkonen senken und heben die Daumen. Wir sind erregt. Es ist unmöglich, von diesem Schauspiel nicht gefesselt zu sein.

In Dutzenden Bottichen aus Beton, wie Waben aneinandergereiht, werden unten im großen Hof mit beißender Kalklauge und scharfen Schabern Haare und Fleischreste von den Tierfellen entfernt. Anschließend werden sie in Säurebädern gebeizt, um sie weich und geschmeidig zu machen, dann mit nackten Füßen in tiefen Farbtümpeln ein übers andere Mal untergetaucht. Die ätzende kotgebundene Säure werde, so erzählt ein Führer auf der Unterweltterrasse, tonnenweise aus dem Rif-Gebirge im Norden Marokkos herbeigeschafft, sie wird gewonnen aus Massen an scharfem Taubenkot in den Berghöhlen dort, ein kostenloser Wirkstoff mit überzeitlichem unterirdischem Gestank.

Die jungen Männer, teilt der Balkonreporter mit, täten dies freiwillig, es sei nicht der neueste Stand der Technik, aber es hätten schon viele Generationen junger Marokkaner diese Tätigkeit verrichtet, sie empfänden Stolz auf ihre harte Arbeit, und sie wüssten, dass sie nicht lange leben werden. Um nahezu die Hälfte der üblichen Jahre sänke ihre Lebenserwartung, wenn sie diese die Lungen verätzende Arbeit länger ausübten. Aber sie verdienten sehr gut und seien geachtet.

Als ich, zurück in Berlin, von der Gerberei im Souk von Fés erzähle, von meinem räudigen Rückweg durch die fehlfarben leuchtende Ledertaschenfülle der Geschäfte, der farbig gefassten Außenseite, der sinnenschrillen Umstülpung der Arbeitshölle, bis ich wieder in die frische Luft der offenen Gassen kam, und dann als Reisegeschenk eine lederne Geldbörse mit einer dezenten Bordüre aus arabischen Ornamenten erwarb, bargeldlos und ohne Bakschisch, meint mein Sohn nur, dass, was ich dabei erlebt hätte, die marxsche „Verzauberung durch die Warenform“ wäre, die ich in vollem Verlauf und auf kleinstem Raum von der konkreten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 bis zum abstrakt-konkreten Warenfetisch, „großtheatral“ war sein Ausdruck, hätte erfahren dürfen.

Er hatte damit an ein Kernstück aus dem ersten Band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erinnert, an das Kapitel zum „Fetischcharakter der Ware und sein Geheimnis“, das als Philosophiestudent in den Siebzigerjahren nicht zu kennen schwerlich möglich war. Es zu verstehen ist etwas anderes. Es ist intrikat und setzt religiöse Denkmotive voraus, die angespielt, aber nicht ausgeführt werden. So die Idee der Aufhebung des zunächst „Gebrauchswerte“ erzeugenden physisch-somatischen Arbeitsprozesses im abstrakten „Warenwert“, der sich erst in einem Markt herausbildet. In einem Markt, das meint erstens im Verhältnis zu anderen Waren stehend und zweitens im sozialen Tauschprozess. Die Ware verwandelt sich solcherart in einen die 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 allererst konstituierenden Fetisch. Man könnte hier in einer Übertragung auf die semiotische Zeichentheorie, von der semantischen und der performativen Funktion der Ware sprechen.

Als wäre dies nicht schon abstrakt genug, muss in einer theologischen Sicht auf das Wirtschaftsgeschehen die Konstitution der Ware noch auf die Transsubstantiation hin erweitert werden; auf das Kerngeschehen der christlichen Erlösung: von der Verwandlung von Materie in Geist im Tod Jesu zur Verwandlung von Geist in Materie im Abendmahl; im ökonomischen Feld zum Supersignifikanten Geld, der die universellen Tauschgeschäfte regelt. Menschliche Arbeit, Wert der Ware, Erzeugung von Bedeutung, Auferstehung und Erlösung von dem Übel – diese Homologisierungen mögen grillenhaft und wunderlich wirken.

Mit Marx gesprochen: „Eine Ware scheint auf den ersten Blick ein selbstverständliches, triviales Ding. Ihre Analyse ergibt, dass sie ein sehr vertracktes Ding ist, voll metaphysischer Spitzfindigkeit und theologischer Mucken. Soweit sie Gebrauchswert ist, ist nichts Mysteriöses an ihr, ob ich sie nun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betrachte, dass sie durch ihre Eigenschaften menschliche Bedürfnisse befriedigt oder diese Eigenschaften erst als Produkt menschlicher Arbeit erhält. Es ist sonnenklar, dass der Mensch durch seine Tätigkeit die Formen der Naturstoffe in einer ihm nützlichen Weise verändert. Die Form des Holzes z.B. wird verändert, wenn man aus ihm einen Tisch macht. Nichtsdestoweniger bleibt der Tisch Holz, ein ordinäres sinnliches Ding. Aber sobald er als Ware auftritt, verwandelt er sich in 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 Er steht nicht nur mit seinen Füßen auf dem Boden, sondern er stellt sich allen andren Waren gegenüber auf den Kopf und entwickelt aus seinem Holzkopf Grillen, viel wunderlicher, als wenn er aus freien Stücken zu tanzen begänne.“

Wir tanzen auf den Gabentischen, danken und bitten zum Holzkohle-Grillen. Wie so viele Analogien lädt auch das marxsche Beispiel des hölzernen Tisches ein, gegen den Strich der Autorintention gelesen zu werden. Denn der Tisch ist im christlichen Abendland (und tiefer hinein in die Frühgeschichte) im Kern ein Opfertisch, der Tisch des Herrn. Dieser christliche Opfertisch ist selbst das Ergebnis eines sehr viel älteren Austauschs der Menschen mit den vielen sie leitenden Seelen der Ahnen, heiligen Tiere, Geister und Götter. Menschliche Gaben, ursprünglich meist subsistenzsichernde Lebens-Mittel, Tiere zumal, werden mit Blut und inneren Organen auch als Stellvertreter des Menschen, seiner Arbeitskraft und seiner Begierden, auf dem Altar dargebracht.

Es ist ein einziger immer komplexer und abstrakter sich entwickelnder Opferprozess, der die Waren erzeugt. Er überschreitet mehrfach die unsichtbare Todesgrenze. Unsere Befriedigung durch die Ware ist das als Wunscherfüllung getarnte Gefühl der Sühne für unsere Ur-Schuld, nicht eins zu sein mit allem, abgetrennte Mängelwesen, deren Selbstorganisation, also Zivilisation und Kultur, das Ergebnis einer unendlichen Kette von Supplementierungen ist, an deren Beginn wohl der Dank stand, der Dank an die Götter (eucharisteo), und an deren Ende der Bezahlvorgang steht (standardisierter Dank: screentouch). Doch es ist nur eine zeitlich wirksame Betäubung. Wie bei der Beichte und der tätigen Reue, kehren die Sünden der Fetischvervielfältigung und Konsumgier ebenso immer wieder zurück wie das Bedürfnis, freigesprochen zu werden von der Schuld.

Die berühmtesten zwielichtigen Orte

Zum jüdischen Neujahrsfest machte ich mich auf, Marokko zu bereisen – wie ein Pilger, wenn auch ein blasser und ungläubiger. Nicht in einer organisierten Gruppe, unter den Fit-

tichen eines selbstgefälligen Führers mit gezwirbeltem Schnurrbart, sondern zu zweit, mit Dory. Welchen Orient hatte ich mir ausgemalt? Wie weit kann die Reise eines Israelis in den Orient überhaupt noch führen, des Bürgers eines Staates, der sich selbst aus dem Nahen Osten und aus dem Osten überhaupt herausgelöst hat, eines Gesandten von niemandem? Das Nordafrika, das ich vor mir sah, war das der Abgesandten der großen Imperien, der Reisejournale von Chateaubriand, Lamartine, Nerval, Flaubert und, später, Gide, Orwell, Paul Bowles. Die Schriftsteller der Kolonialmächte kamen, um den Orient zu bestätigen, den sie sich erdacht hatten – um an ihn zu rühren und reich an Erlebnissen zurückzukehren, ohne wirkliche Spuren zu hinterlassen.

Ich hatte Flaubert gelesen, seine erregten, oft obszönen Berichte aus Ägypten, von Affen in den Gassen, von Zauberern, von Frauen in heiliger Verzückung, und die düsteren Prophezei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Schriftstellers und Komponisten Paul Bowles, der behauptete, die Marokkaner seien einer selbstlosen Liebe nicht fähig. Und ich hatte André Gide gelesen, der in „Der Immoralist“ schrieb, dieses Land der Lüste stille das Verlangen, ohne es je zu sättigen – jede Befriedigung fache es nur neu an; und der am arabischen Volk gerade das bewunderte, dass es seine Kunst nicht in Werken festhalte, sondern sie lebe, sie Tag für Tag singe und in alle Winde verströme. Ein Gedanke, mit dem er sich Jahrzehnte später den Zorn der Postkolonialisten zuzog.

All das hatte ich gelesen und kam nun, es mit eigenen Augen zu sehen. Nicht als Europäer und auch nicht als Einheimischer, sondern als Nachkomme einer Familie, halb syrisch und arabischsprachig, halb kairenisch und frankophon. Mit einem Visum für fünfzehn Tage, nach deren Ablauf ich mich außerhalb des Gesetzes wiederfand und das Land schließlich fast fluchtartig, aber wohlbehalten verlassen musste.

Unser Freund Rostom, ein französisch-tunesischer Altphilologe, der in Michigan promoviert wurde, hatte uns mit seinem Freund François in Tanger zusammengebracht. Nach einem kurzen Aufenthalt in Casablanca fuhren wir vier Stunden lang mit dem Zug in die Stadt, die zwischen dem Atlantik und dem Mittelmeer liegt und auf die Straße von Gibraltar blickt und auf jenes Stück Europa, nach dem sich so viele Afrikaner sehen.

Tanger ist schon Mitte des vorigen Jahrhunderts von seiner alten Größe herabgesunken, und dennoch wollen wir es kennenlernen. Vielleicht gerade deshalb. Es hat eine glanzvolle Vergangenheit als kosmopolitische Stadt, in der Angehörige vieler Nationen wimmelten und nicht wenige Verbannte sich niederließen. So kosmopolitisch war Tanger, dass es lange Zeit keiner einzigen Macht gehörte und stattdessen zwischen Sprachen und Kulturen jonglierte und sich jeder von ihnen gleichermaßen hingab: Spanisch, marokkanisches Arabisch, Berberisch, Französisch. An klaren Tagen sieht man von hier aus die spanische Küste, und man sagt, tagsüber bade man hier im Atlantik und nachts im Mittelmeer.

Unser Gastgeber François ist ein französischer Literat. Paris verließ er, weil es ihn erstickte; seit drei Jahren lebt er in Tanger und unterrichtet Literatur am französischen Gymnasium. Er versteht sich als Franzose und Republikaner bis in die Knochen und verkörpert, fast bis zur Karikatur, jene Schicht Pariser Intellektueller, die eine ungeheure Sehnsucht nach den Maghreb-Ländern hegt und zugleich unbeirrt die französ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verbreitet. Er holte uns vom Bahnhof ab und war überrascht, dass wir zweiter Klasse gefahren waren: Die „Fremden“ in Marokko reisen erster Klasse, und da der Preisunterschied gering ist, ist das keine Frage des Geldes, sondern des Status – dessen, wie der Reisende sich selbst begreift.

Ich erzählte François von den orangefarbenen dampfenden Abteilen, den verschleierten Frauen, den Trauben von Jungen, die sich an die Türen hängten. Meine Großmutter sagte einmal auf Französisch, mit schwerem Kairoer Akzent: „Marokko. Ein interessantes Land. Orientalisch. Ich verstehe sie nicht.“ Merkwürdig, dass ausgerechnet sie, die geborene Orientalin, die nie in Europa gewesen war (aber dessen Kultur bestens kannte) und deren größter Stolz es war, auch nach Jahrzehnten in Kairo noch kein Wort Ara

Jeanne Moreau hat geweint. Nass schimmert die Träne noch unter ihren Augen, als sie als Florence in der Telefonzelle dem Ingenieur Julien ihre Liebe beteuert. Der, gespielt von Maurice Ronet, sitzt in seinem Büro und erwidert ihre Schwüre. Verzweiflung hängt in diesem Telefonat. „Wir werden nicht glücklich sein, wenn der Weg nicht frei ist“, flüstert Florence. Und Julien pflichtet ihr bei. Die Kamera, die ihre Gesichter bisher in großen Detailaufnahmen eingefangen hat, zieht sich nun zurück. Wir sehen Moreau weiter in den Telefonhörer sprechen, ihre Worte aber verstehen wir nicht mehr. Stattdessen schwingt Miles Davis’ Trompete sich in verzweifelte Höhen, die die Endgültigkeit des Plans der beiden Liebenden bereits vorwegnehmen.

Nichts weniger als das perfekte Verbrechen plant Ingenieur Julien, nämlich den Mord an seinem Chef. Der alte Rüstungsunternehmer ist der Ehemann von Florence, steht dem Glück der beiden Liebenden im Weg. An einem Samstag überredet Julien also seine Sekretärin, Überstunden zu machen, während er in seinem Büro nicht gestört werden möchte. Sie sitzt vor der geschlossenen Tür, garantiert ihm ein Alibi. Er hangelt sich derweil an der Fassade ins obere Stockwerk und überrascht seinen Chef mit einer Pistole. Die Waffe hat zuvor Florence aus ihrem Haus geschmuggelt – der Ehemann soll mit einer Kugel aus der eigenen Pistole im Leib gefunden werden. Ein cleverer Versuch des Mörders, die ganze Sache nach Selbstmord aussehen zu lassen.

Als er den Chef erschossen hat, drückt Julien ihm die Waffe in die Hand, verschließt die Türen zum Chefbüro von innen und hängelt sich über die Balkone zurück. Schon hier zeigt Regisseur Louis Malle durch Bildaufbau den kritischen Blick auf die Gesellschaft. Julien tut all das am helllichten Tag, vor aller Augen. Bevor er sich an der Außenwand nach oben hängelt, blickt er vom Bü-

Reisen in die nächste Fremde, Teil 4: Tanger ist ein Sehnsuchtsort von ganz Afrika – weil dahinter Europa liegt. Vom Besuch eines Israelis in der Stadt, die an meta- physischer Größe eingebüßt hat. Von Moshe Sakal

Ein Bewohner der Kasbah von Tanger, aufgenommen im Jahr 2004 Foto AFP

Wir wohnten in dem herrschaftlichen Haus, in dem François lebt – mit weiter Eingangshalle, einer Conciergewohnung und einem eisernen Aufzug mit Holztüren aus den Dreißigerjahren –, über der berühmten Konditorei Florence; in deren Schaufenster starrte ich auf die Mandelhörnchen, die cornes de gazelle, denen ich hier bereits verfallen war. Wir gingen die breite Pasteur-Allee hinunter, auf der Tausende flanieren, in den Teesalons sitzen und die Vorübergehenden anstarren, bis zur „Terrasse der Müßiggänger“, die aufs Meer blickt. In ihrer Mitte stehen vier Kanonen aus de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und richten ihre Mäuler auf Europa, und auf der Brüstung saß ein Paar Jungen, der Arm des einen auf der Schulter des anderen, den Blick ernst ineinander versenkt.

Am Ende der Terrasse liegt das Grand Café de France. Hier, erzählt François, war der Stammplatz Jean Genets, als er in der Stadt lebte – ein elegantes Eckhaus, halb Pariser Café alten Stils, halb marokkanischer Teesalon, mit braunen Ledersesseln und Kellnern, die Gläser „nous-nous“ tragen, halb Kaffee, halb Milch. In den Straßencafés sitzen schöne junge Männer und warten auf wohlhabende europäische Männer, um mit ihn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Auch Touristen sitzen da und starren mit stumpfem Blick in die Gegenwart.

bisch zu sprechen, derart herablassend von den „Orientalen“ sprach.

Doch die Größe des Ortes und die Größe Tangers überhaupt liegt in seiner glanzvollen Vergangenheit, und beide denken nicht daran, den Verfall zu verleugnen, der in ihnen schwelt. Im Gegenteil. Paul Bowles, der für Jahrzehnte in Tanger lebte, notierte einmal sinngemäß, es befriedige ihn, alles im Zerfall begriffen zu sehen:

Je größer die Bomben, desto rascher werde alles zerfallen. Die Straße windet sich hinab, am prächtigen Hotel El Minzah vorbei, zum „Grand Socco“, dem Kinoplatz, wo das Cinema Rif steht, die Moschee auf der einen und das Tor zur Altstadt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zwischen ein paar Cafés. Man isst eine gute Harira-Suppe, rundes Brot, gepressten Orangensaft. Die von Mauern umgebene Medina von Tanger hat ihren eigenen Rhythmus, ihren eigenen Stil, ein Leben für sich, eine Welt in der Welt. In einem alten Teesalon, bei einem greisen, würdevollen Kellner, trinke ich sehr süßen Minztee, der aus einer silbernen Kanne strömt, und noch einen und noch einen, als hörte der Tee nie auf zu fließen.

Die Gassen führen zur Kasbah, der Festung über der Straße von Gibraltar. Der Abend senkt sich. Die Bauten sind weiß und stumm, Geheimnisse hütend. Kinder spielen Ball. In einer der Mauern ist ein Fenster aufgerissen, und hindurch zeigt sich links der Atlantik; auf der Klippe sitzen einzelne Männer und starren aufs Meer. Als wir die Kasbah die Straße hinab umrunden, merke ich, dass wir zum Ausgangspunkt zurückgekehrt sind.

So ist Tanger: In kurzer Zeit durchläufst du die verschiedensten Stile und Lebensweisen, und am Ende stellst du fest, dass all die Unterschiede, die du dir eingebildet hast, und all die scharfen Trennungen zwischen den Vierteln verschwimmen. Nachts sind die Orte, die du für abweisend und vornehm gehalten hast, die Nase im Wind, in Wahrheit recht anrüchige Ecken – es sind, mit einem Wort, die berühmtesten zwielichtigen Orte der Stadt.

Am nächsten Morgen führte uns François hinauf zum „Berg“, dem Villenviertel am Rand der Stadt, wo einer der Paläste des Königs Mohammed VI. steht; die Fahnen wehten auf den Masten, ein Zeichen, dass der König gerade in Tanger weilte. Wir gingen die Straße hinab, an den Toren gewaltiger Anwesen vorbei, bis in eines der armen Viertel. Dort setzten wir uns zum Tee, diesmal serviert in hohen Gläsern, bis zum Rand mit Minzblättern gefüllt. In einem geräumigen Raum saßen Männer und unterhielten sich leise, und einer von ihnen schlüpfte in die Nebenkammer und kniete dort zum Gebet auf dem Teppich nieder.

Tangers glanzvolle Tage liegen vielleicht hinter ihm, und doch gibt es hier auch heute ein reges literarisches Leben, unter anderem auf Französisch. François erzählte uns von der Buchhandlung Librairie des Colonnes, gerade wegen Renovierung geschlossen – früher das Zuhause aller Dichter und Schriftsteller: der einheimischen, unter ihnen Mohamed Choukri und Tahar Ben Jelloun; der Verbannten, unter ihnen Paul und Jane Bowles und William Burroughs; und der Gäste auf Zeit wie Allen Ginsberg und Tennessee Williams.

Paul Bowles ist gewiss der bekannteste der Tanger-Expats. Er kam 1931 zum ersten Mal, auf Anraten Gertrude Steins, und blieb sein Leben lang. Er reiste durch die Welt in Begleitung des marokkanischen Malers Ahmed Yacoubi, später mit dem Schriftsteller Mohammed Mrabet. Seine Frau, Jane Bowles, selbst Schriftstellerin, wohnte in der Nähe mit ihrer Freundin Cherifa; als Jane mit sechsundfünfzig starb, ging das Gerücht, Cherifa habe ihr einen Giftbecher gereicht.

Bowles erzählte, in den Jahren europäischer Herrschaft, vor Marokkos Unabhängigkeit, sei Yacoubi der Zutritt zu den Restaurants der Europäer verwehrt gewesen. Im Restaurant eines Hotels sagte ihm der Direktor auf Französisch, er dürfe „ihn“ nicht wieder mitbringen. „Warum?“, fragte Bowles. Und die Frau des Direktors erklärte: „Er ist uns feindlich gesinnt.“ Wie sehr das an die Furcht vor Arabern in Israel erinnert und an die mundtot machende Ausrede: „Sie hassen uns.“ Und noch heute, ein halbes Jahrhundert später, ist die Trennung zwischen Einheimischen und Europäern in Tanger zu spüren, wenn auch verborgener und weniger offiziell.

François behauptet, es gebe in Tanger zweihundert „echte“ Leser, die die neue tangerinische Literatur auf Französisch genießen können. Ist das wenig? Mir kommen zweihundert echte Leser eher sehr viel vor.

Im Abendzug von Tanger nach Fès – diesmal erster Klasse, in Gesellschaft zweier Briten aus London, einer Schmuckdesignerin und eines Bauarbeiters – denke ich an diese Hafenstadt, die weiterlebt, als hätten die letzten fünfzig Jahre keine Spur in ihr hinterlassen; eine zwielichtige, hypnotisierende Stadt, in der nachts Dutzende Bars ihre Tore öffnen und sich Prostituierte und Zuhälter versammeln, mit Messernarben in ihrem Fleisch. An der Uferpromenade sitzen um zwei Uhr nachts Paare und Gruppen Haschisch rauchender Jungen und Einzelne – Fremde wie Einheimische –, die einander begehrliche Blicke zuwerfen. Und noch nichts habe ich von den Jungen gesagt, die in den Bars ein und aus gehen, sehr jung, das schwarze Haar mit Gel bestrichen, billiges Parfüm mit Schweiß vermischt, der Blick mal voller Unschuld, mal verdorben. Und dann war es Zeit, François’ Wohnung über den cornes de gazelle zu verlassen, Gibraltar den Rücken zu kehren und zur nächsten Station weiterzuziehen: der verschachtelten, labyrinthischen Altstadt von Fès.

Moshe Sakal, geboren 1976 in Jaffa, lebt als Schriftsteller in Berlin.

Retrospektive: „Fahrstuhl zum Schafott“

Die Musik leuchtet

Ventura ist eine heimliche Hauptfigur des Films. Derjenige, dem es obliegt, die Ordnung des Systems wiederherzustellen, obwohl nicht ganz klar ist, ob er selbst überhaupt daran glaubt – Katzbuckelei gegenüber den bürgerlichen Eliten lehnt er ab, ebenso das Einschmeicheln bei der Presse. Seinen Intellekt setzt er vielmehr ein, um die Grundregeln, ohne die eine Gesellschaft in tödliches Chaos verfällt, zu festigen. MARIA WIESNER

Einer, der mindestens genauso dazu beiträgt, ist Lino Ventura, den wir nach etwa einer Stunde zum ersten Mal sehen. Als Kommissar Cherier tritt er auf, im leicht zerdrückten Trenchcoat überm Anzug befragt er Florence, die bei einer Razzia in der Nacht festgenommen wurde. Sie lässt beiläufig fallen, dass ihr Gatte oft beim Innenminister speist. Er zeigt sich unbeeindruckt: „Ich weiß, Madame, ich weiß.“ Lächelnd nimmt er die Aussagen der reichen Frau entgegen. Gibt sich hilfsbereit, ja fast harmlos, nur kurz flackert fuchshafte Schläue durch seinen Blick – Peter Falk wird diesen Ansatz später für seinen Columbo ausbauen.

Dass Zuschauer Zeit für solche Gedanken haben, liegt auch an der Filmmusik. Der jazzaffine Malle hatte erfahren, dass Miles Davis ein paar Wochen in Paris verbrachte. Malle nahm Kontakt auf, führte Davis den Film zweimal vor, danach sagte der Musiker zu. In einer einzigen nächtlichen Sitzung nahm er den Soundtrack in einem Studio in Paris auf. Davis improvisierte direkt zu den Bildern, schuf Rhythmus und Melodie spontan. Malle war begeistert. Als „losgelöst“ von der Handlung, ja zum Teil gar „elegisch“ beschrieb er Davis’ Musik später. Und genau deshalb habe sie seinen Film in etwas Brillantes verwandelt.

robalkon hinab. Unten rauscht der Verkehr. Die Kamera fängt während des Kletterns die Stadt im Hintergrund ein. Eine Wand aus Fenstern blickt auf Julien, aber niemand sieht hin, niemand beachtet, was er tut. In der Großstadt sind alle in ihren eigenen Leben gefangen. Der Plan scheint zu gelingen. Julien verlässt sein Büro gemeinsam mit der Sekretärin. Das Alibi sitzt perfekt. Erst als der Ingenieur sein Auto startet, sieht er das Klet-

Jeanne Moreau läuft durchs nächtliche Paris. Aber Lino Ventura ist der heimliche Held.

Von hier an wechselt die Handlung zwischen dem jugendlichen Draufgängerpärchen, Julien im Fahrstuhl und Florence, die in immer größerer Verzweiflung durch die Pariser Nacht treibt. Julien ist nicht zum verabredeten Zeitpunkt im Café aufgetaucht. Hat er im letzten Moment gekniffen? Ist er gar mit einer anderen ins Wochenende gefahren? Florence sieht seinen Wagen auf dem Boulevard vorbeizischen, ihr Blick bleibt am Floristenterseil noch immer am Balkon baumeln. Er rennt zurück ins Gebäude, springt in den Fahrstuhl, da schließt der Pförtner gerade ab und legt den Schalter für die Hauptsicherung fürs restliche Wochenende um. Julien sitzt fest, und seinen bereits laufenden Wagen schnappt sich ein kleinkrimineller Jugendlicher, der ein Floristenmädchen mit der illegalen spontanen Spritztour beeindrucken möchte.

Lino Ventura (rechts) und Maurice Ronet in „Fahrstuhl zum Schafott“ Foto Laif mädchen hängen. Das Bild schürt ihre Eifersucht. Wir hören ihre Gedanken, ihre Vermutungen, ihre Zweifel am Geliebten und beginnen uns selbst zu fragen, wie fest diese Liebe, für die der Ingenieur gemordet hat, eigentlich ist.

Revolutionäre Sprachamnestie

Das Wörterbuch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aus dem Jahr 1798 könnte ein Vorbild sein für die Kulturkämpfe der Gegenwart. Von Jürgen Trabant

Der Versuch der Einführung neuer, richtiger Wörter wie „der Geflüchtete“ (statt Flüchtling), „gehörlos“ (statt taubstumm) oder neuer Wortbildungen wie „Radfahrender“ (statt Radfahrer), „Studierender“ (statt Student), „Bäcker*innen“ (statt die Bäcker) geht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 auf den englischen Philosophen Francis Bacon zurück, den Vater der europäischen Aufklärung. Bacon, der 1620 mit seinem „Neuen Organum“ eine neue Wissenschaft begründen wollte, betrachtete als Voraussetzung für den Neuanfang die völlige Tilgung alter Vorurteile, die er „Idole“, Götzen, nennt. Die alten Götter, eben die Götzen, müssen vertrieben werden, damit das neue Reich entstehen kann, das „regnum hominis quod fundatur in scientiis“, das „auf den Wissenschaften gegründete Reich des Menschen“.

Die Parallele zur Neugründung einer Religion ist evident. Von den zu vertreibenden alten Göttern sind die „Idole des Marktes“ – idola fori – die schlimmsten: Dies sind die Wörter der Sprache des Volkes. Bacon hatte mit Schrecken festgestellt, dass die Wörter der normalen Sprache vom Volk gebildete, falsche Vorstellungen enthalten, die nicht mit den richtigen Begriffen der Wissenden übereinstimmen. Da aber die Wörter das Denken bestimmen – „verba vim suam super intellectum retorquent et reflectunt“, „die Wörter wenden ihre Kraft auf das Denken“ –, gefährden diese volkstümlichen falschen Vorstellungen in den Wörtern das richtige Denken der Wissenschaft. Die idola fori dringen nämlich in die Köpfe der Besserwissenden ein und bringen solchermaßen falsches Denken in die Wissenschaft. Man müsse daher, so Bacon, diese schlimmsten Feinde der neuen Wissenschaft aus den Köpfen entfernen, das Denken reinigen, wenn das Reich der Wissenschaft anbrechen soll.

Dass die Wörter das Denken beeinflussen, „verba imperant“, ist eine Einsicht aus der europäischen Begegnung mit außereuropäischen Sprachen und eine Konsequenz des Aufstiegs der europäischen Volkssprachen in höhere Diskurse wie Wissenschaft, Religion und Recht. Die Verschiedenheit der Sprachen wurde dabei als eine semantisch-strukturelle erkannt, sodass die Sprachen nicht mehr nur als verschiedene Laute für dieselben Gedanken verstanden werden konnten, sondern als verschiedenen Denken erfahren wurden. Sprache determiniert das Denken, ist eine der Grundüberzeugungen der Aufklärung, die dies aber vor allem als ein Problem ansieht (und nicht als eine wunderbare Vielfalt) und die daher damit beginnt, „falsche“ Semantik aus dem Sprechen, vor allem aus dem wissenschaftlichen Sprechen, auszuschalten. Sprachreinigung für die Wissenschaft beginnt nicht erst mit Frege oder gar Wittgenstein, sondern ist dem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sdiskurs seit Bacon eingeschrieben. John Locke führt Bacon fort, allerdings weniger pfäffisch, und die französische Sprachphilosophi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vor allem Condillac, denkt die englische Philosophie weiter.

Die französischen Intellektuellen, die am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dann die Revolution, die vernünftige Umgestaltung der politischen Welt, betreiben, waren Schüler Bacons, Lockes und Condillacs und daher davon überzeugt, dass eine auf Vernunft basierende politische Ordnung nur auf einer philosophisch gereinigten Sprache aufgebaut werden kann. Die Revolution der Sprache ist gleichsam das Herz der politischen Revolution. Nicht nur werden die nicht französischen Sprachen Frankreichs als Horte alten Denkens und Feinde der Revolution erkannt und wird ihre „Vernichtung“ vorgeschlagen, vor allem muss auch das Französische selbst von seinen „Götzen“ gereinigt werden: Neue Wörter werden erfunden, vor allem für die neuen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 und alte Wörter werden von ihrer „alten“ feudalen Bedeutung befreit und mit neuer Bedeutung gefüllt, zum Beispiel das Wort „roi“ wird nun als „Tyrann“ revolutionär korrekt neu definiert. Die Reinigung des gesamten französischen Wortschatzes vom alten feudalen Denken, die Revolution der Sprache, blieb aber natürlich ein Problem: Wie soll man aus Tausenden von Wörtern die alte Semantik, das alte schlechte Denken, entfernen und durch neues Denken ersetzen? Die Geschichte des Wörterbuchs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zeigt eine elegante Lösung auf.

Es war – und ist immer noch – die wichtigste Aufgabe der Französischen Akademie, den französischen Wortschatz kontinuierlich zu bearbeiten, den richtigen Gebrauch zu normieren und im Wörterbuch der Académie zu veröffentlichen. Die 1635 gegründete Akademie veröffentlichte 1694 die erste Auflage ihres Wörterbuchs. Als fast hundert Jahre später die Revolution ausbrach, war die Akademie gerade damit beschäftigt, die fünfte Auflage des Wörterbuchs fertigzustellen und zum Druck zu geben. Die vierte Auflage war 1762 erschienen. Man hatte dreißig Jahre am Wörterbuch gearbeitet, als 1792 die Republik ausgerufen wurde und sich die revolutionäre Politik radikalisierte. Die jakobinischen Politiker betrachteten die französischen Akademien (neben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gab es noch di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und di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als besonders verhasste Institutionen des Ancien Régime, des feudalen Systems. Sie wurden daher 1793 aufgelöst.

Schon allein deswegen konnte das von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gerade fertiggestellte Manuskript der fünften Auflage ihres Wörterbuchs nicht gedruckt werden. Außerdem bezog sich die Beschreibung des Wortschatzes ja auch noch auf den Sprachgebrauch der vergangenen Zeit. Das noch nicht gedruckte Wörterbuch enthielt sozusagen das gesamte verabscheute alte Denken des monarchischen Regimes, das man nicht auch noch verewigen wollte. Aber das Manuskript hatte Glück: Es wurde nicht zerstört, es entging sozusagen der Guillotine, mit der andere Feinde der Republik zur Zeit der Terreur eliminiert wurden. Es wurde 1793 bei der Schließung der Akademie zunächst versteckt und dann 1794 vom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beschlagnahmt, also gleichsam ins Gefängnis gesteckt – und dort wohl vergessen. 1798, lange nach der terroristischen Zeit, wurde der Text aus der jakobinischen Haft entlassen, und man entschloss sich, das Wörterbuch doch noch zu drucken. Wie war das möglich? Es enthielt doch immer noch die gesamte Semantik des Ancien Régime. Die Terreur war 1798 zwar vorüber, aber nicht die Zeit des aufgeklärten wissenschaftlichen Regimes, der Republik, die sich weiterhin fragen musste, wie sie mit den Wörtern aus feudaler Zeit umgehen soll. Die Lösung war einfach genial und genial einfach.

Ein völlig neues Wörterbuch sollte nicht geschrieben werden. Tausende von Wörtern „aufgeklärt“ neu zu definieren, wäre eine – vermutlich unlösbare – Mammutaufgabe gewesen. Schließlich hatten die Akademiker an dem Manuskript der fünften Auflage ja dreißig Jahre lang gearbeitet. Dennoch konnte man die Wörter aus vorrepublikanischer Zeit ja auch nicht einfach so belassen. Zwei Maßnahmen machten das Wörterbuch zum Wörterbuch der Revolution. Erstens ergänzte man das Manuskript durch ein kleines Supplement mit Wörtern für die neuen revolutionären Errungenschaften wie zum Beispiel „département“ oder „septembriser“. Zweitens und vor allem kam man auf die geniale Idee, die Transformation der alten Wörter in eine aufgeklärte republikanische Semantik gleichsam durch eine Generalamnestie oder eine Generalreinigung zu bewerkstelligen.

Diese Aufgabe übernahm Dominique Joseph Garat, einer der Philosophen, die nun die Macht im Staat hatten. Er war ein „idéologue“, also ein durch die Sprachphilosophie Condilacs (und das heißt durch die englische Tradition Bacon-Locke) geprägter Denker, politisch ein Liberaler, mit dem Wilhelm von Humboldt sich in Paris anfreundete. Garat war ein wichtiger Politiker, Minister für die Instruction publique, das Erziehungswesen, kein Mitglied der Akademie. Er schrieb einen Discours préliminaire zum Wörterbuch, keine Préface, kein Vorwort, wie es sonst üblich war. Der Titel Discours préliminaire ist programmatisch, sofern er an den Discours préliminaire anschließt, den d'Alembert 1751 der „Encyclopédie“, dem Hauptwerk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vorangestellt hatte. Der Discours préliminaire zur fünften Auflage des Wörterbuchs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ist ein Manifest der Aufklärung und ein Glanzstück politisch-philosophischer Raffinesse. Die Wörter (wohlgemerkt gesammelt im Ancien Régime!) wurden darin mit der folgenden subtilen Begründung zu aufgeklärten, philosophisch gereinigten Wörtern der republikanischen Nation erklärt.

Zunächst stellt Garat fest, dass die Académie française mehr als die beiden anderen Akademien (Sciences und Inscriptions) zum politischen Wechsel beigetragen habe: „Von den drei Akademien ist die Académie française jedoch diejenige, die am meisten zur Umwandlung des monarchischen Geistes in republikanischen Geist beigetragen hat.“ Die Académie française sei nämlich eine Art Demokratie gewesen, da ihre Mitglieder untereinander immer als Gleiche verkehrten: „Diese Art literarischer Demokratie war also schon im Kleinen ein Beispiel für die große politische Demokratie.“ Es sei des Weiteren bei der Wortarbeit der Académie schon immer darum gegangen, die richtigen Gedanken zu formulieren. Die Wörter seien als Instrumente des Denkens verstanden worden und nicht bloß als Mittel der Kommunikation: „dass die Wörter uns nicht nur dazu dienten (. . .), uns unsere Gedanken zu kommunizieren, sondern dass sie uns zum Denken notwendig waren“. Die Akademie hatte also die richtige, aufgeklärte Auffassung von den Wörtern: Wörter sind Denkmittel.

Durchdrungen von dieser philosophischen Grundüberzeugung haben die Akademiker aus dem Französischen die „Sprache eines aufge-

Verwalter der Sprachwelt des Ancien Régime? Sitzung der Académie française im Jahr 1714 Foto Getty

klärten Volkes“ gemacht. Das sei früher durchaus nicht möglich gewesen. Die Akademie-Mitglieder der früheren Zeiten, von der Gründung bis zu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seien entweder modische Höflinge, langweilige Kritiker oder dichterische Genies gewesen, die allesamt keine angemessene, also wissenschaftlich korrekte Wortschatzarbeit hätten leisten können. Erst nach der vierten Auflage des Wörterbuchs 1762 seien dann alle Mitglieder der Akademie vom „esprit philosophique“ beseelt gewesen und hätten verschiedene Expertisen in die Wortarbeit einfließen lassen, sodass der in den Jahren von 1762 bis 1793 gesammelte und beschriebene Wortschatz insgesamt als aufgeklärt betrachtet werden kann. Diese Akademie-Mitglieder waren Aufklärer, die als solche schließlich als Vertreter der Nation zu betrachten seien: „Vierzig Männer, in vielen Fächern aufgeklärt, die gleichsam als Vertreter einer Nation betrachtet werden können.“

Damit sind die Vorwürfe vom Tisch, das noch ungedruckte Wörterbuch enthalte die Sprache des alten Regimes, der Verdacht ist ausgeräumt, dass es sich um die schlechten „Idole des Marktes“ – hier in der Form der „Idole der Monarchie“ – handeln könnte. In der Akademie waren dreißig Jahre lang vierzig Wissende am Werk, die kraft ihres aufgeklärten republikanischen Wesens den aristokratischen Schmutz aus den Wörtern entfernt haben. Die idola fori sind eliminiert, und das Französische ist eine wissenschaftlich gereinigte Sprache. Es konnte also gedruckt werden. Imprimatur!

Angesichts dieser Episode aus der langen Geschichte des Kampfes gegen die Götzen des Marktplatz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ob diese Art der Purifikation der Wörter, diese Generalamnestie für das Wörterbuch, dies Verfahren der mirakulösen geistigen Läuterung der Semantik durch die Annahme der richtigen Gesinnung gar ein Modell für die aktuell laufende Sprachreinigung sein könnte? Etwa eine Generalamnestie für alle Wörter und Verfahren aufgrund der Annahme, dass die Wörter und Verfahren der „normalen“ Sprache nicht von hassenden und dummen Menschen geschaffen worden sind, sondern von Wesen, die die Welt phantasievoll und vernünftig denken und dieses Denken friedlich und freundlich kommunizieren? Un joli rêve.

Das Familienpicknick fotografierte Joseph Janney Steinmetz in Longboat Key, Florida, im Jahr 1958. Die Elvis-Anhängerin (unten) wurde 1956 vom Fotografenehepaar Lucian und Mary Brown porträtiert.

Das Amerika, das es so nie gab

Zwei Männer pflegen den Vorgarten. Einer schiebt den Rasenmäher über das kurz geschnittene Gras, der andere bearbeitet die Rasenkante. Hinter ihnen stehen Steinhäuser mit Markisen vor den

Fenstern. Alles ist ordentlich, die Häuser gleichen einander bis ins Detail, die Männer sind ernst, doch entspannt bei der Sache. Ein Foto von einem gewöhnlichen Tag in Amerika.

Eine Ausstellung in den Harvard Art Museums zeigt, wie Auftragsfotografen das Bild vom glücklichen Nachkriegsamerika festhielten und mitproduzierten. Von Frauke Steffens

Auf anderen Schwarz-Weiß-Fotos wird gegrillt. Eine Frau trägt ein Tablett durch ein licht-durchflutetes Haus mit Swimmingpool. Eine lachende Mutter mit frisch gelegten Locken posiert in einer Siedlung vor Palmen, ein Kind an jeder Hand und eines vor die Brust geschnallt. Teenager tanzen, ein Footballspieler küsst eine homecoming queen, Familien sitzen vor dem Fernseher. An Weihnachten leuchtet ein geschmücktes Einfamilienhaus in der Dunkelheit.

Man meint dieses Amerika zu kennen, auch wenn man nie dort gelebt hat. Genau dieses Wiedererkennen ist das Thema von „The Way We Never Were: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Collection“ in den Harvard Art Museums in Cambridge. Die Ausstellung zeigt rund siebzig Fotografien aus dem Archiv der Soziologin, Kuratorin und Fotografin Barbara Pugh Norfleet. Mehr als 20.000 Negative und Abzüge professioneller Fotografen trug Norfleet in den Siebzigern zusammen. Sie reiste dur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überzeugte Fotostudios, ihre Bestände abzugeben. Die ältesten Fotos dieses Bestands stammen aus der Zeit der Jahrhundertwende, die meisten aus den Vierziger-, Fünfziger- und Sechzigerjahren. Sie zeigen Hochzeiten und Schulfeste, Sportveranstaltungen und Familienporträts, Firmenfeiern und Bilder aus Vorstädten, die eben noch nicht da gewesen waren.

Norfleet, die als erste Frau ordentliche Soziologieprofessorin mit „tenure“ in Harvard wurde, interessierte sich für das Alltägliche. Ihr Projekt startete sie 1975 mit öffentlichen Mitteln aus dem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das im Vorfeld des zweihundertjährigen Jubiläums der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vielfältige Beschäftigungen mit d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förderte. Norfleet erkannte in den Auftragsarbeiten von Fotostudios an der sprichwörtlichen „Main Street“ ein anderes Archiv der USA: Bilder davon, wie Amerikaner lebten, oder zumindest davon, wie sie sich fotografieren ließen.

Ein halbes Jahrhundert später setzt die von Audrey Sands, Madison Brown und Barbara Robinson kuratierte Harvard-Ausstellung genau an diesem Unterschied an. Denn Norfleets Archiv dokumentiert nicht nur, was auf den Bildern zu sehen ist. Es erzählt auch davon, wer fotografiert wurde, wer einen Fotografen bestellte, welche Bilder Kunden haben wollten und welche Vorstellungen von Familie, Erfolg und Zugehörigkeit dadurch sichtbar wurden.

Die Sammlung erweitert die Geschichte der Fotografie um Bilder, die lange als zu kommerziell oder alltäglich galten. Gleichzeitig zeigt sie, wie begrenzt das Amerika sein konnte, das in den Bildern inszeniert wurde. Der an den Film mit Robert Redford und Barbra Streisand angelehnte Titel „The Way We Never Were“ behauptet nicht, dass diese Welt erfunden war. Die Familienfeiern, die Nachmittage am Pool oder auf dem gepflegten Rasen waren schließlich ebenso echt, wie es das individuelle Glück sein konnte, das Menschen festhalten wollten. Der Mythos vom „normalen Amerika“ aber entsteht, wenn ein begrenzter Ausschnitt so oft gezeigt wird, dass er irgendwann für das Ganze steht.

Fotografie war an der Produktion solcher Normalität schon lange beteiligt. Kodak hatte sie End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aus dem Atelier ins Alltagsleben gebracht. „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 lautete George Eastmans berühmter Werbeslogan von 1888. Fotografieren sollte so unkompliziert werden, dass Familien ihre eigene Geschichte in Bildern herstellen konnten. Auch viele der Bilder in Norfleets Sammlung setzten dieses Versprechen um, aber ihre Urheber waren professionelle Fotografen. Sie arbeiteten für Familien und Fotostudios, aber auch für Kaufhäuser, Unternehmen, Behörden oder Immobilienentwickler.

Foto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ourtesy Harvard Art Museums

Die Ausstellung macht sichtbar, wie viel Arbeit in der ausgestellten Alltäglichkeit wie auch in den Fotos von besonderen Anlässen steckte. In einer Vitrine liegen Probeabzüge mit Retuscheanweisungen, Werbeprospekte für Fotostudios und Fragebögen, mit denen etwa Hochzeitsaufnahmen vorab geplant wurden. Darüber hängen Familienporträts in Goldrahmen, gehängt wie an einer bürgerlichen Wohnzimmerwand: lächelnde Paare, ins Bild gesetzte Generationenfolgen, auch zwei weiße Pudel schmiegen sich fürs Porträt aneinander. Politik dringt nur selten in die Alltagsfotografie, etwa in Form eines Werbeplakats für Dwight D. Eisenhower im Hintergrund: „I love Ike“.

In der Zeit, aus der viele dieser Fotografien stammen, gab es viele künstlerische Versuche, Gesellschaft mit der Kamera abzubilden und zu interpretieren. Im Jahr 1955 eröffnete Edward Steichen im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Family of Man“. Mehr als 500 Fotografien aus Dutzenden Ländern erzählten von Liebe, Arbeit, Familie und Tod. Nach Weltkrieg und Holocaust sollte die monumentale Schau eine universelle menschliche Gemeinschaft sichtbar machen. Auch „The Way We Never Were“ ist voller Familien, Kinder, Liebespaare und gemeinsamer Rituale. Aber die Ausstellung fragt danach, was geschieht, wenn das scheinbar Universelle in Wahrheit sehr spezifisch ist. Denn das Amerika aus Norfleets Archiv ist meist weiß, heterosexuell und gehört der Mittelklasse an – nur vereinzelt sind Afroamerikaner zu sehen, etwa eine schwarze Braut, hinter der ein Foto von John und Jackie Kennedy hängt.

ein Foto von John und Jackie Kennedy hängt. Die Kuratorinnen der Harvard Art Museums hängen die Fotos zum Teil an Wände mit überdimensionierten Aufnahmen, die an den zeit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erinnern: ein Atompilz, eine Civil-Rights-Demonstration. Eine Wohnzimmerszene mit einer Frau am Stickgestell und einem Mann, der mit einem Buch auf dem Schoß im Sessel sitzt und einen Hund streichelt, hängt an einer Wand, die mit einer Luftaufnahme der Vorstadt Levittown tapeziert ist: gleichförmige Einfamilienhäuser, der in Long Island auf der grünen Wiese geplante amerikanische Traum, von dem schwarze Käufer in Levittown bis 1968 ausgeschlossen waren. „Redlining“ und andere rassistische Praktiken auf dem Immobilienmarkt erschwerten schwarzen Amerikanern noch länger den Zugang zu jenem Wohneigentum, das zum Zeichen des gelungenen Lebens wurde. Suburbanisierung und Segregation waren miteinander verschränkt: Die „White Flight“ aus den Innenstädten entzog diesen Städten Jobs und Steuern.

Wieder Joseph Janney Steinmetz, diesmal mit der Aufnahme einer Frau am Briefkasten, Bayshore Gardens, Florida, 1959. Ganz links Jack Goulds Neugeborenenstation, Saint Louis, Missouri, 1946. Und schließlich Elsa Dorfmans Porträt von Barbara Norfleet, 1997.

Zeitgenössische Fotografen machten die Widersprüche dieses Lebens bereits sichtbar, etwa

Robert Franks „The Americans“. Auch Frank fotografierte zwischen 1955 und 1957 Menschen auf der Straße und amerikanische Rituale. Doch sein Amerika zeigte sich nervöser und fragmentierter; Franks Bilder zeigten auch rassistische Segregation, Einsamkeit und die Widersprüche des Wohlstands. Dabei kann man nicht sagen, dass Fotografen wie Frank die Wahrheit abbildeten und die kommerziellen Fotografen in Norfleets Sammlung eine Lüge. Beide wählten aus.

Die Ausstellung in Harvard will dementsprechend nicht einfach inszenierte Bilder des Alltags als eine Art privat-öffentliche Propaganda oder kollektive Selbsttäuschung entlarven, wie etwa der „Boston Globe“ bemängelte, der in der Schau zu viel „tendenziöses Wedeln mit dem Zeigefinger“ am Werke sah. Dafür sind viele der Fotos zu lebendig. Eine junge Teenagerin präsentiert stolz ihre Elvis-Presley-Platte, Frauen treffen sich zur Tupperware-Party, Jugendliche platzen vor Stolz bei der Bar-Mizwa. Es gibt absurde, komische und zärtliche Momente.

Die Schau denkt vielmehr darüber nach, wie Bilder von bestimmten Familien, Häusern und Körpern immer wieder als das „normale“ Amerika erscheinen konnten. Norfleet wollte mit ihrer Sammlung festhalten, was die etablierte Fotogeschichte nicht einbezogen hatte. Die Ausstellung zeigt, was auch Norfleets Archiv nicht erzählte. Die Fotografien in Harvard stehen nicht einfach für ein „falsches“ Bild von Amerika. Sie erzählen eine kompliziertere Geschichte von privaten und öffentlichen Inszenierungen, die Normen folgten und diese mit produzierten.

The Way We Never Were: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Collection. In den Harvard Art Museums, Cambridge, Mass.; bis zum 9. Mai 2027. Kein Kata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