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09.10.2026.pdf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报纸

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 · 第 234 / 41 D1 期

由 尤尔根·考伯 (JÜRGEN KAUBE)、卡斯滕·克诺普 (CARSTEN KNOP)、贝尔托尔德·科勒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10 € F.A.Z. 网址：faz.net

公交车站遭袭击导致 30 人死亡

华沙。周四上午，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大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空袭，造成 30 人死亡。据乌克兰国家应急服务部门称，一名俄罗斯滑翔炸弹击中了车站的一辆公交车，导致车辆在袭击后完全被烧毁。另有 18 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第二辆公交车也被完全烧毁。由于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良斯克市的军事管理部门已停止公共交通运行。顿涅茨克军事州长瓦迪姆·菲拉什金在 Telegram 上表示，周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俄罗斯袭击中，有 4 人死亡。此前几天，俄罗斯军队已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公共交通工具。该市属于乌克兰在顿巴斯的防御地带。虽然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主要街道设有防无人机网，但这无法防御导弹或炸弹。周三，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普里卢基的一栋住宅楼，死亡人数已升至 22. 人。lock.

是什么让德国强大

是政府，是德国选择党（AfD），是移民还是年轻的企业家？在随附的特刊中将给出答案。 B 1 至 B 12 页

在黑暗的掩护下 在夜间的往返运输中，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但这是有代价的。 政治，第 8 页

德国制造的展览 德国的博物馆热潮仍在继续：优秀的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新建筑则吸引了更多年轻访客。 文化版，第 16 页

来自乡村的创造者 家族企业对德国经济实力的贡献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经济，第 21 页

幕后推手的较量 弗瑞和约书亚即将进行拳击对决。他们的首次交手也将成为推广人之间的权力之争。 体育，第 44 页

更实惠的居住 部分公寓价格有所下降。对于新建筑而言，减少建筑规定和标准至关重要。 房地产，第 28 页

致编辑的信，第 30 页

针对社民党 政治人物艾哈迈托维奇的调查

汉诺威。汉诺威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联邦议员阿迪斯·艾哈迈托维奇进行调查。该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周四向《法兰克福汇报》确认，艾哈迈托维奇的豁免权已被撤销。发言人未透露具体指控。艾哈迈托维奇是汉诺威社民党的负责人。该党组织正面临腐败嫌疑。检察官办公室此前已在调查汉诺威地区前主席斯特芬·克拉赫（SPD）以及下萨克森州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斯特凡·波利策。bin.

停止唱衰

他们是沉默的日常英雄。就像他们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良好运行贡献一份力量：只要拿起扫帚，而不是坐在长椅上等待他人来塑造德国的未来。

行动起来：当然，这个国家并非一切都运转顺畅。但仅仅是把一切都说成糟糕的也没有帮助。因此，在本年度发行量最高的《法兰克福汇报》中，我们将重点关注那些日复一日确保一切不至于崩溃的人们。

托斯滕·弗赖对联盟内部处理方式表示困惑

“淡化妥协令人不安” / 《法兰克福汇报》采访

柏林。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CDU）对执政联盟内部的相互对待方式表示困惑，并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他认为，关键在于为国家寻找在明天和后天依然具有说服力的良好解决方案。弗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当我们自己在联盟内部淡化这些妥协时，这令人不安。这样我们如何能说服他人认可我们的成就？”不过，弗赖也强调，他看到“社会民主党对共同组建联盟有着明确的承诺”，这让他感到乐观。虽然在他的党团中，有些议员对改革速度非常不满，他表示可以理解，因为他自己也经常有这种感觉。“但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在周三晚上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虽然没有达成书面决议，但会议氛围被描述为具有建设性。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已决定改革的后续推进方案；双方约定将迅速实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联盟继续强力推进其改革方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弗赖说道，“关键在于迅速完成。”

联盟委员会还讨论了在马格德堡首次选出德国选择党（AfD）州议会主席的问题。据联邦政府透露，相关讨论过程较为客观。弗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我们一致认为，联邦政府开展成功的工作是将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边缘的最佳手段。”他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放弃在柏林与左翼党组建联盟：他表示，“当我们的联盟伙伴在所有有选择余地的地方都选择另一方时，这让我陷入沉思”。在联盟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弗赖与基社盟（CSU）州级团体负责人亚历山大·霍夫曼以及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共同向联盟党团的议员们发送了一条短信，其中写道：“我们坚定决心，绝不将我们的国家交给极端分子。”（参见第 2 页和第 12 页。）elo. / mawy.

柏林“红-绿-红”达成初步协议

就启动磋商达成一致 / 制定应对反犹太主义事件的计划

柏林。柏林的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已达成一致，将启动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磋商。这三个政党在周四下午提交了两份文件，在其中明确表示反对反犹太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达成此次协议之前的预备会谈是应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而进行的，旨在澄清左翼党中存在争议的立场。

该协议包含一项机制，旨在应对三个党团内部出现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根据协议，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将启动三个政党及其党团的规章制度，其中规定了“最高可至开除党籍的后果”。此外，党团秘书长应有权设立一个由三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党团随后将基于该评估结果决定处理措施。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表示，该机制同样适用于个别议员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接触的情况。

三个政党的代表强调，参议院成员以及党团和政党中的职能人员在打击反犹太主义方面承担着特殊责任。左翼党州主席克里斯汀·沃尔特（Kerstin Wolter）表示：“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没有生存空间。”以色列的生存权是“不可谈判的”。据媒体报道，谈判伙伴还达成一致，不将来自新克尔恩（Neukölln）的左翼党议员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纳入党团。埃姆德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且属于左翼党“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她对参与政府持怀疑态度。沃尔特并未证实这些报道，但就其党团的规定表示：“所有成为议员的人都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政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不遵守协议者将受到制裁。绿党党团主席维尔纳·格拉夫（Werner Graf）表示，如果三个政党组建联合政府，“那么我们将作为政府，向所有犹太人提供保护承诺”。（见第12页。）stk. / pau.

施泰因迈尔：德国人将继续做优秀的欧洲人

巴黎。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保证，德国人将继续做“优秀的欧洲人”。施泰因迈尔周四在巴黎进行为期三天的法国国事访问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此前他提到了德国最近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选择党（AfD）获得了极高票数。访问行程还包括参观波尔多的一家研究机构，该机构用于模拟核武器测试和核聚变。（见第4页。）elo.

意大利议会批准梅洛尼的选举法改革

意大利议会周四批准了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极具争议的选举法改革。在秘密投票中，227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法案，164名反对。梅洛尼在投票前曾威胁称，如果改革在议会中失败，她将辞职。作为第二议院的参议院此前已批准该计划。此次改革引入了纯比例代表制，确保获得超过42%选票的联盟能够获得席位加成，从而保证议会多数席位。（见第8页。）F.A.Z.

安妮·卡森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兰克福。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宣布了这一消息。卡森 1950 年出生于多伦多，在故乡学习，并在多所大学任教。她的作品涵盖随笔、译作和小说，大部分基于作者对古希腊文本的研究。其长诗《红》（Rot）尤为知名，该诗从受害者格里翁（Geryon）的视角讲述了赫拉克勒斯故事的一部分。（详见副刊，第 13 页。）s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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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怒

作者：贝尔托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

在巴黎，两位都将在明年春天离任的总统互道了告别。但施泰因迈尔访问马克龙，可能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尽管存在分歧，但在柏林和巴黎，自由民主与欧洲统一的追随者和捍卫者一直决定着各自国家的航向。

在马克龙之后，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入主爱丽舍宫并非没有可能。而在德国，如果有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位魏德尔（Weidel）联邦总理也是可能的（尽管她对那位极右翼法国女性来说都太极端了），已经没有人会认为这很疯狂。如果这种双重权力更迭真的发生，那么在欧洲中心，那些已经在撕扯欧盟的离心力将变得不可收拾。届时，不仅德国选择党（AfD）和国民联盟（RN）的追随者会欢呼，普京、特朗普和习也将如此。

柏林的执政联盟伙伴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知道德国民主正面临一场历史性的考验。这自然是指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党的崛起。然而，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并没有倾尽全力通过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来挫败极端分子的气势，而是继续地互相攻击，仿佛已经没有民主的明天一样。

像现在从皮斯托里乌斯（Pistorius）身上爆发出的那种绝望之怒，绝不能导致正遭受左右两翼攻击的政治中间派陷入内斗。这种“自身免疫疾病”将成为自由民主和欧洲项目的内部及外部敌人的一份无价礼物。施泰因迈尔在巴黎承诺，德国人将继续成为优秀的欧洲公民。十年前，当他与马克龙当选时，人们还无需对此产生怀疑。

BND 的危机

作者：莫娜·耶格尔 (Mona Jaeger)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最近表示，联邦情报局（BND）目前已与摩萨德（Mossad）和军情五处（MI5）处于同一水平。对于以色列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来说，只能希望这不是真的。因为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案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安全漏洞和监管缺失令人震惊。这些问题也令那些高度依赖德国情报机构的国际合作伙伴感到不安。英国情报机构目前显然正在审查所有向 BND 传输的信息。这种不信任感显而易见。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BND 这一情报机构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2000 份文件显然在没有太大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局长办公室负责人传到了前局长汉宁手中。这至少是联邦总检察长对汉宁及其前办公室负责人提出的指控。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汉宁在隐藏这些窃取的文档时显然没有花太多心思。汉堡的调查人员在与该集体诉讼相关的搜查中，很快就在其家中找到了相关证据。看来有人对此感到相当自信。

其中一项涉嫌罪名是叛国罪。如果被定罪，汉宁可能会被判处多年监禁。他属于一群前机密持有者，这些人不负责任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影响力。他们曾身处权力顶层，受托负责德国及其公民的安全，但这还不够。他们在咨询公司中将自己的知识和人脉变现。

为此，他们通常甚至不需要违反法律，因为国家允许其机密持有者在离开公职后拥有惊人的自由度。然而，对于终身公务员（这些人大多如此）来说，严格的规定也应当终身适用。忠诚不应在离开办公室时就结束。政治层面必须尽快加强冷却期和透明度规定。

现在再次嘲笑 BND，乃至嘲笑德国的情报机构，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被视为“软弱之辈”：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计划缺乏足够信息，在 NSU 谋杀案中多年来调查方向错误。事实上，他们被称作“情报局”（Nachrichtendienste）而非“秘密局”（Geheimdienste）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并没有做太多秘密工作。但事实同样是：恰恰是那些嘲讽德国情报机构弱点的人，几十年来一直不愿为其配备强有力的工具。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党最希望彻底废除宪法保卫局。

相比之下，政治中间派终于下定决心为情报机构提供良好的装备。事实上，他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已经超过了被允许的范围：反向黑客攻击、破坏行动、电信监控。德国情报机构有一天能与摩萨德和军情五处处于同一水平，这确实是正确的方向。然而，围绕汉宁的间谍丑闻是如此致命—。

情报机构的改革不能因为汉宁案而失败。它们是必需的。

宁（Hanning）一事，不能因此而拖慢情报机构的改革步伐。

德国每天都在遭受攻击，现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对此的看法完全正确。对乌克兰的支持使德国成为了俄罗斯的攻击目标。但其他外国势力，尤其是伊朗和中国，也在网络空间活跃，其派遣的临时特工在德国领土上的所作所为绝非好事。糟糕的是，耶格尔传递的信息未能让许多公民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如何解释在莱比锡，俄罗斯破坏分子几乎炸毁了一座机场，而几天后在邻近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普京的党友——德国选择党（AfD）和德国主权联盟（BSW）却共同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因此，将统一监督权纳入情报机构改革的一部分是件好事。但即便如此，只要存在相应的犯罪动机，像汉宁及其办公室主任这样的案例依然无法避免。

联邦情报局及其局长耶格尔现在必须赢回失去的信任，并确保内部形成一种不同的精神面貌。向一个具备行动能力的情报机构进行“时代转折”必须取得成功。这将伴随着巨大的责任。现在是时候让每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了。

„不会出现少数派政府“：托斯滕·弗赖 照片：Daniel Pilar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冒险”

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相信联盟政府——尽管政府内部也在贬低已取得的成就。一场关于内部不耐烦情绪、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柏林“红-绿-红”联合政府的影响，以及他的前任延斯·施潘的对话。

弗赖先生，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改革吗：仅仅是财务上的修补，还是能改善人们生活的结构性变革？

我们的所有政策都旨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例如，包括工资附加成本，我们希望将其至少维持在稳定水平，以便雇员在税前工资中能保留足够的净收入。通过稳定的工资附加成本，我们也将企业的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保持竞争力。

哪里需要削减开支？

以医疗保健或护理保险为例。由于我们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削减开支不可避免。此外，许多领域必须进行结构性变革，以保持系统的功能性和可负担性。在养老保险改革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我们应当结束过去的做法：养老保险缴费在增加，联邦预算对养老保险的补贴也在增加，但养老金水平却在下降。我们要扭转这一局面，为未来25到30年的养老金提供前景，即不应停留在48%的养老保障水平，相反，在未来几年将显著提高。

提高到多少？

通过引入资本覆盖原则，到2040年代，养老金水平应达到50%或更高。

但首先，人们担心在缴费45年后不能再无扣减地退休。或者，在所谓的“63岁退休”框架下，即使有扣减也无法退休。

如果人们愿意或者工作性质要求，未来仍然可以提前退休。但这样必须接受——在精算学上正确的——扣减。这是养老保障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还为那些缴费时间长，但在退休前夕例如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从事原职业的人提出了建议。相关人员可以获得一种社会保障养老金，也就是说，在缴费45年后仍可无扣减地退休。这是一个整体上令人信服的方案，它留有余地，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实施。

那么您可能也希望劳动部长贝尔贝尔·巴斯能就此提交一份法律草案。

我相信巴斯部长很快会提出相应的建议。届时我们将拥有一个可以进行磋商的基础。

该草案已经起草三个月了。时间相当长，不是吗？

是的，时间很长。但我深信部门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对于我们联盟党来说，关键在于完整实施养老保障委员会建议的方案。因此，如有必要，我们愿意再等两周，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养老金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性优先于速度。

但在周三晚上的联合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依然未能就进一步进展达成一致——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在今年还能维持吗？反对！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联合政府继续强力推进其改革方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关键在于迅速完成。

在通往护理改革的道路上，你们将关键的冲突点移交给了委员会处理。但你们已经决定，无子女者必须支付更多费用。这公平吗？我能理解许多相关人员认为联邦政府法律草案中的这项规定是不公平的，尤其是那些非自愿无子女的人。但拥有孩子也会带来经济后果，养育孩子需要花钱。此外，86% 的护理需求者在居家接受护理。如果一个人没有孩子，通常更依赖于社会互助共同体。因此，无子女者的缴费比例现在从 0,6 提高到 0,9%。对于相关人员来说这并不美好，但我认为在系统层面上这是可以接受的。

护理需求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个系统还能支撑多久？

九或十年前，德国有 2800万名护理需求者。现在这个数字是 6400万。如果我们任由情况如此发展，很快就必须假设人口的 10% 将被纳入护理需求者的范畴。我坚信，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现实图景。

那些从未向社会保障系统缴纳过任何费用的人，被对待得像那些多年缴纳费用的人一样，这公平吗？

不，我个人认为这不公平。我们的社会保险系统通常运作方式是：获得待遇的人必须事先缴纳过费用。

一个人能领取多少养老金，这究竟是一个公平问题，还是一个数学问题？

这里适用等值原则：缴纳越多，领取越多。这一原则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为了未来，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保留。如果认为像德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挑战的系统，能够脱离数学规则而运行，那绝对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进行组织，以确保公平，包括在代际之间。

在联盟党（Union）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即在改革中对社民党（SPD）照顾过多。对执政伙伴的耐心是否即将耗尽？框架条件确实是一项真正的挑战。尽管如此，我反对采取“要么接受，要么完蛋”这种格调来做政治。因此，我们致力于寻求妥协，为整个国家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而且是在我们现有的议会多数席位框架内进行。所以我的回答是：不，我们并没有给社会民主党过多让步。而且在政治中，永远需要耐心。

当内阁现在决定对护理保险进行调整时，社民党谈判代表达格玛·施密特（Dagmar Schmidt）表示，已经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这听起来像极了在“交通灯”政府结束前不久的 FDP 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语气。难道现在又到了这个地步？

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对此我很有信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自己将取得的成就贬低为“最小公分母”，那将是很困难的。内阁就护理问题所决定的内容，是对系统的一次可持续改进，否则如果没有改革，该系统到 2030 年将陷入极大的失衡。仅举一点：我们加强了早期检测和康复：未来每位年满 60. 岁的参保人将有权进行一次名为“Check-up 60”的早期检测检查。因为预防是防止产生护理需求最好的保护措施。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社会民主党州长曼努埃拉·施韦齐格（Manuela Schwesig）尤其激烈且频繁地抨击柏林执政联盟的改革政策。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仔细思考，自己能为整体的成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为了稳定执政联盟。关键在于为这个国家寻找良好的解决方案，且这些方案在明天和后天依然具有说服力。我认为，如果我们自己在联盟内部就淡化这些妥协的意义，这令人不安。那么我们以后如何说服他人认可我们的成就？

您是否觉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想要退出这个联盟，或者在刻意破坏它？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对共同的执政联盟有着明确的承诺。这让我感到乐观。在这个联盟中，努力为我们的国家争取最佳结果的严肃尝试，也是唯一负责任的道路。这对联盟党（Union）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都适用。

那么，您是否也将这种明确的承诺，视为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对他党提出的要求？即在州议会主席选举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必须就其与德国选择党（AfD）的关系做出比预期更明确的表态？

没有人能知道在秘密投票中谁投了什么票。CDU已经明确表示，它与极右翼和极左翼保持距离。我也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能有同样的明确态度。在联邦首都与一个极端政党进行试探性磋商，是一个低谷。

但您如何解释，为什么AfD候选人获得的票数比AfD和德国联邦选民党（BSW）拥有的票数还多出四票——您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们不应陷入推测的领域。而且正如我所说，CDU在对待其他政党的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决议立场。

但在联盟委员会中，马格德堡的州议会主席选举仍然成为了讨论的话题？

当然，我们讨论了马格德堡和柏林的最新事件。我们一致认为，联邦政府开展成功的工作是将政治边缘势力推回原位的最佳手段。

在2025年1月的联邦议院选举竞选中，当时的总理候选人、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短期内调整了路线，并在联邦议院提交了一项关于移民的动议，这是否是一次过于冲动的行为？

不，这不是一个冲动的步骤。该决定是在考虑当时内容和议会两方面的复杂局势后做出的。有些人对此较为认同，有些人则较少认同。最终，在深入磋商后，该决定是共同做出的。

那么您也不担心，总理现在因为面临压力，或者因为他及其政府处境不佳，而冲动地采取行动，最终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踢出局？

不，我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将导致一个少数派政府，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对此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在当前地缘政治、安全政策和经济如此严峻的时期，我们承担不起冒险。我们面临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改革和投资的停滞，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政治参与者。但选举和民调结果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点。尽管如此，现在选择另一条道路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不认识任何在严肃讨论这件事的人。

但您党内的八位州长在给“总理”的支持信中显然认为有必要明确一点：如果变成少数派政府，则不适用。

再次强调明确的事项并不是一个错误。

但您作为党团主席，现在正切身感受到党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满程度之深——而且确实有些人渴望尝试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执政。

不，我的感受并非如此。当然，在联盟党党团中，就像在社民党党团中可能一样，确实有一些非常不满的同事——在我们这里，主要是不满于改革的速度。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但大家都知道，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您作为党团主席的前任延斯·斯潘（Jens Spahn）在确保多数席位方面曾遇到过困难，有时甚至产生了剧烈影响。在执政联盟仅领先12票的情况下，预算案仍需在秋季通过，联盟党内部现在对此已有诸多抱怨。您能确保多数席位吗？这是我的职责。但确实，我们必须通过一份充满挑战的预算案。虽然该草案符合法律和宪法，但其中包含许多让我们党团难以接受的要求。不过，这份预算草案是由整个内阁通过的，因此它必须作为我们思考的基础。当然，我们希望在议会程序中改进预算，为此我们将审查收入和支出两方面。一些痛点必须予以消除。但最终，我们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尽管如此，我依然充满信心。

既然提到了您的前任：在近期，您是否偶尔会对延斯·斯潘的行为感到惊讶？

我们经常交流。因此我知道，对于今天的一些决定，他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斯潘在刚刚再次辞职之后，还能在党团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

这由党团决定，也由他自己决定。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想照顾家庭和他的选区。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于您的社民党执政伙伴的州级组织目前在柏林酝酿的事情——与左翼党（Die Linke）组建联盟——您感到惊讶吗？柏林的左翼党是一个极其激进的，我想说是极端主义的州级组织——从与反犹主义和犯罪家族的亲近，到社会化的幻想，再到对我们警察的令人不安的言论，指称警察内部存在犯罪结构。对此我非常反感，因为我的父亲是警察，我的哥哥也是警察。社民党和绿党绝不能与这样一个政党勾结。特别是当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联盟存在议会替代方案时，更是如此。

您的秘书长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柏林的“红-绿-红”联盟将给联邦政府带来沉重负担。但这是否会有实际后果？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将坚持我之前阐明的路线：在联邦政府中，联盟党和社民党必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争取最佳结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执政伙伴在所有有选择余地的地方都选择另一方，这会让我陷入沉思。我们将对此进行非常公开的讨论。

提问者：埃卡特·洛泽（Eckart Lohse）和马蒂亚斯·维苏瓦（Matthias Wyssuwa）。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基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激烈

在选择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劳施（Rausch）为州议会议长后，旧有分歧再次爆发 / 作者：莱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发自汉诺威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基民党（CDU）内部，围绕权力与职位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在周二关于未来州议会议长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 AfD）的秘密投票中，该党团内部的深刻裂痕再次显现。党团主席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在投票前宣布，其党团将弃权。然而在全体会议上，在出席的14名基民党州议员中，实际上只有5人弃权。此外，这位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获得的赞成票数，比德国选择党和德国主权联盟（BSW）共同拥有的席位数多出4票，而此前这两党均宣布将投票支持劳施。尽管部分基民党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暗示这可能是社民党（SPD）、绿党或左翼党的“假旗行动”，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联盟党政治人物怀疑这些赞成票来自基民党党团。

对此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且这些解释并不一定相互排斥。据德国选择党以及基民党内部人士透露，可能存在某种协议，使劳施获得了来自基民党的额外选票。作为回报，许多德国选择党的议员可能共同投票支持基民党州议员卡斯滕·博尔舍特（Carsten Borchert）出任州议会副议长。据传，协议的另一部分可能涉及即将进行的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分配，这些职位伴随着更多的资金和出差机会。

在马格德堡，人们还在猜测，在选举未来州总理的投票中，基民党的选票是否也属于此类协议的一部分。德国选择党党团主席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计划在12月参加州议会的选举。德国选择党在推波助澜，而基民党内部则较为谨慎，并指出州议会议长的选举与州总理的选举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基民党党团内部部分已存在数年的分歧。由于斯文·舒尔策在遭遇惨痛的选举失败后，尽管仍担任现任州总理，却选择让自己被选为党团主席，导致局势升级。舒尔策在投票中以8比7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前党团主席吉多·霍尔（Guido Heuer）。舒尔策兼任这两个职务的做法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严厉批评。

在投票前不久，舒尔策宣布将放弃基民党州主席的职务。他在党内的对手、基民党联邦议院议员塞普·穆勒（Sepp Müller）立即宣布，将在12月初的党代会上竞选州主席。舒尔策阵营目前正在寻找一名竞争对手。穆勒在党内与被取代的党团主席吉多·霍尔结成了紧密同盟。早在州议会选举前，该阵营就举行了针对舒尔策及其周围人员的会议和行动，这甚至引起了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愤慨。

据党内知情人士评估，这两个阵营各自拥有约 5 人的核心圈子。在选举州议会副议长候选人时，博尔舍特（Borchert）在党团内部以 7 票对 5 票击败了丹尼尔·斯图姆（Daniel Sturm）。这是被归为赫尔（Heuer）阵营的博尔舍特的胜利。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赫尔阵营与舒尔策（Schulze）阵营在对待德国选择党（AfD）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战略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赫尔的盟友塞普·穆勒（Sepp Müller）目前将批评重点放在左翼党身上，而较少针对德国选择党。因此，党内普遍认为，投给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劳施（Rausch）的票可能来自赫尔阵营。前教育部长马尔科·图尔纳（Marco Tullner）也被认为属于赫尔阵营，他是舒尔策的激烈批评者。面对基民盟（CDU）的分崩离析，图尔纳在过去几天公开表示，考虑在年底离开党团。此外还有传闻称，其他基民盟议员可能会追随他的脚步。目前，即使是舒尔策阵营的人也认为，图尔纳和赫尔都不会投奔德国选择党。赫尔阵营甚至传出一种说法，认为通过投给劳施担任州议会议长的票来让德国选择党产生安全感，这样他们在州长选举时才会经历一次“残酷的觉醒”。

舒尔策阵营在内容路线上的立场同样不明确。虽然该阵营中有多名州议员投了反对劳施的票，在州党协中享有很高声望的马格德堡基民盟区主席托比亚斯·克鲁尔（Tobias Krull）甚至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法兰克福汇报》（F.A.Z.）从多个独立来源获悉，在投票前，舒尔策阵营为了职位分配也与德国选择党进行了接触。即使是许多基民盟政治人物也无法在这一切中看出一条统一的路线。据称，这些事件是州党内多年内讧的证明和结果。在那里，个人冲突、旧伤口、职位和资金占据主导，而凝聚力、战略和内容则很少被提及。

与此同时，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据《南德意志报》（SZ）周四报道，党团内部已出现初步的辞职要求。据此，一名议员要求舒尔策在周二的党团会议上交出主席职务；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他表示：“只有当刺从伤口中拔出，伤口才能愈合”。另一人被引用的话称，成立会议表明舒尔策无法掌控党团，在他的领导下，党团将无法再次统一。

这里将棕色污水变为清水：马丁·格鲁杰拉内克（Martin Grudzielanek）在施塔姆海姆（Stammheim）大型污水处理厂工作。他说：“我们经常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被注意到。” 摄影：卢卡斯·博伊姆（Lucas Bäuml）

他们清理法兰克福街道上的垃圾：埃尔坦·多甘拉尔（Ertan Doganlar）驾驶扫路车，图兰·切兰（Turan Ceran）拿着扫帚。切兰说：“我热爱在户外工作。” 摄影：弗兰克·罗特（Frank Röth）

干净的事业

在德国，事情似乎不再运转得那么顺畅。或者说，是这样吗？我们走访了那些让我们的城市能够从根本上运转起来，却鲜少获得认可的人们。 作者：Theresa Weiß，科隆 / 法兰克福

最终，一切都顺流而下。在科隆斯塔姆海姆（Stammheim）的大型污水处理厂，九台看起来像巨大螺丝、长达数米的螺杆泵将污水抽向格栅系统。在那里，耙机将浅褐色的液体分离成固体和液体，随后经过多个步骤转化为清水并流入莱茵河。作为德国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之一，这里每秒接收高达 8.2 立方米的污水。这意味着每秒钟有 30 个满载的浴缸水量。这座百万人口城市的 80% 的污水都在斯塔姆海姆进行净化。

这里有气味。经验丰富的污水处理专家脑海中有一张该区域的嗅觉地图。在二沉池中，水流清澈地从金属溢流口喷涌而出，那里闻不到任何味道；在生物处理阶段之后，闻起来有泥土气息。而在餐厅和工业产生的油脂及食物残渣被导向厌氧污泥的地方，闻起来是酸味的。而在格栅系统中，气味则极其难闻。

没有人能说出从蛛网般的管道将家庭、工业污水和雨水带到斯塔姆海姆的这种混合物究竟有多毒，因为没有人知道里面具体含有什么。即使是负责斯塔姆海姆运行控制的马丁·格鲁齐尔阿内克（Martin Grudzielanek）也不知道。而他几乎了解关于这座工厂的一切——包括厌氧污泥、磷酸盐数值、细菌——以及一根棉签是如何堵塞他的格栅的。“污水就是臭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这旨在保护我们，避免接触由粪便、药物、清洁剂和食物残渣组成的“鸡尾酒”。

许多人在按下马桶冲水键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格鲁齐尔阿内克在带领访客参观工厂时经常体会到这一点。“我们通常只有在出问题时才会被注意到，”他说。许多人对自己周围的关键基础设施知之甚少——比如污水系统、饮用水如何输送到家中，或者垃圾是如何处理的。格鲁齐尔阿内克正致力于改变这一点。他的目标是让科隆的每个学童都能在科隆城市排水公司（简称 StEB）的污水处理厂进行一次参观。

他希望这样也能提高人们对污水处理厂员工的认可度。这位来自鲁尔区的 58 岁男子表示，人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污水处理厂工作具有危险性：人们可能会溺水、窒息或被炸飞。在处理污水过程中会产生易爆气体。

格鲁齐尔阿内克最初在一家焦化厂担任化学技术员，随后学习了环保技术并转行从事污水处理。他说，这是他非常自觉的选择，“我是环保主义者”。当朋友们谈到他的职业是与下水道里发臭的液体打交道时，他会说：“如果你热爱自然科学，这就是一份很棒的工作。”这里涉及的始终是生物过程：例如细菌处理厌氧污泥并产生甲烷气体，进而用于发电。或者涉及化学反应，例如在污水中加入绿矾（氧化亚铁）以沉淀磷，防止其进入环境。排放限值非常严格。当俄罗斯在 2022 年入侵乌克兰时，格鲁齐尔阿内克在污水处理厂也感受到了影响：绿矾变得短缺。

但对于污水处理厂来说，人们持有与垃圾处理行业相同的刻板印象：“那里工作的不过是一群因为太笨而干不了其他活的人”，格鲁齐埃拉内克（Grudzielanek）将其总结道。事实几乎与此截然相反。在施塔姆海姆（Stammheim）的主控制室里，环境技术专家们监控着 8000 个测量值。在垃圾清运工作中，垃圾工们凭借敏锐的触感，驾驶着数吨重的卡车穿行在停满车辆的街道中。街道清洁工作则为整个街区组织维护整洁。

他们并不觉得倾倒发臭的垃圾桶或从街道上刮除令人作呕的食物残渣有损尊严。或者修理那些被人们扔进马桶的垃圾卡住的损坏的污泥泵——“与其他大城市相比，科隆人遗憾地往马桶里扔了太多东西”，格鲁齐埃拉内克说道。他能从废水中读出季节：在狂欢节期间，避孕套的数量会增加。

如果没有污水处理、垃圾清运和街道清洁，城市将陷入混乱。马丁·格鲁齐埃拉内克（Martin Grudzielanek）、马蒂亚斯·盖斯（Mathias Geis）、马库斯·韦恩哈特（Markus Wehnhardt）、格里特·穆特（Gerrit Muth）和图兰·切兰（Turan Ceran）这样的人就在为此而战。

说到整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许不是人们首先想到的城市。“法兰克福：火车站区继续在垃圾中窒息”、“萨克森豪森的垃圾麻烦：派对后的街区看起来像垃圾场”，德国的报纸每年夏天都会如此报道。平均而言，法兰克福每天产生 767 吨垃圾。这比慕尼黑或柏林略少。但在高楼林立的小片市区内，垃圾的情况却非常明显。

走在法兰克福火车站区的人，总得在玻璃碎片和注射器之间跳来跳去；即便是在更高级的街区，例如北端区（Nordend），周末时披萨盒也会从垃圾桶中溢出。此外还有所谓的“非法倾倒”。被刮花的家具、损坏的烤面包机、用旧的

床垫。人们直接将大件垃圾和特种垃圾遗留在原地。平均每月，市属垃圾清运公司——法兰克福处置与服务有限公司（FES）需前往此类非法垃圾场 470 次。

即使是按规定处置的垃圾也需要被运走。一个夏日的早晨，马蒂亚斯·盖斯驾驶着一辆侧装垃圾车穿行在法兰克福西部。运输车持续发出三种音调的哔哔声——注意，装载臂已伸出——注意，正在倒车——注意，有障碍物——而此时盖斯正在玩《变形金刚》。他通过操纵杆伸出侧面装载臂，将其引导至垃圾桶下方，钩住并倾倒。他必须用钩唇精准地触碰到桶缘，有时还要在两辆停放的汽车之间穿过。他在这次班次中重复此操作 648 次，有时不得不强行让垃圾车开上路缘石，否则无法转弯。

这项工作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一旦按错按钮，垃圾桶就无法完全排空。香蕉皮、打结的塑料袋、披萨边会掉在地上。盖斯跳出驾驶室，戴上手套，迅速将所有东西捡起。此时，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种像在垃圾填埋场一样的味道：酸臭味。

“我已经闻不到味道了，”盖斯说。他也听不到充满驾驶舱的尖锐哔哔声。而且他并不觉得在城市中运送他人的垃圾有什么问题。他说薪水合适，团队也很好，实际上与垃圾接触并不多。“以前我运送的是人，现在运送的是垃圾，”他说。

盖斯曾开过十二年救护车，后来有了孩子。轮班制不再适合他的生活。这名受过培训的工业机械师兼职业司机自2012年起在法兰克福环境服务公司（FES）工作，每周工作四天。班次开始得很早，早上6点出发，但他能准时在女儿放学时回到家。“我现在面对的是黄灯而非蓝灯，”盖斯说道，不过他依然在志愿消防队中活跃。他说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认可，而其他情况则是例外。

在法兰克福连续多日气温超过40度的热浪期间，人们曾给他和他的团队送水，甚至有人送过冰淇淋。当然，有些人得知盖斯是通过当垃圾工赚钱时，反应是完全无法理解。“很多人感到惊讶。我总是告诉他们，这是一项重要且必须有人去做的工作，”盖斯说。

当盖斯提到“例外”时，马库斯·韦恩哈特（Markus Wehnhardt）正好有相应的故事。他今天的职责是“回收员”，负责将清空后的垃圾桶放回原位。一名走在垃圾车前的同事此前已将它们移至路边。韦恩哈特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油漆工，在FES工作的时长与司机盖斯几乎一样，他讲述了周四——一周中最糟糕的一天。垃圾量大，且需要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到处停满了车，人们因为我们挡路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人会变得“粗鲁”。这让韦恩哈特很恼火。他用力地将一个1100升的垃圾集装箱推向垃圾车。他的额头上渗出汗珠。一个班次下来，他轻而易举就能走25,000步。在不同居住区之间短暂登上运输车时，他会从一个1.5升的瓶子里喝一口可乐橙味混合饮料。

8点刚过，车辆几乎装满，轴重达到24.2吨。人们开车前往堆场。因为到达时间很早，他们几乎不需要等待就能将货物倾倒入深坑。盖斯按下按钮，垃圾滚入深渊。法兰克福的垃圾掩埋坑深24米。一台起重机将垃圾搅拌均匀，以便均匀燃烧。每年可焚烧约52万吨垃圾。产生的蒸汽为3万户家庭提供区域供暖。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焦糊味，酸甜交织。所有东西都被覆盖在一层厚厚的灰色之中，仿佛那里没有颜色。那是灰尘。

垃圾工并非唯一向堆场运送物资的人。在法兰克福，每天有300多辆道路清洁车在运行，清理约3100万平方米的道路、人行道和广场。这里同样会聚集大量的废弃物。

这些工作需要协调。由同事们亲切地称为“AGL”的格里特·穆特（Gerrit Muth）负责此项工作，他是B组的工作组组长。早晨，他拿着一个纸杯咖啡登上运输车，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你先处理塔尔贝格（Talberg），休息后处理投诉。Tamam。”这句话的意思是“好的”。他很快学会了几个土耳其语单词，因为那是许多同事的母语。

在一个夏末的早晨，埃尔坦·多甘拉尔（Ertan Doganlar）驾驶扫路车，穆罕默德·查格达尼（Mohammed Chagdani）操作吹风机，图兰·切兰（Turan Ceran）拿着扫帚，陪同他一起工作。第一站是一个公交车站。6点22分，查格达尼背上吹风机的背带，在口鼻处戴上FFP-2口罩，开始吹风。污垢在他面前飞散。与此同时，格里特·穆特正从垃圾桶中捡出垃圾袋。

穆特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处理垃圾的心理门槛已经降低了。他唯一厌恶的是肉类残渣，因为那味道简直糟糕透顶。“你首先得习惯这一点：人们在扫路车后面刚走过去，就立刻又随手扔垃圾，”他说。这位34岁的男子以前是一名销售员，曾在加油站工作。“我一直很喜欢与人接触，”他说。但当时的轮班制让他精疲力竭。现在他依然在与人打交道——也就是他的同事们。当他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并打电话时，有时会称呼这些男人为“我的宝贝”。在垃圾收集和街道清洁工作中，几乎没有女性。

穆特将 Höchst 市场广场上的一个小垃圾桶取下，将其中的垃圾倒在“KeSa”的货箱里。“KeSa”是“垃圾收集车”（Kehricht-Sammel-Wagen）的缩写。穆特说：“工作必须给我带来某种满足感，我必须乐意来上班，并且能以此维持生活。”他的这份工作正是如此。“这是一个稳定的职业，而且很有意义。如果没有我们，这里会脏得像猪圈一样。”有些人听到他是街道清洁工后，会非常惊讶地问：“但不是用扫帚扫的那种吧？”对此，他会倔强地回答：“正是用扫帚扫！”他非常钦佩那些工作时间很长的同事。

比如使用树枝扫帚的图兰·切兰（Turan Ceran）。他今年58岁，在 FES 工作了28年。他在 80 年代作为一名劳工移民之子来到德国时，学业并不顺利。他当时15岁，在语言学习上感到很吃力。

毕业后，他起初从事清洁工作——就在《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老办公楼里。不过一段时间后，他离开了那家清洁公司。“我热爱在户外工作，”他说。

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切兰和穆特站在一起抽烟。切兰询问他的团队主管关于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改革计划的情况：“能领养老金吗？”穆特简短地讲述了目前的进展：63岁退休尚不确定。切兰耸了耸肩。他打算在土耳其度过退休生活，他在那里有一栋小房子。即使养老金较低，他在那里也能生活得很好。切兰微笑着说：“我计划得很好。”“那我呢？”穆特开玩笑地问。“你可以来拜访我，”这位街道清洁工笑着说。随后他们继续工作。B 组的男人们在工作中不时会遇到来自其他工作单元的同事。

在施塔姆海姆（Stammheim）污水处理厂的厂区内，只有少数几名格鲁齐埃拉内克（Grudzielanek）的员工在走动。由于该设施位于住宅区中心，因此看不到太多的废水。散发臭味的容器大多被覆盖，一台强大的空调系统负责抽走并净化空气。“这里的空气像黑森林一样清新，”马丁·格鲁齐埃拉内克笑着说。

至少在二沉池附近确实如此。海鸥在那里洗澡，啄食着绿色的浮萍。几百米外是一片景观保护区，堤坝后面就是莱茵河。污水处理厂的场地设有围栏并由人员看守。但从空中看，无人机或许能够接近。格鲁齐埃拉内克讲述道，他们目前正在商讨如何防御可能的混合攻击。他表示，其设有调节器和测量点的指挥中心在防御网络攻击方面“像核电站一样安全”。

如果污水处理厂瘫痪，将对环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格鲁齐埃拉内克还记得 70 年代的情况，当时废水仅经过粗过滤就被排入河流和海洋。泡沫在波浪上跳舞，北海藻类泛滥，小鱼纷纷死亡。他为德国目前在废水管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比较中名列前茅而感到自豪。“我们如何净化水质，如何产生能源，以及这一切对我们的社会有多重要，很多人并不感兴趣，政界也是如此。”这毕竟是一件关于“干净”的“肮脏”差事。

转型是整个社会的未来计划。只有当所有人共同聚焦于一个目标时，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经济稳定。为了确保成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AI）的整合，与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和长期思维同样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支持我们的客户，帮助他们成功实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负责任，并始终关注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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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卸任：施泰因迈尔和马克龙 力量在政治影响力方面日益增强。

Foto EPA

两个忧心忡忡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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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处访问三天。两位总统都即将离任——且两人都面临着民粹主义的挑战。

踏出。可惜的是，在某些方面人们本希望能了解更多。例如，当马克龙表示，他之所以如此重视与德国的对话，是因为目前民粹主义和对民主的质疑正在增长。法国如何看待邻国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尽管法国总统在没有具体提到德国的情况下，依然谈到了当下有多少不习惯之事，有多少剧变。他提到了战争、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并强调了德法合作因此而显得多么重要。

问环节，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于周四中午在巴黎的爱丽舍宫面对媒体时。

施泰因迈尔谈到这是一次“在极其困难时期的访问”，并指出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了诸多挑战。随后他谈到了“社会的极化以及激进边缘势力的增强”。施泰因迈尔没有提到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以及几天前某州议会选举中该党的表现。但当他向马克龙承诺德国人将继续成为优秀的欧洲人时，他似乎是想应对一种担忧，即随着德国选择党影响力的增长，情况可能不再如此。

作者：埃卡特·洛泽（Eckart Lohse），发自巴黎

一方面，这是一次众多国事访问中的一次。对客人的高度礼遇、隆重的排场、美好的辞藻、有趣的行程。但这次为期三天的会晤之上还笼罩着另一种情绪：不安。施泰因迈尔刚抵达巴黎，便谈到了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前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在纪念德国统一36周年的招待会上，联邦总统回顾了德法关系靠近的早期阶段以及《爱丽舍条约》的签署。“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因为它为我们两国——这两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在数个世纪中一直作为竞争对手甚至死敌的大国——之间的和解奠定了基础。”

几十年来，这类句子一直是德法舞台上参与者的标准措辞。此前，这种表达是基于一种确定性，即无论偶尔发生冲突，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始终作为统一欧洲的共同动力而存在。

但这些天，任何倾听并近距离接触施泰因迈尔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次这些话语具有不同的分量。它们就像是在森林中的呼喊，而施泰因迈尔认为这片森林正变得日益阴森。总统在大使馆官邸博阿尔纳宫（Palais Beauharnais）表示，这样一次访问“不能吹散所有的阴云”，但它应当成为“一个希望之光，是对我们合作的一种鼓励”。

从周三到周五，两位面临着同样深层问题的总统在此会面。除了经济挑战和两场战争，还伴随着各自的困难，在法国，目前是学生们针对法国学校状况发起的抗议。然而，真正的担忧在于，在两国中，极右翼乃至极右翼极端

东道主马克龙在两任期满后，将于明年春天与施泰因迈尔一样卸任。届时，勒庞家族成员首次进入爱丽舍宫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当时进入决赛的是现任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马里·勒庞，但他在当时落败了。而这一次，其女儿成功的机会很大。施泰因迈尔或许并不认为德国选择党（AfD）很快就会入主总理府，但对于联邦政府现状的担忧，在明年1月底其继任者选举前约四分之一年的时间里，已令他如此焦虑，以至于他最近就此与几位政府成员进行了交谈。如果他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此类行动，他可能并不希望自己的通话内容被公开，因为这会增加进行秘密交流的难度。

在这种氛围中，施泰因迈尔与妻子埃尔克·比登本德来到了法国。那里准备了极其盛大的行程。周四早晨，凯旋门周围原本繁忙的交通被大范围封锁。德国总统将在此接受带有军事荣誉的迎接——这绝非惯例。在骑兵方阵之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及其妻子布丽吉特首先驶向香榭丽舍大街，几分钟后，德国宾客紧随其后。秋日阳光灿烂，天空湛蓝，但寒风凛冽，仪仗队由军事单位组成，且大部分是德法混合编组。

周四上午，在凯旋门周围除了参与者外空无一人的夏尔·高尔广场上，人们很难想象巴黎目前正因学习条件糟糕而经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就在不久前，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还表示理解，认为青少年的愤怒“并非无缘无故”。根据计划，施泰因迈尔将于下午与勒科尔纽会面，晚上则参加国宴。

在访问的第三天，马克龙仍将陪同这位德国客人前往波尔多。在多次企业访问的最后一站，联邦总统将前往当地的一家研究中心，那里在模拟核武器测试。此时，热衷于外交政策的施泰因迈尔将再次面对这些宏大议题。

柏林与伦敦的新基石

伯纳姆对德国进行就职访问 / 决定在防御网络攻击方面开展合作

英国首相安德鲁·伯纳姆（Andrew Burnham）在访问柏林期间，与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正式启动了德英友好条约，并进一步决定在防御破坏活动和网络攻击方面加强合作。根据联邦政府的消息，柏林和伦敦希望通过此次合作更好地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增强监测和打击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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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能力。此前，莱比锡发生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联邦政府认为俄罗斯对此负责；而英国在美军同样使用的费尔福德（Fairford）英国军事基地也曾出现过恐怖袭击嫌疑。

伯纳姆与梅尔茨周四在总理府的首次直接会晤中，交换了所谓《肯辛顿条约》（Kensington-Vertrag）的批准书。该条约于去年由伯纳姆的前任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与梅尔茨在伦敦签署。这份长达 27 页的条约旨在英国脱离欧盟六年之后，将柏林与伦敦之间的合作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其中还包括一项关于加强合作的协议，重点在于国防和军工产业。根据联邦政府的消息，伯纳姆与德国总理已达成一致，由各自的国防部探讨在建造新型战斗机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据称，这并不意味着已决定启动一个新项目。德国最近终止了与法国的战斗机项目，而英国目前正与意大利和日本合作研发新型战斗机。

此外，德英政府磋商计划于 2027 年初举行。梅尔茨周四在柏林表示：“该条约为英国和德国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他希望借此展示“我们欧洲人合作得多么良好，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法兰克福生物园区：打造未来的药物

生物药（Biologika）是指能够有针对性地干预人体免疫系统的药物，它们使得治疗此前无法治疗或难以治疗的疾病在今天成为可能。

生物药疗法不仅推动了癌症治疗的发展，而且作为克罗恩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先进治疗手段，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由于其医学上的精准性，生物药目前已占生物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所有药物的

了解更多：

三分之二以上。在位于赫希斯特工业园（Industriepark Höchst）的生物园区中，这些药物被研究、开发并生产。这种紧密结合使该园区成为赛诺菲全球最大的制药基地之一。生物药可以通过发酵过程中的细胞来制造。为此，需要对活体生物进行基因改造，使其能够产生某种活性成分。然而，从一个初步想法到成为一种药物，道路漫长。因此，创新需要长期投资和可靠的框架条件。

赛诺菲（sanofi）

出版责任人：Miriam Liebelt-Henn,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Brüningstraße 50, 65925 Frankfurt

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伯纳姆（Burnham）近期关于其国家在脱欧后向欧盟靠拢的言论得到了总理的赞赏。伯纳姆指出了靠拢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他虽然可以寄希望于柏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否足以改善英国加入欧盟《工业加速法案》（IAA）的机会仍存疑问——尤其是巴黎方面在此坚持贯彻严格的“欧洲制造”（Made in Europe）逻辑。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交的 IAA 工具，旨在加强欧盟内部的工业基础，其合同授予和资助计划对欧洲内部的价值创造有更严格的要求。柏林方面则对“与欧洲共同制造”（Made with Europe）原则持开放态度，该原则将更强地纳入伦敦。伯纳姆正致力于推动这一路径。不过，此前关于让伦敦参与欧盟国防融资计划 SAFE 的谈判已经失败。

梅尔茨和伯纳姆还希望讨论共同支持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的防御战中的问题。伯纳姆在就任后的首次欧洲之行是前往基辅，而梅尔茨周日也曾在那里。伦敦和柏林与巴黎共同构成了 E3。E3 将作为核心小组，在关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中代表欧洲立场并进行欧洲内部的协调。为此，各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与基辅及华盛顿保持着持续的交流。联邦总理梅尔茨已提议，于 12 月在柏林主持一次支持乌克兰的“志同道合者联盟”会议。 mawy.

BND局长与曼弗雷德·D.：一对默契的搭档

奥古斯特·汉宁的前部下曾被视为模范官员 / 马库斯·韦纳，埃尔福特

想要会见联邦情报局（BND）局长奥古斯特·汉宁，必须先联系他的办公室主任：A先生。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2005年底，随着安格拉·默克尔开启她的第一个总理任期，汉宁出任内政部国务秘书，在那里人们遇到了一位名字不同的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D.。然而，他正是之前在BND担任汉宁部下、被称为A先生的那位亲切且随和的男人。随着从对外情报机构转入部委，他将自己的BND掩护名重新换回了本名。当时，在CDU成员沃尔夫冈·朔布勒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汉宁与D.看起来像是一对默契的搭档。但随着朔布勒的继任者托马斯·德·迈齐埃在2009年底解雇了国务秘书汉宁，两人的合作似乎就此结束。D.回到了BND。从2012年春季起，他再次担任BND局长的办公室主任——起初服务于格哈德·申德勒，随后服务于布鲁诺·卡尔。直到2026年3月，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而他的前上司汉宁在此期间则担任私人安全顾问。

如今，这两位先生都被羁押在看守所中。联邦总检察长延斯·罗梅尔指控这位80岁的前BND局长涉嫌企图叛国和间谍活动等罪名。他同时指控其前办公室主任涉嫌协助企图叛国和叛国性侦察。因此，如果指控属实，D.与其前上司在汉宁政治生涯结束后，依然是一对心照不宣的搭档。据称，D.在收取金额不明的款项后，向汉宁传递了约2000份文件。

联邦总检察长写道，这种秘密合作“可能始于2010年春季”，即汉宁被解雇后不久。据称，从那时起直到2022年6月，长达12年的时间里，D.一直向其前上司提供资料。这些文件旨在为BND领导层参加总理府的情况汇报会做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情报机构局长们每周与总理府主任以及负责安全问题的关键部委国务秘书会面。《镜报》周四报道称，除阿塞拜疆情报部门外，汉宁还涉嫌与一家中国情报机构保持联系。

一名 BND 前局长在如此指控下被羁押，对于对外情报部门来说是一场惨败。人们将其描述为一片狼藉，一场灾难。不过，BND的“皇冠上的明珠”（核心机密）是否真的外泄仍不清楚。但对于许多在职人员和安全社区成员来说，曼弗雷德·D.扮演的角色尤其令人震惊。因为这位办公室主任在局内被认为绝对忠诚且可靠，是模范官员，某种意义上的“BND先生”，所有内部人士都对他熟知。一些安全专家现在更倾向于将他视为汉宁的受害者，认为他可能屈服于后者的操纵。这仅仅是为了钱吗？还是说D.对他前上司的忠诚度超过了对BND的忠诚？

汉宁在任职期间是一位相当不寻常的BND局—

要闻简报

男子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击毙

警方在巴登-符腾堡州图特林根（Tuttlingen）市政厅附近的一次行动中击毙了一名27岁的男子。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巴登-符腾堡州刑事调查局（LKA）已接手调查。LKA的一名发言人称，该男子在市政厅区域内手持一把手枪，引起了注意。警方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最终在市政厅内院与该男子相遇，后者立即向警员开火。因此，警察不得不使用枪械。尽管进行了心肺复苏尝试，该男子仍在现场死亡。根据LKA提供的信息，这名27岁男子是阿富汗公民，居住在图特林根。据称，他此前已有过警方记录。法兰克福汇报（F.A.Z.）

英国调整在以色列的领事馆

英国政府正绕过以色列对其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地区总领事馆的关闭令，将该外交代表机构转变为一个“英国代表团”（UK Mission）。在以色列外交部……

……内政部国务秘书，他在这一职位上赢得了德国“安全先生”的称号。在担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期间，没有党派背景的汉宁（Hanning）成功地与当时红绿联盟政府中难以打交道的社会民主党（SPD）内政部长奥托·希利（Otto Schily）和谐共处。他与对情报部门持怀疑态度的绿党外交部长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也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随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舍伊布勒（Schäuble）将他召入内政部。汉宁不仅带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还带来了联邦情报局的知识。对于在间隔14年后第二次担任内政部长的舍伊布勒来说，汉宁填补了知识和经验的空白。

随后他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将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和宪法保卫局的恐怖主义专家调往柏林，成立了联合反恐中心，并对内政部进行了彻底改革。任何阻碍改革热情的人都会被汉宁调职或送入退休状态。他的对手称，这位国务秘书作为一个集权主义者，想要创建一个“德国联邦调查局（FBI）”。但汉宁反驳道，在联邦州能力不足的地方，联邦政府必须提供帮助。

作为一名顶级的“恐怖分子猎手”，汉宁不知疲倦地警告人们，基地组织或其他伊斯兰恐怖组织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袭击。而信任他的舍伊布勒在采访中甚至探讨关于有针对性地击毙恐怖分子的法律基础，并谈到恐怖分子使用“脏弹”在德国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可能性极高。这种持续的恐怖警报令当时的总理府主任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感到不满，他担心舍伊布勒和汉宁这对组合在媒体上的持续轰炸只会导致民众对这类警告变得麻木。

德·迈齐埃将汉宁视为舍伊布勒的一种“恶灵”，并在就职之初将其解雇。他甚至不再允许任何过渡期，因为他怀疑汉宁将解雇的消息泄露给了媒体。汉宁一定将这次被踢出局视为一种侮辱。此后，他开始担任安全顾问，成为会议的常客，接受采访，并利用其人脉，包括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的联系。据称，由于一家拉脱维亚银行破产，且他作为监事会成员需承担责任，他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境。汉宁需要钱。

显然，通过 D.，他一直了解联邦情报局内部的情况。汉宁的律师承认其委托人持有机密文件，但否认将其传递给了外国情报机构，而这正是联邦总检察长对他指控的内容。对于联邦情报局来说，这件事非常复杂。该机构已经在应对联邦情报局人员卡斯滕·L.（Carsten L.）的案件，后者涉嫌向俄罗斯人提供秘密文件，目前正在柏林高等法院受审。然而，曼弗雷德·D.（Manfred D.）一个在领导层工作多年的成员，涉嫌在十多年时间里传递联邦情报局高层的文件且未被任何人察觉，这对联邦情报局来说很难解释。

以色列部长吉德翁·萨尔（Gideon Sa'ar）周四表示，英国总领事馆已“结束其工作”。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表示，在与以色列方面进行磋商后，“我们的总领事馆大楼将不会关闭”，而是从此以一个新的名称运营。显然，双方由此避免了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升级。此前，由于英国政府在一个月前宣布对占领区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jahu）政府下令关闭该领事馆。根据

韩国召回驻基辅大使

在关于移交朝鲜战俘的争端中，韩国已将其驻基辅大使召回。韩国外交部周四在首尔宣布了这一消息。引发韩方愤怒的导火索是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透露，乌克兰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乌克兰于 2025 年在这些朝鲜人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期间将其俘虏。stah.

你们是联邦国防军的未来

武装部队急需新鲜血液。 但粗鲁的沟通方式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五名年轻士兵讲述了 是什么引导他们加入了部队。

作者：格雷戈尔·格罗斯（Gregor Grosse），发自菲森

在菲森，战争显得遥远——但却比人们想象的要近。这座位于阿尔高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风景如画的小城游客众多。徒步旅行者们正出发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海报邀请人们参加一场在霍普夫湖（Hopfensee）举办的活动；仅几分钟路程之外，游客们正聚集在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周围。因此，当你步入阿尔高军营的大门时，与巴伐利亚田园诗般景象的对比显得尤为强烈。那里停放着数十辆军用卡车，士兵们背负着全部装备，携带武器，明显地在吃力地行军：这些正是联邦国防军正迫切寻找的年轻人。

21岁的拉拉（Lara）找到了部队。“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日常非常多样化，这很酷：从办公室工作到射击，再到带领小组，”这名士兵说道。她是一名下士，目前正在接受中士培训。她签署了15年的服役合同。为了保护年轻士兵，其姓氏不得公开；联邦国防军表示，考虑到俄罗斯的情况，这“在当前时期尤为重要”。拉拉所在的菲森第8后勤营隶属于一个大型军事单位，该单位在紧急情况下对德国及盟友地区的防御至关重要：即第10装甲师。如果俄罗斯进攻波罗的海国家，莫斯科的军队可能会在那里迅速与该部队的作战部队相遇。

“当然，人们总是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并进行思考，”拉拉说。这名士兵试图尽可能不让这些影响到自己。她说，长期如此只会让人情绪低落，而且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直接影响局势：那是政治决策。拉拉讲述道，战友之间讨论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立陶宛旅。该旅同样隶属于第10装甲师，目前正处于组建过程中。这名士兵表示，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倾向于负面”：“人们对于自愿被派驻到立陶宛持有抵触态度。”就在几天前，外界获悉，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主张自愿原则，但现在仍打算强制要求士兵前往立陶宛服役。

拉拉最初仅通过媒体得知此事。她说，人们通常从新闻中获知此类决定，比“通过所有上级部门传达到基层”要快。她的营级单位对此表示，如果信息被迅速泄露给媒体，内部沟通将变得困难。在收到部门公函后，又过了两个小时，人们才能在公开渠道读到关于立陶宛的指令。

部门在信中虽然强调，立陶宛近80%的岗位已由志愿者填补。但在专家领域，例如信息技术方面，仍然存在短缺。皮斯托里乌斯的部门预计，强制服役的人数将处于“中三位数范围”。部长曾尝试通过经济激励等手段，用志愿者填满该旅。但这并未完全成功。

下士拉拉将这项不受欢迎的服役任务归结为距离——以及俄罗斯因素：“你远离家乡。你可能有家人和孩子，你并不一定想带他们一起去，因为你不想将他们从社交环境中强行剥离。但同样也是因为针对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她个人可以想象以后在立陶宛服役。

拉拉在高中毕业三年前加入了联邦国防军。起初她想进入医疗服务部门并学习医学，但未能如愿。在体检过程中，她被判定为“身体不适宜”进入医疗服务部门——尽管她描述自己热爱运动，喜欢踢足球，且没有任何既往病史。“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太明白，当时为什么没能成功，”她说。根据联邦政府对左翼党团一次询问的答复，在第二季度，约有 24 Prozent 接受检查的兵役申请者被判定为不合格。

拉拉说，人会被“从头到脚地检查一遍”。但这并没有削弱她对联邦国防军的兴趣。她再次申请，这次申请的是人事部门——并被录取。之后，拉拉将为其他士兵提供咨询，例如在他们想要更换驻地时。然而，并非每个被拒绝的申请者都会给联邦国防军第二次机会。因此，对于军队来说，淘汰率是一个问题，尽管在 2011 年暂停义务兵役制之前，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这阻碍了人员增长，而且根据

准尉 Katharina

上等兵 Amélie 一级兵 Maximilian

批评者的观点是，增长速度本就太慢。预备役协会将其称为“蜗牛般的增长速度”。

联邦政府对新的兵役制度寄予厚望，希望以此吸引年轻人。这包括个人和财务激励，例如免税的驾照补贴。然而，人们的兴趣似乎有限。根据联邦政府引用的国防部统计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共有 83.483 名男性和 3077 名女性完整填写了兵役登记问卷。其中 30.600 多人在截至 7 月初的量表上给出了 1 到 10 之间的分值，国防部将其视为可能愿意服兵役的意向。但从数据可以推断，在第二季度，约有 55.000 名年轻男女明确表示对服兵役没有兴趣。

来自空军的 32 岁准尉 Katharina 认为，联邦国防军需要更强力地进行宣传。这位未来的新闻官表示，感兴趣的人可能直到在职业咨询时才会意识到广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如果未来无法找到足够的志愿者，联邦议院可以通过投票决定实施“需求性义务兵役制”以填补缺口。准尉 Katharina 对此持“相对中立和开放”的态度。而《法兰克福汇报》采访过的另外四名士兵则支持强制服役——无论是在联邦国防军还是在民事领域。

人员短缺的严重程度在菲森（Füssen）也可见一斑。拉拉的房间很小，但拥有她所需的一切，甚至还有一台小电视。此外，这名女兵目前在宿舍中单独睡眠，第二张床是空的。该营的新闻官表示，仅有约 60 Prozent 的岗位被填补。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工业发达，薪资丰厚；另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位置直接处于奥地利边境。对于许多人来说，菲森太远了，这使得该驻地缺乏吸引力。但他保证，该营依然具备作战能力——尽管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量都会增加。

但联邦国防军显然也在给自己增加难度。下士拉拉（Lara）讲述了一些年轻人申请后数月都等不到回复的情况。“于是人们就会说：好吧，那我就去找其他工作。如果等这么久，说明我可能没那么重要。”

上等兵达里乌斯（Darius）

尽管拉拉服役的阿尔高军营（Allgäu-Kaserne）确实有很多优势。该设施显得很现代化：体育馆、篮球场和排球场、健身房，甚至还有一个大型的室内外攀岩设施都包含在内。这些设施不仅用于攀岩，士兵们未来还将在那里训练从直升机下降、高空救援或突击房屋。通过室外设施前三层的窗户和门，可以练习强行进入建筑。原则上，爆破训练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拉拉所在的营级单位表示，考虑到安全规定和富森（Füssen）的居民，这是否可行尚不明确。军营旁边就是一所实科中学。新闻官笑着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点投入这么多资金。

因为在很多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国防专员的2025年度报告记录了“大量破旧的军营”；这是一个困扰部队多年的问题。“当然，情况可以一直更好，”上等兵达里乌斯说，“但这里提供的必要生活条件足够生存。”这位22岁的士兵驻扎在罗斯托克（Rostock）南部的拉格（Laage）空军基地，隶属于第73“斯坦霍夫”（Steinhoff）战术空军联队。“目前，我住的那个楼栋没有无线网络（WLAN），”他讲述道。旧建筑的墙壁可能太厚，导致信号无法良好进入。这位年轻士兵对此表示乐观，认为随着拉格新建宿舍的落成，情况将会改变。

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10到15年内向该基地投资10亿欧元。联邦国防军的智库GIDS最近向《法兰克福汇报》警告称：“如果没有符合时代的军营，我们将无法吸引足够的年轻人。”该空军基地是德国空军四个欧洲战斗机联队之一的驻地，达里乌斯目前在后勤部门工作。他从小就对飞机感兴趣，尤其因为紧密的战友情谊而乐于回顾他的基础训练。他说，训练虽然艰苦，但“完全可以完成”。达里乌斯也习惯了粗鲁的语气。“如果你真的把事情搞砸了，确实会被大声呵斥，”他说。但原则上，对待新兵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礼貌”。

来自巴伐利亚州罗特（Roth）第1国土防御团的18岁上等兵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一些申请者低估了他们所面对的选择。“部分人带着错误的预期来到联邦国防军，”他说。他们被早早拿到的薪水所吸引，直到基础训练时才意识到服役在体力上多么艰苦，以及在工作日无法回家。大约20%的新兵会提前终止服役。

讨论，而是得说：‘是的，长官！’”。这名女士兵明白，这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但她认为这种沟通方式是必要的；在战斗中没有时间进行大量的讨论。只有在一个话题上，这位表现自信且口才流畅的年轻女士兵陷入了迟疑：那就是男性战友在她职业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当然，作为一名女性在联邦国防军中争取认可有时确实很困难，”她说。仅仅是因为她的战友绝大多数是男性。“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很难真正被看到。”她不愿深入讨论细节。

下士拉拉（Lara）也讲述了之前一些中途放弃的战友。“这就是命令与服从，”她说，“当上级下达命令时，你不能开始”

服役期限 15年： 拉拉今年21岁， 是一名下士。她说， 在紧急情况下， 她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照片：Jana Islinger

目前，部队中女性占比接近14%；在医疗服务部门之外，联邦国防军的目标是将女性比例提高到至少20%。然而，根据《2025年国防报告》，女性申请者的比例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国防专员亨宁·奥特（Henning Otte，CDU）警告称，目前“尤其是女士兵在日常勤务中投诉存在性别歧视行为或歧视性言论”。

来自第1国土防御团的上等兵阿梅莉（Amélie）将其描述为一个“男人的世界”。但这位20岁的女士兵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如果她在下班后还想整理头发或化妆，战友们会等她。为此，她不会受到嘲讽。“他们必须适应我，就像我也必须适应他们一样。”在体育训练期间，她也可以依赖男性战友的支持：“我被他们带着跑。”

与此同时，位于菲森（Füssen）的部队在无人机防御方面似乎并未达到最新水平。但人们显然不想放弃巴伐利亚式的悠闲；一些士兵骑着自行车在各个办公地点之间轻松往返。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漏洞和问题，拉拉对自己的准备状态毫不怀疑：“我们都知道，在紧急情况下我们有一项职责——而我们将履行这项职责。”

在阿尔高（Allgäu）军营中，人们也意识到混合威胁正在逼近。下士拉拉表示，其中也包含某种紧张情绪。但在与她一起走在营区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在外界看来，这名女士兵显得轻松且专业。“我们是主动选择这个职业的，”她说。人们必须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后果。来自她所属营的消息称，演习的频率已经提高；目的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威慑力。

对于她的家人来说，当阿梅莉参军时起初是“一个震惊”。她讲述道，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拒绝服役。而现在，她的父亲详细地了解部队情况，并结识其他士兵。阿梅莉自己的动力与她母亲的故事有关：母亲在20多年前从西藏逃亡到德国。“我对这个国家为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感激，”这位上等兵说。她希望回馈社会并捍卫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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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何看待德国

在特朗普的美国，“德国制造”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众所周知，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挤满了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和奥迪的豪华轿车，而德国街头却见不到雪佛兰，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这位总统眼中的一根刺。但批评并未止步于此：在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副手 J. D. 范斯看来，德国是一个典型案例，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控制边境并被移民淹没，就会失去其身份——并变成一个颓废的“觉醒之国”（Wokistan），以气候保护之名进行去工业化，并在此之外废除言论自由。事实上，许多美国人看待德国的视角比 MAGA 宣传所暗示的要更为多元。不仅德国啤酒和德国面包依然备受推崇，许多美国人还认为，德国的青少年无需背负巨额债务即可就读大学，且每个德国人都拥有医疗保险，这并非一件坏事。sat.

俄罗斯将全部筹码押在德国选择党（AfD）身上。在莫斯科政权看来，该党是证明“另一个德国”具有可能性的保证。这样一个德国将不会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构想的欧洲新秩序，并且最初会将乌克兰交给普京。然而，商业利益被推向前台，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始终被用作诱饵，旨在吸引德国选民。普京负责经济合作的心腹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写道，德国选择党是“德国人民的声音，为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与合作而奋斗”。这种所谓的“能源主权”并非真正的独立，而是普京的恩赐。普京已决定与欧洲的现状开战，他只能从与德国选择党的联盟中获益：至少他能让德国的中坚力量生活得更加艰难。frs.

当那位资深党徒听说村里来了一个德国人时，他自豪地锁上了车库

国内的情绪沉重，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缺陷和危机，许多人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的？

。在旧工具和储备物资之间停着一辆白色帕萨特。这个男人说，这辆车他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大众车能开一辈子。”在他看来，时髦的电动汽车坏得太快了。在西安附近这个沉睡的农民村庄里，很少有外国人光顾，也没有汽车修理厂。村道上铺着待晾干的玉米。在北京发布的关于“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口号，在像这样的地方几乎感觉不到。一名省里的男子说，他听说德国的经济要强得多。或者最近在北京的一名供应商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德国明明是个美得多得多的国家。”有时，正是这样的评价才让人想起，自己的国家基本上过得有多好。而与此同时，各种关于衰落的故事从德国传出，且这些故事在中国官方层面也经常被强化。 。

没有多少德语词汇能迅速进入法语的日常使用。 “Zeitenwende”（时代转折）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它通常被发音成像“Seitenwende”（翻页 / 转向）。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法国人对德国立场转变日益增加的恐惧。这位大邻居兼朋友的稳定性曾像联邦总理那件剪裁永远一致的西装一样可靠。这种怀旧之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名为《你好，默克尔女士》的戏剧成为了观众眼中的成功之作。但现在，许多法国人认不出德国了：债务刹车没了，扩军请继续，而且德国选择党（AfD）还赢得了选举。新闻杂志《玛丽安娜》（Marianne）以“警报，德国在扩军！”为题。而关于“das Auto”（汽车）——另一个在法国广告片中直接使用原语发音的词——情况也不乐观。德国铁路的延误如此严重，以至于那条经过隆重开通仪式的柏林至巴黎直达线在运行几个月后再次停运。不少法国人开始怀疑，德国人变得越来越像他们了。 。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2007年的夏天。那个夏天给希腊人留下了糟糕的回忆。8月底，毁灭性的森林火灾爆发。70人未能及时逃离火海。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在雅典的一家小酒馆里，突然有人开始大肆赞美德国。准确地说，是赞美德国的志愿消防队制度。客人们正激烈地讨论其国家的失败，这时一名曾在德国做过客工的希腊老人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社会也需要承担责任。他描述了在德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这是一种自我负责的制度，在希腊这种形式是未知的。最终，德国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但那时，德国人本身还被视为典范。他们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国家预算稳健，选民不倾向于极端政党。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非洲，人们如何看待德国？无论是在约翰内斯堡、内罗比、卢萨卡、卢安达还是达喀尔，答案中都会出现三个关键词：足球、汽车，以及那门极难学习的语言。即便是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中，除此之外对德国的了解也相当模糊。安格拉·默克尔在人们记忆中被广泛视为一名“强有力的女性”，而提及她的继任者姓名时则变得困难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德国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存在感较低。在非洲的大城市里，行驶着来自日本的二手车、来自印度的摩托车和来自中国的越野车。许多地方的道路是由中国建设的，体育场、机场以及部分完整的郊区亦然。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德国的参与缺乏“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有形象问题。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很难想象在遥远的德国，可能并非一切都运行得如此顺畅。clb.

在谈到德国这个话题时，土耳其人立刻变得健谈起来。他们要么讲述在沃尔夫斯堡、柏林或斯图加特的亲戚。几乎没有哪个土耳其人没有一个在“Almanya”（德国）的叔伯或姨姑。要么他们就抱怨官僚主义的障碍以及办理签证长达数月的等待时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这样有如此多的人申请前往德国的入境许可。这也与亲属关系以及紧密的经-

济关系有关。无论好坏，德国都被视为土耳其的对立面：基于规则且缺乏灵活性，勤奋且紧张。在亲政府的媒体中，德国经常被抹黑，以便让自己的国家显得更美好。但在土耳其年轻人中——根据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其中 63% 的人愿意移民——德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由于存在许多接触点和个人联系，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德国的看法比德国人对土耳其的看法更为复杂。他们既了解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择结果，也了解足球德甲联赛的积分榜。boe.

自从在 2014 年世界杯上 7:1 惨败给德国后，巴西人意识到德国人甚至精通足球。尽管一些同胞指出，诺贝尔奖的“比分”反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理由——当时的比分大约是 106:0。然而，这场 7:1 的比赛反而让德国在巴西变得更有吸引力，而非更不受欢迎。世界杯后，歌德学院提到巴西对德国的形象极其正面。但这与足球的关系较小，而与经济和科学关系日益国际化有关。德国代表着技术、精准、良好的教育和优质产品。德国人被认为是勤奋、正直且可靠的——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严肃、冷漠且如此准时，以至于巴西人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轻微的不适。如果询问巴西人理想的合作伙伴，德国将出现在名单的高位：作为一个被认为能够共同建设事业的国家。tjb.

尽管处于持续危机之中，西班牙人对这个“欧洲引擎”的尊重依然深厚。许多西班牙人对德国的钦佩程度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他们对德国工业和技术的信任甚至超过许多德国人——尽管他们并不怎么喜欢德国人：西班牙人认为德国人严厉、自私且不怎么友好。但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是汽车制造大国。西班牙是欧洲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生产国。这与德国也有关系。梅赛德斯-奔驰以及拥有 Seat 和 Cupra 品牌的大众集团在该南欧国家运营着一些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然而，德国的危机正使数十年的和谐蒙上阴影：恰恰是传统品牌 Seat 可能会陷入困境。但西班牙人对这个老品牌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伴随着这些汽车成长，在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正是这些汽车让这个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国家实现了流动。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小型车 Seat 600 具有与德国大众甲壳虫类似的崇拜地位。hcr.

德国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是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之一。目前在德国居住的印度人总数已超过 300.000。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将德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描述为积极正面。一段病毒式传播的视频显示，德国的办公室在 17 点时就已经空空如也。但许多生活在德国的印度人也描述了在与德国同事和邻居建立私人或友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个别人还经历过歧视。由于德国选择党（AfD）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由此产生的对排外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在许多报道中出现的一个批评点涉及饮食：德国菜并不总是符合印度人的口味。但随着印度群体在德国的增长，印度饮食的选择也变得更加多样化。fäh.

日本人无法理解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德国人就像是“欧洲的日本人”：整洁、严谨、注重价值观——且准时。至于德国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他刻板印象，则另当别论。但德国的火车现在运行如此不准时、肮脏且不可靠，已成为社论和晚间辩论的主题。在那个可以毫无顾虑、无需预留缓冲时间就乘坐地铁前往数百万人口大都市东京另一端赴约的国家，人们在讨论此事时往往带着同情。而且经常会出现担忧的询问，质疑铁路的衰落是否是该国其他部分的缩影。尤其是年长的日本人，很喜欢讲述他们曾经在德国的经历，无论是出差，还是在海德堡和罗滕堡的快速旅游。有些人讲述了代表马自达、索尼或日立在德国逗留的经历。其中总是包含着对这个遥远国家的深切尊重——有时还带着一丝惆怅。kann.

在英国，慕尼黑啤酒节与拜罗伊特音乐节和柏林墙一样，是最著名的德国刻板印象奇观之一。因此，令人惊讶的是，伦敦新闻界的保守派传统旗舰报纸《每日电讯报》以一年一度的 Wiesn 节日为契机，旨在消除对德国的偏见。它认为，天气阴沉之说根本不对，

当然，在德国也可以庆祝：例如在慕尼黑的啤酒节上。 照片 dpa

食物糟糕且人们缺乏幽默感。报纸称，只有在汉堡的降雨量才与伦敦相当，而在弗赖堡和柏林，阳光则经常普照。皮裤仅在巴伐利亚州穿着。随后，该报还向读者推荐了充满活力的莱比锡、深邃的森林以及叙尔特岛和吕根岛。最后，作者甚至通过提及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打破了英国人心中关于所谓的“德国效率”的刻板印象。读者在读完后不禁诧异地思考，这场信息攻势是否可能与《电讯报》（Telegraph）近期被一家德国出版集团收购这一事实有关。Lt.

在瑞典，人们有时会对德国人感到不解，例如对其官僚主义以及国内依然糟糕的手机网络覆盖。在议会选举后寻找一个可持续政府的过程中，瑞典代理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将柏林作为反面教材，称其为绝对不应效仿的例子。克里斯特森表示，他只有在战争情况下才愿意让其领导的温和派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人们很难说德国政府是一个能够成就很多事情的良好榜样。”但在有一件事上，瑞典人赞不绝口：那就是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的柏林特派记者安娜-莱娜·劳伦（Anna-Lena Laurén）近期写道，德国拥有太多优秀的报纸。虽然德国在PISA研究中的表现糟糕，学校的最低水平较低，但在报纸领域却盛行“精英主义”。jib.

不久前，许多波兰人还带着钦佩之情看待德国。然而，几年来，这种情绪几乎变成了同情。在维斯瓦河畔，人们感到好奇：德国人怎么了？德国不再运转顺畅的消息在波兰传播得很快，部分原因是许多波兰人居住在德国，在那里有亲属、朋友和熟人，或者本身跨越奥得河通勤工作。他们讲述着城市肮脏、火车不准时以及失控的官僚主义。他们往往无法抑制某种幸灾乐祸之情。但有一件事也让波兰人陷入骚动。在经历了非常像德国式的讨论后，波兰在岁末年初引入了瓶装押金制度。自此，押金自动回收机前经常出现愤怒的爆发。人们大声咒骂政府、欧盟以及整个宇宙。这种不满最终如此之大，以至于《选举报》（Gazeta Wyborcza）试图通过这样一句话来安抚情绪：“在德国，这套制度也能运行。”lock.

有一个著名的格言，早在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时代就已存在：德国人热爱意大利人但不尊重他们，而意大利人尊重德国人但不热爱他们。因此，意大利人失去了对德国人的尊重，这简直是一道文化历史的分水岭。我们的邻居伊尼亚齐奥（Ignazio）是一名宪兵，多年来一直开梅赛德斯：这种“德国车”（macchina tedesca）——可靠的德国汽车，与这位自豪的意大利执法者一样契合，就像他卡宾枪里的子弹一样。伊尼亚齐奥对德国工业的衰落感到震惊。他无法想象，如今意大利的火车运行比德国更准时；无法想象曾经如此高效的德国人在建设斯图加特火车站和柏林机场时竟如此吃力；无法想象罗马的政府比柏林的更稳定；无法想象德国的市中心看起来像南意大利大都市的贫民窟。简而言之，所谓的“意大利式状况”早已在德国蔓延。r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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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旅游：地方市镇的新机遇

房车或拖挂式房车度假正迎来热潮：这一趋势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基青根（Kitzingen）和沃尔姆斯（Worms）等地的案例展示了其潜力——即使对于那些非旅游热点的城市和市镇而言亦然。

德国的城市和市镇正面临财务压力。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地方市镇在2025年结束时出现了319 亿欧元的创纪录赤字——这是两德统一以来最高的亏损额。在许多市镇寻求开发新收入来源、振兴市中心并增加当地价值创造的同时，房车旅游（Caravaning）可能是一个答案，但目前在许多地方仍被低估。

仅注册房车的数量在十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多，早已突破100万辆大关。与此同时，在露营地和房车停靠点的过夜人数持续增长。这一发展远不止是一个旅游趋势，它为城市、市镇和县区开辟了吸引额外游客、将购买力引入该地区并产生旅游推动力的新机会——而且其投入成本通常远低于传统的基建项目。

房车旅游为当地经济带来数十亿收益

房车旅游具有一个特点：游客很少一直留在停靠点。他们会访问市中心，购买当地产品，光顾餐厅和咖啡馆，利用文化和休闲设施，或骑自行车探索周边环境。因此，众多当地企业能直接从他们的到来中获益。

其经济意义如今已十分显著。根据德国旅游经济研究所（dwif）的最新计算，2025年房车旅游创造的国内旅游营业额约为227 亿欧元。其中近80亿欧元直接留在旅游目的地，增强了当地的贸易、餐饮、服务业以及文化机构。

对于地方市镇而言，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价值创造并不只发生在成熟的度假区。房车旅行者被认为具有灵活性和探索欲。他们会有目的地寻找新目的地，在小城市中途停留，并访问那些此前并非旅游关注焦点的地区。因此，其经济效应比许多其他旅游细分领域分布得更为广泛。

一个持续运转的经济引擎

这正是房车旅游的特殊优势所在。传统的旅游方案通常需要高额投资和强大的旅游吸引点，而小型城镇也能从房车旅游中获益。通常，迷人的自然景观、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文化产品、活动或地区特色美食就足以吸引房车旅行者。同时，许多房车游客每年多次出行。与传统的夏季假期不同，他们的需求分布在不同的季节。周末短途旅行、短期旅行或自发性停留，确保了在淡季也能保持经济活力。对于餐饮业、零售业和休闲供应商而言，这意味着在传统高峰期之外获得了额外的营业额。

将停车位作为务实的切入点

为了让市镇能够从所有这些潜力中获益，最需要的是：合适的停车位。然而，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的扩建速度尚未跟上车辆数量的增长。虽然房车数量多年来大幅增加，但可用停车位的数量增长明显缓慢。特别是在热门地区，这在今天已经导致了供应短缺。

在此，房车停车位不应与传统的露营地混淆。现代房车通常拥有自己的卫生区域、供水和电力系统。因此，对于许多游客来说，核心不在于全面的基础设施，而在于靠近景点、市中心或自然体验地的吸引力位置。正因如此，市镇通常可以利用现有场地。公共停车场、转型用地或合适的边缘地带可以相对简单地改变用途，并以可控的投资为房车旅游业开发利用。通常只需几个停车位，即可积累初步经验并测试市场需求。

基青根展示了可行方案

弗兰肯地区的基青根（Kitzingen）市展示了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多么成功。从 2005 年的 12 个停车位开始，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成为一个全年开放、拥有约 70 个停车位的房车驻留地。紧邻美因河且步行可达老城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其极具吸引力。据该市提供的数据，近期约 40% 的旅游需求来自露营和房车旅游。许多当地企业从中获益。餐厅、零售商和服务提供商的营业额有所增加，而该市也提升了其旅游知名度。

这个例子表明，房车停车位不应被孤立看待。当它们成为当地服务的一部分，并让游客能够便捷地接触餐饮、文化或休闲设施时，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如此一来，一个过夜场所就变成了一个区域发展的工具。

规划确定性是扩建的关键

尽管发展势头积极，但行业代表和地方市镇认为仍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一个核心议题是房车停靠点（Reisemobilstellplätze）在规划法上的分类。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至今被视为与传统露营地类似，尽管其使用方式、停留时长和基础设施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房车工业协会（CIVD）主张在建筑规划法中采取更细致的考量。其目标是将房车停靠点更清晰地定义为一种独立的旅游基础设施形式，并简化审批程序。在当前关于城市建设法和空间规划法现代化的讨论过程中，该协会正将相关建议引入政治辩论。对于地方市镇而言，这在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操作空间：现有土地将更容易被利用，项目实施速度将加快，且能够以法律保障的方式开发新的停靠点产品。这恰恰有助于将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导至有序的轨道上，并在当地创造额外的价值增值。

因此，房车旅行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受欢迎的度假形式。对于许多城市和社区来说，它正成为一种将旅游业、经济和区域发展相结合的战略工具。能够意识到这一潜力并创造相应产品的地区，将能从这一尚未失去势头的趋势中获益。

76 Mio.

次过夜

2025年德国露营地和房车停靠点的过夜次数达到此数——创历史之最。

22,7 Mrd.

欧元

这是去年房车旅行者创造的创纪录旅游营收。其中，超过70亿欧元留在了目的地地区，即各地方市镇。

1 Mio.

辆房车

自2025年4月起在德国正式注册的数量——创下新高。且此后数字仍在持续增长。

6400

个停靠点

目前全德共有此数量。露营地与房车停靠点的对比显示：虽然德国露营地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变化，但房车停靠点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

托马斯·埃沃特（Thomas Ewert）是 TST Logistics 公司的授权签字人。 该公司在沃尔姆斯（Worms） 创建了 47 个房车停靠点。

“房车旅行者并不是在停靠点度过假期。他们利用的是城市里的服务。”

数据来源：联邦统计局（露营地数据）、dwif（房车停靠点数据）

责任编辑：Marc Dreckmeier, Caravaning Informations GmbH, Hamburger Allee 14,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在沃尔姆斯，一个名为“月光房车”（Mondschein Caravaning）的新房车停靠点近期在这座尼伯龙根之城的西部建成，CIVD 为其实施提供了咨询支持。运营商 TST Logistics 的授权签字人托马斯·埃沃特阐述了他为这座城市看到的潜力，以及为什么房车旅行者对当地企业具有吸引力，以及此类进一步项目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埃韦特先生，为什么您恰恰选择在沃尔姆斯（Worms）投资建设一个新的房车停靠点？

沃尔姆斯集成了房车旅行者所看重的许多条件。这座城市拥有非凡的历史、重要的文化古迹以及丰富的活动项目。此外，它地处莱茵河畔，且毗邻莱茵黑森（Rheinhessen）葡萄酒产区。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在针对房车旅行者的旅游基础设施方面仍有发展潜力。根据我的经验，许多开房车的人会专门访问那些不属于传统度假中心的地点。他们寻找的是原汁原味的城市、地域特色以及前往景点便捷的路径。沃尔姆斯满足所有这些标准。因此，我们的想法是为房车旅游者创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起点，以便他们能够便捷地探索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如果房车旅行者在这里停留，对这座城市和当地企业有什么好处？

关键点在于，房车旅行者并不会把整个假期都花在停靠点上。他们会在城市中活动，参观博物馆、参加活动、在当地购物、消费餐饮并探索该地区。每一位过夜游客都会为停靠点周围各种类型的企业带来额外的需求增长。因此，我不认为房车停靠点仅仅是一种住宿服务，它更是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让日益增长的房车旅游在未来能让德国的城市和地区出现更多此类项目，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首先需要合适的场地、投资意愿以及支持此类项目的市镇政府。私人投资者需要可靠的框架条件，以及尽可能清晰且高效的规划和审批流程。如果市镇政府、旅游部门和私人投资者能达成共识，现代化的停靠点可以相对快速地创造新的旅游接待能力——最终整个地区都将从中受益。

在深夜的掩护下

白昼的停滞：10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照片 Laif

目前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几乎与伊朗战争前持平。美国将其描述为一项成功。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作者：弗里德里克·博格（Friederike Böge） 发自伊斯坦布尔

此前，人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是通过谈判桌上的协议来实现的。其前提似乎是，要么伊朗，要么美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从而愿意做出让步。然而，美国目前描绘的海峡开放景象则完全不同：油轮在深夜关闭应答器，在军事保护下穿过这个充满争议的狭窄通道。船长和海员们愿意为了数倍于以往的薪水，去冒被伊朗袭击的风险。据此，沙特和阿联酋的船只在海峡中往返运输原油，在阿曼湾将其转运至其他船只，然后返回接载下一批货物。

结果是：根据分析公司 Kpler 的数据，自9月最后一周以来，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量几乎回到了战前水平。这得益于对替代路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更充分的利用。负责该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给出的数字更高：每天 2000万桶。这比战前的平均水平略高。中央司令部周四在 X 平台上写道：“船只目前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动。美国及其地区合作伙伴显然控制着该海峡。”

但这目前几乎没有影响到油价。原因之一是：夜间行动的成本极高。据《金融时报》报道，每艘油轮的运输成本已从一年前的 20.000 至 50.000 美元之间飙升至 1300万美元。保险费翻了数倍。部分生产国自行承担风险。敢于尝试通过该海峡的船长每月薪资可达 100.000 美元。美国海军的护航占用了军事力量并带来了风险。据称，伊朗的导弹曾多次险些击中美国军舰。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如何？

Kpler 的分析师写道：“为了恢复实物供应，外交解决方案可能并非必要，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供应石油的价格预计将保持在高位。”最近的发展使得外交解决方案变得更加不可能。Kpler 认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应期待海峡能完全开放。此外，石化产品、天然气和化肥等其他重要商品的出口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

来自华盛顿的胜利修辞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反弹。据路透社报道，上周海湾地区发生的船只袭击事件比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一周都多。一名革命卫队将军周三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他的国家对此拥有“完全控制权”。周三和周四，伊朗显然升级了其行动。伊朗媒体报道了两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船只袭击事件。其中一起据称发生在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港附近，该港口被用于原油的转运。

通过该海峡的风险使海员们面临艰难的抉择。印度海员工会的马诺杰·亚达夫（Manoj Yadav）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有些人会受到雇主的压力。“强制措施包括列入黑名单、扣留回程费用以及不支付风险津贴。”对于通过该海峡的航程，海员们有时能获得五倍的薪水。鉴于印度的高失业率，这很难被拒绝。

然而，许多雇主并不提供针对战争风险的保险保障。“在霍尔木兹海峡或黑海被杀的海员家属在印度也很难执行其私人保险索赔，因为保险公司援引了战争区域排除条款。”

有推测认为，海湾国家部分通过向伊朗付费，以确保其石油出口能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财政部在9月中旬对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Bitbank实施制裁时，确认了此类付款的存在。Kpler地缘政治风险部门负责人米歇尔·布鲁哈德（Michelle Brouhard）近期表示：“我也怀疑这些国家知道这并非可持续之计，无论从美国护航的角度，还是从向伊朗支付货运成本10%或20%的付款角度来看。”显然，生产商试图在战争再次爆发前，尽快将货物推向市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周四报道，白宫已指示五角大楼制定新的攻击方案。

埃尔多安现掌控反对派大本营伊兹密尔

CHP市长投奔政府阵营 / 作者：Friederike Böge，发自伊斯坦布尔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亲自为这位反对派中最著名的投诚者将正义与发展党（AKP）的党徽别在胸前。周三，当这位土耳其总统在党总部邀请伊兹密尔市长杰米尔·图盖（Cemil Tugay）登台时，观众高喊着“到处是伊兹密尔，到处是埃尔多安”。偏偏是在伊兹密尔。这座位于土耳其最西端的城市一直被视为反对派不可攻破的堡垒。世俗主义在伊兹密尔根深蒂固，以至于埃尔多安宗教保守主义色彩的AKP在成立的25年里从未在那里赢得过选举。而现在，该党在未经选民同意的情况下统治着这个全国第三大城市。不少土耳其人将其视为一种预兆，预示着一种选举几乎不再发挥作用的新政治现实。

2025年8月，图盖还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加入AKP的可能性低于“百万分之一”。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体面的”。“我不是那种会做这种事的人。”就在今年1月，图盖还说，如果他加入AKP，他的母亲会将其除名，妻子会与他离婚。而周三，当他的丈夫与埃尔多安握手时，他的妻子正带着痛苦的微笑一同站在舞台上。

或许让他改变主意的是，在此期间有数十名CHP市长被监禁，其中包括他的一位前任。图盖的决定并非个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艾登（Aydin）和阿夫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这两座大城市的市长，以及33名区级和镇级市长，已从共和人民党（CHP）转投AKP。

据反对派领导人厄兹古尔·厄泽尔（Özgür Özel）描述，部分人是在调查或逮捕的威胁下被迫采取这一步骤的。关于图盖，厄泽尔也表示，他是“在威胁下被强迫签字”的。在一次演讲中，这位伊兹密尔市长赞美总统为“伟大的领袖”。他希望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重建”这座城市。为了抗议他的转党行为，当地文学节总监和市立剧院的艺术总监相继辞职。女演员贝尔纳·拉钦（Berna laçin）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伊兹密尔曾经被占领过，不要害怕”，并提及1919年希腊军队的占领，随后被拘留。

当天晚上，约一千名示威者在伊兹密尔的共和国广场聚集举行抗议集会，要求图盖辞职。参与人数相对较少可以被视为反对派现状的一个迹象。“人们感到沮丧。他们现在只在等待选举，”伊兹密尔记者伊尔坎·达尔库奇（Ilkan Dalkuç）说道。随着这次转党，反对派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据点。“伊兹密尔在20年里驱动着CHP的政治机器，”达尔库奇说。至于市长做出该决定的原因“很容易猜到”，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裙带关系“会让任何一位市长都变得易受攻击”。

就在两年前，CHP在2024年3月的市政选举中给AKP带来了沉重打击，因此认为自己很有机会赢得下一次总统选举。一年后，其总统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被监禁，随后其党主席厄泽尔被法院裁定违宪罢免。厄泽尔目前成立了新党（Yeni Parti），但该党资金有限。

西班牙人将她视为殉道者

退休老人马里卡门去世 / 记者 汉斯-克里斯蒂安·勒斯勒，马德里

她的部分邻居像崇拜殉道者一样崇拜她。周三晚上，马里卡门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她位于雷蒂罗公园附近的家门前，第一批蜡烛被点燃。海报上写着：“我们将为你而战。愿你安息”以及“感谢你改变了西班牙”。这位 87 岁的马德里退休老人玛丽亚·德尔·卡门·阿巴斯卡尔（María del Carmen Abascal）在短短两周内成为了西班牙住房危机的缩影：她被强制驱逐出住了近 70 年的公寓，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11 月的重新选举以及 14 年来的首次总罢工。周三，她原本应该签署旧公寓的新租赁合同，但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

9 月 23 日，一名身材消瘦、短发的女性被急救人员用担架从家中抬出并送往医院的照片，引发了巨大的愤怒浪潮。即便后来为她的回归找到了解决方案，这种愤怒也并未消退。新业主——一家房地产公司——将其月租金从 500 欧元提高到 2650 欧元，随后调整为 1650 欧元，而她的养老金仅为 1400 欧元。

在她被驱逐出曾与父母一同入住的公寓当天，活动人士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搭建了第一顶帐篷，随后帐篷数量增加到数百顶。周四凌晨，这个抗议营地变成了一个守灵场所——那里有一个摆放着鲜花、马里卡门照片和蜡烛的临时祭坛。在她生前，抗议口号之一就是“不能再出现第二个马里卡门”。周三晚上，抗议队伍向议会方向集结，随后被警方拦截，参与者高喊：“这不是死亡，而是谋杀”以及“投机者杀死了她”。

社会党政府首脑、保守派反对党领袖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 Vox 党对她的去世做出了反应。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 X 平台上写道，他向所有将“这次损失视为自身损失”的人表达拥抱。保守派人民党（PP）主席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ñez Feijóo）向家属表示哀悼，同时警告各政党不要将她的死亡工具化用于竞选活动。Vox 党则将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的死亡归咎于桑切斯，称他“肆无忌惮”地利用她的痛苦来发起竞选活动，旨在掩盖政府对住房短缺应承担的责任。Vox 欧洲议会议员赫尔曼·特尔奇（Hermann Tertsch）则走得更远，要求进行尸检。据《先锋卫报》（La Vanguardia）报道，他在一条消息中含蓄地暗示，桑切斯政府可能与她的死亡有关。

马里卡门的律师贝亚特里兹·杜罗（Beatriz Duro）周四批评称，公共机构允许强制驱逐，这对这位老妇人的健康造成了致命影响。“这一程序杀死了马里卡门，而且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她身上；遗憾的是，这是许多人面临的现实。”在西班牙，最近平均每天有超过 40 起此类事件。现任左翼政府现在希望通过两项住房法令来防止至少一部分此类事件，但这些法令在上周五在议会中未能通过。其中一项法令禁止驱逐那些被证明处于困境且没有其他住所的人（如退休老人）。在西班牙，桑切斯试图以此赢得选民支持的紧急措施，在马里卡门去世前就被称为“马里卡门法令”。

梅洛尼获得其选举法改革方案

反对派拟向宪法法院挑战新法

意大利在35年内迎来了第五部新选举法。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周四意大利众议院的一次秘密投票中获得了广泛支持：227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改革，164名反对。在投票之前，曾有猜测认为梅洛尼的法案可能会因自身联盟内部的异见者而失败，从而导致她在进入2027年选举年时处于弱势。

反对党计划就这部新选举法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希望法院能在2027年年初就将新形式的选举法宣布为违宪，或对其进行修改。早在2013年和2017年，宪法法院就曾判定当时的选举法违宪，从而迫使相关法律重新制定。

对于梅洛尼而言，重新制定选举法的动机之一是，反对派在明年的选举中可能会联合参选，而不再像2022年那样分裂。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梅洛尼的四党联盟在选区多数制选举中很容易获得绝对多数。如果反对党能就共同候选人达成一致，梅洛尼的联盟将很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再次获得明确的议会多数。

目前适用的选举法由民主派政治人物埃托雷·罗萨托（Ettore Rosato）于2017年提出，因此被称为“罗萨托法”（Rosatellum）。该法规定，约37%的席位（共147席）在大型选区中按多数制分配，其余席位则通过固定政党名单按比例代表制分配。

在下次选举中，选区多数制元素将被再次废除，重新回归比例代表制原则。然而，为了稳定政府组建，法律规定在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票的联盟将获得议会席位奖金——但前提是该联盟的总得票率必须达到42%的门槛。在拥有400个席位的众议院中，多数奖金将由70个席位组成。

左翼反对派批评这一规定不民主。然而，他们自己在2008年和2013年也曾从类似的多数奖金中获益，但当时的奖金并不与最低得票门槛挂钩，因此在2015年被宪法法院废除。

梅洛尼的联盟还通过新选举法提高了参选准入门槛：此前未在议会中占有席位且拟参选的政党，未来必须在每个地区收集6000个签名，而非此前要求的1500个。这一细节被认为可能会受到宪法法院的重点审查。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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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网络上为谁做广告？

在 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上，网红（Influencer）正参与到竞选活动中。在此过程中，个人观点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作者：Finn Hohenschwert

长期以来，路灯柱上的竞选海报，或是分发圆珠笔和软糖的信息摊位，一直是选举到来的首批可见预兆。而如今，竞选活动主要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在化妆教程和旅行 Vlog 之间，各党派的领衔候选人纷纷现身。他们分享日常生活，或对当前趋势发表评论。他们经常与网红合作。例如，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关注电影制作人 Tsellot Melesse 的 Tiktok 频道的人会看到 Elif Eralp。这位左翼党（Die Linke）的领衔候选人透露了其党纲中隐藏的“亮点”（Hidden Banger）。这位具有土耳其血统的政治家还给网红 Dalyan Unland上了语言课：“Toplu ulaşım herkes için uygun fiyatlı olmalıdır”，意思是“公共交通应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负担得起的”。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社交媒体上的竞选活动同样激烈。围绕着德国选择党（AfD）的领衔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聚集了一批 Youtuber、主播和政治网红，其中包括以对媒体代表采取激进手段而登上头条的“活动家之男”（Aktivist-Mann）。他们在频道上直播党派活动，拍摄欢呼的支持者，并传播竞选承诺。对于观众而言，并不总能分辨出哪里是新闻报道的终点，哪里是竞选宣传的起点，或者仅仅是某个私人的观点。

柏林自由大学媒体影响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冯·西科尔斯基（Christian von Sikorski）认为这种交织关系具有问题。他研究社交媒体对竞选活动的影响，并对网络上所谓的独立声音发出警告：“在美国的 MAGA 运动以及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党中，我们观察到一些看似独立的网红实际上受到资金操控——部分资金来自与政治有关的资助者。不过，这类交织关系很难被证实。”

在德国，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广告受到法律监管。《媒体国家公约》（Medienstaatsvertrag）不仅禁止在传统的广播电视（即电视和广播）中投放政治广告，还禁止在类广播的远程媒体中投放。这几乎涵盖了所有视频和音频格式，如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的 Reels、Twitch 上的直播或播客。因此，与产品广告不同，仅仅披露谁资助了该内容是不够的。

政治广告被完全禁止，旨在保护观众免受隐蔽的政治影响。一旦违规，网红会收到州媒体管理局（Landesmedienanstalten）的通知。这些机构负责监督媒体法规定的执行情况，启动监管程序，并在必要时处以罚款。以上是理论。在实践中，监管部门面临着困难的界定问题。因为在德国，言论自由享有宪法地位。一名网红赞同某个政党、某位政治家或某项诉求，并不意味着该内容自动成为违规广告。关键在于发布该内容的动机以及为了谁的利益。巴伐利亚州新媒体中心主席兼州媒体管理局局长会议主席托斯滕·施米格（Thorsten Schmiege）表示：“只要网红因发布该内容而获得了对价，这就是广告。”

这种对价不一定必须是金钱。活动邀请或承担旅费在法律上可能同样敏感。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一项活动“通常是有偿的”就足够了。因此，即使在完全没有

成为一种不合规的广告报酬。许多网红对此并不意识到。网红保罗·邦内（Paul Bunne）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去年，他在一段视频中为慕尼黑申奥做宣传。该内容属于“OlympiJA”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由巴伐利亚州内政、体育与整合部等部门策划。据邦内本人称，他没有获得任何回报。尽管如此，主管的州媒体管理局仍启动了程序。该视频的请求来自一家社

演讲被记录在案：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在蔡茨（Zeitz）举行的德国选择党（AfD）活动。照片：Jens Gyarmaty

会媒体机构，该机构还提出了内容要求。此类专业合作通常是有偿的。这对监管机构来说，足以采取干预措施。

从外部很难看出一段内容是否属于某个活动的一部分，以及是否为此提供了回报。因此，州媒体管理局必须收集证据。“在此过程中，我们会考虑视频的内容和设计，”施米格（Schmiege）说道。是否明确号召选择某个政党？内容是否具有广告性质？上下文环境也可能起到作用：例如政党大会的录像、多个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或者时间点恰好在选举前夕。相比之下，视频的传播范围对于法律定性并非决定性因素。虽然传播范围可以表明一名网红是否在专业地工作且熟悉相关规定，“但这最终不能强制证明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施米格表示。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这意味着需要从许多碎片化线索中构建一个可靠的整体图像——面对每天海量的发布内容，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他们实际干预的频率无法准确量化。但到目前为止，案例并不多，且各州监管机构打击社交媒体政治广告的力度各不相同。在《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下，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媒体管理局表示，在最近的州议会选举中，没有启动过一起因违反社交媒体政治广告禁令而引发的程序。对于前一年，他们也报告没有相应的程序。柏林-勃兰登堡州媒体管理局甚至没有建立相应的统计数据。而在巴伐利亚州，虽然没有州议会选举，但举行了地方选举，今年则有 17 起此类监管程序。

但政治广告并不一定总是由政党或政治家发起。个人也可以在政党竞选活动之外，自发地进行平行宣传。此类平行行动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例如 1998 年，企业家卡斯滕·马施迈尔（Carsten Maschmeyer）匿名资助了一系列价值约 650,000 马克的广告，口号是：“下一任总理必须是下萨克森人。”在法律上，该行动是允许的，但在政治上引发了批评：选民不知道是谁在共同资助这场竞选——以及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赢得选举后可能会对谁感到有义务。

当德国选择党（AfD）周围出现越来越多的秘密竞选援助时，立法机关采取了行动。“维护法治与公民自由协会”曾在多次竞选活动中，出资开展数百万欧元的海报和报纸宣传活动以支持该党。批评者怀疑，该协会充当了秘密或非法政党捐款的不透明资金门户。自2024年起，根据《政党法》第27a条，第三方必须申报其计划为某个政党进行的广告宣传。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社交媒体。政党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此类支持。如果接受，则必须向联邦议院议长申报该措施。支持者以及该宣传活动的价值随后将作为政党捐款予以公布。这一规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得到了应用。竞选组织Campact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的竞选活动，并呼吁进行“战略性投票”。该组织由私人捐款资助，宣传投票给社民党和绿党，以防止德国选择党执政。随后，这两个政党分别申报了310,000欧元的巨额捐款。

然而，该规定不仅适用于大型竞选组织，也可能涉及单个影响力人物（Influencer）。负责确保该规定正确执行的并非州媒体管理局，而是监督政党融资的联邦议院管理部门。该部门必须在每个具体案例中厘清，合法的政治观点表达在何处结束，而第三方的广告措施在何处开始。该机构在告知《法兰克福汇报》时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行政实践，因为相关案例还太少。

长期在联邦议院议会管理部门工作的斯文·赫尔沙伊特（Sven Hölscheidt）还看到了结构性问题。这位法学教授表示：“负责的部门人员配置相对薄弱。”此外，联邦议院管理部门在面对可能的违规行为时，无法自行启动调查。因此，其职能发挥有限。赫尔沙伊特对其独立性也持有怀疑：管理部门的最高领导是联邦议院议长，而议长本身是一名议员和政党政治人物。因此，政党融资的管辖权是其“阿喀琉斯之踵”。赫尔沙伊特主张将监督权移交给联邦审计署：“这样监督在制度上将更有效地与政党脱钩，并有助于增强政党融资的透明度和独立性。”

在政党、政治人物和影响力人物早已习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的同时，监管机构仍需制定一套可靠的实践方案。个人信念、专业竞选活动与秘密影响之间界限在哪里，这将继续困扰州媒体管理局和联邦议院管理部门。此类案例的数量可能会增加而非减少。随着每一次竞选活动的到来，关于网络上究竟是谁在为谁做宣传的问题将变得愈发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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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世界

永恒化： 塔里克·卡拉（Tarik Kara）是 柏林 “Mustafa’s Gemüse Kebap” 的创始人。 摄影：Jens Gyarmaty

我们德国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将目光投向何处。是投向《基本法》、历史观、城市面貌、议会的组成，还是投向土耳其烤肉（Döner）。后者在列举中起初显得格格不入，但考虑到它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成为德国人最受欢迎的快餐之一，这种违和感便减轻了。Yougov 研究所最近认为，土耳其烤肉甚至比咖喱香肠更受欢迎——而且受欢迎程度还在增加。

尽管它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土耳其烤肉的价格与汽油价格类似，已成为一个政治议题。左翼党甚至曾要求实施“土耳其烤肉价格刹车”机制，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也提出了同样要求。这并不奇怪，2025 年土耳其烤肉的平均价格为 7,11 欧元，比 2021. 年增加了约 47%。但烤肉爱好者们并未因此望而却步。放学后、晚班前、高速公路旁，无论是在南哈茨山的疗养胜地还是在柏林市中心：土耳其烤肉无处不在。而现在，它甚至进入了柏林的马达姆·杜莎蜡像馆，这几乎等同于获得了永生。

自周四起，它与索菲·肖尔、爱丽丝·施瓦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卡尔·马克思、赫尔穆特·科尔以及罗兰·凯泽等偶像并列展出。仅是这款土耳其烤肉及其快餐摊位的揭幕，就透露了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信息。

接近 11 点时，一块黑色幕布仍遮盖着烤肉摊。摄像师和摄影师在前面拥挤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请把帽子摘下来好吗”、“让我过去”。负责此次活动的媒体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勒内（René）安抚着所有人。他说今天“没有时间压力”，这盘烤肉没有接下来的行程。与此同时，他激励着大家：这次媒体的聚集规模比比尔和汤姆·考利茨（Bill and Tom Kaulitz）蜡像揭幕时还要大！

展出：蜡制土耳其烤肉

为了缩短记者的等待时间，他分享了一些关于土耳其烤肉的趣闻：柏林每天售出 400.000 份。这真的可能吗？那么意味着每十个柏林人中就有一个每天吃一份烤肉。或者每二十个人中有两个每天吃两份。还是说主要是外国游客在早中晚三餐都享用烤肉？想到这里，人们几乎会感到饥饿。一名年轻记者向同事讲述他最近的烤肉经历。聚会后他非常喜欢吃一份。前几天他和一名朋友想去“Mustafa’s Gemüse Kebap”。这就是那家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快餐店，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蜡像版。但排队的人太多了。“太离谱了。”

现在演示开始了。蜡像馆的员工介绍说，制作蜡制烤肉的灵感来自伦敦。去年，伦敦揭幕了一款深受英国人喜爱的“香肠卷”蜡像。不过，那只是放在一个天鹅绒垫子上，像一件贵重的珠宝。柏林人则展现了更大的雄心——简直就是联邦总理要求其国民具备的那种“多走一里路”的精神。他们希望将土耳其烤肉展示在其自然栖息地中。他们为此钻研了数月。他们先定做了一份不加酱料的烤肉（“酱料在这里是敌人”），将其逐件拆解，冷冻每一部分，然后对其进行自然还原的复制。

那么，那个被复刻了店铺的人——塔里克·卡拉（Tarik Kara）怎么说？“我很激动，”他对着摄像机低声说道，“其实我只想做土耳其烤肉。”但他也感到自豪，不仅是对那个蜡制烤肉的自豪，更是对这种食物本身获得认可的自豪。“这对土耳其烤肉很重要。”卡拉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长大，并于2005年开设了自己的店铺，他说自己“性格如此，无论做什么都想把它做好”。对他来说，尽管每天要卖出500份，但制作烤肉并非例行公事。这怎么做到的？很难说。人们想要一份好吃的烤肉，而他恰好能做出好吃的烤肉。

随后帷幕落下，烤肉摊位现身。卡拉此前尚未见过成品，此时像孩子在收到礼物时一样惊讶。他静静地看着，几乎带着一种敬畏感。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他回答道：“看起来不错，非常真实。”对于一个其实根本不想说话、只想卖烤肉的人来说，还能说什么呢？在场的家人向他投来灿烂的目光。

然而，选择这家烤肉店揭示了关于德国的什么？为什么偏偏是“Mustafa's Gemüse Kebap”——顺便提一句，这里卖的不是素食，而是配蔬菜的鸡肉——被塑造成蜡像？为什么不是比如舍讷贝格（Schöneberg）的“Bursa Uludağ Kebapçısı”？那里是各类小兄弟、大兄弟和叔伯们的首选之地，尤其在开斋节期间，店里的桌旁弥漫着一种只有在极饥饿的人终于能大快朵颐时才会出现的狂热气氛，而一个已经吃过的人则不断地从烤炉中取出新鲜飘香的面包。

德国，你的土耳其烤肉

柏林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现在展出了一份蜡制土耳其烤肉（Döner）——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永恒标志。这反映了怎样的国家、人民和烤肉文化？

作者：弗里德里克·豪普特（Friederike Haupt），柏林

且说 Mustafa's Gemüse Kebap，它简直是柏林最著名的烤肉快餐店。堪称烤肉店中的“Berghain”（柏林著名夜店）。以前人们会说：它是一种文化符号（Kult）。但现在只有婴儿潮一代才会这么说话，而他们通常不属于典型的顾客群体。正如《法兰克福汇报》（F.A.Z.）曾多次光顾该店可以证明的那样，那里聚集了异常之多的快餐网红，他们一边排队一边制作 TikTok 内容，

来自不同班级的酷小孩们在学校旅行期间到访，穿着超大号皮夹克的年轻女性用英语闲聊稍后哪个青年旅舍还有活动，而穿着紧身皮夹克的年轻男性则给哥们儿发语音消息，讨论那把肉串看起来有多么“疯狂”（insane），尽管他们还没见到肉串。当然，还有那些单纯想吃一份地道烤肉，并且知道哪个时段排队人数较少的当地人。

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排队本身就是乐趣的一部分。周边的便利店（Spätis）出售必要的啤酒，有些游客甚至在等待时自己调制 Aperol Spritz。顺便提一句，现在这被称为“Pre-Gamen”，而不再是“Vorglühen”（预热）。让这一切充满魔力的原因在于，排队者不必像在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站台上那样感到绝望，因为首先，烤肉一定会到来，尽管有时比预想的要晚；其次，这里曾有过更重量级的人物排队。例如说唱歌手 Ye（原名坎耶·韦斯特）。2023 年，他与伴侣曾在这里排队买烤肉。

柏林的怀疑论者现在可能会觉得这太荒谬了。为什么要把买一份烤肉排成这样，搞得像是在买什么珍馐美味？Mustafa's 几乎可以作为柏林著名的“古怪”（Beklopptheit）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必须放在对比中来看。还有更古怪的，或者用政治术语来说：更极端的。在蜡制烤肉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在另一家名为“Kebap with Attitude”的柏林烤肉店里，一家网约车平台与来自塔林的科学家共同推出了一款饮料，据组织者称，它“结合了柏林的两大热情：烤肉口味和彻夜狂欢后的补水”。这里的“夜晚”是指不眠之夜。一种在 Rave 派对上向公众展示的、带有烤肉味的“烤肉水”——这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幻觉中构思首都美食的深渊。

但另一种极端同样存在。奢侈烤肉也是一种现象。在紧邻勃兰登堡门的“阿德隆肯宾斯基酒店”（Hotel Adlon Kempinski），多年来一直供应“阿德隆烤肉”，当然价格是典型的阿德隆水准，接近 40 欧元。不过，其肉类采用了低温慢煮（sous-vide）的小牛脊肉片，并配以松露奶油和新鲜刨制的松露片，为享乐主义者完成了这次小吃体验。随餐附赠的一小杯艾兰酸奶饮（Ayran）仅有烈酒杯大小。吃这个时感觉如何？坐在露台上，俯瞰巴黎广场，隔壁桌坐着正在筹划进入 DACH 地区（德语区）市场的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战略家，这绝对是一种体验。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体验。

但它也很“正常”，就像德国选择党（AfD）所表达的那样（“德国。但要正常”）。事实上，在全国各地的土耳其烤肉店里，情况绝大多数时候都非常正常。当折扣超市 Lidl 再次销售那款古怪的“烤肉可颂”时——这款产品最初是以愚人节玩笑的形式推出的，但现在由于巨大的热度，再次以 DIY 套餐的形式提供——从韦斯特兰到加米施，从亚琛到格尔利茨，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烤肉正从柜台递出。“你好，老板”、“你好，我的朋友，想要点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好吃的？”在柏林，许多资深的零售商以不友好而自傲，而购买烤肉简直是对灵魂的一种疗愈。这样看来，这款让人感到舒适的三明治贵一分钱也不为过。

而且它会变得更加正常。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所熟知的这种面包夹烤肉是在德国发明的。至于它的确切起源，按照典型的德国方式，人们至今仍在争论。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它发生在柏林。据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商人卡迪尔·努尔曼（Kadir Nurman）在 1972 年售出了第一份快餐烤肉，当时还是用小圆面包而非面饼。不过这其实并不重要。烤肉的成功如此辉煌，以至于它现在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标价时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一样。是的，甚至连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家也会去吃烤肉。

欧盟议员亚历山大·荣布鲁特（Alexander Jungbluth）要求加强德国本土饮食，并将烤肉和披萨从市中心驱逐出去，这一主张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而当极右翼活动人士马丁·塞尔纳（Martin Sellner）在夏天宣称，一个爱国者除了烤肉之外可以吃任何东西时，他甚至遭到了来自自己阵营的嘲讽。烤肉实际上几乎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就了。如此看来，关于它的蜡像记录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警示：这个国家上一次发明如此优秀的东西是什么时候？而下一个又会是什么？

四名轻便摩托车驾驶员死亡

勃兰登堡州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据警方称，在勃兰登堡州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中，一名14岁女孩和三名年龄分别为15、16和19岁的青年死亡。周三晚上，一名61岁的汽车驾驶员在巴尔尼姆县（Landkreis Barnim）的比森塔尔（Biesenthal）附近超车时，撞上了三辆轻便摩托车。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轻便摩托车的驾驶员及一名随行人员伤势过重，在事故现场死亡。

据报道，第四辆轻便摩托车的驾驶员得以避开汽车，未受伤。警方称，汽车在碰撞后翻车并被烧毁。警方发言人进一步表示，该汽车驾驶员受重伤，随后被救援直升机送往柏林的一家医院。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警方称该驾驶员试图超越前方的车辆，随后与对向行驶的轻便摩托车相撞。

事故发生地比森塔尔与武尔温克尔（Wullwinkel）位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东北方向约40分钟车程处。救援服务部门、消防队和警方于周三19.40时左右接到警报并赶赴现场。发言人表示，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沉重的任务。数小时后，那辆几乎被完全烧毁的汽车依然底朝天地躺在由田野和草地环绕的乡村公路旁的排水沟中。dpa

在比森塔尔附近：被烧毁的汽车躺在排水沟中。照片 dpa

“自我中心、嫉妒与报复”

鉴定人称，谋杀法比安并非精神疾病的结果

法医精神病学家曾三次前往看守所与吉娜·H（Gina H.）进行数小时的交谈。在另外两次预约中，其一名同事对该女子进行了心理测试。该女子被指于近一年前杀害了来自居斯特罗（Güstrow）的八岁男孩法比安。这位精神病学家调阅了现年30岁的吉娜·H 长期治疗的病历资料，并参加了罗斯托克地方法院迄今为止全部 31 个审理日。

在第 32 个审理日，罗斯托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神经学家兼法医精神病学家彼得·凯珀（Peter Keiper）提交了其广泛调查的结果。鉴定人认定吉娜·H 患有带有精神病态成分的边缘型情感不稳定人格障碍，其智商（IQ）为 76。

然而，该精神病学家同时表示：“可能的犯罪行为并非某种障碍的症状。”人格障碍和智力下降均不具备疾病价值。在 2025 年 10 月 10 日案发前后，吉娜·H 的刑事责任能力、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均未受限。

精神病学家总体将吉娜·H 描述为配合且友好。她愿意提供关于其童年的信息，鉴定人将这段经历描述为充满情感匮乏的“破碎家庭”体验。主要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吉娜·H 在谈到母亲时说：“毕竟是她毁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心理。”精神病学家将这种总是将责任推给他人的特质称为“外在化”。

与此同时，在谈到案发经过时，吉娜·H 表现得克制且寡言，鉴定人称之为“倔强的封闭”。因此，对于犯罪行为本身，他只能提出假设。他提出了所谓“替代性杀人”的可能性，并提到了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现象”：即通过将孩子工具化来惩罚伴侣。凯珀将其称为“自我中心、嫉妒与报复的结合体”。检察机关认为，吉娜·H 想要除掉前男友的儿子，以挽救这段关系。事实上，吉娜·H 与法比安的父亲已重新成为情侣。

根据鉴定报告，吉娜·H 的人格基本特征是“极力避免实际或假设的被抛弃”。但她的情感不稳定也可能导致愤怒爆发。在吉娜·H 的生活准则中，个人利益和快感获得占据主导地位。

在犯罪心理学家用于证明精神病态行为的通用量表上，精神病学家评估吉娜·H 得分为 22 分。通常 25 分及以上会被定义为精神病态者，因此在被告人的案例中，凯珀称其具有“精神病态成分”。他认为吉娜·H 在核查清单上的四个特质尤为明显：病理性谎言、欺骗性操纵行为、缺乏愧疚感和罪恶感，以及寄生式的生活方式。审理将于 10 月底继续进行结案陈词。朱莉娅·沙夫（JULIA SCHAAF）

德克萨斯州男子被注射戊巴比妥执行死刑

洛杉矶。美国公民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在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但这并未能让德克萨斯州的死刑犯贾马尔·霍华德（Jamaal Howard）免于面对毒药注射。这名46岁的男子于周三晚上被执行死刑。在霍华德于亨茨维尔（Huntsville）监狱死亡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的律师曾试图申请暂时中止执行。在两份相应的申请中，他们提到了派克，后者在上周幸存于两次毒药注射。与这名50岁女性的家乡州一样，德克萨斯州在执行死刑时也使用镇静剂戊巴比妥。霍华德曾在2000年于小镇西尔斯比（Silsbee）的一次抢劫案中枪杀店员维基·斯沃托特（Vickie Swartout），他在周三接受毒药注射约30秒后失去意识。在又过了19分钟后，这名德克萨斯州男子被宣布死亡。

就在几个小时前，派克的律师已在法庭上获得许可，以保全田纳西州里弗本德（Riverbend）监狱“死刑室”中可能的证据。他们暗示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违规行为，包括执行死刑所用毒药戊巴比妥的质量问题。这名50岁的女性于1996年因谋杀同学科琳·斯莱默（Colleen Slemmer）被判死刑，并在9月30日接受了两次毒药注射。在昏迷数日且被推测为脑死亡后，派克于上周二在纳什维尔的一家医院中苏醒。据其律师称，她目前因肺炎和血栓接受治疗。据称，在尝试至少七次插入注射针头后，派克的手臂出现了肿胀和僵硬。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Bill Lee）已下令对此次失败的执行过程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美国法律专家正在讨论再次将囚犯送入死刑室的先决条件。许多人提到了非裔美国青少年威利·弗朗西斯（Willie Francis）的案例，他于1947年因技术故障在路易斯安那州电椅执行死刑时幸存。最高法院当时将弗朗西斯的执行失败视为一次“事故”，并不排除再次尝试。几个月后，这名18岁的少年在电椅上死亡。而在派克案中，在马萨诸塞州东北大学任教的法律专家迈克尔·梅尔茨纳（Michael Meltsner）则指出，田纳西州监狱当局可能存在疏忽。如果律师能够证明当局存在严重过失或无能，派克逃避第二次执行死刑的机会将不小。梅尔茨纳告诉《东北大学全球新闻》（Northeastern Global News）：“她的可怕经历并非事故。田纳西州在执行死刑尝试方面有着严重过失的长期历史。” 克里斯蒂安·海尔（CHRISTIANE HEIL）

简讯

出售裸照

法国调查人员关闭了一个互联网平台，犯罪分子涉嫌通过该平台通过敲诈或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贩卖约1.7万名女性的裸照。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在美方当局的协助下，该平台被揭发，其上出售包含盗取私密内容的资料包。三个相关的网站已被关闭。这些照片既来自对社交媒体账户的黑客攻击，也来自网络诱骗（Cybergrooming）案例——即成年人在网上骗取未成年人的信任并强迫其拍摄裸照。两名年龄分别为21岁和25岁的兄弟已被逮捕。德新社（dpa）

发现蛇皮

在不伦瑞克，一名四十岁女性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块长约四米的蛇皮。警方周四表示，这是一块真实的蛇皮，推测来自网纹蟒。警方已就可能违反《联邦自然保护法》的行为展开调查。网纹蟒属于蟒蛇类，与森蚺一样，是世界上最大且最重的蛇类之一。dpa

个人观点

科林·费尔南德斯签署停止侵害声明

演员科林·费尔南德斯（Collien Fernandes）针对其未成年女儿签署了一份带有违约金条款的停止侵害声明。这来自其女儿律师周三发布的一份通知。根据该通知，费尔南德斯已于10月1日承诺，今后不再公开其女儿私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事实。此前，费尔南德斯曾在其Instagram频道上与关注者分享了这些细节，而现在这一行为被禁止。该女儿与父亲克里斯蒂安·乌尔门（Christian Ulmen）生活在一起，费尔南德斯曾公开对乌尔门提出严重指控，而后者对此部分予以否认。其女儿的律师现表示，其委托人作为一名14岁少年，在德国享有通用人格权最高级别的保护。该女儿在过去——

亚洲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在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中得到了体现。欧洲仅获得一枚奖牌——由德国男子队获得铜牌。在女子组中，中国队第七次夺冠，尽管有四名顶尖棋手缺席。作为种子排名第四的队伍，凭借第一盘朱瑾儿和第三盘16岁的卢妙仪的顶尖成绩，中国队脱颖而出。而在根据Elo等级分被看好且在两年前夺冠的印度队中，偏偏是R. Vaishali缺阵。自从在候选人赛获胜以来，这位R. Praggnanandha的姐姐在棋盘上再无建树。或许是即将举行但尚未确定日期的与鞠文君的世界冠军赛给她带来了压力。Vaishali的失利使印度队陷入被动。不过，她的四名队友在各自的棋盘上都为自己赢得了一枚奖牌。最后一轮与格鲁吉亚战平，至少确保了铜牌。其中，K. Humpy在对阵Nana Dsagnidse的局面图中为印度队取得了明显领先。最终排名第八的格鲁吉亚队在进入比赛时拥有第二高的Elo等级分，但所有人的巅峰期都已过去，其平均年龄为38岁。

横向：1 在灰姑娘母亲的坟墓上生长的东西，或许也围绕着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Nutbush City Limits》（复数） 8 Yakety-Yak根本不是——只是笨蛋的闲聊！ 10 如果一个混乱之人（CHAOT）驾驶，他很快就会变成速度表（Karachometer） 13 像听话一样端正，像尽职一样无害 14 “为艺术而艺术”是这类专业知识的格言 15 如果没有Plöger这个版本，天气预报会枯燥得多（名） 16 用于持续鼓掌的合适应用程序 17 “如果一个女人向男人倾吐真情（倒纯酒），那么她一定是个……”（彼得·弗兰肯费尔德） 21 就像在全世界一样，这里也是那个坚持古老Asbach饮酒祝词的人 23 费尔南德尔版《唐·卡米洛》中Peppone的名字（名） 25 “……不应为已发生之事报复，而应确保其不再发生”（奥托·冯·俾斯麦） 26 Never Ending ……——至少对鲍勃·迪伦而言（英文） 28 巴斯特·基顿的将军在欧洲电影院里以此产生蒸汽（缩写，复数） 29 显然只是极小的一块森林火灾 32 我们的超级英雄经常被挂上某些东西——通常是这块披风 34 不缝纫的针，或由皮毛组成的衣服 36 有时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为何要被绑在床上？ 40 某个谜题解题者所处的状态 41 由顶尖人物组成的涡轮部队 42 她希望水瓶座不仅是星座 43 测试时的审查要求——同时也固定了音高

纵向：1 一方面是迟到的评价，但面对如此丰沛的收获和叶色的魔力，谁能不…… 2 如果不深入研究，很容易将其与凹地混淆 3 凭借其劣势，人们完全被教养所覆盖（复数） 4 来自漫画世界的万能先生（名） 5 阿马德乌斯·李斯特，那位会唱歌的速道赛车手（名） 6 被认为是毫无批判性的评论 7 如果根据法院裁决，在二审中一名女演奏家必须比她此前在家里演奏时声音更小——那么这就是一种室内音量 9 柯斯滕在好莱坞最亲近的圈子也是这样一个（姓） 11 盖尔哈特……先生射杀了一匹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的马（姓） 12 哪一对山地组合歌唱过高大的冷杉和洁白的桦树？ 13 对每位作者来说，刚印刷出来的始终是这一本 18 绝美的

由纯粹的潟湖边缘之美组成的珊瑚链 19 知道怎么做！这么多我们最好不要知道的名单，在什么样的箱子里？ 20 如果说这不一定是辛苦的，那么或许是此时此刻“多次明确要求，不要将个人事务和私生活细节成为其母亲公开叙述的主题”。随着禁令声明的签署，这一愿望现在终于得到了尊重。费尔南德斯在周四回复《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表示，其女儿的律师“遗憾地完全歪曲了事实，且脱离了相关语境”。她表示，涉及此事的法律纠纷尚未结束。她认为“一方面将隐私放在首位”，而另一方面却“主动寻求公众关注”，这令人“遗憾”。这种

“所谓的诉求”因此被“推向了荒诞”。她本人也认为，该话题不应公开。因此，她不想就此进一步发表评论，而是希望专注于“女性反对任何形式暴力的斗争”。《法兰克福汇报》

国际象棋

照片：埃尔丁区狩猎协会

印度队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中国队为23岁，而获得银牌的哈萨克斯坦队甚至只有19岁。未来，美国或许能突破这道亚洲防线——由像卡丽莎·叶（Carissa Yip）和爱丽丝·李（Alice Lee）这样中国移民的后代领衔。英国媒体详细报道称，印度移民之女博达娜·西瓦南丹（Bodhana Sivanandan）在撒马尔罕成为了女子特级大师。对于这位11岁的伦敦人来说，这个头衔很难说是一个里程碑。她的目标更高。很快她就可能

虔诚（名） 22 在坡道和赛道上不安地狂奔，被渴望出风头的欲望驱使 24 世界语的后裔，一种战术棋盘游戏，在ABBA的歌曲中出现了五次 27 博登湖最大的喷泉 28 附庸的空缺 30 “如果你想要幸福的生活，请将其与……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人或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31 如果其他方法都无效：缺乏灵感的静物画家的顶级模特 33 东弗里西亚地区依然存在，但东普鲁士已不复存在 35 假名中的名人录 37 让脱逃术艺术家胡迪尼终身被其束缚的女人（名） 38 机遇与被击败者相加等于什么？ 39 羊驼的阿尔卡迪亚 meu.

10月2日答案揭晓：

克里斯·克拉默收集宝可梦卡牌

横向：1 汽油短缺（Benzinknappheit，汽油 = 烷烃-芳烃混合物）9 巴拿马运河 12 空气 13 熊（Baer = R-A-B-E + A-B-E-R）14 放宽 17 GEMA（缩写，音乐表演与机械复制权利协会；冷笑话，请原谅！）19 (Martini) Asti（起泡酒，泡沫酒）21 (Im Département) Isère（位于法国，境内有 La Balmé 洞穴，字面意思为“洞穴之洞”）23 巴士（Busse + Buße）24 Erl(-ebnis + Erl-aubnis) 25 Royal（Royal Flush，扑克牌中的最强手牌；royal = 英语中的皇家）

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克里斯托夫·克拉默认为，他的宝可梦卡牌收藏价值约为 400.000 欧元。这位 36 岁的运动员告诉德新社（dpa）：“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在 50 或 60 岁时，不会再在墙上挂传统的油画，而是更愿意将宝可梦卡牌装在玻璃框里。” dpa

特拉维斯·巴克必须减轻神经压力

特拉维斯·巴克因手臂麻木接受了一次手术。这位鼓手表示，他已经完成了手术。在一次演唱会后，他进行了神经测试，结果显示他必须减轻肘部的一根神经压力。这位 Blink-182 乐队的鼓手表示：“我应该在几周内恢复健康。” dpa

在“公开”组（即与男子同组）为家乡参赛。如果她在女子国际象棋中的体育目标已经耗尽，西瓦南丹可能不会被埃夫伦·乌乔克收在麾下。这位土耳其亿万富翁资助了十几位欧洲天才，使他们能够与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亚洲选手抗衡。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女子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事的结局令人失望。在去年欧锦赛获得出色的第三名后，她们跌至第 29 位。输给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并不丢人，但输给印度尼西亚和拉脱维亚是不应该发生的。前竞技体育主管杰拉尔德·赫特内克承担了责任，宣布他的“强力女孩”（Powergirls）项目失败。目前德国国际象棋协会在女性和女孩领域并不缺乏赞助商。现在的挑战在于，不再是资助当今的职业和半职业选手的收入，而是培养未来的天才。 斯特凡·勒夫勒（STEFAN LÖFFLER）

10月2日解答：

纵横字谜

27.Sc5 Dc8 (若 27...d:c5 28.dxc5+ Kg8 29.c6，白方将在决定性优势下夺回棋子) 28.T:e7 L:e7 29.Se6+ Kg8 30.Tc4 Db8 31.La5 Lc8 32.Tb4 Da7 33.Lb6 Db8 34.La4，随后弗雷德里克·斯瓦内（Frederik Svane）获胜。

26 Gym(-nasium; gym = 英语，健身房) 27 Adios (《再见，格林戈》，法-意-西语，意式西部片，1965年；以及《再见，伙伴们》= 意式西部片，1971年；adios = 西班牙语，再见) 29 (Plaid, Quilt =) Decke (毯子) 31 Toni (Hämmerle，德国作曲家兼音乐家，1914年至1968年，创作了1964年的狂欢节歌曲《Humba täterä》) 32 Anti(-nomie，逻辑矛盾) 33 (Auer Dult =) Volksfest (民间节日，在慕尼黑；以及 Augsburger Plärrer = 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最大的民间节日；Datschiburg = 奥格斯堡的绰号) 36 Nike (= K-E-I-N，希腊胜利女神) 38 (Peter von) Zahn (德国广播和电视记者，1913年至2001年，1961年创立了 Windrose 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 40 Anglizismen (英语借词) 43 Nebenfahrwasser (次要航道 / 边缘地位)

纵向：1 Biologiestunden (生物课) 2 Napf(-kuchen + Fress-napf) 3 (Wasserburg am) Inn (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城市，得名于因河半岛上的一座水上城堡) 4 Komik (幽默) 5 (对于歌德而言是 Eckermann，那么对于科尔而言就是) Acker(-mann，引用自鲁道夫·施特劳赫) 6 (Peter) Pan (J. M. Barrie 1904年同名剧作的主角；pan = 英语，平底锅) 7 Ella (= A-L-L-E) 8 Tierfilmpionier (动物电影先驱) 10 Atlas (阿特拉斯) 11 Abgas (废气) 15 (Lewis) Carroll (原名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英国作家，1832年至1898年) 16 Ukulele (尤克里里) 18 (Rot-)Milan (红鸢，95% 在欧洲大陆筑巢) 20 Segen (祝福) 22 Eos (希腊神话中西风 Zephyr、南风 Notos、北风 Boreas 和东风 Euros 的母亲) 23 Bad (浴 / 洗澡) 28 (Opern-)Diven (歌剧名伶；dive = 英语，潜水；原词双关，请原谅！) 30 (Die) Katze (im Sack kaufen，习语：盲目购买 / 买猫在袋中) 34 Klima (气候) 35 Feier (庆祝) 37 (Mond-)Kalb (月亮小牛) 39 (Jennifer) Anis(-ton，美国女演员) 41 Gen (基因) 42 Moa(-bit，柏林的一个区)

“体型过大”

这只可能是美洲狮的动物显然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周二晚上 23.30 左右，在埃尔丁县（Landkreis Erding）奥伯丁（Oberding）市镇区域内，一名猎人的热成像摄像头捕捉到了它从灌木丛中走出的画面：它先是坐了下来，气定神闲地舔了舔前爪。大约 40 秒后，它转身消失在密林之中。“这只动物没有压力，表现出一种熟悉且自然的行为，”看过热成像视频的托马斯·施雷德（Thomas Schreder）说道，“它像所有猫科动物一样舔爪子。”

埃尔丁县狩猎协会主席施雷德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对画面这样评估：“这绝对是一只猫，因为这只动物具有猫的轮廓。”难道不可能是野猪、狐狸或浣熊吗？毕竟这些动物在巴伐利亚州是天然分布的。“不，这是一只猫。”

但究竟是什么猫？因为根据施雷德的评估，即便与周围的树木相比，其比例也表明它不是家猫，甚至不是比家猫体型稍大的欧洲野猫。施雷德表示，人们只能推测这可能是一只大型猛猫。仅凭热成像特征就断定它是美洲狮是“困难的”。但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是其“极长的尾巴”。美洲狮的尾巴长度可达一米。其异常的体型也可能指向猛猫：美洲狮原产于北美、中美和南美洲，其肩高可达 90 厘米。不过，根据县政府的说法，目前仍不确定这是否真的是一只美洲狮。相关图像将与专家合作进一步分析。

这只疑似美洲狮的动物在慕尼黑机场仅几公里外的曾格莫斯（Zengermoos）北部被目击以来，一直让警方和县政府忙得不可开交。周三凌晨，一名猎人在狩猎时发现了该动物并通知了警察。周三发出警告，提醒幼儿在户外玩耍时“不得脱离监护”，且必须给狗系上牵引绳。上巴伐利亚北部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相关部门决定“在地面和空中”搜寻该动物。曾格莫斯和诺钦格莫斯（Notzingermoos）的地带已被警方分队搜查。此外，一名

上巴伐利亚州搜寻美洲狮。一名猎人拍到了一只可疑动物的视频。

拍摄画面：猛兽？

直升机和无人机被投入使用。但并未发现美洲狮。不过警方表示，由于该地区植被茂密，难以彻底搜寻，且“可见区域很少”。

周四凌晨，一台配备热成像摄像头的无人机投入使用。据发言人称，该无人机在前一晚发现动物的地点上空盘旋了数小时。人们希望它能再次出现——但它没有。相反，出现了一次误报：一名安保人员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一只可疑动物。一架直升机被派去进行详细调查，但并未发现大型猫科动物。在那里看到的动物可能只是一只家猫。

周四，搜寻工作继续进行：训犬员带着德国牧羊犬搜寻该地区。这些狗的任务是寻找疑似美洲狮留下的“痕迹”，如排泄物或被撕碎的猎物。该警察局发言人表示，可以通过排泄物来确定“是否真的是美洲狮”。对死亡猎物的检查同样可以推断出捕食者的身份。

如果上巴伐利亚州真的出现了一只美洲狮，那么它从哪里来自然成了关注焦点。据警方称，它并非从马戏团逃脱。目前也没有私人持有者报告其合法饲养的大型猫科动物丢失。这是否意味着有人在花园小屋里非法饲养美洲狮？县政府表示：“关于该动物可能的持有者，目前没有新发现。”美洲狮是否可能从其他联邦州迁徙到巴伐利亚州？托马斯·施雷德（Thomas Schreder）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前往巴伐利亚州的漫长路途中，这只动物肯定早就会被发现。

美洲狮可能会对放牧动物构成威胁，但主要针对羊或山羊。不过施雷德表示，该地区几乎没有养羊。但养牛的情况很普遍。不过，美洲狮袭击成年牛的可能性较低。但如果它靠近牧场或潜入马厩，可能会给牛或马带来压力。施雷德同时也是巴伐利亚骑乘与驾车协会（Bayerischer Reit- und Fahrverband）的总经理，他讲述了周边马主采取的预防措施：“马厩的门被关死了，窗户也被紧紧封住。”因为马是逃逸动物，当附近有猛兽时会陷入恐慌。

为什么这只疑似美洲狮的动物能如此成功地避开侦查？施雷德认为，野生动物能够“极好地隐藏”。它们的感官远比人类敏锐。“野生动物听到、闻到和尝到我们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目前猎人们尚未参与其中，也没有请求他们的帮助。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猎杀美洲狮：“美洲狮不在狩猎法的管辖范围内。”如果又有猎人目击到这只疑似的大型猫科动物，他将仅对其进行“观察”，然后再次拨打警方电话。在施雷德看来，目前没有恐慌的理由。但必须考虑到：“美洲狮，如果真的是它的话，并不是一只温顺的小猫。”与狗不同，猫始终是野生动物，猛兽更是如此，尤其是当它饥饿时。届时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野兔和狍子。卡琳·特鲁沙伊特（KARIN TRUSCHEIT）

十年后，德国哪些方面预计会比现在更好或更差？（百分比）*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分裂

作者：Jasper von Altenbockum

新当选的德国选择党（AfD）州议会议长仅用了几个小时，就两次违背了他关于将以超党派立场并严格遵守规则履行职责的承诺。第一次违背：如果一个人同时担任其政党的秘书长，他如何能让州议会议长的形象显得超党派？第二次违背：如果他迎合了近日在 AfD 内部流传的关于与 CDU 议会党团成员达成协议的传闻，他如何能严格遵守规则？通过这种方式， 旨在促使 议会党团发生分裂。

正在将楔子钉入 ，且这种影响已在全国范围内显现。各政党和媒体也在随之起舞。由于在马格德堡和柏林都没有强有力的党领导层能够拒绝建议、指责或威胁， 呈现出一种不知方向何在的政党形象。现任州长、党团主席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能否抵御由此产生的离心力，这一点看来并不乐观。 和 BSW 将利用直到 12 月选举新州长之前的这段时间，继续让 难堪。下一步将是发起联邦参议院倡议，或者在州议会委员会的席位分配中为 谋取利益。但愿 和 BSW 能将其类似劳施（Rausch）式的权力野心推向极致，以至于即使是 内部的“有用白痴”也会开始反思。

左翼党的立场

作者：Reinhard Müller

1 月 30 日，身着历史服装、手持火炬的（新）纳粹分子是否会在德国首都穿过勃兰登堡门？如果观察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最大规模屠杀周年纪念日的游行，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切。虽然支持或反对任何事情的示威自由都应当被允许且必须被捍卫，但这种自由必须适用于所有人。难道时间、地点真的无关紧要吗？谴责以色列可能犯下的罪行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法院以及联邦政府也正在这样做。德国的国家理性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是，庆祝一个针对平民的屠杀周年纪念日——而那也是一场规模巨大且可怕的儿童屠杀——其本身就是对文明的背叛。

在疑虑时应倾向于集会自由。但那些多年来与在那里游行的人在精神立场上保持团结、并有针对性地招揽此类声音的人，现在不能简单地通过发表声明或成立工作组来摆脱责任。尤其是柏林的左翼党在此展现了其执政能力的缺失。任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都不应帮助这个政党夺权。任何在意人权的人，都不能与该党共同执政。

德国问题——德国答案

未来糟糕——真的吗？

在民意调查中存在一个奇特的悖论：如果询问民众关于未来的看法，从答案中能学到的主要是关于现状的信息。这种奇怪的经验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人在涉及的时间跨度超过几天或几周时，无法就自己未来的潜在行为或其他预期事项提供准确的信息。因此，社会科学的历史充满了将受访者当作预言者的失败尝试。

同样，民众关于社会未来发展的陈述通常也显得异常苍白。通常在短短几年后就会变得很明显，这些看法其实受困于当下。2005年，艾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er Institut）在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民众调查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十年到15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为此，受访者收到了一份包含20个不同未来场景的选项列表。五年后，结果已经很明确：在当时提到的时间跨度中，剩余的五年到十年里，几乎没有一项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预测能够实现。

比勒费尔德的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近十年前写了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书名为《未来的历史》，详细探讨了前几十年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回顾来看，其中许多想象显得古怪，部分甚至在无意中显得滑稽。它们为当时的社会投射了一道极具启发性的光芒，但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并未命中现实。

那么，人们目前的未来想象揭示了当今社会的什么情况？它们展现出一种深层的悲观主义，这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中即使在危机年份所观察到的情况。艾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受《法兰克福汇报》委托进行的最新民众调查结果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如果您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思考接下来的十年，您是对未来十年充满希望还是充满担忧？”29%的人回答说，他们对下一个十年充满希望。1990年，给出这一回答的比例还高达60%，2011年仍有46%。相反，在同一时期，对未来十年充满担忧的人数比例从16%上升到了36%。

在关于想象十年后社会面貌的问题中，阴暗的前景占据了绝对主导。74%的民众预计，十年后社会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将比现在明显得多。73%的人认为，富人将越来越富，穷人将越来越穷；70%的人认为，未来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切都将变得更不可预测。62%的人预计德国人与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增加。在这些回答中，人们可以听到当前公众讨论的回响。此外，民众也清楚地预见到社会老龄化的后果：在调查中，分别有64%的人表示，他们预计十年后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难以理解社会，以及老年人数的增加将带来巨大的问题。

此外，普遍的文化悲观态度也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例如“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以及“金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变得更加物质主义”。51%的人预计未来十年生活水平将会下降。在排名中，直到第14位才出现一项积极的陈述——“家庭的重要性将会增加”，仅有23%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赞同。

在另一个问题中，受访者的回答同样悲观。该问题向受访者展示了20个不同的主题，并请他们指出，

是否认为在相关项上，德国十年后的情况预计会比现在更好还是更差。仅在三个

方面，认为未来十年情况会改善的人数占多数：69%的人认为届时联邦国防军的装备将比现在更好，而只有7%的人预计会恶化。41%的人认为十年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将比现在有所改善，仅有17%的人担心在这方面会变得更糟。

作者：Thomas Petersen 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在平衡家庭与职业这一主题上，乐观回答与悲观回答的比例仍为30%对22%。而在所有其他可选主题中，负面预测占据主导：65%的人认为十年后的社会保障将比现在更差，62%的人预计医疗保健将恶化，59%的人认为财富和生活水平将下降，54%的人认为自然和环境状况将会恶化。

德国极其悲观的舆论氛围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

是新冠危机之后，尤其是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后，笼罩在民众心中的不安感。社会氛围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可以通过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看出：“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一个特别不安的时代，还是您认为十年前、15年前同样不安？”在本次调查中，72%的人回答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不安的时代。2019年这一比例仅为45%。

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将此类回答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家情绪低落也会导致客观局势恶化。几十年来，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的调查明确显示，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数比例，能惊人地准确地预示该国次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曾评论说经济在 50 成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学，他是正确的。如果人们相信情况在走下坡路，那么情况就真的会走下坡路。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可以将民众的情绪视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悲观主义态度的体现，而这种态度与当前的局势无关。对此，一个问题的答案极具启发性：“如果您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您是否觉得当时的天气比现在更好，还是更差，或者没有区别？”在最新的调查中，38% 的民众回答说，他们童年时期的天气比现在好，而只有 5% 的人认为当时的天气更差。这个问题在 1981 年和 2005 年也曾被提出。当时，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童年时期的天气比调查时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时期，几乎没有人认为过去的天气更差。人们从中可以察觉到一种与时代变迁无关的民众基本心态：过去的天气在当时也是更好的。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加剧了社会中的悲观情绪。针对前述关于是以希望还是担忧看待未来十年的问题，在最新调查中，30 岁以下人群中有 49% 表示他们以希望看待近期未来，而 60 岁及以上人群中只有 19% 给出了这一答案。这种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2000 年，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72% 的 30 岁以下人群和 42% 的 60 岁及以上人群以希望看待未来十年。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是一个越来越倾向于悲观主义的社会。

未来展望

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一个格外不安的时代？或者您认为十年前或 15 年前的一切也同样不安？（百分比）* 1990 2000 2006 2011 2022 2026

您是否觉得您童年时期的天气更好或更差？（百分比）*

与 100 百分比的差值：未定。1051 名受访者，调查时间为 4. bis 16.9.2026，代表 16 岁及以上人口。 来源：艾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 / 法兰克福汇报（F.A.Z.）图表：swa。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艾伦斯巴赫的调查结果都指向日益悲观的情绪。对于“许多技术创新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们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是否还能掌控这一切”这一说法，2026 年 9 月仅有 43% 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明显低于 2019, 4 月的 51%。而过去几周在公众中被密集讨论的观点——即人工智能有一天会比人类更聪明并可能灭绝人类——仅有 28% 的人口认为具有现实可能性，53% 的人认为不现实。

民众对未来的看法似乎被阴云笼罩，但并非完全如此。不仅是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的分析让民众对未来的设想显得可疑，公民自身也不信任自己的预测。在被问及“您认为预测未来是否可能，还是不认为可能？”时，在本次调查中，10% 的人表示相信，81% 的人表示反对。回顾目前的调查结果，人们只能希望他们对这一评估的判断是正确的。

埃杜阿尔·热弗雷（Edouard GEFFRAY） 照片 AFP

技术官的洗礼

埃杜阿尔·热弗雷（Édouard Geffray）对这个秋天的想象肯定与现实截然不同。法国教育部长未能预见到，在短短几天内，学生抗议活动会在全国范围内升级，且部分活动伴随着剧烈的暴力行为。因此，在最初几天的反应中，也掺杂着迷茫。虽然可以预见，巴黎的政治秋天将充满爆炸性：总统选举使语气变得更加激烈，高额的国家债务加剧了分配之争。少数派政府能否挺过艰难的预算谈判仍是未知数。但人们此前预期的，更多是关于债务、购买力和移民的激烈辩论，而非关于学校的争端。

于是，周四早上，教育部长在兰斯（Reims）与获得停课许可的学生们会面，讨论班级规模、缺课情况以及建筑翻修问题。此类对话环节旨在履行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周三晚上电视演说中所给出的对话承诺。周四下午，热弗雷与高等教育部长菲利普·巴普蒂斯特（Philippe Baptiste）的日程中则安排了与3个最大的学生组织的会晤。

来自巴黎郊区塞纳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Seine）的热弗雷在抗议期间年满48岁，他并非强硬派。他谴责了暴力骚乱，但将和平示威和学生的部分诉求称为正当。他也对因缺乏代课教师而导致的大量缺课表示不满。部长表示：“当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降低这些数字。”这位五个孩子的父亲深知其中利害。人们不能否认热弗雷对教育体系拥有深厚的知识。在一年前被任命进入勒科尔纽内阁之前，这位精英行政学院（ENA）的毕业生曾是法国国务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他曾在权力巨大的教育总局担任负责人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曾在教育部的人事总局担任总干事两年。

热弗雷被视为一名了解系统及其弱点的专家，即使在教师群体中也受到尊重。但这位技术官并非典型的政治家，无法完美掌控言辞与意象的博弈。他作为专家就职，旨在经历多次部长更替后，在选举前为教育系统带来平静，并低调地完成诸如教师培训改革等卷宗。而现在，热弗雷正在经历他的政治洗礼。 尼克拉斯·扎博伊（NIKLAS ZÁBOJI）

咖啡——远不止是一种饮品

法兰克福汇报图书

一本书带你走进咖啡世界：从种植、贸易到调制、品鉴以及社会责任。适合所有想要了解当今咖啡行业特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人。

《咖啡大书》（DAS GROSSE BUCH VOM KAFFEE） 布里塔·马特恩（Britta Mattern）、霍尔格·普赖比施（Holger Preibisch） 著 320页 - 32欧元 - ISBN 978-3-96251-244-6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你需要的电话是爱

在 5.0 号展厅的正中央立着一个粉红色的电话亭。拿起听筒的人会听到一个男声，解释按下哪个按键可以选择德语、英语或其他七种语言；随后，一个属于作者萨布丽娜·海（Sabrina Hey）的女声向我们传递幸福感。“我看见你，我听到你，”这位近期出版了《你是一件艺术品》一书的作者在耳边轻声细语，尽管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在电话亭背面像镜子一样的墙壁中看到自己，而且这场对话是单向的——我们能听到萨布丽娜，但她听不到我们。不过没关系，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将获得充满爱意的鼓励以开启新的一天。在告别时，萨布丽娜还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如果两次按下语言选择键，将会迎来一个惊喜。那是一首歌，副歌唱道：“你就在你的双脚所处之地，而这恰恰正确。”然而，这种惊喜仅限德语用户，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apl

笑与泪

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日记差一点就变成了堆肥。在他被禁言并担心被监禁时，一位朋友将这些日记埋了起来。众所周知，他后来被驱逐出境，但现在部分公开的日记（见 7. Oktober 《法兰克福汇报》）——这位近九十岁的老人在书展一个名为“幻象”的展厅中介绍这些日记时，身体显得非常羸弱——他坦言自己竟然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幸运的是，日记被保存在一个气密军用箱中，直到几十年后，那位朋友才将其归还给他。比尔曼滔滔不绝，高声喧哗，说教，被他人歌颂，最后甚至亲自弹吉他演唱——这是一个在笑与泪之间交织的难忘夜晚。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现状，近期曾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他，在 7. Oktopbers 的夜晚仅通过一首诗表达了看法：“我的苦难：甚至不再拥有正确的问题。” wiel

德国之秋的恐怖分子追缉

打字机在咔哒作响，电话在铃响，一个声音传来：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且：“我们希望由您来接手。”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的展位上，人们可以追缉恐怖分子。这款由柏林 Paintbucket Games 工作室开发的电脑游戏名为《SOKO 1977. Anti-Terror Task Force》。玩家追踪线索，审问嫌疑人，之后可能需要决定国家在打击红军派（RAF）的斗争中可以走多远。自 8 月起，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由前基社盟（CSU）联邦议员福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代理领导。这款游戏是否标志着人们希望将重点更多地转向左翼极端主义？大概率不是。该项目早在 2024 年就已招标，起因是明年将迎来“德国之秋” 50. 周年纪念。当然，这款游戏没有提供扮演恐怖分子的选项，因为它是一项教育产品。 fste.

书架上的大教堂

在展馆中漫步时，我发现了一个摆满小型人造房间的展位，那是些狭窄且带有照明的微缩布景。这种古怪的装置怎么会出现在书展上？在一间阅览室上方用大写字母写着“莎士比亚”，但这是唯一能辨认出的关联。询问该摊位具体经营什么时，工作人员几乎无法解释。她随手指向某个方向，宣布人们可以自行组装这些空间世界。通过网络搜索才明白，我们错过了一个趋势：这些布景被称为“书立景观”（Book Nooks），被购买用于美化书架。当地供应商 Robotime 显然准备了种类惊人的下一代产品：小书店、有渴望之天使的更衣室，甚至还有大教堂。唯独展馆本身，我们没能在那儿找到。jzün。

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巨大的惊喜，因为现年76岁的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该奖项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如果仅凭其写作的质量，尤其是原创性来看，这确实实至名归。但遗憾的是，诺贝尔奖还有其他评选标准。其中一项在今年适用于卡森：在颁奖机构瑞典学院心照不宣的平等努力下，继去年的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卡伊（Laszló Krasznahorkai）之后，这次轮到女性了。但此外还有地理公正性问题。拉丁美洲是不是很久没获奖了？而且自从卡森的同胞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在13年前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另一位加拿大人的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很低。而且此后英语世界又连续三次获奖。

正因如此，卡森最终获奖令人欣慰。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并非简单的计算结果。这位获奖者代表了一种文学，她以新世界作者的视角，重点审视旧世界：卡森是一位古典主义者，无论是在写作风格的优雅度，还是在其最重要的主题——古典时代上皆是如此。她最著名的书出版于1998年，并于2013年推出了第二部分，该书讲述了神话人物格里翁（Geryon）的故事——这是一个混合生物，在半神赫拉克勒斯偷走了这位可怜的岛屿领主之牛后，被其杀死。格里翁的领地名为埃里忒亚（Erytheia），卡森根据这个指向晚霞的岛屿名称，为其双书定名：德文全集名为《红》（Rot）；原著第一部为《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第二部为《红文档》（Red Doc >）。

这些英文书名揭示了安妮·卡森的很多特质：她误导我们的预期，但并未令人失望。《自传》讲述的并非完整的一生，而仅是格里翁青年时代的故事；而《红文档》则提供了基于赫拉克勒斯传说素材的核心叙事——正如其模仿文件命名和数学符号的标题所预示的那样，这一卷比人物本身更庞大。卡森在两本书中都基于一部仅存片段的古诗，即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南意大利希腊殖民地的诗人斯忒西科罗斯（Stesichorus）所作的《格里翁颂》（Geryoneis），当然，作为一名古典文献学学者，她亲自翻译了这部诗作的现存段落。《红的自传》始终以诗体小说的形式撰写，而《红文档》则（与其主题的个性相符）采用了诗歌、散文、随笔的混合形式——正是这种形式的多样性，定义了卡森的创作。

正因如此，她深受文学研究与评论界的喜爱，当然也受到作家同行的青睐，例如翻译了这两本“Red”系列书籍的德国诗人安雅·乌特勒（Anja Utler），以及同样在语言游戏方面展现出精湛技艺的作家兼译者玛丽·路易丝·克诺特（Marie Luise Knott）。正是得益于后者，我们最近才读到了卡森 2020 年作品《特洛伊的诺玛·简·贝克》（Norma Jean Baker of Troy）的德文版；该书基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而卡森随后对同一位古希腊作者的《特洛伊妇女》进行的改编则成为了该作的续篇。将美丽的海伦转化为——

安妮·卡森，拍摄于 2010 年 照片：Graeme Mitchell / Redux / Laif

她热爱双关

一项授予在大陆、语言与时代之间搭建桥梁者的荣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

在第一部作品中出现的美丽的玛丽莲·梦露，是卡森精湛的桥接之作之一——不仅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而且在时代、人物与主题之间。在她书中那些看似古旧的内容，实际上始终被赋予了审视当代社会的生命力。

但她也为英语世界贡献了纯粹的译作：主要是欧里庇得斯，此外还有索福克勒斯，以及——对其自身写作尤为重要——萨福。卡森精通情色诗歌的艺术且从不显得尴尬，因为她对暗示的微妙把握同样经过了古典训练。尽管她拥有深厚的拉丁语知识，但她选择将翻译精力投入到萨福而非奥维德或卡图卢斯身上（不过卡森在 2010 年出版的悼念亡兄的挽歌《Nox》中加入了一首卡图卢斯的诗），这展现了这位作家标志性的对文学双关的热爱。

出生于多伦多的卡森多年来一直居住在冰岛，并于 2022 年获得了冰岛国籍。她是在那里接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她能否前往斯德哥尔摩将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因为两年前卡森公开了自己患有重病，此后便未再出版新书。最后一本书名为《Wrong Norma》，再次延续了关于古代“美丽的玛丽莲”的文字游戏。那是一部诗集，但部分内容以散文诗形式写就，主题不仅涉及梦露，还涵盖了像马丁·海德格尔和蒙提·派森（Monty Python）这样截然不同的参照对象。2001 年，这部构思杰作的前身已经出版：《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副标题为“29 支探戈中的虚构随笔”。而为了让这种困惑达到极致，这本书还将献给了约翰·基茨。

当时人们面临着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安妮·卡森究竟是谁？是一位诗人、一位译者，还是一位随笔作家？每当人们试图对其进行定义时，作者随后便会转向另一个领域，从而创造出她自己的文学地形图。无论如何，卡森是一位敢于进行高难度尝试的文字游戏玩家，这让不少读者望而却步。通过选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德哥尔摩展现了对精英主义的勇气，并向文学的本质表达了爱意：即意识到并使人们意识到，跨越边界的阅读（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时代层面）为伟大的文本奠定了基础。安德烈亚斯·普拉特豪斯（ANDREAS PLATTHAUS）

官僚、浪漫主义者、地方主义者

我们真的是这样吗？关于对德国之偏见的简短探讨

国家和地区总会吸引偏见。奥地利人外交手腕强，施瓦本人生计节俭，意大利人热情奔放，北弗里斯兰人寡言少语，丹麦人讲究舒适的秩序，日本人追求程式化的生存，而葡萄牙人则忧郁。每个人都能找到支持这些看法的证据，也能找到反例。偏见总是包含一部分事实，但同时也总是被夸大。它们是笑话和歌曲的素材库。只要这些偏见不被严肃对待且不变得具有毒性，我们便乐于接受。

至于关于德国人的偏见，则存在一种不平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德国人深沉且浪漫。但这更多是指向过去。芭芭拉曾唱道：“在我看来，我们对‘法国伟人’的了解，远不如哥廷根的赫尔曼、海尔加、弗里茨和弗朗茨”，她将德国人归类为“很久以前”的形象。那确实是过去的事了，在经历了武装费希特主义者的恐怖之后，德国人身上更多地显现出精准和工程天赋。换句话说：他们既是这样，普鲁士式的；又是其反面，梦幻的，理想主义者、国家公务员以及中型工厂主。

目前德国人的自我描述则不那么友好。据称，他们始终沉溺于旧有的地方主义（Kleinstaaterei）。他们的联邦制阻碍了果断的决策。他们倾向于官僚主义，热爱行政管理。在他们看来，安全性永远优先于冒险。只要物价水平上涨几个百分点，他们就会谈论通货膨胀。他们总是致力于寻求平衡。此外，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决定全国局势的首都，也没有能够培养精英的顶尖大学。

认为这一切都必须改变的想法，源于那些将巴黎、伦敦、哈佛和牛津视为文明生活缩影的人的幻想。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必须由其中心的精英之智慧来治理。人们可以观察法国、英国及其精英，以验证结果如何。中心的智慧有时其实相当匮乏。中央集权往往只是另一种说法，指的是那些共同就学的人员所形成的腐败圈子，在这种圈子里，“友谊”意味着朋友们通过竞争，将自己变成高层利益共同体。

如今被称为联邦制的地方主义，在德国推行某项措施时会导致严重的迟缓。但在某些情况下，当涉及到推行错误之举时，这种迟缓反而起到了作用。当出现诸如“口头记录”或取消学校评分之类的建议时，在这些荒唐之举与所有学校之间，唯一的屏障就是这种地方主义。最近一些想法也类似，比如用社会救助取代警察。人们可以对着柏林人喊道：“你们尽管试吧”，而这不会对国家的其他地区产生任何影响。

官僚主义在德国压在许多事情之上。然而，它之所以似乎成了宿命，是因为德国人内心深处对安全感的强烈渴望。所有事情都应该经过投票，所有事情都应该经过民主程序。在官僚主义中，体现了公民对所有领域民主化的要求。这并非来自外部或上层，而是来自国家内部。此外，德国人热爱精工细作，因此也热爱严谨的法律工作。法国知识分子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曾这样表述：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会精准地执行。

人们经常抱怨德国缺乏一种“首都式”的存在感。歌德在 1795 年的论文《文学上的无套裤主义》（Literarischer Sansculottismus）中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意识到了德国文学在地域分散性中所具有的特质。这位后来被奉为魏玛古典主义代表的诗人写道：“我们并不希望看到那些在德国可能为创作古典作品铺平道路的剧烈变革。”在德国，至今仍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让你觉得身处其中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活力。德国的“省份”具有双重属性，即同时具备乡村性和城市性。德国的大城市数量是法国的两倍多。而德国的“普罗旺斯”虽然阳光较少，但遍布各地：无论是在北弗里斯兰还是在上巴伐利亚。尤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

拒绝之辞

作者：雅尼斯·科尔特曼 (Jannis Koltermann)

在中世纪，任何想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都必须做一件事：坚决地拒绝皇冠。因为谦卑（humilitas）是一项核心的基督教美德，因此，任何过于自信地追求王位的人，很快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甚至被视为未来的暴君。据说，不少候选人甚至恳求诸侯们不要让他承担这项过于沉重的任务。研究人员将这种姿态称为“拒绝帝国”（Recusatio imperii）。如果德国联邦总统的产生方式像当年的德国皇帝那样，那么一位候选人将显得格外合适：尤利·策（Juli Zeh）。本周，《星报》（Stern）杂志问她：“您想要成为联邦总统的计划是否依然有效？”这位作家对此予以否认：“我根本没有这么说过！所有事情总是被误解。”事实上，这已经是策的第三次“拒绝”——

至少是第三次。今年二月，她告诉《时代》（Zeit）周报，她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想象”担任该职，但目前无法将其与“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协调起来。当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反而真正地推动了这场讨论。多位记者解释了为什么恰恰她是最佳候选人。随后在七月，她向本报表示，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她目前不想参选。现在，她在《星报》上再次拒绝，而她的这次拒绝竟然让该杂志专门发布了一条通讯稿：“尤利·策不想成为联邦总统”。这件事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典型话题（Topos），部分原因自然在于记者们，他们执意要从一次与作家的访谈中挖掘出一条能让首都政坛关注的新闻，因此热切地询问其潜在的政治

野心——我们也不例外。但作者本人似乎也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与中世纪的皇帝不同，她的拒绝绝非在表达谦卑。她总是紧接着补充说，原则上她认为自己是该职位的极佳人选。毕竟，正如她现在在《星报》中所说，她“经常处于对立阵营之间”，且表达方式“不会被感知为经过强力指导”。因此，她非常自信能够胜任该职务：“我已经有能力承担这份责任。”这可以被视为自信，也可以被视为傲慢。但策这种大声地思考之所以令人惊讶，主要是因为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并没有人邀请她担任这个她如此坚决拒绝的职务——至少没有具有真正政治影响力的人邀请过。

因此，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她在记者的推波助澜下，一方面对自己的胜任能力表现出好感，另一方面又予以拒绝，这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公众视野中更深地介入这场博弈。她是否在效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那些皇帝示威性地拒绝王位时，诸侯们就必须更加恳切地请求他们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接过皇冠。不过，尤利·策的情况大概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西蒙·拉特留在慕尼黑

西蒙·拉特（Simon Rattle）将其作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及合唱团首席指挥的合同延长了五年，至2033年。这位71岁的英国人自2023年起担任这家国际知名慕尼黑乐团的首席指挥。“他以艺术感染力、激情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塑造了我们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总监卡佳·维尔德穆特（Katja Wildermuth）说道，她还强调了西蒙·拉特激发年轻人对音乐热情的能力。法兰克福汇报（F.A.Z.）

通过德国图书市场成为世界巨星？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据称确实发生过：无论如何，德国图书市场对国外依然具有吸引力。最近的迹象便是德国出版社开始出版英文书籍。

在近日于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举行的一场讲座中，文学研究学者劳拉·B·麦格拉思（Laura B. McGrath）提到，如果文学经纪人想要提升美国作家的地位，他们只能通过瞄准欧洲图书市场来实现。她今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文学经纪人历史意义的书籍（《中间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其中向德国出口是一个重要方面。

麦格拉思指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文学出口额首次超过了进口额。她详细阐述了其他国家的作家是如何通过欧洲市场推广的推动才真正成为“全球作家”的：例如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和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对于美国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而言，正是国际上的成功，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成功，才使得这位作者在故乡被视为经典。

还可以补充许多例子：尤其是在犯罪小说领域，例如美国人唐娜·里昂（Donna Leon）或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其德译本的阅读量明显高于原著；在纯文学领域，日本人村上春树也是如此。通常，在德国取得的卓越成功（且超过其故乡）也是在法兰克福书展担任客座国家期间取得的成果——人们记得拉丁美洲和荷兰的亮相产生了特别的影响。麦格拉思也特别关注法兰克福书展作为国际版权交易场所的作用——当然，在此不能不考虑到近年来关于该书展影响力下降的讨论。

尽管如此，德国图书市场对外国作家依然非常有吸引力。但现在这不仅适用于译作，也越来越多地适用于英文原著。多年来，德国人对英语的熟悉程度日益提高且出现得更早，这也体现在阅读兴趣上。“德国人对国际文学的好奇心依然巨大。现在这种趋势正在转向人们想要阅读英文原著，”汉瑟（Hanser）出版社的出版人约·伦德尔（Jo Lendle）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该话题。汉瑟出版社最近引起关注的是，其长期签约作家 T. C. 鲍伊尔（T. C. Boyle）的新小说《无路回家》（No Way Home）不仅在美版出版前推出了德译本，还额外出版了英文版。伦德尔当时解释说，他们不想再为此感到恼火：当他们邀请鲍伊尔飞来德国进行朗诵之旅时，德国粉丝在签名桌前购买的是另一家出版社的版本。

这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德国出版社获得英文原著的（共同）版权真的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而且更进一步：伦德尔在采访中表示，现在已经出现了“英文出版社的防御战”。这些出版社有时会施压以留住他们的作者。在鲍伊尔的案例中，结果是这位作家现在不再拥有英国出版社。但通常这种压力会导致那些受到国际追捧的作家的经纪人表示：“我们宁愿维持现状。”

但德语出版商绝对参与在竞价之争中，单纯是因为市场需求存在——位于苏黎世的丹尼尔·坎帕（Daniel Kampa）也持有相同观点，他在坎帕出版社（Kampa Verlag）的旗下目前还拥有奥地利出版社 Jung und Jung 以及德国出版社 Schöffling 和 Kanon。坎帕出版社在“Pockets”系列中出版英文原著现代经典，丹尼尔·坎帕将其视为一个增长的市场，并计划进一步扩大，此外，他们还在开发自己的项目，例如一本由西里·哈斯特夫特（Siri Hustvedt）和伊丽莎白·布隆芬（Elisabeth Bronfen）参与的对话录，“这是基于我们的倡议而产生的，因此目前还没有英文原版”。

然而，在被问及麦格拉斯（McGrath）关于“全球作家”的论点时，坎帕表示怀疑。他首先确认，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读者眼中“备受赞美之地”，且在这里精装书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但他认为，图书市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在失去影响力：那些由 Gallimard、Adelphi、Suhrkamp 和 Faber & Faber 同时出版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并“以此迅速在文学领域确立全球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坎帕认为，图书市场变得更加本土化和商业化，文学评论版面对销量的影响显著下降：“如今的‘全球作家’难道不是更多地在美国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电影和音乐明星的帖子而被推向市场的吗？”

在讨论英语出版商“出口版”（Export Editions）的特点时，乔·伦德尔（Jo Lendle）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英文书籍在德国市场仍具优势：这些出口版“通常是制作相当简陋的小册子。实际上，这是一种面向海外的副产品，在纸张、排版、字体设计上并没有投入多少心血。”而德国本土的图书制作标准“显然要求更高：更好的纸张、精装书、对作者明显更公平的分成以及对书店更便捷的物流，这些仅仅是其中的部分优势。”

加利福尼亚州作家邦妮·加姆斯（Bonnie Garmus）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最初是一名编辑和广告撰稿人。她在六十多岁时凭借小说《化学课》（Lessons in Chemistry，2022年）出道，该书成为了畅销书并被翻译成44种语言。达成这一成就的路径是通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一场竞价战。一家行业杂志在标题为“广告撰稿人的处女作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大作”的报道中对此进行了报道。邦妮·加姆斯的新小说《Peck & Peck》将在几天后由 Piper 出版社出版——不仅有德语译本，还有一本精装且设计考究、带有彩色切边的英文版。这家慕尼黑出版社已确保获得该书在德国、瑞士以及除爱尔兰以外的整个欧盟地区的独家英文版权。 JAN WIELE

能在纽约成功，就能在故乡成功

人们常说德国文学在海外举步维艰。然而，每年出口的图书数量几乎与进口数量相当。其中，儿童与青少年文学是最受欢迎的品类。

当冰岛大型出版社 Mál og menning 的负责人哈尔多尔·古德蒙德松（Halldór Guðmundsson）在雷克雅未克一边喝咖啡吃饼干，一边接待一群德国记者时，他被问到哪些德国作家在冰岛读者中取得了成功。作为回答，他反问对方是否还需要在咖啡里加点牛奶——这是对采访套话“请问下一个问题”的一种礼貌回应。不过，他随后还是谈到，除了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之外，德国图书在冰岛图书市场实际上几乎没有影响力。

大约二十年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在德国兴起的冰岛犯罪小说市场使得贸易平衡更加失调。因为在德国书业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关于 2025 年德国图书版权外译的统计数据中，冰岛语甚至没有出现，因为该国购买的翻译作品甚至不足十部。

那么，全球对德国文学、非虚构类书籍以及儿童书的兴趣究竟如何？如果观察自 1952 年以来的版权销售情况，整体呈现出的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经济奇迹初现的时期，起初有 1427 部德语图书；到 1990 年，即旧联邦共和国的最后一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3158 部；在 1992 年经历小幅下滑后，数字一路攀升，直到德国举办“夏日童话”世界杯的 2006 年达到 8828 部，并在次年创下 9225 部版权销售的历史最高纪录。

此后，这一数字在过去几年中缓慢下降，目前稳定在 6000 到 7000 部之间。2025 年为 6137 部，较前一年下降了 8%。与往年一样，大部分版权流向中国。但在过去五年中，该绝对数值几乎减半，从 1367 部降至 723 部。俄罗斯的情况亦然（从 696 部降至 350 部），而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对德语翻译的开放程度基本保持不变，格鲁吉亚语、孟加拉语和乌兹别克语的目标市场则大幅增长。

然而，在过去五年中，进入德国市场的图书数量也明显减少，导致可供版权交易的资源随之减少：2021 年的首版图书接近 64,000 部，而 2025 年仅为 52,644 部，且两者均包含译成德语的图书，后者每年的数量在 8000 到 9000 部之间。因此，从底线来看，在本土市场出版后成功走向海外的德国图书比例反而增加了。传统上，德国儿童与青少年书籍在海外需求旺盛，尤其是绘本被销往众多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版权涉及面向年轻读者的书籍。其中许多流向中国。由于多年来中国市场对德国儿童书出版社至关重要，中国反过来也可以在内容方面施加压力。2021 年，Carlsen 出版社在“阅读小鼠”（Lesemaus）系列中结合时事出版了科普书《给安娜和莫里茨的新冠彩虹》，书中一名主角将冠状病毒的起源定位于中国，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驻汉堡领事馆向出版社提出了投诉。随后，出版社制作了一个修订版本——删除了那句令人反感的句子，并表达了歉意。

然而，目前权重已经发生了转移，至少在儿童图书的海外授权数量方面是如此：去年，中文作为目标语言跌至第五位，排在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之后。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的市场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与单本授权的销售数量关系不大，而更多地取决于总印数。

事实上，并不缺乏让德国文学在海外获得更多关注的努力，例如在国际书展上，德国出版社通常会设立旨在节省成本的联合展位。德国多次在其中担任官方客座国家——不过，在世界上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由于天然原因，它无法担任此角色。而像科妮莉亚·丰克（Cornelia Funke）、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珍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或贝尔恩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等个别作家同样拥有国际读者群，最近的莫娜·卡斯滕（Mona Kasten）也是如此，她的小说作为全球热门剧集《麦克斯顿府》（Maxton Hall）的原著，随后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

有时，就像汉斯·凯尔森（Hans Keilson）那样，在获得《纽约时报》的热烈赞誉后，通过这种迂回方式也能在德国国内获得成功。为此，一本书首先必须在海外找到出版社。这通常并不容易。但德国出版社的授权部门表示，经验表明，第一份敲定的授权是最难的。而一旦这份授权被授予，后续的授权便会接踵而至。 蒂尔曼·施普雷克尔森（TILMAN SPRECKELSEN）

一位被绑架的芭蕾舞女与舞蹈的自由

舞蹈：一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摄影 Katja Lotter

从宫廷舞台演变而来，德国形成了一幅独特的舞蹈版图。芭蕾舞团不仅在保存作品，更在传承经验与艺术自由。

欧洲宫廷是舞蹈的早期舞台。18. 世纪中叶，一种实践开始萌芽，

这种实践直到今天仍使舞蹈成为德国剧院中一种特殊的艺术——且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艺术。在许多综合艺术剧院中，舞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上座率最高。这些成功有着历史依据。在近 300 年里，我们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传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和编舞者创造了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

法国芭蕾舞的革新者、理论家兼编舞家让-乔治·诺维尔（Jean Georges Noverre）于 1759 年来到斯图加特，旨在宫廷中实现他关于新舞蹈的构想。他首次导演的是早期的剧情芭蕾（Handlungsballett）

——一场动态的戏剧。几年前，另一座宫廷为了舞蹈而采取的一项行动，在今天的德国刑法中大概会构成敲诈勒索式绑架罪。腓特烈二世为他的宫廷寻找的并非一位著名的舞蹈导演。

他的舞台需要一位令全欧洲倾倒的明星登场。

为了这个如今名为柏林国家芭蕾舞团（Staatsballett Berlin）且拥有 79 名舞者（德国规模最大）的舞团，他在 1743 年聘请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女芭芭拉·坎帕尼尼（Barbara Campanini），人称“小芭芭拉”（La Barbarina）。虽然她签署了腓特烈二世的柏林皇家宫廷歌剧院合同，但随后改变了主意，在经由威尼斯前往伦敦的途中，国王采取了并非真正非暴力的手段来强制其履行义务。坎帕尼尼在马车中被绑架了。

如果是在今天，她会自愿前来。她将获得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社会保障。她可以生育孩子并重新回归舞台。她不会感到陌生。在柏林国家芭蕾舞团中，来自 30 个国家的舞者交融在一起。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德国舞蹈团，其成员也涵盖了 20. 多个国家。德国城市、州立和国家剧院的舞蹈活动分布在 60 个固定舞团中，约有 1400 名舞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一基础设施为 20. 世纪一些最著名的编舞家提供了艺术家园。

南非人约翰·克兰科（John Cranko）选择斯图加特而非伦敦，是因为他在歌剧院的艺术决策上拥有自由，没有人告诉他不能为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编舞。来自索林根的皮娜·鲍什（Pina Bausch）从伍珀塔尔的舞台出发，征服了全球的剧院。美国人约翰·诺伊迈尔（John Neumeier）和威廉·福赛斯（William Forsythe）最初以舞者身份到来，随后成长为芭蕾舞总监和世界级的编舞巨星，这里仅举了几位最著名的例子。

德国的舞蹈现在进入了一个阶段，需要重新审视舞蹈历史的宏大遗产并将其为未来保存。舞台必须进行更多的评估和重建，而不是一味地过度生产大量的新作，而这些新作往往仅在少数几个演出季中引起关注。皮娜·鲍什的作品必须因此被重新审视，福赛斯的编舞也需被筛选：哪些将成为新的经典？

这种视角还必须转向国际舞蹈史，各大舞团的剧目必须展示并证明，哪些经典作品具有足够的关联性，能够使其知识和魅力成为芭蕾舞未来发展的基础。它们必须成为思想的家园——那些能够与我们的当下对话，并在我们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依然屹立的过去之思想。

这是一个关于此类思想、一部具有力量与关联性的作品的故事。在战争进入第五年的今年九月，基辅歌剧院芭蕾舞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出生于列宁格勒的编舞家兼芭蕾舞大师阿列克谢·拉特曼斯基（Alexei Ratmansky）。他曾在基辅接受培训，并在那里度过了作为舞者和编舞家的出道岁月。拉特曼斯基目前是纽约市芭蕾舞团的驻团编舞，他对其艺术史的研究一直深入到其美学根源——古代雕塑之美。

他的动作智能和创造力拥有历史底蕴，因此他能够调用极其丰富的舞蹈词汇，并懂得如何将其构建成具有深意的句法。在基辅，拉特曼斯基与妻子塔季扬娜共同研究了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芭蕾舞剧《多尼采蒂变奏曲》。这对夫妇与乌克兰舞者共同合作三周，排演这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并与他们共同经历了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以及无法安稳入睡的夜晚。

为什么在战争中选择巴兰钦，为什么选择一部1960年的舞蹈？拉特曼斯基的工作没有偶然，那么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是什么？这部时长26分钟的作品诞生的契机是一个有趣的线索。纽约市芭蕾舞团由巴兰钦及其经纪人兼行政总监林肯·克斯坦（Lincoln Kirstein）于1948年创立，仅在12年后，该团便已名声大噪，受邀为意大利统一100周年庆典设计一个庆祝之夜。

在名为“向意大利致敬”的节目单中，巴兰钦组合了三部芭蕾舞剧。他将色调较暗、阴郁的《梦游女》和《格苏阿尔多纪念碑》，与根据作曲家歌剧《唐·塞巴斯蒂亚诺》音乐创作的、充满光明的《多尼采蒂变奏曲》相对比。这部芭蕾舞剧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它是一场关于专注与努力、无忧无虑与舞蹈狂欢的庆典。舞者们将这一切与观众分享，这26分钟赋予了人们希望。

当舞蹈史上的作品被唤醒并揭示其关联性时，它们便在与当下对话。它们讲述自由与和平，讲述群体的凝聚力，讲述安全感与亲近感，以及团结。德国的芭蕾舞团能够为舞者的卓越表现提供社会保障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作为交换。人们不再需要用马车诱拐女舞者，来向她们证明德国的芭蕾舞团是舞蹈的理想之地。 维布克·许斯特（WIEBKE HÜSTER）

以色列不再有权哀悼吗？

偏偏在7. 10月，数百名仇恨以色列者在柏林游行

柏林的一个金色秋日。这大概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这座城市最后一次充满阳光和短裤的时刻。这一天看起来与它那充满宿命感的日期相去甚远：今天是7. 10月，那个恐怖之日——三年前，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杀害了约1200人，并将240多人绑架至加沙地带。那是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最大规模的屠杀之日。而这一天也导致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爆发的残酷战争，至今在加沙地带已有数万人因此丧生。

因此，这个宿命之日在德国首都具有其自身的图像冲击力。人们无法忘记那些庆祝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画面，他们自发地在内克尔恩区的索嫩大道（Sonnenallee）分发糖果，以庆祝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此后，在柏林经常能听到一种令人羞愧的粉饰之词，将此次袭击称为“自卫”，从而将恐怖主义重新诠释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面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和定居点地区无法无天的行动，这种论调似乎变得越来越被接受。一些演员和国家法学者现在也这样说话，并选择一个自称左翼但对以色列国家缺乏团结精神的政党。而这种论调确实受到某些群体的青睐，他们将对犹太人的复仇情绪伪装成对以色列政府的复仇情绪。

在柏林，一个很快可能由某个政党提供市长的城市——而该政党内部至今仍容忍那些质疑国家生存权的政治人物——今年的7. 10月似乎是一个格外敏感的日期。因为除了众多官方的纪念活动，国家高层政治人物（包括左翼党）在这些活动中公开地频繁接触外，还出现了一场反对以色列的游行。

是的，没读错：就在纪念恐怖袭击死难者的那一天，柏林举行了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的游行，反对那个正在哀悼死难者的国家。在任何其他日子，人们都可以申请举行这次游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在这么做，例如在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经常举行反对以色列的示威——但在这个7. 10月，举行此类游行不仅仅是缺乏品味。这是一种挑战，一种挑衅。甚至可能是一个预兆。

就在同一时间，夏洛滕堡的凯撒威廉纪念教堂举行一场跨宗教礼拜时，约700人在奥拉宁广场（Oranienplatz）聚集，在“打倒殖民主义”（Down with Colonialism）的口号下，抗议以色列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在这次游行之前，互联网上流传着该游行的邀请函，口号是：“直到彻底解放”（Until total Liberation）。一张在Instagram上传播的相关图片显示了一辆推土机冲破了围栏。三年前，恐怖分子正是利用这样的推土机从加沙进入以色列领土，在那里实施其恐怖行径。尽管组织者与此类内容撇清关系，但他们仍然决定在这个7. 10月举行游行。

因此，就在日落前不久，在柏林的奥拉宁广场（Oranienplatz）就能听到示威者的呼喊声：“起义，起义”（Intifada, Intifada），“巴勒斯坦直到胜利”，“伴随着呐喊与枪炮 / 巴勒斯坦有权反抗”，此外还有更激进的口号，如：“以色列不是一个国家”或“只有一个国家 / 巴勒斯坦 48”。许多拿着手机拍摄的阿拉伯裔年轻男子站在广场上，互相煽动。这里那里还散布着几个女性，她们身边的那些拙劣的切·格瓦拉仿制品和巴勒斯坦围巾显得格外喧闹。现场可见一些横幅，上面写着诸如“以色列有权自食其果”（Israel has the right to fuck itself）之类的话，或展示着瘦骨嶙峋的儿童身体。一名男子对着电视摄像机咆哮，称“犹太复国主义者”自行导演了 7. Oktober 的事件。一名轮椅使用者敲击着两面手鼓，称以色列为“法西斯国家”。

除了在传记意义上与中东冲突相关的人员外，一些带着施瓦本口音、渴望尝试一点非主流主义的年轻左翼分子也聚集在奥拉宁广场。他们互相拥抱，觉得自己很勇敢，在听到“巴勒斯坦 48”时拍手的声音则稍显克制。一些看起来像中产阶级的父亲也带着孩子前来，但对于为何在 7. Oktober 这一天带着后代参加一场反以色列示威，他们不愿发表评论。活动中还出现了一位名人嘉宾：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身披库菲亚围巾前来参与游行。在街道对面，站着数量少得令人震惊的反示威者。他们持有以色列国旗和反对“左翼反犹主义”的横幅。一名勇敢的男子还戴着基帕（Kippa）圆顶小帽。当示威队伍向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移动时，他们被辱骂为“种族灭绝之友”，被威胁性地拍摄并被大声呵斥。集结了数百人的警方尽力控制局面，但不久后“由于多次违反规定且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提前解散了此次示威。警方逮捕了数名蒙面示威者，理由是他们使用了禁用的标志，例如恐怖组织哈马斯的符号。

这就是柏林的新现状：在一个纪念恐怖袭击和哀悼死者的日子里，数百名以色列仇恨者在首都街道上游行，发表伪装成观点的煽动性言论。这种煽动不仅针对现任以色列政府，不仅针对以色列国家的代表，而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从而也针对所有犹太人的生存。如果一个人参加这样的示威，必须做出这种区分，必须清楚这一决定。

反示威者人数之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证明了反对左翼的斗争依然无法产生强大的动员力。正因如此，德国内政部长原则上应该在那个夜晚站在奥拉宁广场，在真实的背景面前警告反犹主义。但除了警察，几乎没有人到场。剩下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场景，谁还能毫无疑义地谈论“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西蒙·斯特劳斯（SIMON STRAUSS）

为了让日常生活视野清晰

无论是阅读、工作、开车还是查看智能手机：我们的眼睛必须在不同的距离之间不断切换。渐进多焦点眼镜（Gleitsichtbrille）可以简化这一过程——在单片镜片中集成不同的视觉区域，并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定制调整。

有时，这种情况开始得非常不起眼。菜单上的小字突然变得难以阅读。查看手机时，必须将手机拿远一点。而那些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还想读本书的人会发现：眼睛显然比以前需要更多的支持。

一副渐进多焦点眼镜可以将这些生活中的小干扰消除。它在单片镜片中修正不同的视觉区域，从而使在远视镜、电脑镜和阅读镜之间频繁切换变得不再必要。这个原理起初听起来很复杂，但在日常使用中却感觉完全自然。镜片的上部区域是远视度数，中部是中距离区域（例如电脑屏幕），底部则是近视区域。不同的视觉区域相互融合，视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距离“滑动”到下一个距离——非常直观，且比更换眼镜要舒适得多。

正是这种多功能性使渐进多焦点眼镜成为了真正的全能选手。一副眼镜即可陪伴您购物、开车、运动、阅读以及在沙发上度过轻松的夜晚。无需不断更换，无需不断寻找，而只需简单地观看。为了使这一原理生效，渐进多焦点眼镜必须经过精准适配。瞳距、个人视力度数和用眼习惯起着重要作用。咨询服务还包括选择合适的镜框。不同的形状和材质提供了将眼镜与个人风格相匹配的可能性。

在购买第一副渐进多焦点眼镜之前，许多人心中有一个疑问：我能适应它吗？经验表明：大多数人能很快完成适应。验光师建议，从一开始就尽可能频繁地佩戴新眼镜。许多佩戴者在几天后就能毫无问题地适应，有些人甚至立即就能适应。如果出乎意料地无法适应怎么办？凭借满意度保证，新眼镜可以更换或退货，购买价格将予以退还。

责任出版人（V.i.S.d.P.）：Fielmann Group AG, Fuhlsbüttler Straße 399, 22309 Hamburg

尤其是当老花眼的初步迹象出现时，渐进多焦点眼镜可以带来明显的缓解。无论是阅读、工作、开车还是在户外出行：一副适用于所有距离的眼镜意味着最重要的一点：让日常生活视野清晰。

Fielmann 的大量眼镜款式也提供渐进多焦点镜片 / 照片：Fielmann

Fielmann

新国家美术馆在 2025 年是德国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博物馆：吸引了 608.000 名访客（但这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柏林的 21 家国立博物馆总计 3600万名访客仅相当于卢浮宫单独访客人数的一小部分）。路德维希博物馆在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举办的“草间弥生”展览吸引了 480.335 名访客，超过了该博物馆历史上任何其他展览，且比前一年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此外，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的“埃特雷塔”展览有 252.148 名访客，而刚刚开幕的充满诱惑力的“玛利亚·马格达莱娜”展览有望取得同样亮眼的数字。

位于波茨坦的巴贝里尼博物馆（Museum Barberini）举办的“前卫——马克斯·利伯曼与德国印象派”展览也记录了138,054名访客，相当于平均每天1600名参观者。在公布德国博物馆去年及今年以来这些令人惊讶的积极访客数据时，

人们可能会想起统一社会党（SED）的党代会，以及那里惯常地诵读五年计划中那些光辉灿烂的数字。但这个类比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人们现在面对的并非像原东德领导人霍内克那样伪造或至少经过大幅美化的成功数据，从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上述所有规模的数据都有现实支撑。

克服并如今甚至超过了由新冠疫情导致的访客人数下滑，这本身就令人欣慰。更棒的是，在初步的清单中就已经体现出德国博物馆景观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广度，而这种广度在过去常被认为陈旧过时而被判定为“死亡”：无论是国家、城市和基金会博物馆——例如最近获得了1亿欧元巨额捐赠基金的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还是私人馆舍，都取得了成功。德国全国共拥有超过8000家博物馆。像柏林、汉堡或科隆这样的城市，其拥有的博物馆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最大的州。此外，位于波茨坦的哈索·普拉特纳巴贝里尼博物馆多年来，且最迟自与巴黎克吕尼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壮观的“独角兽”展览以来，就已成为“博物馆顶级联赛”中的重量级参与者；该馆不仅拥有法国以外最大的莫奈收藏，还通过“明斯克”项目建立了一座东德艺术的第二博物馆。

尽管如此，西吉·谢林（Sigi Schelling）并不属于该行业中那些爱出风头的大人物，恰恰相反：这位在布雷根茨山地农民家庭长大、与五个兄弟姐妹共同成长且从小就知道艰苦工作的女儿，并不追求聚光灯，而只想让她的客人感到快乐。“必须好吃”是她的人生格言，这一点在厨房问候礼中得到了典范般的体现。金枪鱼鞑靼配西瓜的紫菜脆片，以及鹅——

然而，即使是位于乡村、空间规模有限的艺术馆，例如图宾根的艺术馆——长期以来，它们很难在格茨·阿德里安（Götz Adrianis）那些爆款展览的天文数字级访客量之后，延续印象派或表现主义常青展的热度——现在也自豪地公布其成功数据。例如，献给波普艺术最后一位在世的大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的夏季展览“与现实共舞”不仅吸引了出乎意料多的访客（其中一人在艺术馆的访客簿上写道：“我会想念他的画作。它们——

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一家餐厅才能成为一个标志性机构。但在西吉·谢林这里，不到五年就实现了。在传奇人物汉斯·哈斯（Hans Haas）所在的“Tantris”餐厅（德国烹饪史上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标志性机构）工作了漫长岁月后，她在2021年大胆地决定独立创业，接管了位于施瓦宾（Schwabing）的“Werneckhof”餐厅，随即获得了米其林星级。从第一天起，她就以极大的自信和自然，在慕尼黑这个充满了雄心勃勃的厨师和勋章累累的餐厅的“美食鲨鱼池”中站稳了脚跟。当你走进西吉·谢林的“Werneckhof”时，你会觉得它仿佛一直都在这里，并且将永远存在。而在那里享用完晚餐后，人们会深信，如果没有这座支柱，巴伐利亚的高级烹饪文化将瞬间崩塌。

柏林文化广场（Kulturforum）的新国家美术馆在 2025 年成为德国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现在将迎来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de Meuron）设计的“艺术谷仓”（Kunstscheune），这一扩建方案在建筑学上存在争议。 照片 Imago

法兰克福的施泰德博物馆（Städel）凭借策划精良的展览和令人瞩目的收购而极具吸引力。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从独角兽到莫奈，涵盖极其广泛的领域：波茨坦的巴贝里尼博物馆（Museum Barberini）。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夜晚灯光亮起、带有玻璃幕墙且前景有绿植的现代建筑：辛德尔芬根的 Schauwerk。

抽象艺术的未来主义展厅：马基文彦（Fumihiko Maki）设计的威斯巴登赖因哈德-恩斯特博物馆（Museum Reinhard Ernst）。

被宣告死亡的人活得更久

德国的博物馆热潮仍在继续： 展览质量上乘且参观人数众多，新的博物馆建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

（“作为内在图像陪伴我度过夏天”）——而且差一点就吸引了这位即将年满百岁的艺术家本人。但由于他不想再旅行（这一意愿可以理解），他由儿子代表出席，并以捐赠七件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作为补偿，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女孩》（Coca Cola Girl）、《妮可》（Nicole）和《紫色之风》（Purple Wind），使得图宾根现在拥有了具有代表性的卡茨（Katz）波普艺术基础收藏。随着今天刚刚开幕的演员拉尔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摄影展，这里也吸引了年轻观众。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奎德林堡，经过大规模修缮，自前周末起，游客再次可以参观整个圣山（Stiftsberg）及其令人惊叹的圣塞尔瓦蒂乌斯（St. Servatii）大教堂宝库博物馆，其中还包括“迦南罐”（Kanaankrügen）——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将水变成了酒。因此，当自己的派对没酒了且加油站已经关门时，这里是个不错的去处。重新设计的宫殿博物馆也在前周六举行盛大庆典后正式开门迎客。现在，首次实现了宫殿博物馆、圣山教堂和大教堂宝库的共同游览路线。自 2018 年以来，来自不同渠道的资金共计约 5.15亿欧元被投入到这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圣山的修缮与改造中。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魏玛宫殿博物馆，其东翼在过去七年里经过精美修复，包含御座厅、各类收藏室以及关于图林根公国驻地历史的展览，并在上周末通过盛大庆典和多次导览正式开放（见《法兰克福汇报》 2. Oktober 刊）。 5600万欧元的修复费用，考虑到通过城市旅游业能带来1.5倍的回报，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尤其是与科隆歌剧院那荒谬的 14 亿欧元，甚至斯图加特歌剧院计划中的20亿欧元相比。

此外：小邦割据的过去使得德国直到今-

炼金术式的前卫料理或烹饪上的反叛从未是西吉·谢林（Sigi Schelling）的风格。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经典法国高级料理的领域中担任厨师，她在施瓦宾区（Schwabing）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时既谨慎又轻盈，小心地向其他大洲的风味开放。与过去五年的普遍趋势相反，她的烹饪风格并没有变得更极简，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华丽，但同时也更加集中和精准。这早已成为了纯粹的“西吉-谢林式料理”，完全脱离了她的导师汉斯-哈斯（Hans Haas）的影响，后者在“韦尔内克霍夫”（Werneckhof）仅以两件雕塑作品出现，那是他退休后的巨大热情：一件由大比目鱼骨架组成的装置，以及一个由彩绘扇贝和牡蛎组成的圆盘。

配有佩里戈尔黑松露、榛子、蓝莓的巧克力夹心糖，搭配意大利草莓起泡酒 Fragolino；以及配有细香葱奶油、黄酒（Vin Jaune）鱼子酱的梭鱼丸，这三件微型料理在香气上完全合理，充满精准与和谐，且毫无冗余的矫饰，只给客人带来愉悦而非困惑。

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宫殿资源，且与英国国家遗产基金会（National Heritage）旗下那些昂贵的贵族府邸相比，参观费用非常低廉。德国的联邦制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型世界市场领导企业，在近年来还催生了大量企业博物馆。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瓦尔登布赫（Waldenbuch）的利特运动巧克力博物馆（Ritter Sport Museum）多年来以其主打正方形和具象艺术的风格令人折服；而由 2015 年去世的彼得·肖夫勒（Peter Schaufler）所拥有的全球领先压缩机制造商，则在辛德尔芬根（Sindelfingen）的 Schauwerk 展馆中，利用其超过 3000 件令人惊叹的现代艺术藏品，不断推出极具感染力的展览，例如目前正在举办的关于巴西青年艺术的展览（见《法兰克福汇报》5. 10月刊）。

然而，无论在建筑还是内容上最令人瞩目的私人企业博物馆，始终是 2024 年在威斯巴登开幕的赖因哈德·恩斯特博物馆（Museum Reinhard Ernst, mre）。这座洁白闪耀的宏伟建筑出自日本建筑大师 Maki Fumihiko 之手，他曾获得 1993. 年的普利兹克奖。mre 专门致力于战后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并能基于其基础馆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例如 11 月起将展出的“生动的色彩——

黄油和奶油作为法国高级料理的支柱，在西吉·谢林（Sigi Schelling）的料理中仅扮演配角，而这里唯一沉重的是这座旧施瓦宾（Schwabing）小酒馆的木制家具，它在过去曾被称为“韦尔内克庄园”（Werneckhof）。这种极少上釉、几乎处于粗粝边缘的

口味之争

爱在烹饪中升华

重建 1957 年的“生动色彩”（Couleur vivante）展览，其中包含 K. O. Götz、Gerhard Hoehme、K. R. H. Sonderborg 的作品，尤其是当时唯一参与的女性艺术家 Judit Reigl 的作品。

西吉·谢林（Sigi Schelling）在慕尼黑的“Werneckhof”餐厅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与幸福——她不仅通过那些令人惊叹的酱汁，还以慷慨之心将这份幸福分享给客人们。

——恰到好处——保留原味的小龙虾在由高香花园番茄和牛油果组成的底托上，像云朵般轻盈地漂浮着，而柚子和佛手柑作为其甜味的巧妙对比，进一步确保了味道不会过于强势。而配以鱼子酱、菠菜碎和烟熏绿橄榄酱的轻微烟熏鳟鱼，在舌尖上的感觉如此灵动，仿佛是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将其安置在那里一般。

然而，如果展览质量不达标，博物馆建筑和访客数量的激增将仅仅是空洞的数字。但目前各层级的质量都令人欣喜地处于高水平。那些初衷良好但效果往往不佳的“觉醒”（woken）活动，如今正令人欣慰地逐渐消退。像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被媒体过度炒作却惨淡收场的“拜约挂毯”展那样——该馆竟然厚颜无耻地仅用三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对比对象，以及三个技术先进但极其幼稚的短片来支撑这场历史展览，仅仅是因为其主赞助商是出资 5 Millionen Pfund 的俄美籍“WorldQuant”金融科技亿万富翁伊戈尔·图尔钦斯基（Igor Tulchinsky）——这类失败之作，显然被德国所有大型展览轻松击败。与趋势相反，尽管运输和保险成本极剧增加，德国的博物馆依然繁荣，且正如慕尼黑现代艺术陈列馆（Pinakothek der Moderne）的 FLUX 案例所示，这些被频频提及的“第三空间”在未来将变得愈发重要。而最棒的是：这种繁荣趋势尚未看到终点。斯特凡·特林克斯（STEFAN TRINKS）

为了理解这种轻盈感背后隐藏了多少艰辛，只需看一眼西吉·谢林的前臂。那里布满了伤疤和烫伤，仿佛属于刚刚解救被围困的奥尔良的圣女贞德。这位主厨是她的团队和餐厅的震中、心脏和飞轮，她总是厨房里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工作比任何人都努力，甚至没有一名正式的副主厨，但招聘厨房人员却毫无困难。因为每一位年轻厨师都知道，可以从这位女性身上学到多少顶尖的工艺，她坚持亲自调制每一款酱汁——这些她最心爱的“厨房孩子”，因为没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而她以慷慨之心，总是为客人们在桌上额外摆上一小碟对应菜品的酱汁，随后这些酱汁会被人们可靠且极具快感地舔舐干净。

在配以生腌朝鲜蓟和欧芹奶油的多宝鱼中，是一款柠檬酱将酸味转化为纯粹的温柔；而在向埃卡特·维齐格曼（Eckart Witzigmann）致敬的“Sigi 式”小牛胸腺中，则是一款配有佩里戈尔黑松露的极尽奢华的肉汁（Jus），足以令世纪名厨们为之陶醉。而在配以面疙瘩的狍脊肉中，接骨木花和鸡油菌制成的泡沫味道如此清新且浓郁，宛如众神的琼浆——这最终让一个问题在不解中悬而未决：为什么米其林指南还没有早日授予西吉·谢林第二颗星？甜点方面也不可能是原因，那是主厨向其奥地利故乡甜点艺术的致敬，由锅装小甜点（Topfentascherl）、蓝莓、Fragolino 汤和 Mietze-Schindler 草莓冰淇淋艺术地组合成的一道大理石舒芙蕾。

主厨或许会对米其林指南的固执感到些许恼火，但这并未让她失去冷静。因为她可以将生命奉献给她最热爱的事业，并因此获得感激。生意兴隆，这不仅得益于慕尼黑的常客——他们坚不可摧的忠诚早已赋予了这家店一种制度化的特质。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家们也纷纷光顾“Werneckhof”，因为他们可以确信一件事，一种在如今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日益罕见的确定性：这里的一切都很好。 雅各布·斯特罗贝尔·伊·塞拉（JAKOB STROBEL Y SERRA）

未来我们是否更倾向于住在乡村？

人们常说，所有人都想搬到大城市。但这在德国已不再适用。现在从城市迁往乡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反向迁移的人数。而且，新一代建筑师正通过在森林与草地之间打造壮观的建筑，让乡村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

在当代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所有现代、高效且有趣的人都搬往大城市，导致城市不断扩张；而那些据称正在人口流失的“乡村”、森林深处和村庄里，只剩下那些没能逃离那里的人：老人、低教育程度者，以及一些顽固的乡巴佬。在许多城市居民眼中，从闪耀的大都市看来，乡村虽然看起来田园诗般美好，适合周日散步，但在社会层面却令人质疑，人们不愿与那里少数的土著居民接触。雷纳尔德·格雷贝（Rainald Grebe）在他的歌曲《勃兰登堡》中唱道：“纳粹站在山丘上 / 他们找不到可以殴打的人”；而莱布尼茨哈勒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赖因特·格罗普（Reint Gropp）在 2019 年曾相当粗鲁地要求放弃那些破败的村庄，将国家补贴更多地投入到增长中的城市。

然而，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是在租金压力巨大的柏林（在那里，左翼党凭借通过征收财产以创造廉价住房的承诺赢得了州议会选举）——长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种现象：城市空气不再带来自由，反而主要带来贫困。根据 Statista 的一项调查，在德国，必须将 40% 以上收入用于支付房租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大约是意大利的两倍多。单亲父母、年轻家庭和退休人员受影响尤为严重。许多人已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能够居家办公的人正搬离城市：德国的“城市化”率停留在 71%——这是居住在城市或城市近郊的联邦公民比例。

但“逃离乡村”的时代已经结束。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德国人迁往周边乡村的人数多于迁入城市的人数。唯一的例外是 18 至 24 岁的年龄组，他们大多数仍搬往城市。联邦统计局表示，尽管如此，大都市区及其住房需求仍在增长，这是由于专业人才和难民的国际移民，其中仅乌克兰人就达 135 万。

相比之下，在 30 至 49 岁的年龄组中，有远超 10 万名联邦公民带着未成年子女离开了城市——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太高，同时也出于对新鲜空气和绿地的向往。仅柏林在 2025 年就失去了约 1.2 万名居民。他们在乡村能找到什么？不再仅仅是那些由单调的预制房屋、碎石花园和个性化双车库组成的无尽且凄凉的定居区，而是大量极具前景的建筑。新一代建筑师正通过这些建筑让村庄重新变得有吸引力，并使其适应数字时代社会的各种需求。

当然，大城市中依然在出现一些卓越的建筑，但过去五年中真正具有开创性、值得关注的建筑（例如在柏林）可以用一只手数过来。相比之下，随着人口发展趋势向远离城市的方向转移——而“远程办公”和居家办公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建筑师们也开始关注乡村。不过，这里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一类是靠近城市的郊区，那里在草地上量产着令人厌恶的廉价单户住宅区；另一类则是真正的“乡村”及其古老的村落，尽管在德国，这些村落通常距离最近的城市也不超过半小时车程。然而，即使在像布莱巴赫（Blaibach）这样偏远的地点——它位于巴伐利亚森林，靠近捷克边境，距离雷根斯堡（Regensburg）开车需一个多小时——也能发现具有开创性的建筑。慕尼黑建筑师彼得·海默尔（Peter Haimerl）在这里打造了一个新的镇中心，为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注入了新生命，并吸引了热爱城市生活的居民。这个新中心的焦点是一座古朴厚重、外观近乎岩石的混凝土独立建筑，其中一座音乐厅、一座社区中心以及另外两栋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村庄广场。

钉子工厂：位于厄尔士山脉吕贝瑙（Rübenau）的度假与活动中心 摄影 Thomas Meyer / Ostkreuz

瑞士的一家建筑事务所所实现的“村庄升级”也同样成功。

LVPH：在弗里堡州（Kanton Freiburg）的克雷西耶（Cressier），当地政府在镇中心买下了一组破旧的建筑群，包括两栋农舍、一个猪舍和一所学校；建筑师对其进行了翻新，将其改造为租赁公寓，并增建了一栋住宅楼、一个公共活动室和一座礼拜堂。所有这些建筑均采用视觉效果非常粗犷且与历史建筑结构和谐得令人惊讶的混凝土建成——于是，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村庄广场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极高密度的开发可以产生近乎城市的活力，并且与传统的新建住宅区相比节省了大量空间。而将旧奶酪厂或谷仓改造，则能节省隐含能（graue Energie）。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村落极具吸引力：对于那些有小孩，且可能每周仅一次前往城市参加会议或文化活动的人来说，他们会权衡：是为了成为“都市人”而忍受匆忙、拥堵且布满隔离柱的市中心以及天文数字般的租金，还是希望孩子在溪流、草地和森林之间于乡村长大。即使是上巴伐利亚州坦基兴（Thankirchen）的一个牛棚，如果由弗洛里安·纳格勒（Florian Nagler）设计，也能像一座木制大教堂一样壮观。纳格勒同样在乡村地区巴德艾布灵（Bad Aibling）利用木材、轻质混凝土和砖块，建造了三栋关于“简易建筑”主题的高度有趣的科研楼。

随着村庄中心的复兴和新型乡村建筑的出现，一种强化自然感知的新美学正在形成。它不像全空调SUV的驾驶员那样，用荒诞的隔热层将住户与环境隔绝，而是让人们重新体验季节与天气，以及乡村与自然的触感和气味：“Sturm und Wartzeck”事务所凭借在伦山（Rhön）建造的木结构“兔子院”（Hasenhof）而闻名，他们展示了一栋由多个独立立方体组成的房屋，每个立方体分别承载一项功能——居住、烹饪、洗涤、睡眠、工作。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早晨要去洗手间，就会接触到晨露甚至新鲜的积雪——对于一个习惯了荒诞舒适标准的社会来说，这令人震惊。但建筑师表示：“在变换位置的短暂时间内，与寒冷、潮湿、风的对抗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并非乡村的一切都必须服务于永久居住。来自“乡村振兴”（Rural Renewal）的最新杰作出自柏林建筑师约汉娜·迈耶-格罗布吕格（Johanna Meyer-Grohbrügge）之手。她此前因与萨姆·切尔梅耶夫（Sam Chermayeff）共同设计的柏林库尔费尔斯滕大街（Kurfürstenstraße）实验性建筑组住宅而闻名，而现在她在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改造了一座旧钉子工厂。

1906年，人们在一个迷人的小河谷中建立了一座锯木厂；从1972年到1993年，一家国营企业在这里生产钉子和民间艺术品。迈耶-格罗布吕格的任务是让这个建筑群对一种新型旅游业产生吸引力——而她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这里现在最多可容纳十人，由当地云杉木制成的新承重结构在内部创造了新的睡眠和起居空间。一个低调嵌入山坡的扩建部分沿着地形蜿蜒向旧工厂建筑延伸，并以波浪般的弧度向山谷敞开；这里安置了一个泳池，人们可以从中眺望风景。视线不断地投向山谷，自然景观在弯曲的铝制外墙上隐约映射，这种现代材料反射出不同的光影氛围，从而营造出多样化的意境。

得益于水电站的旧涡轮机和屋顶的太阳能系统，这座房子大部分所需的能源可自给自足；旧的碎石墙没有使用常见的油基外墙外保温系统，而是使用木纤维和粘土进行绝缘，实现了很大程度的自给自足。然而，迈耶-格罗布吕格的建筑不仅在建筑技术上，而且在社会层面也为新型乡村建筑起到了模范作用。在新建的马鞍形屋顶下方，有一个向邻里开放的大空间，可用于举办研讨会、庆典和大型宴会；该空间两侧采用玻璃材质，夜晚发出诱人的光芒，远播至乡村景观之中，宛如一座新乡村生活的灯塔。在这样的地方，人们不会想念城市。 尼克拉斯·马克（NIKLAS MAAK）

冷土豆的价值

玛丽·罗莎·蒂特延（Marie Rosa Tietjen）的狂怒独白 / 作者：罗宾·帕松（Robin Passon），苏黎世

即便是在契诃夫式林间原野省份那种具有欺骗性的田园风光中，命运也没有给予玛丽·麦克莱恩（Mary MacLane）一份摆脱孤独的恩赐；不，她偏偏被抛弃在了巴特（Butte）——这座位于蒙大拿州深处的城市，为了追求繁荣，将周围的山区景观变成了无尽的荒原。这里远离东海岸的知识中心，也远离她的作家偶像玛丽·巴什基尔采夫（Marie Bashkirtseff）活跃的巴黎。麦克莱恩在这里渴望着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想要的一切：交流、探讨与亲近。

她的内心如同周围的风景一样枯竭，于是她将所有对世界的愤怒禁锢在文字之中，并于1902年将这部作品以《玛丽·麦克莱恩的故事》（The Story of Mary MacLane）之名推向市场——年仅19岁的她便成为了畅销书作家。演员玛丽·罗莎·蒂特延在苏黎世剧院（Zürcher Schauspielhaus）将这本愤怒而幽默的小册子与其它文本交织在一起，改编成了单人剧的舞台版本，并赋予了它一个在初次出版时被认为过于出格的标题：《我期待魔鬼的到来》。

这位作者并不需要同情的叹息，因为她知道自己会写作，而且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这一点。她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是最敏锐的人。就让其他人沉溺在平庸之中吧，就让巴什基尔采夫写她的好句子吧；而她的句子更好，更灿烂。蒂特延的导演手法认真对待了这段文字中所有反叛的力量，而没有将其女主角神圣化。人们起初还会嘲笑她那种自以为是的刻薄——在她两岁时，一切就显得“冰冷而忧郁”，而到了十岁，一切则显得“更加孤独”；随后她开始挥洒“天才”和“上帝”之类的词汇，稍后她还会赞美食用冷土豆的快感。在洛雷娜·汉德申（Lorena Handschin）的演绎下，这个女人绝不是一个温婉的“小姐”。她喧闹、话多且“古怪”；人们何时听过有人如此热情地歌颂食用绿橄榄的乐趣（音乐：莱克斯·兰德戈特 Lex Landergott）？

这种特质需要时间来铺陈，演出形式亦然。起初，演出显得有些冗长，因为它沉溺于用傲慢和年龄笑话来制造冲击感，但随后节奏加快，汉德申将观众进一步拉入她那迷人的荒诞之中。在她与舞台布景和道具的联想游戏中，恰恰是麦克莱恩如此厌恶的石头成为了最重要的象征。它们永远是灰色的，但大小和形状各异：有我们随身携带的，有让人搬到腰酸背痛的，人们推它、拉它、支撑它，也有那些我们使其臣服并在其表面刻下痕迹的石头。凭借其极具身体感且敢于冒险的表演方式，汉德申首先赋予了这些零散物品深刻的意义，使得在贫瘠的舞台上并存了两个空间：一个是介于蒙大拿矿区与Macbook公寓之间的物质世界，另一个则是内心世界——在那里，这位“诗人之女”已骑在孤独之狼的背上，追逐着地平线的蓝色。

洛雷娜·汉德申 照片：露娜·查恩特（Luna Zscharnt）

正当人们还以为这位年轻女性会因其傲慢而将观众推向安全的距离时，她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靠近。“我对生活有所期待，”在她那激烈的独白争论中，这句话脱口而出；她要求，语言终于应当“消失”。这种对强烈体验的渴望——那种将我们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轨道中弹射出去的体验，以及对那个终于能将我们征服的对方的渴望——不仅潜伏在玛丽·麦克莱恩（Mary MacLane）那荒芜的蒙大拿州。它同样在洛雷娜·汉德申（Lorena Handschin）身上，在我们的世界里沸腾，只不过那些过载的 Instagram 视频噪音太大，空气炸锅的鸣叫声太刺耳。在这种时刻，能够爆发出持久的欢呼，是多么令人欣慰。

值得铭记的瞬间。永恒的时刻。

慢下来，沉浸其中，将日常生活抛在脑后。一种在帆船航行中开启新视角的生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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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且将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

格哈德·里希特如何确立其市场地位

谁是最重要的在世德国艺术家——而且是最昂贵的？多年来，答案始终是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且极其可靠。去年夏天亦然，当时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为这位画家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回顾展，展出了其 62 年创作生涯的作品。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作品组，如写实主义的《48幅肖像》（48 Portraits），里希特凭借该系列在 1972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成功，并促使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将其购入；以及里希特在 1988 年最初引发争议的关于红军旅（RAF）的系列作品《18. Oktober 1977》，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于 1995 年以 300 万加元购入。

从市场策略来看，此次展览的开幕时间点选择得非常巧妙，它位于奢侈品集团 LVMH 的伯纳德·阿尔诺（Bernard Arnault）私人博物馆内，恰在塞纳河畔的巴塞尔艺术展（Art-Basel）之前。后者在巴黎大皇宫举办，是当代艺术的全球贸易中心，其光彩正日益掩盖位于上莱茵河畔的母展。相应地，巴黎的经销商们将他们能提供的所有里希特作品都搬进了展位，而大型画廊豪瑟与沃斯（Hauser & Wirth）以 2300 万加元的价格售出一幅他于 1987 年创作的《抽象画》，成为该展会上最昂贵的作品。

就这位画家的作品定价而言，从整体来看，这并非纪录值，但在艺术市场分析师以近乎狂热的激情所描述的 2024, 年“格哈德·里希特崩盘”之后，这是一个强烈的稳定性信号。2024 年是艺术贸易在后疫情时代普遍低迷的一年，许多极昂贵的作品根本没有进入市场，或者无人问津。但回顾里希特作品的价格走势可以教科书般地揭示，在 20. 世纪下半叶及之后，文化价值与财务价值是如何在贸易、机构和收藏家群体相互增强的协作中建立起来的。这也是《资本》（Capital）杂志的“艺术指南”排名中，里希特连续 20 多年位居榜首的基础。

直到里希特的一件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超过 100 万加元的价格，这位 1932 年出生于德累斯顿、1961 年逃往联邦德国的画家已经快 70 岁了。那是 2000 年 11 月，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在他职业生涯初期，里希特作品的货币价值公式是：高度加上宽度乘以十等于德国马克的总价——这是 1967 年与画廊主海纳·弗里德里希（Heiner Friedrich）约定并书面确定的。相关文件现存于里希特长期选择定居的城市科隆的德国及国际艺术市场研究中央档案馆中。

在这一早期阶段之后，里希特画作的价格起初缓慢且稳定地增长，千禧年之后则呈爆炸式增长，且始终与该艺术家在 MoMA、盖蒂博物馆（Getty Museum）、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庞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贝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等声名显赫的机构中日益增加的国际影响力并行。他最初在慕尼黑的 Friedrich & Dahlem、杜塞尔多夫的 Schmela 或 Konrad Fischer 以及柏林的 René Block 等德国画廊展出，随后通过 Sperone Westwater，尤其是 Marian Goodman 在美国市场获得认可，如今由顶级大画廊大卫·兹维纳（David Zwirner）代理。从市场价值来看，里希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甚至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亦然。

2011年，随着一件《抽象绘画 (849-3)》突破2000万大关，紧接着在次年，一件由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交付给苏富比拍卖行的《抽象绘画 (809-4)》便拍出了3.42亿美元的高价；而2013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米兰大教堂广场》则拍得3.71亿美元——这一价格是该作品在千禧年初作为西门子 Elettra 集团六十年代委托作品时的十倍。里希特绘画作品的拍卖纪录至今仍由1986,年的《抽象绘画 (599)》保持，该作在2015年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得4.63亿美元。

当人们眼中只剩下美元符号时，艺术本身几乎面临被掩盖的危险——但格哈德·里希特并非如此。与目前最昂贵的当代艺术家、以市场攻势著称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不同，这位避讳公众的德国画家始终与贸易中的纪录追逐保持着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距离：几年前在接受《时代》（Zeit）周刊采访时，他称这种发展趋势为“疯狂”且“令人恐惧”；在面对《南德意志报》时，他则称这些价格为“淫秽”，并表示：“没有任何东西值这么多钱。”

尽管如此，艺术殿堂与金钱圣地对他而言却产生了幸运的协同作用，里希特从未否认市场是艺术自由的一部分。不过，他会有意识地将某些作品组排除在市场之外，例如他在东德时期创作的作品，或是2014年基于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照片创作的《比克瑙》系列——这是一次关于“不可表现之物”是否可表现的探讨。

在他的作品中，他探讨德国历史，同时也探讨表征理论的困境：即每一次将其转化为图像的行为，都会使看似被捕捉到的对象再次逃逸。或者，他致力于研究偶然之美。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对于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组合以及拍卖行和画廊的资产负债表而言，其他因素基本上无关紧要——无论是在拍卖会上，里希特作品的年成交额是否从2008年至2021年的约1 亿美元膨胀至2.46 亿美元，随后在2024年萎缩至仅4200万美元（较前一年下降了80%），并在2025年回升至6800万美元。里希特市场随艺术市场整体波动，而由于进入市场的作品数量减少，新的成交额激增也面临阻碍。约三分之一的作品被收藏在博物馆中。但近期拍卖的单件作品价格足以说明问题。例如，一件来自八十年代系列作品的《蜡烛》，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由玛丽安·古德曼（Marian Goodman）的遗产拍卖中拍出，总额达3.51亿美元。

这位94岁的老人虽然不再创作大型画布，但目前正走向艺术市场因巨额国家采购预算而繁荣的地方。11月20.日，一个“格哈德·里希特展馆”将在卡塔尔开幕，这一消息最近恰恰是在柏林国家美术馆、就在《比克瑙》系列作品的视线范围内宣布的。该展馆由在文化政策上极具野心的卡塔尔酋长国出资，该国大规模投资博物馆和当代艺术，目前已拥有自己的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并充当近东冲突的调停者——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多年来一直支持对犹太人发动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哈马斯，并因国内人权状况而受到批评。对于曾尖酸地批评里希特的大教堂窗户更适合放在清真寺的前科隆大主教约阿希姆·迈斯纳（Joachim Meisner）来说，对此他或许会想起一句刻薄的评论。

当然，这座六角形展馆终究将是一座世俗的建筑。里希特（Richter）的“条带”（Strip）系列画作与镜面旨在将观众吸引进一场无止境的视觉转换中，以此呼应东方装饰艺术与西方抽象主义。但完全有可能，这一美学上的精巧之作，为卡塔尔增加的名声将多于为里希特增加的名声。 乌苏拉·谢尔（URSULA SCHEER）

卡塔尔计划建设的里希特展馆内部效果图 可视化方案：Selldorf Architects

未来的专业人才：柏林应用科技大学（HTW Berlin）的印度学生 摄影：Stefano Miliffi / Contrasto / Laif

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想在德国留学

德国大学是否已失去竞争力？在外国学生眼中，它们却越来越受欢迎。这不仅是因为低廉的学费——而且对所有人都有利。

如果寻找德国作为教育强国衰落的证据，在大学排名中很快就能找到。通常只有三四所德国高校能进入前 100 名，甚至少于来自香港这个小地方的高校数量。而且没有一所德国大学在竞争顶尖席位，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最近的排名最高也仅位列第 25 位。这个曾经将研究型大学模式出口到全世界的国家，在这一领域似乎也不再具有竞争力。

那么，德国作为科研基地的声誉是否已经毁了？显然，有一个重要群体完全不在意德国高校平庸的排名：那就是外国学生。在 2025 / 26 冬季学期，这里有超过 500.000 名外国学生注册入学（不包括交换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据，德国是全球第四受欢迎的目的地，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但领先于所有非英语国家。而且，由于入境规定收紧，英语国家的学生人数近期在许多地方陷入停滞，而德国的人数则在持续增长。目前，几乎每三个本科或硕士新生中就有一个来自国外。

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来自印度的学生：2025 年，约有 60.000 名印度学生在德国注册，是 2013. 年的六倍。由此，他们取代了中国人（约 40.000 人）成为最大的学生群体。土耳其、伊朗和奥地利则以明显差距紧随其后。根据不同研究，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生注册在 MINT（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最受欢迎的专业包括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

但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年轻人来这里学习？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经验的视频中，有一件事被反复且近乎不可思议地强调：在德国学习是免费的。即使在中国或印度，就读一所优秀的大学每年也要支付数千欧元，更不用说在英国或美国的费用了。而在德国境内，非欧盟外国学生仅在巴登-符腾堡州以及部分巴伐利亚州的高校需要缴纳学费，其中巴登-符腾堡州每学期 1500 欧元的费用相对较为温和。因此，公立大学的免费教育在争取未来专业人才的竞争中，被证明是一个不可低估的竞争优势。

在成本平均非常低廉的情况下，德国大学依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揭示了

排名的一个弱点：排名倾向于高度等级化的大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注度和资金集中在少数几所精英大学上，而这些大学则被要求在尽可能多的学科中取得顶尖成绩。但在德国，尤其是在联邦制的条件下，存在大量优秀至非常优秀、尽管并非全部出类拔萃的大学。在个别学科中，这些大学依然能跻身世界顶尖之列，例如波恩的数学或亚琛的机械工程。

此外，德国的顶尖研究经常在未被排名涵盖的非大学研究机构中进行，这些机构与大学不同，由联邦政府直接资助。这些机构似乎也没有遭受声誉损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外籍研究人员比例翻了一番，达到了近60%。因此，排名未能充分涵盖德国科学版图的广度与顶尖水平，但这些方面确实深受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青睐。

学习环境同样发挥了作用。三分之二的外籍学生表示，“生活质量”是他们决定来到德国的原因之一。在视频中，他们将德国人描述成德国人最希望被看待的样子：干净、准时、严谨。一名未来的工程师目光炯炯地讲述道，在他印度家乡最好的产品总是来自德国。现在他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学习和生活。

当然，也有不同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不在公立大学而是在收费的私立高校就读的人（约四分之一的印度学生），他们通常必须为此申请贷款，并在学习之余在低薪部门工作。其他人则提到租金高得离谱以及融入困难，尤其是在语言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他们是英语授课课程数量增加的另一面，尽管根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数据，约一半的外籍学生德语水平至少达到了B2级别。

语言能力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大多数学生希望在毕业后留在德国。德国以良好的就业市场机会和在国际比较中较为宽松的

居留规定吸引着他们：毕业生在毕业后有18个月的时间寻找一份与其资质相匹配的工作，前提是他们在此期间能够自食其力。这使得德国在所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与加拿大并列拥有最高的留存率。近一半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十年后仍居住在该国。

因此，外籍学生为德国政府带来了回报。一名毕业生在作为缴费者和纳税人两到三年后，就能抵消其学习期间的公共成本。根据DAAD的计算，从一个年级和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一名平均学生为国家带来的收益大约是其成本的八倍。来自最富裕家庭的最顶尖天才可能依然会选择哈佛或牛津，但德国同样需要处于其下一层级的专业人才。

因此，不断增加的外籍学生人数讲述了一个双重的成功故事。它指向了德国大学依然极高的声望，尤其是相对于较低的学习成本而言。同时，它也讲述了一种在公众关注较少的移民方式：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且有上进心，他们并不觉得在学习之余每周工作最多20小时担任配送员或收银员有损身份。即便到了2026年，所有人应该依然能就这类移民达成共识。

但愿如此。因为德国选择党（AfD）虽然一再强调，他们严格区分高素质移民和低素质移民，但与此同时，该党多次质疑通过协议吸引外国留学生（例如联邦政府 2022 年与印度签署的协议）。根据其自身的竞选纲领，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甚至希望普遍放弃所谓的“文化异质专业人才”。在州首府马格德堡，超过 40% 的学生来自国外，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如果该州总理很快变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那么最终会有多少人长期留在那儿，仍有待观察。 扬尼斯·科尔特曼（JANNIS KOLTERMANN）

我是如何学会热爱德国铁路的

加利福尼亚阳光明媚，但却是一个陷入交通拥堵的国家：论抵达的艺术与停滞的无奈

刚抵达洛杉矶，在拥挤的租车中心，柜台后的女士便对我热情地微笑。她询问我的近况，并称赞我的耳环很棒。“太棒了（Awesome）！”她喊道。我试图寻找其中的陷阱，但并没有。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我们开着那辆鸽蓝色的布朗科（Bronco）车停在路边查看地图。随即，好几辆车也停了下来，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这是定居者的基因吗？是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知识——在陌生领域，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存？这种认知似乎深植于基因之中。“我能帮您什么吗（How can I help）？”这句话我在加利福尼亚听到了无数次。显然，这里的自由不仅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还意味着当事情出错时，会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处理。在一个政治上渐行渐远的国家，这一点令人惊讶。

“为什么你们会有像德国选择党（AfD）这样把一切都说得很糟糕的政党？”一名美国人问我，“你们的国家拥有如此多让我们梦寐以求的条件！”随后他列举道：免学费的大学、医疗保险、解雇保护。“你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一点他也知道。“为什么你们如此不满？”目前的挑战确实很大。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必怀念德国人的坏脾气，同样不必怀念那些抱怨。读到报道说，有些德国人甚至觉得度假旅行不再有趣，因为这成了体验阶级下滑的过程。当我经过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帐篷时，我想到了这一点。

这座城市有七万名无家可归者生活在街头。一场疾病、一次被解雇或一辆坏掉的车，就足以让一个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崩塌。在这个垂直导向的社会中，顶端或许能激励人们，但缺乏安全网的坠落，则在所有人面前赤裸裸地呈现。因此，即便是在这座电影之城，公共生活通常在十点前就结束了。因为员工们在黎明时分，必须在去办公室前先去健身房。布莱希特曾嘲讽道，在美国的每一次对话都贴着价格标签。在流亡期间，他从未感到像在故乡一样自在。

除了黑面包、自动退瓶机和导演剧场，我还想念德国的什么？在美国，人们可以学会热爱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并非因为它能准时到达。但在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被汽车束缚数月之后，我对延误几乎不再感到愤怒。从此，我对 DB-Navigator 应用程序中的通知保持着淡定。恼人吗？当然。但如果能由他人驾驶，而不是必须自己开车并关注交通状况，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窗外田野、森林和城市飞速掠过，风景在变换，而你无需做任何事情就能前进。

虽然洛杉矶有一些巴士和地铁，但乘坐它们就像是一场结局未知的冒险。而离开这座城市，要么开车，要么飞行。我们在铁路系统中因为四分钟的延误而愤怒，仿佛那是某种犯罪。加利福尼亚教会了人们对“很快”的一个新定义：前往市中心 14 公里的路程，需要预留两小时的行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去看电影都成了一场冒险。

因此，洛杉矶人实际上生活在他们的车里。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在车里吃饭、打电话，孩子们在后座做作业，情侣在车里争吵，员工在车里准备会议。每个人都对“交通拥堵（Traffic）”感到心理创伤。此外，在远方，人们也会学会感激一个并非仅靠希望维持的电网。平安夜那天，我们也点着蜡烛坐着。邻居们对此只是耸耸肩，并拿出了一个应急发电机。这与节日气氛相符。反正天气也很暖和。

这座城市似乎在欢迎这种并非由自身过错导致的停顿。也许是因为在那里的“24 / 7”（全天候营业）是认真的。相比之下，我们美好的周日——那时所有店铺都关门，人们必须用周六剩下的食材凑合——在美利坚是不可想象的。在周日甚至无法睡个懒觉，因为最晚在七点半，吹叶机就开始轰鸣。邻居们在一年四季不停地打理他们的花园。

而我最怀念的，大概是时间流逝的可见之感。在加利福尼亚，日子在流逝，季节却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德国，树木落叶，黄昏提前，夜晚变得漫长。秋天终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德国式情感。它并非偶然地贯穿在从里尔克到霍夫曼斯塔尔的如此多诗篇之中。现在，秋天再次敲门而至。然后，春天终将在某个时刻到来——希望届时铁路也能恢复运行。 桑德拉·凯格尔（SANDRA KEGEL）

海伦娜·费舍尔败诉：秘密拍摄照片无需赔偿

知名流行民谣（Schlager）歌手海伦娜·费舍尔（Helene Fischer）在抱着幼子逛街时，必须接受摄影师在秘密拍摄其照片并将其出售给对此类专业照片感兴趣且将其传播的媒体这一事实。联邦最高法院（BGH）在海伦娜·费舍尔的案件（案号：VI ZR 402 / 24）中裁定，这些照片并非从一开始就不合法，且该歌手不能要求摄影师支付赔偿金。在此过程中，法院还阐述了相关基本原则。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拍摄新闻照片并将其提供给编辑部，属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规定的媒体特权适用范围。相关报道的编辑设计责任“原则上仅由媒体承担”，摄影师对此不承担责任。而且，即使是秘密拍摄的新闻照片，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被禁止。

在海伦娜·费舍尔的案例中，她于2022年5月与刚出生的女儿及母亲在慕尼黑出行，期间被一名狗仔队拍摄。法院认为，这些照片并未贬低她，也没有导致其名誉受损。照片显示的“并非家庭亲密关系中照顾孩子的私密时刻，而是在公共场合中自然的行为”。由于其“极高的知名度”，费舍尔在“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都面临着被特别关注的风险”。联邦最高法院第六民事审判庭认为，公众对她与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存在信息兴趣，这一点不能被预先否认。她是一名“公众人物”，基于由此产生的“榜样与对比功能”，被起诉的照片“原则上具有面向公众的信息价值”。

至此，海伦娜·费舍尔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再次遭到法院驳回。虽然她成功阻止了照片的进一步传播，但她要求针对不同媒体（RTL、《图片报》 / Bild、《休闲周刊》 / Freizeitwoche、《休闲评论》 / Freizeit Revue）支付赔偿金的请求失败了。随后，费舍尔向摄影师提出至少10.000欧元的赔偿要求。在柏林地方法院的一审中，她获得了大部分支持；但在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的二审中则未能获胜；现在，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她针对二审判决提出的上诉。miha.

男人与媒体之间的情况向来如此。“男人总是极其渴望表现自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道。

奥格斯坦从未满足

曾经是这样。对于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来说无疑如此。这位《镜报》（Spiegel）的创始人与格德·布塞里乌斯（Gerd Bucerius）、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和亨利·南嫩（Henri Nannen）一样，被视为战后时期最重要的出版商之一。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早期，他被认为是德国新闻界一个喧闹且不体面的“脏孩子”，是一个不信神的教会之敌、虚无主义者和护巢者。

但这一形象随后发生了变化：奥格斯坦将自己的报纸——略带自负地——理解为“民主的突击炮”，且始终“在疑虑时倾向左翼”。在 1962 年的“镜报事件”中，当时 38 岁的他被逮捕，并被塑造成了“新闻自由的偶像”。不仅如此，鲁道夫·奥格斯坦还成为了联邦德国一个公开且好斗的权威人物。

现在，在杂志创刊 80 周年之际，一本关于这位《镜报》发行人的新传记问世，书名十分贴切：《奥格斯坦——一个德国人的生活》（Augstein – ein deutsches Leben）。该书由两名前《镜报》员工撰写：长期担任副主编的马丁·多里（Martin Doerry）和曾领导文献部门的豪克·詹森（Hauke Janssen）。这是一幅关于一个反复无常且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的肖像。

两位作者写道：“人们既崇拜他，又恐惧他。（……）基本上，他对员工没什么兴趣。员工对他而言，主要是实现其自身新闻野心的工具。”奥格斯坦不允许他人与自己建立亲密关系，即便对于他们两人也不例外。这本书恰恰受益于这种“安全的距离”。它将鲁道夫·奥格斯坦变成了那个批判性视角的观察对象，而这种视角正是“他一直要求所有《镜报》记者具备的”。

奥格斯坦基金会首次提供了不受限制的文档访问权限：包括往来书信、关于出版、资金和房地产交易的资料以及捐款收据。此外，还审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地信件以及 1940 年至 1944 年间的小笔记本。

奥格斯坦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且“和谐的家庭”。父亲经营一家小照相馆，母亲是家庭主妇。鲁道夫是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1923 年 5. 11 月出生于汉诺威。他曾在房间里阅读数小时：“他无所不能，吞噬了一切。”他跳级了一年，从天主教私立学校转入文理中学。奥格斯坦记录道：“有时在理发时，我发现自己在把头发梳平，以便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拿破仑相似，这并非毫无理由。”

这个学生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诗作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一行写道：“噢上帝，我渴望伟大。”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他宣布：“我将让世界侧耳倾听，成为词典中第一个奥古斯丁。” 1941 年高中毕业后，奥古斯丁首先在《汉诺威公告报》（Hannoverschen Anzeiger）实习。一名旧同学嘲讽这位崭露头角的实习生患有“新闻业的凯撒狂妄症”。这个少年曾被希特勒吸引。他写道，“元首”是“世界上见过的最伟大的组织者”。“很少有战争能像希特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战斗那样被如此巧妙地领导。”多里和詹森指出，直到最后，这位独裁者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吸引力”——这与他“毫无保留地拒绝”纳粹政权截然不同。

奥格斯坦声称，他“实际上”一直是个逃兵，“尽管不是正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1942 年至 1945, 之间，这名年轻的士兵在东线战场度过了近两年半的时间。他所在的部队——最初是第 67 炮兵团第二营第五电池——卷入了激烈的战斗。奥格斯坦在战斗前线担任“前沿观察员”（VB）：他必须捕捉目标并报告给后方的炮兵阵地。 “作为前沿观察员的无线电员，我是电池中最危险的人。”

无可争议的是，战争改变了他：“他性格中那种狂热、理想主义的一面，被一种冷静的、有时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强硬所取代。”战争结束后，他在《汉诺威新闻报》（Hannoverschen Nachrichtenblatt）担任编辑。1946年，他转职到由英国新闻官约翰·查洛纳（John Chaloner）拥有的《本周》（Diese Woche）杂志。后者希望创办一本效仿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新闻周刊。

奥格斯坦与摄影师罗曼·斯滕普卡（Roman Stempka）以及编辑格哈德·鲁道夫·巴什（Gerhard Rudolf Barsch）共同购买了该刊物的许可。1947年1月4.，第一期以新名称面世：《镜报》（Der Spiegel）。然而，纳粹主义当时依然无处不在。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期间，该刊雇佣了曾卷入纳粹政权罪行的员工。两名前党卫军（SS）上尉霍斯特·曼克（Horst Mahnke，部门主管）和格奥尔格·沃尔夫（Georg Wolff，副主编）获得了晋升。此外，该刊还发表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文章。多里（Doerry）和詹森（Janssen）的研究基于出版人卢茨·哈赫迈斯特（Lutz Hachmeister）的调查，后者在 90 年代末首次揭露了该杂志内部的“褐色泥潭”。这位记者认为，《镜报》那种“快乐的双重标准”尤为令人震惊：“即对他人和机构的纳粹过去进行调查，而对自己则陷入借口和安抚之中”。

《镜报》创始人的形象正在崩塌：一部关于鲁道夫·奥格斯坦的传记揭露，这位出版商在编辑部雇佣的前纳粹分子和党卫军成员数量比此前已知的还要多。

现在，多里和詹森发现，在编辑部工作的前纳粹和党卫军官员数量明显高于之前的预期。奥格斯坦在起用前党卫军人员时表现出的那种不计后果，不能用无知来解释。党卫军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奥格斯坦后来承认，他是出于“实用性考虑”雇佣这些员工，因为他们拥有他认为“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专家知识”。

此外，一些曾为纳粹报刊撰稿并在国防军宣传连服役的前纳粹分子也被招入编辑部。除了戈培尔的助手威尔弗雷德·冯·欧文（Wilfred von Oven）和共同出版人罗曼·斯滕普卡外，还包括另外八个人。年轻时的奥格斯坦本人也曾为由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创办的纳粹周刊《帝国》（Das Reich）撰稿。在招募有纳粹背景人员的过程中，汉斯·德特莱夫·贝克尔（Hans Detlev Becker）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曾是纳粹党（NSDAP）成员——在公司担任职务的人员中，至少还有另外十个人也是如此。

奥格斯坦始终渴望与那个时代的权势人物抗衡。他的第一个对立面是康拉德·阿登纳。关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他曾表示：“我希望这个男人从德国政坛消失。”在奥格斯坦看来，这位基社盟（CSU）的国防部长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且性格不稳定。威利·勃兰特曾咒骂这份报纸是“烂报纸”。随后，赫尔穆特·科尔和约什卡·费舍尔也成为了他的对手。但这还不足以满足奥格斯坦。在 60 年代，他向《时代》周刊（Zeit）的出版商格德·布塞里乌斯抱怨，他在自己的编辑部里感觉像个“异类”，无法“贯彻”自己的意见：“我的员工们只是知道了我的想法，但并不传播。这就是一座监狱，有时我想从中逃脱。”因此，奥格斯坦的自我实现欲将他推向了实际政治。1972 年 12 月，他代表自民党（FDP）进入联邦议院。他的竞选花费了大量资金（50万德国马克），起初由《镜报》出版社出资。尽管如此，他并不适应这个角色。在一段电视片段中可以看到，这位竞选者试图带着一个小男孩骑滑板车，但孩子不想骑并哭了。这部《全景》（Panorama）纪录片的作者是斯特凡·奥斯特——他是奥格斯坦任命的最后一位《镜报》主编，因此奥格斯坦在之后八年里再未与这位出版人交谈。他在政坛的客串在约三个月后结束。

拉尔夫·达伦多夫将奥格斯坦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他有着强烈的自由需求且持有民族主义思维。多里和詹森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忠于自己青年时代盛行的偏见。他的爱国主义引导他采取了一些令人质疑的立场：例如他反对欧盟，或他对阿登纳亲西方政策的批评。他对以色列政策的严厉谴责被视为持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证据。另一方面，奥格斯坦也意识到，威利·勃兰特的缓和政策是必要的，且统一进程不可阻挡。

此外，书中还揭露了奥格斯坦的私生活。他有过多次婚外情。多里和詹森描述了一些事件，其中《镜报》主编“纠缠”女性，“他向她们施压。可以证明他有时——尤其是当他处于醉酒状态时——会对她们进行摸索和肢体骚扰。”直到今天仍有证人。他深知没有人会追究他的责任。他饮酒量很大。在生命尽头，他又患上了癌症和肺炎。由于依赖安眠药和镇静剂且几乎失明，他给人一种神志不清的印象。但他仍希望保持存在感：“如果我不能再写作，那我也可以直接死了。” 2001 年和 2002 年以他名义发表的大多数评论，实际上是由编辑受其委托撰写的。

这位《镜报》创始人于 2002 年 11 月去世，享年 79 岁。奥格斯坦的女儿弗朗齐丝卡称她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道德，但有标准的人”。作者总结道：“鲁道夫·奥格斯坦的思维始终围绕着他自己。更高的价值和权威对他而言并不适用。他对真理的处理方式更多是战术性的且以结果为导向。”这部传记写得极其出色，语调冷静，陈述客观，评判清晰。多里和詹森并没有为他们前任老板开脱。他们“直言不讳”——从而践行了奥格斯坦从作家费迪南德·拉萨尔那里借用的格言。

奥格斯坦通过《镜报》创造了一种媒体，这种媒体最终超出了他的掌控，并最终超越了他本人。这位不安分的权力追求者无法忍受这一点。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65年与他见面后，告知汉娜·阿伦特：“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我感觉到了某种亲近，随后又是深渊。”这位哲学家所指的含义，在马丁·多里和豪克·詹森所著的书籍中得到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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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召唤咒语

英国喜剧演员麦肯齐·克鲁克（Mackenzie Crook）创作了一部如传奇般的剧集：在《小先知》（Small Prophets）中，一名男子试图探寻女友失踪的去向。他培育出了一些据称拥有预知能力的小生物。

这种秋日的光影和吉他声。人们想在这部剧散发出的温暖中无尽地浸润。它充满关怀且富有人性，同时也像童话一样。饰演主角迈克尔（Michael）的皮尔斯·奎格利（Pearce Quigley）表现得极其出色。迈克尔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古怪之人，他的样子就像他那杂草丛生的花园一样饱经风霜。他将脸隐藏在浓密的胡须之后。经常在剧院舞台上演出（例如在伦敦环球剧院饰演“法斯塔夫”）的奎格利，因此几乎只能依靠眼睛和声音来表演。但每一个眼神都精准到位，每一个词语亦然。在《小先知》中，他能在刹那之间从深沉的生存悲哀切换到冷幽默，然后又迅速切回。

故事开始时，年轻时曾担任水下焊工的迈克尔，开着一辆破旧的福特 Capri 前往工作岗位。他在一家建材超市担任销售员，经常迟到，无视刻板的店长戈登（Gordon，麦肯齐·克鲁克 饰），并礼貌地让那些愚笨的顾客吃闭门羹：“你们有水桶吗？”一名DIY爱好者在摆满数百个水桶的墙前问道。迈克尔回答道：没有，那太老土了，现在没人要。在回程途中，迈克尔顺道去养老院看望父亲。布莱恩（Brian，迈克尔·帕林 饰）用书本、鸡蛋托、拼字游戏架和玻璃杯搭建弹珠轨道。但认知障碍症在不断恶化。他时而甚至忘记了迈克尔的伴侣克莉亚（Clea）已经失踪。七年前的一个圣诞之夜，她离开了家，最后只在桥边发现了她的汽车。

如果将故事的起点如此概括，听起来就像是纯粹的煽情。在迈克尔居住的小房子里——一座搬家纸箱堆到天花板的建筑，其状态让热爱秩序的邻居（乔纳森·波因廷 饰）感到

皮尔斯·奎格利饰演迈克尔 照片来源 Apple TV

眼中钉——那里依然摆放着那个夜晚的圣诞树和礼物桌。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庸俗。

像奎格利这样水准的演员能迅速打破这种氛围。此外，静谧的幽默感起到了抵消作用。人们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部带有韦斯·安德森风格的讽刺职场喜剧，或者一部离奇的惊悚片。镇上的许多人自克莉亚失踪以来就认为迈克尔是个杀人犯。

这两者都错了。在 Cinder Well（阿米莉亚·贝克 饰）持续演奏的新民谣背景音乐中，故事转向了奇幻方向：孤独的迈克尔思念着克莉亚，并质疑她在失踪时是否爱过他，此时他发现了一本炼金术笔记本。书中用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话描述了如何创造人工生物，即超自然聪明的“人造人”（Homunkuli）。关于原材料和召唤咒语的说明，听起来并不比迈克尔在建材超市熟悉的“DIY”更复杂。他在花园里开始动手，希望培育出六个拥有预知能力的小人。

就像《小先知》所允许的煽情一样，这些场景也是一种冒险。一切取决于分寸的把握和演员的演技。但凭借其细小的荒诞感，这部剧找到了一条稳健且近乎自然的路径。奎格利扮演的不是一个巫师，而是一个绝望地寻找答案的被遗弃者。对他而言，这些实验意味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与此同时，他与建材超市的年轻同事凯西（Kacey，劳伦·帕特尔 饰）建立了纯粹的友谊。当凯西拿起铲子清理迈克尔为了培育“人造人”而运到车道上的粪便时，这显然具有象征意义。

这部令人感到慰藉且舒心的故事是由饰演戈登的麦肯齐·克鲁克（Mackenzie Crook）编写的，他以沉稳且不紧不慢的节奏对其进行了执导。每个人都熟悉这位身材瘦长的英国人，他曾在《办公室》（The Office）中饰演古板的加雷斯，在《加勒比海盗》中饰演一名木眼海盗。但事实上，他早已作为编剧和导演崭露头角。他在2014年创作了电视精品剧《探测员》（The Detectorists），用一个关于生命中真正幸福的安静故事，对抗那些喧闹的喜剧形式——而其中的主角则是金属探测爱好者。

皮尔斯·奎格利（Pearce Quigley）当时饰演其中一人，一个配角。而在新剧中，克鲁克再次以极大的细致精心塑造角色，奎格利饰演的迈克尔（Michael）成为了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关于态度以及人际交往中善良的故事。迈克尔认为这些至关重要，即使面对令人厌烦的停车场管理员，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一个如此努力地给予伴侣爱与关怀的人，为何仍会被抛弃？这就是一直困扰迈克尔的想法。这个问题只有在BBC已经订购的续集中才能得到最终的解答。马蒂亚斯·汉内曼（MATTHIAS HANNEMANN）

《小先知》（Small Prophets）在 Apple TV+ 上播出

周五电视节目 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ARD

9.0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66). 侦探剧。《处方之死》 9.55 Morden im Norden (67). 侦探剧。《第二次机会》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303 / 9). 问答节目 11.15 Gefragt – Gejagt (1009 / 1070). 问答节目 12.00 ZDF-Mittagsmagazin. 信息娱乐节目 14.00 14.10 Rote Rosen (4395 / 4400). 连续剧 15.00 15.10 Sturm der Liebe (4648 / 4665). 连续剧 16.00 16.10 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5 / 13). 动物园纪录片。《一次棘手的家庭聚会》 17.00 17.15 Brisant. 杂志节目 18.00 Gefragt – Gejagt (1056 / 1070). 问答节目 18.50 Quizduell-Olymp (573 / 589). 问答节目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体育杂志 19.50 Wetter vor acht（八点前天气预报）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八点前经济新闻）

20.00 20.15 Einspruch, Schatz! – Rosenkrieg（反对，亲爱的！——玫瑰战争） 德国律师剧，主演：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Karmela Shako, Jochen Busse. 导演：Josh Broecker, 2026

21.45 Tagesthemen（今日话题）含天气预报 22.20 WaPo Bodensee (60) 侦探剧。《玩火》

23.10 Sportschau（体育新闻）足球德甲联赛。 多特蒙德 – 维尔德布雷门 / 德乙联赛。第 7 轮 23.55 House of Yang (1 / 6) 悬疑剧。《杰西》

0.20 House of Yang (2 / 6) 悬疑剧。《已经发生过一次》

0.50 of (3 / 6) 悬疑剧。《墙上的花》

1.20 of (4 / 6) 悬疑剧。《你可以把她带回来》

1.45 of (5 / 6) 悬疑剧。《我爱过她》

2.05 of (6 / 6) 悬疑剧。《林波》 2.28

ZDF

5.10 hallo deutschland. 娱乐杂志 5.30 ARD-Morgenmagazin. 信息娱乐节目 9.00 9.05 Volle Kanne - Service täglich. 信息杂志 10.30 Notruf Hafenkante. 侦探剧。《大局》 11.15 SOKO Stuttgart. 侦探剧。《画家》 12.00 ZDF-Mittagsmagazin. 信息娱乐节目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今日-在德国）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烹饪秀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娱乐节目 16.00 - in Europa（今日-在欧洲） 16.10 Die Rosenheim-Cops. 侦探剧。《最后的遗愿》 17.00 17.10 hallo deutschland. 娱乐杂志 18.00 SOKO Wien. 侦探剧。《我和埃里克共餐》 19.00 19.20 Wetter（天气预报） 19.25 Bettys Diagnose. 医院剧。《破灭的梦想》

20.15 足球女足国际赛 德国 – 澳大利亚。卡尔斯鲁厄现场直播。直播

22.35 -show “-show” 将电视新闻世界颠覆。Oliver Welke 以讽刺、幽默且犀利的方式评论当前政治和新闻节目中的电视画面。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讽刺秀。 主持人：Jan Böhmermann

23.35 aspekte 2026年法兰克福书展 —— 书籍、生物、比特与字节

0.20 journal update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 访谈节目。Thea Dorn 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讨论书籍

1.20 hallo deutschland 《消失的球》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 德国喜剧，主演：Silke Bodenbender, Christian Erdmann, Hanna Plaß, Inga Dietrich, 2025

ARTE

8.55 乘坐火车穿越南非东北部。纪录片 9.40 乘坐火车穿越爱沙尼亚。纪录片 10.25 乘坐火车穿越北海道。纪录片 11.25 Re: 系列报道 11.55 与露西共餐——厨房技巧。纪录片。核桃 12.25 城市、乡村与艺术。杂志。包括：巴黎 13.10 城市、乡村与艺术特辑。杂志。马德拉 14.00 凤凰。德国剧情片，主演：妮娜·霍斯，2014 15.50 与露西共餐——厨房技巧。纪录片。蘑菇 16.20 北美丛林。纪录片。包括：隐藏的森林 17.50 未知的马达加斯加。纪录片。包括：狐猴丛林 19.20 Arte 新闻 19.35 开诚布公——焦点。信息杂志 19.40 Re: 报道。土耳其客工路线

20.15 盖尔塔与深渊边缘的世界 (1 / 2) 德 / 法 / 捷剧情片，主演：巴博拉·瓦霍娃、米莱娜·斯坦马斯洛娃、约翰·冯·比洛、克里斯蒂娜·巴丁科娃·诺瓦科娃、奥斯卡·赫斯。导演：托马斯·马辛，2026。布尔诺，1944：年轻的盖尔塔作为一名捷克母亲和德国父亲的女儿，在两种身份之间成长。战争结束时，尽管她并无过错，却成为了仇恨与报复的目标。

21.35 盖尔塔与深渊边缘的世界 (2 / 2) 德 / 法 / 捷 剧情片，2026

23.05 约翰·柯川——爵士乐之息 美国纪录片。 导演：约翰·谢恩菲尔德，2016

0.40 塞隆尼斯·蒙克与潘诺尼卡 人物志。一个美国故事

1.45 黑蝴蝶 (6 / 6) 剧集

2.50 开诚布公

3 sat

8.05 阿尔卑斯全景 8.30 ZIB 8.33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9.45 nano 10.20 登高——海拔 3000 米以上的瑞士。策马特航空的救援医护人员——阿尔卑斯山的梦想职业 11.05 多纳特在路上：关于山羊、婚礼与器官捐献 11.35 以视代听。艺术遇见手语：ABC——始终在沟通——手语电视——克里斯汀·孙·金——CK 12.05 秘术的魅力 13.00 37"生活。资金短缺：工作却依然贫困 13.30 桑给巴尔——贫困与崛起之间的梦想之岛 13.45 动物超级英雄。包括：狩猎大师 18.15 Nano：操纵。当教练指导变成危险 19.00 今日新闻 19.20 文化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20.15 革命的诡异轻盈 德国剧情片，主演：雅尼娜·福茨、费迪南德·莱曼、因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赫尔贝、蒂穆尔·巴特尔斯。导演：安迪·费彻，2021。弗兰卡加入了一个政治活跃的环保组织。

21.45 体验之旅 狂风之西——布列塔尼。布列塔尼：古老的墙垣、美食、数千年的文化，甚至拥有自己的语言。大西洋决定了法国西北部那里的生活。 22.00 ZIB 2

22.00 ZIB 2 22.25 L.A. 机密 美国惊悚片，主演：罗素·克劳、盖·皮尔斯、凯文·史派西、金·贝辛格。导演：柯蒂斯·汉森，1997 0.35 10 点前 10 分

1.05 extra 3 特辑：现实的疯狂 讽刺杂志，主持：克里斯蒂安·埃林 1.35 欢迎来到奥地利

RTL

9.00 GZSZ (8625) 9.30 Unter uns (7973) 10.00 Ulrich Wetzel (314)。傲慢的女儿因冷冻疗法设备而冻伤 11.00 Barbara Salesch (268)。为什么诡异的独行侠想用迷药除掉年轻的咖啡馆女老板？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444)。贪财的模特是否用致命真菌毒死了丈夫？ 15.55 Ulrich Wetzel (331)。坑里的男人——隐居奶奶是否将彩弹射击者困在了坑里？ 17.00 Ulrich Wetzel – 青少年法庭 17.30 Unter uns (7974)。一个新的受害者 18.00 Explosiv (196) 18.30 Exclusiv (196)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50)。洗脑 19.40 GZSZ (8626)。每日肥皂剧。消失的 Vinksy

20.15 Ninja Warrior Germany – 德国最强秀 (2) 游戏节目。主持：Anna Fleischhauer, Wolff-Christoph Fuss, Jan Köppen

23.15 Gladiators – 巨人之秀，第一部分 (4) 主持：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0.00 RTL Nachtjournal 0.25 RTL Nachtjournal Spezial：瑞典女王西尔维娅访谈 (107) 访谈节目

0.45 Gladiators – 巨人之秀，第二部分 (4) 主持：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nnen

2.25 CSI: Miami (22) 犯罪剧。紧急情况！主演：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逃犯 Jack Toller 成功摆脱了 Horatio 和 Frank。在逃亡过程中，Toller 杀死了一名女性并绑架了一名女孩。

www.faz.net / tv

SAT 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资讯娱乐。主持：Alina Merkau, Daniel Boschmann。嘉宾：Shirin Williams, Sascha Zöller, Dominique Boniecki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法庭秀。恐怖之屋 / 土耳其比萨 / 关键点 / 被诱导谋杀 / 围裙猎人 15.00 Auf Streife – 新任务。真人肥皂剧。狂欢之旅 16.00 Auf Streife。真人肥皂剧。禁入令依然有效 17.00 Notruf。资讯杂志。历经艰辛。主持：Bärbel Schäfer 17.30 Notruf。资讯杂志。主持：Bärbel Schäfer 18.00 Lenßen hilft。纪录肥皂剧。走出世界 / 离线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医疗剧。谎言的艺术 19.45 Sat.1 :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真人秀。 主持：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Late Night Show 娱乐节目。主持：Jochen Bendel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直播 真人秀

ZDF Neo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9.40 Duell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犯罪剧。甲板上的谋杀 / 心中的火 / 回归者 / 游戏 15.40 The Rookie。犯罪剧。风险 / 恶血 17.05 Suits。不请自来的客人 / 肾脏交易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孤岛 / 血脉中的板球 21.55 Suits。新游戏 / 被恐吓 23.20 Like a Loser。苦涩的严肃 23.45 heute-show 0.20 Unseen

Phoenix

5.30 ARD-Morgenmagazin。资讯娱乐 8.30 phoenix vor ort。纪录片 14.45 plus。纪录片 16.00 Maybrit Illner。访谈节目 17.05 针对普京的社交媒体反抗。纪录片 17.30 tag。纪录片 18.00 Harald Lesch。纪录片。... 以及恐惧中的世界 18.30 关于自有品牌的真相。纪录片 19.15 关于折扣价的真相。指南 20.00 Tagesschau 20.15 地球上最大的河流。纪录片。亚马逊河 / 尼罗河 / 密西西比河 22.30 厄立特里亚 – 在封闭与突破之间。报道 23.00 tag。纪录片 0.00 persönlich。访谈节目 0.30 纳粹家族。纪录片

Pro Sieben

10.10 Young Sheldon 10.35 2 Broke Girls 11.05 Two and a Half Men 12.00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20 The Middle 14.15 Young Sheldon 14.40 2 Broke Girls 15.10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News 18.10 Die Simpsons 19.05 Galileo 20.15 Tenet。美 / 英 惊悚片，2020 23.20 Oppenheimer。美 / 英 传记片，主演：Cillian Murphy，2023 2.45 News

Tele 5

15.00 星际迷航：传奇 15.07 星门 (9)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门 (10) 17.10 星门：亚特兰蒂斯 (13) 18.10 星门 20.10 Postillon 电视节目 (15) 20.15 超自然公路旅行：斯威特斯普林斯疗养院 / 西弗吉尼亚州监狱 22.00 你是下一个。美国恐怖片，2011 23.55 德州电锯杀人狂：回归。美国恐怖喜剧，1995 1.35 电视购物

KIKA

12.20 加菲猫秀 12.55 超级快乐魔法森林 13.15 欧内斯特与丽贝卡 13.40 胡椒粒 (267 / 283) 14.10 爱因斯坦城堡 15.00 在巴黎寻找我——穿越时空的舞蹈 15.50 谎言迷宫 (6 / 9) 16.15 力量姐妹 16.40 山羊女孩 17.00 加菲猫秀 17.25 蓝精灵 17.50 兔子学院——小兔学校 18.10 捣蛋小猪 18.35 鼠标屋里的萨姆与朱莉娅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罗宾汉 19.25 logol 19.30 恶作剧——四月，四月。德 / 瑞青少年电影，2024

Hessen (黑森州)

8.20 顾问 8.50 北极熊、猴子等 (175) 9.40 50k。存在差异——为什么女性必须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 9.55 她赚钱——金钱。权力。公正。 10.25 红玫瑰 (4394) 11.15 爱之风暴 (4647) 12.05 柏林不长橙子树。德国剧情片，主演 Kda Khodr Ramadan，2020 13.30 柏林水警 (10)。死亡之舞 14.20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 (153)。1.600转的谋杀 15.10 绝佳谋杀 (35)。亨加施的幽灵 16.00 你好黑森 16.45 黑森新闻 17.00 你好黑森 17.45 黑森新闻 17.55 黑森新闻体育 18.00 maintower 18.25 关键点 18.45 顾问 19.15 所有天气！ 19.30 黑森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犯罪现场：光。德国犯罪系列剧，主演 Melika Foroutan，2025 21.45 黑森新闻 22.00 NDR 谈话节目 0.00 被定罪！真实刑事案件对话 (118) 1.20 ARD 犯罪时间：史塔西报复还是抢劫谋杀——谁枪杀了汉斯·普吕施克？ (1) 1.50

德语说唱理想

NDR (北德广播电台)

8.10 爱之风暴 (4647) 9.00 北方杂志 9.30 汉堡日志 10.00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杂志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你好下萨克森 11.30 关键点 11.55 北方报道 12.25 挚友 (322) 13.10 挚友——年轻医生 (265)。被低估 14.00 北方报道。为了狗狗付出一切——汉堡完全汪汪 / 对困难狗狗的大心肠——动物收容所负责人的持续任务 15.00 信息 15.10 博登湖水警 (23)。致命的沉默 16.00 信息 16.15 谁知道这个？ (1155) 17.00 信息 17.10 豹子、海熊等 (90) 18.00 地区新闻 18.15 北方报道 18.45 DAS! 红色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北方故事。易北河上的凤凰——汉堡领航拖船的7次生命 21.15 用勇气、砂浆和数百万建议。一座城堡：60间房，100扇窗 21.45 信息 22.00 谈话节目 0.00 深刻且清晰 1.15 谈话

节目

RBB (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

8.30 rbb24 晚间新闻 9.00 挚友。开放的工地 / 误解 10.30 挚友——年轻医生 (131)。平起平坐 11.15 长颈鹿、猫鼬等 (234) 12.05 北方谋杀 (121)。爱情谎言 12.55 Quarks。如果你戒酒会发生什么？ 13.10 rbb 花园时间。关于气候友好型植物的建议 13.40 北方谋杀 (122)。严苛考验 14.30 琥珀渔夫。德国浪漫片，主演 Heiner Lauterbach，2005 16.00 rbb24 16.15 挚友——年轻医生 (132)。赌博 17.05 熊猫、大猩猩等 (235) 17.53 沙人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30个再次访问弗里德瑙的原因 21.45 地区新闻 22.15 70年代最伟大的流行文化金曲 (1 / 6) 0.15 金与克劳斯 1.00 汉娜·阿伦特。德 / 法 / 卢传记片，2012

ARD，23.55时，杨之屋：杰西（Elisa Hofmann 饰）面临着令人不快的回忆。照片 SWR

WDR

8.40 欧洲杂志 9.10 地区新闻 9.40 谁知道这个？ 10.25 花园与美食 (4 / 6) 11.10 家乡探险 11.55 大象、老虎等。它们只想玩耍 12.45 最新消息 13.00 海豹、美洲狮等。动物园的早晨 13.50 犀牛、斑马等。企鹅出动 14.20 退休警察。机构 / 老古董 16.00 最新消息 16.15 此地今日 18.00 最新消息 / 地方时间 18.15 真的吗？捡漏还是风险？假球鞋的大生意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萨宾·海因里希——水上游北威州 (2 / 4)。从莱茵河到伦讷河 21.00 约翰·柯尼希发现。动物是奇妙的 21.45 最新消息 22.00 科隆聚会 0.00 德国，我吻你的心 1.00 科隆聚会

MDR

8.05 爱之风暴 (4647) 8.55 挚友——年轻医生 (390)。攻势 9.45 问答决斗——奥林匹斯 (506) 10.35 大象、老虎等 (482) 10.58 最新消息 11.00 挚友。唯有真相能使人自由 / 敢看谁！ 12.30 海景诊所。审判。德国医疗剧，主演坦雅·韦多恩，2018 13.58 最新消息 14.00 MDR 2点档 14.25 大象、老虎等 (417) 15.15 谁知道这个？ (1082) 16.00 MDR 4点档 17.45 最新消息 18.10 关键点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消息 19.50 大象、老虎等 (1199) 20.15 山间音乐。多米尼克·格勒布在韦登费尔瑟地区旅途 21.45 最新消息 22.00 河船 0.10 奥尔森帮设定方向。丹麦喜剧，1975 1.50 theilmann。德国短片，2022

SWR

10.20 铁路浪漫 (833) 10.50 爱之风暴 (4647) 11.40 积极与健康 (8) 12.10 ARD自助餐精选。弗洛里安·韦伯的快速料理 12.55 奶奶恋爱了。德国喜剧，主演弗洛里安·潘兹纳，2018 14.25 谁知道这个？ (1147) 15.10 胡伯特与施塔勒 (70)。清洗，切割，除掉 16.00 地区新闻 16.05 咖啡或茶 17.00 地区新闻 17.05 咖啡或茶 18.0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家乡探险。在孚日山脉徒步 / 穿梭阿尔萨斯的享受之旅 21.45 地区新闻 22.00 夜间咖啡馆。关于罪责与羞耻 23.30 皮埃尔·M·克劳斯的短途旅行。埃丁·哈萨诺维奇过着狗的生活 / 维加尔德·博宁在公众面前脱衣 0.25 案件剖析。法国心理惊悚片，2023

BR

9.00 电视体操 (4) 9.15 家就是家。秘密维持最久 / 谁偷了五月柱？ 10.15 犀牛、斑马等 (327) 11.05 荒野冒险 11.50 积极与健康 12.20 剪辑片段 12.50 挚友 (838)。大孩子，大烦恼 13.35 北方谋杀案 (119)。爱我吧 14.25 谁知道这个？ 15.10 问答决斗-奥林匹斯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晚间新闻 18.30 BR24 19.00 我们的土地 19.30 马库斯·法恩的山间小屋 (4)。与自然和谐共处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瓦茨曼调查。奶酪公主 / 死两次 21.50 BR24 22.50 不可收买的人。美国犯罪片，主演凯文·科斯特纳，1987 0.45 Shorta——街道法则。丹麦惊悚片，2020

RTL 2

13.55 SOS——救援行动。毁灭之旅 / 水准之下 16.00 新闻 16.05 哈茨与衷心——日复一日 奔驰营地 (86)。过去的阴影 17.05 哈茨红金 (27)。纪录片真人秀。一切重新开始 18.05 哈茨与衷心——日复一日 奔驰营地 (87)。纪录片真人秀。秘密仰慕者 19.05 柏林——日与夜 (3785)。日剧。赢家与输家 20.15 绝顶魔术师 (Now You See Me)。美国惊悚片，主演杰西·艾森伯格，2013 22.30 疾速追杀3。美国动作片，主演基努·里维斯，2019 0.55 潜伏第七章。加拿大 / 美国恐怖片，2010

Super RTL

11.15 照顾熊 (Glücksbärchis) – 探索魔法 11.40 芭比 (Barbie) – 隐藏的魔力 (25) 12.05 灰熊与旅鼠 (Grizzly & die Lemminge) 12.35 桑德曼一家 (Die Thundermans) (25) 13.05 太迟了！(Voll zu spät!) 13.45 乐高忍者：龙之崛起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5) 14.15 艾文!!! (Alvinn!!!) 14.40 翡翠铠甲 (Jade Armor) (3) 15.10 长胡子拉娜 (Lana Longbeard) 15.40 史酷比 (Scooby-Doo) (14) 16.05 宝可梦地平线：系列剧 (Pokémon Horizonte: Die Serie) (6) 16.35 海绵宝宝 (SpongeBob) 17.15 潜水员吉姆 (Submarine Jim) 17.40 太迟了！(Voll zu spät!) 18.20 史酷比 (Scooby-Doo) (15) 18.50 艾文!!!与花栗鼠 (Alvinn!!! und die Chipmunks) 19.40 伍兹尔·古兹尔 (Woozle Goozle) 20.15 亚当斯一家 (Die Addams Family)。美国动画电影，2019 22.00 亚当斯一家 2 (Die Addams Family 2)。加拿大 / 美国动画电影，2021 23.45 女巫女巫 (Hexen hexen)。英国 / 美国喜剧，1990 1.30 电视购物节目

Kabel 1

8.20 Bull。剧情剧。春街的披萨 / 煽动 10.10 Castle。侦探剧。真理 11.05 MacGyver。动作剧。婚礼庆典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侦探剧。复仇任务 13.00 Castle。侦探剧。病毒 / 最后的动作英雄 14.50 Bull。剧情剧。击中腿部的枪击 15.50 新闻 16.00 Bull。剧情剧。不要说话！ 16.55 每日生活冒险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升级改造热气球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Mein Lokal, Dein Lokal)。烹饪秀，“Marx & Schneider”，科隆 18.55 注意检查！(Achtung Kontrolle!) 真人秀。酒店测试员 Carsten Hennig 在不来梅进行检查 20.15 NCIS (Navy CIS)。侦探剧。计划 / 元素 116 / 万圣节 / 骷髅 0.15 The Irrational。夫妻问题 1.10 新闻 1.15 NCIS (Navy CIS)。计划 / 元素 116

Vox

9.35 VOX 新闻 9.40 CSI。爱的负担 / 堕落天使 / 与死亡调情 12.20 CSI: Miami。所有人都在视线中 / 美丽有其代价 / 每个人都轮到一次 15.00 购物女王 (Shopping Queen)。第 5 天：Sylvi，汉堡 16.00 Guido 的装饰女王 (Guidos Deko Queen) (65)。真人秀。第 5 天：Roxy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16)。纪录片真人秀 18.00 First Dates 19.00 完美晚餐 (Das perfekte Dinner)。第 5 天：David，弗赖堡 20.15 再见德国！(Goodbye Deutschland!) 纪录片真人秀。桑给巴尔：Franz Schmidt 和哥斯达黎加：Martina Franz / Sabrina Schiefer 和 Clint，蒙大拿 + Lovely Ibañez，意大利 0.10 VOX 新闻 0.30 法医探案 (Medical Detectives)。火热的线索 / 致命的家访 / 致命半径 / 致命细菌 / 错误线索 / 金钱还是爱情

ARD-alpha

8.30 电视体操 (Tele-Gym) (3) 8.45 全景图 10.00 剪辑素材 10.30 积极与健康 11.00 北方之旅 11.45 尊重简报 12.05 日间对话 13.00 电视体操 (Tele-Gym) 13.30 nano 14.00 多才多艺的大麻 —— 来自田间的裤子和建筑材料 14.45 站点 (Stationen) 15.15 运动鞋 —— 运动鞋的大交易 16.00 拥有星球大战、超级英雄等收藏品的生活 16.30 这值得吗？ 16.40 热带岛屿 17.30 在 Schilcher 葡萄酒之乡 18.15 国家杂志 18.45 42 ——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19.15 气候时间 19.30 Euromaxx 19.55 八点前的知识 —— 地球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乘火车穿越蒙古 21.00 夜间的慕尼黑 (1962) 21.50 乡村的节拍 (1966) 22.30 柏林提供节拍 (1968) 22.55 院子的小窗 —— 披头士 (1966) 23.10 回到舞台：Hundsbuam Miserablige 23.55 回到舞台：Broadlahn 0.40 The Day 1.10 20 年前的日间新闻 1.25 Bob Ross 1.55 太空之夜

WELT

每小时新闻 12.30 午间世界 12.45 午间股市 13.15 午间报道 13.30 -专题 14.15 新闻室 14.50 Icon TV 15.20 新闻室 15.55 股市快讯 16.30 新闻室 16.55 股市快讯 17.15 -专题 17.45 Deffner & Zschäpitz 18.15 我的 —— 我对当日的看法 18.30 晚间报道 20.10 我的 —— 我对当日的看法 20.15 边境巡逻南美 23.55 极速 —— 最壮观的行车记录仪片段 1.30 边境巡逻南美

ntv

每小时新闻 9.30 新闻 9.40 ntv 经济 10.30 新闻 10.40 经济 11.30 新闻 11.40 12.30 新闻特辑 13.15 13.30 新闻特辑 14.15 14.30 新闻特辑 15.30 15.40 服务 16.15 16.30 新闻特辑 17.15 17.30 海外报告 18.30 18.40 初创企业 19.15 19.30 新闻特辑 20.15 极端天气：洪水现象 / 龙卷风现象 22.05 重大灾难 (3) 23.15 23.30 重大灾难 (6) 0.25 历史帝国

CNN

6.00 The Story Is With Elex Michaelson。纪录片 7.45 World Sport。杂志 8.00 CNN Newsroom 9.45 World Sport。杂志 10.00 Newsroom 11.00 Headline Express。信息杂志 12.00 This Morning 13.00 News Central 14.30 体育杂志 15.00 Connect the 15.45 体育杂志 16.00 Connect the 17.00 One 19.00 Amanpour。信息杂志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纪录片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体育杂志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纪录片

周五广播

广播剧

19.03 广播剧 – 犯罪类 – WDR 3 Lovebox。导演：Burkhard Ax

古典音乐

9.05 古典音乐论坛 – WDR 3 包括：朱塞佩·威尔第：歌剧《茶花女》1. Akt 前奏曲 / 何塞·怀特：古巴美女（La bella cubana），由豪尔赫·阿拉贡改编为管乐与管弦乐版

13.05 午间音乐会 – SWR Kultur 包括：卡米尔·圣-桑：Sinfonie Nr. 2 a-Moll op. 55 / 克拉拉·舒曼：6 Lieder 为独唱与钢琴而作 op. 13, 大提琴与钢琴版本 / 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主是我的牧者》

18.03 古典之星 – BR-KLASSIK 包括：卡尔·玛利亚·冯·韦伯：《自由射手》，3. Akt 中安妮的宣叙调与咏叹调 /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伊多梅诺》，3. Akt 中伊利亚的咏叹调 / 鲁弗斯·温赖特 / 菲利普·罗斯曼：《告别》（Farewell）

20.00 音乐会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音乐节。 乌尔里希斯胡森，节日谷仓。丽贝卡·克拉克：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 库尔塔格：向罗伯特·舒曼致敬（单簧管、中提琴与钢琴，op. 15d） /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Streichquintett Nr. 2

20.03 musica viva 音乐会 – BR-KLASSIK 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马蒂亚斯·平彻。 包括：达里乌斯·米约：《世界创造》，序曲 / 丽莎·斯特赖希：《早晨与夜晚》 / 弗朗切斯科·菲利代伊：《上之水与下之水》。

22.03 管风琴音乐 – BR-KLASSIK 北德管风琴大师。包括：尼古劳斯·布鲁恩斯：G大调前奏曲 / 马蒂亚斯·韦克曼：Magnificat secundi toni / 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小调帕萨卡利亚

爵士、流行、摇滚

17.50 六点前的爵士乐 – SWR

夏洛特·佩尔根：My love / Spring 22.03 爵士乐 – WDR 3 Kind Of Grunge & Jazz。包含纽约鼓手 Ulysses Owens Jr and Generation Y、丹妮·西西利亚诺、赫比·汉考克以及卡伦·索萨等人的音乐。

23.03 爵士时光 – BR-KLASSIK BR俱乐部音乐会，地点在 Bergson Kunstkraftwerk。 Das Katharina Pfeifer Project in concert

专题与杂志

9.05 对话 – Deutschlandfunk 来自法兰克福书展。毕希纳奖得主卢茨·赛勒与苏珊娜·富勒的对话

10.05 阅读视角 – Deutschlandfunk 文学杂志。法兰克福书展现场直播。嘉宾：莫娜·阿梅齐亚内及其作品《你何时知道它会变得美好？》，卡罗琳·瓦尔及其作品《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10.08 生命时光 – Deutschlandfunk 简单地关掉开关？在危机时代如何处理新闻。嘉宾：媒体科学家、Vocer数字韧性研究所的斯特凡·魏克特博士，心理学家兼作家伊丽莎白·拉福夫，以及 Deutschlandfunk 新闻主管马尔科·贝尔托拉索博士

12.05 Studio 9 – 与……的一天 – Deutschlandfunk 哲学家理查德·戴维·普雷希特。法兰克福书展现场直播

15.05 专题 – SWR Breaking Dad – 徐伟拯救他的孩子。作者：巴兰·达特利

16.04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弗朗齐斯卡·埃德与足球世界冠军兼作家克里斯托夫·克拉默的对话

17.05 论坛 – SWR 相当不错的邻居 – 捷克与德国的友谊现状如何？埃娃·罗德与作家兼翻译家拉德卡·德内马尔科娃博士、作家兼音乐家雅罗斯拉夫·鲁迪什以及慕尼黑大学东欧历史学家马丁·舒尔策-韦塞尔教授进行讨论

18.05 言语交锋 – Deutschlandfunk 未来的工作时间应如何设计？

19.30 文学 – Deutschlandfunk 来自法兰克福书展。客座国家捷克。《死者说话的地方》。雅罗斯拉夫·鲁迪什谈其新小说

19.30 本周访谈 – WDR 5 妮可·马克瓦尔访谈文化国务部长沃尔夫拉姆·魏默

20.05 专题 – Deutschlandfunk Long Covid – 现在怎么办？！Episode 1 和 2

22.30 音乐评论 – Deutschlandfunk 在城堡的阴影下。纽伦堡 Bardentreffen 50周年

朗诵

9.00 现在，当你成为英雄（Folge 10 von 15） – MDR 作者：蒂洛·克劳泽

14.00 失踪的王子之城策尔布斯特-德绍-沃利茨（Folge 7 von 12） – MDR 旅行与文化图景。作者：卡尔·埃米尔·弗兰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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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开拓者

牧场与全球市场： 在埃姆斯兰（Emsland）的一片草地上，牛群正在觅食，背景中是一艘由位于埃姆斯兰帕彭堡（Papenburg）的迈尔造船厂（Meyer Werft）建造的邮轮。 照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乍一看，埃姆斯兰似乎印证了关于省份的刻板印象：广袤的景观、稀疏的人口、大量的农业。在约 334.000 名居民中，有 1700万头牲畜——按计算每人拥有五头。沼泽、荒原和糟糕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让该地区背负着共和国“贫民窟”的名声。如今情况已然不同。随着 1950 年决定的“埃姆斯兰计划”实施，沼泽被排干，为农田、农场和定居点开辟了空间；与此同时，道路的建设使偏远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农业和工业的扩张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埃姆斯兰的失业率一直处于低位，该地区的人口在增加，许多埃姆斯兰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这在区域排名中也得到了体现。

位于施佩莱（Spelle）的家族企业克罗内（Krone）就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几十年来，它从一家小铁匠铺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农业技术和商用车制造商，年营业额达数十亿欧元，在某些细分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埃姆斯轴心增长区”（Wachstumsregion Ems-Achse）中，像克罗内这样的企业与市镇及机构共同发力，吸引专业人才并改善投资环境。

许多县的故事与之类似。然而，关于落后、被遗忘的省份的形象依然根深蒂固。关于经济基地的讨论被高估值的科技巨头、新兴初创公司和 DAX 指数公司所主导。英雄故事令人着迷，而大都市之外的日常企业往往被忽视。

IW Consult 的总经理汉诺·肯佩尔曼（Hanno Kempermann）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农村地区被完全低估了。”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同样，约一半的总增加值是在那里创造的。德国工商大会（DIHK）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也表示，农村地区是德国的经济脊梁。“任何讨论竞争力、转型和工业政策的人，必须首先讨论农村地区。”但在政治议程中，这种重要性至今几乎没有得到体现。

蒂嫩研究所（Thünen-Institut）的数据显示：农村的经济结构与城市有显著不同。农村企业通常为小型或中型；需要经过培训的生产和技术类职业占比更高。这在行业结构中也有所体现：在农村，22 Prozent 的从业者从事制造业，是城市的两倍。这包括金属、饲料或玻璃工业等。而许多人将农村地区与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目前仅提供了约 1% 的就业岗位。

在农村，服务业同样是最大的雇主。但其就业占比仅为 40 Prozent 左右，明显低于城市的 60 Prozent 左右。尤其是研究和专业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更集中在城市空间。

这并不意味着大都市之外的企业创新能力较弱。那里的创新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例如通过改进生产和组织，或通过与客户、供应商和高校的合作来实现。

“隐形冠军”证明了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是某个利基市场的全球领导者，除了—

塑造未来 重新思考德国

但它们在行业内知名度较低。德国拥有1600家此类公司，数量位居全球之首。然而，相对于德国企业的总数而言，这一比例仍然较低。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IfM）的苏珊娜·施莱普霍斯特（Susanne Schlepphorst）表示，许多“隐形冠军”最初是由小型手工业企业发展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长为全球市场领导者。目前无法准确统计其中有多少企业位于农村地区，但据估计约为70%。例如隧道掘进机制造商海瑞克（Herrenknecht）或基尔霍夫汽车集团（Kirchhoff-Gruppe Automotive）。

许多位于农村的企业由家族经营。德国工商大会（DIHK）主席阿德里安（Adrian）表示：“许多家族企业以代际而非季度为思考维度，并且对所在地点具有忠诚感。”他们往往不仅仅是雇主，还是培训者、赞助商、邻居，有时更是社区的默默支持者。这种亲近感在大城市中几乎不存在。在埃姆斯兰（Emsland）的施佩莱（Spelle）村，同名企业的所有者伯纳德·克罗内（Bernard Krone）不仅在射击协会担任志愿者，还参与跨区域的“埃姆斯轴心”（Ems-Achse）网络。他表示：“重要的是，企业要考虑到该地区的生存质量，并积极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人们之间的合作通常是个性化的，沟通路径短，彼此熟识。

家族企业还加强了当地的供应链和网络。中型企业更频繁地与地区银行、手工业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合作。此外，它们提供职业培训，并通过缴纳营业税为地方财政贡献力量。德国经济研究所子公司 IW Consult 的一项研究表明，拥有大量家族企业的农村地区，其失业率较低且就业发展情况优于家族企业较少的县。企业为下一代创造了培训岗位，并为经济薄弱地区带来了收入。

总体而言，尽管城市拥有规模更大的企业且薪资通常更高，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低于城市。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最新数据，城市地区的失业率为5,2%，而农村地区为3,8%。“德国农村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高于许多其他西欧国家，”肯佩尔曼（Kempermann）说道。

但这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工业区，正遭受经济疲软、竞争压力、官僚主义和高能源价格的困扰。与此同时，它们承担了能源转型基础设施的大部分，但并不能自动通过较低的电费从中获益。陆上风电、地面光伏和大型电池储能容量的大部分都分布在农村地区。但由于统一的电力出价区，这并未直接反映在价格上。

此外，人口结构问题也在乡村显现。图能研究所（Thünen-Institut）的科内留斯·彼得斯（Cornelius Peters）表示：“到2037年，农村地区26%的从业人员将达到退休年龄。”在德国东部，这一挑战更为严峻。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劳动人口在萎缩，企业难以找到专业人才和接班人。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表示，尽管面临所有这些挑战，许多农村地区在经济上依然强大且具有创新力，并为繁荣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然而，框架条件未能跟上其潜力。在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互联网方面存在投资需求；此外，许多地方还面临医生短缺和房屋空置问题。为了让在农村生活和工作保持吸引力，需要量身定制、有时甚至是打破常规的解决方案。

最后，他指出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成就、经营的企业以及所做的贡献在公共讨论中被提及得太少，”他说道。这种认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至少与硬性的区位因素本身一样大。

增长更多，减税较少

经济部预计增长将有所增强 / 这对黑红联盟的税收计划意味着什么？

柏林。今年，增长率的小数点前终于有望再次出现数字“1”。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CDU）周四宣布，联邦政府预测 2026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1.3%。至此，政府采纳了经济研究机构在 9 月底公布的预测。今年 4 月，该部此前预计今年的经济产出仅增长 0.5%。

对于明年，联邦政府预测经济增长率为 1.1%。“我们已经度过了谷底，”赖歇表示。增长动力增强的原因在于出口的推动，但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计划。现在的关键在于私营企业的投资也必须增加。“这种增长必须成为自发性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改革。”

对于 2028 年，该部的预测再次恶化：政府经济学家预计届时增长率仅为 0.6%。

赖歇再次敦促延长德国的工作时间。在关于养老金委员会建议的讨论中，她表示：“我们希望并且必须遵循这些建议。”目前，社会保险缴费率面临从 42% 上升至 47% 以上的风险。“这将瘫痪所有的投资活动，”赖歇警告道。

关于周三晚上在联合委员会上讨论的内容，参与者在周四保持沉默。不过，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此前已经延长了改革的时间表。据他所言，养老金改革将不再像原计划那样在今年完成，而是在明年春天才能“敲定”。

一项已经提交联邦议院的“改革”是关于所得税的改革。该计划因规定高收入者需缴纳更高税款而受到批评。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周四上午在全体会议上为该计划辩护。他认为所得税改革减轻了社会中层人士的负担，而资金由“最顶层”的纳税人提供，这是公平的。“我们将为我国公民减税 100 亿欧元，”这位社民党政治家强调。与此同时，额外的负担不仅影响高收入者，从事微型工作（Minijob）或产生手工匠人费用的人也将面临更高的税收要求。

根据法律草案，如果这些计划全面生效，预计每年将产生约 55 亿欧元的变动。这将从 2028 年起开始。其中部分减税是宪法强制要求的，包括提高基本免税额和子女免税额，从 2028 年起，这两项合计将导致财政收入每年减少约 60 亿欧元。在政治上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将儿童津贴提高至每月 272 欧元，这将最终使税收收入减少约 20 亿欧元。

此外还包括政治决定：将最高税率的起征点提高至年应纳税收入 70,600 欧元以上（此前为 69,879 欧元），将雇员的定额扣除额增加 200 欧元，并使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津贴优惠更加宽泛。总计这将使纳税人每年减轻约 20 亿欧元的负担。与此同时，克林拜尔希望通过各项税收紧缩措施获得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合计约为 45 亿欧元。

德国选择党（AfD）财政政策专家凯·戈特沙尔克（Kay Gottschalk）在联邦议院辩论中称其为“蓄意的误导”。他认为，这种减税力度甚至不足以抵消“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即物价上涨带来的额外税收负担。此外，他还批评了针对微型工作（Minijobs）提高的统一税率以及对手工业者奖金的削减。联盟党党团的财政政策发言人弗里茨·京茨勒（Fritz Güntzler）暗示将进行修正，以避免通货膨胀导致的隐形加税。他表示：“虽然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欧元，但相对于整体预算而言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我们应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茱莉亚·勒尔（JULIA LÖHR）

曼弗雷德·谢费尔斯（MANFRED SCHÄFERS）

根基不稳

作者：帕特里克·韦尔特 (Patrick Welter)

联邦政府采用了各大经济研究机构较为乐观的增长预测。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过高的期望。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BIP）预计增长 1.3%，明年增长 1.1%。尽管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在经历了多年的衰退和停滞之后，这对德国来说已经是一种成功。但这种成功根基不稳。

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通过债务融资的支出，主要体现在公共消费以及少部分的投资领域。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复苏，几乎无法持久地增强增长动力，而且由于必须对债务过重的国家预算进行整顿，这种方式无论如何都没有未来。相比之下，私营经济的复苏基础十分薄弱。今年的少量增长部分归功于由于形势原因，节假日工作时间增加。出口暂时保持相对稳健，是因为全球经济发展良好，电子工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兴起，且运气好的话，德国工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劣势可能会略有减轻。但私人投资依然疲软，今年预计仅增长 0.2%。这样无法实现长期的增长。

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CDU）在宣传一种增长愿景，即国家应仅通过债务提供启动资金，以便私营经济能够重新站稳脚跟。然而，政府忽略了使这一技巧能够奏效的关键前提：如果公民认为国家计划长期依赖增长，不确定性将会增加。这里增加新税收并配备数百名新公务员，那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再加上利率上升（部分原因是政府在资本市场上大量融资）：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不会有投资的意愿。

国家不是营养教练

作者：安妮·科肯布林克 (Anne Kokenbrink)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含糖饮料的价格来让公民变得更健康。这至少是其计划。然而，糖税并不能解决不健康饮食的问题。它只会增加公民的负担，而对医疗体系的益处则极其可疑。在国库空虚的时期，这项税收似乎恰好迎合了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需求。毕竟，饮食问题人人都在谈论，而糖早已被视为健康问题的替罪羊。因此，政府希望以此获得公民对该税收的支持。

但最新的法律草案表明：关注焦点并非公民的健康，而是联邦预算的额外收入。此外，该税收旨在激励制造商修改配方。文中并未提及减轻医疗体系负担的事宜；而且，税收收入本身也不是专项资金。这样做并不能增加其可信度。

但在内容层面，糖税也未能兑现其承诺。不可否认，大量摄入游离糖（尤其是来自甜味饮料）可能会促进体重增加，并与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这两者都会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压力。然而，对柠檬汽水征税并不会自动导致人们变得更健康或更苗条。尽管在100多个国家实施了糖税，但仍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有效。

支持者乐于引用英国所谓的成功案例。诚然，那里的制造商此后在饮料中添加的糖分减少了，而增加了甜味剂。尽管如此，肥胖人数并未下降。对于10岁女孩，据称该税收“可能”预防了几千例肥胖病例。

总体而言，无法明确看出该税收如何长期改变饮食行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消费者对糖税如何反应？他们可能会习惯于可承受的溢价，或者转向价格更便宜的含甜味剂饮料。而这些饮料并不自动更好，它们可能会刺激食欲，同样伴随健康风险。放弃柠檬汽水的人，可能会转而选择未被征税的薯片、快餐或糖果。

最后，糖税在社会层面是不公正的。即使它没有在购物小票上明确列出，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家庭在食品上的预算支出占比更高。

此外，该税收还给国家和制造商带来了官僚主义成本。仅在海关部门，就预计需要为此增加200个全职岗位。这不是在精简官僚机构，而是在进一步扩张一个拖累国家的臃肿行政机器。

最重要的是，这项税收给人一种印象，即糖是导致超重或糖尿病的唯一原因。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不乏缺乏运动。

糖被视为 替罪羊，而税收 被视为灵丹妙药。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因此，与其征税，更合理的方法是提前介入：在教育体系中。在那里投入资金将是有效的。早在幼儿园和学校阶段，就应该培养人们对均衡饮食和运动的更强意识。父母也应该获得易懂的信息。这样，国家是在增强个人责任感，而不是通过价格来引导决策。

消费者现在早已可以从大量含糖或不含糖的产品中进行选择。制造商推出无糖饮料的数量日益增加，因为这类产品的增长速度比含糖版本更快，而且完全不需要依靠税收手段。此外，工业界早在几年前就已就自愿减少糖分的战略达成一致。因此，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制造商。尽管如此，许多食品中仍添加了并非绝对必要的糖分。因此，消费者应当保持警惕。这是成熟公民应当承担的责任。

国家不应扮演“保姆”角色，试图通过征收糖税来教育公民实现“更好”的饮食。公民有权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比如吃甜食、喝含糖饮料以及长点胖。征收糖税给人的印象是，国家在缺乏令人信服的健康益处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向公民收钱来填补预算漏洞。

被烧毁的谷物：在乌克兰，农民们正试图在俄罗斯进一步的无人机袭击中抢救小麦。如何将其运出仍未可知。 照片：路透社

第二个霍尔木兹

世界正感受到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随后是曼德海峡封锁带来的影响。如今，另一个地点的供应短缺正威胁着产生同样严重的后果：由于乌克兰战争，小麦变得更加稀缺，且对许多人来说已无法负担。作者：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法兰克福

上周中旬，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要求莫斯科取消对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封锁。在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面后不久，瓦德普尔提醒道：“如果在粮食出口问题上能达成一项协议，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这些粮食。”

瓦德普尔再次要求莫斯科“在不久的将来至少考虑这个问题”。次日，爱沙尼亚政府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粮食过境。外交部长马尔古斯·察赫克纳（Margus Tsahkna）在 X 平台上写道：“俄罗斯不能一边发动侵略战争，一边期望我们帮助其维持贸易运行。我们既不会为它的战争提供资金，也不会为其继续侵略提供便利。”作为主食的粮食具有敲诈潜力。小麦正成为武器。

周一，两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的罗马尼亚海岸附近击沉了一艘土耳其粮食货轮。两名水手死亡。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发动了“可怕的打击”。

在这些收获月份中，小麦生产国俄罗斯及其攻击对象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量将比 2025 年同期减少约一半。在全球范围内，

这是一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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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占据了小麦贸易的约四分之一：“来自乌克兰的粮食养活了全世界的人们。但俄罗斯封锁了通过黑海的出口，从而蓄意造成全球粮食不安全。食品绝不能被用作战争武器，”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近日在联合国发出警告。

战争引发的小麦短缺在糟糕的时机和敏感的环节冲击了世界。虽然农业工业生产的食物和卡路里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全球仍有约 27 亿人无法负担健康的饮食，近 7 亿人营养不良。现在，战争和危机接踵而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早在 4 月就担心，如果加油站的价格上涨 30%，食品价格上涨 10%，将有另外 1.32 亿人跌至新兴市场国家每天 6.85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询问了其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26 个办事处，目前世界处于什么状态。所有 26 个办事处针对中东危机的回答都是：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UNDP 首席经济学家乔治·格雷·莫利纳（George Gray Molina）警告说：“随着油价现在超过 100 美元，加上今年可能是 1950 年以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风险正在增加。重叠的危机产生了压力。我们看不到明确的出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将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额外负担。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供应进一步短缺，食品价格正在上涨。乌克兰报纸《基辅邮报》（Kyiv Post）警告称：“黑海航运受阻威胁将引发全球食品供应冲击，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封锁了粮食出口，推高了小麦价格，并迫使大型进口国寻找更昂贵的替代方案。”目前，彭博粮食指数仍远低于2022年夏天（即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几个月）的最高点。然而，粮食被认为是波动最剧烈的原材料部门之一，受天气条件、全球需求和供应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称，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减少播种，中期内可能会出现价格跳升。如果不考虑整个欧盟，俄罗斯被认为是全球第三大小麦生产国，乌克兰则排名第九。此外，这两个参战方不仅出口大量

小麦——它们还占据了全球贸易向日葵油的约三分之二以及玉米出口的约十分之一。

早在五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凯特琳·威尔什（Caitlin Welsh）就警告称，全球将出现食品短缺。现在她解释说，黑海对于全球小麦供应的重要性，就如同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石油出口一样。目前世界低估了第二次短缺的后果。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全球小麦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大约相当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因此这种类比是恰当的。尤其是港口城市敖德萨遭受了俄罗斯的袭击。该市承担了乌克兰约90%的小麦出口。据《基辅邮报》的记者报道，8月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仅有七艘船在敖德萨航行，而7月份还有169艘。据称，有300多艘乌克兰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或被击沉。“问题非常严重，规模巨大。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人破坏了1000多个基础设施目标，包括仓库、桥梁、码头、起重机或转运码头等港口基础设施。他们追击悬挂国际旗帜的民用船只，”乌克兰港口协会执行董事会主席德米特罗·巴里诺夫（Dmytro Barinov）说道。

多瑙河港口无法替代海路，尤其是欧洲正遭受河流低水位之苦。而通过铁路路线，每天最多只能通过180节火车车厢运送约10,000吨货物——这远远不足以弥补航运中断带来的损失。如果局势依然如此紧张，该国每月可能会损失约5亿美金的收入。而俄罗斯的出口则受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影响。

这些国家为世界提供面包

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海外农业局 / 法兰克福汇报（F.A.Z.）图表：kaho.，grün.

根据此前对“黑色黄金”的经验，现在小麦价格上涨至三年来的最高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至少在伦敦和新加坡的大型原材料交易所的交易商们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险。

政界对此也心知肚明。以埃及为例：这个拥有超过1.2 亿人口的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小麦最大的买家。其小麦进口量的约82%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正试图为供应中断做准备，因为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依赖政府补贴的面包。2010年俄罗斯供应的中断被认为是引发“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诱因之一。尽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估计，埃及今年的自主种植量将增加到1.02亿吨，但这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诸如“新三角洲”之类的大型项目旨在将沙漠转化为耕地——目前埃及官方统计已拥有约1500万公顷此类土地。然而，自主种植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该国仍将依赖这两个处于战争中的小麦出口国。但目前供应已中断一个多月。供应与内贸部长谢里夫·法鲁克（Sherif Farouk）在上周末被总理召见。他正在核查磨坊是否正常运转以及面包师是否涨价——人们对小麦和面包危机引发政治后果的担忧正在增加。

不仅是埃及人在寻找进口替代方案。因此，其他供应国也进入了视野，包括遥远的澳大利亚，以及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法国，甚至包括自身也需要小麦的印度。澳大利亚的农民已经表示，在下次收获之前，他们几乎没有可供出口的小麦。美国正遭受价格上涨之苦，且与欧洲人一样面临干旱。印度虽然希望利用需求增长，政府在8月底取消了自2022年以来对小麦和小麦粉实施的出口限制。但其供应并不稳定。因为印度根据自身收成的多少来决定进口或出口。虽然今年春天此前出现了1.2 亿吨小麦的创纪录收成，但如果今年的厄尔尼诺（El Niño）气候现象尤为强烈并导致干旱，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的作物产量。印度是全球仅次于欧盟和中国的第三大小麦生产国。对于所有替代供应商而言，通常情况下，其谷物价格明显高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提供的价格。

然而，即便现在，俄罗斯的谷物价格也在上涨——如果它们能离开该国的话。莫斯科正寄希望于通过哈萨克斯坦、波罗的海和里海的通道。但这些通道无法取代通过黑海的小麦路线，而在和平时期，约70%的小麦是通过该路线出口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拖拉机和农机的运行成本也随之增加。莫斯科正在寻找出路。政府正在研究收购无法出口的俄罗斯谷物，以支持本国农民。发展中国家则无法从中获益——他们只能希望这些瓶颈能够再次打开。

法国如何降低柴油价格

在之前的能源危机中，政府提供了约700亿欧元的援助——但现在国库已空

巴黎。当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周三晚上神情严肃地出现在镜头前时，人们不禁回想起2021年秋天的情景。在法国总理电视演讲的前五分钟谈到学生抗议活动后，他转而谈到了能源价格。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对未来的担忧，许多家庭正承受着价格上涨带来的痛苦。

距其前任让·卡斯泰（Jean Castex）在电视上宣布对电价和气价实施补贴封顶已近五年。由于深受“黄马甲”抗议活动的冲击，且总统大选在即，当时的政府被迫采取行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包括一次性补贴、减税以及每升30欧分的加油折扣在内的进一步援助。

勒科尔纽对现在再次大规模援助法国民众的诉求表示理解，但国家财政状况不允许这样做。他强调：“我们不能在每次危机时都进行同样的支出。”自2021年能源危机以来，政府援助的总额已超过700亿欧元。其中一部分款项至今仍在偿还，且面临着利率上升的影响。

总理进一步表示，这次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其中包括释放战略应急储备。具体而言，政府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向市场投放1000万桶（每桶159升）柴油——这是在过去几个月已释放储备之外的额外投放。这1000万桶柴油将以危机前的采购价格提供给全国各地的加油站。

上周五，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下，七国集团（G7）达成一致，决定总共释放1亿桶原油和柴油的储备。法国政府预计这将产生明显的降价效果。1000万桶柴油约占全国每月约1800万桶柴油消费量的“相当一部分”。

政府进一步表示，释放储备将“自动导致加油站价格下降，预计每升柴油下降12至18欧分”。政府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召集加油站运营商。同时，政府将通过加强监管，确保不会出现套利行为。

选择释放柴油并非偶然。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通勤者主要使用这种燃料，他们对价格上涨深感痛苦，且在“黄马甲”抗议活动中人数众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被引用的话称，应急储备“一直以来就是为了在危机情况下保护法国民众”：“我们正处于一场持续的全球危机之中。”

由于国家财政状况糟糕，法国政府最近不得不放弃像德国那样再次引入统一的加油折扣。相反，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其中包括在5月份提供的一项燃料补贴。此外，正如2023年那样，政府迫使法国加油站市场的领导者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实施价格上限。数月以来，该公司在法国加油站的汽油最高售价为每升1.99欧元，柴油最高售价为每升2.25欧元。

国家燃料补贴的一次性金额为100欧元。约300万名低收入法国人有权申请该补贴。前前周，政府宣布将再次实施该计划，此次将在12月前向约5500万名法国人发放100欧元。申请前提是车辆用于职业目的。此外，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距离必须至少为15公里，或者年行驶里程至少达到8000公里。在技术层面，法国已有此类转移支付的经验。

勒科尔纽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该补贴证明了尽管财政紧张，但政府绝非无所作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提前发放的“能源支票”，约5800万个最贫困家庭每年在4月收到该支票。政府在前前周同样宣布，2027年该支票将在1月寄出。此前，该支票的平均金额约为150欧元。

此外，总理明确表示，希望保护法国人免受电价上涨的影响。他周三晚上表示：“今年冬天电价不得上涨。”国家能源巨头法国电力公司（EDF）必须“在遵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生产能力”。勒科尔纽在此问题上并未给出更具体的方案——这与当时的卡斯泰不同。

石油储备的释放由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EA）协调。在与3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会议后，该机构周三写道，3月份宣布释放的4 亿桶石油现在应加速执行，并尽快完成。到目前为止，约3.25 亿桶石油已进入市场，其中部分国家释放的数量超过了最初承诺的数额。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现在还将释放约1 亿桶石油，其中柴油将被优先考虑。该组织周三强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仍然“拥有可观的公共战略石油储备”。储备总量约为11 亿桶，其中柴油超过2 亿桶。国际能源署表示“准备在需要时将更多此类储备投放市场”。niza.

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新供应商与新航线助力世界经济

苏黎世。全球贸易再次展现出其韧性。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将增长3.9%，2027年将增长4.1%。这一数据来自WTO周四发布的更新版《全球贸易展望》（Global Trade Outlook）。这家总部位于日内瓦的组织由此大幅上调了其预测值。

今年3月，该组织在其基准情景中仅预计货物贸易增长1.9%。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泰格（Robert Staiger）将这一预测失误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供应链的灵活调整以及对人工智能（AI）出乎意料的高额投资。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地区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在今年上半年分别下降了24%和47%。但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启用替代供应商得到了弥补。化肥出口则通过将贸易流转向其他港口和走廊完成了调整。

斯泰格强调，这种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WTO的规则，以及通过关税约束和最惠国待遇（MFN）条款实现的市场准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最惠国待遇规定，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在不歧视原则下，必须同样给予所有其他WTO成员。尽管特朗普实施关税制度，但全球72%的货物贸易仍按照最惠国待遇规则进行。

根据WTO的计算，用于扩建AI基础设施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商品的贸易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67%，几乎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额的一半。此类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预计在今年将攀升至15%，与2025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AI相关的投资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

用于建设AI数据中心的材料由少数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提供，其中包括台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因此，WTO估计今年亚洲的货物出口总量将增长近10%。北美和非洲的出口预计将分别增长近6%。相比之下，斯泰格预测欧洲的货物出口将停滞不前。这位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这给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工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WTO评估认为，由于AI驱动的贸易增长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经历两年强劲增长后，2026年的基数较高——亚洲经济体的巨大增长贡献将在2027年减弱。只要中东冲突的影响不延续到2027年，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在明年预计将再次转正。WTO写道：“如果这一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明年的增长可能会与当前预测产生显著偏差。”

与3月份相比，WTO对商业服务贸易的看法不那么乐观。预计今年商业服务贸易额将增长3.3%。而WTO在3月份曾预测增长4.8%。在计算机服务出口继续飞速发展的同时，中东冲突则抑制了运输和旅游服务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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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清洁技术赛跑

绿色技术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会——而且这是一个万亿级市场。然而，竞争也在加剧，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作者：Katja Gelinsky，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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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消息通常比好消息更容易成为头条。气候与环境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目前的公共讨论中，担忧和怀疑占据主导：人们认为深陷危机中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雄心勃勃的目标面前已不堪重负，尤其是欧盟为了提高可持续性而推高了成本和官僚成本，使其变得不成比例。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欧盟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有成员国的参与，而它在反森林砍伐、反“洗绿”以及包装方面的规定确实过于繁琐。

但在对绿色官僚怪兽的喧闹和哀叹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气候与环境保护依然为增长、竞争力和创新提供着巨大的机遇。对绿色技术的需求是巨大的：它们有助于降低对化石能源和宝贵原材料的依赖，遏制气候变化，保护水资源、土壤和生态系统，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染物，从而保护生命与健康。

绿色技术是一个万亿级市场：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一项研究，2024年全球绿色市场的总规模估计为5万亿美元。BCG合伙人 Jens Burchardt 最近在柏林的清洁技术会议上表示，预计到2030年，这一规模将增长至7,1万亿美元。今年1月的一项麦肯锡研究报告称，环保技术可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到2个百分点，并在全球创造20 bis 3000万个工作岗位。

德国的绿色技术产业成功利用了这一需求。德国联邦环境局（UBA）的《2025年绿色技术地图集》指出，绿色技术已发展成为德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领域之一。2023年，其在国民经济总增加值中的占比为9%。自2010年以来，绿色技术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7%，明显快于传统工业部门。

主要驱动力是可再生能源（增长8,3%）和环保出行（增长7,2%）。其次是能源效率（5,7%）、可持续农业与林业（3,7%）、水资源管理（3,8%）、环境与气候保护技术（3,1%）以及循环经济（增长2,3%）。德国清洁技术产业最近的从业人数为3400万——相比之下，汽车制造领域的直接就业人数约为1100万。德国联邦环境局将绿色技术的出口份额定为8,4%。

环境技术在德国的传统比“清洁技术”（Clean Tech）或“绿色技术”（Green Tech）这些术语所暗示的要悠久得多。位于上施瓦本地区的家族企业 Stadler Anlagenbau 的公司历史始于 1791 年的一家村庄铁匠铺。如今，Stadler 在全球众多国家设计、建造并安装垃圾分拣系统以及回收工业机械。“对高效分拣和回收解决方案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第八代家族成员、共同总经理朱莉娅·施塔德勒（Julia Stadler）表示。除了欧洲，她认为北美和南美也具有巨大潜力，而亚洲的重要性也在提升。

工艺工程师安妮·兰普（Anne Lamp）是一位清洁技术先驱，她是 Traceless 公司的创始人兼负责人。这家汉堡公司将来自农业的植物残余物加工成一种新型材料，作为传统塑料的替代品。这种材料可用于制造薄膜、涂层和包装产品。在 5 月份投产之际，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德国社会民主党）发表了讲话。

兰普对政治最希望的是：“保持方向”。已商定的清洁技术目标和措施绝不能被削弱。“创新始终意味着对未来的投资，而投资需要规划的稳定性，”她警告道。朱莉娅·施塔德勒补充说，可靠性还包括监管要求的落实与监督。像欧盟包装条例中那样对再生材料使用率设定强制性配额，可以显著加强循环经济。“前提是这些配额能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这位企业家强调。

十年来，环境部一直通过“环境保护出口倡议”资助计划支持“德国制造的绿色技术”。近期，柏林举行的清洁技术会议庆祝了该计划。迄今为止，约 8200 万欧元已投入到分布在近 100 个国家的约 200 个项目中。在秘鲁，一家柏林公司的太阳能技术被用于废水处理。在泰国，一家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公司正在研发用于该国岛屿电力供应的氢能解决方案。在格鲁吉亚，一家图林根州的企业参与了一个生物天然气项目。

但清洁技术这一未来市场竞争激烈。在工业价值创造、规模化和技术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研究报告称，在年度清洁能源投资方面，中国在 2024 年以 6590 亿美元大幅领先于欧洲（4100 亿）和美国（3000 亿）。在可再生能源的有效专利数量上，中国同样领先。BCG 专家布查特（Burchardt）总结道，北京政府将绿色技术作为其工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其推进力度比欧洲人更加聚焦且更具雄心。

中国竞争对手在柏林会议上是一个主导话题。德国的环境和气候技术供应商通常高度专业化，但在与中国大型供应商的竞争中处于结构性劣势。尖锐地说：中国人建造的是一整套污水处理厂，而德国人提供的是单个过滤器或泵。“这正是资助计划的切入点。我们的重点是中小型绿色技术企业，帮助它们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并在当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工商大会（DIHK）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索菲·盖塞尔（Sofie Geisel）解释道。

在盖塞尔这里，由德国驻外商会（AHKs）在当地

得到支持。在技术方面，德国企业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必须更好地适应当地的人员和市场，”这位德国工商大会（DIHK）代表表示。在柏林的德国海外商会（AHK）工作人员报告称，客户期待更多的服务和更快的速度。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德国企业与当地参与者的联网，南非的经验便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一家德国回收企业面临压力，因为中国竞争对手的交付速度更快。为此，该公司决定在南非而非德国本土生产其回收集装箱。这不仅节省了时间，还有助于在与中国的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此外，德国团队在一些国家发现，极长的耐用性——这一德国技术的招牌——已不再那么重要。“在印度尼西亚，客户告诉我们，五年就足够了，因为之后无论如何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创新浪潮，”一名在柏林的AHK工作人员报告称。

然而，德国绿色科技行业近期的活力有所下降。2025年，该行业仅产生了312家初创企业；而2021年这一数字还高达554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该领域疲软的投资环境留下了痕迹，”最新的初创企业监测报告（Start-up-Monitor）如此评价。德国工商大会（DIHK）在初夏进行的经济调查显示，绿色技术的出口预期和投资计划近期呈下降趋势。这并非由于海外需求不足。令绿色科技企业担忧的是国内的框架条件，例如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专业人才短缺。此外，生产气候和环境友好型解决方案需要大量能源。根据DIHK的调查，高昂的能源成本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经营风险。90%的受访清洁技术企业将其视为主要问题；在其他工业领域，这一比例为81%。

在绿色科技资助计划的周年纪念活动上，环境部长施耐德（Schneider）用这样的措辞赞扬了自己及其部门：“通过环境保护出口倡议，我们帮助德国企业利用出口机会，同时也为全球环境做出贡献。”但如果联邦政府能采纳清洁技术企业家朱莉娅·施塔德勒（Julia Stadler）的建议，绿色产业将得到更强有力的提升：“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短期内频繁变动的指令、额外的冗余官僚作风，以及那些表述雄心勃勃但在实践中无法执行的规定。”

法院制约德铁竞争对手 Italo

数月以来，一场围绕长途运输利润线路的争夺战一直在激烈进行。如今，法院为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赢得了一场胜利，而 Italo 则落败。

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试图强制德国铁路公司在长途运输领域增加竞争的尝试失败了。科隆行政法院在一项紧急程序中宣布，该机构的一项相关决定违法。对于意大利铁路公司 而言，现在想要作为德国铁路公司的竞争对手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可能会变得困难得多。行政法院做出这一决定的起因是，意大利铁路公司 计划从 2028 年起进入德国长途运输市场。与 Flixtrain 等规模明显较小的竞争对手不同， 要求德国铁路公司的相关网络运营商 DB InfraGo 提供明确的让步，以确保对新列车进行高达 10 亿欧元的投资具有价值。当 DB InfraGo 拒绝时，联邦网络局（BNetzA）试图介入

作者：Corinna Budras（柏林）、 Nadine Bös（杜塞尔多夫）、 Thiemo Heeg（法兰克福）

并强制这家以公益为导向的网络公司签署一项竞争条款。根据该条款，德国铁路公司应向长途运输的竞争对手开放至少四分之一的容量。这适用于那些有明确容量上限且负载较高的走廊，例如针对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枢纽的计划。

DB InfraGo 在一项紧急程序中对联邦网络局的决定提出异议，并主张这将导致在特定时间段内关于特定线路使用权的冲突显著增加。这将给线路容量的管理带来法律和实际问题。

法院在周四的一份公告中以异常严厉的措辞批评了该机构的做法：称此类强制要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且该条款根本无法实现其追求的目标。竞争条款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限制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任何投资决策会因此而改变。法院强调：“这尤其适用于目前讨论的、面向多年且具有固定班次的运输。”行政法官对要求这家国有企业为竞争对手提供车站休息室的规定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与此同时，法院显然认为有必要指出，该决定既没有禁止长途运输领域的普遍竞争，也没有禁止特定长途运输公司的具体市场准入。“本法庭无需对此做出裁决。”本案的唯一争议点在于该具体竞争条款的合法性问题。

尽管如此，这一决定凸显了在铁路长途运输中建立有序竞争的困难。关于竞争应如何开展的决定本应由立法者做出，但目前尚无明确规则。德国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 Evelyn Palla 一直警告称，缺乏引导的竞争会导致一些吸引力较低的线路不得不被取消。

铁路集团特殊的组织结构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其旗下既涵盖了长途运输部门，也包括基础设施子公司 DB InfraGo，后者负责将德国境内现有的轨道容量（即路径）分配给众多铁路公司。虽然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在长途运输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在区域运输和货运领域则存在激烈的竞争。由于这种公司法上的结构，人们经常质疑 DB InfraGo 在分配路径时的中立性。但该公司认为其之前的程序得到了肯定。该公司强调，其诉讼的目标是为所有人争取“公平的分配条件”。“现在的判决带来了这种清晰度。考虑到德国铁路网容量非常紧张，这一点非常有益。”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在初步反应中表示不满。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认为“相应的规定在客观上仍然是必要的，以促进铁路竞争，从而维护乘客利益”。

意大利铁路运营商 Italo 计划在未来几年在德国给德国铁路带来强力竞争，目前尚未对此做出正式回应。但在该公司内部传出了失望的声音，称 DB 基础设施公司 DB InfraGo 的行为具有破坏性。与此同时，有消息称 Italo 仍将坚持其在德国的计划，因为新列车已经订购。

7月底，意方与西门子交通（Siemens Mobility）签署了一份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合同。合同包括交付 26 列由八节车厢组成的 Velaro 多系统高速列车。此外还包括 14 列额外车辆的期权以及一份为期 30 年的服务合同。Velaro 列车（德国铁路将其作为 ICE 使用）在西门子交通位于克雷费尔德（Krefeld）的基地生产。该订单的总额约为 30 亿欧元。

铁路之争： 一列行驶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 ICE 列车 照片 dpa

尽管在紧急程序之外，主诉讼仍需做出裁决，但其结果似乎已经预见。无论如何，该判决的暂缓执行效力已确保在 2028 年的网络时刻表中将不再包含竞争者条款。联邦网络局对此表示：“长途运输的竞争者仍可通过之前的分配程序申请路径使用权。”该机构将“继续密切关注”路径分配，并确保 DB InfraGo 的分配“符合基础设施使用条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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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深切信念。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关于清洁空气的争端

德国采取的措施是否足够？

莱比锡。六年来，“德国环境援助组织”（Deutsche Umwelthilfe）一直试图通过起诉国家空气清洁计划，以强制要求在高速公路上实施 100 km / h 的限速以及其他旨在改善空气质量的严厉措施。然而，这场关于空气清洁计划要求的法律诉讼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目前，欧盟法院（EuGH）将首先处理此事。周三，联邦行政法院决定向欧盟法院提交若干问题：联邦政府在制定清洁空气战略和措施时所依赖的预测和数据必须具备怎样的时效性？以及在必要时，空气清洁计划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案号：7℃ 1.25）？

联邦环境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请求欧盟法院介入是件好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所有欧盟成员国明确欧盟法律对于国家空气清洁计划中预测和数据基础时效性的具体要求。德国环境援助组织也持有相同观点，但遗憾于这场法律诉讼现在将被拖延。按照常规，联邦政府必须在 2027 年 4 月前再次更新这项备受争议的空气清洁计划。

目前尚不确定欧盟法院能否在此之前明确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基础数据和预测必须具备怎样的时效性。此类程序通常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欧盟委员会已针对葡萄牙和瑞典等多个成员国启动了违约程序，理由是其空气清洁计划据称不足。不过，目前没有针对德国的程序。

为了保护环境和健康，欧盟成员国必须在国家空气清洁计划中阐明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战略和措施。这些计划每四年更新一次。欧盟法律规定，成员国必须每年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和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降低一定的百分比。从 2030 年起，将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值。根据欧洲环境署 2024 年的估计，欧盟每年有近 240,000 人因细颗粒物污染过高而早逝。

联邦政府原本应在 2023 年春季更新 2019 年 5 月的空气清洁计划。但由于红绿灯执政联盟内部的协调困难，该计划延迟了一年才完成。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可能影响空气质量的变化。其中包括 2023 年 8 月的一份新气候保护预测报告。此外还有法律修订：电动汽车购车补贴在 2023 年 12 月期间被取消，且《供暖法》的相关规定被削弱。

柏林-勃兰登堡高等行政法院在 2024 年夏天裁定，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联邦政府必须对空气清洁计划进行修正。联邦政府持有不同意见，并向联邦行政法院提起上诉。环境部指出了更新计划所需的时间成本。

为此，联邦环境局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此外，根据结果，还需要进行新的部门协调、公众参与以及在联邦议院举行听证会。但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将进一步错过更新空气清洁计划的期限。gel.

为德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宣传之旅

马丁·布莱辛（Martin Blessing）是德国投资环境的最高营销经理。在一年时间里，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以下是一份总结。 作者：马雷克·米夏埃利斯（Marek Michaelis），法兰克福

去年9月底，当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带着马丁·布莱辛一同面对媒体时，他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这位前商业银行（Commerzbank）首席执行官将要“开启大门”、“建立信任”，当然还有“搭建桥梁”。这个新设立的职位——布莱辛仅领取象征性的1欧元薪酬——其名称也采用了最典型的企业家术语：“首席投资官”（CIO）。这个称呼听起来很有分量，但最主要地表明：任命布莱辛为投资专员这一举措，首先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位63岁的银行家实际上推动了什么？他为国家吸引了哪些投资？

布莱辛将自己的工作概括为三项任务：第一，帮助新投资者在德国站稳脚跟；第二，引导投资进入德国基础设施；第三，支持初创企业的成长。

在他就职一年后，情况如何？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专家霍尔格·格尔格（Holger Görg）表示：“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布莱辛的影响——如果确实有的话——在数据上的体现可能会有延迟。不过，如果能尽早出现“布莱辛效应”，将大有裨益。因为去年，外国在德投资项目的数量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过去几年的投资规模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去年，投资规模甚至比2024年翻了一番，但这主要得益于一些大型单一项目，例如一家英国投资者收购Stada集团。格尔格表示，从结构上看，德国的投资平衡表也相当令人失望：“德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额大约是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额的两倍。”虽然全球趋势是投资项目在减少，但其他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依然要高得多，他指出：“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且，这还是在英国经济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布莱सिंग也承认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困境：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高昂的非工资劳动力成本、冗长的审批程序和官僚主义，以及能源成本。他在今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投资者尤其对这些问题持批评态度。不过，布莱辛反复强调，外国投资者对德国的看法比国内许多人预期的要积极得多。

对他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希望之所在。例如，能源转型可以通过来自海外的私人资金共同融资。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将带来稳定的回报。布莱辛在今年春天表示，来自海外针对该领域的咨询正在增加。据他称，他已经促成了一笔由卡塔尔投资者发起、计划与基金供应商DWS及德意志银行合作的10亿欧元投资交易。此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在德国投资400亿欧元，这也可以计入布莱辛的功劳。布莱辛在2025年11月作为特使的首次出访期间，与经济部长赖歇（Reiche）一同访问了该国。不过，布莱辛在这次交易中起到了多大决定性作用，目前仍处于推测阶段。

“在承诺的内容与几年后实现的实际情况之间，可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格尔格在谈到承诺的400亿欧元时表示，“我对这些高期望持怀疑态度。”针对布莱辛参与的“德国制造”（Made for Germany）倡议，人们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这个由100多家德国企业组成的投资者联盟计划到2028年向德国投资8000亿欧元。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承诺金额中有多大比例是额外投资。对此，该倡议保持沉默。经济学家格尔格表示：“该倡议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高额数字听起来很不错，但“在成立一年后的数据中，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投资新动力”。

当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布莱辛个人无法消除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其他地方的原因。作为特别代表，他没有行政权力，不能提出法律建议，背后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支持。他只能为德国这个投资地做宣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进行“德国路演”。除了硬性的数据，布莱辛未来主要将被衡量的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个人关系来吸引投资者。毕竟他自己也说过，总理正是因为他拥有卓越的人脉网络才任命他为首席投资官（CIO）。然而，布莱辛作为人脉资源持有者，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或将有助于增加投资，目前很难评判。来自美国商会新任负责人、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经理克里斯托弗·波特的评价则较为正面，他与布莱辛保持着联系：“凭借在金融界的长期经验，他了解投资的严苛要求。”该游说团体赞扬联邦政府正日益努力争取投资者：“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被动等待投资者的代价。”

布莱辛——他同时还担任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的监事会主席——并非在孤军奋战。因为政府关注外国投资的想法并不新鲜：此前及现在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德国贸易投资局”（GTAI），该机构隶属于凯瑟琳·赖歇领导的联邦经济部。作为“CIO”，布莱辛还接任了该局监事会主席一职；此前，该局一直处于梅尔茨所称的“阴影状态”。由此，总理毫不掩饰他对GTAI此前吸引投资者来德努力的看法。因此，布莱辛的任务可能不仅在于发挥其人脉作用，还在于制定联邦政府处理外国投资者的总体战略。

霍尔格·格尔格表示，研究表明政府的倡议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连贯的投资者战略会产生影响。提供信息、展示在某个国家投资的可能途径：这些举措是很受欢迎的。”

旨在“开启大门”： 马丁·布莱辛， 去年秋天与 总理梅尔茨（CDU）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目前，布莱辛（Blessing）没有时间就其具体战略计划以及个人的阶段性总结接受采访。他表示，目前正专注于规划 10 月份的投资峰会。这项活动是总理府效仿法国的做法，而法国在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一领域堪称“欧洲冠军”。2018 年，马克龙总统首次在凡尔赛宫举办了极具奢华色彩的“选择法国”（Choose France）投资峰会。最近一次，法国通过该活动筹集到了 930 亿欧元的创纪录投资额，其中部分资金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目前，布莱辛也在德国筹备一项类似的倡议，不过奢华程度较低。将于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柏林前国务委员会大厦首次举行的“投资德国峰会”（Invest in Germany Summit），最终不应看起来像是法国成功模式的复制品。

对于布莱辛而言，这次峰会是他任期内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项目。他的任命是否能为梅尔茨带来回报，主要取决于布莱辛在峰会后将展示的投资总额。该计划能否成功尚无保证。英国也尝试通过其“国际投资峰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mmit）举办大型宣传活动，但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成功。

AI视频的革命性潜力

作者：古斯塔夫·泰勒（Gustav Theile），发自上海

AI生成的视频虽然让操纵和宣传变得更加容易，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影制作人。德国可以从中国的技术乐观主义中学习什么。

两名观众在擦拭脸上的泪水。四名年轻女性刚刚在类似于“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中表演了一首歌，讲述女性如何反抗男性的主导地位并走自己的路。观众在欢呼。

这一切——无论是泪水、歌手还是观众——都不是真实的。没有演员真正流下过眼泪。这是一个名为《Nova AI》的AI生成剧集中的场景，讲述年轻女性在中国演艺圈奋斗的故事。与此同时，该乐队及其歌曲在现实中的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部分音乐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次的播放量。

当西方在争论AI是否会成为“剧集黑客”并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时，AI生成的剧集在今年夏天于中国实现了突破。视频生成的数字化工具让更多的人能够制作剧集。其结果是一场巨大的繁荣。上半年已有超过 200.000 部AI生成的剧集发布。其中，每集仅几分钟的微短剧尤为流行。

许多剧集的情节平庸，叙事糟糕。有时是讲述古代中国爱情故事的庸俗历史剧；有时是科幻剧，利用AI不受物质性限制的特点，让巨型昆虫大军穿过上海。或者讲述现代中国的社会阶层跃升，人们在极不合理的时间内，通过幸运的机遇从社会底层攀升至顶层。

大多数剧集质量低劣，其创作者显然更多是被快速赚到人民币的希望所驱动，而非讲述好故事的热情。角色内外在都乏味，性格缺乏深度和矛盾，其美学风格过于完美，以至于人们无法产生共鸣。

因此，AI生成的剧集很容易被斥为中国的特例。在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文化景观中，缺乏优秀的故事。那么，是用真实演员还是借助人工智能来讲述这些糟糕的故事，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媒体从业者投身于AI，设计出

更多平庸的故事，让数以百万计的快递员和出租车司机从艰苦的工作日常中分心。

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其他地区即将面临的预兆：在未来的媒体消费中，AI生成的视频将至少与传统相机拍摄的视频处于同等地位。

欧洲的直觉现在会是谴责这种发展并警告其危险：外国宣传（尤其是俄罗斯或中国的宣传）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及大批失业的演员和摄影师。媒体哲学家会谴责这些AI生成剧集的缺乏灵魂。在游说团体的压力下，随后可能会出台严格监管电影制作中使用AI的法律。

这种技术悲观主义的反射，与当年人们对汽车、电视或智能手机兴起的诸多反应极为相似。那些认为汽车无法战胜马匹、电视无法战胜电影院的预言是如此之错，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集体文化历史的记忆之中。

人们希望德国和欧洲能够抵御这种反射。因为在技术变革时代，让国家和社会变得强大的，正是接纳新技术、尝试使用新技术并挖掘其潜能的意愿。

这种开放性是技术进步的前提，这一点在 Arena AI 等人工智能平台的相应排名中可见一斑。在语言模型方面，Open AI 和 Anthropic 确实领先。但在视频 的排名中，中国人则占据优势。在将图像转化为视频的最佳五个 模型中，有四个来自中国公司。在视频编辑 模型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仅在基于文本生成视频领域，谷歌的 Gemini 仍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曾经在全德国广泛流行、而如今更像是一种过时的老年男性爱好的“汽车钻研”（Autotüftelei），曾经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对技术的趣味性尝试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本土市场。这是德国汽车工业实力的一个关键方面。人们也可以将其称为“技术开放性”——仅为了将这个意识形态的争论词汇按照其本意来使用，即将其作为对待技术的基本态度，而非关于选定某条技术路径的问题。这种钻研还具有某种解放意义，因为它确保了年轻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出行。

同样，如今 生成的视频也蕴含着一种解放潜力。因为突然之间，更多的人能够以虚构电影的形式向广大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电影此前可能是门槛最高但影响力最强的媒介。社交媒体在理论上给了每个人曾经只有大众媒体才拥有的平台和影响力。而 视频工具现在在理论上给了每个人以电影和剧集形式讲述故事的可能性，而这此前只有大型电影制片厂才能制作。

这与社交媒体类似，将带来风险。但绝不仅仅是风险。剧集《被剪掉的女孩》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在中文里，这个表述有两种含义：女主角被从照片中剪掉，以及她被解雇了。

这部探讨历史、权力失衡和性别问题的作品在德国也可能产生共鸣。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方桃子的年轻女性，她来自农村，在名为尚南（Shangnan）但让人强烈联想到上海的大城市中努力成为一名模特。起初，她住在市郊一间墙壁未抹灰的破旧房间里。她与行业的逻辑作斗争，例如面对要求身体回报的权势男人，或者面对经济剥削以及起初低到难以维持生活的酬劳。她自己并非天使，而是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采取捷径，在逆境中奋力向上。

这部剧集无疑并非杰作。其中存在数十处典型的 AI 错误：人们穿过警戒线，彼此伸出右手，但在剪辑后的画面中却在握左手。但它已经足够出色，足以让观众忽略这些瑕疵。这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AI 生成剧集之一。加上第二季，该剧在抖音（TikTok 的中国版本）上的播放量达到了 4.6 亿次。

方（Fang），这位虚构的 生成女演员，在抖音上拥有 570.000 名粉丝。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她因为盯着手机而把 生成的面条煮溢，或者看到她的 生成的狗在遛弯时拽她。据报道，有公司开出数十万人民币的价格，希望方能为其代言。她甚至已经出现在了一本数字时尚杂志的封面上。

导演（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方菲（Fang Fei）的故事清楚地表明，视频 正在像之前的社交媒体一样，进一步改变媒体市场的权力格局。个体参与者——在社交媒体时代是网红及其经纪公司——正在获得更多影响力。方本人曾担任过七年模特，随后离开了这个行业。在剧集中，她将许多关于面对纠缠男性的经历以及该行业残酷无情的个人体验融入其中。正如方在中文媒体中所述，整部第一季剧集的背后仅有一个三人团队，这 11 集（每集仅几分钟）的算力成本约为 100.000 RMB，折合约 13.000 欧元。总共

中国 剧集：《被剪掉的女孩》，可在抖音平台观看。 图片来源 douyin.com， 生成

第一季耗时 23 天。在旧世界里，无论是资金还是时间，可能都不足以让她找到演员，更不用说制作一整部剧集了。

因此，除了演员、摄影师和录音师，输家还包括旧的权力掌控者，即电影制片厂和一些电影大亨。中国的“好莱坞”横店如今像死城一般，数万名演员和摄影师失去了工作。创意想法与最终产品之间的中间商重要性在下降。这些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巨头。在本例中，字节跳动（Bytedance）凭借其顶尖的 视频模型 Seedance 占据优势。但阿里巴巴或初创公司 MiniMax 等竞争对手也紧随其后。字节跳动还运营着一个可以创建和编辑视频的平台，并且是视频发布平台抖音的所有者。

方在这一片 生成的同质化内容海洋中取得成功，是因为她有一个故事要讲述。中文媒体报道了她是如何一步步塑造女主角的。她要求 为其设计轻微的双眼皮褶皱并带有一定的蒙古血统。雀斑则是后来手动添加的。她与团队一起琢磨什么样的衣服适合她，并检查光效。结果当然还称不上完美，面部不够稳定，在故事进程中会发生变化。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些缺陷终将被消除。

因此，人们应该从这个 剧集之夏中吸取教训： 在电影行业的崛起几乎不可阻挡，中国首部 电影已宣布将于 10 月底在电影院上映。 转移了权力，创造了新风险。但它也为那些有故事可讲但此前缺乏制作手段的人创造了新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良好的前景。

Matti Jäkel，Bilfinger 集团首席财务官：

“欧洲工业正面临其规模最大的转型。我们正参与其中，在每一个工厂现场，紧贴客户地实施。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一家将‘亲近’视为原则的银行至关重要：HypoVereinsbank 和 UniCredit 在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正是如此。他们不是供应商，而是共同塑造未来的合作伙伴。”

hvb.de / mittelstand

EUROMONEY AWARDS 2026 FOR EXCELLENCE GERMANY BEST BANK FOR SMES

HypoVereinsbank，UniCredit 成员行

走出危机的路径

小型与大型公寓价格下降之地的分析

作者：Jan Hauser

房地产行业仍在等待一次令人振奋的复苏。然而，经济环境并未提供多少助力：全球范围内的动荡与战争导致了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德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受限，与此同时，国债收益率上升，房地产融资成本增加。自2022年以来，此前在低利率时代习惯于成功的房地产行业陷入了危机。在过去几年的慕尼黑 Expo Real 房地产博览会上，人们反复听到业务将很快重新起飞的预期。口号如“挺到25年”（Survive till 25）或“27年重回天堂”（Back in heaven in 27）证明了人们的坚持意愿。但一年之后，低谷仍未走完。在2026年10月的 Expo Real 博览会上，普遍的评估认为危机仍将持续。项目开发商和其他公司陷入破产程序，部分公司将紧随其后。观察人士还预计，将有更多的房地产基金关闭。投资者分别专注于数据中心或物流等单一领域。建筑公司则试图尽可能降低建筑成本，包括新公寓的建设成本。许多从业者不再仅仅寄希望于早日好转，而是开始适应行业艰难的现状。

建筑贷款利率上升，增加了购房难度。一项新的分析显示了小型、中型和大型公寓价格的发展趋势。

作者：扬·豪泽（Jan Hauser），法兰克福

近期建筑贷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得许多人购买公寓或房屋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只要购买金额需要银行贷款，较高的融资成本通常会降低可承受的价格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公寓的大小以及心仪房产所在的地点就变得更为重要。能够保持灵活性并扩大搜索半径的人，将获得更多的购买机会。

为此，观察挂牌价具有参考价值。一项新的分析显示了今年上半年不同城市公寓购买价格的发展情况：根据地点以及公寓大小的不同，呈现出差异。为此，房地产经纪网络 Poll Immobilien 研究了现有公寓（建筑年份至2022年）的挂牌价，并在德国八大城市的数据基础上，现又补充了另外13个城市。因此，通常价格更高的新建房价格不在此列。

威斯巴登的公寓：“小型至中型公寓尤其受欢迎，因为它们既吸引单身人士，也吸引情侣和资本投资者。” 照片：萨米拉·舒尔茨（Samira Schulz）

由此可见，在慕尼黑，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平均价格为778.700欧元，法兰克福为568.400欧元，明斯特为448.600 , 德累斯顿为327.000 , 汉诺威为316.000 且在杜伊斯堡为190.300（见表格）。在慕尼黑，小型公寓的每平方米挂牌价更高，在其他大城市处于相似水平，而在较小城市则更便宜。例如，一套50平方米的公寓平均挂牌价在慕尼黑为401.950 , 明斯特为204.450 , 德累斯顿为124.700 且在杜伊斯堡为72.000 。

fer，而十年前的低利率时代，卖家很少需要在期望价格上做出让步。

该经纪公司纽伦堡分公司负责人蒂齐安·格里姆（Tizian Grimm）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较大且价格较高的房产依然有需求，但如今的潜在买家表现得明显要求更高，且在价格方面谈判得更激烈。”据他称，融资成本在购买决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每月还款压力变得更加突出，在面积或位置上做出妥协的情况也更加频繁。与威斯巴登的情况类似，他表示：“紧凑型公寓依然能够快速成交，因为它们对自住者和资本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中型公寓的需求保持稳定，这符合许多买家目前的居住需求。”

在德累斯顿，经纪人斯特芬·德赖尔（Steffen Dreier）也注意到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也更加重要。该经纪网络当地分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今决定因素不再是居住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更多是融资的可行性。”融资成本的上升和购买力的有限提高了价格敏感度。由于总成本较高，大户型公寓的需求更具选择性。相比之下，50至100平方米的中型公寓需求保持稳定。“这些户型满足了许多买家的需求，同时在居住面积与融资之间提供了一个仍能合理呈现的比例。”

在城市中，住房需求依然高涨，而农村地区的住房需求以及相应的房地产价格则较低。根据对上半年的分析，25至50平方米的二手公寓挂牌价在部分地区大幅上涨：波恩平均上涨7.9%，达到每平方米3931欧元；多特蒙德上涨6.5%，达到2250欧元；莱比锡上涨5.2%，达到2605欧元；杜塞尔多夫上涨5.0%，达到4408欧元。涨幅较小的是：纽伦堡上涨4.4%，达到3621欧元；德累斯顿上涨4.0%，达到2494欧元；科隆上涨3.4%，达到4755欧元；柏林上涨3.0%，达到5059欧元；威斯巴登上涨2.3%，达到3879欧元；慕尼黑上涨2.1%，达到8039欧元。

数据基础源自Geomap，对比了2025年上半年与2026年上半年德国城市二手公寓（建筑年份至2022年）的平均挂牌价。因此，未来的发展趋势尚不确定：如果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甚至进一步上升，可能会对热门城市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本月之屋

由德国预制建筑联邦协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Fertigbau e.V.）发起的一项活动。

HUF HAUS 的个性化建筑师住宅

光影营造的生活格调

这是一项业主在过去已经实践过，并在如今这座第四座 HUF 房屋中臻于完美的设计原则。他们的新木框架房屋展现出根本性的开放感：无论是三层全玻璃的山墙面，还是始终贯彻的开放式平面布局。光线与自由空间是规划的核心，而前瞻性——字面意义上的全方位保障——同样至关重要。

无论是为家庭成员或护理人员准备的地下室独立公寓，还是内置电梯、无障碍通道，亦或是为了提升日常生活舒适度的智能家居功能：这座三层建筑将建筑的轻盈感与前瞻性规划以及充足的自然光线结合在一起。

“在结婚并共同生活 45 年之后，我们达成了一致：我们很清楚在这个阶段什么对我们最重要——而我们正是以此来规划这座房子的。像电梯、两处屋顶玻璃窗或宽敞的阳台这样的大决定，以及像洗衣投放口或室外热水供应这样的小决定——只有在多次建造并积累经验之后，才能实现这些细节，”业主介绍道。

联系方式

HUF HAUS GmbH & Co. KG Franz-Huf-Straße 1 56244 Hartenfels

+49 2626 761-200 huf-dorf@huf-haus.com

据房产经纪人 Kim Ricci-Schlaak 称，平方米数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标准。“对于买家来说，一个布局合理的小面积户型可能比一个面积明显更大但空间分配不合理的公寓更具吸引力，”这位在威斯巴登、美因茨和因格尔海姆设有分支机构的经纪网络办事处负责人表示。灵活的空间、充足的储物空间以及现有的室外区域尤为重要。在威斯巴登，50 平方米的公寓平均报价为 193.500 欧元，100 平方米的为 407.300 欧元，150 平方米的为 762.450 欧元。“小型到中型公寓尤其受欢迎，因为它们既能吸引单身人士，也能吸引情侣和资本投资者，”她说道。

2026 年上半年，许多城市的报价与 2025 年上半年相比平均有所上涨，但也有下降的情况。从计算结果来看，在许多大城市中，面积超过 126 平方米的大型公寓价格有所下降：在慕尼黑、汉堡、柏林、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波恩、莱比锡、德累斯顿、卡尔斯鲁厄和埃森均观察到价格下跌。对于 25 至 50 平方米的小型公寓，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明斯特、卡尔斯鲁厄、曼海姆、汉诺威、不来梅、埃森、波鸿和杜伊斯堡的报价出现下降。因此，想要购买极小或极大公寓的人，在这些城市的平均支付金额将低于一年前。

然而，目前的房地产贷款利率处于长期以来的高位。利率水平在 4 到 4,5 百分比之间，已达到甚至超过了 2023 年的数值。这增加了购买公寓、房屋或办公楼的融资成本。因此，房地产复苏的助力倾向于在更长时间内缺失。根据互联网门户网站 Immoscout 24 的数据，由于融资成本提高，需求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在大都市区，潜在买家再次更多地转向租赁市场。

对于潜在买家而言，具体取决于每套公寓的实际报价。根据在城市内的具体位置，购买金额有所不同。此外，较旧的供暖系统和较差的建筑状况可能会降低价格。但与此同时，对于较旧的公寓和房屋，必须规划更高的翻修成本。如果现在由于建筑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某处房产的竞标者减少，那么留下的意向买家通常可以压低价格。目前，对于买家来说，价格谈判往往是有利的——

最大城市的房价增长 2026年上半年各定义面积公寓的购买价格走势（与去年同期相比），单位：欧元*

< / td>< colspan="2">25 $m^{2}$ 至 50 $m^{2}$ < / >< colspan="2">51 $m^{2}$ 至 75 $m^{2}$ < / >< ="2">76 $m^{2}$ 至 100 $m^{2}$ < / >< ="2">101 $m^{2}$ 至 125 $m^{2}$ < / >< ="2">126 $m^{2}$ 起< / >< / tr><><>A类城市< / ><>价格< / ><>+ / - (%) < / >< / ><><>莱比锡< / ><>2605< / ><>↗ +5,2< / ><>2561< / ><>↘ -0,7< / ><>2964< / ><>↘ -1,3< / ><>3568< / ><>↘ -2,1< / ><>3679< / ><>↘ -3,5< / >< / ><><>杜塞尔多夫< / ><>4408< / ><>↗ +5,0< / ><>3946< / ><>↗ +3,4< / ><>4440< / ><>↗ +9,3< / ><>5393< / ><>↗ +5,6< / ><>5996< / ><>↘ -1,2< / >< / ><><>科隆< / ><>4755< / ><>↗ +3,4< / ><>4192< / ><>↗ +2,6< / ><>4485< / ><>↗ +6,3< / ><>5239< / ><>↗ +3,8< / ><>5299< / ><>↘ -4,0< / >< / ><><>柏林< / ><>5059< / ><>↗ +3,0< / ><>4687< / ><>↗ +2,5< / ><>5374< / ><>↗ +0,3< / ><>5940< / ><>↗ +1,2< / ><>6137< / ><>↘ -4,3< / >< / ><><>慕尼黑< / ><>8039< / ><>↗ +2,1< / ><>7433< / ><>↘ -0,2< / ><>7787< / ><>↘ -1,2< / ><>8561< / ><>↘ -2,9< / ><>10.672< / ><>↘ -4,0< / >< / ><><>斯图加特< / ><>4450< / ><>↘ -0,7< / ><>3933< / ><>↘ -0,6< / ><>4148< / ><>↗ +2,2< / ><>4710< / ><>↘ -4,5< / ><>5109< / ><>↘ -3,1< / >< / ><><>汉堡< / ><>5530< / ><>↘ -3,8< / ><>5283< / ><>↗ +9,0< / ><>5528< / ><>↗ +2,0< / ><>6636< / ><>↗ +2,9< / ><>8099< / ><>↘ -0,3< / >< / ><><>法兰克福< / ><>5440< / ><>↘ -6,5< / ><>5100< / ><>↘ -3,4< / ><>5684< / ><>↘ -2,4< / ><>6227< / ><>↘ -2,8< / ><>7151< / ><>↗ +0,5< / >< / table>

<><>B类城市< / ><>价格< / ><>+ / - (%) < / >< / ><><>波恩< / ><>3931< / ><>+7,9< / ><>3415< / ><>+1,3< / ><>3431< / ><>+0,7< / ><>4157< / ><>-3,0< / ><>5068< / ><>-2,2< / >< / ><><>多特蒙德< / ><>2250< / ><>+6,5< / ><>2168< / ><>+4,2< / ><>2438< / ><>-0,6< / ><>2520< / ><>-3,7< / ><>2767< / ><>+1,4< / >< / ><><>纽伦堡< / ><>3621< / ><>+4,4< / ><>3551< / ><>+6,2< / ><>3817< / ><>+6,8< / ><>4081< / ><>+2,1< / ><>3830< / ><>+0,6< / >< / ><><>德累斯顿< / ><>2494< / ><>+4,0< / ><>2547< / ><>+6,2< / ><>3270< / ><>+7,4< / ><>4238< / ><>-5,6< / ><>3650< / ><>-1,4< / >< / ><><>威斯巴登< / ><>3879< / ><>+2,3< / ><>3707< / ><>+1,2< / ><>4073< / ><>+2,5< / >< / table>

4633< / td><>-0,8< / ><>5083< / ><>+6,1< / >< / tr> <>卡尔斯鲁厄< / ><>3900< / ><>-0,4< / ><>3553< / ><>+1,8< / ><>3503< / ><>-2,6< / ><>3616< / ><>-0,4< / ><>3623< / ><>-3,7< / >< / ><><>波鸿< / ><>1985< / ><>-0,9< / ><>2098< / ><>+10,7< / ><>2172< / ><>-0,2< / ><>2686< / ><>-0,2< / ><>2282< / ><>+5,3< / >< / ><><>汉诺威< / ><>2799< / ><>-1,0< / ><>2897< / ><>+3,3< / ><>3160< / ><>+2,5< / ><>3910< / ><>+6,5< / ><>3932< / ><>+6,8< / >< / ><><>埃森< / ><>2152< / ><>-1,3< / ><>2102< / ><>+1,1< / ><>2449< / ><>+2,9< / ><>2976< / ><>+7,5< / ><>3155< / ><>-2,8< / >< / ><><>不来梅< / ><>2681< / ><>-6,0< / ><>2453< / ><>+1,5< / ><>2595< / ><>-2,0< / ><>3088< / ><>+8,6< / ><>3270< / ><>+8,6< / >< / ><><>杜伊斯堡< / ><>1440< / ><>-6,3< / ><>1629< / ><>+8,6< / ><>1903< / ><>+0,6< / ><>1936< / ><>-7,2< / ><>1838< / ><>+2,7< / >< / ><><>曼海姆< / ><>3542< / ><>-6,8< / ><>3322< / ><>+1,2< / ><>3319< / ><>+1,7< / ><>3735< / ><>-4,8< / ><>4371< / ><>+8,0< / >< / ><><>明斯特< / ><>4089< / ><>-7,0< / ><>4325< / ><>+10,4< / ><>4486< / ><>+3,6< / ><>5070< / ><>+8,2< / ><>5845< / ><>+7,4< / >< / table>

现有公寓（建筑年份至2022年）的平均挂牌价

<><>A类城市< / ><>价格 50 m2< / ><>75 m2< / ><>100 m2< / ><>125 m2< / ><>150 m2< / >< / ><><>莱比锡< / ><>130.250 €< / ><>192.075 €< / ><>296.400 €< / ><>446.000 €< / ><>551.850 €< / >< / ><><>杜塞尔多夫< / ><>220.400 €< / ><>295.950 €< / ><>444.000 €< / ><>674.125 €< / ><>899.400 €< / >< / ><><>科隆< / ><>237.750 €< / ><>314.400 €< / ><>448.500 €< / ><>654.875 €< / ><>794.850 €< / >< / ><><>柏林< / ><>252.950 €< / ><>351.525 €< / ><>537.400 €< / ><>742.500 €< / ><>920.550 €< / >< / ><><>慕尼黑< / ><>401.950 €< / ><>557.475 €< / ><>778.700 €< / ><>1.070.125 €< / ><>1.600.800 €< / >< / ><><>斯图加特< / ><>222.500 €< / ><>294.975 €< / ><>474.800 €< / ><>588.750 €< / ><>766.350 €< / >< / ><><>汉堡< / ><>276.500 €< / ><>396.225 €< / ><>552.800 €< / ><>829.500 €< / ><>1.214.850 €< / >< / ><><>法兰克福< / ><>272.000 €< / ><>382.500 €< / ><>568.400 €< / ><>778.375 €< / ><>1.072.650 €< / >< / table>

<><>B类城市< / ><>价格< / ><>50 m2< / ><>75 m2< / ><>100 m2< / ><>125 m2< / ><>150 m2< / >< / ><><>波恩< / ><>196.550 €< / ><>< / ><>256.125 €< / ><>343.100 €< / ><>519.625 €< / ><>760.200 €< / >< / ><><>多特蒙德< / ><>112.500 €< / ><>< / ><>162.600 €< / ><>243.800 €< / ><>315.000 €< / ><>415.050 €< / >< / ><><>纽伦堡< / ><>181.050 €< / ><>< / ><>266.325 €< / ><>381.700 €< / ><>510.125 €< / ><>574.500 €< / >< / ><><>德累斯顿< / ><>124.700 €< / ><>< / ><>191.025 €< / ><>327.000 €< / ><>529.750 €< / ><>547.500 €< / >< / ><><>威斯巴登< / ><>193.950 €< / ><>< / ><>278.025 €< / ><>407.300 €< / ><>579.125 €< / ><>762.450 €< / >< / ><><>卡尔斯鲁厄< / ><>195.000 €< / ><>< / ><>266.475 €< / ><>350.300 €< / ><>452.000 €< / ><>543.450 €< / >< / ><><>波鸿< / ><>99.250

€< / td> < / ><>157.350 €< / ><>217.200 €< / ><>335.750 €< / ><>342.300 €< / tr> <>汉诺威< / ><>139.950 €< / ><>< / ><>217.275 €< / ><>316.000 €< / ><>488.750 €< / ><>589.800 €< / ><><>埃森< / ><>107.600 €< / ><>< / ><>157.650 €< / ><>244.900 €< / ><>372.000 €< / ><>473.250 €< / ><><>不来梅< / ><>134.050 €< / ><>< / ><>183.975 €< / ><>259.500 €< / ><>386.000 €< / ><>490.500 €< / ><><>杜伊斯堡< / ><>72.000 €< / ><>< / ><>122.175 €< / ><>190.300 €< / ><>242.000 €< / ><>275.700 €< / ><><>曼海姆< / ><>177.100 €< / ><>< / ><>249.150 €< / ><>331.900 €< / ><>466.875 €< / ><>655.650 €< / ><><>明斯特< / ><>204.450 €< / ><>< / ><>324.375 €< / ><>448.600 €< / ><>633.750 €< / ><>876.750 €< / >< / table>

* 现有公寓（建筑年份至2022年）每平方米的平均挂牌价格（欧元）。 / 来源：Von Poll Immobilien Research；自行计算 / 法兰克福汇报图表：niro。

新住房：从获得建筑许可到竣工平均需要 27 个月。 照片 Lucas Bäuml

低成本建筑唯有减少标准方能实现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实验性建筑类型 E 来简化建筑流程。但如果不削减标准，这依然只是一个幻想。黑森州正尝试迈出下一步。

作者：托马斯·施罗尔 (Thomas Schröer)

有时需要外部的建议来推动变革：今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列举了德国住房建设中存在的障碍。布鲁塞尔的分析虽然仅包含建议，但在问题上态度明确：为了打破住房创造方面的投资停滞，需要简化规定、推动建筑业创新，并改善空间规划和交通连接。

来自欧洲的警告值得关注，因为欧盟委员会并非以精简官僚主义著称。这表明，即使按照布鲁塞尔的标准，德国的建筑业也过度监管了。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这一点已被认可。近期，关于建筑必须变得更简单、更快速、更便宜的口号，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提出最雄心勃勃的去监管计划的竞争。在政治领域，这被冠以“减负内阁”、“现代化议程”或“去官僚化方案”等称呼。然而，此类计划本身的推出方式就带有官僚色彩，因此人们对其成功程度心存疑虑。

事实上，建筑行业在字面和实际意义上都难以实现“简单建筑”：一方面，从获得建筑许可到建筑竣工的时间过长。2025 年，这一处理周期为 27 个月，比 2020 年高出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新建标准过高，几乎已无法负担。因此，想要简单地进行简单建筑的渴望是可以理解且广受欢迎的。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时，“建筑类型 E”进入了视野。由于采用了字母表中第五个字母的命名方式，它已成为简单或实验性建筑的代名词。建筑学教授弗洛里安·纳格勒 (Florian Nagler) 在上巴伐利亚州巴特艾布灵 (Bad Aibling) 建造的三栋研究房屋，已成为一群渴望回归原型建筑理想之人的向往之地。

在实践中可见，现代世界在标准化的建筑流程之外也比以往更加复杂：从规划和审批，到融资，再到建筑竣工和销售，项目开发的各项要求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已不再适应最初那种不受标准限制的建筑方式。困难始于审批阶段，当简单建筑的理念与各联邦州宣布具有约束力的技术建筑规定相冲突时。

如果新建建筑低于当前技术水平，融资也会变得困难。此类向下偏差在竣工后可能会引发业主或购房者的保修索赔，并限制法定租户权利。此外，办理建筑保险以及日后的房产销售可能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在现行规则下，建筑类型 E 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运作：规划者和业主永久就低于技术水平达成一致，不需要外部融资，房内居住着不愿起冲突的租户，认为保险是不必要的，且房产通过王朝式继承传递，即永远不被出售。这一场景与生活现实毫无关系。因此，目前在新建建筑的开发、融资和销售方面的房地产经济框架条件，使得建筑类型 E 无法在广泛范围内为住房供应做出实质性贡献。

此时，人们呼吁立法者清除此类障碍。然而，立法机关在执行方面进展缓慢。之前的红绿灯政府曾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将“E类建筑”列入计划，但未能将其推向最终落实。

现在，现任联邦政府尝试重新启动。联合执政协议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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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E类建筑创造民法上的前提条件：为此，应将其与各联邦州的建筑技术规定在法律上挂钩。未来，在涉及舒适度或设备特征时，偏离公认的技术规则将不再被视为缺陷。

2025年底，建筑部长 维雷娜·胡贝尔茨（Vere-na Hubertz）和司法部长 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两人均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交了要点方案，启动了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并宣布将于2026年夏天提交法律草案。7月，牵头部门司法部具体化了相关计划，并与建筑部共同宣布法律草案已完成：内阁将在今年下半年对此予以批准。联邦政府希望借此创建一套新的建筑合同法，以便建设意向方、规划者和承包商能够协商确定各自应承担的建筑标准。这将消除因低于技术标准而产生的责任风险，尤其是当涉及省去不必要的“花哨装饰”时。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试图通过放宽建筑合同法来推动降低舒适度标准的“E类建筑法”这一想法，更像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理论构想。更为关键的是，应在公共建筑法中大幅减少技术标准的数量。为此，政界正在不同行动层面做出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

焦点在于德国标准化学会（DIN）的商业模式，该机构由经济界主导。其模式是以公益协会的形式不断开发建筑技术标准，并将这些创新作为出版产品进行销售。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不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同样缺乏从外部审视这些持续涌现的新规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与之相关的成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测算和评估。国家标准控制委员会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力，并非有效的监督机构，而仅仅是一个纸老虎。总体而言，这导致了建筑成本的持续上涨，尤其是在隔音、节能和无障碍环境领域。

该协会长期以来被联邦政府认可为唯一的国家标准化组织。然而，并非每一项DIN标准都预设为反映了公认的技术规则，因为其核心是私人的技术规范。尽管并非所有“改进后”的建筑标准都能被各联邦州宣布为具有约束力，但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仍在持续增长。这一路径通过建筑部长会议以及设立在其中的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丛林来实现，由它们提出相应建议。如果一项新标准被认为在专业上已成熟且先进，它将被纳入已实施的建筑技术规定清单，从而被宣布为具有约束力。

由于过度关注细节和专业化，导致缺乏对整体局面的审视。尤其缺乏对后续成本的评估，以及对建筑实践及其需求的其它影响的考量。建筑文化也因此被牺牲，因为不受限制的细节规定扼杀了所有的设计创意。在多层住宅建筑中，这导致了法兰克福建筑师斯特凡·福斯特（Stefan Forster）所贴切描述的，千篇一律的“盒子统一粥”。

要斩断这个戈尔迪之结，需要颠覆的勇气。为此需要一次果断且见效快的切割。黑森州展示了如何实现这一点：在待议的州建筑条例修正案中，计划暂停执行所有已引入的技术建筑规定，这些规定总计约 600 页，暂停期限为三年。这一实验条款将由一个评估过程陪同，以便从 2030 年起决定哪些建筑标准确实必要且可负担，或者哪些可以舍弃。这样将形成一个新的基础标准。在暂停期间，对建筑结构稳定性和防火的基本要求依然保持在相当水平，因为这些要求直接源自法律。黑森州的做法近期在建筑部长会议上进行了介绍，并引起了关注。据称，反应分为两派。一部分联邦州对采用这一创新表示感兴趣，而另一部分州则将其视为毁灭。在联邦制下，实现简化建筑的道路依然艰辛。但来自外部的良好建议可以帮助指明方向。

客座文章作者为行政法专业律师，法兰克福 FPS 律师事务所总经理，以及黑森州经济部“建筑创新”委员会成员。本文为其在 2026 年 10 月柏林城市规划研究所举办的“城市规划与法律”研讨会上演讲内容的简编版。

RECHTECK

共同承租人即便搬出仍需负责交还房屋

共同承租人在搬出时，只要未被有效地从租赁合同中解除，仍有义务交还房屋。即便其早已居住在别处，房东仍可起诉其腾空房屋。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 2015 年共同租了一套公寓。2022 年，该女子搬出，男子留下。

2025 年 6 月，该女子通知房东其已搬出，并请求将其从合同中解除。但这并未实现。随后，房东起诉两人腾空房屋。该女子立即承认了这一请求，但拒绝承担诉讼费用。她主张自己多年来已不在那里居住，且不再拥有进入权限。房东则反驳称，她从未有效地退出合同。

帕德博恩地方法院（Landgericht Paderborn）支持了房东的诉求。交还房屋的义务源于租赁合同，并不取决于谁实际使用该房屋。共同承租人承担连带责任。房东可以要求其中任何一人完成全部腾空。搬出及通知行为并不能终止合同，这需要所有合同方的协议。此外，房东对针对两名承租人的判决具有正当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法庭执行员才能完全腾空房屋。而且，这也能在女子返回时为房东提供保障。

因此，从共同住所搬出的承租人应与房东及共同承租人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解除协议。仅告知搬出是不够的。相应地，只要不存在有效的解除协议，房东可以起诉已搬出的共同承租人，且无需仅因此而承担费用（帕德博恩地方法院，2026 年 6 月 9 日裁定，案号：1 T 29 / 26）。

向女儿收取的无息分期款项免税

父母将房屋卖给子女，并允许其以无息分期方式支付购房款的，无需就这些分期款项缴纳所得税。一对夫妇在 2021 年按全额价值将其一块带建筑的土地卖给了女儿。由于女儿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每月只能支付有限的金额，因此相关方约定了延期支付，即支付缓期：女儿以每月分期方式支付购房款，且所有方明确排除了利息。

税务局不认可这一约定。它在每笔分期款中计入了隐藏的利息部分，统一按年利率 5.5% 计算。税务局将该部分作为资本收益征税——类似于储蓄存款的利息。对此，父母提起诉讼。

慕尼黑联邦财政法院（Bundesfinanzhof）的法官支持了他们的主张。由此，联邦财政法院放弃了其长期的司法实践。法院认为，首要标准应该是合同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有效地排除了利息，税务局不得推定利息的存在。即使是该机构所依据的《评估法》也不允许这样做。只要目的并非单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父母和子女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设计合同。在本案中，父母的目的仅是为了让女儿能够完成购买。

向子女出售财产的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记录放弃利息以及每笔分期款全额抵扣购房款的事项。对于无法获得贷款的子女来说，家庭内部的分期购买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融资策略。

重要提示：分期购买价格必须与立即支付的价格一致。如果分期价格更高，税务局仍可将差额作为隐藏利息征税（联邦财政法院，2026 年 3 月 24 日判决，案号：VIII R 30 / 24）。

Lea Steinhauer 是汉诺威 Bethge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致编辑信函

工业未来在何方？

关于《法兰克福汇报》29. September 刊登的《旧轮胎应重返道路》一文，我认为缺失了一个关键维度：翻新（Runderneuerung）。它是轮胎实际循环利用中最具说服力的形式之一。在翻新过程中，旧轮胎中依然完好的胎体被继续使用，仅为其更换新的胎面。通过这种方式，约 70% 的材料得以保留。与生产一条同类新轮胎相比，还能节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弗劳恩霍夫 UMSICHT 研究所的一项生态平衡分析结果显示，翻新轮胎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了 60% 以上；电力和天然气的消耗则降低了约 50%。

因此，德国的发展趋势就显得格外令人关注。此前，位于陶托堡森林迪森（Dissen am Teutoburger Wald）的 Reifen Hinghaus 有限公司是德国最后一家生产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翻新轮胎的制造商。2024年4月，Hinghaus 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这意味着，一项在特殊程度上契合循环经济理念的技术，竟然在德国消失了：一个现有的、仍具价值的产品没有被简单地加工成颗粒或进行热回收，而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市场条件。在新轮胎工业界，经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论调：“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不希望看到改变。”如果这种态度导致一种技术成熟且具有生态优势的回收利用形式从市场上消失，那么我们必须质疑，资源保护和循环经济实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翻新工业的失败并非因为其工艺在生态上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其环保优势十分显著。相反，尽管它在实践中体现了循环利用的原则，却在很大程度上从市场中消失了。因此，如今谈论循环经济和资源保护的人，也应当探讨为什么此类技术在德国的乘用车轮胎领域不再具有工业未来。

迪特·迪塞尔贝克（DIETER DISSELBECK）， 陶努斯山麓克龙贝格（KRONBERG IM TAUNUS）

滑铁卢的布吕歇尔与威灵顿

在 29. 月《法兰克福汇报》的一封名为“Merde!”（该死！）的读者来信中，门诺·阿登博士（Dr. Menno Aden）声称，是布吕歇尔元帅和普鲁士军队决定了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因此在提及并赞颂获胜将领时，不应将威灵顿排在首位，而应是布吕歇尔。“为什么我们德国人总是得重复别人的自我吹嘘？”然而，读者阿登博士错了：作为盟军总司令，威灵顿在战役的指挥中确实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拿破仑在滑铁卢的作战计划遵循其典型模式，即通过“诱敌出击”来击败即便在数量上占优的军队，使其在整体规模上虽不占优，但在每个决定性的战斗地点都能在数量上取得优势。他从南方推进，首先在威灵顿的军队与从东面行军而来的普鲁士军队之间楔入一道裂缝，以便在威灵顿指挥下的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英国军队能够与此前在利尼（Ligny）惨败的普鲁士军队会合之前，以 80.000 人的全部威力向其发起猛攻。该计划旨在在消灭威灵顿率领的部队后，全力以赴对付届时处于劣势的普鲁士军队。与此同时，拿破仑在南方部署了由格鲁希元帅（Marschall Grouchy）指挥的约 40.000 名法军，向西行军以拦截普鲁士军队。然而，布吕歇尔当时已经抵达滑铁卢。格鲁希失职了，他不敢违背命令，也没有同样向东奔向滑铁卢，尽管当时已经能听到来自那里的战场喧嚣。

战役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威灵顿在战场上的指挥，他极其有效地部署了部队，导致拿破仑尽管承受了巨大损失，但在面对尤其是英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时，未能实现消灭对手西翼分遣队的战略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法军将与格鲁希的部队一起赢得这场战役。

布吕歇尔无疑在滑铁卢的胜利中贡献了一份力量，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抵达上，尽管抵达较晚。正如其后裔—— 9. 威灵顿公爵在 2025 年 6 月 18. 日一场纪念战役的早餐会上所言：“德国人来得晚，但最终总能在正确的时刻赶到。”因此，威灵顿理应享有优先地位。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埃森

罗伯特·伦布克亲口所言

对于塔尔·斯特恩加斯特（Tal Sterngast）在《法兰克福汇报》9月21.日刊登的关于埃丝特·奥法林（Esther Ofarim）的精彩文章《这令人困惑的咕哝声》，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但其中有一处必须予以纠正：在《我是谁？》（Was bin ich?）节目中，当艺术家本人被禁止说话时，代替她回答的那把极具辨识度的男声，绝非其丈夫兼舞台搭档阿比·奥法林（Abi Ofarim），而是该节目的主持人罗伯特·伦布克（Robert Lembke）——正如该节目的所有贵宾一样。顺便一提，伦布克同样是一位犹太父亲的儿子。

阿比·奥法林与妻子一同做客，这在罗伯特·伦布克的贵宾中较为罕见，但他也像妻子一样被要求保持沉默，以免被声音认出。两人共同在黑板上用希伯来字母和拉丁字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被提问的只有她。

这段片段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其中还包含在被引用的问题之间提出的其他问题——在玛丽安娜·科赫（Marianne Koch）猜出正确名字之前，吉多·鲍曼（Guido Baumann）、安妮特·冯·阿雷廷（Annette von Aretin）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都尝试了几次。不过，我在Youtube上输入“Was bin ich Ehrengast Esther Ofarim”并没有找到结果，而是在一个标题为“《我是谁？》罗伯特·伦布克主持：早期岁月 1958–1967（黑白）”的剪辑视频中找到了，且就在视频开头。

格奥尔格·赛德雷尔教授博士（PROFESSOR DR. GEORG SEIDERER），斯帕多夫

尤尔根·克洛普的旗帜之词

西蒙·施特劳斯（Simon Strauß）在他关于（德国）共和国概念的深度分析文章（《论新的德国共和国》，《法兰克福汇报》9月18.日刊）中，希望有一个实用的“旗帜之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旗帜之词，让左翼和右翼不会反射性地将其翻译为‘好’与‘坏’。”

恰巧，新任国家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在前一天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坦白说，我很想为我自己或我们夺回那面旗帜。我希望当人们挥舞它时，没有人会想：‘你怎么了？’而是简单地感觉到，是的，你很开心，你明白你很幸运能在这个美妙的国家出生、成长或迁入，无论如何——你生活在这里。我不希望将民族自豪感交给错误的人。”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共和主义号召的最核心冲动，“它将公民视为政治行动力，将现代社会中分裂的国家与社会这两个部分重新联系在一起”，正如施特劳斯在描述 res publica（共和）的理想概念时所写的那样。

如果克洛普不是刚刚接任国家队主教练，人们在听到他的旗帜之词后，或许应该考虑让他担任新任联邦总统，将其视为一名现代的共和主义者（基督徒），旨在将 8300万德国人团结在一起——这种共和主义是相对于种族主义而言的。这完全符合施特劳斯在其论述结尾的信条，即用“体面、包容、荣誉感、团结”这种魔力，“来化解复仇心与不和的诅咒”。

埃尔马·奥特尔（ELMAR OERTEL），赫斯布鲁克

在火车上找到了自己的药妆店利基市场：网红 Enya（左）和乔埃尔·米斯勒（Joelle Mißler） 照片来源：einzigartigeenya / Tiktok, Joelle-missler / Tiktok

职业梦想：网红

围绕网红的广告市场正在增长，并将年轻人吸引到社交平台上。尽管成功压力巨大，但该行业也提供了机遇。

作者：多米尼克·耶格尔（Dominik Jäger），法兰克福

当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失业时，Enya 开始使用 Instagram 和 Tiktok，在这些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短视频。如今，Enya 在这些平台上的粉丝数约为 20.000 56.000 人。她早期关于文字游戏的一段视频走红，被观看次数达 1900万次。直到今天，她仍在制作关于铁路的幽默视频。

但对于不愿透露姓名的 Enya 来说，在这些深受青少年欢迎的平台上发布视频更多是一种爱好。仅靠成为一名网红（Influencer）生活，即在互联网平台上为产品做广告，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样会让人依赖外部因素，无法再自行决定想做什么。我不想要那样，”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道。在失业期间密集使用 Tiktok 的几个月里，她习得了视频设计与编辑的技能。

如今，Enya 作为正式员工负责一家精品食品公司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用科技时代的话说，她的职位是“高级内容创作者”（Senior Content Creatorin）。她业余经营自己的频道“einzigartigeenya”。“内容创作者”（Content Creator，字面意思为内容的创造者）或“网红”（Influencer）通常是指那些通过社交网络视频赚钱的人。

29 岁的 Enya 并不是唯一意识到靠社交媒体内容生活很艰难的网红。该行业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以“Mr. Beast”之名进行营销的詹姆斯·唐纳森（James Donaldson）在一年前抱怨说，他的商业模式正在将他“吞噬”。唐纳森表示：“如果我不拍摄，就没有内容。如果我停止拍摄，这个频道就真的不复存在了。”唐纳森在视频平台 Youtube 上的频道拥有 4.85 亿名订阅者。

温策尔（Wentzel）表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人“Mr. Beast”成功了。例如，他将印有自己头像的巧克力销往德国的超市。来自哥廷根 PFH 私立大学的朱利安·福斯（Julian Voss）将此视为网红这一职业形象已趋于稳固的证明。

其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一种近乎传统地商业模式是，网红在平台的短视频中推广产品，无论是化妆品还是家居用品，从而获得制造商的付费。一旦在平台上获得影响力，网红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品牌，

可以通过作为脱口秀嘉宾或通过周边商品（例如巧克力形式）来利用名气，从而赚取额外收入。

网红营销的潜力正在增长。根据 Hypeauditor 平台的分析，全球市场规模已从 2021 年的 138 亿翻倍至今年。

越来越多的网红希望分得一杯羹。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三年前估计全球网红人数为 5000万，并预测年增长率为 10 至 20 百分比。这是一门残酷的生意。仅凭几个走红的视频，可以获得几千名订阅者。2022 年，Tiktok 上 70% 的网红频道拥有 1000 到 1 万名订阅者（粉丝）。两年后，Instagram 上的这一比例为 76%。相应地，向上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两个平台上，粉丝数超过 100 万的网红比例不足 0.5%。

业余网红 Enya

她认为，如果网红能与订阅者进行交流、回答评论并“建立这样一个社区”，人们会很欣赏。这展现了数字空间中经常被低估的社交一面。而当网红为自己的内容确定一个主题时，这种方式效果最好。恩雅（Enya）表示：“不应该带着想靠内容生存的意图开始，而应该展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的温策尔（Wentzel）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网红可以在一个细分领域中立足、成长，并最终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通过自有产品，这一职业可以实现货币化，而无需仅仅依赖于每天发布视频。温策尔说：“一个想法在特定的较小市场中更容易规模化。目标是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品牌。”

像恩雅一样，网红也可以在企业中找到职位。哥廷根PFH私立大学的福斯（Voss）在一个专门的学位课程中教授如何建立社交媒体频道以及开发商业模式。他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型企业中找到职位，负责在网络上推广公司。福斯说：“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将社交媒体视为沟通渠道的情况仍然太少。”对于企业来说，唯一的风险就是不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药妆连锁店dm支持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的工作日常。乔埃尔·米斯勒（Joelle Mißler）就是其中之一。在接受药剂师培训期间，她就开始在自己的私人TikTok频道上上传关于新产品的视频。现在，这家药妆连锁店为此允许她将一部分工作时间用于此项活动。米斯勒说：“我可以从事我梦想的职业，同时把我的爱好变成职业。与外部品牌和合作伙伴合作带来的收入对我来说更多是用来储蓄的小额补贴。”

米斯勒了解网红商业模式的风险。她的正式雇佣关系为她提供了保障。她说：“作为创作者，人们无法总是影响触达率和算法。”因此，她不想只专注于TikTok。相反，她将自己的未来看在dm。 “我才22岁，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市场负责人。”

网红商业模式的未来前景

其他网红也在讨论职业倦怠（Burnout）的风险。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更希望成为“内容创作者”，而不是消防员或医生。哥廷根PFH私立大学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高中毕业生可以想象将内容创作者作为一种职业。

这种被称为“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的商业模式是“一种非常残酷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教授以营销为重点的工商管理课程的丹尼尔·温策尔（Daniel Wentzel）如此表示。该行业竞争极其激烈。不过，温策尔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职业愿望。“那些在毕业后追求成为网红的人，必须投入时间并承担风险”，

全球网红广告支出 单位：10亿美元

* 预测 / 来源：Hype Auditor；Statista / 法兰克福汇报图表：nav.

Instagram网红按粉丝数量划分的占比（2024年），单位：百分比

位于科隆的、与雇主关系密切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于2023年研究了“创作者经济”的阴暗面。在一项关于工作条件和成功持久性的研究中，该研究所总结道：“那些正在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准备并思考潜在职业的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创作者经济的这些劣势——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光鲜亮丽的社交媒体世界所迷惑，这一点值得怀疑。”

营销专家温策尔鼓励每个人去尝试。但他提醒道：“这就像足球运动员或创业公司一样：你只能看到那些成功的人，而看不到后面一大串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

厨房应是感官之所，而非技术之所

传感器与人工智能正进入厨房设备。然而，比数字化效果更重要的，是优质的材质、巧妙的人体工程学，以及一个问题：一套厨房究竟能使用多久。 作者：Thiemo Heeg（法兰克福）与 Michaela Seiser（维也纳）

未来的厨房正日益成为居住生活的中心。对于奥地利实木家具制造商 Team 7 的执行所有者 Georg Emprechtinger 而言，厨房应该是一个让所有五感再次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不仅仅是盯着一个显示屏。同名奥地利设计工作室的总经理 Martin Steininger 认为，烹饪是一种机械过程，能够提供享受与退隐的空间。而作为历史悠久的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五金件制造商 Blum 的总经理，同时也是众多国际厨房生产商合作伙伴的 Philipp Blum，则从日常动作的角度思考：如何让物品更容易触及、存放和操作？不同的视角，但有一个共同点：厨房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必然变得更加技术化。

这并非是对创新的否定，而更多是对那些仅为了展示自身能力而存在之技术的否定。Emprechtinger 指出，能够报告牛奶库存的智能冰箱至今尚未引发任何革命。通过智能手机开启的门也不自动等同于进步。Steininger 认为，数字化系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能提供具体减负的地方——例如在订购环节，或是在设备建议合适设置时。Blum 关注的是联网设备是否能相互通信并简化操作。他的意思大致是：厨房不应变成另一个屏幕空间；寻找糖的人通常知道它放在哪里。

与此同时，设备行业正凭借新一代传感器技术和人工智能奋力前行。烤箱应当能够识别食物并推荐程序；洗碗机和洗衣机应当能自行判断装载量、内容物和剂量。灶台与抽油烟机可以协调彼此的功率，联网设备则能监控烹饪过程。这不仅仅是在控制面板上加一个聊天机器人：设备应当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并做出反应。

然而，在技术可能性与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决定性的创新可能不在于厨房能独立烹饪，而在于单个操作步骤变得更简单且更节省资源。

一些家用电器制造商在谈到人工智能的恩赐时胆量很大——他们认为洗衣房和厨房中家务劳动的终结已近在咫尺。例如美诺（Miele）。针对“Gary”型号机器的承诺是：“放入衣物。按下启动。完成。”这目前仍是一个概念研究，但此类技术很快将不仅出现在这家总部位于居特斯洛（Gütersloh）公司的产品线中：智能传感器和人工智能能够识别滚筒内的物品，并据此调整洗涤过程和洗涤剂剂量。

盯着披萨：西门子的一款烤箱可以通过内置摄像头识别菜肴——现在还能保存用户自己的创意作品。照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厨房中的运作方式亦然。在柏林的国际消费电子展（IFA）上，展出的烤箱能够自动识别 100 多道菜肴并建议合适的设备设置。洗碗机也已达到这一水平：一位制造商的格言是“放入，关门，完成”。

这意味着博世-西门子（Bosch-Siemens）或伊莱克斯（Electrolux）等供应商比几个月前或几年前有了显著进展。现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AI）应用于开发，或将其作为聊天机器人集成到产品中。相反，设备应当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并做出反应——例如识别衣物或食物，然后相应地调整洗涤或烹饪设置。因此，图像识别、传感器技术、自动程序选择、剂量控制或辅助功能等主题成为了核心。

工业界还将效率和联网宣布为未来的厨房趋势。三个例子：灶台和抽油烟机能自动协调其功率；联网设备可以监控烹饪过程并调整热量或蒸汽；而冰箱中的传感器能考虑门被打开的频率，并相应地调整制冷功率。

居住方式已经改变了厨房——尤其是现代开放式厨房。在许多新建筑中，厨房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房，而是起居和用餐区域的一部分。恩普雷希廷格（Emprechtinger）观察到，人们现在围绕着厨房进行规划。它不再仅仅是众多家具中的一件，而往往是整个空间设计的起点。Team 7 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为该公司除了厨房外还生产桌子和客厅家具。厨房制造商正转变为整体居住世界的供应商。

施泰宁格（Steininger）将设计追求总结为一个看似矛盾的点：厨房应当同时具备“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可见性体现在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对象，具有特殊的材质感和精心的细节；不可见性则体现在那些可以隐藏在门板背后的功能。它像是一个工具箱，只有在烹饪时才会打开。布鲁姆（Blum）也观察到了这种对整体性的需求。选择开放式居住空间厨房的人，通常也希望边柜和客厅家具能与之匹配。

然而，开放性并非教条。它扩大了空间，使烹饪成为一种社交活动。但与此同时，气味、凌乱和设备也会暴露在视线中。因此，储藏室可能会变得不再必要，而所谓的“后厨”（Back Kitchen）则变得日益重要：这是一个第二个、不那么注重代表性的工作区域，用于放置搅拌机、面包机以及所有不应一直摆在操作台上的物品。恩普雷希廷格认为，封闭式厨房仍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无论是出于户型、气味还是对安静的追求。因此，未来的趋势并非单一方向，而是与居住者的日常生活相匹配。

在材质选择方面，出现了一种与“完美布景”相反的趋势。施泰宁格谈到了“诚实的材质”：木材、天然石材、金属或混凝土不应被处理成伪装成其他东西的样子。陶瓷板就应该是陶瓷。他认为最成问题的是对天然石材尽可能完美的模仿。几年前，白色高光门板只要出现一个指纹就被认为是缺陷。而如今，客户更容易接受那些会发生变化并带有使用痕迹的表面。岁月的痕迹（Patina）从一种缺陷变成了产品生活故事的叙述。

Emprechtinger 将这种态度转化为了一种生产原则。他表示，实木是“活的”，会膨胀、会收缩，因此需要不断地开发和精密的加工，尤其是在追求简洁、优雅线条的时候。Team 7 根据具体订单对木材进行分类并量身定制，而不是生产标准化的板材并切割掉大量材料。据该公司称，剩余的木料和锯末被用于热能回收。这既是一项质量承诺，也是一个成本因素：Emprechtinger 提到，一套包含设备和工作台面的 Team 7 厨房，其大致成本在 25.000 到 30.000 欧元之间，尽管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材料、储物空间和配置。Steininger 则将入门门槛设得更高：在他公司看来，低于 50.000 欧元的厨房几乎无法实现。

由此，耐用性成为了对“丢弃经济”的一种反向方案——但并非简单地承诺每套厨房都能毫无问题地搬迁。Emprechtinger 讲述了一套使用了 40 年的 Team 7 厨房，该厨房经过多次翻新和扩充。高质量的柜体和五金件可以经受住搬家或装修的考验；但工作台面和新的空间尺寸则会造成限制。Steininger 认为，搬迁厨房在技术上虽然可行，但在经济上往往是不理智的：拆卸、调整和安装都需要成本。相比之下，Blum 将模块化解决方案视为一个重要的开发领域。当单身家庭变成一个家庭时，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为此，不应该每次都必须更换整个厨房。

这些不同的答案表明，可修复性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它必须在经济上可行，备件必须保持供应，材料必须可分离，且厨房的规划必须允许进行调整。因此，Blum 呼吁在规划阶段给予更多关注。“购买厨房的人需要做出数百个决定，并在此后的多年里承担这些决定带来的后果。样板间并不一定是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在购买前真正讨论人体工程学和生活习惯。”

这在老龄化社会中尤为适用。Blum 表示：“不存在所谓的‘老年人厨房’。”关键在于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人体工程学。用抽屉代替带有旋转门的深柜、易于触及的工作区域以及将极少使用的物品放在高层隔板中，可以减轻日常生活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五金件和储物解决方案并非次要问题。Blum 提到了“Space Step”，这是一种集成在底座中的踏步平面，旨在方便触及更高层级。Emprechtinger 则强调了个性化规划：工作高度、内部布局和操作方式都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

在这里，未来同样不在于壮观的机器人，而在于那些不起眼的改进。Blum 观察许多国家的家庭，以了解人们如何烹饪和储物。在日本狭小空间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宽敞的欧洲厨房中。烹饪、清洁和饮食习惯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存在一个通用的未来厨房。即使是像纯素主义这样的饮食趋势，也不会自动改变平面布局，但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设备和改变的储物方式。

在这场辩论中，奥地利行业代表能够如此突出地发声，绝非简单的地域巧合。奥地利将悠久的功能主义厨房设计历史与一个能为现代厨房注入多种优势的产业相结合：Team 7 代表着实木以及厨房与居住空间的融合；Steininger 代表着个性化且具有建筑思维的设计；Blum 则代表着在全球家具中广泛应用的五金件和运动系统。这些视角涵盖了从材料、设计到日常功能的各个方面。

山峦仅是美丽的背景：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IFA）上的家用电器，此处为美诺（Miele）展台。 照片 Imago

一个历史性的参考点是玛格丽特·舒特-利霍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这位维也纳建筑师在 1926 年设计了“法兰克福厨房”，这是现代厨房建筑的一个里程碑。她将厨房视为一个可设计的工作环境，并尽可能高效地组织狭小空间内的流程。关于未来的辩论则侧重于不同的重点——更多的开放性、个性化和居住舒适感——但基本问题依然相似：如何通过设计改善日常生活？如今，这不仅涉及炉灶与水槽之间的最短路径，还涉及人们是否能便捷地获取储备物资，以及一件家具的耐用程度是否足以证明其资源消耗的合理性。

Steininger 认为奥地利和意大利在设计和质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他将德国厨房工业描述为更偏向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系列化生产。这是他的个人评估，而非中立的市场统计数据。但这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的观点对于此次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他们来自一个手工制造、材料知识和个性化规划与工业规模化并存的环境。而 Blum 则带来了一个国际供应商的视角，观察着众多国家和使用文化中的厨房。

因此，未来的厨房既不会完全隐形，也不会完全自动化。它将同时是舞台与工作室，是居住家具与工作工具。人工智能（AI）可以识别食物、监控烹饪过程并节省能源。但它无法替代人们关于如何居住、烹饪和聚会的决定。真正的进步可能在于技术在后台静默运行，储物空间触手可及，材料自然老化，且厨房无需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更换。机器人手臂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 20 年后，厨房是否依然契合生活。

AI 为三星带来创纪录利润

运行顺畅：三星在韩国的半导体工厂 照片 Bloomberg

这家韩国芯片制造商报告了科技巨头历史上最高的季度利润。然而，股市上的质疑声正在增加。

作者：Tim Kanning 釜山

人工智能（AI）持续不断的扩张正将大型芯片公司的利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周四，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公布的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九倍。这一利润飞跃主要得益于市场对该公司先进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这些芯片是实现复杂 计算能力的中心组件。

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在周四的一份利润预测中宣布，7 月至 9 月期间的营业利润达到 107.4 万亿韩元（714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82.5%。据路透社报道，这甚至是任何一家科技巨头所报告过的最高季度利润。营收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95 万亿韩元。报告的利润略高于分析师此前给出的平均预期。尽管如此，三星在首尔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周四下跌了 2.4%。

这家韩国公司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公布各业务部门的详细数据。增长的驱动力将主要是利润率较高的 HBM 芯片业务，这类芯片凭借其极快的存储能力非常适合 应用。此外，在 DRAM 和 NAND 这两个（例如用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类别中，由于普遍短缺，近期价格也有所上涨。而这反过来可能会给三星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业务带来压力，因为这些设备中使用了此类组件。

营收和利润的陡峭增长已持续数个季度。这一长期走势表明， 行业的 demand 依然极高。尽管许多 管理层近期对该技术的风险发出警告，但全球范围内仍在继续建设许多足够支持 应用的新数据中心，而这些中心在其服务器中需要海量的芯片。半导体公司的订单量充足，因为亚马逊、谷歌、Meta 和微软等所谓的“超大规模运营商”（Hyperscaler）正在扩大其数据中心容量，以跟上其飞速的 发展步伐。

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来自台湾的台积电（TSMC）周四也宣布营收大幅增长。这家总部位于新竹的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约为 416.6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50%。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新高。仅在 8 月份，海外订单就增长了 70% 以上，并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 先驱英伟达（Nvidia）被认为是台积电最重要的客户。台积电将在下周公布其财务数据的详细信息。

问题在于，芯片公司还能在多久时间内维持这种创纪录的水平。尽管数据亮眼，但三星股价在周四依然下跌，这表明投资者持有怀疑态度。主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SK Hynix）和美光（Micron）的股价也下跌了 2% 以上。分析师给出的一个原因是，虽然他们预计存储市场的价格将继续上涨，但这种涨幅可能会放缓。

但三星计划大幅扩大其生产能力，以满足其认为将继续强劲增长的需求。该公司在6月宣布，将投资400万亿韩元（2660亿欧元）在韩国光州市建设两座新的半导体工厂。其本土竞争对手SK海力士也计划在同一地区进行规模相当的投资，总统李在明希望将该地区打造为韩国的新芯片枢纽。台积电（TSMC）今年将投资折合520亿至560亿欧元用于扩建其生产设施。

三星此前迅猛的增长也将使该集团的员工和股东受益。三星计划在今年向股东派发折合730亿欧元的创纪录金额。存储芯片部门的员工在经历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劳资纠纷后，于今春赢得了一项基于营业利润的奖金支付新规定。

管理层已与工会达成一致，将该部门营业利润的10.5%拨作员工奖金。当地媒体计算得出，如果公司今年的营业利润达到3.7 亿韩元，根据新规定，存储芯片部门的平均员工有望获得7.5 亿韩元（500.000欧元）的奖金。在前三个季度中，利润已达到254.1万亿韩元。（评论见第36页。）

维尔德贝格计划如何清理报告义务

企业在数以千计的报告义务下苦不堪言 / 联邦部长深知其中利害

柏林。大约过了25分钟，联邦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Karsten Wildberger）再次展现出了前管理者的特质。在周四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讨论的主题是企业的报告义务，具体提到了可持续发展指令，一名记者询问这位基民盟（CDU）政治家这些指令的意义何在。他显然在努力避免全盘否定这一欧洲法规体系：他谨慎地表示，其中许多计划是有意义的，毕竟其目的是为了使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透明化。

“但如果您必须执行这些规则——我在一年半之前还在这样做——那么在‘什么是合理的’与‘实际如何执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认为，这往往甚至对气候没有帮助。这位前意昂（Eon）以及后来电子零售商 Media-MarktSaturn 的管理者将其视为一种“耗钱的‘高性能空转’”。他强调，问题不在于降低标准，而在于可执行性。

这成为了规范控制委员会（Normenkontrollrat）主席、同样曾任中型企业总经理的卢茨·格贝尔（Lutz Goebel）加入合唱的信号。“这简直是过头了，”他说。为了准备这一切，必须与审计师共同准备一年半的时间。前联邦司法部长马尔科·布施曼（Marco Buschmann，自民党 FDP）作为负责该领域的部门负责人，在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度下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因此，规范控制委员会副主席萨宾·库尔曼（Sabine Kuhlmann）最后也强调，实践检查如此重要：“我是否可以用更少的投入来达到同样的目标？”

在国家规范控制委员会关于削减官僚主义年度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次交流揭示了深层问题。通常情况下，这类场合非常冷静：列举关于官僚成本和履行成本的数十亿欧元金额；二十年来，这个咨询和监督机构一直敦促法律应更精简，数字化程度应更高。去年，官僚成本再次增加了13 亿欧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因于可持续发展要求。

而今年，讨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报告义务”这一主题所给人的印象。国内的企业家们已经厌倦了那些毫无效率且成本高昂的专项任务，而这一次，他们的不耐烦也反映在了政府长椅上——体现在一个独立的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部中。

维尔德贝格对计划中的《报告义务法》寄予厚望，他打算在今年12月将该法律的要点提交内阁。明年4月，该法案将由政府通过并进入议会程序。为此，在人工智能（AI）的帮助下，已识别出约4000部法律，现在将跨部门审查这些法律的必要性。目标是反转这些要求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现在各部委不再需要阐明为什么要削减义务，而必须阐明为什么有必要保留这些义务。目标是通过这种方式削减约30%的报告义务。“这将启动一种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动力，”维尔德贝格希望如此。

不过，现在已不是秘密，政府内部有些部门负责人对报告义务的认可程度远高于维尔德贝格。环境部被认为是天然的对手。卢茨·格贝尔的措辞更为委婉：该部门对此问题有其“自己的理解”，并且显然仍然相信，环境标准可以通过报告义务来维持。

部长在批评方面也保持了克制。“我绝不是那个在这里打分的人。我们会内部解决这个问题，”维尔德贝格（Wildberger）说道。但他也说明了方式：在原则问题上强硬，在语气上尊重。在足球场上，人们不仅要向前进攻和后方防守，有时也得铲球。cbu。

微软推出新款 AI 笔记本电脑

软件巨头与英伟达结盟

纽约。微软计划进一步提升个人电脑的人工智能（AI）能力。这家科技巨头近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展示了其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各项新功能以及一款全新的高端笔记本电脑，旨在简化 工作流程。其中，微软的主要目标是部署所谓的“ 智能体”（KI-Agenten），使其能够独立为用户处理复杂任务。微软新产品的一个核心销售论点是， 应用可以直接在 PC 上运行，而无需通过云计算服务商。凭借其 Azure 平台，微软本身与亚马逊和谷歌一样，是最重要的云服务提供商之一。

为了推进其新的 计划，微软与 芯片的主导供应商英伟达（Nvidia）结盟。此次推出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搭载了英伟达的 RTX Spark 芯片系统。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共同出现在活动舞台上，并表示：“我们彻底重新定义了个人电脑。”这次联盟可能有助于英伟达凭借其芯片在 PC 市场建立更强的地位。虽然该公司主导了数据中心使用的 芯片市场，但在 PC 业务领域，英特尔（Intel）和超微半导体（AMD）仍处于领先地位。

微软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Windows 是 智能体的操作系统，而 Surface 则是 Windows 的硬件。”这款 Ultra 笔记本电脑的起售价为 2599 美元，最高端型号的价格甚至高达 5899 美元。该笔记本系列预计将主要面向软件开发人员等专业用户。

微软利用此次新电脑的发布向苹果发起了挑战。该公司表示，Ultra 笔记本电脑响应 模型请求的速度是同类苹果产品 Macbook Pro M5 的两倍，后者同样深受软件开发人员青睐。此外，微软的笔记本电脑生成视频的速度可达苹果竞争对手产品的六倍。微软还宣布了一项针对苹果的以旧换新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将特定的 Macbook Pro 电脑更换为 Surface Ultra 的用户，将获得 1000 美元的现金返还。近期，苹果凭借“ 应用可在本地运行而非在云端运行”的承诺，为其 Macintosh 电脑吸引了大量买家，其中包括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等型号。

微软推出的另一项新 产品是一项安全功能。该功能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旨在允许用户设定 智能体可以访问哪些数据。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表示，PC 必须成为 智能体“最安全的地方”。在发生了一系列由 模型发起的网络攻击后，近期人们对 安全性的敏感度有所提高。据微软称，包括 开发商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多家公司计划采用这一新安全功能。

微软于 2012 年推出一款平板电脑开启了其 Surface 硬件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系列演变成了一个包含 PC 在内的产品家族。该公司未公布 Surface 产品的具体营收数据，但其并不属于领先的 PC 供应商之列。Surface 业务被归入包含 Windows 在内的其他产品部门。该部门在上一财年的营收略有下降。lid.

Globus 依然忠于俄罗斯

前总理施罗德被任命为监事会成员

美因茨。他是一位“公认的俄罗斯市场专家”。萨尔州企业家托马斯·布鲁赫（Thomas Bruch）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Saarbrücker Zeitung）采访时，用这些话解释了任命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进入其俄罗斯业务监事会的原因。据此，这位前联邦总理自9月底起成为 Hyperglobus 的监事会成员。该公司在莫斯科大都市区经营 20 家大型超市，雇佣员工 10.000 人。布鲁赫家族作为德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于 2025 年将其子公司从母公司 Globus 分离，此后独立运营，但布鲁赫家族仍保持控制权。

其他在俄的西方贸易集团则没那么“幸运”。施罗德加入的消息紧随克里姆林宫的一项公告之后，该公告称将德国贸易集团 Metro 在俄罗斯的资产置于临时国家管理之下。法国零售商 Auchan 和瑞士食品巨头 Nestlé 也遭遇了类似情况。克里姆林宫则干脆将 Wintershall 的俄罗斯业务全部国有化。

76 岁的托马斯·布鲁赫长期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且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后仍未改变其立场。因此，尽管面临激烈批评，他今年仍作为极少数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德国人之一出席。他当时表示，在俄罗斯的超市最终是独立运作的，并履行了保障民众基本供应的任务。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与联邦政府的决议是一致的。

82 岁的前总理施罗德从未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至今被视为普京的心腹。2005 年离开联邦总理府后，他曾先后为北溪（Nord Stream）和俄罗斯能源巨头俄诺（Rosneft）工作。在 Globus 的新职务中，他将“参与公司的总体管理”并“陪伴公司在俄罗斯的战略发展”。

在被任命后不久，施罗德访问了 Globus 在莫斯科的一家分店，俄罗斯电视录像显示他心情极佳。他用德语赞扬员工，与人们握手，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陪同访问的所有者托马斯·布鲁赫据《萨尔布吕肯报》称，施罗德此前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投入，使其成为“该委员会的理想补充，以延续我们以对话为导向的方法”。该方法致力于“在对话中进行建设性合作，并共同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Hyperglobus 本身引用施罗德的话称：“像托马斯·布鲁赫这样的企业家和像 Hyperglobus 这样的公司，尝试维持经济联系并在俄罗斯投资，这很重要且将一直很重要。”该公司在俄罗斯的活动在今年庆祝 20 周年，这不仅是一个成功故事，“而且也是对两国文化关系的一项贡献”。布鲁赫家族在 2022, 年袭击乌克兰后决定不撤出。布鲁赫之子马蒂亚斯（Matthias）后来表示，期间公司内部也掀起了波澜，甚至出现了个人威胁。他的理由是：Globus 作为食品供应商至关重要，如果撤出，管理层将面临报复，公司可能会被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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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oldt 收到 70.000 份申请

军工巨头职位引起广泛关注 / 公司因被取消的护卫舰订单而损失订单

法兰克福。Hensoldt 报告称其开放职位获得了大量申请。这家国防电子设备供应商今年将招聘 1600 名新员工。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德雷（Oliver Dörre）在法兰克福国际经济记者俱乐部（ICFW）表示，截至 9 月，公司共收到 70.000 份申请。他以此说明，一方面，直到不久前还备受诟病的军工行业现在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也相对淡化了像 这样的军工巨头作为来自陷入困境行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工程师的“接盘者”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汽车供应商 Conti 等在黑森州将员工推荐给了 。在斯图加特， 邀请博世（Bosch）的员工转岗至一个软件驱动的国防中心。几年前，当大陆集团（Continental）停止其在下萨克森州吉夫霍恩（Gifhorn）的生产时，部分员工转到了军工巨头莱茵金属（Rheinmetall）。不过，德雷在周三晚上于法兰克福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国防部门最多只能部分抵消规模大得多的汽车行业的裁员压力。

这家雷达和传感器专家公司正日益受益于国防开支的增加。10.000 名员工在去年创造了 25 亿欧元的营业额。作为供应商， 受到了围绕 F126 护卫舰纠纷的影响。联邦国防部已决定不再推进该护卫舰计划。荷兰 Damen 造船集团作为联邦政府的总承包商获得了订单，目前正为其及其合作伙伴要求支付数十亿欧元的合同约定服务款项。

Thales 原本应为 F126 提供任务系统，而 则向 Thales 提供雷达设备。 在 6 月将总订单价值定为 2 亿欧元出头，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已转化为营业额。德雷在周三表示，由于公司的其他增长，对 2026 全年的展望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次可能的损失不会影响我们对全年的预测。”在他看来，关于 F126 的争端尚未结束：“我认为，关于结果的最终定论尚未得出。” smo.

量子革命者

在慕尼黑城门外，有一家怀揣宏大目标的小型初创公司。Planqc 正在打造此前从未出现过的计算机。

作者：Stephan Finsterbusch，慕尼黑

这究竟是两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两者兼而有之，”亚历山大·格莱茨勒（Alexander Glätzle）说道。首先，谷歌在其量子计算机中现在也采用了一种慕尼黑初创公司 Planqc 长期以来一直在开发的技术，这虽然加剧了这家德国年轻公司的竞争，但也表明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次，美国再次投入数十亿资金支持其量子产业，这虽然给布鲁塞尔带来了压力，但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必须采取行动。

作为 Planqc 的首席执行官，格莱茨勒谈到了优势与劣势、技术主权以及数字化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谈到了“欧洲制造”的新量子技术。他认为欧洲不仅需要新想法，还需要新产业和新市场。欧洲必须比以往更多地将科学能力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整合本土力量，并在已有前景的领域建立自己的工艺和供应链。为此，需要减少官僚主义的负担，增加促进性的支持。因为来自海外的压力巨大，时间紧迫。

与格莱茨勒的谈话是在一个由废弃并改造的建材市场而成的玻璃会议室中进行的。共有三层：顶层是办公室，中间是开放办公区，地下室是实验室。门外，一台挖掘机正在将一座旧加油站的地面铲平。而在曾经的销售大厅内部，则弥漫着一种忙碌的宁静。

曾经摆放高大货架的地方，现在摆放着摆满笔记本电脑和计算机的长桌。几乎每个位置都被占据，投资者们就在公司内部。格莱茨勒关上会议室的门，拉下卷帘窗并打开顶灯。桌上有咖啡，墙上有屏幕。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将用图表和耐心的语言解释什么是中性原子，什么是量子跃迁，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控制、操纵单个电子，使其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商业模式。

他是 Planqc 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塞巴斯蒂安·布拉特（Sebastian Blatt）和约翰内斯·蔡赫尔（Johannes Zeiher）。三人均为物理学家，三人均目光远大，且都被视为“量子革命者”。他们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算方法。他们的初创公司位于加兴（Garching）市中心，距离全球顶尖的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仅一个地铁站之遥。该研究所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光与物质、光谱学、激光、阿托秒和量子动力学的研究。

Planqc 从这些研究中汲取养分。作为回报，该研究所持有这家初创公司的股份。Planqc 计算机在内部运行的方式与使用硅芯片和数十亿个晶体管的传统计算机不同。相反，它们利用激光以及锶或镱原子的电子，在真空计算核心中首先排列成三维晶格结构，然后引导其进行跃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行计算。其速度之快、精度之高，使得 Planqc 如今已拥有 120 名员工，且订单簿充实。

早在成立之年 2022 年，公司就接到了第一笔 3000 万欧元的订单。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订购了一台这种新型计算机，而在此之前，这种计算机最多仅存在于概念和纸面上。格莱茨勒表示，这次订购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制造量子计算机就像是一次火星任务。”这需要长久的耐心、巨大的力量和可靠的合作伙伴。因此，国家作为首个客户显得极其重要。

这家初创公司在未来几年的资金保障十分稳健。投资者已到位，项目已启动，里程碑已设定。Planqc拥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路线图。“我们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塞巴斯蒂安·布拉特（Sebastian Blatt）随后在参观该建筑地下室的实验室和车间时说道。那里是一个由镜子、显示屏和真空泵组成的小迷宫。但对于接下来的所有步骤，则需要一个框架，而海外的竞争对手早已拥有这样的框架。

围绕量子传感器、模拟器和计算机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前景如此广阔，以至于这项技术在今天就被认为具有极强的能力，任何想要拥有它的人都在投入数十亿资金参与其开发。北京依靠国家力量；华盛顿则依靠市场力量。今年3月，中国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将量子技术与人工智能（AI）一同列为议程之首。5月，美国紧随其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将再次大规模资助在美国建造量子计算机。其目标是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因此，到2028年，美国研究人员将能够利用一台大规模量子计算机首次尝试解决迄今尚未解决的任务：破解秘密代码、保护自有IT系统免受间谍活动和外部访问、运行AI算法，以及开发新材料和药物。

就在此前不久，Google Quantum AI宣布，其研究现在也将开发基于所谓“中性原子”的量子技术。这条路径早在多年前就已被加兴（Garching）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采取。谷歌现在正在追赶德国人的脚步。Google Quantum AI负责人哈特穆特·内文（Hartmut Neven）解释称，为了开发自己的量子计算机，公司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虽然目标只有一个，但路径有很多条。

Planqc联合创始人布拉特在参观公司期间表示，这些路径没有一条是简单的，每一个障碍都难以逾越。首席执行官格莱茨勒（Glätzle）解释说，许多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核心始终在于有针对性地控制和利用物质最微小组成部分那些看似诡异的特性。为此，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些看似奇特的现象，如隧道效应、多体效应、叠加（Superposition）、重叠和纠缠。

为了尽可能接近维持世界最深层结构的机制，研究人员采用了铯、锶或金原子，以及钻石和晶格；他们设置精巧的离子阱，将物质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追踪光波、单个光子和电子。为此，加兴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四十多年间提交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是对量子跃迁的精细调整。

麦肯锡（McKinsey）的亨宁·索勒（Henning Soller）表示：“因此，如今很多研究不再仅仅围绕基础研究，而是应用研究。”他的同事马蒂娜·格施文特纳（Martina Gschwendtner）在6月介绍该咨询公司最新的量子报告时曾表示，目前正处于商业化进程之中。索勒说：“2026年将是量子计算从技术承诺转变为战略管理问题的年份。”格施文特纳解释称，市场规模已经在被测算。

目前全球大约有 300 家公司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的量子产业。在一年之内，私人投资增长了六倍，超过 120 亿美元。政府援助金额达 500 亿美元。欧洲在 2025 年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自有量子生态系统的最新战略文件。德国早在 2018 年就搭建了首个资助框架，并在 2020 年设立了一个援助基金。为这项未来的高科技投入 40 亿欧元。

因此，像莱比锡的 SaxonQ、锡根的 Eleqtron、斯图加特的 Q.Ant，以及慕尼黑的 Planqc、Quantum Diamond 和 Peak Quantum 等公司纷纷成立。在于利希、汉堡和斯图加特等研究中心，首批小型量子计算机正在进行初步的计算步骤。杜塞尔多夫宣布成立名为 Ein-Quantum-NRW 的生态系统。巴登-符腾堡州拥有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巴伐利亚州则拥有慕尼黑量子谷（Munich Quantum Valley）。这是一个由研究机构和企业紧密交织而成的网络。

Planqc 首席执行官 Glätzle 表示，德国目前已经拥有构建量子计算机所需的一切条件。从超高精度激光系统的供应商到顶尖光学设备的制造商，从科学家和创业者到可预见的潜在用户（例如航空航天、电信、化学和制药工业）。慕尼黑是全球新型量子技术开发的热点地区之一。人们手中握有一张王牌，绝不能将其挥霍掉。

那么 Planqc 未来打算如何赚钱？据其首席执行官称，这家初创公司有三种模式。第一：销售量子计算机。第二：出租其计算机的计算时间。第三：提供咨询服务。因为现在许多公司想知道它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利用这种新型计算机。“并非所有任务都必须在量子计算机上解决，”他说道。但很多任务确实需要。

在实验室中：Alexander Glätzle 和 Sebastian Blatt在展示量子计算机内部运作方式的模型前。

海外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那么，几周前从华盛顿和谷歌传到大西洋彼岸的消息，究竟是两个好消息还是两个坏消息？针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Glätzle 补充了几句关键的话：“这

计算核心，其中利用镱元素（右）等构建量子晶格（下）。 照片：Thomas Dashuber

一方面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另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一点。我们在 Planqc 尽我们所能地做所有能做的事，并且尽可能地把这些事做好。”而这本身就已经涵盖了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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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是 Apple Inc.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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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的蒙福特区（Monforts-Quartier）需经过一座巨大的工厂大门。中心位置是一座锈红色的砖砌建筑，上面写着“A. Monforts 机器工厂”。这座建筑早已不再是工厂，而是一座纺织博物馆。但在其周围，至今仍坐落着十多家企业和机构，其中许多从事纺织领域。

在其中一个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的旧厂房里，这里探讨的可以说是纺织博物馆的反面：纺织业的未来。该项目名为“纺织工厂 7.0”，其中 7.0 代表零排放、自动化和循环生产。目前，整个项目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厂房的前部，可以看到一台针织机、一台 3D 打印机以及一项纺织染色实验。但超过三分之二的面积仍然空置。这里很快将安装更多机器并开展实验；一个完整的纺织工业技术与开发中心即将建成。该项目获得了 3000 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资金。

“纺织工厂 7.0”由下莱茵应用科学大学、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以及门兴格拉德巴赫经济促进局共同实施。其核心在于探讨一个问题：在德国这个地点，该行业还存在哪些可以盈利的利基市场？

旧牛仔裤的新机遇

迈克·拉贝（Maike Rabe）是下莱茵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Niederrhein）纺织精加工与生态学教授，同时也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她这样表述：“我们研究的是创新的工业化规模扩展。当基础研究完成后，我们接手并致力于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其目的不在于“建立下一个依赖资助资金的研究机构，而在于如何将一欧元变成十欧元”。

在纺织工厂 7.0 中：克里斯托夫·里希特（Christoph Richter）在他编程的针织机旁（左）

其中一个重点是循环经济。拉贝表示，服装行业的销售产品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营业额却没有变化。“基本上，产品的价值只有以前的一半。”这一趋势伴随着巨大的垃圾量。联邦统计局对比了 2013 年至 2023 年间德国的服装和纺织废弃物，结果显示增长了 55%。仅在德国私人家庭中，每年产生的纺织和服装废弃物绝对值就约为 175.000 吨。

德国家庭每年产生 175.000 吨纺织和服装废弃物，这还不包括退货和零售业未售出的商品。纺织领域的循环经济蕴含哪些可能性？

牛仔布脱色实验装置（上） 照片：纺织工厂 7.0

大多数废弃物并非产生在纤维种植和加工的国家，而是产生在我们这里。“因此，我们面对着垃圾山，”拉贝说道。由于退货和零售业未售出的商品，这些垃圾山并没有减少。政界也已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近期，欧盟已禁止大型企业销毁未售出的服装。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转向一种循环经济模式，”拉贝说。她认为这还涉及到一个韧性问题。“我们在国内根本没有自己的纤维种植。而且，合成纤维的生产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到了纺织生产国。”

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展厅里，例如可以看到一个利用旧纺织品制造新纱线的实验。一个小展览展示了被粉碎的牛仔布碎片，经过不同工序后变成新的纱线卷。这些纱线还不够完美。“但有趣的是，由于使用了有色纺织废料，这种纱线不再需要染色，”迈克·拉贝说道。她扯了扯这种回收纱线，演示它仍然相对容易断裂。“但我们正在对此进行改进，”她说道，并解释了其中的复杂性。例如，必须确保与原生纤维的混合比例正确，且回收纤维必须与

作者：纳丁·伯斯（Nadine Bös），门兴格拉德巴赫 / 科隆

能够被加工成最佳且最大长度的纤维。

Riking纺织有限公司（Riking Textil GmbH）的总经理克里斯托夫·里希特（Christoph Richter）向人们展示了一台由他编程的针织机，这家初创公司就位于隔壁。他演示了如何用回收纱线再次织成一件完整的毛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这台机器可以直接将服装织成成品形状。“这意味着我没有废料。”通常情况下，毛衣是由布匹裁剪而成的，剩余的边角料则会被送入垃圾焚烧炉。里希特认为，这种无废生产模式是“让欧洲生产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方案。他在“纺织工厂 7.0”（Textilfabrik 7.0）通过培训课程，将针织机的复杂编程知识传授给感兴趣的企业家。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此类商业模式的人，必须去科隆拜访拉尔斯·孔岑多夫（Lars Conzendorf）。他是废弃物处理公司 Remondis 董事会成员托马斯·孔岑多夫（Thomas Conzendorf）的儿子。垃圾以及从中还能产生什么这个话题，从少年时期起就伴随着他。如今他 33 岁，与 Remondis 已无业务往来。他与两名学校同学兼曲棍球好友劳里茨·施密特（Lauritz Schmidt）和蒂穆尔·奥鲁兹（Timur Oruz）共同创立了自己的初创公司。

然而，目前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回收纺织品能被重新制成新的纺织品。欧盟议会的数据显示，纺织品到纺织品的回收率仅为 1%。尤其是混纺纤维通常仍是一个难题。但旧裤子、毛巾或沙发套也可以被制成纺织品以外的其他物品。

在孔岑多夫的办公室里，挂着他产品的第一个原型，被装在相框里：一个看起来相当破旧的衣架——原材料基础是淘汰的裤子。“这个衣架是在我母亲的厨房搅拌机里诞生的，”他讲述道，“我在里面把一条牛仔裤切碎，在网上订购了一种市售胶水，将所有东西倒入石膏模具中，然后就变成了这个衣架。”

在经历了大约两年充满钻研的尝试后，那个破旧的雏形变成了一个完全正常、光滑的衣架。目前，他的公司 CRCL 开发了一种名为“Apatura”的颗粒料，其部分成分由旧纺织品组成，部分由“黄袋”（Gelber Sack）中的塑料废弃物组成。通过结合，产生了一种可以用来制造椅子座壳、衣架或其他塑料产品的材料。

孔岑多夫表示，他现在希望与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塑料回收商 Hahn International 共同扩大这一想法的规模。“我们赢得了 Hahn 作为合作伙伴，他们现在将把我们的方案进行工业化实施，”这位年轻的企业家说道。为此，CRCL 与 成立了一家共同持股的子公司：“ 持股 51%，我们持股 49%，”孔岑多夫在没有透露具体财务细节的情况下说道。 的总经理斯特凡·赛贝尔（Stephan Seibel）表示，他看到了“进入一个新市场的机会”。 未来将负责新合资公司的生产端，并计划投资数百万欧元。孔岑多夫表示，该产品在工业化规模生产时将具有价格优势。“我们的原材料——旧纺织品和塑料废弃物——甚至可以用负价格获得，”他论证道，“因为焚烧一吨旧衣服需要处理商支付费用。因此，我们的产品在经济上完全具有竞争力。”

回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纺织工厂 7.0”的项目还没有进展到那个阶段，而且也明显更加复杂。在经济方面仍存在障碍：“目前，回收纤维的价格通常是传统纤维的两倍，”迈克·拉贝（Maike Rabe）说道。尽管如此，她的愿景是“在几年后，我们能在欧洲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它们”。

拉贝还拥有宏大的计划。基于在“纺织工厂 7.0”中产生的商业模式，她设想在更远的未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纺织工业园区。在她看来，那里将不仅涉及循环经济，自动化和个性化定制也将发挥核心作用。这并非纯粹的幻想。这位教授表示：“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的经济促进局正在市区内为此开发相应的场地。我们正致力于在五年内启动‘工业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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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天气< / td>< / tr><><>< / ><>09.10.< / ><>10.10.< / ><>11.10.< / >< / ><><>亚琛< / ><>13°< / ><>14°< / ><>13°< / >< / ><><>阿尔科纳< / ><>13°< / ><>16°< / ><>13°< / >< / ><><>柏林< / ><>14°< / ><>17°< / ><>14°< / >< / ><><>不来梅< / ><>13°< / ><>15°< / >< / ><><>布罗肯峰< / ><>5°< / ><>6°< / ><>4°< / >< / ><><>科特布斯< / ><>15°< / ><>16°< / ><>15°< / >< / ><><>库克斯港< / ><>14°< / ><>15°< / ><>14°< / >< / ><><>德累斯顿< / ><>14°< / ><>15°< / ><>14°< / >< / ><><>杜塞尔多夫< / ><>14°< / ><>16°< / ><>15°< / >< / ><><>埃尔福特< / ><>14°< / ><>16°< / ><>14°< / >< / ><><>埃森< / ><>12°< / ><>14°< / ><>13°< / >< / ><><>费尔德山< / ><>5°< / ><>6°< / ><>5°<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8°< / ><>12°< / ><>11°< / >< / ><><>法兰克福< / ><>14°< / ><>18°< / ><>17°< / >< / ><><>弗赖堡< / ><>15°< / ><>17°< / >< / ><><>加米施< / ><>15°< / ><>14°< / >< / ><><>格赖夫斯瓦尔德< / ><>13°< / ><>16°< / ><>13°< / >< / ><><>大阿尔伯山< / ><>4°< / ><>5°< / ><>4°< / >< / ><><>汉堡< / ><>13°< / ><>16°< / ><>14°< / >< / ><><>汉诺威< / ><>12°< / ><>15°< / ><>14°< / >< / ><><>赫尔戈兰岛< / ><>15°< / ><>14°< / >< / ><><>霍夫< / ><>11°< / >< / ><><>卡勒阿斯滕< / ><>6°< / ><>10°< / ><>8°< / >< / ><><>卡尔斯鲁厄< / ><>14°< / ><>17°< / ><>16°< / >< / ><><>卡塞尔< / ><>11°< / ><>16°< / ><>15°< / >< / ><><>科隆< / ><>14°< / ><>17°< / ><>16°< / >< / ><><>康斯坦茨< / ><>15°< / >< / ><><>莱比锡< / ><>14°< / ><>16°< / ><>15°< / >< / ><><>吕贝克< / ><>12°< / ><>15°< / ><>13°< / >< / ><><>马格德堡< / ><>13°< / ><>17°< / ><>16°< / >< / ><><>曼海姆< / ><>14°< / ><>17°< / ><>16°< / >< / ><><>慕尼黑< / ><>16°< / ><>15°< / >< / ><><>诺德奈岛< / ><>15°< / ><>14°< / >< / ><><>纽伦堡< / ><>14°< / >< / ><><>奥伯斯多夫< / ><>15°< / ><>14°< / >< / ><><>奥斯纳布吕克< / ><>15°< / ><>16°< / ><>15°< / >< / ><><>帕绍< / ><>16°< / ><>14°< / ><>15°< / >< / ><><>罗斯托克< / ><>13°< / ><>16°< / ><>13°< / >< / ><><>萨尔布吕肯< / ><>13°< / ><>17°< / ><>16°< / >< / ><><>斯图加特< / ><>16°< / >< / ><><>叙尔特岛< / ><>14°< / >< / ><><>特里尔< / ><>12°< / ><>17°< / ><>15°< / >< / ><><>楚格峰< / ><>0°< / ><>-1°< / ><>-2°< / >< / ><>< colspan="4">日最高气温预测< / >< / table>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阴云密布，局部地区有持续强降雨。随后北海沿岸有阵雨和局部雷阵雨。仅有零星阳光。最高气温 11 至 16 度。西南至西风，阵风为清爽至强风，甚至有狂风。哈茨山脉阵风时速 70 至 90 公里。

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萨克森：起初仍有零星阳光，随后云层迅速增厚，并伴有广泛的降雨或毛毛雨。最高气温在 9 到 15 度之间。西南风由中等至清新，阵风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强劲。局部地区阵风时速在 70 到 90 公里之间。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

云层日益浓厚，北部地区降雨较多，南部地区降雨较少。最高气温 8 至 14 度，极少数地区可达 15 度。西南方向风力中等至清新，阵风时强风至大风。

预报： 灰色云层伴随降雨从西北和西方向东扩散。北海沿岸将出现雷阵雨。南部地区在晨雾后初现阳光，随后多瑙河以北地区也将出现降雨。阿尔卑斯山地区暂时保持干燥。气温将达到 8 至 16 度。风力中等至清新，沿海及高地地区西南至西风强劲。期间会出现清新至强劲的阵风，局部地区为大风。沿海地区阵风时速在 70 至 90 km / h 之间。

目前天气对人体产生较大影响。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压力尤为沉重。高血压患者应注意休息。许多人还受到头痛的困扰。哮喘患者同样受此天气影响，需警惕呼吸困难加剧。风湿病患者的疼痛感将有所恶化。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起初多雾或高雾。 随后阳光与日益增多的云层交替出现。多瑙河以北地区随后经常有雨，阿尔卑斯山直接相邻地区干燥。下午气温在 11 至 16 度之间。部分地区出现清新至强劲的阵风，高地地区出现大风阵风。

更多天气信息和数据请访问互联网：www.faz.net

< / td><>09.10.< / ><>10.10.< / ><>11.10.< / ><>< / ><>09.10.< / ><>10.10.< / ><>11.10.< / >< / tr><><>阿姆斯特丹< / ><>17°< / ><>15°< / ><>米兰< / ><>22°< / ><>21°< / >< / ><><>雅典< / ><>27°< / ><>26°< / ><>马拉加< / ><>26°< / >< / ><><>巴塞罗那< / ><>22°< / ><>24°< / ><>23°< / ><>马略卡岛< / ><>23°< / ><>25°< / ><>26°< / >< / ><><>贝尔格莱德< / ><>22°< / ><>23°< / ><>14°< / ><>莫斯科< / ><>19°< / ><>11°< / ><>13°< / >< / ><><>博尔扎诺< / ><>22°< / ><>21°< / ><>22°< / ><>那不勒斯< / ><>23°< / ><>22°< / ><>23°< / >< / ><><>布鲁塞尔< / ><>16°< / ><>15°< / ><>尼斯< / ><>22°< / ><>23°< / >< / ><><>布达佩斯< / ><>19°< / ><>17°< / ><>18°< / ><>奥斯陆< / ><>10°< / ><>6°< / ><>8°< / >< / ><><>布加勒斯特< / ><>30°< / ><>26°< / ><>30°< / ><>巴勒莫< / ><>26°< / ><>23°< / ><>24°< / >< / ><><>都柏林< / ><>16°< / ><>13°< / ><>14°< / ><>巴黎< / ><>15°< / ><>18°< / ><>17°< / >< / ><><>杜布罗夫尼克< / ><>22°< / ><>21°< / ><>布拉格< / ><>14°< / ><>13°< / ><>14°< / >< / ><><>赫尔辛基< / ><>12°< / ><>5°< / ><>6°< / ><>里加< / ><>12°< / ><>14°< / >< / ><><>伊斯坦布尔< / ><>22°< / ><>26°< / ><>23°< / ><>罗马< / ><>23°< / ><>22°< / ><>24°< / >< / ><><>基辅< / ><>19°< / ><>索非亚< / ><>27°< / ><>24°< / >< / ><><>哥本哈根< / ><>14°< / ><>15°< / ><>13°< / ><>斯德哥尔摩< / ><>9°< / ><>8°< / ><>12°<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7°< / ><>26°< / ><>圣彼得堡< / ><>13°< / ><>9°< / ><>12°< / >< / ><><>里斯本< / ><>27°< / ><>26°< / ><>威尼斯< / ><>22°< / ><>21°< / ><>22°< / >< / ><><>卢布尔雅那< / ><>14°< / ><>12°< / ><>15°< / ><>华沙< / ><>15°< / ><>17°< / ><>16°< / >< / ><><>伦敦< / ><>20°< / ><>17°< / ><>维也纳< / ><>19°< / ><>18°< / ><>17°< / >< / ><><>马德里< / ><>21°< / ><>23°< / ><>24°< / ><>苏黎世< / ><>14°< / ><>16°<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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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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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矿工遗产”的悬而未决之问

资金雄厚的 RAG 基金会是赢创（Evonik）的最大股东。目前，其由政治人物组成的理事会正准备会面，讨论巴斯夫（BASF）的收购要约。工会方面也表达了沟通需求。

作者：Jonas Jansen，杜塞尔多夫

考虑到收件人名单中包含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重量级人物，此次会议的邀请发出得相当仓促：据《法兰克福汇报》独家获悉，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前州长阿尔敏·拉舍特（Armin Laschet）已请求 RAG 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于本周五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将围绕巴斯夫对赢创——这家总部位于埃森的特种化学品巨头——提出的数十亿欧元收购要约展开，RAG 基金会持有该公司的多数股权。

据《法兰克福汇报》消息，此次会议是由拉舍特的继任者、同为基民盟成员的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申请的。武斯特作为州长，是鲁尔煤矿基金会（Ruhrkohle-Stiftung）决策机构的法定成员。尽管他的执政伙伴、北威州经济部长莫娜·诺伊鲍尔（Mona Neubaur，绿党）并非该机构成员，但据称武斯特已与她协调了此次时间安排。其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萨尔州州长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德国社会民主党）、化学工业工会（IG-BCE）主席迈克尔·瓦西利亚迪斯（Michael Vassiliadis）以及埃森市市长托马斯·库芬（Thomas Kufen，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RAG 基金会在周四回应《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确认了该预约。原本下一次定期会议应在 11 月底才举行。但显然目前存在沟通需求，尽管巴斯夫、赢创与 RAG 基金会之间目前尚未进行正式谈判。RAG 基金会持有这家埃森特种化学品公司近 44 Prozent 的股份，是赢创的最大股东。该基金会负责资助硬煤开采的“永恒成本”（Ewigkeitskosten），以确保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萨尔州的纳税人无需为此买单。该基金会拥有约 16 Milliarden Euro 的资产，每年在地下水管理和防洪措施上支出约 300 Millionen Euro。

据理事会相关人士透露，周五的会议并非为了决定是否出售，而首先是为了进行交流。根据《法兰克福汇报》的消息，理事会主席拉舍特暂时也不会敦促做出决定。萨尔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将于明年 4 月举行州议会选举。

巴斯夫在第一步中为赢创开出了 10,3 Milliarden Euro 的报价，但这家特种化学品公司的董事会立即予以拒绝。董事会表示，每股 22,15 Euro 的价格甚至连进行谈判的基础都不具备。当然，RAG 基金会并非由理事会直接管理，而是由围绕长期主席贝尔恩德·滕耶斯（Bernd Tönjes）的执行委员会管理，滕耶斯同时还领导赢创的监事会。然而，根据章程，在涉及处置重大股权（如出售赢创股票）时，理事会拥有决定权。

由于赢创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设有大型工厂，且该特种化学品公司的股息是资助“永恒成本”的重要来源，这个德国人口最多的联邦州内部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州议会党团建议州政府入股赢创。在杜塞尔多夫州议会处于反对地位的社民党党团在一项申请中表示，州政府应评估该州是否亲自作为股东参与赢创，“从而使 RAG 基金会和北威州共同掌控该公司 50 Prozent plus X 的股份”。其他反对党（如自民党 FDP）已经拒绝了这一建议。

在德国化学工会（IGBCE）内部，关于此次可能的收购也在进行讨论。在《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一封致赢创（Evonik）和巴斯夫（BASF）企业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写道：“这一倡议出现的时间点非常敏感，不仅对于这两家公司，而且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化学工业而言都是如此。”该信函由工会执

费森尤斯首席执行官 Giza 突然离职

监事会副主席：“没有新想法，没有愿景”

慕尼黑。费森尤斯医疗护理公司（FMC）高层发生突然变动：FMC 周三宣布，首席执行官海伦·吉扎（Helen Giza）将在本周末提前离开这家总部位于巴德洪堡的公司，其任期不足四年。此前，她曾在董事会负责财务部门三年。监事会副主席斯特凡妮·巴林（Stefanie Balling）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解释此次变动的原因：“没有新想法，没有愿景——仅仅依靠紧缩开支是不够的。”这位资深的职工委员会成员表示：“其战略确实缺乏吸引力。”吉扎的继任者来自监事会：舍尔文·科兰吉（Shervin Korangy）将于 10 月 12 日起接任该职务。他将带领 回到增长轨道。

这位 51 岁的美国人直到今年年初还担任眼科专家 BVI Medical 的首席执行官，并自 2023 年起担任 的监事会成员。巴林告诉路透社：“他一直能提出正确的问题。”因此，公司已明确不应延长吉扎的合同。该合同原定于明年到期。监事会主席迈克尔·森（Michael Sen）表示， 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他同时也是大股东费森尤斯（Fresenius）的首席执行官。监事会

提前离职：海伦·吉扎 照片 dpa

“过去几年转型目标已基本实现。在下一个增长阶段，公司将受益于另一种领导风格，”森表示，监事会已一致通过此次变动。股市对此反应不佳：在德国 DAX 指数中上市的 股票一度下跌超过 8%，跌至 36.71 欧元。

森认为科兰吉是最佳选择：“凭借他在医疗保健领域广泛的领导经验，以及在运营转型和资本配置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将推动 实现长期盈利增长和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吉扎表示，现在是将责任移交给科兰吉的正确时机。后者曾在 BVI 工作近十年。在金融投资者 TPG 的所有下，这家美国公司已发展成为眼科手术设备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此前，科兰吉曾在瑞士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s）工作。

一名内部人士表示，监事会认为吉扎缺乏令人信服的增长战略。虽然她控制住了成本，但黯淡的前景令投资者失望。 面对美国竞争对手 DaVita 已失去阵地。吉扎将预测低迷归因于重要美国市场治疗数量的停滞，以及引入新型透析设备的高昂成本。该公司仍受到新冠疫情期间更多透析患者死亡的影响。吉扎曾将 2026 年称为“过渡年”。路透社

这里现在有水流过： 伊本比伦（Ibbenbüren）RAG 矿井水渠的景象，上涨的矿井水正从中被排走。 照片 Lucas Bäuml 站在那里的是亚历山大·贝尔希特（Alexander Bercht）和迈克尔·瓦西利亚迪斯（Michael Vassiliadis）。贝尔希特是 Evonik 监事会副主席，瓦西利亚迪斯除担任 RAG 基金会理事外，还担任 BASF 监事会成员。

“我们德国境内基地和就业岗位的压力依然居高不下，多年来这一直影响着两家公司的日常运作。因此，现在绝不能采取草率的行动，”工会代表们要求道。“所有所谓的‘未来计划’仅仅是在组织裁员，而没有为工业劳动创造新的增长和新的前景。”他们认为，赢创（Evonik）必须给出具有约束力的解释，说明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而巴斯夫（BASF）则需说明针对员工和基地有哪些具体方案。

在给 RAG 基金会的信函中，工会代表也提出了公开质疑。他们指出，硬煤的永久性负担是一项“严肃的义务，是矿工们留下的遗产”。“现在真的是通过可能整体出售赢创股票，从而摆脱对这一遗产责任的正确时机吗？基金会对赢创的未来是否有自己的定性要求？那么，为了使其此前支持的未来计划保持可行，基金会对巴斯夫提出了哪些要求？对于赢创可能采取的不同路径，基金会愿意且必须承担什么样的共同责任？”瓦西利亚迪斯（Vassiliadis）可能会在周五的理事会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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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勤率显著上升

AOK分析：越来越多从业者遭受心理疾病困扰

柏林。过去几年，雇员的缺勤率上升，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因心理疾病请病假，从而导致长期缺勤。AOK科学研究所的一项分析显示，在参加AOK保险的从业者中，由心理因素导致的缺勤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近42%。约2700万人生效于AOK保险，这几乎占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2025年，每100名AOK会员中约有14例由心理因素导致的病例。相比之下，同年因呼吸道疾病（如流感或感冒）导致的病例高达每100名会员80例。但在缺勤率方面，心理疾病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AOK会员每例病例平均病假天数为28.5天。这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疾病都要长。

长期缺勤对医疗保险基金而言成本高昂，因为从患病第七周起，保险基金有义务支付病假津贴。这占法定医疗保险（GKV）总支出的6.1%，比十年前增加了近一个百分点。虽然由于现在更多人的收入比当时高，导致这项支出随之增加（因为病假津贴与工资挂钩），但“病例数量，尤其是每例病例的持续时间也在增加”，AOK联邦协会董事会主席卡罗拉·赖曼（Carola Reimann）表示，“心理疾病在这里是一个重要因素。” AOK研究所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自2021年以来，该保险基金因背部问题或其他身体疾病支付病假津贴的情况有所减少。然而，自那时起，针对心理疾病患者支付病假津贴的频率增加了近25%，导致支出增加了50%以上。赖曼表示，心理疾病在职场中发挥作用的原因有多个。

由于随时随地可联系而导致的工作密集化和界限模糊就是一个例子。在某些职业群体中，雇员因心理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的频率尤其高。病例最多的是对话营销领域，例如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员。此外，从事护理工作或与儿童打交道的人员也经常因心理疾病而缺勤。 baha.

慕尼黑如何成为航天中心

“巴伐利亚一号”（Bavaria One）火箭尚未成功进入太空。尽管如此，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仍可对其发展感到欣慰。 作者：马库斯·弗吕奥夫（Markus Frühauf），慕尼黑

成功试飞： Isar Aerospace 公司的 Spectrum 火箭 从挪威的 安多亚（Andøya） 航天发射场起飞。 照片：Isar Aerospace / AFP

航天事业令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深感着迷。这位科幻电影系列《星球大战》的粉丝在 2018 年宣布一项为期十年的航空航天计划，并将其命名为“巴伐利亚一号”时，曾遭到嘲笑。而如今，第一枚巴伐利亚火箭已成功完成一次进入轨道的试飞。虽然这枚火箭不叫“巴伐利亚一号”，而叫“Spectrum”，且是由慕尼黑航天公司 Isar Aerospace 制造，但索德可以认为，他将慕尼黑打造为航天中心的决定得到了证实。

巴伐利亚州政府计划在 2030 年前投入 10 亿欧元资助航天事业。索德在演讲中喜欢用电影《阿波罗 13》号中的无线电对话来勾勒他的愿景：“休斯顿，我们有一个问题。”而他的回答则是：“这里是奥伯普法芬霍芬（Oberpfaffenhofen），我们有解决方案。”位于慕尼黑西南部的奥伯普法芬霍芬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航天中心。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就位于那里，一个全新的月球飞行控制中心将在该地建成。

巴伐利亚州将马库斯·布卢梅（Markus Blume，CSU，该自由州的科学与艺术国务部长）视为德国航空航天产业的摇篮。他提到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早已意识到，航空航天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至关重要。布卢梅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即使在这些产业并不受欢迎的时期，巴伐利亚州也始终坚持不懈。在他看来，慕尼黑之所以成为航天中心，是因为这里拥有足够规模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该生态系统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慕尼黑的两所卓越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和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尤其是 TUM，凭借其创业中心 UnternehmerTUM 和数字技术与管理中心（CDTM），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初创企业人才摇篮。Isar Aerospac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梅茨勒（Daniel Metzler）与另一位创始人约瑟夫·弗莱施曼（Josef Fleischmann）便是在 TUM 相识。

在奥托布伦（Ottobrunn）和陶夫基兴（Taufkirchen）市镇附近设有路德维希·博尔科校园（Ludwig Bölkow Campus）。TUM 的航空航天学院也设在这个面向工业和科学的研究与技术基地。布卢梅认为，Isar Aerospace 成功将火箭送入轨道现在带来了额外的动力：“我们正在奥托布伦建设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学院。学生人数在极短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 3000 人。”

他还提到了位于奥伯普法芬霍芬特种机场的航空航天飞行测试中心（Aerospace Flight Test Center），这是全球首个专为高校和初创企业设计的创新航天推进中心。布卢梅表示：“如今在德国想到太空，人们会同样想到奥托布伦和奥伯普法芬霍芬。”这个由初创企业、科学界和工业界组成的网络如今吸引了

塑造未来 重新思考德国

吸引来自美国的企业。例如，Rocket Lab 最近开设了一家分公司。

负责德国业务且在航天集团董事会任职的弗兰克·克莱因（Frank Klein）将慕尼黑视为欧洲的航天中心。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这里有许多年轻且有趣的公司，以及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们希望通过投资来支持这一趋势。”Rocket Lab 的 Electron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 100 次发射，被认为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的竞争对手。

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BDLI）航天部门负责人马格努斯·冯·克拉姆（Magnus von Cramm）指出了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航天企业拥有漫长的价值链：“它涵盖了从 Isar Aerospace、Constellr 和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等初创公司，到 European Space Imaging 和 IABG 等专业公司，再到空中客车国防航天公司（Airbus Defence and Space）和阿里安集团（Ariane Group）等大型系统集成商。”他将慕尼黑成为航天中心归功于科学、工业和政治的紧密协作。巴伐利亚州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航天对于经济、安全和社会的重要性。

慕尼黑还聚集了一些国防初创公司，如 Helsing 或 Quantum Systems，它们专注于利用人工智能可能性的尖端国防技术。由此产生了一个高科技生态系统，航天业从中受益。太空不仅是一个未来市场，它还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主权。如果没有自己的卫星基础设施，导航与出行、电信、农业、环境监测、防灾减灾以及安全与国防将变得不可想象。因此，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计划到 2030 年在太空安全架构领域投资约 350 亿欧元。

BDLI 专家冯·克拉姆认为，Isar Aerospace 成功的试飞带来了额外的推动力：“如果 Isar Aerospace 能证实这一成功，并按计划提高产量和发射频率，整个行业都将受益。”卫星制造商和运营商将获得一个额外的机会，从欧洲将系统送入太空。冯·克拉姆表示：“这减少了对欧洲以外供应商的依赖，增强了欧洲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

巴伐利亚州科学部长布卢梅（Blume）认为，国际投资者将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视为新航天（“New Space”）领域全球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一领域处于绝对的世界顶尖水平。”在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受到美国出口和技术管制限制的情况下，巴伐利亚州可以凭借开放且国际联网的生态系统脱颖而出。布卢梅强调：“我们希望从新航天价值链及其产生的财富中分得一杯羹。”他将研究与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视为巴伐利亚州的一大优势。

Isar Aerospace 在今年成功的试飞之前经历了四次失败。挫折是航天事业的一部分。对于 Isar Aerospace 的负责人梅茨勒（Metzler）来说，每一次失败都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全球领先的航天公司 SpaceX（市值两万亿）同样采用了来自巴伐利亚的技术。总部位于陶夫基兴（Taufkirchen）的初创公司 Blackwave 向埃隆·马斯克公司供应碳纤维压力容器。

航空与航天紧密交织，是巴伐利亚自由州的一个重要产业。据巴伐利亚经济部一名发言人提供的数据，该行业的 27 家企业雇佣了超过 33.000 名员工，营业额约为 140 亿欧元。对于巴伐利亚经济协会（VBW）而言，航天业是一个核心经济因素、创新驱动力

名流到访： Isar-Aerospace 负责人 丹尼尔·梅茨勒（左） 向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斯展示 位于奥托布伦的 火箭生产线。 照片：路透社

——并且日益成为工业价值创造、安全和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在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管理咨询公司与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的一项共同研究中，预计到 2040 年，市场规模将增长至四倍，达到两万亿欧元。

在纽西兰发射前： 一名技术人员正在处理 Rocket Lab 公司 Electron 火箭的一个部件。 照片：Rocket Lab / Picture Alliance

与此同时，德法初创公司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正致力于将欧洲首个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舱送入太空。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已获得欧洲空间局（ESA）的委托，执行 Aladdin 计划的第二阶段，旨在开发一种轨道货运运输系统。在慕尼黑以西约 60 公里处，Rocket Factory Augsburg 正在制造火箭。不过，这家隶属于不来梅航天公司 OHB 的子公司不得不推迟在苏格兰舍特兰群岛安斯特岛（萨克萨沃德）的试飞。

未来速度

作者：斯特凡·芬斯特布施 (Stephan Finsterbusch)

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大型半导体制造商的营收正在陡峭上升。四年多以来，它们的利润实现了巨大的飞跃。随着这些公司预期的投资规模，其中每一家企业的资本存量目前都正趋向于小型经济体的规模。例如，AI芯片领头羊英伟达（Nvidia）凭借其产品、业务以及总计2500亿欧元的资金流入，在四年内不仅成为了行业的驱动力，还成为了该行业的“主事银行”。同样，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韩国三星电子集团（Samsung-Electronics-Gruppe）根据初步数据，在过去三个月中的营业利润换算后达到了惊人的6000 亿欧元，这几乎相当于立陶宛这样一个欧洲国家半年经济产出的一半。

台湾业界的领头羊台积电（TSMC）在9月份的营收再次增长。在已经处于极高水平的基础上，其营收较去年同期月份又增长了近一半。这是一种飞速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除了现有的17家运行中的芯片厂外，这家台湾公司至少还有同样数量的工厂处于规划或建设中。其原因与英伟达或三星相同：需求依然高涨，订单量几乎已经填满了直到本十年末的日程。因此，对于这种发展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答案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人工智能系统不可或缺的处理器、图形芯片和存储芯片在被供应和购买，且围绕谷歌（Google）、Meta、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或甲骨文（Oracle）的这些财力雄厚的客户为其巨大的数据中心不断下达新的芯片订单，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繁荣就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方面，这些芯片巨头的客户自身业务运行良好，拥有高达两位数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这使他们的口袋充盈。在谷歌等公司今年将其AI基础设施投资换算后约6000亿欧元的同时，它们从日常经营活动中获取的现金流不少于7000亿欧元。

过高的汽车贷款利率

伦敦。英国关于汽车贷款利率过高的丑闻现在也将让大众汽车付出沉重代价。其在英国的子公司大众汽车英国（Volkswagen UK）已计提 7.25 亿英镑（8.55 亿欧元）的准备金，以应对潜在的损害赔偿要求。因此，大众汽车英国在去年陷入亏损。大众汽车为此汽车贷款丑闻支付的账单已超过宝马在英国的支出。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汽车巨头将其在英国的准备金从 3 亿英镑提高到了 6.11 亿英镑（7.2 亿欧元）。福特、梅赛德斯等其他汽车制造商，以及巴克莱银行（Barclays）、Close Brothers 和桑坦德英国银行（Santander UK）也计提了数亿英镑的准备金。劳埃德银行（Lloyds）甚至预留了 20 亿英镑。大众汽车在英国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实际成本“可能与目前的准备金有显著偏差”。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支付义务金额。大众、梅赛德斯和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已对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设计的赔偿计划提起诉讼。一家消费者保护组织也提起诉讼，要求更高的损害赔偿。该丑闻涉及数百万笔汽车贷款的销售，这些贷款包含隐藏的中介费，因此是非法的。金融监管机构已为 2007 年至 2014 年间的 1200万名购车者设计了一项赔偿计划。

被 DAX 指数曲线吸引：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的交易员 照片：Lucas Bäuml，双重曝光

德国股票表现良好

Dax 指数无需在 MSCI 世界指数面前自惭形秽。而 M-Dax 和 S- 简直是捡便宜的机会。

作者：丹尼尔·莫尔（Daniel Mohr），法兰克福

目前在讨论德国企业时，人们经常说它们状态不佳。这是错误的。

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确实状态不佳：能源昂贵、监管繁多、非工资劳动力成本高昂、最低工资不断上涨。企业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或者完全终止生产。

得益于持续的优化，德国企业的状态良好，至少从 指数来看是这样。其中的 40 家公司在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增长了 5%，增速高于通货膨胀率。营业利润的涨幅更为明显，增长了约 15%。因此，尽管面临高油价、利率上升以及许多其他挑战，德国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增强，利润率有所提高。资金流入增加了 16%， 指数成分股的现金储备达 1680 亿欧元。

这些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其对欧洲的销售额增长了 7%，对美国的销售额甚至增长了 9%，而对亚洲的销售额则下降了 4%。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还注重资金的谨慎使用，尽可能提高效率，并且

指数与 MSCI 指数的对比 指数 1.1.2022 = 100

来源：LSEG / F.A.Z. 图表：joth.

最终裁员人数约 1% —— 在德国的裁员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必须将企业的整体状况与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困难区分开来。如果观察股价与利润的关系， 指数公司的情况良好。根据明年的预期利润计算，其市盈率（KGV）为 14. 这明显低于疫情前，也低于 2022 年当前股市上涨之初的水平。

目前 指数与其年初的数值相差无几。在一年之内， 指数公司的利润增长快于股价增长。这对股票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前景。

在国际对比中，有几个名字被基金经理视为“必买”项：英伟达（Nvidia）、谷歌（Alphabet），或许还有亚马逊（Amazon）或台积电（TSMC）。德国没有在人工智能高需求浪潮中处于第一梯队的企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受益者。观察过去五年的 发展可以发现，这个德国指数与偏重科技和美国的 MSCI 世界指数处于同一水平。道琼斯指数在其之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稍好。然而，根据 2027 年的预期利润计算，标普 500 的市盈率为 21，比 高出 50%。

在这种对比中，M- 和 S- 简直可以被视为捡便宜的机会。德国中小型股票在 M- 中 2027 年的市盈率为 12. 这已经达到了历史极值，因为通常情况下，中小型股票凭借其平均更高的利润增长率，价格比 成分股更贵。S- 的市盈率约为 13，也低于 。

大型股票的估值较高与 ETF 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资金主要流入 S&P-500 和 MSCI 世界等指数，在德国则绝大多数流入 。ETF 相应地最强力地购买指数中权重最高的股票 ——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效应，使赢家变得越来越强。

在进行投资时，不应忽视这种效应。但同样不应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股市定律。许多股票挑选者（Stockpicker）和基金经理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业模式和估值上，而不会仅仅因为某只股票被纳入指数就对其进行投资。

每只股票都有其自身的故事。英飞凌（Infineon）作为一家芯片股，目前在德国DAX指数热门股名单中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商业模式截然不同的 Symrise。作为香料和香精专家，该公司是稳定食品工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第三名由 RWE 获得，得益于人工智能（AI）以及为此建设的大量数据中心，该公司从高能源需求中获益。第四名则由德意志交易所（Deutsche Börse）获得，它是目前唯一接近历史最高点的 DAX 成份股。多年来，围绕证券交易、结算以及整体投资的完整方案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目前第五名由拜耳（Bayer）获得，

这是一段在经历了多年围绕草甘膦争议的苦涩岁月后的回归故事。

除了押注于今日赢家的策略（因为在股市中没有什么比趋势更持久的），时不时关注其他标准也很有价值。安联保险（Allianz）和慕尼黑再保险（Münchener Rück）提供 4% 到 5% 的高股息率，并配以相当低廉的估值和稳定的商业模式。营收增长最强劲的是莱茵金属（Rheinmetall）。其股价在触顶后已腰斩，目前市盈率（KGV）为 26，回到了较为合理的区间。在 DAX 指数中，利润领先于安联的是德国电信（Telekom）。该股股价近期也有所回落，股息率接近 4%，处于高位，且市盈率为 11，相当低廉。

如果加上尚未提及的 DAX 成功案例——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 Hochtief 和海德堡材料（Heidelberg Materials），该指数的表现显得相当良好。持续疲软的汽车股在 DAX 中的占比仅剩 4%。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型股指数 M-Dax 更有吸引力。这里有 Aixtron、Suss Microtec、Siltronic 和 Elmos Semiconductor 四家来自 AI 和芯片领域的热门股。自年初以来，只有光电集团 Jenoptik 的表现超过了它们。但即便在此，在当前热门股之外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对象。那些押注于车辆和机

根据市盈率 $^{1)}$ 计算的最便宜股票，押注于机械工程的人会发现，叉车股 Kion 的市盈率为 11，饮料灌装设备制造商 Krones 同样如此。卡车制造商 Traton 的市盈率甚至仅为 7。旅游股 Tui 和汉莎航空（Lufthansa）的股价较低，许多因利率上升而承压的房地产股也是如此。而对于寻找廉价保险股的人来说：Talanx 在各项指标上并不逊色于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

在小型股指数 S-Dax 中，个股的流动性较低。ETF 在那里几乎不发挥作用。对于基金经理和私人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分析深入挖掘德国的中型企业。一些目前的 M-Dax 赢家其股价上涨的大部分阶段都是在 S-Dax 中开始的。

尽管本土经营面临诸多挑战，德国依然拥有强大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浓厚兴趣表明，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是值得的。他们的优势在于能够从远处更客观地审视企业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维持德国生产基地的担忧。一些行业已经完成了这种结构转型。彪马（Puma）和阿迪达斯（Adidas）依然是成功的企业，尽管大部分生产已不再在德国进行。

大部分德国股票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其中大多数是养老金基金等养老保障机构。近年来，德国人扩大了股票投资并实现了更广泛的国际多元化，这两者都是明智之举。但在对美国科技股和人工智能（AI）极度狂热的同时，当在新年之后着手设立政府资助的养老金投资组合时，不应低估本土股票的优势。

1) 截至 1.10.2026 / 来源：彭博（Bloomberg） / 法兰克福汇报（F.A.Z.）图表：joth.

混合配置

作者：丹尼尔·莫尔 (Daniel Mohr)

最迟到明年1月，人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个人投资组合应如何最佳配置。更准确地说：是指养老金投资组合。针对劳动人口的新国家补贴即将开始。国家将为每位储蓄者提供最高 540 欧元，并为每名儿童提供 300 欧元的补贴。不想错过这项福利的人应当开设此类账户。账户的填充方式相对灵活，但重点将放在基金和 ETF 上。国家标准指南建议将股票与货币市场 / 债券进行混合配置，但具体细节由储蓄者自行决定。养老金投资组合将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即使在退休后的领取阶段，大部分资金在大多数时间里仍应保持投资状态。

在面对漫长的时间跨度和不确定的未来而倾向于无所作为之前，请注意：这将是最昂贵的选择。此外，最初设立的投资组合可以随时在税收中立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它比里斯特养老金（Riester）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尽管如此，仍需做出决定。由于没有人知道美国人的经济优势在长期内是否能维持，欧洲是否能更好地利用其强大的基础，以及新兴市场是否会加速追赶甚至超越我们，因此分散投资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欧洲资产与美国科技股一样，都应纳入养老金投资组合。从长远来看，配置少量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资产也不会有坏处。幸运的是，基金和 ETF 世界能满足各种口味的需求。

女性在财务上更缺乏安全感

法兰克福。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在老年财务保障方面比男性更容易感到不安。47%的女性对自己的养老规划感到非常担心或极度担心，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35%。这一结果来自独立理财顾问 Finanztip 委托进行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在线调查。然而，不仅是对未来的担忧较为严重，许多女性还缺乏增加养老储备的财务空间。近45%的人将资金匮乏列为最大的障碍。大约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在扣除日常开支后，每月剩余可用于储蓄、投资或留存的资金不足50欧元，甚至完全没有。在男性中，36%的人表示由于财务空间不足，无法为未来做更多准备；17%的人每月剩余可用于储蓄的资金不足50欧元或完全没有。为了此次调查，市场研究机构 Innofact 在7月对3000多名18至74岁的人员进行了访谈。dpa

股市

< / td><>7.10.26< / ><>8.10.26< / >< / tr><><>F.A.Z.-指数< / ><>3248,41< / ><>3225,58< / >< / ><><>Dax< / ><>25104,36< / ><>24951,82< / >< / ><><>M-Dax< / ><>30112,41< / ><>29717,76< / >< / ><><>Tec-Dax< / ><>4048,53< / ><>3992,10< / >< / ><><>Euro Stoxx 50< / ><>6180,29< / ><>6155,22< / >< / ><><>F.A.Z.-欧元指数< / ><>218,88< / ><>218,37< / >< / ><><>道琼斯指数< / ><>51179,87< / ><>51156,87<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7538,69< / ><>27392,42< / >< / ><><>德国国债期货< / ><>120,94< / ><>120,90< / >< /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2,48 %< / >< / ><><>德国国债收益率 10 J.< / ><>3,49 %< / ><>3,50 %< / >< / ><><>F.A.Z.-债券收益率 10 J.< / ><>3,35 %< / ><>3,33 %< / >< / ><><>美国国债收益率 10 J.< / ><>5,26 %< / ><>5,33 %<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4110,30< / ><>4130,98< / >< / ><><>原油 (伦敦 $ / 桶)< / ><>101,20< / ><>104,61< / >< / ><><>1 欧元兑美元 (前一日)< / ><>1,1269< / ><>1,1177< / >< / ><><>1 欧元兑英镑 (前一日)< / ><>0,8488< / ><>0,8465< / >< / ><><>1 欧元兑瑞郎 (前一日)< / ><>0,9359< / ><>0,9309< / >< / ><><>1 欧元兑日元 (前一日)< / ><>178,15< / ><>176,85< / >< / ><>< colspan="3">所有数值截至：15:52 Uhr< / >< / table>

<>< colspan="2">52 周最低点 对比 最高点< / ><>52 周最高点< / ><>最低点< / ><>7.10.收盘< / ><>8.10.15.51 h< / ><>变动 %7.10.< / ><>31.12.< / >< / ><>< colspan="8">德国指数< / >< / ><><>< / ><>< / ><>3450,14< / ><>2941,66< / ><>F.A.Z.< / ><>3248,41< / ><>3223,78< / ><>-0,76 -0,77< / >< / ><><>< / ><>< / ><>26618,74< / ><>21863,81< / ><>Dax< / ><>25104,36< / ><>24955,71< / ><>-0,59 +1,9< / >< / ><><>< / ><>< / ><>33547,52< / ><>26803,25< / ><>M-Dax< / ><>30112,41< / ><>29727,00< / ><>-1,3 -2,9< / >< / ><><>< / ><>< / ><>4284,41< / ><>3322,31< / ><>Tec-Dax< / ><>4048,53< / ><>3990,30< / ><>-1,4 +10,2< / >< / ><><>< / ><>< / ><>14097,64< / ><>11558,54< / ><>H-Dax< / ><>13262,49< / ><>13169,07< / ><>-0,70

+2,1< / td>< / tr> < / ><>< / ><>19325,96< / ><>15592,82< / ><>S-Dax< / ><>18169,69< / ><>17931,88< / ><>-1,3 +4,4< / >< / ><>< colspan="8">欧洲指数< / >< / ><><>< / ><>< / ><>234,95< / ><>196,20< / ><>F.A.Z.-欧元< / ><>218,88< / ><>218,23< / ><>-0,30 +3,4< / >< / ><><>< / ><>< / ><>457,90< / ><>374,92< / ><>F.A.Z.-欧元表现< / ><>426,98< / ><>425,74< / ><>-0,29 +5,8< / >< / ><><>< / ><>< / ><>6577,20< / ><>5376,81< / ><>Euro Stoxx 50 (欧洲)< / ><>6180,29< / ><>6151,65< / ><>-0,46 +6,2< / >< / ><><>< / ><>< / ><>5572,96< / ><>4665,01< / ><>Stoxx Europe 50 (欧洲)< / ><>5293,38< / ><>5280,34< / ><>-0,25 +7,4< / >< / ><><>< / ><>< / ><>692,33< / ><>571,67< / ><>Euro Stoxx (欧洲)< / ><>651,25< / ><>648,10< / ><>-0,48

+5,9< / >< / ><><>< / ><>< / ><>663,41< / ><>556,96< / ><>Stoxx Europe 600 (欧洲)< / ><>630,25< / ><>628,16< / ><>-0,33 +6,1< / >< / ><><>< / ><>< / ><>2698,48< / ><>2263,58< / ><>S&P Euro 350 (欧洲)< / ><>2564,04< / ><>2556,03< / ><>-0,31 +6,3< / >< / ><><>< / ><>< / ><>1984,60< / ><>1643,41< / ><>Euronext 100 (欧洲)< / ><>1857,43< / ><>1854,30< / ><>-0,17 +7,8< / >< / ><><>< / ><>< / ><>1135,75< / ><>916,79< / ><>AEX 指数 (阿姆斯特丹)< / ><>1117,75< / ><>1124,13< / ><>+0,57 +18,2< / >< / ><><>< / ><>< / ><>2745,54< / ><>1948,59< / ><>综合指数 (阿尔托)< / ><>2622,02< / ><>2571,70< / ><>-1,9 +21,3< / >< / ><><>< / ><>< / ><>14660,81< / ><>11049,18< / ><>OMX 指数 (赫尔辛基)< / ><>13630,87< / ><>13571,23< / ><>-0,44

+10,0< / >< / ><><>< / ><>< / ><>15204,92< / ><>10053,74< / ><>BIST 100 (伊斯坦布尔)< / ><>12122,94< / ><>12182,02< / ><>+0,49 +8,2< / >< / ><><>< / ><>< / ><>1800,63< / ><>1325,41< / ><>OMXC 20 指数 (哥本哈根)< / ><>1509,01< / ><>1499,35< / ><>-0,64 -6,8< / >< / ><><>< / ><>< / ><>20356,50< / ><>15409,30< / ><>IBEX 35 (马德里)< / ><>19118,00< / ><>19067,80< / ><>-0,26 +10,2< / >< / ><><>< / ><>< / ><>8755,03< / ><>7505,27< / ><>CAC 40 (巴黎)< / ><>7769,21< / ><>7753,01< / ><>-0,21 -4,9< / >< / ><><>< / ><>< / ><>14669,51< / ><>12053,51< / ><>SMI (苏黎世)< / ><>13808,42< / ><>13721,75< / ><>-0,63 +3,4< / >< / ><>< colspan="8">美国指数< / >< / ><><>< / ><>< / ><>54744,33< / ><>45057,28< / ><>道琼斯 (纽约)< / ><>51179,87< / ><>51169,51< / ><>-0,02

+6,5< / >< / ><><>< / ><>< / ><>31361,37< / ><>22841,42< / ><>纳斯达克 100 (纳斯达克)< / ><>31160,08< / ><>30931,52< / ><>-0,73 +22,5< / >< / table>

不仅仅是联合利华的一项剩余资产

过于依赖季节，资本密集度过高：联合利华曾想摆脱冰淇淋业务。如今 Magnum 已独立，成为一个典型的利润增长故事。它真的奏效了吗？

作者：Christoph Scherbaum

如果有人认为冰淇淋是一门无聊的生意，那么他一定没听说过 Wall's。这家英国公司始创于 1922 年，最初是一家香肠工厂，之所以进入冰淇淋行业，是因为夏季的肉类销售疲软。这原本是一个作为应急方案的副业，但最终却吞噬了主业。Lever Brothers 公司收购了 Wall's，并将其打造成为一家工业化生产冰淇淋的公司。接下来的发展成为了 20. 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企业故事之一。

如今，它已演变为 Magnum Ice Cream Company N.V.，自 2025 年 8. 月 12 日起在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该集团在约 80 个国家销售冰淇淋，雇佣了近 20.000 名员工，并在市场上拥有约 300 万台自有冷冻柜。根据最新数据，其全球市场份额为 21%，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为 11%。

其品牌组合远不止于同名的巧克力棒：Breyers 成立于 1866 年的费城；Ben & Jerry's 则于 1978 年诞生在佛蒙特州一个改造后的加油站中；Cornetto 早在 1959. 年就已面世。Magnum 本身直到 1989 年才上市——作为首款专门针对成年人定位的手持高端冰淇淋。如今，每年约有 10 亿件 Magnum 产品售出。仅该品牌就带来了 18 亿欧元的营收。据公司称，全球最大的五个冰淇淋品牌中，它拥有四个。

来源：彭博社 / 法兰克福汇报-图表：swa。 甜蜜的 IPO：2025 年 12 月，Magnum 首席执行官 Peter ter Kulve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敲响上市钟。 照片：EPA

其中，Ben & Jerry's 尤其有趣。从经济角度看，自 2000 年被联合利华收购以来，该业务规模增长了约六倍，且利润丰厚。但在政治层面，该品牌则是另一回事：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监督其社会使命。这种结构经常导致摩擦。集团首席执行官 Peter ter Kulve 在 2025 年明确表示，Ben & Jerry's 不在出售之列。该品牌将继续存在——既是宝贵的资产，同时也是冲突的源头。

联合利华早在 2024 年 3 月就宣布了冰淇淋业务的分拆。理由主要是运营方面的。冰淇淋的运作方式与洗发水或洗衣液根本不同：具有强烈的季节性、资本密集，且依赖高能耗的冷链，并极易受天气影响。一个多雨的夏天会压低销量，而一个温暖的春天则会推高销量。该公司目前甚至尝试将天气数据纳入其销售计划中。

2025 年 1. 7 月 1 日，Magnum Ice Cream Company 在运营上实现独立，随后在 12 月上市。联合利华的股东每持有 5 股股票可获得 1 股 TMICC 股票。在阿姆斯特丹的开盘价为 12,20 欧元，初始市值约为 78 亿欧元。

此后，股价的发展耐人寻味。截至 2026 年 9 月中旬，股价攀升至近 17,40 欧元，较开盘价上涨了 42% 以上。随后出现了回调：9 月底，该股票价格约为 15,27 欧元，虽然仍比初始水平高出约 25%，但明显低于最高点。导致这种冷静情绪的原因在于财务数据。

2026年上半年，营收增长至46.9 亿欧元，调整后息税前利润（EBIT）从666攀升至7.16 亿欧元，利润率从14,8提高到15,3%。8.8 亿欧元的调整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超过了市场共识预期。尽管如此，股价仍承压，因为第二季度的有机增长率回落至4,9%，而去年同期则为7%。此外，尽管上半年表现强劲，管理层并未上调年度预测。

因此，真正的投资逻辑已清晰可见：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故事。据公司称，全球冰淇淋市场每年仅增长3%至4%。增长的杠杆在于其他方面，即效率。该公司启动了一项生产力计划，旨在中期内每年节省5 亿欧元：其中350至3.8 亿来自供应链，其余部分来自行政管理和数字化。2025年已节省1.8 亿欧元，2026年上半年又进一步节省了9000万。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很简单：一个数十年来在洗发水和洗衣剂阴影下运营的集团部门，在成为独立公司后能否显著提高效率？集团首席执行官 ter Kulve 冷静地表示：进一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执行情况。

分析师的评价相应地出现了分歧。瑞银（UBS）在2025年底给出“买入”评级，并在2026年夏天将目标价上调至18,30欧元。杰富瑞（Jefferies）和德意志银行则较为谨慎，建议“持有”该股票。平均目标价约为16,43欧元。市场基本上相信这些品牌，但在承诺的效率提升在多大程度上已反映在股价中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Magnum冰淇淋并非炒作，不是AI故事，也不是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它是一家拥有全球品牌、稳定客户群和清晰计划的公司：年营收增长3%至5%，同时利润率提高40至60个基点。谁能实现这一点，谁就证明了其估值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的人，就仅仅是联合利华（Unilever）的一个剩余资产。

分拆后约30亿欧元的债务负担在可控范围内，但仍是一个影响因素。首次独立分红预计将在2027年上半年发放，计划为调整后净利润的40%至60%。这反过来也使该股票对防御型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因此，对于长期资产积累而言，Magnum提供了一些在当今股市中已变得罕见的东西：一个易于理解的商业模式、强大的品牌以及一个既非明显昂贵也非明显便宜的估值。这是一个人们能够理解，且必须通过是否兑现承诺来衡量其价值的公司。

股票市场

最低< / td>< rowspan="2">52周对比< / >< ="2">最高< / >< ="2">市值（百万欧元）总计< / >< ="2">7.10.26 收盘< / >< ="2">8.10.26 15.51 h< / >< colspan="2">Xetra 变动 % 自< / >< ="2">股息 - 收益率< / >< / tr><><>7.10< / ><>30.12.25< / >< / ><><>< / ><>< / ><>Dax< / ><>25104.36< / ><>24955,71< / ><>-0,6< / ><>+1,9< / ><>< / >< / ><><>< / ><>< / ><>Adidas ▲< / ><>146,75< / ><>146,30< / ><>-0,3< / ><>-13,5< / ><> $2,80^{1x}$ 1,91< / >< / ><><>< / ><>< / ><>Airbus SE (NL) ▲▼< / ><>187,40< / ><>187,84< / ><>+0,2< / ><>-5,2< / ><> $3,20^{1x}$ 1,70< / >< / ><><>< / ><>< / ><>Allianz SE ▲▼< / ><>417,30< / ><>416,90< / ><>-0,1< / ><>+6,8< / ><> $17,10^{1x}$< / >< / table>

4,10< / td>< / tr> < / ><>< / ><>巴斯夫 (BASF SE) ▲< / ><>51,18< / ><>51,72< / ><>+1,1< / ><>+16,4< / ><> $2,25^{1x}$ 4,35< / >< / ><><>< / ><>< / ><>拜耳 (Bayer) ▲< / ><>43,97< / ><>43,31< / ><>-1,5< / ><>+17,0< / ><> $0,11^{1x}$ 0,25< / >< / ><><>< / ><>< / ><>拜尔斯道夫 (Beiersdorf)< / ><>77,20< / ><>77,38< / ><>+0,2< / ><>-17,4< / ><> $1,00^{1x}$ 1,29< / >< / ><><>< / ><>< / ><>宝马 (BMW St.) ▲< / ><>53,66< / ><>52,48< / ><>-2,2< / ><>-43,7< / ><> $4,40^{1x}$ 8,38< / >< / ><><>< / ><>< / ><>布伦泰格 (Brenntag SE)< / ><>61,54< / ><>±0,0< / ><>+24,2< / ><> $1,90^{1x}$ 3,09< / >< / ><><>< / ><>< / ><>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 ><>38,56< / ><>38,37< / ><>-0,5< / ><>+6,3< / ><> $1,10^{1x}$

2,87< / >< / ><><>< / ><>< / ><>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 ><>70,30< / ><>68,74< / ><>-2,2< / ><>+1,1< / ><> $2,70^{1x}$ 3,93< / >< / ><><>< / ><>< / ><>戴姆勒卡车控股 (Daimler Truck Hldg.)< / ><>40,68< / ><>40,64< / ><>-0,1< / ><>+8,9< / ><> $1,90^{1x}$ 4,68< / >< / ><><>< / ><>< /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 / ><>29,86< / ><>29,92< / ><>+0,2< / ><>-9,6< / ><> $1,00^{1x}$ 3,34< / >< / ><><>< / ><>< / ><>德意志交易所 (Deutsche Börse) ▲< / ><>292,20< / ><>294,20< / ><>+0,7< / ><>+31,5< / ><> $4,20^{1x}$ 1,43< / >< / ><><>< / ><>< /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 / ><>26,99< / ><>27,00< / ><>±0,0< / ><>-2,4< / ><> $1,00^{1x}$ 3,70< / >< / ><><>< / ><>< / ><>DHL ▲< / ><>55,56< / ><>55,24< / ><>-0,6< / ><>+18,2< / ><> $1,90^{1x}$ 3,44< / >< / ><><>< / ><>< / ><>意昂 (E.ON SE)< / ><>16,89< / ><>16,99< / ><>+0,6< / ><>+5,4< / ><> $0,57^{1x}$ 3,35< / >< / ><><>< / ><>< / ><>费森尤斯医疗保健 (Fresenius M. C.)< / ><>37,42< / ><>36,51< / ><>-2,4< / ><>-10,4< / ><> $1,49^{1x}$ 4,08< / >< / ><><>< / ><>< / ><>费森尤斯 (Fresenius SE)< / ><>43,29< / ><>41,77< / ><>-3,5< / ><>-14,7< / ><> $1,05^{1x}$ 2,51< / >< / ><><>< / ><>< / ><>GEA集团 (GEA Group)< / ><>67,85< / ><>67,75< / ><>-0,1< / ><>+17,2< / ><> $1,30^{1x}$ 1,92< / >< / ><><>< / ><>< / ><>汉诺威再保险 (Hannover Rück SE)< / ><>262,00< / ><>264,60< / ><>+1,0< / ><>-0,6< / ><> $12,50^{1x}$ 4,72< / >< / ><><><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41,65< / ><>140,10< / ><>-1,1< / ><>-37,2< / ><> $3,60^{1x}$ 2,57< / >< / ><><>< / ><>< / ><>汉高 (Henkel Vz.)< / ><>74,12< / ><>73,86< / ><>-0,4< / ><>+6,2< / ><> $2,07^{1x}$ 2,80< / >< / ><><>< / ><>< / ><>霍赫蒂夫 (Hochtief)< / ><>400,20< / ><>397,80< / ><>-0,6< / ><>+18,0< / ><> $6,60^{1x}$ 1,66< / >< / ><><>< / ><>< / ><>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 / ><>60,95< / ><>59,27< / ><>-2,8< / ><>+57,1< / ><> $0,35^{1x}$ 0,59< / >< / ><><><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 / ><>39,83< / ><>39,09< / ><>-1,9< / ><>-34,9< / ><> $3,50^{1x}$ 8,95< / >< / ><><>< / ><>< / ><>默克 (Merck)< / ><>140,15< / ><>137,30< / ><>-2,0< / ><>+12,0< / ><> $2,20^{1x}$ 1,60< / >< / ><><>< / ><>< / ><>MTU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ines)< / ><>351,10< / ><>344,70< / ><>-1,8< / ><>-3,0< / ><> $3,60^{1x}$ 1,04< / >< / ><><><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 >

▲▼< / td> 516,60< / ><>519,80< / ><>+0,6< / ><>-7,5< / ><> $24,00^{1x}$ 4,62< / >< / tr> <>< / ><>< / ><>Qiagen (NL) ▲< / ><>40,80< / ><>39,29< / ><>-3,7< / ><>-3,9< / ><> $0,35^{1x}$ 0,78< / >< / ><><>< / ><>< / ><>Rheinmetall ▲▼< / ><>926,20< / ><>934,80< / ><>+0,9< / ><>-40,1< / ><> $11,50^{1x}$ 1,23< / >< / ><><>< / ><>< / ><>RWE< / ><>57,90< / ><>57,80< / ><>-0,2< / ><>+27,7< / ><> $1,20^{1x}$ 2,08< / >< / ><><>< / ><>< / ><>SAP SE ▲▲▼< / ><>187,62< / ><>187,52< / ><>-0,1< / ><>-10,0< / ><> $2,50^{1x}$ 1,33< / >< / ><><>< / ><>< / ><>Scout24 SE< / ><>69,15< / ><>69,95< / ><>+1,2< / ><>-18,5< / ><> $1,50^{1x}$ 2,14< / >< / ><><>< / ><>< / ><>Siemens ▲▼< / ><>271,20< / ><>265,55< / ><>-2,1< / ><>+11,0< / ><>

$5,35^{1x}$ 2,01< / >< / ><><>< / ><>< / ><>Siemens Energy ▲▼< / ><>143,60< / ><>143,00< / ><>-0,4< / ><>+18,8< / ><> $0,70^{1x}$ 0,49< / >< / ><><>< / ><>< / ><>Siemens Health. ▲< / ><>38,56< / ><>38,45< / ><>-0,3< / ><>-14,4< / ><> $1,00^{1x}$ 2,60< / >< / ><><>< / ><>< / ><>Symrise< / ><>91,04< / ><>90,72< / ><>-0,4< / ><>+31,7< / ><> $1,25^{1x}$ 1,38< / >< / ><><>< / ><>< / ><>Volkswagen Vz< / ><>69,74< / ><>67,00< / ><>-3,9< / ><>-35,3< / ><> $5,26^{1x}$ 7,85< / >< / ><><>< / ><>< / ><>Vonovia SE< / ><>16,75< / ><>16,46< / ><>-1,7< / ><>-32,9< / ><> $1,25^{1x}$ 7,59< / >< / ><><>< / ><>< / ><>Zalando SE< / ><>22,56< / ><>22,67< / ><>+0,5< / ><>-10,5< / ><> $0,00^{1x}$ 0,00< / >< / table>

Prime Standard（标准股）

<><>< / >< colspan="2">M-Dax< / ><>30112.41< / ><>29727.00< / ><>-1,3< / ><>-2,9< / ><>< / >< / ><><>< / ><>4110,52< / ><>Aixtron SE ■< / ><>38,05< / ><>36,23< / ><>-4,8< / ><>+109,4< / ><> $0,15^{1x}$ 0,41< / >< / ><><>< / ><>1643,18< / ><>Aroundtown (L)< / ><>1,53< / ><>1,50< / ><>-1,9< / ><>-43,3< / ><> $0,08^{1x}$ 5,33< / >< / ><><>< / ><>3451,76< / ><>Aumovio SE< / ><>37,55< / ><>34,50< / ><>-8,1< / ><>-19,7< / ><> $0,00^{1x}$ 0,00< / >< / ><><>< / ><>6999,76< / ><>Aurubis< / ><>154,90< / ><>155,70< / ><>+0,5< / ><>+25,4< / ><> $1,60^{1x}$ 1,03< / >< / ><><>< / ><>3573,81< / ><>Auto1 Group SE< / ><>16,20< / ><>16,10< / ><>-0,6< / ><>-41,0< / ><> $0,00^{1x}$ 0,00< / >< / ><><>< / ><>4357,08< / ><>Bechtle

■< / ><>34,38< / ><>34,58< / ><>+0,6< / ><>-20,8< / ><> $0,70^{1x}$ 2,02< / >< / ><><>< / ><>2060,83< / ><>Billinger SE< / ><>54,95< / ><>54,80< / ><>-0,3< / ><>-49,0< / ><> $2,80^{1x}$ 5,11< / >< / ><><>< / ><>5476,80< / ><>CTS Eventim< / ><>55,80< / ><>57,05< / ><>+2,2< / ><>-27,3< / ><> $1,44^{1x}$ 2,52< / >< / ><><>< / ><>11162,44< / ><>Delivery Hero SE< / ><>36,43< / ><>36,42< / ><>±0,0< / ><>+60,3< / ><> $0,00^{1x}$ 0,00< / >< / ><><>< / ><>8755,97< / ><>Deutsche Lufthansa< / ><>7,45< / ><>7,28< / ><>-2,3< / ><>-13,3< / ><> $0,33^{1x}$ 4,53< / >< / ><><>< / ><>1830,13< / ><>Deutz< / ><>11,01< / ><>10,90< / ><>-1,0< / ><>+28,2< / ><> $0,18^{1x}$ 1,65< / >< / ><><>< / ><>13360,00< / ><>DWS Group< / ><>67,25< / ><>66,80< / ><>-0,7< / ><>+18,2< / ><> $3,00^{1x}$

4,49< / td>< / tr> < / ><>2567,14< / ><>Elmos Semicond. SE ■< / ><>155,40< / ><>149,60< / ><>-3,7< / ><>+54,2< / ><> $1,50^{1x}$ 1,00< / >< / ><><>< / ><>9813,96< / ><>赢创工业 (Evonik Industries)< / ><>20,92< / ><>21,06< / ><>+0,7< / ><>+57,6< / ><> $1,00^{1x}$ 4,75< / >< / ><><>< / ><>2854,69< / ><>flatexDegiro< / ><>25,44< / ><>25,92< / ><>+1,9< / ><>-29,5< / ><> $0,30^{1x}$ 1,16< / >< / ><><>< / ><>5316,95<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59,20< / ><>57,50< / ><>-2,9< / ><>-17,8< / ><> $1,00^{1x}$ 1,74< / >< / ><><>< / ><>2691,91< / ><>freenet ■< / ><>22,94< / ><>22,64< / ><>-1,3< / ><>-22,8< / ><> $2,07^{1x}$ 9,14< / >< / ><><>< / ><>2887,24< / ><>Fuchs SE Vz.< / ><>43,50< / ><>44,08< / ><>+1,3< / ><>+15,6< / ><> $1,23^{1x}$

2,79< / >< / ><><>< / ><>7777,78< / ><>海拉 (Hella)< / ><>69,70< / ><>70,00< / ><>+0,4< / ><>-15,3< / ><> $0,22^{1x}$ 0,31< / >< / ><><>< / ><>8630,16< / ><>亨索尔特 (Hensoldt) ■< / ><>75,14< / ><>74,72< / ><>-0,6< / ><>+1,8< / ><> $0,55^{1x}$ 0,74< / >< / ><><>< / ><>4606,00< / ><>Ionos Group SE ■< / ><>32,62< / ><>32,90< / ><>+0,9< / ><>+23,0< / ><> $0,00^{1x}$ 0,00< / >< / ><><>< / ><>2330,74< / ><>Jenoptik ■< / ><>41,30< / ><>40,72< / ><>-1,4< / ><>+108,1< / ><> $0,40^{1x}$ 0,98< / >< / ><><>< / ><>2686,50< / ><>K+S< / ><>15,15< / ><>15,00< / ><>-1,0< / ><>+20,8< / ><> $0,07^{1x}$ 0,47< / >< / ><><>< / ><>4404,34< / ><>凯傲集团 (Kion Group)< / ><>33,96< / ><>33,57< / ><>-1,1< / ><>-50,8< / ><> $0,62^{1x}$

1,85< / >< / ><><>< / ><>15805,66< / ><>克诺尔-布雷姆制动 (Knorr-Bremse)< / ><>100,00< / ><>98,05< / ><>-2,0< / ><>+3,0< / ><> $1,90^{1x}$ 1,94< / >< / ><><>< / ><>3317,27< / ><>克朗内斯 (Krones)< / ><>104,60< / ><>105,00< / ><>+0,4< / ><>-22,7< / ><> $2,80^{1x}$ 2,67< / >< / ><><>< / ><>1086,24< / ><>朗盛 (Lanxess)< / ><>12,89< / ><>12,58< / ><>-2,4< / ><>-28,6< / ><> $0,10^{1x}$ 0,79< / >< / ><><>< / ><>3459,72< / ><>LEG Immobilien SE< / ><>45,26< / ><>45,02< / ><>-0,5< / ><>-27,7< / ><> $2,92^{1x}$ 6,49< / >< / ><><>< / ><>7495,95< / ><>Nemetschek SE ■< / ><>65,15< / ><>64,90< / ><>-0,4< / ><>-30,1< / ><> $0,68^{1x}$ 1,05< / >< / ><><>< / ><>8290,52< / ><>Nordex SE ■< / ><>35,48< / ><>35,00< / ><>-1,4< / ><>+20,2< / ><> $0,00^{1x}$

0,00< / >< / ><><>< / ><>19003,46< / ><>保时捷 (Porsche)< / ><>42,67< / ><>41,72< / ><>-2,2< / ><>-8,5< / ><> $1,01^{1x}$ 2,42< / >< / ><><>< / ><>3786,78< / ><>保时捷控股 (Porsche Hldg. SE)< / ><>25,33< / ><>24,73< / ><>-2,4< / ><>-38,1< / ><> $1,51^{1x}$ 6,11< / >< / ><><>< / ><>3331,66< / ><>彪马 (Puma SE)< / ><>23,00< / ><>22,51< / ><>-2,1< / ><>+0,9< / ><> $0,00^{1x}$ 0,00< / >< / ><><>< / ><>6378,57< / ><>Rational< / ><>566,50< / ><>561,00< / ><>-1,0< / ><>-15,2< / ><> $20,00^{1x}$ 3,57< / >< / ><><>< / ><>3426,00< / ><>Renk Group< / ><>34,44< / ><>34,26< / ><>-0,5< / ><>-36,1< / ><> $0,58^{1x}$ 1,69< / >< / ><><>< / ><>4549,44< / ><>RTL集团 (L)< / ><>28,40< / ><>29,40< / ><>+3,5< / ><>-14,7< / ><> $5,50^{1x}$

18,71< / td>< / tr> < / ><>2674,32<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45,58< / ><>44,50< / ><>-2,4< / ><>+10,9< / ><> $0,20^{1x}$ 0,45< / >< / ><><>< / ><>9292,61< / ><>赛多利斯 (Sartorius Vz.) ■< / ><>260,00< / ><>248,20< / ><>-4,5< / ><>+0,4< / ><> $0,74^{1x}$ 0,30< / >< / ><><>< / ><>5735,45< / ><>舍弗勒 (Schaeffler)< / ><>6,27< / ><>6,07< / ><>-3,2< / ><>-27,4< / ><> $0,30^{1x}$ 4,94< / >< / ><><>< / ><>2641,65< / ><>西立科 (Siltronic) ■< / ><>83,95< / ><>80,05< / ><>-4,6< / ><>+63,7< / ><> $0,00^{1x}$ 0,00< / >< / ><><>< / ><>1989,11< / ><>Ströer SE< / ><>36,02< / ><>36,06< / ><>+0,1< / ><>-2,5< / ><> $1,85^{1x}$ 5,13< / >< / ><><>< / ><>1245,38< / ><>Suss MicroTec SE ■< / ><>65,50< / ><>65,15< / ><>-0,5< / ><>+66,5< / ><> $0,04^{1x}$ 0,06< / >< / ><><>< / ><>1992,74< / ><>TAG Immobilien< / ><>10,74< / ><>10,47< / ><>-2,5< / ><>-20,9< / ><> $0,40^{1x}$ 3,82< / >< / ><><>< / ><>30961,66< / ><>塔兰克斯 (Talanx)< / ><>119,50< / ><>119,90< / ><>+0,3< / ><>+5,4< / ><> $3,60^{1x}$ 3,00< / >< / ><><>< / ><>8117,81< / ><>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 / ><>13,42< / ><>13,04< / ><>-2,8< / ><>+40,6< / ><> $0,15^{1x}$ 1,15< / >< / ><><>< / ><>4738,86< / ><>TKMS< / ><>74,70< / ><>74,60< / ><>-0,1< / ><>+12,9< / ><> $0,00^{1x}$ 0,00< / >< / ><><>< / ><>16430,00< / ><>Traton SE< / ><>33,26< / ><>32,86< / ><>-1,2< / ><>+7,7< / ><> $0,93^{1x}$ 2,83< / >< / ><><>< / ><>3393,70< / ><>途易 (TUI)< / ><>6,80< / ><>6,69< / ><>-1,7< / ><>-25,6< / ><> $0,10^{1x}$ 1,50< / >< / ><><>< / ><>4573,44< / ><>联合互联网 (United Internet) ■< / ><>24,04< / ><>23,82< / ><>-0,9< / ><>-13,9< / ><> $0,50^{1x}$ 2,10< / >< / ><><>< / ><>4602,47< / ><>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e)< / ><>88,50< / ><>88,25< / ><>-0,3< / ><>+27,3< / ><> $0,00^{1x}$ 0,00< / >< / table>

<><>法兰克福< / ><>7.10.Schluss< / ><>8.10.15.51 h< / >< / ><><>1&1< / ><>23,75< / ><>23,60< / >< / ><><>11 88 0 Solutions< / ><>1,87< / ><>1,89< / >< / ><><>3U Holding< / ><>0,942< / >< / ><><>ad pepper media (NL)< / ><>2,64< / ><>2,54< / >< / ><><>adesso SE< / ><>61,90< / ><>63,50< / >< / ><><>Adler Group (L)< / ><>0,094< / ><>0,09< / >< / ><><>All for One Gr. SE< / ><>69,80< / >< / ><><>Allane SE< / ><>13,30< / ><>12,40< / >< / ><><>Alzchem Group< / ><>161,30< / ><>160,10< / >< / ><><>Amadeus Fire< / ><>16,70< / ><>16,46< / >< / ><><>AMG (NL)< / ><>28,96< / ><>27,94< / >< / ><><>Arzneiterk Vida< / ><>< / >< / ><><>Asta Energy Sol. (A)< / ><>59,80< / ><>60,80< / >< / ><><>Atoss Software SE ■< / ><>84,10< / ><>83,50< / >< / ><><>Aumann< / ><>13,80< / ><>13,50< / >< / ><><>Basler< / ><>23,90< / ><>23,60< / >< / ><><>Bastei Lübbe< / ><>6,32< / ><>6,28< / >< / ><><>Baywa< / ><>8,22< / >< / ><><>BayWa vNA< / ><>2,47< / >< / ><><>BB Biotech N (CH)< / ><>53,50< / ><>52,00< / >< / ><><>Befesa (L)< / ><>35,40< / ><>34,65< / >< / ><><>Bertrandt< / ><>8,64< / ><>8,52< / >< / ><><>bet-at-home.com< / ><>2,98< / >< / ><><>Bike24 Holding< / ><>2,29< / ><>2,17< / >< / ><><>Biofrontera< / ><>3,17< / ><>3,04< / >< /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Borussia Dortmund)< / ><>3,09< / >< / ><><>Brain Biotech< / ><>2,82< / ><>2,69< / >< / ><><>Branics Group< / ><>0,405< / ><>0,43< / >< / ><><>Brockhaus Techno.< / ><>18,25< / ><>18,40< / >< / ><><>Cancom

SE< / td> 22,25< / ><>22,20< / >< / tr> <>卡尔蔡司医疗 ■< / ><>31,90< / ><>31,30< / >< / ><><>Ceconomy< / ><>4,29< / ><>4,24< / >< / ><><>Cewe 基金会< / ><>111,60< / ><>111,40< / >< / ><><>Cherry SE< / ><>1,05< / ><>1,04< / >< / ><><>Data Modul< / ><>25,60< / ><>25,00< / >< / ><><>Delticom< / ><>2,20< / >< / ><><>Demire Real Est.< / ><>0,286< / ><>0,288<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7,75< / ><>38,65< / >< / ><><>DMG Mori< / ><>46,50< / ><>46,30< / >< / ><><>Douglas< / ><>7,16< / ><>7,02< / >< / ><><>德尔格 (Drägerwerk St.)< / ><>88,80< / ><>88,20< / >< / ><><>德尔格 (Drägerwerk VZ) ■< / ><>114,60< / ><>112,40< / >< / ><><>德国投资公司 (Dt. Beteiligungs)< / ><>19,30< / ><>19,04< / >< / ><><>德国 EuroShop< / ><>16,18< / >< / ><><>德国消费

REIT< / ><>1,46< / ><>1,44< / >< / ><><>德国抵押贷款银行 (Dt. Pfandbriefbank)< / ><>3,00< / ><>2,94< / >< / ><><>杜尔 (Dürr)< / ><>16,88< / ><>16,38< / >< / ><><>Eckert & Ziegler SE ■< / ><>12,02< / ><>12,10< / >< / ><><>Edag Engineering (CH)< / ><>2,97< / >< / ><><>Einhell Germany< / ><>63,00< / ><>62,80< / >< / ><><>Electrovac< / ><>7,80< / ><>7,76< / >< / ><><>Eleving Group (L)< / ><>1,61< / ><>1,63< / >< / ><><>ElringKlinger< / ><>4,85< / ><>4,84< / >< / ><><>elumeo SE< / ><>2,14< / >< / ><><>Evotec SE ■< / ><>2,83< / ><>2,89< / >< / ><><>Fabasoft (A)< / ><>15,85< / ><>15,75< / >< / ><><>Fielmann Grp.< / ><>37,50< / ><>37,40< / >< / ><><>First Sensor< / ><>53,00< / >< / ><><>Formycon< / ><>19,06< / ><>18,52< / >< / ><><>Fortec

电子< / ><>11,00< / >< / ><><>弗尔沃克集团 (Fr. Vorwerk Gr. SE)< / ><>63,35< / ><>62,90< / >< / ><><>Fuchs SE< / ><>37,40< / ><>37,35< / >< / ><><>Gerresheimer< / ><>28,86< / ><>28,58< / >< / ><><>Gesco< / ><>14,00< / ><>13,90< / >< / ><><>GFT Technol. SE< / ><>25,50< / >< / ><><>Global Fashion (L)< / ><>0,414< / ><>0,412< / >< / ><><>Grammer< / ><>12,60< / >< / ><><>Grand City Pr. (L)< / ><>6,91< / ><>6,76< / >< / ><><>Grenke< / ><>9,84< / ><>9,88< / >< / ><><>海尔智家 (Haier Smart Home (CN))< / ><>1,84< / >< / ><><>Hamberner Reit< / ><>3,97< / ><>4,00< / >< / ><><>汉堡港 (Hamburger Hafen)< / ><>21,30< / ><>21,40< / >< / ><><>哈帕格-劳埃德 (Hapag-Lloyd)< / ><>135,40< / ><>133,10< / >< / ><><>Hawesko Hldg. SE< / ><>14,70< / ><>14,75< / >< / ><><>海德堡

Ph.< / ><>2,27< / ><>2,25< / >< / ><><>海德堡印刷 (Heidelberger Druck.)< / ><>1,39< / ><>1,36< / >< / ><><>HelloFresh SE< / ><>2,44< / ><>2,53< / >< / ><><>汉高 (Henkel St.)< / ><>67,45< / ><>67,25< / >< / ><><>hGears< / ><>0,362< / >< / ><><>Highlight Com. (CH)< / ><>0,60< / ><>0,642< / >< / ><><>Hoenle< / ><>7,36< / ><>7,38< / >< / ><><>HomeToGo SE (L)< / ><>0,708< / ><>0,69< / >< / ><><>Hornbach Hldg.< / ><>82,30< / ><>82,20< / >< / ><><>雨果博斯 (Hugo Boss)< / ><>37,42< / ><>37,65< / >< / ><><>Hypoport SE< / ><>67,90< / ><>67,70< / >< / ><><>Indus Holding< / ><>39,40< / ><>39,20< / >< / ><><>init innovat. SE< / ><>44,40< / ><>43,25< / >< / ><><>Instone Real< / ><>6,08< / ><>6,00< / >< / table>

Intershop Comm.	1,36	1,35
InTiCa Systems SE	1,45	1,45
IVU Traffic Tech.	26,50	26,70
Jost Werke SE	62,60	60,60
Jungheinrich	22,44	20,84
Knaus Tabbert	9,79	9,70
Koenig & Bauer	8,55	8,82
Kontron (A)	20,62	20,42
KSB SE St	850,00	854,00
KSB SE Vz	820,00	795,00
KWS Saat SE	67,90	68,60
Leifheit	11,10	11,00
Logwin (L)	272,00	272,00
LPKF Laser&Elec. SE	15,55	14,65
Masterflex SE	13,20	13,20
MBB SE	172,40	168,20
MediClin	5,05	4,98
Medios	10,56	10,30
Mister Spex SE	1,06	1,06
MLP SE	10,74	10,40
Multitude (CH)	5,70	5,76
Mutares	25,00	24,85
MVV Energie	29,80	30,00
Nagarro	78,70	77,70
NFON	3,36	3,32
Norma Group SE	17,10	15,08
Novem Group (L)	1,93	1,92
OHB SE	159,60	162,00
Ottobock SE	50,90	51,00
OVB Holding	18,60	18,70
paragon GmbH	0,744	0,704
Patrizia SE	6,71	6,70
Pentixapharm	1,82	1,83
PNE	7,13	7,11
ProCredit Hldg.	8,49	8,49
ProSiebenSat.1 SE	3,21	3,31
PSI Software SE	44,90	44,80
PVA TePla	35,12	33,22
PWO	21,60	21,60
Q.Beyond konv.	3,28	3,38
R. Stahl	11,40	11,20
Redcare Pharmacy (NL)	74,35	74,15
Rhön-Klinikum	14,40	14,30
SAF Holland SE	22,00	21,30
Sartorius St.	205,00	206,00
Schott Pharma	25,20	24,90
Secunet Security	261,50	255,50
Serviceware SE	12,60	12,70
SFC Energy	20,10	19,58
SGL Carbon SE	5,38	5,45
Shelly Group SE (BG)	65,20	65,10
Singulus Techn.	10,00	9,92
Sirma Group (BG)	0,79	0,79
Sixt SE St.	69,10	69,05
Sixt SE Vz.	55,70	54,90
SMA Solar Techn.	60,00	58,65
SMT Scharf	5,75	5,80
SNP SE	91,60	92,60
Softing	2,35	2,34
Springer Nature	20,45	20,40
Stabilus	-	-

SE< / td> 16,14< / ><>15,20< / >< / tr> <>Stratec< / ><>22,30< / ><>22,25< / >< / ><><>Südzucker< / ><>12,32< / ><>11,74< / >< / ><><>Surteco Grp. SE< / ><>7,00< / >< / ><><>Syzygy< / ><>0,984< / ><>0,956< / >< / ><><>Takkt< / ><>3,04< / ><>2,94< / >< / ><><>TeamViewer SE< / ><>6,76< / ><>6,66< / >< / ><><>technotrans SE< / ><>28,05< / ><>27,10< / >< / ><><>thyssenkr. nucera< / ><>8,75< / ><>8,60< / >< / ><><>tonies SE (L)< / ><>11,62< / ><>11,60< / >< / ><><>Uniper SE< / ><>45,95< / ><>45,40< / >< / ><><>United Labels< / ><>0,85< / ><>0,76< / >< / ><><>Verbio SE< / ><>24,90< / ><>24,80< / >< / ><><>Villeroy & Boch< / ><>13,10< / ><>12,80< / >< / ><><>Vincorion SE< / ><>17,96< / ><>17,76< / >< / ><><>Viscom

SE< / ><>4,90< / >< / ><><>Volkswagen St.< / ><>70,35< / ><>67,00< / >< / ><><>Voltatron< / ><>3,28< / >< / ><><>Vossloh< / ><>50,40< / ><>50,15< / >< / ><><>Vulcan Energy RL (AUS)< / ><>1,01< / ><>0,95< / >< / ><><>Wacker Neuson SE< / ><>23,00< / ><>22,40< / >< / ><><>WashTec< / ><>32,90< / ><>32,40< / >< / ><><>Westwing Grp. SE< / ><>12,35< / ><>12,30< / >< / ><><>YOC< / ><>3,61< / ><>3,59< / >< / ><><>Zeal Network SE< / ><>39,70< / ><>39,60< / >< / table>

统计数据（摘自 H-Dax）

<><>当日上涨最多< / ><>涨跌幅 %< / ><>52周上涨最多< / ><>涨跌幅 %< / >< / ><><>RTL Group< / ><>+3,52< / ><>Aixtron SE< / ><>+162,63< / >< / ><><>CTS Eventim< / ><>+2,24< / ><>SMA Solar< / ><>+155,94< / >< / ><><>flatexDeg.< / ><>+1,89< / ><>Jenoptik< / ><>+112,86< / >< / ><><>Fuchs SE Vz.< / ><>+1,33< / ><>Verbio SE< / ><>+95,65< / >< / ><><>Scouti24 SE< / ><>+1,16< / ><>Suss M. Tec SE< / ><>+94,71< / >< / ><><>当日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52周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 / ><><>Aumovio SE< / ><>-8,12< / ><>Renk Group< / ><>-58,72< / >< / ><><>Aixtron SE< / ><>-4,78< / ><>Evotec SE< / ><>-58,54< / >< / ><><>Siltronic< / ><>-4,65< / ><>Aroundtown< / ><>-52,04< / >< / ><><>Sartorius Vz.< / ><>-4,54< / ><>Rheinmetall< / ><>-51,65< / >< / ><><>VW Vz< / ><>-3,93< / ><>Auto1 Grp. SE< / ><>-47,3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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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24955,71 52周最高 / 最低：26618,74 / 218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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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股市 价格以欧元计

法兰克福< / td><>7.10.收盘< / ><>8.10.15.51 h< /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 / ><>55,15413,4056,48< / ><>54,80419,8056,48< / >< / tr><><>AB Inbev (BE)< / ><>67,00< / ><>67,84< / ><>Compass Group (GB)< / ><>27,12< / ><>27,40< / >< / ><><>ABB N (CH)< / ><>86,12< / ><>84,72< / ><>Crédit Agricole (F)< / ><>16,48< / ><>16,30< / >< / ><><>Ahold Delhaize (NL)< / ><>31,85< / ><>31,78< / ><>Danone (F)< / ><>59,36< / ><>59,10< / >< / ><><>Air Liquide (F)< / ><>168,08< / ><>167,22< / ><>Danske Bank (DK)< / ><>48,35< / ><>47,63< / >< / ><><>Amadeus IT (E)< / ><>52,10< / ><>51,54< / ><>Dassault Systemes (F)< / ><>21,35< / ><>21,52< / >< / ><><>Anglo American PLC (GB)< / ><>48,51< / ><>47,54< / ><>Diageo (GB)< / ><>18,70< / ><>18,89< / >< / ><><>Antofagasta (GB)< / ><>45,06< / ><>43,36< / ><>DSM-Firmenich (CH)< / ><>99,86< / ><>98,16< / >< / ><><>ArcelorMittal (L)< / ><>57,62< / ><>54,54< / ><>Endesa (E)< / ><>41,30< / ><>41,63< / >< / ><><>ASML Hold. (NL)< / ><>1612< / ><>1618< / ><>Enel (I)< / ><>8,74< / ><>8,84< / >< / ><><>Assa-Abloy AB (SE)< / ><>30,77< / ><>30,34< / ><>Engie (F)< / ><>22,67< / ><>22,70< / >< / ><><>AstraZeneca (GB)< / ><>143,45< / ><>143,25< / ><>Eni (I)< / ><>24,14< / ><>24,84< / >< / ><><>Atlas Copco A (SE)< / ><>18,65< / ><>18,31< / ><>Equinor ASA (N)< / ><>37,54< / ><>38,29< / >< / ><><>Aviva PLC (GB)< / ><>8,01< / ><>8,08< / ><>Ericsson B fr (SE)< / ><>8,41< / >< / ><><>AXA (F)< / ><>42,01< / ><>41,72< / ><>Erste Group Bank (A)< / ><>110,70< / ><>109,70< / >< / ><><>BAE Systems (GB)< / ><>21,53< / ><>21,46< / ><>EssilorLuxottica (F)< / ><>146,50< / ><>143,90< / >< / ><><>Banco Santander (E)< / ><>12,10< / ><>11,90< / ><>Exor (NL)< / ><>69,75< / ><>69,35< / >< / ><><>BBVA (E)< / ><>23,59< / ><>23,16< / ><>Experian Group (JE)< / ><>29,20< / ><>29,80< / >< / ><><>BNP Paribas (F)< / ><>91,23< / ><>89,80< / ><>Ferrari (NL)< / ><>343,25< / ><>344,45< / >< / ><><>BP (GB)< / ><>6,65< / ><>6,89< / ><>Flutter Entertain. (IRL)< / ><>69,50< / ><>67,00< / >< / ><><>Brit. Am. Tobacco (GB)< / ><>48,20< / ><>48,74< / ><>Geberit N (CH)< / ><>567,80< / ><>560,00< / >< / ><><>BT Group (GB)< / ><>2,27< / ><>2,31< / ><>Generali (I)< / ><>41,98< / ><>40,80< / >< / ><><>Caixabank (E)< / ><>11,87< / ><>11,73< / ><>Givaudan N (CH)< / ><>3672< / ><>3646< / >< / ><><>Capgemini (F)< / ><>109,05< / ><>110,65< / ><>Glencore (JE)< / ><>6,70< / ><>6,72< / >< / table>

<>< rowspan="2">52 周对比< / >< rowspan="2">< / >< rowspan="2">股息< / >< colspan="2">赫尔姆奥尔特交易所< / >< colspan="2">法兰克福< / >< / ><><>7.10.收盘< / ><>8.10.15.51 h< / ><>变动 %< / >< / ><><>< / ><>3M Co.< / ><>0,78$b< / ><>162,12< / ><>160,79< / ><>144,10< / ><>0,8< / >< / ><><>< / ><>Alphabet Inc. A< / ><>0,22$b< / ><>350,50< / ><>351,58< / ><>317,45< / ><>1,9< / >< / ><><>< / ><>Amazon.com< / ><>0,00$b< / ><>259,92< / ><>258,50< / ><>232,40< / ><>0,3< / >< / ><><>< / ><>American Express< / ><>0,95$b< / ><>304,25< / ><>303,03< / ><>270,00< / ><>0,1< / >< / ><><>< / ><>Amgen< / ><>2,52$b< / ><>413,08< / ><>408,60< / ><>372,25< / ><>0,3< / >< / ><><>< / ><>Apple

Inc.< / td> 0,27$b< / ><>336,67< / ><>337,49< / ><>300,95< / ><>+0,1< / >< / tr> <>< / ><>波音公司 (Boeing Co.)< / ><>2,06$b< / ><>188,32< / ><>185,66< / ><>166,04< / ><>-0,9< / >< / ><><>< / ><>卡特彼勒公司 (Caterpillar Inc.)< / ><>1,63$b< / ><>813,83< / ><>811,73< / ><>716,20< / ><>-1,0< / ><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1,78$b< / ><>205,15< / ><>210,52< / ><>187,00< / ><>+1,9< / ><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0,42$b< / ><>117,39< / ><>116,94< / ><>104,74< / ><>-0,5< / >< / ><><>< / ><>可口可乐公司 (Coca Cola Co.)< / ><>0,53$b< / ><>85,82< / ><>86,66< / ><>77,20< / ><>+0,7< / ><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0,75$b< / ><>104,75< / ><>105,20< / ><>93,04< / ><>+0,6< / ><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5,00$b< / ><>887,21< / ><>884,90< / ><>779,20< / ><>-1,1< / ><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2,33$b< / ><>285,77< / ><>287,34< / ><>253,85< / ><>-0,3< / >< / ><><>< / ><>霍尼韦尔国际 (Honeywell Intl.)< / ><>0,70$b< / ><>208,11< / ><>206,54< / ><>184,14< / ><>-0,9< / >< / ><><>< / ><>IBM< / ><>1,69$b< / ><>220,51< / ><>221,54< / ><>197,26< / ><>+0,3< / >< / ><><>< /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 ><>1,34$b< / ><>258,45< / ><>256,32< / ><>230,05< / ><>-1,5< / ><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1,86$b< / ><>230,88< / ><>233,76< / ><>207,90< / ><>+0,9< / ><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0,85$b< / ><>142,79< / ><>141,46< / ><>126,22< / ><>-0,1< / >< / ><><>< / ><>微软 (Microsoft)< / ><>0,91$b< / ><>529,76< / ><>531,66< / ><>474,20< / ><>+0,2< / >< / ><><>< / ><>摩根大通 (Morgan (J.P.))< / ><>1,65$b< / ><>329,58< / ><>328,97< / ><>293,00< / ><>-0,2< / >< / ><><>< / ><>耐克 (Nike)< / ><>0,41$b< / ><>34,36< / ><>34,31< / ><>30,62< / ><>+0,1< / >< / ><><>< / ><>英伟达公司 (NVIDIA Corp.)< / ><>0,25$b< / ><>237,47< / ><>233,97< / ><>209,20< / ><>-1,2< / ><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09$b< / ><>147,82< / ><>148,54< / ><>131,84< / ><>-1,0< / >< / ><><>< / ><>赛富时公司 (Salesforce Inc.)< / ><>0,44$b< / ><>224,56< / ><>225,66< / ><>202,00< / ><>±0,0< / >< / ><><>< / ><>舍温-威廉姆斯 (Sherwin Will.)< / ><>0,80$b< / ><>315,00< / ><>313,03< / ><>274,70< / ><>-3,5< / >< / ><><>< / ><>旅行者保险 (Travelers Comp.)< / ><>1,25$b< / ><>360,61< / ><>362,40< / ><>320,10< / ><>-0,2< / >< / ><><>< / ><>联合健康 (UnitedHealth)< / ><>2,32$b< / ><>375,98< / ><>373,01< / ><>335,20< / ><>-1,8< / >< / ><><>< / ><>VISA< / ><>0,67$b< / ><>372,10< / ><>374,88< / ><>331,00< / ><>-0,5< / >< / ><><>< / ><>沃尔玛公司 (Walmart Inc.)< / ><>0,25$b< / ><>108,16< / ><>109,50< / ><>96,72< / ><>+0,1< / >< / tabl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GSK PLC (GB)< / td><>20,98< / ><>20,74< / >< / tr><><>Heineken Hold. (NL)< / ><>65,55< / ><>66,05< / >< / ><><>Heineken N.V. (NL)< / ><>70,40< / ><>70,50< / >< / ><><>Hermes International. (F)< / ><>1277< / ><>1274< / >< / ><><>Hexagon B (SE)< / ><>8,96< / ><>8,95< / >< / ><><>Holcim N (CH)< / ><>69,36< / ><>67,00< / >< / ><><>HSBC Hold. (GB)< / ><>16,75< / ><>16,33< / >< / ><><>Iberdrola (E)< / ><>20,84< / ><>21,27< / >< / ><><>Inditex (E)< / ><>53,80< / ><>53,00< / >< / ><><>ING Groep (NL)< / ><>30,05< / ><>29,82< / >< / ><><>Intesa Sanpaolo (I)< / ><>6,26< / ><>6,14< / >< / ><><>Investor B (SE)< / ><>36,18< / ><>36,30< / >< / ><><>KBC Group (BE)< / ><>124,50< / ><>122,60< / >< / ><><>Kone (F)< / ><>52,52< / ><>52,14< / >< / ><><>Kühne + Nagel N (CH)< / ><>241,00< / ><>239,20< / >< / ><><>L'Oréal (F)< / ><>373,85< / ><>374,30< / >< / ><><>Legrand (F)< / ><>147,15< / ><>140,30< / >< / ><><>Linde PLC (IRL)< / ><>432,00< / ><>435,00< / >< / ><><>London Stock Ex. (GB)< / ><>98,06< / ><>102,00< / >< / ><><>LVMH Moet Hen. (F)< / ><>390,60< / ><>384,20< / >< / ><><>Michelin (F)< / ><>33,37< / ><>33,22< / >< / ><><>National Grid (GB)< / ><>13,45< / ><>13,58< / >< / ><><>Naturgy Energy (E)< / ><>29,36< / ><>29,64< / >< / ><><>NatWest Group (GB)< / ><>7,71< / ><>7,69< / >< / ><><>Nestlé N (CH)< / ><>81,13< / ><>81,75< / >< / ><><>Nokia (F)< / ><>9,55< / ><>9,29< / >< / table>

<><>Nordea Bank Abp (FI)< / ><>16,83< / ><>16,75< / >< / ><><>Novartis N (CH)< / ><>128,40< / ><>126,80< / >< / ><><>Novonesis B (DK)< / ><>57,48< / ><>56,80< / >< / ><><>Novo-Nordisk B (DK)< / ><>34,15< / ><>33,58< / >< / ><><>Orange (F)< / ><>14,25< / ><>14,23< / >< / ><><>Partners Group (CH)< / ><>641,20< / ><>628,60< / >< / ><><>Pernod Ricard (F)< / ><>59,00< / ><>60,58< / >< / ><><>Philips Electr. (NL)< / ><>21,57< / ><>21,48< / >< / ><><>Poste Italiane (I)< / ><>24,28< / ><>23,80< / >< / ><><>Prosus (NL)< / ><>35,15< / ><>35,65< / >< / ><><>Prudential (GB)< / ><>10,89< / ><>10,47< / >< / ><><>Publicis Group (F)< / ><>93,58< / ><>94,68< / >< / ><><>Reckitt Benckiser (GB)< / ><>59,36< / ><>60,10< / >< / ><><>Relx (GB)< / ><>30,52< / ><>30,46< / >< / ><><>Richemont (CH)< / ><>185,25< / ><>180,25< / >< / ><><>Rio Tinto (GB)< / ><>83,18< / ><>82,39< / >< / ><><>Roche PS (CH)< / ><>382,90< / ><>379,00< / >< / ><><>Rolls-Royce Grp. (GB)< / ><>16,81< / ><>16,26< / >< / ><><>Ryanair Holdings (IRL)< / ><>23,85< / ><>23,63< / >< / ><><>Safran (F)< / ><>325,60< / ><>311,00< / >< / ><><>Saint-Gobain (F)< / ><>65,22< / ><>64,46< / >< / ><><>Sampo OYJ (FI)< / ><>8,71< / ><>8,77< / >< / ><><>Sandvik (SE)< / ><>31,84< / ><>31,30< / >< / ><><>Sanofi S.A. (F)< / ><>71,62< / ><>71,35< / >< / ><><>Schneider Electr. (F)< / ><>257,15< / ><>258,65< / >< / ><><>Scot.&South. En. (GB)< / ><>29,10< / ><>28,80< / >< / table>

股票指数

外汇市场

SEB A (SE)< / td><>20,35< / ><>20,21< / >< / tr><><>壳牌 (GB)< / ><>43,30< / ><>44,41< / >< / ><><>西卡 N (CH)< / ><>186,10< / ><>185,85< / >< / ><><>标准化学 PLC (GB)< / ><>26,57< / ><>25,40< / >< / ><><> Stellantis (NL)< / ><>4,13< / ><>3,96< / >< / ><><>意法半导体 (NL)< / ><>50,12< / ><>47,83< / >< / ><><>瑞典商业银行 (SE)< / ><>13,51< / ><>13,36< / >< / ><><>瑞典银行 A (SE)< / ><>35,95< / ><>35,58< / >< / ><><>瑞士人寿 NA (CH)< / ><>951,60< / ><>951,0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54,80< / ><>154,75< / >< / ><><>瑞士电信 NA (CH)< / ><>665,00< / ><>690,00< / >< / ><><>西班牙电信 (E)< / ><>3,42< / >< / ><><> Telenor (N)< / ><>11,62< / ><>11,80< / >< / ><><>乐购 (GB)< / ><>5,60< / ><>5,80< / >< / ><><>泰雷兹 (F)< / ><>216,80< / ><>214,60< / >< / ><><>道达尔能源 (F)< / ><>75,20< / ><>77,08< / >< / ><><>瑞银集团 N (CH)< / ><>42,20< / ><>42,25< / >< / ><><>UCB (BE)< / ><>202,80< / ><>202,00< / >< / ><><>联合信贷 (I)< / ><>77,83< / ><>76,26< / >< / ><><>联合利华 PLC (GB)< / ><>54,64< / ><>54,68< / >< / ><><>威立雅环境 (F)< / ><>30,73< / ><>30,80< / >< / ><><>文西 (F)< / ><>107,95< / ><>107,80< / >< / ><><>沃尔沃 B (SE)< / ><>27,80< / >< / ><><>沃尔得克鲁威 (NL)< / ><>70,78< / ><>72,92< / >< / ><><>苏黎世保险集团 N (CH)< / ><>615,20< / ><>613,80< / >< / table>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6.10.< / ><>7.10.< / >< / ><><>澳大利亚美元< / ><>1,6140< / ><>1,6079< / >< / ><><>巴西雷亚尔< / ><>5,5991< / ><>5,5953< / >< / ><><>英镑< / ><>0,8488< / ><>0,8465< / >< / ><><>人民币< / ><>7,5554< / ><>7,4937< / >< / ><><>丹麦克朗< / ><>7,4747< / ><>7,4745< / >< / ><><>港币< / ><>8,8438< / ><>8,7722< / >< / ><><>印度卢比< / ><>108,6615< / ><>108,1165< / >< / ><><>冰岛克朗< / ><>137,2000< / ><>137,0000< / >< / ><><>日元< / ><>178,1500< / ><>176,8500< / >< / ><><>加拿大元< / ><>1,6058< / ><>1,6022< / >< / ><><>墨西哥比索< / ><>20,2217< / ><>20,2236< / >< / ><><>新西兰元< / ><>2,0061< / ><>1,9977< / >< / ><><>挪威克朗< / ><>10,7780< / ><>10,7120< / >< / ><><>波兰兹罗提< / ><>4,3650< / ><>4,3825< / >< / ><><>罗马尼亚列伊< / ><>5,3510< / ><>5,3528< / >< / ><><>瑞典克朗< / ><>11,2425< / ><>11,2240< / >< / ><><>瑞士法郎< / ><>0,9359< / ><>0,9309< / >< / ><><>新加坡元< / ><>1,4392< / ><>1,4311< / >< / ><><>南非兰特< / ><>18,5829< / ><>18,6539< / >< / ><><>泰铢< / ><>37,8360< / ><>37,6610< / >< / ><><>捷克克朗< / ><>24,4050< / ><>24,4270< / >< / ><><>土耳其里拉< / ><>55,4196< / ><>54,9822< / >< / ><><>匈牙利福林< / ><>364,9500< / ><>366,7500< / >< / ><><>美元< / ><>1,1269< / ><>1,1177< / >< / table>

商品市场

<><>项目< / ><>当前< / ><> $\pm$ %< / >< / ><><>标普 GSCI 指数 (现货)< / ><>744,72< / ><>+1,8< / >< / ><><>DAXglobal® 金矿股指数< / ><>811,42< / ><>+0,97< / >< / ><><>美国金矿股指数 (HUI)< / ><>725,68< / ><>+1,2<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3689,45< / ><>+0,51< / >< / ><><>黄金，纽约 ($ / 盎司)< / ><>4125,00< / ><>+0,41< / >< / ><><>白银，纽约 ($ / 盎司)< / ><>59,51< / ><>-0,90< / >< / ><><>铜，纽约 ($ / 磅)< / ><>6,61< / ><>-0,54< / >< / table>

[...OMITTED...]

钱币、金条 所有信息不保证准确。k.A. = 无数据；gs = 已关闭；■ = 亦包含在 Teo-DAX 中；▲ = 亦包含在 Euro Stoxx 50 中；∇ = 亦包含在 Stoxx Europe 50 中；股息为最近一次支付的当地货币分红，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后的上标：每年分红次数；股息收益率：基于最近一次年度股息的毛股息收益率；52周最高 / 最低价基于每日最高价和最低价计算，并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市值：仅使用相关类别计算；股息收益率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盘价计算。

柜台价格（欧元）< / td>< colspan="2">8.10.< / >< / tr><><>买入< / ><>卖出< / >< / ><><>1 kg 黄金< / ><>114139,30< / ><>121000,50< / >< / ><><>1 oz 克鲁格金币< / ><>3540,90< / ><>3743,80< / >< / ><><>1 / 2 oz 克鲁格金币< / ><>1770,50< / ><>1973,30< / >< / ><><>1 / 4 克鲁格金币< / ><>885,20< / ><>1005,10< / >< / ><><>1 / 10 克鲁格金币< / ><>354,10< / ><>409,40< / >< / ><><>1 不列颠金币< / ><>3540,90< / ><>3799,10< / >< / ><><>1 / 2 不列颠金币< / ><>1770,50< / ><>1954,90< / >< / ><><>1 / 4 不列颠金币< / ><>885,20< / ><>995,90< / >< / ><><>1 / 10 不列颠金币< / ><>354,10< / ><>393,30< / >< / ><><>20 马克（二战时期）< / ><>816,10< / ><>1105,10< / >< / ><><>20 法郎 维内利< / ><>661,00< / ><>716,10< / >< / ><><>2 兰特< / ><>833,30< / ><>876,7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391,90< / ><>428,60< / >< / ><><>50 智利比索< / ><>1041,70< / ><>1117,60< / >< / ><><>1 kg 白银< / ><>1603,00< / ><>2183,06< / >< / ><><>1 枫叶铂金币< / ><>1348,20< / ><>1865,92< / >< / table>

*=前一日，来源：Degussa Goldh.，终端客户价格

养老院破产——护理床位会消失吗？

养老院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从外部很难判断。但如果住户在破产时措手不及，仍有一些保护机制。

作者：格雷戈尔·布伦纳（Gregor Brunner），法兰克福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护理人员的短缺 可能会迅速危及 养老院的生存。 照片：弗兰克·勒特（Frank Röth）

人们不愿想象这样的情况：居家护理已无法维持，因此经过长时间且艰苦的寻找，为父亲或母亲在一家优秀的养老院找到了一个床位。在付出努力后终于成功，人们认为父母已处于专业且安全地照顾之中。然而几个月后，意外发生了：住户必须搬离房间，因为该养老院因破产而关闭。

鉴于护理行业巨大的成本压力，这种情景似乎并非不可能。根据社会银行（Sozialbank）2026年春季对150名护理行业专家的调查，很大一部分企业对其财务状况感到担忧。42%的受访者认为其财务状况紧张。29%的人预计2026年将以亏损收场。

导致破产的原因往往相似。因为养老院调整价格的条件非常僵化。其服务成本必须与护理保险基金（Pflegekassen）协商。护理雇主协会（AGVP）总经理伊莎贝尔·哈莱茨（Isabell Halletz）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写道，此类谈判通常每年进行一次。因此，人员、材料、能源或房产维护与翻修方面的任何成本增加，都无法灵活地转嫁给住户或保险基金。

如果甚至缺乏人员资金，就会启动一个似乎难以停止的恶性循环。因为根据护理人员配比标准，只有在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养老院的所有可用床位才允许被占用。但如果占用床位过少，进入养老院金库的资金就会减少。通常情况下，养老院从护理保险基金获得的护理费率是这样计算的：入住率达到95%的养老院可以依靠这些费率实现成本覆盖。但根据联邦统计局2023年的护理统计数据，平均入住率仅为88.7%。

如果最终发生破产，从法律角度来看，经营者有权解除现有的养老合同。这由《住房与护理合同法》（WBVG）第12条规定。解约通知必须在某月的前三个工作日内送达，以便在次月月底生效。这意味着人们最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应对解约。

专门从事破产与重组的 Reimer 律师事务所律师蒂亚克·蒂斯（Tjark Thies）在与《法兰克福汇报》的交谈中表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非常罕见。“在破产的情况下，所有相关方都有极强的意愿维持运营，并保持护理人员与住户之间已建立的关系。”

这一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养老院一旦因资金短缺而无法提供合同承诺的服务，必须立即向护理保险基金报告。AOK 联邦协会的一位发言人在给《法兰克福汇报》的信中写道，保险基金随后会与机构、社区和护理支持中心共同努力，尽可能稳定护理运营。对于住户来说，往往无法察觉到后台正在发生的变化。

律师蒂斯也表示，在破产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

在申请破产后的初期，破产管理人首先会尝试修复运营后台的错误。此外，破产救济金和租金缓缴通常有助于稳定运营，直到找到新资金或新运营商。即使破产是由机构组织和管理不善引起的，在重组或被收购后，运营情况甚至可能比之前更加顺畅。

找到新运营商并让住户能够留在养老院的可能性很大。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 Immotiss 的数据，2024 年在 66 家破产的护理院中，有 14 家被关闭。行业门户网站 Pflegemarkt 最近认为，德国护理床位数量的发展相对稳定。据此，2025 年共有 915.309 个护理床位，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 0,5%。

如果找不到接手养老院的人，可能会导致合同被终止。但护理雇主协会指出，此时将适用《住宅租赁法》（WBVG）第 13 条：据此，破产管理人只有在证明能提供同等条件的住所并承担搬迁费用的情况下，才能终止与住户的合同。

律师 Thies 表示，其他养老院对于接纳护理人员及其熟悉患者的接受度通常很高。“运营商知道，关闭一家养老院可能会给住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只要住户不反对新的安置方案，他们就能免于承担额外费用，也无需经历漫长的寻找新床位过程。

能否预防此类紧急情况？也就是说：在决定选择养老院之前，如何判断该机构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律师 Thies 建议查看运营商在企业登记簿中最新的年度财务报表。律师 Thies 建议查看运营商在企业登记簿中最新的年度财务报表。如果报表不过时，且负债方（Passivseite）的自有资本项下仍有可观的金额，“那么情况就不错”。愿意花钱的人还可以从信用评级机构 Creditreform 获取有关该公司的信息。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消费者中心（Verbraucherzentrale Nordrhein-Westfalen）的 Verena Querling 表示，在无法获取公司关键指标的情况下，外部评估较为困难。但人们在寻找护理床位时可以参考一般的评估标准。这位护理法专家建议实地考察：“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留意鼻子。”污垢、异味以及住户不整洁的外貌可能预示着资源短缺。

勇敢的人还可以询问护理人员，他们的工资是否按时发放，以及养老院的组织运行是否良好。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向住户委员会提出。虽然负面陈述仍不能作为财务状况恶化的确凿证据，但一个人是否愿意住在这样的养老院里，本身就值得怀疑。

[...OMITTED...]

Tec-Dax再次领先

尽管侧重于技术领域，但其广泛的构成使其具有韧性 / 技术分析 / 作者：Achim Matzke

全球范围内显著提高的债券收益率以及许多央行尚未实施的基准利率上调，目前正逐步被纳入国际股票市场的估值中。与以往具有这些压力因素的股市阶段类似，其结果是许多股票指数失去了中期的上涨动力。利率敏感型行业正面临技术面恶化的困扰，且针对 2027 年的股票估值普遍被下调。

相比之下，通常估值较低的增长导向型行业和股票指数则在相对强度上有所增加。因此，在德国的精选指数中，Tec-Dax 与 、M-、S- 以及 Div-（股息指数）相比，目前呈现出最佳的技术面，这再次凸显了其作为中长期——被动——投资对象的吸引力。

在构建一个中长期时间跨度的被动投资时，从技术角度来看，参考指数的选择是核心环节。尤其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阶段进行构建：即相关指数中出现新的中长期牛市趋势，且在指数对比中同时产生新的中期相对强度。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两个方面在中长期内通常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Tec-Dax 及其增长导向型股票的长期相对强度能达到何种程度，从 2009 年初到 2021 年底的牛市周期阶段可见一斑。在此期间，Tec- 上涨了 671,2%，而 M- 上涨了 527,0%，S- 上涨了 486,1%，而 “仅”实现了 230,2% 的增长。

在红绿灯政府执政期间——从 2022 年初到 2025 年 5 月——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情况有所不同：面向国际市场的 实现了 47,0% 的增长，而更偏向内需的 M-（-16,4%）和 S-（-1,2%）以及 Tec-（-5,7%）则分别经历了短期下跌。

自从政府更迭为黑红联盟，并尝试通过债务融资刺激国内经济以来，起初 S- 表现出相对强度，但现在这种强度正逐步丧失。自 2025 年 5 月以来，S- 实现了 13,41% 的增长，而 Tec- 已经再次回升至 10,88%。 和 M- 自此以来分别上涨了 9,46% 和 4,06%。

随着 SAP 股价疲软期的结束，自 2026 年年初以来，指数对比中的中期相对强度再次转向 Tec-。其今年的表现至今上涨了 13,17%，而 S- 上涨了 7,05%， 的上涨幅度为 3,91%。M- 则轻微跌至负值，为 -0,24%。Tec- 包含 30 家按自由流通市值计算的

德国指数自2026年初以来的表现 30.12.2025收盘价 = 0 Prozent

截至：7.10.2026, 9.00时 / 来源：LSEG, Matzke-Research / F.A.Z.图表：kaho.

包含德国最大的软件、（高）科技、半导体、电信、医学与生物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股票。该指数于24. März 2003以350,95点的数值与其前身指数Nemax 50,对接。经回溯计算，该指数在31. Dezember 1997起始于1000,0点。

展望2027年，目前的Tec-Dax预计（毛）股息收益率至少为2,2 Prozent，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和Freenet具有吸引力的毛股息收益率。此外，预计公司利润将达到240个指数点，而2026.年为200个指数点。因此，股票市场在此处的预期市盈率为17. 在历史对比中，这一区间应能产生具有吸引力的新投资买入信号。

自新冠疫情暴跌低点2128（2000年3月）以来，Tec-Dax一直处于技术性牛市中，目前核心的六年牛市趋势已达到3450。指数投资的战略止损位也应设置在此处，并随着趋势线的上升逐步上调。

在牛市趋势内部，该指数反复在4010附近（源自2021年下半年）的中长期阻力区挣扎。起初，该指数从该阻力区下方的一个中期旗形整理中跳出，并发出买入信号（2026年4月）。

在对于科技类指数而言较为常见的剧烈波动中，该指数目前凭借一个更高层级的投资买入信号继续向上突破——正如最近几天，直接在旧阻力区上方的短期确认上涨趋势的整理也同样向上突破。

良好的市场宽度对Tec-Dax有所帮助——除了SAP，还包括英飞凌（Infineon）、西门子医疗（Siemens Healthineers）和奇亚根（Qiagen）等Dax成分股的技术性改善。目前，Tec-Dax在德国指数对比中的相对强度正在增强。该指数继续处于向下一个中期技术阶段目标4600点迈进的良好技术路径上。

CATELLA REAL ESTAT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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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td><>货币< / ><>发行价 / 回购价< / ><>表现< / >< / tr><><>截至：08.10.2026< / ><>< / ><>1个月< / >< / ><>< colspan="4">*前一日价格 / 最新可用价格< / >< / table>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info@arete-ethik.ch; www.arete-ethik.ch

Arete PRI VAL Grow € 152,15 / 144,90 0,14 Arete PRI VAL Inco € 131,06 / 127,24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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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平衡型< / td><>€-< / ><>150,53 / 144,74< / ><>0,42< / >< / tr><><>DBA 动态型< / ><>€-< / ><>145,18 / 139,60< / ><>0,61< / >< / ><><> 保守型< / ><>€-< / ><>113,42 / 111,20< / ><>-0,62< / >< / ><><> 温和型< / ><>€-< / ><>129,58 / 125,81< / ><>-0,14< / >< / ><><> 激进型< / ><>€-< / ><>327,76 / 312,15< / ><>3,13< / >< / ><><>-ESG 股票 CF< / ><>€-< / ><>383,38 / 369,52< / ><>3,89< / >< / ><><>-ESG ManSelect< / ><>€-< / ><>132,59 / 127,80< / ><>0,59< / >< / ><><>- 债券 CF A< / ><>€-< / ><>122,81 / 119,81< / ><>-1,22< / >< / ><><>- 战略投资 CF< / ><>€-< / ><>167,86 / 161,79< / ><>-2,08< / >< / ><><>- 战略投资 TF< / ><>€-< / ><>152,74 / 152,74< / ><>-2,15< / >< / ><><>-Nach.E.St CF A< / ><>€-< / ><>106,87 / 106,87< / ><>0,13< / >< / ><><> 全球冠军 CF< / ><>€-< / ><>210,83 / 203,21< / ><>3,68< / >< / ><><> SeAkREd CF< / ><>€-< / ><>100,50 / 96,87< / ><>-0,90< / >< / ><><>Naspa-Ak.Gb NachCF< / ><>€-< / ><>104,50 / 101,21< / ><>0,17< / >< / ><><>Naspa-PS 机会< / ><>€-< / ><>84,42 / 81,17< / ><>1,44< / >< / ><><>-PS 机会增强< / ><>€-< / ><>177,16 / 168,72< / ><>3,14< / >< / ><><>-PS 收益< / ><>€-< / ><>48,74 / 47,78< / ><>-0,73< / >< / ><><>-PS 成长< / ><>€-< / ><>52,66 / 51,13< / ><>0,31< / >< / ><><>Persp 动态 CF< / ><>€-< / ><>127,96 / 121,87< / ><>2,09< / >< / ><><>Persp 中等资产 CF< / ><>€-< / ><>125,09 / 121,45< / ><>1,05< / >< / table>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股票基金 €* 132,22 / 125,92 1,95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Exk:PolarisBal DRw< / ><>€< / ><> / 95,57< / ><>1,35< / >< / ><><>Exk:PolsDyn DRw< / ><>€< / ><> / 115,37< / ><>2,68< / >< / ><><>Polaris Flexi DRw< / ><>€< / ><> / 95,93< / ><>1,77< / >< / ><><>Polaris Mod DRw< / ><>€*< / ><> / 77,67< / ><>-0,30< / >< / table>

1741 Fund Management AG

NW 全球策略 €* 148,41 / 148,41 4,19

www.axxion.lu / info@axxion.lu

<><>MAS Val-Priv Inv P< / ><>€< / ><>463,44 / 441,37< / ><>-5,54< / >< / ><><>Mlt Axx-Europa A< / ><>€< / ><>440,34 / 419,37< / ><>-7,22< / >< / ><><>Mlt Axx-Europa B< / ><>€*< / ><>201,77 / 192,16< / ><>-6,16< / >< / table>

BNP Paribas Funds

<><>Aqua< / ><>€< / ><> / 234,28< / ><>0,67< / >< / ><><>中国股票< / ><>€< / ><> / 180,54< / ><>-2,41< / >< / ><><>气候影响< / ><>€< / ><> / 318,34< / ><>5,62< / >< / ><><>消费者创新< / ><>€< / ><> / 315,87< / ><>-0,71< / >< / ><><>颠覆性技术< / ><>€< / ><> / 4100< / ><>12,36< / >< / ><><>能源转型< / ><>€< / ><> / 590,99< / ><>0,67< / >< / ><><>欧洲股票< / ><>€< / ><> / 870,53< / ><>-1,08< / >< / ><><>欧洲高收益短久期债券< / ><>€< / ><> / 134,05< / ><>-1,02< / >< / ><><>医疗保健创新< / ><>€< / ><> / 1836< / ><>-1,09< / >< / ><><>SMaRT 食品< / ><>€< / ><> / 118,18< / ><>-1,02< / >< / table>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C&P 基金 (Creutz & Partners) 房地产基金对比

C&P Funds ClassiX< / td><>€< / ><>114,31 / 114,31< / ><>-1,75< / >< / tr><><>C&P Funds DetoX< / ><>€< / ><>69,13 / 69,13< / ><>5,51< / >< / ><><>C&P Funds QuantiX< / ><>€*< / ><>215,26 / 215,26< / ><>1,86< / >< / table>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colspan="2">价格 8.10:26< / >< colspan="5">业绩 (%)< / >< rowspan="2">年度成本 %< / >< / ><><>< / ><>1个月<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 / ><><>Catella PaRhei Dutch Resid< / ><>DE000A1J3M01< / ><>14,37< / ><>EUR< / ><>+0,56< / ><>+3,08< / ><>+4,96< / ><>+13,71< / ><>+18,27< / ><>-< / >< / ><><>Catella Cat Dutch Resid II< / ><>DE000A2J11A1< / ><>10,76< / ><>EUR< / ><>+0,56< / ><>+2,34< / ><>+5,55< / ><>+9,76< / ><>+16,19< / ><>1,20< / >< / ><><>Deka Immo b Europa< / ><>DE0009809566< / ><>48,26< / ><>EUR< / ><>+0,19< / ><>+1,28< / ><>+2,23< / ><>+7,44< / ><>+13,76< / ><>2,91< / >< / ><><> Multiten. Stiftung< / ><>DE000A1J3MZ0< / ><>12,49< / ><>EUR< / ><>-0,87< / ><>-0,08< / ><>+0,80< / ><>+6,72< / ><>+8,36< / ><>1,40< / >< / ><><>Deka Immo b Global< / ><>DE0007483612< / ><>55,32< / ><>EUR< / ><>+0,29< / ><>+1,26< / ><>+1,96< / ><>+6,08< / ><>+10,44< / ><>3,30< / >< / ><><>Commerz hausInvest< / ><>DE0009807016< / ><>44,20< / ><>EUR< / ><>+0,27< / ><>+0,93< / ><>+1,69< / ><>+5,89< / ><>+11,20< / ><>3,47< / >< / ><><>UniRealEst Unilmmo:Dt.< / ><>DE0009805507< / ><>92,10< / ><>EUR< / ><>+0,14< / ><>+0,95< / ><>+1,43< / ><>+4,58< / ><>+10,35< / ><>1,13< / >< / ><><> Mod Wohnen< / ><>DE000A2DP6B6< / ><>9,56< / ><>EUR< / ><>+0,42< / ><>+1,43< / ><>+2,27< / ><>+4,36< / ><>+6,56< / ><>0,39< / >< / ><><> European R< / ><>DE000A0M98N2< / ><>14,34< / ><>EUR< / ><>+0,21< / ><>+0,07< / ><>+1,50< / ><>+3,46< / ><>+17,68< / ><>1,69< / >< / ><><> Cat.Scandia Chance*< / ><>DE000A1JGCQ6< / ><>12,84< / ><>EUR< / ><>+0,77< / ><>-1,76< / ><>-0,06< / ><>+2,32< / ><>+10,43< / ><>1,45<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资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 方法计算。年度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Cat Dutch Resid II< / ><>€-< / ><>10,76 / 10,76< / ><>0,56< / >< / ><><>Cat.Scandia Chance< / ><>€-< / ><>12,84 / 12,84< / ><>0,77< / >< / ><><> European R< / ><>€< / ><>14,34 / 14,34< / ><>0,21< / >< / ><><> MAX< / ><>€< / ><>15,87 / 15,11< / ><>-3,06< / >< / ><><> Mod Wohnen< / ><>€< / ><>9,56 / 9,56< / ><>0,42< / >< / ><><> Nachh Immo< / ><>€< / ><>9,64 / 9,36< / ><>-1,24< / >< / ><><> Parken Eur< / ><>€-< / ><>10,82 / 10,30< / ><>0,49< / >< / ><><> Wohnen Eur< / ><>€< / ><>10,10 / 10,10< / ><>-0,79< / >< / ><><>Immo-Spez-Süddeut.< / ><>€-< / ><>13,64 / 13,64< / ><>-0,99< / >< / ><><>Multiten. Stiftung< / ><>€-< / ><>13,11 / 12,49< / ><>-0,87< / >< / ><><>PaRhei Dutch Resid< / ><>€-< / ><>14,37 / 14,37< / ><>0,56< / >< / ><><>Sar Sust Prop-EuCi< / ><>€-< / ><>1049 / 1049< / ><>0,69< / >< / ><><>Wirtsch.-reg SüdDE< / ><>€-< / ><>10,47 / 9,97< / ><>-0,67< / >< / table>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td><>€< / ><>46,41 / 44,20< / ><>0,27< / >< / tr><>< colspan="4">DAVIS FUNDS SICAV< / >< / ><><>Global A< / ><>$< / ><>72,02 / 67,88< / ><>-5,45< / >< / ><><>Value Fund A< / ><>$< / ><>125,72 / 118,49< / ><>-3,67<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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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Deka CF< / ><>€< / ><>110,64 / 105,11< / ><>-2,82< / >< / ><><>BasisStrat Flex CF< / ><>€< / ><>140,20 / 135,13< / ><>0,46< / >< / ><><>BerolinaRent Deka< / ><>€< / ><>41,09 / 39,65< / ><>-1,39<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56 / 53,49< / ><>-0,67< / >< / ><><>-ESG Div RhEd< / ><>€< / ><>121,24 / 116,86< / ><>-2,19< / >< / ><><>-ESG ReRheinEd< / ><>€< / ><>29,01 / 28,44< / ><>-1,08< / >< / ><><>-Europ.Bal. CF< / ><>€< / ><>56,21 / 54,57< / ><>-1,30< / >< / ><><>-Europ.Bal. TF< / ><>€< / ><>107,29 / 107,29< / ><>-1,32< / >< / ><><>-Europa Akt Str< / ><>€< / ><>109,45 / 104,24< / ><>-2,54< / >< / ><><>DekaFonds CF< / ><>€< / ><>165,23 / 156,97< / ><>-3,30< / >< / ><><>-Global Bal CF< / ><>€< / ><>113,04 / 109,75< / ><>-0,08< / >< / ><><>-Global Bal TF< / ><>€< / ><>106,50 / 106,50< / ><>-0,11< / >< / ><><>-MegaTrends CF< / ><>€< / ><>199,23 / 192,03< / ><>3,49< / >< / ><><>-Na.Div Str CF< / ><>€< / ><>164,08 / 158,15< / ><>0,20< / >< / ><><>-Sachwer. CF< / ><>€< / ><>114,46 / 111,13< / ><>0,32< / >< / ><><>-Sachwer. TF< / ><>€< / ><>107,09 / 107,09< / ><>0,30< / >< / ><><>DekaSpezial CF< / ><>€< / ><>845,67 / 815,10< / ><>3,80< / >< / ><><>DekaTresor< / ><>€< / ><>87,40 / 85,27< / ><>-0,58< / >< / ><><>Div.Strateg.CF A< / ><>€< / ><>252,13 / 243,02< / ><>0,19< / >< / ><><>DivStrategieEur CF< / ><>€< / ><>129,72 / 125,03< / ><>-2,94< / >< / ><><>ESG SeAkREd TF< / ><>€< / ><>48,11 / 48,11< / ><>-2,37< / >< / ><><>Euro Potential CF< / ><>€< / ><>175,74 / 169,39< / ><>-1,21< / >< / ><><>EuropaBond CF< / ><>€< / ><>91,03 / 88,38< / ><>-0,99< / >< / ><><>EuropaBond TF< / ><>€< / ><>32,12 / 32,12< / ><>-1,02< / >< / table>

<><>Frankf.Sparinvest< / ><>€'< / ><>220,02 / 209,54< / ><>-3,80<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84,38 / 466,87< / ><>3,36< / >< / ><><>GlobalChampions TF< / ><>€'< / ><>411,02 / 411,02< / ><>3,30<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1,81 / 211,81< / ><>-2,32<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50 / 101,50< / ><>-0,16< / >< / ><><>Multi Asset In.CFA< / ><>€'< / ><>85,60 / 83,11< / ><>-2,54< / >< / ><><>Multirent-Invest< / ><>€'< / ><>33,05 / 32,09< / ><>-1,11< / >< / ><><>Multizins-INVEST< / ><>€'< / ><>25,50 / 24,76< / ><>1,27< / >< / ><><>Naspa-Fonds< / ><>€'< / ><>41,02 / 40,02< / ><>-1,04< / >< / ><><>RenditDeka< / ><>€'< / ><>22,04 / 21,40< / ><>-1,70< / >< / ><><>RenditDeka TF< / ><>€'< / ><>27,59 / 27,59< / ><>-1,46< / >< / ><><>RentenStratGI TF< / ><>€'< / ><>74,64 / 74,64< / ><>-2,10< / >< / ><><>RentenStratGlob CF< / ><>€'< / ><>77,52 / 75,26< / ><>-2,06< / >< / ><><>Technologie CF< / ><>€'< / ><>153,07 / 147,54< / ><>10,62<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9,09 / 249,73< / ><>4,26< / >< / ><><>UmweltInvest TF< / ><>€'< / ><>217,12 / 217,12< / ><>4,19< / >< / ><><>Weltzins-Invest P< / ><>€'< / ><>20,37 / 19,78< / ><>1,76< / >< / table>

Intern. (Lux.) (-Gruppe)

1822 Str.Cha.Pl.< / td><>€-< / ><>181,82 / 174,83< / ><>0,27< / >< / tr><><>1822 Str.Chance< / ><>€-< / ><>121,19 / 117,09< / ><>0,23< / >< / ><><>1822 Str.Ert.Pl.< / ><>€-< / ><>50,92 / 49,68< / ><>-0,54< / >< / ><><>1822 Str.Wachstum< / ><>€-< / ><>63,88 / 62,02< / ><>-0,03< / >< / ><><>Berol.Ca.Chance< / ><>€-< / ><>83,88 / 81,44< / ><>2,48< / >< / ><><>Berol.Ca.Premium< / ><>€-< / ><>115,73 / 111,82< / ><>3,70< / >< / ><><>Berol.Ca.Sicherh.< / ><>€-< / ><>44,77 / 43,68< / ><>-0,07< / >< / ><><>Berol.Ca.Wachst.< / ><>€-< / ><>46,47 / 45,23< / ><>0,91<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2,02 / 192,02< / ><>-2,04<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80,76 / 270,61< / ><>-1,50< / >< / ><><>Deka-FlexZins CF< / ><>€-< / ><>989,57 / 984,65< / ><>-0,60< / >< / ><><>Deka-FlexZins PB< / ><>€-< / ><>992,33 / 992,33< / ><>-0,60< / >< / ><><>-FlexZins TF< / ><>€-< / ><>984,04 / 984,04< / ><>-0,61<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82,16 / 271,96< / ><>-0,30< / >< / ><><>-Indust 4.0 CF< / ><>€-< / ><>293,35 / 282,75< / ><>8,24< / >< / ><><>-Indust 4.0 TF< / ><>€-< / ><>263,61 / 263,61< / ><>8,17< / >< / ><><>-Lifestyle CF< / ><>€-< / ><>91,58 / 88,27< / ><>1,95< / >< / table>

<><>Köln Str.Chance< / ><>€< / ><>88,85 / 87,11< / ><>1,85< / >< / ><><>Köln Str.Ertrag< / ><>€< / ><>46,00 / 45,10< / ><>-0,29<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9,46 / 48,49< / ><>0,64< / >< / ><><>KölnStr.Chance+< / ><>€< / ><>79,63 / 78,07< / ><>3,71< / >< / ><><>UnterStrat Eu CF< / ><>€*< / ><>198,45 / 191,28< / ><>-0,68< / >< / table>

-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Dek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B Wert 4y< / ><>€< / ><>115,61 / 112,24< / ><>-0,75< / >< / ><><>-PfSel ausgew< / ><>€< / ><>133,47 / 129,58< / ><>0,74< / >< / ><><>-PfSel dynam< / ><>€< / ><>164,14 / 159,36< / ><>1,97< / >< / ><><>-PfSel moderat< / ><>€< / ><>109,27 / 107,13< / ><>-0,52<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53,81 / 248,83< / ><>1,87< / >< / ><><>DekaStruk.5Chance+< / ><>€< / ><>416,88 / 408,71< / ><>3,41<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5,50 / 103,43< / ><>-0,43<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2,70 / 120,29< / ><>0,59<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07 / 987,69< / ><>-0,91< / >< / ><><>Hamb Stiftung I< / ><>€< / ><>905,95 / 888,19< / ><>-0,96< / >< / ><><>Hamb Stiftung P< / ><>€< / ><>90,81 / 87,32< / ><>-0,99<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5,89 / 121,05< / ><>-0,98<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2,18 / 88,63< / ><>-0,71<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99,88 / 96,04< / ><>-0,39< / >< / ><><>LBBW Bal. CR 20< / ><>€< / ><>46,32 / 45,41< / ><>-0,68< / >< / ><><>LBBW Bal. CR 40< / ><>€< / ><>56,53 / 55,42< / ><>-0,40< / >< / ><><>LBBW Bal. CR 75< / ><>€< / ><>82,42 / 80,80< / ><>0,19<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15,82 / 215,82< / ><>0,60<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36 / 46,50< / ><>-0,66< / >< / table>

www.dje.lu l info@dje.lu 电话 00352 26925220

Zins Global P€< / td><>€ 135,43 / 132,77< / ><>-0,44< / >< / tr><><>-Asien PA€< / ><>€ 258,81 / 246,49< / ><>1,40< / >< / ><><>-Concept PA< / ><>€* 166,43 / 158,50< / ><>-0,84< / >< / table>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每日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Div&Sub P< / ><>€ 760,87 / 724,64< / ><>0,45< / >< / ><><>-Europa < / ><>€ 512,27 / 487,88< / ><>-1,73< / >< / ><><>-Gold&Ressou < / ><>€ 336,66 / 320,63< / ><>-5,36< / >< / ><><>-Gold&;Stabfd < / ><>F 164,42 / 156,59< / ><>-1,25< / >< / ><><>-Mittel&;Innov < / ><>€ 173,36 / 165,10< / ><>-3,52< / >< / ><><>-Multi Ass&;Tre< / ><>€ 379,37 / 364,78< / ><>1,45< / >< / ><><>-Sht Term Bd < / ><>€ 113,08 / 111,96< / ><>-0,39< / >< / ><><>-Zins&;Divid < / ><>€ 193,91 / 186,45< / ><>0,14< / >< / ><><>FMM-Fonds< / ><>€ 89,91 / 85,63< / ><>-0,83< / >< / >

DWS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grundb. europa IC:< / ><>€< / ><>33,66 / 32,06< / ><>-3,84<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3,77 / 32,16< / ><>-3,86< / >< / ><><>. Fok Deu RC< / ><>€< / ><>48,83 / 46,50< / ><>-3,35< / >< / ><><>. Fokus D IC:< / ><>€< / ><>49,15 / 46,81< / ><>-3,33< / >< / ><><>. global IC:< / ><>€< / ><>45,12 / 42,97< / ><>-2,10< / >< / ><><>. global RC< / ><>€< / ><>44,39 / 42,28< / ><>-2,13< / >< / >

Fonds Direkt Sicav

<><><>Skyline Dynamik< / ><>€ 359,96 / 359,96< / ><>-3,85< / >< / >

<><><>< / ><>UINNESSGLOBAL INVESTORS< / >< / >

<><><>Global Equity Inc< / ><>€< / ><> / 20,63< / ><>1,70< / >< / ><><>Global Innovators< / ><>€< / ><> / 45,65< / ><>5,19< / >< / ><><>Sustainable Energy< / ><>€*< / ><> / 25,89< / ><>2,20< / >< / >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电话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 Pf. Plus CHF< / ><>F< / ><>74,18 / 74,18< / ><>1,49< / >< / ><><> Pf. Plus R< / ><>€< / ><>123,45 / 123,45< / ><>2,03< / >< / ><><> . Plus V< / ><>€< / ><>123,08 / 123,08< / ><>2,08< / >< / ><><> Vict.Str.. R< / ><>€< / ><>1453 / 1453< / ><>2,55< / >< / ><><> Vict.Str.. V< / ><>€*< / ><>1454 / 1454< / ><>2,55< / >< / >

Grund

IFM Independent Fund Management AG

ACATIS FV Akt.GI. €* 302,86 / 288,43 -1,70

KanAm

Leading Cities € 59,13 / 56,05 0,09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td><>€< / ><>213,78 / 203,60< / ><>1,87< / >< / tr><><>Dividende A< / ><>€< / ><>86,56 / 82,44< / ><>-2,50<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8,44 / 65,49< / ><>-0,17<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4,57 / 71,02< / ><>0,25<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5,61 / 53,47< / ><>-0,69< / >< / ><><>EuroBalance< / ><>€< / ><>79,77 / 76,70< / ><>0,19< / >< / ><><>EuroErtrag< / ><>€< / ><>71,72 / 69,29< / ><>-0,83< / >< / ><><>EuroFlex< / ><>€< / ><>42,77 / 42,35< / ><>-0,26< / >< / ><><>EuroInvest A< / ><>€< / ><>158,28 / 150,74< / ><>-3,11< / >< / ><><>EuroKapital< / ><>€< / ><>73,09 / 69,61< / ><>0,80< / >< / ><><>EuroRent A< / ><>€< / ><>27,98 / 27,03< / ><>-1,35< / >< / ><><>GlobalAktien< / ><>€< / ><>96,65 / 92,05< / ><>8,01<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1,12 / 87,62< / ><>0,16<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8,36 / 112,72< / ><>3,22< / >< / ><><>ProInvest< / ><>€< / ><>316,52 / 301,45< / ><>-3,01< / >< / ><><>ReturnSelect A< / ><>€< / ><>58,65 / 56,94< / ><>-1,09<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1,58 / 88,06< / ><>-0,05< / >< / table>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 / ><>47,07 / 45,26< / ><>1,43< / >< / ><><>RWS-ERTRAG A< / ><>€< / ><>18,31 / 17,78< / ><>0,23< / >< / table>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 / ><> / 217,45< / ><>1,19< / >< / ><><>UBS (L) EM Eq P XA< / ><>$< / ><> / 233,19< / ><>1,21< / >< / ><><>UBS (L) GCB AD T2< / ><>€*< / ><>195,33 / 189,64< / ><>3,02< / >< / table>

www.union-investment.de Tel. 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 / ><>146,72 / 146,72< / ><>-0,03< / >< / ><><>PrivFd:Kontr.pro< / ><>€< / ><>219,02 / 219,02< / ><>0,02< / >< / ><><>UniDeutschl. XS< / ><>€< / ><>180,80 / 173,85< / ><>-4,37< / >< / ><><>UniESG Aktien DeuA< / ><>€< / ><>333,88 / 317,98< / ><>-2,46< / >< / ><><>UniESG Aktien Glo< / ><>€< / ><>215,22 / 204,97< / ><>3,32< / >< / ><><>UniESG Aktien Glo n< / ><>€< / ><>182,69 / 182,69< / ><>3,29< / >< / table>

<><>UniEuroAktien< / ><>€< / ><>127,63 / 121,55< / ><>-2,35< / >< / ><><>UniEuroRenta< / ><>€< / ><>60,96 / 59,18< / ><>-0,80< / >< / ><><>Unifav.:Akt.-net-< / ><>€< / ><>208,30 / 208,30< / ><>4,22< / >< / ><><>Unifavorit: Aktien< / ><>€< / ><>351,80 / 335,05< / ><>4,25< / >< / ><><>UniFonds< / ><>€< / ><>83,86 / 79,87< / ><>-3,07< / >< / ><><>UniFonds-net-< / ><>€< / ><>116,34 / 116,34< / ><>-3,13< / >< / ><><>UniGlobal< / ><>€< / ><>549,68 / 523,50< / ><>2,98< / >< / ><><>UniGlobal-net-< / ><>€< / ><>310,65 / 310,65< / ><>3,00< / >< / ><><>UnionGeldmarktfds< / ><>€< / ><>47,86 / 47,86< / ><>0,17< / >< / ><><>UniRak< / ><>€< / ><>166,62 / 161,77< / ><>1,82< / >< / ><><>UniRak Konserva A< / ><>€< / ><>123,80 / 121,37< / ><>-0,12< / >< / ><><>UniRak -net-< / ><>€< / ><>87,34 / 87,34< / ><>1,79< / >< / ><><>UniStrat: Ausgew.< / ><>€< / ><>91,59 / 88,92< / ><>0,93< / >< / ><><>UniStrat: Konserv.< / ><>€< / ><>81,23 / 78,86< / ><>-0,21<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FairWorldFonds< / td><>€< / ><>61,14 / 59,65< / ><>0,71< / >< / tr><><>PrivatFonds: ESG< / ><>€< / ><>59,42 / 59,42< / ><>-0,22< / >< / ><><>UniAusschu. net-A< / ><>€< / ><>51,60 / 51,60< / ><>-1,60< / >< / ><><>UniDividAss net A< / ><>€< / ><>73,77 / 73,77< / ><>-3,06< / >< / ><><>UniDividendenAss A< / ><>€< / ><>78,98 / 75,94< / ><>-3,02< / >< / ><><>UniDyn.Europa A< / ><>€< / ><>156,37 / 150,36< / ><>-1,23< / >< / ><><>UniESG Aktien EuA< / ><>€< / ><>86,85 / 82,71< / ><>-2,22< / >< / ><><>UniEuRe Corp A< / ><>€< / ><>48,72 / 47,30< / ><>-1,15< / >< / ><><>UniEurKap Corp-A< / ><>€< / ><>36,01 / 35,30< / ><>-0,62< / >< / ><><>UniEurKap.Co.net A< / ><>€< / ><>35,67 / 35,67< / ><>-0,64< / >< / ><><>UniEuropa< / ><>€< / ><>3638 / 3465< / ><>-3,41< / >< / ><><>UniGlobal Div A< / ><>€< / ><>146,86 / 139,87< / ><>-1,37<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5,78 / 135,78< / ><>-1,41< / >< / ><><>UniGlobal II A< / ><>€< / ><>237,47 / 226,16< / ><>3,07< / >< / ><><>UnilIndustrie 4.0A< / ><>€< / ><>119,32 / 114,73< / ><>6,00< / >< / ><><>UniMarktf. -net- A< / ><>€< / ><>114,96 / 114,96< / ><>2,66< / >< / ><><>UniOpti4< / ><>€< / ><>99,49 / 99,49< / ><>0,07< / >< / ><><>UniRak ESG A< / ><>€< / ><>111,43 / 108,18< / ><>1,86<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5,45 / 105,45< / ><>1,82<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3,87 / 111,64< / ><>-0,10<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9,82 / 109,82< / ><>-0,14<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59,28 / 441,62< / ><>12,11< / >< / ><><>UniStruktur< / ><>€< / ><>133,41 / 129,52< / ><>-1,18< / >< / ><><>UniVa. Global A< / ><>€< / ><>201,32 / 193,58< / ><>0,62< / >< / ><><>UniVa.Glb-net-A< / ><>€*< / ><>189,11 / 189,11< / ><>0,59<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房地产

<><>Unilmmo:Dt.< / ><>€< / ><>96,71 / 92,10< / ><>0,14< / >< / ><><>Unilmmo:Europa< / ><>€< / ><>48,57 / 46,26< / ><>0,22< / >< / ><><>Unilmmo:Global< / ><>€*< / ><>41,31 / 39,34< / ><>-0,15< / >< / table>

Universal Investment

Degussa Univ.Rent €* 66,33 / 65,03 -1,99

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CondorBalance-UI €* 111,95 / 106,62 -2,49 CondorChance-UI €* 144,57 / 137,69 1,77 CondorTrends-UI €* 132,39 / 126,09 3,50

Warburg Invest

DMüller Prem Akt € €* 93,37 / 89,78 0,96

W&W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 224,77 3,25

其他金融产品

卢森堡置备基金 (Luxembourg Placement Funds)

Solitār< / td><>€< / ><> / 2884< / ><>1,27< / >< / tr> <>Solitār II< / ><>€< / ><> / 1864< / ><>0,63< / >< / tr><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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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明

根据《资本投资法》(KAGB) 设立的投资资金

Whrg.：货币（A = 澳大利亚元，€ = 欧元，F = 瑞士法郎，£ = 英镑）

Ausg.：指定日期的基金份额发行价。

Rückn.：指定日期的基金份额回购价。

NAV.：资产净值。

Perf.：基于最近可用 NAV（资产净值）的业绩表现。根据 BVI 方法计算。

* 基金价格等数据为前一日或最近可用数据。

发行价 / 回购价在超过四位整数时，不显示小数位。

所有信息不保证准确，不构成投资咨询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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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辉煌与深创之间

在夏威夷铁人三项赛中，男女选手将再次同时出战。在帕特里克·兰格（Patrick Lange）试图最后一次搅动竞争局势的同时，39岁的劳拉·菲利普（Laura Philipp）则梦想着在科纳（Kona）获得首个冠军。作者：迈克尔·埃德（Michael Eder）

夏威夷铁人三项赛回归了它的原貌。自2019年以来，男女选手将再次在同一天于科纳参加铁人三项世锦赛。至此，性别分离以及在尼斯与夏威夷之间轮换赛地的做法成为了历史。对于三届夏威夷冠军帕特里克·兰格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一直主张男女同场竞技，并支持在一切开始的地方——夏威夷举行比赛。而2024年在尼斯获得世界冠军的劳拉·菲利普此前一直主张性别分离，以便女性获得更多关注，并支持在不同的赛道上轮换举行。

本周六，两人将再次共同站在科纳码头的起跑线上。对于40岁的兰格来说，这是他在夏威夷的最后一次亮相；而比他小一岁的劳拉·菲利普则将再次尝试在这里夺冠。她的胜算有限，但夏威夷并非一场概率起决定作用的比赛。这是一场在酷暑、高湿度且经常伴有狂风的环境下的淘汰赛。在这里，竞争不仅关乎身体强度，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考验耐受力、意志力和心理素质。

目前，科纳被铁人三项运动员淹没了，但预想中的极大混乱尚未发生。“到目前为止，这里还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拥挤，”劳拉·菲利普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但当然，赛前一周的条件并不理想。在高速公路上进行骑行训练，游泳池空间狭小，超市出现供应短缺，尤其是酸奶、燕麦片、香蕉和水这些所有人抢购的商品。“现在买一杯酸奶要花17美元，”菲利普说。她与夏威夷之间还有一笔“账”没算清。

她曾两次在这里获得第四名，两次获得第三名，最近一次是在去年。“能再次站在领奖台上我当然很高兴，但我对那天的表现并不完全满意。”她与丈夫兼教练菲利普·赛普（Philipp Seipp）达成共识，认为必须在某些根本方面做出改变。“必须尝试一些新方法，”她说，“是否有效，我们拭目以待。无论如何，新方法已经带来了很多快乐。”这个新方法包括：推迟抵达时间、缩短在夏威夷的适应期，以及安排包含多场比赛的赛季计划。

并非一切都进展顺利。起步阶段有些坎坷，经历了一次疾病，在汉堡的比赛中排在索尔维格·勒夫塞斯（Solveig Løvseth）之后获得第二名，随后又缺席了罗斯（Roth）的经典赛。但最近，她在瑞典卡尔马（Kalmar）的比赛中获胜，领先优势超过18分钟。决定首次参加那场比赛是一个临时决定。“那是一种回归初心（Back-to-the-Roots）的感觉，一次小小的冒险，它能激发新的力量，并带来纯粹的快乐。”

冒险与快乐。帕特里克·兰格在参加最后一场夏威夷比赛前也谈到了这些，他回顾了很久以前的往事：他2016年的首次参赛。当时他作为一个无名之辈来到这座岛上。他此前只参加过一场铁人三项赛，在德克萨斯州，并且直接夺冠。他当时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没有任何赞助商。2005年的夏威夷冠军法里斯·阿尔-苏丹（Faris Al-Sultan）是他的教练。

阿尔-苏丹在派遣兰格前往该岛时给了他一个简单的要求：将参赛视为一种荣誉，在没有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享受比赛，并看看会发生什么。兰格获得了第三名。随之而来的是期望、赞助合同，以及一年后他在大岛（Big Island）获得的首次胜利。2018年，他获得了第二个冠军。随后，兰格等待了六年才再次夺冠。

与此同时，铁人三项已经变成了一项不同的运动。过去，冒险和直觉是核心，而现在则关乎科学和数据驱动的训练。朗格更换了教练，重新定义自我，并在2024年击败了新一代崭露头角的竞争对手，

老将们： 40岁的 朗格在科纳 已经三次 夺冠—— 比他小一岁的 菲利普则 两次获得第三名。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 dpa IRONMAN

比以往任何人都快。“这是我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他说道。从时间上可以看出这种进步。2016年，扬·弗罗德诺在夏威夷的获胜时间为8:06:30小时，而朗格在2024年仅需7:35:53小时。在女子组中，2025年冠军时间比丹妮拉·里夫2016年的时间快了约18分钟。

尽管朗格在2019年不得不中途放弃，但夏威夷是他的比赛，他的岛屿。他热爱这里环绕的灵性、氛围，以及酷热。而对于劳拉·菲利普来说，夏威夷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那么友好。“这是一场总是能将人完全推向极限的比赛。回到一个留下伤痕的地方，绝不会变得更容易。”

当她谈到失望，谈到预感到这个周末将再次面临超过八小时的酷热与痛苦时，她像朗格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怀念起最初的时光。那时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还不知道这场比赛会给她带来什么。她说，每一次起跑都会增加经验。但同时也会增加对痛苦的记忆，以及对那些可能会再次撕裂的伤痕的记忆。

周六的竞争对两人来说都很激烈。朗格将面对挪威人克里斯蒂安·布鲁门费尔特和古斯塔夫·伊登，法国人萨姆·莱德洛以及比利时人马滕·范里尔。伊登在2022年赢得了夏威夷赛。莱德洛在2026年的罗斯挑战赛（Challenge Roth）中以7:21:04小时创造了长距离赛的世界纪录。2025, 尼斯世锦赛的挪威冠军卡斯珀·斯托内斯缺席：在比格岛进行自行车训练时，一阵强风将他从公路上吹走。他导致锁骨和一节腰椎骨折。

40岁的朗格是否还有机会？“我的感觉告诉我，我仍然有能力在顶尖行列中竞争，”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但今年我不会把名次放在首位。对我来说，这更多是一次前往那里、表达感谢并接受这座岛屿为我准备的一切的旅程。”劳拉·菲利普将面对挪威去年的冠军索尔维格·勒夫塞斯、英国人凯特·马修斯、美国人泰勒·克尼布以及2023年的英国世界冠军露西·查尔斯-巴克莱。“尽管可能性很小，但我依然梦想在这里获胜，”她说。

没有猫的打斗

塔代伊·波加查的缺席改变了自行车运动。在伦巴第周赛之前，这一点在保罗·塞克萨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照片 AFP 世锦赛后自我抨击：保罗·塞克萨斯

法兰克福。猫不在家，老鼠就在桌上跳舞。这个周六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随着伦巴第周赛的到来，自行车运动年度赛程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无论如何，所有迹象都表明，在这次赛季最后的巅峰之战中，将会出现一场更加混乱的局面。而过去几年，这场比赛总是遵循同样的剧本：通常情况下，塔代伊·波加查在意大利北部某个时刻发力，然后独自冲线。他已连续五次赢得这项赛事。波加查是自行车运动中的那只“猫”，他掌控着所有的“老鼠”。但这一次，他不在场。

当这位统治者因在西班牙环赛（Vuelta a España）中摔车而缺席重大赛事时，其他选手的发挥空间有多大，在世锦赛上已经可见一斑：如果说那里发生的是一场“交锋”，那简直是轻描淡写。在蒙特利尔，职业自行车手们进行的是一场更像野蛮打斗的较量。

波加查的缺席改变了比赛，为混乱创造了空间，同时也改变了其他选手的表现。老鼠们嗅到了机会。这一点在保罗·塞克萨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位刚满20岁的法国人希望能现在就成为像波加查那样的人物。但世锦赛表明，他距离那个目标还差得很远。

他在赛前曾表示，如果拿不到冠军将是一个失望。当比赛接近尾声时，塞克萨斯遭受了抽筋的困扰。而当比赛最终结束，在其他人可能保持沉默的时候，这位天才却以一种即便该运动产生过的最凶猛的猛兽都不会采取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塞克萨斯表示，他在蒙特利尔的表现是一种耻辱：“出现这种抽筋，是新手的错误，”他在欧洲体育频道（Eurosport）解释道：“我感到极其失望，不仅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本应赢得胜利，更是为了整个法国，为了整个团队。他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不应该有一个像我这样的队长。”

赛后不少人认为，他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塞克萨斯和他的团队在应对这场超过273公里的比赛时，或许起步过于激进，但即便如此，他仍以第15名的成绩完赛。对于他这个年龄的选手来说，在世锦赛赛道长度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波加查20岁参加世锦赛时还在U23组，获得了第七名。而塞克萨斯现在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已经更高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老鼠能变成猫吗？

许多人似乎对此深信不疑。整个一年以来，所有顶尖车队都在争取这位选手的青睐。几个月来，传闻不断。时而说这个车队领先，时而说那个车队更有优势。在接下来的赛季中，塞克萨斯仍与 Decathlon CMA CGM 签约。之后如何发展尚不明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适用于塞克萨斯的成长。

高海拔训练营、营养管理、在车座上的练习时长：在自行车运动中，人们已开始倾向于提前挖掘并优化所有潜力。塞克萨斯就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例子。他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年初参加了高海拔训练营，随后在环法自行车赛前再次参加，现在在世锦赛前也是如此。能做的已经比这更多不了了。

理论上，他在未来几年应该会变得更强。但如果很多潜力在如此早的阶段就被挖掘殆尽，他究竟还剩多少提升空间，以及身体能支撑多久，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因此，每一场比赛、每一次蹬踏都受到密切关注。随后，人们开始猜测：车队现在是否还愿意支付每年约 1300万欧元的年薪，正如环法期间传闻的那样？业内如何评价他在环法赛中的第四名？他们认为他还能达到什么高度？

塞克萨斯的自我批评表明，他曾希望自己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或许部分挫败感也源于此：目前赢得世锦赛或伦巴第周赛等重大赛事的机会，似乎明显高于明年——届时波加查将回归。

如果这位斯洛文尼亚人没有参加像伦巴第周赛这样的单日赛，那么雷姆科·埃文波尔、艾萨克·德尔·托罗或塞克萨斯很快就会成为热门人选。尤其是这位比利时人，他已经多次证明自己能够通过长距离独骑来掌控比赛。在这场“猫鼠游戏”中，埃文波尔不会把自己定位成老鼠。但由于他缺乏波加查那样的稳定性，无法将对手彻底碾碎。这为其他车手留下了空间，也为混乱留下了空间。就像在世锦赛上，埃文波尔状态不佳，而布兰登·麦克纳尔蒂在混乱中保持冷静并最终夺冠。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拥有一个才华横溢、能明显脱颖而出的冠军，”法国自行车传奇人物贝尔纳·伊诺最近在接受《米兰体育报》采访谈到波加查的挑战者时表示：“也许保罗·塞克萨斯是一个能够突围并赢得环法赛的人，但在波加查在场的情况下，我认为他会很困难。”总结起来就是：目前自行车运动中有很多只“老鼠”，但只有一只“猫”。它很快就会回来。但在那之前，仍有时间进行最后一场舞会。 大卫·林登费尔德 (DAVID LINDENFELD)

抗议、烟火、警察

利物浦为迎接曼彻斯特城做准备

法兰克福。曼彻斯特城可能希望他们在被判定有罪后的首次亮相能轻松一些。在由于严重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则而被判定在大多数指控项下有罪近两周后，首场联赛即将到来。而这场比赛恰恰是在大对手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进行。

在安菲尔德路，人们正在为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们做准备。社交网络上流传着关于所谓“巴士迎接”（Bus Greeting）的号召，即对球队巴士进行一次并不友好的欢迎。据《每日邮报》报道，球迷们被要求携带“旗帜、横幅、烟火、信号弹和 Kopparbergs”。在“Kopparbergs”这个词后面跟着一个眨眼表情。这是一家受欢迎的西打酒品牌，其饮料部分以玻璃瓶销售。

警方同样严肃对待这一威胁态势。当局已知晓该号召，并宣布将采取“适当的警力部署计划”。早在 2024 年，由于担心球队巴士遭到袭击，警方在两支宿敌球队交手前就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行动。当时，得益于一条绕行路线，球队抵达过程未发生意外。而 2018 年的情况则不那么顺利，当时曼城在参加一场欧冠对决前，其巴士遭到了瓶子、砖块和信号弹的袭击。

在周日（17.30 时 / Sky 播出）的比赛前，人们对财务丑闻的愤怒情绪十分强烈。一个独立委员会认定，在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约 9 亿英镑（约 10 亿欧元）通过非法方式流入该俱乐部。这一有罪判定震惊了英国足球界，尤其在竞争对手俱乐部的支持者中引发了愤怒。

由于该丑闻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场对决增加了额外的敏感性。因为如果曼彻斯特城受到追溯性的严厉处罚，利物浦恰恰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理论上，有两个冠军可能会在事后移交给“红军”：2013 / 14 赛季的英超冠军（当时利物浦仅以 2 分之差落后于曼城），以及 2016 年的联赛杯冠军（在那场决赛中，曼城在点球大战中以 3:1 获胜）。

不过，是否真的会走到这一步仍完全不确定。追溯性地剥夺冠军头衔绝非必然。可能的处罚还包括扣分、禁转或高额罚款。加拿大国家队主教练杰西·马什（Jesse Marsch）等人就提出了此类要求：“我认为曼彻斯特城应该受到严厉处罚。在我看来，他们应该被降级。而且顺便说一句：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真的是每个人都知道。”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可以避免在多年后不得不重新排列冠军记录、杯赛胜利和纪录册。sid

简讯

德赖赛特四次助攻

里昂·德赖赛特（Leon Draisaitl）的四次助攻帮助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NHL 的埃德蒙顿油人队取得了三连胜。在面对安纳海姆鸭队 0:2 落后的情况下，油人队在客场反超，最终以 5:2 获胜。这支加拿大球队的所有 5 个进球均发生在第二节。埃文·布查德（Evan Bouchard）攻入两球，均由德赖赛特助攻，后者还为球队贡献了 4:2 和 5:2 的助攻。dpa

萨默延长咨询任期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首次正式确认与顾问马蒂亚斯·萨默（Matthias Sammer）的合同延长至 2028 年底。新任俱乐部负责人卡斯滕·克拉默（Carsten Cramer）表示：“我们早在夏天就达成一致，将继续共同合作。”此前曾有传闻称，萨默在俱乐部的未来尚不确定。sid

斯特鲁夫获得复仇机会

网球职业选手扬-伦纳德·斯特鲁夫（Jan-Lennard Struff）晋级上海ATP大师赛第二轮。这位36岁的瓦尔施泰因（Warsteiner）选手以6:4, 6:4击败西班牙选手马丁·兰达卢塞（Martin Landaluce），现在获得了快速复仇的机会：他在第二轮将对阵俄罗斯选手达尼尔·梅德韦杰夫（Daniil Medwedew），斯特鲁夫在周六的北京赛八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对方。sid

德国速滑界的“赞帕诺”：DESG主席马蒂亚斯·格罗瑟（Matthias Große） 照片 dpa

“我们感到震惊”

速度滑冰协会与埃尔福特训练基地的运动员之间的争端进一步升级。据称，国家队教练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Claudia Pechstein）曾敦促运动员签署一份有争议的信函。 作者：Anno Hecker，法兰克福

在围绕德国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协会（DESG）领导权的权力斗争中，来自埃尔福特的运动员们赢得了一次阶段性胜利。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消息，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证明埃尔福特国家训练基地完全具备履行核心任务的能力（DOSB-Profil 1）：从后备人才培养到顶尖运动员训练。德国总理府也支持将其认可为国家训练基地。

这些声明与 DESG 领导层（包括主席马蒂亚斯·格罗瑟）的利益相悖。该领导层在结构改革过程中决定将力量集中在柏林和因策尔（Inzell）的训练基地，而埃尔福特将仅保留后备人才培养功能。

虽然 可以自由地忽略来自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判定，且其他协会在过去也曾强制推行集权化，但在速度滑冰领域，这现在看来难以令人信服。因为 此前实际上否认了埃尔福特训练基地的专业能力，例如认为其无法为成年运动员提供适当的照顾。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询问时，在埃尔福特训练了十年的速度滑冰运动员亨德里克·多姆贝克（Hendrik Dombek）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发展有力地证明， 提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大多数在埃尔福特训练的运动员拒绝转移，他们此前一直拒绝签署 版本的运动员协议。因为在他们看来，签署该协议就相当于授予了协会对其进行调配的权力，这将导致该国家训练基地失去其运动员，从而失去合法性。近期，大多数埃尔福特的速度滑冰运动员未被邀请参加赛季前的准备课程。

针对 DOSB 和总理府的最新进展，多姆贝克表示：“在再次受到威胁后，我们决定在抗议中签署 提交的运动员协议。”协会设定的截止日期将于周四（8. Oktober）20 Uhr 到期。

在《法兰克福汇报》收到的一份书面声明中提到，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基于数月来对相关运动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体育竞技损失”。

主席马蒂亚斯·格罗瑟未对《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结构改革在内的十个问题做出回答。其法律代表在周三写道，“他将在 2026 年年底前遵守商定的暂停协议。在此之前，将不对您提出的具体问题发表进一步评论。”然而，格罗瑟在前一天就终止了夏季达成的、由协会与以图林根冰上与轮滑运动协会（TERV）为中心的埃尔福特反对派之间的停火协议，并指出该协议已被单方面违背。

据体育信息服务局（Sportinformationsdienst）报道，TERV 副主席彼得·吕贝格（Peter Rüberg）对此做出了反应。他表示感到“震惊”，并称其为“又一次谎言”：“如果有人违背了暂停协议，那就是 ，因为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邀请过任何未签署运动员协议的埃尔福特国家训练基地运动员参加中央活动。”

鉴于最近的进展，在10月17日于德累斯顿举行临时会员大会的一周前，这场争端变得愈发激烈。届时，埃尔福特代表团将试图通过投票罢免现任主席团。“在我们看来，主席团既没有履行其对运动员的责任，也没有满足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建设性对话的要求，”来自慕尼黑的东贝克（Dombek）表示：“我们对德国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协会（DESG）在处理此事时对待运动员的方式感到震惊。”

这其中还包括运动员代表亚德里安·凯泽（Adrian Kaiser）在发给众多运动员的邮件中描述的国家队教练克劳迪娅·佩希斯坦（Claudia Pechstein）的行为。据称，这位五届奥运冠军曾向多名运动员提及一份支持现任主席团的支持信，并请求他们签署。

信中写道：“我在此向德国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协会（DESG）现任主席团及其主席马蒂亚斯·格罗瑟（Matthias Große）表达我毫无保留的支持。根据我对 DESG 之前领导层的经验，我深信，如果没有马蒂亚斯·格罗瑟，无论是我的个人成就，还是德国速度滑冰显著的正向成绩提升，都不可能实现……”

针对《法兰克福汇报》关于佩希斯坦女士是否要求多名运动员签署支持信的询问，这位八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周四的截止日期前未予回应。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于她是否向运动员解释称，如果没有这份支持，就不会有赞助商，也没有运动员能参加世界杯的询问，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虽然《法兰克福汇报》掌握了一名相关人员的陈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样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无可争议的是，克劳迪娅·佩希斯坦是或曾经是主席格罗瑟的生活伴侣。

一位多特蒙德 BVB 天才展现其风采

乒乓球职业选手维姆·费登肖特（Wim Verdonschot）在身高上几乎压倒所有对手。如今，他已在竞技水平上与世界顶尖选手并肩。

柏林。比赛结束时，维姆·费登肖特将球衣拉过头顶。他简直无法相信这场比赛竟然就这样从手中溜走。在 WTT 巡回赛四大最重要赛事之一的北京大满贯赛 16 强赛中，这位德国选手在决胜局以 9:11 负于中国台北选手冯奕欣（Feng Yi-Hsin）。事实上，这位 21 岁的选手在最后一局的表现曾如此出色，一度以 9:5 领先，随后却连续丢掉 6 分。第五局成为了整场比赛的缩影：每一局的分差仅为 2 分，两名选手的表现旗鼓相当。

“当你如此接近胜利时，这种微小的差距导致出局，在第一时刻自然是非常痛苦的，”费登肖特赛后承认。但他说，在冷静下来后，他肯定也能意识到自己在本次赛事中打得有多好。他从资格赛突围，作为世界排名第 59 位的选手，在正赛首轮击败了世界排名第 12 位的斯洛文尼亚选手达尔科·约尔吉奇（Darko Jorgic），随后击败了斯洛伐克选手王洋（Yang Wang）。他将首次进入世界排名 40 强。

这一成绩并非凭空而来。在乒乓球界，这位出生于柏林的选手与他的好友安德烈·贝尔特尔斯迈尔（Andre Bertelsmeier）早已被视为德国最有前途的天才。他的成长在第一梯队选手的阴影下悄然进行。去年 11 月，他在格但斯克的 Feeder 级别赛事中赢得了首座 WTT 奖杯，并成功跻身世界前 100 名。随后在 2026 年 1 月的里尔再次获得 Feeder 赛冠军。

他与贝尔特尔斯迈尔也共同积累了冠军头衔。在获得两次德国双打冠军后，这对好友在今年的 U21 欧锦赛中同样夺冠，并在单打决赛中狭路相逢——最终贝尔特尔斯迈尔胜出。从本赛季起，费登肖特首次代表多特蒙德波鲁西亚（Borussia Dortmund）参加德甲联赛。

极大的热情和钢铁般的纪律是其成功的关键。不过，后者是他后来才培养出来的。“我并非一直全力以赴，那时我还胖一点，而且经常打游戏，”他曾告诉专业门户网站“my-Tischtennis”。2017 年的一次背伤让他开始反思。如今，他身上已完全看不到缺乏雄心的样子。

高大强壮：维姆·费登肖特在北京赛中带来惊喜。照片：Picture Alliance

费登肖特对乒乓球的热爱在比赛的每个阶段都清晰可见。他大声地激励自己向前冲，一次次发出标志性的“费登肖特之击”（Verdonschot-Shot）。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正手和反手都拥有巨大的穿透力。

最好的证明是近两周前的一场德甲比赛，在对阵杜塞尔多夫队的比赛中，他面对中国多次奥运冠军樊振东，在反手位的上旋对攻中也能与之抗衡。尽管他 1.90 米的身高远高于 76 厘米高的球桌，但这似乎几乎没有对他造成阻碍。他巨大的覆盖范围有时能在危急时刻救球。

这位德国选手的目标同样宏大。他最希望能在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站在球台前，但竞争非常激烈。不过，目前的重点是眼前的未来——即将到来的卢布尔雅那欧锦赛。资格赛将于本周日开始，费登肖特必须首先在此证明自己。至少在北京赛之后，国际竞争对手在本次赛事中会对他在密切关注。弗洛里安·里希特（FLORIAN RICHTER）

我们的每日书单 (4)

诚实指南

迈克尔·伊尔格纳（Michael Ilgner）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成就：顶尖运动员、高级官员以及人力资源主管。他在书中阐述了“心态”（Mindset）的重要性。

成功有一个公式。它就印在封面上，简短而精炼，像一个数学等式：成功 = 天赋 × 训练 × 心态。原来如此。谁不想获得成功呢？翻开书，浏览一遍。书中有很多小标题——例如“危机的特殊力量”——并且反复列出作为指导方针的原则。外部印象与初步观察是一致的。这是一本实用书，内容具体。一本利用前顶尖运动员生活经验提供指导、旨在帮助人们进步的书？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迈克尔·伊尔格纳曾是国家水球队的成员，并代表德国队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这是一个人生梦想。在书中可以读到这一点，在书中不脱离主题的地方，传记性的内容虽会带来短暂的干扰，但随后便提供了基础和一种基本信任，且没有分散对核心论点的注意力：关键在于心态。不仅是在体育运动中。

很多人都精通美好的理论。比如列举绩效因素的总和或乘积可以产生某种结果，这人们都知道。这些是有趣的实验室分析。而伊尔格纳将其信念萃取自四十多年的经验：作为顶尖运动员、经理人，作为德国体育援助基金会（Stiftung Deutsche Sporthilfe）董事会成员时刻把握德国顶尖运动员的脉搏，以及最后作为德意志银行的人力资源主管。此时，感兴趣的读者会在绩效分析、梦想以及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且作为自我超越动力的深刻人性失败之间徘徊。所有这些都通过生动的实例呈现。

关于起起伏伏、实现人生梦想的内容人们已经读过很多，但关于“心态”之力的论述却很少。以前人们在提到这个词时，可能想到的是态度或思维方式。伊尔格纳表示，天赋确实必须具备，而训练的规模和质量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但他将“心态”视为决定性因素，视为真正的驱动力，使其能够从所有经验（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中获得最大收益。

这需要很多前提条件。那种认为——或许在家庭、学校、俱乐部或职场中偶尔会被告知——“你只要想做就能成功”的想法，会导致巨大的误导。在这些地方，伊尔格纳毫不委婉地将其写成了一项性格研究。如果根据“心态的核心原则”，这意味着要毫不留情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和

失败，意味着诚实，意味着识别恐惧，意味着洞察，以及适应和改变。一个人是否有勇气去冒险？“简单”并非如此。

正如伊尔格纳在谈到他的书时所说，如果心态与天赋或训练强度（例如在衰老过程中）相反，揭示了一种近乎无限的发展可能性，那么就很清楚为什么他希望读者群体能远超体育世界。他在书中也在不同世界之间穿梭，在顶尖体育与顶层管理之间切换。他合情合理地描述了一种迁移效应：顶尖体育中的心态如何能激励企业，反之亦然。这是一本面向所有人的书吗？

评述书籍： 迈克尔·伊尔格纳（Michael Illgner）：《成功 = 天赋 × 训练 × 心态。利用顶尖体育的成功因素进行决策、领导与获胜》。Wiley出版社 2026年，224页，24.99欧元。

那些不仅在寻求自我优化，也在寻求团队领导路径建议的人，可以在这209页中找到答案，这些页面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一个被顶尖表现所吸引并深受启发的人的精神世界。在此过程中，伊尔格纳几乎没有给关于生命意义的其他视角留下空间。“因为我不敢自称是个哲学家。我只是向所有有兴趣将自身条件发挥到极致的人提供一个方案。”

这契合于这样一个时代：顶尖体育、经济和政治领域被要求反思一种成就文化，要求人们终于能够产生“想要成功”的意愿。仿佛只要拨动一个开关就能实现。例如，拥有心态专家克洛普的国家足球队，或者在尝试将奥运会重新带回德国的德国体育组织。

不，姿态、态度和思维方式无法通过一个开关就切换到理想的模式。德国国际铁人三项名将、奥运选手兼三届夏威夷铁人三项冠军扬·弗罗德诺用这句话肯定了伊尔格纳的论点：“他将心理强度写成了一种手艺，而非一个承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也是一个艰巨的消息。心态是可以训练的，但必须进行训练。每天如此。安诺·赫克（ANNO HECKER）

为慕尼黑申奥方案向东扩展？

目前的奥运方案纯属西德视角。但压力正在增加，要求方案有所变动。

柏林。周三在联邦议院保罗-勒贝大楼（Paul-Löbe-Haus）的氛围总体较为轻松。德国申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议题被列入体育委员会的议程，这是自德国体育界确定由慕尼黑作为申办城市以来的首次讨论。

单是这一点就让会场气氛良好。视频墙上，可以说是在“上方”的位置，连接了巴伐利亚州首府，出席人员为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Dominik Krause）和体育局局长弗洛里安·克劳斯（Florian Kraus）。克劳泽和克劳斯——这也引起了人们的笑意——坐在一张深绿色的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海报前，主题是足球赛事。

事实证明，这非常契合。因为除了目前亟待解决的所有组织问题——从申办公司的成立与架构，到慕尼黑方面迫切希望通过立法加速审批程序，再到具体的融资问题——还涉及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内容问题。

在第一轮讨论中，CDU / CSU党团体育政策发言人斯特凡·迈尔（Stephan Mayer）立即向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以及慕尼黑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能将巴伐利亚的申办方案转变为德国的，进而转变为一个全德国的方案。具体而言，是否可以让一些团体运动项目在新的联邦州（原东德地区）举行比赛。

DOSB董事会主席奥托·弗里克（Otto Fricke）重申，该协会将自己视为“全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且方案的调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与国际奥委会（IOC）就此进行了沟通，后者也对此表示关注。

弗里克提到了萨克森州，提到了勃兰登堡州，但没有给出更具体的细节，不过他明确表示：“是的，有这样的考虑。”来自慕尼黑的市长克劳泽在有限的发言时间内对此的评论显得异常吝啬：“对于刚才所述的内容，我没有更多可以补充的。”

到目前为止，作为唯一保留的方案，慕尼黑的申办方案纯属西德视角。就像1972年那样，基尔（Kiel）将作为帆船赛区，而此前科隆 / 莱茵-鲁尔区的竞选方案则选择了罗斯托克-瓦尔内明德（Rostock-Warnemünde）。现在，巴伐利亚方面显然面临着改变方案的压力。

足球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为什么不能在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举行比赛，至少在预赛阶段如此？只要慕尼黑那个强调短距离通勤的方案在整体上保持紧凑（这也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DOSB似乎并不反对这一设想。此外，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其他方面可能也会有所变动，例如目前计划临时搭建的场馆，如自行车体育馆。柏林已经有一个完工且可使用的自行车馆（Velodrom）。

从政治角度以及申办方案预期产生的信号效应来看，向东看始终是必要的。然而，目前的足球比赛计划在斯图加特、奥格斯堡、雷根斯堡和纽伦堡举行，在那里，不仅“俱乐部”（Club）希望推动其体育场现代化进程，而且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也居住于此。

这位州长在巴登-巴登的候选人选拔期间就已经表达了对这项国家任务的承诺。但周三的画面似乎依然契合：克劳斯和克劳泽身后海报上的球虽然已经落在慕尼黑的半场，但现在进入了逼抢阶段。克里斯蒂安·坎普（CHRISTIAN KAMP）

从救世主到革命者

作者：丹尼尔·特韦莱特（Daniel Theweleit），科隆

每当秋季到来，在足球之城多特蒙德，每年都会涌现出一些阴郁的想法。传统上，第四季度是宏大梦想遭受重创的时期，意外的丢分和球员受伤最终会导致对教练和阵容的质疑。而且在某个时刻，必然会迎来来自拜仁慕尼黑的惯例打击。

现在是2026年，主教练尼科·科瓦奇（Niko Kovač）正心怀不满。尼科·施洛特贝克（Nico Schlotterbeck）和朱利安·赖尔森（Julian Ryerson）在漫长的国家队比赛日休整后带伤回归，两人都可能在周五对阵云达不莱梅的比赛中缺阵（20.30 Uhr，法兰克福汇报提供德甲实时比分，Sky同步直播）。同样缺阵的还有康斯坦丁诺斯·卡雷察斯（Konstantinos Karetsas），他从希腊带回了一场感冒。科瓦奇认为带有漫长德甲休赛期的新赛程“完全不可接受”，因为职业球员在国家队的负荷管理不够谨慎。这就是多特蒙德的秋天。但最近，有些事情变得不同了。

整个俱乐部散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稳定性。没有关于道德可疑赞助商的旁支争论，没有围绕主席职位的肮脏竞选，没有违反法律的球员，且多特蒙德（BVB）位居积分榜首位：“我们享受这个位置，但也知道我们肩负着努力工作的责任，以便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这个位置，”科瓦奇说道。他在一年半前作为救世主到来，如今已变成某种革命者。因为作为俱乐部最显眼的代表，他成功改变了多特蒙德那种长期处于亢奋状态的文化。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在几乎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科瓦奇已成为多特蒙德德甲历史上场均得分最高的教练。凭借 2,17 的数值，他领先于托马斯·图赫尔（Thomas Tuchel，2,09），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则为 1,91。在第一年，他在努里·沙欣（Nuri Şahin）被解雇且球队一度跌至积分榜第11名后，仍将多特蒙德送入了欧冠联赛，体育总经理拉尔斯·里肯（Lars Ricken）将其赞誉为“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成就之一”。在上个赛季，这位出生于柏林的人不仅带领多特蒙德回到了拜仁首席追随者的位置，还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注入了许多动力。

在多特蒙德的亮相仪式上，他就提出了自己的“保持简单和愚蠢”（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的信条，这一信条至今仍有回响。“教练所实施的内容很重要，但不能使其过载，”他说道，从而将自己塑造为那些被视为发明者和创新驱动者的同行的一种反面方案。科瓦奇的合同将在赛季末到期，预计近期将续约，他乐于被描述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因为他不仅谈论基础，而且坚定地要求执行基础：球队体能更强，性格更稳定，并且能够完成基础工作。

这并不特别光彩，这一点在某种模糊的“科瓦奇足球”形象中得到了体现，这种形象描述的是一种平庸的风格。由于多特蒙德拥有克洛普和图赫尔这两位超级教练的特殊历史，科瓦奇还不是那个能让南看台（Südtribüne）为其倾倒的人。这位 53 岁的克罗地亚人更像是一名医者而非魔术师，但许多迹象表明，多特蒙德恰恰需要这样一个的人。

要求与促进： 尼科·科瓦奇享受当下——但希望带领多特蒙德取得更多成就。 照片：路透社

多特蒙德领跑积分榜，主教练科瓦奇达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高场均得分。但他的真正成就则更深层：他改变了一家以动荡著称的俱乐部的文化。

他以宽广的胸襟在对外场合为那些在内部备受争议的球员而战，即便他同时在内部批评这些人。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失去冷静，这种沟通方式对于那些超出其实际职责范围的冲突也起到了安抚作用。多特蒙德俱乐部管理层对其教练的“从容”赞不绝口。科瓦奇甚至能说出他认为自己的球队能力有限，而不会因此造成持久的损害。

当多特蒙德在去年冬天虽然排名联赛第二，但在杯赛中表现令人失望时，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作为教练，你可以带领你的团队达到一定的程度，但除此之外，决定因素在于球员。战术训练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性因素是个体能力。”在审核采访发布内容的环节中，双方就这段话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因为科瓦奇只想谨慎地暗示他的真实想法：即凭借这些球员，不可能踢出更好的足球。令人惊讶的是，球队依然拿到了分数。

即便是在往年常见的秋季问题上，科瓦奇在去年就已经有所缓解。只有在连续两场比赛中分别在汉堡和对阵斯图加特时丢掉领先优势时，危机感才短暂地闪现。直到第29个比赛日，多特蒙德仅在与慕尼黑的对决中失利。现在，教练与新任体育总监奥勒·布克（Ole Book）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足球技术上的弱点。

新援卡雷察斯（Karetsas）、乔安·加杜（Joane Gadou）和乔伊·费尔曼（Joey Veerman）提升了持球进攻的水平，而防守思维的重要性并未降低。黑黄军团版本的“科瓦奇足球”在新赛季并未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是得到了扩展。俱乐部负责人卡斯滕·克拉默（Carsten Cramer）表示：“当我们聘请他时，并非所有人都在鼓掌，但现在他已经为我们执教了52场德甲比赛，是多特蒙德历史上场均得分最高的教练。”教练最近甚至开始谈论夺冠，他赋予了多特蒙德一种风格——防守稳健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充满勇气：“要实现某些人心中可能设想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街头球场到聚光灯下

丽莎·鲍姆在阿森纳通过盘带闯入首发阵容并进入德国足协国家队名单

法兰克福。丽莎·鲍姆目前正大步向前迈进。自从转会至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以来，这位19岁的球员已经决定了一场联赛比赛的胜负，赢得了首发位置，并首次获得德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征召。不过，她并没有太多时间停下来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

这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究竟是谁？今年夏天，伦敦俱乐部为她支付了约600,000欧元，而她的队友阿莱西亚·鲁索（Alessia Russo）认为她有潜力成为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WSL）中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在来自德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的球员中，只有从拜耳勒沃库森转会至曼彻斯特城的卡洛塔·瓦姆瑟（Carlotta Wamser）的转会费更高，达到了650,000欧元。而在那个时间点，鲍姆在最高级别联赛中仅代表RB莱比锡出战了一个赛季，且尚未为德国足协女子国家队参加过任何一场国际比赛。“我没有考虑过我最终的价格是多少，”她在周三的一次媒体活动中表示，但同时也指出：“当然，看到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女子足球中是一件好事。”

到目前为止，鲍姆似乎达到了转会所带来的预期。阿森纳的赛季开局糟糕，目前仅排名联赛第十位。但在前五场联赛中，鲍姆始终在首发名单中，起初将凯特琳·福德（Caitlin Foord）和克洛伊·凯利（Chloe Kelly）等经验丰富的球员挤到了替补席。在上周末2:4负于曼彻斯特城的比赛中，她打入了个人第二球，此前她在代表阿森纳的首场比赛中就打入了制胜球。“她非常年轻，但看起来完全不像。她的思维和比赛方式非常成熟，”阿森纳主教练勒妮·斯利格斯（Renée Sleegers）这样称赞这位边锋。她经常尝试盘带，寻求一对一突破，且对方很难从她的左脚抢走球。

鲍姆出生于坦桑尼亚，2011年5岁时随父母来到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阿伦斯伯克（Ahrensbök）——一个拥有8000名居民的小社区——她开始了足球生涯。经由潘斯多夫体育俱乐部（TSV Pansdorf），她进入了汉堡体育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并在2021 / 22赛季凭借双重注册权在女子U17联邦联赛（B-Juniorinnen-Bundesliga）中出场。

鲍姆表示，她的踢球方式深受在街头球场（Bolzplatz）踢球的影响。她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提到：“有我和我哥哥的视频，我们在视频里用卫生纸卷当球踢。”直到今天，这位19岁的球员最喜欢从右路向内切入，用她的强项脚完成射门。

早在她在汉堡体育俱乐部效力于第二联赛期间，鲍姆就被认为是德国最大的天才球员之一。当时的女子足球协调员萨斯基亚·布罗伊尔（Saskia Breuer）将她描述为一名“绝对的本能型球员”。她补充道：“这是学不来的，她天生如此。”鲍姆具备成为一名“顶尖水平领袖球员”的所有条件。

尽管热爱盘带，但鲍姆也没有逃避防守工作。她在莱比锡的前教练乔纳斯·斯特凡（Jonas Stephan）说，她是一名“不吝于为球队服务”的球员。他在12月强调：“毫无疑问，丽莎在进攻端拥有成为一名超级球员的潜力，也许有一天她也能代表德国队。”

在德国足协（DFB）女足队中，鲍姆（Baum）可能会在本周五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20.30，ZDF电视台直播）首次证明自己的实力。自U16起，她就经历了德国足协的所有国家队级别。在为U23国家队出战五场比赛后，国家队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武克（Christian Wück）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将其提升至成年国家队。鲍姆表示，这次入选实现了她的一个“童年梦想”。

武克在谈到这位青少年球员时表示，她是凭借“出色的表现进入了大名单”，她能为德国队的进攻带来额外的多样性。这位左脚球员既能从左路进攻，也能作为反向边锋从右路进攻并向中路切入。国家队主教练认为，她的年轻和无忧无虑绝非其在场上成熟表现的矛盾之处：“我们希望她也能在我们的球队中展现出这种能力。”她应该简单地“无忧无虑地面对这件事”。

在成为国家队球员的道路上，鲍姆心中带着一个人，而那个人已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切。2022年，她的哥哥丹尼斯（Dennis）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他是我的一切。失去他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鲍姆说道。在社交媒体频道上，她尝试尽可能公开地面对悲痛——这样他才不会被遗忘，同时也帮助她自己处理失去亲人的痛苦：“我的手机壁纸是他，这样我每天都能想起他——有时带着微笑，有时则带着悲伤。”

对他（哥哥）的记忆陪伴着她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鲍姆说，如果没有他，她可能永远不会开始踢足球。她一直追随他的脚步，而且正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带她去参加训练：“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以及我的家人。”

如果鲍姆在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或本周二在不来梅对阵日本的比赛（17.45）中完成她在德国女足国家队的首秀，她也会想起她的哥哥。她的左手腕上始终贴着一条写有他名字的胶带。“这样我就能一直带着他，”鲍姆说。她知道，如果他还能在世，一定会为她感到自豪。“我会享受那一刻，并希望他也能看到。” CELINE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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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 面向德国学校的报纸

“不列颠之战”真正的核心所在

在拳击运动中，几乎没有哪个量级能像重量级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对这些“大块头”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即使是最大的场馆也总是座无虚席。例如 2024 年，英国选手安东尼·约书亚与丹尼尔·杜波伊斯之间的对决吸引了约 98.000 名观众聚集在传奇的温布利球场。虽然今年的这一纪录可能不会被打破，但拳击迷们正期待着一场更具意义的比赛：即所谓的“不列颠之战”。

为了确保这场比赛成为一场盛大的拳击盛事，重量级明星安东尼·约书亚以及他同样受欢迎的同胞泰森·弗瑞将再次担纲。两人均曾是世界冠军，现年分别为 36 岁和 38 岁，都处于各自辉煌职业生涯的末期。然而，尽管经过了长达数年的漫长谈判，约书亚和弗瑞此前从未在赛场上交手。

埃迪·赫恩被指受“可怕的自我意识”驱动

这两位体重合计约 240 公斤的巨头预计将于 11. 12 月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展开对决。然而，一场真正的拳击重量级之战早已打响——这是一场由身家不菲的幕后操盘手之间展开的权力争夺战，旨在塑造这项运动的未来。

其中一方是推广人埃迪·赫恩（Eddie Hearn）。这位声音温和且富有魅力的英国人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巴里·赫恩（Barry Hearn）之子，后者的财富部分得益于此前担任体育官员、推广人和经理的经历，其中就包括拳击领域。埃迪·赫恩追随父亲的脚步。

在超越父亲的念头驱动下，埃迪·赫恩凭借与各大拳击组织（WBC、WBA、WBO 和 IBF）广泛的网络以及对新星选手的敏锐洞察力，成为了一个以强硬著称的商人。然而，像签下泰森·弗瑞的弗兰克·沃纳（Frank Warner）这样的竞争对手则指责赫恩受“可怕的自我意识”驱动，将自己而非拳击手置于中心位置。

尽管如此，现年 47 岁的赫恩作为家族企业 Matchroom Sport 的负责人，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拳击推广人之一，且在长年与拳击经理、疑似爱尔兰犯罪集团头目丹尼尔·基纳汉（Daniel Kinahan）进行商业往来时毫不退缩。但赫恩目前的成功主要基于拳手安东尼·约书亚。

赫恩在 2012 年约书亚在伦敦赢得奥运冠军后立即将其签下。据赫恩称，双方的商业关系以深厚的相互忠诚为特征。因此，对于赫恩而言，其推广生涯的巅峰时刻之一发生在 2017 年：“那是安东尼·约书亚击倒弗拉基米尔·克利奇科，在温布利球场 90.000 名观众面前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的时刻，”他说道。次年，赫恩为他的拳手与体育流媒体巨头 DAZN 达成了一项十亿欧元的交易，该协议近期已延长至 2031 年冬季。

赫恩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现在并非来自拳击界，而是来自新兴的综合格斗（MMA）领域，即美国推广人达纳·怀特（Dana White）。他得到了强大的沙特商人图尔基·阿尔-谢赫（Turki Al-Sheikh）的支持。根据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借助体育扩大影响力”的准则，阿尔-谢赫在过去几年中大规模投资拳击业务。

因此，多场顶级的拳击大戏迅速在这一石油国家落地，例如 2024, 5 月，乌克兰人奥列克桑德尔·乌西克（Oleksandr Usyk）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击败泰森·弗瑞，成为了拳击界所有重要腰带的持有者。此前，阿尔-谢赫利用石油美元的力量迅速解决了陷入僵局的合同谈判。在 2025 年，他与怀特联手，在“Zuffa Boxing”的旗号下，试图实现怀特此前在 MMA 中取得的成就：实现该项运动的垄断。

“我要废除这些主管组织——让最强者对阵最强者，”怀特表示，“我们将签下所有年轻且有潜力的天才。”也就是说：不再与 WBC 或 WBA 等组织争论谁应该在何时与谁比赛。这位来自拉斯维加斯的 57 岁壮汉的愿景是：一条腰带，一名冠军。其 MMA 组织终极格斗冠军赛（UFC）已经为此提供了范本。

12 月，重量级选手弗瑞和约书亚将首次交手。在第一回合开始前，推广人们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权力斗争。其中还涉及一个问题：未来谁将在拳击界拥有话语权。 作者：亚历山大·达维多夫（Alexander Davydov），法兰克福

美国推广人丹娜·怀特（右）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握手。 照片：AP

安东尼·约书亚与英国推广人埃迪·赫恩签约。 照片：路透社 四只拳头与十足的友好：在各自推广人的陪同下，对手安东尼·约书亚与泰森·弗瑞看起来相当温和。 照片：路透社

该公司集赛事组织者、推广人和联赛于一身，在综合格斗（MMA）领域遥遥领先——据怀特近期声称，其估值达500亿美元（约447亿欧元），可与耐克（Nike）或贝宝（Paypal）等企业相媲美。

然而，批评者多次指责UFC的霸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其运动员的剥削。只有那些被用于媒体营销的顶尖选手才能依靠这项运动过上优渥的生活。在UFC录得数十亿利润的同时，约2000名格斗选手在一次集体诉讼中指控该公司将约80%的主要收益转交给投资者。目前的投资者中就包括怀特长期且强大的伙伴：唐纳德·特朗普。

怀特在公众面前有时暴躁、古怪且不妥协的表现，与这位美国总统为人熟知的作风有相似之处。这种扮演“霸凌者”的媒体形象——无情地抨击竞争对手并将其挤出行业——是UFC崛起的重要手段。怀特希望在拳击领域也能实现类似的目标。

一个关键步骤是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所谓的《阿里法案》（Ali Act）。这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旨在保护职业拳击手免受剥削和不公平合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正是为了防止怀特在UFC中所被指责的行为。

随后，“Zuffa Boxing”将科诺·本吸引至麾下。这位次中量级球星仅首场比赛就获得了1500万美元（1340万欧元），从而结束了与Matchroom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损失旨在给赫恩个人带来打击。怀特在采访中不遗余力地嘲讽他的对手，多次称赫恩为“懦夫”。

后者对此进行了“反击”，接管了时任UFC重量级冠军汤姆·阿斯皮诺尔的管理权，后者批评本的高额出场费与UFC格斗选手相对较低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随后，怀特与赫恩在采访和社交媒体上展开了一场轻佻的口水战。今年年中，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沙特阿拉伯因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而面临财务压力，但阿尔-谢赫再次挥金如土，从而促成了约书亚对阵弗瑞的比赛。此外，还争取到了另一家流媒体巨头Netflix进行转播。怀特迅速将这一成功归功于自己：“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繁忙的一年，”他在五月表示，“我也在操盘泰森·弗瑞对阵AJ的比赛。我将担任推广人。”

而赫恩则明确表示，与拥有“Zuffa Boxing”的沙特娱乐集团Sela签署的合同中，明确禁止怀特参与。

通常这种量级的拳击赛事是以选手之间的“垃圾话”为特征的，但弗瑞对阵约书亚在赛前引发更多媒体关注的原因，是幕后权势人物之间的不和。不过，近期公开表示患有严重癌症的阿尔-谢赫，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赫恩与怀特这两个争吵者的媒体喧嚣。

当这场利润丰厚的交易一度似乎会因为推广人们的争执而告吹时，与怀特关系密切的泰森·弗瑞终于失去了耐心。弗瑞在社交媒体上向其数百万粉丝发声，痛斥希恩这个“小人物”及其自大，认为这将会危及这场比赛。

达娜·怀特的表现与美国总统的行为有相似之处。

这位英国推广人保持了冷静，他信任自己的合同条款以及他最大的王牌：安东尼·约书亚——或许他也意识到，阿尔-谢赫试图以此建立体育历史遗产的这场盛会，在剩下的时间内规模太大，不至于失败。希恩应该是正确的。

这场英国拳击巨星之间的超级对决既不在阿尔-谢赫的家乡利雅得，也不在怀特最初追求的纽约，而是在威尔士的首府举行。而此前一直强调参与活动制作的怀特，在首场大型新闻发布会上并未现身——据他本人称是因为有其他事务。

到目前为止，这一回合似乎由希恩和旧的拳击权势集团获胜。这位英国人现在已经开始庆祝自己是这场“不列颠之战”的真正赢家，而这场战争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富豪企业家的自尊：它关乎于如果阿尔-谢赫输给癌症，未来谁将在拳击运动中拥有话语权。

怀特拥有更多的资金储备、重要的政治关系，以及一套经过验证的消磨对手的方案。相比之下，希恩还没有能够培养出像约书亚这种量级的接班人。因此，这位拳击推广界的“重量级人物”未来可能迫切需要寻找一名能带来收益的重量级明星。

骑两轮的瓦尔特里

作者：安诺·赫克（Anno Hecker）

优秀的瓦尔特里·博塔斯。在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赛车赛后，他花了一些时间。当然，在过早出局后，总有一刻可以思考他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在运转。他曾是一名获胜者，曾在梅赛德斯车队。无论如何，这位芬兰人确实曾作为第 1 名冲过终点线。保守地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智慧（37 岁），人们会重新产生好的想法。于是，他立刻骑起了一辆自行车。

亲爱的一级方程式车迷和这个狂欢诞生地的汽油头们，请不要担心：博塔斯最迟将在周日（中欧夏令时 14 时 / Sky 频道）在新加坡再次全力加速。这位芬兰人的全速冲刺本能依然存在。不过，他似乎开始喜欢上进一步发展他对赛车一半——实际上是两轮——的热情：与瓦尔特里一起骑行。

业内人士会说：哈，陈词滥调。人们经常在大奖赛前看到他骑着公路车在赛道上绕圈。有时还由他的伴侣牵引。这位女士是一名自行车赛车手。但在这些依靠空气供应心脏发动机的热身练习中。

瓦尔特里·博塔斯骑行前往新加坡 F1 分站赛。维特尔会很高兴。

他总是回到出发的地方。但这次不同。博塔斯在比赛结束后和所有同事一样前往机场，但他没有登上任何一架私人飞机，而是骑上了他的私人小单车。目的地：新加坡。

嘿。要是有人再说德国人在 F1 中不再留下痕迹，那就错了。当四届世界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在职业生涯末期发现自然之美时，他决定乘坐火车前往大奖赛，也就是说，在赛道上每 100 公里向大气排放约 50 升燃料之后，他选择了环保出行。

博塔斯或许能体会维特尔对耕作和养蜂的倾向。无论如何，在从吉隆坡到这个城市国家的 430 公里旅途中，他非常喜欢当地的动物群：一只追逐他的狗，横在路上的牛，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蛇。从眼镜蛇到蟒蛇，大家都知道：这种生物喜欢用缓慢的拥抱将猎物窒息至死。

但据博塔斯转述，那些蛇相当淡定，而且据闻他的这次旅程也给了他启发。这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为什么不邀请同事们一起呢？他们几乎都喜欢公路车。与其等到 2030 年才实现二氧化碳（CO $_{2}$）零排放，F1 可以在 10 月底凭借自身动力大幅提前进度。从奥斯汀到墨西哥城至少有 1400 公里。

利物浦博物馆设立克洛普雕像

利物浦。前国家队主帅尤尔根·克洛普现在出现在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博物馆中——以一座青铜微缩像的形式。这座约 46 厘米高的雕像展现了这位前利物浦教练标志性的帽子，一只手放在心口，另一只手紧握成拳。这座“微型克洛普”由球迷组织“尚克利精神”（Spirit of Shankly）捐赠。它是原版小雕像的复制品，原版是由该球迷组织赠送给这位深受喜爱的教练，以感谢他在利物浦度过的时间。克洛普在 2015 年至 2024 年期间执教利物浦。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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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重新思考德国。塑造未来。

未来将带来什么？德国处于什么位置，想要走向何方——以及它在欧洲和世界中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份服务于德国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今天的版本将跨部门探讨这些问题。与往年一样，本期将目光投向未来，阐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核心未来问题。

特别增刊“是什么让德国强大”将重点关注德国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什么？优势在哪里——以及为了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什么？

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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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 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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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强（Was Deutschland stark macht）

法兰克福汇报 2026年 9. 10月，星期五

第 234 期 · B 1 页 互联网地址：FAZ.NET

插图 Edmon de Haro

德国如何克服其弱点

仅仅描绘末日景象是没有帮助的。这样无法推动变革。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必须对目标方向有一个清晰的构想。

关于当下的德国，存在两种解读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德国再次成为了欧洲的“病夫”，由于多年的失职而变得衰弱，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根基被动摇，因为过去的成功模式已不复存在。另一种解读则是：德国并非如此衰弱，它已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可以信赖其原有的优势，并且就像应对之前的许多危机一样，也将克服当前的困境，且正处于正确的轨道上。

至少在一点上，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德国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从经济实力中推导力量，而忽视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毫无还手之力，那么它不能称自己为强大。对于在这方面处于“空白”状态且低估了战争风险的震惊，在国家领导层中根深蒂固。联邦总统为失职道歉，联邦总理宣布进入“时代转折”（Zeitenwende）。政府——首先是红绿灯联盟，随后是黑红联盟——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经历了数年潜移默化的衰弱之后，这曾是、现在依然是力量的体现。

但这还不足以让德国真正强大。这种转向首先带来的是巨大的负担。对于预算而言，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意味着难以想象的债务，被委婉地称为“特别基金”。然而，由于旧的优先事项并未被放弃，且新的民事优先事项又增加了进来，这种突然的负担变成了双重负担。这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债务，同样被称作“特别基金”。这两者都发生在极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

甚至连敌人都没有被所有人清晰地识别。这使得回归到威慑与力量的思维方式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当时只有共产主义分裂组织站在苏联一边；而今天，在支持乌克兰对抗普京战争的阵营对面，则是普京之友和“普京理解者”的阵营。这种对立比当年“冷战战士”与“缓和政策者”之间的对立更为深刻。它撕裂了政党格局。在欧洲问题和移民问题之后，德国选择党（AfD）找到了第三个立足点：俄罗斯政策。这导致民族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大分歧。

这种极化也削弱了国家，因为它不仅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基础，还影响到在内政中维持了数十年的共识，即对宪法的认同。此前，政党之间互相威胁要将对方毁灭是不可想象的。德国选择党口中的“我们将追捕他们”与宪法规定的反对党职责在语调上完全不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将自己视为支撑国家的政党，却发现自己成了这场“追捕”的目标，在其历史上首次面临来自竞争政党的毁灭意志。至少在这里，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已经很明确了。

应对之策可能是反过来毁灭这个敌人，将其取缔。取缔辩论的目标正是如此，其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防御性民主”是否有义务反向追捕并击毙自由的敌人这一问题。其后果将是巨大的。例如：德国的所有议会，包括联邦议院，都必须重新选举。因为即使是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取缔德国选择党，在决定做出后的第二天，议会也不再代表人民的意志。这能算作力量的体现吗？

然而，禁止德国选择党（AfD）远不止是一个法律或民主理论问题。这场辩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透露出与使 AfD 变得如此强大的同样的一种渴望——对一个在回顾中才显得是“美好旧时光”的时代的渴望。在那个时代，对立面在可控范围内，多元主义令人愉悦，社会同质，繁荣有保障，议会由民主派的共识所支撑。

即便事实确实如此，回到这样一个世界也是不可取的。但首先：事实并非如此。西德的重新崛起基于一系列艰难的决定：市场经济、重新武装、融入西方、东方政策、北约扩军、重新统一、引入欧元、2010议程——近期西德以及全德国历史的里程碑并非基于共识与和谐。因此，将自由民主制的强大之处视为其是一种“共识民主制”，或认为其在妥协中达到完美，这是错误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或许确实如此。这段时期的共识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政治上已不再谈论真正的权力更迭。这段时期带来了成功吗？它难道不是德国多种弱点的根源吗？

这种怀旧式回顾中还有另一点是不正确的。多元主义和协会国家（Verbändestaat）在西德民主制中的特点与今天一样显著，当时也毫无和谐可言。当时的联邦政府曾因工会的薪资要求而垮台；在抗议核能、抗议“原子国家”和北约时爆发了暴力冲突；恐怖主义像今天一样普遍，并威胁到国家最高领导层。因此，任何将同质化视为增长和崛起前提的人，都没有经历过旧联邦共和国——更不用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了。

但为什么回到“美好旧时光”是不可取的呢？对现状的对立想象主要基于一点：当时还没有现在扮演重要角色的事物。十多年来，德国公众和政治界对移民问题的关注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欧洲政策、教育、社会、住房以及经济政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同质化且封闭才能拥有未来的想法便源于此，并导致了“民族”概念的复兴，而这一概念与西德联邦共和国的信条背道而驰——即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且由于专业人才短缺，必须成为移民国家。

一个反多元主义、封闭且打击自身异质性的社会，将面临专断的风险。谁来决定多样性的界限在哪里？谁来界定什么是“外来”的？相反，一个接受并促进文化多样性、利益竞争以及经济竞争思维的社会，不仅更自由，而且正因如此而更高效。这不仅体现在联邦德国（BRD）与东德（DDR）的并存中，最后也体现在移民国家身上，尽管后者的成功秘诀——参见美国——正面临瓶颈。在那里，两种民主模式也在争夺主导权：独裁的领导人民主制对抗自由的辩论民主制。

这种对立将继续存在。但对于双方而言，这似乎都是一个学习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既不能通过崇拜权威的果决来保证，也不能通过将共识理想化来保证。人们可能想通过“直接去做”来展现力量，但这很快会被证明是一个在复杂性面前感到绝望的灵魂所持的信条，试图以此对抗那种将变革理解为“彻底清盘”的民粹主义。然而，由于成功的政治是由争论、艰辛、耐心以及在坚硬的木板上缓慢钻孔（指艰苦地推进）组成的，因此这类“颠覆性”的方法注定会失败。

但是，共识，即德国人在默克尔时代所习惯的“循序渐进”式政治，是否更好？它表现得好像政治面对的不是坚硬的木板，而仅仅是厚重的木板。其缺点在于，它给人一种无法真正彻底改变任何事情的印象。德国弱势的原因并非在于其客观处境，而在于这种印象，它让人们不再敢于思考力量、变革和突破。因此，为了应对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所需投入的精力似乎变得更加巨大：军事、基础设施、社会缴款、气候、移民、住房、学校、官僚主义、人工智能、税收。

很容易据此勾勒出一幅末日景象。在“德国人正在消亡”之余，又加入了“德国正在枯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那种在德国根深蒂固的悲观局势描述，每当经济下滑时，这种论调就会出现。但这种方法注定会失败。你不能通过在墙上画末日图来让变革变得受欢迎并得以实施。即便呼吁“卷起袖子干”，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触及极限。相反的方法才有效：不要展示地狱之门，而要展示天堂之门。你必须对想要前往的方向有一个设想。

在这种时刻，德国人意识到他们成了自身最大优势之一的牺牲品，即认为只要一切都被彻底规定且井然有序，就是天堂。没有这个，一切都毫无意义；但仅靠这个，很快将导致任何事情都无法推进。定义上述政治共识时代的句子是：“这行不通。”在德国政治中，这句话通常被解释为法律约束政治，而非政治决定法律。这在所有政治领域都导致了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枷锁。无论看向哪个领域：能源、移民、规划法、数字化、住房、社会福利——政治在所有地方都必须重新夺回其固有权利，即修改法律并制定新法律的权利。而这，才是政治。

在“不对称的去动员化”时代之后，德国将不得不习惯共识民主的年代已经结束；它将在一个新的政党格局中重新定位，将不得不习惯于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比西德时期的“比德迈尔”式（指保守、安稳的市民阶层生活）斗争更激烈、更持久。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必然会变得更弱。如果按照民主和自由的标准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增强力量之路了。

这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谜团：为什么会存在一个自称“爱国”的政治力量，却完全没有展现出通常与这个词相关联的对祖国的热爱。如果问这个力量的政治家们，在国家遭受攻击时，是否真的有任何值得他们去捍卫的东西，他们必须长时间地思考。他们会说，这个国家必须首先由他们统治并塑造，才可能值得这样的牺牲。更有甚者：他们的党内成员与一个确实在考虑攻击德国的国家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那个国家，政权支持者在电视黄金时段讨论征服柏林或将其夷为平地。

这个谜团在于：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挥舞旗帜、唱着国歌、标榜国家的文化伟大，梦想学校的教科书里只记载美好与光辉，并希望通过开火令（贝特里克斯·冯·斯托尔希）或军备（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来保护整个社会免受外国“入侵者”之害——却又对一种合理的担忧如此麻木，即他的运动正在助长德国的毁灭？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要么是在经济上通过退出欧元区导致，要么是在安全政策上通过向一个曾将这个所谓“深爱之国”的一半领土压制数十年的侵略者投降而导致，或者是在思想史上，该运动在道德理论和现实政治上，用一种威权主义的、后自由主义的情绪政治，压制了最具有德国特质的美德——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

就像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名字一样，这种震耳欲聋的矛盾怎么可能被忽视？德国选择党（AfD）的代表们又是如何忍受这种矛盾的？

党内确实有人对此感到痛苦，但仅限于安全政策领域。这些人是前军官。他们说：如果俄罗斯进攻，他们会战斗。因此，在这一领域，存在着一种零星的观点，认为有些更高层的事物比个人更重要。过去，爱国者在其他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谈论的。他们明白，欧洲统一不能仅凭萨克森瑞士-东厄尔士山县的某个人是否因此拥有了更多资金来评判。或者，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欧洲，绝不是一个德国能更强硬地从邻国榨取资金利益的欧洲。或者，像德国这样的领导国家，其力量是通过承担责任并在必要时率先行动——即便付出代价、依靠自身力量且为了所有人的福祉——来实现的。

在早期的德国选择党中，没有人想听这些。这类观点在互联网上没有点击量。在党代会上没有掌声。在争论中，这类观点无法聚集支持者。真正奏效的是相反的逻辑：“我，我，我”。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希望独自享有利益。他的钱一分也不应该给希腊人、乌克兰人、叙利亚人或阿富汗人。他想要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无论其他人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他想要欧盟的好处，却不想要其弊端。他想要缩减社会福利国家，以免他人从中获益。他想知道，如果移民在德国获得安全、工作并说德语，或者如果不工作、不说德语且靠他养活，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在这种考量中，即使是工作且融入社会的移民也没有任何积极之处：其益处是系统性的、人口统计学的、财政上的，而非个人层面的。相反，移民本身获得的利益则是直接且具体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是预设好的，随之而来的反应也是如此。

一名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者会问，如果不是他自己——这个国家的主人——获得优势，那么为什么其他人应该获得优势？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有一个无需承担任何义务的理由：因为他是德国人。而任何试图贬低“德国性”的人，或者试图通过提醒德国人面对过去的罪责，从而赋予其一种无私且不适合追求富裕之性格的人，都必须被打击。 “德国性”应当继续成为一种自我提升和敛财的工具。因此，这种对“德国特质”的盲目崇拜（Deutschtümelei）作为一种手段进入了该党。选择党的政治人物谈到，为了文化民族的利益，学生应该学习更多的德国诗歌，但他们自己却连一首诗都举不出来。他们唱着“统一、正义与自由”，却通过将德国人民的很大一部分贬低为“被左翼绿党污染的”（约尔格·莫滕语）或“说德语的美国人”（比约恩·赫克语），从而分裂了这个国家。他们提出与法治秩序不相容的措施，或者攻击独立的司法机构，或者公开支持独裁者和反自由的专制者。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立场。德国公民应当仅凭其德国人的身份，就获得各种好处；而德国应当通过毫无良心的谈判技巧、以私利为导向的进出口贸易、经济主导地位、军事实力、有条件的开发援助以及孤立主义的强硬手段来获取这些好处。如果“德国性”要证明这种谋取私利的正当性，那么它必须是某种值得瞩目的东西，某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和重要性的东西。公民必须仅凭与“德国性”的这种关联而拥有获得利益的权利。然而，只要这种“德国性”在其非常典型的德国唯心主义道德理论传统中，表现出审慎、无私以及关注普遍性和人类平等，那么它就必须被无条件地否认和打击。此时，所有推崇德国性这一面的人，必须被烙上“错误的德国人”、“可怜的伪善者（Gutmenschen）”以及“打击自己民族的叛徒”之印记。

德国选择党与祖国

德国选择党（AfD）非常喜欢援引德意志帝国的先例。名誉主席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经常赞叹帝国宰相俾斯麦如何寻求与法国和俄罗斯的平衡，从而确保自身帝国的利益而非他人。这很契合。但从未有过一名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人物援引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后者在1740年曾记录道：“所有宗教都必须得到宽容，财政官员只需留意确保没有其他宗教采取破坏行为，在此，每个人都应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救赎。” 对于一个大多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来说，允许其他信仰拥有获得救赎的地位，能带来什么样的直接经济或道德利益？难道应该给穆斯林一些自己也认为应当拥有的权利吗？当然不行。

在这种逻辑下，关于强制兵役的辩论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困境。所有军事色彩的激情都源自同一条思维线索，而德国选择党正是以此来滋养其最大程度的“德意志特性”。唯独在整个行动的意义和目的上，许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陷入了麻烦。他们的“德意志特性”应当成为一种优势，而不是一种对公众的服役义务，而且这种义务甚至还需要付出人生履历上的代价。如果回报仅仅是一个军营房间和一个潮湿的睡袋，那么坚持自己的“德意志特性”又有什么用处？只有当强制兵役是一种代表国家实力的、无风险的象征性行为时，德国选择党才会支持它。但当其支持者面临真正为国家服役的前景时，他们必须反对它。

于是有人说，应该先让那些传统政党的政治家们送他们的孩子去！应该让那些批评德国选择党的人、左翼分子和记者们去扛起G36步枪！对于他们自己，许多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人物找到了一个优雅的出口：他们表示，自己确实支持强制兵役，但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改造。这样一来，他们届时所提供的服务就不是面向公众，而是在更狭义的意义上服务于他们自己。

这就是他们的和平主义与他人和平主义的区别。困扰他们的不是道德上的顾虑，而是缺乏无私奉献的意愿。这与他们在华盛顿的“大兄弟”形成了恰当的平行对比，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可疑的情况下拒绝了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兵役，但却完全不介意让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战斗任务，直到首批船员在绝望中尝试自杀。即便在那时，他仍极其残酷地表示，由他派遣的航空母舰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

特朗普的选民对此予以容忍，就像他们容忍几乎所有事情一样，但这并非因为他们被一位习惯性撒谎且采取阴暗手段竞争的总统所蛊惑。如果想要保护这些选民，就必须假设他们患有认知障碍。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他（特朗普）在做什么。他们是共犯。特朗普承诺为他们做一切：在日益多元且混乱的美国社会中，为他们的地位而进行文化战争；而关税和贸易战则是为了他们的个人获利。至于他们自己就是支付这些关税的人，这一点并不困扰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特朗普上演更为复杂的迷局，并最终通过诡计获胜。而且他们相信，如果他赢了，那就是与他们共同获胜。因此，他承诺如果其政党赢得国会选举，将给每位成年美国人发放 5000 美元，这并非一件尴尬之事，而仅仅是逻辑一致的表现。唯一反常的是，目前还没有考虑过仅将这笔钱发放给共和党人。因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多年来，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地说“MAGA”。但他真的想MAGA吗？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竞争力降低、战略孤立、就业岗位流失、高昂的汽油价格、战争，以及农业、建筑业、餐饮业和护理行业因缺乏外籍劳工而产生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都不能让他忧心？

答案在于正确解读这个口号。这个“再次”指的是一个美国被认为曾经伟大的过去，而追溯得越远，这种伟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就仅限于白人美国人。因此，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在向某个特定族群眨眼示意。在这一点上，特朗普绝非鲁莽之辈。在这方面他值得信赖，立场坚定如岩石。他绝不会违背与白人美国人的这项协议：他是保守派白人的利益政治家。

而这些人除了他之外，无法委托任何人来处理他们的诉求，因为任何要求实施针对保守派白人政策的人，都会面临整个自由派美国的强烈反击。任何哪怕只是暗示自己拥有道德追求的人，都没有机会在这样的讨论中生存下来。只有唐纳德·特朗普——赌场老板、地下世界巨头、八卦报纸明星、伪造者、谎言家、房地产大鳄、贪婪之徒、投机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顶住任何道德指责。这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说他们依然相信他时所指的意思：他们相信的是他与他们之间达成的契约。

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者也不例外。如果经济学家以完全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警告称，他们的建议将毁掉祖国，这本应让他们感到不安。如果军方警告其政党对俄罗斯的忠诚程度等同于叛国，这本应让他们感到恐惧。如果医院可信地保证，如果没有移民，他们将不得不停止运营，这本应将他们从幻想中唤醒。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在 AfD 支持者那里只引起了摇头、指责对方撒谎和嘲笑。如果困惑的观察者没有嗅到其中的物质算计，他们可能又得假设这些人存在认知障碍。

德国选择党（AfD）提供了一笔交易。只要参与其中，抛弃那些感伤的温情、道德化说教、所有关于正义的空谈以及对宪法的忠诚，就能获得好处。他应该在这个国家重新获得更高的地位。他应该支付更少的燃气费，无论这是以谁为代价。他应该掌握主导权。他作为男人，不再需要听从女性的指使。他应该是自由的，可以打破道德禁忌，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对方不是。他应该是强大的，而不是这个国家、国民经济、民主制度、欧盟、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国家或养老金体系强大。而是：他，他，他。

而那些说这种态度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人，那些解释这种立场不仅是排外而且是盗政的人，那些认为这是对整个国家的背叛的人——他们就成了这些人及其梦想之间的障碍。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打击他。

插图：Edmon de Haro

德国梦

许多移民及其子女 丰富了我们的国家。 因为他们勤奋工作， 相信未来， 并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非抱怨。 作者：蒂姆·尼恩多夫 (Tim Niendorf)

我们德国人向来喜欢抱怨。但最近的抱怨程度之深，恐怕前所未有。出生率：下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上升。普遍的基调是：德国已无药可救。60岁以上的人在考虑提前退休，30岁以下的人在考虑移民出国。我们曾是出口冠军和足球世界冠军，而现在，我们在贬低自己方面出类拔萃。

但依然存在一些乐观主义者，他们称德国“有吸引力”，称德国人“亲切”、“友好”且“极好”，并对这里提供的“机遇”赞不绝口。许多移民及其后代依然对这个国家持有积极看法。

这一点在我与儿童外科医生亚历山德鲁·托库特（Alexandru Tocut，37岁）、物理治疗师马克·恩里克兹（Mark Enriquez，36岁）以及屠夫普拉蒂亚伊·赛基亚（Pratyay Saikia，25岁）的交谈中得到了体现。托库特是我妻子的同事，恩里克兹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的丈夫。而赛基亚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大约三年前，我曾与一名同事一起为一篇关于移民的故事对他进行了人物报道。

对于这三人来说，德国是一个机会，一个承诺，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相信通过艰苦工作可以实现阶层跃升。而且还有一点很明确：他们用自己的美德——勤勉、勇气、敢于冒险——丰富了德国。

托库特的“德国梦”始于——能比这更具戏剧色彩吗？——2014年的德国统一日。在那个10月3日，他与妻子带着三个行李箱，开着父亲的达契亚 Logan 轿车前往德国，以便在一家德国医院工作。就像许多罗马尼亚人一样：如今他们已成为德国外国医生中规模第二大的群体。托库特称他的选择之乡“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被这里的专科医生培训所吸引。“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德国的医疗系统评价不高，”他说，“我了解罗马尼亚的系统，也有朋友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相比之下，德国拥有现存最好的医疗系统之一。而且医疗保障是顶级的。当然，保费很高，这一点无需掩饰，但情况可能更糟。”

他充满激情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因为这让他感到充实。他说，年幼的患者们来到这里，接受治疗，大多数时候健康地回家。而且即使必须给他们打针，他们也不会心怀怨恨。“如果你给他们看宝箱，他们的眼睛就又亮了起来。而且在治疗结束时，经常能收到一张画得很漂亮的画。我觉得这就是儿童外科医生的职业魅力所在。”

在卡尔斯鲁厄市立医院的同事中，托库特很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经常在有人缺勤时顶替工作。有时他们开玩笑说，他大概是在为了买一辆金色保时捷而努力工作。对此托库特笑了。他只开一辆大众高尔夫，并且会在周二早晨——典型的德国习惯——把它开去洗车。正因如此，朋友和同事有时称他“比德国人更德国”，有时称他为“最像德国人的外国人”。

他为什么实际上工作这么多？“一方面，我最初很有动力，希望尽可能多地在岗，以便接受良好的培训。而且我也肯定希望获得良好的评价，”他说，“此外，我的父亲树立了榜样，他在罗马尼亚担任医生时一直工作非常努力，为了能陪伴他的患者。这可能也与文化有关。我很早就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勤奋工作的人才能进步。”

勤奋也是物理治疗师恩里克兹（Enriquez）的特点。为了实现他在一年多前于慕尼黑开设自己诊所的梦想，他必须辛苦工作多年，甚至在培训期间就是如此。因为他必须自行承担培训费用，当时他往返于培训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当时的居住地法兰克福之间，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直到深夜还在餐饮业打工。“那很辛苦，”他回忆道，“火车成了我的第二个卧室。”后来，在他成为物理治疗师之后，除了在诊所工作，他周末还负责指导体育队伍。即便现在，在他名为 Neuromotion 的自己诊所里，他依然需要大量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每周轻松工作 60 到 70 小时。有些日子，我的闹钟 4.50 就响了，直到 20 点才关门。”就像儿童外科医生托库特（Tocut）一样，物理治疗师恩里克兹也相信：艰苦的工作是有回报的。

恩里克兹延续着他母亲的“德国梦”。他的母亲在年轻时从菲律宾移民到德国，在这里担任助产士以寻求幸福并给家里寄钱。她在诊所里轮值早班和夜班，同时还从事自由职业。“尽管如此，她经常在家，为我们做饭并洗衣服，”恩里克兹说，“从小我就看到我妈妈多么勤奋。她展现了坚韧的毅力。而且她很有勇气，前往一个她甚至不知道具体位于何处的陌生国家。这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我。”

在为创办诊所申请贷款时，恩里克兹也必须展现勇气并承担风险。德国的官僚主义让他并不轻松。“尽管如此，我可以说：德国给了我机会去实现开设自己诊所的梦想。因为我找到了一家支持我的银行。”

移民后代比没有移民背景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这可能是因为创业为他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恩里克兹也是如此，他最初想学习医学，但成绩不够好。“我总是想取得更多成就。我挑战自己，以便不断进步并实现目标，”他说，“我记得我 16 岁时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我很有动力去赚自己的钱，并用第一份工资回馈我的母亲。我不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确实有几次被告知：这个我们负担不起。因此，我不想给父母带来太大负担，希望尽早自给自足。”

受访者对德国的看法普遍积极。他们赞赏一些大多数当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肉铺工赛基亚（Saikia）在今年夏天于魏尔-am-莱茵（Weil am Rhein）的 Lederer 肉铺完成了学徒培训并通过了同行考试，他特别强调了相互尊重。“在印度，竞争更激烈。父母认为孩子应该在办公室工作。职业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在乎孩子是否快乐或强大，最终必须赚很多钱并拥有漂亮的履历，”赛基亚说，“我觉得德国真正棒的一点是：在这里你可以当屠夫，也可以当景观维护员——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获得同样的尊重。”他说，如果一个印度孩子说想在肉铺工作，父母会感到失望，因为那被认为是穷人的职业。赛基亚说，他的父母也认为他选择了错误的工作。

儿童外科医生托库特则赞扬了德国在工作领域之外提供给人们的机会。人们可以进入—。

在这个国家可以很好地度假，并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这里有许多体育俱乐部、文化活动和绝佳的自然环境。“你可以在城市里和森林里骑自行车，而不用担心被卡车撞到。对于在这里出生的人来说，这些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小细节。”正是这些优势让托库特（Tocut）坚信德国是他的未来所在，因此他在几年前申请入籍。

对于德国人如此爱抱怨这一点，对话者们几乎不理解。“我不明白德国为什么情绪如此低落，”托库特说，“人们很容易被卷入其中。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当然，也有穷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比例很低。这里也相对安全。并非绝对，正如袭击事件所显示的。但总体而言，在这里可以生活得很好。”

物理治疗师恩里克兹（Enriquez）也有类似的感受。人们散布负面情绪也让他感到厌烦。“当我察觉到这种情况时，我会尽量不让它影响到我。”

屠夫赛基亚（Saikia）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外国人的不满表示理解。例如在德国，晚上22点以后必须保持安静，这一点不能被忽视。“来到德国的人必须尊重这里的文化，学习德语，”他说。他认为有很多勤奋且诚实的外国人，但遗憾的是，有些人很懒惰，并且“只给德国带来了问题”，赛基亚说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的国家，我也会感到困扰。”移民必须“工作，通过正确的方式赚钱。这样德国人也会对他们心存好感。如果一个外国人故意做错事，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赛基亚并不喜欢因为德国人而生气。让他困扰的只有不准时的铁路以及没有空调的炎热夏天。物理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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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兹则不喜欢许多同胞的悲观情绪。“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将挑战视为机遇，”他说。因为他自己曾经历过重要考试失败，但从中变得更强大，因此他向自己的团队宣讲：去犯错，你们可以从中学习。

“在菲律宾文化中，人们拥有积极的心态，”恩里克兹说。而在德国则不同。当他第一次公开表达想要创办诊所的计划时，他预料到了不同的反应。“我很惊讶：当我大声宣布我想实现梦想时，许多人反应怀疑，认为我做不到。有许多声音说这个项目太大了。他们说：你真的想一个人做吗？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风险很大，工作量很多。那时我想：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即便在创办诊所一年多后的现在，他依然在经历这种情况。然而，他得到了越来越多医生的推荐，患者们也很满意。“但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保持怀疑，而不是说：干得漂亮！这种话我很少听到。”恩里克兹坚信，在心态方面，德国人确实可以向一些移民学习——多一些乐观，少一些悲观。

医生托库特希望德国在未来对移民依然具有吸引力。“让我困扰的是德国的右倾趋势，”他说，“这可能会导致来这里的人减少。那样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会变糟。德国没有一家医院能在没有外国医生、护理人员、清洁工或技术人员的情况下运转。如果没有这些劳动力，医院系统将会崩溃。”

恩里克斯在慕尼黑开设的物理治疗诊所如果没有移民也无法运转：一名员工来自日本，另一名员工来自巴西。恩里克斯表示，双方可以相互学习很多东西。弗莱舍-赛基亚（Fleischer Saikia）的老板约阿希姆·莱德雷尔（Joachim Lederer）也持有相同观点，他在赖因河畔魏尔（Weil am Rhein）经营的肉铺如果没有移民将不具备未来的生存能力。他不仅教会了员工很多，也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该员工现在希望在肉铺再工作几年，然后可能会启动自己的项目。赛基亚大声思考道，也许可以将德国和印度的元素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些新东西。而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

“我觉得德国真的、真的很美好”

孩子们究竟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

我们与两名 12 岁和 13 岁的女孩聊了聊关于种族主义、移民、平等、战争以及气候变化的话题。

作者：维布克·贝克尔 (Wibke Becker)

玛琳 (Marlene) 和 莉露 (Lilu)，提到“德国”这个词，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长时间思考） 莉露：我想到了“权利”这个词。儿童权利和女性权利。

这些权利中的“德国特质”体现在哪里？ 玛琳：在其他国家，女性和儿童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那就是平等。

这听起来对我来说太抽象了。你说的“女性权利”具体是指什么？ 莉露：是指女性在德国可以工作。

玛琳：女性就是享有平等权利的。

莉露：嗯，她们应该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但女性拿到的钱没有男性多。而且她们大多在家里照顾孩子，男性赚钱，女性则在育儿假期间工作。我觉得这挺可惜的。

如果你们以后组建家庭，想怎么安排？ 玛琳：我想我们两个人都工作。

那么不想要孩子？ 玛琳：不，当然要！

那谁来照顾孩子？ 莉露：也许第一年由我照顾，然后第二年由我丈夫照顾。 玛琳：我们两个一起照顾。我的父母都在工作，而且我还有两个兄弟姐妹。 莉露：但如果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 玛琳：噢，那样我就休育儿假。然后我们轮换。

家务活也一样吗？两个人都打扫，两个人都做饭？

莉露：如果我未来的丈夫不做这些，我肯定会很生气。

有什么让你们感到自豪的德国特质吗？

玛琳：我觉得这里有这么多人真的很美好。而且大多数人并不孤单。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感到羞愧的事情？ 玛琳：有时在火车站，有些人喝醉了，无法控制自己。他们没有家，通过喝酒和抽烟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从而毁掉了自己。但这并没有真正让情况好转，只是感觉如此。为此我有时会感到羞愧。

你感到羞愧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们对德国产生糟糕的印象？

玛琳（思考）：不……其实我是为我自己感到羞愧。

我不明白。喝酒且失去控制的人不是你。你感受到的是羞愧，还是某种不适感？

玛琳：不，“不适感”不太准确。更像是羞愧。我那时感觉不太舒服。我只是为这些人没有一个真正的家而感到羞愧。我知道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但这并不能减轻德国这里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明白了：你感到羞愧是因为德国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帮助。 是的，没错。

在德国，还有其他让你们感到羞愧的事情吗？ 玛琳：就是会对肤色不同的人说一些贬低的话。这简直是无礼且不友好的。

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吗，或者发生过这种—— 事？

玛琳：没有，但我参加过一个课程，我们看了一部电影：两名演员在地铁里对待一名深肤色演员非常糟糕。那只是演戏。但他们观察其他人的反应。结果有一半的人只是感到害怕，对那些侮辱性的话语保持沉默。

好吧，但那只是演戏。你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吗？

莉露：在 6 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上有两个深肤色的女孩，我和她们也是朋友。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年长的男孩过来侮辱她们，说了一些脏话。

你能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吗？ 莉露（犹豫）：就是“黑鬼”之类的。然后我们告诉了老师。

那些女孩是怎么反应的？ LILU：她们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难过。

老师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LILU：我们的老师说，她会处理的。但不知怎么的，并没有真正发生什么结果。

那些女孩继续受到侮辱吗？

LILU：没有。但那些男孩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也许他们道歉了？ MARLENE：不，绝对没有。虽然我当时不在场，但是……

……但尽管如此，这对你来说如此明确？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说德国是公正的。但现在你们在讨论一种对你们来说似乎理所当然的不公正。

MARLENE：他们就是没有受到真正的处罚。而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没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LILU：是的，他们甚至觉得这很有趣。他们在侮辱那些女孩的时候还笑了。

：我觉得，即使是一件小事，也应该立即惩罚加害者。

那么应该怎么惩罚那些男孩呢？

：应该威胁他们，如果再次发生，就让他们被学校开除。

你们认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两人点头）

德国强大在哪里？ LILU：这个取决于“强大”是指什么。是指战争中的强大，还是指共处方面的强大。

两者都行，我对你们所有的联想都感兴趣。在战争中强大吗？ LILU：我认为德国能制造出很好的武器。

：我妈妈说，汽车工业迟早有一天将只生产武器。因为很快所有的汽车都会由中国制造，而且中国的车更好，也不那么贵。所以，是的，德国在战争方面很强大。

那么凝聚力方面呢？ ：时好时坏。在1到10的量表上，我说7。 LILU：我们刚才谈到了种族主义，在这一点上德国并不那么强大。但我认为很好的一点是，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可以在我们这里居住。

你们认为移民会让德国变得更强大还是更弱？

：什么是移民（Migration）？

抱歉，这意味着人口迁移，例如移居到另一个国家。你们认为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好事，但同时你们又说有些德国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那么，很多不同的人居住在这里，是增强了德国的凝聚力，还是削弱了它？

LILU：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家。

反对移民的人会对你的观点这样反驳：没错，但移民自己的家不是德国。因此他们不属于这里。 ：是的，我理解。但我会说，人们应该属于他们想去的地方。

比方说，有2000万（20 Millionen）人想来德国。那样会不会太挤了？他们应该住在哪里？我的意思是：是否存在一个界限，使得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如果存在，这个界限具体在哪里，你们怎么想？

：这得让我思考一下。

LILU：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道理。一方面，每个人确实应该在自己想在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人数可能真的太多了。

：我喜欢科西嘉岛或克里特岛，很喜欢在那里度假。也许有些人可以只是去度假，而不一定要移民。

LILU：但如果他们别无选择，比如他们来自战争地区呢？

：对于这些人，有专门的中心。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可以在那里睡觉并获得食物，直到他们找到住所和工作。

LILU：我觉得有这样的中心很好。但我也觉得很悲哀，因为那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家。

玛琳：嗯，得庆幸能拥有现在这些。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负担不起这里的公寓。起码现在能有个落脚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以及他们最需要的一些基本生活物资。这总比生活在战争中好，也比在街头流浪要好。

你们认为移民为什么选择德国作为他们的新家？

莉露：德国是一个非常富有且重要的国家——我曾在谷歌上查过。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五个国家之一。我想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职业发展有很多机会。而且这里空间也很大。

玛琳：而且这里有喝的，有吃的。而且没有战争。

莉露，当你看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最重要的五个国家之一时，你感觉如何？

莉露：我觉得我们这么重要，挺自豪的。我觉得这很好。

你们认为德国在未来会变得更重要，还是会变得没那么重要？

玛琳：我希望它能保持现状。

莉露：水和食物可能会减少。我认为因为气候变化，这个国家会变得稍微穷一点。

你们怎么看待气候变化？

莉露：我曾在小学担任过气候大使，那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话题。所以我知道情况在不断恶化。

你们当时有没有讨论过，这对你们的生活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玛琳：天气会越来越热。 莉露：水会变少，天气在改变。

玛琳：蜜蜂在减少，所以授粉的情况不再那么多了。因此食物也会减少。此外，天气变得更热，地下水位下降，所以水也变少了。

莉露：我们当时在其他学校做过演讲，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种树来提供帮助。

其他学生的反应如何？

莉露：他们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他们觉得这很糟糕。

气候变化是否让你们对自己的未来，或者对德国的未来感到恐惧？

玛琳：是的。

莉露：确实会。在一次演讲中，还讨论了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人类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

玛琳：但大家都这么说，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生活太久。去年就有人这么说了。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现在不还是生活得好好的！

你是否觉得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说法过于夸张了？

玛琳：我就是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察觉到这一点。或者这是否要到下一代才会感受到。 莉露：这正是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

有没有哪个国家是你们比在德国更想居住的？

莉露：没有，我很喜欢这里。也许是夏威夷，但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那里很美。或者是瑞士，那里的空气非常好。但理论上也可以搬到森林里，比如巴伐利亚州之类的地方，那里的空气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在德国真的、真的非常美好。

莉露·魏冈（Lilu Weigand）13岁，就读于法兰克福席勒学校（Schillerschule）7.

玛琳·施塔德尔鲍尔（Marlene Stadlbauer）12岁，就读于法兰克福贝蒂娜学校（Bettinaschule）6.

插画：埃德蒙·德·哈罗（Edmon de Haro）

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国家？

想要领略德国莱茵河最纯净且最美丽的一面，必须前往与瑞士接壤的边境。前往比辛根（Büsingen）。在这个拥有1500名居民的社区，河流晶莹剔透，闪烁着青绿色，蜿蜒流向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在那里，它在著名的莱茵瀑布处突然变成一个充满水雾和泡沫的沸腾漩涡。

在古纳尔·朗（Gunnar Lang）的阳台上，人们对此毫无察觉。朗是比辛根的前市长。他的房子直接坐落在被称为“高莱茵河”的河岸边。这位74岁的老人伸出手臂指向不同的方向：“我们这里被三个州包围：沙夫豪森州、图尔高州和苏黎世州。”他也可以说成是“被围困”。因为比辛根是一个飞地，是瑞士境内的一座德国岛屿。想要进入这里，必须首先穿越瑞士领土。

正如塞琳娜·辉（Selina Hui）所说，这有时会引起困惑。这位29岁的酒店管理专业人士与洛雷娜·斯特罗纳（Lorena Strohner）共同经营着比辛根海滨浴场内的“Lido”餐厅。“很多骑行游客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感到很惊讶，经常问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哪个国家。”

但这确实很复杂。骑行者在沿着莱茵河的旅途中会经过一个德国的地名标志，如果他们是从盖林根（Gailingen）出发走主路，还会经过一个海关站。在镇中心的市政厅旁有一家德国邮政的分支机构。停放的汽车挂着以 BÜS 开头的德国车牌。

但在“Lido”的菜单上（以及比辛根所有其他餐厅中），价格是以瑞士法郎标示的。无论是价格的高低（一份煎香肠配薯条要15.50法郎），还是某些菜品的名称（“Poulet Chnusperli”——瑞士版的鸡块），任何德国客人都能意识到这里适用的是瑞士标准。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大多数客人本身就来自邻城沙夫豪森。“但对于德国客人来说，我们的价格确实会引发疑问，”塞琳娜·辉在海滨浴场餐厅的露台上交谈时承认。作为一名比辛根德国母亲和沙夫豪森瑞士父亲的女儿，她非常能理解这种惊讶。但她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加工的食材必须在瑞士购买。而且我们支付的是瑞士水平的工资。”比辛根人使用的电力、饮用水以及取暖油或天然气也来自瑞士。

这就是这个飞地特殊性的总结。比辛根在政治上属于德国，但在经济上属于瑞士。这一点被记录在一份长达24页的国家条约中，该条约规定该社区被纳入瑞士海关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后，该条约于1967年生效。从此，这个村庄在事实上被划入瑞士的经济和货币区。从德国进入比辛根的商品和服务必须缴纳关税。

然而，与该飞地特殊地位相关的一些困难并未通过国家条约得到解决。这里的一个奇闻是它拥有两个邮政编码：D-78266 和 CH-8238。想要给现任市长薇拉·施拉纳（Vera Schraner）打电话的人，可以在德国电话号码和瑞士电话号码之间做出选择。相比之下，法律状况则相当复杂。

在比辛根生产的产品自动被视为瑞士产品。因此，像葡萄酒这样的农产品——比辛根南坡的葡萄藤甚至被刻在社区的徽章上——可以在瑞士免税销售。此外，包括水果种植者和畜牧业者在内的农民还可以享受丰厚的瑞士农业补贴。

在比辛根，毒品犯罪、遗体运输和医疗保健适用瑞士法律。建筑业、婚姻登记和洗钱则受德国法律管辖。生活垃圾、生物垃圾和废玻璃被运往瑞士，而黄色垃圾袋（可回收塑料袋）则运往德国。

刑事追诉方面的规定也十分奇特。国家条约第15条规定：“每次搜查住宅都必须邀请一名德国官员在场，以监督该措施不偏离其目的。”而第31条则写道：“同时在比辛根境内的人员中，瑞士身着制服且携带武器的官员人数不得超过10人。”当地德国警察的人数同样设有上限，其数量“每百名居民不得超过3人”。

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是该飞地的高税收负担。大多数居民在瑞士工作，那里的工资本身就高于德国。然而，他们必须在德国缴纳所得税。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瑞士的税率较低。此外，瑞士法郎多年来兑欧元大幅升值。因此，即使在没有个人干预的情况下，换算成欧元的收入也显著增加。在累进税制

德国村庄比辛根 被瑞士包围。 这使得当地的生活 有些复杂—— 而且相当昂贵。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想在那里生活。 作者：约翰内斯·里特 (Johannes Ritter)

的共同作用下，税收水平已远高于在瑞士应缴纳的水平。对于没有孩子的单身人士来说，这种差异尤为剧烈。他们在比辛根缴纳的税款大约是沙夫豪森州的两倍。

比辛根人在1990年选举古纳尔·朗 (Gunnar Lang) 为市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职业是税务顾问。人们希望他能将他们从“税务地狱”中解救出来。然而，诸如允许在瑞士而非德国缴纳所得税等要求均未获得回应。联邦财政部仅批准给比辛根居民一项（微小的）税收免税额，以抵消处于瑞士高水平的生活成本。此外，公民无需缴纳房产税。

尽管如此，许多年轻居民仍因高额税收负担搬到了周围的瑞士城镇，他们通常在那里完成学业并结交朋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公寓由瑞士老人接手，因为当时德国的养老金几乎不征税，这对老人有利。“这导致了村庄严重的过度老龄化，”朗讲述道，“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整个巴登-符腾堡州居民年龄最高的市镇。”

现任市长薇拉·施拉纳 (Vera Schraner) 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比辛根现在已经重新年轻化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平均年龄为51.3岁，我们现在只是巴登-符腾堡州第二年长的市镇。”她还提到，得益于新的建筑项目，过去几年有年轻家庭搬入。“2013年，我们的小学只有37名学生。现在有68名。”

薇拉·施拉纳在比辛根的家族谱系可以追溯到1640年。她的家族以前住在容克屋（Junkerhaus），这是一座16世纪的半木结构建筑，曾作为比辛根行政长官（Vogtsherren）的府邸。其中一人，埃伯哈德·伊姆·图姆 (Eberhard im Thurm)，因宗教原因与家人反目。1693年4月，他被六名表亲绑架并囚禁在沙夫豪森。这导致了与奥地利的严重冲突，而奥地利自1465年起就拥有对比辛根的主权。

当沙夫豪森在1723年最终通过支付款项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其周边社区的控制权时，比辛根却被排除在外。该社区保持为奥地利领土，直到1805年在《普雷斯堡和约》中被划归符腾堡选侯国，五年后又转交给巴登。

如果由居民决定，这个村庄现在早已属于瑞士联邦。1918年，他们在一次全民投票中以绝大多数票支持加入瑞士。但这需要德国和瑞士就领土交换达成一致，而这并未成功。

如果比辛根人今天就其国籍归属进行投票，结果会如何？“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施拉纳回答道，“这可能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她想起与她现年77岁的父亲的一次谈话。他作为德国人过得很好，完全没有改变国籍的意愿。施拉纳本人也没有瑞士护照，尽管她嫁给了一名瑞士人，并且作为一名受训的人事专家在瑞士工作了很长时间。

这位无党派市长提醒道，比辛根之所以能保留其村庄特色以及大面积的自然区域，完全得益于其特殊地位。“如果这里适用瑞士的建筑法，比辛根很快就不再是一个村庄了。”她指出了许多瑞士郊区的命运，那里被千篇一律的住宅楼所填满。

此外，比辛根没有财务问题：“我们过得很好。”2020年签署的增值税协议对此有所贡献。自那时起，比辛根每年从瑞士增值税中获得约200万法郎。原因是：由于该社区是瑞士海关领土的一部分，居民在购物时支付瑞士增值税。比辛根所占的份额将以定额形式退还给该社区。

除了良好的财务状况外，还存在一些飞地特有的问题，施拉纳非常希望能够解决。复杂法律地位带来的后果包括，比辛根公民无法办理私人医疗附加险，也无法签署汽车租赁合同。此外，对于比辛根儿童在瑞士社区上学这一延续数代的惯例，至今仍缺乏法律依据。“如果一个瑞士班级因为我们的孩子而增长到必须分班并增加一名教师开设第二个班级，这在实际上缺乏合法性。”

施拉纳现在希望通过对现行国家条约进行补充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需要在柏林和伯尔尼进行艰苦的游说，而在那里，比辛根这个奇怪的特例在议程中并不处于优先位置。

如果巴登-符腾堡州和沙夫豪森州可以决定扩大国家条约，这件事可能早已尘埃落定。邻里之间理解与合作的程度在2024年得到了体现，当时比辛根被纳入了沙夫豪森州的警报和疏散计划。“从那时起，我们的社区中心屋顶上安装了一个瑞士警报器，体育馆旁设有一个紧急呼叫柱，将我们与沙夫豪森州警察局连接起来，”施拉纳说。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完全停电），该村庄将在瑞士的指挥下进行疏散。居民随后将在BBC竞技场（位于沙夫豪森的一座多功能厅）寻求庇护。

瑞士人在早些年也曾证明自己是危难时的助手。当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德国的断裂，德国的延续

插图 Edmon de Ha

对纳粹过去的反思极大地提升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对外，德国的记忆文化起到了建立信任的作用；对内，它则起到了塑造认同的作用。

作者：胡贝特·施皮格尔 (Hubert Spiegel)

1945年5月初，无数德国政府办公室里依然挂着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其中一幅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部门，如今在波恩的历史之屋（Haus der Geschichte）展出。这幅画被白色油漆覆盖，笔触迅速且显然有力，但没人知道是谁这么做的，动机为何。为什么希特勒的肖像在当时没有被销毁？保存者是否预见到了1952年一项调查所证实的情况？当时德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废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在战争结束七年后，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认为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

雕塑家海德薇格·玛丽亚·莱（Hedwig Maria Ley）曾在1932年创作了第一尊经纳粹党授权的“元首”像，她在战争结束时将这尊希特勒胸像埋在花园里，并于1967年将其赠给了一名在工作时偶然发现它的工匠。直到1985年，这尊胸像一直显眼地摆在对方家中的荣誉位置上。直到八十年代，前党卫军成员的所谓“战友聚会”仍定期举行，且经常被当地当局默许甚至公开支持。第三帝国已经覆灭并消失，但其追随者并未消失。

壁炉架上的希特勒胸像是否也是那备受赞誉、时而饱受诟病的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从否认和压抑，从那些坚持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信念的顽固分子的抵触，到承认罪责与羞耻，以及对过去的深入反思，这是一段漫长的路。历史学、政治、媒体，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公民社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普遍观点认为，直到八十年代，德国才真正开始以一种方式面对自身的罪行，从而为国家赢得了尊重和国际认可，并最终获得了那个半是认可、半是嘲讽的称号——“记忆世界冠军”。在国外的密切关注下，这种记忆文化以及德国人在其中展现的执着，被证明是建立信任的措施。在德国国内，这两者虽然一直引发、且直到今天仍引发部分激烈的冲突，但具有一种塑造认同的作用。

人们在审视过去时，实际上是在审视当下的自身，或者至少是审视其认为的过去。但正如赖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由于过去并非一个轮廓清晰的静态结构，因此对待过去始终是对自身的一种面对。就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而言，这还是一项伦理尝试，因为面对那些人们实际上更想忘记的事情，并不符合任何“人类学或认同保障的需求”，正如亚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她2007年出版的研究报告《记忆中的历史》中所写。“历史，”阿斯曼引用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胡伊辛加（Johan Huizinga）的话说，“是一种精神形式，社会通过它对其过去进行交代”。

这份问责报告由无数碎片组成。68一代对此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不愿满足于在1945年后的前二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父辈与祖辈的沉默。自身与暴政的纠葛，战争与囚禁的创伤，逃亡与驱逐——所有这些主题在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一代人中鲜有提及。阿斯曼在她上述的研究中引用了历史学家托马斯·尼珀迪（Thomas Nipperdey）的一句话：“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认识自己的祖父。”尼珀迪与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伊格纳茨·布比斯（Ignatz Bubis）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一样出生于1927年，且在青少年时期被征召担任高射炮助手并参加劳役，他本应知道，许多后辈正痛苦地缺失着这种确定性：即真正地认识他们的父亲和祖父。

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新尝试中，试图将不同的世代、态度和事实概念化：出生于1912年的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将那些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称为“怀疑的一代”；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则谈到了“德国出身之弱”，意指历史和家庭的连续性已变得脆弱或完全断裂。然而，当大屠杀——这一直到很晚才被更广泛的公众所关注的事件——作为一项“由德国负责的历史道德巨型问题”（尤尔根·科卡语）而不再能被掩盖时，所有连续性的断裂都进一步加剧了。

1952年，在讨论向以色列国家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时，44%的受访者同意将支付30亿德国马克作为“赔偿”是多余的。一代人之后，即1979年，美国四集剧集《大屠杀》播出，尽管在几家ARD电视台的推动下，该剧并未在主频道播出，但仍吸引了2000万观众。其反响极其巨大。此前，只有在两次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中（当时有200多名受害者出庭作证），针对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群体的集体屠杀才首次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而现在，美国的娱乐工业将德国人自己的过去呈现在他们面前，同时也揭露了此前一直存在的掩盖程度。因为现在许多人的反应方式与以往截然不同。剧集《大屠杀》标志着该国心态的转变。人们几乎会认为，羞耻感、罪恶感，尤其是同情心，突然回到了德国。

但七十年代也是“希特勒热”的十年。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撰写的传记成为了畅销书，但在书中，犹太人的被屠杀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镜报》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位独裁者推上封面，直到2009年共计46次；而沃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则出版了他的访谈录，记录了人们对“您见过希特勒吗？”这一问题的“德国式回答”。对“元首”个人的僵化关注遮蔽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其他方面的审视。1977年离开东德的作家尤雷克·贝克尔（Jurek Becker）在回顾中描述，在东德，纳粹遗产问题几乎被完全外包了。在1945年之前，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中约有25%的党员和14%的议员曾属于纳粹党（NSDAP），但正如贝克尔所写，“法西斯主义与我们这些东德人无关”，“我们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摆脱了事实……关于纳粹时期的学校课程并非关于我们近期历史的课程，它讲述的总是那些可怕的‘外星人’的暴行，而我们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在红军的一定支持下击败了他们”。

2002年，由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领导的一个工作组出版了一本对话记录集，其标题已经明确暗示了受访者的免责态度：“爷爷不是纳粹”。同样的态度——对那些虽然不完全清楚、但更不愿承认其可能性的事情进行压抑——在九十年代中期两场名为“国防军罪行”的展览震惊全国时也得到了体现。乌尔里希·劳夫（Ulrich Raulff）1999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中总结道：“在巡展32座城市且参观人数接近100万之后，它成为了联邦德国最成功的政治展览。作为此类展览，它创造了意识层面的事实。”

但一个意识层面的事实具有怎样的半衰期？德国记忆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历史学、大学、媒体、博物馆以及各种公共论坛这些竞技场中，围绕着所谓的历史真相和所谓的正确道德立场而展开的博弈史。历史可以被消费，可以满足好奇心，可以用于娱乐。当时的联邦总统沃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1976年开幕的历史学家大会上发出了警告——德国“有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之危险”——不久之后，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得出了结论，认为该国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单一的文化博物馆化扩张”过程。吕贝将对“历史物品的快感”增加视为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这种进程不断加速，因此需要补偿。然而，只有那些不被视为负担的过去及其呈现领域，才适合承担这一功能。

此后，纪念活动——虽然进展过于缓慢，但确实在稳步推进——已扩展到所有受害者群体，最终也承认了辛提人和罗姆人、酷儿群体、精神或肢体残疾者以及其他群体的苦难。出版人兼活动家马克斯·措莱克（Max Czollek）以其热衷于论战的风格，将德国的记忆文化批评为“和解剧场”；而另一些人则面对反犹主义和极右翼立场的增加，对其有效性表示怀疑。卡尔·海因茨·博雷尔（Karl Heinz Bohrer）早在 2000 年前后就提出了关于德国人遭受戏剧性“商业损失”的论点，并提出疑问：德国人将历史意识狭隘地局限于纳粹统治时期，是否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即放弃了其民族历史。德国选择党（AfD）政治家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将纳粹时期称为德国历史上的“鸟屎”，以此歪曲了博雷尔的思考，并由此表明，他将迈克尔·施图默（Michael Stürmer）在 1987 年提出的主张——“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谁能填补记忆、定义概念并解读过去，谁就能赢得未来”——视为了行动指南。然而，人们应当将其视为一种警告。

那么，数十年来围绕德国这个“褐色肚脐”的徘徊究竟带来了什么？尼采曾警告说，将刀刃对准自己的根基是危险的，因为在“否定过去”的过程中很难“找到一个界限”。如果没有对隐藏在“记忆文化”这个模糊概念背后的所有问题进行严肃的搏斗，德国无疑会成为另一个国家。但那个国家绝对不会更好。

小邦之邦的幸福

从海滨遮阳椅到高山小屋：德国人最喜欢在德国境内度假——部分原因在于，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可以免受全球旅游业许多过度扩张现象的影响。

作者：Judith Lembke 和 Jakob Strobel y Serra

与德国和美国家庭在摩泽尔河畔共度的一个延长周末：在葡萄藤间徒步，在 Dr. Loosen 和 Markus Molitor 处品酒，在特拉本-特拉巴赫（Traben-Trarbach）闲逛，在河边草地上一起踢足球。我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极其普通的短途旅行。但我们那些原本只是路过的美国朋友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来自洛杉矶和休斯顿的游客来说，这里拥有陡坡的景观、提供自制香肠且由家庭经营的友好酒店，以及尽管享有世界盛名却依然为人谦逊的酿酒师，这一切都显得格外非凡。

孩子们随手拿个球，晚上独自在镇上走动，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来自过去某个更美好时代的遗迹；我们没有被快餐（Convenience Food）敷衍，这被他们视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奢侈；而这里的价格在他们看来低得令人惊讶。尤其是与他们度过暑假的圣托里尼相比，这种拥有陡峭雷司令葡萄园、沿宽阔河湾延伸的壮丽景观竟然没有被游客挤满，这让他们感到格外惊讶。他们反复提到“原汁原味”这个词。面对那个被挤满的希腊“Instagram岛屿”，摩泽尔河这种碎片化、家庭经营的旅游业，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在迪士尼乐园之后参观了一场乡村集市：真实且不加掩饰。同样，他们也这样看待当地人——在与美国游客接触时，当地人不会立刻厌烦地翻白眼，而是表现出真诚的兴趣。

他们一致决定，下一次欧洲之旅不再前往圣托里尼、伊比萨岛或圣特罗佩等旅游热点，而是前往德国的省份——而且他们不会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因为德国人自己早已意识到了家乡的旅游优势：在任何其他国家，他们度假的意愿和频率都不如在自己的国家。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去年 22 比例的旅行德国公民在德国境内度假，这一比例明显高于西班牙 (15 )、土耳其 (7,8 )、意大利 (7,7 ) 和希腊 (5,6 )。在短途旅行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 72 . 在德国旅游业的 1.92 亿次游客抵达中，有 1.55 亿次是德国人；在 4.97 亿个过夜数中，有 4.14 亿个来自德国人。

最受欢迎的度假地传统上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伐利亚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下萨克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在旅游强度方面，北部也毫无争议地位居排名之首。去年，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每位居民平均过夜数 21 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13 次，汉堡接近 9 次。巴伐利亚州为 8 次，联邦平均值为 6 次。

在国际比较中，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据，正如美国游客所体验到的那样：在南爱琴海岛屿，每位居民平均过夜数 177 次，南蒂罗尔 68 次，巴利阿里群岛 57 次。在价值创造方面也显示出，旅游业在德国经济生活中仅扮演配角。它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甚至不到 4 ，而在西班牙这一比例为 13 . 尽管如此，在由法国、西班牙和美国领衔的世界最重要旅游目的地名单中，德国仍位列相当体面的第八位。

在另一项领域，德国占据着顶尖地位，但这并非源于其营销技巧，而是由于其历史：地球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多样且丰富，这是数百年小邦割据（Kleinstaaterei）留下的遗产。由王国、公国和亲王国组成的领土碎片，其中有些甚至不比现在的县大，这留下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遗产宝库。

仅在图林根州，每隔几十公里就能遇到一座拥有华丽宫殿和剧院的迷人驻跸城市，因为魏玛、迈宁根、格拉和艾森纳赫的统治者们曾试图在光辉与荣耀上相互超越。就这样，他们在极小的空间内创造了集权制国家所不具备的文化财富。而在中莱茵河畔，40座曾经相互竞争的强盗骑士城堡鳞次栉比，使该山谷拥有全球最高的城堡密度。由于每位亲王、大公或小国王都维持着自己的风格并追随自己的偏好，德累斯顿看起来与慕尼黑截然不同，而柏林与汉诺威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更不用说像法兰克福或汉堡这样自豪的市民与商业城市了。

历史赋予了德国旅游业的特权，但同时也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尽管仍留有如此多的美景，但从美学角度来看，几乎没有比意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失去的所有辉煌更令人心痛的想法了——这种损失是其他任何文化国家都不曾承受的。如果德国有更多的城市像班贝格、奎德林堡或沃尔芬比特尔那样，如果法兰克福老城（曾被赞誉为欧洲最美的老城之一）不仅仅是以微小重建的形式存在，如果柏林城市宫殿像卢浮宫一样是原作而非幻象，那么德国在全球最受欢迎旅游国家排行榜上的名次可能会进入奖牌区。

与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多样且细碎的，还有这里的住宿选择。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几乎见不到全球连锁酒店，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家族经营的酒店、旅馆、度假公寓、露营地，偶尔甚至还能遇到一个空闲的“客房”（Fremdenzimmer），仿佛正与海因茨·埃尔哈特一起开着他那辆崭新的甲壳虫车在乡间穿行。

除了慕尼黑啤酒节、新天鹅堡或纽伦堡圣婴市场，在德国任何地方都不必担心被游客潮淹没。西班牙今年很有机会突破 1 亿国际访客的大关，且许多地方深受“过度旅游”之苦，而德国则远未达到这种冲击程度。在德国海岸线，人们又该把数百万游客安置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北海度假胜地圣彼得-奥尔丁（St. Peter-Ording），最多只能同时容纳 17.000 名过夜游客，而在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贝尼多姆，这个数字接近 100.000。

这同样有历史原因：独裁者弗朗哥从上层强推西班牙旅游业，因为这是为国家引进外汇、创造就业机会并提升西班牙国际声誉的有效手段。相比之下，国际游客前往德国——这个汽车制造商和化学工业的圣地——并非是因为某种国家主导的总体规划。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对国民经济而言是受欢迎的附加收益，但并非生存必需。与南欧国家不同，这个格林兄弟和巴伐利亚“童话国王”的国家不需要向全世界推销自己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提到“德国”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汽车，而不是城堡和半木结构房屋，而提到西班牙和希腊时，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沙滩和阳光的画面。

然而，德国国内的人不需要形象宣传活动就能意识到，他们在这里期待的不仅仅是汽车工厂和啤酒帐篷。不过，促进国内旅游的不仅是对波罗的海海滩的向往或对柏林式直率（Berliner Schnauze）的喜爱，还有德国人旅行习惯的改变。近年来，他们倾向于不再进行长假旅行，而是在一年中分多次进行短期旅行。而对于仅出行几天的游客来说，需要较短的旅途时间，这使得选择国内目的地更具吸引力。

在许多人看来，德国没有像中东那样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夏季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但气温仍比南欧温和，刷牙时不必担心水龙头里的病原体，且无需外语知识即可应对，这些都成为了在故乡度假的理由。

此外，让德国成为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的不仅是不存在不愉快的事，还有过去几年中增加的服务供给。那个在户外只能喝到“小壶咖啡”（Kännchen）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即使在德国最偏远的角落，也能喝到由意大利压力咖啡机萃取的浓缩咖啡，而素食者即使在乡村客栈也不必再仅靠配菜充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顶级餐饮和葡萄酒旅游业取得了最巨大的进步。以前，德国的美食家和葡萄酒爱好者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出国旅行才能满足需求。大批人群前往巴黎、皮埃蒙特、阿尔萨斯或南蒂罗尔，带着闪亮的眼睛回来——以及一个令人沮丧的认知：现在又要回到简陋的饮食状态了。如今，这种逃离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得益于300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人们在德国几乎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卓越的餐饮，其中仅东部地区仍略显薄弱，在美食地图上留有一些空白。有12家餐厅拥有全球仅授予162次的最高评价——三星级，48家餐厅拥有两星，而且即使在星级标准之下，德国的美食界也早已不再是恐怖与黑暗之地。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葡萄酒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至少在德国13个葡萄酒产区的大多数地区如此。一个典范是普法尔茨（Pfalz），它将传统上卓越的作物与高水准的餐饮相结合，且未忘却自己的根基。在瓦亨海姆（Wachenheim）的Hambel餐厅，这里供应着世界上最好的猪肚（Saumagen）；向南四公里处，德国最年轻的三星主厨丹尼尔·希姆科维奇（Daniel Schimkowitsch）在“L.A. Jordan”餐厅邀请客人们就座。而当葡萄酒爱好者向北或向南行驶几公里，他们会发现数百家品酒室、季节性酒馆（Straußwirtschaften）、精品酒店和葡萄酒店，能够满足所有愿望。

不仅是在德国葡萄酒之路，在摩泽尔河畔、阿尔河畔，以及莱茵黑森和法兰克尼亚地区，雄心勃勃的酿酒师们建造了极佳的葡萄酒精品店，德国葡萄酒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德国酿酒师接待客人的那种开放与热情，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任何曾在勃艮第忍受当地葡萄酒贵族之傲慢、在波尔多徒劳地敲击那些紧闭的城堡大门，或是在纳帕谷为了几口象征性的微量试饮而被索要 50 美元的游客，对此都会深有感触。

德国旅游业的许多从业者已经洞察时代趋势，拍掉身上的陈旧灰尘，用创新的想法武装未来——就像黑森林旅游协会那样，通过广告宣传将威廉·豪夫笔下阴郁的童话森林变成了“流行偶像”，并将黑森林少女的波伦帽（Bollenhut）升华为一种时髦的时尚配饰。其他旅游地区（如摩泽尔地区）正缓慢但更有力地从某种“睡美人”式的深沉睡眠中苏醒，而这种睡眠是他们在经济奇迹时期某个时刻陷入的。如今，只有极少数具有旅游价值的地区仍在昏昏欲睡。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被唤醒，哪怕是被那些为了逃离圣托里尼拥挤人群而而来的美国人唤醒。

插画 Edmon de Har

插画 Edmon de Haro

每一公里都在缓慢好转

想要亲身体验德国交通基础设施修复进展的人，可以在工作日行驶在 45 号高速公路（Sauerland 线）上。从吉森（Gießen）到哈根（Hagen）的大约 145 公里路段中——粗略地在行驶中计数——有 16 处桥梁施工点，涵盖了新建或加固工程。平均每九公里就会出现一次：减速，部分路段切换至对向车道，并在狭窄的车道中，以 80 公里的时速在大型货车之间艰难地挤行数公里。普通的施工点未计入在内。

A 45 高速公路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鲁尔区通往德国南部的第二条主要道路连接线。由于跨越 Sauerland 高地的桥梁众多，它曾被称为“高速公路之王”。但如今，这位“女王”已不再光彩照人。

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背负高达 5000 亿欧元的债务。 但这仅仅是应急之策。 德国作为经济据点还需要更多支持。

高速公路的翻修及其扩建早在 2025 年春季联盟党与社民党（SPD）就一项涉及 5000 亿欧元新债务的“基础设施与气候中和特别基金”达成一致之前多年就已经开始。即便有了这笔资金注入，这条重要道路连接线的修复仍将持续多年。在温登（Wenden）附近，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指示牌显示，一座——新的——桥梁新建施工点将一直持续到 2030 年。仍有许多桥梁新建工程在排队，其中许多尚在规划阶段。从经济角度看，这有利于土木工程公司，但对于高速公路驾驶者来说，长期负担依然沉重。

A 45 高速公路在 2021 年 12 月因拉梅德谷大桥（Rahmedetalbrücke）突然关闭而成为头条新闻，导致高速公路交通在随后数年里在附近的吕登沙伊德（Lüdenscheid）陷入拥堵且散发着废气。不久之后有消息称，该高速公路的所有 60 座大桥都需要更换。翻修积压的情况比此前预想的要严重得多。由于桥梁破旧，超过 44 吨的重载交通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进入该高速公路。

尽管前景黯淡，但向哈根方向行驶在 A 45 上也表明工作正在推进。自去年以来，拉梅德谷大桥的一半在仅四年的创纪录建设期后已开放通车。据称，第二半部分桥梁将于今年秋季开放。艾森（Eisern）、雷尔斯巴赫（Rälsbach）和林斯多夫（Rinsdorf）谷大桥已于今年完工，后两座经历了九年的建设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Autobahn GmbH）统计，A 45 上已有 12 座桥梁完成重建。在已翻修的路段，包括吕登沙伊德附近，车辆行驶流畅，这正是位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家乡 Sauerland 的企业所希望在各地看到的景象。汽车和卡车司机们享受着没有施工拥堵、平整均匀的路面。

对于德国作为经济据点而言，这还远未获得实质性收益。“每一座重新开放通行的桥梁当然都有帮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主管斯特凡·库茨（Stefan Kooths）表示。但对于那些计划绑定 20 或 30 年的投资者来说，其他因素更为关键：制度安全性以及基础设施长期融资的可靠性。库茨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制以系统性忽视基础设施实质而闻名，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糟糕的信号。他们宁愿去一个税率较低、虽然必须为使用道路额外付费但能获得长期优质基础设施的国家。”这位经济学家主张对高速公路行驶征收用户费，并相应降低矿物油税，以持久提升经济据点的质量。

作者：帕特里克·韦尔特（Patrick Welter）

相比之下，5000亿欧元的债务就像一块巨大的应急创可贴，仅用于填补未来12年最紧迫的需求。它并非一项旨在永久提升投资环境质量的基础设施计划。从结构上看，高速公路或铁路交通的融资将继续取决于各届政府的政治偏好。

这种采取应急措施并将深层变革推迟到未来的模式，贯穿于黑红政府（联盟党与社民党政府）大部分的改革政策中。医疗改革通过削减支出和增加缴费来填补最紧迫的资金缺口，并抑制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上升。然而，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财务问题的结构性变革，到目前为止仅在原则上有所宣布。护理保险的情况可能也会如此。旨在激励企业家增加在德投资的公司所得税改革，也将从2028年起逐步实施，而折旧优惠这一“创可贴”则旨在掩盖直到那时为止的空窗期。

唯有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通过引入强制性资本覆盖机制，带来了一项将产生持久稳定作用的结构性组件。在早期的养老金政策决议中，政府通过实施“母亲养老金”以及将可持续发展因子暂停执行五年，使养老金库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此次政府放弃了应急方案。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将其形容为“强力地向错误方向前进”。

企业投资意愿是衡量经济环境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但迄今为止，改革努力并未显著改善这一状况。经济研究人员推测，处于多年下降趋势中的重要私人设备投资可能已触底。去年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高于长期平均水平。但由于该数据系列波动极大，这一增长不能被视为明确的积极信号。

尽管政府在口头上强调改革，但经济学家认为投资环境质量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善。许多人认可能源政策或减少企业监管等良好方向，但怀疑政府是否能兑现承诺。富斯特表示：“社会改革处于危急关头，大部分能源政策亦然。政策的公信力正受到质疑。”他并不确定从2028年起降低公司所得税的计划是否能持续执行。而如果没有一个可信的投资环境政策，投资者很难增加投资。

“在监管方面，我没有听到企业界发出真正的宽慰之声，”位于科隆的亲雇主机构——德国经济研究所（IW）所长迈克尔·许特（Michael Hüther）说道。他批评政府没有简单地将欧盟的包装条例或薪酬透明度指令暂停执行五年。“这样的举措将具有象征意义，并能产生信任效应，”许特表示。

对改革的质疑也涉及基础设施。在洛桑IMD研究所最新的竞争力排名中，德国作为投资地的综合排名下降了四个位次，在70个国家中仅排在第23位。而基础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力下降则堪称剧烈：德国在此项排名中下降了11位，在70个国家中仅排在第39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夏季指出，复杂且漫长的基础设施规划与审批流程是导致大规模投资积压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糟糕的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人们担心国家无法将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资金进行合理支出。在5000 亿欧元中，有1000 亿欧元流向了联邦州和市镇，而这些地方并没有被强制要求将资金用于有利于增长的基础设施支出。如果这些资金被用于翻修露天泳池或建设幼儿园，短期内虽能帮助当地建筑业，但无法在经济增长方面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这正是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可能失效的地方。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政界倾向于将基础设施特别基金等预算外账户作为“资金转移站”：如果用特别基金支付常规的基础设施支出，那么在常规预算中就有更多资金可用于再分配或社会福利。这在某些选民群体中能赢得不少分数，但对经济增长毫无益处。

多家经济研究机构在研究中证明，这一过程正在全面进行。最近的一项研究由曼海姆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完成。根据该研究，今年联邦预算中面向未来的支出比例计划上升至23,1%。自2018,年（历史对比计算的第一年）以来，这一比例从未如此之高。就其本身而言，这是积极的。ZEW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内曼（Friedrich Heinemann）表示：“在基础设施方面确实已经有所改善。”该研究所将面向未来的支出不仅定义为基础设施投资，还包括教育、研究以及维护自然生存基础的支出。

但海内曼指出，政界利用特别基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财务可能性远未达到其宣布的程度。面向未来的支出越来越多地由特别基金资助，而其在核心预算中的比例则在下降——最近降至16,2%，比2023.年减少了四个多百分点。直白地说，这意味着：政界将面向未来的支出转移到其批准的债务资金池中，从而在常规预算中为消费性支出争取到更多空间。而承诺增加的基础设施支出则未能实现。

Ifo研究所的富斯特（Fuest）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将面临这样的风险：最终我们背负了更多债务，但基础设施仍未得到翻新。”国家已将其支出提高到经济产出的50%以上，且初步通过债务进行融资。富斯特说：“高政府支出占比意味着高税收、低投资环境质量、低投资和低增长。对此，唯一的办法是限制过度扩张的公共部门。”

与此同时，在 A 45 高速公路接近哈根（Hagen）的路段，驾驶员们很高兴看到国家将资金投入到道路基础设施而非仅仅用于公共消费。交通基础设施的此类全面翻修需要耗时多年，对此，只有通过加速和改进规划与施工流程才能有所改变，而单纯增加资金并无作用。铁路乘客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翻修走廊长达数月的封闭感到日益不满。

就在不久前，铁路公司为了进行基础翻修，已将柏林至汉诺威的远程交通线路完全封闭至 2027 年底。由于绕道行驶，行程时间延长了 80 分钟。根据以往走廊翻修的经验，之后情况是否会改善仍令人怀疑。“人们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通勤线路会被封闭这么久，而之后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不久前如此抱怨。但在 A 45 高速公路上情况并非如此——尽管仍需时日，但它正在一年年地、一公里公里地变得更好。

不久前，德国的能源供应还牢牢掌握在少数几家大企业手中。在 2000 年代，Eon、RWE、EnBW 和 Vattenfall 掌控着电力市场，天然气供应商之间也缺乏竞争。相比之下，能源转型则由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共同塑造——这为初创公司和规模化企业提供了开发新商业模式的机会。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五家。

用“二氧化碳吸尘器”制造绿色气体

利用一种类似于巨型吸尘器的设备从空气中过滤出有害气候的二氧化碳，然后借助太阳能将其转化为合成天然气、可持续航空燃料、船舶燃料或坦克汽油：这就是来自埃森的初创公司 Greenlyte 计划在未来以此盈利的方式。

在杜伊斯堡的一座试点工厂中，以 36 岁的弗洛里安·希尔德布兰德（Florian Hildebrand）为首的创始人已经证明了其技术的可行性。首座工业化工厂计划很快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马尔（Marl）动工。建成后，该工厂预计每年将从空气中分离约 1400 吨二氧化碳，并以此生产 200 吨绿色氢气，进而每年可产生高达 1000 吨的可持续甲醇。如果按液体计算，这大约相当于 1.26亿升。如果每辆油罐车容量为 20.000 升，则足以填满 63 辆油罐车。

甲醇是许多化学企业的关键基础原材料，这些企业将使用位于马尔化学园区（即工厂所在地）的产出。这是一个许多人深信不疑的愿景。自 2022 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已筹集了 6000万欧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

作为“肮脏”工业脱碳的手段，这项技术主要适用于难以实现电气化的行业。据希尔德布兰德称，该工厂生产的绿色燃料价格将是传统燃料的五到六倍。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团队的计算认为，如果将工厂建在太阳能发电潜力远高于德国的地方，整个项目将变得有利可图。

汽车电池的第二次生命

利用废旧和淘汰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电池储能系统：来自亚琛的 Voltfang 公司凭借这一想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去年我们的营业额增长了两倍，达到了千万欧元级别（两位数百万），预计今年将翻倍，明年可能再次翻倍，”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欧德桑吉（David Oudsandji）表示。

该公司最初主要为中型屋顶太阳能系统（例如超市屋顶或手工业企业）生产储能设备，而近期 Voltfang 也涉足了大容量电池业务。随着今年年初在阿尔斯多夫（Alsdorf）投入运行的一座大型储能设施，Voltfang 实现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最大的电网服务电池储能项目之一。

这家目前拥有 120 名员工的公司已进入市场约六年，其创始人兼管理者的年龄分别为 30, 32 和 34 岁。他们追求宏大的目标：建立“超级工厂”（Gigafabrik），即年总产能达到 1 吉瓦时。他们希望在 2030 年前实现这一目标。由于目前的储能热潮，Voltfang 几乎无法跟上订单的增长速度。

创始人大卫·欧德桑吉认为所谓的“共址项目”（Co-Location-Projekte）特别有吸引力，在这种项目中，发电方和储能方共享稀缺的电网连接点。今年 8 月，Voltfang 与风电场运营商 Alterric 在下萨克森州的贝尔内（Berne）风电场启动了首个此类项目。该项目计划于 2027 年 1 月接入电网。目前，创始人正在探索更多此类项目的可能性，并计划在未来与太阳能公园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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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随阳的家庭能源

来自科隆的初创公司 Spot my Energy 致力于为私人用户搭建一座通往电力市场的桥梁。创始人约亨·施维尔（Jochen Schwill）解释说，其目标群体是所谓的“产消者”（Prosumer）。施维尔过去曾通过“Next Kraftwerke”实现过一个类似的构想，但当时是将规模较大的设备整合进电力市场。Next Kraftwerke 在大约五年前被石油巨头壳牌（Shell）收购，施维尔随后离开了该公司。现在，他将这一模式应用于规模要小得多的私人消费者市场。

产消者是指既产生电力（例如通过屋顶太阳能系统或阳台电站）又消耗电力（通常通过热泵或充电桩进行大规模消耗）的家庭。Spot my Energy 希望为这些通常拥有家庭储能设备的住户开辟进入电力市场的通道。为此，该公司充当计量点运营商、电力供应商和优化商。用施维尔的话说：“我们就像一家新型的供应企业，掌握着家中大型设备的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控制。”Spot my Energy 为客户负责，确保光伏系统、

初创企业如何塑造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早已不再

仅仅是气候保护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参与其中的不仅是一些大型集团，

还有许多不同的参与者。

探讨如何通过二氧化碳捕捉设备、电解槽等赚取利润。

作者：纳丁·伯斯（Nadine Bös）和汉娜·德克尔（Hanna Decker）

热泵、电动汽车和储能设备能够“随风随阳”地运行。

这家自 2023 年进入市场的科隆初创公司目前拥有约 60 名员工，已连接了中五位数的客户数量。据施维尔提供的数据，该公司目前每月增长 2000 至 3000 名客户，每位客户都会从 Spot my Energy 获得一个智能电表、一套能源管理系统和一份电力供应合同。根据他的计算，该商业模式在客户数量达到六位数后才会盈利，但这在可预见范围内。“在一年半到两年内，我们将实现盈利。”

灵活高效的燃气电厂

未来的燃气电厂将在风力不足且阳光不够充足时产生电力。这通常是指小型燃气轮机——它们可以快速启动和停机，但效率并非最高。现代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由于能够利用产生的废热，其效率可显著提高至约 60%，但其运行的灵活性则稍逊一筹。此外，还有通过燃烧生物天然气来产生电能和热能的热电联产机组（Blockheizkraftwerke）。

来自巴伐利亚州埃雷辛（Eresing）的 Reverion 公司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技术：燃料电池。这些功率仅为 50 万瓦的微型电厂可以通过电化学方式（即无需燃烧）将天然气、生物天然气或氢气转化为电能。据该公司称，其效率达到了 74%，创下了世界纪录。另一个优势是：这些集装箱式设备还可以“反向”运行，即可以通过电解将多余的电力转化为可储存的气体（“电转气”，Power-to-Gas）。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斯特凡·赫尔曼（Stephan Herrmann）表示，这家 2022 年从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分拆出来的初创公司目前拥有七套设备，其中六套由农民使用生物天然气运行。理论上，在该过程中可以将燃料中所含的二氧化碳以纯净形式分离出来。该公司称，与传统电厂不同，这一过程不需要后续处理。分离出的二氧化碳可用于工业用途或进行永久储存。这使得在使用天然气发电时实现二氧化碳中和，而在使用生物天然气时甚至能实现二氧化碳负排放。由谷歌（Google）、Stripe 等公司组成的财团计划在未来四年内从 Reverion 采购总计 96.000 吨生物源二氧化碳。

但这并不是 Reverion 吸引投资者的唯一原因。该公司未来还计划为数据中心提供电力。几天前，这家获得联邦总统德国未来奖（Deutscher Zukunftspreis）提名的初创公司在 B 轮融资中筹集了 1.75 亿美元。加入投资的机构包括深科技基金 Kembara。凭借这笔新资金，这家巴伐利亚公司计划建立一座年产能为 250 兆瓦的工厂。为了有一天能实现盈利，提高产量从而降低制造成本至关重要。在目前的 220 名员工基础上，计划将增加至多 800 个岗位。

用于绿色氢能的电解槽

德国东部的各联邦州对氢能寄予厚望。由 Wifor 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Fraunhofer ISE）受行业委托编写并于 9 月中旬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到 2045 年，电解槽及其前置产品的生产每年可能创造高达 22 亿欧元的总增加值。

总部位于德累斯顿的 Sunfire 公司正是在生产这类电解槽——即利用（生态）电力将水转化为氧气和（绿色）氢能的设备。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目前拥有 700 多名员工，不仅分布在萨克森州，还分布在柏林、索林根和马格德堡。

尽管德国近期的启动进程相当缓慢，但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尼尔斯·阿尔达格（Nils Aldag）依然对这项技术充满信心。阿尔达格表示：“德国很早就提出了成为电解槽领先市场的目标，而这一目标依然成立。”他认为，这个新兴产业已经进行了投资并建立了产能。在技术方面，欧洲制造商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政治层面必须进一步刺激需求。

Sunfire 的客户中已经包括大型能源供应商。该公司正在为 RWE 位于林根（Lingen）的一个站点建造一台 100 兆瓦的碱性电解槽。不久前，20 个组件（“电堆”）通过船只和卡车从马格德堡被运往埃姆斯兰（Emsland）。该公司在西班牙和芬兰也在实施类似项目。

Sunfire 还在研发另一种技术：SOEC 电解槽。这种设备利用废热，因此效率显著提高，工作温度可达 850 摄氏度。在位于施瓦茨海德（Schwarzheide）、由巴斯夫（BASF）运营的劳齐茨工业园区内，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一套 50 兆瓦系统的测试设备。Sunfire 希望在此积累工业规模应用的经验，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总体而言，这家德累斯顿公司希望今年的 EBITDA 利润率能达到两位数百分比。

德国之尖

美国科技巨头在黑森州的乡村地区下单，中国代工厂使用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摄像头，而全球范围内的烧烤则在使用来自美因茨的玻璃。 三个案例展示了德国本土的可能性。 作者：Holger Appel 和 Johannes Winter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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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的计算设备

经济衰退是否不可避免尚在讨论之中，但关于衰退的议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然而，顶尖技术有时就简单地挂在墙上。它显得冷静而克制，技术毫无装饰，纯粹为了实用。控制柜代表了德国技术的精髓，以至于无论是在生产软糖还是豪华汽车的工厂里，全世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在其内部，集成了所有确保压力机能够加压、焊接机器人能够焊接，简而言之，确保一切按计划运行的电气和电子组件。

这段成功故事始于 65 年前在黑森州的乡村地区，当时控制柜还是一种手工定制的产品。Rittal 创始人鲁道夫·洛（Rudolf Loh）的想法很简单：通过标准化尺寸来加快组装和安装速度。那是经济奇迹时代，专业人才的匮乏程度至少与如今相当。

其子弗里德海姆（Friedhelm）因父亲早逝而过早地承担起责任。他在 90 年代初就意识到，当时新兴的 IT 数据中心所采用的宽度标准为 19 英寸的服务器机柜，具有类似的需求。当然，区别在于其门是由高级玻璃或铝材制成，而非简单的钣金。进入这一领域的决定，在刚刚开启的人工智能时代被证明是这家至今仍由家族持有的企业的幸运之举。

如今，每两个超大规模计算供应商（Hyperscaler）——这是 IT 领域对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的称呼——中就有一个向 Rittal 采购服务器机柜。美国科技巨头在德国下单，与并行计算的高性能芯片所产生的废热有关。由于电路板排列紧密，每个服务器机柜产生的热功率高达 20 万瓦。在公司总部所在地海格（Haiger），人们很早就确信，如此巨大的热量已无法通过传统的风冷方式排出。因此，公司采用了直接液冷技术，并从此销售配备所有必要组件的机柜。公司管理层表示，目前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考虑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这一表述可能还过于保守。

生产线上的眼睛

一篇轻率的帖子——这很少能与正式的写作等同——可以很快写就。但这类帖子往往忽略了德国中型企业中依然蕴含的创新力量，尽管它们面临着官僚主义、能源成本和其他不利于投资环境的阻碍。所有的组件是否都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以便汽车座舱内的显示屏随后能可靠地运行？

过去，虽然并非所有事情都更好，但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要大得多，在流水线的末端有一个工作岗位，由一名工作人员（通常是女性）将电路板置于一个盘子大小的固定放大镜下观察。如今，依靠肉眼的质量保证已成为过时模式。在工业生产中，摄像头取代了人类的眼睛，而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分析则取代了大脑。

这些能够发现微小生产缺陷的摄像头——不仅是在电子电路板上，还包括轮胎表面的裂纹或燃料电池的涂层缺陷——与每个人手机中携带的设备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目的根本不在于图像本身（当然，最理想的是清晰锐利），而在于获取机器可读的数据，且必须是实时获取，即延迟仅为几毫秒，同时在一年 365 天、全天候运行中保持可靠。因为一旦质量保证环节出现故障，通常整个工厂都会停产，这在生产组织中被称为“拉动原则”（Pull-Prinzip）。

这些严苛的要求成为了 Basler 公司的生存之源，这是一家来自阿伦斯堡（Ahrensburg）的摄像头制造商。这家中型企业的营业额略高于 2 亿欧元，出口份额超过 80%。出口额约有一半流向亚洲国家，其中一半又流向中国。我们询问该国在技术上是否已经处于同等水平。得到的回答是：在这个领域无论如何都无法建立起专利保护墙，必须时刻保持竞争力，尤其是要提供绝对可靠的产品。显然，中国企业家非常认可这种实干的次级美德。

玻璃烧烤

许多地方都在传，工业正处于深渊边缘，在技术上已被拥有超高速发展能力的美国和中国全球巨头甩在身后。是吗？德国在隧道挖掘、激光加工、锚固和锯切方面堪称大师。在烧烤方面同样如此。虽然人们很快会想到韦伯（Weber），但雄心勃勃的业余烧烤大师们最近倾向于选择拿破仑（Napoleon）。面对阿根廷牛排时，这绝非指那位法国统帅，而是一款带有“滋滋区”（Sizzlezone）——即后燃器的烤炉品牌。遗憾的是，在每个炎热的夜晚，总会有少量油脂滴入燃烧室，尽管定期清理，燃烧室最终仍会以“怠工”甚至“总罢工”来回应。因此，需要一项发明，既能让向上的热量通过，又能接住向下的滴油。

玻璃或许不会立刻让人想到，但位于美因茨的肖特（Schott）专家们想到了，他们正以此为 Outdoorchef 的烧烤艺术家们提供供应。更准确地说，是玻璃陶瓷，它在德国制造并被用于加热。该产品名为 Nextrema，Outdoorchef 为其赋予了“Blazinglas”这一营销名称，并称其为一场“针对所有已知红外线燃烧器的革命”。这件玻璃陶瓷精品可承受 900 度的高温，允许红外热量通过，并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油脂起火、烟雾或火焰等令人不悦的副作用。牛排和香肠是基本功，但肖特的高管们还承诺能烤出精致的鱼类、优质的蔬菜和顶级的汉堡。

这种玻璃陶瓷分两步生产：玻璃熔炼（包括热成型）和陶瓷化。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性能，其中包括在宽温度范围内膨胀系数接近于零。此外还具有抗外部冲击的韧性，820 度的温度波动对其而言并非挑战。因为当天空突然下雨，或者人们想直接将玻璃组件浸入冷水中清洗时，必须能够承受这种温差。

肖特深知烧烤市场竞争激烈，Nextrema 是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王牌。顺便一提，这种玻璃陶瓷还适用于盖子的观察窗，或作为披萨石。在“家族亲属”中，它就是我们熟知的 Ceran 电陶炉灶台，或者是我们在全球最大望远镜中较少听闻的 Zerodur。瞧瞧，当你如此无忧无虑地与朋友们站在烤炉旁时，竟然能接触到如此之多的世界顶尖技术。

用人工智能拯救生命

当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时，语言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奥拉夫·哈恩（Olaf Hahn）对此深有体会。他是位于什未林（Schwerin）的西梅克伦堡综合调度中心的团队负责人。这里每天接收约 250 通紧急电话。其中每周有几通电话的拨打者既不会说德语，也无法用英语沟通。直到两年前，调度中心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无法为他们提供帮助。对于拨打者来说，这可能是戏剧性的；而对于调度中心的员工——即“调度员”来说，这至少是一种心理负担。“这些人都有‘救助情结’，否则无法在我们这里工作，”哈恩说道。

如今，外语电话已不再是那么大的障碍。调度中心拥有一套人工智能（KI）系统，能够自动记录通话内容、识别语言并进行同步翻译。“你能听到对方的母语，同时获得翻译结果，”哈恩说。反向沟通同样可行：调度员可以用德语回答，而拨打者则能以其母语听到。

哈恩回忆道，有一次电话那头是一位绝望的母亲。她不会说德语。直到翻译出现才揭晓：她的孩子失去了意识，且似乎已停止呼吸。调度员随即派遣了救护车，并向这位母亲解释了在救援到达前如何通过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维持孩子的生命。由于保密要求，哈恩不能透露该案例的更多细节。至于最终结果如何，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自动翻译，人们几乎无法在电话中帮助这位母亲。

如今，其他调度中心也配备了此类系统。虽然目前它们仅能改善个别紧急电话的沟通，但人工智能在紧急情况下的应用潜能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常规资源达到极限的情况下，例如今年欧洲的大规模森林火灾，或 2021 年造成 135 人死亡的阿尔河谷（Ahrtal）洪水。在灾难面前，关键在于对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图像、获取并评估信息。所有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天生擅长的任务。

虽然自什未林调度中心引入该系统以来尚未发生过灾难性事件，但团队负责人哈恩表示，危险确实存在。被称为“海岸高速公路”的 A 20 高速公路穿过他的管辖区域。即便在今天，大多数触发自动翻译的电话就来自这条交通大动脉。“东欧的人们会打电话过来，”哈恩说，“如果那里发生严重恶劣天气，或者一座桥梁坍塌，我们必须预料到会有大量外语电话。”

届时，技术将提供帮助。但人们也必须了解其弱点。虽然哈恩表示，翻译的精准度令他及其员工感到惊讶，但系统首先必须正确识别语言。尤其是乌克兰语和俄语，系统有时会将其混淆。“这时调度员必须介入并手动设定语言，”哈恩说，前提是员工能正确识别该语言。

人工智能程序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可靠。盲目信任它们可能会导致做出错误决定。尤其在灾难情况下，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在应用任何人工智能时，人们必须自问：提供的信息有多可靠？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单纯不知道某事”会比依赖可能错误的信息更好？

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的专家们。他们正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更深层地整合到应急调度中心的决策流程中。“由于涉及医疗紧急情况，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埃里克·里茨克（Eric Rietzke）表示。他领导着“应急响应与恢复管理”能力中心，并寄希望于一种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占据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技术：“符号人工智能”。

该理念基于向计算机编程固定规则，使其据此解决问题。其结果是可追溯且可验证的。但这种方法在任务过于复杂、规则、例外或歧义过多时会遇到瓶颈。语言就是这种情况：仅凭词汇表以及语法和拼写规则，从未能开发出强大的语言模型。直到深度学习出现，计算机才能通过无数示例学习语言的运作方式，才取得了成功。图像识别的情况也类似。只有通过深度学习，如今的AI系统才能区分猫和狗，或区分损坏的桥梁与完好的桥梁。但这种方法是有代价的：人们再也无法追溯AI做出决策的依据。

符号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固定规则构建护栏，让现代语言模型在其中运行。“我认为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机会，”里茨克说。在美国和中国在语言模型领域竞争的同时，德国可以将语言模型与符号人工智能结合成一个整体系统。通过这种方式，他表示，“我们可以创建值得信赖的应用”。

在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中，德国往往显得掉队。 但这里正在产生一些不以规模而论，而以可靠性为准的应用：即在防灾减灾领域。

作者：皮奥特·海勒（Piotr Heller）

“我们可以创建值得信赖的应用，”他说。

研究项目“Prioritas”展示了这将如何实现：一旦调度中心收到紧急电话，AI会同步监听。它能帮助调度员决定如何尽可能快地将人员送往医院（如有必要）。“因为调度员必须处理海量数据，”里茨克说：该人员患有什么病？人在哪里？车辆到达那里需要多久？直升机需要多久？直升机随后前往诊所需要多久？诊所是否具备接收能力？此外还涉及天气状况以及起降场的问题。

AI在通话过程中会获取所有这些信息。然后，它可以提出建议，例如：“13号救护车正处于一项非紧急行程中，我们应该将其抽调并重新调度，”里茨克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调度员因缺乏全局概览而无法独立想出的建议。符号部分则是决策可以在其中移动且系统必须遵守的规则集。它们可以说是决策中不可动摇的边界条件，例如：出现何种医疗体征必须将人员送往医院？哪些救护车行程是非紧急的？

里茨克目前正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多个调度中心测试该系统。“它目前更多地针对个体情况，但在灾难情况下，调度中心也必须发挥作用，届时该系统可以提供帮助，”他说。由于在灾难期间线路可能会过载，另一个应用场景是将等待队列中的呼叫者引导至语音AI。AI可以进行初步筛选：“您只是想向我们报告一项观察结果，还是发生了紧急情况？”紧急情况将进入优先通道，而其他报告则由AI接收并处理。不过，DFKI目前仍在对该应用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正致力于此，旨在为现场救援人员提供清晰的局势概况。如今，救援人员在应对洪水和森林火灾时已经使用无人机或遥控车辆，对灾区进行拍摄，利用激光传感器进行扫描，或使用红外热成像相机搜寻人员和阴燃火点。DLR的约阿希姆·格茨（Joachim Götz）表示，这会产生大量的传感器数据，“因此需要利用人工智能（AI）方法从视频中提取信息。”格茨在名为“Resitek”的项目中研究这一实现方式。

举个例子：在洪水救援行动中，必须了解哪些道路可以通行。图像识别AI系统可以为此分析无人机图像并提供信息，例如：“这里曾有一座桥，但已被摧毁”，或者：“这条路仍然可以通行。”这些信息随后汇总到中心，并显示在地图上。格茨说：“下一步将是开发一个可以就局势进行提问的聊天机器人。”这里的挑战在于系统的训练。格茨表示：“AI是通过数据训练的，但灾难是罕见的”，因此学习材料相对匮乏。用户必须考虑到，提供的信息可能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准确。

DLR的研究人员于6月在阿尔河谷（Ahrtal）演示了该系统。他们模拟了一场类似于2021年的洪水。一辆两栖车辆在遥控下穿过阿尔河，并从下方检查一座桥梁。一架无人机自动飞越该区域，利用红外传感器搜寻人员。格茨解释道：“它配备了一个扬声器，可以通过它与人员取得联系：‘您需要帮助吗？如果需要，请挥手！’”。AI识别出挥手动作，并将信息转发至指挥中心。随后派遣一架救援直升机，不过在这次演示中，直升机仅在空域数据中进行模拟。无人机为模拟直升机让路，因为空域的自动协调同样是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格茨说：“这样可以释放资源。”

该系统的部分功能已经投入使用。巴伐利亚红十字会使用的一架无人机，其数据会自动纳入局势图。2026年5月，当基姆高阿尔卑斯山脉（Chiemgauer Alpen）的绍吕塞尔科普夫峰（Saurüsselkopf）发生森林火灾时，该无人机探测到了隐藏的阴燃火点。该系统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扩展，因为数据最终是自动分析的。未来，在灾难发生时，数十架无人机可以收集信息。约阿希姆·格茨还设想了其他数据源。他说：“考虑到城市，未来那里将出现自动驾驶车辆。”在灾难发生时，它们也可以提供视频和测量值，并纳入局势图中。

如果2021年阿尔河谷洪水期间就拥有这样一个系统，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格茨说：“这无法防止灾难的发生。”但能够更快地获得局势图，并让无人机和直升机在同一空域协同工作，可以提高效率。“在灾难情况下，效率最终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及时获得帮助。”

当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许多警告被忽视了。当时有欧洲洪水预警。在最严重的洪水发生前四天，联邦政府就发出了警告。关于后来发生灾难的阿尔河受灾区域，此前已有预测报告。然而，正如现在所清楚的那样，人们即便被疏散，也为时已晚。许多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洪水。

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马库斯·赖希施泰因（Markus Reichstein）因此建议对预警系统进行范式转移。粗略地说，这些系统的运作分为六个步骤：首先测量气象数据，据此预测天气；通过天气可以确定危险：哪里可能发生河流泛滥或森林火灾？第四步是评估影响：哪些道路可能会被淹没？人员和基础设施在何处面临危险？基于此，在第五步推导出预警，在第六步做出决定，例如：是否应该撤离？

“到目前为止，这并非基于人工智能，”赖希施泰因表示。他与同事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阐述了这种情况将如何改变。虽然目前的天气预报运行良好，但在预测影响方面则较为困难。“尤其是涉及局部现象时，传统方法往往失效，”他说。因为要对物理世界进行如此精细的建模，以至于能准确计算出某条街道的水位将上升到多少，这过于复杂。

赖希施泰因表示，相反，利用经过全球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直接从气象数据推断出影响是可行的。谷歌目前正通过“洪水预报”（Flood Forecasting）项目开发此类应用，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基于人工智能的极端天气影响预测。

人工智能还可以改进预警系统的下一步，即实际的预警过程。水位线或洪水预报是抽象的。“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建直观展示潜在影响的图像：例如，您的街道将会变成这样，房屋将被淹没至二楼，”赖希施泰因说。此外，通过关于人类行为的信息，可以向个人发送个性化的预警。虽然人工智能无法因此阻止灾难的发生，但至少可以帮助人们避免陷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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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体育界在9月底于巴登-巴登上演关于慕尼黑与科隆 / 莱茵-鲁尔之间谁将成为奥运候选城市的决选时，与此同时似乎还存在着另一场竞争：人们能为2036年、2040年或2044年夏季奥运会的国家申请者注入多少意义，赋予多少情感期待。

如果听听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托马斯·魏克特、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以及某种程度上作为“机械之神”通过视频录像出现的尤尔根·克洛普所说的话，结果可能会在计分板上这样闪烁：铜牌——阻止尤其是下一代人的身体机能衰退。银牌——阻止社会的崩塌。金牌——防止德国民主的瓦解。

实际上已经没有更多可期待的了。尤其是当你字面上理解“奥运会”（Spiele / Games）这个词时：根据定义，“游戏 / 比赛”首先应该是某种无目的的行为。

当然，奥运会从未是无目的的，因为它们规模太大，成本太高，而且，是的，太具有代表性。但尽管如此，它们首先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理念。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人们着迷的还有让-德拉波（Jean Drapeau），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蒙特利尔市长期间爱上了奥运会的理念。直到今天，这座加拿大城市仍是奥运五环标志下最大规模失败的警示案例。其体育场在模型中看起来像构建的未来，其大胆倾斜的塔楼本应像帐篷一样撑起UFO形状混凝土碗状建筑的顶棚，但不幸的是，直到奥运会结束11年后才完工。此外，还留下了约10亿欧元（按今日计算）的债务山，直到2006年，即30年后才还清，尽管德拉波曾说过，奥运会“不可能产生赤字，就像男人不可能生孩子一样”。而且，当时的比赛被兴奋剂污染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主办城市来说，情况不可能比这更糟糕了（如果撇开随后1980年莫斯科和1984年洛杉矶两届奥运会的政治抵制不谈）。

但在今年夏天，在庆祝1976年那届奥运会50周年之际，人们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麦考德-斯图尔特博物馆（McCord Stewart Museum）中挤在一起，既惊叹于其宏伟的设计，也惊叹于那些宏伟的讽刺漫画集——画中将让-德拉波画成挺着孕肚，将体育场碗状建筑画成马桶，将东德女游泳运动员画成不可逾越的（视觉）围墙。

展览的标题“An Olympic Feat”（一项奥运成就）显然带有积极的含义。随附的文字赞美这些奥运会“留下了塑造城市认同感的持久印象”，并将“魁北克对业余体育的持久热情和更广泛的参与视为最重要的遗产之一”。英文单词“Legacy”（遗产）是国际奥委会（IOC）的一个流行词，这在德国的讨论中也将成为关键。

无论如何，其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即便在举办奥运会时运气不佳，依然能从中获得收益。尽管人们必须承认，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地方爱国主义和怀旧情结。

德国在迄今为止举办的两次奥运会中确实运气不佳，分别是半个多世纪前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1936年的代表性主要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幻象，向世界掩盖（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的真实面貌。虽然当时已经包含了一个绝妙的讽刺——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通过四枚金牌，让纳粹政权的真实本性显得荒诞可笑，马库斯·索德在巴登-巴登也再次指出了这一点。但这并未改变整体欺骗计划奏效的事实，世界被蒙蔽了。

1972年的代表性则完全不同，它是作为另一个崭新德国的欢快反面方案而构思的。尽管这些奥运会最终以灾难收场——以色列代表团的人质危机导致12人死亡：但如果仅看在慕尼黑建造的设施，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德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建设项目能比它散发出更多的乐观与轻盈（柏林墙倒塌属于另一个范畴，在此不予讨论）。以中心地带的世纪之作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核心，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了体育本质的寓言：那种轻盈漂浮的印象，有时正是超凡努力的结果。

因此，如果慕尼黑的第二次尝试能同样充满信心地开始，那将是初步的成功。为此，首先幸运的是，体育场依然是原来的那个，既没有像弗朗茨·贝肯鲍尔曾激进主张的那样被炸毁，也没有被丑化成一个毫无灵魂的足球商业神庙。它以一种迷人的方式保留了其影响力，以至于在21世纪，它一方面体现了可持续性，同时依然代表着未来：一个德国制造的奥运金标准。

但其他一切则要困难得多。这次奥运会能代表一个怎样的德国？首先，德国人这次更难展示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必须首先自我确认——而且必须补充一点，鉴于目前的政治局势以及笼罩在全国之上的抑郁情绪，结果尚不确定。

“我们也必须给人们一个快乐的消息。”时任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慕尼黑第一次尝试前反驳批评者时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竟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慕尼黑（66.4%）和北威州（66%）两次全民公投结果如此积极，其背后可能也隐藏着这一动机：在如此多的危机与失败之中，人们渴望一个积极的叙事。渴望终于（再次）能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

另一方面，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已完全不同。这首先体现在—。

为下一代赢得金牌

德国终于再次踏上了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道路。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机遇。 作者：克里斯蒂安·坎普 (Christian Kamp)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第一位运动员究竟何时能在慕尼黑起跑——以及是否真的能起跑。关于 2036 年的决定预计将在 2029 年夏天做出。但为了在十年后做好准备，慕尼黑，以及德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正如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 (Dominik Krause) 在获胜时刻所强调的那样。但即便慕尼黑立即全速冲刺：中央车站的翻新到那时也不会完工，奥运村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 2036 年的预测是：这不仅仅是体育层面的挑战。

但在这一方面，1972 年或许也是奥运历史上一个格外幸运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奥运会的规模（当时还不大）与政治的塑造力（当时大得多）如此契合，以至于能够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成就。

但这不应阻碍德国再次尝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由于奥运会不像车站或机场的启用那样可以推迟，国家将被迫缩短政治决策路径，尽管为此而产生的那个冗长的词汇看起来就像是负责的官员在键盘上睡着了：奥运投资加速法（Olympiainvestitionsbeschleunigungsgesetz）。不仅是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民主必须重新变得更擅长“执行”，以免失去民众。一个令人兴奋的未来实验，竟然是

插图：埃德蒙·德·哈罗 (Edmon de Haro)

在巴伐利亚州，由州长索德尔 (Söder) 和市长克劳泽代表的黑绿联盟共同在奥运的轨道上飞驰。

但奥运会不应仅被视为跨党派的，而应被视为一个跨政治的、面向整个国家的机遇。简而言之：将德国现有的最优秀的东西挖掘出来。在工程艺术、城市与交通规划、生态学，以及设计等各个领域。在这里，完全可以再次出现像 1972 年奥特尔·艾舍尔 (Otl Aicher) 那样的超越性理念。首席设计师艾舍尔在 1967 年的组织委员会中对此表示：“与其解释存在一个不同的德国，不如将其展示出来。”这句话至今依然睿智，尤其是当你将这种“展示”进一步理解为一种塑造的意志时。

这样一项不仅本身要求极高，而且在细节上都追求极致的尝试，在 21 世纪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是一个笼罩在所有事情之上的重大问题。索德尔在巴登-巴登表示，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奥运会不应在资金问题上失败。

但总得有人买单。据市长克劳泽称，成本预计约为 100 亿欧元，其中 50 亿用于举办（可回收资金），50 亿主要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在不刻意提及蒙特利尔教训的情况下：如果能真正大致遵守预算，本身就将是一种“奥运纪录”。

因此，使奥运会的益处可见化将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紧迫的必要投资而言。这是第二个且至少同样巨大的挑战：带动全国民众参与，既要有代表性，也要有真实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慕尼黑的申办方案完全采用了 1972 年的复古风格，并配以当时的帆船合作伙伴基尔（Kiel），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启动信号。转型？统一？难道没有发生过什么吗？人们将拭目以待，在以上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为首的领导下，慕尼黑将如何证明他们对公众参与是认真的——并且慕尼黑并非首要地想单方面地参与：参与联邦政府的税金。

让我们再次回到“遗产”（Legacy）以及国际奥委会（IOC）的话题上，国际奥委会之所以热爱那些美好的故事，是因为它们更容易推销。人们确实可以感到遗憾，首先是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及其申请流程），随后是柏林（及其政治结构）选择了胆怯。试着乐观地设想一次：在2040年，即两德统一半个世纪之后，将奥运会和残奥会作为一场自由的庆典来庆祝，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宏大的构想？

虽然柏林现在不需要像2036年的主办城市那样，必须面对纳粹奥运会这一世纪沉重的负担，但它也将回顾一个长达100年没有举办奥运会的历史。人们乐于与之比较的巴黎和伦敦，不仅各自已经举办了三次，而且在近代史上，两年前的巴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而2012年的伦敦依然被认为如此成功，以至于那里已经在考虑再次尝试申请。

思考奥运会不能不进行宏大思考。但决定成功的，最终往往在于细节。这才是真正的“遗产”，也是国际奥委会感兴趣的地方，但最终这仍是自身的责任：让奥运会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触手可及。让体育设施得到维护、翻新或新建；让体育课得到提供和扩充；果断处理学校与俱乐部衔接这一重大课题。让包容性变得更加自然而然。让体育不仅成为一个未来议题，而且被理解为真正的未来驱动因素。“把奥运会还给孩子们”曾是柏林申请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现在，必须由其他人来实施它。

在巴登-巴登做出决定之前，将于12月卸任的DOSB主席魏克特列举了所有四个申请城市仅通过申请过程就为体育事业取得了哪些成就。其中一些听起来不错，但有些则仍包含太多的政治假设。

而正是在这里，体育与政治必须共同创造约束力。据估计，全德国体育场馆的翻修需求高达310亿欧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体育十亿计划”听起来仅仅像是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尤其是这笔资金并非每年拨付，而是在为期四年的立法周期内拨付。

许多关于成功的小故事，将比一个宏大故事更为重要，这也符合对政治塑造能力的信任。宏大故事可以帮助书写这些小故事，但为此，首先需要让计分板上亮起另一种光芒：为那个“让尽可能多的人从奥运会中获益”的承诺赢得金牌。即便德国最终未能获得主办权，这将依然留下一些宝贵的价值。

星期五，9. 10月 2026 · 第 234 / 41 D0 期

出版人：尤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卡斯滕·克诺普（CARSTEN KNOP）、贝尔托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

共同重新思考德国。塑造未来。

未来将带来什么？德国目前处于什么位置，想要走向何方——以及它在欧洲和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份服务于德国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今天的版本将跨部门地探讨这些问题。与往年一样，本期报纸将目光投向未来，阐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核心未来议题。

特别增刊“是什么让德国强大”将重点关注德国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什么？优势在哪里——以及为了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什么？

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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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Freitag, 9. Oktober 2026 · Nr. 234/41 D1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1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30 Tote nach Angriff auf Bushaltestelle

WARSCHAU. Bei einem russischen Luftangriff auf die ostukrainische Großstadt Kramatorsk sind am Donnerstagmorgen 30 Menschen getötet worden. Sie kamen nach Angaben des staatlichen Notfalldienstes der Ukraine ums Leben, als eine russische Gleitbombe an einer Haltestelle einen Linienbus traf, der infolge des Angriffs vollkommen ausbrannte. 18 weitere Menschen wurden zum Teil schwer verletzt. Auch ein zweiter Bus brannte völlig aus. Die Militärverwaltungen der Städte Kramatorsk und Slowjansk ließen wegen der stark verschlechterten Sicherheitslage den Personennahverkehr einstellen. Durch andere russische Angriffe im Gebiet Donezk kamen am Donnerstag vier Menschen ums Leben, teilte der Militärgouverneur von Donezk, Wadym Filaschkin, auf Telegram mit. Bereits in den Tagen zuvor hatten russische Streitkräfte öffentliche Verkehrsmittel in Kramatorsk mit Drohnen angegriffen. Die Stadt gehört zum ukrainischen Festungsgürtel im Donbass. Zwar sind die Hauptstraßen von Kramatorsk mit Antidrohnennetzen gesichert, doch schützen diese nicht vor Raketen oder Bomben. Nach einem russischen Raketenangriff auf ein Wohnhaus in der zentralukrainischen Stadt Pryluky am Mittwoch stieg die Zahl der Todesopfer auf 22. lock.

Was Deutschland stark macht

Ist es die Regierung, ist es die AfD, sind es Einwanderer oder junge Unternehmer? In der Beilage stehen die Antworten. Seiten B 1 bis B 12

Im Schutz der Dunkelheit Im nächtlichen Pendelverkehr bringen Tanker Öl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Das hat seinen Preis. Politik, Seite 8

Shows made in Germany Der deutsche Museumsboom hält an: Gute Ausstellungen haben viele Gäste, neue Bauten immer jüngere Besucher. Feuilleton, Seite 16

Die Macher vom Land Familienbetriebe tragen mehr zur Wirtschaftskraft Deutschlands bei, als man vermuten würde. Wirtschaft, Seite 21

Schlacht der Hintermänner Demnächst boxen Fury und Joshua gegeneinander. Ihr erstes Duell wird auch zum Machtkampf der Promoter. Sport, Seite 44

Günstiger wohnen Teilweise sind Preise für Wohnungen gesunken. Für den Neubau kommt es auf weniger Bauvorgaben und Normen an. Immobilien, Seite 28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30

Ermittlungen gegen SPD-Politiker Ahmetovic

HANNOV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nnover ermittelt gegen den SPD-Bundestagsabgeordneten Adis Ahmetovic. Ein Sprecher der Behörde bestätigte der F.A.Z. am Donnerstag, dass die Immunität Ahmetovics aufgehoben wurde. Zu den Vorwürfen machte er keine Angaben. Ahmetovic ist Vorsitzender der hannoverschen SPD. Der Parteiverband ist mit einem Korruptionsverdacht konfrontier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 bereits gegen den früheren Präsidenten der Region Hannover, Steffen Krach (SPD), und den Vorsitzenden der niedersächsischen SPD-Landtagsfraktion Stefan Politze. bin.

Schluss mit der Miesmacherei

Sie sind die stillen Alltagshelden. Wie sie könnte auch jeder andere etwas dazu beitragen, dass es hierzulande gut läuft: indem man einfach den Besen in die Hand nimmt und nicht nur auf der Bank sitzt und darauf wartet, dass andere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Auf geht's: Natürlich läuft nicht alles rund im Land. Aber es hilft auch nicht, alles nur schlechtzumachen. In der auflagenstärksten F.A.Z. des Jahres schauen wir deshalb unter anderem auf Menschen, die Tag für Tag dafür sorgen, dass eben nicht alles zugrunde geht.

Thorsten Frei irritiert über Umgang in der Koalition

„Verstörend, wenn wir Kompromisse kleinreden“ / F.A.Z.-Interview

BERLIN. Der Unionsfraktionsvorsitzende Thorsten Frei (CDU) hat sich irritiert gezeigt über den Umgang in der Koalition miteinander und zügige Reformen gefordert. Es gehe darum, für das Land gute Lösungen zu finden, die auch morgen und übermorgen noch überzeugend seien. „Ich finde es verstörend, wenn wir in der Koalition selbst diese Kompromisse kleinreden“, sagte Frei im F.A.Z.-Interview. „Wie wollen wir denn dann andere von unseren Leistungen überzeugen?“ Frei hob allerdings auch hervor, dass er „bei den Sozialdemokraten ein klares Bekenntnis zur gemeinsamen Koalition“ sehe und ihn das zuversichtlich stimme. Es gebe zwar in seiner Fraktion Abgeordnete, die vor allem mit dem Tempo der Reformen sehr unzufrieden seien. Das könne er nachvollziehen, das gehe ihm oft auch so. „Aber jeder weiß, dass es jetzt nicht anders geht.“

Im Koalitionsausschuss am Mittwochabend hatte es zwar keine schriftlichen Beschlüsse gegeben, allerdings wurde die Atmosphäre als konstruktiv beschrieben. Besprochen wurde unter anderem, wie es mit den bereits beschlossenen Reformen weitergeht; man vereinbarte eine zügige Umsetzung. „In dieser herausfordernden Zeit ist es ein wichtiges Signal, dass die Koalition ihr Reformpaket weiter mit Nachdruck vorantreibt“, sagte Frei. „Entscheidend ist ein zügiger Abschluss.“

Gesprochen wurde im Koalitionsausschuss auch über die erste Wahl eines Landtagspräsidenten der AfD in Magdeburg. Das Gespräch dazu soll sachlich verlaufen sein, hieß es aus der Bundesregierung. „Wir sind uns darin einig, dass eine erfolgreiche Arbeit der Bundesregierung das beste Mittel ist, um die politischen Ränder zurückzudrängen“, sagte Frei im F.A.Z.-Interview. Er forderte die SPD auf, von einer Koalition mit der Linken in Berlin abzusehen: Es stimme ihn „nachdenklich, wenn unser Koalitionspartner überall dort, wo er Wahlmöglichkeiten hat, sich für die andere Seite entscheidet“. Zusammen mit CSU-Landesgruppenchef Alexander Hoffmann und SPD-Fraktionschef Matthias Miersch verschickte Frei im Anschluss an den Koalitionsausschuss eine SMS an die Abgeordnet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Wir sind fest entschlossen, unser Land nicht den Extremisten zu überlassen“, hieß es darin. (Siehe Seiten 2 und 12.) elo./mawy.

Rot-Grün-Rot erzielt erste Einigung in Berlin

Verständigung auf Sondierungen / Plan für den Fall antisemitischer Vorfälle gefasst

BERLIN. Linke, Grüne und SPD in Berlin haben sich darauf verständigt, Sondierungen über eine gemeinsame Regierungsbildung aufzunehmen. Die drei Parteien stellten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zwei Papiere vor, in denen sie ihre Ablehnung von Antisemitismus und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festhalten. Die Vorgespräche, die zu der Vereinbarung führten, hatten Grüne und SPD verlangt, um fragliche Positionen der Linken zu klären.

Die Einigung enthält einen Mechanismus, der bei antisemitischen Vorfällen aus den Reihen der drei Fraktionen greifen soll. Sollte es diese geben, greifen demnach Regularien der drei Parteien und Fraktionen, die „Konsequenzen bis hin zum Ausschluss von Mitgliedern“ vorsähen, heißt es. Die Parlamentarischen Geschäftsführer sollen zudem die Möglichkeit haben, ein Expertengremium mit drei Fachleuten einzusetzen, um einen möglichen Vorfall bewerten zu lassen. Die Fraktionen hätten dann auf Grundlage dieser Bewertung über Konsequenzen zu entscheiden. Der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Steffen Krach sagte, dieser Mechanismus greife auch bei Kontakten einzelner Abgeordneter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Die Senatsmitglieder und Funktionsträger in Fraktionen und Parteien trügen im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betonten Vertreter der drei Parteien. „Antisemitismus hat in Berlin keinen Platz“, sagte die Linke-Landesvorsitzende Kerstin Wolter.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sei „unverhandelbar“.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haben sich die

Verhandlungspartner zudem darauf verständigt, die Neuköllner Linken-Abgeordnete Vanessa Emde nicht in die Fraktion aufzunehmen. Emde gilt als Trotzkistin und gehört der Linken-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an. Eine Regierungsbeteiligung sieht sie skeptisch. Wolter bestätigte die Berichte nicht, sagte mit Bezug auf die Regelungen ihrer Fraktion jedoch: „Alle, die Abgeordnete geworden sind, haben eine Vereinbarung unterschrieben, dass die Beschlüsse der Partei bindend sind.“ Wer sie nicht einhalte, werde sanktioniert. Der Grünen-Fraktionsvorsitzende Werner Graf sagte, sollten die drei Parteien eine Koalition bilden, „dann geben wir als Regierung ein Schutzversprechen für alle Jüdinnen und Juden ab“. (Siehe Seite 12.) stk./pau.

Steinmeier: Deutsche bleiben gute Europäer

PARIS.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hat dem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versichert, die Deutschen blieben „gute Europäer“. Steinmeier sagte das während eines dreitägigen Staatsbesuchs in Frankreich am Donnerstag in Paris, nachdem er zuvor die jüngsten Wahlen in Deutschland erwähnt hatte. Bei diesen hatte die AfD sehr stark abgeschnitten. Zum Besuchsprogramm gehört auch die Besichtigung einer Forschungseinrichtung in Bordeaux, in der Atomwaffentests und Kernfusion simuliert werden. (Siehe Seite 4.) elo.

Italiens Parlament billigt Melonis Wahlrechtsreform

Das italienische Parlament hat am Donnerstag die umstrittene Wahlrechtsreform von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gebilligt. In geheimer Abstimmung votierten 227 Abgeordnete für das Gesetz, 164 dagegen. Meloni hatte vor der Abstimmung mit ihrem Rücktritt gedroht, falls die Reform im Parlament scheitern sollte. Der Senat, die zweite Parlamentskammer, hatte das Vorhaben bereits gebilligt. Die Reform führt ein reines Verhältniswahlrecht ein, das Bündnissen mit mehr als 42 Prozent der Stimmen einen Sitzbonus und so eine parlamentarische Mehrheit garantiert. (Siehe Seite 8.) F.A.Z.

Literaturnobelpreis für Anne Carson

FRANKFURT. Die kanadische Schriftstellerin Anne Carson erhält in diesem Jahr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Das teilte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in Stockholm mit. Carson, geboren 1950 in Toronto, studierte in ihrer Heimatstadt und lehrte an verschiedenen Universitäten. Ihr Werk umfasst Essays, Übersetzungen und Romane. Es basiert zum Großteil auf der Beschäftigung der Autorin mit altgriechischen Texten. Besonders bekannt ist ihr Langgedicht „Rot“, das einen Teil der Herakles-Geschichte aus der Perspektive seines Opfers Geryon schildert. (Siehe Feuilleton, Seite 13.) s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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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Wut der Verzweiflung

Von Berthold Kohler

In Paris haben sich zwei Präsidenten voneinander verabschiedet, die beide im kommenden Frühjahr aus ihren Ämtern scheiden. Der Besuch Steinmeiers bei Macron könnte aber auch für den Abschied von einer Epoche stehen, in der, bei allen Unterschieden, sowohl in Berlin als auch in Paris Anhänger und Verteidiger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und der europäischen Einigung den Kurs ihrer Länder bestimmten.

Es ist nicht unwahrscheinlich, dass in Frankreich nach Macron Marine Le Pen in den Élysée-Palast einzieht. In Deutschland wird niemand mehr für verrückt erklärt, der eines nicht allzu fernen Tages auch eine Bundeskanzlerin Weidel für möglich hält (die selbst der ultrarechten Französin zu extrem ist). Käme es zu dieser doppelten Machtübernahme, dann würden auch im Zentrum Europas die Zentrifugalkräfte überhandnehmen, die schon jetzt an der EU zerren. Dann würden nicht nur die Anhänger der AfD und des RN jubeln, sondern auch Putin, Trump und Xi.

Das ist auch den Koalitionspartnern in Berlin klar: Sie wüssten, dass die deutsche Demokratie vor einer historischen Bewährungsprobe stehe. Gemeint ist damit natürlich der Vormarsch von AfD und Linkspartei. Doch statt alle Kraft aufzuwenden, um den Extremisten durch die Beseitigung der real existierenden Probleme den Wind aus den Segeln zu nehmen, fahren Union und SPD sich weiter wechselseitig an den Karren, als gäbe es schon kein demokratisches Morgen mehr.

Die Wut der Verzweiflung, wie sie jetzt aus Pistorius herausbrach, darf nicht dazu führen, dass die von rechts und links attackierte politische Mitte sich auch noch selbst angreift. Eine solche Autoimmunerkrankung wäre ein unbezahlbares Geschenk für die internen und externen Feinde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und des europäischen Projekts. Steinmeier versprach in Paris, die Deutschen würden gute Europäer bleiben. Vor zehn Jahren, als er und Macron in ihre Ämter gewählt worden sind, hat man daran noch nicht zweifeln müssen.

Die Krise des BND

Von Mona Jaege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sagte vor Kurzem,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efinde sich schon jetzt auf Augenhöhe mit dem Mossad und dem MI5. Da kann man für den israelischen und britischen Dienst nur hoffen, dass das nicht stimmt. Denn die eklatanten Sicherheits- und Regelungslücken, die der Fall August Hanning offenlegt, sind erschreckend. Sie beunruhigen auch die internationalen Partnerdienste, auf die die Deutschen so sehr angewiesen sind. Die britischen Geheimdienste überprüfen derzeit offenbar alle Informationen, die sie an den BND übermittelt haben. Das Misstrauen ist offenkundig.

Wie Satire wirkt, dass niemandem beim Aufklärungsdienst BND aufgefallen ist, dass 2000 Dokumente offenbar ohne großen Aufwand über den Büroleiter des Präsidenten an den früheren Chef Hanning gelangt sind, über Jahre. So zumindest die Vorwürfe, die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gegen Hanning und seinen früheren Büroleiter erhebt. Erstaunlich ist auch, dass sich Hanning offenbar keine allzu große Mühe gab, die gestohlenen Dokumente zu verstecken. Die Hamburger Ermittler, die sein Haus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Block-Prozess durchsuchten, wurden wohl schnell fündig. Da fühlte sich jemand ziemlich sicher.

Es besteht unter anderem der Verdacht des Landesverrats. Im Falle einer Verurteilung könnte Hanning mehrere Jahre ins Gefängnis kommen. Er gehört zu einer ganzen Gruppe von früheren Geheimnisträgern, die unverantwortlich mit ihrem Wissen und Einfluss umgehen. Sie saßen an den obersten Stellen der Macht, waren mit der Sicherheit Deutschlands und seiner Bürger betraut, aber das war ihnen nicht genug. Sie vergoldeten ihr Wissen und ihre Kontakte in Beraterfirmen.

Dafür mussten sie in der Regel noch nicht einmal Gesetze brechen, denn der Staat erlaubt seinen Geheimnisträgern erschreckend viel nach dem Ausscheiden aus dem Staatsdienst. Dabei müssten für Beamte auf Lebenszeit, was diese Leute meist sind, auch strenge Regeln auf Lebenszeit gelten. Loyalität darf nicht beim Verlassen des Büros enden. Die Politik muss die Karenz- und Transparenzregeln schleunigst verschärfen.

Es ist nun ein Leichtes, sich mal wieder über den BND, überhaupt die deutschen Dienste lustig zu machen. Schlapphüte eben. Die schlecht informiert sind über die russischen Angriffspläne auf die Ukraine und bei den NSU-Morden jahrelang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ermittelten. Tatsächlich heißen sie aus gutem Grund Nachrichten- und nicht Geheimdienste. Denn allzu viel Geheimes taten sie jahrzehntelang nicht. Aber auch das gehört zur Wahrheit: Gerade die Politiker, die sich über die Schwäche der deutschen Dienste mokierten, waren jahrzehntelang nicht bereit, sie mit schlagkräftigen Instrumenten auszustatten. AfD und Linke wollen den Verfassungsschutz am liebsten ganz abschaffen.

Die politische Mitte hat sich dagegen endlich durchgerungen, die Dienste gut auszustatten. Schon jetzt können sie mehr, als sie dürfen: Hackback, Sabotageaktionen, Telekommunikationsüberwachung. Es ist ja richtig, die deutschen Dienste sollten eines Tages auf Augenhöhe mit Mossad und MI5 sein. So fatal der Spionageskandal rund um Han-

Die Reform der Dienste darf wegen des Falls Hanning nicht scheitern. Sie werden gebraucht.

ning ist, die Reform der Nachrichtendienste darf dadurch nicht ausgebremst werden.

Deutschland wird jeden Tag angegriffen, da hat der aktuelle BND-Präsident Martin Jäger vollkommen rech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hat Deutschland ins Fadenkreuz Russlands gerückt. Aber auch andere fremde Mächte, allen voran Iran und China, tummeln sich im Cyberraum und führen mit ihren Wegwerfagenten auf deutschem Boden nichts Gutes im Schilde. Schlimm genug, dass Jäger mit seiner Botschaft bei vielen Bürgern nicht durchdringt. Oder wie ist sonst zu erklären, dass in Leipzig durch russische Saboteure fast ein Flughafen in die Luft geflogen ist, im benachbarten Sachsen-Anhalt wenige Tage später aber Putins Parteifreunde von AfD und BSW zusammen die absolute Mehrheit holten?

Wer eine große Machtfülle hat, dem muss entsprechend auf die Finger geschaut werden. Insofern ist es gut, dass auch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r Kontrollrechte Teil der Nachrichtendienstreform ist. Aber auch so wird sich ein Fall wie der von Hanning und seinem Büroleiter nicht verhindern lassen, wenn die entsprechende kriminelle Energie vorhanden ist.

Der BND und sein Präsident Jäger müssen nun verlorenes Vertrauen zurückgewinnen und für einen anderen Geist in den eigenen Reihen sorgen. Die Zeitenwende zum handlungsfähigen Nachrichtendienst muss gelingen. Das geht mit einer Menge Verantwortung einher. Es ist Zeit, dass sich jeder Einzelne dessen bewusst wird.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wird es nicht geben“: Thorsten Frei
Foto Daniel Pilar

„Können uns keine Abenteuer erlauben“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glaubt an die Koalition – obwohl sie selbst Errungenschaften schlechtrede. Ein Gespräch über die Ungeduld in den eigenen Reihen, den Aufstieg der AfD, Auswirkungen einer rot-grün-roten Koalition in Berlin – und seinen Vorgänger Jens Spahn.

Herr Frei, können Sie uns erklären, was eine Reform ist: nur eine finanzielle Reparatur oder eine strukturelle Änderung, die das Leben der Menschen besser macht?

Unsere ganze Politik ist darauf ausgerichtet, das Leben für die Menschen besser zu machen. Dazu gehören beispielsweise die Lohnnebenkosten, die wir mindestens stabil halten wollen, damit den Arbeitnehmern genügend Netto vom Brutto bleibt. Mit stabilen Lohnnebenkosten halten wir auch die Kosten für die Unternehmen in Grenzen, damit die Arbeitsplätze nicht ins Ausland abwandern. Nur so können unsere Unternehmen wettbewerbsfähig bleiben.

Wo muss gespart werden?

Nehmen Sie etwa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oder die Pflegeversicherung. Da kommen wir um Einsparungen nicht herum, weil wir eine alternde Gesellschaft sind. Zudem muss es strukturelle Veränderungen in vielen Bereichen geben, um die Systeme funktionsfähig und bezahlbar zu halten. Eindrücklich sieht man das bei der Reform der Rentenversicherung. Da soll Schluss sein mit dem, was wir in der Vergangenheit gemacht haben: Die Rentenversicherungsbeiträge sind gestiegen, die Zuschüsse aus dem Bundeshaushalt an die Rentenversicherung auch, und das Rentenniveau ist trotzdem gesunken. Das kehren wir um und bieten eine Perspektive für die Rente der nächsten 25 bis 30 Jahre, die eben nicht auf dem Alterssicherungsniveau von 48 Prozent verharren soll, sondern – im Gegenteil –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deutlich ansteigen wird.

Wie weit?

Schon in den 2040er Jahren soll durch den Einstieg in das Kapitaldeckungsprinzip das Rentenniveau bei 50 Prozent und mehr liegen.

Aber erstmal haben die Menschen die Sorge, dass sie nicht mehr abschlagsfrei nach 45 Jahren in Rente gehen können. Oder, im Rahmen der sogenannten Rente mit 63, auch mit Abschlägen.

Man wird auch in Zukunft früher in Rente gehen können, wenn man das will oder die Tätigkeit es erfordert. Dann muss man aber – versicherungsmathematisch korrekte – Abschläge in Kauf nehmen. Das ist der Vorschlag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Sie hat auch Vorschläge gemacht für Menschen, die lange eingezahlt haben und kurz vor der Rente zum Beispiel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nicht mehr in ihrem Beruf arbeiten können. Die Betroffenen können eine soziale Schutzrente bekommen, also weiterhin nach 45 Beitragsjahren abschlagsfrei in Rente gehen. Das ist ein insgesamt überzeugendes Konzept, das Spielräume zulässt und das ich gerne so umsetzen möchte.

Und Sie würden vermutlich auch gerne einen Gesetzentwurf von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dazu haben.

Ich bin sicher, dass Ministerin Bas in Kürze entsprechende Vorschläge machen wird. Dann haben wir eine Grundlage, auf der wir beraten können.

An dem Entwurf wird nun schon seit drei Monaten gearbeitet. Ganz schön lange, oder?

Ja, das ist eine lange Zeit. Aber ich bin davon überzeugt, dass man diese Zeit im Ministerium gut genutzt hat. Für uns als Union ist entscheidend, dass man das vo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vorgeschlagene Paket vollständig umsetzt. Deswegen warten wir im Zweifel noch zwei Wochen und bekommen dann ein komplettes Rentenpaket. An dieser Stelle geht Gründlichkeit vor Schnelligkeit.

Auch beim Koalitionsausschuss am Mittwochabend konnte aber weiter kein Fortschritt vereinbart werden – ist der Zeitplan für die Rentenreform noch in diesem Jahr überhaupt noch zu halten? Einspruch! In dieser herausfordernden Zeit ist es ein wichtiges Signal, dass die Koalition ihr Reformpaket weiter mit Nachdruck vorantreibt. Entscheidend ist ein zügiger Abschluss.

Sie haben auf dem Weg zu einer Pflegereform entscheidende Konfliktpunkte ausgelagert in eine Kommission. Festgelegt haben Sie sich aber darauf, dass Kinderlose mehr bezahlen müssen. Ist das gerecht? Ich kann nachvollziehen, dass viele Betroffene diese Regelung im Gesetzentwurf der Bundesregierung als ungerecht empfinden, insbesondere diejenigen, die ungewollt kinderlos geblieben sind. Kinder zu haben, hat aber auch ökonomische Konsequenzen. Kinder kosten Geld. Zudem: 86 Prozent der Pflegebedürftigen werden zu Hause versorgt. Wenn man keine Kinder hat, ist man in der Regel eher auf die Solidargemeinschaft angewiesen. Daher steigt der Beitrag für die Kinderlosen jetzt von 0,6 auf 0,9 Prozent. Das ist nicht schön für die Betroffenen, aber ich halte es systemisch für gut vertretbar.

Die Zahl der Pflegebedürftigen steigt und steigt. Wie lange hält das System das aus?

Vor neun oder zehn Jahren hatten wir in Deutschland 2,8 Millionen Pflegebedürftige. Heute sind es 6,4 Millionen. Wenn wir die Dinge so weiterlaufen lassen, müssen wir bald von zehn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ausgehen, die unter den Begriff Pflegebedürftigkeit fallen. Ich bin davon überzeugt, dass dies ein sehr verzerrtes Bild der Realität ist.

Ist es gerecht, wenn Menschen, die nie etwas in die Sozialsysteme eingezahlt haben, so behandelt werden wie Menschen, die über viele Jahre ihre Beiträge entrichtet haben?

Nein, das empfinde ich persönlich nicht als gerecht. Unsere Sozialversicherungssysteme funktionieren in der Regel so, dass derjenige, der eine Leistung bekommt, zuvor etwas einbezahlt haben muss.

Ist es eigentlich eine Frage der Gerechtigkeit oder der Mathematik, wie viel Rente jemand bekommt?

Es gilt das Äquivalenzprinzip: Wer mehr einbezahlt, der kriegt auch mehr raus. Dieses Prinzip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rk geschliffen worden. Aber wir müssen es für die Zukunft grundsätzlich erhalten. Zu glauben, dass ein System, das derart mit demograph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konfrontiert ist wie das deutsche, unabhängig von den Regeln der Mathematik funktionieren kann, ist ein absoluter Trugschluss. Wir müssen uns so organisieren, dass es gerecht zugeht, auch zwischen den Generationen.

In der Union hört man häufig, man müsse bei den Reformen zu viel Rücksicht auf die SPD nehmen. Ist die Geduld mit dem Koalitionspartner bald am Ende? Die Rahmenbedingungen sind eine echte Herausforderung. Trotzdem bin ich dagegen, dass man Politik nach dem Motto macht: Friss oder stirb! Deswegen ringen wir um Kompromisse, um die besten Lösungen für das ganze Land. Und zwar im Rahmen der parlamentarischen Mehrheiten, die uns dafür zur Verfügung stehen. Also heißt meine Antwort: Nein, wir machen den Sozialdemokraten nicht zu viele Zugeständnisse. Und Geduld braucht man in der Politik immer.

Als das Kabinett jetzt die Veränderungen in der Pflegeversicherung beschlossen hat, sagte die SPD-Unterhändlerin Dagmar Schmidt, man habe das Schlimmste verhindert. So klang FDP-Chef Christian Lindner kurz vor dem Ende der Ampel. Ist es denn schon wieder so weit?

Nein, so weit ist es nicht. Da bin ich mir sicher. Gleichwohl ist es schwierig, wenn wir selbst unsere Errungenschaften als kleinsten gemeinsamen Nenner schlech- reden. Was das Kabinett zur Pflege beschlossen hat, das ist eine tragfähige Verbesserung des Systems, das ohne Reform bis 2030 in größte Schieflage kommen würde. Um nur einen Punkt zu nennen: Wir stärken die Früherkennung und Rehabilitation: Jeder Versicherte ab dem 60. Lebensjahr wird künftig Anspruch auf eine Früherkennungs-Untersuchung „Check-up 60+“ haben. Denn der beste Schutz vor Pflegebedürftigkeit beginnt mit der Prävention.

Besonders laut und oft wettert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uela Schwesig, gegen die Reformpolitik der Koalition in Berlin.

Jeder von uns sollte sich sehr genau überlegen, welchen Beitrag er oder sie zum Gelingen des Ganzen leisten kann – nicht nur zur Stabilisierung der Koalition. Es geht darum, für dieses Land gute Lösungen zu finden, die auch morgen und übermorgen noch überzeugend sind. Ich finde es verstörend, wenn wir in der Koalition selbst diese Kompromisse kleinreden. Wie wollen wir denn dann andere von unseren Leistungen überzeugen?

Haben Sie das Gefühl, dass einige Sozialdemokraten aus dieser Koalition rauswollen oder sie bewusst beschädigen?

Ich sehe bei den Sozialdemokraten ein klares Bekenntnis zur gemeinsamen Koalition. Das stimmt mich zuversichtlich. Der ernsthafte Versuch in dieser Koalition, das Bestmögliche für unser Land zu erreichen, ist auch der einzig verantwortungsvolle Weg. Das gilt für Union und SPD.

Sehen Sie das klare Bekenntnis auch in der Aufforderung des Vizekanzlers Lars Klingbeil an Ihre Partei, die CDU müsse sich nach der Wahl eines Landtagspräsidenten von der AfD mit mehr Stimmen als erwartet erklären?

Keiner kann wissen, wer wie bei einer geheimen Wahl abgestimmt hat. Die CDU hat klargestellt, dass sie sich nach Rechts- und Linksaußen abgrenzt. Diese Klarheit erwarte ich auch von unseren Partnern. Sondierungsgespräche mit einer extremistischen Partei in der Bundeshauptstadt aufzunehmen, ist ein Tiefpunkt.

Aber wie erklären Sie sich, wie es dazu kommen konnte, dass der AfD-Kandidat vier Stimmen mehr bekommen hat, als AfD und BSW hatten – und was folgt für Sie daraus?

Wir sollten uns nicht ins Reich der Spekulationen begeben. Und wie gesagt, die CDU hat eine eindeutige Beschlusslage im Verhältnis zu anderen Parteien.

Im Koalitionsausschuss hat die Landtagspräsidenten-Wahl in Magdeburg aber trotzdem für Gesprächsstoff gesorgt?

Selbstverständlich haben wir über die aktuellen Ereignisse in Magdeburg und Berlin gesprochen. Wir sind uns darin einig, dass eine erfolgreiche Arbeit der Bundesregierung das beste Mittel ist, um die politischen Ränder zurückzudrängen.

Im Bundestagswahlkampf im Januar 2025 hat der damalige Kanzlerkandidat und heutige Kanzler Friedrich Merz kurzfristig seinen Kurs angepasst und einen Migrationsantrag im Bundestag gestellt, war das eine zu impulsive Handlung?

Nein, es war kein impulsiver Schritt. Die Entscheidung wurde im Lichte der damaligen Gemengelage getroffen, und zwar sowohl inhaltlich wie auch parlamentarisch. Von ihr waren die einen mehr überzeugt, die anderen weniger. Am Ende wurde sie gemeinsam getroffen – nach intensiver Beratung.

Sie haben also auch keine Sorge, dass der Kanzler jetzt unter Druck oder weil es schlecht läuft für ihn und seine Regierung, impulsiv handeln und die SPD doch rausschmeißen könnte?

doch rausschmelpen könnte: Nein, das kann ich ausschließen. Das lie- fe auf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hinaus, und die wird es nicht geben. Dazu ist unsere Haltung ganz klar. In diesen ge- politisch, sicherheitspolitisch und wirt- schaftlich so fordernden Zeiten können wir uns keine Abenteuer erlauben. Wir haben den demographischen Wandel so- wie einen Reform- und Investitionsstau, und das alles erfordert starke politische Akteure. Aber die Wahl- und Umfrage- ergebnisse lasten auf uns. So ehrlich muss man sein. Trotzdem wäre es unver- antwortlich, jetzt einen anderen Weg zu beschreiten. Ich kenne niemanden, der das ernsthaft diskutiert.

Aber die acht Ministerpräsidenten Ihrer Partei hielten es doch offenbar für sehr wichtig, bei ihrem Unterstützungsschreiben für „den Kanzler“ gleich klarzumachen: Bei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gilt das nicht.

Es ist ja kein Fehler, das Eindeutige noch einmal zu unterstreichen.

Aber Sie bekommen doch gerade jetzt als Fraktionsvorsitzender mit, wie groß die Unzufriedenheit in Ihren Reihen mit der SPD ist – und dass es durchaus bei manchem die Sehnsucht gibt, es ohne Sozialdemokraten zu versuchen.

Nein, das erlebe ich nicht so. Natürlich gibt es in der Unionsfraktion, so wie es das wahrscheinlich auch in der SPD-Fraktion gibt,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ie sehr unzufrieden sind – bei uns vor allem mit dem Tempo der Reformen. Das kann ich nachvollziehen. Auch mir geht es oft so. Aber jeder weiß, dass es jetzt nicht anders geht.

Ihr Vorgänger als Fraktionsvorsitzender, Jens Spahn, hatte teilweise mit dramatischen Auswirkungen Schwierigkeiten, die Mehrheiten sicherzustellen. Bei nur zwölf Stimmen Mehrheit für die Koalition muss der Haushalt im Herbst noch verabschiedet werden, schon jetzt schimpft man darüber viel in der Union. Können Sie die Mehrheit sicherstellen? Das ist meine Aufgabe. Es stimmt aber, dass wir einen Haushalt beschließen müssen, der viele Herausforderungen birgt. Der Entwurf ist zwar rechts- und verfassungskonform, aber enthält jede Menge Zumutungen für unsere Fraktion. Beschlossen hat diesen Haushaltsentwurf aber das ganze Kabinett, weshalb er Grundlage für unsere Überlegungen sein muss. Verbessern wollen wir den Haushalt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natürlich schon. Dafür schauen wir uns sowohl die Einnahmen wie auch die Ausgabenseite an. Einige Schmerzpunkte müssen wir beseitigen. Aber am Ende können wir nicht alle glücklich machen. Trotzdem bin ich zuversichtlich.

Wenn wir schon bei Ihrem Vorgänger sind: Haben Sie in der jüngsten Vergangenheit ab und zu mal gestaunt beim Verhalten von Jens Spahn?

Wir reden regelmäßig miteinander. Deshalb weiß ich, dass er die ein oder andere Entscheidung heute anders treffen würde.

Kann Spahn, nachdem er gerade wieder zurücktreten musste, noch eine größere Rolle in der Fraktion spielen?

Das entscheidet die Fraktion, und das entscheidet er. Er hat sehr deutlich zum Ausdruck gebracht, dass er sich jetzt um die Familie und seinen Wahlkreis kümmern will. Ich halte das für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Wundern Sie sich darüber, was der Landesverband Ihres sozialdemokratischen Koalitionspartners gerade in Berlin anbahnt: eine Koalition mit der Linken? Die Linke in Berlin ist ein ganz besonders radikaler, ich möchte sagen, extremistischer Landesverband – von der Nähe zum Antisemitismus und den kriminellen Clans über die Vergesellschaftungsphantasien bis zu den irritierenden Äußerungen über unsere Polizei, der kriminelle Strukturen unterstellt werden. Darauf reagiere ich allergisch, denn mein Vater war Polizist, und mein Bruder ist Polizist. Mit einer solchen Partei dürfen sich SPD und Grüne nicht gemeinmachen. Das gilt insbesondere, wenn es zu einem solch inakzeptablen Bündnis auch eine parlamentarische Alternative gäbe.

Ihre Generalsekretärin hat im F.A.Z.-Interview gesagt, eine rot-grünrote Koalition in Berlin wäre eine schwere Belastung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Aber hätte es auch tatsächliche Konsequenzen?

Ich bin ein pragmatischer Mensch und bleibe bei meiner schon dargestellten Lini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müssen Union und SPD versuchen, das Beste für unser Land zu erreichen. Nichtsdestoweniger stimmt es mich nachdenklich, wenn unser Koalitionspartner überall dort, wo er Wahlmöglichkeiten hat, sich für die andere Seite entscheidet. Das werden wir sehr offen thematisieren.

Die Fragen stellten Eckart Lohse und Matthias Wyssuwa.

In der CDU Sachsen-Anhalt tobt ein Machtkampf

Nach der Wahl des AfD-Politikers Rausch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brechen alte Gräben auf / Von Reinhard Bingener, Hannover

In der sachsen-anhaltischen CDU wird weiter mit harten Bandagen um Macht und Posten gekämpft. Bei der geheimen Abstimmung über den künftigen Landtagspräsidenten Tobias Rausch (AfD) sind am Dienstag abermals tiefe Risse in der Fraktion zutage getreten. Der Fraktionsvorsitzende Sven Schulze hatte vor der Abstimmung angekündigt, seine Fraktion werde sich enthalten. Tatsächlich enthielten sich im Plenum insgesamt nur fünf der anwesenden 14 CDU-Landtagsabgeordneten. Der AfD-Politiker erhielt zudem vier Jastimmen mehr, als AfD und BSW gemeinsam Sitze haben, die zuvor beide angekündigt hatten, für Rausch zu stimmen. Auch wenn manche CDU-Politiker öffentlich auf eine mögliche False-Flag-Operation von SPD, Grünen oder Linken verweisen, bezweifelt tatsächlich kaum ein Unionspolitiker, dass diese Jastimmen aus der CDU-Fraktion kamen.

Dafür gibt es mehrere mögliche, nicht zwingend miteinander in Konkurrenz stehende Erklärungen. Aus der AfD und auch aus CDU-Kreisen verlautet, dass es Absprachen gegeben haben könnte, die Rausch zusätzliche Stimmen aus der CDU verschafften. Im Gegenzug dürften viele AfD-Mandatsträger den CDU-Landtagsabgeordneten Carsten Borchert zum Landtagsvizepräsidenten mitgewählt haben. Ein zusätzlicher Teil der Absprachen könnte dem Vernehmen nach auch die bevorstehende Verteilung von Ausschussvorsitzen sein, die mit etwas mehr Geld und Reisemöglichkeiten verbunden sind.

In Magdeburg wird zudem darüber spekuliert, dass auch CDU-Stimmen bei der Abstimmung über den künftigen Ministerpräsidenten Teil solcher Übereinkünfte sein könnten. Der AfD-Fraktionsvorsitzende Ulrich Siegmund will sich im Dezember im Landtag zur Wahl stellen. Die AfD befeuert solche Gerüchte, in Reihen der CDU ist man zurückhaltender und verweist darauf, dass die Wahl des Landtagspräsidenten und die Wahl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zwei sehr unterschiedliche Angelegenheiten seien.

Bei all diesen Vorgängen sind die Gräben innerhalb der CDU-Fraktion mitzudenken, die teils schon seit Jahren bestehen. Die Lage eskalierte durch den Schritt von Sven Schulze, sich kurz nach seiner desaströsen Wahlniederlage und trotz seiner Rolle als weiterhin amtierender Ministerpräsident zum Fraktionsvorsitzenden wählen zu lassen. Schulze setzte sich bei der Abstimmung knapp mit 8 zu 7 gegen den bisherigen Fraktionsvorsitzenden Guido Heuer durch. Die Kombination beider Ämter durch Schulze wird von vielen in der Partei sehr kritisch betrachtet.

Kurz vor der Abstimmung hatte Schulze angekündigt, das Amt des CDU-Landesvorsitzenden aufzugeben. Sein parteiinterner Gegner, der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 Sepp Müller, erklärte umgehend, beim Parteitag Anfang Dezember für den Landesvorsitz anzutreten. Das Schulze-Lager sucht derzeit nach einem Gegenkandidaten. Müller ist parteiintern eng mit dem abgelösten Fraktionsvorsitzenden Guido Heuer verbündet. Bereits kurz vor der Landtagswahl gab es Treffen und Aktionen dieses Lagers, die sich gegen Schulze und sein Umfeld richteten, was bis hinauf zu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für Empörung sorgte.

Beide Lager haben nach Einschätzung von Parteikennern jeweils einen festen Kern von rund fünf Personen. Bei der Wahl des Kandidaten für das Landtagsvizepräsidentenamt setzte sich Borchert fraktionsintern mit 7 Stimmen zu 5 Stimmen gegen Daniel Sturm durch. Das war ein Sieg des Heuer-Lagers, dem Borchert zugeordnet wird. Nicht ganz klar ist, inwieweit es zwischen dem Heuer-Lager und dem Schulze-Lager auch strategische Differenzen mit Blick auf die AfD gibt. Beim Heuer-Verbündeten Sepp Müller ist auffällig, dass er seine Kritik derzeit auf die Linke kapriziert und weniger auf die AfD. Parteiintern gibt es deshalb verbreitet die Einschätzung, dass die Stimmen für den AfD-Politiker Rausch aus dem Heuer-Lager gekommen sein dürften. Zum Heuer-Lager wird auch der frühere Bildungsmi nister Marco Tullner gerechnet, der ein scharfer Kritiker Schulzes ist. Tullner spielt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offen mit dem Gedanken, angesichts der Zerrütung der CDU am Jahresende die Fraktion zu verlassen. Es gibt auch Gerüchte, dass weitere CDU-Abgeordnete ihm folgen könnten. Ein Überlaufen zur AfD trauen derzeit selbst Angehörige des Schulze-Lagers weder Tullner noch Heuer zu. Aus dem Heuer-Lager dringt sogar die Erklärung, dass die AfD durch die Jastimmen für Rausch als Landtagspräsidenten in Sicherheit gewogen werden sollte, damit sie dann bei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wahl ein böses Erwachen erlebt.

Auch die inhaltliche Linie des Schulze-Lagers ist nicht eindeutig. Dort werden zwar mehrere Landtagsabgeordnete verortet, die gegen Rausch gestimmt haben. Der Magdeburger CDU-Kreisvorsitzende Tobias Krull, der im Landesverband hohes Ansehen genießt, hat dies sogar offen erklärt. Zugleich hat die F.A.Z. aus mehreren, voneinander unabhängigen Quellen erfahren, dass es im Vorfeld der Abstimmungen auch Gesprächskontakt aus dem Schulze-Lager zur AfD mit Blick auf Postenverteilung gab. Eine Linie in alldem können selbst viele CDU-Politiker nicht mehr erkennen. Die Vorgänge seien Beleg und Ausfluss der jahrelangen Querelen in der Landespartei, heißt es. Dort gehe es sehr stark um persönliche Konflikte, alte Wunden, Posten und Gelder und selten um Zusammenhalt, Strategie und Inhalte.

Derweil wächst der Druck auf Sven Schulze. Wi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SZ) am Donnerstag berichtete, gibt es aus der Fraktion erste Rücktrittsforderungen. Demnach verlangte ein Abgeordneter, dass Schulze sein Amt als Vorsitzender bei der Fraktionssitzung am Dienstag zur Verfügung stellt, „erst wenn der Dorn aus der Wunde ist, kann sie heilen“, sagte er laut SZ. Ein anderer wird mit den Worten zitiert, die konstituierende Sitzung habe gezeigt, dass Schulze die Fraktion nicht im Griff habe, mit ihm werde sie nicht mehr geeint werden.

Hier wird braune Brühe zu klarem Wasser: Martin Grudzielanek arbeitet im Großklärwerk Stammheim. Er sagt: „Wir werden oft nur bei Problemen wahrgenommen.“ Foto Lucas Bäuml

Sie entfernen den Müll von Frankfurts Straßen: Ertan Doganlar in der Kehrmaschine und Turan Ceran mit dem Besen. „Ich liebe es hier draußen“, sagt Ceran. Foto Frank Röth

Saubere Sache

In Deutschland läuft es nicht mehr so richtig. Oder? Zu Besuch bei denen, die unsere Städte ganz grundlegend in Gang halten – und wenig Anerkennung dafür bekommen. Von Theresa Weiß, Köln/Frankfurt

A m Ende geht alles den Bach rauf. Neun Schneckenpumpen, die aussehen wie gigantische Schrauben, mehrere Meter lang, kurbeln

das Abwasser im Großklärwerk Stammheim in Köln hoch zur Rechenanlage. Dort trennen Harken die hellbraune Brühe in Feststoffe und Flüssigkeit, bevor sie sich in vielen Schritten in klares Wasser verwandelt und in den Rhein fließt. Bis zu 8,2 Kubikmetern pro Sekunde kommen in einem der größten Klärwerke Deutschlands an. Das sind 30 volle Badewannen, jede Sekunde. 80 Prozent des Abwassers der Millionenstadt werden in Stammheim gereinigt.

Das riecht. Geübte Klärmeister haben eine olfaktorische Landkarte des Areals im Kopf. Dort, wo das Wasser klar über einen metallenen Überlauf sprudelt, in den Nachklärbecken, ist gar nichts zu erschnüffeln; nach der biologischen Reinigungsstufe riecht es erdig. Dort, wo Fette und Lebensmittelreste aus Restaurants und Industrie zum Faulschlamm geleitet werden, riecht es sauer. Und in der Rechenanlage, da stinkt es jämmerlich.

Wie giftig die Mischung ist, die aus einem Spinnennetz von Kanälen das Abwasser der Haushalte, der Industrie und das Regenwasser nach Stammheim bringt, kann keiner sagen. Denn keiner weiß, was drin ist. Nicht mal Martin Grudzielanek, der die Betriebssteuerung in Stammheim leitet. Und der weiß so ziemlich alles über seine Anlage – und über Faulschlamm, Phosphatwerte, Bakterien – und darüber, wie ein Wattestäbchen seine Rechen blockieren kann. „Abwasser stinkt – der liebe Gott hat es so gewollt“, sagt er. Das soll uns schützen, mit dem Cocktail aus Fäkalien, Medikamenten, Putzmitteln und Speiseresten in Kontakt zu kommen.

Viele haben keine Ahnung, was passiert, nachdem sie die Toilettenspülung gedrückt haben. Das erlebt Grudzielanek immer wieder, wenn er Besucher durch sein Werk führt. „Wir werden oft nur bei Problemen wahrgenommen“, sagt er. Viele wüssten wenig über di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die sie umgibt – das Abwassersystem, darüber, wie Trinkwasser zu ihnen kommt oder auch was mit Müll geschieht. Grudzielanek arbeitet dagegen. Sein Ziel ist es, dass jedes Schulkind in Köln einmal für eine Führung in ein Klärwerk der Stadtentwässerungsbetriebe Köln, kurz StEB, kommt.

Er hofft, dass so auch die Wertschätzung steigt für die Mitarbeiter im Klärwerk. Deren Arbeit, sagt der 58 Jahre alte Mann aus dem Ruhrpott, erscheine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sie aber nicht.“ Der Job im Klärwerk ist gefährlich: Man kann ertrinken, ersticken oder in die Luft fliegen. Bei der Aufbereitung des Abwassers bilden sich explosive Gase.

Angefangen hat Grudzielanek als Chemikant, auf einer Kokerei, dann hat er Umweltschutztechniker gelernt und ist auf Abwasser umgestiegen. Er habe sich sehr bewusst dafür entschieden, „ich bin ein Freund von Umweltschutz“, sagt er. Wenn es im Freundeskreis mal darum geht, dass er beruflich mit der stinkenden Brühe aus der Kanalisation zu tun hat, sagt er: „Wenn man Spaß hat an Naturwissenschaft, ist das ein toller Beruf.“ Ständig geht es um biologische Prozesse: wenn die Bakterien Faulschlamm bearbeiten und sich dabei Methangas bildet, mit dem Strom erzeugt wird. Oder um chemische Reaktionen, wenn Grünsalz – Eisen-II-Oxid – in das Abwasser gegeben wird, um Phosphor auszufällen, das nicht in die Umwelt gelangen soll. Die Grenzwerte sind streng. Als Russland 2022 die Ukraine überfiel, spürte Grudzielanek das auch im Klärwerk: Grünsalz wurde knapp.

Doch für das Klärwerk gelte das gleiche Klischee wie für die Müllwirtschaft: „Da arbeiten doch eh nur Leute, die zu dumm für was anderes waren“, so fasst es Grudzielanek zusammen. Weiter weg von der Wahrheit kann man kaum liegen. In der Hauptleitwarte in Stammheim überwachen Umwelttechnologen 8000 Messwerte. Bei der Müllabfuhr steuern Müllwerker mit Fingerspitzengefühl ihre tonnenschweren Laster durch zugeparkte Straßen. Die Straßenreinigung organisiert Sauberkeit für ganze Viertel.

Sie alle sind sich nicht zu schade, stinkende Mülltonnen auszuleeren und widerliche Essensreste von der Straße zu kratzen. Oder kaputte Klärschlammpumpen zu reparieren, in denen sich der Müll verhakt hat, den die Leute ins Klo werfen – „Die Kölner schmeißen im Vergleich zu andern Großstädten leider viel in die Toilette“, sagt Grudzielanek. Er kann die Jahreszeiten im Abwasser ablesen: Zu Karneval steigt die Zahl der Kondome.

Ohne Abwasserwirtschaft, Müllabfuhr und Straßenreinigung würden die Städte im Chaos versinken. Dagegen kämpfen Leute wie Martin Grudzielanek, Mathias Geis, Markus Wehnhardt, Gerrit Muth und Turan Ceran.

Frankfurt am Main ist vielleicht nicht die erste Stadt, die einem einfällt, wenn es um Sauberkeit geht. „Frankfurt: Bahnhofsviertel erstickt weiter im Müll“, „Müll-Ärger in Sachsenhausen: Viertel sieht nach Party aus wie eine Müllkippe“, so titeln Zeitungen in Deutschland, jeden Sommer wieder. Im Schnitt fallen jeden Tag 767 Tonnen Abfall in Frankfurt an. Das ist etwas weniger als in München oder Berlin. Sichtbar ist der Abfall auf dem kleinen Stadtgebiet zwischen den Hochhäusern aber deutlich.

Wer durch das Frankfurter Bahnhofsviertel läuft, hüpft immer mal zwischen Glasscherben und Spritzen hin und her; aber auch in den feineren Vierteln, zum Beispiel im Nordend, quellen am Wochenende die Pizzakartons aus den Mülleimern. Und dann sind da die sogenannten wilden Ablagerungen. Zerkratzte Möbel, kaputte Toaster, durchgelegene

Matratzen. Die Leute lassen ihren Sperr- und Sondermüll einfach stehen. Im Schnitt fährt die städtische Müllabfuhr, die Frankfurter Entsorgungs- und Service GmbH FES, im Monat 470-mal zu solchen wilden Müllkippen.

Auch ordnungsgemäß entsorgter Müll will abgeholt werden. Matthias Geis steuert an einem Sommermorgen einen Seitenlader durch den Frankfurter Westen. Der Transporter piept permanent in drei Tonlagen – Vorsicht, der Ladearm ist ausgefahren – Vorsicht, wir fahren rückwärts – Vorsicht, ein Hindernis –, während Geis Transformer spielt. Per Joystick fährt er den seitlichen Ladearm aus, steuert ihn unter eine Mülltonne, hakt ein und kippt. Er muss mit der Lippe den Rand der Tonne treffen, manchmal zwischen zwei geparkten Autos hindurch. 648-mal macht er das in dieser Schicht, zwingt das Müllauto auch mal über einen Bordstein, weil er sonst nicht um die Kurve kommt.

Die Aufgabe erfordert viel Konzentration. Einmal den falschen Knopf gedrückt und eine Tonne entleert sich nicht richtig. Bananenschalen, zugeknotete Tüten, Pizzaränder fallen auf den Boden. Geis springt aus dem Führerraum, streift die Handschuhe über und sammelt schnell alles ein. Jetzt riecht es für einen Moment so wie im Mülldepot: sauer.

Ich riech's schon nicht mehr", sagt Geis. Er hört auch das schrille Piepsen nicht, das sein Cockpit füllt. Und er findet nichts dabei, den Abfall der anderen durch die Stadt zu karren. Der Verdienst stimme, das Team auch, viel Kontakt zum Müll habe man eigentlich nicht. „Früher hab ich Menschen gefahren, jetzt Müll“, sagt er.

Zwölf Jahre fuhr Geis Rettungswagen, dann kamen die Kinder. Schichtdienst passte nicht mehr gut in sein Leben. Bei der FES arbeitet der gelernte Industriemechaniker und Berufskraftfahrer seit 2012 in einer Viertagewoche. Die Schicht beginnt früh, 6 Uhr geht es los, aber er ist pünktlich zum Schulschluss seiner Tochter zu Hause. „Ich hab jetzt Gelblicht statt Blaulicht“, sagt Geis, der sich aber auch noch in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engagiert. Seine Arbeit werde wertgeschätzt. Alles andere seien Ausnahmen.

Während der Hitzewelle, als es in Frankfurt über Tage mehr als 40 Grad hatte, hätten die Leute ihm und seinem Team Wasser gebracht. Einmal sogar ein Eis. Und ja, manche reagierten mit völligem Unverständnis, wenn sie erfahren, dass Geis sein Geld als Müllmann verdient. „Überrascht sind viele. Ich sage dann immer, es ist eine Arbeit, die wichtig ist und gemacht werden muss“, sagt Geis.

Wenn Geis „Ausnahmen“ sagt, hat Markus Wehnhardt die passenden Geschichten parat. Er ist an diesem Tag der „Rückläufer“, er stellt die entleerten Tonnen zurück in ihre Verschläge. Ein Kollege, der vor dem Müllauto geht, hat sie zuvor an den Straßenrand gestellt. Wehnhardt, gelernter Maler und fast so lang bei der FES wie Fahrer Geis, erzählt vom Donnerstag – dem schlimmsten Tag der Woche. Viel Müll, eine Tour durch ein enges Viertel. „Da ist alles zugeparkt, und die Leute schimpfen, weil wir den Weg versperren.“ Da komme es immer dazu, dass jemand „ausfallend“ wird. Das regt Wehnhardt auf. Er schiebt einen 1100-Liter-Container mit Wumms Richtung Müllauto. Auf seiner Stirn stehen Schweißperlen. In einer Schicht läuft er locker 25.000 Schritte. Wenn er zwischen den Wohngebieten kurz in den Transporter steigt, nimmt er einen Schluck Cola-Orange-Mix aus der Anderthalb-Liter-Flasche.

Kurz nach 8 Uhr ist das Fahrzeug fast voll, 24,2 Tonnen Achslast. Die Männer fahren zum Depot. Weil sie so früh dran sind, müssen sie kaum warten, bis sie ihre Ladung in den Schlund kippen können. Geis drückt einen Knopf, und der Müll purzelt in den Abgrund. Der Frankfurter Müllbunker ist 24 Meter tief. Ein Kran durchmischt den Müll, damit er gleichmäßig verbrennt. Rund 520.000 Tonnen Abfall können im Jahr verbrannt werden. Der gewonnene Dampf versorgt 30.000 Haushalte mit Fernwärme. Es riecht nach verkokeltem Plastik, süßsauer. Über allem liegt eine dicke graue Schicht, als gäbe es dort unten keine Farben. Staub.

Die Müllmänner sind nicht die Einzigen, die das Depot bestücken. In Frankfurt sind täglich mehr als 300 Fahrzeuge der Straßenreinigung im Einsatz und reinigen rund 31 Millionen Quadratmeter Straßen, Gehwege, Plätze. Auch da kommen Tonnen an Unrat zusammen.

Die wollen koordiniert werden. Das macht Gerrit Muth, von seinen Kollegen nur liebevoll „AGL“ genannt, Arbeitsgruppenleiter von Kolonne B. Mit Kaffee in einem Pappbecher steigt er morgens in seinen Transporter, in der anderen Hand hält er sein Handy. „Du machst erst mal Talberg, nach der Pause kannst du die Reklamationen erledigen. Tamam.“ Das bedeutet „okay“. Ein paar Wörter Türkisch hat er schnell aufgeschnappt, es ist die Muttersprache vieler Kollegen.

An einem Spätsommermorgen begleiten ihn Ertan Doganlar in der Kehrmaschine, Mohammed Chagdani am Blasgerät und Turan Ceran mit dem Besen. Der erste Stopp ist eine Bushaltestelle. 6 Uhr 22 schultert Chagdani den Harness für das Blasgerät, zieht eine FFP-2-Maske über Mund und Nase, und bläst los. Der Schmutz fliegt vor ihm her. Gerrit Muth fischt inzwischen Mülltüten aus den Eimern.

Die Hemmschwelle, mit Müll zu arbeiten, sei mit der Zeit geringer geworden, sagt Muth. Nur Fleischreste verabscheut er, die stinken bestialisch. „Du musst vor allem damit klarkommen, dass die Leute hinter der Kehrmaschine direkt wieder Müll fallen lassen“, sagt er. Früher war der 34 Jahre alte Mann Verkäufer, hat in einer Tankstelle gearbeitet. „Ich mochte immer den Kontakt mit Menschen“, sagt er. Doch die Schichten schafften ihn. Jetzt arbeitet er auch mit Menschen – seinen Kollegen. Wenn er mit ihnen unterwegs telefoniert, nennt er die Männer auch mal „mein Schatz“. Frauen arbeiten kaum bei Müllabfuhr und Straßenreinigung.

Muth hängt einen kleinen Mülleimer am Marktplatz in Höchst aus und entleert ihn auf die Ladefläche des „KeSa“. Das steht für „Kehricht-Sammel-Wagen“. Muth sagt: „Mir muss die Arbeit was geben, ich muss gern herkommen und davon leben können.“ Das sei so in seinem Job. „Es ist ein sicherer Beruf, und er ist sinnvoll. Ohne uns würde es hier aussehen wie Sau.“ Manche, die hören, dass er Straßenreiniger ist, fragten dann ganz alarmiert: „Aber nicht mit dem Besen, oder?“ Denen sage er dann trotzig: „Gerade mit dem Besen!“ Er bewundere die Kollegen, die schon lange dabei sind.

So wie Turan Ceran am Reisigbesen. Er ist 58 Jahre alt und seit 28 Jahren bei der FES. Als er in den Achtzigern nach Deutschland kam, als Sohn eines Arbeitsmigranten, klappte es mit der Schule nicht so gut. Er war damals 15 Jahre alt, tat sich schwer mit der Sprache.

Nach der Schule putzte er zuerst – und zwar im alten Gebäude der F.A.Z. Er habe die Reinigungsfirma jedoch nach einer Weile verlassen. „Ich liebe es hier draußen“, sagt er.

In einer kurzen Pause stehen Ceran und Muth zusammen und rauchen eine. Ceran befragt seinen Teamleiter zu den Reformplänen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Kommt Rente?“ Muth referiert kurz, wie der Stand ist: Rente mit 63 unsicher. Ceran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Er werde seinen Ruhestand in der Türkei verbringen. Dort hat er ein Häuschen. Auch mit einer kleineren Rente wird er da gut leben können. Ceran lächelt. „Hab ich gut geplant.“ „Und ich?“, fragt Muth im Scherz. „Du kannst mich besuchen“, sagt der Straßenkehrer und lacht. Dann geht es weiter. Immer wieder treffen die Männer von Kolonne B dabei auch Kollegen aus anderen Arbeitseinheiten.

Auf dem Werksgelände der Kläranlage in Stammheim sind nur wenige Mitarbeiter von Grudzielanek unterwegs. Weil die Anlage mitten in einem Wohngebiet liegt, ist auch nicht so viel vom Abwasser zu sehen. Die stinkenden Behälter sind meist zugedeckt, eine mächtige Klimaanlage saugt die Luft ab und reinigt sie. „Wir haben hier Luft wie im Schwarzwald“, sagt Martin Grudzielanek und lacht.

Zumindest an den Nachklärbecken stimmt das. Möwen baden dort und schnabulieren grüne Wasserlinsen. Ein paar Hundert Meter weiter beginnt ein Landschaftsschutzgebiet, hinter einem Damm liegt der Rhein. Das Gelände des Klärwerks ist eingezäunt und bewacht. Von oben könnten sich Drohnen aber wohl nähern. Gerade beraten sie, wie sie sich vor möglichen hybriden Angriffen schützen können, erzählt Grudzielanek. Gegen Cyberattacken ist ihre Kommandozentrale mit den Reglern und Messstellen „gesichert wie ein Atomkraftwerk“, sagt er.

Würde das Klärwerk ausfallen, dann hätte das katastrophale Auswirkungen auf die Umwelt. Grudzielanek erinnert sich noch, wie es in den Siebzigern war, als Abwasser nur grob gefiltert in Flüsse und Meere geleitet wurde. Schaum tanzte auf den Wellen, Algen blühten in der Nordsee, und die kleinen Heuler gingen ein. Er ist stolz, dass Deutschland in der Abwasserwirtschaft jetzt weit vorn ist, Spitzenreit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Wie sauber wir das Wasser kriegen, dass wir auch Energie erzeugen, wie wichtig das alles für unsere Gesellschaft ist, das interessiert viele nicht. Auch in der Politik.“ Ist eben eine dreckige Angelegenheit, die saubere S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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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ten nächstes Jahr ab: Steinmeier und Macron men Kräften zunehmend an politischem Einfluss gewinnen.

Foto EPA

Zwei Männer in S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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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i Tage is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ei Emmanuel Macron. Beide Präsidenten scheiden bald aus dem Amt – und beide haben mit populis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zu tun.

treten. Schade, man hätte schon gerne an manchen Stellen mehr gewusst. Etwa als Macron sagt, dass ihm der Dialog mit Deutschland auch deswegen so wichtig sei, weil im Moment der Populismus und die Zweifel an der Demokratie wüchsen. Wie schaut man in Frankreich auf das Erstarken der AfD im Nachbarland? Immerhin sagt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ohne dabei Deutschland konkret anzusprechen, wie viel nicht Gewohntes, wie viele Umbrüche die Gegenwart bereithalte. Kriege erwähnt er, Klimawandel, anderes. Und wie wichtig deswegen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Zusammenarbeit sei.

ragen sind nicht vorgesehen, als Emmanuel Macron und Frank-Walter Steinmeier am Donnerstagmittag im Élysée-Palast in Paris vor die Presse

Steinmeier spricht von einem „Besuch in verdammt schwierigen Zeiten“, nennt die geopolitischen Veränderungen, die so viele Herausforderungen mit sich brächten. Dann spricht er von der „Pol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Verstärkung der radikalen Ränder“. Den Aufstieg der AfD, die Wahl eines Landtagspräsidenten der Partei vor wenigen Tagen erwähnt Steinmeier nicht. Doch als er Macron verspricht, die Deutschen würden gute Europäer bleiben, scheint er damit der Sorge entgegentreten zu wollen, dass das mit wachsendem Einfluss der AfD nicht mehr der Fall sein könnte.

Von Eckart Lohse, Paris

Einerseits ist es ein Staatsbesuch von vielen. Große Ehrung für den Gast, ordentlich Pomp, schöne Worte, interessante Termine. Doch schwebt etwas anderes über dem dreitägigen Treffen: Verunsicherung. Kaum in Paris angekommen, spricht Steinmeier über den ersten Bundeskanzler, Konrad Adenauer, und den einstigen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Charles de Gaulle. Bei einem Empfang anlässlich des 36. Jahrestags der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erinnert der Bundespräsident an die frühen Zeite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Annäherung und die Unterzeichnung des Élysée-Vertrages. „Es war nicht weniger als ein Wunder, legte er doch das Fundament für die Aussöhnung zwischen unseren Ländern, den beiden großen Ländern im Herzen Europas, die sich viele Jahrhunderte als Rivalen, ja als erbitterte Feinde gegenübergestanden hatten.“

Sätze wie diese werden seit Jahrzehnten als Standardprosa von den Akteuren auf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Bühne gesprochen. Bisher geschah das in der Gewissheit, dass das gute Verhältnis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als gemeinsamer Antrieb für ein geeintes Europa ungeachtet von gelegentlichen Konflikten bestehen bleiben wird.

Doch wer Steinmeier in diesen Tagen zuhört und aus der Nähe erlebt, spürt, dass sie dieses Mal ein anderes Gewicht haben. Sie sind wie ein Rufen im Walde, einem Wald, den Steinmeier als zunehmend düster empfindet. Ein solcher Besuch, sagt der Präsident in der Botschaftsresidenz, dem Palais Beauharnais, könne „nicht alle dunklen Wolken beiseschieben“, aber er solle ein „Lichtblick, eine Ermutigung für unsere Zusammenarbeit sein“.

Es treffen sich von Mittwoch bis Freitag zwei Präsidenten mit ähnlich tiefgehenden Problemen. Zu wirt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zwei Kriegen kommen individuelle Schwierigkeiten hinzu, in Frankreich sind es gerade die Schülerproteste gegen den Zustand an den französischen Schulen. Doch die eigentliche Sorge besteht darin, dass in beiden Ländern äußerst rechte bis hin zu rechtsextre-

Gastgeber Macron scheidet nach zwei Amtszeiten ebenso im Frühjahr nächsten Jahres aus dem Amt wie Steinmeier. Ein Vierteljahrhundert wird es dann her sein, dass erstmals ein Mitglied der Familie Le Pen, der Vater der heutigen Präsidentschaftsbewerberin Marine, Jean-Marie Le Pen, in die Stichwahl um den Élysée-Palast kam. Er unterlag. Dieses Mal hat die Tochter gute Aussichten, es zu schaffen. Steinmeier mag nicht der Ansicht sein, dass bald die AfD ins Kanzleramt einzieht. Aber die Sorge um den Zustand der Bundesregierung treibt ihn ein gutes Vierteljahr vor der Wahl seines Nachfolgers oder seiner Nachfolgerin Ende Januar nächsten Jahres derart um, dass er kürzlich einige Regierungsmitglieder darauf ansprach. Für den Fall, dass er weitere Vorstöße dieser Art für erforderlich halten sollte, könnte es ihm nicht gefallen, dass seine Telefonate öffentlich wurden. Das erschwert den vertraulichen Austausch.

In dieser Stimmung also ist Steinmeier mit seiner Frau, Elke Büdenbender, nach Frankreich gekommen. Dort ist das ganz große Programm vorbereitet. Am Donnerstagmorgen ist sogar der Triumphbogen weiträumig für den sonst dort so regen Verkehr gesperrt. Der Empfang des deutschen Präsidenten mit militärischen Ehren findet – was keinesfalls die Regel ist – dort statt. Zwischen Reiterstaffeln kommen erst Emmanuel Macron und seine Frau Brigitte, mit ein paar Minuten Verzögerung dann die deutschen Gäste die Champs-Élysées heraufgefahren. Herrliche Herbstsonne, blauer Himmel und eisiger Wind, Ehrenformationen militärischer Verbände, die größtenteils deutsch-französisch gemischt sind.

Auf dem abgesehen von den Teilnehmern menschenleeren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rund um den Triumphbogen kann man sich am Donnerstagvormittag kaum vorstellen, dass Paris gerade große Schülerproteste wegen schlechter Lernbedingungen erlebt. Gerade noch hat sich Premierminister Sébastien Lecornu verständnisvoll geäußert. Die Wut der Jugendlichen komme „nicht von ungefähr“. Für den Nachmittag steht ein Treffen Steinmeiers mit Lecornu auf dem Plan, für den Abend dann ein Staatsbankett.

Auch am dritten Besuchstag wird Macron seinen Gast aus Deutschland noch begleiten, nach Bordeaux. Der letzte von mehreren Unternehmensbesuchen führt den Bundespräsidenten dort in ein Forschungszentrum, in dem Kernwaffentests simuliert werden. Da ist der leidenschaftliche Außenpolitiker Steinmeier dann wieder bei den ganz großen Themen.

Eine neue Grundlage für Berlin und London

Burnham auf Antrittsbesuch in Deutschland / Zusammenarbeit bei Abwehr von Cyberattacken beschlossen

Bei seinem Antrittsbesuch in Berlin hat der britische Premierminister Andrew Burnham mit 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n deutsch-britischen Freundschaftsvertrag in Kraft gesetzt und darüber hinaus unter anderem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bei der Abwehr von Sabotage und Cyberangriffen beschlossen. Mit dieser Zusammenarbeit wollen Berlin und London nach Angaben aus der Bundesregierung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besser schützen und die Fähigkeiten zur Beobachtung und Bekämpfung hyb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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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rohungen stärken. Während es in Leipzig zuletzt einen Drohnen-Anschlag gegeben hatte, für den die Bundesregierung Russland verantwortlich macht, hatte es in Großbritannien einen Terrorverdacht gegeben am auch von den Amerikanern genutzten britischen Militärstützpunkt Fairford.

Burnham und Merz tauschten am Donnerstag bei ihrem ersten direkten Treffen im Kanzleramt die Ratifikationsurkunden zum sogenannten Kensington-Vertrag aus, der im vergange-

nen Jahr noch von Burnhams Vorgänger Keir Starmer und Merz in London unterzeichnet worden war. Dieser 27 Seiten lange Vertrag soll sechs Jahre nach dem Austritt der Briten au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erlin und London auf eine neue Grundlage stellen. Dazu gehört auch noch eine Vereinbarung über eine intensivere Kooperation vor allem bei der Verteidigungs- und Rüstungsindustrie. Nach Informationen aus der Bundesregierung haben Burnham und der Bundeskanzler sich darauf geeinigt, dass die jewei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ien 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Kooperation beim Bau eines neuen Kampfflugzeuges prüfen. Eine Entscheidung für ein neues Projekt sei damit aber nicht verbunden, hieß es. Deutschland hatte zuletzt das Kampfflugzeug-Projekt mit den Franzosen beendet, die Briten arbeiten zusammen mit Italien und Japan an einem neuen Kampfflugzeug.

Anfang 2027 sind zudem deutsch-britische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geplant. „Dieser Vertrag eröffnet Großbritannien und Deutschland neue Möglichkeiten in der Zusammenarbeit“, sagte Merz in Berlin am Donnerstag. Man wolle damit auch zeigen, „wie gut wir Europäer zusammenarbeiten und wie sehr wir auch zusammengehören“.

BioCampus Frankfurt: Hier entstehen die Medikamente von morgen

Biologika sind Medikamente, die gezielt in das menschliche Immunsystem eingreifen und die es heute ermöglichen, Krankheiten zu behandeln, die bisher nicht oder nur schwer therapiert werden konnten.

Biologika-Therapien haben nicht nur die Krebsbehandlung vorangetrieben, sondern gewinnen auch als fortschrittliche Behandlungen für chronisch-entzündliche Krankheiten wie Morbus Crohn, rheumatoide Arthritis und weitere Autoimmunerkrankungen zunehmend an Bedeutung. Wegen ihrer medizinischen Präzision machen Biologika heute mehr als zwei Drittel aller

Mehr dazu erfahren:

Arzneimittel des Biopharma-Unternehmens Sanofi aus. An dessen BioCampus im Industriepark Höchst werden sie erforscht, entwickelt und produziert. Diese Verzahnung macht den Verbund zu einem der größten pharmazeutischen Standorte von Sanofi weltweit. Hergestellt werden können Biologika beispielsweise mithilfe von Zellen in einem Fermentationsprozess. Dazu sind die

lebenden Organismen genetisch so verändert, dass sie einen Wirkstoff erzeugen können. Doch bis aus einer ersten Idee ein Medikament wird, ist es ein langer Weg. Innovationen benötigen daher langfristige Investitionen und verlässliche Rahmenbeding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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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S. d. P.: Miriam Liebelt-Henn,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Brüningstraße 50, 65925 Frankfurt

Die aktuellen Äußerungen von Burnham zu einer Annäherung seines Landes an die EU nach dem Brexit waren vom Kanzler nach F.A.Z.-Informationen wohlwollend aufgenommen worden. Burnham hatte Möglichkeiten einer Annäherung aufgezeigt. Dabei kann er zwar auf die Unterstützung Berlins setzen, allerdings ist fraglich, ob das reicht, um etwa den britischen Zugang zum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IAA) der EU zu verbessern – vor allem Paris beharrt hier auf einer konsequenten Umsetzung der „Made in Europe“-Logik. Mit dem von der EU-Kommission vorgelegten IAA-Instrument soll die industrielle Basis in der EU gestärkt werden, Auftragsvergaben und Förderprogramme haben striktere Vorgaben zu Wertschöpfung in Europa. In Berlin ist man offen für ein „Made with Europe“-Prinzip, das auch London stärker einbeziehen würde. Burnham setzt sich für diesen Weg ein. Allerdings waren auch schon Gespräche gescheitert, London am EU-Rüstungsfinanzierungsprogramm SAFE zu beteiligen.

Merz und Burnham wollten auch über die gemeinsam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in ihrem Verteidigungskampf gegen Russland sprechen. Die erste Reise nach Europa hatte Burnham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nach Kiew unternommen, Merz war am Sonntag dort. Zusammen mit Paris bilden London und Berlin die E3. Diese soll als Kerngruppe die europäische Position in die Gespräche über ein Ende des Ukrainekrieges einbringen und innerhalb Europas abstimmen. Dazu sind vor allem die jeweiligen außenpolitisch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Berater im beständigen Austausch mit Kiew und Washington. Bundeskanzler Merz hat angeboten, im Dezember in Berlin ein Treffen der Ko-alition der Willigen zur Ukraine auszurichten. mawy.

Der BND-Chef und Manfred D., ein eingespieltes Paar

Der ehemalige Mitarbeiter von August Hanning galt als Vorzeigebeamter / Von Markus Wehner, Erfurt

Wer den BND-Chef August Hanning treffen wollte, musste sich an seinen Büroleiter wenden: Herrn A. Das war vor mehr als zwei Jahrzehnten. Als Hanning Ende 2005, mit Beginn der ersten Kanzlerschaft Angela Merkels, Staatssekretär im Innenministerium wurde, traf man dort einen Büroleiter unter anderem Namen: Manfred D. Es war allerdings derselbe freundliche und umgängliche Mann, der zuvor als Herr A. bei Hanning im BND gearbeitet hatte. Mit dem Wechsel vom Auslandsgeheimdienst ins Ministerium tauschte er seinen BND-Decknamen wieder gegen seinen bürgerlichen Namen. Hanning und D. wirkten damals, als der CDU-Mann Wolfgang Schäuble Innenminister war, wie ein eingespieltes Paar. Doch mit der Entlassung Hannings als Staatssekretär Ende 2009 durch Schäubles Nachfolger Thomas de Maizière endete scheinbar die Zusammenarbeit. D. ging zurück zum BND. Dort wurde er ab dem Frühjahr 2012 wieder Büroleiter des BND-Präsidenten – zuerst für Gerhard Schindler, dann für Bruno Kahl. Vierzehn Jahre lang, bis März 2026, hatte er diesen Posten inne. Sein früherer Chef Hanning war in dieser Zeit als privater Sicherheitsberater tätig.

Nun sitzen beide Herren in Untersuchungshaft. Generalbundesanwalt Jens Rommel wirft dem 80 Jahre alten ehemaligen BND-Chef unter anderem versuchten Landesverrat und Spionage vor. Seinen einstigen Büroleiter beschuldigt er der Beihilfe zum versuchten Landesverrat und zur landesverräterischen Ausspähung. D. und sein ehemaliger Chef blieben also, wenn die Vorwürfe zutreffen, nach dem Ende von Hannings politischer Karriere ein verschworenes Paar. Rund 2000 Dokumente soll D. gegen Geldzahlungen in unbekannter Höhe an Hanning übermittelt haben.

Die geheime Zusammenarbeit begann „vermutlich im Frühjahr 2010“, wie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schreibt, also bald nach Hannings Entlassung. Zwölf Jahre lang, bis zum Juni 2022, soll D. die Materialien an seinen früheren Chef geliefert haben. Die Unterlagen waren dazu bestimmt, die BND-Leitung auf die Lagebesprechung im Kanzleramt vorzubereiten, bei der die Präsidenten der Nachrichtendienste sich wöchentlich mit dem Kanzleramtschef und den Staatssekretären der für Sicherheitsfragen wichtigen Ministerien treffen. Der „Spiegel“ berichtete am Donnerstag, dass Hanning neben dem aserbaidschanischen Geheimdienst auch mit einem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dienst in Kontakt gestanden haben soll.

Dass ein ehemaliger BND-Präsident unter solchen Anschuldigungen in Untersuchungshaft genommen wird, ist für den Auslandsdienst ein Debakel. Von einem Scherbenhaufen ist die Rede, einem Desaster. Ob wirklich die Kronjuwelen des BND abgeflossen sind, ist allerdings noch unklar. Für viele im Dienst und in der Sicherheits-Community ist aber die Rolle von Manfred D. besonders erschütternd. Denn der Büroleiter galt im Dienst als absolut loyal und zuverlässig, als Vorbildbeamter, eine Art Mister BND, allen Insidern gut bekannt. Manche Sicherheitsfachleute wollen ihn heute eher als Opfer von Hanning sehen, der dessen Manipulationen erlegen sein müsse. Ging es nur um Geld? Oder war die Loyalität von D. zu seinem früheren Chef größer als die zum BND?

Hanning war in seiner aktiven Zeit ein durchaus ungewöhnlicher BND-Prä-

Wichtiges in Kürze

Mann bei Schusswechsel von Polizei getötet

Die Polizei hat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Tuttlingen bei einem Einsatz nahe dem Rathaus einen 27 Jahre alten Mann erschossen. Die Ermittlungen habe das Landeskriminalamt Baden-Württemberg (LKA) übernommen, teilte ein Polizeisprecher mit. Der Mann sei mit einer Pistole in der Hand im Bereich des Rathauses aufgefallen, sagte eine LKA-Sprecherin. Polizeikräfte seien gerufen worden. Sie trafen schließlich im Innenhof des Rathauses auf den Mann, der unmittelbar das Feuer auf die Beamten eröffnet habe. Die Polizisten hätten daher von ihren Schusswaffen Gebrauch machen müssen. Der Mann sei trotz Reanimationsversuchen noch vor Ort gestorben. Der Siebenundzwanzigjährige ist nach LKA-Angaben afghanischer Staatsbürger und war in Tuttlingen wohnhaft. Er ist demnach bereits in der Vergangenheit polizeilich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F.A.Z.

Großbritannien widmet Konsulat in Israel um

Die britische Regierung umgeht die von Israel verfügte Schließung ihres Generalkonsulats im besetzten Teil Jerusalems und widmet die diplomatische Vertretung in eine „UK Mission“ um. Während der israelische Außenmisident und Innenstaatssekretär, der sich in diesem Amt den Titel Deutschlands „Mister Sicherheit“ erwarb. Als BND-Chef hatte der parteilose Hanning es unter einer rot-grünen Bundesregierung geschafft, mit dem schwierigen Innenminister Otto Schily von der SPD klarzukommen. Mit dem grünen Außenminister Joschka Fischer, der dem Nachrichtendienst skeptisch gegenüberstand, pflegte er ein gutes Arbeitsverhältnis. Dann holte ihn der CDU-Mann Schäuble ins Innenministerium. Hanning brachte nicht nur seinen Büroleiter mit, sondern auch das Wissen des BND. Für Schäuble, der nach einer Pause von vierzehn Jahren zum zweiten Mal Innenminister wurde, füllte Hanning damit eine Lücke an Wissen und Erfahrung.

Und er legte los, holte die Terrorismusexperten von BKA und Verfassungsschutz nach Berlin, das Gemeinsame Terrorabwehrzentrum entstand, das Innenministerium wurde umgekrempelt. Wer den Reformeifer bremste, wurde von Hanning versetzt oder in den Ruhestand geschickt. Als Zentralist wolle der Staatssekretär ein deutsches FBI schaffen, sagten seine Gegner. Doch Hanning entgegnete, wo die Länder zu schwach seien, müsse der Bund helfen.

Als eine Art oberster Terroristenjäger wurde Hanning nicht müde, vor einem großen Anschlag durch Al-Qaida oder andere islamistische Terrorgruppen zu warnen. Und Schäuble, der ihm vertraute, philosophierte selbst in Interviews über die rechtlichen Grundlagen einer gezielten Tötung von Terroristen und sprach von der hohen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der terroristische Einsatz einer schmutzigen Bombe bald eine verheerende Wirkung in Deutschland haben werde. Der permanente Terroralarm missfiel dem damaligen Kanzleramtschef Thomas de Maizière, der fürchtete, dass das mediale Dauerfeuer des Duos Schäuble/Hanning nur dazu führe, dass die Bevölkerung gegen solche Warnungen abstumpfe.

De Maizière, der Hanning als eine Art bösen Geist Schäubles ansah, entließ ihn zum Amtsantritt. Selbst eine Übergangszeit ließ er nicht mehr gelten, weil er Hanning verdächtigte, die Nachricht von der Entlassung an die Medien durchgestochen zu haben. Hanning muss den Rauswurf als Kränkung empfunden haben. Er arbeitete fortan als Sicherheitsberater, war Dauergast auf Konferenzen, gab Interviews, nutzte seine Kontakte, auch nach Russland, China oder in den Nahen Osten. Durch die Insolvenz einer lettischen Bank soll er in enorme finanzielle Schwierigkeiten gekommen sein, weil er als Aufsichtsrat haftete. Hanning brauchte Geld.

Durch D. blieb er anscheinend im Bilde, was im BND vor sich ging. Hannings Anwalt hat zugegeben, dass sein Mandant über vertrauliche Unterlagen verfügte, bestreitet aber, dass er sie an ausländische Dienste weitergegeben habe, wie es ihm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vorwirft. Für den BND ist die Sache kompliziert. Dem Dienst macht schon der Fall des BND-Manns Carsten L. zu schaffen, der geheime Dokumente an die Russen geliefert haben soll und derzeit vor dem Kammergericht in Berlin steht. Dass aber Manfred D., ein Mann, der über viele Jahre im Leitungsstab saß, Dokumente aus der BND-Spitze über mehr als ein Jahrzehnt weitergegeben haben soll und ihm niemand auf die Schliche kam, ist für den BND schwer zu erklären.

nister Gideon Sa'ar am Donnerstag angab, das britische Generalkonsulat habe „seine Arbeit beendet“, teilte der britische Außenminister Edward Miliband mit, nach Gesprächen mit der israelischen Seite „wird das Gebäude unseres Generalkonsulats nicht schließen“, sondern fortan unter dem neuen Namen firmieren. Dadurch haben beide Seiten offenkundig eine diplomatische Eskalation in ihren Beziehungen vermieden. Die Schließung des Konsulats war von der Regierung von Benjamin Netanjahu verfügt worden, nachdem die britische Regierung vor einem Monat Sanktionen gegen israelische Siedler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angekündigt hatte. Lt.

Südkorea ruft Botschafter aus Kiew zurück

Im Streit über die Übergabe nordkoreanischer Kriegsgefangener hat Südkorea seinen Botschafter aus Kiew zurückgerufen. Das teilte das Außenministerium am Donnerstag in Seoul mit. Auslöser der koreanischen Empörung war die Rede des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Wolodymyr Selenskyj vor der UN-Generalsversammlung im September. Darin hatte er öffentlich gemacht, dass die Ukraine zwei nordkoreanische Kriegsgefangene an Südkorea übergeben hatte. Die Ukraine hatte die beiden Nordkoreaner 2025 bei der Unterstützung russischer Militärooperationen gefangen genommen. stah.

Sie sind die Zukunft der Bundeswehr

Die Streitkräfte suchen dringend Nachwuchs. Doch der raue Umgangston schreckt viele ab. Fünf junge Soldaten erzählen, was sie zur Truppe geführt hat.

Von Gregor Grosse, Füssen

In Füssen ist der Krieg weit weg – und doch näher, als man denkt. Die malerische Stadt am Fuß der Allgäuer Alpen ist gut besucht. Wanderer brechen zu ihren Touren auf. Plakate laden zu einer ten auf. Plakate laden zu einer Veranstaltung am Hopfensee; nur wenige Minuten entfernt scharen sich Touristen um die Königsschlösser Neuschwanstein und Hohenschwangau. Umso krasser ist der Kontrast zur bayerischen Idylle, wenn man durch die Tore der Allgäu-Kaserne schreitet. Dutzende militärische Lastwagen stehen dort, Soldaten marschieren sichtbar angestrengt mit ihren Waffen und vollem Gepäck: junge Menschen, wie sie die Bundeswehr händeringend sucht.

Die 21 Jahre alte Lara hat die Truppe gefunden. „Ich find’s cool, dass ich einen abwechslungsreichen Arbeitsalltag habe: von Büroarbeit übers Schießen bis hin zum Führen einer Gruppe“, sagt die Soldatin, die Unteroffizier ist und derzeit zum Feldwebel ausgebildet wird. Sie hat sich für 15 Jahre verpflichtet. Die Nachnamen von jungen Soldaten dürfen zu ihrem Schutz nicht genannt werden; das sei „gerade in diesen Zeiten wichtig“, heißt es von der Bundeswehr mit Blick auf Russland. Das Versorgungsbataillon 8 in Füssen, in dem Lara dient, gehört zu jenem militärischen Großverband, der im Ernstfall entscheidend für die Verteidigung Deutschlands und des Bündnisgebietes wäre: der 10. Panzerdivision. Sollte Russland das Baltikum angreifen, könnten Moskaus Truppen dort sehr rasch auch auf Kampftruppen dieses Verbandes treffen.

„Natürlich hat man das immer im Hinterkopf und setzt sich damit auseinander“, sagt Lara. Die Soldatin versucht, das möglichst wenig an sich heranzulassen. Das ziehe einen auf Dauer nur runter, und direkt beeinflussen könne man die Situation ohnehin nicht, sagt sie: Das sei die Entscheidung der Politik. Ein großes Thema unter Kameraden, erzählt Lara, ist die Brigade Litauen. Diese ist ebenfalls der 10. Panzerdivision unterstellt und befindet sich mitten im Aufbau. Darüber werde „eher negativ“ geredet, sagt die Soldatin: „Da gibt es eine Abwehrhaltung dagegen, sich freiwillig in Litauen stationieren zu lassen.“ Wenige Tage zuvor war bekannt geworden, dass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der zunächst auf Freiwilligkeit gesetzt hatte, nun doch Soldaten für den Dienst in Litauen verpflichten will.

Lara bekam davon zunächst nur über die Medien mit. Meistens erfahre man von solchen Entscheidungen schneller aus der Presse, als „bis es durch die ganzen vorgesetzten Dienststellen nach unten kommt“, sagt sie. Aus ihrem Bataillon heißt es dazu, die interne Kommunikation sei schwierig, wenn Informationen rasch an die Medien durchgestochen würden. Nach Eintreffen des Ministeriumsschreibens habe es zwei Stunden gedauert, bis man die Litauen-Anordnung öffentlich habe nachlesen können.

Das Ministerium betont darin zwar, dass fast 80 Prozent der Stellen in Litauen mit Freiwilligen besetzt werden konnten. Aber gerade bei Spezialisten, etwa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gebe es einen Mangel. Pistorius' Haus erwartet, dass die Zahl der Verpflichtungen „im mittleren dreistelligen Bereich“ liegen wird. Der Minister hatte unter anderem mit finanziellen Anreizen versucht, die Brigade mit Freiwilligen zu füllen. Vollständig gelungen ist das nicht.

Unteroffizier Lara erklärt sich den un-beliebten Dienst mit der Distanz – und mit Russland: „Man ist weit weg von zu Hause. Man hat vielleicht auch Familie und Kinder, die man nicht unbedingt mitnehmen möchte, weil man sie nicht aus dem sozialen Umfeld herausreißen will. Aber halt auch wegen der angespannten Lage in Bezug auf Russland.“ Sie persönlich könnte sich vorstellen, später in Litauen zu dienen.

Lara ist vor drei Jahren nach dem Abitur zur Bundeswehr gegangen. Eigentlich wollte sie in den Sanitätsdienst und Medizin studieren. Daraus wurde nichts. Sie wurde während der Musterung zum Sanitätsdienst als „körperlich nicht geeignet“ eingestuft – obwohl sie sich als sportlich aktiv beschreibt, gern Fußball spielt, keine Vorerkrankungen hat. „Deshalb ist es für mich auch bis heute noch nicht so ganz ergründlich, warum es damals nicht geklappt hat“, sagt sie. Laut einer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eine Anfrage der Linksfraktion wurden im zweiten Quartal rund 24 Prozent der untersuchten Bewerber für den neuen Wehrdienst als nicht tauglich eingestuft.

Man werde eben „von oben bis unten durchgecheckt“, sagt Lara. Ihrem Interesse an der Bundeswehr tat das keinen Abbruch. Sie bewarb sich abermals, diesmal für den Personalbereich – und wurde angenommen. Später wird Lara andere Soldaten beraten, etwa wenn sie ihren Standort wechseln wollen. Doch nicht jeder abgelehnte Bewerber dürfte der Bundeswehr eine zweite Chance geben. Für die Truppe ist die Ausmusterungsquote daher ein Problem, auch wenn sie vor Aussetzung der Wehrpflicht 2011 viel höher lag. Sie bremst den Personalaufwuchs, der laut

Fahnenjunker Katharina

Obergefreite Amélie
Hauptgefreiter Maximilian

Kritikern ohnehin viel zu langsam vorangeht. Der Reservistenverband spricht von einem „Wachstum im Schneckentempo“.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viel auf den neuen Wehrdienst gesetzt, mit dem sie junge Menschen gewinnen will. Dazu gehören persönliche und finanzielle Anreize, etwa ein steuerfreier Zuschuss für den Führerschein. Das Interesse scheint jedoch begrenzt zu sein. Laut der Statistik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auf die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beruft, füllten im zweiten Quartal dieses Jahres 83.483 Männer und 3077 Frauen den Fragebogen zur Wehrerfassung vollständig aus. Etwas mehr als 30.600 von ihnen gaben demnach bis Anfang Juli auf der Skala einen Wert zwischen eins und zehn an, was das Ministerium als mögliche Bereitschaft für den Wehrdienst wertet. Aus den Angaben lässt sich jedoch schließen, dass im zweiten Quartal rund 55.000 junge Männer und Frauen explizit kein Interesse am Wehrdienst zeigten.

Die 32 Jahre alte Fahnenjunker Katharina von der Luftwaffe meint, dass die Bundeswehr noch stärker für sich werben müsste. Das breite Angebot an Ausbildungs- und Studienmöglichkeiten werde von Interessierten womöglich erst in der Karriereberatung wahrgenommen, sagt die angehende Presseoffizierin. Sollten sich in Zukunft nicht genügend Freiwillige finden, kann der Bundestag über eine „Bedarfswehrpflicht“ abstimmen, um die Lücke zu schließen. Fahnenjunker Katharina steht dem „relativ neutral und offen“ gegenüber. Die vier anderen Soldaten, mit denen die F.A.Z. gesprochen hat, sprechen sich für einen verpflichtenden Dienst aus – bei der Bundeswehr oder alternativ in einem zivilen Bereich.

Wie groß die personelle Not ist, zeigt sich auch in Füssen. Laras Stube ist klein, aber sie hat alles, was sie braucht, sogar einen kleinen Fernseher. Außerdem schläft die Soldatin derzeit allein in ihrer Unterkunft, das zweite Bett ist frei. Nur etwa 60 Prozent der Dienstposten seien besetzt, sagt der Presseoffizier des Bataillons. Das liege zum einen an der starken Industrie in der Region, die gut bezahle, zum anderen an der Lage direkt an der österreichischen Grenze. Füssen sei für viele zu weit weg, das mache den Standort wenig attraktiv. Einsatzbereit sei das Bataillon dennoch, versichert er – auch wenn das für jeden Einzelnen mehr Arbeit bedeute.

Die Bundeswehr macht es sich aber offenbar auch selbst schwer. Unteroffizier Lara erzählt von jungen Menschen, die nach ihrer Bewerbung monatelang auf eine Rückmeldung gewartet hätten. „Da sagen die Leute halt dann: Na ja, dann suche ich mir halt was anderes. Wenn es so lange dauert, kann ich ja nicht so wichtig sein.“

Obergefreiter Darius

Dabei hat die Allgäu-Kaserne, in der Lara dient, durchaus etwas zu bieten. Die Liegenschaft wirkt modern: Sporthalle, Basketball- und Volleyballfelder, Fitnessraum und sogar eine große Indoor- und Outdoor-Boulderanlage gehören zur Ausstattung. Diese dient nicht nur dem Klettern. Soldaten trainieren dort künftig das Abseilen aus Hubschraubern, die Höhenrettung oder das Stürmen von Häusern. Über Fenster und Türen in den ersten drei Stockwerken der Außenanlage kann das gewaltsame Eindringen in Gebäude geübt werden. Auch Sprengungen wären grundsätzlich denkbar. Ob das mit Blick auf die Sicherheitsbestimmungen und die Anwohner in Füssen möglich ist, sei noch unklar, heißt es aus Laras Bataillon. Direkt neben der Kaserne befindet sich eine Realschule. Der Presseoffizier sagt schmunzelnd, dass er selbst nicht wisse, warum gerade in diesen Standort so viel Geld gesteckt werde.

Denn vielerorts sieht es anders aus. Der Jahresbericht 2025 des Wehrbeauftragten hält „zahlreiche marode Kasernen“ fest; ein Thema, das die Truppe schon seit Jahren begleitet. „Es könnte natürlich immer besser sein“, sagt der Obergefreite Darius. „Aber das Nötige, was man hier gestellt bekommt, reicht zum Leben.“ Der 22 Jahre alte Soldat ist beim Taktischen Luftwaffengeschwader 73 „Steinhoff“ auf dem Fliegerhorst Laage südlich von Rostock stationiert. „Momentan haben wir in dem Block, in dem ich wohne, kein WLAN“, erzählt er. Die Wände der alten Gebäude seien wohl zu dick, um gutes Netz hereinzubekommen. Der junge Soldat zeigt sich zuversichtlich, dass sich das mit den neuen Unterkünften, die in Laage gebaut würden, verändern wird.

Der Bund will in den nächsten zehn bis 15 Jahren eine Milliarde Euro in den Standort investieren. Die Denkfabrik der Bundeswehr, GIDS, warnte kürzlich gegenüber der F.A.Z.: „Ohne zeitgemäße Kasernen werden wir nicht genug junge Leute gewinnen können.“ Der Fliegerhorst ist Heimat eines der vier Eurofighter-Geschwader der Luftwaffe, Darius ist dort derzeit im Nachschubwesen tätig. Er interessiert sich schon seit Kindertagen für Flugzeuge und blickt vor allem wegen der engen Kameradschaft gern auf seine Grundausbildung zurück. Die Ausbildung sei fordernd, aber „komplett machbar“ gewesen, sagt er. Auch an den rauen Ton hat sich Darius gewöhnt. „Man wurde schon etwas lauter angemacht, wenn man wirklich was verkackt hat“, sagt er. Grundsätzlich gebe es aber auch im Umgang mit Rekruten einen Wandel; dieser werde „immer höflicher“.

Der 18 Jahre alte Hauptgefreite Maximilian vom Heimatschutzregiment 1 im bayerischen Roth berichtet Ähnliches. Zugleich unterschätzten manche Bewerber aber, worauf sie sich einließen. „Teilweise kommen sie mit falschen Erwartungen zur Bundeswehr“, sagt er. Sie

würden vom frühen Geld angelockt und merkten erst in der Grundausbildung, wie körperlich anstrengend der Dienst sei und dass sie unter der Woche nicht zu Hause seien. Rund 20 Prozent der Rekruten brechen ihren Dienst frühzeitig ab.

diskutieren, sondern dann heißt es: Jawohl!“ Die Soldatin versteht, dass das manche abschreckt. Sie hält den Umgangston aber für notwendig; im Gefecht gebe es keine Zeit für große Diskussionen. Nur bei einem Thema gerät die selbstsicher und eloquent auftretende junge Soldatin ins Stocken: bei der Rolle männlicher Kameraden in ihrem Berufsalltag. „Natürlich ist es manchmal schwierig, sich als Frau in der Bundeswehr durchzusetzen“, sagt sie. Allein schon, weil sie überwiegend männliche Kameraden habe. „Da ist es dann manchmal schwierig, dass man auch tatsächlich gesehen wird.“ Ins Detail will sie nicht gehen.

Auch Unteroffizier Lara erzählt von früheren Kameraden, die abgebrochen haben. „Es ist halt Befehl und Gehorsam“, sagt sie. „Wenn der Vorgesetzte einen Befehl erteilt, dann fängt man nicht an zu

Verpflichtung für 15 Jahre: Lara ist 21 Jahre alt und Unteroffizier. Im Ernstfall, sagt sie, werde sie ihrer Pflicht nachkommen. Foto Jana Islinger

Derzeit sind knapp 14 Prozent der Truppe Frauen; außerhalb des Sanitätsdienstes strebt die Bundeswehr einen Frauenanteil von mindestens 20 Prozent an. Der Anteil der Bewerberinnen ging laut dem Wehrbericht 2025 jedoch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leicht zurück. Noch immer, mahnte der Wehrbeauftragte Henning Otte (CDU), „beanstanden speziell Soldatinnen sexistisches Verhalten oder diskriminierende Äußerungen im Dienstalltag“.

Die Obergefreite Amélie vom Heimatschutzregiment 1 spricht von einer „Männerwelt“. Die 20 Jahre alte Soldatin erlebt aber, dass sich etwas verändert. Wenn sie nach Dienstschluss noch ihre Haare oder ihr Make-up machen möchte, warteten die Kameraden auf sie. Dafür werde sie nicht blöd angemacht. „Die müssen sich genauso an mich anpassen, wie ich mich an sie anpassen muss.“ Auch während der Sportausbildung habe sie sich auf die Unterstützung ihrer männlichen Kameraden verlassen können: „Ich wurde mitgezogen.“

Zugleich scheint die Truppe in Füssen nicht auf dem neuesten Stand der Drohnenabwehr zu sein. Die bayerische Gemütlichkeit will man sich aber offenbar nicht nehmen lassen; manche Soldaten fahren entspannt mit dem Fahrrad von Dienststelle zu Dienststelle. Trotz aller Lücken und Probleme lässt Lara an ihrer Bereitschaft keine Zweifel: „Wir wissen alle, dass wir im Ernstfall eine Pflicht haben – und der werden wir nachkommen.“

Auch in der Allgäu-Kaserne ist man sich bewusst, dass die hybride Bedrohung näher rückt. Unteroffizier Lara sagt, dass dabei auch eine gewisse Nervosität mitspiele. Das lässt sie sich nicht anmerken, wenn man mit ihr über das Gelände der Liegenschaft läuft; nach außen wirkt die Soldatin entspannt und professionell. „Wir haben uns aktiv für den Beruf entschieden“, sagt sie. Dessen Konsequenzen müsse man sich bewusst sein. Die Schlagzahl der Übungen sei erhöht worden, heißt es auch aus ihrem Bataillon; es gelte, die eigene Abschreckung zu untermauern.

Für ihre Familie sei es zunächst „ein Schock“ gewesen, als Amélie zur Truppe ging. Großvater und Vater hätten den Dienst verweigert, erzählt sie. Inzwischen informiere sich ihr Vater ausführlich über die Truppe und lerne andere Soldaten kennen. Amélies eigene Motivation hat mit der Geschichte ihrer Mutter zu tun: Sie sei vor mehr als 20 Jahren aus Tibet nach Deutschland geflüchtet. „Ich bin dem Land hier sehr dankbar, was es für sie getan hat“, sagt die Obergefreite. Sie wolle der Gesellschaft etwas zurückgeben und die Demokratie verteid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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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blickt die Welt auf Deutschland

Nirgendwo hat „Made in Germany“ mehr gelitten als in Trumps Amerika. Dem Präsidenten ist es bekanntlich seit langer Zeit ein Dorn im Auge, dass die Fifth Avenue in Manhattan vollgestopft ist mit Mercedes-, BMW- und Audi-Limousinen, in Deutschland aber keine Chevrolets über die Straßen fahren. Doch die Kritik geht weiter: Donald Trump und seinem Vize J. D. Vance gilt Deutschland als Beispiel dafür, dass ein Land seine Identität verliert, wenn es seine Grenzen nicht kontrolliert und von Migranten überschwemmt wird – und zu einem dekadenten Wokistan wird, das sich im Namen des Klimaschutzes deindustrialisiert und darüber hinaus die Meinungsfreiheit abschafft. Tatsächlich ist der Blick vieler Amerikaner auf Deutschland differenzierter, als die MAGA-Propaganda nahelegt. Nicht nur stehen deutsches Bier und deutsches Brot weiter hoch im Kurs. Auch finden es viele Amerikaner gar nicht so schlecht, dass sich Heranwachsende in Deutschland nicht hoch verschulden müssen, um eine Universität zu besuchen, und jeder Deutsche über 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verfügt. sat.

Russland setzt ganz auf die AfD. Die Partei gilt dem Moskauer Regime als Gewähr dafür, dass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möglich wäre. Eines, das sich einer Neuordnung Europas nach Wladimir Putins Vorstellungen nicht entgegenstellen und ihm zunächst die Ukraine überlassen würde. Doch werden Geschäftsinteressen in den Vordergrund gerückt, stets mit der Aussicht auf russische Gaslieferungen als Köder an die Adresse der deutschen Wähler. Kirill Dmitrijew, Putins Mann für Wirtschaftszusammenarbeit, schreibt auf der Plattform X, die AfD sei „die Stimme des deutschen Volkes, die für deutsche Energiesouveränität, Wohlstand, Frieden und Zusammenarbeit kämpft“. Eine solche „Energiesouveränität“ wäre keine, sondern eine von Putins Gnaden. Putin, der sich auf den Krieg gegen den Status quo in Europa festgelegt hat, kann von der Allianz mit der AfD nur profitieren: Mindestens gelingt es ihm, Deutschlands Kräften der Mitte das Leben noch schwerer zu machen. frs.

Als der alte Parteimann hört, dass ein Deutscher im Dorf ist, sperrt er stolz die Garage

Die Stimmung hierzulande ist bleiern, viele erkennen ihr Land kaum wieder vor lauter Problemen, Mängeln und Krisen. Wie ist die Wahrnehmung in anderen Ländern und Regionen?

auf. Zwischen altem Werkzeug und Vorräten steht ein weißer Passat. Er habe den schon viele Jahre, sagt der Mann: „Volkswagen hält ewig.“ Die neumodischen Elektroautos gehen für seinen Geschmack viel zu schnell kaputt. In dieses verschlafene Bauerndorf in der Nähe von Xi'an kommen nur selten Ausländer, Autowerkstätten gibt es keine. Auf der Dorfstraße liegt Mais zum Trocknen. Von der in Peking ausgegebenen Losung, dass der Osten der Welt aufstehe und sich der Westen im Niedergang befinde, ist in Gegen den wie diesen wenig zu spüren. In Deutschland sei die Wirtschaft viel stärker, habe er gehört, sagt ein Mann in der Provinz. Oder letztens der Lieferant in Peking: „Ich weiß gar nicht, warum du hier bist, Deutschland ist doch ein viel schöneres Land.“ Manchmal rufen einem Aussagen wie diese erst in Erinnerung, wie gut es dem eigenen Land grundsätzlich geht. Bei all den Niedergangsgeschichten, die einen aus Deutschland erreichen, die aber auch in China von offizieller Seite regelmäßig verstärkt werden. stah.

Es gibt nicht viele deutsche Wörter, die sofort in den französischen Sprachgebrauch eingehen. „Zeitenwende“ gehört dazu, auch wenn es meist wie Seitenwende ausgesprochen wird. Vielleicht steckt dahinter die zunehmende Angst der Franzosen vor einem deutschen Seitenwechsel. Auf die Beständigkeit des großen Nachbarn und Freundes war Verlass wie auf die immer gleich geschnittenen Blazer der Bundeskanzlerin. Die Nostalgie ist so groß, dass das Theaterstück „Guten Tag, Madame Merkel“ ein Publikumserfolg wurde. Aber inzwischen erkennen viele Franzosen Deutschland nicht wieder: Schuldenbremse ade, Aufrüstung ja, bitte, und dann noch Wahlsiege für die AfD. „Alarm, Deutschland rüstet auf!“ titelte das Nachrichtenmagazin „Marianne“. Auch um „das Auto“, ein weiteres Wort, das in französischen Werbespots im Original ausgesprochen wird, steht es nicht gut. Die Deutsche Bahn fährt so unpünktlich, dass die feierlich eingeweihte Direktverbindung von Berlin nach Paris nach einigen Monaten wieder eingestellt wurde. Nicht wenige Franzosen beschleicht der Verdacht, dass die Deutschen ihnen zu ähnlich werden. mic.

Es war in längst vergangenen Zeiten, im Sommer 2007. Dieser Sommer ist den Menschen in Griechenland in übler Erinnerung geblieben. Ende August brachen verheerende Waldbrände aus. 70 Menschen konnten nicht rechtzeitig vor den Flammen fliehen. In diesen schweren Tagen, in einer Athener Taverne, wurde plötzlich ein Hohelied auf Deutschland angestimmt. Genauer: auf das deutsche System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en. Lebhaft diskutierten die Gäste über das Versagen ihres Staates, als ein älterer Griechte, der in Deutschland Gastarbeiter gewesen war, Einwände vorbrachte: Der Staat könne nicht alles lösen, auch die Gesellschaft sei gefordert, sagte der Mann. Er schilderte, wie in Deutschland fast jedes Dorf eine Feuerwehr habe, gebildet aus Freiwilligen – ein System der Selbstverantwortung, das in Griechenland in dieser Form unbekannt ist. Am Ende wurde Deutschland allgemein gelobt. Aber damals galten die Deutschen ohnehin noch als vorbildlich. Sie bauten die besten Autos der Welt, ihr Staat stellte solide Haushalte auf, die Wähler neigten nicht zu extremen Parteien. Wie gesagt: Es war in längst vergangenen Zeiten. tens.

Wie sieht man Deutschland in Afrika? Ob in Johannesburg, Nairobi, Lusaka, Luanda oder Dakar, in den Antworten tauchen drei Stichworte auf: Fußball, Autos und die Sprache, die so schwer zu lernen ist. Selbst in gebildeteren Schichten sind die Kenntnisse über Deutschland darüber hinaus eher vage. Angela Merkel ist weithin als „starke Frau“ im Gedächtnis geblieben, bei den Namen ihrer Nachfolger wird es schwieriger. Es mag eine Rolle spielen, dass Deutschland zwar ein wichtiger Wirtschaftspartner ist, aber im Alltagsleben wenig auffällt. In afrikanischen Großstädten fahren Gebrauchtwagen aus Japan, Motorräder aus Indien und Geländewagen aus China. Die Straßen sind vielerorts von China gebaut wie auch die Stadien, Flughäfen und teils komplette Vororte. Dem deutschen Engagement fehle die „Strahlkraft“, heißt es in einem Bericht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Das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Deutschland ein Imageproblem hat. Für die breite Bevölkerung ist kaum vorstellbar, dass im fernen Deutschland womöglich nicht alles reibungslos funktioniert. clb.

Beim Thema Deutschland werden die Türken sofort gesprächig. Entweder erzählen sie von ihren Verwandten in Wolfsburg, Berlin oder Stuttgart. Es gibt kaum einen Türken, der nicht irgendeinen Onkel oder eine Tante in Almanya hat. Oder sie klagen über die bürokratischen Hürden und monatelangen Wartezeiten für Visa. In keinem anderen Land der Welt werden so viele Einreisegenehmigungen für Deutschland beantragt. Auch das hat mit den Verwandten zu tun – und mit den engen wirt-

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Deutschland gilt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als Gegensatz zur Türkei: regelbasiert und unflexibel, fleißig und unentspannt. In regierungsnahen Me-

dien wird Deutschland gern schlecht gemacht, damit das eigene Land in einem besseren Licht erscheint. Aber unter jungen Türken, von denen laut einer Studie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63 Prozent gern auswandern würden, ist Deutschland das beliebteste Zielland. Wegen der vielen Berührungspunkte und persönlichen Kontakte haben die meisten Türken ein komplexeres Deutschlandbild als umgekehrt. Sie kennen die Wahlergebnisse von Sachsen-Anhalt ebenso wie die Tabelle der Fußball-Bundesliga. boe.

Seit der 7:1-Niederlage gegen Deutschland bei der WM 2014 wissen die Brasilianer, dass Deutsche sogar Fußball können. Da half auch der Hinweis einiger Landsleute nichts, dass der „Spielstand“ der Nobelpreise eher ein Grund zur Sorge sei. Dort stand es damals ungefähr 106:0. Das 7:1 machte Deutschland in Brasilien allerdings eher interessanter als unbeliebter. Nach der WM sprach das Goethe-Institut von einem ausgesprochen positiven Deutschlandbild in Brasilien. Das hat jedoch weniger mit Fußball zu tun als mit der zunehmenden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Deutschland steht für Technik, Präzision, gute Ausbildung und Qualitätsprodukte. Der Deutsche gilt

als fleißig, korrekt und zuverlässig – allerdings auch als ernst, kühl und so pünktlich, dass einem Brasilianer schon beim Gedanken daran leicht unwohl werden kann. Wer

Brasilianer nach einem Wunschpartner fragt, wird Deutschland weit oben auf der Liste finden: als Land, dem man zutraut, gemeinsam etwas aufzubauen. tjb.

Trotz der Dauerkrise ist in Spanien der Respekt vor dem „Motor Europas“ weiterhin groß. Viele Spanier bewundern Deutschland wie kein anderes Land in Europa. Sie haben mehr Vertrauen in deutsche Industrie und Technologie als viele Deutsche – auch wenn ihnen diese nicht sonderlich sympathisch sind: Spanier halten die Deutschen für streng, egoistisch und wenig freundlich. Beide Länder aber haben eine Menge gemeinsam: Sie sind große Autobauer. Spanien ist nach Deutschland der zweitgrößte Produzent in Europa. Das hat auch mit Deutschland zu tun. Mercedes-Benz und der Volkswagen-Konzern mit den Marken Seat und Cupra betreiben einige der größten Produktionsstätten in dem südeuropäischen Land. Doch die deutsche Krise trübt die jahrzehntealte Harmonie: Ausgerechnet die Traditionsmarke Seat könnte unter die Räder kommen. An dieser alten Marke aber hängen die Spanier. Sie sind mit den Autos aufgewachsen, mit ihnen wurde ihr international isoliertes Land während der Franco-Diktatur mobil. Der kleine Seat 600 hat für viele Spanier einen ähnlichen Kultstatus wie für Deutsche der VW-Käfer. hcr.

Deutschland ist für viele Inder eines der beliebtesten Auswanderungsziele. Insgesamt leben in Deutschland schon mehr als 300.000 Ind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stellen viele das deutsche Sozial- und Gesundheitssystem und die „Work-Life-Balance“ als positiv dar. So zeigt ein virales Video deutsche Büroräume, die schon um 17 Uhr wie leer gefegt sind. Viele der in Deutschland lebenden Inder beschreiben aber auch Probleme, zu ihren deutschen Kollegen und Nachbarn persönliche oder freundschaftliche Beziehungen aufzubauen. Vereinzelt haben sie auch Erfahrungen mit Diskriminierung gemacht. Die daraus resultierenden Sorgen über Fremdenfeindlichkeit haben sich durch die Wahlerfolge der AfD noch verstärkt. Ein Kritikpunkt, der in vielen Berichten auftaucht, betrifft das Essen. Die deutsche Küche trifft nicht immer den Geschmack der Inder. Mit dem Wachstum der indischen Gemeinschaft in Deutschland ist aber auch das Angebot an indischem Essen vielfältiger geworden. fäh.

Das mit der Deutschen Bahn verstehen die Japaner nicht. Die Deutschen sind für sie so etwas wie die europäischen Japaner: ordentlich, gründlich, werteorientiert – und pünktlich. Wie sehr die Deutschen die übrigen Klischees noch erfüllen, sei dahingestellt. Aber dass die Züge in Deutschland inzwischen so unpünktlich, dreckig und unzuverlässig fahren, ist Gegenstand von Leitartikeln und abendlichen Debatten. Nicht selten schwingt da Mitleid mit in dem Land, in dem man ohne Bedenken und Zeitpuffer mit der U-Bahn zu einem Termi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Multimillionenmetropole Tokio fahren kann. Und nicht selten kommen dann besorgte Nachfragen, ob der Niedergang der Bahn Sinnbild für den Rest des Landes sein mag. Vor allem ältere Japaner erzählen gerne davon, wie sie selbst einmal in Deutschland waren, für Geschäftsreisen oder den schnellen Touristenritt durch Heidelberg und Rothenburg. Mancher berichtet von Aufenthalten in Deutschland für Mazda, Sony oder Hitachi. Immer schwingt da tiefer Respekt mit für das ferne Land – und manchmal etwas Wehmut. kann.

Das Münchener Oktoberfest gehört in Großbritannien zu den bekanntesten deutschen stereotypen Merkwürdigkeiten, neben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und der Berliner Mauer. Umso erstaunlicher ist, dass der „Daily Telegraph“, das konservative Traditionsflaggschiff der Londoner Presseflotte, das jährliche Wiesfest zum Anlass nahm, um mit Vorurteilen über Deutschland aufzuräumen. Es stimme gar nicht, dass das Wetter trüb,

Natürlich kann man in Deutschland auch feiern: zum Beispiel auf dem Oktoberfest in München. Foto dpa

das Essen schlecht und die Leute humorlos seien. Es regne allenfalls in Hamburg so viel wie in London, in Freiburg und Berlin scheine hingegen oft die Sonne. Lederhosen würden nur in Bayern getragen. Anschließend empfahl die Zeitung ihren Lesern noch das lebendige Leipzig, die tiefen Wälder und die Inseln Sylt und Rügen. Am Ende zerstört der Autor sogar das britische Bild von der sprichwörtlichen „deutschen Effizienz“ – mit dem Hinweis auf die Deutsche Bahn. Der Leser fragt sich am Ende verblüfft, ob diese Informationsbreitseite womöglich mit dem Umstand zusammenhängt, dass der „Telegraph“ kürzlich von einem deutschen Pressekonzern übernommen wurde. Lt.

In Schweden wundert man sich zuweilen über die Deutschen, etwa über deren Bürokratie und die immer noch so miserable Handynetzabdeckung im Land. Bei der Suche nach einer tragfähigen Regierung nach der Parlamentswahl hat der geschäftsführende schwe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Berlin als Beispiel dafür herangezogen, wie man es auf keinen Fall machen sollte. Eine große Koalition seiner bürgerlichen Moderaten mit den Sozialdemokraten wolle er nur im Kriegsfall, sagte Kristersson. „Man kann wohl kaum behaupten, dass die deutsche Regierung ein gutes Beispiel dafür ist, dass man sehr viel auf die Beine stellen kann.“ Bei einer deutschen Sache aber kommen die Schweden ins Schwärmen: den Zeitungen. In Deutschland gebe es einfach viel zu viele gute Zeitungen, schrieb kürzlich die Berlin-Korrespondentin von „Svenska Dagbladet“, Anna-Lena Laurén. Deutschland schneide zwar bei PISA-Studien miserabel ab, das Mindestniveau in Schulen sei niedrig, bei den Zeitungen aber herrsche „Elitismus“. jib.

Es ist noch nicht so lange her, dass viele Polen mit Bewunderung nach Deutschland blickten. Seit einigen Jahren jedoch kommt beinahe schon Mitleid auf. Was, so wundert man sich an der Weichsel, ist mit den Deutschen los? Dass es nicht mehr richtig rund läuft in Deutschland, spricht sich in Polen auch deshalb schnell herum, weil viele Polen in Deutschland leben, Angehörige, Freunde und Bekannte dort haben oder selbst zum Arbeiten über die Oder pendeln. Sie berichten von schmutzigen Städten, unpünktlichen Bahnen, aus dem Ruder gelaufener Bürokratie. Oft können sie sich einer gewissen Schadenfreude nicht erwehren. Doch gibt es eine Sache, die auch Polen in Aufruhr versetzt. Zum Jahreswechsel führte das Land nach sehr deutsch anmutender Diskussion das Flaschenpfand ein. Seitdem kommt es vor den Pfandautomaten zu Wutausbrüchen. Lauthals wird auf die Regierung, die EU und das Universum geschimpft. Der Unmut wurde schließlich so groß, dass die Zeitung „Gazeta Wyborcza“ in Sachen Pfand zur Beruhigung beizutragen versuchte, und zwar mit dem Satz: „In Deutschland funktioniert es auch.“ lock.

Es gibt den berühmten und schon zu Zeiten von Goethes „Italienischer Reise“ wahren Spruch, wonach die Deutschen die Italiener lieben, aber nicht respektieren, während die Italiener die Deutschen respektieren, aber nicht lieben. Es ist deshalb nichts weniger als eine kulturgeschichtliche Wasserscheide, dass die Italiener ihren Respekt vor den Deutschen verloren haben. Unser Nachbar Ignazio ist Carabiniere und fährt seit Jahr und Tag Mercedes: Die „macchina tedesca“, das zuverlässige deutsche Auto, passt zum stolzen italienischen Ordnungshüter wie die Patrone in dessen Karabiner. Ignazio ist erschüttert über den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Er kann nicht fassen, dass die Züge in Italien heute pünktlicher fahren als in Deutschland. Dass die einst so effizienten Deutschen mit dem Bau eines Bahnhofs in Stuttgart und eines Flughafens in Berlin überfordert sind. Dass die Regierung in Rom stabiler ist als die in Berlin. Dass deutsche Innenstädte aussehen wie die Brennpunktviertel süditalienischer Metropolen. Dass sich, mit einem Wort, die „italienischen Verhältnisse“ längst in Deutschland verbreitet haben. r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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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vaning als Chance für die Kommunen

Urlaub mit dem Reisemobil oder Wohnwagen boomt: ein Trend, der auch die lokale Wirtschaft in Fahrt bringt. Beispiele wie Kitzingen und Worms zeigen sein Potential – auch für Städte und Gemeinden abseits touristischer Hotspots.

Deutschlands Städte und Gemeinden stehen unter finanziellem Druck. Nach Angab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schlossen die Kommunen das Jahr 2025 mit einem Rekorddefizit von 31,9 Milliarden Euro ab – dem höchsten Fehlbetrag se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Während viele von ihnen nach Wegen suchen, neue Einnahmequellen zu erschließen, ihre Innenstädte zu beleben und mehr Wertschöpfung vor Ort zu generieren, könnte Caravaning eine Antwort sein, die bislang vielerorts noch unterschätzt wird.

Allein die Zahl der zugelassenen Reisemobile hat sich innerhalb eines Jahrzehnts mehr als verdoppelt und die Marke von einer Million Fahrzeugen längst überschritten. Gleichzeitig steigen die Übernachtungen auf Camping- und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kontinuierlich. Eine Entwicklung, die weit mehr ist als ein touristischer Trend. Sie eröffnet Städten, Gemeinden und Landkreisen neue Möglichkeiten, zusätzliche Gäste anzusprechen, Kaufkraft in die Region zu holen und touristische Impulse zu setzen – oftmals mit deutlich geringerem Aufwand als bei klassischen Infrastrukturprojekten.

Caravaning-Milliarden für die lokale Wirtschaft

Der Reisemobiltourismus zeichnet sich durch eine Besonderheit aus: Die Gäste bleiben selten auf ihrem Stellplatz. Sie besuchen Innenstädte, kaufen regional ein, kehren in Restaurants und Cafés ein, nutzen Kultur- und Freizeitangebote oder erkunden die Umgebung mit dem Fahrrad. Dadurch profitieren zahlreiche lokale Betriebe unmittelbar von ihrer Anwesenheit.

Di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ist inzwischen beachtlich. Nach aktuellen Berechnungen des Deutsch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 für Fremdenverkehr (dwif) erzielte der Caravaning-Tourismus 2025 einen touristischen Inlandsumsatz von rund 22,7 Milliarden Euro. Knapp acht Milliarden Euro davon verbleiben direkt in den Reisezielen und stärken dort Handel, Gastronomie, Dienstleister sowie kulturelle Einrichtungen.

Für Kommunen ist besonders interessant, dass diese Wertschöpfung nicht nur in etablierten Ferienregionen entsteht. Reisemobilisten gelten als flexibel und entdeckungsfreudig. Sie suchen gezielt nach neuen Destinationen, machen Zwischenstopps in kleineren Städten und besuchen Regionen, die bislang nicht im Zentrum des touristischen Interesses standen. Damit verteilen sich die wirtschaftlichen Effekte deutlich breiter als in vielen anderen Tourismussegmenten.

Ein Wirtschaftsmotor, der kontinuierlich läuft

Genau darin liegt die besondere Stärke des Caravanings. Während klassische Tourismuskonzepte häufig hohe Investitionen und starke touristische Anziehungspunkte voraussetzen, können auch kleinere Orte vom Reisemobiltourismus profitieren. Oft reichen attraktive Landschaften, historische Altstädte, kulturelle Angebote, Veranstaltungen oder regionale Spezialitäten aus, um Reisemobilisten anzuziehen. Zugleich reisen viele Caravaning-Gäste mehrfach pro Jahr. Anders als der traditionelle Sommerurlaub verteilt sich ihre Nachfrage auf verschiedene Jahreszeiten. Wochenendtrips, Kurzreisen oder spontane Aufenthalte sorgen dafür, dass auch Vor- und Nachsaison wirtschaftlich belebt werden. Für Gastronomie, Einzelhandel und Freizeitanbieter bedeutet dies zusätzliche Umsätze außerhalb klassischer Spitzenzeiten.

Stellplätze als pragmatischer Einstieg

Damit Kommunen von all dem Potential profitieren können, braucht es vor allem eines: geeignete Stellplätze. Der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hält bislang jedoch nicht mit dem Wachstum der Fahrzeugzahlen Schritt. Während der Bestand an Reisemobilen seit Jahren stark steigt, entwickelt sich die Zahl der verfügbaren Stellplätze deutlich langsamer. Besonders in beliebten Regionen führt dies bereits heute zu Engpässen.

Dabei dürfen Reisemobilstellplätze nicht mit klassischen Campinganlagen verwechselt werden. Moderne Reisemobile verfügen meist über eigene Sanitärbereiche, Wasserversorgung und Stromsysteme. Für viele Gäste steht daher weniger eine umfassende Infrastruktur im Mittelpunkt als vielmehr ein attraktiver Standort in der Nähe von Sehenswürdigkeiten, Innenstädten oder Naturerlebnissen. Gerade deshalb können Kommunen häufig auf bereits vorhandene Flächen zurückgreifen. Öffentliche Parkplätze, Konversionsflächen oder geeignete Randlagen lassen sich vergleichsweise einfach umnutzen und mit überschaubaren Investitionen für den Reisemobiltourismus erschließen. Oft genügen wenige Stellflächen, um erste Erfahrungen zu sammeln und die Nachfrage zu testen.

Kitzingen zeigt, wie es funktionieren kann

Wie erfolgreich ein solches Konzept sein kann, zeigt die fränkische Stadt Kitzingen. Was 2005 mit zwölf Stellplätzen begann, hat sich im Laufe der Jahre zu einem ganzjährig geöffneten Reisemobilstandort mit rund 70 Stellflächen entwickelt. Die Lage direkt am Main und die fußläufig erreichbare Altstadt machen ihn besonders attraktiv. Nach Angaben der Stadt entfielen zuletzt rund 40 Prozent der touristischen Nachfrage auf den Camping- und Reisemobiltourismus. Davon profitieren zahlreiche lokale Betriebe. Restaurants, Einzelhändler und Dienstleister verzeichnen zusätzliche Umsätze, während die Stadt ihre touristische Sichtbarkeit steigern konnte.

Das Beispiel verdeutlicht, dass Reisemobilstellplätze nicht isoliert betrachtet werden sollten. Sie entfalten ihre größte Wirkung, wenn sie Teil eines lokalen Angebots sind und Gästen einen unkomplizierten Zugang zu Gastronomie, Kultur oder Freizeitangeboten ermöglichen. Dann wird aus einer Übernachtungsmöglichkeit ein Instrument der Regionalentwicklung.

Planungssicherheit als Schlüssel zum Ausbau

Trotz der positiven Entwicklung sehen Branchenvertreter und Kommunen weiterhin Handlungsbedarf. Ein zentrales Thema ist die planungsrechtliche Einordnung von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In vielen Fällen werden sie bisher ähnlich behandelt wie klassische Campingplätze, obwohl sich Nutzung, Aufenthaltsdauer und Infrastrukturbedarf deutlich unterscheiden.

Der Caravaning Industrie Verband (CIVD) setzt sich deshalb für eine differenziertere Betrachtung im Bauplanungsrecht ein. Ziel ist es, Reisemobilstellplätze als eigenständige Form touristischer Infrastruktur klarer zu definieren und Genehmigungsverfahren zu vereinfachen. Im Zuge der aktuellen Diskussionen um die Modernisierung des Städtebau- und Raumordnungsrechts bringt der Verband entsprechende Vorschläge in die politische Debatte ein. Für Kommunen könnte dies künftig mehr Handlungsspielraum bedeuten. Bestehende Flächen ließen sich leichter nutzen, Projekte schneller umsetzen und neue Stellplatzangebote rechtssicher entwickeln. Genau das würde helfen, die wachsende Nachfrage in geordnete Bahnen zu lenken und zusätzliche Wertschöpfung vor Ort zu erzeugen.

Caravaning ist damit längst mehr als eine beliebte Urlaubsform. Für viele Städte und Gemeinden entwickelt es sich zu einem strategischen Instrument, um Tourismus, Wirtschaft und Regionalentwicklung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Wer das Potential erkennt und passende Angebote schafft, kann von einem Trend profitieren, der noch lange nicht an Fahrt verloren hat.

76 Mio.

Übernachtungen

wurden 2025 auf deutschen Camping- und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gezählt – so viele wie nie zuvor.

22,7 Mrd.

betrug der touristische Rekordumsatz der Caravaning-Reisenden im vergangenen Jahr. Davon blieben mehr als sieben Mrd. Euro in den Zielregionen, den Kommunen.

Euro

sind seit April 2025 offiziell in Deutschland registriert – ein neuer Höchstwert. Und die Zahlen steigen seitdem kontinuierlich weiter.

Reisemobile

6400

Stellplätze

gibt es derzeit bundesweit. Ein Vergleich von Campingplätzen und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zeigt: Während sich die Zahl der Campingplätze in Deutschla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kaum verändert hat, ist das Potential bei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noch lange nicht ausgeschöpft.

1 Mio.

Thomas Ewert ist Prokurist bei TST Logistics. Die Firma schuf in Worms 47 Reisemobilstellplätze.

„Reisemobilisten verbringen ihren Urlaub nicht auf dem Stellplatz. Sie nutzen Angebote in der Stadt.“

Quell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Zahlen zu Campingplätzen), dwif (Zahlen zu Reisemobilstellplätzen)

V. i. S. d. P.: Marc Dreckmeier, Caravaning Informations GmbH, Hamburger Allee 14,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In Worms ist mit „Mondschein Caravaning“ jüngst ein neuer Reisemobilstellplatz im Westen der Nibelungenstadt entstanden, dessen Umsetzung der CIVD beratend begleitet hat. Thomas Ewert, Prokurist beim Betreiber TST Logistics, erläutert, welches Potential er für die Stadt sieht, warum Reisemobilisten für lokale Unternehmen interessant sind und welche Voraussetzungen weitere Projekte dieser Art benötigen.

Herr Ewert, warum haben Sie gerade in Worms in einen neuen Reisemobilstellplatz investiert? Worms vereint viele Voraussetzungen, die Reisemobilisten schätzen. Die Stadt verfügt über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Geschichte, bedeutende Kulturdenkmäler und ein breites Veranstaltungsangebot. Hinzu kommen die Lage am Rhein und die Nähe zur Weinregion Rheinhessen. Gleichzeitig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wonnen, dass es bei der touristischen Infrastruktur für Reisemobilisten noch Entwicklungspotential gab. Aus eigener Erfahrung weiß ich, dass viele Menschen mit dem Reisemobil gezielt Orte besuchen, die nicht zu den klassischen Ferienzentren zählen. Sie suchen authentische Städte, regionale Besonderheiten und kurze Wege zu Sehenswürdigkeiten. Worms erfüllt all diese Kriterien. Die Idee war deshalb, einen attraktiven Ausgangspunkt für Caravaning-Touristen zu schaffen, um die Stadt und das Umland unkompliziert entdecken zu können.

Was haben die Stadt und die Unternehmen vor Ort davon, wenn Reisemobilisten hier Station machen? Der entscheidende Punkt ist, dass Reisemobilisten ihren Urlaub nicht auf dem Stellplatz verbringen. Sie bewegen sich in der Stadt, besuchen Museen und Veranstaltungen, kaufen vor Ort ein, nutzen gastronomische Angebote und erkunden die Region. Mit jedem einzelnen Übernachtungsgast entsteht ein Plus an Nachfrage bei den unterschiedlichsten Arten von Betrieben rund um den Stellplatz. Deshalb sehe ich einen Reisemobilstellplatz nicht nur als Übernachtungsangebot, sondern auch als Baustein für die touris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as braucht es, damit für den wachsenden Reisemobiltourismus künftig mehr solcher Projekte in deutschen Städten und Regionen entstehen?

Vor allem braucht es geeignete Flächen, Investitionsbereitschaft und Kommunen, die solche Projekte unterstützen. Wer privat investiert, braucht verlässliche Rahmenbedingungen und möglichst klare und zügige Planungs- und Genehmigungsprozesse. Wenn Kommune, Tourismus und private Investoren an einem Strang ziehen, können moderne Stellplätze vergleichsweise schnell neue touristische Kapazitäten schaffen – und davon profitiert am Ende die ganze Region.

Im Dunkel der Nacht

Stillstand am Tag: Schiffe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im Oktober Foto Laif

Die Öllieferungen vom Golf liegen derzeit fast so hoch wie vor dem Irankrieg. Amerika stellt das als Erfolg dar. Aber so einfach ist es nicht.

Von Friederike Böge, Istanbul

Di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hatte man sich bisher als eine Einigung am Verhandlungstisch vorgestellt. Die Voraussetzung schien zu sein, dass entweder Iran oder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so sehr unter wirtschaftlichen und militärischen Druck gerieten, dass sie zu Zugeständnissen bereit wären. Do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zeichnen gerade ein ganz anderes Bild einer Öffnung der Meerenge: Öltanker, die im Dunkel der Nacht mit ausgeschalteten Transpondern unter militärischem Schutz durch das umkämpfte Nadelöhr fahren. Kapitäne und Seeleute, die für ein Vielfaches ihrer früheren Gehälter bereit sind, der Gefahr eines iranischen Angriffs zu trotzen. Saudische und emiratische Schiffe transportieren demnach im Pendelverkehr Rohöl durch die Meerenge, laden es im Golf von Oman auf andere Schiffe um und fahren zurück, um die nächste Ladung aufzunehmen.

Die Folge: Seit der letzten Septemberwoche haben die Ölexporte aus der Golfregion laut der Analysefirma Kpler beinahe das Vorkriegsniveau erreicht. Möglich war das durch eine stärkere Nutzung von Alternativrouten, aber auch der Straße von Hormus. Das für die Region zuständige US-Militärkommando Centcom nennt noch eine höhere Zahl: 20 Millionen Barrel am Tag. Das wäre etwas mehr als durchschnittlich vor dem Krieg. „Der Schiffsverkehr fließt derzeit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schrieb Centcom am Donnerstag auf der Plattform X.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ihre regionalen Partner kontrollieren eindeutig die Meerenge.“

Auf den Ölpreis wirkt sich das aber bisher kaum aus. Ein Grund: Die Kosten für die nächtlichen Operationen sind extrem hoch. Laut der „Financial Times“ sind die Transportkosten pro Tanker, die vor einem Jahr zwischen 20.000 und 50.000 Dollar betragen hätten, auf 1,3 Millionen Dollar gestiegen. Versicherungsprämien haben sich vervielfacht. Teils tragen die produzierenden Staaten das Risiko selbst. Schiffskapitäne, die die Passage wagen, sollen bis zu 100.000 Dollar im Monat verdienen. Die Eskorten durch die US-Marine binden militärische Kräfte und bergen Risiken. Mehrfach soll Iran amerikanische Kriegsschiffe mit seinen Raketen nur knapp verfehlt haben. 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ie nachhaltig ist dieses Vorgehen?

„Eine diplomatische Lösung mag nicht nötig sein, um die physischen Lieferungen wiederherzustellen, aber ohne eine solche Lösung werden die Preise für das gelieferte Öl voraussichtlich hoch bleiben“, schreiben die Kpler-Analysten.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mache eine diplomatische Lösung noch unwahrscheinlicher. Mit einer kompletten Öffnung der Meerenge sei in den nächsten sechs Monaten nicht zu rechnen, meint Kpler. Hinzu kommt, dass die Exporte anderer wichtiger Güter wie petrochemischer Produkte, Gas und Dünger noch immer weit unter Vorkriegsniveau liegen.

Die Siegesrhetorik aus Washington erzeugt Gegendruck von iranischer Seit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gab es laut einem Bericht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am Golf mehr Angriffe auf Schiffe als in jeder anderen Woche seit Beginn des Krieges. Ein General der Revolutionsgarde sagte am Mittwo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ist geschlossen.“ Sein Land habe „die volle Kontrolle darüber“. Am Mittwoch und Donnerstag eskalierte Iran offenbar sein Vorgehen. Iranische Medien berichteten über zwei Angriffe auf Schiffe außerhalb der Straße von Hormus. Eines davon soll sich nahe dem emiratischen Hafen Fudschaira befunden haben, der für die Umladung von Öl auf andere Schiffe genutzt wird.

Die Risiken der Passage stellen Seeleute vor schwierige Entscheidungen. Manche würden von ihren Arbeitgebern unter Druck gesetzt, sagt Manoj Yadav von der indischen Seefahrergewerkschaft in einem Telefonat. „Zu den Zwangsmaßnahmen zählen Blacklisting, die Einbehaltung von Heimreisekosten und die Nichtauszahlung von Risikoprämien.“ Den Seeleuten werde für Passagen durch die Meerenge teils das fünffache Gehalt angeboten. Angesichts der hohen Arbeitslosigkeit in Indien sei das schwer abzulehnen.

Viele Arbeitgeber böten jedoch keinen Versicherungsschutz gegen Kriegsrisiken. „Die Familien von Seefahrern, die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oder im Schwarzen Meer getötet wurden, haben zudem Schwierigkeiten, ihre privaten Versicherungsansprüche in Indien durchzusetzen, weil die Versicherer sich auf den Ausschluss von Kriegsgebieten berufen.“

Es gibt Vermutungen, dass Golfstaaten Iran teilweise dafür bezahlen, dass ihre Ölexporte sicher durch die Meerenge kommen. Das amerikanische Finanzministerium bestätigte solche Zahlungen Mitte September, als es Sanktionen gegen die japanische Kryptowährungsbörse Bitbank verhängte. „Ich vermute auch, dass diese Länder wissen, dass dies nicht nachhaltig ist, sowohl mit Blick auf die US-Eskorten als auch mit Blick auf Zahlungen an Iran von zehn oder zwanzig Prozent ihrer Frachtkosten“, sagte jüngst die Leiterin der Kpler-Abteilung für geopolitische Risiken, Michelle Brouhard. Offenbar versuchten die Produzenten ihre Ware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auf den Markt zu bringen, bevor der Krieg wieder losgehe. Die Zeitung „The Atlantic“ berichtete am Donnerstag, dass das Weiße Haus das Pentagon angewiesen habe, neue Angriffsoptionen auszuarbeiten.

Erdoğan kontrolliert jetzt die Oppositionshochburg İzmir

Der CHP-Bürgermeister ist ins Regierungslager übergelaufen / Von Friederike Böge, Istanbul

Recep Tayyip Erdoğan ließ es sich nicht nehmen, dem prominentesten Überläufer der Opposition persönlich das Parteiabzeichen der AKP an die Brust zu heften. Als der türkische Präsident am Mittwoch in der Parteizentrale den Bürgermeister von İzmir, Cemil Tugay, auf die Bühne bat, skandierte das Publikum „Überall ist İzmir, überall ist Erdoğan“. Ausgerechnet İzmir. Die Stadt im äußersten Westen der Türkei galt immer als uneinnehmbare Festung der Opposition. Der Säkularismus ist in İzmir so tief verwurzelt, dass Erdoğans religiös-konservative AKP in den 25 Jahren ihres Bestehens dort noch nie eine Wahl gewonnen hat. Nun regiert sie die drittgrößte Stadt des Landes ohne Zustimmung der Wähler. Nicht wenige Türken sehen darin ein Omen für eine neue politische Realität, in der Wahlen kaum noch eine Rolle spielen.

Im August 2025 hatte Tugay noch in einem Interview gesag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er zur AKP übertrete, liege bei weniger als „eins zu einer Million“. Er halte einen solchen Schritt für „unanständig“. „Ich bin nicht die Art von Mensch, die so etwas tut.“ Noch im Januar dieses Jahres sagte Tugay, wenn er der AKP beitrete, würde seine Mutter ihn enterben und seine Frau sich von ihm scheiden lassen. Am Mittwoch stand seine Frau gequält lächelnd mit auf der Bühne, als ihr Mann Erdoğan die Hand reichte.

Womöglich hat ihn die Tatsache umgestimmt, dass in der Zwischenzeit Dutzende CHP-Bürgermeister inhaf-tiert wurden, darunter einer seiner Amtsvorgänger. Tugays Entscheidung ist kein Einzelfall. Zwei weitere Ober-bürgermeister größerer Städte, von Aydin und Afyonkarahisar, sowie 33 Bürgermeister von Bezirken und Ortschaft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on der Republikanischen Volkspartei (CHP) zur AKP gewechselt.

Nach Darstellung von Oppositionsführer Özgür Özel wurden manche von ihnen unter Androhung von Ermittlungen oder Festnahmen zu dem Schritt gedrängt. Auch über Tugay sagt Özel, ihm sei „durch Drohungen eine Unterschrift abgerungen“ worden. In einer Rede pries der Bürgermeister von İzmir den Präsidenten als „großen Führer“. Er wolle die Stadt mithilfe der Zentralregierung „wieder aufbauen“. Aus Protest gegen seinen Parteiwechsel traten der Direktor des lokalen Literaturfestivals und der künstlerische Leiter des Stadttheaters zurück. Die Schauspielerin Berna Laçin wurde in Gewahrsam genommen, nachdem sie unter Verweis auf die Besetzung durch griechische Truppen im Jahr 1919 auf der Plattform X geschrieben hatte: „İzmir wurde schon einmal besetzt, habt keine Angst“.

Am Abend versammelten sich etwa tausend Demonstranten zu einer Protestkundgebung am Platz der Republik in İzmir und forderten Tugays Rücktritt. Die relativ geringe Zahl an Teilnehmern kann man als ein Indiz für den Zustand der Opposition verstehen. „Die Leute sind demoralisiert. Sie warten nur noch auf die Wahlen“, sagt der Izmirer Journalist Ilkan Dalkuç. Mit dem Parteiübertritt verliert die Opposition eine ihrer wichtigsten Hochburgen. „Izmir hat die politische Maschinerie der CHP 20 Jahre lang angetrieben“, sagt Dalkuç. Der Grund für die Entscheidung des Bürgermeisters sei „leicht zu erraten“. Der in der Stadt verbreitete Filz „würde jeden Bürgermeister angreifbar machen“.

Noch vor zwei Jahren hatte die CHP sich gute Chancen ausgerechnet, die nächste Präsidentenwahl zu gewinnen, nachdem sie der AKP bei den Kommunalwahlen im März 2024 eine schwere Niederlage zugefügt hatte. Ein Jahr später wurde ihr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 Ekrem İmamoğlu inhaftiert, dann ihr Parteivorsitzender Özel per Gerichtsbeschluss verfassungswidrig abgesetzt. Özel hat inzwischen die Neue Partei (Yeni Parti) gegründet, die aber nur über begrenzte Finanzmittel verfügt.

Spanien feiert sie wie eine Märtyrerin

Rentnerin Maricarmen gestorben / Von Hans-Christian Rößler, Madrid

Einige ihrer Nachbarn verehrten sie wie eine Märtyrerin. Kaum war am Mittwochabend der Tod von Maricarmen bekannt geworden, brannten vor ihrem Haus unweit des Retiro-Parks die ersten Kerzen. Auf Plakaten standen Sätze wie: „Wir werden für dich kämpfen. Ruhe in Frieden“ und „Danke, dass Du Spanien verändert hast“. Die 87 Jahre alte Madrider Rentnerin María del Carmen Abascal war in nur zwei Wochen zum Gesicht der spanischen Wohnungskrise geworden: Die Zwangsräumung ihrer Wohnung, in der sie fast 70 Jahre gelebt hatte, löste landesweite Proteste, die Neuwahl im November und den ersten Generalstreik seit 14 Jahren aus. Am Mittwoch sollte sie eigentlich den neuen Mietvertrag für ihre alte Wohnung unterschreiben. Doch plötzlich verschlechterte sich ihr Gesundheitszustand.

Die Bilder der hageren Frau mit den kurzen Haaren, die Sanitäter auf einer Trage aus ihrem Haus holten und ins Krankenhaus brachten, hatten am 23. September die große Welle der Empörung hervorgerufen. Sie ebbte auch nicht ab, als es gelang, eine Lösung für ihre Rückkehr zu finden. Die neuen Eigentümer, eine Immobiliengesellschaft, hatten ihre Monatsmiete von 500 auf 2650 und später auf 1650 Euro erhöht – bei einer Rente von 1400 Euro.

Am Tag der Räumung der Wohnung, in die sie einst mit ihren Eltern eingezogen war, schlugen Aktivisten auf dem Platz an der Puerta del Sol im Zentrum von Madrid die ersten von inzwischen Hunderten Zelten auf. Das Protestlager verwandelte sich in der Nacht zum Donnerstag in eine Totenwache – mit einem improvisierten Altar mit Blumen, Fotos von Maricarmen und Kerzen. „Es darf keine weiteren Maricarmens geben“, war schon einer der Slogans, als sie noch lebte. Die Teilnehmer des Protestzugs, der sich am Abend in Richtung Parlament formierte, bevor die Polizei ihn dort stoppte, riefen „Das ist kein Todesfall, sondern Mord“ und „Die Spekulanten haben sie ermordet“.

Der sozialistische Regierungschef, der konservative Oppositionsführer und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Vox-Partei reagierten auf ihren Tod. Ministerpräsident Pedro Sánchez schrieb auf der Plattform X, er schicke eine Umarmung an alle, die wie er „diesen Verlust als ihren eigenen“ empfinden. Der Vorsitzende der konservativen Volkspartei (PP)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sprach den Angehörigen sein Beileid aus. Er warnte zugleich die Parteien davor, ihren Tod für den Wahlkampf zu instrumentalisieren. Vox machte Sánchez für den Tod von Maricarmen Abascal verantwortlich. „Skrupellos“ habe er ihr Leid ausgenutzt, um eine Wahlkampagne zu starten, die die Verantwortung der Regierung für die Wohnungsnot verschleierern solle. Der Vox-Europaabgeordnete Hermann Tertsch ging noch weiter und forderte eine Obduktion. Laut der Zeitung „La Vanguardia“ deutete er in einer Nachricht indirekt an, dass die Regierung Sánchez hinter ihrem Tod stecken könnte.

Maricarmens Anwältin Beatriz Duro kritisierte am Donnerstag d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die die Zwangsräumung zugelassen hätten, die der alten Frau gesundheitlich auf fatale Weise zugesetzt habe. „Dieses Verfahren hat Maricarmen getötet, und das passiert nicht nur ihr; es ist eine Realität, die leider vielen Menschen widerfährt.“ In Spanien waren es zuletzt im Durchschnitt mehr als 40 am Tag. Zumindest einen Teil davon will die amtierende Linksregierung jetzt mit zwei Wohnungs-Dekreten verhindern, die am vergangenen Freitag im Parlament gescheitert waren. Eines davon verbietet die Räumung der Wohnungen von Menschen, die wie die Rentnerin nachweislich in einer prekären Lage sind und die keine andere Unterkunft haben. In Spanien hießen die Notmaßnahmen, mit denen Sánchez sich bei den Wählern empfehlen will, schon vor ihrem Tod Maricarmen-Dekrete.

Meloni bekommt ihre Wahlrechtsreform

Die Opposition will das neue Gesetz vor dem Verfassungsgericht anfechten

Italien erhält das fünfte neue Wahlgesetz innerhalb von 35 Jahren. Dazu diente der italien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eine breite Mehrheit bei einer geheimen Abstimmung im italienischen Abgeordnetenhaus am Donnerstag: 227 Abgeordnete stimmten für die Reform, 164 dagegen. Vor der Abstimmung hatte es Spekulationen darüber gegeben, dass Meloni mit ihrem Gesetzesprojekt an Abweichlern aus der eigenen Koalition scheitern könnte und damit geschwächt ins Wahljahr 2027 gehen würde.

Die Oppositionsparteien wollen gegen das neue Wahlgesetz vor das Verfassungsgericht ziehen. Sie hoffen darauf, dass das Gericht das Wahlgesetz in der neuen Form noch in den ersten Monaten 2027 für verfassungswidrig erklärt oder Modifikationen daran vornimmt. Bereits 2013 und 2017 hatte das Verfassungsgericht die damals geltenden Wahlgesetze als verfassungswidrig befunden und damit Neufassungen erzwungen.

Einer der Beweggründe für die Neufassung des Wahlgesetzes ist für Meloni der Umstand, dass die Opposition bei der Wahl im kommenden Jahr vereint und nicht mehr gespalten wie im Jahr 2022 antreten könnte. Bei der jüngsten Wahl hatte es Melonis Vier-Parteien-Bündnis leicht, bei einer Mehrheitswahl in Wahlkreisen die absolute Mehrheit zu erzielen. Falls sich die Parteien der Opposition auf gemeinsame Kandidaten einigen würden, hätte es Melonis Bündnis schwer, wieder eine klare Parlamentsmehrheit im Abgeordnetenhaus und im Senat zu erringen.

Das bislang geltende Wahlrecht, das 2017 vom demokratischen Politiker Ettore Rosato vorgelegt wurde und deshalb „Rosatellum“ heißt, sieht vor, dass rund 37 Prozent der Sitze – insgesamt 147 – nach dem Mehrheitswahlrecht in großen Wahlkreisen vergeben werden. Die übrigen Sitze werden im Verhältniswahlrecht über feste Parteilisten verteilt.

Für die nächste Wahl soll nun das Element der Mehrheitswahl in Wahlkreisen wieder abgeschafft werden; es gibt dann wieder das Prinzip der Verhältniswahl. Zur Stabilisierung der Regierungsbildung wird allerdings vorgesehen, dass diejenige Koalition mit relativer Stimmenmehrheit bei den Wahlen eine Prämie von Sitzen im Parlament erhält – allerdings nur, wenn sie zusammen eine Schwelle von 42 Prozent der Stimmen erhalten hat. Im Abgeordnetenhaus mit 400 Sitzen besteht die Mehrheitsprämie dann aus 70 Sitzen.

Die linke Opposition kritisiert diese Regel als undemokratisch. Sie hatte allerdings 2008 und 2013 selbst von einer ähnlichen Mehrheitsprämie profitiert, die damals aber nicht an eine Mindestschwelle von abgegebenen Stimmen gebunden war und deshalb 2015 vom Verfassungsgericht verworfen wurde.

Mit dem neuen Wahlgesetz verbindet Melonis Koalition auch eine Erschwernis für die Zulassung zur Wahl: Wer bisher nicht im Parlament vertreten ist und neu antreten will, soll künftig in jeder Region 6000 Unterschriften sammeln müssen – und nicht mehr 1500 wie bisher. Diese Regel gilt nun als ein Detail, das vom Verfassungsgericht mit besonderer Sorgfalt betrachtet werden könnte.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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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wirbt im Netz für wen?

Auf Instagram, Tiktok und Co. mischen Influencer im Wahlkampf mit. Dabei verschwimmt die Grenze zwischen persönlicher Meinung und politischer Kampagne.

Von Finn Hohenschwert

Wahlplakate an Straßenlaternen oder Infostände mit Kugelschreibern und Fruchtgummis waren

lange die ersten sichtbaren Vorboten einer Wahl. Heute beginnt der Wahlkampf vor allem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wischen Make-up-Tutorials und Reise-Vlogs tauchen dort die Spitzenkandidaten auf. Sie geben Einblicke in ihren Alltag oder kommentieren aktuelle Trends. Häufig arbeiten sie mit Influencern zusammen. Wer etwa vor der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wahl dem Tiktok-Kanal der Filmemacherin Tsellot Melesse folgte, stieß dort auf Elif Eralp. Die Spitzenkandidatin der Linken verriet, welche „Hidden Banger“ im Wahlprogramm ihrer Partei steckten. Influencer Dalyan Unland bekam von der Politikerin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Sprachunterricht: „Toplu ulaşım herkes için uygun fiyatlı olmalıdır“, was so viel heißt wie „Der öffentliche Nahverkehr sollte für alle bezahlbar sein“.

Auch in Sachsen-Anhalt wurde kräftig Wahlkampf in den sozialen Medien gemacht. Um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formierten sich Youtuber, Streamer und politische Influencer, darunter der „Aktivist-Mann“, der mit seinem aggressiven Vorgehen gegen Medienvertreter Schlagzeilen machte. Sie streamten von Parteiveranstaltungen, filmten jubelnde Anhänger und verbreiteten Wahlversprechen auf ihren Kanälen. Für das Publikum ist nicht immer erkennbar, wo Journalismus aufhört, Wahlkampf beginnt oder einfach nur die Meinung einer Privatperson zu sehen ist.

Christian von Sikorski, Leiter der Arbeitsstelle Medienwirkungsforschung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hält solche Verflechtungen für problematisch. Er untersucht den Einfluss sozialer Medien auf Wahlkämpfe und warnt vor vermeintlich unabhängigen Stimmen im Netz: „In der MAGA-Bewegung in den USA, aber auch in Ungarn bei der Fidesz-Partei beobachten wir, dass vermeintlich unabhängige Influencer finanziell gesteuert werden – teils von Geldgebern mit Verbindungen zur Politik. Solche Verflechtungen lassen sich allerdings nur schwer belegen.“

In Deutschland ist politische Werbung auf sozialen Medien gesetzlich geregelt. Der Medienstaatsvertrag verbietet sie nicht nur im klassischen Rundfunk, also Fernsehen und Radio, sondern auch in rundfunkähnlichen Telemedien. Dazu zählen nahezu alle Video- und Audioformate, wie Reels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Livestreams auf Twitch oder Podcasts. Anders als bei Produktwerbung reicht es also nicht, einfach nur offenzulegen, wer einen Beitrag finanziert hat.

Politische Werbung ist vollständig verboten, um das Publikum vor verdeckter politischer Einflussnahme zu schützen. Bei Verstößen bekommen die Influencer Post von den Landesmedienanstalten. Sie überwachen die Einhaltung der medienrechtlichen Vorgaben, leiten Aufsichtsverfahren ein und verhängen gegebenenfalls Bußgelder. So weit die Theorie. In der Praxis stehen die Behörden vor schwierigen Abgrenzungsfragen. Denn die Meinungsfreiheit genießt in Deutschland Verfassungsrang. Dass ein Influencer eine Partei, einen Politiker oder eine Forderung gutheißt, macht einen Beitrag nicht automatisch zu einer unzulässigen Werbung. Entscheidend ist, warum und in wessen Interesse er veröffentlicht wird. „Immer dann, wenn der Influencer eine Gegenleistung für den Beitrag erhalten hat, handelt es sich um Werbung“, sagt Thorsten Schmiege, Präsident der Bayerischen Landeszentrale für neue Medien und Vorsitzender der Direktorenkonferenz der Landesmedienanstalten.

Die Gegenleistung müsse nicht in Geld bestehen. Auch eine Einladung zu einer Veranstaltung oder die Übernahme von Reisekosten könnten rechtlich heikel werden. In manchen Fällen reicht es sogar aus, wenn eine Tätigkeit „in der Regel gegen Entgelt“ erfolgt. So kann eine Äußerung auch ganz ohne

Bezahlung zu einer unzulässigen Werbung werden. Vielen Influencern ist das nicht bewusst. Das zeigt der Fall des Influencers Paul Bunne. Im vergangenen Jahr warb er in einem Video für Münchens Olympiabewerbung. Der Beitrag gehörte zur Kampagne „OlympiJA“, die unter anderem vom Bayerischen 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Sport und Integration orchestriert wurde. Bunne erhielt nach eigenen Angaben keine Gegenleistung. Dennoch leitete die zuständige Landesmedienanstalt ein Verfahren ein. Die Anfrage für das Video stammte von einer So

Die Rede wird aufgezeichnet: AfD-Veranstaltung mit Ulrich Siegmund in Zeitz. Foto Jens Gyarmaty

cial-Media-Agentur, die auch inhaltliche Vorgaben gemacht hatte. Eine solche professionelle Zusammenarbeit erfolge üblicherweise gegen Vergütung. Das reichte der Behörde, um einzuschreiten.

Von außen lässt sich oft schwer erkennen, ob ein Beitrag Teil einer Kampagne ist und ob dafür eine Gegenleistung erbracht wurde.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müssen deshalb Indizien zusammentragen. „Dabei berücksichtigen wir den Inhalt und die Gestaltung des Videos“, sagt Schmiege. Wird ausdrücklich zur Wahl einer Partei aufgerufen? Ist der Beitrag werblich gestaltet? Auch der

Kontext kann zählen: etwa Aufnahmen von einem Parteitag, ähnliche Inhalte auf mehreren Accounts oder der Zeitpunkt kurz vor einer Wahl. Die Reichweite eines Videos ist für die rechtliche Einordnung dagegen nicht entscheidend. Sie kann zwar darauf hindeuten, dass ein Influencer professionell arbeitet und mit den Vorgaben vertraut ist. „Daraus folgt aber letztlich nichts Zwingendes für die Frage, ob ein Verstoß vorliegt oder nicht“, sagt Schmiege. Für die Behörden heißt das, aus vielen Einzelhinweisen ein belastbares Gesamtbild zu formen – angesichts der täglichen Flut an Beiträgen keine leichte Aufgabe. Wie oft sie tatsächlich einschreiten, lässt sich nicht genau sagen. Bislang sind es aber nicht viele Fälle, und wie konsequent die Behörden gegen politische Werbung in sozialen Medien vorgehen, unterscheidet sich von Land zu Land. Auf Anfrage der F.A.Z. teilten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Sachsen-Anhalt mit,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letzten Landtagswahlen kein einziges Verfahren wegen eines Verstoßes gegen das politische Werbeverbot in sozialen Medien geführt zu haben. Auch für das Vorjahr meldeten sie keine entsprechenden Verfahren. Die Landesmedienanstalt Berlin-Brandenburg führt noch nicht einmal eine entsprechende Statistik. In Bayern, wo zwar keine Landtagswahlen, dafür aber Kommunalwahlen stattfanden, gab es dagegen in diesem Jahr 17 solcher Aufsichtsverfahren.

Politische Werbung muss aber nicht immer von einer Partei oder einem Politiker ausgehen. Einzelpersonen können auch eigeninitiativ und parallel zum Parteienwahlkampf werben. Solche Parallelaktionen gibt es schon lange vor den sozialen Medien. 1998 finanzierte der Unternehmer Carsten Maschmeyer zum Beispiel anonym eine Anzeigenserie im Wert von rund 650.000 Mark mit dem Slogan: „Der nächste Kanzler muss ein Niedersachse sein.“ Rechtlich war die Aktion zulässig, politisch sorgte sie für Kritik: Die Wähler wussten nicht, wer den Wahlkampf mitfinanzierte – und wem Gerhard Schröder sich nach einem Wahlsieg womöglich verpflichtet fühlen könnte.

Aktiv wurde der Gesetzgeber, als sich verdeckte Wahlkampfhilfen im Umfeld der AfD häuften. Der Verein zur Erhaltung der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bürgerlichen Freiheiten finanzierte etwa in mehreren Wahlkämpfen millionenschwere Plakat- und Zeitungskampagnen zugunsten der Partei. Kritiker vermuteten, der Verein diene als undurchsichtiges Finanztor für verdeckte oder unzulässige Parteispenden. Seit 2024 verpflichtet Paragraph 27a des Parteiengesetzes Dritte, ihre geplante Werbung einer Partei anzuzeigen. Die Vorschrift gilt auch für soziale Medien. Die Partei kann entscheiden, ob sie die Unterstützung annimmt. Tut sie das, muss die Maßnahme der Bundestagspräsidentin angezeigt werden. Der Unterstützer und der Wert der Kampagne werden dann als Parteispende veröffentlicht. Angewendet wurde die Regelung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Die Kampagnenorganisation Campact unterstützte den Wahlkampf von SPD und Grünen und rief zum „strategischen Wählen“ auf. Aus privaten Spenden finanziert, warb sie dafür, SPD und Grüne zu wählen, um eine AfD-Regierung zu verhindern. Beide Parteien zeigten anschließend jeweils 310.000 Euro als Großspende an.

Die Vorschrift gilt aber nicht nur für große Kampagnenorganisationen, sondern kann auch einzelne Influencer betreffen. Für ihre ordnungsgemäße Anwendung sind nicht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zuständig, sondern die Bundestagsverwaltung, die die Parteienfinanzierung überwacht. Auch sie muss in jedem Einzelfall klären, wo zulässige politische Meinungsäußerung endet und die Werbemaßnahme eines Dritten beginnt. Eine klare Verwaltungspraxis habe sich dazu noch nicht entwickelt, teilte die Behörde der F.A.Z. mit. Dafür gebe es noch zu wenige Fälle.

Sven Hölscheidt, der lange in der Parlamentsverwaltung des Bundestages gearbeitet hat, sieht zudem strukturelle Probleme. Der Rechtsprofessor sagt: „Das zuständige Referat ist personell vergleichsweise dünn besetzt.“ Außerdem könne die Bundestagsverwaltung bei möglichen Verstößen nicht selbst Ermittlungen einleiten. Der Aufgabe sei sie deshalb nur begrenzt gewachsen. Auch an ihrer Unabhängigkeit hat Hölscheidt Zweifel: An der Spitze der Verwaltung steht mit dem Bundestagspräsidenten ein Abgeordneter und Parteipolitiker. Die Zuständigkeit für die Parteienfinanzierung sei daher ihre „Achillesverse“. Hölscheidt plädiert dafür, die Kontrolle dem Bundesrechnungshof zu übertragen: „So würde die Kontrolle institutionell stärker von den Parteien entkoppelt und könnte dazu beitragen, Transparenz und Unabhängigkeit der Parteienfinanzierung zu stärken.“

Während Parteien, Politiker und Influencer ihre Botschaften längst selbstverständlich über soziale Medien verbreiten, müssen die Aufsichtsbehörden erst noch eine verlässliche Praxis entwickeln. Wo die Grenze zwischen persönlicher Überzeugung, professioneller Kampagne und verdeckter Einflussnahme verläuft, wird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und die Bundestagsverwaltung auch künftig beschäftigen. Die Zahl solcher Fälle dürfte eher steigen als sinken. Mit jedem Wahlkampf stellt sich damit dringlicher die Frage, wer im Netz eigentlich für wen wir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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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Verewigt: Tarik Kara ist Gründer von „Mustafa’s Gemüse Kebap“ in Berlin. Fotos Jens Gyarmaty

Wer sind wir Deutschen eigentlich? Die Frage lässt sich unterschiedlich beantworten, je nachdem, worauf man den

Blick richtet. Auf das Grundgesetz, das Geschichtsverständnis, das Stadtbild, die Zusammensetzung der Parlamente oder auch den Döner. Letzterer scheint zunächst falsch in der Aufzählung, doch schon etwas weniger falsch, wenn man bedenkt, dass 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zu einem der beliebtesten Imbissgerichte der Deutschen avanciert ist. Das Institut Yougov befand zuletzt, dass der Döner sogar beliebter sei als die Currywurst – und immer noch beliebter werde.

Und das, obwohl er immer teurer wird. Der Dönerpreis ist, ähnlich wie der Benzinpreis, ein Politikum. Die Linke forderte sogar mal eine Dönerpreisbremse, die SPD in Berlin ebenso. Kein Wunder, 2025 kostete der Döner im Schnitt 7,11 Euro, das sind rund 47 Prozent mehr als 2021. Doch die Dönerfreunde lassen sich nicht abschrecken. Nach der Schule, vor der Spätschicht, an der Autobahn, in Luftkurorten am Südharz ebenso wie in Berlin-Mitte: Der Döner ist überall. Und jetzt sogar, das ist ungefähr gleichbedeutend mit Unsterblichkeit, in Madame Tussauds Wachsfigurenkabinett in Berlin.

Neben Ikonen wie Sophie Scholl, Alice Schwarzer, Albert Einstein, Johann Sebastian Bach, Karl Marx, Helmut Kohl und Roland Kaiser ist er seit Donnerstag zu sehen. Schon die Enthüllung des Döners samt Imbissstand verrät manches über unser Land.

Kurz vor elf Uhr verbirgt noch ein schwarzer Vorhang den Dönerstand. Davor drängen sich Kameraleute und Fotografen, „wir sehen nichts“, „kannst du bitte die Mütze abnehmen“, „lass mich mal vorbei“. René von der Medienagentur, die den Termin betreut, beruhigt alle. Heute sei „kein Zeitdruck drauf“, der Döner habe keinen Anschlusstermin. Zugleich feuert er sie an: Der Medienauflauf sei ja größer als bei der Enthüllung der Figuren von Bill und Tom Kaulitz!

Ausgestellt: Döner aus Wachs

Die Wartezeit verkürzt er den Journalisten mit Fun Facts über den Döner: 400.000 Stück würden pro Tag in Berlin verkauft. Kann das wirklich sein? Dann müsste ja jeder zehnte Berliner täglich einen Döner essen. Oder jeder zwanzigste zwei. Oder sind es vor allem ausländische Touristen, die sich morgens, mittags, abends einen Kebab gönnen? Bei dem Gedanken könnte man fast Hunger kriegen. Ein Jungreporter erzählt seiner Kollegin von seinen jüngsten Dönererlebnissen. Nach dem Feiern hole er sich voll gern einen. Neulich hätten er und ein Kumpel zu „Mustafa’s Gemüse Kebap“ gewollt. Das ist der Imbiss in Kreuzberg, den es hier heute aus Wachs zu sehen gibt. Aber die Schlange war zu lang. „Krass.“

Nun beginnt die Präsentation. Mitarbeiterinnen des Wachsfigurenkabinetts berichten, dass die Anregung für den Wachsdöner aus London gekommen sei. Dort wurde im vergangenen Jahr ein Exemplar der beliebten britischen „Sausage Roll“ enthüllt. Allerdings bloß auf einem Samtkissen, wie ein wertvolles Schmuckstück. Die Berliner zeigten größeren Ehrgeiz – geradezu die Lust an der Extrameile, die der Bundeskanzler von seinen Landsleuten fordert. Sie wollten den Döner in seinem natürlichen Habitat zeigen. Monatelang tüftelten sie daran. Ließen sich einen Döner ohne Saucen machen („Saucen sind hier der Feind“), nahmen ihn Stück für Stück auseinander, froren jedes Stück ein und bildeten es dann naturgetreu nach.

Und was sagt Tarik Kara, der Mann, dessen Laden nachgebaut wurde? „Ich bin aufgeregt“, spricht er mit leiser Stimme in die Kameras, „ich möchte eigentlich nur Döner machen.“ Doch stolz ist er auch, auf seinen Döner aus Wachs, aber mehr noch auf die Würdigung der Speise an sich. „Das ist wichtig für den Döner.“ Kara, der in Kreuzberg aufwuchs und seinen Laden 2005 eröffnete, sagt, er sei „vom Charakter so, dass ich alles, was ich mache, ordentlich machen will“. Der Döner sei für ihn, obwohl er 500 Stück am Tag verkaufe, keine Routine. Wie das gehe? Schwer zu sagen. Die Leute wollten einen guten Döner haben, er mache einen guten Döner.

Dann fällt der Vorhang, der Dönerstand erscheint. Kara, der das Werk selbst noch nicht fertig gesehen hat, staunt wie ein Kind, wenn Bescherung ist. Still schauend, fast ehrfürchtig. Wie er es finde, wird er gefragt. „Sieht gut aus“, sagt er, „sehr echt.“ Was soll man auch dazu sagen, wenn man eigentlich gar nicht reden, sondern Döner verkaufen will? Seine Familie, die mit dabei ist, strahlt ihn an.

Doch was verrät die Auswahl des Dönerladens über Deutschland? Warum ist ausgerechnet Mustafa's Gemüse Kebap – nicht vegetarisch übrigens, sondern Hähnchenfleisch mit Gemüse – aus Wachs geformt geworden? Warum nicht beispielsweise Bursa Uludağ Kebapçısı in Schöneberg, eine der ersten Adressen für kleine Brüder, große Brüder und Onkel aller Art, besonders lohnenswert, wenn gerade Fastenbrechen ist und an den Tischen eine Euphorie herrscht, die nur aufkommt, wenn sehr hungrige Menschen endlich sehr viel essen dürfen und einer, der schon gegessen hat, ständig neue frisch duftende Brote aus dem Ofen zieht?

Deutschland, dein Döner

Madame Tussauds in Berlin zeigt nun einen Döner aus Wachs – ein untrügliches Zeichen für Unsterblichkeit. Was sagt das über Land, Leute und Kebabkultur?

Von Friederike Haupt, Berlin

Nun, Mustafa's Gemüse Kebap ist schlicht der berühmteste Kebab-Imbiss von Berlin. Das Berghain unter den Dönerbuden. Früher hätte man gesagt: Er ist Kult. Aber so sprechen heute nur noch Boomer, und die zählen eher nicht zu den typischen Kunden. Wie die F.A.Z., die

schon das eine oder andere Mal dort zu Gast war, bezeugen kann, verkehren dort überdurchschnittlich viele Fast-Food-Influencer, die bereits wartend Tiktok-Content produzieren,

die Coolen aus diversen Klassen auf Klassenfahrt, junge Frauen in übergroßen Lederjacken, die auf Englisch smalltalken, in welchem Hostel später noch was geht, und junge Männer in ziemlich engen Lederjacken, die Kumpels Sprachnachrichten dazu schicken, wie insane der Spieß aussehe, obwohl sie ihn noch gar nicht gesehen haben. Und natürlich Einheimische, die schlicht Lust auf einen soliden Döner haben und wissen, zu welchen Tageszeiten die Warteschlange kurz ist.

Für alle anderen ist das Anstehen Teil des Vergnügens. Umliegende Spätis verkaufen das nötige Bier, manche Besucher mischen sich aber zum Warten auch einen Aperol Spritz selbst an. Das nennt man jetzt übrigens Pre-Gamen, nicht mehr Vorglühen. Zur Magie des Ganzen trägt bei, dass man als Wartender nicht verzweifeln muss wie etwa auf einem Bahnsteig der Deutschen Bahn, denn erstens kommt der Döner immer, wenn auch manchmal später als erhofft, und zweitens haben hier schon ganz andere gewartet. Zum Beispiel den Rapper Ye, ehemals Kanye West. Er stand 2023 mit seiner Partnerin für den Döner an.

Berlin-Skeptiker finden jetzt womöglich, das sei doch abwegig. Warum sollte man sich für einen Döner anstellen, als handelte es sich um eine Delikatesse? Mustafa's könnte fast als Beispiel für die sprichwörtliche Berliner Beklopptheit stehen. Doch das muss man ins Verhältnis

setzen. Es geht noch bekloppter, oder, um es politisch zu sagen: extremer. Am Abend, bevor der Wachsdöner enthüllt wurde, präsentierte in einer anderen Berliner Dönerbu-

de, „Kebap with Attitude“, ein Fahrdienstvermittler zusammen mit Wissenschaftlern aus Tallin ein Getränk, das „Berlins zwei größte Leidenschaften vereint: Dönergeschmack und Rehydrierung nach einer Nacht“. So formulierte es der Veranstalter, und mit „Nacht“ ist eine ohne Schlaf gemeint. Ein „Kebabwasser“, das nach Döner schmeckt und bei einem Rave der Öffentlichkeit präsentiert wird – das ist schon ein bisschen, als halluzinierte 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über die Abgründe der Hauptstadtkulinarik.

Doch auch das andere Extrem existiert. Der Luxusdöner ist ein Ding. Im „Hotel Adlon Kempinski“, gleich beim Brandenburger Tor, wird seit Jahren der „Adlon Döner“ serviert, freilich zum Adlon-Preis von knapp 40 Euro. Dafür ist das Fleisch aber auch sous-vide gegartes Kalbsrückenfilet in Streifen, und eine Trüffelcreme sowie frisch gehobelte Trüffelspäne komplettieren den Snack für Hedonisten. Dazu wird in einem schnapsglaskleinen Becher Ayran serviert. Wie fühlt man sich, wenn man das isst? Auf der Terrasse, mit Blick auf den Pariser Platz und mit usbekischen Wirt schaftsstrategen am Nebentisch, die einen Markteintritt in die DACH-Region vorbereiten, definitiv ein Erlebnis. Der anderen Art.

Aber es geht auch „normal“, wie die AfD („Deutschland. Aber normal“) es ausdrücken würde. Eigentlich geht es sogar überwiegend normal zu in Dönerläden im Land. Während der Discounter Lidl gerade wieder das exzentrische „Döner-Croissant“ im Verkauf hat, das eigentlich mal als Aprilscherz gestartet war, aber nun wegen des enormen Hypes wieder als Do-it-yourself-Box angeboten wird, gehen von Westerland bis Garmisch, von Aachen bis Görlitz Millionen Normaldöner über Dönertheken. Hallo Chef, hallo, mein Freund, was darf’s sein, was kann ich dir Gutes tun? In Berlin, wo viele alteingesessene Einzelhändler sich etwas auf ihre Unfreundlichkeit zugutehalten, ist der Dönerkauf geradezu Wellness für die Seele. So gesehen ist das Wohlfühlsandwich auch keinen Cent zu teuer.

Und es wird noch normaler. Denn der Döner im Brot, wie wir ihn kennen, ist bekanntlich in Deutschland erfunden worden. Über seinen genauen Ursprung wird, typisch deutsch, immer noch gestritten. Die durchsetzungsstärkste Legende besagt, dass es in Berlin geschah. Der aus Anatolien eingewanderte Kaufmann Kadir Nurman soll 1972 den ersten Imbissdöner verkauft haben, damals noch im Brötchen statt im Fladenbrot. Ist aber eigentlich auch egal. Der Siegeszug des Döners war so fulminant, dass er nun einfach dazugehört, so wie die arabischstämmigen Ziffern, in denen sein Preis angegeben wird. Ja, selbst AfD-Politiker gehen Döner essen.

Die Forderung des EU-Abgeordneten Alexander Jungbluth, die deutsche Küche zu stärken und Döner und Pizza aus den Innenstädten zu verbannen, fand vergleichsweise wenig Beifall. Und als der rechtsextremistische Aktivist Martin Sellner im Sommer postulierte, ein Patriot dürfe „außer Kebab“ alles essen, schlug ihm Spott auch aus dem eigenen Lager entgegen. Viel mehr kann der Döner eigentlich kaum erreichen. So betrachtet, muss seine Dokumentation in Wachs allen Deutschen auch Mahnung sein. Wann wurde hierzulande zuletzt etwas so Gutes erfunden? Und was könnte das Nächste sein?

Vier Mopedfahrer sterben

Schwerer Verkehrsunfall in Brandenburg

Bei einem schweren Verkehrsunfall in Brandenburg sind laut Polizei ein 14 Jahre altes Mädchen und drei junge Männer im Alter von 15, 16 und 19 Jahren gestorben. Ein 61 Jahre alter Autofahrer war am Mittwochabend bei Biesenthal im Landkreis Barnim beim Überholen in drei Mopeds gefahren. Die Fahrer der Mopeds und eine Mitfahrerin wurden so schwer verletzt, dass sie noch an der Unfallstelle starben, wie ein Polizeisprecher sagte.

Der Fahrer eines vierten Mopeds konnte demnach dem Auto ausweichen und blieb unverletzt. Der Wagen überschlug sich laut Polizei nach dem Zusammenstoß und brannte aus. Der Autofahrer wurde schwer verletzt, wie der Polizeisprecher weiter sagte. Der Mann wurde demnach mit einem Rettungshubschrauber in eine Klinik nach Berlin geflogen. Nach bisherigen Erkenntnissen wollte er laut Polizei Autos vor sich überholen und stieß in der Folge mit den Mopeds im Gegenverkehr zusammen.

Die Unfallstelle Biesenthal und Wullwinkel befindet sich etwa 40 Autominuten nordöstlich vom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Rettungsdienst, Feuerwehr und Polizei wurden gegen 19.40 Uhr am Mittwoch alarmiert und eilten zur Unfallstelle. Für alle sei es ein besonders schwerer Einsatz gewesen, sagte der Sprecher. Der fast vollständig ausgebrannte Wagen lag auch Stunden danach noch immer auf dem Dach im Straßengraben neben der von Feldern und Wiesen gesäumten Landstraße. dpa

Bei Biesenthal: Das ausgebrannte Auto liegt im Straßengraben. Foto dpa

„Egozentrik, Eifersucht und Rache“

Mord an Fabian ist laut Gutachter nicht Ergebnis einer psychischen Krankheit

Dreimal war der forensische Psychiater bei Gina H. in der Untersuchungshaft, um stundenlang mit ihr zu sprechen. An zwei weiteren Terminen hat eine Kollegin von ihm die Frau testpsychologisch untersucht, die vor knapp einem Jahr den achtjährigen Fabian aus Güstrow getötet haben soll. Der Psychiater hat sich die Behandlungsunterlagen aus der langen therapeutischen Vorgeschichte der heute Dreißigjährigen kommen lassen und an allen bisher 31 Verhandlungstagen am Landgericht Rostock teilgenommen.

Am 32. Verhandlungstag nun trägt Peter Keiper, Arzt, Neurologe und Forensischer Psychiater an der Universitätsmedizin Rostock, das Ergebnis seiner umfangreichen Explorationen vor. Der Gutachter attestiert Gina H. eine emotional instabile Persönlichkeitsstörung vom Typ Borderline mit psychopathischen Anteilen sowie einen IQ von 76.

Allerdings sagt der Psychiater auch: „Die mögliche Tat ist nicht Symptom einer Störung.“ Weder die Persönlichkeitsstörung noch die Intelligenzminderung hätten Krankheitswert. Gina H. sei im Zeitraum rund um die Tat am 10. Oktober 2025 weder in ihrer Schuld- noch in ihrer

Einsichts- oder Steuerungsfähigkeit eingeschränkt gewesen.

Der Psychiater beschreibt Gina H. insgesamt als kooperativ und freundlich. Sie habe bereitwillig Auskunft über ihre Kindheit gegeben, die der Gutachter als eine von emotionaler Armseligkeit geprägte „Broken home“-Erfahrung charakterisiert. Über ihre Mutter habe Gina H., die hauptsächlich bei ihren Großeltern aufgewachsen ist, gesagt: „Schließlich hat die mir mein Leben versaut und meine Psyche.“ Diesen Wesenszug, die Schuld immer bei anderen zu suchen, bezeichnet der Psychiater als Externalisierung.

Mit Blick auf das Tatgeschehen unterdessen sei Gina H. kontrolliert und einsilbig gewesen, der Gutachter spricht von einer „trotzigen Verschlossenheit“. Zum Delikt selbst könne er deshalb nur Hypothesen formulieren. Er stellt die Möglichkeit einer sogenannten Alternativtötung in den Raum und erwähnt das „Medea-Phänomen“ aus der griechischen Mythologie: eine Bestrafung des Partners, bei der das Kind instrumentalisiert wird. Keiper spricht von einem „Konglomerat aus Egozentrik, Eifersucht und Rach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geht davon aus, dass

Gina H. den Sohn ihres früheren Freundes aus dem Weg räumen wollte, um die Beziehung zu retten. Tatsächlich sind Gina H. und Fabians Vater wieder ein Paar.

Die Persönlichkeit von Gina H. ist dem Gutachten zufolge grundsätzlich gekennzeichnet von „einem verzweifelten Bemühen, tatsächliches oder mutmaßliches Verlassenwerden zu vermeiden“. Ihre emotionale Instabilität könne aber auch zu Wutausbrüchen führen. Der eigene Vorteil und Lustgewinn stünden bei Gina H. als Lebensmaxime im Vordergrund.

Auf der gängigen Skala, die Kriminalpsychologen nutzen, um psychopathisches Verhalten nachzuweisen, erreicht Gina H. nach Einschätzung des Psychiaters 22 Punkte. Ab 25 Punkten würde man einen Menschen als Psychopathen bezeichnen, im Fall der Angeklagten spricht Keiper deshalb von psychopathischen Anteilen. Vier Wesensmerkmale auf der Checkliste hält er bei Gina H. für besonders ausgeprägt: pathologisches Lügen, betrügerischmanipulatives Verhalten, einen Mangel an Gewissensbissen und Schuldbewusstsein sowie einen parasitären Lebensstil. Der Prozess wird Ende Oktober mit den Plädoyers fortgesetzt. JULIA SCHAAF

Texaner mit Pentobarbital hingerichtet

LOS ANGELES. Die fehlgeschlagene Hinrichtung der Amerikanerin Christa Pike in Tennessee hat den verurteilten Mörder Jamaal Howard in Texas nicht vor der Giftspritze bewahrt. Der Sechsundvierzigjährige wurde am Mittwochabend hingerichtet. Howards Anwälte hatten in den Stunden vor seinem Tod im Gefängnis Huntsville versucht, die Hinrichtung vorerst aussetzen zu lassen. In zwei entsprechenden Anträgen verwiesen sie auf Pike, di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zwei Giftspritzen überlebt hatte. Wie in dem Heimatstaat der Fünfzigjährigen setzt auch Texas bei Hinrichtungen das Sedativ Pentobarbital ein. Howard, der im Jahr 2000 bei einem Raubüberfall in der Kleinstadt Silsbee die Verkäuferin Vickie Swartout erschossen hatte, verlor am Mittwoch etwa 30 Sekunden nach der Giftspritze das Bewusstsein. Nach weiteren 19 Minuten wurde der Texaner für tot erklärt.

Einige Stunden zuvor hatten Pikes Anwälte vor Gericht die Sicherung möglicher Beweisstücke aus dem „death chamber“ im Gefängnis Riverbend in Tennessee erwirkt. Sie deuteten mögliche Unregelmäßigkeiten bei der Vollstreckung, auch zur Qualität des Hinrichtungsgifts Pentobarbital, an. Der Fünfzigjährigen, die 1996 wegen der Ermordung ihrer Mitschülerin Colleen Slemmer zum Tode verurteilt worden war, waren am 30. September zwei Giftspritzen gesetzt worden. Nach einigen Tagen Bewusstlosigkeit und Vermutungen über einen Hirntod war Pike am vergangenen Dienstag in einem Krankenhaus in Nashville wieder aufgewacht. Sie wird laut ihren Anwälten wegen einer Lungenentzündung und eines Blutgerinnsel behandelt. Pikes Arme sollen nach mindestens sieben Versuchen, eine Injektionsnadel zu setzen, geschwollen und versteift sein. Der Gouverneur von Tennessee, Bill Lee, ordnete eine Untersuchung der fehlgeschlagenen Exekution an.

Amerikanische Juristen debattieren derweil über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zweiten Gang in die Todeszelle. Viele verweisen auf den Fall des afroamerikanischen Jugendlichen Willie Francis, der 1947 wegen eines technischen Defekts die Hinrichtung auf dem elektrischen Stuhl in Louisiana überlebte. Der Oberste Gerichtshof wertete Francis' fehlgeschlagene Hinrichtung damals als „Unfall“, der einen weiteren Versuch nicht ausschloss. Einige Monate später starb der Achtzehnjährige auf dem elektrischen Stuhl. In der Causa Pike verweist der Jurist Michael Meltsner, der an der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Massachusetts lehrte, dagegen auf mögliche Schlampereien der Gefängnisbehörde in Tennessee. Falls die Anwälte der Behörde grobe Fahrlässigkeit oder Unfähigkeit nachweisen könnten, stünden Pikes Chancen nicht schlecht, einem zweiten Hinrichtungsversuch zu entgehen. „Ihre fürchterliche Erfahrung war kein Unfall“, sagte Meltsner der „Northeastern Global News“. „Tennessee hat eine lange Geschichte der groben Fahrlässigkeit bei Exekutionsversuchen.“ CHRISTIANE HEIL

Kurze Meldungen

Nacktaufnahmen verkauft

Französische Fahnder haben eine Internetplattform vom Netz genommen, über die Kriminelle durch Erpressung oder ohne Einwilligung erlangte Nacktaufnahmen von rund 17.000 Frauen vertrieben haben sollen. Die Plattform, auf der Datenpakete mit gestohlenen intimen Inhalten zum Verkauf angeboten wurden, sei mit Unterstützung von amerikanischen Behörden aufgedeckt worden, teilte die Pariser Staatsanwaltschaft mit. Drei damit zusammenhängende Websites seien geschlossen worden. Die Fotos hätten sowohl aus Hackerangriffen auf Social-Media-Konten gestammt als auch aus Cybergrooming-Fällen, bei denen Erwachsene sich online das Vertrauen von Minderjährigen erschleichen und sie zu Nacktaufnahmen zwingen. Zwei Brüder im Alter von 21 und 25 Jahren wurden festgenommen. dpa

Schlangenhaut gefunden

In Braunschweig hat eine Vierzigjährige auf einem Gehweg eine etwa vier Meter lange Schlangenhaut gefunden. Wie die Polizei am Donnerstag mitteilte,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echte Schlangenhaut, die vermutlich von einem Netzpython stammt. Die Beamten nahmen Ermittlungen wegen eines möglichen Verstoßes gegen das Bundesnaturschutzgesetz auf. Netzpythons sind Würgeschlangen und zählen neben Anakondas zu den größten und schwersten Schlangenarten der Welt. dpa

Persönlich

Collien Fernandes unterschreibt Unterlassung

Die Schauspielerin Collien Fernandes hat gegenüber ihrer minderjährigen Tochter eine strafbewehrte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abgegeben. Das geht aus einer Mitteilung der Anwälte der Tochter vom Mittwoch hervor. Fernandes hat sich demnach am 1. Oktober verpflichtet, bestimmte Sachverhalte aus dem Privatleben ihrer Tochter künftig nicht abermals öffentlich zu machen. Zuvor habe Fernandes diese Details auf ihrem Instagram-Kanal mit ihren Followern geteilt. Dies sei ihr nun untersagt. Die Tochter lebt bei ihrem Vater Christian Ulmen, gegen den Fernandes öffentlich schwere Vorwürfe erhoben hat, die er teilweise zurückweist. Die Anwälte der Tochter erklärten nun, dass ihre Mandantin als Vierzehnjährige den höchsten denkbaren Schutz des allgemei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 in Deutschland genieße. Die Tochter habe in der Vergangen-

Asiens zunehmende Dominanz zeigte sich bei der Schacholympiade. Nur noch ein Medaillenplatz ging nach Europa – Bronze für die deutschen Männer. Bei den Frauen siegte zum siebten Mal China, obwohl gleich vier Spitzenspielerinnen fehlten. Als Nummer vier der Setzliste setzten sie sich dank Spitzenresultaten von Zhu Jiner am ersten Brett und der 16 Jahre alten Lu Miaoyi am dritten Brett durch. Bei den nach Elozahlen favorisierten und vor zwei Jahren siegreichen Inderinnen erwies sich ausgerechnet R. Vaishali als Ausfall. Seit ihrem Sieg im Kandidatinnenturnier gelingt R. Praggnanandhaas älterer Schwester am Brett nichts mehr. Vielleicht lastet der anstehende, aber noch nicht terminierte WM-Kampf gegen Ju Wenjun auf ihr. Vaishalis Niederlagen warfen Indien zurück. Ihre vier Teamkameradinnen erpunkteten sich aber jede eine Medaille an ihrem Brett. Ein Unentschieden gegen Georgien in der letzten Runde reichte wenigstens für Bronze. Dabei brachte K. Humpy Indien gegen Nana Dsagnidse in der Diagrammstellung hübsch in Führung. Die Georgierinnen, die auf Platz acht endeten, gingen noch mit den zweithöchsten Elozahlen ins Turnier, doch alle haben ihre beste Zeit am Brett hinter sich. Ihr Altersdurchschnitt liegt bei 38 Jahren.

WAAGERECHT: 1 Einer sprießt auf dem Grab der Aschenputtel-Mutter und vielleicht sogar all around Tina Turners „Nutbush City Limits“ (Pl.) 8 Das Yakety-Yak ist gar keines – nur dummies Geschwätz! 10 Fährt ein CHAOT, so wird er schnell zum Karachometer 13 So artig wie gehorsam, so harmlos wie pflichtbewusst 14 L'art pour l'art ist die Devise für seine Art von Expertise 15 Gäb's nicht die Variante Plöger, die Wetteraussicht wär' viel dröger (Vorn.) 16 Passende App für ständigen Beifall 17 „Wenn eine Frau dem Mann reinen Wein einschenkt, dann ist es bestimmt eine …“ (Peter Frankenfeld) 21 Auch hier, so wie in aller Welt, ist's der, der zu seinem uralten Asbach-Trinkspruch hält 23 So hieß der Peppone zu Fernandels Don Camillo (Vorn.) 25 „Die … hat nicht zu rächen, was geschehen ist, sondern zu sorgen, dass es nicht wieder geschehe“ (Otto von Bismarck) 26 Never Ending … – zumindest für Bob Dylan (engl.) 28 Buster Keatons General macht damit Dampf in Uruopas Kino (Abk., Pl.) 29 Ofensichtlich nur ein winziges Stück Waldbrand 32 Unseren Superhelden wird ja gern was angehängt – meist dieses Sprungtuch 34 Nadel, die nicht näht, oder Kleid, das aus Fell besteht 36 Manchmal echter Gamechanger, weswegen ans Bett gefesselt zu sein? 40 In was einen der Quilizer versetzt 41 Turbotruppe von Tipptopp-Typen 42 Die wünscht sich einen Wassermann nicht nur als Sternzeichen 43 Zensuranforderungen beim Test – hält auch die Tonhöhe fest

SENKRECHT: 1 Einerseits spätreife Bewertungseinschätzung, aber wer sollte auch nicht den ... können, bei so viel Erntesegen und Blätterfarbenzauber 2 Leicht zu verwechseln mit 'ner Mulde, wenn man sich nicht vertieft mit ihr befasst 3 Dank ihrer Unterlegenheit ist man ganz mit Kultiviertheit eingedeckt (Pl.) 4 Mister Master aus dem Comicland (Vorn.) 5 Amadeus Liszt, der singende Speedway-Fahrer (Vorn.) 6 Kennt man als kritiklosesten Kommentar 7 Wenn in zweiter Instanz laut Gerichtsbeschluss eine VIRTUOSIN LEISER spielen muss, als sie bis dato daheim ging zu Werke – wäre das eines in Zimmerlautstärke 9 Kirstens engster Kreis in Hollywood ist auch ein solcher (Nachn.) 11 Herr Gérhart ... hat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ein Pferd erschossen (Nachn.) 12 Welches Berg-Duo sang von hohen Tannen und weißen Birken? 13 Druckfrisch bei jedem Autor war noch stets dieses Exemplar 18 Wunderschöne Korallenkette aus lauter Lagunensaumseligkeit 19 Gewusst, wie! So viele Listen, von denen wir besser nichts wüssten, befinden sich in welchen Kisten? 20 Wenn vielleicht nicht gerade mühsam, dann eventuell heit und auch aktuell „mehrfach ausdrücklich darum gebeten, dass persönliche Angelegenheiten und Details aus ihrem Privatleben nicht zum Gegenstand öffentlicher Erzählungen ihrer Mutter gemacht“ würden. Mit der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werde dieser Wunsch nun „endlich“ respektiert. Fernandes teilte am Donnerstag auf Anfrage der F.A.Z. mit, dass die Anwälte ihrer Tochter den Sachverhalt „leider komplett sinnentstellt, ohne den dazugehörigen Kontext“ darstellten. Der Rechtsstreit, um den es gehe, sei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Sie finde es „bedauernswert, dass hier einerseits die Privatsphäre in den Vordergrund gerückt“ und andererseits „proaktiv die Öffentlichkeit“ gesucht werde. Das „vermeintliche Anliegen“ werde so „ad absurdum geführt“. Auch sie selbst sei der Meinung, dass das Thema nicht in die Öffentlichkeit gehöre. Daher wolle sie sich nicht weiter dazu äußern, sondern sich auf den „Kampf von Frauen gegen Gewalt in jeglicher Form“ fokussieren. F.A.Z.

SCHACH

Foto Kreisjagdverband Erding

Indiens Team ist gemittelt 25 Jahre, Chinas Team 23 Jahre und Kasachstans Team, das Silber holte, sogar erst 19 Jahre jung. In die asiatische Phalanx einbrechen kann künftig vielleicht Amerika – angeführt von Töchtern chinesischer Einwanderer wie Carissa Yip und Alice Lee. Britische Medien berichteten ausführlich, dass ein Kind indischer Einwanderer, Bodhana Sivanandan, in Samarkand Frauengroßmeisterin wurde. Dabei ist dieser Titel für die elf Jahre alte Londonerin schwerlich ein Meilenstein. Sie will höher hinaus. Schon bald dürfte sie

fromm (Vorn.) 22 Tobt rastlos über Rampen und Pisten, gescheucht von geltungssüchtigen Gelüsten 24 Esperanto-Nachkomme und taktisches Brettspiel, gleich fünffach im Abba-Lied 27 Biggest Bodenseebrunnen 28 Vasallenvakanz 30 „Wenn du ein glückliches Leben willst, verbinde es mit einem ..., nicht aber mit Menschen oder Dingen“ (Albert Einstein) 31 Wenn sonst nichts fruchtet: Topmodel des inspirations-losen Stilllebenmalers 33 Gibt’s ostfriesisch noch immer, ostpreußisch aber nimmer 35 Das Who’s who unter den Pseudonymen 37 Die Frau, von der Entfesselungskünstler Houdini lebenslang gefesselt war (Vorn.) 38 Was ergeben Gelegenheiten und Geschlagene? 39 Alpaka-Arkadien meu.

Auflösung vom 2. Oktober:

Chris Kramer sammelt Pokémon-Karten

Waagerrecht: 1 Benzinknappheit (Benzin = Alkan-Aromaten-Gemisch) 9 Panamakanal 12 Luft 13 Baer (= R-A-B-E + A-B-E-R) 14 Lockerung 17 GEMA (Abk. Gesellschaft fü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s- und mechanische Vervielfältigungsrechte; Kalauer, Pardon!) 19 (Martini) Asti (Spumante, Schaumwein) 21 (Im Département) Isère (in Frankreich befinden sich die Grottes de La Balmé, wörtlich „die Höhlen der Höhle“) 23 Busse (+ Buße) 24 Erl(-ebnis + Erl-aubnis) 25 Royal (Flush, stärkste Hand beim Poker; royal = engl. königlich)

Der frühere Fußballprofi Christoph Kramer glaubt, dass seine Sammlung von Pokémon-Karten rund 400.000 Euro wert ist. Der 36 Jahre alte Sportler sagte der dpa: „Ich bin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ch unsere Generation mit 50 oder 60 Jahren keine klassischen Gemälde mehr an die Wand hängt, sondern lieber Pokémon-Karten hinter Glas einrahmt.“ dpa

Travis Barker muss Nerv entlasten

Travis Barker hat sich wegen Taubheit im Arm einem Eingriff unterzogen. Er sei operiert worden, teilte der Schlagzeuger mit. Nach einem Konzert habe er einen Nerventest gemacht, er müsse einen Nerv im Ellenbogen entlasten. „Ich sollte in ein paar Wochen wieder fit sein“, so der Blink-182-Schlagzeuger. dpa

für ihre Heimat in der „offenen“ Klasse, also mit den Männern, spielen. Erschöpften sich ihre sportlichen Ziele im Frauenschach, wäre Sivanandan kaum von Evren Üçok unter seine Fittiche genommen worden. Der türkische Milliardär fördert ein Dutzend europäische Talente, die den Asiaten in der Weltspitze Paroli bieten können. Aus deutscher Sicht endete die Schacholympiade der Frauen enttäuschend. Nach dem guten dritten Platz bei der EM im vorigen Jahr stürzten sie auf Platz 29 ab. Niederlagen gegen Kasachstan und Indien sind keine Schande, gegen Indonesien und Lettland sollte das nicht passieren. Der frühere Leistungssportreferent Gerald Hertneck übernahm Verantwortung, indem er sein Projekt Powergirls für gescheitert erklärte. Dem Deutschen Schachbund mangelt es derzeit nicht an Sponsoren für den Bereich Frauen und Mädchen. Die Herausforderung lautet nun, statt des Einkommens der Profis und Halbprofis von heute die Talente von morgen zu fördern. STEFAN LÖFFLER

Auflösung vom 2. Oktober:

KREUZWORT

27.Sc5 Dc8 (falls 27...d:c5 28.dxc5+ Kg8 29.c6 bekommt Weiß die Figur bei entscheidendem Vorteil zurück) 28.T:e7 L:e7 29.Se6+ Kg8 30.Tc4 Db8 31.La5 Lc8 32.Tb4 Da7 33.Lb6 Db8 34.La4, und Frederik Svane gewann bald.

26 Gym(-nasium; gym = engl. Fitnessstudio) 27 Adios (Gringo, frz.-ital.-span. Italowestern, 1965, + „Adios Companeros“ = Italowestern, 1971; adios = span. tschüss) 29 (Plaid, Quilt =) Decke 31 Toni (Hämmerle, dt. Komponist und Musiker, 1914 bis 1968, schrieb das Karnevalslied „Humba täterä“, 1964) 32 Anti(-nomie, logischer Widerspruch) 33 (Auer Dult =) Volksfest (in München + Augsburger Plärrer = größtes Volksfest in Bayerisch-Schwaben; Datschiburg = Spitzname für Augsburg) 36 Nike (= K-E-I-N, griech. Siegesgöttin) 38 (Peter von) Zahn (dt. Hörfunk- und Fernsehjournalist, 1913 bis 2001, gründete 1961 die Windrose Film- und Fernsehproduktions GmbH) 40 Anglizismen 43 Nebenfahrwasser

Senkrecht: 1 Biologiestunden 2 Napf(-kuchen + Fress-napf) 3 (Wasserburg am) Inn (Stadt in Bayern, Namensgeber war eine Wasserburg auf einer Halbinsel am Inn) 4 Komik 5 (Was für Goethe Eckermann, ist für Kohl der) Acker(-mann, Zitat von Rudolf Strauch) 6 (Peter) Pan (Titelfigur des gleichnamigen Theaterstücks von J. M. Barrie, 1904; pan = engl. Pfanne) 7 Ella (= A-L-L-E) 8 Tierfilmpionier 10 Atlas 11 Abgas 15 (Lewis) Carroll (bürgerlich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brit. Schriftsteller, 1832 bis 1898) 16 Ukulele 18 (Rot-)Milan (95 Prozent brüten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20 Segen 22 Eos (Mutter der vier Winde Zephyr, Notos, Boreas und Euros in der griech. Mythologie) 23 Bad 28 (Opern-)Diven (dive = engl. tauchen; Kalauer, Pardon!) 30 (Die) Katze (im Sack kaufen, Redensart) 34 Klima 35 Feier 37 (Mond-)Kalb 39 (Jennifer) Anis(-ton, amerik. Schauspielerin) 41 Gen 42 Moa(-bit, Stadtteil von Berlin)

„Viel zu groß“

Das Tier, das ein Puma sein könnte, ist offenbar tiefenentspannt. Als es am Dienstagabend gegen 23.30 Uhr aus dem Gebüsch herauskam, im Gebiet der Gemeinde Oberding im Landkreis Erding, eingefangen von der Wärmebildkamera eines Jägers, setzte es sich erst mal hin und schleckte sich in aller Ruhe die Vorderpfoten ab. Nach etwa 40 Sekunden drehte es sich um und verschwand im Dickicht. „Das Tier war nicht im Stress und zeigte ein vertrautes Verhalten“, sagt Thomas Schreder, der sich das Video der Wärmebildkamera angesehen hat. „Es schleckte sich die Pfoten ab, wie es alle Katzen tun.“

Die Bilder schätzt Schreder, der Vorsitzende des Kreisjagdverbands Erding,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so ein: „Das war definitiv eine Katze, denn das Tier hatte die Konturen einer Katze.“ Käme nicht auch ein Wildschwein, ein Fuchs oder ein Waschbär infrage, also Tiere, die in Bayern auch eine natürliche Zugangsberechtigung haben? „Nein, das war eine Katze.“

Nur was für eine Katze? Denn die Proportionen, auch im Vergleich zu umgebenden Bäumen, sprechen nach Schreders Einschätzung nicht für eine Hauskatze, auch nicht für eine Wildkatze, die größer sind als Hauskatzen. Man könne nur spekulieren, dass es sich um eine große Raubkatze handele, sagt Schreder. Allein von der Wärmebildsignatur auf einen Puma zu schließen, sei „schwierig“. Was dafür sprechen könnte: der „extrem lange Schwanz“. Der Schwanz eines Pumas kann bis zu einen Meter lang sein. Auch die ungewöhnliche Größe könnte für eine Raubkatze sprechen: Die Schulterhöhe eines Pumas, der eigentlich in Nord-, Mittel- und Südamerika zu Hause ist, kann bis zu 90 Zentimeter betragen. Laut Landratsamt ist allerdings weiterhin ungewiss, ob es sich tatsächlich um einen Puma handelte. Die Bilder würd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Experten weiter analysiert.

Der vermeintliche Puma hält seit seiner Sichtung im nördlichen Zengermoos, nur wenige Kilometer vom Flughafen München entfernt, Polizei und Landratsamt auf Trab. In der Nacht zu Mittwoch hatte ein Jäger auf der Jagd das Tier entdeckt und Polizisten hinzugezogen. Am Mittwoch wurde die Warnung ausgegeben, dass kleine Kinder „nicht ohne Aufsicht“ draußen spielen sollten, Hunde seien an der Leine zu führen. Man entschloss sich, „zu Boden und zu Luft“ nach dem Tier zu suchen, wie eine Sprecherin des Polizeipräsidiums Oberbayern Nord mitteilt. Das Gelände im Zengermoos und im Notzingermoos wurde mit Polizeiketten durchsucht. Auch ein

Oberbayern sucht nach einem Puma. Ein Jäger hatte ein verdächtiges Tier gefilmt.

Gefilmt: Raubkatze?

Hubschrauber und Drohnen waren im Einsatz. Einen Puma fand man nicht. Allerdings ist das dicht bewachsene Gelände laut Polizei auch schwer zu durchkämmen, es gibt „wenig einsehbare Fläche“.

In der Nacht zu Donnerstag kam dann auch eine Drohne mit Wärmebildkamera zum Einsatz. Nach Angaben der Sprecherin war sie nachts mehrere Stunden über dem Ort positioniert, wo in der Nacht zuvor das Tier gesichtet wurde. Man hatte die Hoffnung, dass es wieder auftauchen würde – was es nicht tat. Dafür gab es einen Fehlalarm: Der Mitarbeiter eines Sicherheitsdienstes habe ein verdächtiges Tier auf einem Kamerabild gesehen. Ein Hubschrauber wurde zur näheren Untersuchung geschickt, fand aber keine Großkatze. Das dort gesehene Tier sei wohl nur eine Hauskatze gewesen.

Am Donnerstag ging die Suche weiter: Hundeführer mit Schäferhunden durchkämmten die Region. Die Hunde sollten „Hinterlassenschaften“ des vermuteten Pumas finden, Exkremente oder auch gerissene Beutetiere. Anhand der Exkremente könne man dann bestimmen, „ob es sich wirklich um einen Puma handelt“, sagt die Sprecherin des Präsidiums. Auch die Untersuchung eines toten Beutetieres könne Rückschlüsse auf ein Raubtier zulassen.

Wenn wirklich ein Puma in Oberbayern unterwegs sein sollte, interessiert natürlich die Frage, woher er kommt. Aus einem Zirkus entlaufen ist er nach Angaben der Polizei nicht. Auch hat sich bislang kein privater Halter gemeldet, der seine legal gehaltene Großkatze vermisst. Spricht das für einen Puma, den jemand illegal im Gartenhäuschen hält? „Zu einem etwaigen Halter des Tieres gibt es keine neuen Erkenntnisse“, teilt das Landratsamt mit. Wanderte der Puma womöglich aus einem anderen Bundesland nach Bayern ein? Thomas Schreder hält das für ausgeschlossen. Auf einem längeren Weg bis nach Bayern wäre das Tier sicher schon vorher gesichtet worden.

Eine Gefahr könnte ein Puma für Weidetiere bedeuten. Allerdings eher für Schafe oder Ziegen. Doch Schafhaltung gebe es in der Region kaum, sagt Schreder. Kühe hingegen schon. Doch dass ein Puma eine ausgewachsene Kuh anfallen würde, sei unwahrscheinlich. Er könnte aber Kühe oder Pferde stressen, wenn er sich einer Weide nähert oder in einen Stall eindringt. Schreder, der auch Geschäftsführer des Bayerischen Reit- und Fahrverbands ist, berichtet von den Vorkehrungen der Pferdebesitzer im Umkreis: „In den Ställen wurden die Schotten dichtgemacht, auch die Fenster wurden dicht verschlossen.“ Denn Pferde sind Fluchttiere, die in Panik geraten, wenn ein Raubtier in der Nähe ist.

Wieso gelingt es dem vermeintlichen Puma so gut, unentdeckt zu bleiben? Wildtiere, so Schreder, könnten sich „ausgezeichnet verstecken“. Sie haben ungleich schärfere Sinne als Menschen. „Ein Wildtier hört, riecht und schmeckt uns schneller, als man sich das vorstellen kann.“ Die Jäger seien zurzeit noch nicht involviert, Hilfe von ihnen wurde nicht angefordert. Sie dürften einen Puma ohnehin nicht erlegen: „Pumas sind weit weg vom Jagdrecht.“ Wenn wieder ein Jäger die vermeintliche Großkatze sichten sollte, würde er das Tier nur „beobachten“. Und dann wieder die Polizei rufen. Grund zur Panik besteht nach Schreders Einschätzung nicht. Doch man müsse bedenken: „Ein Puma, wenn es das ist, ist keine Schmusekatze.“ Katzen blieben, im Gegensatz zu Hunden, immer wilde Tiere. Erst recht eine Raubkatze. Und erst recht, wenn sie Hunger hat. Vor allem betroffen wären dann Hasen und Rehe. KARIN TRUSCHEIT

Was wird in Deutschland in zehn Jahren voraussichtlich besser oder schlechter sein als heute? (in Prozent)*

Spaltung der CDU

Von Jasper von Altenbockum

E s dauerte nur Stunden, bis der frisch gewählte Landtagspräsident von der AfD gleich doppelt gegen die Beteuerung verstieß, er wolle sein Amt überparteilich und streng nach den Regeln ausüben. Der erste Verstoß: Wie kann ein Landtagspräsident überparteilich wirken, wenn er gleichzeitig Generalsekretär seiner Partei bleibt? Zweiter Verstoß: Wie kann er streng nach den Regeln wirken, wenn er das seit Tagen gepflegte AfD-Gerücht bedient, es gebe Absprachen mit Fraktionsmitgliedern der CDU? Damit zielt die AfD auf eine Spaltung der CDU-Fraktion.

Die AfD treibt einen Keil in die CDU, der bundesweit schon Wirkung zeigt. Parteien und Medien spielen mit. Da es weder in Magdeburg noch in Berlin eine starke Parteiführung gibt, die sich Ratschläge, Vorwürfe, Drohungen verbittet, bietet die CDU das Bild einer Partei, die nicht weiß, wohin. Dass sich der Fraktionschef, der amtierende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gegen die Fliehkräfte, die dadurch hervorgerufen werden, noch behaupten kann, ist unwahrscheinlich. Die AfD und das BSW werden die Zeit bis zur Wahl des neuen Ministerpräsidenten im Dezember nutzen, Schulze und die CDU weiter vorzuführen. Nächster Schritt werden Bundesratsinitiativen sein oder die Besetzung der Ausschüsse im Landtag mit Vorteilen für die AfD. Zu hoffen ist, dass AfD und BSW ihren Machtanspruch à la Rausch so weit treiben, dass selbst die nützlichen Idioten in der CDU ins Grübeln kommen.

Haltung der Linken

Von Reinhard Müller

Werden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am 30. Januar (Neo-)Nazis in historischer Kleidung und mit Fackeln durch das Brandenburger Tor ziehen? Schaut man sich die Aufzüge zum Jahrestag des größten Massakers an Juden seit dem Holocaust an, sollte dem nichts im Wege stehen. Denn so richtig es ist, dass für und gegen alles und jeden demonstriert werden darf und diese Freiheit auch zu verteidigen ist, so muss dann diese Freiheit auch für alle gelten. Und sollen dann Zeit und Ort wirklich keine Rolle spielen? Es ist jederzeit möglich und legitim, mögliche israelische Verbrechen anzuprangern. Das geschieht ja durch Gerichte und auch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deutsche Staatsräson steht dem nicht entgegen. Aber den Jahrestag eines Massakers an Zivilisten, das auch ein großer, entsetzlicher Kindermord war, zu feiern, ist selbst ein Zivilisationsbruch.

Im Zweifel für die Freiheit der Versammlung. Aber wer sich mit jenen, die dort marschieren, und ihrer Geisteshaltung über Jahre solidarisiert hat und gezielt um solche Stimmen geworben hat, der kann das jetzt nicht einfach durch Erklärungen und Arbeitskreise abschütteln. Vor allem zeigt die Linke in Berlin hier ihre Regierungsunfähigkeit. Wer aus der Geschichte gelernt hat, darf dieser Partei nicht zur Macht verhelfen. Wem Menschenrechte etwas bedeuten, kann nicht mit ihr regieren.

DEUTSCHE FRAGEN – DEUTSCHE ANTWORTEN

Die Zukunft ist schlecht – wirklich?

In der Demoskopie gibt es ein eigenartiges Paradox: Fragt man die Bevölkerung nach der Zukunft, lernt man aus den Antworten vor allem etwas über die Gegenwart. Der Grund für diesen seltsamen Erfahrungswert ist, dass die meisten Menschen nicht gut Auskunft über ihr eigenes etwaiges Verhalten in der Zukunft oder andere zukünftig zu erwartende Dinge geben können, wenn die betreffende Zeitspanne wenige Tage oder Wochen überschreitet. Daher ist die Geschicht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gepflastert mit gescheiterten Versuchen, die Befragten als Wahrsager zu engagieren.

So bleiben die Aussagen der Bevölkerung über die zukünftige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auch meist merkwürdig blass. Schon nach wenigen Jahren wird in der Regel deutlich, dass sie der Gegenwart verhaftet sind. Im Jahr 2005 stellte das Allensbacher Institut in einer repräsentativen Bevölkerungsumfrage die Frage: „Wie wird es wohl in zehn bis 15 Jahren sein?“ Dazu wurde eine Liste überreicht, auf der 20 verschiedene Zukunftsszenarien zur Auswahl standen. Fünf Jahre später stand bereits fest, dass kaum eine der von der Mehrheit als richtig befundenen Voraussagen in den verbleibenden fünf bis zehn Jahren der damals genannten Zeitspanne eintreffen würde.

Der Bielefelder Historiker Joachim Radkau schrieb vor knapp zehn Jahren ein sehr lesenswertes Buch mit dem Titel „Geschichte der Zukunft“, das sich ausführlich mit den Zukunftsvorstellungen der vorangegangenen Jahrzehnte befasst. Viele davon erscheinen rückblickend kurios, teilweise unfreiwillig komisch. Sie werfen ein sehr aufschlussreiches Schlaglicht auf die Gesellschaft der jeweiligen Zeit, doch die Realität trafen sie mit wenigen Ausnahmen nicht.

Was zeigen nun die aktuellen Zukunftsvorstellungen der Menschen über die heutige Gesellschaft? Sie zeigen einen tiefen Pessimismus, der weit über das hinausgeht, wa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auch in krisenhaften Jahren zu beobachten war. Die Ergebnisse der aktuellen Bevölkerungsumfrage des Instituts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im Auftrag der F.A.Z. sprechen eine deutliche Sprache. Beispielsweise bei der Frage: „Wenn Sie einmal etwas weiter in die Zukunft schauen und an die nächsten zehn Jahre denken, sehen Sie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mit Hoffnungen oder Befürchtungen entgegen?“ 29 Prozent antworteten auf die Frage, sie sähen dem kommenden Jahrzehnt mit Hoffnungen entgegen. 1990 gaben noch 60 Prozent diese Antwort, 2011 waren es immerhin noch 46 Prozent. Umgekehrt ist der Anteil derer, die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mit Befürchtungen entgegensehen, in der gleichen Zeit von 16 auf 36 Prozent gestiegen.

Bei der Frage, wie man sich die Gesellschaft in zehn Jahren vorstelle, überwiegen bei Weitem die düsteren Aussichten. 74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erwarteten, dass die Gesellschaft in zehn Jahren in politischen Fragen deutlich gespaltener sein wird als heute. 73 Prozent meinten, die Reichen würden immer reicher und die Armen immer ärmer, 70 Prozent, dass die Zukunft immer unsicherer, alles weniger berechenbar sein werde. 62 Prozent erwarteten mehr Spannungen zwischen Deutschen und Zuwanderern. Man erkennt in diesen Antworten das Echo der aktuellen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en. Darüber hinaus stehen der Bevölkerung die Folgen der Alterung der Gesellschaft durchaus vor Augen: Jeweils 64 Prozent sagten in der Umfrage, sie erwarteten, dass in zehn Jahren immer mehr Ältere Mühe haben werden, die Gesellschaft zu verstehen, und dass die wachsende Zahl von Älteren große Probleme mit sich bringen werde.

Hinzu kommen allgemein kulturpessimistische Einstellungen wie „Die Menschen werden egoistischer“ und „Geld wird immer wichtiger, die Menschen werden materialistischer“, die ebenfalls von einer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vertreten werden. 51 Prozent erwarten in den nächsten zehn Jahren ein Sinken des Lebensstandards. Erst an 14. Stelle in der Rangliste folgt mit „Die Familie wird an Bedeutung zunehmen“ eine positive Aussage. Ihr stimmten gerade 23 Prozent der Befragten zu.

Ähnlich pessimistisch fallen die Antworten auf eine Frage aus, bei der den Befragten 20 verschiedene Themen präsentiert wurden mit der Bitte, anzugeben,

ob sie glaubten, dass bei dem betreffenden Punkt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in zehn Jahren voraussichtlich besser oder schlechter sein wird als heute. Nur bei drei

Die Deutschen sind derzeit besonders pessimistisch. Dafür gibt es auch demographische Gründe. Von Thomas Petersen,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Punkten überwog die Anzahl derer, die an eine Verbesserung der Situation in den nächsten zehn Jahren glaubten: 69 Prozent meinten, dass dann die Ausstattung der Bundeswehr besser sein werde als heute, während nur sieben Prozent eine Verschlechterung erwarteten. 41 Prozent gehen von einer verbesserten Verkehrsinfrastruktur in zehn Jahren aus als heute, nur 17 Prozent fürchteten, dass es in dieser Hinsicht noch schlechter werden wird.

Beim Thema Vereinbarkeit von Familie und Beruf betrug das Verhältnis der optimistischen zu den pessimistischen Antworten immerhin noch 30 zu 22 Prozent. Bei allen anderen zur Auswahl gestellten Themen überwogen die negativen Voraussagen: 65 Prozent glaubten, dass die soziale Absicherung in zehn Jahren schlechter sein werde als heute, 62 Prozent erwarteten eine Verschlechterung der Gesundheitsversorgung, 59 Prozent, dass Wohlstand und Lebensstandard sinken, 54 Prozent, dass sich der Zu

stand von Natur und Umwelt verschlechtern werde.

Das außerordentlich pessimistische Meinungsklima in Deutschland hat eine Reihe von Gründen. Einer davon

ist die Verunsicherung, die die Bevölkerung nach der Corona-Krise und besonders nach dem Überfall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erfasst hat. In welchem Ausmaß sich das gesellschaftliche Klima in dieser Hinsicht verändert hat, zeigen die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Leben wir heute in einer besonders unsicheren Zeit, oder würden Sie sagen, vor zehn, 15 Jahren war alles genauso unsicher?“ 72 Prozent antworteten in der aktuellen Umfrage, ihrer Ansicht nach lebten wir in einer besonders unsicheren Zeit. 2019 waren es nur 45 Prozent.

Man muss solche Antworten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als eine sich selbst erfüllende Prophezeiung auffassen: Eine schlechte Stimmung im Land zieht auch die objektive Lage nach sich. Seit Jahrzehnten zeigen die Umfragen des Instituts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eindeutig, dass der Anteil derjenigen, die der Zukunft mit Hoffnungen entgegensehen, erstaunlich genau anzeigt, wie sich die Wirtschaft im Land im folgenden Jahr entwickelt. Ludwig Erhard hatte recht mit seiner Bemerkung, dass Wirtschaft zu 50 Prozent Psychologie sei. Wenn die Menschen glauben, es gehe bergab, geht es auch bergab.

Zum Teil wird man die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allerdings auch als Ausdruck einer allgemein kulturpessimistischen Haltung ansehen können, die von der aktuellen Situation unabhängig ist. Aufschlussreich sind hier die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Wenn Sie einmal an Ihre Kindheit zurückdenken: Haben Sie eigentlich den Eindruck, dass damals das Wetter besser war als heute oder schlechter, oder gibt es da keinen Unterschied?“ 38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antworteten in der aktuellen Umfrage, in ihrer Kindheit sei das Wetter besser gewesen als heute, nur fünf Prozent meinten umgekehrt, damals sei das Wetter schlechter gewesen. Diese Frage wurde auch in den Jahren 1981 und 2005 gestellt. Damals sagten deutliche Mehrheiten, in ihrer Kindheit sei das Wetter besser gewesen als zur Zeit der Befragung. Auffällig ist, dass zu jeder Zeit kaum jemand sagte, früher sei das Wetter schlechter gewesen. Man meint eine von den Zeitläuften unabhängige Grund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zu erkennen: Früher war das Wetter auch schon früher besser.

H inzu kommt, dass die Alterung der Bevölkerung den Pessimismus in der Gesellschaft befördert. Auf die bereits beschriebene Frage, ob man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mit Hoffnungen oder Befürchtungen entgegensehe, antworteten in der aktuellen Umfrage 49 Prozent der unter Dreißigjährigen, sie sähen der näheren Zukunft mit Hoffnungen entgegen, von den Sechzigjährigen und Älteren gaben nur 19 Prozent diese Antwort. Dies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Altersgruppen ist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naturgegeben. Im Jahr 2000 blickten in einer ganz anderen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Lage 72 Prozent der unter Dreißigjährigen und 42 Prozent der Sechzigjährigen und Älteren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mit Hoffnungen entgegen. Eine alternde Gesellschaft ist auch eine Gesellschaft, die immer mehr zum Pessimismus neigt.

Zukunftsaussichten

Leben wir heute in einer besonders unsicheren Zeit? Oder würden Sie sagen, dass vor zehn oder 15 Jahren alles genauso unsicher war? (in Prozent)*
1990 2000 2006 2011 2022 2026

Haben Sie den Eindruck, dass das Wetter in Ihrer Kindheit besser oder schlechter war? (in Prozent)*

Differenz zu 100 Prozent: Unentschieden. 1051 Befragte vom 4. bis 16.9.2026, repräsentativ für die Bevölkerung von 16 Jahren an. Quelle: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 F.A.Z.-Grafik: swa.

Umso bemerkenswerter ist es, dass nicht alle Allensbacher Umfrageergebnisse auf eine zunehmend pessimistische Stimmung hinweisen. Der Aussage „Mir sind viele technologische Neuerungen etwas unheimlich. Wir wissen nicht, was da noch alles auf uns zukommt und ob wir das alles noch beherrschen können“ stimmten im September 2026 mit 43 Prozent deutlich weniger Befragte zu als im April 2019, als 51 Prozent diese Antwort gaben. Und die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intensiv diskutierte Vorstellung, dass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ines Tages intelligenter als die Menschen sein und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könnte, halten nur 28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für realistisch, 53 Prozent für unrealistisch.

Der Blick der Bevölkerung auf die Zukunft scheint von dunklen Wolken verhangen, doch nicht durchgängig. Und nicht nur die Analysen von Joachim Radkau lassen die Zukunftsvorstellungen der Bevölkerung als zweifelhaft erscheinen, auch die Bürger selbst trauen ihren Voraussagen nicht. Auf die Frage „Glauben Sie, dass es möglich ist, die Zukunft vorauszusagen, oder glauben Sie das nicht?“ gaben in der aktuellen Umfrage zehn Prozent an, sie glaubten dies, 81 Prozent widersprachen. Mit Blick auf die aktuellen Umfrageergebnisse kann man nur hoffen, dass sie mit dieser Einschätzung recht haben.

Edouard GEFFRAY
Foto AFP

Feuertaufe für Technokraten

Den Herbst hat sich Édouard Geffray sicher anders vorgestellt. Dass sich binnen weniger Tage im ganzen Land Schülerproteste mit teils massiver Gewalt hochschaukeln, hat Frankreichs Bildungsminister nicht vorhersehen können. In die Reaktionen der ersten Tage mischte sich denn auch Ratlosigkeit. Zwar war absehbar, dass der Herbst im politischen Paris explosiv werden würde: Die Präsidentenwahlen lassen den Tonfall rauer werden, die hohe Staatsverschuldung heizt die Verteilungskämpfe an. Ob die 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schwierigen Haushaltsverhandlungen übersteht, bleibt offen. Doch eher hatte man hitzige Debatten über Schulden, Kaufkraft und Einwanderung erwartet statt über Schulen.

Und so fand sich der Bildungsminister am Donnerstagmorgen in Reims mit vom Unterricht freigestellten Schülern wieder, um über Klassengrößen, ausgefallene Stunden und Gebäudesanierungen zu diskutieren. Solche Gesprächsrunden folgen dem Dialogversprechen, das Premierminister Sébastien Lecornu am Mittwochabend in einer Fernsehansprache gegeben hat.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stand für Geffray und Hochschulminister Philippe Baptiste dann ein Treffen mit den drei größten Schülerorganisationen auf dem Programm.

Der aus dem Pariser Vorort Épinay-sur-Seine stammende Geffray, der während der Proteste 48 Jahre alt wurde, ist kein Hardliner. Er hat die gewalttätigen Ausschreitungen verurteilt, friedliche Demonstrationen und einige Forderungen der Schüler aber als legitim bezeichnet. Die vielen Unterrichtsausfälle wegen fehlender Vertretungslehrer beklagt auch er. „Es muss natürlich alles getan werden, um diese Zahlen zu senken“, sagte der Minister. Der Vater von fünf Kindern weiß, wovon er spricht. Profunde Kenntnisse des Bildungswesens kann man Geffray nicht absprechen. Bevor er vor einem Jahr in Lecornus Kabinett berufen wurde, war der Absolvent der Eliteverwaltungshochschule ENA Mitglied im französischen Staatsrat. Davor stand er fünf Jahre lang an der Spitze der mächtigen Generaldirektion für das Schulwesen. Davor wiederum war er zwei Jahre lang Generaldirektor für Personal im Bildungsministerium.

Geffray wird als Kenner des Systems inklusive seiner Schwachstellen respektiert, auch bei Lehrern. Doch der Technokrat ist kein klassischer Politiker, der das Spiel mit Worten und Bildern perfekt beherrscht. Er kam als Fachmann in das Amt, um nach vielen Ministerwechseln bis zu den Wahlen Ruhe in das Bildungssystem zu bringen und eher geräuscharm Dossiers wie die Reform der Lehrerausbildung abzuschließen. Nun erlebt Geffray seine politische Feuertaufe. NIKLAS ZÁBOJI

Kaffee – weit mehr als ein Geträn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uch

Die Welt des Kaffees in einem Buch: vom Anbau über den Handel bis zu Zubereitung, Genuss und sozialer Verantwortung. Für alle, die verstehen wollen, was die Kaffeebranche heute prägt – und welche Entwicklungen sie morgen bestimmen werden.

DAS GROSSE BUCH VOM KAFFEE Britta Mattern, Holger Preibisch 320 Seiten - 32 Euro - ISBN 978-3-96251-244-6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Call you need is love

Mitten in Halle 5.0 steht eine pinke Telefonzelle. Wer dort den Hörer abnimmt, vernimmt eine Männerstimme, die erklärt, welche Taste für Deutsch oder Englisch oder sieben weitere Sprachen gedrückt werden muss, danach übermittelt uns eine Frauenstimme, die der Autorin Sabrina Hey gehört, Glücksgefühle. „Ich sehe dich, ich höre dich“, säuselt uns die Autorin des jüngst erschienenen Buchs „Du bist ein Kunstwerk“ ins Ohr, obwohl doch nur wir selbst es sind, die uns in der rückseitig verspiegelten Zellenwand sehen können, und das Gespräch eine Einbahnstraße ist, denn wir hören Sabrina, aber sie hört nicht uns. Egal, zwei Minuten lang werden wir liebevoll aufgebaut für den Tag, zum Abschied schenkt uns Sabrina noch einen Tipp: Wer zweimal die Taste zur Sprachwahl drückt, dem winkt eine Überraschung. Das ist ein Lied mit dem Refrain „Du bist da, wo deine Füße sind, und das ist genau richtig“. Allerdings wird man nur deutschsprachig überrascht, und das ist falsch. apl

Lachen und weinen

Um ein Haar wären die Tagebücher Wolf Biermanns zu Kompost geworden. Ein Freund hatte sie vergraben, als Biermann schon verboten war und Inhaftierung fürchtete. Es kam bekanntlich zur Ausbürgerung, aber die jetzt teilweise veröffentlichten Tagebücher (F.A.Z. vom 7. Oktober), so erzählte der fast Neunzigjährige sehr kregel bei deren Vorstellung auf der Buchmesse in einem Saal namens „Illusion“, habe er darüber glatt vergessen. Zum Glück seien sie in einer luftdichten Armeekiste verwahrt gewesen, erst Jahrzehnte später brachte der Freund sie ihm zurück. Biermann palaverte, krähte, dozierte, wurde besungen und sang am Ende sogar selbst zur Gitarre – es war ein denkwürdiger Abend zwischen Lachen und Wein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in Israel und Palästina äußerte er, der jüngst die Regierung Netanjahus scharf kritisiert hatte, sich am Abend des 7. Oktopbers nur mittels eines Gedichts: „Mein Elend: Hab nicht mal mehr die richtigen Fragen.“ wiel

Terrorjagd im Deutschen Herbst

Die Schreibmaschine klackert, das Telefon klingelt, man hört eine Stimme: Es werde eine Sonderkommission gebildet, und: „Wir möchten, dass Sie das übernehmen.“ Am Messestand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kann man Terroristen jagen. „SOKO 1977. Anti-Terror Task Force“ heißt das Computerspiel, das vom Berliner Studio Paintbucket Games entwickelt wird. Der Spieler verfolgt Spuren, verhört Verdächtige, muss vielleicht später entscheiden, wie weit der Staat im Kampf gegen die RAF gehen darf. Seit August wird die Bundeszentrale kommissarisch von dem früheren CSU-Bundestagsabgeordneten Volker Ullrich geleitet. Ist das Spiel ein Zeichen dafür, dass man den Fokus stärker auf Linksextremismus richten will? Eher nicht. Es wurde bereits 2024 ausgeschrieben, Anlass ist der 50. Jahresstag des Deutschen Herbstes nächstes Jahr. Das Spiel bietet natürlich nicht die Option, in die Rolle der Terroristen zu schlüpfen, es ist ja ein pädagogisches Angebot. fste.

Kathedralen fürs Bücherregal

Beim Stromern durch die Messehallen einen Stand mit kleinen. künstlichen Zimmern entdeckt, schmalen, beleuchteten Miniaturkulissen. Was hat diese kuriose Installation auf der Buchmesse verloren? Über einem Lesezimmer steht in Versalien „Shakespeare“, das ist aber der einzige erkennbare Bezug. Gefragt, was es mit dem Geschäft auf sich habe, kann die Dame vom Stand es kaum erklären. Sie deutet in irgendeine Himmelsrichtung und verkündet, dass man die Raumwelten selbst zusammenbauen könne. Eine Recherche im Internet macht klar, dass da ein Trend an uns vorübergegangen ist: Die Kulissen nennen sich Book Nooks und werden zur Verschönerung von Bücherregalen gekauft. Der hiesige Anbieter Robotime hält offenbar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in erstaunlicher Vielfalt bereit: kleine Buchläden, Ankleidezimmer mit schmachtenden Engeln, ja sogar Kathedralen. Nur die Messehallen selbst konnten wir nicht finden. jzün.

Eine große Überraschung ist dieser Literaturnobelpreis nicht, denn Anne Carson, die heute sechsundsiebzigjährige kanadische Schriftstelle-

rin, galt schon seit Jahren als eine der heißesten Kandidatinnen für diese Auszeichnung. Und das zu Recht, wenn man allein die Qualität und wohl mehr noch Originalität ihres Schreibens in Anschlag bringt. Aber es gibt ja leider noch andere Nobelpreiskriterien. Eines davon traf in diesem Jahr auf Carson zu: Im unausgesprochenen Gleichstellungsbemühen der den Preis vergebenden Schwedischen Akademie war nach Laszló Krasznahorkai im Vorjahr diesmal eine Frau an der Reihe. Aber da war ja auch noch die Geographiegerechtigkeit. War nicht Lateinamerika lange nicht mehr dran gewesen? Und seit Carsons Landsfrau Alice Munro vor 13 Jahren den Nobelpreis zugesprochen bekam, schienen die Chancen für eine andere Kanadierin auf lange Zeit gering. Und die englischsprachige Welt wurde danach ja auch noch drei weitere Male bedacht.

Allein deshalb ist es erfreulich, dass Carson trotzdem ausgezeichnet wird. Der Literaturnobelpreis ist also nicht einfach ausrechenbar. Die Preisträgerin steht für eine Literatur, die mit den Augen einer Autorin der Neuen Welt vor allem die Alte in den Blick nimmt: Carson ist eine Klassikerin, sowohl was die stilistische Eleganz ihres Schreibens angeht als auch deren wichtigste Thematik, die Antike. Ihr wohl berühmtestes Buch, erschienen 1998 und mit einem zweiten Teil fortgesetzt 2013, gilt der mythologischen Figur des Geryon, einem Mischwesen, das von Herkules getötet wird, nachdem der Halbgott zuvor die Rinder des bedauernswerten Inselfürsten gestohlen hat. Das Herrschaftsgebiet Geryons heißt Erytheia, und nach diesem auf die Abendröte verweisenden Inselnamen hatte Carson den Titel ihres Bücherzwillings gebildet: „Rot“ heißt er als Gesamtausgabe auf Deutsch; im Original der erste „Autobiography of Red“, der zweite „Red Doc >“.

Diese englischen Romantitel sagen viel aus über Anne Carson: Sie täuscht unsere Erwartungen, enttäuscht damit aber nicht. Die „Autobiographie“ erzählt kein ganzes Leben, sondern nur von Geryon als jungem Mann, „Red Doc >“ bietet dann die Kernerzählung aus dem Herkules-Sagenstoff – dieser Band ist, wie die an Dateibezeichnungen und mathematische Symbole anknüpfende Benennung verheißt, größer als die Person selbst. Carson baut in beiden Büchern auf einem nur fragmentarisch überlieferten antiken Gedicht auf, der „Geryoneis“ des im sechsten vorchristlichen Jahrhundert in den griechischen Kolonien Süditaliens lebenden Dichters Ste-sichorus, und natürlich hat die studierte Altphilologin die erhaltenen Passagen dieses Poems selbst übersetzt. „Autobiography of Red“ ist konsequent als Versroman verfasst, „Red Doc >“ aber dann (der Persönlichkeit seines Gegen-stands entsprechend) als Mischform aus Dichtung, Prosa, Essayistik – und es ist solche Formvielfalt, die Carsons Schaffen charakterisiert.

Dafür wird sie von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kritik geliebt, natürlich auch von Schriftstellerkolleginnen wie etwa der deutschen Dichterin Anja Utler, die beide „Red“-Bücher übersetzt hat, oder der gleichermaßen virtuos sprachspielerischen Autorin und Übersetzerin Marie Luise Knott, der wir erst jüngst die deutsche Fassung von Carsons „Norma Jean Baker of Troy“ aus dem Jahr 2020 verdanken, einem Band, der auf Euripides’ Tragödie „Helena“ fußt und seitdem in Carsons Bearbeitung der „Trojanerinnen“ desselben antiken Autors seine Fortsetzung gefunden hat. Die Übertragung der schönen Helena auf die

Anne Carson, aufgenommen im Jahr 2010
Foto Graeme Mitchell/Redux/Laif

Sie liebt es doppeldeutig

Auszeichnung für eine Brückenbauerin zwischen Kontinenten, Sprachen und Epochen: Der diesjährige Literaturnobelpreis geht an die kanadische Schriftstellerin Anne Carson.

schöne Marilyn Monroe im ersten Titel ist einer der meisterhaften Brückenschläge Carsons nicht nur zwischen Alter und Neuer Welt, sondern auch zwischen Epochen, Figuren und Themen. Was in ihren Büchern altertümlich daherkommt, ist in Wahrheit stets fruchtbar gemacht für die aktuelle Gesellschaftsbetrachtung.

Sie hat der englischsprachigen Welt aber auch reine Übersetzungen geschenkt: vor allem von Euripides, aber auch von Sophokles und – besonders wichtig für ihr eigenes Schreiben – von Sappho. Carson beherrscht die Kunst erotischer Dichtung, ohne jemals peinlich zu sein, denn die Subtilität der Anspielung ist bei ihr ebenfalls klassisch geschult. Dass sie ungeachtet fundierter Lateinkenntnisse Sappho und nicht etwa Ovid oder Catull zum Gegenstand ihres Übersetzungsengagements gemacht hat (wobei Carson ein Gedicht von Catull in „Nox“, eine 2010 publizierte Elegie auf ihren gestorbenen Bruder, eingebaut hat), zeigt die Liebe zur literarischen Doppeldeutigkeit, die diese Schriftstellerin auszeichnet.

Die in Toronto zur Welt gekommene Carson lebt seit Jahren in Island, dess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ie 2022 erworben hat. Dort erreichte sie auch der Anruf des Nobelpreiskomitees. Ob sie nach Stockholm reisen kann, wird eine spannende Frage sein, denn vor zwei Jahren hat Carson eine schwere Erkrankung öffentlich gemacht und seitdem auch kein neues Buch mehr veröffentlicht. „Wrong Norma“ hieß das letzte und nahm damit das Wortspiel mit der antiken schönen Marilyn ein weiteres Mal auf. Es war eine Sammlung von Gedichten, die aber teilweise als Prosapoeme verfasst waren und nicht nur die Monroe zum Thema hatten, sondern auch so unterschiedliche Bezugsgrößen wie Martin Heidegger und Monty Python. 2001 war bereits ein Vorläufer zu diesem Kompositionskunststück erschienen: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untertitelt als „A Fictional Essay in 29 Tangos“. Und um die Verwirrung komplett zu machen, war dieses Buch John Keats gewidmet.

Damals hatte sich verschärft die Frage gestellt, mit wem wir es bei Anne Carson eigentlich zu tun haben: mit einer Dichterin, einer Übersetzerin, einer Essayistin? Wann immer eine Festlegung zu erfolgen schien, wich die Autorin in der Folge auf ein anderes Feld aus und schuf damit ihre eigene Literaturtopographie. Jedenfalls ist Carson eine Wortspielerin, die hohe Einsätze wagt, was nicht wenige Leser aussteigen lässt. Mit der Wahl dieser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in hat Stockholm Mut zum Elitären bewiesen und eine Liebeserklärung an das ausgesprochen, was Literatur ausmacht: das Bewusstsein und die Bewusstmachung, dass grenzüberschreitendes Lesen (national wie epochal verstanden) Grundlagen für großartige Texte schafft. ANDREAS PLATTHAUS

Bürokraten, Romantiker, Provinzler

Sind wir wirklich so? Eine kurze Erörterung der Vorurteile, die über Deutschland bestehen

Nationen und Regionen ziehen Vorurteile an. Die Österreicher diplomatisch, die Schwaben sparsam, die Italiener leidenschaftlich, die Nordfriesen wortkarg, die Dänen haben es mit der gemütlichen Ordnung, die Japaner mit der stilisierten Existenz, und Portugiesen sind melancholisch. Jeder kennt Belege dafür, jeder kennt Gegenbeispiele. Immer ist etwas dran, immer wird übertrieben. Ein Motivvorrat für Witze und für Lieder. Wir lieben solche Vorurteile, solange sie nicht ernst genommen und giftig werden.

Was Vorurteile über die Deutschen angeht, so gibt es ein Ungleichgewicht. Die Deutschen, hieß es lange, seien tief- sinnig und romantisch. Das ist aber mehr auf die Vergangenheit bezogen. „Mir scheint, wir sind weit schlecht're Kenner / In punkto ‚Frankreichs große Männer‘ / Als Hermann, Helga, Fritz und Franz / In Göttingen“, sang einst Barbara und ordnete den Deutschen das „Es war einmal“ zu. Das war selbst einmal, inzwischen traten an den Deutschen, nach dem Schrecken der bewaffneten Fichteaner, mehr das Akkurate und die ingenieurmäßige Begabung hervor. Mit anderen Worten: Sie waren das eine, preußisch, und sein Gegenteil, verträumt, Idealisten und Staatsbeamte und mittelständische Fabrikanten.

Weniger freundlich sind gegenwärtige Selbstbeschreibungen der Deutschen. Angeblich versinken sie ständig in alter Kleinstaaterei. Ihr Föderalismus hemmt durchgreifende Entscheidungen. Sie neigen zur Bürokratie, lieben die Verwaltung. Immer hat Sicherheit bei ihnen den Vorzug vor dem Wagnis. Bei ein

paar Prozent Preisniveauschub reden sie von Inflation. Ständig sind sie auf Ausgleich bedacht. Außerdem haben sie keine Hauptstadt, von der aus bestimmt wird, was im Land los ist, und keine Spitzenuniversitäten, an denen sie ihre Eliten heranziehen.

Die Vorstellung, das alles müsse anders sein, entspringt den Phantasien von Leuten, denen Paris und London, Harvard und Oxford als der Inbegriff zivilen Lebens vorkommen. Ein Land müsse aus der Weisheit der Leute in seiner Zentrale bestimmt werden. Man kann sich Frankreich und England und die dortigen Eliten anschauen, um zu überprüfen, wie das ausgeht. Mit der Weisheit der Zentrale ist es mitunter nicht weit her. Zentralismus ist vielmehr oft nur ein anderer Name für die Korruption von Personal, das gemeinsam zur Schule gegangen ist und bei dem „Freundschaft“ meint, dass sich die Freunde als hochrangige Versorgungsgemeinschaften durchkämpfen.

Die Kleinstaaterei, die heute den Namen des Föderalismus trägt, sorgt in Deutschland für viel Langsamkeit, wenn darum geht, etwas durchzusetzen. Vereinzelt sorgt sie aber auch für Langsamkeit, wenn es darum geht, das Falsche durchzusetzen. Wenn Vorschläge wie das „Schreiben nach Gehör“ oder die Abschaffung der Schulnoten aufkommen, steht zwischen dem Unfug und allen Schulen nur die Kleinstaaterei. Ähnlich verhält es sich mit jüngsten Ideen wie der, die Polizei durch Sozialhilfe zu ersetzen. Macht mal, kann man den Berlinern zurufen, ohne dass es für den Rest des Landes etwas bedeuten würde.

Die Bürokratie lastet hierzulande auf vielem. Dass sie zum Schicksal geworden scheint, liegt allerdings an der tiefen deutschen Sehnsucht nach Sicherheit. Über alles soll abgestimmt werden, alles soll durch den demokratischen Prozess hindurch. In der Bürokratie schaut den Bürger die Forderung nach Demokratisierung aller Sphären an. Sie kommt nicht von außen oder von oben, sondern aus dem Inneren des Landes. Die Deutschen lieben außerdem Wertarbeit und darum auch die juristische. Der französische Intellektuelle Jacques Rivière hat es einst so formuliert: Sie wissen nicht, was sie wollen, aber wenn es ihnen jemand sagt, führen sie es akkurat aus.

Oft wird der Deutschen Mangel an hauptstädtischer Existenz beklagt. Goethe sah es anders, als er in seinem Aufsatz „Literarischer Sansculottismus“ 1795 die Eigenar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n ihrer regionalen Zerstreuung erkannte. „Wir wollen die Umwälzungen nicht wünschen“, schrieb der Dichter, der danach zum Vertreter einer Weimarer Klassik gemacht wurde, „die in Deutschland klassische Werke vorbereiten könnten.“ Es gibt in Deutschland nach wie vor keinen Ort, an dem man sein muss, um sich lebendiger zu fühlen als andernorts. Die Provinz ist in Deutschland eine zweifache, eine ländliche nämlich und eine urbane zugleich. Es gibt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Großstädte wie in Frankreich. Und die deutsche Provence liegt, obzwar weniger sonnig, überall: in Nordfriesland wie in Oberbayern. JÜRGEN KAUBE

Recusatio

Von Jannis Koltermann

Wer im Mittelalter römisch-deutscher Kaiser werden wollte, musste in jedem Fall eines tun: die Kaiserkrone vehement zurückweisen. Weil humilitas, Demut, eine zentrale christliche Tugend war, galt jemand, der allzu selbstbewusst nach dem Thron strebte, schnell als ungeeignet oder gar als künftiger Tyrann. Manch ein Anwärter soll die Fürsten geradezu angefleht haben, ihn vor der übergroßen Aufgabe zu bewahren. Recusatio imperii nennt die Forschung diese Geste. Würde der deutsche Bundespräsident wie einst der deutsche Kaiser bestimmt, wäre eine Kandidatin demnach ganz besonders geeignet: Juli Zeh. „Gilt der Plan weiterhin, dass Sie Bundespräsidentin werden wollen?“, wurde sie diese Woche vom Magazin „Stern“ gefragt. „Das habe ich so überhaupt nicht gesagt! Alles wird immer so missverstanden“, verwahrte sich die Schriftstellerin dagegen. Tatsächlich war es bereits Zehs dritte recusatio – mindestens. Im Februar hatte sie der „Zeit“ gesagt, sie könne sich das Amt „irgendwann einmal vorstellen“, es im Moment aber nicht mit der „Doppelbelastung aus Beruf und Familie“ in Einklang bringen. Damit brachte sie die Debatte freilich – gewollt oder ungewollt – erst so richtig ins Rollen. Mehrere Journalisten erklärten, warum gerade sie die beste Kandidatin sei. Im Juli bekundete sie dann auch gegenüber dieser Zeitung, dass sie aus Rücksicht auf ihre Kinder derzeit nicht antreten wolle. Nun also noch einmal im „Stern“, dem ihre Absage gleichwohl eine eigene Agenturmeldung wert war: „Juli Zeh will nicht Bundespräsidentin werden“. Dass das zum Topos werden konnte, liegt zum Teil natürlich an den Journalisten, die selbst aus dem Interview mit einer Schriftstellerin unbedingt eine Nachricht für den Hauptstadtbetrieb herausholen wollen und deswegen begierig nach etwaigen politischen Ambitionen fragen – da möchten wir uns gar nicht ausnehmen. Doch auch die Autorin selbst scheint nicht ganz unschuldig daran. Denn anders als bei den mittelalterlichen Kaisern sind ihre Zurückweisungen mitnichten Demutsbekundungen. Stets schickt sie hinterher, dass sie sich grundsätzlich als außerordentlich gute Besetzung für den Posten sehe. Schließlich, so jetzt wieder im „Stern“, stehe sie „häufig zwischen den Fronten“ und drücke sich auf eine Weise aus, „die nicht als so stark gecoacht wahrgenommen wird“. Zutrauen würde sie sich das Amt also sehr wohl: „Ich wäre schon in der Lage, die Verantwortung zu tragen.“ Das kann man als selbstbewusst oder als vermessen empfinden. Zehs lautstarkes Nachdenken verwundert aber vor allem deswegen, weil ihr das Amt, das sie so vehement zurückweist, nach eigener Aussage niemand angetragen hat – niemand von wirklichem politischen Einfluss zumindest. So kann man sich des Eindrucks nicht erwehren, dass ihr durch Journalisten befeuertes Liebäugeln mit der eigenen Eignung und Weigerung vor allem dem Zweck dient, sich in der Öffentlichkeit noch stärker ins Spiel zu bringen. Denkt sie dabei womöglich an die römisch-deutschen Kaiser? Wenn diese den Thron demonstrativ ablehnten, mussten die Fürsten sie umso flehentlicher bitten, die Krone zum Wohle aller zu übernehmen. So weit immerhin dürfte es bei Juli Zeh nicht kommen.

Simon Rattle bleibt Münchner

Simon Rattle hat seinen Vertrag als Chefdirigent des Symphonieorchesters und des Chors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um fünf Jahre bis 2033 verlängert. Der 71 Jahre alte Brite ist seit 2023 Chefdirigent des international renommierten Münchner Orchesters. „Er prägt unser Symphonieorchester und unseren Chor mit künstlerischer Strahlkraft, Leidenschaft und unermüdlichem Entdeckergeist“, sagt die Intendantin Katja Wildermuth, die zudem Simon Rattles Fähigkeit hervorhob, junge Menschen für Musik zu begeistern. F.A.Z.

Über den deutschen Buchmarkt zum Weltstar werden?

Klingt unwahrscheinlich, soll aber schon vorgekommen sein: Jedenfalls ist der deutsche Buchmarkt für das Ausland nach wie vor attraktiv. Jüngstes Anzeichen dafür sind Bücher auf Englisch bei deutschen Verlagen.

Wenn Literaturagenten amerikanische Schriftsteller aufwerten wollten, könnten sie das nur erreichen, indem sie auf den europäischen Buchmarkt zielen, hörte man neulich in einem Vortrag der Buchwissenschaftlerin Laura B. McGrath am Deutschen Literaturarchiv in Marbach. Sie hat dieses Jahr ein Buch über die historische Bedeutung von Literaturagenten veröffentlicht („Middlem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nd darin ist der Export insbesondere nach Deutschland ein wichtiger Aspekt.

In den Siebzigerjahren haben erstmals die literarischen Exporte aus den USA die Importe überstiegen, so

McGrath. Sie zeichnet nach, wie auch Schriftsteller aus anderen Ländern erst durch den Schub der europäischen Vermarktung wirklich zu „global authors“ geworden seien: etwa Salman Rushdie und Chinua Achebe. Beim Amerikaner Philip Roth habe erst der internationale Erfolg, besonders in Frankreich,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dafür gesorgt, dass der Autor zu Hause als kanonisch angesehen wurde.

Es ließen sich noch viele Beispiele ergänzen: erst recht aus dem Krimigenre, wo etwa die Amerikanerin Donna Leon oder skandinavische Autoren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deutlich mehr gelesen werden als im Original, aber auch aus der Belletristik, wo das etwa für den Japaner Haruki Murakami gilt. Oft ist der herausragende, den in der Heimat übersteigende Erfolg in Deutschland auch die Frucht von Gastlandauftritten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 an besondere Wirkung erinnert man sich etwa bei Auftritten aus Lateinamerika und den Niederlanden. Auch McGrath legt ein spezielles Augenmerk auf die Frankfurter Buchmesse als den Ort für internationalen Rechthandel – hier kommt man freilich nicht umhin, die Debatten über den Bedeutungsverlust der Mess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itzudenken.

Trotzdem ist der deutsche Buchmarkt weiterhin sehr attraktiv für ausländische Autoren. Aber inzwischen gilt das nicht mehr nur für Übersetzungen, sondern zunehmend auch für englischsprachige Bücher. In Deutschland zeigt sich seit Jahren eine immer größere und immer frühere Vertrautheit mit dem Englischen, die sich auch im Leseinteresse niederschlägt. „Die Neugier auf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ist immer noch riesig in Deutschland. Jetzt verschiebt es sich in die Richtung, dass die Leute englische Originale lesen wollen“, sagt der Hanser-Verleger Jo Lendle zum Thema im Gespräch mit dieser Zeitung. Hanser war vor Kurzem damit aufgefallen, den neuen Roman „No Way Home“ seines langjährigen Autors T. C. Boyle nicht nur vor dem amerikanischen Erscheinen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sondern auch zusätzlich auf Englisch zu veröffentlichen. Lendle hatte seinerzeit erklärt, man wolle sich nicht länger darüber ärgern müssen, dass die deutschen Fans, wenn man Boyle für eine Lesereise einfliegen lasse, am Signiertisch die Ausgabe eines anderen Verlags kauften.

Das wirft natürlich die Frage auf: Ist es denn so einfach für einen deutschen Verlag, sich die Rechte an englischsprachigen Originalen (mit) zu sichern? Das ist es freilich nicht, und mehr noch: Es gebe inzwischen einen „Verteidigungskampf der englischen Verlage“, so Lendle jetzt im Gespräch. Diese übten manchmal Druck aus, um ihre Autoren zu behalten. Im Falle Boyles sei die Konsequenz gewesen, dass dieser nun keinen britischen Verlag mehr habe. Oft aber führe der Druck dazu, dass die Agenten der international umworbenen Autoren sagten: „Wir lassen lieber alles, wie es ist.“

Aber deutschsprachige Verlage sind auf jeden Fall mit im Bietergefecht, einfach weil die Nachfrage da ist – das sieht auch Daniel Kampa in Zürich so, der unter dem Dach des Kampa Verlags mittlerweile auch den österreichischen Verlag Jung und Jung sowie die deutschen Verlage Schöffling und Kanon beherbergt. Bei Kampa erscheinen in der Reihe „Pockets“ moderne Klassiker im englischen Original, und Daniel Kampa sieht das als wachsenden Markt, mehr sei geplant, zudem entwickle man auch eigene Projekte wie beispielsweise einen Gesprächsband mit Siri Hustvedt und Elisabeth Bronfen, „der auf unsere Initiative hin entstanden ist, sodass es bislang keine englischsprachige Originalausgabe gibt“.

Angesprochen auf McGraths These zu den „globalen Autoren“, ist Kampa indes skeptisch. Er bestätigt zunächst, dass Deutschland jahrzehntelang das „gepriesene Land“ der Leser gewesen sei und hier zumal das gebundene Buch eine viel größere Rolle spiele. Er glaubt aber, dass der „Eurozentrismus“ auf dem Buchmarkt an Bedeutung verliere: Die Zeiten, in denen Gallimard, Adelphi, Suhrkamp und Faber & Faber den-

Zum Star wurde Bonnie Garmus auch dank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Ihr neuer Roman „Peck & Peck“ erscheint bei Piper gleichzeitig auf Deutsch und auf Englisch. Foto Christopher L. Proctor/Laif

selben Autor zeitgleich herausgebracht und „so mit Karacho weltweit literarisch inthronisiert haben, sind vorbei“. Die Buchmärkte seien lokaler und kommerzieller geworden und die Bedeutung des literarischen Feuilletons für den Absatz habe markant abgenommen, so Kampa: „Werden „global authors“ heute nicht eher in den USA lanciert, durch soziale Medien und Posts von Film- und Musikstars?“

Was dennoch weiter für englische Bücher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spricht, spitzt Jo Lendle im Gespräch über die Charakteristik der „Export Editions“ englischsprachiger Verlage zu: Diese seien „in der Regel ziemlich lumpig gemachte Broschuren. Eigentlich ist das eine Art Abfallprodukt fürs Ausland, in Papier, Satz, Schriftbild steckt nicht wirklich viel Liebe.“ Der hiesige Standard in der Buchproduktion sei da „einfach anspruchsvoller: Besseres Papier, gebundene Bücher, deutlich fairere Beteiligung der Autoren und leichtere Logistik für den Buchhandel sind nur einige der Vorteile.“

Das muss auch die kalifornische Schriftstellerin Bonnie Garmus so gesehen haben, die zunächst Redakteurin und Werbetexterin war. Mit Mitte sechzig debütierte sie mit dem Roman „Lessons in Chemistry“ (2022), der zum Bestseller und in vierundvierzig Sprachen übersetzt wurde. Der Weg dahin führte über ein Bietergefecht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Ein Branchenmagazin berichtete dazu unter der Überschrift „Copywriter’s Debut Emerges as Big Book at Frankfurt“. Bonnie Garmus’ neuer Roman „Peck & Peck“ erscheint in wenigen Tagen bei Piper – und zwar sowohl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als auch in einer englischen Ausgabe, gebunden und aufwendig gestaltet mit Farbschnitt. Der Münchner Verlag hat sich für den Titel die exklusiven englischsprachigen Rechte in Deutschland, der Schweiz sowie der gesamten EU bis auf Irland gesichert. JAN WIELE

Wer es in New York schafft, schafft es auch zu Hause

Die deutsche Literatur habe es schwer im Ausland, heißt es. Dabei werden jährlich fast so viele Titel exportiert wie eingekauft. Der Schlager ist die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Als Halldór Guðmundsson, Leiter des großen isländischen Verlags Mál og menning, eine Gruppe von deutschen Journalisten in Reykjavík zum Gespräch bei Kaffee und Keksen empfing, wurde er auch gefragt, welche deutschen Autoren beim isländischen Lesepublikum Erfolg hätten. Als Antwort fragte er zurück, ob der Besucher gern noch etwas Milch in seinen Kaffee hätte – als höfliche Variante zu der Interview-Floskel „nächstige Frage, bitte“. Dann sprach er aber doch darüber, dass deutsche Titel für den isländischen Buchmarkt praktisch keine Rolle spielten, von Günter Grass immer abgesehen.

Etwa zwanzig Jahre später sieht das Bild nicht anders aus, nur dass der boomende Markt für Islandkrimis in Deutschland die Handelsbilanz noch unausgeglichener macht. Denn in der Statistik des Börsenverein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über den Verkauf von Lizenzen deutscher Titel in andere Sprachen im Jahr 2025 taucht Isländisch nicht einmal auf, weil das Land nicht einmal zehn Werke zur Übersetzung eingekauft hat.

Wie steht es also um das weltweite Interesse an deutscher Literatur, an Sach- und Kinderbüchern im Ausland? Betrachtet man die Lizenzverkäufe seit 1952, dann ergibt sich insgesamt das Bild einer Erfolgsgeschichte: Am Anfang sind es in der anbrechenden Wirtschaftswunderzeit immerhin 1427 deutschsprachige Titel, 1990, im letzten Jahr der alten Bundesrepublik, dann schon 3158, und nach einer kleinen Delle im Jahr 1992 klettern die Zahlen bis zum deutschen „Sommermärchen“-Jahr 2006 auf 8828 und im Folgejahr auf das Allzeithoch von 9225 Lizenzen.

Danach schrumpfen die Zahlen langsam über die Jahre hinweg und haben sich mittlerweile auf einen Wert zwischen sechs- und siebentausend Titeln eingependelt. 2025 waren es noch 6137 – gegenüber dem Vorjahr ist das ein Minus von acht Prozent. W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hen die meisten Lizenzen nach China. Aber in den letzten fünf Jahren hat sich dabei die absolute Zahl fast halbiert, von 1367 auf 723. Gleiches gilt für Russland (von 696 auf 350), während die folgenden Sprachen Französisch, Spanisch, Italienisch und Niederländisch in etwa gleich offen für Übersetzungen aus dem Deutschen geblieben sind und die Zielsprachen Georgisch, Bengalisch und Usbekisch stark zugelegt haben.

Allerdings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auch deutlich weniger Titel auf den deutschen Markt gekommen, sodass auch weniger dem Lizenzhandel zur Verfügung standen: 2021 waren es knapp 64.000 Erstauflagen, 2025 nur noch 52.644, beides allerdings inklusive der ins Deutsche übersetzten Bücher, die jeweils zwischen acht- und neuntausend Titel ausmachen. Unterm Strich also ist der Anteil derjenigen deutschen Bücher, die es nach Erscheinen auf dem heimischen Markt auch ins Ausland schaffen, sogar größer geworden. Traditionell sind deutsche Kinder- und Jugendbücher im Ausland stark nachgefragt, besonders Bilderbücher werden in zahlreiche Länder verkauft – mehr als ein Drittel aller deutschen Lizenzen betreffen Bücher für junge Leser. Viele von ihnen gehen nach China. Weil der dortige Markt seit Jahren für deutsche Kinderbuchverlage so wichtig ist, kann China umgekehrt auch Druck ausüben, was die Inhalte betrifft. Als 2021 bei Carlsen in der Reihe „Lesemaus“ aus aktuellem Anlass das Erklärbuch „Ein Corona-Regenbogen für Anna und Moritz“ er-

schien, in dem ein Protagonist den Ursprung des Coronavirus in China verortete, beschwerte sich laut der Deutschen Welle das chinesische Konsulat in Hamburg beim Verlag. Der habe dann eine überarbeitete Fassung des Buchs erstellt – ohne den anstößigen Satz. Und sich entschuldigt.

Inzwischen haben sich die Gewichte allerdings verschoben, wenigstens was die Zahl der Kinderbuchlizenzen ins Ausland betrifft: Im vergangenen Jahr fiel die Zielsprache Chinesisch auf Platz fünf, hinter Rumänisch und Russisch. Natürlich ändert das nichts an der Marktmacht Chinas, die weniger mit den verkauften Einzellizenzen als mit der gesamten Auflagenzahl zu tun hat.

Tatsächlich fehlt es nicht an Bemühungen, deutsche Literatur im Ausland präsenter zu machen, etwa auf internationalen Buchmessen, wo dann gern kostensparende Gemeinschaftsstände deutscher Verlage eingerichtet werden. Immer wieder nimmt Deutschland dabei die Rolle als offizielles Gastland ein – auf der größten Buchmesse der Welt in Frankfurt allerdings ist ihm das naturgemäß verwehrt. Und einzelne Autoren wie Cornelia Funke, Daniel Kehlmann, Patrick Süskind, Jenny Erpenbeck oder Bernhard Schlink finden ebenso ihr internationales Publikum wie jüngst Mona Kasten, deren Romane als Vorlage der weltweit erfolgreichen Fernsehserie „Maxton Hall“ daraufhin in zahlreiche Sprachen übersetzt worden sind.

Bisweilen kommt es, wie im Fall von Hans Keilson, der von der „New York Times“ begeistert gefeiert wurde, über diesen Umweg zum Erfolg auch in Deutschland. Dafür muss ein Buch zunächst einmal einen Verlag im Ausland finden. Das ist generell nicht leicht. Doch die Erfahrung lehrt, heißt es aus den Lizenzabteilungen der deutschen Verlage, dass die erste angebahnte Lizenz die schwerste ist. Und dass sie, ist sie einmal erteilt, weitere nach sich zieht. TILMAN SPRECKELSEN

Eine entführte Ballerina und die Freiheit des Tanzes

Der Tanz als Gespräch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Foto Katja Lotter

Aus den höfischen Bühnen entwickelte sich hierzulande eine einzigartige Tanzlandschaft. Ballettkompanien bewahren nicht nur Werke, sondern auch Erfahrung und künstlerische Freiheit.

Die europäischen Höfe sind die frühen Bühnen des Tanzes. Um die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liegen die Anfänge einer Praxis, die

den Tanz in Deutschland bis heute zu einer besonderen Kunst an den Theatern macht – und zu einer besonders erfolgreichen. An vielen Mehrspartenhäusern ist der Tanz am beliebtesten beim Publikum und hat die höchste Auslastung. Diese Erfolge sind historisch begründet. Wir haben in knapp 300 Jahren eine eigene Tradition entwickelt, einladende Arbeitsbedingungen für Tänzer und Choreographen aus aller Welt zu schaffen.

Der französische Erneuerer des Balletts, der Theoretiker und Choreograph Jean Georges Noverre, kommt 1759 nach Stuttgart, um am Hof seine Ideen für den neuen Tanz umzusetzen. Was er erstmals inszeniert, ist das frühe Handlungsballett

– ein Schauspiel in Bewegung. Einige Jahre zuvor veranlasst ein anderer Hof für den Tanz eine Tat, die im deutschen Strafrecht heute wohl den Tatbestand des erpresserischen Menschenraubs erfüllen würde. Friedrich II. sucht für seinen Hof nicht einen berühmten Tanzregisseur.

Seine Bühne soll ein Star betreten, dem ganz Europa zu Füßen liegt.

Für die Company, die heute als Staatsballett Berlin auftritt und mit 79 Tänzern die größte Deutschlands ist, engagiert er 1743 die berühmte italienische Ballerina Barbara Campanini, genannt La Barbarina. Zwar unterschreibt sie den Vertrag für die Berliner Königliche Hofoper Friedrichs II., überlegt es sich dann aber anders und ist bereits auf dem Weg über Venedig nach London, als der König die Erfüllung der Verpflichtung nicht wirklich gewaltfrei durchsetzen lässt. Campanini wird in ihrer Kutsche entführt.

Heute würde sie freiwillig kommen. Sie wäre sozial abgesichert wie in keinem anderen europäischen Land. Sie könnte Kinder bekommen und wieder auf die Bühne zurückkehren. Sie würde sich nicht fremd fühlen. Im Staatsballett Berlin mischen sich Tänzer aus 30 Nationen. Selbst kleinere deutsche Tanzensembles bringen es noch auf mehr als 20 Nationen. Der Tanz an deutschen Stadt-, Landes- und Staats-theatern arbeitet in 60 festen Ensembles mit etwa 1400 Tänzern. Im zurückliegenden halben Jahrhundert hat diese Infrastruktur einigen der bekanntesten Choreographen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künstlerische Heimat gegeben.

Der Südafrikaner John Cranko zog Stuttgart London vor, weil er am Opernhaus frei war in seinen künstlerischen Entscheidungen und ihm niemand sagte, er dürfe Gustav Mahlers Musik nicht choreographieren. Die Solingerin Pina Bausch eroberte von den Wuppertaler Bühnen aus die Theater der Welt. Die Amerikaner John Neumeier und William Forsythe kamen als Tänzer und entwickelten sich zu Ballettdirektoren und Weltstars der Choreographie, um nur die berühmtesten zu nennen.

Der Tanz in Deutschland tritt jetzt in eine Phase ein, in der das große Erbe der Tanzgeschichte neu zu sichten und für die Zukunft zu bewahren ist. Die Bühnen müssen mehr evaluieren und rekonstruieren, anstatt immer weiter überproportional viel Neues zu produzieren, das oft nur wenige Spielzeiten interessiert. Pina Bauschs Werke müssen daraufhin befragt werden, Forsythes Choreographien gesichtet: Welche sind die neuen Klassiker?

Dieser Blick muss sich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Tanzgeschichte richten und das Repertoire der großen Kompanien muss zeigen und beweisen, welche Klassiker so relevant sind, dass aus ihrer Kenntnis und der Faszination durch sie die Zukunft des Balletts entwickelt werden kann. Sie müssen ein Zuhause für Ideen sein, jene Ideen der Vergangenheit, die zu unserer Gegenwart sprechen und in unserer geopolitischen Wirklichkeit Bestand haben.

Dies ist die Geschichte einer solchen Idee, eines solchen Werkes von Kraft und

Relevanz. Die Ballettcompany der Oper in Kiew erhielt im September, mitten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es, besonderen Besuch: Den in Leningrad geborenen Choreographen und Ballettmeister Alexei Ratmansky, der in Kiew ausgebildet wurde und seine Debütjahre als Tänzer und Choreograph dort verbrachte. Ratmansky, inzwischen Hauschoreograph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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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ity Ballet, hat die Geschichte seiner Kunst bis zu ihren ästhetischen Wurzeln in der Schönheit antiker Bildhauerei studiert.

Seine Bewegungsintelligenz und Erfindungskraft sind historisch informiert, daher der enorme Tanzwortschatz, auf den er zurückgreifen kann und die bedeutungsvolle Syntax, die er daraus zu bilden versteht. In Kiew studierte Ratmansky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Tatjana George Balanchines Ballett „Donizetti-Variationen“ ein. Drei Wochen arbeitete das Paar mit den ukrainischen Tänzern an der symbolträchtigen Aufführung und teilte ihren Kriegsalltag und die Erfahrung, keine Nacht durchschlafen zu können.

Warum Balanchine im Krieg, warum ein Tanz von 1960? Ratmanskys Arbeit kennt keine Zufälle, was also sind die Motive für diese Entscheidung? Der Anlass, aus dem das 26 Minuten lange Werk geschaffen wurde, ist der erste interessante Hinweis. Das New York City Ballet, dessen Gründung Balanchine und seinem Impresario und Verwaltungsdirektor Lincoln Kirstein 1948 gelang, war nur zwölf Jahre später bereits so berühmt, dass es eingeladen wurde, zum 100. Jahrestag der Einheit Italiens einen Festabend zu gestalten.

Für das Programm „Salute to Italy“ kombinierte Balanchine drei Ballette. Den dunkleren, verschatteten, „La Sonnambula“ und „Monumentum pro Gesualdo“ stellte er die lichtdurchfluteten „Donizetti Variations“ zur Musik aus der Oper „Don Sebastiano“ des Komponisten gegenüber. Das Ballett ist als ein Symbol der Einheit eines Landes zu lesen. Es ist ein Fest der Konzentration und Anstrengung, der Unbesorgtheit und des tänzerischen Übermuts. Das alles teilen die Tänzer mit ihrem Publikum, 26 Minuten, die Hoffnung schenken.

Werke der Tanzgeschichte sprechen zur Gegenwart, wenn sie zum Sprechen gebracht werden und ihre Relevanz enthüllen. Sie sprechen von Freiheit und Frieden, von Zusammenhalt in Gruppen, von Sicherheit und Zugewandtheit, von Solidarität. Die deutschen Ballettkompanien sind imstande, ihren Tänzern soziale Absicherung und ein gesundes Arbeitsumfeld zu geben im Austausch für deren Exzellenz. Man muss keine Tänzerinnen mehr in Kutschen entführen, um sie davon zu überzeugen, dass deutsche Ballettkompanien gute Orte für den Tanz sind. WIEBKE HÜSTER

Hat Israel kein Recht mehr auf Trauer?

Ausgerechnet am 7. Oktober marschieren Hunderte Israelhasser durch Berlin

Goldener Herbsttag in Berlin. Wohl das letzte Mal auf absehbare Zeit ist die Stadt voller Sonnenstrahlen und kurzer Hosen. Ein Tag, der von seinem schicksalhaften Datum weit entfernt scheint: Es ist der 7. Oktober, jener Schreckenstag, an dem Terroristen der Hamas vor drei Jahren etwa 1200 Menschen in Israel töteten und mehr als 240 in den Gazastreifen verschleppten. Ein Tag, an dem der wohl größte Massenmord an Juden seit dem Holocaust geschehen ist. Und ein Tag, der zum brutalen Krieg zwischen Israel und der Hamas führte, dem im Gazastreifen bis heute wiederum Zehntausende Menschen zum Opfer gefallen sind.

Ein Schicksalstag also, der in der deutschen Bundeshauptstadt seine eigene ikonographische Sprengkraft besitzt. Unvergessen die Bilder von feiernden propalästinensischen Demonstranten, die spontan Süßigkeiten auf der Neuköllner Sonnenallee verteilten, um den Terrorangriff auf Israel zu feiern. Die beschämend beschönigende Rede einer „Selbstverteidigung“ ist in Berlin seitdem immer wieder zu hören, um den Terror als Freiheitskampf des palästinensischen Volkes umzudeuten. Eine Rede, die im Angesicht des gesetzlosen Einsatzes der israelischen Armee im Gazastreifen und in den Siedlergebieten immer akzeptierter zu werden scheint. Auch manche Schauspieler und Staatsrechtlerinnen reden inzwischen so und wählen eine Partei, die sich links nennt, sich aber gegenüber dem Staat Israel wenig solidarisch zeigt. Und durchaus auch von einer Klientel geschätzt wird, die ihre Rachegefühle gegen Jüdinnen und Juden als Rachegefühle gegen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tarnt.

In Berlin, wo bald eine Partei die Bürgermeisterin stellen könnte, die in ihren Reihen nach wie vor Politiker duldet, die das Existenzrecht für Staaten infrage stellen, scheint der 7. Oktober in diesem Jahr ein besonders neuralgisches Datum. Denn neben einer Vielzahl von offiziellen Erinnerungs- und Gedenkstunden, bei denen sich die Spitzenpolitiker des Landes – auch der Linkspartei – ostentativ die Klinke in die Hand gaben, gab es auch eine Demonstration gegen Israel.

Ja, richtig gelesen: An genau jenem Tag, an dem der Toten des Terroraktes gedacht wurde, fand in Berlin eine gut besuchte Demonstration gegen jenes Land statt, das diese Toten beklagt. An jedem anderen Tag hätte man diese Demonstration anmelden können – und tut es ja auch, am Checkpoint Charlie wird etwa regelmäßig gegen Israel demonstriert –, aber an diesem 7. Oktober ist das Abhalten einer solchen Demonstration nicht einfach eine Geschmacklosigkeit. Es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eine Provokation. Vielleicht sogar ein Vorzeichen.

Während zur selben Zeit in der Charlottenburger 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 ein religionsübergreifender Gottesdienst stattfand, trafen sich rund 700 Menschen am Oranienplatz, um unter dem Schlachtruf „Down with Colonialism“ gegen den imperialistischen Charakter des israelischen Staates zu protestieren. Im Internet kursierten im Vorfeld dieser Demonstration Einladungen zu ebendieser Demo mit dem Slogan: „Until total Liberation“. Ein dazu auf Instagram verbreitetes Bild zeigte eine Planierraupe, die einen Zaun durchbrochen hat. Mit genau solchen Planierraupen drangen die Terroristen vor drei Jahren aus Gaza auf israelisches Gebiet vor, um dort ihr Schreckenswerk zu vollbringen. Die Organisatoren distanzierten sich zwar von solchen Inhalten, aber demonstrieren wollten sie an diesem 7. Oktober trotzdem.

Schon von Weitem konnte man dann also kurz vor Sonnenuntergang am Berliner Oranienplatz die Rufe der Demonstranten hören: „Intifada, Intifada“, „Palästina bis zum Sieg“, „Mit Geschrei und mit Gewehren / Palästina darf sich wehren“, aber auch drastischere Rufe wie: „Israel is not a state“ oder „There is only one State/Palästina 48“. Viele junge arabischstämmige Männer mit filmenden Handykameras in der Hand standen da auf dem Platz und putschten sich gegenseitig auf. Hier und dort auch ein paar Frauen, vor denen die schlechten Che-Guevara-Kopien mit Pali-Tüchern besonders laut auftrumpften. Transparente waren zu sehen, auf denen so Dinge standen wie „Israel has the right to fuck itself“ oder ausgemergelte Kinderkörper gezeigt wurden. Ein Mann brüllte in eine Fernsehkamera, dass „die Zionisten“ den 7. Oktober selbst inszeniert hätten. Ein Rollstuhlfahrer schlug zwei Becken gegeneinander und nannte Israel einen „Faschistenstaat“.

Neben den am Nahost-Konflikt biographisch Beteiligten standen auch einige schwäbelnde Jung-Linke mit Probierlust auf ein bisschen Nonkonformismus auf dem Oranienplatz. Umarmten sich, fanden sich mutig und klatschten bei „Palästina 48“ ein bisschen verhaltener. Auch einige bürgerlich wirkende Familienväter mit ihren Kindern waren gekommen, wollten sich aber zur Frage, warum sie mit ihrem Nachwuchs gerade am 7. Oktober zu einer israelfeindlichen Demonstration gekommen waren, nicht äußern. Und einen Promi-Gast hatte die Veranstaltung auch zu bieten: Greta Thunberg war gekommen, um mit Kufiya mitzulaufen. Gegenüber auf der anderen Straßenseite stand eine erschütternd geringe Zahl von Gegendemonstranten. Mit Israelflaggen und Transparenten gegen „linken Antisemitismus“. Ein einziger mutiger Mann hatte auch eine Kippa aufgesetzt. Als der Demonstrationszug sich Richtung Hermannplatz in Bewegung setzte, wurden sie als „Völkermord-Freunde“ beschimpft, bedrohlich gefilmt und niedergebrüllt. Die in Hundertschaften versammelte Polizei tat ihr Bestes, um die Lage unter Kontrolle zu halten, aber löste die Demonstration wenig später „wegen wiederholter Verstöße gegen die Auflagen und erheblicher Gefährd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vorzeitig auf. Die Beamten nahmen mehrere vermummte Demonstrierende wegen des Verwendens verbotener Kennzeichen, etwa von Symbolen der Terrororganisation Hamas, fest.

Das ist die neue Berliner Lage: An einem Tag des Terrorgedenkens und der Totentrauer marschieren Hunderte Israelhasser durch die Straßen der Hauptstadt und äußern ihre als Meinung getarnte Hetze. Eine Hetze eben nicht nur gegen die amtierende israelische Regierung, nicht nur gegen Vertreter des Staates Israel, sondern gegen diesen Staat Israel selbst und somit auch gegen die Existenz von Jüdinnen und Juden allgemein. Diese Unterscheidung muss man schon machen, um diese Entscheidung schon wissen, wenn man bei einer solchen Demonstration mitläuft.

Die verschwindend geringe Zahl an Gegendemonstranten beweist, dass der Kampf gegen links nach wie vor keine große Mobilisierungskraft erzeugt. Gerade deshalb hätte der deutsche Innenminister an diesem Abend im Grunde hier am Oranienplatz stehen müssen, um vor realem Hintergrund vor Antisemitismus zu warnen. Aber es war außer der Polizei fast niemand da. Was bleibt, ist die Frage: Wer wird angesichts solcher Szenen noch ohne Zweifel von Staats-räson sprechen? SIMON STRAUSS

FÜR DEN KLAREN BLICK AUF DEN ALLTAG

Ob beim Lesen, Arbeiten, Autofahren oder beim Blick aufs Smartphone: Unsere Augen müssen ständig zwischen verschiedenen Entfernungen wechseln. Eine Gleitsichtbrille kann das erleichtern – mit unterschiedlichen Sehbereichen in einem einzigen Glas und individueller Anpassung an die eigenen Bedürfnisse.

Manchmal beginnt es ganz unspektakulär. Das Kleingedruckte auf der Speisekarte wird plötzlich anstrengend. Beim Blick aufs Handy muss das Smartphone ein Stück weiter weg gehalten werden. Und wer nach einem langen Tag noch ein Buch lesen möchte, merkt: Die Augen brauchen offenbar mehr Unterstützung als früher.

Eine Gleitsichtbrille kann solche kleinen Unterbrechungen aus dem Alltag verbannen. Sie korrigiert unterschiedliche Sehbereiche in einem einzigen Glas – und macht damit den ständigen Wechsel zwischen Fern-, Bildschirm- und Lesebrille überflüssig. Das Prinzip klingt zunächst kompliziert, fühlt sich im Alltag aber völlig selbstverständlich an. Im oberen Bereich des Glases liegt die Sehstärke für die Ferne, in der Mitte der Bereich für mittlere Distanzen, etwa den Computerbildschirm, und unten die Zone für die Nähe. Die verschiedenen Sehbereiche gehen ineinander über, der Blick kann gewissermaßen von einer Entfernung in die nächste „gleiten“ – ganz intuitiv und ungleich komfortabler, als etwa die Brille zu wechseln.

Gerade diese Vielseitigkeit macht Gleitsichtbrillen zu echten Allroundern. Eine einzige Brille begleitet beim Einkaufen, Autofahren, Sport, Lesen und den entspannten Abend auf dem Sofa. Nicht ständig wechseln, nicht ständig suchen. Sondern einfach sehen. Damit dieses Prinzip funktioniert, muss eine Gleitsichtbrille präzise angepasst werden. Augenabstand, individuelle Sehstärke und Sehgewohnheiten spielen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Beratung gehört auch die Auswahl der passenden Fassung. Verschiedene Formen und Materialien bieten die Möglichkeit, die Brille dem eigenen Stil anzupassen.

Eine Frage beschäftigt viele Menschen, bevor sie ihre erste Gleitsichtbrille kaufen: Werde ich damit zurechtkommen? Die Erfahrung zeigt: Die Eingewöhnung gelingt den meisten Menschen schnell. Optiker empfehlen, die neue Brille von Anfang an möglichst häufig zu tragen. Viele Träger kommen bereits nach wenigen Tagen problemlos damit zurecht, manche sogar sofort. Und sollte es wider Erwarten nicht funktionieren? Mit der Zufriedenheitsgarantie kann die neue Brille umgetauscht oder zurückgegeben werden; der Kaufpreis wird erstattet.

V.i.S.d.P.: Fielmann Group AG, Fuhlsbüttler Straße 399, 22309 Hamburg

Gerade wenn die ersten Anzeichen der Altersweitsichtigkeit auftreten, kann eine Gleitsichtbrille eine spürbare Erleichterung sein. Ob beim Lesen, Arbeiten, Autofahren oder draußen unterwegs: Eine Brille für alle Entfernungen bedeutet vor allem eines: einen klaren Blick auf den Alltag.

Eine große Auswahl an Brillenmodellen von Fielmann ist auch mit Gleitsichtgläsern verfügbar | Foto: Fielmann

Fielmann

Die Neue Nationalgalerie war im Jahr 2025 das bestbesuchte Kunstmuseum in Deutschland: 608.000 Besucher zog sie an (was nicht

darüber hinwegtäuschen darf, dass die 21 staatlichen Museen Berlins zusammen mit 3,6 Millionen Gästen nur einen Bruchteil des Louvre allein haben). Die Ausstellung „Yayoi Kusama“ im Museum Ludwig erzielte in dessen fünfzigstem Jahr des Bestehens mit 480.335 Besuchern mehr als jede andere Schau in der Geschichte des Museums, was auch eine nochmalige Steigerung zum Vorjahr um einige Prozent bedeutet. Sodann die „Étretat“-Ausstellung im Städel Museum in Frankfurt am Main: 252.148 Besucher, die soeben angelaufene sündig-verführerische Schau „Maria Magdalena“ verspricht ähnlich gute Zahlen.

Auch die Ausstellung „Avantgarde - Max Liebermann und der Impressionismus in Deutschland“ im Potsdamer Museum Barberini verzeichnete 138.054 Gäste, was durchschnittlich 1600 Besuchern pro Tag entspricht. Bei der Verkündigung dieser erstaunlich positiven Besucherzahlen deutscher Museen des vergangenen und bisherigen Jahres

könnte man sich an einen Parteitag der SED und dem weiland dort üblichen Herunterbeten ruhmreicher Zahlen des Fünfjahresplans erinnert fühlen. Mit dem Hinkefuß des Vergleichs, dass man dabei nicht wie Honecker gefälschten oder zumindest stark geschönten Erfolgszahlen aufsäße und sich in Sicherheit wiegen würde. Die aufgerufenen Größen sind allesamt durch die Realität gedeckt.

Das Überwinden und inzwischen sogar Übertreffen des durch die Covid-Epidemie verursachten Besuchereinbruchs ist an sich schon erfreulich. Noch besser ist, dass sich schon in der einführenden Auflistung die weltweit einzigartige Breite der deutschen Museumslandschaft abbildet, die in der Vergangenheit als verstaubt oft totgesagt wurde: Staatliche, städtische und Stiftungs-Museen wie das jüngst mit enormen Endowment von 100 Millionen Euro ausgestattete Städel, aber auch private Häuser reüssieren. Mehr als 8000 besitzt das Land insgesamt. Städte wie Berlin, Hamburg oder Köln können mehr Museen aufbieten als selbst die größten Bundesstaaten der USA. Mit Hasso Plattners Museum Barberini in Potsdam spielt zudem seit Jahren und spätestens seit der spektakulären Einhorn-Ausstellung gemeinsam mit dem Pariser Musée de Cluny ein Big Player in der Ersten Museumsbundesliga mit, der unter anderem die größte Monet-Sammlung außerhalb Frankreichs sein Eigen nennt und mit dem „Minsk“ ein Zweitmuseum für ostdeutsche Kunst begründet hat.

Dabei gehört Sigi Schelling nicht zu den lautsprecherischen Großdarstellern ihrer Branche, ganz im Gegenteil: Die Tochter Bregenzer Bergbauern, die mit fünf Geschwistern aufwuchs und schon als Kind knochenhart zu arbeiten wusste, sucht nicht das Rampenlicht, sondern will nichts anderes, als ihre Gäste glücklich zu machen. „Schmecken muss es“, lautet ihr Lebensleitmotiv, das sich so- gleich in den Küchengrüßen mustergültig manifestiert. Der Nori-Cracker mit Thunfisch-Tatar und Wassermelone, die Gän-

Doch selbst räumlich überschaubare Kunsthallen auf dem flachen Land wie jene in Tübingen, die es lange schwer hatten, an die astronomischen Besucherzahlen der Blockbuster-Ausstellungen Götz Adrianis zu impressionistischen wie expressionistischen Dauerbrennern anzuknüpfen, verkünden stolz ihre Erfolgszahlen. Die dem letzten lebenden Großkünstler der Pop Art Alex Katz gewidmete Sommerschau „Dancing with Reality“ etwa zog nicht nur unerwartet viele Besucher an (von denen eine ins Gästebuch der Kunsthalle schrieb: „Ich werde seine Bilder vermissen. Sie haben

Jahrzehnte dauert es üblicherweise, wenn nicht gleich ganze Generationen, bis aus einem Restaurant eine Institution geworden ist. Bei Sigi Schelling waren es keine fünf Jahre. 2021 wagte sie nach einer Ewigkeit an der Seite des legendären Hans Haas im „Tantris“ – einer ikonischen Institution der deutschen Küchengeschichte mit halbhundertjähriger Geschichte – wagemutig den Sprung in die Selbständigkeit, übernahm den „Werneckhof“ in Schwabing, bekam postwendend einen Michelin-Stern und behauptet sich seit dem ersten Tag mit der größten Souveränität und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im Münchner Feinschmecker-Haifischbecken, in dem es vor hochambitionierten Köchen und hochdekorierten Lokalen nur so wimmelt. Wenn man Sigi Schellings „Werneckhof“ betritt, glaubt man, er sei schon immer da gewesen und werde immer da sein. Und nach einem Abendessen bei ihr ist man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die bayerische Hochküchenkultur ohne diesen Pfeiler augenblicklich einstürzen würde.

Berlins Neue Nationalgalerie am Kulturforum war 2025 das bestbesuchte deutsche Museum und erhält nun eine architektonisch fragwürdige Erweiterung mit der „Kunstscheune“ von Herzog de Meuron Foto Imago

Frankfurts Städel überzeugt mit klug kuratierten Ausstellungen und spektakulären Ankäuf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Enorme Bandbreite von Einhörnern bis hin zu Monet: das Museum Barberini in Potsdam Foto Picture Alliance
Beleuchtetes, modernes Gebäude am Abend mit Glasfassade und Grünpflanzen im Vordergrund: Schauwerk Sindelfing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Futuristische Klasse für die Abstraktion: Fumihiko Makis Museum Reinhard Ernst Wiesbad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Totgesagte leben länger

Der Museumsboom in Deutschland hält an: Die Ausstellungen sind gut und auch gut besucht, neue Museumsbauten ziehen immer mehr jüngere Besucher an.

mich als innere Bilder durch den Sommer begleitet“) – und um ein Haar auch den bald hundertjährigen Künstler selbst. Der revanchierte sich aber für sein nachvollziehbares Nicht-mehr-reisen-Wollen, durch seinen Sohn vertreten, mit der Schenkung von sieben beim Publikum besonders beliebten Werken, darunter „Coca Cola Girl“, „Nicole“ und Purple Wind“, sodass Tübingen nun über einen repräsentativen Grundstock an Pop Art und Katz gleichermaßen verfügt. Mit der just heute eröffneten Schau der Fotografien des Schauspielers Lars Eidinger zieht man auch ein junges Publikum an.

Im sachsen-anhaltischen Quedlinburg können seit vorvergangenem Wochenende nach umfangreicher Sanierung die

Besucher wieder den kompletten Stiftsberg mit seinem sensationellen Domschatzmuseum von St. Servatii unter anderem mit den „Kanaankrügen“ besichtigen, in denen Jesus der Bibel zufolge Wasser in Wein wandelte – eine gute Anlaufstelle also, wenn der eigenen Party der Alkohol ausgeht und die Tankstelle schon geschlossen ist. Auch das neu gestaltete Schlossmuseum öffnete seine Pforten vorvergangenen Samstag mit einem großen Fest. Nun ist erstmals ein gemeinsamer Rundgang durch Schlossmuseum, Stiftskirche und Domschatz möglich. Seit 2018 wurden aus verschiedenen Quellen insgesamt rund 51,5 Millionen Euro in die Sanierung und Umgestaltung des zum UNESCO-Welterbe zählenden Stiftsbergs investiert.

Dasselbe gilt für das Weimarer Schlossmuseum, dessen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sieben Jahren prachtvoll restaurierter Ostflügel mit Thronsaal und verschiedenen Sammlungsräumen und Ausstel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hüringischen Herzogsresidenz vergangenes Wochenende ebenfalls mit einem großen Fest und zahlreichen Führungen eröffnet wurde (F.A.Z. vom 2. Oktober). Die 56 Millionen Euro Restaurierungskosten sind auch im Hinblick auf durch Städtetourismus anderthalbfach zurückfließende Summen gut angelegtes Geld, gerade im Vergleich mit den absurden 1,4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Kölner oder gar die projektierten zwei Milliarden für die Stuttgarter Oper.

Dazu kommt: Die Vergangenheit der Kleinstaaterei macht Deutschland bis heu-

Alchemistische Avantgardeküche oder kulinarisches Revoluzzertum sind Sigi Schellings Sache nie gewesen. Sie hat ihr gesamtes Leben als Köchin im Kosmos der klassischen französischen Hochküche verbracht und modernisiert sie in Schwabing so behutsam wie leichthändig, öffnet sie vorsichtig für Aromen aus anderen Weltteilen und ist entgegen dem allgemeinen Trend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nicht minimalistischer, sondern immer komplexer und opulenter, aber auch konzentrierter und präziser in ihrem Küchenstil geworden. Längst ist es eine reine Sigi-Schelling-Küche, vollkommen emanzipiert von ihrem Lehrmeister Hans Haas, der im „Werneckhof“ nur noch mit zwei seiner Skulpturen vertreten ist, seiner großen Leidenschaft im Ruhestand: einer Installation aus Steinbutt-Karkassen und einer Rosette aus bunt bemalten Jakobsmuscheln und Austern.

seleberpraline mit Périgord-Trüffel, Haselnuss, Heidelbeere und dem italienischen Erdbeer-Perlwein Fragolino und das Hechtnockerl mit Schnittlauch-Creme, Vin Jaune und Kaviar sind drei aromatisch vollkommen plausible Miniaturen voller Präzision und Harmonie, doch ganz ohne Firlefanz und Spiegelfechterei, die dem Gast nur Freude und kein Kopfzerbrechen bereiten.

te nicht nur reich an Residenzen, die für im Vergleich zu den happigen Preisen beispielsweise der englischen Adelssitze des National Heritage kleines Geld zu besichtigen sind. Der deutsche Föderalismus und die Durchflechtung des Landes mit mittelständischen Weltmarktführern bracht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auch eine Fülle von Unternehmermuseen hervor. Seit Jahren überzeugt das Ritter Sport Museum in Waldenbuch bei Stuttgart mit vor allem quadratischer und konkreter Kunst; einer der weltweit großen Kompressionsmaschinenhersteller im Besitz des 2015 verstorbenen Peter Schaufler zeigt im Schauwerk Sindelfingen aus dem erstaunlichen Bestand von mehr als 3000 Werken der Moderne immer wieder mitreißende Ausstellungen, wie aktuell eine zu junger brasilianischer Kunst (F.A.Z. vom 5. Oktober).

Das architektonisch wie inhaltlich aufsehenerregendste private Unternehmer-museum allerdings ist und bleibt das 2024 eröffnete Museum Reinhard Ernst (mre) in Wiesbaden. Der weiß strahlende Prachtbau stammt von keinem Geringeren als dem japanischen Meisterarchitekten Fumihiko Maki, Pritzker-Preisträger des Jahres 1993. Das mre ist allein der abstrakten Kunst der Nachkriegsmoderne gewidmet und kann aus seinem Grundstock selbst wegweisende Ausstellungen der Vergangenheit wie die ab November zu sehende Schau „Lebendige Farbe –

Butter und Sahne, die Säulenheiligen der französischen Hochküche, spielen bei Sigi Schelling nur mehr Nebenrollen, und schwer ist bei ihr einzig und allein das Holzmobiliar des alten Schwabinger Wirtshauses, das der „Werneckhof“ in seinem früheren Leben war. Die minimal glasierte, hart an der Grenze zur Rohheit

GESCHMACKSSACHE

Liebe kocht am besten

Couleur vivante“ von 1957 mit Werken von K. O. Götz, Gerhard Hoehme, K. R. H. Sonderborg, insbesondere aber mit Judit Reigl als einziger damals beteiligter Frau rekonstruieren.

Sigi Schelling hat im „Werneckhof“ in München ihren Weg und ihr Glück gefunden – und teilt es nicht nur bei ihren sensationellen Saucen großherzig mit den Gästen.

– also genau richtig – belassene Langustine scheint auf ihrem Bettchen aus hocharomatischen Gartentomaten und Avocados so schwerelos wie eine Wolke zu schweben, während Yuzu und Bergamotte als kluger Kontrast zu ihrer Süße zusätzlich dafür sorgen, dass sie nicht übermächtig wird. Und die leicht geräucherte Forelle mit Kaviar, Spinattascherl und einer Sauce aus geräucherten, grünen Oliven liegt so beschwingt auf der Zunge, als habe sie Franz Schubert dort platziert.

Der Boom der Museumsbauten und Besucher bestünde dennoch nur aus leeren Zahlen, wenn die Qualität der Ausstellungen nicht stimmte. Die aber ist auf allen Ebenen erfreulich hoch. Die gut gemeinten, aber oft nicht guten woken Veranstaltungen sind mittlerweile wohltuend im Abflauen. Einen Rohrkrepierer wie die medial hochgejazzte „Teppich von Bayeux“-Schau im Londoner British Museum, das sich nicht entblödete, die historische Ausstellung mit nur drei ernst zu nehmen Vergleichsobjekten und ansonsten lediglich mit drei technisch so hochgerüsteten wie albernen Filmchen zu bestreiten, nur weil der Hauptsponsor mit 5 Millionen Pfund der russisch-amerikanische „WorldQuant“-Kltech-Milliardär Igor Tulchinsky ist, stecken jedenfalls alle größeren deutschen Ausstellungen locker in den Sack. Entgegen dem Trend und trotz extrem gestiegener Transport- und Versicherungskosten florieren die deutschen Museen also und werden, wie das Beispiel des FLUX an der Münchner Pinakothek der Moderne zeigt, als vielbeschworene „Dritte Orte“ in Zukunft immer wichtiger werden. Und das Beste: Ein Ende des Booms ist nicht in Sicht. STEFAN TRINKS

Um zu verstehen, wie viel harte Arbeit hinter dieser Leichtigkeit steckt, genügt ein Blick auf Sigi Schellings Unterarme. Sie sind so voller Narben und Brandwunden, als gehörten sie Jeanne d'Arc, die gerade das belagerte Orléans befreit hat. Die Chefin ist das Epizentrum, die Herzkammer, das Schwungrad ihrer Brigade und ihres Betriebs, sie ist immer die Erste und immer die Letzte in der Küche, arbeitet härter als jeder andere, hat noch nicht einmal einen regulären Souschef und trotzdem keine Schwierigkeiten, Personal für ihre Küche zu rekrutieren. Denn jeder Jungkoch weiß, wie viel allerbestes Handwerk man von dieser Frau lernen kann, die es sich nicht nehmen lässt, jede ihrer Saucen, ihre allerliebsten Küchenkinder, selbst anzusetzen, weil niemand es so gut kann wie sie. Und den Gästen stellt sie in ihrer Großherzigkeit immer ein Extraschälchen mit der jeweiligen Sauce eines Ganges auf den Tisch, das dann so zuverlässig wie lautmalerisch ausgelöffelt wird.

Beim Steinbutt mit roh marinierten Artischocken und Petersilien-Creme ist es eine Zitronen-Sauce, die Säure in reinste Zärtlichkeit verwandelt, beim Kalbsbries Rumohr „à la Sigi“, einer Verneigung vor Eckart Witzigmann, ein derart opulenter Jus mit Périgord-Trüffeln, dass er sogar Jahrhundertköche in Verzückung versetzte. Und beim Rehrücken mit Grießknödeln schmeckt der Schaum aus Holunder und Pfifferlingen so frisch und dabei so intensiv wie ein Götternektar – und lässt endgültig die Frage verständnislos unbeantwortet, warum der Guide Michelin Sigi Schelling nicht längst den zweiten Stern verliehen hat. Am Dessert kann es auch nicht liegen, einer Hommage der Chefin an die Süßspeisenkunst ihrer österreichischen Heimat aus Topfentascherl, Heidelbeeren, Fragolino-Suppe und Mietze-Schindler-Erdbeereis, kunstvoll zusammengefügt zu einem Marmor-Soufflé.

Die Chefin mag die Sturheit des Michelin ein wenig ärgern, doch sie bringt sie nicht aus der Fassung. Denn sie kann ihr Leben dem widmen, was sie am meisten liebt, und es wird ihr gedankt. Der Laden läuft, nicht nur dank des Münchner Stammpublikums, das ihm mit seiner unerschütterlichen Treue längst institutionellen Charakter verliehen hat. Auch Feinschmecker aus aller Welt kommen in den „Werneckhof“, weil sie sich einer Sache sicher sein können, einer Gewissheit, die es in unserer verrückten Welt immer seltener gibt: Hier ist alles gut. JAKOB STROBEL Y SERRA

Werden wir in Zukunft lieber auf dem Dorf leben wollen?

Alle wollen in die Großstädte ziehen, heißt es. Das stimmt für Deutschland nicht mehr. Es siedeln mehr Menschen aus der Stadt aufs Land als andersherum. Und eine neue Generation von Architekten macht es wieder attraktiv – mit spektakulären Bauten zwischen Wald und Wiese.

Zu den hartnäckigsten Klischees der Gegenwart gehört die Behauptung, dass alle modernen, leistungsbereiten, interessanten Menschen in die Großstädte ziehen, die deswegen immer weiter wachsen, und dass auf dem sich angeblich entvölkernden „Land“, hinter Wäldern und in Dörfern, nur noch diejenigen übrig blieben, die es dort nicht weggeschafft haben; alte, Menschen mit geringer Bildung, ein paar hart-

näckige Dorfeier. Aus den glitzernden Metropolen erscheint vielen Städtern das Land als eine zwar idyllisch aussehende, für Sonntagsspaziergänge geeignete, sozial aber fragwürdige Welt, mit deren wenigen indigenen Bewohnern man lieber keinen Kontakt haben will: „Nazis stehen auf den Hügeln / sie finden keinen zum Verprügeln“, singt Rainald Grebe in seinem Song „Brandenburg“, und der Ökonom Reint Gropp, Chef des Leibniz-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alle, forderte 2019 recht hemdsärmelig, die verfallenden Dörfer aufzugeben und staatliche Fördermittel eher in wachsende Städte zu investieren.

In diesen Städten – und nicht nur im mietpreisgeplagten Berlin, wo die Linke mit dem Versprechen von Enteignungen zur Schaffung von günstigem Wohnraum die Landtagswahl gewinnen konnte – gilt aber schon seit Längerem, dass Stadtluft nicht mehr frei, sondern vor allem arm macht: Der Anteil von Personen, die laut einer Statista-Erhebung mehr als 40 Prozent ihres Einkommens für Miete ausgeben müssen, liegt in Deutschland deutlich höher als im EU-Durchschnitt, mehr als doppelt so hoch wie in Italien etwa. Besonders betroffen sind Alleinerziehende, junge Familien und Rentner. Viele können sich die Stadt nicht mehr leisten. Wer von zu Hause aus arbeiten kann, zieht weg aus der Stadt: Die „Verstädterung“ Deutschlands ist bei der Pegelzahl von 71 Prozent stehengeblieben – das ist der Anteil der Bundesbürger, die in der Stadt oder in unmittelbarer Stadtnähe wohnen.

Doch die Zeit der „Landflucht“ ist vorbei, nach aktuellen Statistiken ist die Zahl der Fortzüge von Deutschen ins Umland größer als die der Zuzüge in die Stadt. Die einzige Ausnahme ist die Altersgruppe der 18- bis 24-Jährigen, die mehrheitlich in die Städte ziehen. Dass die Ballungsräume dennoch wachsen, und mit ihnen der Wohnungsbedarf, liegt laut dem Statistischen Bundesamt an der internationalen Zuwanderung von Fachkräften und Geflüchteten, darunter allein 1,35 Millionen Ukrainer.

Dagegen verließen in der Altersgruppe der 30- bis 49-Jährigen weit über 100.000 Bundesbürger mit ihren minderjährigen Kindern die Stadt – weil das Leben ihnen dort zu teuer ist, und auch aus dem Wunsch nach frischer Luft und Grün heraus. Allein Berlin verlor 2025 rund 12.000 Einwohner. Was finden sie auf dem Land? Eben nicht nur den endlosen Siedlungsbrei trostloser Massivhäuser mit Schottergarten und Doppelcarport im Individual-design, sondern eine erstaunliche Menge vielversprechender Bauten, mit denen eine neue Generation von Architekten die Dörfer wieder attraktiv macht und den Bedürfnissen einer Gesellschaft des digitalen Zeitalters anpasst.

Natürlich entstehen immer noch bemerkenswerte Bauten in den Großstädten, die wirklich wegweisenden, beachtenswerten Bauten der letzten fünf Jahre etwa in Berlin kann man aber an einer Hand abzählen. Dagegen entdecken mit der demographischen Entwicklung weg von der Stadt, die durch „Remote Work“ und Homeoffice nochmal einen Schub bekommen hat, auch die Architekten das Land. Wobei man das genauer unterteilen muss in die stadtnahen Vororte, wo schauderhafte Billigeinfamilienhäuser-Siedlungen auf der Wiese gemetert werden, und das wirkliche „Land“ mit seinen alten Dörfern, die allerdings in Deutschland meist auch nie weiter als eine halbe Stunde von der nächsten Stadt entfernt liegen. Doch auch in so abgelegenen Orten wie dem gut eine Autostunde von Regensburg entfernten Blaibach im Bayerischen Wald nahe der tschechischen Grenze findet man wegweisende Architektur. Hier hat der Münchner Architekt Peter Haimerl eine neue Ortsmitte errichtet, der dem vergessenen Ort neues Leben gibt und auch urbanophile Bewohner anzieht. Zentrum seiner neuen Mitte ist ein archaisch-wuchtig, fast felsartig aussehender Betonsolitär, in dem ein Konzerhaus, ein Bürgerhaus und zwei weitere Bauten einen neuen Dorfplatz formen.

Nagelfabrik: Ferien- und Veranstaltungshaus in Rübenau im Erzgebirge Foto Thomas Meyer/Ostkreuz

Ähnlich gelungen ist in der Schweiz das „Dorf-Upgrade“ des Architekturbüros

LVPH: In Cressier im Kanton Freiburg kaufte die Gemeinde im Ortszentrum ein verfallendes Ensemble mit zwei Bauernhäusern, Schweinestall und Schulhaus im Zentrum auf; die Architekten sanierten sie, bauten Mietwohnungen ein und stellten dazu ein Wohnhaus, einen Gemeinschaftsraum und eine Kapelle, allesamt aus sehr rustikal wirkenden und erstaunlich gut mit der historischen Bausubstanz harmonierenden Beton – und fertig war der neue Dorfplatz, auf dem wieder Leben herrscht.

Solche extremen Verdichtungen können für fast städtische Energien sorgen und sparen im Vergleich zu klassischen Neubaugebieten viel Raum. Und der Umbau von alten Käsereien oder Scheunen spart graue Energie. Vor allem sind die neuen Dörfer attraktiv: Wer kleine Kinder hat und vielleicht nur einmal in der Woche in die Stadt zu Terminen oder Kulturveranstaltungen fährt, wird sich überlegen, ob er, nur um „Großstädter“ zu sein, Hektik, verstopfte und verpollerte Innenstädte und astronomische Mieten in Kauf nimmt oder seine Kinder auf dem Land zwischen Bächen, Wiesen und Wäldern aufwachsen sehen will. Selbst ein Kuhstall im oberbayerischen Thankirchen kann wie eine Kathedrale aus Holz aussehen, wenn Florian Nagler ihn entwirft, der im ebenfalls ländlichen Bad Aibling aus Holz, Leichtbeton und Ziegel drei hochinteressante Forschungshäuser zum Thema „Einfaches Bauen“ errichtet hat.

Mit der Wiederbelebung der Dorfzentren und der neuen ruralen Architektur entsteht eine neue Ästhetik der intensivierten Naturwahrnehmung, die den Hausbewohner nicht mit absurden Dämmungen von der Umwelt abschottet wie den Fahrer eines vollklimatisierten SUV, sondern Jahreszeiten und Wetter, Haptik und Geruch von Land und Natur wieder erlebbar macht: Das Büro „Sturm und Wartzeck“, das mit seinem Holzbau des „Hasenhofs“ in der Rhön bekannt wurde, stellte ein Haus aus lauter einzelnen Kuben vor, in denen jeweils eine Funktion – Wohnen, Kochen, Waschen, Schlafen, Arbeiten – untergebracht ist. Wer morgens ins Bad will, kommt so mit Morgentau oder sogar frischem Schnee in Berührung – schockierend für eine Gesellschaft, die sich an absurde Komfortstandards gewöhnt hat. Doch „die Konfrontation mit Kälte, Nässe, Wind ist für den kurzen Zeitraum des Standortwechsels erwünscht“, sagen die Architekten.

Doch nicht alles auf dem Land muss dem dauerhaften Wohnen dienen. Das neueste Meisterwerk des „Rural Renewal“ stammt von der Berliner Architektin Johanna Meyer-Grohbrügge, die mit ihrem – zusammen mit Sam Chermayeff entworfenen – experimentellen Baugruppenhaus in der Berliner Kurfürstenstraße bekannt wurde und jetzt im Erzgebirge eine ehemalige Nagelfabrik umgebaut hat.

1906 hatte man in einem zauberhaften kleinen Flusstal eine Sägemühle errichtet, von 1972 bis 1993 stellte ein volkseigener Betrieb hier Nägel her und Volkskunst. Meyer-Grohbrügge sollte das Ensemble jetzt für eine neue Form von Tourismus attraktiv machen – und das ist auf eine bewundernswerte Weise gelungen: Bis zu zehn Personen finden jetzt hier Platz, eine neue Tragkonstruktion aus regionalem Fichtenholz schafft im Inneren neue Schlaf- und Aufenthaltsräume. Ein dezent in den Hang eingebetteter Anbau mäandriert der Topographie folgend zum ehemaligen Fabrikbau hin und öffnet sich mit einem wellenartigen Schwung zum Tal; hier ist ein Pool untergebracht, aus dem man in die Landschaft schaut. Immer wieder fällt der Blick ins Tal, die Natur spiegelt sich matt in einer geschwungenen Aluminiumfassade, das moderne Material reflektiert die unterschiedlichen Lichtstimmungen und schafft so ein Bild der unterschiedlichen Atmosphären.

Das Haus sorgt größtenteils selbst für die Energie, die es benötigt, der alten Turbine des Wasserkraftwerks und einer Solaranlage auf dem Dach sei Dank; die alten Bruchsteinwände wurden nicht mit dem üblichen ölbasierten Wärmedämmverbundsystem, sondern mit Holzfasern und Lehm isoliert, das weitgehend autark ist. Doch Meyer-Grohbrügges Bau hat nicht nur bautechnisch, sondern auch sozial Vorbildfunktion für ein neues rurales Bauen. Der große, auch der Nachbarschaft offen stehende Raum unter dem neu aufgestockten Satteldach bietet Platz für Seminare, Feste und große Gelage, ist zu den Seiten verglast und leuchtet nachts einladend und weit in die Landschaft hinein, wie ein Leuchtturm eines neuen Landlebens. An solch einem Ort vermisst man die Städte nicht. NIKLAS MAAK

Vom Wert der kalten Kartoffeln

Marie Rosa Tietjens furioser Monolog / Von Robin Passon, Zürich

Nicht einmal das trügerische Idyll einer tschechowschen Wald-und-Wiesen-Provinz hat das Schicksal Mary MacLane für ihre Einsamkeit gegönnt; nein, ausgerechnet in Butte wurde sie ausgespuckt, einer Stadt im tiefsten Montana, die für ihren Wohlstand die umliegenden Berglandschaften in endloses Ödland verwandelt hat. Fernab von den intellektuellen Zentren der Ostküste und von Paris, wo ihr Autorinnenvorbild Marie Bashkirtseff wirkt, verzehrt sich MacLane hier nach allem, was ein junger, intellektueller Mensch so will: Austausch, Diskurs, Nähe.

Innerlich ausgemergelt wie die Landschaft, die sie umgibt, bannt sie also all ihre Wut gegen die Welt in einen Text, schmettert ihn 1902 als „The Story of Mary MacLane“ auf den Markt – und wird mit 19 zur Bestsellerautorin. Dieses zornig-komische Pamphlet hat die Schauspielerin Marie Rosa Tietjen mit weiteren Texten am Zürcher Schauspielhaus zu einer Bühnenfassung für einen Soloabend verwoben und ihm jenen Titel verliehen, der bei der Erstveröffentlichung des Textes zu anstöbig war: „Ich erwarte die Ankunft des Teufels“.

Dabei braucht diese Autorin kein mitleidiges Geseufze, denn sie weiß, dass sie schreiben kann, und sie wartet nicht darauf, dass es ihr jemand sagt. Unverhohlen poltert sie damit heraus, die Scharfsinnigste von allen zu sein. Sollen die anderen doch in ihrem Mittelmaß versumpfen, soll doch Bashkirtseff ihre guten Sätze schreiben; ihre sind besser, brillanter. Tietjens Inszenierung nimmt diesen Text in all seiner aufbegehrenden Kraft ernst, ohne seine Protagonistin zu überhöhen. Gerade lacht man noch über ihren altklugen Schmäh, der ihr schon mit zwei Jahren alles „kalt und trübselig“, doch mit zehn alles „noch viel einsamer“ erscheinen ließ, dann schmeißt sie mit Begriffen wie „Genie“ und „Gott“ um sich, und noch etwas später wird sie den Genuss kalter Kartoffeln preisen. Bei Lorena Handschin ist diese Frau kein liebes „Fräulein“. Sie ist laut und viel und „weird“; wann hat man jemanden je so enthusiastisch über das Vergnügen grüner Oliven singen hören (Musik: Lex Landergott)?

Diese Eigentümlichkeit braucht ihre Zeit, ebenso wie die Form des Abends. Anfangs neigt er noch zu Längen, weil er sich im Schockieren mit Arroganz und Alterswitzen gefällt, doch dann nimmt er Fahrt auf, und Handschin zieht ihr Publikum immer tiefer in ihre faszinierende Absurdität hinein. In ihrem assoziativen Spiel mit Bühnenbild und Requisiten werden ausgerechnet die Steine, die MacLane so gehasst hat, zum wichtigsten Symbol. Immer grau, doch in allen Größen und Formen kommen sie daher: die, die wir mit uns herumschleppen, jene, an denen man sich den Rücken verhebt, die man schiebt, zieht, stemmt, aber auch solche, die wir uns untertan machen und in deren Oberfläche wir uns hineinmeißeln. Mit ihrer so körperlichen wie risikofreudigen Spielweise füllt Handschin zunächst disparate Gegenstände derart mit Bedeutung, dass auf der kargen Bühne zwei Räumlichkeiten nebeneinander entstehen; die gegenständliche Welt zwischen Bergbau-Montana und Macbook-Apartment und jene innere, in der die Dichterfürstin schon auf dem Rücken des einsamen Wolfs dem Blau des Horizonts nachjagt.

Lorena Handschin Foto Luna Zscharnt

Und während man noch dachte, dass diese Jugendliche ihr Publikum mit ihrer Überheblichkeit in die sichere Distanz stößt, hat sie sich doch die ganze Zeit herangeschlichen. „Ich erwarte etwas vom Leben“, platzt es da in ihrem furiosen Streitmonolog aus ihr heraus; dass endlich einmal die „Sprache abhandenkommen“ soll, fordert sie. Die Sehnsucht nach diesem intensiven Erleben, das uns aus den routinierten Alltagsbahnen schießt, und nach diesem einen Gegenüber, das uns endlich überwältigt – die lungert nicht nur in Mary MacLanes ödem Montana. Sie brodelt doch ebenso in Lorena Handschins, in unserer Welt, bloß rauschen die übersteuerten Instagramvideos zu laut, und der Airfryer piepst zu grell. Wie gut tut es da, in stehenden Jubel ausbrechen zu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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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ist und bleibt Deutschlands wichtigster lebender Künstler

Wie Gerhard Richter sich am Markt etablierte

Wer ist der bedeutendste lebende deutsche Künstler – und der teuerste obendrein? Gerhard Richter, lautete die Antwort seit Jahren mit größter Zuverlässigkeit, auch im vergangenen Sommer wieder, als die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in Paris dem Maler eine Retrospektive sondergleichen ausrichtete, mit Werken aus 62 Schaffensjahren. Darunter waren so wichtige Werkgruppen wie die fotorealistischen „48 Portraits“, mit denen Richter 1972 auf der Venedig-Biennale reüssierte und die den Sammler Peter Ludwig zum Kauf bewegten, oder Richters 1988 zuerst umstrittener RAF-Zyklus „18. Oktober 1977“, den das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 in New York 1995 für drei Millionen Dollar kaufte.

Marktstrategisch klug platziert war die Eröffnung der Schau im Privatmuseum des Luxusgüterkonzerns LVHM von Bernard Arnault direkt vor der Art-Basel-Messe an der Seine, jenem Welthandelsplatz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im Grand Palais, der die Muttermesse am Oberrhein an Glamour zusehends überstrahlt. Entsprechend holten die Händler in Paris an Richter-Werken in ihre Messekojen, was immer sie zu bieten hatten, und die Großgalerie Hauser & Wirth verkaufte ein von ihm 1987 gemaltes „Abstraktes Bild“ für 23 Millionen Dollar als teuerstes Werk der Messe.

Für die Bepreisung von Werken des Malers war das, aufs Ganze gesehen, kein Rekordwert, aber ein starkes Signal der Stabilität nach dem von Kunstmarktanalysten mit beinahe fiebrigem Eifer beschriebenen „Gerhard-Richter-Crash“ 2024, einem Jahr allgemeiner postpandemischer Baisse im Kunsthandel, in dem viel extrem Teures gar nicht erst auf den Markt kam oder liegen blieb. Ein Blick zurück auf die Preisentwicklung von Richter-Werken aber zeigt lehrbuchmäßig, wie sich kulturelle und finanzielle Wertschätzung im sich gegenseitig verstärkenden Zusammenspiel von Handel, Institutionen und Sammlerschaft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und darüber hinaus aufbaute. Darauf gründet auch das Ranking im „Kunstkompass“ des Magazins „Capital“, das Richter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anführt.

Bis eine von Richters Arbeiten bei einer Auktion einen Zuschlag über der Millionen-Dollar-Marke erreichte, musste der 1932 in Dresden geborene und 1961 in die Bundesrepublik geflohene Maler fast 70 Jahre alt werden. Im November 2000 war das, bei Christie's in New York. Zu Beginn seiner Karriere lautete die Geldwertformel für einen Richter noch Höhe plus Breite mal zehn gleich Bruttopreis in D-Mark: so ausgemacht und schriftlich fixiert 1967 mit dem Galeristen Heiner Friedrich. Das entsprechende Dokument liegt im Zentralarchiv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Kunstmarktforschung in Richters langjähriger Wahlheimatstadt Köln.

Nach dieser frühen Phase entwickelten sich die Preise für Richters Bilder erst langsam und stetig, nach der Jahrtausendwende dann explosionsartig und immer parallel zur zunehmenden internationalen Präsenz des Künstlers in prestigeträchtigen Institutionen wie dem MoMa, dem Getty Museum, der Tate Modern, dem Centre Pompidou, der Fondation Beyeler,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 um nur einige zu nennen. Ausgestellt zunächst in deutschen Galerien wie Friedrich & Dahlem in München, Schmela oder Konrad Fischer in Düsseldorf sowie von René Block in Berlin, dann von Sperone Westwater und vor allem von Marian Goodman auf dem amerikanischen Markt durchgesetzt und inzwischen im Staraufgebot der Großgalerie David Zwirner vertreten, schien es für Richter dem Marktwert nach lange Zeit nur nach oben zu gehen, sogar über die Weltfinanzkrise hinweg.

War die 20-Millionen-Marke 2011 mit einem „Abstrakten Bild (849-3)“ erst einmal überschritten, folgten schon im Jahr darauf 34,2 Millionen Dollar für ein von Eric Clapton bei Sotheby's eingeliefertes „Abstraktes Bild (809-4)“ und 2013 dann bei Sotheby's in New York 37,1 Millionen Dollar für „Domplatz, Mailand“ – das Zehnfache dessen, was dieses Auftragswerk für den Konzern Siemens Elettra aus den Sechzigern Anfang des Jahrtausends noch gekostet hatte. Den Auktionsrekord für ein Richter-Gemälde hält immer noch „Abstraktes Bild (599)“ von 1986, das 2015 bei Sotheby's in London 46,3 Millionen Dollar einspielte.

Wenn Dollarzeichen in den Augen stehen, droht die Kunst darüber fast unsichtbar zu werden – nicht aber bei Gerhard Richter. Anders als etwa Jeff Koons, der marktoffensiv auftretende, zurzeit teuerste Gegenwartskünstler, hat der öffentlichkeitsscheue deutsche Maler immer eine kritisch-reflektierende Distanz zur Rekordjagd im Handel gewahrt: Dessen Entwicklung nannte er vor ein paar Jahren im Gespräch mit der „Zeit“, „irrsinnig“ und „beängstigend“, die Preise gegenüber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obszön“, und meinte: „Nichts ist so viel wert.“

Dennoch haben Musentempel und Stätten des Mammons für ihn glücklich zusammengewirkt, und dass der Markt zur Freiheit der Kunst dazugehört, hat Richter nie in Abrede gestellt. Bestimmte Werkgruppen hält er gleichwohl gezielt von ihm fern, etwa Arbeiten, die er noch in der DDR schuf, oder den „Birkenau“-Zyklus, der 2014 auf Grundlage von im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aufgenommenen Fotografien entstand –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Darstellbarkeit des Undarstellbaren.

In seinen Werken verhandelt 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ebenso wie das repräsentationstheoretische Dilemma, dass sich mit jeder Ins-Bild-Setzung das scheinbar Erfasste entzieht. Oder er widmet sich der Schönheit des Zufalls. Da spielt es im Grunde keine Rolle – außer natürlich für die Wertanlageportfolios Hochvermögender und die Bilanzen von Auktionshäusern sowie Galerien –, ob der von 2008 bis 2021 von gut 100 Millionen Dollar auf 246 Millionen Dollar angeschwollene Jahresumsatz mit Richter-Werken in Auktionen 2024 auf nurmehr 42 Millionen Dollar zusammenschnurrte, was einem Minus von 80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entsprach, und 2025 wieder auf 68 Millionen Dollar kam. Der Richter-Markt schwingt mit dem Kunstmarkt selbst, und einer neuen Umsatzhausse steht auch entgegen, dass nicht mehr so viele Bilder von ihm auf den Markt kommen. Gut ein Drittel hängt in Museen. Die Preise einzelner zuletzt versteigerter Arbeiten aber sprechen für sich. Da wäre etwa eine „Kerze“ aus einer Bildserie der Achtzigerjahre, die aus dem Nachlass Marian Goodmans bei Christie’s in New York aufs Pult kam und 35,1 Millionen Dollar brutto erlöste.

Und der Vierundneunzigjährige bewegt sich, obwohl er keine Großleinwände mehr bearbeitet, gerade dorthin, wo der Kunstmarkt dank gigantischer staatlicher Ankaufsetats boomt. Am 20. November wird, wie jüngst ausgerechnet in Blickweite des „Birkenau“-Zyklus in der Berliner Nationalgalerie verkündet wurde, ein „Gerhard-Richter-Pavillon“ in Qatar eröffnet: finanziert von dem kulturpolitisch hochambitionierten Emirat, das massiv in Museen und zeitgenössische Kunst investiert, inzwischen eine eigene Art-Basel-Messe hat und als Vermittler im Nahostkonflikt auftritt – aber eben auch eine absolute Monarchie ist, die jahrelang die für das Massaker vom 7. Oktober 2023 an Juden verantwortliche Hamas unterstützt hat und wegen der Menschenrechtslage im Land kritisiert wird. Dem früheren Kölner Erzbischof Joachim Meisner, der einst gegen Richters Domfenster ätzte, es passe eher in eine Moschee, wäre dazu womöglich ein beißender Kommentar eingefallen.

Der sechseckige Pavillon freilich wird ein profanes Bauwerk sein. „Strip“-Bilder Richters und Spiegel sollen die Betrachter in einen endlosen Blickwechsel ziehen, im Verweis auf orientalische Ornamentik und westliche Abstraktion. Durchaus möglich aber, dass dieses ästhetische Kunststück mehr auf das Reputationskonto Qatars einzahlt als das Richters. URSULA SCHEER

Innenansicht des geplanten Richter-Pavillons in Qatar
Visualisierung Selldorf Architects

Künftige Fachkräfte: indische Studenten an der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Foto Stefano Miliffi/Contrasto/Laif

Warum so viele Ausländer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wollen

Haben deutsche Universitäten den Anschluss verloren? Bei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werden sie immer beliebter. Das liegt nicht nur an den niedrigen Gebühren – und zahlt sich für alle aus.

Sucht man nach Belegen für den Niedergang der Bildungsnation Deutschland, wird man in Universitätsrankings rasch fündig. Höchstens drei oder vier deutsche Hochschulen schaffen es regelmäßig in die Top 100, weniger als aus dem kleinen Hongkong. Um die Spitzenplätze konkurriert keine von ihnen, mit Rang 25 stand die TU München zuletzt noch am besten da. Das Land, das einst das Modell der Forschungsuniversität in die ganze Welt exportierte, scheint auch auf diesem Feld nicht mehr konkurrenzfähig zu sein.

Ist der deutsche Ruf als Wissenschaftsstandort also ruiniert? Eine maßgebliche Gruppe stört sich an den mittelmäßigen Platzierungen deutscher Hochschulen offenbar überhaupt nicht: die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Über 500.000 von ihnen waren im Wintersemester 2025/26 hierzulande immatrikuliert, Austauschstudenten nicht eingerechnet. Damit ist Deutschland laut UNESCO weltweit das viertbeliebteste Zielland, hinter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und Australien, aber vor allen nicht englischsprachigen Ländern. Und während die Zahlen im angelsächsischen Raum wegen verschärfter Einreisebestimmungen zuletzt vielerorts stagnierten, verzeichnet Deutschland weiter Zuwächse. Fast jeder dritte Studienanfänger im Bachelor oder Master kommt inzwischen aus dem Ausland.

Zu einem beachtlichen Teil geht dieses Wachstum auf Studenten aus Indien zurück: Etwa 60.000 von ihnen waren 2025 in Deutschland eingeschrieben, sechsmal so viele wie 2013. Damit haben sie die Chinesen (ca. 40.000) als größte Gruppe abgelöst. Die Türkei, Iran und Österreich folgen mit deutlichem Abstand auf deren weiteren Plätzen. Je nach Studie ist ein Drittel bis die Hälfte in MINT-Disziplinen eingeschrieben, zu den beliebtesten Fächern gehören Maschinenbau und Elektrotechnik.

Was aber bringt so viele junge Menschen zum Studieren hierher? In Videos, in denen sie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über ihre Erfahrungen berichten, wird eine Sache immer wieder fast ungläubig herausgestellt: dass das Studium in Deutschland nichts kostet. Auch in China oder Indien zahlt man für eine gute Universität mehrere Tausend Euro pro Jahr, von den Kosten in Großbritannien oder in den USA ganz zu schweigen. Innerhalb Deutschlands müssen Nicht-EU-Ausländer hingegen nur in Baden-Württemberg und an manchen bayerischen Hochschulen Studiengebühren zahlen, die mit 1500 Euro pro Semester etwa in Baden-Württemberg vergleichsweise moderat ausfallen. Dass das Studium an öffentlichen Universitäten ansonsten kostenlos ist, erweist sich im Kampf um künftige Fachkräfte demnach als nicht zu unterschätzender Wettbewerbsvorteil.

Für die durchschnittlich sehr geringen Kosten wird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eiterhin viel geboten. Hier zeigt sich

eine Schwäche der Rankings: Sie goutieren stark hierarchisierte Hochschulsysteme, in denen sich Aufmerksamkeit und Gelder auf wenige Eliteuniversitäten konzentrieren, die dann in möglichst allen Fächern Spitzenleistungen erbringen sollen. In Deutschland aber gibt es, bedingt nicht zuletzt durch den Föderalismus, eine große Breite an guten bis sehr guten, wenn auch nicht durchweg herausragenden Universitäten. In einzelnen Disziplinen können diese dann dennoch zur Weltspitze gehören, man denke etwa an Mathematik in Bonn oder Maschinenbau in Aachen.

Darüber hinaus findet Spitz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häufig an nicht von den Ranglisten abgedeckten außeruniversitär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statt, die anders als Universitäten direkt vom Bund finanziert werden. Auch sie scheinen nicht an einem Reputationsverlust zu leiden: So hat sich der Anteil ausländischer Forscher an Max-Planck-Institut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auf fast sechzig Prozent verdoppelt. Sowohl die Breite als auch die Spitze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werden von den Rankings also nicht adäquat erfasst, von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und Forschern aber sehr wohl geschätzt.

Das Studienumfeld spielt ebenfalls eine Rolle. Zwei Drittel der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geben an, die „Lebensqualität“ sei einer der Gründe für ihre Entscheidung gewesen,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In Videos beschreiben sie die Deutschen so, wie diese sich am liebsten selbst sehen: sauber, pünktlich, korrekt. Ein angehender Ingenieur schildert mit leuchtenden Augen, wie die besten Produkte in seiner indischen Heimat immer aus Deutschland gekommen seien. Jetzt sei er sehr froh, selbst hier lernen und leben zu dürfen.

Es gibt freilich auch andere Erfahrungen. Gerade diejenigen, die nicht an einer öffentlichen, sondern an einer gebührenpflichtigen privaten Hochschule studieren (rund ein Viertel der Inder), müssen dafür häufig einen Kredit aufnehmen und neben ihrem Studium im Niedriglohnsektor arbeiten. Andere berichten von exorbitanten Mieten und schwieriger Integration, gerade bei geringen Sprachkenntnissen. Sie sind die Kehrseite einer steigenden Zahl an englischsprachigen Studiengängen, auch wenn immerhin rund die Hälfte der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nach DAAD-Angaben Deutsch mindestens auf B2-Niveau spricht.

Sprachkenntnisse sind auch deshalb entscheidend, weil eine Mehrheit der Studenten nach dem Studium hierbleiben möchte. Deutschland lockt sie mit guten Chancen auf dem Arbeitsmarkt und ein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großzügigen

Aufenthaltsregelung: 18 Monate lang haben Absolventen nach dem Abschluss Zeit, um eine ihrer Qualifikation entsprechende Anstellung zu finden, sofern sie währenddessen ihren Lebensunterhalt selbst bestreiten können. Das trägt dazu bei, dass Deutschland unter allen OECD-Staaten neben Kanada die höchste Bleibequote aufweist. Knapp die Hälfte der internationalen Studenten lebt zehn Jahre nach ihrem Abschluss noch im Land.

Für den deutschen Staat zahlen sich die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deshalb aus. Schon nach zwei oder drei Jahren als Beitrags- und Steuerzahler hat ein Absolvent die öffentlichen Kosten für sein Studium kompensiert. Über einen Jahrgang und ein ganzes Leben hinweggesehen bringt ein durchschnittlicher Student dem Staat nach Berechnungen des DAAD rund achtmal mehr ein, als er kostet. Die größten Talente aus den reichsten Familien mögen weiterhin nach Harvard oder Oxford gehen, doch Deutschland braucht eben auch Fachkräfte eine Stufe darunter.

So erzählt die stetig steigende Zahl ausländischer Studenten eine zweifache Erfolgsgeschichte. Sie verweist auf das ungebroke hohe Anseh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en, gerade in Relation zu den niedrigen Studienkosten. Und sie spricht von einer Art der Migration, di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enig Beachtung findet: von ebenso gut ausgebildeten wie aufstiegswilligen jungen Menschen, die sich nicht zu schade sind, neben dem Studium bis zu 20 Stunden als Lieferkuriere oder Kassierer zu arbeiten. Auf diese Zuwanderer können sich auch 2026 noch alle einigen.

Hoffentlich. Denn die AfD betont zwar immer wieder, sie unterscheide streng zwischen qualifizierten und unqualifizierten Migranten. Zugleich hat sie das Anwerben ausländischer Studenten durch Abkommen, wie sie die Bundesregierung 2022 mit Indien schloss, wiederholt infrage gestellt. In Sachsen-Anhalt möchte die Partei laut eigenem Wahlprogramm sogar generell auf „kulturfremde Fachkräfte“ verzichten. Mehr als 40 Prozent der Studenten in der Landeshauptstadt Magdeburg kommen aus dem Ausland, die meisten aus Indien. Wie viele langfristig bleiben, wenn der Ministerpräsident dort bald Ulrich Siegmund heißen sollte, wird sich zeigen. JANNIS KOLTERMANN

Wie ich lernte, die Deutsche Bahn zu lieben

Kalifornien ist sonnig, aber ein Land im Stau: Über die Kunst des Ankommens und die Zumutung des Stillstands

Kaum in Los Angeles angekommen, lächelte mich im überfüllten Mietwagenzentrum die Frau am Schalter überschwänglich an. Sie fragte, wie es mir gehe, und erklärte meine Ohringe für großartig. „Awesome!“, rief sie. Ich suchte nach dem Haken. Es gab keinen. Auf der Fahrt nach San Francisco hielten wir mit unserem taubenblauen Bronco am Straßenrand, um auf die Karte zu schauen. Prompt stoppten mehrere Autos. Ob wir Hilfe brauchten?

War das die Siedler-DNA? Das überlieferte Wissen der Pioniere, dass in fremdem Terrain ein Überleben nur im Verbund möglich ist? Diese Einsicht schien in den Genen zu stecken. „How can I help?“ Den Satz hörte ich so oft in Kalifornien. Freiheit, das bedeutete offenbar nicht nur, tun zu können, was man wollte, sondern sich auch zuständig zu fühlen, wenn etwas schiefging. Was überrascht in einem Land, das politisch auseinanderdriftet.

„Warum habt ihr eine Partei wie die AfD, die alles schlechtmacht?“, fragte ein Amerikaner. „Euer Land hat so viel zu bieten, wovon wir nur träumen können!“ Dann zählte er auf: gebührenfreie Universitäten, Krankenversicherung, Kündigungsschutz. „Ihr seid die drittstärkste

Wirtschaftsnation der Welt.“ Auch das wusste er. „Warum seid ihr so unzufrieden?“ Die Herausforderungen sind gerade groß. Aber die deutsche Übellaunigkeit muss man trotzdem nicht vermissen. Das Gejammere auch nicht. Einigen Deutschen, liest man, machen selbst Urlaubsreisen keinen Spaß mehr, weil sie zur Erfahrung von Deklassierung würden. Daran dachte ich, wenn ich in Los Angeles an den Zelten der Obdachlosen vorbeikam.

In der Stadt leben siebzigtausend Menschen auf der Straße. Eine Krankheit, eine Entlassung, ein kaputtes Auto können genügen, um eine bürgerliche Existenz zu Fall zu bringen. Das Oben in dieser vertikal ausgerichteten Gesellschaft mag anspornen, doch der Fall nach unten, ohne Auffangnetz, steht allen drastisch vor Augen. Deshalb endet das öffentliche Leben selbst in der Filmstadt meist vor zehn. Weil es für die Angestellten im Morgengrauen noch vor dem Büro ins Fitnessstudio geht. Brecht mokierte sich, dass jedem Gespräch in Amerika ein Preisschild anhafte. Im Exil wurde er nie heimisch.

Was vermisste ich an Deutschland außer Schwarzbrot, Pfandautomaten und Regietheater? In Amerika kann man lernen, die Deutsche Bahn zu lieben. Nicht, weil sie zur rechten Zeit kommt. Doch über Verspätungen kann ich mich kaum noch aufregen, nachdem ich in der Millionenmetropole monatelang an das Auto gefesselt war. Die Meldungen im DB-Navigator trage ich seither mit Fassung. Ärgerlich? Sicher. Aber sich chauffieren zu lassen, wenn es denn mal losgeht, statt zu steuern und auf den Verkehr achten zu müssen, auch das ist Freiheit. Draußen ziehen Felder, Wälder und Städte vorbei, die Landschaft wechselt, und man muss nichts dafür tun, um vorwärtszukommen.

Zwar gibt es in Los Angeles einige Busse und U-Bahnen. Wer sie nimmt, begibt sich auf ein Abenteuer mit offenem Ausgang. Und wer die Stadt verlässt, steigt ins Auto oder fliegt. Wir regen uns bei der Bahn über vier Minuten Verspätung auf, als wäre es eine Straftat. Kalifornien lehrt eine neue Definition von „bald“: Für vierzehn Kilometer nach Downtown sind zwei Stunden Fahrtzeit einzuplanen. Da wird jeder Kinobesuch zum Wagnis.

Deshalb leben die Angelenos praktisch in ihren Autos. Sie haben keine Wahl. Sie essen und telefonieren darin, die Kinder machen auf der Rückbank ihre Hausaufgaben, Paare streiten, Angestellte bereiten sich auf Meetings vor. Vom „Traffic“ sind alle traumatisiert. Auch ein Stromnetz, das nicht nur auf Hoffnung läuft, lernt man in der Ferne zu schätzen. Wir saßen auch an Heiligabend bei Kerzenlicht. Die Nachbarn quittierten es mit Schulterzucken und einem Notstromaggregat. Es passte zum Fest. Warm war es sowieso.

Fast schien es, als begrüßte die Stadt das unverschuldete Innehalten. Vielleicht, weil „twenty-four-seven“ dort ernst gemeint ist. Unser schöner Sonntag hingegen, an dem alles geschlossen ist und man mit den Resten vom Samstag improvisieren muss, ist in Amerika unvorstellbar. Nicht einmal Ausschlafen ist sonntags möglich, weil spätestens um halb acht die Laubbläser loslegen. Die Nachbarn bearbeiten ihre Gärten zu jeder Jahreszeit.

Den sichtbaren Wandel der Zeit habe ich wohl am allermeisten vermisst. In Kalifornien vergingen die Tage, die Jahreszeiten kaum. Hierzulande verlieren die Bäume ihr Laub, die Dämmerung rückt vor, die Abende werden länger. Der Herbst ist dann doch ein sehr deutsches Gefühl. Nicht zufällig zieht er sich durch so viele Gedichte von Rilke bis Hofmannsthal. Jetzt steht er wieder vor der Tür. Dann kommt irgendwann das Frühjahr – und die Bahn hoffentlich auch. SANDRA KEGEL

Helene Fischer geht leer aus Keine Entschädigung wegen heimlicher Fotos

Macht die bekannte Schlagersängerin Helene Fischer mit ihrem kleinen Kind auf dem Arm einen Stadtbummel, muss sie damit leben, dass ein Fotograf sie dabei heimlich aufnimmt und seine Bilder an die Presse verkauft, die sich für derlei Profiaufnahmen interessiert und sie in Umlauf bringt. Von vornherein unzulässig seien die Bilder nicht, und eine Entschädigung könne die Sängerin von dem Fotografen auch nicht verlangen, entschied der Bundesgerichtshof jetzt in Helene Fischers Fall (Az. VI ZR 402/24). Dabei wurde er auch grundsätzlich.

Die Anfertigung von Pressefotos und deren Weitergabe an Redaktionen, so der BGH, falle in den Geltungsbereich des in der 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vorgesehenen Medienprivilegs.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redaktionelle Gestaltung entsprechender Beiträge obliege „grundsätzlich allein der Presse“, der Fotograf sei dafür nicht haftbar. Und Bildaufnahmen für die Presse seien, auch wenn sie heimlich erfolgten, nicht von vorneherein verboten.

Im Fall von Helene Fischer, die im Mai 2022 mit ihrer neugeborenen Tochter und ihrer Mutter in München unterwegs war und dabei von einem Paparazzo abgelichtet wurde, gelte, dass diese Fotos sie nicht herabwürdigten und nicht zu einer Rufschädigung führten. Sie zeigten „keine intimen Momente familiärer Vertrautheit und Fürsorge gegenüber dem Kind, sondern ein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selbstverständlichen Umgang“. Aufgrund ihrer „außerordentlichen Prominenz“ sei Fischer bei jedem „ihrer Aufenthalt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dem Risiko besonderer Beobachtung ausgesetzt“. Ein Informationsinteresse der Öffentlichkeit an den Bildern von ihr mit Kind lasse sich nicht von vorneherein verneinen, meint der VI. Zivilsenat des BGH. Sie sei eine „public figure“, und aufgr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Leitbild- und Kontrastfunktion“ komme den angegriffenen Fotos „grundsätzlich ein Informationswert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zu.

Damit holt sich Helene Fischer in der Angelegenheit vor Gericht zum wiederholten Mal eine Abfuhr. Die weitere Verbreitung der Fotos konnte sie zwar verhindern, mit der gegen verschiedene Medien (RTL, „Bild“, „Freizeitwoche“, „Freizeit Revue“) gerichteten Forderung nach Entschädigung aber scheiterte sie. Nun wendete sich Fischer mit der Forderung von mindestens 10.000 Euro gegen den Fotografen. In erster Instanz hatte sie vor dem Landgericht Berlin überwiegend Erfolg, in zweiter Instanz vor dem Kammergericht dann nicht, ihre Revision gegen das zweite Urteil wies der BGH nun ab. miha.

M it Männern und Medien ist das so eine Sache. „Männer wollen immer furchtbar gern wirken“, sagte Hannah Arendt

Augstein war sich nie genug

einst. Das gilt für Rudolf Augstein gewiss. Der Gründer des „Spiegels“ zählte zu den bedeutenden Verlegern der Nachkriegszeit – wie Gerd Bucerius, Axel Springer und Henri Nannen. In den frühen Jahren der Bundesrepublik galt er noch als krawalliges Schmuddelkind der deutschen Publizistik, als gottloser Kirchenfeind, Nihilist und Nestbeschutzer.

Doch das Bild wandelte sich: Augstein verstand sein Blatt, etwas selbstherrlich, als „Sturmgeschütz der Demokratie“ und stets „im Zweifel links“. Im Zuge der „Spiegel-Affäre“ 1962 wurde der damals Achtunddreißigjährige verhaftet und zu einer „Ikone der Pressefreiheit“ stilisiert. Mehr noch: Rudolf Augstein avancierte zu einer öffentlichen und streitbaren Instanz in der Bundesrepublik.

Nun liegt zum achtzigjährigen Bestehen des Magazins eine neue Biographie des „Spiegel“-Herausgebers vor, die den treffenden Titel trägt: „Augstein – ein deutsches Leben“. Zwei ehemalige „Spiegel“-Mitarbeiter haben sie verfasst: Martin Doerry, langjähriger Vizechefredakteur, und Hauke Janssen, der die Dokumentationsabteilung leitete. Es ist ein Porträt eines wankelmütigen und machiavellistischen Publizisten.

„Man verehrte und fürchtete ihn zugleich. (...) Seine Mitarbeiter interessierten ihn im Grunde wenig. Sie dienten ihm vor allem als Werkzeug seiner eigenen journalistischen Ambitionen“, schreiben die beiden Autoren. Persönliche Nähe habe Augstein nicht zugelassen, auch bei ihnen nicht. Von dieser „sicheren Distanz“ profitiert das Buch. Es macht Rudolf Augstein zum Objekt jenes kritischen Blicks, „den er selbst allen Spiegel-Journalisten stets abverlangt hatte“.

Erstmals gewährte die Augstein-Stiftung unbeschränkten Zugang zu Dokumenten: Korrespondenzen, Unterlagen über Verlags-, Geld- und Immobiliengeschäfte, Spendenquittungen. Zudem wurden Feldpostbriefe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kleine Notizbücher aus der Zeit zwischen 1940 und 1944 gesichtet.

Augstein stammte aus einem katholischen und „harmonischen Elternhaus“. Der Vater besaß ein kleines Fotogeschäft, die Mutter war Hausfrau. Rudolf, das sechste von sieben Kindern, wurde am 5. November 1923 in Hannover geboren. Stundenlang habe er in seinem Zimmer gelesen: „Der konnte alles, der hat alles verschlungen.“ Er übersprang eine Klasse und wechselte von der katholischen Privatschule auf ein Gymnasium. „Zuweilen, beim Frisieren“, notierte Augstein, „ertappte ich mich, wie ich meine Tolle herunterbürstete, um dann eine gewisse Ähnlichkeit mit Napoleon, nicht umsonst, herzustellen.“

Der Schüler träumte von einer Karriere als Schriftsteller. Davon zeugen seine Gedichte. „O Gott, ich habe das Große gewollt“, lautet eine Zeile. Und in einem Brief an seine Eltern verkündete er: „Ich werde die Welt aufhorchen machen und der erste Augustin im Lexikon sein.“ Zunächst volontierte Augustin nach seinem Abitur 1941 beim „Hannoverschen Anzeiger“. Ein ehemaliger Klassenkamerad spottete über den „journalistischen Cäsarenwahn“ des aufstrebenden Volontärs. Von Hitler war der Junge fasziniert. „Der Führer“, schrieb er, sei der „größte Organisator, den die Welt je gesehen“ habe. „Selten wurde ein Krieg geschickter geführt als Hitlers Kampf um die Europaherrschaft.“ Bis zum Schluss sei der Diktator ein „rätselhaftes Faszinosum“ für ihn gewesen – im Unterschied zum NS-Regime, „das er wohl ohne Einschränkung ablehnte“, merken Doerry und Janssen an.

Augstein behauptete, dass er „eigentlich“ immer Deserteur gewesen sei, „wenn auch nicht richtig“. Doch so war es nicht. Fast zweieinhalb Jahre, zwischen 1942 und 1945, verbrachte der junge Soldat an der Ostfront. Sein Verband, zunächst die fünfte Batterie der zweiten Abteilung des Artillerie-Regiments 67, war in heftige Kämpfe verwickelt. Augstein war als „vorgeschobener Beobachter“ (VB) in der Kampfflinie: Er musste Ziele erfassen und den hinter ihm liegenden Geschützstellungen melden. „Als Funker auf VB war ich der gefährdetste Mann in der Batterie.“

Unstrittig ist, dass der Krieg ihn veränderte: „Das Schwärmerische, Idealistische seines Charakters war einer nüchternen, zuweilen sogar zynischen Härte gewichen.“ Nach Kriegsende war er Redakteur beim „Hannoverschen Nachrichtenblatt“. Im Jahr 1946 wechselte er zur Zeitschrift „Diese Woche“, die dem britischen Presseoffizier John Chaloner gehörte. Dieser wollte ein Nachrichtenmagazin nach dem US-Vorbild der „Time“.

Gemeinsam mit dem Fotografen Roman Stempka und dem Redakteur Gerhard Rudolf Barsch erwarb Augstein die Lizenz für das Blatt. Am 4. Januar 1947 erschien die erste Ausgabe mit neuem Namen: „Der Spiegel“. Doch der Nazismus war noch allgegenwärtig. Im Laufe der Vierziger- und Fünfzigerjahre wurden Mitarbeiter eingestellt, die in die Verbrechen des NS-Regimes verstrickt gewesen waren. Die beiden ehemaligen SS-Hauptsturmführer Horst Mahnke (Ressortleiter) und Georg Wolff (stellvertretender Chefredakteur) wurden befördert. Auch antisemitische Artikelserien wurden veröffentlicht. Doerry und Janssen bauen auf die Recherchen des Publizisten Lutz Hachmeister auf, der Ende der Neunzigerjahre den braunen Sumpf im Magazin erstmals aufdeckte. Besonders frappierend empfand der Journalist die „fröhlichen doppelten Standards“ des „Spiegel“: „also die Investigationen über andere Leute und Institutionen wegen deren NS-Vergangenheit, während man sich selbst in Ausflüchten und Beschwicktigungen verliert“.

Das Bild des „Spiegel“-Gründers bröckelt: Eine Biographie über Rudolf Augstein enthüllt, dass der Verleger noch mehr einstige Nazis und SS-Männer in der Redaktion beschäftigte als bisher bekannt.

Nun stellen Doerry und Janssen fest, dass deutlich mehr ehemalige Nazi- und SS-Funktionäre in der Redaktion arbeiteten als bisher angenommen. Die Beden-

Von Majd El-Safadi

Ein Mann und sein Magazin: Rudolf Augstein Foto dpa

kenlosigkeit, mit der Augstein einstige SS-Leute einspannte, lasse sich nicht mit Unwissen erklären. Die Beteiligung der SS am Massenmord an den Juden sei längst bekannt gewesen. Augstein gab später zu, er habe die Mitarbeiter aus „Nützlichkeitserwägungen“ engagiert, sie hätten über ein „Expertenwissen“ verfügt, das er „andernorts nicht zu finden glaubte“.

Des Weiteren wurden ehemalige Nazis, die für NS-Blätter geschrieben und in den Propagandakompanien der Wehrmacht gedient hatten, in die Redaktion geholt. Neben dem Goebbels-Referenten Wilfred von Oven und Mitherausgeber Roman Stempka zählen acht Personen dazu. Der junge Augstein schrieb selbst für die NS-Wochenzeitung „Das Reich“, die vom Propagandaminister Joseph Goebbels herausgegeben wurde. An der Rekrutierung NS-Belasteter war auch Hans Detlev Becker maßgeblich beteiligt, ein ehemaliges Mitglied der NSDAP – wie mindestens zehn weitere Personen, die Funktionen im Unternehmen hatten.

Konsequent wollte Augstein sich mit den Mächtigen seiner Zeit messen. Der erste Antipode war Konrad Adenauer. Über Franz Josef Strauß sagte er: „Ich will, dass dieser Mann aus der deutschen Politik verschwindet.“ Aus Augsteins Sicht war der CSU-Verteidigungsminister eine gefährliche Figur und charakteristisch ungefestigt. Willy Brandt schimpfte über das „Scheißblatt“. Später kamen Helmut Kohl und Joschka Fischer als Gegner dazu. Das war Augstein nicht genug. Er beklagte gegenüber dem „Zeit“-Verleger Gerd Bucerius in den Sechzigerjahren, dass er sich in seiner Redaktion als „Fremdkörper“ fühle und seine Meinung nicht „durchsetzen“ könne: „Sie wird von meinen Mitarbeitern zur Kenntnis genommen, aber nicht verbreitet. Dies ist das Gefängnis, aus dem ich manchmal gerne ausbrechen würde.“ Folglich katapultierte Augsteins Geltungsdrang ihn in die praktische Politik. Im Dezember 1972 zog er für die FDP in den Bundestag ein. Seine Kandidatur ließ er sich viel Geld kosten (500.000 D-Mark), anfangs aus der Kasse des Spiegel-Verlags. Gleichwohl fremdelte er mit der Rolle. In einem Fernsehbeitrag war zu sehen, wie der Wahlkämpfer versuchte, mit einem kleinen Jungen Roller zu fahren, der das nicht wollte und weinte. Der Autor des „Panorama“-Films war Stefan Aust, der letzte „Spiegel“-Chefredakteur von Augsteins Gnaden – mit dem der Herausgeber deswegen acht Jahre lang nicht mehr sprach. Das Gastspiel in der Politik endete nach rund drei Monaten.

Augstein, den Ralf Dahrendorf als „Nationalliberalen“ titulierte, hatte ein starkes Bedürfnis nach Freiheit und dachte national. Hier sei er den in seiner Jugend herrschenden Ressentiments treu geblieben, meinen Doerry und Janssen. Sein Patriotismus habe ihn zu fragwürdigen Positionen verleitet: seiner Ablehnung der EU oder seiner Kritik an Adenauers Westbindung. Seine scharfen Tadel gegenüber der Politik Israels seien als Beleg für antisemitische Einstellungen verstanden worden. Andererseits erkannte Augstein, dass die Entspannungspolitik von Willy Brandt notwendig gewesen und die Wiedervereinigung nicht aufzuhalten sei.

Überdies wird Augsteins Privatleben beleuchtet. Er hatte mehrere Affären. Doerry und Janssen beschreiben Vorfälle, bei denen der „Spiegel“-Chef Frauen „bedrängte“, „er setzte sie unter Druck. Dass er sie zuweilen – vor allem, wenn er nicht nüchtern war – auch begrapschte und physisch belästigte, ließe sich beweisen.“ Noch heute gebe es Zeugen. Dass ihn niemand zur Rechenschaft ziehen würde, habe er gewusst. Er trank viel Alkohol. Zu seinem Lebensende kamen Krebserkrankung und Lungenentzündung hinzu. Abhängig von Schlaf- und Beruhigungstabletten und fast erblindet, machte er einen verwirrten Eindruck. Doch wollte er präsent sein: „Wenn ich nicht mehr schreiben kann, kann ich auch gleich tot sein.“ Die meisten Kommentare, die 2001 und 2002 unter seinem Namen erschienen, hätten Redakteure in seinem Auftrag geschrieben.

Der „Spiegel“-Gründer starb im November 2002 im Alter von 79 Jahren. Augsteins Tochter Franziska nannte ihren Vater einen „Mann ohne Moral, aber mit Maßstäben“. Die Autoren resümieren: „Rudolf Augsteins Denken kreiste immer um ihn selbst. Höhere Werte und Instanzen galten für ihn nicht. Sein Umgang mit der Wahrheit war eher taktischer Natur und erfolgsorientiert.“ Die Biographie ist exzellent geschrieben, nüchtern im Ton, sachlich in der Darstellung und klar im Urteil. Doerry und Janssen exkulpieren ihren ehemaligen Chef nicht. Sie „sagen, was ist“ – und beherzigen somit das Diktum, das sich Augstein von dem Schriftsteller Ferdinand Lassalle geborgt hatte.

Augstein schuf mit dem „Spiegel“ ein Medium, das ihm entwuchs und ihn schließlich überragte. Das ertrug der rastlose Machtmensch nicht. Nachdem Karl Jaspers ihn 1965 getroffen hatte, ließ er Hannah Arendt wissen: „So ein Mann ist mir noch nicht begegnet. Es war mir, als ob ich Verwandtschaft spürte und dann den Abgrund.“ Was der Philosoph meinte, deckt die Lektüre des Buchs von Martin Doerry und Hauke Janssen 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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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kennt die Beschwörungsformel

Der britische Komiker Mackenzie Crook hat eine sagenhafte Serie erschaffen: In „Small Prophets“ will ein Mann ergründen, wohin seine Freundin verschwand. Er züchtet kleine Wesen heran, die angeblich hellsehen können.

Dieses Herbstlicht und diese Gitarre. Man möchte endlos baden in der Wärme, die diese Serie ausstrahlt. Sie ist zugewandt und menschlich. Märchenhaft auch. Und Pearce Quigley als Hauptfigur Michael ist zum Niederknien gut. Michael ist ein Sonderling um die sechzig, der genauso verwittert ausschaut wie sein wuchernder Garten. Er verbirgt sein Gesicht hinter einem rauschenden Bart. Quigley, der viel auf Theaterbühnen auftritt, als „Falstaff“ etwa im Londoner Globe, kann dadurch fast nur mit Augen und Stimme arbeiten. Aber jeder Blick sitzt. Jedes Wort auch. Im Bruchteil einer Sekunde ist er in „Small Prophets“ von existenzieller Trauer bei la-konischem Witz. Und wieder zurück.

Zu Beginn der Geschichte bricht Michael, der als junger Mann als Unterwasserschweißer arbeitete, mit einem klapprigen Ford Capri zum Arbeitsplatz auf. Er ist Verkäufer in einem Baumarkt, reißt die Arbeitszeit ab, ignoriert den stocksteifen Filialleiter Gordon (Mackenzie Crook) und lässt faule Kunden freundlich auflaufen: „Haben Sie Eimer?“, fragt ein Heimwerker vor einer Wand mit Hunderten Eimern. Nein, entgegnet Michael, das sei altmodisch und nicht mehr gefragt. Auf dem Rückweg schaut Michael bei seinem Vater im Pflegeheim vorbei. Brian (Michael Palin) baut Murmelbahnen aus Büchern, Eierbechern, Scrabbleständern und Gläsern. Aber die Demenz schreitet voran. Hier und da vergisst er sogar, dass Michaels Partnerin Clea verschollen ist. Sie verließ an einem Weihnachtsabend vor sieben Jahren das Haus, und nur ihr Auto wurde gefunden – an einer Brücke.

Es klingt wie die pure Rührseligkeit, wenn man den Ausgangspunkt der Story so zusammendampft. In dem Häuschen, das Michael bewohnt, einem bis an die Decke mit Umzugskartons gefüllten Gebäude, dessen Zustand dem ordnungsliebenden Nachbarn (Jonathan Pointing) ein

Pearce Quigley als Michael Foto Apple TV

Dorn im Auge ist, stehen noch immer der Weihnachtsbaum und der Geschenketisch von jenem Abend. Waschechter Kitsch.

Ein Schauspieler der Güte von Quigley bricht ihn schnell wieder. Gegensteuernd wirkt zudem der stille Humor. Man meint in einer satirischen Workplace-Komödie mit Wes-Anderson-Anleihen gelandet zu sein. Oder in einem skurrilen Thriller. Viele im Ort halten Michael seit Cleas Verschwinden für einen Mörder.

Beides falsch. Die Story biegt bei fortwährender Neofolk-Untermalung durch Cinder Well (Amelia Baker) stattdessen in Richtung Fantasy ab: Der einsame Michael, der Clea vermisst und sich fragt, ob sie ihn liebte, als sie verschwand, entdeckt ein Alchemisten-Notizbuch. Es beschreibt mit den Worten des Arztes Paracelsus, wie sich künstliche Wesen erschaffen lassen, übernatürlich kluge „Homunkuli“. Die Angaben zu den Zutaten und Beschwörungsformeln klingen nicht komplizierter als das „Do it yourself“, das Michael vom Baumarkt her kennt. Er macht sich im Garten ans Werk und hofft auf sechs Menschlein mit Hellsehergabe.

Wie bei der Rührseligkeit, die sich „Small Prophets“ erlaubt, sind auch diese Szenen ein Wagnis. Alles hängt an der Dosierung und Darstellerkunst. Schon durch ihre kleinen Absurditäten findet die Serie aber einen soliden, nahezu natürlich wirkenden Weg. Quigley mimt dabei keinen Hexenmeister, sondern einen Verlassenen, der verzweifelt Antworten sucht. Die Experimente bedeuten für ihn ein letztes Stück Hoffnung – und nebenher, ganz platonisch, freundet er sich mit der jungen Kollegin Kacey (Lauren Patel) vom Baumarkt an. Wenn sie zur Schaufel greift, um den Mist aus der Einfahrt zu schaffen, den Michael für die Zucht seiner „Homunkuli“ ankarren ließ, ist das durchaus symbolisch gemeint.

Geschrieben hat diese tröstliche Wohlgefühlgeschichte der Gordon-Darsteller Mackenzie Crook, und er inszenierte sie auch mit Ruhe und Zeit. Jeder kennt den schlaksigen Briten als Pedant Gareth in „The Office“ und holzäugigen Piraten im „Fluch der Karibik“. Doch ist er längst als Drehbuchautor und Regisseur hervorgetreten. Er erfand 2014 das Fernsehkleinod „The Detectorists“, das den lauten Comedy-Formaten eine leise Geschichte vom wahren Glück im Leben entgegensetzte – mit Sondengängern als Helden.

Pearce Quigley spielte damals einen von ihnen, eine Nebenfigur. In der neuen Serie, in der Crook seine Figuren abermals mit großer Sorgfalt entwirft, steht er als Michael im Zentrum. Es ist eine Geschichte, in der es um Haltung geht, um Güte im zwischenmenschlichen Umgang. Michael erachtet sie für existentiell und weicht selbst dem nervigen Parkplatzwächter gegenüber nicht von ihr ab. Wie kann es dann sein, dass einer, der seiner Lebensgefährtin so viel Liebe und Fürsorge zu geben versuchte, trotzdem verlassen wird? Das ist der Gedanke, der Michael umtreibt. Endgültig klären lässt sich die Frage erst mit der Fortsetzung, die die BBC bereits bestellt hat. MATTHIAS HANNEMANN

Small Prophets läuft auf Apple TV+

Fernsehen am Frei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66). Krimiserie. Tod auf Rezept 9.55 Morden im Norden (67). Krimiserie. Zweite Chance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303/9). Quiz 11.15 Gefragt – Gejagt (1009/1070). Quiz 12.00 ZDF-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Tagesschau 14.10 Rote Rosen (4395/4400).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4648/4665).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16.10 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5/13). Zoo-Doku. Ein heikles Familientreffen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1056/1070). Quiz 18.50 Quizduell-Olymp (573/589). Quiz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Magazin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schau 20.15 Einspruch, Schatz! – Rosenkrieg Deut. Anwaltsreihe mit ChrisTine Urspruch, Wolfram Grandezka, Karmela Shako, Jochen Busse. Regie: Josh Broecker, 2026

21.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20 WaPo Bodensee (60) Krimiserie. Spiel mit dem Feuer

23.10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Borussia Dortmund – SV Werder Bremen / 2. Liga. Der 7. Spieltag 23.55 House of Yang (1/6) Mysteryserie. Jessie

0.20 House of Yang (2/6) Mysteryserie. Es ist schon mal passiert

0.50 House of Yang (3/6) Mysteryserie. Die Blume an der Wand

1.20 House of Yang (4/6) Mysteryserie. Du kannst sie zurückholen

1.45 House of Yang (5/6) Mysteryserie. Ich habe sie geliebt

2.05 House of Yang (6/6) Mysteryserie. Limbo 2.28 Tagesschau

ZDF

5.10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5.30 ARD-Morgenmagazin. Infotainment 9.00 Tagesschau 9.05 Volle Kanne - Service täglich. Infomagazin 10.30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The bigger picture 11.15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Die Maler 12.00 ZDF-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Kochshow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Unterhaltung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Der letzte Wille 17.00 heute 17.10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18.00 SOKO Wien. Krimiserie. Mein Essen mit Erik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Bettys Diagnose. Krankenhausserie. Geplatzte Träume

20.15 Fußball-Länderspiel der Frauen Deutschland – Australien. Übertragung aus Karlsruhe. Live

22.35 heute-show Die „heute-show“ stellt die Welt der TV-Nachrichten auf den Kopf. Satirisch, witzig, bissig kommentiert Oliver Welke die aktuellen Fernsehbilder aus Politik und Nachrichtensendungen.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Satireshow. Moderation: Jan Böhmermann

23.35 aspekte Die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26 – Bücher, Bio, Bits und Bytes

0.20 heute journal update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 Talkshow. Über Bücher diskutieren Thea Dorn und junge Literaturfans

1.20 hallo deutschland Die verschwundene Kugel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 Deut. Komödie mit Silke Bodenbender, Christian Erdmann, Hanna Plaß, Inga Dietrich, 2025

ARTE

8.55 Mit dem Zug durch den Nordosten Südafrikas. Doku 9.40 Mit dem Zug durch Estland. Doku 10.25 Mit dem Zug durch Hokkaido. Doku 11.25 Re: Reportagereihe 11.55 Zu Tisch mit Lucie – Kitchen Hacks. Doku. Walnüsse 12.25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U.a.: Paris 13.10 Stadt Land Kunst Spezial. Magazin. Madeira 14.00 Phoenix. Deut. Drama mit Nina Hoss, 2014 15.50 Zu Tisch mit Lucie – Kitchen Hacks. Dokumentation. Pilze 16.20 Nordamerikas Dschungel. Dokumentation. U.a.: Verborgene Wälder 17.50 Unbekanntes Madagaskar. Dokumentation. U.a.: Im Dschungel der Lemuren 19.20 Arte Journal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Infomagazin 19.40 Re: Reportage. Auf der Route der türkischen Gastarbeiter

20.15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1/2) Deut./Franz./Tschech. Drama mit Barbora Váchová, Milena Steinmasslová, Johann von Bülow, Kristýna Badinková Nováková, Oskar Hes. Regie: Tomás Masín, 2026. Brünn, 1944: Die junge Gerta wächst als Tochter einer Tschechin und eines Deutschen zwischen zwei identitäten auf. Als der Krieg endet, wird sie trotz ihrer Unschuld zur Zielscheibe von Hass und Vergeltung.

21.35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2/2) Deut./Franz./Tschech. Drama, 2026

23.05 John Coltrane – Der Atem des Jazz Amerik. Dokumentarfilm. Regie: John Scheinfeld, 2016

0.40 Thelonious Monk & Pannonica Porträt. Eine amerikanische Geschichte

1.45 Die schwarzen Schmetterlinge (6/6) Dramaserie

2.50 Mit offenen Karten

3 sat

8.05 Alpenpanorama 8.30 ZIB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9.45 nano 10.20 Hoch hinaus – Die Schweiz über 3000 Metern. Rettungssanitäterin bei der Air Zermatt – Traumjob in den Alpen 11.05 Donat auf Achse: Von Ziegen, Hochzeiten und Organspende 11.35 Sehen statt Hören. Kunst trifft Gebärdensprache: ABC – Always be Communicating – Fernsehen in Gebärdensprache – Christine Sun Kim – CK 12.05 Faszination Esoterik 13.00 37"Leben. Knapp bei Kasse: Arm trotz Arbeit 13.30 Sansibar – Trauminseln zwischen Armut und Aufbruch 13.45 Tierische Superhelden. U. a.: Meister der Jagd 18.15 Nano: Manipulation. Wenn Coaching zur Gefahr wird 19.00 heute 19.20 Kultur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unheimliche Leichtigkeit der Revolution Deut. Drama mit Janina Fautz, Ferdinand Lehmann, Inka Friedrich, Alexander Hörbe, Timur Bartels. Regie: Andy Fetscher, 2021. Franka wird Teil einer Umweltgruppe, die politisch aktiv ist.

21.45 Erlebnisreisen Der stürmische Westen – Bretagne. Die Bretagne: alte Mauern, gutes Essen, eine Jahrtausende alte Kultur und sogar eine eigene Sprache. Der Atlantik bestimmt das Leben dort im Nordwesten von Frankreich. 22.00 ZIB 2

22.00 ZIB 2 22.25 L.A. Confidential Amerik. Thriller mit Russell Crowe, Guy Pearce, Kevin Spacey, Kim Basinger. Regie: Curtis Hanson, 1997 0.35 10 vor 10

1.05 extra 3 Spezial: Der reale Irrsinn Satiremagazin mit Christian Ehring 1.35 Willkommen Österreich

RTL

9.00 GZSZ (8625) 9.30 Unter uns (7973) 10.00 Ulrich Wetzel (314). Hochnäsige Tochter erleidet Erfrierung durch Kryotherapiegerät 11.00 Barbara Salesch (268). Warum sollte unheimlicher Eigenbrötler junge Café-Besitzerin mit K.O.-Tropfen loswerden wollen?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444). Hat geldgieriges Model ihren Mann mit tödlichen Pilzen vergiftet? 15.55 Ulrich Wetzel (331). Männchen in der Grube – Hat Einsiedler-Oma Paintballer in Grube gefangen?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17.30 Unter uns (7974). Ein neues Opfer 18.00 Explosiv (196) 18.30 Exclusiv (196)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50). Gehirnwäsche 19.40 GZSZ (8626). Daily Soap. Vanished Vinksy

20.15 Ninja Warrior Germany – Die stärkste Show Deutschlands (2) Spielshow. Moderation: Anna Fleischhauer, Wolff-Christoph Fuss, Jan Köppen

23.1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Teil 1 (4)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0.00 RTL Nachtjournal 0.25 RTL Nachtjournal Spezial: Königin Silvia von Schweden im Interview (107) Talkshow

0.4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Teil 2 (4)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nnen

2.25 CSI: Miami (22) Krimiserie. Notfall! Mit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Jonathan Togo. Dem geflohenen Häftlinge Jack Toller ist es gelungen, Horatio und Frank zu entkommen. Auf seiner Flucht tötet Toller eine Frau und bringt ein Mädchen in seine Gew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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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Alina Merkau, Daniel Boschmann. Gäste: Shirin Williams, Sascha Zöller, Dominique Boniecki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Haus des Grauens / Türkische Pizza / Der Clou / Zum Mord verführt / Der Schürzenjäger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Reality-Soap. Joyride 16.00 Auf Streife. Reality-Soap. Hausverbot bleibt Hausverbot 17.00 Notruf. Infomagazin. Über Stock und Stein. Moderation: Bärbel Schäfer 17.30 Notruf. Infomagazin. Moderation: Bärbel Schäfer 18.00 Lenßen hilft. Doku-Soap. Raus aus der Welt / Offline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Die Kunst des Lügens 19.45 Sat.1 :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Realityshow.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Unterhaltung. Moderation: Jochen Bendel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Realityshow

ZDF Neo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9.40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Krimiserie. Mord an Deck/ Feuer im Herzen / Der Rückkehrer / Das Spiel 15.40 The Rookie. Krimiserie. Risiko / Böses Blut 17.05 Suits. Ungebetene Gäste / Kuhandel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 Die einsame Insel / Cricket im Blut 21.55 Suits. Neues Spiel / Eingeschüchtert 23.20 Like a Loser. Bitte-rer Ernst 23.45 heute-show 0.20 Unseen

Phoenix

5.30 ARD-Morgenmagazin. Infotainment 8.30 phoenix vor ort. Dokumentation 14.45 phoenix plus. Dokumentation 16.00 Maybrit Illner. Talkshow 17.05 Social-Media-Rebellion gegen Putin. Dokumentation 17.30 phoenix der tag. Dokumentation 18.00 Harald Lesch. Dokumentation. ... und die Welt in Angst 18.30 Die Wahrheit über Eigenmarken. Dokumentation 19.15 Die Wahrheit über Schnäppchen-Preise. Ratgeber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größten Flüsse der Erde. Dokumentation. Der Amazonas / Der Nil / Der Mississippi 22.30 Eritrea – Zwischen Abschottung und Aufbruch. Reportage 23.00 phoenix der tag. Dokumentation 0.00 phoenix persönlich. Talkshow 0.30 Der Nazi-Clan. Dokumentation

Pro Sieben

10.10 Young Sheldon 10.35 2 Broke Girls 11.05 Two and a Half Men 12.00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20 The Middle 14.15 Young Sheldon 14.40 2 Broke Girls 15.10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News 18.10 Die Simpsons 19.05 Galileo 20.15 Tenet. Amerik./Brit. Thriller, 2020 23.20 Oppenheimer. Amerik./Brit. Biografie mit Cillian Murphy, 2023 2.45 News

Tele 5

15.00 Star Trek: Legenden 15.07 Stargate (9)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gate (10) 17.10 Stargate Atlantis (13) 18.10 Stargate 20.10 Postillon TELEvision (15) 20.15 Paranormal Roadtrip. Das Sanatorium von Sweet Springs / Staatsgefängnis West Virginia 22.00 You're Next. Amerik. Horrorfilm, 2011 23.55 Texas Chainsaw Massacre: Die Rückkehr. Amerik. Horrorkomödie, 1995 1.35 Infomercial

KIKA

12.20 The Garfield Show 12.55 Super Happy Magic Forest 13.15 Ernest & Rebecca 13.40 Die Pfefferkörner (267/283) 14.10 Schloss Einstein 15.00 Find me in Paris – Tanz durch die Zeit 15.50 Im Labyrinth der Lügen (6/9) 16.15 Power Sisters 16.40 Goat Girl 17.00 The Garfield Show 17.25 Die Schlümpfe 17.50 Rabbit Academy – Die Häschenschule 18.10 Die Werkel-Ferkel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19.25 logol 19.30 Der Prank – April, April. Deut./Schweiz. Jugendfilm, 2024

Hessen

8.20 Die Ratgeber 8.50 Eisbär, Affe & Co. (175) 9.40 50k. Es gibt Unterschiede – Warum Frauen anders investieren müssen 9.55 She makes money – Geld. Macht. Gerechtigkeit. 10.25 Rote Rosen (4394) 11.15 Sturm der Liebe (4647) 12.05 In Berlin wächst kein Orangenbaum. Deut. Drama mit Kda Khodr Ramadan, 2020 13.30 WaPo Berlin (10). Tanz in den Tod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53). Mord mit 1.600 Umdrehungen 15.10 Mord mit Aussicht (35). Spuk in Hengasch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Licht. Deut. Krimireihe mit Melika Foroutan, 2025 21.45 Hessenschau 22.00 NDR Talk Show 0.00 Verurteilt! Echte Kriminalfälle im Gespräch (118) 1.20 ARD Crime Time: Stasi-Rache oder Raubmord – Wer erschoss Hans Plüschke? (1) 1.50 Deutschrap ideal

NDR

8.10 Sturm der Liebe (4647) 9.00 Nordmagazin 9.30 Hamburg Journal 10.00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Hallo Niedersachsen 11.30 Brisant 11.55 Die Nordreportage 12.25 In aller Freundschaft (322) 13.1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265). Unterschätzt 14.00 Die Nordreportage. Alles für den Hund – Hamburg komplett wau wau / Großes Herz für schwierige Hunde – Tierheim-Chef im Dauereinsatz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odensee (23). Tödliches Schweigen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55)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90) 18.00 Regionales 18.15 Die Nordreportage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nordstory. Phoenix aus der Elbe – Die 7 Leben des Hamburger Lotsenschoners 21.15 Mit Mut, Mörtel und Millionen Tipps. Ein Schloss: 60 Zimmer, 100 Fenster 21.45 NDR Info 22.00 NDR Talk Show 0.00 deep und deutlich 1.15 NDR Talk Show

RBB

8.30 rbb24 Abendschau 9.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Offene Baustellen / Missverständnisse 10.3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31). Augenhöhe 11.15 Giraffe, Erdmännchen & Co. (234) 12.05 Morden im Norden (121). Liebeslügen 12.55 Quarks. Was passiert, wenn du auf Alkohol verzichtest? 13.10 rbb Gartenzeit. Tipps zu klimafreundlichen Pflanzen 13.40 Morden im Norden (122). Harte Prüfung 14.30 Der Bernsteinfischer. Deut. Romanze mit Heiner Lauterbach, 2005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32). Glücksspiel 17.05 Panda, Gorilla & Co. (235)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30 Dinge, warum man Friedenau wieder einmal besuchen sollte 21.45 Regionales 22.15 Die größten Pop-Kulthits der 70er (1/6) 0.15 Kim & Klaus 1.00 Hannah Arendt. Deut./Franz/Luxemb. Biografie, 2012

ARD, 23.55 Uhr, House of Yang: Jessie (Elisa Hofmann) wird mit unangenehmen Erinnerungen konfrontiert. Foto SWR

WDR

8.40 Europamagazin 9.10 Regionales 9.40 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Garten & Lecker (4/6) 11.1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1.55 Elefant, Tiger & Co. Die wollen nur spielen 12.45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Morgens im Zo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Ein Pinguin geht stiften 14.20 Rentnercops. Die Agentur / Altes Eisen 16.00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Aktuell / Lokalzeit 18.15 Echt? Schnapper oder Risiko? Das große Geschäft mit Fake-Sneakern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Sabine Heinrich – Auf dem Wasser durch NRW (2/4). Vom Rhein bis an die Lenne 21.00 Johann König findet. Tiere sind was Wunderbares 21.45 Aktuell 22.00 Kölner Treff 0.00 Deutschland, ich küss’dein Herz 1.00 Kölner Treff

MDR

8.05 Sturm der Liebe (4647) 8.5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390). Offensiven 9.45 Quizduell – Olymp (506) 10.35 Elefant, Tiger & Co. (482) 10.58 Aktuell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Nur die Wahrheit macht frei / Trau, schau, wem! 12.30 Praxis mit Meerblick. Der Prozess. Deut. Arztreihe mit Tanja Wedhorn, 2018 13.58 Aktuell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417)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082) 16.00 MDR um 4 17.45 Aktuell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Elefant, Tiger & Co. (1199) 20.15 Musik in den Bergen. Dominik Glöbl unterwegs im Werdenfelser Land 21.45 Aktuell 22.00 Riverboat 0.10 Die Olsenbande stellt die Weichen. Dän. Komödie, 1975 1.50 theilmann. Deut. Kurzfilm, 2022

SWR

10.20 Eisenbahn-Romantik (833) 10.50 Sturm der Liebe (4647) 11.40 aktiv und gesund (8) 12.10 Best of ARD-Buffet. Schnelle Küche mit Florian Weber 12.55 Oma ist verknallt. Deut. Komödie mit Florian Panzner, 2018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47)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70). Waschen, schneiden, umlegen 16.00 Regionales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Regionales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Wandern in den Vogesen / Genusstour durchs Elsass 21.45 Regionales 22.00 Nachtcafé. Von Schuld und Scham 23.30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Edin Hasanovic führt ein Hundeleben / Wigald Boning zieht sich in der Öffentlichkeit aus 0.25 Anatomie eines Falls. Franz Psychothriller, 2023

BR

9.00 Tele-Gym (4) 9.15 Dahoam is Dahoam. Heimlich währt am Längsten / Wer hat den Maibaum geklaut? 10.15 Nashorn, Zebra & Co. (327) 11.05 Abenteuer Wildnis 11.50 aktiv und gesund 12.20 Schnittgut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838). Große Kinder, große Sorgen 13.35 Morden im Norden (119). Hab mich lieb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Quizduell-Olymp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17.30 Regionales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Unser Land 19.30 Berghütten mit Marcus Fahn (4). Im Einklang mit der Natur 20.00 Tagesschau 20.15 Watzmann ermittelt. Die Käseprinzessin / Zweimal gestorben 21.50 BR24 22.50 Die Unbestechlichen. Amerik. Krimi mit Kevin Costner, 1987 0.45 Shorta – Das Gesetz der Straße. Dän. Thriller, 2020

RTL 2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Fahrt ins Verderben / Unter Niveau 16.00 News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86).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17.05 Hartz Rot Gold (27). Doku-Soap. Alles auf Anfang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87). Doku-Soap. Heimlicher Verehrer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3785). Daily Soap. Gewinner und Verlierer 20.15 Die Unfassbaren – Now You See Me. Amerik. Thriller mit Jesse Eisenberg, 2013 22.30 John Wick – Kapitel 3. Amerik. Actionfilm mit Keanu Reeves, 2019 0.55 Saw VII – Vollendung. Kanad./Amerik. Horrorfilm, 2010

Super RTL

11.15 Glücksbärchis – Entdecke die Magie 11.40 Barbie – Ein verborgener Zauber (25) 12.05 Grizzly & die Lemminge 12.35 Die Thundermans (25) 13.05 Voll zu spät! 13.45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5) 14.15 Alvinn!!! 14.40 Jade Armor (3) 15.10 Lana Longbeard 15.40 Scooby-Doo (14) 16.05 Pokémon Horizonte: Die Serie (6) 16.35 SpongeBob 17.15 Submarine Jim 17.40 Voll zu spät! 18.20 Scooby-Doo (15) 18.50 Alvinn!!! und die Chipmunks 19.40 Woozle Goozle 20.15 Die Addams Family. Amerik. Animationsfilm, 2019 22.00 Die Addams Family 2. Kanad./Amerik. Animationsfilm, 2021 23.45 Hexen hexen. Brit./Amerik. Komödie, 1990 1.30 Teleshoppingsendung

Kabel 1

8.20 Bull. Dramaserie. Pizza in der Spring Street / Anstiftung 10.10 Castle. Krimiserie. Veritas 11.05 MacGyver. Actionserie. Die Hochzeitsfeier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Krimiserie. Rachemission 13.00 Castle. Krimiserie. Virus / Last Action Hero 14.50 Bull. Dramaserie. Der Schuss ins Bein 15.50 News 16.00 Bull. Dramaserie. Sag' kein Wort!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Upcycling Heißluftballon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Kochshow, „Marx & Schneider“, Köln 18.55 Achtung Kontrolle! Reality-Soap. Hoteltester Carsten Hennig auf Kontrollgang in Bremen 20.15 Navy CIS. Krimiserie. Der Plan / Element 116 / Halloween / Skelette 0.15 The Irrational. Das Ehepaar-Problem 1.10 News 1.15 Navy CIS. Der Plan / Element 116

Vox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Die Last der Liebe / Gefallener Engel / Flirt mit dem Tod 12.20 CSI: Miami. Alle im Visier / Schönheit hat ihren Preis / Einmal ist jede dran 15.00 Shopping Queen. Tag 5: Sylvi, Hamburg 16.00 Guidos Deko Queen (65). Reality-Soap. Tag 5: Roxy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16). Doku-Soap 18.00 First Dates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Tag 5: David, Freiburg 20.15 Goodbye Deutschland! Doku-Soap. Sansibar: Franz Schmidt und Costa Rica: Martina Franz / Sabrina Schiefer und Clint, Montana + Lovely Ibañez, Italien 0.10 VOX Nachrichten 0.30 Medical Detectives. Brandheiße Spuren / Mörderischer Hausbesuch / Mörderischer Radius / Tödliche Bakterien / Falsche Fährten / Geld oder Liebe

ARD-alpha

8.30 Tele-Gym (3) 8.45 Panoramabilder 10.00 Schnittgut 10.30 aktiv und gesund 11.00 Nordtour 11.45 Respekt kompakt 12.05 Tagesgespräch 13.00 Tele-Gym 13.30 nano 14.00 Multitalent Hanf – Hosen und Baustoffe vom Feld 14.45 Stationen 15.15 Sneaker – Der große Deal mit Turnschuhen 16.00 Ein Sammlerleben mit Star Wars, Superhelden & Co. 16.30 Lohnt sich das? 16.40 Tropische Inseln 17.30 Im Schilcherland 18.15 Ländermagazin 18.45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19.15 Klimazeit 19.30 Euromaxx 19.55 Wissen vor acht – Erde 20.00 Tagesschau 20.15 Mit dem Zug durch die Mongolei 21.00 München bei Nacht (1962) 21.50 Beat auf dem Lande (1966) 22.30 Berlin bietet Beat (1968) 22.55 's Fensterl zum Hof – Beatles (1966) 23.10 Back on Stage: Hundsbuam Miserablige 23.55 Back on Stage: Broadlahn 0.40 The Day 1.1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1.25 Bob Ross 1.55 Space Night

WELT

Stündlich Nachrichten 12.30 Die Welt am Mittag 12.45 Börse am Mittag 13.15 Die Welt am Mittag 13.30 Welt-Spezial 14.15 Welt Newsroom 14.50 Icon TV 15.20 Welt Newsroom 15.55 Börsenflash 16.30 Welt Newsroom 16.55 Börsenflash 17.15 Welt-Spezial 17.45 Deffner & Zschäpitz 18.15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18.30 Die Welt am Abend 20.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20.15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23.55 Abgefahren – Die spektakulärsten Dashcam Clips 1.30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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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6.00 The Story Is With Elex Michaelson. Doku 7.45 World Sport. Magazin 8.00 CNN Newsroom 9.45 World Sport. Magazin 10.00 CNN Newsroom 11.00 CNN Headline Express. Infomagazin 12.00 CNN This Morning 13.00 CNN News Central 14.30 World Sport. Magazin 15.00 Connect the World 15.45 World Sport. Magazin 16.00 Connect the World 17.00 One World 19.00 Amanpour. Infomagazin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Dokumentation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World Sport. Magazin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Dokumentation

Radio am Freitag

HÖRSPIEL

19.03 Hörspiel – Krimi – WDR 3 Lovebox. Regie: Burkhard Ax

KLASSIK

9.05 Klassik Forum – WDR 3 U. a.: Giuseppe Verdi: Preludio zum 1. Akt der Oper „La Traviata“ / José White: La bella cubana, bearbeitet für Bläser und Orchester von Jorge Aragón

13.05 Mittagskonzert – SWR Kultur U. a.: Camille Saint-Saëns: Sinfonie Nr. 2 a-Moll op. 55 / Clara Schumann: 6 Lieder für Singstimme und Klavier op. 13, Fassung für Violoncello und Klavier / Georg Philipp Telemann: Der Herr ist mein Hirte"

18.03 Klassik-Stars – BR-KLASSIK U. a.: Carl Maria von Weber: „Der Freischütz“, Rezitativ und Arie des Ännchen aus dem 3. Akt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Idomeneo“, Arie der Ilia aus dem 3. Akt / Rufus Wainwright/Philip Rothman: „Farewell“

20.00 Konze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Festspiele Mecklenburg-Vorpommern. Festspielscheune, Ulrichshusen. Rebecca Clarke: Sonate für Viola und Klavier / György Kurtág: Hommage à Robert Schumann für Klarinette, Viola und Klavier op. 15d / Johannes Brahms; Streichzuintett Nr. 2

20.03 Konzert der musica viva – BR-KLASSIK Symphonieorchester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Leitung: Matthias Pintscher. U. a.: Darius Milhaud: „La création du monde“, Ouvertüre / Lisa Streich: „Morgen & Abend“ / Francesco Filidei: „Le acque sopra e le acque sotto“.

22.03 Orgelmusik – BR-KLASSIK Norddeutsche Orgelmeister. U. a.: Nicolaus Bruhns: Präludium G-Dur / Matthias Weckmann: Magnificat secundi toni / Dietrich Buxtehude: Passacaglia d-Moll

JAZZ, POP, ROCK

17.50 Jazz vor sechs – SWR Kultur

Charlotte Pelgen. My love / Spring 22.03 Jazz – WDR 3 Kind Of Grunge & Jazz. Mit Musik u. a. vom New Yorker Drummer Ulysses Owens Jr and Generation Y, Dani Siciliano, Herbie Hancock und Karen Souza.

23.03 Jazztime – BR-KLASSIK BR-Clubkonzert im Bergson Kunstkraftwerk. Das Katharina Pfeifer Project in concert

FEATURE & MAGAZIN

9.05 Im Gespräch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Büchner-Preisträger Lutz Seiler im Gespräch mit Susanne Führer

10.05 Lesa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Das Literaturmagazin. Live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Gäste: Mona Ameziane mit „Wann wusstest du, dass es gut wird?“, Caroline Wahl mit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10.08 Lebenszeit – Deutschlandfunk Einfach mal abschalten? Mit Nachrichten umgehen in Krisenzeiten. Gäste: Dr. Stephan Weichert, Medienwissenschaftler, Institut für Digitale Resilienz Vocer, Elisabeth Raffauf, Psychologin und Autorin und Dr. Marco Bertolaso, Nachrichtenchef Deutschlandfunk

12.05 Studio 9 – Der Tag mit ...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Richard David Precht, Philosoph. Live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15.05 Feature – SWR Kultur Breaking Dad – Xu Wei rettet sein Kind. Von Baran Datli

16.04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Franziska Eder im Gespräch mit Christoph Kramer, Fußballweltmeister und Autor

17.05 Forum – SWR Kultur Ziemlich gute Nachbarn – Wie steht es um die tschechisch-deutsche Freundschaft? Eva Röder diskutiert mit Dr. Radka Denemarková, Schriftstellerin und Übersetzerin, Jaroslav Rudiš, Schriftsteller und Musiker und Prof. Dr. Martin Schulze-Wessel, Osteuropahistoriker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18.05 Wortwechsel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Wie sollten Arbeitszeiten zukünftig gestalten werden?

19.30 Literatur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Gastland Tschechien. „Wo die Toten sprechen“. Jaroslav Rudis über seinen neuen Roman

19.30 Interview der Woche – WDR 5 Nicole Markwald mit Wolfram Weimer, Kulturstaatsminister

20.05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Long Covid – und jetzt?! Episode 1 und 2

22.30 Musikfeuilleton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Im Schatten der Burg. 50 Jahre Bardentreffen in Nürnberg

LESUNG

9.00 Jetzt, wo du ein Held bist (Folge 10 von 15) – MDR Kultur Von Thilo Krause

14.00 Verschollene Fürstenstadt Zerbst-Dessau-Wörlitz (Folge 7 von 12) – MDR Kultur Reise- und Kulturbilder. Von Karl Emil Franzos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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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Macher vom Land

Weide und Weltmarkt: Kühe grasen auf einer Wiese im Emsland, dahinter ein Kreuzfahrtschiff der Meyer Werft aus dem emsländischen Papenburg. Foto Picture Alliance

Auf den ersten Blick scheint das Emsland das Provinzkli- schee zu bestätigen: weite Landschaften, dünne Besiedlung, viel Landwirt-

schaft. Auf rund 334.000 Einwohner kommen 1,7 Millionen Nutztiere – rechnerisch fünf pro Kopf. Moore, Heide und schwierige Infrastruktur brachten der Region lange den Ruf als „Armenhaus“ der Republik ein. Heute ist das anders. Mit dem 1950 beschlossenen Emslandplan wurden Moore entwässert und Flächen für Äcker, Höfe und Siedlungen erschlossen; zugleich entstanden Straßen, die abgelegene Orte besser miteinander verbanden. So wurde der Ausbau von Landwirtschaft und Industrie möglich. Längst ist im Emsland die Arbeitslosigkeit niedrig, die Region gewinnt Einwohner hinzu und zahlreiche emsländische Unternehmen sind auf der ganzen Welt erfolgreich, was sich auch in Regionalrankings zeigt.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Krone in Spelle steht exemplarisch für diesen Wandel. Aus einer kleinen Schmiede ist über die Jahrzehnte ein international tätiger Hersteller von Landtechnik und Nutzfahrzeugen gewachsen, der Milliardenumsätze erzielt und in einzelnen Segmenten zur Weltspitze zählt. In der „Wachstumsregion Ems-Achse“ bündeln Unternehmen wie Krone ihre Kräfte mit Kommunen und Institutionen, werben um Fachkräfte und verbessern die Standortbedingungen.

Über viele Landkreise ließen sich ähnliche Geschichten erzählen. Dennoch hält sich das Bild einer rückständigen, abgehängten Provinz. Die Debatte über den Wirtschaftsstandort dominieren hoch bewertete Technologiekonzerne, aufstrebende Start-ups und Dax-Unternehmen. Heldengeschichten faszinieren, während alltägliche Unternehmen außerhalb der Metropolen oft unsichtbar bleiben.

Darauf verweist auch Hanno Kempermann, Geschäftsführer der IW Consult. „Der ländliche Raum wird total unterschätzt“, sagt er. Etwa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lebe auf dem Land; ebenfalls rund die Hälfte der gesamten Bruttowertschöpfung werde dort erwirtschaftet. Ländliche Regionen seien das wirtschaftliche Rückgrat Deutschlands, sagt auch Peter Adrian, Präsident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DIHK). „Wer üb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Transformation und Industriepolitik spricht, muss zuerst über den ländlichen Raum sprechen.“ In der politischen Agenda bilde sich diese Bedeutung bislang kaum ab.

Daten des Thünen-Instituts zeigen: Die Wirtschaftsstruktur auf dem Land unterscheidet sich deutlich von der in Städten. Ländliche Betriebe sind häufig klein oder mittelgroß; Produktions- und technische Berufe, für die oft eine Ausbildung erforderlich ist, sind stärker vertreten. Das zeigt sich auch in der Branchenstruktur: Auf dem Land arbeiten 22 Prozent der Beschäftigten im verarbeitenden Gewerbe, doppelt so viele wie in der Stadt. Dazu zählen etwa die Metall-, Futtermittel- oder Glasindustrie. Die Landwirtschaft, die viele mit dem ländlichen Raum verbinden, stellt inzwischen nur noch gut ein Prozent der Arbeitsplätze.

Auch auf dem Land ist der Dienstleistungssektor der größte Arbeitgeber. Sein Anteil an der Beschäftigung liegt mit gut 40 Prozent aber deutlich unter dem in Städten, wo er rund 60 Prozent erreicht. Vor allem wissensintensive Dienstleistungen wie Forschung und spezialisierte Beratung konzentrieren sich stärker in urbanen Räumen.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Unternehmen abseits der Metropolen weniger innovativ sind. Innovation entsteht dort oft schrittweise, etwa durch Verbesserungen in Produktion und Organisation oder durch die Zusammenarbeit mit Kunden, Lieferanten und Hochschulen.

Dass Wachstum gelingen kann, beweisen die „Hidden Champions“: Sie sind Weltmarktführer in einer Nische, außer-

Zukunft gestalten Deutschland neu denken

halb ihrer Branche aber kaum bekannt. Mit 1600 solcher Firmen beheimatet Deutschland weltweit die meisten. Gemessen an der Gesamtzahl aller deutschen Unternehmen ist das dennoch wenig. Viele Hidden Champions gingen aus kleinen Handwerksbetrieben hervor und entwickelten sich erst im Laufe der Zeit zu Weltmarktführern, sagt Susanne Schlepphorst vom Institut für Mittelstandsforschung (IfM) in Bonn. Wie viele von ihnen auf dem Land sitzen, lässt sich nicht genau sagen, Schätzungen gehen von etwa 70 Prozent aus. Beispiele sind der Tunnelbohrmaschinenhersteller Herrenknecht oder die Kirchhoff-Gruppe Automotive.

Viele auf dem Land ansässigen Unternehmen sind familiengeführt. „Viele Familienunternehmen denken in Generationen statt in Quartalen und fühlen sich ihrem Standort verpflichtet“, sagt DIHK-Präsident Adrian. Sie seien oft mehr als nur ein Arbeitgeber: Ausbilder, Sponsoren, Nachbarn und mitunter stiller Rückhalt der Kommune. Diese Nähe gebe es in Großstädten kaum. Im emsländischen Dorf Spelle engagiert sich Bernard Krone, Inhaber des gleichnamigen Unternehmens, ehrenamtlich etwa im Schützenverein, aber auch überregional im Netzwerk „Ems-Achse“. „Wichtig ist, dass ein Unternehmen die Lebensqualität der Region mitdenkt und sich aktiv als Teil des Gemeinwesens einbringt“, sagt er. Die Zusammenarbeit der Menschen untereinander sei oft persönlich, die Wege kurz, man kenne einander.

Familienunternehmen stärken auch lokale Lieferketten und Netzwerke. Mittelständler arbeiteten häufiger mit regionalen Banken, Handwerksbetrieben und Dienstleistern zusammen. Zudem bilden sie aus und tragen mit Gewerbesteuern zur kommunalen Finanzkraft bei. Eine Studie von IW Consult, einer Tochtergesellschaft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zeigt, dass ländliche Räume mit vielen Familienunternehmen eine geringere Arbeitslosigkeit und eine bessere Beschäftigungsentwicklung aufweisen als Kreise mit weniger Familienbetrieben. Unternehmen schaffen Ausbildungsplätze für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und Einkommen in wirtschaftsschwachen Regionen.

Auch insgesamt ist die Arbeitslosigkeit auf dem Land niedriger als in der Stadt, obwohl es dort größere Unternehmen und oft besser bezahlte Jobs gibt. Laut Eurostat lag sie zuletzt in urbanen Gebieten bei 5,2 Prozent, in ländlichen bei 3,8 Prozent. „Den ländlichen Räumen in Deutschland kommt eine größer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zu als in vielen anderen westeuropäische Staaten“, sagt Kempermann.

Das darf nicht über die Probleme hinwegtäuschen. Besonders ländliche Industrieregionen leiden unter Wirtschaftsschwäche, Wettbewerbsdruck, Bürokratie und hohen Energiepreisen. Zugleich tragen sie einen großen Teil der Infrastruktur für die Energiewende, profitieren davon aber nicht automatisch durch niedrigere Stromkosten. Auf ländliche Regionen entfällt der Großteil der Onshore-Wind-, Freiflächen-Photovoltaik- und Großbatteriespeicherleistung. Durch die einheitliche Stromgebotszone wirkt sich das aber nicht unmittelbar auf die Preise aus.

Noch dazu schlägt die Demographie auf den Dörfern zu. „Bis 2037 werden 26 Prozent der in ländlichen Räumen Beschäftigten das Renteneintrittsalter erreichen“, sagt Cornelius Peters vom Thünen-Institut. Im Osten sei die Herausforderung noch größer. Zugleich schrumpfe vielerorts die Erwerbsbevölkerung, und es falle Unternehmen schwer, Fachkräfte und Nachfolger für ihre Unternehmen zu finden.

Viele ländliche Regionen seien trotz aller Herausforderungen wirtschaftlich stark und innovativ und trügen überproportional zum Wohlstand bei, sagt DIHK-Präsident Peter Adrian. Doch die Rahmenbedingungen hielten mit ihrem Potential nicht Schritt. Investitionsbedarf bestehe etwa bei Infrastruktur, Nahverkehr und Internet; vielerorts gebe es zudem Ärztemangel und Leerstände. Nötig seien passgenaue, mitunter unkonventionelle Lösungen, damit Leben und Arbeiten auf dem Land attraktiv bleiben.

Nicht zuletzt verweist er auf ein subtileres Problem. „Viele Menschen auf dem Land haben das Gefühl, dass ihre Lebensleistung, ihre Betriebe und ihr Engagement in d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zu wenig vorkommen“, sagt er. Diese Wahrnehmung sei politisch mindestens so wirksam wie die harten Standortfaktoren selbst.

Mehr Wachstum, wenig Entlastung

Wirtschaftsministerium rechnet mit etwas stärkerem Wachstum / Was heißt das für die schwarz-roten Steuerpläne?

BERLIN. In diesem Jahr soll sie endlich wieder stehen: die Eins vor dem Komma in der Wachstumsrate. 1,3 Prozent Wirtschaftswachstum sagt die Bundesregierung für das Jahr 2026 voraus, wie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am Donnerstag mitteilte. Damit schließt sich die Regierung der Ende September veröffentlichten Prognose der Wirtschaftsforschungsinstitute an. Im April hatte das Ministerium noch damit gerechnet, dass die Wirtschaftsleistung in diesem Jahr nur um 0,5 Prozent steigt.

Für das kommende Jahr sag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Wirtschaftswachstum von 1,1 Prozent voraus. „Wir haben die Talsohle hinter uns gelassen“, sagte Reiche. Gründe für die größere Dynamik seien Impulse aus dem Export, vor allem aber die staatlichen Ausgabenprogramme. Entscheidend sei nun, dass auch die Investitionen privater Unternehmen zunähmen. „Dieses Wachstum muss selbsttragend werden. Deshalb müssen wir weitermachen mit Reformen.“

Für 2028 sieht die Prognose des Ministeriums schon wieder schlechter aus: Nur 0,6 Prozent Wachstum erwarten die Ökonomen der Regierung dann noch.

Reiche mahnte abermals längere Arbeitszeiten in Deutschland an. Zu der Debatte über die 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sagte sie: „Diesen Empfehlungen wollen und müssen wir folgen.“ Aktuell drohe ein Anstieg der Sozialbeiträge von 42 auf mehr als 47 Prozent. „Das lähmt jede Investitionstätigkeit“, warnte Reiche.

Was am Mittwochabend im Koalitionsausschuss besprochen wurde, darüber hüllten sich die Teilnehmer am Donnerstag in Schweig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te zuvor jedoch den Zeitplan für Reformen schon gestreckt. Statt wie bislang geplant noch in diesem Jahr soll die Rentenreform nach seinen Worten nun erst im kommenden Frühjahr „in trockenen Tüchern“ sein.

Eine „Reform“, die bereits im Bundestag liegt, ist die zur Einkommensteuer. Sie steht in der Kritik, weil sie für Gutverdiener höhere Steuern vorsieht.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verteidigte die Pläne am Donnerstagmorgen im Plenum. Die Einkommensteuerreform entlaste Menschen in der Mitte der Gesellschaft. Finanziert werde das von den Steuerzahlern „ganz oben“. Das sei fair. „Wir entlaste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unserem Land mit zehn Milliarden Euro“, betonte der SPD-Politiker. Zusätzliche Belastungen treffen indes nicht nur Gutverdiener. Auch wer einen Minijob oder Handwerkerkosten hat, wird steuerlich stärker herangezogen.

Nach dem Gesetzentwurf summieren sich die geplanten Änderungen auf rund 5,5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wenn sie voll wirken. Das wird von 2028 an sein. Einige der Entlastungen sind verfassungsrechtlich zwingend. Dazu gehören die Erhöhung des Grundfreibetrags und des Kinderfreibetrags, die von 2028 an zusammen zu Mindereinnahmen des Fiskus von jährlich rund sechs Milliarden Euro führen werden. Eng politisch damit verbunden ist die Erhöhung des Kindergeldes auf dann 272 Euro im Monat, was die Steuereinnahmen letztlich um etwa zwei Milliarden Euro senken wird.

Hinzu kommen die politischen Beschlüsse, den Spitzensteuersatz erst über einem zu versteuernden Jahreseinkommen von 70.600 Euro greifen zu lassen (bisher: 69.879 Euro), den Pauschalbetrag für Arbeitnehmer um 200 Euro zu erhöhen und die Begünstigung für Sonn- und Feiertagszuschläge etwas großzügiger auszugestalten. Insgesamt entlastet dies die Steuerzahler um rund zwei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Klingbeil erhofft sich zugleich Mehreinnahmen aus diversen Steuerverschärfungen. Diese addieren sich auf rund 4,5 Milliarden Euro.

Der AfD-Finanzpolitiker Kay Gottschalk sprach in der Bundestagsdebatte von einer „bewussten Irreführung“. Die Entlastung reiche nicht einmal aus, um die kalte Progression auszugleichen, also die Mehrbelastung aus den gestiegenen Preisen. Zudem kritisierte er die höhere Pauschalsteuer für Minijobs und die Kürzung des Handwerkerbonus. Der finanzpolitische Sprecher der Unionsfraktion, Fritz Güntzler, deutete Nachbesserungen an, um die schleichende Steuererhöhung durch die Inflation zu vermeiden. „Das sind Milliardensummen, aber bezogen auf den Gesamthaushalt ist das überschaubar. Das sollten wir gemeinsam angehen“, sagte er. JULIA LÖHR

MANFRED SCHÄFERS

Auf unsicherem Grund

Von Patrick Welter

Die Bundesregierung folgt mit der freundlicheren Wachstumsprognose den Berechnungen der großen Wirtschaftsforschungsinstitute. Das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weil so übertriebene Hoffnungen erst gar nicht aufkommen können. Um 1,3 Prozent in diesem und um 1,1 Prozent im kommenden Jahr soll das reale Bruttoinlandsprodukt (BIP) zulegen. So traurig es klingt, ist das für Deutschland nach Jahren der Rezession und der Stagnation schon ein Erfolg. Der aber steht auf unsicherem Grund.

Zum Großteil speist die wirtschaftliche Erholung sich aus den schuldenfinanzierten Ausgaben des Staates, die vor allem im öffentlichen Konsum und ein wenig auch in Investitionen landen. Das ist eine teuer erkaufte Erholung, die die Wachstumskräfte kaum dauerhaft stärkt und die mit der notwendigen Sanierung des mit Schulden überlasteten Staatshaushalts ohnedies keine Zukunft hat. Die privatwirtschaftliche Basis für die Erholung dagegen ist dünn. Ein wenig Wachstum geht in diesem Jahr darauf zurück, dass wegen der Lage der Feiertage mehr gearbeitet wird. Der Export läuft vorerst relativ robust, weil die Weltwirtschaft sich gut entwickelt, weil die Elektroindustrie vom Aufschwung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profitiert und weil der deutsche Lohnstückkostennachteil der Industrie mit etwas Glück wohl ein wenig abnimmt. Die privaten Investitionen aber bleiben schwach. Nur um 0,2 Prozent sollen sie in diesem Jahr zunehmen. Damit ist auf Dauer kein Wachstum zu erzielen.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wirbt für eine Wachstumsvision, wonach der Staat mit seinen Schulden nur Anschub geben soll, damit die Privatwirtschaft wieder auf die Füße kommt. Die entscheidende Voraussetzung aber, damit dieses Kunststück funktionieren könnte, vernachlässigt die Regierung: Die Unsicherheit steigt, wenn die Bürger den Eindruck haben, dass der Staat dauerhaft auf Zuwachs plant. Hier neue Steuern mit Hunderten neuen Beamten, dort mehr Zahlungen für das Soziale, dazu steigende Zinsen, auch weil die Regierung sich am Kapitalmarkt so kräftig bedient: Das ist kein Umfeld, in dem Unternehmer Lust am Investieren finden.

Der Staat ist kein Ernährungscoach

Von Anne Kokenbrink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die Bürger gesünder machen, indem sie gezuckerte Getränke verteuert. Das ist zumindest der Plan. Doch eine Zuckersteuer löst das Problem ungesunder Ernährung nicht. Sie belastet die Bürger nur, während der Nutzen für das Gesundheitssystem mehr als fraglich bleibt. In Zeiten leerer Staatskassen scheint die Steuer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gerade recht zu kommen. Schließlich ist Ernährung in aller Munde, und Zucker gilt längst als Sündenbock für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Da erhofft man sich Zustimmung für die Steuer bei den Bürgern.

Der jüngste Gesetzentwurf zeigt aber: Nicht die Gesundheit der Bürger steht im Fokus, sondern zusätzliche Einnahmen für den Bundeshaushalt. Nebenbei soll die Steuer Hersteller anregen, ihre Rezepturen zu ändern. Von einer Entlastung des Gesundheitssystems ist keine Rede; zudem sind Steuereinnahmen ohnehin nicht zweckgebunden. Glaubwürdiger macht man sich damit nicht.

Doch auch inhaltlich hält die Zuckersteuer nicht, was sie verspricht. Unbestritten ist, dass ein hoher Konsum von freiem Zucker, besonders aus süßen Getränken, Gewichtszunahme begünstigen kann und mit einem erhöhten Diabetesrisiko verbunden ist. Beides belastet die Krankenkassen. Eine Steuer auf Limonaden führt aber nicht automatisch dazu, dass die Menschen gesünder oder schlanker werden. Obwohl es Zuckersteuern in mehr als 100 Ländern gibt, fehlt ein eindeutiger Nachweis dafür.

Gerne verweisen die Befürworter auf den angeblichen Erfolg in Großbritannien. Es stimmt, dass die Hersteller ihren Getränken dort seither weniger Zucker zusetzen und dafür mehr Süßstoff. Die Zahl fettleibiger Menschen ist dennoch nicht gesunken. Bei Mädchen im Alter von zehn Jahren „könnte“ die Steuer einige Tausend Fälle von Adipositas verhindert haben, heißt es nur.

Insgesamt lässt sich nicht eindeutig ablesen, wie die Steuer das Ernährungsverhalten langfristig verändert. Offen bleibt: Wie reagieren die Verbraucher auf eine Zuckersteuer? Sie könnten sich an einen verkraftbaren Aufpreis gewöhnen oder zu günstigeren Getränken mit Süßstoff greifen. Diese sind nicht automatisch besser. Sie können den Appetit anregen und ebenfalls mit Gesundheitsrisiken verbunden sein. Wer auf Limonade verzichtet, könnte stattdessen auch zu Chips, Fast Food oder Süßigkeiten greifen, die nicht besteuert werden.

Nicht zuletzt ist eine Zuckersteuer sozial ungerecht. Auch wenn sie auf dem Kassenbon nicht ausgewiesen wird, trifft sie Haushalte mit geringerem Einkommen stärker, weil diese einen größeren Anteil ihres Budgets für Lebensmittel ausgeben.

Hinzu kommt der bürokratische Aufwand der Steuer für Staat und Hersteller. Allein beim Zoll sollen 200 neue Vollzeitstellen dafür nötig sein. Das ist kein Bürokratieabbau, sondern der nächste Ausbau eines aufgeblähten Verwaltungsapparats, der das Land bremst.

Vor allem aber erweckt die Steuer den Eindruck, Zucker sei die alleinige Ursache für Übergewicht oder Diabetes. Dabei spielen immer meh-

Zucker gilt als Sündenbock, die Steuer als Heilmittel. Doch so einfach ist es nicht.

rere Faktoren eine Rolle, nicht zuletzt Bewegungsmangel.

Sinnvoller statt einer Steuer wäre es deshalb, früher anzusetzen: im Bildungssystem. Dort wäre Geld gut investiert. Schon in Kindergärten und Schulen sollte ein stärkeres Bewusstsein für ausgewogene Ernährung und Bewegung geschaffen werden. Auch Eltern sollten verständliche Informationen erhalten. So stärkt der Staat die Eigenverantwortung, statt Entscheidungen über den Preis zu lenken.

Verbraucher können mittlerweile längst aus einer großen Auswahl an Produkten mit und ohne Zucker wählen. Hersteller bringen zunehmend zuckerfreie Getränke auf den Markt, weil sie damit stärker wachsen als mit gezuckerten Varianten, und das ganz ohne Steuer. Die Industrie hat sich zudem schon vor Jahren auf eine freiwillige Reduktionsstrategie für Zucker verständigt. Die Schuld ist also nicht allein den Herstellern zuzuschieben. Dennoch wird vielen Lebensmitteln Zucker zugesetzt, obwohl er nicht unbedingt nötig wäre. Verbraucher sollten daher wachsam bleiben. Das ist mündigen Bürgern zuzumuten.

Der Staat sollte sich nicht als Nanny aufspielen und die Bürger mit einer Zuckersteuer zu einer „besseren“ Ernährung erziehen. Sie haben das Recht, auch unvernünftig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süß zu essen, Zuckerhaltiges zu trinken und mehr auf den Rippen zu haben. Eine Zuckersteuer erweckt den Eindruck eines Staates, der die Bürger zur Kasse bittet, um Haushaltslöcher zu stopfen, ohne dass ein gesundheitlicher Nutzen überzeugend belegt wäre.

Verbranntes Getreide: In der Ukraine retten Bauern Weizen vor weiteren russischen Drohnenangriffen. Wie er ausgeführt werden kann, bleibt offen.
Foto Reuters

Das zweite Hormus

Die Blockaden erst der Straße von Hormus, dann von Bab al-Mandab bekommt die Welt zu spüren. Nun droht ein Engpass an anderer Stelle mit ähnlich gravierenden Folgen: Durch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wird der Weizen knapper und für viele unbezahlbar. Von Christoph Hein, Frankfurt

Mitte vergangener Woche forderte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Moskau auf, die Blockade ukrainischer Getreideexporte über das Schwarze Meer aufzuheben. Kurz nach seinem Treffen mit dem russischen Amtskollegen Sergej Lawrow mahnte Wadephul: „Es wäre ja schon mal ein großer Fortschritt, wenn es über die Getreideexporte eine Einigung gäbe, denn diese werden im Globalen Süden dringend gebraucht.“

Wadephul fordere Moskau nochmals auf, „über mindestens diese Frage jetzt in näherer Zukunft nachzudenken“. Am Tag darauf verhängte Estlands Regierung einen Bann über den Transit von Getreide aus Russland und Belarus. „Russland kann keinen Angriffskrieg führen und zugleich erwarten, dass wir helfen, seinen Handel am Laufen zu halten. Wir werden weder zur Finanzierung seines Krieges beitragen noch ihm erleichtern, seine Aggression fortzuführen“, schrieb der Außenminister Margus Tsahkna auf der Plattform X. Das Grundnahrungsmittel Getreide besitzt Erpressungspotenzial. Weizen wird zur Waffe.

Am Montag versenkten zwei russische Drohnen einen türkischen Getreidefrachter vor der rumänischen Küste im Schwarzen Meer. Zwei Matrosen starben.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bezichtigte Russland eines „schrecklichen Schlages“.

Die Weizenländer Russland und die von ihm angegriffene Ukraine werden in diesen Erntemonaten rund die Hälfte weniger des Getreides ausführen als im Vergleichsquartal 2025. Weltweit stehe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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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en Länder für rund ein Viertel des Weizenhandels: „Getreide aus der Ukraine ernährt Menschen auf der ganzen Welt. Doch Russland blockiert die Exporte über das Schwarze Meer und verursacht damit bewusst eine weltweite Ernährungsunsicherheit. Lebensmittel dürfen niemals als Kriegswaffe eingesetzt werden“, warnte die EU-Außenbeauftragte Kaja Kallas kürzlich vor den Vereinten Nationen.

Die vom Krieg ausgelöste Weizenknappheit trifft die Welt in schlechten Zeiten und an empfindlicher Stelle. Zwar produziert die Agrarindustrie mehr Nahrung und mehr Kalorien als je zuvor i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Doch können sich global rund 2,7 Milliarden Menschen weiterhin keine gesunde Ernährung leisten, knapp 700 Millionen Menschen sind unterernährt. Nun kommen die Kriege und Krisen hinzu. Stiegen die Preise an den Tankstellen um 30 Prozent, die für Lebensmittel um 10 Prozent, glitten weitere 132 Millionen Menschen unter die Armutsgrenze von 6,85 Dollar am Tag für Schwellenländer, befürchtete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IWF) schon im April.

Nun befragte das Entwicklungsprogramm der Vereinten Natione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6 seiner Büros in Entwicklungs- und Schwellenländern, an welchem Punkt die Welt stünde. Die Antwort aller 26 Büros mit Blick auf die Krise im Mittleren Osten lautete: Das Schlimmste stünde erst noch bevor. „Mit einem Öl-preis von nun mehr als 100 Dollar und dem wohl stärksten El Niño seit 1950 in diesem Jahr wachsen die Risiken“, warn-te UNDP-Chefvolkswirt George Gray Molina. „Die sich überlappenden Krisen erzeugen Stress. Wir sehen keinen klaren Ausweg.“ Steigende Anleiherenditen belasten die Schwellenländer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zusätzlich.

In dieser Lage steigen nun die Nahrungsmittelpreise aufgrund der weiteren Engpässe, „Die Beeinträchtigung des Schiffsverkehrs im Schwarzen Meer droht einen weltweiten Schock bei der Nahrungsmittelversorgung auszulösen, da Russlands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Getreideexporte blockiert, die Weizenpreise in die Höhe treibt und große Importeure dazu zwingt, teurere Alternativen zu suchen“, warnt die ukrainische Zeitung „Kyiv Post“. Noch notiert der Getreideindex von Bloomberg weit unter seinem Höchststand vom Sommer 2022, wenige Monate nach Beginn des Ukrainekriegs. Getreide gilt jedoch als einer der schwankungsanfälligsten Rohstoffsektoren, getrieben von Wetterbedingungen, globaler Nachfrage und dem Angebot. Da Russen und Ukrainer die Aussaat verringern, drohe auf mittlere Sicht ein Preissprung, warnen Analysten. Russland gilt als die Nummer drei, die Ukraine als Nummer neun der größten Weizenproduzenten, lässt man die gesamte EU außen vor. Die beiden Kriegsparteien führen außerdem nicht nur riesige Menge

Weizen aus – sie stehen auch für rund zwei Drittel des weltweit gehandelten Sonnenblumenöls und rund ein Zehntel des Maisexports.

Schon im Mai warnte Caitlin Welsh von der amerikanischen Denkfabrik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vor einem weltumspannenden Engpass bei Nahrungsmitteln. Nun erklärt sie, das Schwarze Meer sei für die Versorgung der Welt mit Weizen genauso wichtig wie die Straße von Hormus für den Ölexport. Noch untersätze die Welt die Folgen des zweiten Engpasses. Der Anteil am weltweiten Weizenexport, den die Ukraine und Russland halten, entspricht in etwa dem Ölexport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 deshalb liegt ein Vergleich nahe. Insbesondere die Hafenstadt Odessa hat unter russischen Angriffen gelitten. Sie steht für rund 90 Prozent der Weizenausfuhr der Ukraine. Die Journalisten der „Kyiv Post“ berichten, dass im ersten Drittel des Augusts nur sieben Schiffe in Odessa verkehrt hätten, im Juli waren es noch 169. Mehr als 300 ukrainische Schiffe sollen bei Angriffen beschädigt oder versenkt worden sein. „Das Problem ist sehr ernst, es ist riesig. Seit Beginn der Invasion haben die Russen mehr als tausend Infrastrukturobjekte beschädigt, Hafeninfrastruktur wie Lagerhäuser, Brücken, Docks, Kräne oder Transshipment-Kais. Sie jagen zivile Schiffe unter internationaler Flagge“, sagte Dmytro Barinov, der Präsident der Geschäftsführung der Ukrainischen Hafen-Vereinigung.

Die Donauhäfen können den Seeweg nicht ersetzen, zumal Europa unter Niedrigwasser in seinen Flüssen leidet. Und über Zugstrecken ließen sich allenfalls rund 10.000 Tonnen in täglich 180 Eisenbahnwagen versenden – viel zu wenig, um die Ausfälle des Schiffsverkehrs zu kompensieren. Bleibt die Lage so angespannt, könnte das Land Monat für Monat Einnahmen von rund einer halben Milliarde Dollar verlieren. Russlands Exporte leiden ihrerseits unter Drohnenangriffen der Ukrainer.

Diese Länder liefern das Brot für die Welt

Quelle: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 F.A.Z.-Grafik: kaho., grün.

Nach den Erfahrungen mit dem schwarzen Gold wundert es nicht, dass nun auch die Weizenpreise auf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drei Jahren gestiegen sind. Denn zumindest die Händler an den großen Rohstoffbörsen in London und Singapur wissen um die heraufziehenden Risiken.

Davon weiß auch die Politik. Beispiel Ägypten: Das Land mit seinen mehr als 120 Millionen Menschen gilt als der größte Käufer von Weizen auf dem Weltmarkt. Gut 82 Prozent seines Weizenimports kommen aus der Ukraine und Russland. Nun versucht sich der größte Importeur der arabischen Welt für Ausfälle zu wappen, denn etwa zwei Drittel der Haushalte empfangen staatlich subventioniertes Brot. Das Ausbleiben der russischen Lieferungen 2010 gilt als einer der Auslöser für die Proteste des Arabischen Frühlings. Zwar schätzt die UN-Ernährungssorganisa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dass der Eigenanbau Ägyptens auf 10,2 Millionen Tonnen in diesem Jahr steigen werde. Doch dahinter stehen enorme Anstrengungen: Großprojekte wie „Neues Delta“ sollten Wüste in Anbauflächen verwandeln – inzwischen zählt Ägypten offiziell schon rund 1,5 Millionen Hektar. Der Eigenanbau kann aber nicht beliebig gesteigert werden, daher bleibt das Land bis auf Weiteres von Exporten der beiden Weizenländer im Krieg abhängig. Die aber sind nun seit mehr als einem Monat ausgeblieben. Sherif Farouk, Minister für Versorgung und Inlandshandel, wurde Ende vergangener Woche vom Ministerpräsidenten einbestellt. Er lässt prüfen, ob die Mühlen ordentlich mahlen und ob die Bäcker die Preise anheben – die Sorge vor politischen Folgen einer Weizen- und Brotkrise wachsen.

Nicht nur die Ägypter suchen nach Ersatz für ihre Einfuhr. Damit geraten andere Lieferländer wie das weit entfernte Australien, aber auch Rumänien, das Baltikum, Frankreich und sogar Indien, das seinerseits Weizen braucht, in den Blickwinkel. Australiens Farmer haben bereits erklärt, dass sie vor der nächsten Ernte kaum noch Exportweizen hätten. Die USA leiden unter steigenden Preisen und, wie auch die Europäer, unter Dürre. Die Inder wollen die steigende Nachfrage zwar nutzen; die Regierung hob etwa Ende August die seit 2022 bestehenden Exportrestriktionen auf Weizen und Weizenmehl auf. Verlässlich aber sind die Lieferungen nicht. Denn Indien importiert oder exportiert je nach dem Ertrag seiner eigenen Ernte. In diesem Frühjahr war zwar eine Rekordernte von 120 Millionen Tonnen Weizen vorausgegangen fällt das Wetterphänomen El Niño in diesem Jahr auch noch besonders stark aus und führt zu Dürren, könnte das die kommenden Ernteerträge zusätzlich belasten. Indien ist, hinter der EU und China, der drittgrößte Weizenproduzent der Erde. Für alle Ersatzlieferanten gilt: In der Regel ist ihr Getreide deutlich teurer als dasjenige, das Russen und Ukrainer angeboten hatten.

Schon jetzt wird jedoch auch russisches Getreide teurer - wenn es denn das Land verlassen kann. Moskau setzt auf Verbindungen über Kasachstan, die Ostsee und das Kaspische Meer. Sie können die Weizenroute über das Schwarze Meer, über die in Friedenszeiten rund 70 Prozent ausgeführt wurden, jedoch nicht ersetzen. Da zugleich die Preise für Diesel durch die Hormuskrise steigen, wird außerdem der Betrieb von Traktoren und Landmaschinen teurer. Moskau sucht nach einem Ausweg. Die Regierung prüft, russisches Getreide aufzukaufen, das nicht in den Export gehen kann, um die eigenen Bauern zu stützen. Die Entwicklungsländer haben davon nichts – ihnen bleibt nur die Hoffnung, dass sich die Nadelöhre wieder öffnen.

So senkt Frankreich die Dieselpreise

In der zurückliegenden Energiekrise gab es Hilfen von rund 70 Milliarden Euro – doch nun sind die Kassen leer

PARIS. Erinnerungen an den Herbst 2021 wurden wach, als Sébastien Lecornu am Mittwochabend mit ernster Miene vor die Kamera trat. Nachdem Frankreichs Premierminister die ersten fünf Minuten seiner Fernsehansprache den Schülerprotesten gewidmet hatte, ging er auf die Energiepreise ein. Bei diesem Thema gebe es ebenfalls Zukunftssorgen. Familien litten unter den steigenden Preisen, sagte Lecornu.

Fast fünf Jahre ist es her, dass sein Vor-Vor-Vor-Vorgänger Jean Castex im Fernsehen eine subventionierte Deckelung der Strom- und Gaspreise ankündigte. Den Schock der Gelbwestenproteste in den Knochen und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vor Augen, sah sich die Regierung zum Handeln gezwungen. Weitere Hilfen wie Einmalzahlungen, Steuersenkungen und ein 30-Cent-Tankrabatt folgten.

Lecornu äußerte Verständnis für Forderungen, den Franzosen nun abermals in großem Stil unter die Arme zu greifen. Doch der Zustand der Staatsfinanzen lasse das nicht zu. „Wir können nicht bei jeder Krise die gleichen Ausgaben tätigen“, betonte er. Der Umfang der staatlichen Hilfen habe sich in der Energiekrise ab 2021 auf mehr als 70 Milliarden Euro belaufen. Einen Teil begleiche man noch heute, und das zu gestiegenen Zinsen.

Diesmal müsse man zu anderen Mitteln greifen, so der Premierminister weiter. Dazu gehöre die Freigabe strategischer Notreserven. Konkret will die Regierung in den kommenden drei Monaten zehn Millionen Barrel (Fass zu 159 Liter) Diesel auf den Markt bringen – zusätzlich zu scho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freigegebenen Reserven. Die zehn Millionen Barrel sollen Tankstellen im ganzen Land zum Anschaffungspreis von vor der Krise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Vergangenen Freitag hatten sich die G7-Staaten unter starkem Druck aus Washington darauf verständigt, insgesamt Reserven im Umfang von 100 Millionen Barrel Rohöl und Diesel freizugeben.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erwartet einen spürbaren Preiseffekt. Zehn Millionen Barrel machten „einen erheblichen Teil“ des landesweiten Dieselverbrauchs von rund 18 Millionen Barrel im Monat aus.

Die freizugebenden Reserven führten „automatisch zu einer Senkung der Preise an den Tankstellen in einer Größenordnung von schätzungsweise zwölf bis 18 Cent pro Liter Diesel“, so die Regierung weiter. Man werde die Tankstellenbetreiber in den kommenden Stunden zusammenbringen. Auch werde man durch verstärkte Kontrollen sicherstellen, dass es keine Mitnahmeeffekte gebe.

Dass Diesel freigegeben wird, ist kein Zufall. Vor allem Pendler in ländlichen Regionen tanken den Kraftstoff, ächzen unter den Preisanstiegen und waren bei den Gelbwestenprotesten stark vertreten. Die Notvorräte „dienten schon immer dazu, die Franzosen im Krisenfall zu schützen“, wurde Frankreichs Wirtschafts- und Finanzminister Roland Lescure zitiert: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r anhaltenden globalen Krise.“

Wegen der desaströsen Lage der Staatsfinanzen hat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schon zuletzt davon absehen müssen, wie Deutschland abermals einen pauschalen Tankrabatt einzuführen. Stattdessen hat sie gezielte Hilfen auf den Weg gebracht, darunter im Mai einen Kraftstoffzuschuss. Zudem hat sie wie schon im Jahr 2023 den Marktführer im französischen Tankstellengeschäft, Totalenergies, zu einem Preisdeckel gedrängt. Seit Monaten kostet der Liter Benzin an dessen Zapfsäulen in Frankreich maximal 1,99 Euro und der Liter Diesel 2,25 Euro.

Der staatliche Kraftstoffzuschuss beläuft sich einmalig auf 100 Euro. Anspruch darauf haben rund drei Millionen einkommensschwache Franzosen. Vorvergangene Woche wurde eine Wiederauflage angekündigt, diesmal sollen bis Dezember 100 Euro an rund 5,5 Millionen Franzosen fließen. Voraussetzung ist, dass man das Auto für berufliche Zwecke nutzt. Außerdem müssen zwischen Wohnort und Arbeitsstätte mindestens 15 Kilometer liegen oder die jährliche Fahrleistung mindestens 8000 Kilometer betragen. Technisch sind solche Transfers in Frankreich erprobt.

Der Zuschuss sei Beleg dafür, dass man trotz knapper Kassen alles andere als untätig sei, gab Lecornu in seiner Fernsehansprache zu verstehen. Gleiches gelte für die vorgezogene Auszahlung des „Energieschecks“, den die rund 5,8 Millionen einkommensschwächsten Haushalte jedes Jahr im April erhalten. 2027 soll der Scheck schon im Januar verschickt werden, hatte die Regierung ebenfalls vorletzte Woche angekündigt. Durchschnittlich rund 150 Euro waren es bislang.

Unmissverständlich erklärte der Premierminister zudem, die Franzosen auch vor höheren Strompreisen bewahren zu wollen. „Der Strompreis darf in diesem Winter nicht steigen“, sagte er am Mittwochabend. Der staatliche Energiekonzern EDF müsse „sein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unter Einhaltung der Sicherheitsanforderungen maximal ausschöpfen“. Konkreter wurde Lecornu hierzu nicht – anders als Castex seinerzeit.

Koordiniert wird die Freigabe von Ölreserven von der in Paris ansässigen Internationalen Energieagentur (IEA). Nach einer Sitzung mit Vertretern ihrer 32 Mitgliedstaaten schrieb sie am Mittwoch, dass die im März angekündigte Freigabe von 400 Millionen Barrel nun beschleunigt und so bald wie möglich abgeschlossen werden solle. Bislang seien rund 325 Millionen Barrel auf den Markt gekommen, wobei einige Länder größere Mengen freigegeben hätten als ursprünglich zugesagt.

Rund 100 Millionen Barrel gäben die IEA-Staaten nun noch frei. Diesel werde dabei Vorrang eingeräumt. Die IEA-Staaten verfügten nach wie vor „über beträchtliche öffentliche Ölnotvorräte“, betonte die Organisation am Mittwoch. Die Reserven beliefen sich auf etwa 1,1 Milliarden Barrel, darunter mehr als 200 Millionen Barrel Diesel. Die IEA sei „bereit, bei Bedarf weitere dieser Vorräte auf den Markt zu bringen“. niza.

Globaler Warenhandel wächst Neue Lieferanten und Routen helfen der Weltwirtschaft

ZÜRICH. Der Welthandel zeigt wieder einmal seine Widerstandskraft. Die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WTO) rechnet damit, dass das Volumen des globalen Warenhandels 2026 um 3,9 Prozent und 2027 um 4,1 Prozent wachsen wird. Dies geht aus dem aktualisierten „Global Trade Outlook“ hervor, den die WTO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 hat. Die Organisation in Genf hat damit ihre Vorhersage drastisch nach oben korrigiert.

Im März hatte sie in ihrem Basisszenario für dieses Jahr lediglich ein Güterhandelsplus von 1,9 Prozent in Aussicht gestellt.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nennt der WTO-Chefökonom Robert Staiger zwei wesentliche Gründe für diese Fehlprognose: die flexible Anpassung der Lieferketten und die unerwartet hohen Investitionen 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Durch die Blockad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seien die Rohöl- und Flüssiggas-exporte aus dem Nahen Osten im ersten Halbjahr zwar um 24 Prozent und 47 Prozent zurückgegangen. Aber dies sei durch den Einsatz alternativer Lieferanten weitgehend aufgefangen worden. Die Düngemittelexporte hätten sich durch die Verlagerung der Handelsströme auf andere Häfen und Korridore angepasst.

Ein Großteil dieser Widerstandsfähigkeit sei durch die Regeln der WTO sowie durch die Stabilität und Vorhersehbarkeit des Marktzugangs mittels Zollbindungen und der Meistbegünstigungsklausel (MFN) ermöglicht worden, betont Staiger. Die Meistbegünstigung besagt, dass Handelsvorteile, die ein Land einem anderen gewährt, im Zuge der Nichtdiskriminierung auch allen anderen WTO-Mitgliedern zuteilwerden müssen. Trotz Trumps Zollregime finden noch 72 Prozent des globalen Warenhandels nach MFN-Regeln statt.

Der Handel mit Gütern wie Halbleitern und Servern, die für den Ausbau der KI-Infrastruktur benötigt werden, ist nach WTO-Berechnungen im ersten Halbjahr um 67 Prozent gestiegen und machte fast die Hälfte des weltweiten Warenhandelswachstums aus. Der Anteil am Welthandel dürfte in diesem Jahr auf 15 Prozent klettern und sich damit gegenüber 2025 nahezu verdoppeln. Die Ökonomen erwarten, dass die Kibezogenen Investitionen bis 2027 ein wichtiger Motor des Welthandels bleiben.

Geliefert wird das Material für den Bau von KI-Rechenzentren von einer kleinen Zahl ost- und südostasiatischer Volkswirtschaften. Dazu zählen Länder wie Taiwan, Malaysia und Südkorea. So schätzt die WTO, dass die Warenexporte aus Asien in diesem Jahr insgesamt um knapp zehn Prozent steigen. Jene aus Nordamerika und Afrika dürften jeweils um annähernd sechs Prozent zulegen. Für Europa sagt Staiger hingegen stagnierende Güterausfuhren voraus. Dies führt der Ökonom auf den Energiepreisschock infolge des Ukrainekriegs zurück. Dieser habe die Industrie in Europa und insbesondere in Deutschland hart getroffen.

Der große Wachstumsbeitrag der asiatischen Volkswirtschaften wird sich nach Einschätzung der WTO 2027 abschwächen, da sich das KI-bedingte Handelswachstum verlangsamt – teilweise aufgrund einer höheren Ausgangsbasis im Jahr 2026 nach zwei Jahren starken Wachstums. Der Beitrag der übrigen Welt dürfte im kommenden Jahr wieder positiv ausfallen, sofern sich die Auswirkungen des Nahostkonflikts nicht bis ins Jahr 2027 erstrecken. „Sollte sich diese Annahme jedoch als falsch erweisen, könnte das Wachstum im kommenden Jahr erheblich von der aktuellen Prognose abweichen“, schreibt die WTO.

Weniger optimistisch als noch im März blickt die WTO auf den Handel mit kommerziellen Dienstleistungen. Dessen Volumen werde in diesem Jahr voraussichtlich um 3,3 Prozent wachsen. Im März hatte die WTO noch ein Plus von 4,8 Prozent vorhergesagt. Während sich Exporte von Computerdienstleistungen weiter rasant entwickeln, bremst der Nahostkonflikt das Geschäft mit Transport- und Reisediensten aus. 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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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chte Nachrichten sind meist schagzeilenträchtiger als gute. Ein Paradebeispiel dafür ist der Klima- und Umweltschutz. In d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dominieren derzeit Sorge und Skepsis: Das krisengeplagte Deutschland sei mit den ehrgeizigen Zielen im Kampf gegen Klimawandel und Umweltzerstörung überfordert, zumal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ie Kosten und den bürokratischen Aufwand für mehr Nachhaltigkeit unverhältnismäßig hochtreibe. Die Kritik ist teilweise berechtigt: Die EU, die Gesetze nicht ohne Mitwirkung der Mitgliedstaaten beschließen kann, hat etwa mit Vorschriften gegen Entwaldung und gegen „Greenwashing“ sowie zu Verpackungen überzogen.

Aber im Gezeter und Wehklagen über grüne Bürokratiemonster geht oft unter, dass Klima- und Umweltschutz weiterhin große Chancen für Wachstum,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Innovation bieten. Der Bedarf an grünen Technologien ist enorm: Sie helfen, Abhängigkeiten von fossilen Energien und wertvollen Rohstoffen zu senken, den Klimawandel einzudämmen, Wasserressourcen, Böden und Ökosysteme zu schonen, Luftverschmutzung und Schadstoffe zu reduzieren und damit Leben und Gesundheit zu schützen.

Grüne Technologien sind ein Billionenmarkt: Nach einer Studie der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 hatten grüne Märkte im Jahr 2024 international eine Gesamtgröße von geschätzten fünf Billionen Dollar. Bis 2030 sei mit einem Wachstum auf bis zu 7,1 Billionen zu rechnen, trug BCG-Partner Jens Burchardt vor kurzem auf der Clean-Tech-Konferenz in Berlin vor. Umweltfreundliche Technologien könnten ein bis zwei Prozentpunkte zum globalen Bruttoinlandsprodukt beitragen und 20 bis 30 Millionen Arbeitsplätze auf der Welt schaffen, heißt es in einer McKinsey-Studie von Januar dieses Jahres.

Die deutsche Green-Tech-Branche nutzt die Nachfrage erfolgreich. Grüne Technologien hätten sich zu einem der bedeutendsten Wachstumsfelder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entwickelt, heißt es im „Green Tech Atlas 2025“ des Umweltbundesamtes (UBA). Ihr Anteil an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Bruttowertschöpfung betrug im Jahr 2023 neun Prozent. Seit 2010 wuchsen grüne Technologien im Schnitt um 4,7 Prozent im Jahr und damit deutlich schneller als klassische Industriezweige.

Treiber sind vor allem erneuerbare Energien (plus 8,3 Prozent) und umweltfreundliche Mobilität (plus 7,2). Es folgen Energieeffizienz (5,7), nachhaltige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 (3,7), Wasserwirtschaft (3,8), Umwelt- und Klimaschutztechnik (3,1) und Kreislaufwirtschaft (2,3 Prozent Wachstum). In der deutschen CleanTech-Branche waren zuletzt 3,4 Millionen Menschen beschäftigt – gegenüber etwa 1,1 Millionen direkt Erwerbstätiger im Fahrzeugbau. Den Exportanteil grüner Technologien beziffert das UBA auf 8,4 Prozent.

Umwelttechnik hat hierzulande eine längere Tradition als die Begriffe „Clean Tech“ oder „Green Tech“ vermuten lassen. Die Firmengeschichte des ober- schwäbischen Familienunternehmens Stadler Anlagenbau begann im Jahr 1791 mit einer Dorfschmiede. Heutzutage konzipiert, baut und montiert Stadler Müllsortieranlagen und Maschinen für die Recyclingindustrie in zahlreichen Länder der Welt. „Der Bedarf an leistungsfähigen Sortier- und Recyclinglösungen wird weiter wachsen“, sagt Ko-Geschäftsführerin Julia Stadler, Familienmitglied in achter Generation. Großes Potential sieht sie außer in Europa auch in Nord- und Südamerika. Asien gewinne ebenfalls an Bedeutung.

Eine Clean-Tech-Pionierin ist die Verfahrenstechnikerin Anne Lamp, Gründerin und Chefin von Traceless. Das Hamburger Unternehmen verarbeitet pflanzliche Reststoffe aus der Landwirtschaft zu einem neuartigen Material als Alternative zu herkömmlichem Kunststoff. Daraus lassen sich zum Beispiel Folien, Beschichtungen und Verpackungsprodukte herstellen. Zum Produktionsstart im Mai sprach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Lamps größter Wunsch an die Politik lautet: „Kurs halten“. Vereinbarte Ziele und Maßnahmen für Clean Tech dürften nicht aufgeweicht werden. „Innovation bedeutet immer Investition in die Zukunft, und Investition braucht Planungssicherheit“, mahnt sie. Zur Verlässlichkeit gehöre auch, dass regulatorische Vorgäben umgesetzt und kontrolliert werden, ergänzt Julia Stadler. Verbindliche Quoten für den Einsatz von Rezyklaten wie in der EU-Verpackungsverordnung könnten die Kreislaufwirtschaft deutlich stärken. „Vorausgesetzt, sie werden konsequent angewendet“, hebt die Unternehmerin hervor.

Das Umweltministerium unterstützt „Green Tech made in Germany“ seit zehn Jahren mit dem Förderprogramm „Exportini-

tiative Umweltschutz“. Das wurde vor Kurzem mit der Clean-Tech-Konferenz in Berlin gefeiert. Rund 82 Millionen Euro sind bislang in rund 200 Projekte in nahezu 100 Ländern geflossen. In Peru wird Abwasser mit Hilfe von Solartechnik eines Berliner Unternehmens aufbereitet. In Thailand arbeitet eine Firma aus Nordrhein-Westfalen an Wasserstofflösungen für die Stromversorgung von Inseln des Landes. In Georgien ist ein thüringisches Unternehmen an einem Biogasprojekt beteiligt.

Aber der Zukunftsmarkt Clean Tech ist hart umkämpft. Die schärfsten Konkurrenten im Wettlauf um industrielle Wertschöpfung, Skalierung und Technologieführerschaft sind China und die USA. Bei den jährlichen Investitionen in saubere Energie lag China im Jahr 2024 mit 659 Milliarden Dollar deutlich vor Europa (410 Milliarden) und den USA (300 Milliarden), heißt es in der BCG-Studie. Auch bei den aktiven Patente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liege China vorn. Die Regierung in Peking treibe Green Tech als zentralen Teil ihrer Industriepolitik deutlich fokussierter und ambitionierter voran als die Europäer, fasste BCG-Experte Burchardt zusammen.

Die chinesische Konkurrenz war auf der Berliner Konferenz ein beherrschendes Thema. Deutsche Anbieter von Umwelt- und Klimatechnik sind oft hoch spezialisiert, im Wettbewerb mit chinesischen Großanbietern aber strukturell im Nachteil. Zugespitzt formuliert: Die Chinesen bauen eine komplette Kläran-

Hoch hinaus mit innovativen Lösungen zur Schonung von Umwelt und Klima: Das verbindet die Anbieter grüner Technologien. Foto Felix Kaspar Rosic

lage auf, während die Deutschen einzelne Filter oder Pumpen liefern. „Genau da setzt das Förderprogramm an. Im Fokus stehen kleine und mittlere GreenTech-Unternehmen, denen wir helfen, Märkte in Schwellen- und Entwicklungsländern zu erschließen und dort Partnerschaften aufzubauen“, erläutert Sofie Geisel,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DIHK Service GmbH.

B ei Geisel laufen die Fäden für die Projekte zusammen, die von den deutschen Auslandshandelskammern (AHKs) vor Ort

unterstützt werden. Technologisch seien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n Spitze. „Aber wir müssen uns noch besser auf die Menschen und Märkte einstellen“, sagt die DIHK-Vertreterin. Die Kunden erwarteten mehr Service und mehr Schnelligkeit, berichteten Mitarbeiter der AHKs in Berlin. Ein Schlüssel dafür sei die Vernetzung deutscher Unternehmen mit lokalen Akteuren, wie Erfahrungen in Südafrika zeigten: Dort geriet ein deutsches Recyclingunternehmen unter Druck, weil die chinesische Konkurrenz schneller lieferte. Daraufhin ließ das Unternehmen seine Recyclingcontainer in Südafrika statt zu Hause in Deutschland herstellen. Das sparte nicht nur Zeit, sondern half auch im Preiswettbewerb mit China. In einigen Ländern machen deutsche Teams zudem die Erfahrung, dass besonders lange Haltbarkeit – ein Aushängeschild deutscher Technik – nicht mehr so wichtig ist. „In Indonesien sagten uns Kunden, es reichen fünf Jahre, dann kommt ohnehin ein neuer Innovationsschub“, berichtete eine AKH-Mitarbeiterin in Berlin.

Doch die deutsche Green-Tech-Branche hat zuletzt an Dynamik verloren. Im Jahr 2025 brachte sie nur noch 312 Start-ups hervor; im Jahr 2021 waren es noch 554. „Die politische Unsicherheit und das schwache Investitionsklima im Sektor hinterlassen ihre Spuren“, heißt es dazu im aktuellen Start-up-Monitor. Die Exporterwartungen und Investitionspläne für grüne Technologie waren zuletzt rückläufig, ergab die Konjunkturumfrag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DIHK) aus dem Frühsommer. An der Auslandsnachfrage liegt es nicht. Sorgen bereiten den Green-Tech-Unternehmen die heimischen Rahmenbedingungen, etwa hohe Arbeitskosten und der Fachkräftemangel. Außerdem wird für die Produktion klima- und umweltfreundlicher Lösungen viel Energie benötigt. Die hohen Energiekosten sind nach der DIHK-Umfrage das mit Abstand größte Geschäftsrisiko. 90 Prozent der befragten Clean-Tech-Unternehmen sehen hier das Hauptproblem; in der übrigen Industrie sind es 81 Prozent.

Zum Jubiläum des Förderprogramms für Green Tech lobte Umweltminister Schneider sich selbst und sein Haus mit den Worten: „Mit der Exportinitiative Umweltschutz helfen wir deutschen Unternehmen dabei, Exportchancen zu nutzen und tun zugleich etwas für die Umwelt weltweit.“ Gestärkt würde die grüne Branche aber vor allem, wenn die Bundesregierung beherzigen würde, was Clean-Tech-Unternehmerin Julia Stadler empfiehlt: „Was wir vermeiden sollten, sind kurzfristig wechselnde Vorgaben, zusätzliche unnötige Bürokratie und Regelungen, die ambitioniert formuliert sind, in der Praxis aber nicht durchgesetzt werden.“

Gericht bremst DB-Konkurrenten Italo aus

Seit Monaten tobt ein Kampf um lukrative Strecken im Fernverkehr. Jetzt hat ein Gericht der Deutschen Bahn einen Sieg beschert – und Italo hat das Nachsehen.

Die Bundesnetzagentur ist mit ihrem Versuch gescheitert, die Deutsche Bahn zu mehr Wettbewerb im Fernverkehr zu zwingen. Das Verwal-

tungsgericht Köln erklärte einen entsprechenden Beschluss der Behörde in einem Eilverfahren für rechtswidrig. Für das italienische Eisenbahnunternehmen Italo dürfte es jetzt deutlich schwerer werden, sich als Konkurrent zur Deutschen Bahn auf den Markt zu etablieren. Anlass für die Entscheidung des Verwaltungsgerichts ist der geplante Markteintritt des italienischen Eisenbahnunternehmens Italo in den deutschen Fernverkehr ab 2028. Anders als deutlich kleinere Wettbewerber wie Flixtrain hatte Italo vom zuständigen Netzbetreiber der Deutschen Bahn, DB InfraGo, klare Zugeständnisse gefordert, damit sich ein milliardenteures Investment in neue Züge lohnt. Als die sich weigerte, wollte die Bundesnetzagentur (BNetzA) nachhelfen

Von Corinna Budras, Berlin, Nadine Bös, Düsseldorf, Thiemo Heeg, Frankfurt

und verpflichtete die gemeinwohlorientierte Netzgesellschaft zu einer Wettbewerbsklausel. Danach sollte die Deutsche Bahn den Wettbewerbern im Fernverkehr mindestens ein Viertel der Kapazitäten überlassen. Das galt für stark ausgelastete Korridore mit ausgewiesenen Kapazitätsobergrenzen, wie es etwa für die Knoten München und Frankfurt geplant ist.

Die DB InfraGo ging in einem Eilverfahren gegen den Beschluss der BNetzA vor und argumentierte, dass dadurch die Zahl der Konflikte über die Nutzung bestimmter Trassen zu bestimmten Zeiträumen deutlich zunehmen werde. Daraus entstünden rechtliche und praktische Probleme für die Bewirtschaftung der Trassenkapazitäten.

Das Gericht rügte das Vorgehen der Behörde in ungewöhnlich deutlichen Worten: Weder gebe es eine Rechtsgrundlage für eine solche Verpflichtung noch sei die Klausel überhaupt geeignet, den mit ihr verfolgten Zweck zu erreichen, hieß es in einer Mitteilung am Donnerstag. Die Wettbewerbsklausel sei zeitlich, räumlich und sachlich so sehr eingeschränkt, dass keine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 davon abhängig gemacht würde. „Dies gilt gerade für den vorliegend diskutierten, auf mehrere Jahre ausgerichteten und vertakteten Verkehr“, betonte das Gericht. Ebenso verfuhren die Verwaltungsrichter mit der Vorgabe an den Staatskonzern, den Wettbewerbern Lounges an den Bahnhöfen bereitzustellen. Zugleich war es dem Gericht offenbar auch wichtig,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urch die Entscheidung weder der Wettbewerb im Fernverkehr allgemein noch der konkrete Markteintritt von bestimmten Fernverkehrsunternehmen untersagt werde. „Hierüber hatte die Kammer nicht zu entscheiden.“ Gegenstand war allein die Frage der Rechtmäßigkeit der konkreten Wettbewerberklausel.

Gleichwohl wirft die Entscheidung ein Schlaglicht auf die Schwierigkeiten, im Fernverkehr auf der Schiene einen geordneten Wettbewerb herzustellen. Die Entscheidung, wie dieser aussehen sollte, müsste eigentlich der Gesetzgeber treffen, doch klare Regeln gibt es dazu nicht. Die Deutsche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hat stets vor einem ungesteuerten Wettbewerb gewarnt, der dazu führe, dass weniger attraktive Strecken gestrichen werden müssten.

Erschwert wird die Situation durch die besondere Konstruktion des Bahn-Konzerns: Unter seinem Dach sammelt sich sowohl die Fernverkehrssparte als auch die Infrastruktur-Tochtergesellschaft DB InfraGo, die die vorhandenen Schienenkapazitäten als Trassen an die zahlreichen Eisenbahn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vergibt. Während die Deutsche Bahn im Fernverkehr den Markt klar dominiert, gibt es sowohl im Nah- als auch im Güterverkehr einen regen Wettbewerb. Wegen dieser gesellschaftsrechtlichen Konstruktion gibt es immer wieder Zweifel an der Neutralität der DB InfraGo bei der Vergabe der Trassen. Doch die fühlt sich in ihrem bisherigen Verfahren bestätigt. Ziel ihrer Klage seien „faire Vergabebedingungen“ für alle, betonte das Unternehmen. „Das Urteil schafft jetzt diese Klarheit. Das ist auch angesichts der sehr knappen Kapazitäten auf dem deutschen Schienennetz gut.“ Die Bundesnetzagentur zeigte sich in einer ersten Reaktion unzufrieden. Die Behörde halte „eine entsprechende Regelung weiterhin für sachlich geboten, um den Wettbewerb auf der Schiene im Interesse der Fahrgäste zu fördern“, sagte eine Sprecherin.

Vom italienischen Bahnbetreiber Italo, der der Deutschen Bah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hierzulande kräftig Konkurrenz machen will, gab es zunächst keine offizielle Reaktion. Im Umfeld des Unternehmens wurde jedoch Enttäuschung laut, von einem destruktiven Verhalten seitens der DB-Infrastrukturgesellschaft DB InfraGo war die Rede. Zugleich hieß es, Italo bleibe wohl bei seinen Plänen für Deutschland, zumal neue Züge schon bestellt seien.

Ende Juli hatten die Italiener und Siemens Mobility einen milliardenschweren Vertrag unterzeichnet. Er umfasst die Lieferung von 26 achtteiligen Velaro-Mehr-system-Hochgeschwindigkeitszügen. Dazu kommen eine Option auf 14 weitere Fahrzeuge sowie ein 30 Jahre laufender Servicevertrag. Die Fertigung der Velaro-Züge, die bei der DB als ICEs im Einsatz sind, erfolgt am Siemens-Mobility-Standort in Krefeld. Der Auftrag hat ein Volumen von rund drei Milliarden Euro.

Kampf um die Schiene: ein IC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Foto dpa

Auch wenn über den Rechtsstreit noch jenseits des Eilverfahrens in der Hauptsache entschieden werden muss, scheint dessen Ausgang nun vorgezeichnet. Ohnehin sorgt schon jetzt die aufschiebende Wirkung des Urteils dafür, dass es im Netzfahrplan 2028 aufgrund des Urteils keine Wettbewerberklausel geben wird. „Wettbewerber im Fernverkehr können Trassennutzungen weiterhin im bisherigen Vergabeverfahren anmelden“, heißt es dazu von der BNetzA. Die Behörde werde die Trassenvergabe dabei „weiterhin aufmerksam verfolgen“ und sicherstellen, dass die Zuweisung durch die DB InfraGo „entsprechend den Vorgaben in den Infrastrukturnutzungsbedingungen erfolgt“.

db.com/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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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it über saubere Luft

Sind die Maßnahmen in Deutschland ausreichend?

LEIPZIG. Seit sechs Jahren versucht die „Deutsche Umwelthilfe“, durch eine Klage gegen das nationale Lufreinhalteprogramm ihre Forderung nach einem Tempolimit von 100 km/h auf Autobahnen und andere einschneidende Maßnahmen für sauberere Luft zu erzwingen. Doch ein baldiges Ende des Rechtsstreits über Anforderungen an das Luftreinhalteprogramm ist nicht in Sicht. Zunächst wird sich nun der Gerichtshof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GH) damit befassen. Am Mittwoch beschloss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dem EuGH verschiedene Fragen vorzulegen: Wie aktuell müssen Prognosen und Daten sein, auf welche die Bundesregierung ihre Strategien und Maßnahmen für sauberere Luft stützt? Und welche Anpassungen des Luftreinhalteprogramms sind gegebenenfalls nötig (Az.: 7 C 1.25)?

Ein Sprecher des Bundesumweltministeriums sagte, es sei gut, dass der EuGH angerufen werde. Auf diesem Weg könne für alle EU-Mitgliedstaaten verbindlich geklärt werden, welche Vorgaben das EU-Recht zur Aktualität von Prognosen und Datengrundlagen im nationalen Luftreinhalteprogramm mache. Die Deutsche Umwelthilfe sieht das auch so, bedauert aber, dass sich der Rechtsstreit nun in die Länge ziehen werde. Turnusgemäß müsste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umstrittene Luftreinhalteprogramm abermals zu April 2027 aktualisieren.

Ungewiss ist, ob der EuGH bis dahin geklärt hat, wie aktuell die zugrunde liegenden Daten und Prognosen zum Ausstoß von Luftschadstoffen sein müssen. Die Verfahren dauern gewöhnlich ein bis zwei Jahre. Die EU-Kommission hat Vertragsverletzungsverfahren gegen mehrere Mitgliedstaaten, etwa Portugal und Schweden, wegen angeblich unzureichender Luftreinhalteprogramme eingeleitet. Gegen Deutschland läuft jedoch kein Verfahren.

Zum Schutz von Umwelt und Gesundheit müssen die EU-Mitgliedstaaten in nationalen Luftreinhalteprogrammen

Strategien und Maßnahmen für eine Reduzierung von Luftschadstoffen darlegen. Die Programme sind alle vier Jahre zu aktualisieren. Das EU-Recht verpflichtet die Mitgliedstaaten, Schadstoffe wie Schwefeldioxid, Stickstoffoxide, Ammoniak und Feinstaub jedes Jahr um einen bestimmten Prozentsatz gegenüber dem Jahr 2005 zu senken. Von 2030 an gelten deutlich verschärfte Grenzwerte. Nach Schätzungen der Europäischen Umweltagentur von 2024 sterben in der EU jährlich knapp 240.000 Menschen vorzeitig aufgrund zu hoher Feinstaubbelastung.

Die Bundesregierung hätte das Luftreinhalteprogramm von Mai 2019 eigentlich im Frühjahr 2023 aktualisieren müssen. Das geschah aber wegen Abstimmungsschwierigkeiten in der Ampelkoalition erst mit einem Jahr Verspätung. In der Zwischenzeit gab es verschiedene, für die Luftqualität möglicherweise relevante Änderungen. Dazu gehörte ein neuer Klimaschutzprojektionsbericht von August 2023. Hinzu kamen Gesetzesnovellen: Die Kaufprämie für Elektroautos wurde im Dezember 2023 zwischenzeitlich abgeschafft, und Vorgaben des „Heizungsgesetzes“ wurden abgeschwächt.

Das Oberverwaltungsgericht Berlin-Brandenburg hatte im Sommer 2024 entschieden, diese Änderungen seien zu berücksichtigen; die Bundesregierung müsse das Luftreinhalteprogramm nachbessern. Die Bundesregierung war anderer Meinung und zog vor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Das Umweltministerium verwies auf den Zeitaufwand, der für die Aktualisierung erforderlich gewesen wäre.

Dafür hätte das Umweltbundesamt mindestens ein halbes Jahr gebraucht. Je nach Ergebnis wären zudem eine neue Ressortabstimmung, die Öffentlichkeitsbeteiligung sowie die Anhörung im Bundestag erforderlich gewesen. Dann aber hätte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Frist für die Aktualisierung des Luftreinhalteprogramms noch weiter überschritten. gel.

Ein Jahr auf Werbetour für Deutschland

Martin Blessing ist der oberste Marketingmanager für den Standort Deutschland. Was hat er in einem Jahr bewegen können? Eine Bilanz. Von Marek Michaelis, Frankfurt

A ls Friedrich Merz Ende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mit Martin Blessing im Schlepptau vor die Presse trat, sparte er nicht an Phra-

sen. Der frühere Commerzbankchef werde „Türen öffnen“, „Vertrauen schaffen“ und natürlich „Brücken bauen“. Auch die Bezeichnung des neu geschaffenen Amtes, für das Blessing mit einem symbolischen Euro entlohnt wird, kommt im schönsten Unternehmer-Sprech daher: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CIO). Das soll wuchtig klingen, zeigt aber vor allem: Hinter dem Manöver, Blessing als Investitionsbeauftragten zu benennen, steckte erst einmal viel Symbolkraft. Was aber hat der 63 Jahre alte Banker tatsächlich bewegen können? Welche Investitionen hat er ins Land geholt?

Blessing selbst hat seinen Job mit drei Aufgaben umschrieben: erstens, neuen Investoren helfen, in Deutschland Fuß zu fassen. Zweitens, Investitionen in die deutsche Infrastruktur zu lenken, und drittens, Start-ups bei ihrer Entwicklung zu unterstützen.

Wie sieht es damit ein Jahr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aus? Holger Görg, Experte für internationalen Handel und Investitionen am Kieler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sagt: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en tätigen Unternehmen über einen langfristigen Zeitraum.“ Blessings Wirken dürfte sich daher – wenn überhaupt – erst verzögert in Zahlen niederschlagen. Dabei würde es nicht schaden, wenn es eher früher als später einen „Blessing-Effekt“ gäbe. Denn im vergangenen Jahr sank die Anzahl ausländischer Investitionsprojekte in Deutschland auf ein Tief, das es seit 2009 nicht mehr gab. Auch das Investitionsvolumen bewegt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Im vergangenen Jahr verdoppelte sich das Investitionsvolumen sogar verglichen mit 2024, allerdings begünstigt durch große Einzelprojekte, wie die Übernahme des Stada-Konzerns durch einen britischen Investor. Auch strukturell ist die deutsche Investitionsbilanz eher ernüchternd, sagt Görg: „Deutsche Unternehmen investieren etwa doppelt so viel ins Ausland wie ausländische hierher.“ Zwar gehen auch im globalen Trend die Investitionsprojekte zurück. Allerdings verzeichnen andere Länder trotzdem weitaus höhere Investitionen aus dem Ausland, sagt er: „Großbritannien hat einen Bestand an ausländischen Direktinvestitionen, der fast zweimal so hoch ist wie der in Deutschland. Und das, obwohl

Großbritannien die kleinere Volkswirtschaft ist.“

Dass der deutsche Standort mit Problemen kämpft, räumt auch Blessing ein: die geringe Flexibilität am Arbeitsmarkt, die hohen Lohnnebenkosten, langwierige Genehmigungsverfahren und Bürokratie sowie die Energiekosten. Vor allem diese Punkte würden Investoren in Deutschland kritisch sehen, sag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in diesem Sommer. Allerdings verweist Blessing immer wieder darauf, dass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Deutschland viel positiver wahrnehmen, als viele es hierzulande erwarten.

Ein Hoffnungsträger sind für ihn Investitionen in Infrastruktur. So könnte etwa die Energiewende mit privatem Geld aus dem Ausland mitfinanziert werden. Für die Investoren würde dabei eine stabile Rendite herausspringen. Die Anfragen aus dem Ausland zu diesem Bereich häufen sich, sagte Blessing im Frühjahr. Einen Investitionsdeal über eine Milliarde Euro eines qatarischen Anlegers, der mit dem Fondsanbieter DWS und der Deutschen Bank zusammenarbeiten will, konnte er nach eigener Aussage schon über die Ziellinie bringen. Als Pluspunkt auf Blessings Konto dürfte dazu das Versprechen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eingehen, 40 Milliarden Euro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en zu wollen. Blessing hatte das Land während seiner ersten Reise als Sonderbeauftragter im November 2025 zusammen mit Wirtschaftsministerin Reiche besucht. Wie ausschlaggebend Blessing am Deal beteiligt war, ist allerdings Spekulation.

„Es kann groß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m geben, was versprochen wurde, und dem, was sich ein paar Jahre später realisiert“, sagt Görg mit Blick auf die versprochenen 40 Milliarden. „Ich sehe die hohen Erwartungen skeptisch.“ Ähnliche Bedenken werden auch an der Initiative „Made for Germany“ laut, die Blessing begleitet. Das Investorenbündnis aus mehr als 100 deutschen Unternehmen will bis 2028 800 Milliarden Euro in den Standort investieren. Allerdings ist unklar, welcher Anteil der versprochenen Summe zusätzlich ist. Dazu hält sich die Initiative bedeckt. „Die Initiative scheint viel Lärm um nichts zu sein“, sagt Ökonom Görg. Zwar würde die hohe Summe gut klingen, allerdings „sieht man ein Jahr nach der Gründung in den Daten keinen wirklichen neuen Investitionsimpuls“.

Einschränkend muss natürlich erwähnt werden: Blessing allein kann nicht die Gründe dafür beseitigen, dass Investoren ihr Geld lieber anderswo einsetzen. Als Sonderbeauftragter hat er keine Exekutivmacht, kann keine Gesetze vorschlagen und hat kein Ministerium im Rücken. Er kann nur für den Standort werben, auf „Roadshow für Deutschland gehen“, wie er es selbst bezeichnete. Neben den harten Zahlen wird sich Blessing vor allem auch daran messen lassen müssen, wie sehr es ihm gelingt, seine persönlichen Kontakte zu nutzen, um Investoren anzuwerben. Schließlich sagt er selbst, der Kanzler habe ihn aufgrund seines hervorragenden Netzwerks zum CIO benannt. Wie sehr Blessing als Netzwerker zu mehr Investitionen beigetragen hat oder beitragen wird, ist allerdings schwer zu beurteilen. Lob gibt es etwa vom neuen Chef der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dem Manager der Bank BNY Mellon Christopher Porter, der mit Blessing in Kontakt steht: „Er kennt durch seine langjährigen Erfahrungen in der Finanzwelt die harten Anforderungen an Investitionen.“ Der Lobbyverband lobt, dass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zunehmend um Investoren bemühe: „In diesem Umfeld kann es sich kein Land erlauben, passiv auf Investoren zu warten.“

Allein auf weiter Front kämpft Blessing, der auch als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r der Danske Bank fungiert, allerdings nicht. Denn die Idee, sich als Regierung um ausländische Investitionen zu kümmern, ist nicht neu: Verantwortlich war und ist dafür die Agentur „Germany Trade and Invest“ (GTAI), die dem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von Katherine Reiche angegliedert ist. Als „CIO“ übernimmt Blessing auch den Vorsitz des Aufsichtsrates der Agentur, die bis dahin ein „Schattendasein“ führte, wie Merz es bezeichnete. Damit ließ der Kanzler keinen Zweifel daran, was er von den bisherigen

Soll „Türen öffnen“: Martin Blessing, im vergangenen Herbst mit Kanzler Merz (CDU) Foto Picture Alliance

Bemühungen der GTAI hielt, Investoren nach Deutschland zu locken. Blessings Aufgabe dürfte daher nicht nur darin bestehen, seine Kontakte spielen zu lassen, sondern auch, eine allgemeine 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im Umgang mit ausländischen Investoren zu entwickeln.

Studien zeigen, dass staatliche Initiative helfen kann, um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anzulocken, sagt Holger Görg: „Es gibt Evidenz, dass es einen Unterschied macht, ob ein Land eine kohärente Strategie für Investoren hat. Informationen bereitstellen, mögliche Wege aufzeigen, wie man in einem Land investieren kann: So was wird gerne gesehen.“

Für ein Interview zu seinen konkreten Plänen einer solchen Strategie und seiner persönlichen Zwischenbilanz hat Blessing momentan keine Zeit. Derzeit fokussiere er sich auf die Planung des Investitionsgipfels im Oktober. Eine Veranstaltung, die sich das Kanzleramt in Frankreich abgeschaut hat, dem Europameister in der Disziplin,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anzuwerben. 2018 richtete Präsident Macron erstmals den glamourösen Investitionsgipfel „Choose France“ auf Schloss Versailles aus. Zuletzt sammelte Frankreich damit eine Rekordsumme an Investitionen von 93 Milliarden Euro ein, unter anderem für KI-Rechenzentren. Aktuell bereitet Blessing eine ähnliche Initiative auch in Deutschland vor, allerdings mit weniger Glamour. Der „Invest in Germany Summit“, der vom 20. bis zum 22. Oktober im ehemaligen Staatsratsgebäude in Berlin zum ersten Mal stattfindet, soll schließlich nicht nach einer Kopie des französischen Erfolgsmodells aussehen.

Der Gipfel ist für Blessing das bisher wichtigste Projekt seiner Amtszeit. Ob sich seine Benennung auch für Merz bezahlt gemacht haben wird, hängt vor allem an der Summe, die Blessing nach dem Gipfel präsentieren wird. Dass das Vorhaben ein Erfolg wird, ist nicht garantiert. Auch Großbritannien versucht sich mit seine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mmit“ an großen Werbeveranstaltungen, bisher ohne durchschlagenden Erfolg.

Das revolutionäre Potential der KI-Videos

Von Gustav Theile, Shanghai

KI-generierte Videos erleichtern Manipulation und Propaganda, aber sie schaffen auch neue Chancen. Jeder kann jetzt zum Filmproduzenten werden. Was Deutschland vom chinesischen Technikoptimismus lernen kann.

Zwei Zuschauerinnen wischen sich ihre Tränen aus dem Gesicht. Das Lied, das vier junge Frauen gerade bei einer Art „China sucht den Superstar“ aufgeführt haben, handelt davon, wie Frauen sich gegen die Dominanz von Männern wehren und ihren eigenen Weg gehen können. Das Publikum jubelt.

Nichts davon – weder die Tränen noch die Sängerinnen noch das Publikum – ist echt. Keine Schauspielerin hat je künstliche Tränen vergossen. Es ist eine Szene aus einer KI-generierten Serie namens „Nova AI“, die von jungen Frauen handelt, die sich durch Chinas Showgeschäft kämpfen. Parallel wird die Band mit ihren Liedern in der Realitä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vermarktet. Manche der Musikvideos erhalten millionenfache Aufrufe.

Während sich im Westen die Debatte darum dreht, dass die KI zur Serienhackerin wird und zu einer existenziellen Gefahr für die Menschheit werden könnte, feierten in China in diesem Sommer KI-generierte Serien ihren Durchbruch. Die digitalen Werkzeuge zur Videogenerierung ermöglichen es viel mehr Menschen, Serien zu produzieren. Das Ergebnis ist ein riesiger Boom. Mehr als 200.000 KI-generierte Serien wurden im ersten Halbjahr veröffentlicht. Besonders populär sind Mikroserien, in denen eine Folge nur wenige Minuten dauert.

Viele der Serien sind platte, schlecht erzählte Geschichten. Mal sind es kitschige Historiendramen, die Liebesgeschichten im alten China erzählen. Mal Sci-Fi-Serien, die ausnutzen, dass die Grenzen der Materialität für die KI nicht gelten, und in denen Armeen an Rieseninsekten durch Shanghai ziehen. Oder es geht um sozialen Aufstieg im modernen China, in denen es Menschen in unplausibel kurzer Zeit durch glückliche Umstände von ganz unten in der Gesellschaft nach ganz oben schaffen.

Die meisten der Serien versenden sich, ihre Macher waren offensichtlich eher von der Hoffnung auf einen schnellen Renminbi getrieben als von der Leidenschaft, gute Geschichten zu erzählen. Die Charaktere sind innerlich und äußerlich langweilig, die Persönlichkeiten haben keine Tiefe und Widersprüche, und ihre Ästhetik ist so makellos, dass man keine Beziehung zu ihnen aufbauen kann.

Die KI-generierten Serien ließen sich damit leicht als chinesisches Spezifikum abtun. Es mangelt in der streng zensierten chinesischen Kulturlandschaft an guten Geschichten. Ob man die schlechten Geschichten nun mit echten Schauspielern oder mithilf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rzählt, macht dann kaum noch einen Unterschied. Die Medienschaffenden stürzen sich deshalb auf die KI und entwerfen

noch mehr platte Geschichten, die die vielen Millionen Liefer- und Taxifahrer von ihrem harten Arbeitsalltag ablenken.

Sosehr das stimmen mag – die chinesische Entwicklung ist ein Vorbote dafür, was dem Rest der Welt bevorsteht: Ein Medienkonsum, in dem KI-generierte Videos mindestens gleichberechtigt neben denen stehen, die traditionell von einer Kamera aufgenommen wurden.

Die europäische Intuition wäre nun, diese Entwicklung zu verdammen und vor den Gefahren zu warnen: dem wachsenden Einfluss ausländischer Propaganda, zumal russischer oder chinesischer, und den Heerscharen an arbeitslosen Schauspielern und Kameraleuten. Medienphilosophen würden die Seelenlosigkeit dieser KI-generierten Serien anprangern. Auf Druck von Lobbyverbänden würden wahrscheinlich wenig später Gesetze folgen, die den Einsatz von KI in der Filmproduktion streng regulieren.

Dieser technologiepessimistische Reflex ähnelte so mancher Reaktion auf den Aufstieg des Autos, des Fernsehers oder des Smartphones. Die Vorhersagen, dass sich das Auto nicht gegen das Pferd und der Fernseher sich nicht gegen das Kino werden durchsetzen können, waren so falsch, dass sie in das kollektive kulturgeschichtliche Gedächtnis eingegangen sind.

Es ist Deutschland und Europa zu wünschen, dass es diesem Reflex widersteht. Denn das, was Länder und Gesellschaften in Zeiten technologischer Umbrüche stark macht, ist die Bereitschaft, die neue Technik anzunehmen, mit ihr herumzuspielen, ihre Potentiale zu entdecken.

Diese Offenheit ist die Voraussetzung für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wie sich in den entsprechenden Ranglisten auf KI-Plattformen wie Arena AI zeigt. Bei den Sprachmodellen liegen Open AI und Anthropic zwar vorn. Bei den Ranglisten für Video-KI haben die Chinesen dagegen die Nase vorn. Vier der besten fünf KI-Modelle, die aus Bildern Videos machen, kommen vo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Das gleiche Bild ergibt sich bei KI-Modellen für das Bearbeiten von Videos. Nur in der Erstellung von Videos auf Grundlage von Texten liegt Google mit Gemini noch vorn.

Es mag heute komisch klingen, aber die Autotüftelei, die einst in ganz Deutschland verbreitet war, aber heute mehr wie ein aus der Zeit gefallenes Hobby alter Männer wirkt, hatte einst die gleiche Funktion: Der spielerische Umgang mit Technologie schuf einen aufgeschlossenen Heimatmarkt. Das war ein wesentlicher Aspekt der deutschen Stärke in der Autobranche. Man könnte es auch als Technologieoffenheit bezeichnen, nur um diesen ideologischen Kampfbegriff einmal so zu verwenden, wie er eigentlich gebraucht werden sollte, nämlich als Grundhaltung gegenüber Technologie, nicht als Frage der Festlegung auf einen technologischen Pfad. Diese Tüftelei hatte noch dazu etwas Emanzipatorisches, weil sie dafür sorgte, dass junge Leute unterwegs sein konnten, wenn sie das wollten.

Genauso wohnt heute den KI-generierten Videos ein emanzipatorisches Potential inne. Denn plötzlich können viel mehr Menschen ihre Geschichten einem breiten Publikum erzählen, in Form von fiktionalen Filmen, also dem Media, das bisher wohl die größte Einstiegshürde hatte und doch am wirkmächtigsten ist. Die sozialen Medien gaben theoretisch jedem Menschen die Plattform und die Reichweite, die früher nur Massenmedien hatten. Die KI-Videowerkzeuge geben nun theoretisch jedem Menschen die Möglichkeit, Geschichten in Form von Filmen und Serien zu erzählen, die sonst nur große Filmstudios hätten produzieren können.

Das wird, ähnlich wie die sozialen Medien, Risiken mit sich bringen. Aber eben nicht nur. Das zeigt besonders deutlich die Serie „Das Mädchen, das herausgeschnitten wurde“. Im Chinesischen hat die Formulierung zwei Bedeutungen: Die Protagonistin wurde aus einem Foto geschnitten, und ihr wurde gekündigt.

Die Geschichte, die Machtungleichgewichte und Geschlechterfragen verhandelt, könnte auch in Deutschland verfangen. Es geht um eine junge Frau namens Fang Taozi, die vom Land kommt und sich als Model in einer Großstadt durchschlägt, die Shangnan heißt, aber stark an Shanghai erinnert. Sie wohnt zu Beginn am Stadtrand in einem heruntergekommenen Zimmer mit unverputzten Wänden. Sie kämpft mit der Logik der Industrie, mit mächtigen Männern etwa, die körperliche Gefälligkeiten erwarten, oder mit finanzieller Ausbeutung und den anfangs sehr niedrigen Honoraren, die kaum zum Leben reichen. Sie ist dabei selbst kein Engel, sondern nimmt Abkürzungen, wo es ihr nützt, und kämpft sich gegen Widrigkeiten hoch.

Die Serie ist gewiss kein Meisterwerk. Es gibt Dutzende typische KI-Fehler. Menschen laufen durch Absperrbänder, geben einander die rechte Hand, schütteln nach dem Schnitt aber die linke. Doch sie ist gut genug, dass man als Zuschauer darüber hinwegsehen kann.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der erfolgreichsten KI-generierten Serien bisher. Zusammen mit der zweiten Staffel kommt die Serie auf 460 Millionen Aufrufe auf Douyin, der chinesischen Version von Tiktok.

Fang, die fiktive KI-generierte Schauspielerin, hat auf Douyin 570.000 Follower. Dort kann man ihr dabei zuschauen, wie sie KI-generierte Nudeln überkochen lässt, weil sie auf ihr Handy starrt, oder wie ihr KI-generierter Hund beim Gassigehen an ihr zerrt. Unternehmen bieten Berichten zufolge Hunderttausende Renminbi, damit Fang für sie wirbt. Selbst auf der Titelseite eines digitalen Modemagazins erschien sie schon.

Die Geschichte der Regisseurin (wenn man sie denn so nennen mag) Fang Fei macht deutlich, wie die Video-KI die Machtverhältnisse auf dem Medienmarkt ähnlich wie zuvor die sozialen Medien weiter verschiebt. Einzelakteure, in den sozialen Medien waren es die Influencer und ihre Agenturen, gewinnen an Einfluss. Fang selbst war einst selbst sieben Jahre Model, bevor sie der Branche den Rücken kehrte. In der Serie verarbeitet sie viele eigene Erfahrungen mit aufdringlichen Männern und der Rücksichtslosigkeit der Branche. Hinter der gesamten ersten Serie steht, wie Fang in chinesischen Medien erzählte, ein Team von nur drei Leuten, die Kosten für die Rechenleistung für die elf Folgen von jeweils nur wenigen Minuten belaufen sich auf rund 100.000 RMB, umgerechnet rund 13.000 Euro. Insgesamt

Chinesische KI-Serie: „Das Mädchen, das herausgeschnitten wurde“, zu sehen auf der Plattform Douyin. Abbildung douyin.com, KI-generiert

brauchten sie 23 Tage für die erste Staffel. Weder das Geld noch die Zeit hätten in der alten Welt wohl gereicht, um überhaupt die Schauspieler zu finden, geschweige denn eine ganze Serie zu produzieren.

Zu den Verlierern zählen deshalb neben den Schauspielern, Kameraleuten und Tontechnikern die alten Machthaber, die Filmstudios also und so mancher Filmmogul. Chinas Hollywood Hengdian ist wie ausgestorben, Zigtausende Schauspieler und Kameraleute haben ihre Jobs verloren. Die Zwischenhändler zwischen kreativer Idee und fertigem Produkt büßen an Bedeutung ein. Diese Funktionen übernehmen stattdessen die Digitalkonzerne. In diesem Fall ist es etwa Bytedance, das mit seinem KI-Video-Modell Seedance zu den besten gehört. Konkurrenten wie Alibaba oder das Start-up Minimax sind dem Konzern aber dicht auf den Fersen. Bytedance betreibt auch eine Plattform, auf der die Videos erstellt und bearbeitet werden können, und ist Eigentümer von Douyin, wo die Videos veröffentlicht werden.

Fangs Erfolg in diesem Meer an KI-generiertem Einheitsbrei war möglich, weil sie eine Geschichte zu erzählen hatte. In chinesischen Medien berichtet sie, wie sie die Protagonistin Schritt für Schritt erschaffen hat. Sie sollte eine leicht gefächerte doppelte Lidfalte haben und etwas mongolische Abstammung, beauftragte sie die KI. Sommersprossen hat sie später manuell hinzugefügt. Mit ihrem Team brütete sie darüber, welche Kleidung ihr steht, und prüfte die Beleuchtung. Perfekt ist das Ergebnis sicher noch nicht, die Gesichter sind nicht stabil genug und ändern sich im Lauf der Geschichte. Doch es ist eine Frage der Zeit, bis diese Schwächen ausgemerzt sind.

Darum sollte man aus diesem KI-Serien-Sommer diese Lehren ziehen: Ihr Aufstieg in der Filmbranche ist kaum aufzuhalten, für Ende Oktober ist der erste KI-Film in Chinas Kinos angekündigt. Die KI verschiebt die Macht, sie schafft neue Risiken. Aber sie schafft auch neue Möglichkeiten für die, die eine Geschichte zu erzählen haben, denen bisher aber die Mittel fehlten, sie zu produzieren. Das ist eigentlich eine gute Aussicht.

Matti Jäkel, Group CFO, Bilfinger:

„Europas Industrie steht vor ihrem größten Umbau. Wir gestalten ihn mit, Anlage für Anlage, direkt vor Ort und nah an unseren Kunden. Deshalb zählt für uns eine Bank, für die Nähe zum Prinzip gehört: Die HypoVereinsbank und UniCredit sind in Deutschland und vielen weiteren Ländern genau das. Kein Zulieferer. Ein Mitgestalter.“

hvb.de/mittelstand

EUROMONEY AWARDS 2026 FOR EXCELLENCE GERMANY BEST BANK FOR SMES

HypoVereinsbank Member of UniCredit

Wege aus der Krise

Wo kleine und große Wohnungen günstiger werden

Von Jan Hauser

Die Immobilienwirtschaft wartet immer noch auf einen belebenden Aufschwung. Aber dafür verschafft das wirtschaftliche Umfeld wenig Rückenwind: Unruhen und Kriege auf der Welt führen zu Unsicherheiten und höheren Energiepreisen.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sind die Wachstumsaussichten eingeschränkt, während die Renditen von Staatsanleihen steigen und sich Immobilienfinanzierungen verteuern. Seit dem Jahr 2022 steckt die zuvor in der Niedrigzinszeit erfolgsverwöhnte Immobilienwirtschaft in der Kris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ar auf der Immobilienmesse Expo Real in München immer wieder die Erwartung zu hören, dass die Geschäfte in Kürze wieder durchstarten. Vom Durchhaltewillen zeugten die Parolen „Survive till 25“ oder „Back in heaven in 27“. Doch auch ein Jahr später war das Tal noch nicht durchquert. Auf der Expo Real im Oktober 2026 lautete die Einschätzung häufig, dass die Krise noch andauern wird. Projektentwickler und andere Unternehmen geraten in Insolvenzverfahren, manche werden noch folgen. Beobachter rechnen auch damit, dass weitere Immobilienfonds geschlossen werden. Investoren konzentrieren sich jeweils auf einzelne Bereiche wie Rechenzentren oder Logistik. Bauunternehmen versuchen selbst die Baukosten möglichst zu reduzieren, auch für neue Wohnungen. Statt bloß auf baldige Besserung zu hoffen, arrangieren sich zahlreiche Akteure mit der schwierigen Branchenlage.

Die Bauzinsen steigen und erschweren Immobilienkäufe. Eine neue Auswertung zeigt, wie sich die Preise für kleine, mittlere und große Wohnungen entwickeln.

Von Jan Hauser, Frankfurt

Die Bauzinsen sind zuletzt stark gestiegen. Dadurch wird es für viele Menschen schwerer, eine Wohnung oder ein Haus zu kaufen.

Denn höhere Finanzierungskosten verringern meist die bezahlbare Preisspanne, sofern ein Bankdarlehen für die Kaufsumme nötig ist. Dann wird es wichtiger, wie groß die Wohnung ist und an welchem Ort eine bevorzugte Immobilie steht. Wer flexibel sein und den Radius erweitern kann, erhält mehr Möglichkeiten für den Kauf.

Dafür lohnt sich ein Blick auf die Angebotspreise. Eine neue Auswertung zeigt, wie sich diese für den Kauf von Wohnungen im ersten Halbjahr i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entwickelt haben: Je nach Ort und auch nach Wohnungsgröße zeigen sich Unterschiede. Dazu hat das Maklernetzwerk Von Poll Immobilien die Angebotspreise für Eigentumswohnungen im Bestand (Baujahr bis 2022) untersucht und die Daten für die acht größten Städte Deutschlands nun um 13 weitere Städte ergänzt. Neubaupreise sind somit ausgenommen, die in der Regel höher liegen sollten.

Wohnungen in Wiesbaden: „Besonders gefragt sind kleinere bis mittelgroße Wohnungen, da sie sowohl Singles als auch Paare und Kapitalanleger ansprechen.“ Foto Samira Schulz

In München ergibt sich daraus für eine Eigentumswohnung mit 100 Quadratmetern im Durchschnitt ein Preis von 778.700 Euro, in Frankfurt von 568.400 Euro, in Münster von 448.600 Euro, in Dresden von 327.000 Euro, in Hannover von 316.000 Euro und in Duisburg von 190.300 Euro (siehe Tabellen). In München sind die aufgerufenen Kaufpreise je Quadratmeter für kleinere Wohnungen höher, in weiteren Großstädten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und in kleineren Städten günstiger. So liegt der Angebotspreis im Durchschnitt für eine Eigentumswohnung mit 50 Quadratmetern in München bei 401.950 Euro, in Münster bei 204.450 Euro, in Dresden bei 124.700 Euro und in Duisburg bei 72.000 Euro.

fer, während Verkäufer noch vor zehn Jahren in der Niedrigzinszeit selten beim gewünschten Preis nachgeben mussten.

Das bestätigt auch Tizian Grimm, Geschäftsstellenleiter des Maklerunternehmens in Nürnberg: „Größere und höherpreisige Immobilien bleiben zwar gefragt, allerdings treten Kaufinteressenten heute deutlich anspruchsvoller auf und verhandeln intensiver über den Preis.“ Laut ihm spielen die Finanzierungskosten bei der Kaufentscheidung eine zentrale Rolle. Die monatliche Belastung rücke stärker in den Vordergrund und es gebe häufiger Kompromisse bei Größe oder Lage. Ähnlich wie in Wiesbaden: „Besonders kompakte Wohnungen lassen sich weiterhin zügig vermitteln, da sie sowohl für Eigennutzer als auch Kapitalanleger attraktiv sind“, sagt er. „Gleichzeitig registrieren wir eine stabile Nachfrage nach mittelgroßen Wohnungen, die den aktuellen Wohnbedürfnissen vieler Käufer entsprechen.“

Auch in Dresden merkt Makler Steffen Dreier, dass die Finanzierung schwieriger und damit wichtiger wird. „Entscheidend ist heute weniger eine grundsätzlich veränderte Wohnraumnachfrage als vielmehr die Finanzierbarkeit“, sagt der dortige Geschäftsstellenleiter des Maklernetzwerkes. Steigende Finanzierungskosten und eine begrenzte Kaufkraft erhöhten die Preissensibilität. Größere Wohnungen seien aufgrund der höheren Gesamtkosten selektiver gefragt. Hingegen sei die Nachfrage nach mittelgroßen Eigentumswohnungen zwischen 50 und 100 Quadratmetern stabil. „Diese Wohnungsgrößen treffen die Bedürfnisse vieler Käufer und bieten zugleich ein noch gut darstellbares Verhältnis von Wohnfläche und Finanzierung.“

In Städten ist der Bedarf an Wohnraum weiter hoch, wobei die Nachfrage und damit auch die Immobilienpreise im ländlichen Raum geringer sind. Nach der Auswertung für das erste Halbjahr sind die Angebotspreise für Bestandswohnungen von 25 bis 50 Quadratmetern teilweise stark gestiegen: in Bonn um 7,9 Prozent auf 3931 Euro je Quadratmeter im Durchschnitt, in Dortmund um 6,5 Prozent auf 2250 Euro, in Leipzig um 5,2 Prozent auf 2605 Euro und in Düsseldorf um 5,0 Prozent auf 4408 Euro. Geringer fiel dieser Anstieg aus mit 4,4 Prozent in Nürnberg auf 3621 Euro, mit 4,0 Prozent in Dresden auf 2494 Euro, mit 3,4 Prozent in Köln auf 4755 Euro, mit 3,0 Prozent in Berlin auf 5059 Euro, mit 2,3 Prozent in Wiesbaden auf 3879 Euro und mit 2,1 Prozent in München auf 8039 Euro.

Die Datengrundlage basiert auf durchschnittlichen Angebotspreisen für Eigentumswohnungen im Bestand (Baujahr bis 2022) in deutschen Städten für das erste Halbjahr 2026 im Vergleich zum ersten Halbjahr 2025 von Geomap.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ist damit noch offen: Wenn die Zinssätze für Immobilienkredite auf diesem Niveau bleiben oder sogar weiter steigen, dürfte sich das auf das Preisniveau in nachgefragten Städten auswirken.

Haus des Monats

Eine Aktion des Bundesverbandes Deutscher Fertigbau e.V.

Individuelles Architektenhaus von HUF HAUS

Lebensgefühl aus Licht

Ein Designprinzip, das die Bauherren bereits in der Vergangenheit verwirklicht und mit ihrem nunmehr vierten

HUF Haus perfektioniert haben. Ihr neues Fachwerkhaus zeigt sich grundlegend offen: sei es durch die dreigeschossig vollverglaste Giebelseite oder den konsequent offenen Grundriss. Licht und Freiraum stehen im Mittelpunkt der Planung, ebenso wie Zukunftssicherheit – buchstäblich auf allen Ebenen.

Ob mit der Einliegerwohnung im Untergeschoss für Familienmitglieder oder Pflegekräfte, einem integrierten Aufzug, barrierefreien Zugängen oder intelligenten Smart-Home-Funktionen für mehr Komfort im Alltag: Auf drei

Geschossen verbindet das Haus architektonische Leichtigkeit mit vorausschauender Planung und viel natürlichem Tageslicht.

„Nach 45 Jahren Ehe und Zusammenleben ist man sich einig: Wir wissen genau, was in dieser Phase für uns wichtig ist – und genauso haben wir das Haus geplant. Große Entscheidungen wie der Aufzug, die beiden Dachverglasungen oder die großzügigen Balkone, aber auch kleinere Entscheidungen wie der Wäscheabwurf oder Warmwasser im Außenbereich – solche Details kann man erst umsetzen, wenn man mehrfach gebaut und Erfahrung gesammelt hat“, berichtet der Bauherr.

Kontakt

HUF HAUS GmbH & Co. KG Franz-Huf-Straße 1 56244 Hartenfels

+49 2626 761-200 huf-dorf@huf-haus.com www.huf-haus.com

Laut Maklerin Kim Ricci-Schlaak ist die Quadratmeterzahl nicht mehr das alleinige Entscheidungskriterium. „Ein gut geschnittener Grundriss mit wenig Fläche kann für einen Käufer attraktiver sein als eine deutlich größere Wohnung mit ungünstiger Raumaufteilung“, sagt die Geschäftsstellenleiterin des Maklernetzwerkes in Wiesbaden, Mainz und Ingelheim. Besonders wichtig seien flexible Räume, ausreichend Stauraum sowie vorhandene Außenbereiche. In Wiesbaden wird eine Eigentumswohnung mit 50 Quadratmetern im Durchschnitt für 193.500 Euro angeboten, mit 100 Quadratmetern für 407.300 Euro und mit 150 Quadratmetern für 762.450 Euro. „Besonders gefragt sind kleinere bis mittelgroße Wohnungen, da sie sowohl Singles als auch Paare und Kapitalanleger ansprechen“, sagt si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sind die Angebotspreise in vielen Städten im Vergleich zum ersten Halbjahr 2025 im Durchschnitt gestiegen, allerdings gab es auch Rückgänge. So sind rechnerisch große Eigentumswohnungen mit mehr als 126 Quadratmetern in vielen Großstädten günstiger geworden: In München, Hamburg, Berlin, Düsseldorf, Köln, Stuttgart, Bonn, Leipzig, Dresden, Karlsruhe und Essen war ein Preisrückgang zu beobachten. Für kleinere Wohnungen mit 25 bis 50 Quadratmetern zeigt sich ein Minus bei den Angebotspreisen für Hamburg, Frankfurt, Stuttgart, Münster, Karlsruhe, Mannheim, Hannover, Bremen, Essen, Bochum und Duisburg. Wer eine sehr kleine oder eine sehr große Wohnung kaufen will, müsste demnach im Durchschnitt in diesen Städten nun weniger zahlen als noch ein Jahr zuvor.

Allerdings sind die Zinssätze für Immobiliendarlehen derzeit so hoch wie seit Langem nicht mehr. Mit einem Niveau von vier bis 4,5 Prozent haben sie die Werte des Jahres 2023 erreicht oder übersteigen diese sogar. Das verteuert die Finanzierung für den Kauf einer Wohnung, eines Hauses oder auch eines Bürogebäudes. Rückenwind für einen Immobilienaufschwung bleibt damit tendenziell noch länger aus. Laut dem Internetportal Immoscout 24 verschiebt sich die Nachfrage durch die höheren Finanzierungskosten: Gerade in den Metropolitan orientieren sich Kaufinteressierte wieder stärker Richtung Mietmarkt.

Für Kaufinteressenten kommt es auf den konkreten Angebotspreis der jeweiligen Wohnung an. Je nach Lage innerhalb einer Stadt variieren die Kaufsummen. Zusätzlich können eine ältere Heizung und ein schlechterer Gebäudezustand den Preis verringern. Dafür sind für ältere Wohnungen und Häuser höhere Sanierungskosten einzuplanen. Wenn es nun durch höhere Bauzinsen weniger Bieter für eine Immobilie gibt, kann ein verbliebener Interessent oftmals den Preis drücken. Mittlerweile lohnen sich Preisverhandlungen häufig für den Käu-

Preiszuwächse in den größten Städten
Kaufpreisentwicklung von Eigentumswohnungen nach definierten Wohnungsgröß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zum Vorjahreszeitraum, in Euro*

	25 $m^{2}$ bis 50 $m^{2}$		51 $m^{2}$ bis 75 $m^{2}$		76 $m^{2}$ bis 100 $m^{2}$		101 $m^{2}$ bis 125 $m^{2}$		ab 126 $m^{2}$
A-Städte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Leipzig	2605	↗ +5,2	2561	↘ -0,7	2964	↘ -1,3	3568	↘ -2,1	3679	↘ -3,5
Düsseldorf	4408	↗ +5,0	3946	↗ +3,4	4440	↗ +9,3	5393	↗ +5,6	5996	↘ -1,2
Köln	4755	↗ +3,4	4192	↗ +2,6	4485	↗ +6,3	5239	↗ +3,8	5299	↘ -4,0
Berlin	5059	↗ +3,0	4687	↗ +2,5	5374	↗ +0,3	5940	↗ +1,2	6137	↘ -4,3
München	8039	↗ +2,1	7433	↘ -0,2	7787	↘ -1,2	8561	↘ -2,9	10.672	↘ -4,0
Stuttgart	4450	↘ -0,7	3933	↘ -0,6	4148	↗ +2,2	4710	↘ -4,5	5109	↘ -3,1
Hamburg	5530	↘ -3,8	5283	↗ +9,0	5528	↗ +2,0	6636	↗ +2,9	8099	↘ -0,3
Frankfurt	5440	↘ -6,5	5100	↘ -3,4	5684	↘ -2,4	6227	↘ -2,8	7151	↗ +0,5

B-Städte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Preis	+/- (%)
Bonn	3931	+7,9	3415	+1,3	3431	+0,7	4157	-3,0	5068	-2,2
Dortmund	2250	+6,5	2168	+4,2	2438	-0,6	2520	-3,7	2767	+1,4
Nürnberg	3621	+4,4	3551	+6,2	3817	+6,8	4081	+2,1	3830	+0,6
Dresden	2494	+4,0	2547	+6,2	3270	+7,4	4238	-5,6	3650	-1,4
Wiesbaden	3879	+2,3	3707	+1,2	4073	+2,5	4633	-0,8	5083	+6,1
Karlsruhe	3900	-0,4	3553	+1,8	3503	-2,6	3616	-0,4	3623	-3,7
Bochum	1985	-0,9	2098	+10,7	2172	-0,2	2686	-0,2	2282	+5,3
Hannover	2799	-1,0	2897	+3,3	3160	+2,5	3910	+6,5	3932	+6,8
Essen	2152	-1,3	2102	+1,1	2449	+2,9	2976	+7,5	3155	-2,8
Bremen	2681	-6,0	2453	+1,5	2595	-2,0	3088	+8,6	3270	+8,6
Duisburg	1440	-6,3	1629	+8,6	1903	+0,6	1936	-7,2	1838	+2,7
Mannheim	3542	-6,8	3322	+1,2	3319	+1,7	3735	-4,8	4371	+8,0
Münster	4089	-7,0	4325	+10,4	4486	+3,6	5070	+8,2	5845	+7,4

Durchschnittliche Angebotspreise für Eigentumswohnungen im Bestand (Baujahr bis 2022)

A-Städte	Preis 50 m2	75 m2	100 m2	125 m2	150 m2
Leipzig	130.250 €	192.075 €	296.400 €	446.000 €	551.850 €
Düsseldorf	220.400 €	295.950 €	444.000 €	674.125 €	899.400 €
Köln	237.750 €	314.400 €	448.500 €	654.875 €	794.850 €
Berlin	252.950 €	351.525 €	537.400 €	742.500 €	920.550 €
München	401.950 €	557.475 €	778.700 €	1.070.125 €	1.600.800 €
Stuttgart	222.500 €	294.975 €	474.800 €	588.750 €	766.350 €
Hamburg	276.500 €	396.225 €	552.800 €	829.500 €	1.214.850 €
Frankfurt	272.000 €	382.500 €	568.400 €	778.375 €	1.072.650 €

B-Städte	Preis	50 m2	75 m2	100 m2	125 m2	150 m2
Bonn	196.550 €		256.125 €	343.100 €	519.625 €	760.200 €
Dortmund	112.500 €		162.600 €	243.800 €	315.000 €	415.050 €
Nürnberg	181.050 €		266.325 €	381.700 €	510.125 €	574.500 €
Dresden	124.700 €		191.025 €	327.000 €	529.750 €	547.500 €
Wiesbaden	193.950 €		278.025 €	407.300 €	579.125 €	762.450 €
Karlsruhe	195.000 €		266.475 €	350.300 €	452.000 €	543.450 €
Bochum	99.250 €		157.350 €	217.200 €	335.750 €	342.300 €
Hannover	139.950 €		217.275 €	316.000 €	488.750 €	589.800 €
Essen	107.600 €		157.650 €	244.900 €	372.000 €	473.250 €
Bremen	134.050 €		183.975 €	259.500 €	386.000 €	490.500 €
Duisburg	72.000 €		122.175 €	190.300 €	242.000 €	275.700 €
Mannheim	177.100 €		249.150 €	331.900 €	466.875 €	655.650 €
Münster	204.450 €		324.375 €	448.600 €	633.750 €	876.750 €

* Durchschnittliche Angebotspreise in Euro je Quadratmeter für Eigentumswohnungen im Bestand (Baujahr bis 2022). / Quellen: Von Poll Immobilien Research; eigene Berechnungen / F.A.Z.-Grafik: niro.

Neuer Wohnraum: Von der Erteilung der Baugenehmigung bis zur Fertigstellung dauert es im Durchschnitt 27 Monate.
Foto Lucas Bäuml

Günstiges Bauen geht nur mit weniger Normen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mit dem experimentellen Gebäudetyp E das Bauen vereinfachen. Doch ohne Normabbau bleibt das eine Illusion. Hessen wagt den nächsten Schritt.

Von Thomas Schröer

Manchmal braucht es einen Rat von außen, um Änderungen anzustoßen: Im Juni hat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aufgelistet, woran es beim Wohnungsbau in Deutschland hakt. Die Brüsseler Analyse beinhaltet nur Empfehlungen, ist aber in der Sache deutlich: Um den Investitionsstau bei der Schaffung von Wohnraum aufzulösen, brauche es vereinfachte Vorschriften, Innovationen im Bauwesen sowie Verbesserungen bei der Raumplanung und den Verkehrsanbindungen.

Die Mahnung aus Europa ist bemerkenswert, weil die Kommission nicht gerade als Gralshüterin für Bürokratieabbau bekannt ist. Sie zeigt, dass das Bauen in Deutschland selbst nach Brüsseler Maßstäben überreguliert ist. Die Erkenntnis, dass Handlungsbedarf besteht, ist angekommen. Das Mantra, Bauen müsse einfacher, schneller und billiger werden, hat zuletzt gar einen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um die ambitionierteste Deregulierungsinitiative ausgelöst. In der Politik finden sich dafür Umschreibungen wie „Entlastungskabinett“, „Modernisierungsagenda“ oder „Entbürokratisierungspaket“. Allerdings kommen solche Initiativen bürokratisch daher und schüren schon deswegen Zweifel am Erfolg.

Tatsächlich fällt es der Branche im doppelten Wortsinn schwer, einfach zu bauen: Zum einen dauert es von der Erteilung der Baugenehmigung bis zur Fertigstellung eines Gebäudes zu lange. 2025 betrug diese Abwicklungsdauer 27 Monate und lag damit um ein Drittel höher als 2020. Zum anderen sind die Neubaustandards zu hoch und kaum mehr bezahlbar. Deswegen ist die Sehnsucht, einfach mal einfach zu bauen, verständlich und populär. Doch das ist einfacher gesagt als getan.

Hier kommt der Gebäudetyp E ins Spiel, der durch die namenbildende Nennung des fünften Buchstabens im Alphabet zur Chiffre für einfaches oder experimentelles Bauen geworden ist. Die drei Forschungshäuser des Architekturprofessors Florian Nagler im oberbayerischen Bad Aibling sind zum Sehnsuchtsort einer Fangemeinde geworden, die zu den Idealen archetypischen Bauens zurückkehren möchte.

In der Praxis zeigt sich, dass die moderne Welt auch jenseits des durchnormierten Baugeschehens komplexer geworden ist als in früheren Zeiten: Die Vorgaben einer Projektentwicklung von der Planung und Genehmigung über die Finanzierung bis zur Fertigstellung und Vermarktung des Gebäudes funktionieren jeweils nach eigenen Regeln, die alle nicht mehr zu einem ursprünglichen, normbefreiten Bauen passen. Die Schwierigkeiten beginnen, wenn in der Genehmigungsphase die Idee des einfachen Bauens auf technische Baubestimmungen trifft, die die Bundesländer für verbindlich erklären.

Auch mit der Finanzierung wird es schwer, wenn Neubauten den Stand der Technik unterschreiten sollen. Solche Abweichungen nach unten können nach Fertigstellung Gewährleistungsansprüche des Bauherrn oder von Wohnungskäufern auslösen sowie gesetzliche Mieterrechte einschränken. Auch eine Gebäudeversicherung und ein späterer Immobilienverkauf dürften schwerer werden.

Damit funktioniert der Gebäudetyp E nach aktuellem Regelwerk nur, solange sich Planer und Bauherren dauerhaft über die Unterschreitung des Standes der Technik einig sind, keine Fremdfinanzierung nötig wird, konfliktscheue Mieter im Haus wohnen, eine Versicherung als unnötig angesehen und das Anwesen dynastisch vererbt wird, also niemals verkauft werden soll. Mit der Lebenswirklichkeit hat dieses Szenario nichts zu tun. Damit machen es die immobilienwirtschaf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bei der Entwicklung, Finanzierung und Vermarktung von Neubauten bislang unmöglich, dass der Gebäudetyp E in der Breite einen relevanten Beitrag zur Wohnraumversorgung leisten kann.

An dieser Stelle kommt der Ruf nach dem Gesetzgeber auf, solche Hindernisse aus dem Weg zu räumen. Doch der Normgeber tut sich bei der Umsetzung schwer. Schon die Ampelregierung hatte sich den Gebäudetyp E im Koalitionsvertrag vorgenommen, brachte das Vorhaben aber nicht mehr über die Ziellinie.

Jetzt wagt die aktuelle Bundesregierung einen Neustart. Im Koalitionsvertrag st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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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 die zivilrechtlich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Gebäudetyp E geschaffen werden sollen: Dazu soll eine gesetzliche Verknüpfung mit den technischen Baubestimmungen der Länder vorgenommen werden. Abweichungen von anerkannten Regeln der Technik sollen künftig keinen Mangel mehr darstellen, wenn es um Komfort- oder Ausstattungsmerkmale geht.

Ende 2025 haben Bauministerin Vere- na Hubertz und 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beide SPD) Eckpunkte vorgelegt, eine Beteiligung der Betroffenen initiiert und einen Gesetzentwurf für den Sommer 2026 angekündigt. Im Juli konkretisierte das federführende Justizministerium die Pläne und kündigte gemeinsam mit dem Bauministerium an, dass der Gesetzentwurf fertig sei: Das Kabinett soll diesem in der zweiten Jahreshälfte zustimmen. Die Bundesregierung möchte damit ein neues Bauvertragsrecht schaffen, damit Bauwillige, Planer und Unternehmer den jeweils geschuldeten Baustandard einvernehmlich regeln können. Das soll Haftungsrisiken bei der Unterschreitung des Standes der Technik beseitigen; vor allem, wenn es um das Weglassen unnötigen „Schnickschnacks“ geht.

Bei näherer Betrachtung erscheint die mit dem Gebäudetyp-E-Gesetz verfolgte Idee, reduzierten Komfortstandards durch Erleichterungen im Bauvertragsrecht zum Durchbruch zu verhelfen, aber als Kopfgeburt. Wesentlich wichtiger wäre es, im öffentlichen Baurecht die Zahl der technischen Normen drastisch zu verringern. Hierzu bemüht sich die Politik auf unterschiedlichen Handlungsebenen, die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zielen.

Im Fokus steht das Geschäftsmodell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Normung (DIN), das von der Wirtschaft dominiert wird. Es besteht darin, in der Form eines gemeinnützigen Vereins fortlaufend technische Baunormen zu entwickeln und solche Neuerungen als Verlagsprodukte zu vermarkten. Eine Inhaltskontrolle durch den demokratisch gewählten Gesetzgeber erfolgt nicht. Es fehlt ebenso ein Blick von außen auf die Folgen dieser permanenten Flut an Neuregelungen. So werden die damit verbundenen Kosten nirgends ermittelt und bewertet. Der Nationale Normenkontrollrat ist mangels ausreichender Befugnisse keine wirksame Kontrollinstanz, sondern nur ein Papiertiger. Insgesamt führt dies zu permanenten Baukostensteigerungen; vor allem in den Bereichen Schallschutz, Energieeinsparung und Barrierefreiheit.

Der Verein ist seit Langem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als einzige nationale Normungsorganisation anerkannt. Allerdings trägt nicht jede DIN-Norm die Vermutung in sich, die anerkannten Regeln der Technik wiederzugeben, denn im Kern handelt es sich dabei um private technische Vorgaben. Auch wenn es nicht alle „verbesserten“ Baunormen schaffen, von den Ländern für verbindlich erklärt zu werden, wächst das verbindliche Regelwerk doch kontinuierlich. Dieser Weg führt über die Bauministerkonferenz und das dort angesiedelte Dickicht aus Fachkommissionen und Arbeitsgruppen, die entsprechende Empfehlungen aussprechen. Wird ein neuer Standard als fachlich etabliert und fortschrittlich angesehen, kommt es zur Aufnahme in die Liste der eingeführten Technischen Baubestimmungen und damit zur Verbindlichkeitserklärung.

Vor lauter Detailbefassung und Spezialistentum fehlt es dabei am Blick auf das große Ganze. Besonders mangelt es daran, die Folgekosten abzuschätzen sowie sonstige Folgen für die Baupraxis und deren Bedürfnisse zu sehen. Auch die Baukultur bleibt auf der Strecke, weil die ungebremsten Detailvorgaben jede gestalterische Kreativität ersticken. Im Geschosswohnungsbau entsteht dadurch der immer gleiche „Kisteneinheitsbrei“, wie der Frankfurter Architekt Stefan Forster treffend formuliert.

Um diesen gordischen Knoten durchzuschlagen, braucht es den Mut zur Disruption. Nötig ist dafür ein beherzter Schnitt, der schnell wirkt. Hessen zeigt, wie das gelingen kann: In der anhängigen Novelle der Landesbauordnung ist eine auf drei Jahre befristete Aussetzung aller eingeführten technischen Baubestimmungen vorgesehen, die insgesamt etwa 600 Seiten umfassen. Diese Experimentierklausel soll von einem Evaluierungsprozess begleitet werden, um von 2030 an zu entscheiden, welche Baunormen tatsächlich notwendig und bezahlbar sind oder worauf verzichtet werden kann. So soll ein neuer Basisstandard entstehen. Während des Moratoriums bleiben die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an die Standsicherheit und den Brandschutz von Gebäuden unverändert beachtlich, denn sie ergeben sich unmittelbar aus dem Gesetz. Der hessische Weg ist kürzlich in der Bauministerkonferenz vorgestellt worden und hat dort Aufsehen erregt. Dem Vernehmen nach waren die Reaktionen zweigeteilt. Ein Teil der Bundesländer zeigte sich an der Übernahme der Innovation interessiert. Der andere Teil sah darin hingegen den Untergang. Im Föderalismus bleibt der Weg zum einfachen Bauen mühsam. Ein guter Rat von außen kann aber bei der Orientierung helfen.

Der Autor des Gastbeitrags ist Fachanwalt für Verwaltungsrecht, Geschäftsführer der FPS-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in Frankfurt und Mitglied der Kommission „Innovation im Bau“ des hessischen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Der Text ist die Kurzfassung seines Vortrags auf der Tagung „Städtebau und Recht“ des Instituts für Städtebau Berlin im Oktober 2026.

RECHTECK

Mitmieter ist trotz Auszug für Rückgabe zuständig

Wer als Mitmieter auszieht, bleibt zur Rückgabe der Wohnung verpflichtet, solange er nicht wirksam aus dem Mietvertrag entlassen ist. Der Vermieter darf ihn auch dann auf Räumung verklagen, wenn er längst woanders wohnt. Ein Mann und eine Frau hatten 2015 gemeinsam eine Wohnung gemietet. 2022 zog die Frau aus, der Mann blieb.

Im Juni 2025 teilte sie dem Vermieter ihren Auszug mit und bat darum, sie aus dem Vertrag zu entlassen. Dazu kam es nicht. Später verklagte der Vermieter beide auf Räumung. Die Frau erkannte den Anspruch sofort an, wollte aber die Kosten des Verfahrens nicht tragen. Sie wohne seit Jahren nicht mehr dort und habe keinen Zutritt mehr. Der Vermieter hielt dagegen, sie sei nie wirksam aus dem Vertrag ausgeschieden.

Das Landgericht Paderborn gab dem Vermieter recht. Die Pflicht zur Rückgabe folgt aus dem Mietvertrag. Sie hängt nicht davon ab, wer die Wohnung tatsächlich nutzt. Mitmieter haften als Gesamtschuldner. Der Vermieter kann von jedem die vollständige Räumung verlangen. Ein Auszug samt Mitteilung beendet den Vertrag nicht. Dafür braucht es eine Vereinbarung aller Vertragsparteien. Zudem hat der Vermieter ein berechtigtes Interesse an einem Urteil gegen beide Mieter. Nur damit kann der Gerichtsvollzieher die Wohnung vollständig räumen. Außerdem sichert es ihn ab, falls die Frau zurückkehrt.

Mieter, die aus einer gemeinsamen Wohnung ausziehen, sollten ihre Entlassung daher mit Vermieter und Mitmietern verbindlich vereinbaren. Ein Hinweis auf den Auszug genügt nicht. Vermieter wiederum dürfen ausgezogene Mitmieter mitverklagen, solange keine wirksame Entlassung vorliegt, ohne allein deshalb die Kosten tragen zu müssen (Landgericht Paderborn, Beschluss vom 9. Juni 2026, Aktenzeichen: 1 T 29/26).

Zinslose Raten der Tochter bleiben steuerfrei

Verkaufen Eltern ihrem Kind ein Haus und lassen es den Kaufpreis zinslos in Raten abzahlen, müssen sie auf diese Raten keine Einkommensteuern zahlen. Ein Ehepaar hatte seiner Tochter 2021 ein bebautes Grundstück zum vollen Wert verkauft. Die Tochter bekam keinen Bankkredit und konnte monatlich nur einen begrenzten Betrag aufbringen. Deshalb vereinbarten die Beteiligten eine Stundung, also einen Zahlungsaufschub: Die Tochter zahlt den Kaufpreis in monatlichen Raten ab, Zinsen schlossen alle ausdrücklich aus.

Das Finanzamt ließ diese Abrede nicht gelten. Es rechnete in jede Rate einen versteckten Zinsanteil hinein, pauschal mit 5,5 Prozent im Jahr. Diesen Anteil besteuerte es als Kapitalertrag – so wie Zinsen auf ein Sparguthaben. Dagegen klagten die Eltern.

Die Richter am Bundesfinanzhof in München gaben ihnen recht. Damit hat der Bundesfinanzhof seine langjährige Rechtsprechung aufgegeben. Maßgeblich sei in erster Linie, was die Vertragspartner vereinbart haben. Schließen sie Zinsen wirksam aus, darf das Finanzamt keine unterstellen. Auch das Bewertungsgesetz, auf das sich die Behörde stützte, erlaube das nicht. Eltern und Kinder dürften ihre Verträge nach ihren Bedürfnissen gestalten, solange nicht allein Steuervorteile dahinterstehen. Hier sei es den Eltern nur darum gegangen, der Tochter den Kauf zu ermöglichen.

Wer an sein Kind verkauft, sollte den Zinsverzicht und die volle Anrechnung jeder Rate auf den Kaufpreis ausdrücklich im Vertrag festhalten. Für Kinder ohne Zugang zu einem Kredit bleibt der Ratenkauf in der Familie damit eine bewährte Finanzierungsstrategie.

Wichtig: Der Ratenkaufpreis muss dem Preis bei sofortiger Zahlung entsprechen. Ist er höher, darf das Finanzamt den Unterschied weiterhin als versteckten Zins besteuern (Bundesfinanzhof, Urteil vom 24. März 2026, Aktenzeichen: VIII R 30/24).

Lea Steinhauer ist Rechtsanwältin der Kanzlei Bethge in Hannover.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Wo ist die industrielle Zukunft?

Zu dem Artikel „Der alte Reifen soll zurück auf die Straße“ in der F.A.Z. vom 29. September vermisse ich einen wesentlichen Aspekt: die Runderneuerung. Sie ist eine der überzeugendsten Formen tatsächlicher Wiederverwendung von Reifen. Bei der Runderneuerung wird die noch intakte Karkasse eines gebrauchten Reifens weiterverwendet und lediglich mit einer neuen Lauffläche versehen. Rund 70 Prozent des Materials können auf diese Weise erhalten bleiben. Gegenüber der Herstellung eines vergleichbaren Neureifens werden zudem erhebliche Mengen an Rohstoffen und Energie eingespart. Eine vom Fraunhofer-Institut UMSICHT erstellte Ökobilanz kommt zu dem Ergebnis, dass runderneuerte Reifen bei ihrer Herstellung mehr als 60 Prozent weniger CO₂ verursachen; Strom und Gas werden dabei um rund 50 Prozent eingespart.

Umso bemerkenswerter ist die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Mit der Reifen Hinghaus GmbH in Dissen am Teutoburger Wald gab es zuletzt nur noch einen deutschen Hersteller von runderneuerten Pkw- und Transporterreifen. Im April 2024 musste Hinghaus Insolvenz anmelden. Damit verschwindet in Deutschland ausgerechnet eine Technologie, die dem Gedanken der Kreislaufwirtschaft in besonderer Weise entspricht: Ein vorhandenes, noch wertvolles Produkt wird nicht einfach zu Granulat verarbeitet oder thermisch verwertet, sondern erhält ein weiteres Leben.

Die Ursachen für diese Entwicklung liegen meines Erachtens allerdings nicht allein in den Marktbedingungen. Aus der Neureifenindustrie ist sinngemäß immer wieder das Argument zu hören: „Unsere Stakeholder wollen keine Veränderungen.“ Wenn eine solche Haltung dazu führt, dass eine technisch ausgereifte und ökologisch vorteilhafte Form der Wiederverwendung vom Markt verschwindet, muss die Frage erlaubt sein, welchen Stellenwert Ressourcenschonung und Kreislaufwirtschaft tatsächlich haben.

Die Runderneuerungsindustrie ist nicht daran gescheitert, dass ihr Verfahren ökologisch überholt gewesen wäre. Im Gegenteil: Ihre Umweltvorteile sind erheblich. Sie ist vielmehr weitgehend aus dem Markt verschwunden, obwohl gerade sie das Prinzip der Wiederverwendung praktisch verkörpert. Wer heute über Kreislaufwirtschaft und Ressourcenschonung spricht, sollte deshalb auch über die Frage sprechen, warum eine solche Technologie in Deutschland für Pkw-Reifen keine industrielle Zukunft mehr hat.

DIETER DISSELBECK, KRONBERG IM TAUNUS

Blücher und Wellington in Waterloo

In seinem Leserbrief „Merde!“ in der F.A.Z. vom 29. September behauptet Dr. Menno Aden, es seien Marschall Blücher und die preußischen Truppen gewesen, die die Schlacht von Waterloo am 18. Juni 1815 entschieden hätten, weswegen als siegreicher Feldherr nicht an erster Stelle Wellington, sondern Blücher genannt und gepriesen werden sollte. „Warum müssen wir Deutschen eigentlich immer die Selbstbelobigungen der anderen nachplappern?“ Doch Leser Dr. Aden irrt: Wellington, der Oberkommandierende der alliierten Truppen, leistete tatsächlich den entscheidenden Beitrag in der Führung der Schlacht.

Napoleons Schlachtplan für Waterloo folgte seinem typischen Muster, auch zahlenmäßig überlegene Armeen durch das „Ausmarschieren“ seines Gegners zu besiegen, indem er zwar nicht in der Gesamtheit, aber stets am jeweiligen Ort der Kampfentscheidung zahlenmäßig überlegen war. Von Süden kommend, trieb er zunächst einen Keil zwischen Wellingtons Armee und die von Osten heranmarschierenden Preußen, um sich mit der vollen Wucht von 80.000 Mann auf die deutschen, niederländischbelgischen und britischen Truppen unter Wellingtons Kommando zu stürzen, bevor sich diese mit der zuvor bei Ligny schwer besiegten preußischen Armee vereinen konnten. Der Plan sah vor, nach der Ausschaltung des Kontingents unter Wellington sich mit voller Kraft den dann unterlegenen Preußen zuzuwenden. Einstweilen hatte Napoleon im Süden etwa 40.000 Franzosen unter dem Kommando Marschall Grouchys abgestellt, um gegen Westen den Preußen entgegenzumarschieren. Allerdings war Blücher da bereits vor Waterloo eingetroffen. Grouchy versagte und wagte es nicht, von seinem Befehl abzuweichen und ebenfalls östlich nach Waterloo zu eilen, obwohl der Schlachtenlärm von dort schon zu hören war.

Der entscheidende Faktor im Schlachtenverlauf war die Führung Wellingtons auf dem Gefechtsfeld, der seine Truppen höchst wirkungsvoll eingesetzt hatte mit der Folge, dass Napoleon gegen den erbitterten Widerstand vor allem der Briten trotz hoher Verluste sein Ziel nicht erreichen konnte, die westliche Teilarmee seiner Gegner auszuschalten. Wäre dies gelungen, hätten die Franzosen zusammen mit Grouchys Kontingent die Schlacht gewonnen.

Blücher hat zweifellos seinen Anteil am Sieg von Waterloo, aber dieser bestand vor allem in seinem, wenn auch späten, Eintreffen. Wie es der Nachfahre, der 9. Herzog von Wellington, gelegentlich eines Frühstücks zum Gedächtnis der Schlacht am 18. Juni 2025 formulierte: „Die Deutschen kommen spät, aber dann schließlich irgendwie doch noch im rechten Moment.“ Wellington kommt daher zu Recht die Priorität zu.

FRIEDRICH WOLF, ESSEN

Es sprach Robert Lembke selbst

Für den schönen Artikel „Dieses verwirrende Gegurgel“ von Tal Sterngast (F.A.Z. vom 21. September) über Esther Ofarim darf ich mich herzlich bedanken, doch muss er jedenfalls an einer Stelle korrigiert werden: Bei der unverwechselbaren Männerstimme, die in „Was bin ich?“ anstelle der Künstlerin antwortete, während sie selbst nicht sprechen durfte, handelte es sich mitnichten um diejenige ihres Gatten und Bühnenpartners Abi Ofarim, sondern, wie stets bei den Ehrengästen der Sendung, um deren Moderator Robert Lembke – auch er übrigens Sohn eines jüdischen Vaters.

Abi Ofarim war, eher ungewöhnlich bei den Ehrengästen Robert Lembkes,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zu Gast, aber wie diese selbst zum Stillschweigen verpflichtet, um nicht an der Stimme erkannt werden zu können. Beide schrieben gemeinsam ihren Namen in hebräischen und lateinischen Lettern an die Tafel und waren zu sehen, befragt wurde jedoch nur sie.

Die Sequenz lässt sich auf Youtube ansehen und enthält dort auch die zwischen den zitierten Fragen gestellten Fragen – ein paar Stationen mussten Guido Baumann, Annette von Aretin und Hans Sachs gehen, bevor Marianne Koch auf den richtigen Namen kam. Allerdings wurde ich bei Youtube nicht nach Eingabe von „Was bin ich Ehrengast Esther Ofarim“ fündig, sondern in einem Zusammenschnitt mit dem Titel „Was bin ich? mit Robert Lembke: die frühen Jahre 1958–1967 (schwarz-weiß)“, dort allerdings gleich am Anfang.

PROFESSOR DR. GEORG SEIDERER, SPARDORF

Jürgen Klopps Fahnenwort

Simon Strauß wünschte sich in seinem tiefgehend-analytischen Artikel zum Begriff der (deutschen) Republik („Von neuer deutscher Republik“, F.A.Z. vom 18. September) ein praktisches „Fahnenwort“: „Was wir jetzt brauchen, ist ein Fahnenwort, das links und rechts nicht reflexhaft mit gut und böse übersetzt.“

Da trifft es sich doch ausgezeichnet, dass der neue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am Tag vorher ein solches ausgesprochen hat: „Ich würde mir oder uns gerne die Fahne zurückholen wenn ich ganz ehrlich bin. Ich möchte, wenn man sie schwingt, dass niemand denkt: „Was ist mit dir nicht in Ordnung?“ Dass man einfach das Gefühl hat, ja, du bist happy und verstehst, dass du Glück hattest, dass du in diesem wundervollen Land geboren, aufgewachsen, zugezogen und wie auch immer – dass du hier lebst. Ich möchte Nationalstolz nicht den falschen Leuten überlassen.“ Darin spürt man im besten Sinne den Impulskern eines republikanischen Appells, „der die Bürger als politische Tatkräfte anspricht. Und der die beiden in der Moderne aufsplitternden Teilbereiche Staat und Gesellschaft aneinanderbindet“, wie Strauß es zum idealen Begriff der res publica schreibt.

Wenn Klopp nicht gerade erst das Amt des Bundestrainers übernommen hätte, müsste man ihn nach seinem Fahnenwort als neuen Bundespräsidenten in Betracht ziehen, als modernen Republikaner (und Christ), der 83 Millionen Deutsche zusammenführen will, und zwar republikanisch, als Gegenbegriff zu ethnisch. Ganz im Sinne des Glaubensbekenntnisses von Strauß am Ende seiner Betrachtungen, mit „Anstand und Inklusion, Ehrgefühl und Solidarität“ und jenem Zauber, „der den Fluch der Rachsucht und Zwietracht bannen kann“.

ELMAR OERTEL, HERSBRUCK

Haben ihre Nische im Zug und im Drogeriemarkt gefunden: die Influencerinnen Enya (links) und Joelle Mißler Fotos einzigartigeenya/Tiktok, Joelle-missler/Tiktok

Berufswunsch Influencer

Der Werbemarkt rund um Influencer wächst und zieht junge Menschen auf die sozialen Plattformen. Der Erfolgsdruck ist hoch, doch die Branche bietet auch Chancen.

A ls sie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arbeitslos wurde, fing Enya mit Instagram und Tiktok an und stellte kurze Vi-

Von Dominik Jäger, Frankfurt deos auf die Internetplattformen. Heute zählt Enya dort rund 20.000 und 56.000 Follower. Eines ihrer ersten Videos über Wortwitze und die Deutsche Bahn ging viral und wurde 1,9 Millionen mal angeschaut. Witze und Videos über die Bahn macht sie bis heute.

Doch die Videos auf den gerade bei Jugendlichen beliebten Plattformen sind eher ein Hobby für Enya, die ihren Nachnamen nicht nennen möchte. Nur als Influencer zu leben, also auf den Internetplattformen Werbung für Produkte zu machen, sei für sie nicht infrage gekommen. „Dadurch wird man abhängig von Externen und kann nicht mehr selbst entscheiden, was man machen möchte. Das wollte ich nicht“, erzählt sie der F.A.Z. In den intensiven Tiktok-Monaten während ihrer Arbeitslosigkeit eignete sie sich Fähigkeiten in der Videogestaltung und -bearbeitung an.

Inzwischen betreut Enya fest angestellt den Auftritt eines Feinkostunternehmens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ist im Sprachgebrauch des Tech-Zeitalters als „Senior Content Creatorin“ tätig. Ihren Kanal „einzigartigeenya“ betreibt sie nebenher. Als „Content Creator“, wörtlich übersetzt als Schöpfer von Inhalten, oder als „Influencer“ wird generell bezeichnet, wer mit Videos in sozialen Netzwerken Geld verdient.

Die 29 Jahre alte Enya ist nicht die einzige Influencerin, die merkt, dass es hart ist, von Inhalt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u leben. Eine der bekanntesten Größen in dem Geschäft, James Donaldson, der sich unter dem Namen „Mr. Beast“ vermarktet, beklagte vor einem Jahr, dass sein Geschäftsmodell ihn „auffresse“. Donaldson sagte: „Wenn ich nicht filme, gibt es keine Inhalte. Der Kanal hört buchstäblich auf zu existieren, wenn ich mit dem Filmen aufhöre.“ Donaldson zählt 485 Millionen Abonnenten seines Kanals auf der Videoplattform Youtube.

sagt Wentzel. „Genauso ist es, wenn man Künstler werden möchte.“

Der US-Amerikaner „Mr. Beast“ hat es geschafft. Er vertreibt zum Beispiel Schokolade mit seinem Konterfei auch in deutschen Supermärkten. Julian Voss von der PFH Privaten Hochschule Göttingen nimmt das als Beleg, dass das Berufsbild von Influencern sich verfestigt habe.

Die Tätigkeiten sind weit gestreut. Schon fast traditionell ist das Geschäftsmodell, als Influencer in Kurzvideos auf den Plattformen Produkte zu bewerben,

sei es Kosmetik oder Haushaltsware, um sich von den Herstellern dafür bezahlen zu lassen. Erlangt man Reichweite auf den Plattformen und wird selbst zur Marke,

kann man die Berühmtheit etwa als Talkshow-Gast oder für Merchandising etwa in Schokoladenform ausnutzen und so zusätzliches Geld verdienen.

Das Potential für Marketing mit Influencern wächst. Das Marktvolumen hat sich nach Analyse der Plattform Hypeauditor auf der ganzen Welt von 13,8 Milliarden im Jahr 2021 bis zu diesem Jahr verdoppelt.

Immer mehr Influencer wollen von diesem Kuchen etwas abhaben. Die Investmentbank Goldman Sachs schätzte die Zahl der Influencer global vor drei Jahren auf 50 Millionen und prognostiziert Wachstumsraten von zehn bis 20 Prozent im Jahr. Es ist ein hartes Geschäft. Mit wenigen Videos, die viral gehen, lassen sich ein paar tausend Abonnenten erreichen. 70 Prozent aller Influencer-Kanäle auf Tiktok hatten im Jahr 2022 tausend bis zehntausend Abonnenten (Follower). Auf Instagram waren es zwei Jahre später 76 Prozent. Entsprechend wird die Luft nach oben

immer dünner. Weniger als ein halbes Prozent der Influencer auf beiden Plattformen haben mehr als eine Million Follower.

Die Hobby-Influencerin Enya

schätzt es, wenn Influencer mit ihren Abonnenten in den Austausch treten, Kommentare beantworten und „so eine Gemeinschaft schaffen“. Darin zeige sich eine soziale Seite des digitalen Raums, die oft unterschätzt werde. Am besten funktioniere das, wenn Influencer sich auf ein Thema für ihre Inhalte festlegen. „Man sollte nicht mit der Intention starten, von Content leben zu wollen, sondern ein Thema zeigen, das einen interessiert“, sagt Enya.

Dazu rät auch Wentzel von der RWTH Aachen. In einer Nische können Influencer sich etablieren, wachsen und schließlich eigene Produkte auf den Markt bringen. Durch eigene Produkte lässt der Beruf sich monetarisieren, ohne allein davon abhängig zu sein, jeden Tag ein Video veröffentlichen zu müssen. „Eine Idee lässt sich für einen speziellen kleineren Markt besser skalieren“, sagt Wentzel. „Das Ziel ist es, sich selbst als Marke aufzubauen.“

So wie Enya können Influencer aber auch Stellen in Unternehmen finden. Voss an der PFH Privaten Hochschule Göttingen lehrt in einem speziellen Studiengang, Kanäle in sozialen Medien aufzubauen und Geschäftsmodelle zu entwickeln. Seine Absolventen fänden bei Mittelständlern Stellen, um die Firmen im Netz zu vermarkten. „Unternehmen und Freiberufler verstehen soziale Medien noch zu selten als Kommunikationskanal“, sagt Voss. Das einzige Risiko für Unternehmen sei, nicht auf sozialen Medien vertreten zu sein.

Die Drogeriemarktkette dm unterstützt Mitarbeiter, die ihren Arbeitsalltag in sozialen Medien zeigen. Eine davon ist Joelle Mißler. Schon während ihrer Ausbildung als Drogistin lud sie Videos über neue Produkte auf ihren privaten Tiktok-Kanal hoch. Inzwischen gewährt die Drogeriekette ihr dafür einen Teil ihrer Arbeitszeit. „Ich kann meinen Traumberuf ausüben und mein Hobby nebenbei zum Beruf machen“, sagt Mißler. „Die Einnahmen aus Kooperationen mit externen Marken und Partnern sind für mich eher ein Obolus zum Sparen.“

Mißler kennt die Risiken des Geschäftsmodells Influencer. Ihre Festanstellung bietet ihr Sicherheit. „Als Creator kann man die Reichweite und den Algorithmus nicht immer beeinflussen.“ Daher wolle sie sich nicht ausschließlich auf Tiktok konzentrieren, sagt sie. Im Gegenteil: Sie sieht ihre Zukunft bei dm. „Ich bin erst 22 Jahre alt und habe den Traum, irgendwann Marktverantwortliche zu werden.“

So viel Zukunft hat das Geschäftsmodell von Influencern

Über das Risiko des Burnouts sprechen auch andere Influencer. Dennoch wollen immer mehr Jugendliche lieber „Content Creator“ anstatt Feuerwehrmann oder Ärztin werden. Eine Umfrage der PFH Privaten Hochschule Göttingen aus dem Jahr 2023 zeigte: 43 Prozent der Abiturienten können sich vorstellen, Content Creator als Beruf auszuüben.

Das Geschäft, Creator Economy genannt, ist „Kapitalismus in einer sehr gnadenlosen Form“. Das sagt Daniel Wentzel, der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mit Schwerpunkt Marketing an der RWTH Aachen lehrt. Die Branche sei extrem kompetitiv. Wentzel rät gleichwohl nicht gänzlich von dem Berufswunsch ab. „Wer es nach der Schule anstrebt, Influencer zu werden, muss Zeit investieren und das Risiko eingehen“,

Globaler Werbeumsatz mit Influencern in Milliarden Dollar

* Prognose / Quellen: Hype Auditor; Statista / F.A.Z.-Grafik: nav.

Anteil der Influencer auf Instagram in Prozent nach Anzahl der Follower (2024)

Das arbeitgebernahe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untersuchte 2023 die Schattenseiten der „Creator Economy“. In einer Studie über die Arbeitsbedingungen und die Dauerhaftigkeit des Erfolgs resümierte das Institut: „Es ist fraglich, inwiefern jungen Menschen, die sich auf ihr Leben nach der Schulzeit vorbereiten und über mögliche Berufe nachdenken, diese Nachteile der Creator Economy bewusst sind – und inwiefern sie sich von der glänzenden Social-Media-Welt blenden lassen.“

Marketing-Fachmann Wentzel ermutigt jeden, es auszuprobieren. Er gibt jedoch zu bedenken: „Es ist wie bei Fußballern oder Start-ups: Man sieht nur die, die es geschafft haben, und nicht den langen Rattenschwanz derer, die auf der Strecke geblieben sind.“

Die Küche als Ort der Sinne, nicht der Technik

Sensoren und KI ziehen in die Küchengeräte ein. Doch wichtiger als digitale Effekte sind gutes Material, kluge Ergonomie und die Frage, wie lange eine Küche wirklich bleibt. Von Thiemo Heeg, Frankfurt, und Michaela Seiser, Wien

Die Küche der Zukunft wird immer mehr zum Mittelpunkt des Wohnens. Für Georg Emprechtinger, geschäftsführender Eigentü-

mer des österreichischen Massivholzmöbelherstellers Team 7, ist sie ein Ort, an dem wieder alle fünf Sinne zählen sollen – nicht nur der Blick auf ein Display. Martin Steining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gleichnamigen Austro-Designstudios, hält Kochen für einen mechanischen Vorgang, der Genuss und Rückzug bieten kann. Philipp Blum, als Geschäftsführer des traditionsreichen Vorarlberger Beschlägeherstellers Blum auch Partner zahlreicher internationaler Küchenproduzenten, denkt von der alltäglichen Bewegung her: Wie lassen sich Dinge leichter erreichen, verstauen und bedienen? Mehrere Perspektiven, ein gemeinsamer Nenner: Die Küche wird wichtiger, aber nicht zwangsläufig technischer.

Das ist keine Absage an Innovation. Es ist eher eine Absage an Technik, die nur demonstriert, was sie kann. Smarte Kühlschränke, die den Milchbestand melden, haben bislang keine Revolution ausgelöst, wie Emprechtinger anmerkt. Auch eine per Smartphone geöffnete Tür ist nicht automatisch ein Fortschritt. Steininger sieht den Nutzen digitaler Systeme vor allem dort, wo sie konkret entlasten – etwa bei Bestellungen oder bei Geräten, die passende Einstellungen vorschlagen. Blum interessiert, ob vernetzte Geräte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 und die Bedienung vereinfachen. Die Küche solle nicht noch ein Bildschirmraum werden, sagt er sinngemäß: Wer den Zucker sucht, weiß meist, wo er steht.

Gleichzeitig drängt die Geräteindustrie mit einer neuen Generation von Sensorik und KI nach vorn. Backöfen sollen Speisen erkennen und Programme empfehlen; Geschirrspüler und Waschmaschinen sollen Beladung, Inhalt und Dosierung selbst beurteilen. Kochfeld und Dunstabzug können ihre Leistung aufeinander abstimmen, vernetzte Geräte Garvorgänge überwachen. Das ist mehr als ein Chatbot im Bedienfeld: Die Geräte sollen ihre Umgebung wahrnehmen und darauf reagieren.

Doch zwischen einer technischen Möglichkeit und einem echten Bedürfnis bleibt eine Lücke. Die entscheidende Innovation könnte weniger darin liegen, dass die Küche selbständig kocht, als darin, dass einzelne Handgriffe einfacher und ressourcensparender werden.

Manche Hausgerätehersteller wagen sich weit vor, wenn es um KI-Segnungen geht – und sehen das Ende der Hausarbeit im Waschkeller und in der Küche in greifbarer Nähe. Wie zum Beispiel Miele. „Wäsche einlegen. Start drücken. Fertig“ lautet das Versprechen mit Blick auf das Maschinenmodell „Gary“. Es ist noch eine Konzeptstudie, doch Technik wie diese sollte sich bald im Produktsortiment nicht nur der Gütersloher finden: Intelligente Sensorik und 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erkennt, was sich in der Trommel befindet, und die den Waschprozess und die Waschmitteldosierung darauf abstimmt.

Pizza im Blick: Ein Siemens-Ofen kann mit einer Innenkamera Gerichte erkennen – und jetzt auch eigene Kreationen abspeichern. Foto Picture Alliance

Genauso funktioniert es auch in der Küche. Auf der Konsumelektronikmesse IFA in Berlin wurden Backöfen präsentiert, die mehr als 100 Gerichte automatisch identifizieren und passende Geräte-einstellungen vorschlagen. Auch Geschirrspüler sind schon so weit: „Einräumen, Tür schließen, fertig“ lautet eine Herstellerdevise.

Damit sind Anbieter wie Bosch-Siemens oder Electrolux deutlich weiter als vor einigen Monaten und Jahren. Es geht nicht mehr nur darum, KI in der Entwicklung einzusetzen oder als Chatbot in Produkte zu integrieren. Vielmehr sollen die Geräte ihre Umgebung erfassen und darauf reagieren – indem sie Kleidung oder Speisen erkennen und dann die Wasch- oder Kocheinstellungen entsprechend anpassen. Themen wie Bilderkennung, Sensorik, automatische Programmwahl, Dosierung oder Assistenzfunktionen stehen damit im Vordergrund.

Auch Effizienz und Vernetzung ruft die Industrie als Küchentrends der Zukunft aus. Drei Beispiele: Kochfelder und Dunstabzüge stimmen ihre Leistung automatisch aufeinander ab. Vernetzte Geräte können Garvorgänge überwachen und Hitze oder Dampf anpassen. Und Sensoren in Kühlschränken berück-

sichtigen, wie oft die Tür geöffnet wird, und stimmen die Kühlleistung entsprechend darauf ab.

Das Wohnen hat die Küche schon verändert – vor allem die moderne offene Küche. Sie ist in vielen Neubauten kein separater Funktionsraum mehr, sondern Teil des Wohn- und Essbereichs. Emprechtinger beobachtet, dass um die Küche herum geplant wird. Sie ist nicht länger nur ein Möbelstück unter anderen, sondern häufig der Ausgangspunkt für die Gestaltung des ganzen Raums. Team 7 kann dabei einen Vorteil ausspielen, weil das Unternehmen neben Küchen auch Tische und Wohnmöbel fertigt. Der Küchenhersteller wird zum Anbieter einer zusammenhängenden Wohnwelt.

Steininger fasst den gestalterischen Anspruch in einen scheinbaren Widerspruch: Die Küche soll sichtbar und unsichtbar zugleich sein. Sichtbar als eigenständiges architektonisches Objekt, mit einer besonderen Materialität und sorgfältigen Details. Unsichtbar in den Funktionen, die sich hinter Fronten verbergen lassen. Eine Art Werkzeugkiste, die erst dann aufgeht, wenn gekocht wird. Blum beobachtet dasselbe Bedürfnis nach Ganzheitlichkeit. Wer eine Küche für einen offenen Wohnraum auswählt, will oft auch, dass Sideboard und Wohnmöbel dazu passen.

Doch Offenheit ist kein Dogma. Sie vergrößert den Raum und macht Kochen zum sozialen Vorgang. Zugleich bleiben Gerüche, Unordnung und Geräte sichtbar. Eine Speisekammer kann dafür entbehrlich werden, während die sogenannte Back Kitchen an Bedeutung gewinnt: ein zweiter, weniger repräsentativer

Arbeitsbereich für Mixer, Brotmaschine und all die Dinge, die nicht ständig auf der Arbeitsfläche stehen sollen. Emprechtinger hält abgeschlossene Küchen weiterhin für eine legitime Wahl – sei es wegen des Grundrisses, der Gerüche oder des Wunsches nach Ruhe. Der Trend der Zukunft geht also nicht nur in eine Richtung, sondern passt jeweils zum Alltag der Bewohner.

In der Materialwahl zeichnet sich eine Gegenbewegung zur makellosen Kulisse ab. Steininger spricht von ehrlichen Materialien: Holz, Naturstein, Metall oder Beton sollen nicht so behandelt werden, dass sie etwas anderes vortäuschen. Eine Keramikplatte darf Keramik sein. Problematisch findet er vor allem die möglichst perfekte Imitation von Naturstein. Vor einigen Jahren galt eine weiße Hochglanzfront als mangelhaft, sobald sich ein Fingerabdruck zeigte. Heute akzeptierten Kunden eher Oberflächen, die sich verändern und Gebrauchsspuren tragen. Patina wird vom Fehler zur Erzählung des gelebten Produkts.

Emprechtinger macht aus dieser Haltung ein Produktionsprinzip. Massivholz sei lebendig, es quelle, schwinde und verlange deshalb nach Entwicklung und präziser Verarbeitung, sagt er, gerade wenn klare, elegante Linien gewünscht seien. Team 7 sortiere Holz für konkrete Aufträge und fertige nach Maß, statt standardisierte Platten zu produzieren und viel Material abzuschneiden. Restholz und Sägespäne werden laut dem Unternehmen zur Wärmegewinnung genutzt. Das ist zugleich ein Qualitätsversprechen wie auch ein Kostenfaktor: Emprechtinger nennt für eine Team-7-Küche mit Geräten und Arbeitsplatte als grobe Größenordnung Kosten von 25.000 bis 30.000 Euro, wenngleich der Preis stark von Planung, Material, Stauraum und Ausstattung abhängt. Steininger setzt die Einstiegshürde noch höher an: Unter 50.000 Euro sei eine Küche seines Hauses kaum zu realisieren.

Langlebigkeit wird damit zum Gegenentwurf zur Wegwerfökonomie – allerdings nicht mit dem einfachen Versprechen, jede Küche lasse sich problemlos mitnehmen. Emprechtinger berichtet von einer 40 Jahre alten Team-7-Küche, die mehrfach überarbeitet und ergänzt wurde. Hochwertige Korpusse und Beschläge können einen Umzug oder eine Renovierung überstehen; Arbeitsplatten und neue Raummaße setzen Grenzen. Steininger hält die Mitnahme einer Küche zwar technisch für möglich, wirtschaftlich aber oft für unvernünftig: Abbau, Anpassung und Montage kosten. Blum dagegen sieht in modularen Lösungen ein wichtiges Entwicklungsfeld. Ein Haushalt verändert sich, wenn aus einem Singlehaushalt eine Familie wird. Dafür sollte nicht jedes Mal die ganze Küche ersetzt werden müssen.

Diese unterschiedlichen Antworten zeigen, dass Reparierbarkeit nicht allein eine Konstruktionsfrage ist. Sie muss sich rechnen, Ersatzteile müssen verfügbar bleiben, Materialien trennbar sein und Küchen so geplant werden, dass Anpassungen möglich sind. Blum wirbt deshalb für mehr Aufmerksamkeit bei der Planung. „Wer eine Küche kauft, trifft Hunderte Entscheidungen und lebt anschließend viele Jahre mit den Folgen. Probeküchen sind nicht zwingend die Lösung. Entscheidend sei, Ergonomie und Gewohnheiten vor dem Kauf wirklich zu besprechen.“

Das gilt besonders in einer alternden Gesellschaft. „Eine „Küche für alte Leute“ gibt es nicht“, sagt Blum. Es gehe um Ergonomie, die allen nützt. Auszüge statt tiefer Schränke mit Drehtüren, gut erreichbare Arbeitsflächen und selten benötigte Dinge in oberen Fächern können den Alltag erleichtern. Beschläge und Stauraumlösungen sind dabei keine Nebensache. Blum verweist auf den „Space Step“, eine in den Sockel integrierte Trittfläche, die den Zugriff auf höhere Ebenen erleichtern soll. Emprechtinger betont die individuelle Planung: Arbeitshöhen, Innenleben und Bedienung ließen sich auf konkrete Bedürfnisse abstimmen.

uch hier liegt die Zukunft weniger im spektakulären Roboter als in der unscheinbaren Verbesserung. Blum beobachtet Haushalte in vielen Ländern, um zu verstehen, wie Menschen kochen und verstauen. Was in Japan auf knappem Raum funktioniert, lässt sich nicht einfach auf eine großzügige europäische Küche übertragen. Auch Koch-, Reinigungs- und Essgewohnheiten unterscheiden sich. Eine universelle Zukunftsküche gibt es deshalb nicht. Selbst Ernährungstrends wie

Veganismus verändern die Grundrisse nicht automatisch, können aber zusätzliche Geräte und veränderte Vorratshaltung mit sich bringen.

Dass in dieser Debatte österreichische Branchenvertreter so prominent zu Wort kommen, ist mehr als ein regionaler Zufall. Österreich verbindet eine lange Geschichte des funktionalen Küchendesigns mit einer Industrie, die unterschiedliche Stärken in die moderne Küche einbringt: Team 7 steht für Massivholz und die Verbindung von Küche und Wohnen, Steininger für individuelle, architektonisch gedachte Entwürfe, Blum für Beschläge und Bewegungssysteme, die weltweit in Möbeln eingesetzt werden. Die Perspektiven reichen vom Material über die Gestaltung bis zur alltäglichen Funktion.

Die Berge sind nur schöne Kulisse: Haushaltsgeräte auf der Konsumelektronikmesse IFA in Berlin, hier am Stand von Miele. Foto Imago

Ein historischer Bezugspunkt ist 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 Die Wiener Architektin entwarf 1926 die Frankfurter Küche, einen Meilenstein des modernen Küchenbaus. Sie behandelte die Küche als gestaltbare Arbeitsumgebung und organisierte Abläufe auf engem Raum möglichst effizient. Die Zukunftsdebatte setzt andere Akzente – mehr Offenheit, Individualität und Wohnlichkeit –, doch die Grundfrage bleibt ähnlich: Wie lässt sich der Alltag durch Gestaltung verbessern? Heute gehört dazu nicht nur der kürzeste Weg zwischen Herd und Spüle, sondern auch die Frage, ob Menschen bequem an ihre Vorräte kommen und ob ein Möbel lange genug hält, um seine Ressourcen zu rechtfertigen.

Steininger sieht Österreich und Italien im Design und in der Qualität an der Spitze, während er die deutsche Küchenindustrie stärker als großindustriell und serienorientiert beschreibt. Das ist seine Einschätzung, keine neutrale Marktstatistik. Sie erklärt aber, weshalb österreichische Stimmen für diese Betrachtung aufschlussreich sind: Sie kommen aus einem Umfeld, in dem Manufaktur, Materialkenntnis und individuelle Planung sichtbar neben industrieller Skalierung stehen. Blum wiederum bringt die Perspektive eines international tätigen Zulieferers ein, der Küchen in zahlreichen Ländern und Nutzungskulturen beobachtet.

Die Küche der Zukunft wird also weder vollständig unsichtbar noch vollständig automatisiert sein. Sie wird zugleich Bühne und Werkstatt, Wohnmöbel und Arbeitsgerät. KI kann Lebensmittel erkennen, Garvorgänge überwachen und Energie sparen. Sie ersetzt aber nicht die Entscheidung, wie jemand wohnen, kochen und zusammenkommen möchte. Der eigentliche Fortschritt dürfte darin liegen, dass Technik leise im Hintergrund arbeitet, Stauraum erreichbar wird, Materialien ehrlich altern und Küchen nicht nach wenigen Jahren ausgetauscht werden müssen. Nicht der Roboterarm ist das Maß aller Dinge. Vielmehr geht es um die Frage, ob die Küche nach 20 Jahren noch zum Leben passt.

KI beschert Samsung Rekordgewinn

Hier läuft es rund: Halbleiterfabrik von Samsung in Korea
Foto Bloomberg

Der koreanische Chiphersteller meldet den höchsten Quartalsgewinn, den je ein Technologiekonzern erzielt hat. Doch an der Börse wachsen die Zweifel.

Von Tim Kanning, Busan

D er ungebrochene Ausbau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KI) treibt die Gewinne der großen Chipkonzerne weiter in

nie gesehene Höhen. Am Donnerstag meldete der koreanische Halbleiterhersteller Samsung Electronics einen operativen Gewinn für das dritte Quartal, der fast neunmal so hoch war wie im Vorjahreszeitraum. Angetrieben wurde der Gewinnsprung vor allem durch die starke Nachfrage nach den fortschrittlichen Speicherchips der Koreaner, die zentrale Komponenten für die aufwendige KI-Rechenleistung sind.

Der größte Hersteller von Speicher-chips der Welt gab am Donnerstag in einer Gewinnprognose bekannt, dass der operative Gewinn im Zeitraum von Juli bis September 107,4 Billionen Won (71,4 Milliarden Euro) erreichte. Das war ein Plus von 782,5 Prozent gegenüber dem gleichen Quartal des Vorjahres. Nach Angabe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war es sogar der höchste Quartalsgewinn, den jemals ein Technologiekonzern ausgewiesen habe. Der Umsatz hat sich auf 195 Billionen Won mehr als verdoppelt. Der gemeldete Gewinn lag leicht über den durchschnittlichen Schätzungen, die Analysten zuvor abgegeben hatten. Dennoch sank der Aktienkurs von Samsung am Donnerstag an der Börse in Seoul um 2,4 Prozent.

Genauere Zahlen für seine einzelnen Sparten wird das südkoreanische Unternehmen später im Monat bekannt geben. Antreiber des Wachstums wird vor allem das margenstarke Geschäft mit HBM-Chips sein, die durch ihre besonders schnellen Speicherfähigkeiten gut für KI-Anwendungen geeignet sind. Aber auch in den beiden anderen Kategorien DRAM und NAND, die zum Beispiel in Computern und Smartphones verbaut werden, waren zuletzt die Preise wegen der allgemeinen Knappheit gestiegen. Das dürfte wiederum Samsungs Geschäft mit Smartphones, Tablets und anderen Elektronikgeräten belasten, in denen solche Komponenten verbaut werden.

Der steile Anstieg von Umsatz und Gewinn hält nun schon seit mehreren Quartalen an. Der lange Lauf gibt einen Eindruck davon, wie hoch die Nachfrage aus der KI-Branche auch weiterhin ist. Auch wenn viele KI-Manager zuletzt vor den Gefahren der Technologie warnten, werden in aller Welt weiterhin viele neue Rechenzentren gebaut, die leistungsfähig genug für KI-Anwendungen sind und dafür Unmengen von Chips in ihren Servern benötigen. Die Auftragsbücher der Halbleiterunternehmen sind gut gefüllt, da die sogenannten Hyperscaler wie Amazon, Google, Meta und Microsoft ihre Rechenzentrumskapazitäten ausbauen, um mit ihrer rasanten KI-Entwicklung Schritt zu halten.

Auch der größte Auftragsfertiger von Chips, TSMC aus Taiwan, gab am Donnerstag einen kräftigen Umsatzsprung bekannt. Im dritten Quartal habe der Konzern aus Hsinchu mit umgerechnet 41,66 Milliarden Euro etwa 50 Prozent mehr umgesetzt als im Vorjahreszeitraum. Auch das sei ein Rekordhoch gewesen. Allein im August seien die Auslandsaufträge um mehr als 70 Prozent gestiegen und hätten erstmals die Marke von 100 Milliarden Dollar geknackt. Als wichtigster Kunde von TSMC gilt der KI-Pionier Nvidia. Details zu seinen Geschäftszahlen will TSMC in der kommenden Woche bekannt geben.

Die Frage ist, wie lange die Chipkonzerne diese Rekordniveaus noch halten können. Dass der Aktienkurs von Samsung am Donnerstag trotz der blendenden Zahlen nachgab, spricht für Skepsis unter den Anlegern. Auch die Kurse der wichtigsten Wettbewerber SK Hynix und Micron gaben um mehr als zwei Prozent nach. Analysten nannten als einen Grund, dass sie zwar weiter mit steigenden Preisen am Speichermarkt rechneten, dass sich dieser Anstieg aber verlangsamen dürfte.

Samsung will sein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aber deutlich ausbauen, um die aus seiner Sicht auch weiter stark steigende Nachfrage zu bedienen. Das Unternehmen kündigte im Juni an, 400 Billionen Won (266 Milliarden Euro) in den Bau zweier neuer Halbleiterfabriken in der südkoreanischen Stadt Gwangju zu investieren. Ähnlich groß will der Lokalrivale SK Hynix in der gleichen Region investieren, die Präsident Lee Jae-myung zu einem neuen

Chip-Hub in Korea aufbauen will. TSMC investiert im laufenden Jahr umgerechnet 52 bis 56 Milliarden Euro in den Ausbau seiner Fertigungsanlagen.

Von dem bisherigen steilen Aufschwung von Samsung werden auch die Mitarbeiter und die Aktionäre des Konzerns profitieren. An seine Anteilseigner will Samsung im laufenden Jahr die Rekordsumme von umgerechnet 73 Milliarden Euro ausschütten. Die Beschäftigten der Speicherchipsparte hatten im Frühjahr nach einem ungewohnt harten Arbeitskampf eine Neuregelung der Bonuszahlungen auf Basis des operativen Gewinns errungen.

Das Management hatte sich mit der Gewerkschaft darauf geeinigt, 10,5 Prozent des operativen Gewinns der Sparte für die Mitarbeiterboni zurückzustellen. Lokale Medien rechneten durch, dass ein durchschnittlicher Beschäftigter in der Speicherchipabteilung nach den neuen Regeln einen Bonus von 750 Millionen Won (500.000 Euro) bekommen dürfte, falls das Unternehmen in diesem Jahr einen operativen Gewinn von 370 Millionen Won erzielt. In den ersten drei Quartalen lag der Gewinn nun schon bei 254,1 Billionen Won. (Kommentar Seite 36.)

Wie Wildberger Berichtspflichten entrümpeln will

Unternehmen ächzten unter Tausenden von Berichtspflichten / Der Bundesminister weiß, wovon er spricht

BERLIN. Es dauert rund 25 Minuten, bis aus dem Bundes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wieder einmal der Ex-Manager spricht. In der Pressekonferenz am Donnerstagvormittag geht es um Berichterstattungspflichten für Unternehmen, konkret wird die Nachhaltigkeitsrichtlinie genannt, und ein Journalist fragt den CDU-Politiker nach deren Sinnhaftigkeit. Der gibt sich sichtlich Mühe, das europäische Regelwerk nicht in Bausch und Bogen zu verdammen: Viele dieser Vorhaben seien sinnvoll, so sagt er mit Bedacht, schließlich gehe es darum, transparent zu machen, was Unternehmen bei der Nachhaltigkeit leisten.

„Aber wenn Sie diese Regeln anwenden müssen, und das habe ich bis vor eineinhalb Jahren getan, dann gibt es eine große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Frage, was sinnvoll ist und wie es praktisch umgesetzt ist.“ Sie helfe damit oft noch nicht einmal dem Klima. Der ehemalige Manager von Eon und später des Elektronikhändlers Media-MarktSaturn sieht darin einen „Hochleistungsleerlauf, der Geld kostet“. Es gehe nicht um die Absenkung von Standards, sondern um die Durchsetzbarkeit.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Lutz Goebel, Vorsitzender des Normenkontrollrates und selbst ehemaliger Geschäftsführer eines Mittelständlers, mit in den Choreinzustimmen. „Es wird einfach übertrieben“, sagt er. Um das alles aufzubereiten, müsse man alles mit seinem Wirtschaftsprüfer über eineinhalb Jahre hinweg vorbereiten. Der frühere Bundesjustizminister Marco Buschmann (FDP) habe als zuständiger Ressortchef unter der Nachhaltigkeitsberichterstattung schon „ungeheuer gelitten“. Deshalb seien Praxischecks so wichtig, betont schließlich auch die stellvertretende Vorsitzende des Normenkontrollrates Sabine Kuhlmann: „Kann ich nicht auch mit weniger Aufwand das Ziel erreichen?“

Dieser Austausch während der Pressekonferenz anlässlich des Jahresberichts des Nationalen Normenkontrollrats zum Bürokratieabbau lässt tief blicken. Üblicherweise geht es dort sehr nüchtern zu: Es werden Milliardenbeträge zu Bürokratiekosten und Erfüllungsaufwand aufgezählt; seit zwanzig Jahren mahnt das Berater- und Kontrollgre mium zu schlankeren Gesetzen und mehr Digitalisierung. Auch im vergangenen Jahr sind die Bürokratiekosten wieder um 1,3 Milliarden Euro gestiegen, auch dank der Nachhaltigkeit.

In diesem Jahr geht es deutlich leidenschaftlicher zu, als es das Thema Berichtspflichten vermuten lässt. Die Unternehmer im Land haben die Nase voll von kostspieligen Sonderaufgaben ohne Wirkungsgrad, und dieses Mal spiegelt sich ihre Ungeduld auch auf der Regierungsbank in einem eigenständigen Ministerium für Digitales und Staatsmodernisierung wider.

Wildberger setzt große Hoffnungen in das geplante Berichtspflichtengesetz, dessen Eckpunkte er im kommenden Dezember in das Kabinett einbringen will. Im April soll es dann von der Regierung beschlossen und in das parlamentarische Verfahren gegeben werden. Dazu wurden mithilfe von KI rund 4000 Gesetze identifiziert, die jetzt quer über die Ressorts hinweg auf ihre Notwendigkeit überprüft werden sollen. Ziel sei es, die Beweislast für diese Auflagen umzukehren: Jetzt müssen die Ministerien also nicht mehr darlegen, warum sie Pflichten abbauen wollen, sondern warum es notwendig ist, sie beizubehalten. Ziel sei es, auf diesem Weg rund 30 Prozent der Berichtspflichten abzubauen. „Das setzt eine Dynamik in Gang, die dieses Land dringend braucht“, hofft Wildberger.

Nun ist es aber auch kein Geheimnis, dass es innerhalb der Regierung Ressortchefs gibt, die den Berichtspflichten deutlich mehr abgewinnen können als Wildberger. Das Umweltministerium gilt als natürlicher Gegner. Lutz Goebel formuliert es eleganter: Dort gebe es ein „eigenes Verständnis“ zu dieser Frage und offenbar noch den Glauben, die Umweltstandards ließen sich durch Berichtspflichten hochhalten.

Auch der Minister hält sich mit Kritik zurück. „Ich bin der Letzte, der hier Haltungsnoten verteilt. Das klären wir im kleinen Kreis“, sagt Wildberger. Aber er sagt auch, wie: hart in der Sache, respektvoll im Ton. Auf dem Fußballplatz müsse man eben nicht nur nach vorne spielen und hinten verteidigen, sondern auch mal grätschen. cbu.

Microsoft stellt einen neuen KI-Laptop vor

Softwarekonzern verbündet sich mit Nvidia

NEW YORK. Microsoft will Personal Computer stärker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ufrüsten. Der Technologiekonzern hat jetzt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in San Francisco neue Funktionen für sein Betriebssystem Windows sowie einen neuen Premiumlaptop vorgestellt, die das Arbeiten mit KI erleichtern sollen. Dabei zielt Microsoft vor allem auf den Einsatz sogenannter KI-Agenten ab, die selbständig komplexe Aufgaben für ihre Nutzer übernehmen können. Ein zentrales Verkaufsargument für die neuen Microsoft-Angebote ist es, dass KI-Anwendungen damit auch direkt auf dem PC ausgeführt werden können und nicht über Dienstleister für Cloud-Computing laufen müssen. Microsoft ist mit seiner Plattform Azure neben Amazon und Google selbst einer der wichtigsten Cloud-Anbieter.

Für seine neue KI-Initiative hat sich Microsoft mit Nvidia verbündet, dem dominierenden Anbieter von KI-Chips. In dem jetzt vorgestellten Surface Laptop Ultra steckt das Nvidia-Chipsystem RTX Spark. Nvidia-Vorstandschef Jensen Huang war auf der Veranstaltung mit Microsoft-Chef Satya Nadella auf der Bühne und sagte: „Wir haben den Personal Computer völlig neu erfunden.“ Nvidia könnte diese Allianz helfen, sich mit seinen Chips stärker im PC-Markt zu etablieren. Das Unternehmen beherrscht zwar den Markt für KI-Chips, die in Rechenzentren zum Einsatz kommen, im PC-Geschäft liegen aber noch immer Intel un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 vorne.

Microsoft schrieb in einem Blogeintrag: „Windows ist das Betriebssystem für KI-Agenten, und Surface ist die Hardware für Windows.“ Der Ultra-Laptop hat einen Startpreis von 2599 Dollar, das teuerste Modell kostet sogar 5899 Dollar. Die Laptopreihe dürfte sich vor allem an professionelle Nutzer wie Softwareentwickler richten.

Die Vorstellung des neuen Rechners nutzte Microsoft für eine Kampfansage an Apple. Das Unternehmen sagte, der Ultra-Laptop könne Anfragen an KI-Modelle doppelt so schnell beantworten wie das vergleichbare Apple-Modell Macbook Pro M5, das ebenfalls stark von Softwareentwicklern genutzt wird. Microsofts Laptop könne auch sechsmal so schnell Videos erzeugen wie der Konkurrenzrechner von Apple. Microsoft kündigte auch ein Tauschprogramm an, das auf Apple abzielt. Wer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bestimmte Macbook-Pro-Rechner gegen einen Surface Ultra eintauscht, soll 1000 Dollar in bar zurückbekommen. Mit dem Versprechen, KI-Anwendungen lokal auf dem Rechner statt in der Cloud ausführen zu können, hat Apple in jüngster Zeit viele Käufer für seine Macintosh-Computer gefunden – darunter auch für Modelle wie den Mac Mini und den Mac Studio.

Ein weiteres neues KI-Angebot, das Microsoft vorgestellt hat, ist eine Sicherheitsfunktion. Sie heißt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und soll es ihren Nutzern ermöglichen, festzulegen, zu welchen Daten KI-Agenten Zugang haben. Microsoft-Chef Nadella sagte, PCs müssten „der sicherste Ort“ für KI-Agenten werden. Nach einer Serie von Cyberattacken, die von KI-Modellen verübt wurden, ist die Sensibilität für KI-Sicherheit in jüngster Zeit gestiegen. Microsoft zufolge wollen eine Reihe von Unternehmen mit der neuen Sicherheitsfunktion arbeiten, darunter die KI-Entwickler Open AI und Anthropic.

Microsoft hat seine Hardwareihe Surface im Jahr 2012 mit einem Tablet-computer gestartet, im Laufe der Zeit wurde daraus eine Produktfamilie, die auch PCs umfasst. Das Unternehmen nennt keine genauen Umsatzzahlen für seine Surface-Produkte, es gehört aber nicht zu den führenden PC-Anbietern. Das Surface-Geschäft ist in einer Sparte mit anderen Produkten wie Windows untergebracht. Der Umsatz dieser Sparte war im vergangenen Geschäftsjahr leicht rückläufig. lid.

Globus bleibt Russland treu

Altkanzler Schröder in den Aufsichtsrat berufen

MAINZ. Er sei ein „ausgewiesener Experte für den russischen Markt“. Mit diesen Worten begründete der saarländische Unternehmer Thomas Bruch der „Saarbrücker Zeitung“ die Berufung von Gerhard Schröder in den Aufsichtsrat seiner russischen Geschäfte. Der ehemalige Bundeskanzler ist demnach seit Ende September Aufsichtsratsmitglied von Hyperglobus. Das Unternehmen betreibt 20 große Supermärkte im Großraum Moskau und beschäftigt 10.000 Mitarbeiter. Die Eigentümerfamilie Bruch, eine der reichsten Familien Deutschlands, hatte die Landesgesellschaft 2025 von ihrem Mutterkonzern Globus abgespalten und führt sie seither eigenständig, die Bruchs halten allerdings weiter die Kontrolle.

Andere westliche Handelskonzerne in Russland hatten weniger „Glück“. Die Nachricht von Schröders Einstieg folgt unmittelbar auf die Ankündigung des Kremls, die russischen Vermögenswerte des deutschen Handelskonzerns Metro unter vorübergehende staatliche Verwaltung zu stellen. Ähnlich erging es dem französischen Einzelhändler Auchan und dem Schweizer Nahrungsmittelkonzern Nestlé. Die russischen Aktivitäten von Wintershall hatte der Kreml kurzerhand ganz verstaatlicht.

Der 76 Jahre alte Thomas Bruch pflegt seit Langem ein freundschaftliches Verhältnis mit Russland und hat seine Haltung auch nach dem Überfall der Russen auf die Ukraine nicht geändert. So nahm er dieses Jahr trotz heftiger Kritik als einer der ganz wenigen Deutschen am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sforum in Sankt Petersburg teil. Die Supermärkte in Russland agierten schließlich eigenständig und erfüllten den Auftrag der Grund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sagte er damals. Sein Vorgehen stehe im Einklang mit den Beschlüssen der Bundesregierung.

Altkanzler Schröder, 82 Jahre alt, hat seine Verbindungen zu Russland nie gekappt und gilt bis heute als Vertrauter von Putin. Nach seinem Ausscheiden aus dem Bundeskanzleramt 2005 arbeitete er unter anderem für Nord Stream und den russischen Energiekonzern Rosneft. In seiner neuen Funktion bei Globus soll er an der „allgemeinen Leitung der Gesellschaft mitwirken“ und die „strategische Entwicklung des Unternehmens in Russland begleiten“.

Kurz nach seiner Ernennung besuchte Schröder eine Globus-Filiale in Moskau und zeigte sich ausweislich russischer TV-Aufnahmen in bester Laune. Er lobte die Mitarbeiter – auf Deutsch –, schüttelte Hände und bekam dafür lautstarken Applaus. Eigentümer Thomas Bruch, der bei dem Besuch dabei war, sagte laut „Saarbrücker Zeitung“, Schröder sei mit seinem bisherigen Engagement in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in Russland „eine ideale Ergänzung des Gremiums, um unseren dialogorientierten Ansatz fortzuführen“. Der Ansatz setze auf eine „konstruktive Zusammenarbeit im Dialog und die gemeinsame Suche nach zukunftsfähigen Lösungen“.

Hyperglobus selbst zitiert Schröder mit den Worten: „Es ist und bleibt wichtig, dass Unternehmer wie Thomas Bruch und Unternehmen wie Hyperglobus versuchen, die wirtschaftlichen Verbindungen aufrechtzuerhalten und in Russland zu investieren.“ Dass die Aktivitäten des Unternehmens in Russland in diesem Jahr zwanzigjähriges Jubiläum feierten, sei nicht nur eine Erfolgsgeschichte, „sondern auch ein Beitrag für die kulturel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Die Bruchs hatten sich 2022, nach dem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gegen einen Rückzug entschieden. In der Zeit seien die Wogen auch im Unternehmen hochgeschlagen, bis hin zu persönlichen Drohungen, hatte Bruchs Sohn Matthias später gesagt. Seine Begründung: Globus sei als Lebensmittellieferant wichtig, bei einem Rückzug drohten den Führungskräften Repressionen, das Unternehmen könnte verstaatlicht werden.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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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soldt erhält 70.000 Bewerbungen

Rüstungskonzern stößt auf viel Interesse für seine Stellen / Unternehmen verliert Auftrag für abbestellte Fregatte

FRANKFURT. Hensoldt meldet hohen Zulauf für seine offenen Stellen. Der Anbieter von Verteidigungselektronik stellt dieses Jahr 1600 neue Mitarbeiter ein. Bis September habe das Unternehmen insgesamt 70.000 Bewerbungen erhalten, sagte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Oliver Dörre im Internationalen Club Frankfurter Wirtschaftsjournalisten (ICFW). Damit illustriert er zum einen die Anziehungskraft, welche die bis vor Kurzem vielgeschmähte Rüstungsbranche jetzt am Arbeitsmarkt ausübt. Zum anderen relativiert er die Rolle, die Rüstungskonzerne wie Hensoldt als Auffangbecken für Ingenieure aus Branchen mit

Schwierigkeiten spielen – namentlich aus der Automobilindustrie.

So hat der Autozulieferer Conti unter anderem in Hessen Beschäftigte an Hensoldt vermittelt. In Stuttgart bietet Hensoldt Beschäftigten von Bosch an, in ein Zentrum für softwaregesteuerte Verteidigung zu wechseln. Als vor einigen Jahren Continental seine Produktion im niedersächsischen Gifhorn beendete, wechselte ein Teil der Belegschaft zum Rüstungskonzern Rheinmetall. Der Verteidigungssektor kann den Personalabbau in der weitaus größeren Autobranche aber allenfalls zum Teil auffangen, das stellte auch Dörre bei seinem Auftritt am Mittwochabend in Frankfurt klar.

Der Radar- und Sensorspezialist profitiert immer stärker von steigenden Verteidigungsausgaben. 10.000 Mitarbeiter erwirtschafteten im vergangenen Jahr 2,5 Milliarden Euro Umsatz. Hensoldt ist als Lieferant von den Verwicklungen um die Fregatte F126 betroffen. Das Bundesverteiligungsministerium hat entschieden, das Fregattenprogramm nicht weiterzuverfolgen. Die niederländische Werftengruppe Damen hatte als Generalunternehmer für den Bund den Auftrag bekommen und beansprucht nun für sich und seine Partner Milliarden Euro an Zahlungen für vertraglich verabredete Leistungen.

Thales sollte für die F126 ein Missionssystem liefern, Hensoldt an Thales wiederum Radargeräte. Hensoldt bezifferte im Juni den Gesamtauftragswert auf gut 200 Millionen Euro, wovon mehr als ein Drittel schon als Umsatz realisiert sei. Dörre sagte am Mittwoch, der Ausblick auf das Gesamtjahr 2026 bleibe wegen des sonstigen Unternehmenswachstums unverändert: „Wir sehen nicht, dass dieser mögliche Ausfall unsere Prognose für das Jahr betrifft.“ Nach seiner Ansicht ist der Streit um die F126 auch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Ich glaube, das letzte Wort, wie das ausgeht, ist da noch nicht gesprochen.“ smo.

Die Quantenrevolutionäre

Vor den Toren von München steht ein kleines Start-up mit einem großen Ziel. Planqc baut an Computern, wie es sie bislang noch nicht gegeben hat.

Von Stephan Finsterbusch, München

Waren das nun zwei gute oder schlechte Nachrichten? „Sowohl als auch“, sagt Alexander Glätzle. Erstens: Dass

Google für seine Quantencomputer nun auch auf eine Technologie setze, die das Münchner Start-up Planqc lange schon entwickle, verschärft für die junge deutsche Firma zwar den Wettbewerb, zeige ihr aber auch, auf dem richtigen Weg zu sein. Zweitens: Dass Amerika seiner Quantenbranche mit Milliardenbeträgen wieder einmal unter die Arme greife, setze Brüssel zwar zu, sei aber auch ein klares Signal: Es muss handeln.

Glätzle,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von Planqc ist, redet von Stärken und Schwächen, technischer Souveränität und digitaler Abhängigkeit. Vor allem aber spricht er von neuen Quantentechniken made in Europe. Europa brauche nicht nur neue Ideen, es brauche auch neue Industrien und neue Märkte. Es müsse seine wissenschaftlichen Kompetenzen mehr als bisher in Unternehmertum mit marktfähigen Produkten und Diensten ummünzen. Hiesige Kräfte seien zu bündeln und eigene Prozess- und Lieferketten in bereits vielversprechenden Bereichen zu knüpfen. Dafür seien weniger bürokratischer Ballast und mehr fördernde Unterstützung nötig. Denn der Druck aus Übersee sei hoch, und die Zeit dränge.

Das Gespräch mit Glätzle findet in einem verglasten Besprechungsraum eines ausgedienten und umgebauten Baumarktes statt. Drei Etagen. Oben die Büros, in der Mitte der Großraum, im Keller das Labor. Draußen vor der Tür machte ein Bagger einer alten Tankstelle gerade den Boden gleich. Drinnen in der einstigen Verkaufshalle herrscht geschäftige Stille.

Wo einst hohe Regale standen, stehen lange Tische mit vielen Laptops und Computern. Fast jeder Platz ist besetzt, Investoren sind im Haus. Glätzle schließt die Tür zum Besprechungsraum. Er lässt das Rollo runter und schaltet das Deckenlicht an. Kaffee auf dem Tisch. Bildschirme an der Wand. Eine Stunde lang wird er mit Grafiken und geduldigen Worten erklären, was neutrale Atome und was Quantensprünge sind, wie sich einzelne Elektronen gezielt steuern, manipulieren, zum Rechnen bringen und in ein Geschäftsmodell einspannen lassen.

Er ist neben Sebastian Blatt und Johannes Zeiher einer der drei Gründer von Planqc. Alle drei sind Physiker, alle drei haben Großes im Blick, gelten alle drei doch als Quantenrevolutionäre. Sie wollen die klassischen Rechenmethoden grundlegend verändern. Ihr Start-up in der Garchinger Innenstadt ist nur eine U-Bahn-Station vom Max-Planck-Institut für Quantenoptik entfernt, eines der weltbesten seiner Art. Dort beschäftigt man sich seit vierzig Jahren mit Licht und Materie, Spektroskopie, Lasern, Attosekunden und Quantendynamik.

Aus dieser Forschung bedient sich Planqc. Im Gegenzug hält das Institut Anteile am Start-up. Die Planqc-Computer rechnen tief im Inneren nicht wie herkömmliche Rechner mit Siliziumchips und Milliarden Transistoren. Vielmehr arbeiten sie mit Laserlicht und Elektronen von Strontium- oder Ytterbium-Atomen, die in Vakuum-Rechenkernen erst zu dreidimensionalen Gitterstrukturen angeordnet und dann auf die Sprünge geholfen werden. Und damit lässt sich rechnen. So schnell und so genau, dass Planqc schon heute 120 Mitarbeiter und ein ordentlich gefülltes Auftragsbuch hat.

Schon im Gründungsjahr 2022 sei der erste 30-Millionen-Euro-Auftrag ins Haus gekommen. Das Deutsche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LR) bestellte einen der neuartigen Rechner, den es bis dahin allenfalls als Konzept und auf dem Papier gegeben hatte. Die Bestellung sei ein Meilenstein gewesen, sagt Glätzle. Denn: „Quantencomputer zu bauen, ist eine Mars-Mission.“ Das brauche einen langen Atem, viel Kraft und verlässliche Partner. Der Staat als erster Auftraggeber sei daher extrem wichtig gewesen.

Das Start-up sei für die kommenden Jahre solide durchfinanziert. Investoren sind im Haus, Programme sind angeschoben, Meilensteine gesetzt. Planqc habe klare Ziele und eine klare Roadmap. „Wir sind da richtig gut unterwegs“, wird Sebastian Blatt später bei einem Rundgang durch die Labore und Werkstätten im Keller des Hauses sagen. Ein kleines Labyrinth aus Spiegeln, Bildschirmen und Vakuumpumpen. Für alles Weitere aber brauche es einen Rahmen, wie ihn die Wettbewerber in Übersee längst haben.

Die Entwicklung neuer Produkte und Dienste rund um quantenbasierte Sensoren, Simulatoren und Computer sind so vielversprechend, dass die Technik schon

heute als so leistungsfähig gilt, dass jeder, der sie haben will, mit milliardenschweren Aufwendungen auch an ihrer Entwicklung arbeitet. Peking setzt auf die Kraft des Staates; Washington auf die Macht des Marktes. Im März hatte China Quantentechniken im neuen Fünfjahresplan neben KI ganz oben auf die Agenda gesetzt. Im Mai zog Amerika nach.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kündigte an, den Bau von Quantenrechnern in den USA wieder einmal massiv zu fördern. Sein Ziel: die technologische Vormach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zu sichern. So sollen im Jahr 2028 US-Forscher mit einem großskaligen Quantenrechner erstmals bislang ungelöste Aufgaben angehen können: geheime Codes knacken, eigene IT-Systeme vor Spionage und Fremdzugriffen schützen, KI-Algorithmen abarbeiten, neue Materialien und Arzneistoffe entwickeln.

Kurz zuvor hatte Google Quantum AI erklärt, mit seiner Forschung nun auch Quantentechniken auf Basis sogenannter neutraler

Atome zu entwickeln. Ein Weg, den die Forscher des Garchinger Max-Planck-Institut für Quantenoptik vor Jahren schon beschritten hatten. Google strebt den Deutschen nun nach. Es lege sich für die Entwicklung eines eigenen Quantencomputers ein zweites heißes Eisen ins Feuer, hatte Hartmut Neven, Chef von Google Quantum AI, erklärt. Das sei auch geboten. Denn es gebe zwar ein Ziel, aber viele Wege.

Keiner dieser Wege sei einfach und jede Hürde schwer zu nehmen, sagt Plancq-Mitgründer Blatt während des Rundgangs durch das Haus. Vieles stecke nach wie vor in den Kinderschuhen, erklärt Vorstandschef Glätzle. Immer aber gehe es darum, die spukhaft wirkenden Eigenschaften der allerkleinsten Bestandteile der Materie gezielt zu steuern und zu nutzen. Dafür forschen Wissenschaftler an merkwürdig anmutenden Phänomenen wie Tunnel- und Vielteilcheneffekte, Superposition, Überlagerung und Verschränkung.

Um dem möglichst nahezukommen, was die Welt im Innersten zusammenhält, arbeitet die Forschung unter anderem mit Cäsium-, Strontium- oder Goldatomen, mit Diamanten und Kristallgittern; sie spannen raffinierte Fallen für Ionen auf, kühlen Stoffe so weit herunter, bis der absolute Nullpunkt fast erreicht ist, sie sind Lichtwellen, einzelnen Photonen und Elektronen auf der Spur. Dazu hat das Garchinger Max-Planck-Institut über vier Jahrzehnte hinweg wegweisende Arbeiten vorgelegt. Feinjustierung am Quantensprung.

So dreht sich heute vieles nicht mehr nur um Grundlagen-, sondern Anwendungsforschung“, sagt Henning Soller von McKinsey. Man stecke mitten in der Kommerzialisierung, hatte seine Kollegin Martina Gschwendtner zur Vorstellung des jüngsten Quantenreports des Beratungshauses im Juni erklärt. „2026 ist das Jahr, in dem Quantencomputing vom Technologieversprechen zur strategischen Managementfrage wird“, sagt Soller. Der Markt werde schon vermessen, erklärte Gschwendtner.

In der Welt gibt es derzeit rund 300 Unternehmen, die an einer neuen Quantenindustrie arbeiten. Binnen Jahresfrist haben sich private Investitionen auf mehr als zwölf Milliarden Dollar versechsfacht. Staatliche Beihilfen belaufen sich auf 50 Milliarden Dollar. Europa legte 2025 ein neues Strategiepapier für ein eigenes Quantenökosystem vor. Deutschland hatte schon 2018 den ersten Förderrahmen aufgespannt und 2020 einen Beihillefonds aufgelegt. Vier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Hochtechnologie der Zukunft.

So gründeten sich Unternehmen wie SaxonQ in Leipzig, Eleqtron in Siegen, Q.Ant in Stuttgart, Planqc, Quantum Diamond und Peak Quantum in München aus. In Forschungszentren wie Jülich, Hamburg und Stuttgart machen die ersten kleinen Quantenrechner die ersten Rechenschritte. Düsseldorf rief das Ökosystem namens Ein-Quantum-NRW aus. Baden-Württemberg hat das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Bayern das Munich Quantum Valley. Ein eng geknüpftes Netz an Instituten und Unternehmen.

Damit habe Deutschland schon heute alles, was es zum Bau eines Quantencomputers brauche, sagt Planqc-Chef Glätzle. Von den Anbietern supergenauer Lasersysteme bis zu den Herstellern bester optischer Geräte, von den Wissenschaftlern und Gründern bis zu den absehbaren Nutzern etwa in der Luft- und Raumfahrt, Telekom, Chemie- und Pharmaindustrie. München sei einer der Hotspots der globalen Entwicklung neuer Quantentechnologien. Man halte hier einen Trumpf in der Hand. Den dürfe man nicht verspielen.

Und wie will Planqc in Zukunft sein Geld verdienen? Das Start-up hat nach den Worten seines Chefs drei Modelle. Erstens: Es will Quantencomputer verkaufen. Zweitens: Es will Rechenzeit an seinen Rechnern vermieten. Und drittens: Es will beraten. Wollen doch viele Unternehmen mittlerweile wissen, ob und wie sie die neuartigen Rechner nutzen können. „Nicht alle Aufgaben müssen auf dem Quantencomputer gelöst werden“, sagt er. Viele aber schon. Das

Im Labor: Alexander Glätzle und Sebastian Blatt am Modell, das die Funktionsmethode im Inneren des Quantencomputers darstellt.

sieht man in Übersee genauso. Waren das also nun zwei gute oder zwei schlechte Nachrichten, die da vor wenigen Wochen von Washington und von Google über den Atlantik wehten? Dem Sowohl-als-auch hat Glätzle noch ein paar entscheidende Sätze hinterhergeschickt. „Das

Der Rechenkern, in dem unter anderem mit Hilfe des Elements Ytterbium (rechts) die Quantengitter aufgebaut werden (unten). Fotos Thomas Dashuber

liegt einerseits im Auge des Betrachters. Und andererseits kommt es darauf an, was man hier daraus macht. Wir bei Plancq machen all das, was wir machen können, und das machen wir so gut, wie es nur geht.“ Und das ist schon mal eine ganze M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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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s Monforts-Quartier in Mön-chengladbach gelangt man durch ein großes Fabriktor. Im Zentrum steht ein rostroter Backsteinbau mit der Aufschrift „A. Monforts Maschinenfabrik“. Das Gebäude beherbergt längst keine Fabrik mehr, sondern ein Textilmuseum. Rundherum aber sitzen auch heute noch mehr als ein Dutzend Unternehmen und Institutionen, viele von ihnen aus dem Textilbereich.

In einer der ehemaligen Fabrikhallen – rund 2000 Quadratmeter groß – geht es sozusagen um das Gegenteil des Textilmuseums: um die Textilzukunft. Textilfabrik 7.0 heißt das Projekt, 7.0 steht dabei für eine emissionsfreie, automatisierte und zirkuläre Produktion. Noch steckt das Ganze in den Kinderschuhen. Im vorderen Teil der Halle sieht man etwa eine Strickmaschine, einen 3D-Drucker, ein Textilfärbeexperiment. Mehr als zwei Drittel der Fläche sind aber noch leer. Hier sollen bald weitere Maschinen und Versuche aufgebaut werden; ein ganzes Technologie- und Entwicklungszentrum für die Textilwirtschaft soll entstehen. 30 Millionen Euro staatliche Fördermittel fließen in das Projekt.

Umgesetzt wird die Textilfabrik 7.0 von der Hochschule Niederrhein, der RWTH Aachen und der Wirtschaftsförderung Mönchengladbach. Im Kern geht es um die Frage: Welche Nischen bieten sich an, um am Standort Deutschland in dieser Branche noch Geld zu verdienen?

Neue Chancen für alte Jeans

Maike Rabe, die an der Hochschule Niederrhein Professorin für Textilveredelung und Ökologie ist und das Projekt leitet, formuliert es so: „Wir forschen an der industriellen Skalierung von Innovationen. Wenn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abgeschlossen ist, übernehmen wir und arbeiten am Transfer in die Wirtschaft.“ Es gehe nicht darum, „das nächste Forschungsinstitut aufzubauen, das auf Fördergeld angewiesen ist, sondern darum, dass man aus einem Euro zehn macht“.

In der Textilfabrik 7.0: Christoph Richter an der von ihm programmierten Strickmaschine (links)

Einer der Schwerpunkte ist die Kreislaufwirtschaft. Die Zahl der verkaufen

Produkte in der Bekleidungsbranche steige immer weiter, sagt Rabe. Zugleich verändere sich der Umsatz aber nicht. „Die Produkte sind im Grunde genommen nur noch halb so viel wert wie früher.“ Dieser Trend geht einher mit hohen Müllmengen.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hat die Bekleidungs- und Textilabfäll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2013 und 2023 verglichen und kommt auf eine Steigerung von 55 Prozent. In absoluten Zahlen fallen allein in deutschen Privathaushalten jährlich rund 175.000 Tonnen Textil- und Bekleidungsabfälle an.

175.000 Tonnen Textil- und Bekleidungsabfälle fallen in deutschen Haushalten jährlich an, Retouren und unverkaufte Ware aus dem Handel nicht mitgezählt. Welche Möglichkeiten stecken in der Kreislaufwirtschaft im Textilbereich?

Versuchsaufbau zum Entfärben von Jeansstoffen (oben) Fotos Textilfabrik 7.0

Der meiste Abfall entstehe nicht etwa in den Ländern, in denen der Faseranbau und die Verarbeitung stattfinden, sondern hier bei uns. „Und so sitzen wir auf den Abfallbergen“, sagt Rabe. Durch Retouren und unverkaufte Ware aus dem Handel werden die nicht kleiner. Auch die Politik reagiert schon auf diese Probleme. Seit Kurzem ist die Vernichtung unverkaufter Kleidung für große Unternehmen in der EU verboten.

„All das führt uns zu dem Gedanken, dass man zu einer zirkulären Wirtschaftsweise kommen muss“, sagt Rabe. Sie sieht darin auch ein Resilienzthema. „Eigenen Faseranbau haben wir ja hierzulande gar nicht. Und auch die Kunstfaserherstellung ist zum allergrößten Teil in die Textilproduktionsländer abgewandert.“

In der Mönchengladbacher Halle lässt sich zum Beispiel ein Versuch bewundern, aus Alttextilien neues Garn herzustellen. Eine kleine Ausstellung zeigt zerkleinerte Jeansfetzen, die über verschiedene Stationen zu neuen Garnrollen werden. Ganz perfekt sind die Fäden noch nicht. „Interessant ist aber, dass das Garn nicht mehr gefärbt werden muss, weil farbige Textilabfälle verwendet wurden“, sagt Maike Rabe. Sie zupft an dem Recyclinggarn und demonstriert, dass es noch relativ schnell reißt. „Aber daran arbeiten wir“, sagt sie und erklärt, wie komplex das ist. So müsse etwa das Mischungsverhältnis mit Frischfasern stimmen, und Recyclingfasern müssten mit

Von Nadine Bös, Mönchengladbach/Köln

einer optimalen, maximalen Faserlänge verarbeitet werden.

Christoph Richt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Riking Textil GmbH, eines Start-ups, das gleich nebenan sitzt, zeigt an einer von ihm programmierten Strickmaschine, dass aus dem recycelten Garn wieder ein ganzer Pullover werden kann. Speziell noch dabei: Die Maschine, die er nutzt, strickt das Kleidungsstück direkt in Form. „Das heißt, ich habe keine Abfälle.“ Normalerweise werde ein Pullover aus Meterware zugeschnitten, die Reste landeten dann in der Müllverbrennung. Die abfallfreie Herstellung hält Richter für ein Modell, „wie Produktion in Europa wieder attraktiv werden könnte“. Die komplexe Programmierung der Strickmaschine gibt er in der Textilfabrik 7.0 in Lehrgängen an interessierte Unternehmer weiter.

Frage, was daraus noch werden kann, haben Lars Conzendorf von Jugend an begleitet. Heute ist er 33, und er hat mit Remondis geschäftlich nichts mehr zu tun. Mit zwei Schul- und Hockeyfreunden, Lauritz Schmidt und Timur Oruz, hat er sein eigenes Start-up gegründet.

Aus recycelten Textilien werden aktuell aber nur in seltenen Fällen neue Textilien. Das EU-Parlament beziffert den Anteil des Textil-zu-Textil-Recyclings auf gerade mal ein Prozent. Vor allem Mischfasern stellen oft noch ein Problem dar. Doch aus alten Hosen, Handtüchern oder Sofabezügen können auch noch andere Dinge als Textilien werden.

Wer mehr über solche Geschäftsmodelle erfahren will, muss Lars Conzendorf in Köln besuchen. Er ist der Sohn von Thomas Conzendorf, der Vorstandsmitglied im Entsorgungsunternehmen Remondis ist. Das Thema Müll und die

In Conzendorfs Büro hängt der allererste Prototyp seines Produkts, eingerahmt in einen Bilderrahmen: ein ziemlich zerrupft aussehender Kleiderbügel – Rohstoffbasis: aussortierte Hosen. „Der Bügel ist bei meiner Mutter im Küchenmixer entstanden“, erzählt er. „Ich habe darin eine Jeans klein geschreddert, mir im Internet einen handelsüblichen Kleber bestellt, das alles in eine Gipsform gegossen, und dann ist daraus dieser Kleiderbügel geworden.“

Rund zwei Jahre voller Tüfteleien später war aus dem zerrupft aussehenden ein ganz normaler, glatter Kleiderbügel entstanden. Mittlerweile hat CRCL, wie sein Unternehmen heißt, ein Granulat namens „Apatura“ entwickelt, das zum Teil aus Altttextilien besteht und zum Teil aus Kunststoffabfällen aus dem Gelben Sack. Kombiniert wird daraus ein Werkstoff, aus dem sich zum Beispiel Sitzschalen für Stühle, Kleiderbügel oder andere Kunststoffprodukte herstellen lassen.

Diese Idee will Conzendorf nun nach eigener Aussage zusammen mit dem

Kunststoffrecycler Hahn International aus Rheinland-Pfalz skalieren. „Wir haben Hahn als Partner gewonnen, der jetzt unseren Ansatz industriell umsetzen wird“, so der Jungunternehmer. Dafür habe CRCL mit Hahn ein gemeinsames Tochterunternehmen geformt: „Hahn hält daran 51 Prozent, wir haben 49 Prozent“, sagt Conzendorf, ohne nähere finanzielle Details zu nennen. Hahn-Geschäftsführer Stephan Seibel sagt, er sehe „eine Chance, in einen neuen Markt einzusteigen“. Hahn sei künftig für die Produktionsseite des neuen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s zuständig und plane, mehrere Millionen Euro zu investieren. Conzendorf sagt, das Produkt verspreche bei industrieller Skalierung günstige Preise. „Unsere Rohstoffe – Alttextilien und Kunststoffabfälle – sind ja sogar zu einem negativen Preis zu haben“, argumentiert er. „Denn die Verbrennung einer Tonne Altkleider kostet den Entsorger ja Geld. Insofern ist unser Produkt ökonomisch total konkurrenzfähig.“

Zurück in Mönchengladbach sind die Projekte der Textilfabrik 7.0 noch nicht so weit, aber eben auch deutlich komplizierter. Ökonomisch gibt es hier noch Hürden: „Eine recycelte Faser ist derzeit in der Regel doppelt so teuer wie eine herkömmliche“, sagt Maike Rabe. Ihre Vision ist es trotzdem, „dass wir sie in Europa in einigen Jahren auch konkurrenzfähig produzieren können“.

Rabe hat noch große Pläne. Auf Basis der in der Textilfabrik 7.0 entstandenen Geschäftsmodelle soll in der ferneren Zukunft ein ganzer Textilindustriepark entstehen. Es soll dort nicht allein um Kreislaufwirtschaft gehen, auch Automatisierung und individuelle Anfertigungen sollen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stellt sie sich vor. Reine Träumerei ist das nicht. „Die Wirtschaftsförderung Mönchengladbach entwickelt im Stadtgebiet die entsprechenden Flächen dafür“, sagt die Professorin. „Wir arbeiten daran, dass wir in fünf Jahren mit einer Industrie 7.0 starten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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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nosen der Tageshöchstemperaturen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raue Wolkenfelder und zeitweise anhaltender und kräftiger Regen. Später an der Nordsee Schauer und örtliche Gewitter. Nur vereinzelt Sonne. Höchstens 11 bis 16 Grad. Frische bis starke, auch stürmische Böen aus Südwest bis West. Im Harz Sturmböen von 70 bis 90 km/h.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Anfangs noch vereinzelt Sonne, dann schnell dichtere Wolkenfelder und

verbreitet Regen oder Sprühregen. Höchsttemperaturen zwischen 9 und 15 Grad.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Böen und auf den Höhen starker Südwestwind. Hier örtlich Sturmböen zwischen 70 und 90 km/h.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Immer dichtere Wolken, dabei in den nördlichen Regionen mehr, in den südlichen Gebieten weniger Regen. Höchstens 8 bis 14, selten 15 Grad.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Böen starker bis stürmischer Wind aus südwestlichen Richtungen.

Vorhersage: Von Nordwesten und Westen breiten sich graue Wolken mit Regenfällen nach Osten aus. An der Nordsee entladen sich Gewitter. Im Süden scheint nach Frühnebel erst die Sonne, später fällt auch nördlich der Donau Regen. An den Alpen bleibt es vorerst trocken. 8 bis 16 Grad werden erreicht. Der Wind weht mäßig bis frisch, an der Küste und auf den Höhen stark aus Südwest bis West. Dabei treten frische bis starke, örtlich stürmische Böen auf. An der Küste gibt es Sturmböen zwischen 70 und 90 km/h.

Zurzeit hat das Wetter ein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en Organismus. Herz und Kreislauf werden besonders belastet. Personen mit hohen Blutdruckwerten sollten sich schonen. Viele werden auch von Kopfschmerzen geplagt. Asthmatiker leiden ebenfalls unter der Wetterlage, sie müssen verstärkt mit Atembeschwerden rechnen. Bei Rheumakranken verschlimmern sich die Schmerzen.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Erst häufig Nebel oder Hochnebel. Danach ein Mix aus Sonnenschein und immer mehr Wolken. Nördlich der Donau später häufig Regen, direkt an den Alpen trocken. Nach- mittags Werte von 11 bis 16 Grad. Gebietsweise frische bis starke, auf den Höhen stürmische Windböen.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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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rad	22°	23°	14°	Moskau	19°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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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20°	17°	17°	Wien	19°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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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sertemperaturen

Offene Fragen um das „Erbe der Bergleute“

Die finanzstarke RAG-Stiftung ist die größte Aktionärin von Evonik. Nun trifft sich ihr politisch besetztes Kuratorium, um das Übernahmeangebot von BASF zu besprechen. Auch die Gewerkschaft hat Gesprächsbedarf.

Von Jonas Jansen, Düsseldorf

Die Einladung zur Sitzung kam recht kurzfristig, angesichts der prominent besetzten Empfängerliste wie etwa Bundesfi-

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oder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Am Mittwoch hat der ehemalige nordrhein-westfä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Armin Laschet die Kuratoriumsmitglieder der RAG-Stiftung zu einer außerordentlichen Sitzung an diesem Freitag gebeten, wie die F.A.Z. exklusiv erfahren hat. Es wird um das milliardenschwere Angebot der BASF für Evonik gehen, also den Essener Spezialchemiekonzern, an dem die RAG-Stiftung die Mehrheit hält.

Beantragt hat die Sitzung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der Nachfolger Laschets, sein CDU-Parteifreund Hendrik Wüst, d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zu den geborenen Mitgliedern des Entscheidungsgremiums der Ruhrkohle-Stiftung gehört. Obwohl seine Koalitionspartnerin, die NRW-Wirtschaftsministerin Mona Neubaur (Grüne) nicht im Gremium sitzt, soll Wüst den Termin mit ihr abgestimmt haben. Weitere Kuratoriumsmitglieder sind etwa die saarlän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Anke Rehlinger (SPD), Michael Vassiliadis, der Vorsitzende der Chemie-Gewerkschaft IG-BCE, oder der Essener Bürgermeister Thomas Kufen (CDU).

Die RAG-Stiftung bestätigte den Termin am Donnerstag auf Anfrage der

F.A.Z. Die nächste turnusgemäße Sitzung wäre eigentlich erst Ende November gewesen. Doch offenbar gibt es Redebedarf, auch wenn es derzeit keine offiziellen Gespräche zwischen BASF, Evonik und der RAG-Stiftung gibt. Die RAG-Stiftung hält fast 44 Prozent an dem Essener Spezialchemiekonzern, sie ist die größte Aktionärin von Evonik. Die Stiftung finanziert die Ewigkeitskosten des Steinkohlebergbaus, damit die Steuerzahler aus Nordrhein-Westfalen und dem Saarland nicht dafür aufkommen müssen. Sie hat ein Vermögen von rund 16 Milliarden Euro und gibt für die Grundwasserhaltung und Hochwasserschutzmaßnahmen etwa 300 Millionen Euro im Jahr aus.

Aus dem Umfeld des Kuratoriums ist zu hören, dass es am Freitag noch nicht um eine Entscheidung für oder gegen einen Verkauf geht, sondern zunächst nur um einen Austausch.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soll auch der Kuratoriumsvorsitzen-de Laschet vorerst nicht auf eine Entscheidung drängen. Im Saarland und in Nord-rhein-Westfalen finden im kommenden April Landtagswahlen statt.

10,3 Milliarden Euro hat BASF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für Evonik geboten, was der Vorstand des Spezialchemiekonzerns postwendend ablehnte. Für den Preis von 22,15 Euro je Aktie gebe es nicht einmal die Grundlage für Gespräche. Gesteuert wird die RAG-Stiftung freilich nicht vom

Kuratorium, sondern vom Vorstand rund um den langjährigen Vorsitzenden Bernd Tönjes, der auch den Aufsichtsrat von Evonik führt. Allerdings ist das Kuratorium der Satzung nach am Zug, wenn es um die Veräußerung einer größeren Beteiligung geht, wie es bei einem Anteilsverkauf von Evonik-Aktien der Fall wäre.

Weil Evonik große Werke in Nordrhein-Westfalen betreibt und die Dividenden des Spezialchemiekonzerns ein wichtiger Beitrag für die Finanzierung der Ewigkeitskosten sind, gibt es in dem bevölkerungsreichsten Bundesland eine politische Debatte: Die Landtagsfraktion der SPD hat eine Landesbeteiligung an Evonik vorgeschlagen. Die Landesregierung solle prüfen, ob das Land selbst als Gesellschafterin bei der Evonik aktiv werde „und somit RAG-Stiftung und Land NRW über 50 Prozent plus X am Konzern verfügen“, heißt es in einem Antrag der SPD-Fraktion, die im Düsseldorfer Landtag in der Opposition sitzt. Andere Oppositionsparteien wie die FDP lehnten den Vorschlag schon ab.

Auch in der Gewerkschaft IGBCE wird die mögliche Übernahme diskutiert. „Diese Initiative kommt in einer sensiblen Zeit, für beide Unternehmen, aber auch für die Chemie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nsgesamt“, heißt es in einem offenen Brief an die Betriebsräte von Evonik und BASF, der der F.A.Z. vorliegt. Unterzeichnet ist er von den Gewerkschaftsvor-

Fresenius-Chefin Giza geht abrupt

Stellvertretende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 „Keine neuen Ideen, keine Vision“

MÜNCHEN. Abrupter Wechsel an der Spitze von Fresenius Medical Care (FMC): Vorstandschefin Helen Giza verlässt das Unternehmen aus Bad Homburg Ende der Woche nach knapp vier Jahren vorzeitig, wie FMC am Mittwoch mitteilte. Vorher war sie schon für drei Jahre im Vorstand für das Finanzressort verantwortlich. „Keine neuen Ideen, keine Vision – immer nur der Sparzwang reicht nicht“, begründete die stellvertretende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 Stefanie Balling im Gespräch mit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den Wechsel. „Die Strategie ist wirklich nicht prickelnd“, sagte die langjährige Betriebsrätin. Gizas Nachfolger kommt aus dem Aufsichtsrat: Shervin Korangy werde das Amt mit Wirkung zum 12. Oktober übernehmen. Er soll FMC auf einen Wachstumskurs zurückführen.

Der 51-jährige Amerikaner war bis Anfang des Jahres Vorstandschef des Augenheilkunde-Spezialisten BVI Medical und sitzt seit 2023 im Aufsichtsrat von FMC. „Er hat immer schon die richtigen Fragen gestellt“, sagte Balling zu Reuters. Daher habe sich abgezeichnet, dass Gizas Vertrag nicht verlängert werden sollte. Dieser wäre nächstes Jahr ausgelaufen. FMC stehe an einem Wendepunkt, sagte Aufsichtsratschef Michael Sen, der auch Vorstandschef des Großaktionärs Fresenius ist. Der Aufsichtsrat

Vorzeitiges Aus: Helen Giza Foto dpa

„Die Ziele der Transformation der vergangenen Jahre sind weitgehend erfüllt. In der nächsten Wachstumsphase wird das Unternehmen von einem anderen Führungsprofil profitieren“, sagte habe den Wechsel einstimmig beschlossen. Die Börse reagierte verstimmt: Die im Leitindex Dax notierten FMC-Aktien gingen zeitweise um mehr als acht Prozent auf 36,71 Euro in die Knie.

Sen. Korangy sei dafür die beste Wahl: „Mit seiner umfassenden Führungserfahrung im Gesundheitswesen sowie seiner Expertise in operativer Transformation und Kapitalallokation wird er langfristig profitables Wachstum und nachhaltige Wertschaffung für FMC vorantreiben.“ Giza erklärte, es sei der richtige Zeitpunkt, die Verantwortung an Korangy weiterzugeben. Dieser hatte fast zehn Jahre für BVI gearbeitet. Mit dem Finanzinvestor TPG als Eigentümer hatte sich das US-Unternehmen zu einem der wichtigsten Anbieter von Geräten für Augenoperationen entwickelt. Vorher war Korangy für den Schweizer Pharmakonzern Novartis tätig gewesen.

Ein Insider sagte, der Aufsichtsrat habe eine überzeugende Wachstumsstrategie von Giza vermisst. Sie habe zwar die Kosten in den Griff bekommen, die trüben Aussichten enttäuschten aber die Anleger. FMC habe gegenüber dem US-Rivalen DaVita an Boden verloren. Giza hatte stagnierende Behandlungszahlen im wichtigen US-Markt und hohe Kosten für die Einführung eines neuen Dialysegeräts für die verhaltene Prognose verantwortlich gemacht. Das Unternehmen leidet immer noch darunter, dass in der Corona-Pandemie mehr Dialysepatienten gestorben waren. Giza hatte 2026 als „Übergangsjahr“ bezeichnet. Reuters

Hier fließt inzwischen Wasser: Blick in den Grubenwasserkanal der RAG in Ibbenbüren, aus dem ansteigendes Grubenwasser abgeführt wird. Foto Lucas Bäuml ständen Alexander Bercht und Michael Vassiliadis. Bercht ist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im Evonik-Aufsichtsrat, Vassiliadis sitzt außer im RAG-Stiftungskuratorium auch im BASF-Aufsichtsrat.

„Der Druck auf unsere deutschen Standorte und Arbeitsplätze ist unvermindert hoch, er prägt den Alltag in beiden Unternehmen seit Jahren. Darum darf es jetzt keine Schnellschüsse geben“, fordern die Gewerkschafter. „Alle vermeintlichen „Zukunftsprogramme“ haben lediglich den Abbau von Arbeitsplätzen organisiert, aber kein neues Wachstum und keine neuen Perspektiven für Industriearbeit geschaffen.“ Evonik müsse verbindlich erklären, wie Zukunft aus eigener Kraft aussehe – und die BASF, welche Angebote für Beschäftigte und Standorte es gebe.

Auch an die RAG-Stiftung stellen die Gewerkschaftsvertreter in dem Brief offene Fragen. Die Ewigkeitslasten der Steinkohle seien eine „ernste Verpflichtung, sie sind das Erbe der Bergleute“. „Ist jetzt wirklich der richtige Zeitpunkt, sich mit einem möglichen Gesamtverkauf der Evonik-Aktien von der Verantwortung für dieses Erbe zu lösen? Stellt die Stiftung eigene, qualitative Forderungen an die Zukunft der Evonik? Welche Anforderungen stellt sie dann auch an BASF, damit die Zukunftspläne, die sie bisher mitgetragen hat, tragfähig bleiben? Welche Mitverantwortung will und muss die Stiftung für die verschiedenen Wege übernehmen, die Evonik gehen könnte?“ Diese Fragen dürfte Vassiliadis auch im Kuratorium am Freitag 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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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lzeiten steigen deutlich

AOK-Analyse: Immer mehr Beschäftigte leiden an psychischen Erkrankungen

BERLIN. Die Fehlzeiten von Arbeitnehmern sind über die vergangenen Jahren vor allem deshalb angestiegen, weil sich mehr Beschäftigte aufgrund psychischer Erkrankungen krankmelden und deswegen lange ausfallen. Das zeigt eine Analys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 der AOK. Unter Beschäftigten, die bei der AOK versichert sind, haben psychisch bedingte Fehlzeite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um knapp 42 Prozent zugenommen. Etwa 27 Millionen Menschen sind über die AOK versichert, das ist fast ein Drittel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Im Jahr 2025 gab es je 100 AOK-Mitglieder rund 14 Krankheitsfälle, die psychisch bedingt waren. Zum Vergleich: Ganze 80 Krankheitsfälle je 100 Mitglieder gab es im gleichen Jahr wegen einer Atemwegserkrankung, also etwa einer Grippe oder einer Erkältung. Psychische Erkrankungen fallen bei den

Fehlzeiten aber besonders stark ins Gewicht, weil AOK-Mitglieder je Fall durchschnittlich 28,5 Tage krankgeschrieben waren. Das ist länger als bei jeder anderen Krankheitsart.

Lange Fehlzeiten sind für die Krankenkassen auch deswegen teuer, weil sie ab der siebten Woche der Erkrankung zur Zahlung von Krankengeld verpflichtet sind. Das macht 6,1 Prozent der GKV-Gesamtausgaben aus, knapp ein Prozentpunkt mehr als noch vor zehn Jahren. Zwar steigt diese Ausgabe auch, weil mehr Menschen mehr Geld verdienen als damals; denn das Krankengeld richtet sich nach den Löhnen. „

Aber auch die Fallzahlen und insbesondere die Dauer je Fall steigen“, sagt Carola Reimann,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AOK-Bundesverbandes. „Hier sind die psychischen Erkrankungen ein wichtiger Faktor.“ Das zeigt auch ein Blick in die Zahlen des AOK-Instituts: Seit 2021 hat die Kasse seltener Krankengeld wegen Rückenbeschwerden oder anderen körperlichen Erkrankungen gezahlt. An psychisch Erkrankte hat sie seitdem hingegen knapp 25 Prozent häufiger Krankengeld zahlen müssen, was zu Mehrausgaben von mehr als 50 Prozent führte. Es gebe mehrere Gründe dafür, warum psychische Krankheiten in der Arbeitswelt eine Rolle spielen, sagte Reimann.

Die Verdichtung und Entgrenzung der Arbeit durch ständige Erreichbarkeit sei ein Beispiel. In manchen Berufsgruppen wurden Arbeitnehmer besonders häufig wegen psychischer Krankheiten arbeitsunfähig. Die meisten Fälle gibt es im Dialogmarketing, etwa bei Menschen, die in einem Callcenter arbeiten. Auch Menschen, die in der Pflege oder mit Kindern arbeiten, fielen besonders oft wegen einer psychischen Krankheit aus. baha.

Wie München zu einem Raumfahrtzentrum wurde

Die Rakete „Bavaria One“ hat es noch nicht in den Weltraum geschafft. Trotzdem kann sich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über die Entwicklung freuen. Von Markus Frühauf, München

Erfolgreicher Testflug: Die Spectrum-Rakete von Isar Aerospace hebt vom norwegischen Weltraumbahnhof Andøya ab. Foto Isar Aerospace/AFP

Die Raumfahrt begeistert den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arkus Söder. Als der Fan der Science-Fiction-Filmserie „Starwars“ im Jahr

2018 sein auf zehn Jahre angelegtes Luft- und Raumfahrprogramm unter dem Schlagwort „Bavaria One“ angekündigt hatte, ist er belächelt worden. Inzwischen hat die erste bayerische Rakete einen erfolgreichen Testflug in den Orbit geschafft. Die Rakete hieß zwar nicht „Bavaria One“, sondern „Spectrum“ und wurde von dem Münchner Raumfahrunternehmen Isar Aerospace gebaut. Doch Söder darf sich bestätigt fühlen, den Standort München zu einem Raumfahrtzentrum auszubauen.

Die Bayerische Staatsregierung will die Raumfahrt bis zum Jahr 2030 mit einer Milliarde Euro fördern. Seine Vision skizziert Söder in seinen Reden gern mit dem Funkspruch aus dem Film „Apollo 13“: „Houston, wir haben ein Problem.“ Seine Antwort darauf lautet: „Hier ist Oberpfaffenhofen, wir haben die Lösung.“ Oberpfaffenhofen im Südwesten von München hat sich zu einem Zentrum der internationalen Raumfahrt entwickelt. Dort befindet sich das Deutsche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wo ein neues Kontrollzentrum für Mondflüge entstehen wird.

Bayern betrachtet Markus Blume (CSU), Staatsminister im Freistaat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als Wiege der Luft- und Raumfahrtbranche in Deutschland. Er verweist auf Franz Josef Strauß, der schon erkannt habe, dass Luft- und Raumfahrt-Kompetenz unerlässlich für die Souveränität und Sicherheit eines Landes sei. Bayern sei hier auch in Zeiten, in denen diese Industrien wenig beliebt gewesen seien, am Ball geblieben, sagt Blume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Für ihn ist München zu einem Zentrum für die Raumfahrt geworden, weil es hier eine kritische Masse an Talenten und Technologien gibt.

Die Stärke des Ökosystems speise sich wesentlich aus den beiden Münchner Exzellenzuniversitäte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und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Vor allem die TUM hat sich als Start-up-Kaderschmiede dank der Gründerzentren UnternehmerTUM und des Center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DTM) international einen Namen gemacht. Isar-Aerospace-Gründer und -Chef Daniel Metzler und der zweite Gründer Josef Fleischmann haben sich an der TUM kennengelernt.

In der Nähe der Gemeinden Ottobrunn und Taufkirchen liegt der Ludwig Bölkow Campus. An dem Forschungs- und Technologiestandort für Industrie und Wissenschaft hat die TUM auch ihre Fakultät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er erfolgreiche Flug von Isar Aerospace in den Orbit sorgt nach Ansicht von Blume nun für ein zusätzliches Momentum: „Wir bauen in Ottobrunn Europas größte Fakultät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auf. Die Zahl der Studierenden hat sich in kürzester Zeit auf 3000 mehr als verdoppelt.“

Er verweist auf das Aerospace Flight Test Center am Sonderflughafen Oberpfaffenhofen, das erste auf Hochschulen und Start-ups zugeschnittene Zentrum für innovative Raumfahrtantriebe in der Welt. „Denkt man heute in Deutschland ans All, denkt man gleichermaßen an Ottobrunn und Oberpfaffenhofen“, sagt Blume. Das Netzwerk aus Start-ups, Wissenschaft und Industrie zieht inzwischen

Zukunft gestalten Deutschland neu denken

Unternehmen au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an. So hat vor Kurzem Rocket Lab eine Niederlassung eröffnet.

Der für das Deutschland-Geschäft zuständige Frank Klein, der im Vorstand des Raumfahrtkonzerns sitzt, sieht München als ein Zentrum für die Raumfahrt in Europa. „Es gibt viele junge interessante Unternehmen und sehr qualifiziertes Fachpersonal. Diesen Trend wollen wir mit unseren Investitionen unterstützen“, sagte er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Rocket Lab hat mit seiner Electron-Trägerrakete schon 100 Starts absolviert und gilt als Rivale von SpaceX, dem Raumfahrtunternehmen von Elon Musk.

Auf die lange Wertschöpfungskette der in München ansässigen Raumfahrtunternehmen verweist Magnus von Cramm, Leiter Raumfahrt beim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Luft- und Raumfahrtindustrie (BDLI): „Sie reicht von jungen Unternehmen wie Isar Aerospace, Constellr und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über Spezialisten wie European Space Imaging und IABG bis zu großen Systemhäusern wie Airbus Defence and Space und Ariane Group.“ Dass München zu einem Raumfahrtzentrum geworden ist, führt er auf das enge Zusammenspiel von Wissenschaft, Industrie und Politik zurück. Die bayerische Landespolitik habe früh erkannt, wie wichtig Raumfahrt für Wirtschaft, Sicherheit und Gesellschaft sei.

In München sitzen auch Rüstungs-Start-ups, die sich wie Helsing oder Quantum Systems auf hochmoderne, die Möglichkeit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nutzende Verteidigungstechnologie konzentrieren. Daraus ist ein Biotop der Hochtechnologie entstanden, von dem die Raumfahrt profitiert. Der Weltraum ist nicht nur ein Zukunftsmarkt, er entscheidet auch über die künftige Souveränität eines Landes. Ohne eigene Infrastruktur an Satelliten sind Navigation und Mobilität, Telekommunikation, Landwirtschaft, Umweltbeobachtung, Katastrophenschutz sowie Sicherheit und Verteidigung nicht mehr denkbar. Deshalb will Bundesver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bis zum Jahr 2030 rund 35 Milliarden Euro in di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im Weltraum investieren.

Für zusätzlichen Aufwind sorgt nach Ansicht von BDLI-Fachmann von Cramm der erfolgreiche Testflug von Isar Aerospace: „Wenn Isar Aerospace diesen Erfolg bestätigt und Produktion sowie Startfrequenz wie geplant steigert, profitiert die gesamte Branche.“ Satellitenhersteller und -betreiber erhielten eine zusätzliche Möglichkeit, ihre Systeme von Europa aus ins All zu bringen. „Das verringert Abhängigkeiten von außereuropäischen Anbietern und stärkt Europas eigenständigen Zugang zum Weltraum“, sagt von Cramm.

Nach Ansicht des bayerischen Wissenschaftsministers Blume betrachten internationale Investoren München und Bayern in der neuen Raumfahrt, dem „New Space“, als einen der wichtigsten Standorte in der Welt: „Meines Erachtens gehören wir hier zur absoluten Weltspitze.“ Während dem Standort Kalifornien die amerikanischen Export- und Technologiekontrollen derzeit Grenzen setzten, könne Bayern mit einem offenen und international vernetzten Ökosystem punkten. „Wir wollen uns von der NewSpace-Wertschöpfungskette und dem daraus entstehenden Wohlstand eine dicke Scheibe abschneiden“, betont Blume, der die enge Verbindung zwischen Forschung und Industrie als großen Pluspunkt für Bayern wertet.

Isar Aerospace musste in diesem Jahr vor dem erfolgreichen Testflug vier Fehlversuche verkraften. Rückschläge gehören zur Raumfahrt dazu. Und für Isar-Aerospace-Chef Metzler liefert jeder Fehlversuch wichtige Erkenntnisse. Auf Technologie aus Bayern setzt auch SpaceX, das führende Raumfahrtunternehmen in der Welt mit einem Börsenwert von zwei Billionen Dollar. Das in Taufkirchen ansässige Start-up Blackwave liefert Karbonfaser-Drucktanks an das Unternehmen von Elon Musk.

Luft- und Raumfahrt sind eng miteinander verwoben und für den Freistaat Bayern eine wichtige Branche. Nach Angaben eines Sprechers des bayerischen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beschäftigten die 27 Unternehmen aus dem Wirtschaftszweig mehr als 33.000 Mitarbeiter. Der Umsatz liegt um die 14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ist die Raumfahrt ein zentraler Wirtschaftsfaktor, ein Innovationstreiber

Prominenter Besuch: Isar-Aerospace-Chef Daniel Metzler (links) zeigt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die Raketenfertigung in Ottobrunn. Foto Reuters

– und zunehmend eine Schlüsseltechnologie für industrielle Wertschöpfung, Sicherheit und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Markt wächst rasant: In einer gemeinsamen Studie erwarten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Roland Berger und der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 bis 2040 eine Vervierfachung des Marktvolumens auf zwei Billionen Euro.

Vor einem Start in Neuseeland: Ein Techniker arbeitet an einem Bauteil der Electron-Rakete von Rocket Lab. Foto Rocket Lab/Picture Alliance

Inzwischen macht sich das deutsch-französische Start-up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daran, die erste wiederverwendbare europäische Raumkapsel in den Weltraum zu schicken. Das in München sitzende Unternehmen hat von der Europäischen Weltraumbehörde ESA den Auftrag für die zweite Phase des Programms Aladdin erhalten, mit der ein Frachttransport im Orbit entwickelt werden soll. Rund 60 Kilometer westlich von München baut die Rocket Factory Augsburg Raketen. Allerdings musste die Tochtergesellschaft des Bremer Raumfahrtunternehmens OHB den Testflug auf der schottischen Shetlandinsel Unst (Saxavord) verschieben.

Zukunftstempo

Von Stephan Finsterbusch

Wie lange kann das so weitergehen? Die Erlöse der großen Halbleiterhersteller steigen steil an. Ihre Gewinne machen seit mehr als vier Jahren gewaltige Sprünge. Und mit ihren in Aussicht gestellten Investitionen bewegt sich jedes einzelne dieser Unternehmen mittlerweile auf den Umfang des Kapitalstocks kleiner Volkswirtschaften zu. So hat sich der KI-Chip-Primus Nvidia dank seiner Produkte, Geschäfte und addierten Mittelzuflüsse von zusammen 250 Milliarden Euro binnen vier Jahren nicht nur zur treibenden Kraft, sondern auch zur Hausbank der Branche entwickelt. So wies die koreanische Samsung-Electronics-Gruppe als größter Speicherchiphersteller der Welt nach vorläufigen Angaben für die vergangenen drei Monate gerade einen Betriebsgewinn aus, der mit umgerechnet sagenhaften 60 Milliarden Euro fast schon die halbe Jahreswirtschaftsleistung eines europäischen Landes wie Litauen entspricht. So steigerte der taiwanische Branchenprimus TSMC im September seine Erlöse ein weiteres Mal. Von einem sehr hohen Niveau ausgehend, legten sie gegenüber dem Vergleichsmonat im Vorjahr um noch einmal fast die Hälfte zu. Eine rasende Entwicklung. Vor diesem Hintergrund haben die Taiwaner neben ihren 17 arbeitenden Chipwerken mindestens noch einmal genauso viele Fabriken in Planung oder im Bau. Der Grund dafür ist der gleiche wie bei Nvidia oder Samsung: Die Nachfrage ist unverändert hoch, und Auftragsbücher sind fast schon bis zum Ende des Jahrzehnts gut gefüllt. Auf die Frage also, wie lange diese Entwicklung noch weitergehen kann, ist daher die Antwort zu geben: eine ganze Weile. Solange die für die System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unerlässlichen Prozessoren, Grafik- und Speicherchips angeboten und gekauft werden und solange die gut betuchte Kundschaft rund um Google, Meta, Amazon, Microsoft oder auch Oracle für ihre riesigen Datenzentren immer neue Chip-Bestellungen aufgibt, zeichnet sich ein Ende des historisch zu nennenden Booms nicht ab. Einerseits hat die Kundschaft der Chipkonzerne selbst prächtig laufende Geschäfte mit hohen zweistelligen Gewinnspannen. Andererseits füllt ihr das die tiefen Taschen. Während Google und Co. in diesem Jahr umgerechnet rund 600 Milliarden Euro in ihre KI-Infrastruktur investieren, verbuchen sie Barmittel aus der laufenden Betriebstätigkeit von nicht weniger als 700 Milliarden Euro.

Überteuerte Autokredite

LONDON. Der britische Skandal um überteuert verkaufte Autokredite wird nun auch für Volkswagen sehr teuer. Die Tochtergesellschaft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Volkswagen UK, hat Rückstellungen in Höhe von 725 Millionen Pfund (855 Millionen Euro) für drohende Schadenersatzforderungen gebildet. Dadurch rutschte Volkswagen UK im vergangenen Jahr in die Verlustzone. Die VW-Rechnung für den Skandal um Autokredite übertrifft damit noch die von BMW in Großbritannien. Der Münchner Autokonzern hat seine Rückstellungen auf der Insel von 300 Millionen Pfund auf 611 Millionen Pfund (720 Millionen Euro) erhöht. Andere Autohersteller wie Ford und Mercedes sowie die Banken Barclays, Close Brothers und Santander UK haben dreistellige Millionen-Rückstellungen gebildet. Lloyds hat sogar zwei Milliarden Pfund zurückgelegt. VW schreibt im britischen Geschäftsbericht, dass die tatsächlichen Kosten „erheblich von den gegenwärtigen Rückstellungen abweichen könnten“. Es ist noch nicht klar, wie hoch die Zahlungsverpflichtungen sein werden. VW, Mercedes und Crédit Agricole haben Klagen gegen das Entschädigungsprogramm eingereicht, das die Finanzaufsichtsbehörde FCA entworfen hat. Auch eine Verbraucherschutzorganisation klagt, die einen höheren Schadenersatz fordert. Bei dem Skandal geht es um den Vertrieb von Millionen Autokrediten, die verdeckte Vermittlungsgebühren enthielten und daher illegal waren. Die Finanzaufsichtsbehörde hat ein Entschädigungsprogramm für 12 Millionen Autokäufer aus den Jahren 2007 bis 2014 entworfen. ppl.

Im Bann der Dax-Kurve: Händler auf dem Frankfurter Börsenparkett Foto Lucas Bäuml, Doppelbelichtung

Deutsche Aktien sind gut in Form

Der Dax braucht sich nicht hinter dem MSCI World zu verstecken. Und M-Dax und S-Dax sind geradezu Schnäppchen.

Von Daniel Mohr, Frankfurt

Wenn derzeit über deutsche Unternehmen geredet wird, heißt es oft, sie seien in schlechter Form. Das ist falsch.

Die Produktionsbedingungen am Standort Deutschland sind in schlechter Form: teure Energie, viele Auflagen, hohe Lohnnebenkosten, steigender Mindestlohn. Die Unternehmen reagieren darauf und verlagern ihre Produktion ins Ausland oder beenden sie ganz.

Dank der permanenten Optimierung sind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n in guter Form, zumindest gemessen am Dax. Die 40 Unternehmen dort haben ihre Umsätze im ersten Halbjahr um fünf Prozent steigern können und damit stärker als die Inflation. Die operativen Gewinne kletterten noch deutlicher um gut 15 Prozent. Die deutschen Großunternehmen wurden somit trotz teuren Öls, steigender Zinsen und vieler anderer Herausforderungen profitabler, ihre Gewinnmargen stiegen. Die Mittelzuflüsse legten um 16 Prozent zu, der Barmittelbestand im Dax beträgt 168 Milliarden Euro.

Die Unternehmen sind international konkurrenzfähig, ihre Verkäufe nach Europa stiegen um sieben Prozent, in die USA sogar um neun Prozent, nach Asien gab es indes einen Rückgang um vier Prozent. Um konkurrenzfähig zu bleiben, achten sie auch sorgsamen Umgang mit ihrem Geld, erhöhen die Effizienz wo immer möglich und haben

Der Dax im Vergleich zum MSCI Index 1.1.2022 = 100

Quelle: LSEG / F.A.Z.-Grafik: joth.

unterm Strich gut ein Prozent an Mitarbeitern abgebaut – in Deutschland mehr als andernorts.

Aus Anlegersicht gilt es zwischen der Unternehmenslage insgesamt und den Schwierigkeiten am Standort Deutschland zu unterscheiden. Blickt man auf die Relation aus Aktienkurs und Gewinn, so stehen die Dax-Unternehmen gut da. Mit den erwarteten Gewinnen für das nächste Jahr errechnet sich ein KGV von 14. Das liegt deutlich niedriger als vor Corona und auch niedriger als zu Beginn des aktuellen Aktienaufschwungs im Jahr 2022.

Aktuell liegt der Dax unweit seines Wertes vom Jahresanfang. Binnen eines Jahres haben sich die Gewinne der Dax-Unternehmen besser entwickelt als die Kurse. Das ist eine gute Perspektive für die Akti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gibt es ein paar Namen, die als „Must have“ für

Fondsmanager gelten: Nvidia, Alphabet, vielleicht noch Amazon oder TSMC. Aus Deutschland kommen keine Unternehmen, di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hohen Nachfrage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n der ersten Reihe steh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es hier keine Profiteure gäbe. Wer sich die Dax-Entwicklung der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anschaut, sieht, dass der deutsche Index auf Augenhöhe mit dem Tech- und US-lastigen MSCI World liegt. Der Dow Jones liegt dahinter, der S&P-500 etwas besser. Allerdings mit einem KGV, dass sich mit den erwarteten Gewinnen für 2027 auf 21 errechnet, 50 Prozent höher als im Dax.

Geradezu als Schnäppchen können in dem Vergleich der M-Dax und der S-Dax gesehen werden. Die deutschen Nebenwerte kommen im M-Dax für 2027 auf ein KGV von 12. Das hat schon historische Ausmaße, denn normalerweise sind die Nebenwerte mit ihrem im Schnitt höheren Gewinnwachstum teurer als die Dax-Werte. Auch der S-Dax liegt mit einem KGV von gut 13 hinter dem Dax.

Die Höherbewertung der großen Werte hat viel mit dem Aufschwung der ETF zu tun. Das Geld fließt vornehmlich in Indizes wie den S&P-500 und den MSCI World und in Deutschland ganz überwiegend in den Dax. Die ETF kaufen die höchstgewichteten Titel der Indizes entsprechend auch am stärksten – ein sich selbst verstärkender Effekt, der die Gewinner immer weiter stärkt.

Diesen Effekt sollte man bei der Geldanlage nicht ausblenden. Ebenfalls sollte aber nicht angenommen werden, dass dies ein neues, unumstößliches Börsengesetz ist. Es gibt viele Stockpicker und Fondsmanager, die ihr Augenmerk auf Geschäftsmodelle und Bewertungen legen und nicht in eine Aktie investieren, bloß weil sie in einem Index steckt.

Jede Aktie hat dabei ihre eigene Geschichte. Mit Infineon steht ein Chipwert auf der Beliebtheitsliste der Dax-Werte derzeit ganz oben. Mit Symrise folgt ein ganz anderes Geschäftsmodell. Der Spezialist für Duftstoffe und Aromen ist einer der wichtigsten Partner der stabilen Nahrungsmittelindustrie.

Rang drei geht an RWE, einen Profiteur der hohen Energienachfrage auch dank KI und der vielen Rechenzentren, die dafür gebaut werden. Rang vier wiederum geht an die Deutsche Börse, den einzigen Dax-Wert, der derzeit nahe seinem Rekordhoch steht. Ein schlüssiges Gesamtpaket rund um Wertpapierhandel und Abwicklung sowie Geldanlage generell überzeugt seit Jahren viele Anleger. Rang fünf geht derzeit an Bayer,

eine Comeback-Geschichte nach vielen bitteren Jahren rund um die Glyphosat-Streitereien.

Neben der Strategie, auf die Gewinner von heute zu setzen, weil an der Börse nichts beständiger ist als ein Trend, lohnt auch immer wieder ein Blick auf andere Kriterien. Die Allianz und Münchener Rück bieten hohe Dividendenrenditen von vier bis fünf Prozent, gepaart mit einer recht günstigen Bewertung und stabilen Geschäftsmodellen. Das stärkste Umsatzwachstum liefert Rheinmetall. Ein Aktienkurs, der sich seit dem Hoch halbiert hat und mit einem KGV von 26 wieder einigermaßen faires Terrain erreicht hat. Gewinnspitzenreiter vor der Allianz ist im Dax die Telekom. Auch hier hat der Aktienkurs zuletzt etwas nachgegeben, die Dividendenrendite ist mit knapp vier Prozent hoch und das KGV mit elf recht günstig.

Die Summe der Erfolgsgeschichten im Dax, Siemens Energy, Hochtief und Heidelberg Materials wurden noch gar nicht erwähnt, lässt auch den Index in guter Form erscheinen. Die weiter schwächelnden Autoaktien machen nur noch vier Prozent im Dax aus.

Mehr Würze hat aus Anlegersicht ohnehin der M-Dax. Hier gibt es mit Aixtron, Suss Microtec, Siltronic und Elmos Semiconductor gleich vier Favoriten aus dem Bereich KI und Chips. Übertroffen werden sie seit Jahresbeginn nur vom Optoelektronikkonzern Jenoptik. Doch auch hier gibt es manchen Hingucker jenseits der aktuellen Favoriten. Wer auf eine Erholung im Fahrzeug- und Ma

Die günstigsten Aktien nach Kurs-Gewinn-Verhältnis $^{1)}$ schinenbau setzt, findet die Gabelstapleraktie Kion ebenso mit einem KGV von elf wie die des Getränkeabfüllanlagenherstellers Krones. Der Lastwagenhersteller Traton ist sogar für ein KGV von sieben zu haben. Die Tourismuswerte Tui und Lufthansa notieren niedrig, ebenso die vielen durch die Zinssteigerungen unter Druck geratenen Immobilienwerte. Und wer eine günstige Versichereraktie sucht: Die Talanx steht Allianz und Münchener Rück in den Kennzahlen nicht nach.

Im S-Dax wird die Liquidität in den Einzelaktien dünner. ETF spielen dort kaum eine Rolle. Das kann für Fondsmanager wie Privatanleger eine Chance sein, die sich tief in den deutschen Mittelstand begeben mit ihren Analysen. Einige der aktuellen M-Dax-Gewinner haben den Großteil ihres Aktienaufschwungs im S-Dax begonnen.

Deutschland hat trotz aller Herausforderungen am heimischen Standort starke Unternehmen. Dass sich eine Beteiligung an ihnen lohnt, zeigt das große Interesse ausländischer Anleger. Sie haben den Vorteil, aus der Distanz heraus stärker die Unternehmen als solches zu betrachten und die Sorgen um den Erhalt deutscher Produktionsstandorte etwas auszublen-den. Diesen Strukturwandel haben einige Branchen schon hinter sich. Puma und Adidas sind trotzdem noch erfolgreiche Unternehmen, auch wenn der Großteil der Produktion nicht mehr in Deutschland stattfindet.

Der Großteil der deutschen Aktien liegt in den Händen ausländischer Anleger, meist Einrichtungen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wie Pensionsfonds. Die Deutsch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hre Aktienanlage ausgebaut und international breiter diversifiziert, was beides vernünftig ist. Vor lauter Euphorie um amerikanische Tech-Werte und KI sollten die Stärken der heimischen Aktienwerte nicht unterschätzt werden, wenn es nach dem Jahreswechsel darum geht, das staatlich geförderte Altersvorsorgedepot einzurichten.

1) Stand 1.10.2026 /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joth.

Gut gemischt

Von Daniel Mohr

Spätestens bis Januar gilt es, sich ein bisschen eingehender Gedanken zu machen, wie das persönliche Depot am besten aufgestellt sein sollte. Genauer gesagt: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Die neue staatliche Förderung für die arbeitende Bevölkerung beginnt. Bis zu 540 Euro je Sparer plus 300 Euro je Kind fließen vom Staat. Wer sich das nicht entgehen lassen will, sollte ein solches Depot eröffnen. Wie dies gefüllt wird, ist relativ flexibel. Der Fokus wird aber auf Fonds und ETFs liegen. Eine staatliche Standardvorgabe sieht eine Mischung aus Aktien und Geldmarkt/Anleihen vor. Doch die Details bleiben dem Sparer überlassen. Ein Altersvorsorgedepot wird für einige Jahre oder gar Jahrzehnte bestehen. Auch in der Auszahlphase im Rentenalter gilt es, das Geld die meiste Zeit anzulegen.

Bevor ob des weiten Horizonts und der unsicheren Zukunft mancher lieber ins Nichtstun verfällt: Das wäre die teuerste Variante. Zudem: Das anfangs eingerichtete Depot kann steuerneutral jederzeit umgebaut werden. Es herrscht viel mehr Flexibilität als mit Riester. Dennoch müssen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werden. Und da niemand weiß, ob die wirtschaftliche Überlegenheit der Amerikaner auf lange Sicht bestehen bleibt, ob Europa seine starke Substanz besser zu nutzen weiß, ob Schwellenländer stärker aufholen oder uns gar überholen, ist Streuung die einzig vernünftige Lösung. Europa gehört genauso ins Altersvorsorgedepot wie die US-Tech-Werte. Und ein bisschen China, Indien und andere aufstrebende Länder kann auf lange Sicht nicht schaden. Zum Glück bietet die Fonds- und ETF-Welt etwas für jeden Geschmack.

Frauen finanziell häufiger unsicher

FRANKFURT. Frauen fühlen sich einer Umfrage zufolge bei ihrer finanziellen Absicherung im Alter häufiger unsicher als Männer. 47 Prozent der Frauen machen sich große oder sehr große Sorgen um ihre Altersvorsorge. Bei den Männern sind es 35 Prozent. Das geht aus einer repräsentativen Onlineumfrage im Auftrag des unabhängigen Geldratgebers Finanztip hervor. Doch nicht nur die Sorge um die Zukunft ist groß, vielen Frauen fehlt auch der finanzielle Spielraum, um mehr vorzusorgen. Knapp 45 Prozent nennen fehlendes Geld als größte Hürde. Gut jede vierte Frau hat nach den regelmäßigen Ausgaben monatlich weniger als 50 Euro oder gar nichts zum Sparen, Anlegen oder Zurücklegen übrig. Bei den Männern geben 36 Prozent an, wegen eines zu geringen finanziellen Spielraums nicht mehr für ihre Zukunft tun zu können. 17 Prozent haben monatlich weniger als 50 Euro oder gar nichts zum Sparen übrig. Für die Umfrage hat das Marktforschungsinstitut Innofact im Juli mehr als 3000 Menschen zwischen 18 und 74 Jahren befragt. dpa

Die Börse

	7.10.26	8.10.26
F.A.Z.-Index	3248,41	3225,58
Dax	25104,36	24951,82
M-Dax	30112,41	29717,76
Tec-Dax	4048,53	3992,10
Euro Stoxx 50	6180,29	6155,22
F.A.Z.-Euro-Index	218,88	218,37
Dow Jones	51179,87	51156,87
Nasdaq Index	27538,69	27392,42
Bund-Future	120,94	120,90
Tagesgeld Frankfurt	2,48 %	2,48 %
Bundesanl.-Rendite 10 J.	3,49 %	3,50 %
F.A.Z.-Renten-Rend. 10 J.	3,35 %	3,33 %
US-Staatsanl.-Rend. 10 J.	5,26 %	5,33 %
Gold, Spot ($/Unze)	4110,30	4130,98
Rohöl (London $/Barrel)	101,20	104,61
1 Euro in Dollar (Vortag)	1,1269	1,1177
1 Euro in Pfund (Vortag)	0,8488	0,8465
1 Euro in Franken (Vortag)	0,9359	0,9309
1 Euro in Yen (Vortag)	178,15	176,85
Alle Werte Stand: 15:52 Uhr

52 WochenTief Vergleich Hoch		52 WochenHoch	Tief	7.10.Schluss	8.10.15.51 h	Veränd. in %7.10.	31.12.
Deutsche Indizes
		3450,14	2941,66	F.A.Z.	3248,41	3223,78	-0,76 -0,77
		26618,74	21863,81	Dax	25104,36	24955,71	-0,59 +1,9
		33547,52	26803,25	M-Dax	30112,41	29727,00	-1,3 -2,9
		4284,41	3322,31	Tec-Dax	4048,53	3990,30	-1,4 +10,2
		14097,64	11558,54	H-Dax	13262,49	13169,07	-0,70 +2,1
		19325,96	15592,82	S-Dax	18169,69	17931,88	-1,3 +4,4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6,20	F.A.Z.-Euro	218,88	218,23	-0,30 +3,4
		457,90	374,92	F.A.Z.-Euro Performance	426,98	425,74	-0,29 +5,8
		6577,20	5376,81	Euro Stoxx 50 (Europa)	6180,29	6151,65	-0,46 +6,2
		5572,96	4665,01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293,38	5280,34	-0,25 +7,4
		692,33	571,67	Euro Stoxx (Europa)	651,25	648,10	-0,48 +5,9
		663,41	556,96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30,25	628,16	-0,33 +6,1
		2698,48	2263,58	S&P Euro 350 (Europa)	2564,04	2556,03	-0,31 +6,3
		1984,60	1643,41	Euronext 100 (Europa)	1857,43	1854,30	-0,17 +7,8
		1135,75	916,79	AEX Index (Amsterdam)	1117,75	1124,13	+0,57 +18,2
		2745,54	1948,59	Comp. Index (Alten)	2622,02	2571,70	-1,9 +21,3
		14660,81	11049,18	OMX Index (Helsinki)	13630,87	13571,23	-0,44 +10,0
		15204,92	10053,74	BIST 100 (Istanbul)	12122,94	12182,02	+0,49 +8,2
		1800,63	1325,41	OMXC 20 Ind. (Kopenhagen)	1509,01	1499,35	-0,64 -6,8
		20356,50	15409,30	IBEX 35 (Madrid)	19118,00	19067,80	-0,26 +10,2
		8755,03	7505,27	CAC 40 (Paris)	7769,21	7753,01	-0,21 -4,9
		14669,51	12053,51	SMI (Zürich)	13808,42	13721,75	-0,63 +3,4
Amerikanische Indizes
		54744,33	45057,28	Dow Jones (New York)	51179,87	51169,51	-0,02 +6,5
		31361,37	22841,42	Nasdaq 100 (Nasdaq)	31160,08	30931,52	-0,73 +22,5

Mehr als ein Restposten von Unilever

Zu saisonal, zu kapitalintensiv: Unilever wollte das Eisgeschäft loswerden. Jetzt ist Magnum eigenständig und eine klassische Margenstory. Funktioniert sie wirklich?

Von Christoph Scherbaum

Wer denkt, Speiseis sei ein langweiliges Geschäft, hat noch nie von Wall's gehört. Das britische Unternehmen begann 1922 als Wurstfabrik und stieg ins Eisgeschäft ein, weil der Fleischverkauf im Sommer schwächelte. Es war ein Nebengeschäft als Notlösung, das am Ende das Hauptgeschäft auffressen sollte. Das Unternehmen Lever Brothers kaufte Wall's und baute daraus eine Firma für industriell produziertes Eis. Was folgte, ist eine der bemerkenswertesten Unternehmensgeschichten des 20. Jahrhunderts.

Heute ist daraus die Magnum Ice Cream Company N.V. geworden, die seit dem 8. Dezember 2025 eigenständig an der Börse notiert ist. Der Konzern verkauft Eis in rund 80 Ländern, beschäftigt knapp 20.000 Mitarbeiter und verfügt über etwa drei Millionen eigene Gefriertruhen im Markt. Der globale Marktanteil liegt aktuellen Daten zufolge bei 21 Prozent, der nächste Wettbewerber kommt auf elf.

Das Markenportfolio reicht weit über die namensgebende Schokoladenstange hinaus: Breyers wurde 1866 in Philadelphia gegründet. Ben & Jerry's entstand wiederum 1978 in einer umgebauten Tankstelle in Vermont. Cornetto gibt es schon seit 1959. Magnum selbst kam erst 1989 auf den Markt – als erstes handgehaltenes Premiumeis, das gezielt für Erwachsene positioniert wurde. Heute werden rund eine Milliarde Magnum-Produkte pro Jahr verkauft. Allein diese Marke bringt 1,8 Milliarden Euro Umsatz. Das Unternehmen besitzt nach eigenen Angaben vier der fünf weltweit größten Eismarken.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swa.
Süßer Börsengang: Im Dezember 2025 schlug Magnum-Chef Peter ter Kulve den Börsengong an der Amsterdamer Börse.
Foto EPA

Besonders interessant ist dabei Ben & Jerry's. Wirtschaftlich wurde das Geschäft seit der Übernahme durch Unilever im Jahr 2000 ungefähr versechsfacht und ist hochprofitabel. Politisch ist die Marke eine andere Geschichte: Ein unabhängiges Board wacht über die soziale Mission. Dies ist eine Konstruktion, die immer wieder zu Reibungen führt. Konzernchef Peter ter Kulve stellte 2025 klar, dass Ben & Jerry's nicht zum Verkauf steht. Die Marke bleibt – als wertvolles Asset und als Quelle von Konflikten zugleich.

Unilever kündigte die Eis-Abspaltung schon im März 2024 an. Die Begründung war vor allem operativ. Eiscreme funktioniert fundamental anders als Shampoo oder Waschmittel: stark saisonal, kapitalintensiv, mit energieintensiven Kühketten und extremer Wetterabhängigkeit. Ein verregneter Sommer drückt die Absatzzahlen, ein warmer Frühling treibt sie. Das Unternehmen versucht inzwischen sogar, Wetterdaten in seine Absatzplanung einzubauen.

Am 1. Juli 2025 wurde die Magnum Ice Cream Company operativ eigenständig, im Dezember folgte die Börsennotierung. Unilever-Aktionäre erhielten pro fünf gehaltenen Aktien eine TMICC-Aktie. Der erste Kurs in Amsterdam lag bei 12,20 Euro, die anfängliche Marktkapitalisierung bei rund 7,8 Milliarden Euro.

Seitdem hat sich der Aktienkurs bemerkenswert entwickelt. Bis Mitte September 2026 kletterte der Kurs auf knapp 17,40 Euro. Das war ein Plus von gut 42 Prozent gegenüber dem Erstkurs. Danach folgte eine Korrektur: Ende September notierte das Papier bei rund 15,27 Euro, noch immer rund 25 Prozent über dem Ausgangsniveau, aber deutlich unter dem Hoch. Der Grund für die Ernüchterung liegt im Zahlenwerk.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stieg der Umsatz auf 4,69 Milliarden Euro, das bereinigte EBIT kletterte von 666 auf 716 Millionen Euro, die Marge verbesserte sich von 14,8 auf 15,3 Prozent. Das bereinigte EBITDA von 880 Millionen Euro übertraf die Konsensschätzungen. Und trotzdem geriet der Aktienkurs unter Druck, weil das organische Wachstum im zweiten Quartal auf 4,9 Prozent zurückfiel, nachdem es im Vorjahreszeitraum noch sieben Prozent betragen hatte. Hinzu kam, dass das Management die Jahresprognose trotz des starken Halbjahres nicht anhob.

Damit ist die eigentliche Investmentgeschichte klar umrissen: Es geht nicht um eine Wachstumsstory im klassischen Sinne. Der globale Eismarkt wächst laut Unternehmensangaben lediglich um drei bis vier Prozent jährlich. Der Hebel liegt woanders, und zwar in der Effizienz. Das Unternehmen hat ein Produktivitätsprogramm aufgelegt, das mittelfristig 500 Millionen Euro jährliche Einsparungen bringen soll: 350 bis 380 Millionen aus der Lieferkette, der Rest aus Verwaltung und Digitalisierung. 2025 wurden schon 180 Millionen Euro eingespar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weitere 90 Millionen.

Die Frage, die Anleger umtreibt, ist einfach: Kann ein Konzernbereich, der jahrzehntelang im Schatten von Shampoo und Waschmittel geführt wurde, als eigenständiges Unternehmen deutlich effizienter werden? Konzernchef ter Kulve formuliert es nüchtern: Das weitere Wachstum hänge vor allem von der Umsetzung ab.

Das Urteil der Analysten fällt entsprechend geteilt aus. UBS startete Ende 2025 mit Kaufempfehlung und erhöhte das Kursziel im Sommer 2026 auf 18,30 Euro. Jefferies und Deutsche Bank blieben vorsichtiger und empfehlen das Papier zum Halten. Das mittlere Kursziel liegt bei rund 16,43 Euro. Der Markt glaubt grundsätzlich an die Marken. Uneinig ist er darüber, wie viel von der versprochenen Effizienzsteigerung schon im Kurs eingepreist ist.

Magnum Ice Cream ist kein Hype, keine KI-Story, kein disruptives Geschäftsmodell. Es ist ein Konzern mit Weltmarken, einer stabilen Kundenbasis und einem klaren Plan: drei bis fünf Prozent Umsatzwachstum jährlich, dazu 40 bis 60 Basispunkte Margenverbesserung. Wer das liefert, rechtfertigt die Bewertung. Wer es nicht liefert, war eben doch nur ein Unilever-Restposten.

Die Schuldenlast von rund drei Milliarden Euro nach der Abspaltung ist beherrschbar, aber ein Faktor. Die erste eigenständige Dividende soll im ersten Halbjahr 2027 fließen, geplant sind 40 bis 60 Prozent des bereinigten Nettogewinns. Das wiederum macht das Papier auch für defensiv orientierte Anleger interessant.

Für den langfristigen Vermögensaufbau bietet Magnum daher etwas, das in der heutigen Börsenwelt selten geworden ist: ein verständliches Geschäftsmodell, starke Marken und eine Bewertung, die weder offensichtlich teuer noch offensichtlich günstig ist. Ein Unternehmen, das man versteht und das sich daran messen lassen muss, ob es seine Versprechen einhält.

Aktienmärkte

Tief	52 Wochen Vergleich	Hoch	Börsenwert in Mio. € Gesamt	7.10.26 Schluss	8.10.26 15.51 h	Xetra Veränd. in % seit		Div. - Rend.
						7.10.	30.12.25
			Dax	25104.36	24955,71	-0,6	+1,9
			Adidas ▲	146,75	146,30	-0,3	-13,5	$2,80^{1x}$ 1,91
			Airbus SE (NL) ▲▼	187,40	187,84	+0,2	-5,2	$3,20^{1x}$ 1,70
			Allianz SE ▲▼	417,30	416,90	-0,1	+6,8	$17,10^{1x}$ 4,10
			BASF SE ▲	51,18	51,72	+1,1	+16,4	$2,25^{1x}$ 4,35
			Bayer ▲	43,97	43,31	-1,5	+17,0	$0,11^{1x}$ 0,25
			Beiersdorf	77,20	77,38	+0,2	-17,4	$1,00^{1x}$ 1,29
			BMW St. ▲	53,66	52,48	-2,2	-43,7	$4,40^{1x}$ 8,38
			Brenntag SE	61,54	61,54	±0,0	+24,2	$1,90^{1x}$ 3,09
			Commerzbank	38,56	38,37	-0,5	+6,3	$1,10^{1x}$ 2,87
			Continental	70,30	68,74	-2,2	+1,1	$2,70^{1x}$ 3,93
			Daimler Truck Hldg.	40,68	40,64	-0,1	+8,9	$1,90^{1x}$ 4,68
			Deutsche Bank ▲	29,86	29,92	+0,2	-9,6	$1,00^{1x}$ 3,34
			Deutsche Börse ▲	292,20	294,20	+0,7	+31,5	$4,20^{1x}$ 1,43
			Deutsche Telekom ▲▲▼	26,99	27,00	±0,0	-2,4	$1,00^{1x}$ 3,70
			DHL ▲	55,56	55,24	-0,6	+18,2	$1,90^{1x}$ 3,44
			E.ON SE	16,89	16,99	+0,6	+5,4	$0,57^{1x}$ 3,35
			Fresenius M. C.	37,42	36,51	-2,4	-10,4	$1,49^{1x}$ 4,08
			Fresenius SE	43,29	41,77	-3,5	-14,7	$1,05^{1x}$ 2,51
			GEA Group	67,85	67,75	-0,1	+17,2	$1,30^{1x}$ 1,92
			Hannover Rück SE	262,00	264,60	+1,0	-0,6	$12,50^{1x}$ 4,72
			Heidelberg Materials	141,65	140,10	-1,1	-37,2	$3,60^{1x}$ 2,57
			Henkel Vz.	74,12	73,86	-0,4	+6,2	$2,07^{1x}$ 2,80
			Hochtief	400,20	397,80	-0,6	+18,0	$6,60^{1x}$ 1,66
			Infineon Techn. ▲▲	60,95	59,27	-2,8	+57,1	$0,35^{1x}$ 0,59
			Mercedes Benz Grp. ▲	39,83	39,09	-1,9	-34,9	$3,50^{1x}$ 8,95
			Merck	140,15	137,30	-2,0	+12,0	$2,20^{1x}$ 1,60
			MTU Aero Engines	351,10	344,70	-1,8	-3,0	$3,60^{1x}$ 1,04
			Münchener Rück ▲▼	516,60	519,80	+0,6	-7,5	$24,00^{1x}$ 4,62
			Qiagen (NL) ▲	40,80	39,29	-3,7	-3,9	$0,35^{1x}$ 0,78
			Rheinmetall ▲▼	926,20	934,80	+0,9	-40,1	$11,50^{1x}$ 1,23
			RWE	57,90	57,80	-0,2	+27,7	$1,20^{1x}$ 2,08
			SAP SE ▲▲▼	187,62	187,52	-0,1	-10,0	$2,50^{1x}$ 1,33
			Scout24 SE	69,15	69,95	+1,2	-18,5	$1,50^{1x}$ 2,14
			Siemens ▲▼	271,20	265,55	-2,1	+11,0	$5,35^{1x}$ 2,01
			Siemens Energy ▲▼	143,60	143,00	-0,4	+18,8	$0,70^{1x}$ 0,49
			Siemens Health. ▲	38,56	38,45	-0,3	-14,4	$1,00^{1x}$ 2,60
			Symrise	91,04	90,72	-0,4	+31,7	$1,25^{1x}$ 1,38
			Volkswagen Vz	69,74	67,00	-3,9	-35,3	$5,26^{1x}$ 7,85
			Vonovia SE	16,75	16,46	-1,7	-32,9	$1,25^{1x}$ 7,59
			Zalando SE	22,56	22,67	+0,5	-10,5	$0,00^{1x}$ 0,00

Prime Standard

	M-Dax		30112.41	29727.00	-1,3	-2,9
	4110,52	Aixtron SE ■	38,05	36,23	-4,8	+109,4	$0,15^{1x}$ 0,41
	1643,18	Aroundtown (L)	1,53	1,50	-1,9	-43,3	$0,08^{1x}$ 5,33
	3451,76	Aumovio SE	37,55	34,50	-8,1	-19,7	$0,00^{1x}$ 0,00
	6999,76	Aurubis	154,90	155,70	+0,5	+25,4	$1,60^{1x}$ 1,03
	3573,81	Auto1 Group SE	16,20	16,10	-0,6	-41,0	$0,00^{1x}$ 0,00
	4357,08	Bechtle ■	34,38	34,58	+0,6	-20,8	$0,70^{1x}$ 2,02
	2060,83	Billinger SE	54,95	54,80	-0,3	-49,0	$2,80^{1x}$ 5,11
	5476,80	CTS Eventim	55,80	57,05	+2,2	-27,3	$1,44^{1x}$ 2,52
	11162,44	Delivery Hero SE	36,43	36,42	±0,0	+60,3	$0,00^{1x}$ 0,00
	8755,97	Deutsche Lufthansa	7,45	7,28	-2,3	-13,3	$0,33^{1x}$ 4,53
	1830,13	Deutz	11,01	10,90	-1,0	+28,2	$0,18^{1x}$ 1,65
	13360,00	DWS Group	67,25	66,80	-0,7	+18,2	$3,00^{1x}$ 4,49
	2567,14	Elmos Semicond. SE ■	155,40	149,60	-3,7	+54,2	$1,50^{1x}$ 1,00
	9813,96	Evonik Industries	20,92	21,06	+0,7	+57,6	$1,00^{1x}$ 4,75
	2854,69	flatexDegiro	25,44	25,92	+1,9	-29,5	$0,30^{1x}$ 1,16
	5316,95	Fraport	59,20	57,50	-2,9	-17,8	$1,00^{1x}$ 1,74
	2691,91	freenet ■	22,94	22,64	-1,3	-22,8	$2,07^{1x}$ 9,14
	2887,24	Fuchs SE Vz.	43,50	44,08	+1,3	+15,6	$1,23^{1x}$ 2,79
	7777,78	Hella	69,70	70,00	+0,4	-15,3	$0,22^{1x}$ 0,31
	8630,16	Hensoldt ■	75,14	74,72	-0,6	+1,8	$0,55^{1x}$ 0,74
	4606,00	Ionos Group SE ■	32,62	32,90	+0,9	+23,0	$0,00^{1x}$ 0,00
	2330,74	Jenoptik ■	41,30	40,72	-1,4	+108,1	$0,40^{1x}$ 0,98
	2686,50	K+S	15,15	15,00	-1,0	+20,8	$0,07^{1x}$ 0,47
	4404,34	Kion Group	33,96	33,57	-1,1	-50,8	$0,62^{1x}$ 1,85
	15805,66	Knorr-Bremse	100,00	98,05	-2,0	+3,0	$1,90^{1x}$ 1,94
	3317,27	Krones	104,60	105,00	+0,4	-22,7	$2,80^{1x}$ 2,67
	1086,24	Lanxess	12,89	12,58	-2,4	-28,6	$0,10^{1x}$ 0,79
	3459,72	LEG Immobilien SE	45,26	45,02	-0,5	-27,7	$2,92^{1x}$ 6,49
	7495,95	Nemetschek SE ■	65,15	64,90	-0,4	-30,1	$0,68^{1x}$ 1,05
	8290,52	Nordex SE ■	35,48	35,00	-1,4	+20,2	$0,00^{1x}$ 0,00
	19003,46	Porsche	42,67	41,72	-2,2	-8,5	$1,01^{1x}$ 2,42
	3786,78	Porsche Hldg. SE	25,33	24,73	-2,4	-38,1	$1,51^{1x}$ 6,11
	3331,66	Puma SE	23,00	22,51	-2,1	+0,9	$0,00^{1x}$ 0,00
	6378,57	Rational	566,50	561,00	-1,0	-15,2	$20,00^{1x}$ 3,57
	3426,00	Renk Group	34,44	34,26	-0,5	-36,1	$0,58^{1x}$ 1,69
	4549,44	RTL Group (L)	28,40	29,40	+3,5	-14,7	$5,50^{1x}$ 18,71
	2674,32	Salzgitter	45,58	44,50	-2,4	+10,9	$0,20^{1x}$ 0,45
	9292,61	Sartorius Vz. ■	260,00	248,20	-4,5	+0,4	$0,74^{1x}$ 0,30
	5735,45	Schaeffler	6,27	6,07	-3,2	-27,4	$0,30^{1x}$ 4,94
	2641,65	Siltronic ■	83,95	80,05	-4,6	+63,7	$0,00^{1x}$ 0,00
	1989,11	Ströer SE	36,02	36,06	+0,1	-2,5	$1,85^{1x}$ 5,13
	1245,38	Suss MicroTec SE ■	65,50	65,15	-0,5	+66,5	$0,04^{1x}$ 0,06
	1992,74	TAG Immobilien	10,74	10,47	-2,5	-20,9	$0,40^{1x}$ 3,82
	30961,66	Talanx	119,50	119,90	+0,3	+5,4	$3,60^{1x}$ 3,00
	8117,81	thyssenkrupp	13,42	13,04	-2,8	+40,6	$0,15^{1x}$ 1,15
	4738,86	TKMS	74,70	74,60	-0,1	+12,9	$0,00^{1x}$ 0,00
	16430,00	Traton SE	33,26	32,86	-1,2	+7,7	$0,93^{1x}$ 2,83
	3393,70	TUI	6,80	6,69	-1,7	-25,6	$0,10^{1x}$ 1,50
	4573,44	United Internet ■	24,04	23,82	-0,9	-13,9	$0,50^{1x}$ 2,10
	4602,47	Wacker Chemie	88,50	88,25	-0,3	+27,3	$0,00^{1x}$ 0,00

Frankfurt	7.10.Schluss	8.10.15.51 h
1&1	23,75	23,60
11 88 0 Solutions	1,87	1,89
3U Holding	0,942	0,942
ad pepper media (NL)	2,64	2,54
adesso SE	61,90	63,50
Adler Group (L)	0,094	0,09
All for One Gr. SE	69,80	69,80
Allane SE	13,30	12,40
Alzchem Group	161,30	160,10
Amadeus Fire	16,70	16,46
AMG (NL)	28,96	27,94
Arzneiterk Vida
Asta Energy Sol. (A)	59,80	60,80
Atoss Software SE ■	84,10	83,50
Aumann	13,80	13,50
Basler	23,90	23,60
Bastei Lübbe	6,32	6,28
Baywa	8,22	8,22
BayWa vNA	2,47	2,47
BB Biotech N (CH)	53,50	52,00
Befesa (L)	35,40	34,65
Bertrandt	8,64	8,52
bet-at-home.com	2,98	2,98
Bike24 Holding	2,29	2,17
Biofrontera	3,17	3,04
Borussia Dortmund	3,09	3,09
Brain Biotech	2,82	2,69
Branics Group	0,405	0,43
Brockhaus Techno.	18,25	18,40
Cancom SE	22,25	22,20
Carl Zeiss Med. ■	31,90	31,30
Ceconomy	4,29	4,24
Cewe Stiftung	111,60	111,40
Cherry SE	1,05	1,04
Data Modul	25,60	25,00
Delticom	2,20	2,20
Demire Real Est.	0,286	0,288
Dermapharm Hldg. SE	37,75	38,65
DMG Mori	46,50	46,30
Douglas	7,16	7,02
Drägerwerk St.	88,80	88,20
Drägerwerk VZ ■	114,60	112,40
Dt. Beteiligungs	19,30	19,04
Dt. EuroShop	16,18	16,18
Dt. Konsum REIT	1,46	1,44
Dt. Pfandbriefbank	3,00	2,94
Dürr	16,88	16,38
Eckert & Ziegler SE ■	12,02	12,10
Edag Engineering (CH)	2,97	2,97
Einhell Germany	63,00	62,80
Electrovac	7,80	7,76
Eleving Group (L)	1,61	1,63
ElringKlinger	4,85	4,84
elumeo SE	2,14	2,14
Evotec SE ■	2,83	2,89
Fabasoft (A)	15,85	15,75
Fielmann Grp.	37,50	37,40
First Sensor	53,00	53,00
Formycon	19,06	18,52
Fortec Elektronik	11,00	11,00
Fr. Vorwerk Gr. SE	63,35	62,90
Fuchs SE	37,40	37,35
Gerresheimer	28,86	28,58
Gesco	14,00	13,90
GFT Technol. SE	25,50	25,50
Global Fashion (L)	0,414	0,412
Grammer	12,60	12,60
Grand City Pr. (L)	6,91	6,76
Grenke	9,84	9,88
Haier Smart Home (CN)	1,84	1,84
Hamberner Reit	3,97	4,00
Hamburger Hafen	21,30	21,40
Hapag-Lloyd	135,40	133,10
Hawesko Hldg. SE	14,70	14,75
Heidelberg Ph.	2,27	2,25
Heidelberger Druck.	1,39	1,36
HelloFresh SE	2,44	2,53
Henkel St.	67,45	67,25
hGears	0,362	0,362
Highlight Com. (CH)	0,60	0,642
Hoenle	7,36	7,38
HomeToGo SE (L)	0,708	0,69
Hornbach Hldg.	82,30	82,20
Hugo Boss	37,42	37,65
Hypoport SE	67,90	67,70
Indus Holding	39,40	39,20
init innovat. SE	44,40	43,25
Instone Real	6,08	6,00

Intershop Comm.	1,36	1,35
InTiCa Systems SE	1,45	1,45
IVU Traffic Tech.	26,50	26,70
Jost Werke SE	62,60	60,60
Jungheinrich	22,44	20,84
Knaus Tabbert	9,79	9,70
Koenig & Bauer	8,55	8,82
Kontron (A)	20,62	20,42
KSB SE St	850,00	854,00
KSB SE Vz	820,00	795,00
KWS Saat SE	67,90	68,60
Leifheit	11,10	11,00
Logwin (L)	272,00	272,00
LPKF Laser&Elec. SE	15,55	14,65
Masterflex SE	13,20	13,20
MBB SE	172,40	168,20
MediClin	5,05	4,98
Medios	10,56	10,30
Mister Spex SE	1,06	1,06
MLP SE	10,74	10,40
Multitude (CH)	5,70	5,76
Mutares	25,00	24,85
MVV Energie	29,80	30,00
Nagarro	78,70	77,70
NFON	3,36	3,32
Norma Group SE	17,10	15,08
Novem Group (L)	1,93	1,92
OHB SE	159,60	162,00
Ottobock SE	50,90	51,00
OVB Holding	18,60	18,70
paragon GmbH	0,744	0,704
Patrizia SE	6,71	6,70
Pentixapharm	1,82	1,83
PNE	7,13	7,11
ProCredit Hldg.	8,49	8,49
ProSiebenSat.1 SE	3,21	3,31
PSI Software SE	44,90	44,80
PVA TePla	35,12	33,22
PWO	21,60	21,60
Q.Beyond konv.	3,28	3,38
R. Stahl	11,40	11,20
Redcare Pharmacy (NL)	74,35	74,15
Rhön-Klinikum	14,40	14,30
SAF Holland SE	22,00	21,30
Sartorius St.	205,00	206,00
Schott Pharma	25,20	24,90
Secunet Security	261,50	255,50
Serviceware SE	12,60	12,70
SFC Energy	20,10	19,58
SGL Carbon SE	5,38	5,45
Shelly Group SE (BG)	65,20	65,10
Singulus Techn.	10,00	9,92
Sirma Group (BG)	0,79	0,79
Sixt SE St.	69,10	69,05
Sixt SE Vz.	55,70	54,90
SMA Solar Techn.	60,00	58,65
SMT Scharf	5,75	5,80
SNP SE	91,60	92,60
Softing	2,35	2,34
Springer Nature	20,45	20,40
Stabilus SE	16,14	15,20
Stratec	22,30	22,25
Südzucker	12,32	11,74
Surteco Grp. SE	7,00	7,00
Syzygy	0,984	0,956
Takkt	3,04	2,94
TeamViewer SE	6,76	6,66
technotrans SE	28,05	27,10
thyssenkr. nucera	8,75	8,60
tonies SE (L)	11,62	11,60
Uniper SE	45,95	45,40
United Labels	0,85	0,76
Verbio SE	24,90	24,80
Villeroy & Boch	13,10	12,80
Vincorion SE	17,96	17,76
Viscom SE	4,90	4,90
Volkswagen St.	70,35	67,00
Voltatron	3,28	3,28
Vossloh	50,40	50,15
Vulcan Energy RL (AUS)	1,01	0,95
Wacker Neuson SE	23,00	22,40
WashTec	32,90	32,40
Westwing Grp. SE	12,35	12,30
YOC	3,61	3,59
Zeal Network SE	39,70	39,60

Statistik (aus dem H-Dax)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RTL Group	+3,52	Aixtron SE	+162,63
CTS Eventim	+2,24	SMA Solar	+155,94
flatexDeg.	+1,89	Jenoptik	+112,86
Fuchs SE Vz.	+1,33	Verbio SE	+95,65
Scouti24 SE	+1,16	Suss M. Tec SE	+94,71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Aumovio SE	-8,12	Renk Group	-58,72
Aixtron SE	-4,78	Evotec SE	-58,54
Siltronic	-4,65	Aroundtown	-52,04
Sartorius Vz.	-4,54	Rheinmetall	-51,65
VW Vz	-3,93	Auto1 Grp. SE	-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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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uf: 24955,71 52-W. Hoch/Tief: 26618,74/218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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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7.10.Schluss	8.10.15.51 h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	55,15413,4056,48	54,80419,8056,48
AB Inbev (BE)	67,00	67,84	Compass Group (GB)	27,12	27,40
ABB N (CH)	86,12	84,72	Crédit Agricole (F)	16,48	16,30
Ahold Delhaize (NL)	31,85	31,78	Danone (F)	59,36	59,10
Air Liquide (F)	168,08	167,22	Danske Bank (DK)	48,35	47,63
Amadeus IT (E)	52,10	51,54	Dassault Systemes (F)	21,35	21,52
Anglo American PLC (GB)	48,51	47,54	Diageo (GB)	18,70	18,89
Antofagasta (GB)	45,06	43,36	DSM-Firmenich (CH)	99,86	98,16
ArcelorMittal (L)	57,62	54,54	Endesa (E)	41,30	41,63
ASML Hold. (NL)	1612	1618	Enel (I)	8,74	8,84
Assa-Abloy AB (SE)	30,77	30,34	Engie (F)	22,67	22,70
AstraZeneca (GB)	143,45	143,25	Eni (I)	24,14	24,84
Atlas Copco A (SE)	18,65	18,31	Equinor ASA (N)	37,54	38,29
Aviva PLC (GB)	8,01	8,08	Ericsson B fr (SE)	8,41	8,41
AXA (F)	42,01	41,72	Erste Group Bank (A)	110,70	109,70
BAE Systems (GB)	21,53	21,46	EssilorLuxottica (F)	146,50	143,90
Banco Santander (E)	12,10	11,90	Exor (NL)	69,75	69,35
BBVA (E)	23,59	23,16	Experian Group (JE)	29,20	29,80
BNP Paribas (F)	91,23	89,80	Ferrari (NL)	343,25	344,45
BP (GB)	6,65	6,89	Flutter Entertain. (IRL)	69,50	67,00
Brit. Am. Tobacco (GB)	48,20	48,74	Geberit N (CH)	567,80	560,00
BT Group (GB)	2,27	2,31	Generali (I)	41,98	40,80
Caixabank (E)	11,87	11,73	Givaudan N (CH)	3672	3646
Capgemini (F)	109,05	110,65	Glencore (JE)	6,70	6,72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lmaltbörse		Frankfurt
			7.10.Schluss	8.10.15.51 h	8.10.15.51 h	Ver.in %
	3M Co.	0,78$b	162,12	160,79	144,10	-0,8
	Alphabet Inc. A	0,22$b	350,50	351,58	317,45	+1,9
	Amazon.com	0,00$b	259,92	258,50	232,40	+0,3
	American Express	0,95$b	304,25	303,03	270,00	+0,1
	Amgen	2,52$b	413,08	408,60	372,25	+0,3
	Apple Inc.	0,27$b	336,67	337,49	300,95	+0,1
	Boeing Co.	2,06$b	188,32	185,66	166,04	-0,9
	Caterpillar Inc.	1,63$b	813,83	811,73	716,20	-1,0
	Chevron Corp.	1,78$b	205,15	210,52	187,00	+1,9
	Cisco Systems	0,42$b	117,39	116,94	104,74	-0,5
	Coca Cola Co.	0,53$b	85,82	86,66	77,20	+0,7
	Disney Co.	0,75$b	104,75	105,20	93,04	+0,6
	Goldman Sachs	5,00$b	887,21	884,90	779,20	-1,1
	Home Depot	2,33$b	285,77	287,34	253,85	-0,3
	Honeywell Intl.	0,70$b	208,11	206,54	184,14	-0,9
	IBM	1,69$b	220,51	221,54	197,26	+0,3
	Johnson & Johnson	1,34$b	258,45	256,32	230,05	-1,5
	McDonald's	1,86$b	230,88	233,76	207,90	+0,9
	Merck & Co.	0,85$b	142,79	141,46	126,22	-0,1
	Microsoft	0,91$b	529,76	531,66	474,20	+0,2
	Morgan (J.P.)	1,65$b	329,58	328,97	293,00	-0,2
	Nike	0,41$b	34,36	34,31	30,62	+0,1
	NVIDIA Corp.	0,25$b	237,47	233,97	209,20	-1,2
	Procter & Gamble	1,09$b	147,82	148,54	131,84	-1,0
	Salesforce Inc.	0,44$b	224,56	225,66	202,00	±0,0
	Sherwin Will.	0,80$b	315,00	313,03	274,70	-3,5
	Travelers Comp.	1,25$b	360,61	362,40	320,10	-0,2
	UnitedHealth	2,32$b	375,98	373,01	335,20	-1,8
	VISA	0,67$b	372,10	374,88	331,00	-0,5
	Walmart Inc.	0,25$b	108,16	109,50	96,72	+0,1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GSK PLC (GB)	20,98	20,74
Heineken Hold. (NL)	65,55	66,05
Heineken N.V. (NL)	70,40	70,50
Hermes International. (F)	1277	1274
Hexagon B (SE)	8,96	8,95
Holcim N (CH)	69,36	67,00
HSBC Hold. (GB)	16,75	16,33
Iberdrola (E)	20,84	21,27
Inditex (E)	53,80	53,00
ING Groep (NL)	30,05	29,82
Intesa Sanpaolo (I)	6,26	6,14
Investor B (SE)	36,18	36,30
KBC Group (BE)	124,50	122,60
Kone (F)	52,52	52,14
Kühne + Nagel N (CH)	241,00	239,20
L'Oréal (F)	373,85	374,30
Legrand (F)	147,15	140,30
Linde PLC (IRL)	432,00	435,00
London Stock Ex. (GB)	98,06	102,00
LVMH Moet Hen. (F)	390,60	384,20
Michelin (F)	33,37	33,22
National Grid (GB)	13,45	13,58
Naturgy Energy (E)	29,36	29,64
NatWest Group (GB)	7,71	7,69
Nestlé N (CH)	81,13	81,75
Nokia (F)	9,55	9,29

Nordea Bank Abp (FI)	16,83	16,75
Novartis N (CH)	128,40	126,80
Novonesis B (DK)	57,48	56,80
Novo-Nordisk B (DK)	34,15	33,58
Orange (F)	14,25	14,23
Partners Group (CH)	641,20	628,60
Pernod Ricard (F)	59,00	60,58
Philips Electr. (NL)	21,57	21,48
Poste Italiane (I)	24,28	23,80
Prosus (NL)	35,15	35,65
Prudential (GB)	10,89	10,47
Publicis Group (F)	93,58	94,68
Reckitt Benckiser (GB)	59,36	60,10
Relx (GB)	30,52	30,46
Richemont (CH)	185,25	180,25
Rio Tinto (GB)	83,18	82,39
Roche PS (CH)	382,90	379,00
Rolls-Royce Grp. (GB)	16,81	16,26
Ryanair Holdings (IRL)	23,85	23,63
Safran (F)	325,60	311,00
Saint-Gobain (F)	65,22	64,46
Sampo OYJ (FI)	8,71	8,77
Sandvik (SE)	31,84	31,30
Sanofi S.A. (F)	71,62	71,35
Schneider Electr. (F)	257,15	258,65
Scot.&South. En. (GB)	29,10	28,80

Aktien-Indizes

Devisenmärkte

SEB A (SE)	20,35	20,21
Shell (GB)	43,30	44,41
Sika N (CH)	186,10	185,85
Standard Ch. PLC (GB)	26,57	25,40
Stellantis (NL)	4,13	3,96
STMicroelectronics (NL)	50,12	47,83
Svenska Handelsbk. (SE)	13,51	13,36
Swedbank A (SE)	35,95	35,58
Swiss Life NA (CH)	951,60	951,00
Swiss Re N (CH)	154,80	154,75
Swisscom NA (CH)	665,00	690,00
Telefónica (E)	3,42	3,42
Telenor (N)	11,62	11,80
Tesco (GB)	5,60	5,80
Thales (F)	216,80	214,60
TotalEnergies (F)	75,20	77,08
UBS Group N (CH)	42,20	42,25
UCB (BE)	202,80	202,00
UniCredit (I)	77,83	76,26
Unilever PLC (GB)	54,64	54,68
Veolia Environnem. (F)	30,73	30,80
Vinci (F)	107,95	107,80
Volvo B (SE)	27,80	27,80
Wolters Kluwer (NL)	70,78	72,92
Zurich Insur. Grp N (CH)	615,20	613,80

EZB-Referenzkurse	6.10.	7.10.
Australischer Dollar	1,6140	1,6079
Brasilianischer Real	5,5991	5,5953
Britisches Pfund	0,8488	0,8465
Chinese Yuan	7,5554	7,4937
Dänische Kronen	7,4747	7,4745
Hongkong-Dollar	8,8438	8,7722
Indische Rupien	108,6615	108,1165
Isländische Krone	137,2000	137,0000
Japanische Yen	178,1500	176,8500
Kanadischer Dollar	1,6058	1,6022
Mexikanischer Peso	20,2217	20,2236
Neuseeland-Dollar	2,0061	1,9977
Norwegische Kronen	10,7780	10,7120
Polinscher Zloty	4,3650	4,3825
Rumanische Lei	5,3510	5,3528
Schwedische Kronen	11,2425	11,2240
Schweizer Franken	0,9359	0,9309
Singapur-Dollar	1,4392	1,4311
Südafrikaikanischer Rand	18,5829	18,6539
Thaïndischer Baht	37,8360	37,6610
Tschechische Kronen	24,4050	24,4270
Türkische Lira	55,4196	54,9822
Ungarische Forint	364,9500	366,7500
US-Dollar	1,1269	1,1177

Warenmärkte

Titel	aktuell	$\pm$ %
S&P GSCI Index (Spot)	744,72	+1,8
DAXglobal® Gold Miners	811,42	+0,97
American Gold Bugs (HUI)	725,68	+1,2
Gold, Spot (€/Unze)	3689,45	+0,51
Gold, New York ($/Unze)	4125,00	+0,41
Silber, NY ($/Unze)	59,51	-0,90
Kupfer, NY ($/lb)	6,61	-0,54

Münzen, Barren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o-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eg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rendite: Brutto-Dividendenrendite auf Basis der letzteigahn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Tageshoch- und -fie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rendi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Schalterpreisein Euro	8.10.
	Ankauf	Verkauf
1 kg Gold	114139,30	121000,50
1 oz Krügerrand	3540,90	3743,80
1/2 oz Krügerrand	1770,50	1973,30
1/4 oz Krügerrand	885,20	1005,10
1/10 oz Krügerrand	354,10	409,40
1 oz Britannia	3540,90	3799,10
1/2 oz Britannia	1770,50	1954,90
1/4 oz Britannia	885,20	995,90
1/10 oz Britannia	354,10	393,30
20 Mark W. II	816,10	1105,10
20 Fr. Veneli	661,00	716,10
2 Rand	833,30	876,70
1 Österr. Dukat	391,90	428,60
50 Chile Pesos	1041,70	1117,60
1 kg Silber	1603,00	2183,06
1 oz Maple Platin	1348,20	1865,92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Heim insolvent – Pflegeplatz weg?

Ob ein Pflegeheim finanziell gut dasteht, ist von außen schwer zu beurteilen. Sollten Bewohner von einer Insolvenz kalt erwischt werden, gibt es aber einige Schutzmechanismen.

Von Gregor Brunner, Frankfurt

Wie weiter? Der Mangel an Pflegern kann schnell die Existenz von Pflegeheimen gefährden. Foto Frank Röth

M an mag sich die Situation nicht ausmalen: Die Pflege zu Hause war nicht mehr machbar, weswegen man lang und intensiv einen Platz in einem guten Heim für den Vater oder die Mutter gesucht hat. Nach einiger Anstrengung gelingt es, und man wähnt den Elternteil in fähigen und sicheren Händen. Und nach einigen Monaten dann die Überraschung: Der Bewohner muss sein Zimmer räumen, denn das Pflegeheim wird wegen Insolvenz geschlossen.

Angesichts des großen Kostendrucks in der Pflegebranche scheint dieses Szenario nicht unwahrscheinlich. Laut einer Umfrage der Sozialbank unter 150 Spezialisten aus der Pflegebranche aus dem Frühjahr 2026 ist ein großer Teil der Betriebe um seine Finanzlage besorgt. 42 Prozent der Befragten bewerteten ihre Finanzlage als angespannt. 29 Prozent erwarteten, das Jahr 2026 mit einem Fehlbetrag abzuschließen.

Die Gründe für Insolvenzen ähneln sich oft. Denn die Bedingungen für Pflegeheime, um ihre Preise anzupassen, sind sehr starr. Die Kosten für ihre Leistungen müssen sie mit den Pflegekassen verhandeln. Isabell Halletz,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Pflege (AGVP), schreibt der F.A.Z. auf Anfrage, dass solche Verhandlungen üblicherweise einmal im Jahr stattfinden. Jegliche Kostensteigerungen für Personal, Material, Energie oder Unterhalt und Sanierung der Immobilie können daher nicht flexibel an Bewohner oder die Kassen weitergegeben werden.

Wenn gar Geld für Personal fehlt, kommt ein Kreislauf in Gang, der sich nur schwer zu stoppen lassen scheint. Denn nur mit genügend Personal dürfen laut Pflegeschlüssel auch alle verfügbaren Plätze im Heim belegt werden. Sind aber zu wenige Plätze belegt, kommt weniger Geld in die Kassen des Heims. Üblicherweise sind die Pflegesätze, die Heime von den Pflegekassen erhalten, so kalkuliert, dass Heime mit einer Belegungsquote von 95 Prozent mit den Sätzen kostendeckend arbeiten können. Im Durchschnitt sind aber nur 88,7 Prozent der Plätze belegt, heißt es in der Pflegestatistik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aus dem Jahr 2023.

Kommt es am Ende zur Insolvenz, darf der Betreiber rein rechtlich bestehende Heimverträge auflösen. Das regelt der Paragraph 12 im Wohn- und Betreuungsvertragsgesetz (WBVG). Die Kündigung muss bis zum dritten Werktag eines Monats vorliegen, damit sie bis zum Ende des Folgemonats wirksam wird. Damit hat man also höchstens zwei Monate Zeit, um sich mit der Kündigung zu arrangieren.

Tjark Thies, Rechtsanwalt der auf Insolvenzen und Restrukturierungen spezialisierten Kanzlei Reimer, sagt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allerdings, dass dies in der Praxis sehr selten geschieht. „Im Falle einer Insolvenz herrscht bei allen Beteiligten ein enormer Wille, den Betrieb und die gewachsenen Beziehungen zwischen Pflegern und Bewohnern aufrechtzuerhalten.“

Der Prozess ist dabei mehrstufig. Pflegeheime müssen sich, sobald sie vertraglich zugesicherte Leistungen wegen finanzieller Engpässe nicht mehr erbringen können, unverzüglich bei den Pflegekassen melden. Diese, so schreibt ein Sprecher des AOK-Bundesverbandes der F.A.Z., versuchen dann gemeinsam mit der Einrichtung, Gemeinden und Pflegestützpunkten den Pflegebetrieb möglichst zu stabilisieren. Für Bewohner sei oft nicht ersichtlich, dass im Hintergrund Veränderungen passieren.

Auch Rechtsanwalt Thies sagt, dass während der ersten Zeit nach dem Insol-

venzantrag ein Insolvenzverwalter zunächst versucht, Fehler im Hintergrund des Betriebs zu beheben. Insolvenzgeld und Mietstundungen helfen zudem oft, den Betrieb so lange zu stabilisieren, bis frisches Geld oder ein neuer Betreiber gefunden ist. War die Insolvenz auch in einer schlechten Organisation und Leitung einer Einrichtung begründet, kann es sogar sein, dass nach der Restrukturierung oder Übernahme der Betrieb reibungsloser läuft als vorher.

Die Chancen, dass sich ein neuer Betreiber findet und die Bewohner im Heim bleiben können, stehen gut. Laut der Immobilienberatung Immotiss wurden im Jahr 2024 von 66 insolventen Pflegeheimen 14 geschlossen. Das Branchenportal

Pflegemarkt ging zuletzt von einer relativ stabilen Entwicklung der Anzahl der Pflegeplätze in Deutschland aus. 2025 gab es demnach 915.309 Pflegeplätze.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war die Zahl um 0,5 Prozent gewachsen.

Findet sich niemand, der ein Heim übernimmt, kann es zu Kündigungen der Verträge kommen. Der Arbeitgeberverband Pflege weist aber darauf hin, dass dann der Paragraph 13 des WBVG ins Spiel kommt: Demnach darf ein Insolvenzverwalter einen Vertrag mit einem Bewohner nur kündigen, falls er eine vergleichbare Unterkunft und die Übernahme der Umzugskosten nachweist.

Rechtsanwalt Thies sagt, die Akzeptanz anderer Heime, das Pflegepersonal mitsamt ihren vertrauten Patienten zu übernehmen, sei oft sehr hoch. „Betreiber wissen, dass die Schließung eines Heims katastrophale Folgen für die Bewohner bedeuten kann.“ Die Bewohner sind vor zusätzlichen Kosten also geschützt, und auch eine langwierige Suche nach einem neuen Heimplatz bleibt erspart, wenn man sich nicht gegen die neue Unterbringung entscheidet.

Kann man einem solchen Ernstfall vorbeugen? Sprich: Wie kann man vor der Entscheidung für ein Heim erkennen, ob es der Einrichtung finanziell gut geht? Rechtsanwalt Thies rät dazu, sich den letzten Jahresabschluss des Betreibers aus dem Unternehmensregister anzusehen. Rechtsanwalt Thies rät dazu, sich den letzten Jahresabschluss des Betreibers aus dem Unternehmensregister anzusehen. Ist dieser noch nicht zu alt und steht auf der Passivseite unter dem Posten Eigenkapital noch ein nennenswerter Betrag, „ist das schon mal gut“. Wer Geld in die Hand nehmen möchte, kann sich auch Informationen zum Unternehmen bei der Auskunftei Creditreform besorgen.

Verena Querling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Nordrhein-Westfalen sagt, ohne Zugang zu den Kennzahlen eines Unternehmens zu haben, sei eine Bewertung von außen schwierig. Aber man könne auf allgemeine Bewertungskriterien bei der Suche nach einem Pflegeplatz zurückgreifen. Die Referentin für Pflegerecht empfiehlt, sich vor Ort ein Bild zu machen: „Sperren Sie Augen, Ohren und die Nase auf.“ Dreck, Gerüche und auch ein ungepflegtes Erscheinungsbild der Bewohner kann auf Engpässe hindeuten.

Wer mutig ist, kann auch die Pfleger fragen, ob ihre Gehälter regelmäßig gezahlt werden und ob die Organisation des Heims gut läuft. Ähnliche Fragen können an den Bewohnerbeirat gerichtet werden. Negative Aussagen sind zwar noch immer keine handfesten Beweise einer schlechten Finanzlage. Ob man in einem solchen Heim untergebracht werden möchte, ist aber ohnehin fraglich.

Der Tec-Dax geht wieder in Führung

Trotz seines Technik-Schwerpunktes macht ihn seine breite Aufstellung widerstandsfähig / Technische Analyse / Von Achim Matzke

Die weltweit deutlich höheren Anleiherenditen und die noch anstehenden Leitzinsanhebungen durch viele Notenbanken werden nun an den internationalen Aktienmärkten schrittweise in die Bewertungen einbezogen. Die Konsequenz ist, analog zu früheren Börsenphasen mit diesen Belastungsfaktoren, dass viele Aktienindizes ihre mittelfristige Aufwärtsdynamik verlieren. Zinssensitive Sektoren haben mit technischen Eintrübungen zu kämpfen, und die Bewertung der Aktien mit Blick auf 2027 wird allgemein eher herabgesetzt.

Demgegenüber gewinnen im Regelfall bisher moderater bewertete wachstumsorientierte Sektoren und Aktienindizes an relativer Stärke. Deshalb sollte es nicht überraschen, dass unter den deutschen Auswahlindizes der Tec-Dax im Vergleich zum Dax, M-Dax, S-Dax und dem Div-Dax (Dividenden-Dax) aktuell das beste technische Bild abgibt und damit seine Attraktivität für ein mittel- und langfristiges – passives – Investment abermals unterstreicht.

Bei dem Aufbau eines passiven Investments mit einem mittel- und langfristigen Zeithorizont ist die Auswahl des Bezugsindex aus technischer Sicht der zentrale Aspekt. Besonders interessant ist der Aufbau in einer Phase, in der ein neuer mittel- und langfristiger Hausse-Trend im jeweiligen Index und gleichzeitig im Index-Vergleich eine neue mittelfristige relative Stärke entstehen kann. Beide Aspekt weisen aus technischer Sicht im Regelfall eine hohe Stabilität für einen mittel- bis langfristigen Zeitraum auf.

Wie ausgeprägt die langfristige relative Stärke des Tec-Dax mit seinen wachstumsorientierten Titeln sein kann, zeigt die Hausse-Zyklus-Phase von Anfang 2009 bis Ende 2021. In diesem Zeitraum gewann der Tec-Dax 671,2 Prozent hinzu, während der M-Dax plus 527,0 Prozent, der S-Dax plus 486,1 Prozent und der Dax „nur“ einen Zuwachs von plus 230,2 Prozent erreichen konnten.

Im Zeitraum der Ampelregierung – von Anfang 2022 bis zum Mai 2025 – mit ihrer eigenen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ergab sich ein anderes Bild: Der international ausgerichtete Dax erzielte plus 47,0 Prozent, während die stärker binnenorientierten M-Dax mit minus 16,4 und S-Dax mit Minus 1,2 Prozent sowie der Tec-Dax mit minus 5,7 Prozent jeweils Kurzrückgänge hinnehmen mussten.

Seit dem Regierungswechsel hin zu Schwarz-Rot mit dem Versuch des schuldenfinanzierten Anschiebens der Binnenkonjunktur ergab sich zuerst eine relative Stärke des S-Dax, die jetzt aber Schritt für Schritt wieder verloren gegangen ist. Seit Mai 2025 hat der S-

Dax ein Plus von 13,41 Prozent erzielt, während beim Tec-Dax bereits wieder plus 10,88 Prozent vorliegen. Der Dax und der M-Dax sind seitdem plus 9,46 Prozent und plus 4,06 Prozent gestiegen.

Mit dem Auslaufen der Kursschwäche von SAP dreht seit dem Jahresanfang 2026 die mittelfristige relative Stärke im Index-Vergleich wieder auf den Tec-Dax. Dieser weist bei der Jahresperformance bisher ein Plus von 13,17 Prozent auf, während der S-Dax ein Plus von 7,05 Prozent und der Dax von Plus 3,91 Prozent erreicht haben. Der M-Dax ist mit minus 0,24 Prozent leicht ins Negative gerutscht. Der Tec-Dax umfasst die 30 nach Marktkapitalisierung im Streu-

Performance von deutschen Indizes seit Anfang 2026 Schlusskurse 30.12.2025 = 0 Prozent

Stand: 7.10.2026, 9.00 Uhr / Quelle: LSEG, Matzke-Research / F.A.Z.-Grafik: kaho.

besitz größten deutschen Aktien aus den Bereichen Software, (Hoch-)Technologie, Halbleiter, Telekommunikation, Medizin- und Biotechnologe sowie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Der Index wurde bei einem Stand von 350,95 Punkten am 24. März 2003 an seinen Vorläuferindex, den Nemax 50, angebunden. Dieser Index startet zurückgerechnet am 31. Dezember 1997 bei 1000,0 Punkten.

Der aktuelle Tec-Dax bietet mit Blick auf das Jahr 2027 eine geschätzte (Brutto-)Dividendenrendite von immerhin 2,2 Prozent, unter anderem wegen der attraktiven Brutto-Dividendenrenditen bei Deutsche Telekom und Freenet. Zudem deuten sich geschätzte Unternehmensgewinne von 240 Index-Punkten an, nach 200 Index-Punkten für 2026. Als Konsequenz arbeitet der Aktienmarkt hier mit einem erwarteten Kurs-Gewinn-Verhältnis von 17. Dies ist im historischen Vergleich ein Bereich, in dem neue Investment-Kaufsignale ansprechend arbeiten sollten.

Der Tec-Dax befindet sich seit dem Corona-Baisse-Tief bei 2128 (März 2000) in einer technischen Hausse, wobei der zentrale sechsjährige Hausse-Trend zurzeit bei 3450 angekommen ist. Dort sollte auch ein strategischer Sicherungsstopp für ein Index-Investment positioniert werden und dann mit der steigenden Trendlinie Schritt für Schritt angehoben werden.

Innerhalb des Hausse-Trends hat der Index wiederholt mit einer mittel- und langfristigen Widerstandszone um 4010 (stammt aus dem zweiten Halbjahr 2021) zu kämpfen. Zuerst war der Index aus einer mittelfristigen Flaggen-Konsolidierung unterhalb dieser Widerstandszone mit einem Kaufsignal (April 2026) angesprungen.

Unter hohen für einen technologie-lastigen Index üblichen Schwankungen setzt sich der Index jetzt mit einem übergeordneten Investment-Kaufsignal nach oben ab – wie auch in den letzten Tagen die nach oben trendbestätigende kurzfristige Konsolidierung direkt auf der alten Widerstandszone ebenfalls nach oben verlassen wurde.

Dem Tec-Dax hilft eine ansprechende Marktbreite – neben SAP gehören dazu auch die Dax-Werte Infineon, Siemens Healthineers und Qiagen mit technischen Verbesserungen. Nun verfestigt sich die relative Stärke des Tec-Dax im deutschen Index-Vergleich. Der Index befindet sich weiterhin auf einem guten technischen Weg hin zum nächsten mittelfristigen technischen Etappenziel von 4600 Punk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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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schen Triumph und tiefen Narben

Zum Ironman Hawaii treten Männer und Frauen wieder gleichzeitig an. Während Patrick Lange ein letztes Mal die Konkurrenz aufmischen will, träumt Laura Philipp mit 39 vom ersten Sieg in Kona. Von Michael Eder

D er Ironman Hawaii ist wieder, was er einmal war. Zum ersten Mal seit 2019 werden Männer und Frauen bei der Ironman-WM

wieder am selben Tag in Kona starten. Die Geschlechtertrennung und der Wechsel zwischen Nizza und Hawaii sind damit Geschichte. Für Patrick Lange, den dreimaligen Hawaii-Champion, ist es ein besonderer Tag. Er hat immer für ein gemeinsames Feld plädiert und für den Ort, an dem alles begann: Hawaii. Laura Philipp, die 2024 in Nizza Weltmeisterin wurde, war hingegen immer dafür, die Geschlechter zu trennen, damit die Frauen mehr Aufmerksamkeit bekommen, und das auf wechselnden Rennstrecken.

An diesem Samstag stehen beide wieder gemeinsam am Pier von Kona an der Startlinie. Für Lange ist es mit 40 Jahren der letzte Auftritt auf Hawaii, für die ein Jahr jüngere Laura Philipp ein weiterer Versuch, den Titel auch hier zu gewinnen. Ihre Chancen sind überschaubar, aber Hawaii ist kein Rennen, bei dem Wahrscheinlichkeiten eine große Rolle spielen. Es ist ein Ausscheidungsrennen bei sengender Hitze, hoher Luftfeuchtigkeit und oft stürmischen Winden. Hier geht es nicht nur um körperliche Stärke, hier geht es mehr als anderswo um Leidensfähigkeit, Willen, um mentale Kraft.

Kona ist aktuell mit Triathleten geflutet, aber das ganz große Chaos ist erst einmal ausgeblieben. „Bisher ist es noch nicht so voll, wie wir befürchtet hatten“, sagt Laura Philipp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dingungen in der Woche vor dem Rennen nicht ideal. Radtraining auf dem Highway, wenig Platz im Schwimmbad und Engpässe im Supermarkt, vor allem bei Joghurt, Haferflocken, Bananen und Wasser, also bei dem, was alle wollen. „Für einen Becher Joghurt zahlt man aktuell 17 Dollar“, sagt Philipp. Sie hat mit Hawaii noch eine Rechnung offen.

Zweimal wurde sie hier Vierte, zweimal Dritte, zuletzt im vergangenen Jahr. „Ich war natürlich wieder glücklich, auf dem Podium zu stehen, aber mit meiner Leistung an diesem Tag war ich nicht ganz zufrieden.“ Mit ihrem Mann und Trainer Philipp Seipp kam sie zum Schluss, dass sie etwas Grundlegendes ändern müssten. „Man muss etwas ausprobieren“, sagt sie. „Ob es klappt, werden wir sehen. Auf jeden Fall hat der neue Weg schon mal viel Freude gemacht.“ Der neue Weg: spätere Anreise, kürzere Akklimatisierung auf Hawaii und eine Saisonplanung mit vielen Rennen.

Nicht alles lief reibungslos. Es gab einen holprigen Start, eine Erkrankung, in Hamburg Rang zwei hinter Solveig

Løvseth, dann die Absage beim Klassiker in Roth. Zuletzt aber siegte sie in Kalmar in Schweden mit mehr als 18 Minuten Vorsprung. Dort erstmals zu starten, war ein spontaner Entschluss. „Es war so ein Back-to-the-Roots-Gefühl, ein kleines Abenteuer, das auch neue Kräfte mobilisiert und einfach Freude macht.“

Abenteuer, Freude. Darüber spricht auch Patrick Lange vor seinem letzten Rennen auf Hawaii, und er schaut dabei weit zurück: auf seinen ersten Start 2016. Damals kam er als Unbekannter auf die Insel. Erst einen Ironman hatte er bestritten, in Texas, und ihn gleich gewonnen. Er kam mit einem geliehenen Fahrrad, ohne Sponsoren. Faris Al-Sultan, der Hawaii-Champion von 2005, war sein Trainer.

Er hatte Lange mit einer einfachen Vorgabe auf die Insel geschickt: die Teilnahme als Ehre empfinden, das Rennen ohne Leistungsdruck genießen und schauen, was passiert. Lange wurde Dritter. Damit kamen die Erwartungen, die Sponsorenverträge und ein Jahr später sein erster Sieg auf Big Island. 2018 folgte der zweite Titel. Dann musste Lange sechs Jahre warten, bis er noch einmal gewann.

Inzwischen war der Triathlon ein anderer Sport geworden. Früher standen Abenteuer und Bauchgefühl im Mittelpunkt, nun ging es um Wissenschaft und datengetriebenes Training. Lange wechselte den Trainer, erfand sich neu und gewann 2024 gegen eine aufstrebende Generation von Konkurrenten,

Die Veteranen: Der 40-Jährige Lange hat in Kona bereits dreimal triumphiert – die ein Jahr jüngere Philipp wurde zweimal Dritte. Foto Picture Alliance/dpa/ IRONMAN

die schneller waren als alle zuvor. „Es war mein größter Sieg“, sagt er. An den Zeiten lässt sich die Entwicklung ablesen. 2016 gewann Jan Frodeno auf Hawaii in 8:06:30 Stunden, Lange brauchte 2024 nur noch 7:35:53 Stunden. Bei den Frauen lag die Siegerzeit 2025 rund 18 Minuten unter der von Daniela Ryf aus dem Jahr 2016.

Obwohl Lange 2019 aufgeben musste, ist Hawaii sein Rennen, seine Insel. Er liebt die Spiritualität, die sie umweht, die Stimmung, auch die Hitze. Mit Laura Philipp hat es Hawaii bislang weniger gut gemeint. „Das ist ein Rennen, das einen immer wieder vollkommen an sein Limit bringt. Es wird nicht einfacher, an einen Ort zurückzukehren, der Narben hinterlässt.“

Wenn sie von Enttäuschungen spricht, vom Wissen um die Hitze und die Schmerzen, die sie an diesem Wochenende wieder erwarten, mehr als acht Stunden lang, dann trauert sie wie Lange ein wenig den Anfängen nach. Den Zeiten, als sie, die Debütantin, noch nicht wusste, was in diesem Rennen auf sie zukommen würde. Mit jedem Start, sagt sie, wachse die Erfahrung. Aber auch die Erinnerung an die Schmerzen, an die Narben, die womöglich wieder aufplatzen werden.

Die Konkurrenz am Samstag ist für beide stark. Lange trifft auf die Norweger Kristian Blummenfelt und Gustav Iden, den Franzosen Sam Laidlow und den Belgier Marten Van Riel. Iden gewann 2022 auf Hawaii. Laidlow schaffte bei der Challenge Roth 2026 in 7:21:04 Stunden eine Weltbestzeit über die Langdistanz. Der norwegische Weltmeister von Nizza 2025, Casper Stornes, fällt aus: Eine Windböe wehte ihn beim Radtraining auf Big Island vom Highway. Er brach sich das Schlüsselbein und einen Lendenwirbel.

Ob Lange noch eine Chance hat mit 40 Jahren? „Mein Gefühl sagt mir, dass ich noch das Zeug habe, vorn mitzuspielen“, sagt er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Dieses Jahr stelle ich die Platzierung aber nicht in den Vordergrund. Für mich ist es vielmehr ein Hinfahren, Dankesagen und das annehmen, was die Insel für mich bereithält.“ Laura Philipp trifft auf die norwegische Vorjahressiegerin Solveig Løvseth, die Britin Kat Matthews, die Amerikanerin Taylor Knibb und Lucy Charles-Barclay, die britische Weltmeisterin von 2023. „Auch wen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gering ist, habe ich nach wie vor den Traum, hier zu gewinnen“, sagt sie.

Prügelei ohne Katze

Tadej Pogačars Abwesenheit verändert den Radsport. Vor der Lombardei-Rundfahrt wird das bei niemandem so deutlich wie bei Paul Seixas

Foto AFP
Zerfleischte sich nach der WM selbst: Paul Seixas

FRANKFURT. Wenn die Katze aus dem Haus ist, tanzen die Mäuse auf dem Tisch. So könnte es auch an diesem Samstag laufen, wenn mit der Lombardei-Rundfahrt das Radsportjahr auf die Zielgerade biegt. Es deutet jedenfalls alles darauf hin, dass es ein wilderes Durcheinander geben wird beim letzten Saisonhöhepunkt, d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ets dem gleichen Ablauf folgte: Normalerweise fährt Tadej Pogačar im Norden Italiens irgendwann los und kommt dann allein im Ziel an. Fünfmal in Serie hat er dieses Rennen gewonnen. Pogačar ist die Katze des Radsports. Er hat die Mäuse unter Kontrolle. Doch diesmal ist er nicht da.

Wie groß der Freiraum für die anderen ist, wenn der Dominator wegen seines Sturzes bei der Vuelta a España bei den großen Rennen fehlt, ließ sich schon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beobachten: Von einem Schlagabtausch zu sprechen, den es dort gab, wäre eine Untertreibung. Es ähnelte eher einer wilden Schlägerei, die sich die Radprofis in Montreal lieferten.

Pogačars Abwesenheit verändert das Rennen. Sie schafft Raum für Chaos. Und sie verändert auch das Auftreten der anderen Fahrer. Die Mäuse wittern ihre Chance. Das wurde bei niemandem so deutlich wie bei Paul Seixas. Der gerade 20 Jahre alt gewordene Franzose wäre gerne schon jetzt das, was Pogačar ist. Doch die WM hat gezeigt, dass er davon noch ein ganzes Stück entfernt ist.

Alles andere als der Titel wäre eine Enttäuschung, hatte er vor dem Rennen gesagt. Als es sich dem Ende entgegenneigte, plagten Seixas Krämpfe. Und als es dann endlich vorbei war und andere mucksmäuschenstill gewesen wären, zerfleischte sich das Talent in einer Art und Weise, wie es wohl nicht mal die größten

Raubkatzen, die dieser Sport hervorgebracht hat, getan hätten.

Was er in Montreal geleistet habe, sagte Seixas, sei eine Schande: „So einen Krampf zu bekommen, das ist ein Anfängerfehler“, erklärte er bei Eurosport: „Ich bin extrem enttäuscht, nicht nur für mich selbst, denn ich habe es verdient, sondern auch für ganz Frankreich, für das gesamte Team. Sie haben unglaubliche Arbeit geleistet, sie verdienen keinen Kapitän wie mich.“

Nicht wenige hatten hinterher den Eindruck, dass sich da jemand kleiner macht, als er ist. Seixas war dieses mehr als 273 Kilometer lange Rennen mit seiner Mannschaft vielleicht etwas zu hart angegangen, hatte es aber immerhin noch als Fünfzehnter beendet. Für einen Fahrer seines Alters ist das über die Länge eines WM-Kurses eine beeindruckende Leistung. Pogačar startete mit 20 Jahren bei der WM noch in der U23, wurde Siebter. Die Ansprüche, die Seixas an sich stellt, sind schon jetzt größer. Doch auf eine Frage gibt es noch keine Antwort: Kann aus der Maus eine Katze werden?

Viele scheinen daran zu glauben. Das gesamte Jahr über buhlen nun schon sämtliche Topteams um die Gunst dieses Fahrers. Seit Monaten gibt es immer wieder neue Gerüchte. Mal soll das eine, mal das andere Team die Nase vorn haben. In der kommenden Saison steht Seixas noch bei Decathlon CMA CGM unter Vertrag. Wie es dann weitergeht, ist offen, was in gewisser Hinsicht auch für Seixas' Entwicklung gilt.

Höhentrainingslager, Ernährung, Übungsstunden im Sattel: Im Radsport sind sie dazu übergegangen, alles früher auszureizen und zu optimieren. Seixas ist das jüngste Beispiel für diesen Trend. Er trainiert hohe Umfänge, war zu Beginn des Jahres im Höhentrainingslager, dann noch einmal vor der Tour de France. Und nun auch vor der WM.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Eigentlich müsste er noch besser werden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Aber wie viel Spielraum er überhaupt noch hat und wie lange der Körper das mitmacht, wenn vieles schon so früh ausgereizt wird, kann niemand mit Gewissheit sagen. Deshalb wird jedes Rennen, jeder Tritt genau beäugt. Und hinterher beginnt das Rätseln: Sind Teams inzwischen noch bereit, rund 13 Millionen Euro Jahresgehalt zu zahlen, wie es während der Tour de

France kolportiert wurde? Wie schätzt die Branche seinen vierten Platz bei der Tour ein? Was traut sie ihm noch zu?

Seixas' Selbstkritik deutet darauf hin, dass er sich erhofft hat, schon weiter zu sein. Vielleicht kommt etwas von der Frustration aber auch daher: Die Chance, eines der großen Rennen wie die WM oder die Lombardei-Rundfahrt zu gewinnen, scheint aktuell deutlich größer als im kommenden Jahr, wenn Pogačar wieder dabei sein wird.

Steht der Slowene bei Eintagesrennen wie der Lombardei-Rundfahrt nicht am Start, sind mit Remco Evenepoel, Isaac del Toro oder Seixas die Favoriten schnell gefunden. Vor allem der Belgier hat schon etliche Male bewiesen, dass er Rennen mit langen Soli prägen kann. Evenepoel wird sich im Katz-und-Maus-Spiel nicht als Maus begreifen. Aber mit der Konstanz eines Pogačar zermalmt er seine Gegner nicht. Das lässt Spielraum. Für andere Fahrer. Und für Chaos. Wie bei der WM, als Evenepoel einen schlechten Tag erwischte und plötzlich Brandon McNulty im Durcheinander einen kühlen Kopf bewahrte und triumphierte.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einen Champion mit außergewöhnlichem Talent haben, der sich deutlich von den anderen abhebt“, sagte die französische Radsport-Legende Bernard Hinault jüngst der „Gazzetta dello Sport“ mit Blick auf Pogačars Herausforderer: „Vielleicht haben wir mit Paul Seixas jemanden, der durchstarten und die Tour de France gewinnen könnte, aber solange Pogačar dabei ist, wird er es meiner Meinung nach schwer haben.“ Zusammenfassen könnte man das auch so: Es gibt derzeit viele Mäuse im Radsport, aber nur eine Katze. Sie wird bald zurück sein. Doch bevor es so weit ist, bleibt noch Zeit für einen letzten Tanz. DAVID LINDENFELD

Proteste, Pyros, Polizei

Liverpool rüstet sich für Manchester City

FRANKFURT. Den ersten Auftritt nach dem Schuldspruch hätte sich Manchester City wohl leichter gewünscht. Knapp zwei Wochen nachdem der englische Fußballklub wegen schwerwiegender Verstöße gegen die Finanzregeln der Premier League in den meisten Anklagepunkten schuldig gesprochen wurde, steht das erste Ligaspiel an. Und das ausgerechnet beim großen Rivalen FC Liverpool.

An der Anfield Road bereitet man sich auf die unbeliebten Gäste vor.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kursieren Aufrufe zu einem sogenannten „Bus Greeting“, einer wenig freundlichen Begrüßung des Mannschaftsbusses. Wie die „Daily Mail“ berichtet, werden die Fans aufgefordert, „Flaggen, Banner, Pyrotechnik, Leuchtfackeln und Kopparbergs“ mitzubringen. Hinter dem Wort „Kopparbergs“ steht ein zwinkerndes Emoji.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beliebte Cidermarke, deren Getränke unter anderem in Glasflaschen verkauft werden.

Auch die Polizei nimmt die Droh- kulisse ernst. Die Behörden kennen den Aufruf und kündigten einen „angemessenen Polizeieinsatzplan“ an. Bereits 2024 hatte die Polizei vor einer Begegnung der beiden Rivalen einen Großeinsatz organisiert, weil Angriffe auf den Mannschaftsbus befürchtet worden waren. Damals ver- lief die Ankunft ohne Zwischenfälle – auch dank einer Ausweichroute. Weniger glimpflich war es 2018 ausge- gangen, als Citys Bus vor einem Champions-League-Duell mit Flaschen, Ziegelsteinen und Leuchtfackeln attackiert worden war.

Vor dem Spiel am Sonntag (17.30 Uhr/Sky) ist die Empörung über den Finanzskandal groß. Eine unabhängige Kommission hatte festgestellt, dass zwischen 2009 und 2018 rund 900 Millionen Pfund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auf illegale Weise in den Klub geflossen seien. Der Schuldspruch erschütterte die englische Fußballwelt und sorgte besonders unter den Anhängern rivalisierender Vereine für Wut.

Zusätzliche Brisanz erhält das Duell durch die möglichen Konsequenzen des Skandals. Denn sollte Manchester City rückwirkend hart bestraft werden, könnte ausgerechnet Liverpool zu den größten Nutznießern gehören. Gleich zwei Titel könnten theoretisch nachträglich an die Reds gehen: die englische Meisterschaft 2013/14, als Liverpool nur zwei Punkte hinter City ins Ziel kam, und der Ligapokal 2016, dessen Finale die Citizens im Elfmeterschießen 3:1 gewannen.

Ob es tatsächlich so weit kommt, ist allerdings völlig offen. Eine rückwirkende Aberkennung von Titeln ist keineswegs zwingend. Denkbar wären auch Punktabzüge, Transfersperren oder hohe Geldstrafen. Das forderte unter anderem auch der kanadische Nationaltrainer Jesse Marsch: „Ich finde, Manchester City sollte hart bestraft werden.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n sie absteigen müssen. Und übrigens: Jeder wusste davon. Wirklich jeder.“ Mit diesem Vorgehen ließe sich vermeiden, Jahre später Meisterschaften, Pokalsiege und Rekordbücher neu ordnen zu müssen. sid

In Kürze

Draisaitl legt viermal auf

Vier Torvorlagen von Leon Draisaitl haben den Edmonton Oilers in der nordamerikanischen Eishockey-Profiliga NHL zum dritten Sieg in Serie verholfen. Nach 0:2-Rückstand gegen die Anaheim Ducks drehten die Oilers das Auswärtsspiel und gewannen 5:2. Alle fünf Treffer erzielte das Team im zweiten Drittel. Evan Bouchard traf doppelt, jeweils nach Vorlage von Draisaitl, der auch das 4:2 und 5:2 auflegte für die kanadische Mannschaft. dpa

Sammer berät länger

Borussia Dortmund hat erstmals offiziell die Vertragsverlängerung mit Berater Matthias Sammer bis Ende 2028 bestätigt. „Darauf haben wir uns schon im Sommer verständigt, dass wir die gemeinsame Zusammenarbeit fortsetzen“, sagte der neue Klubchef Carsten Cramer. Zuletzt hatte es Gerüchte gegeben, Sammers Zukunft im Verein sei offen. sid

Struff bekommt Revanche

Tennisprofi Jan-Lennard Struff hat die zweite Runde des ATP-Masters in Shanghai erreicht. Der 36 Jahre alte Warsteiner setzte sich 6:4, 6:4 gegen den Spanier Martin Landaluce durch und bekommt nun die Chance auf eine schnelle Revanche: In der zweiten Runde trifft er auf Daniil Medwedew aus Russland, gegen den er am Samstag im Achtelfinale von Peking verloren hatte. sid

Zampano im deutschen Eisschnelllauf: DESG-Präsident Matthias Große
Foto dpa

„Wir sind erschüttert“

Der Streit zwischen dem Eisschnelllaufverband und Athleten vom Stützpunkt in Erfurt eskaliert weiter. Bundestrainerin Claudia Pechstein soll auf Unterzeichnung eines fragwürdigen Schreibens gedrängt haben. Von Anno Hecker, Frankfurt

I m Machtkampf um die Führung der Deutschen Eisschnelllauf- und Shorttrack-Gemeinschaft (DESG) haben Athleten aus Erfurt einen Punktsieg errung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bescheinigt der Deutsche Olympische Sportbund (DOSB) dem Bundesstützpunkt Erfurt die vollständige Tauglichkeit für die wesentlichen Aufgaben (DOSB-Profil 1): von der Nachwuchsförderung bis zum Training der Topathleten. Auch das Bundeskanzleramt befürwortete die Anerkennung als Bundesstützpunkt.

Diese Erklärungen stehen dem Interesse der DESG-Führung unter Präsident Matthias Große entgegen. Sie hatte im Zuge einer Strukturreform beschlossen, die Kräfte an den Stützpunkten in Berlin und Inzell zu konzentrieren. In Erfurt würde nur die Nachwuchsförderung bleiben.

Zwar ist die DESG so frei, das Urteil aus Frankfurt und Berlin zu ignorieren. Auch andere Verbände ha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eine Zentralisierung durchgesetzt. Das erscheint im Eisschnelllauf aber nun schwer vermittelbar. Denn die DESG hatte dem Stützpunkt in Erfurt sinngemäß die fachliche Eignung abgesprochen, etwa die Senioren angemessen betreuen zu können. „Die Entwicklungen der vergangenen Monate haben eindrucksvoll gezeigt, dass die von der DESG vorgebrachten Argumente nicht haltbar waren“, sagte der seit zehn Jahren in Erfurt trainierende Eisschnelläufer Hendrik Dombek der F.A.Z. auf Anfrage.

Weil die meisten in Erfurt trainierenden Athleten einen Wechsel ablehnen, weigerten sie sich bislang, die Athletenvereinbarung in der Version der DESG zu unterschreiben. Denn damit hätten sie – zumindest aus ihrer Sicht – dem Verband das Recht erteilt, sie zu delegieren. Der Bundesstützpunkt hätte dann seine Athleten und damit die Legitimation verloren. Die meisten Erfurter Eisschnelläufer waren zuletzt nicht zu den Lehrgängen der Saisonvorbereitung eingeladen worden.

„Nach der jüngsten Entwicklung“, sagte Dombek mit Blick auf DOSB und Bundeskanzleramt, „haben wir uns nach erneuten Drohungen unter Protest entschlossen, die von der DESG vorgelegte Athletenvereinbarung doch unterschreiben“ zu wollen. Die vom Verband fixierte Frist wäre am Donnerstag (8. Oktober) um 20 Uhr abgelaufen.

In einer schriftlichen Erklärung, die der F.A.Z. vorliegt, heißt es, die Entscheidung sei „ausschließlich aufgrund des erheblichen Drucks, der über Monate hinweg auf die betroffene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ausgeübt wurde, sowie zur Abwendung weiterer sportlicher Nachteile“ getroffen worden.

DESG-Präsident Matthias Große ließ zehn Fragen der F.A.Z. auch zur Strukturreform unbeantwortet. Seine Rechtsvertretung schrieb am Mittwoch, dass „er sich bis zum Ablauf des Jahres 2026 an das vereinbarte Moratorium halten wird. Bis dato wird keine weitere Stellungnahme zu den von Ihnen aufgeworfenen Einzelfragen abgegeben werden.“ Das im Sommer beschlossene Stillhalteabkommen zwischen dem Verband und der Opposition in Erfurt mit dem Thüringer Eis- und Rollsportverband e.V. (TERV) im Zentrum hatte Große allerdings tags zuvor aufgekündigt mit dem Hinweis, es sei einseitig gebrochen worden.

Darauf reagierte TERV-Vizepräsident Peter Rüberg laut Sportinformationsdienst. Er sei „erschüttert“, sprach von einer „erneuten Lüge“: „Wenn jemand das Moratorium gebrochen hat, dann die DESG, weil sie bis heute keine Athleten vom Bundesstützpunkt Erfurt zu zentralen Maßnahmen eingeladen hat, die die Athletenvereinbarung nicht unterschrieben haben.“

Angesichts der jüngsten Entwicklungen gewinnt die Auseinandersetzung gut eine Woche vor einer außerordentlichen Mitgliederversammlung am 17. Oktober in Dresden an Schärfe. Dort will die Erfurter Fraktion eine Abwahl des gegenwärtigen Präsidiums erreichen. „Aus unserer Sicht hat das Präsidium weder seiner Verantwortung gegenüber de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noch den Anforderungen an Transparenz, Good Governance und einen konstruktiven Dialog Rechnung getragen“, sagt der Münchener Dombek: „Wir sind erschüttert über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 DESG mit ihren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in dieser Angelegenheit umgegangen ist.“

Dazu gehört auch das vom Athletenvertreter Adrian Kaiser in einer Mail an viele Athleten beschriebene Verhalten der Bundestrainerin Claudia Pechstein. Die fünfmalige Olympiasiegerin soll mehrere Sportler auf ein Unterstützerschreiben zugunsten des gegenwärtigen Präsidiums hingewiesen haben mit der Bitte, es zu unterzeichnen.

Darin heißt es: „Hiermit spreche ich dem amtierenden Präsidium der Deutschen Eisschnelllauf- und Shorttrack-Gemeinschaft (DESG) und ihrem Präsidenten Matthias Große meine uneingeschränkte Unterstützung aus. Aus meiner Erfahrung mit früheren Führungen der DESG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weder meine persönlichen Erfolge noch die deutlich positive Leistungsentwicklung im deutschen Eisschnelllauf ohne Matthias Große möglich gewesen wären ...“

Auf die Frage der F.A.Z., ob Frau Pechstein mehrere Athleten aufgefordert habe, die Unterstützung zu unterschreiben, antwortete die achtmalige Olympiateilnehmerin bis zur Fristsetzung am Donnerstag nicht. Wir wissen nicht, ob es stimmt. Auf die Frage, ob es korrekt sei, dass sie Athleten dabei erläuterte, ohne die Unterstützung gebe es keine Sponsoren und kein Athlet könnte zu Weltcups fahren, gab es auch keine Reaktion.

Der F.A.Z. liegt zwar eine entsprechende Darstellung einer Person vor. Wir wissen aber auch in diesem Fall nicht, ob sie stimmt. Unstreitig ist, dass Claudia Pechstein Lebenspartnerin von Präsident Große ist oder war.

Ein BVB-Talent zeigt seine Größe

Tischtennisprofi Wim Verdonschot überragt fast alle Gegner. Jetzt spielt er auf Augenhöhe mit der Weltklasse

BERLIN. Am Ende zieht sich Wim Verdonschot das Trikot über den Kopf. Er kann es kaum fassen, wie ihm dieses Spiel noch entgleiten konnte. Mit 9:11 verliert der Deutsche den Entscheidungssatz gegen den Taiwaner Feng Yi-Hsin im Achtelfinale des Grand Smash in Peking, einem der vier wichtigsten Turniere der WTT-Tour. Dabei sah es im letzten Satz so gut aus für den Einundzwanzigjährigen, führte er doch zwischenzeitlich 9:5, bevor er sechs Punkte nacheinander verlor. Der fünfte Durchgang wurde so ein Spiegelbild des gesamten Spiels. Alle Sätze endeten mit einer Differenz von nur zwei Punkten, beide Spieler agierten auf Augenhöhe.

„Wenn man den Sieg so knapp vor Augen hat, schmerzt so ein knappes Ausscheiden im ersten Moment natürlich sehr“, gab Verdonschot im Anschluss zu. Mit etwas Abstand werde er aber ganz bestimmt auch erkennen, wie gut er bei diesem Turnier gespielt habe. Aus der Qualifikation kommend bezwang er als Nummer 59 der Welt in der ersten Hauptrunde den Weltranglistenzwölften Darko Jorgic aus Slowenien und daraufhin den Slowaken Yang Wang. Erstmals wird er nun unter den besten 40 der Weltrangliste gelistet sein.

Diese Leistung kommt nicht aus heiterem Himmel. In Tischtenniskreisen zählt der gebürtige Berliner gemeinsam mit seinem Freund Andre Bertelsmeier längst zu den vielversprechendsten Talenten des Landes. Seine Entwicklung vollzog sich behutsam im Schatten der ersten Garde. Im November ergatterte er beim Turnier der Feeder-Kategorie in

Danzig seine erste WTT-Trophäe und schaffte den Sprung unter die besten 100 der Weltrangliste. Es folgte ein weiterer Feeder-Erfolg im Januar 2026 in Lille.

Auch mit Bertelsmeier sammelte er Turniersiege. Nach zwei deutschen Meistertiteln im Doppel triumphierten die Kumpels auch bei der diesjährigen U21-EM und standen sich im Einzelfinale als Gegner gegenüber – mit dem besseren Ende für Bertelsmeier. Seit dieser Saison schlägt Verdonschot für Borussia Dortmund erstmals in der Bundesliga auf.

Unbändige Leidenschaft und eiserne Disziplin, das sind die Schlüssel seines Erfolgs. Letztere musste er sich allerdings erst erarbeiten. „Ich habe nicht immer Vollgas gegeben, war noch etwas dicker und habe viel gezockt“, erzählte er einst dem Fachportal „my-Tischtennis“. Eine Rückenverletzung habe ihn 2017 zum Nachdenken gebracht. Von mangelndem Ehrgeiz ist mittlerweile nichts mehr zu sehen.

Groß und stark: Wim Verdonschot überrascht in Peking. Foto Picture Alliance

Wie sehr Verdonschot für das Tischtennis brennt, ist ihm in jeder Phase eines Spiels anzumerken. Lautstark peitscht er sich nach vorne, feuert einen „Verdonschot-Shot“ nach dem anderen ab. Besonders bemerkenswert ist, dass er sowohl mit der Vorhand als auch mit der Rückhand eine gewaltige Durchschlagskraft besitzt.

Bester Beweis dafür war das Bundesligaspiel vor fast zwei Wochen gegen Düsseldorf, bei dem er gegen den mehrmaligen Olympiasieger Fan Zhendong aus China mit seiner Rückhand selbst in Topspin-Duellen mithalten konnte. Dass er mit seiner Körpergröße von 1,90 Meter den 76 Zentimeter hohen Tisch deutlich überragt, scheint ihn kaum zu behindern. Seine enorme Reichweite rettet ihn mitunter in brenzligen Situationen.

Groß sind auch die Ziele des Deutschen. Am liebsten würde er bereits bei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Los Angeles in zwei Jahren an der Platte stehen, die Konkurrenz aber ist groß. Doch der Fokus richtet sich zunächst auf die unmittelbare Zukunft, die kurz bevorstehende Europameisterschaft in Ljubljana. Schon am Sonntag startet die Qualifikation, in der sich Verdonschot erst einmal beweisen muss. Spätestens seit Peking dürfte ihn die internationale Konkurrenz bei diesem Turnier genauer im Blick haben. FLORIAN RICHTER

Unser Täglich Buch (4)

Anleitung zum Ehrlichsein

Michael Ilgner hat vieles erreicht: als Spitzensportler, Spitzenfunktionär und Personalchef. Wie wichtig das „Mindset“ ist, beschreibt er in seinem Buch.

E s gibt eine Formel für Erfolg. Sie steht auf dem Cover, kurz und prägnant, wie eine mathematische Gleichung: Erfolg = Talent × Training × Mindset. So geht das also. Wer will das nicht, Erfolg? Reingeschaut, durchgeblättert. Viele Zwischenüberschriften – etwa „Die besondere Kraft der Krise“ – und immer wieder eine Auflistung von Prinzipien als Leitfäden. Äußerer Eindruck und erster Einblick decken sich. Ein Sachbuch, Konkretes. Etwas fürs Weiterkommen, mit Anleitung aus dem Leben eines ehemaligen Spitzensportlers?

So einfach ist das nicht. Michael Ilgner spielte einst Wasserball in der Nationalmannschaft, nahm mit der deutschen Auswahl an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Atlanta teil. Ein Lebenstraum. Das liest man im Sachbuch, dort, wo es die Sache nicht verlässt, Biographisches kurz irritiert, aber dann eine Basis verleiht, ein Grundvertrauen, ohne abzulenken von der Kernthese: Aufs das Mindset kommt es an. Nicht nur im Sport.

Schöne Theorien haben viele drauf. Dass Aufzählen, die Summe oder Multiplikation von Leistungsfaktoren zu etwas führen kann. Das kennt man. Interessante Laboranalysen. Ilgner destilliert seine Überzeugung aus gut vierzig Jahren Erfahrungen. Als Spitzensportler, Manager, als Vorstand der Stiftung Deutsche Sporthilfe am Puls der deutschen Topathleten, schließlich als Personalchef der Deutschen Bank. Schon pendelt der geneigte Leser. Zwischen Leistungsanalyse, Träumen und zutiefst menschlichem Scheitern als Teil des Alltags und als Motivation zur Selbstüberwindung. Alles am lebendigen Beispiel.

Von den Auf und Abs, der Erfüllung von Lebensträumen las man schon. Aber wenig über die Kraft des „Mindsets“. Früher dachte man dabei wohl an die Einstellung oder die Denkweise. Talent, ja, muss vorhanden sein, sagt Il-gner, Umfang und Qualität des Trainings könnten nicht hoch genug eingeschätzt werden. Aber das „Mindset“ betrachtet er als bestimmenden Faktor, als eigentlichen Treiber, aus allen Erfahrungen, negativen wie positiven, das Beste machen zu können.

Das setzt sehr viel voraus. Die Idee, vielleicht auch hier und da die Ansage im Elternhaus, in der Schule, im Verein, im Beruf, „du musst nur wollen, dann geht’s“, führt kolossal in die Irre. An diesen Stellen schreibt Ilgner ohne Umschweife von einer Charakterstudie. Wenn es nach den „Kernprinzipen des Mindsets“ um die schonungslose Anerkennung von eigenen Fehlern und

Niederlagen geht, um Ehrlichkeit, um das Erkennen von Ängsten, um die Einsicht, um Anpassung und Wandel. Hat man den Mut, etwas zu riskieren? Einfach geht anders.

Wenn das Mindset, wie Ilgner im Gespräch über sein Buch sagt, eine beinahe unendliche Entwicklung offenbart im Gegensatz zu Talent oder Trainingsintensität (etwa im Alternsgang), dann wird deutlich, warum er sich weit über die Welt des Sports hinaus Leser wünscht. Er wandert auch im Buch zwischen den Welten, zwischen Spitzensport und Topmanagement. Und schildert plausibel einen Transfereffekt. Wie Mindset im Spitzensport Unternehmen beflügeln kann und umgekehrt. Ein Buch für jedermann?

Besprochenes Buch: Michael Illgner: Erfolg = Talent × Training × Mindset. Entscheiden, führen und gewinnen mit den Erfolgsfaktoren des Spitzensports. Wiley Verlag 2026, 224 Seiten, 24,99 Euro.

Wer Rat sucht auf dem Weg nicht nur zur Selbstoptimierung, auch zur Teamführung, findet ihn auf 209 Seiten, die zweifellos den Geist eines von Spitzenleistung faszinierten und inspirierten Menschen spiegeln. Ilgner lässt sich dabei kaum Spielraum für eine andere Sicht auf den Sinn des Lebens. „Weil ich mir nicht anmaße, ein Philosoph zu sein. Ich mache ein Angebot an alle, die 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 Beste aus dem zu machen, was sie haben.“

Das passt in eine Zeit, in der von Spitzenspor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gefordert wird, sich zu besinnen auf eine Leistungskultur, mal endlich zu wollen. Als müsse man nur den Hebel umlegen. Etwa die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mit ihrem Mindset-Spezialisten Klopp oder der organisierte deutsche Sport bei seinem Versuch, Olympische Spiele endlich wieder nach Deutschland zu holen.

Nein, Haltung, Einstellung, Denkweise lassen sich nicht mit dem Kipphebel wandeln ins gewünschte Format. Jan Frodeno, Deutschlands internationaler Mister Triathlon als Olympionike und dreimal Sieger des Ironman auf Hawaii, würdigt Ilgners These mit diesem Satz: „Er schreibt über mentale Stärke nicht als Versprechen, sondern als Handwerk.“ Das ist eine gute und eine anstrengende Nachricht. Mindset ist trainierbar. Aber es muss trainiert werden. Jeden Tag. ANNO HECKER

Osterweiterung für die Münchner Bewerbung?

Bislang ist das Olympia-Konzept rein westdeutsch. Aber der Druck steigt, dass etwas in Bewegung kommt.

BERLIN. Es ging überwiegend heiter zu am Mittwoch im Paul-Löbe-Haus des Bundestags. Die deutsche Bewerbung um die Olympischen und Paralympischen Spiele stand auf der Tagesordnung des Sportausschusses, zum ersten Mal, seit der deutsche Sport sich auf München als seinen Bewerber festgelegt hatte.

Das allein sorgte schon für gute Laune im Saal, auf den Videowänden, gewissermaßen von oben, war auch die bayerische Landeshauptstadt zugeschaltet, in Person von Dominik Krause, dem Oberbürgermeister, und Florian Kraus, dem Sportreferenten. Krause und Kraus – auch das sorgte für Erheiterung – saßen vor einem sattgrünen Poster der Spiele von 1972 in München, Motiv: Fußballwettbewerbe.

Das passte, wie sich zeigen sollte, gut. Denn neben allen organisatorischen Fragen, die nun anstehen, von der Gründung und Ausgestaltung der Bewerbungsgesellschaft über den dringenden Münchner Wunsch nach einer gesetzlichen Beschleunigung von Genehmigungsverfahren bis zu konkreten Finanzierungsfragen, geht es um eine inhaltliche mit hoher Symbolkraft.

Es war gleich der Erste in der Runde, Stephan Mayer, der sportpolitische Sprecher der CDU/CSU-Fraktion, der diese Frage sowohl an den Deutschen Olympischen Sportbund (DOSB) als auch gen München richtete: Wie aus der bayerischen Bewerbung eine deutsche und mithin noch eine gesamtdeutsche werden könne. Konkret, ob nicht einige Mannschaftssportarten auch Spiele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austragen könnten.

Otto Fricke,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DOSB, bekräftigte, dass der Verband sich als „gesamtdeutscher olympischer Sportbund“ sehe und dass Veränderungen des Konzepts nicht nur möglich seien, sondern dass es dazu auch bereits Gespräche mit dem Internationalen Olympischen Komitee (IOC) gebe, das sich diesbezüglich erkundigt habe.

Fricke nannte Sachsen, er nannte Brandenburg, präziser wurde er nicht, aber er sagte unmissverständlich: „Ja, diese Überlegungen gibt es.“ Aus München kommentierte OB Krause das in der ihm bleibenden Redezeit auffallend schmallippig: „Zu dem gerade Ausgeführten kann ich nicht mehr beitragen.“

Bislang ist München, als einziges der zuletzt noch verbliebenen Konzepte, eine rein westdeutsche Bewerbung. So wie 1972 soll Kiel das Segelrevier sein, die Kampagne aus Köln/Rhein-Ruhr dagegen hatte sich für Rostock-Warne-münde entschieden. Nun steigt auf die Bayern aber offenkundig der Druck, etwas zu verändern.

Der Fußball wäre dabei ein naheliegender Ansatzpunkt. Warum nicht Spiele etwa in Berlin, Leipzig, Dresden, zumindest in der Vorrunde? Der DOSB jedenfalls scheint dieser Vorstellung nicht abgeneigt, solange das auf kurze Wege setzende Münchner Konzept weiter insgesamt kompakt bleibt, wie es auch das IOC fordert. Womöglich könnte aber, im Sinne der Nachhaltigkeit, auch an anderer Stelle noch etwas in Bewegung kommen, bei denjenigen Wettkampfstätten, die derzeit temporär geplant sind, etwa das Radstadion. Ein fertiges Velodrom steht schon – befahrbar – in Berlin.

Im Sinne der Politik und der erhofften Signalwirkung, die von der Bewerbung ausgehen soll, wäre der Blick gen Osten allemal. Allerdings sind die Fußballspiele bislang für Stuttgart, Augsburg, Regensburg und Nürnberg vorgesehen, wo nicht nur der „Club“ auf einen Weg hofft, seine Stadionmodernisierung in Gang zu bekommen, sondern ja auch Markus Söder zu Hause is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hatte sein Bekenntnis zur nationalen Aufgabe schon bei der Kandidatenkür in Baden-Baden abgegeben. Das Bild vom Mittwoch schien dennoch gut zu passen: Der Ball, der auf dem Poster hinter Kraus und Krause ruhte, liegt schon im Münchner Spielfeld, aber jetzt geht es ins Pressing. CHRISTIAN KAMP

Vom Retter zum Revolutionär

Von Daniel Theweleit, Köln

W

enn der Herbst beginnt, drängen sich in der Fußballstadt Dortmund Jahr für Jahr ein paar finstere Gedanken auf. Traditionell ist das letzte Quartal jene Zeit, in der große Träume schwere Schäden abbekommen, unerwartete Punktverluste und Verletzungen münden schließlich in Zweifeln an Trainern und Kadern. Und irgendwann setzt es die übliche Abreibung vom FC Bayern.

Nun ist das Jahr 2026, und der Trainer Niko Kovač grollt. Nico Schlotterbeck und Julian Ryerson sind verletzt aus der langen Länderspielpause zurückgekommen, beide drohen an diesem Freitag gegen Werder Bremen (20.30 Uhr, F.A.Z.-Liveticker zur Bundesliga und Sky) auszufallen. Genau wie Konstantinos Karetsas, der eine Erkältung aus Griechenland mitgebracht hat. Den neuen Spielkalender mit der langen Bundesligapause findet Kovač „total inakzeptabel“, weil die Belastung der Profis bei den Nationalteams weniger vorsichtig gesteuert wird. Herbst in Dortmund eben. Doch neuerdings ist etwas anders.

Der ganze Klub strahlt eine ungewohnte Stabilität aus. Es gibt keine Nebendebatten über moralisch zweifelhafte Sponsoren, keinen schmutzigen Wahlkampf um das Präsidentenamt, keinen Spieler, der Gesetze bricht, und der BVB steht an der Spitze der Tabelle: „Wir genießen die Position, wissen aber auch, dass wir eine Verantwortung haben, hart zu arbeiten, dass wir diese Position so lange wie möglich halten“, sagt Kovač, der vor eineinhalb Jahren als Retter kam und zu einer Art Revolutionär geworden ist. Weil er es als sichtbarster Repräsentant des Klubs geschafft hat, die Dortmunder Kultur der Daueraufregung zu verändern. Und Erfolg hat er auch.

Beinahe unbemerkt hat sich Kovač zum Trainer mit dem besten Punkteschnitt in der Dortmunder Bundesligageschichte entwickelt. Mit einem Wert von 2,17 liegt er vor Thomas Tuchel (2,09), Jürgen Klopp kommt auf 1,91. Im ersten Jahr hievt er den BVB nach der Entlassung von Nuri Şahin und einem zwischenzeitlichen Absturz auf den elften Tabellenplatz noch in die Champions League, was der Sportgeschäftsführer Lars Ricken als „eine der größten Trainerleistungen in der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eiert.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führt der gebürtige Berliner den BVB nicht nur zurück in die Position des

Fordern und fördern: Niko Kovač genießt den Augenblick – will mit Borussia Dortmund aber noch mehr erreichen. Foto Reuters

ersten Bayern-Verfolgers, auf subtile Art hat er viele Impulse gesetzt.

Schon bei seiner Vorstellung in Dortmund formuliert er sein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Credo, das bis heute nachklingt. „Was ein Trainer implementiert, ist wichtig, aber man darf es nicht überladen“, sagt er und profiliert sich damit als eine Art Gegenentwurf zu Kollegen, die als Erfinder und Innovationstreiber gelten. Kovač, dessen am Saisonende auslaufender Vertrag demnächst verlängert werden soll, wird gerne als Pragmatiker beschrieben, weil er nicht nur von den Grundlagen spricht, sondern diese konsequent einfordert: Das Team ist fitter, charakterlich stabiler, und es erledigt die Grundlagenarbeit.

Besonders glamourös ist das nicht, was sich in dem etwas diffusen Bild vom

Der BVB führt die Tabelle an, Trainer Kovač erreicht den besten Punkteschnitt der Klubgeschichte. Seine eigentliche Leistung aber liegt tiefer: Er verändert die Kultur eines notorisch unruhigen Vereins.

„Kovač-Fußball“ ausdrückt, das einen biederen Stil beschreibt. Weil Borussia Dortmund diese besondere Vergangenheit mit den Supertrainern Klopp und Tuchel hat, ist Kovač noch keiner, dem die Südtribüne zu Füßen liegt. Der 53 Jahre alte Kroate ist eher ein Heiler als ein Zauberer, aber manche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Borussia Dortmund genau so einen braucht.

Mit breitem Kreuz kämpft er nach außen für im Umfeld umstrittene Spieler, auch wenn er diese zugleich nach innen kritisiert. Nichts scheint ihn aus der Ruhe zu bringen, und diese Art der Kommunikation wirkt auch beruhigend auf Konflikte, die außerhalb seines eigentlichen Verantwortungsbereichs liegen. In der Dortmunder Klubführung wird von der „Gelassenheit“ des Trainers geschwärmt. Kovač schafft es sogar, zu sagen, dass er seine Mannschaft für limitiert hält, ohne damit bleibende Schäden zu verursachen.

Als der BVB im vergangenen Winter zwar Tabellenzweiter ist, in den Pokalwettbewerben jedoch enttäuscht, sagt er im F.A.Z.-Interview: „Sie können eine Mannschaft als Trainer mit Ihrem Team bis zu einem gewissen Punkt führen, darüber hinaus entscheidet der Spieler. Taktisch kann man bis zu einem gewissen Punkt schulen, in gewissen Situationen entscheidet das Individuelle.“ Im Prozess der Gesprächsfreigabe wird lange über diese Worte gefeilscht, weil Kovač nur vorsichtig andeuten will, was er wirklich denkt: Dass mit diesen Spielern kein besserer Fußball möglich ist, das Erstaunliche: Die Punkte spielt das Team trotzdem ein.

Selbst die üblichen Herbstprobleme lindert Kovač bereits im Vorjahr, ein Krisengefühl flammt nur kurz auf, als in zwei Partien nacheinander Führungen in Hamburg und gegen Stuttgart verspielt werden. Verloren hat der BVB bis zum 29. Spieltag nur die Duelle gegen München. Und nun hat der Trainer gemeinsam mit dem neuen Sportdirektor Ole Book begonnen, auch die fußballerischen Schwächen ins Auge zu fassen.

Die Neuzugänge Karetsas, Joane Gadou und Joey Veerman haben das Niveau des Spiels mit Ball angehoben, während das defensive Denken nicht an Bedeutung verloren hat. Der Kovac-Fußball in der Variante Schwarz-Gelb ist zur neuen Saison nicht revolutioniert, aber erweitert worden. „Es gab ja nicht nur Applaus, als wir ihn verpflichtet haben“, sagt der Klubchef Carsten Cramer, „jetzt hat er 52 Bundesligaspiele für uns gemacht und ist der Trainer mit dem besten Punktedurch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von Borussia Dortmund.“ Sogar von der Meisterschaft spricht der Trainer neuerdings in der Form, die er dem BVB gegeben hat – defensiv und doch irgendwie mutig: „Es ist noch viel zu laufen, damit man vielleicht das Ziel erreicht, das vielleicht der eine oder andere im Kopf hat.“

Vom Bolzplatz ins Rampenlicht

Lisa Baum dribbelt sich bei Arsenal in die Startelf und in den Kreis des DFB-Teams

FRANKFURT. Es sind große Schritte, die Lisa Baum derzeit macht. Seit ihrem Wechsel zum FC Arsenal hat die Neunzehnjährige schon ihr erstes Ligaspiel entschieden, sich einen Platz in der Startelf erarbeitet – und sie wurde erstmals in die deutsche A-Nationalmannschaft berufen. Viel Zeit, innezuhalten und auf ihre Entwicklung zurückzublicken, bleibt ihr allerdings nicht.

Wer ist diese junge Fußballerin, die dem Londoner Verein im Sommer rund 600.000 Euro wert war und der ihre Teamkollegin Alessia Russo zutraut, eine der besten Spielerinnen der englischen Women's Super League (WSL) zu werden?

Nur für Carlotta Wamser, die für 650.000 Euro von Bayer Leverkusen zu Manchester City gewechselt ist, wurde mehr Geld für eine Spielerin aus der

Mit dem Bruder im Herzen: Lisa Baum (l.) ist für Arsenal am Ball. Foto Reuters

Frauen-Bundesliga bezahlt. Zu diesem Zeitpunkt hatte Baum erst eine Saison mit RB Leipzig in der höchsten Spielklasse gespielt und noch kein Länderspiel für die DFB-Frauen bestritten. „Ich habe nicht darüber nachgedacht, wie viel ich am Ende koste“, sagte sie am Mittwoch bei einer Medienrunde, merkte aber auch an: „Natürlich ist es schön, zu sehen, dass immer mehr Geld in den Frauenfußball investiert wird.“

Bislang scheint Baum den Erwartungen, die ihr Transfer erzeugt hat, gerecht zu werden. Arsenal ist schlecht in die Saison gestartet und liegt nur auf dem zehnten Tabellenplatz. In den ersten fünf Ligaspielen stand Baum aber stets in der Startelf und verwies erfahrene Spielerinnen wie Caitlin Foord und Chloe Kelly zunächst auf die Bank. Bei der 2:4-Niederlage gegen Manchester City erzielte sie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ihr zweites Tor, nachdem ihr schon im ersten Spiel für Arsenal der Siegtreffer gelungen war. „Sie ist sehr jung, wirkt aber gar nicht so. Sie ist sehr reif in ihrer Denk- und Spielweise“, lobt Arsenals Trainerin Renée Sleegers die Außenstürmerin, die immer wieder ins Dribbling geht, das Eins-gegen-eins sucht und mit ihrem linken Fuß nur schwer vom Ball zu trennen ist.

Baum wurde in Tansania geboren und kam 2011 im Alter von fünf Jahren mit ihren Eltern nach Deutschland. In Ahrensbök in Schleswig-Holstein, einer kleinen Gemeinde mit 8000 Einwohnern, begann sie mit dem Fußballspielen. Über den TSV Pansdorf führte ihr Weg in den Nachwuchsbereich des Hamburger SV, wo sie in der Saison 2021/22 mit einem Zweitspielrecht auch in der B-Juniorinnen-Bundesliga zum Einsatz kam.

Ihre Art, Fußball zu spielen, sei stark vom Kicken auf dem Bolzplatz geprägt, sagt Baum. „Es gibt Videos von mir und meinem Bruder, auf denen wir mit Klo-papierrollen Fußball spielen“, hat sie einmal in einem „Welt“-Interview er-zählt. Bis heute zieht die Neunzehnjährige am liebsten von der rechten Seite nach innen, um mit ihrem starken Fuß abzuschließen.

Schon während ihrer Zeit beim HSV in der zweiten Liga galt Baum als eines der größten Talente Deutschlands. Die damalige Frauenfußball-Koordinatorin Saskia Breuer beschrieb sie als „absolute Instinktfußballerin“. Und sie fügte an: „Das kann man nicht erlernen, sie macht es einfach.“ Baum bringe alle Anforderungen mit, um eine „Führungsspielerin auf Topniveau“ zu werden.

Bei aller Lust am Dribbling entzieht sich Baum aber auch nicht der Arbeit gegen den Ball. Sie sei „eine Spielerin, die sich nicht zu schade ist, sich in den Dienst der Mannschaft zu stellen“, sagt ihr ehemaliger Trainer in Leipzig, Jonas Stephan. „Dass Lisa offensiv über das Potential verfügt, eine Superspielerin zu werden, vielleicht auch für Deutschland irgendwann, steht außer Frage“, betonte er im Dezember.

Bei den DFB-Frauen könnte Baum an diesem Freitag gegen Australien (20.30 Uhr im ZDF) erstmals ihre Qualitäten beweisen. Seit der U16 hat sie alle Nationalmannschaften des DFB durchlaufen. Nach fünf Länderspielen für die U23 sah Bundestrainer Christian Wück den Moment gekommen, sie zu den Profis hochzuziehen. Mit der Nominierung, sagt Baum, sei ein „Kindheitstraum“ in Erfüllung gegangen.

Sie habe sich „mit guten Leistungen in den Kader gespielt“, sagt Wück über die Teenagerin, die der deutschen Offensive zusätzliche Variabilität verleihen könnte. Die Linksfüßlerin kann sowohl über links als auch als inverse Außenstürmerin über rechts angreifen und in die Mitte ziehen. Ihr junges Alter und ihre Unbekümmertheit seien dabei keinesfalls ein Widerspruch zu ihrer Reife auf dem Platz, findet der Bundestrainer: „Wir hoffen, dass sie diese Leistung auch bei uns zeigen kann.“ Sie solle einfach „unbekümmert an die Sache herangehen“.

Auf ihrem Weg zur Nationalspielerin trägt Baum jemanden bei sich, der ihn nicht mehr miterleben kann. 2022 ver- lor sie ihren älteren Bruder Dennis bei einem Autounfall. „Er war mein Alles. Ihn zu verlieren, war das Schlimmste, was mir passiert ist“, sagt Baum. Auf ihren Social-Media-Kanälen versucht sie, möglichst offen mit ihrer Trauer umzugehen – damit er nicht vergessen wird und weil es ihr auch selbst hilft, den Verlust zu verarbeiten: „Ich habe ihn auf dem Handy als Hintergrundbild, damit ich mich jeden Tag an ihn erinnere – manchmal mit einem Lächeln, manchmal auch mit Trauer.“

Die Erinnerung an ihn begleitet sie bei allem, was vor ihr liegt. Ohne ihn hätte sie vermutlich nie mit dem Fußball begonnen, sagt Baum. Sie habe ihm stets nachgeeifert, und er war es auch, der sie als Kind zum ersten Mal zum Training mitnahm: „Ich mache das auch für ihn und meine Familie.“

Sollte Baum in Spiel gegen Australien oder der Partie gegen Japan an diesem Dienstag in Bremen (17.45 Uhr) ihr Debüt für die DFB-Frauen geben, wird sie auch an ihren Bruder denken. Am linken Handgelenk trägt sie stets ein Tape mit seinem Namen. „So habe ich ihn immer bei mir“, sagt Baum. Sie wisse, dass er stolz auf sie wäre, wenn er noch dabei sein könnte. „Ich werde den Moment genießen und hoffe, dass er das auch sieht.“ CELINE CHORUS

Jetzt bis 31. Oktober 2026 bewerben!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und das IZOP-Institut bieten zum 40. Mal das Projekt „Jugend schreibt – Zeitung in der Schule“ an. Das Projekt richtet sich an Klassen und Kurse der Sekundarstufen in allen Schulformen.

Die Teilnehmer erhalten kostenfrei ab dem 1. Februar 2027 ein digitales Jahresabonnement der F.A.Z. und damit die Chance, im Unterricht mit der Zeitung zu arbeiten. Die Schüler können selbst journalistische Texte schreiben. Ausgewählte Beiträge werden auf der Seite „Jugend schreibt“ in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veröffentlicht. Die Bewerbung erfolgt über folgenden Link: https://izop.de/projekte/js/

Teilnahmebedingungen Leitung der Klasse auch nach Schuljahreswechsel Teilnahme der Lehrkraft am ein- einhalbtägigen Einführungsseminar vom 25. bis 26. Januar 2027

Anfragen und weitere Infos

IZOP-Institut Heidchenberg 11 52076 Aachen Kennwort: „Jugend schreibt“ Telefon (0 24 08) 58 89-36 js@izop.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s Schulen

Worum es beim „Battle of Britain“ wirklich geht

K

aum eine Gewichtsklasse im Boxen übt solch eine Faszination aus wie das Schwergewicht. Das Interesse an den „Big Boys“ ist so groß, dass selbst die größten Arenen immer wieder bis auf den letzten Platz besetzt sind. Wie etwa 2024, als der Kampf zwischen den Briten Anthony Joshua und Daniel Dubois rund 98.000 Zuschauer in das legendäre Wembley-Stadion lockte. Diese Marke wird zwar in diesem Jahr nicht mehr überboten werden, doch erwartet Boxfans ein noch bedeutenderer Kampf: das sogenannte „Battle of Britain“.

Dafür sorgen, dass es ein großes BoxEvent wird, soll auch diesmal wieder der Star der schweren Jungs, Anthony Joshua, wie auch sein ebenso populärer Landsmann Tyson Fury. Beide sind frühere Weltmeister, beide mit 36 und 38 Jahren in der Endphase ihrer jeweils illustren Karrieren. Dennoch haben Joshua und Fury trotz langwieriger jahrelanger Verhandlungen noch nie gegeneinander gekämpft.

Eddie Hearn wird vorgeworfen, von einem „furchtbaren Ego“ geleitet zu sein.

Am 11. Dezember sollen die beiden Kolosse, die gemeinsam rund 240 Kilogramm auf die Waage bringen, im walisischen Cardiff aufeinandertreffen. Doch schon jetzt tobt der Kampf der wahren Schwergewichte des Boxens – es gibt ein Machtgerangel zwischen schwerreichen Strippenziehern, das die Zukunft des Sports formen soll.

Da ist zum einen der Promoter Eddie Hearn. Der charismatische Brite mit der sanften Stimme ist Sohn des Selfmade-Milliardärs Barry Hearn, der sein Vermögen unter anderem seiner früheren Tätigkeit als Sportfunktionär, Promoter und Manager zu verdanken hat – darunter im Boxen. Eddie Hearn folgte in die Fuß-stapfen seines Vaters.

Von der Idee beseelt, diesen zu übertrumpfen, machte sich Eddie Hearn einen Namen als knallharter Geschäftsmann mit einem verzweigten Netzwerk zu den großen Boxverbänden (WBC, WBA, WBO und IBF) und einem Gespür für aufstrebende Kämpfer. Konkurrenten, wie Frank Warner, der Tyson Fury unter Vertrag hat, warfen Hearn hingegen vor, von einem „furchtbaren Ego“ geleitet zu sein und sich selbst statt die Boxer in den Vordergrund zu stellen.

Dessen ungeachtet stieg der heute Siebenundvierzigjährige als Leiter des Familienunternehmens Matchroom Sport zu einem der größten Boxpromoter der Welt auf und schreckte dabei nicht davor zurück, jahrelang Geschäfte mit dem Boxmanager und mutmaßlichen Kopf eines irischen Verbrechersyndikats, Daniel Kinahan, zu machen. Hearns aktueller Erfolg basiert aber vor allem auf dem Kämpfer Anthony Joshua.

Diesen hatte Hearn 2012 unmittelbar nach Joshuas Olympiasieg in London für sich gewonnen. Die Geschäftsbeziehung soll laut Hearn von tiefer gegenseitiger Loyalität geprägt sein. Für Hearn fand daher einer seiner Karrierehöhepunkte als Promoter 2017 statt: „Es war der Moment, als Anthony Joshua Wladimir Klitschko ausknockte und zum unumstrittenen Weltmeister vor 90.000 Zuschauern im Wembley-Stadion wurde“, sagte er. Im darauffolgenden Jahr fädelte Hearn für seine Kämpfer einen Milliardendelal mit dem Sport-Streaming-Giganten DAZN ein, der kürzlich bis zum Winter 2031 verlängert wurde.

Hearns ärgster Konkurrent kommt nun nicht aus dem Boxen, sondern aus der aufstrebenden Welt der Mixed Martial Arts in Person des amerikanischen Promoters Dana White. Unterstützung erhält er von dem mächtigen saudischen Geschäftsmann Turki Al-Sheikh. Al-Sheikh hat gemäß der Doktrin des saudischen Kronprinzen Muhammad Bin Salman „Machterweiterung mithilfe des Sport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assiv ins Boxgeschäft investiert.

So wurden prompt mehrere hochkarätige Box-Blockbuster mit dem Ölstaat als Austragungsort realisiert, wie etwa im Mai 2024, als der Ukrainer Oleksandr Usyk in der saudischen Hauptstadt Riad mit dem Sieg über Tyson Fury zum Träger aller bedeutenden Gürtel im Boxen wurde. Zuvor hatte Al-Sheikh festgefahrene Vertragsverhandlungen kurzerhand mit der Macht des Petrodollars beigelegt. Im Jahr 2025 schloss er sich mit White zusammen, um unter dem Banner „Zuffa Boxing“ das zu schaffen, was White davor in den MMA gelungen ist: eine Monopolisierung des Sports.

„Ich werde die Dachverbände abschaffen – die Besten werden gegen die Besten antreten“, sagte White. „Wir werden alle jungen, aufstrebenden Talente unter Vertrag nehmen.“ Also: kein Zanken mehr mit den Verbänden wie WBC oder WBA, wer wann gegen wen kämpfen sollte. Die Vision des bulligen Siebenundfünzigjährigen aus Las Vegas: ein Gürtel und ein Champion. Wie das aussehen könnte, gibt dessen MMA-Organisation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UFC) vor.

Im Dezember treffen die Schwergewichte Fury und Joshua erstmals aufeinander. Vor der ersten Runde tobt ein Machtkampf der Promoter. Dabei steht auch die Frage im Raum, wer im Boxen künftig das Sagen hat. Von Alexander Davydov, Frankfurt

Der US-Promoter Dana White (r.) bekommt vom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die Hand aufgelegt. Foto AP

Beim britischen Promoter Eddie Hearn steht Anthony Joshua unter Vertrag. Foto Reuters
Vier Fäuste und viel Freundlichkeit: Andera als ihre Promoter geben sich die Gegner Anthony Joshua und Tyson Fury gemeinsam recht harmlos.
Foto Reuters

Diese agiert als Veranstalter, Promoter und Liga in einem und ist mit Abstand Klassenprimus im MMA-Geschäft – mit einem geschätzten Wert von 50 Milliarden US-Dollar (rund 44,7 Milliarden Euro), wie White kürzlich behauptete und vergleichbar mit Konzernen wie Nike oder Paypal.

Kritiker beklagen jedoch wiederholt, dass die UFC ihre Vormachtstellung mehrheitlich der Ausbeutung seiner Athleten zu verdanken habe. Nur die Spitze, die man medienwirksam vermarkte, könne gut vom Sport leben. Während die UFC Milliardengewinne verbucht, beschuldigten rund 2000 Kämpfer in einer Sammelklage das Unternehmen, etwa 80 Prozent des Haupterlöses an die Investoren weiterzugeben. Zu diesen gehört aktuell auch ein langjähriger und mächtiger Weggefährte Whites: Donald Trump.

Whites zum Teil aufbrausendes, ex-zentrisches und kompromissloses Auftret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eist Parallelen zum bekannten Gebaren des US-Präsidenten auf. Diese medienwirksame Rolle als „Bully“, der gnadenlos über die Konkurrenz herzieht und dann aus dem Geschäft drängt, war ein wichtiges Instrument zum Aufstieg der UFC. Etwas Ähnliches erhofft sich White auch im Boxen.

Ein wichtiger Schritt war, dass er seinen politischen Einfluss nutzte, um den sogenannten „Ali Act“ auszuhöhlen, ein US-Bundesgesetz, das unter anderem Profiboxer vor Ausbeutung und unfairen Verträgen schützen soll – also genau das verhindert, was White in der UFC vorgeworfen wird.

Danach lockte „Zuffa Boxing“ Conor Benn zu sich. 15 Millionen US-Dollar (13,4 Millionen Euro) allein für den ersten Kampf bekam der Weltergewichts-Star, um seine langjährige Partnerschaft mit Matchroom hinter sich zu lassen. Ein Verlust, der Hearn persönlich treffen sollte. White ließ es sich nicht nehmen, in Interviews über seinen Widersacher zu spotten, bezeichnete Hearn wiederholt als „Schlappschwanz“.

Dieser „revanchierte“ sich und übernahm das Management für den damaligen UFC-Schwergewichtsmeister Tom Aspinall, der die hohe Gage von Benn gegenüber der vergleichsweise niedrigen Ausbeute von UFC-Kämpfern kritisierte. Es folgte ein frivoler Schlagabtausch über Interviews und soziale Medien zwischen White und Hearn. Mitte des Jahres passierte dann etwas Aufsehenerregendes.

Trotz des finanziellen Drucks, dem Saudi-Arabien aufgrund des Kriegs zwischen Iran und den USA ausgesetzt ist, griff Al-Sheikh abermals tief in die Tasche und ermöglichte somit den Kampf Joshua gegen Fury. Mit Netflix wurde ein weiterer Streaming-Riese für die Übertragung gewonnen. White war schnell bei der Sache, den Erfolg für sich zu verbuchen: „Das ist das geschäftigste Jahr meiner Karriere“, sagte er im Mai. „Ich mache auch den Tyson-Fury-AJ-Kampf. Ich werde der Promoter sein.“

Hearn wiederum machte klar, dass der mit dem saudischen Unterhaltungskonzern Sela, dem „Zuffa Boxing“ gehört, unterzeichnete Vertrag ausdrücklich eine Beteiligung Whites untersagte.

Während ein Box-Event solchen Kalibers üblicherweise vom Trashtalk zwischen den Kämpfern geprägt ist, sorgte Fury gegen Joshua im Vorfeld für mehr Medienecho durch die Fehde der mächtigen Männer im Hintergrund. Wobei sich Al-Sheikh, der kürzlich öffentlich machte, dass er schwer an Krebs erkrankt ist, aus dem Medienrummel der beiden Streithähne Hearn und White weitgehend heraushielt.

Als es zwischenzeitlich danach aussah, dass der lukrative Deal am Gerangel der Promoter scheitern würde, platzte Tyson Fury, der eine enge Verbindung zu White hat, der Kragen. Fury wandte sich an seine Millionen Follow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zog schimpfend über das „Würstchen“ Hearn und dessen Ego her, das den Kampf gefährden würde.

Dana Whites Auftreten weist Parallelen zum Gebaren des US-Präsidenten auf.

Der britische Promoter blieb ruhig, er vertraut auf die Konditionen seines Vertrags und seinen größten Trumpf: Anthony Joshua – wohl auch im Bewusstsein, dass das Event, mit dem Al-Sheikh sich ein sporthistorisches Vermächtnis setzen will, in der Zeit, die ihm noch bleibt, zu groß zum Scheitern ist. Hearn sollte recht behalten.

Der Megakampf zwischen den britischen Boxstars findet weder in Al-Sheikhs Heimat Riad noch in New York statt, wie von White ursprünglich angestrebt, sondern in der Hauptstadt von Wales. Und White, der zuletzt noch immer darauf verwies, an der Produktion der Veranstaltung beteiligt zu sein, war bei der ersten großen Pressekonferenz nicht zu sehen – nach eigener Aussage wegen anderer Verpflichtungen.

Bisher scheint es, als ginge diese Runde an Hearn und das alte Box-Establishment. Der Brite jubelt bereits jetzt als der wahre Gewinner des „Battle of Britain“, bei dem es um mehr als nur den Stolz schwerreicher Unternehmer geht: Es geht um die Frage, wer künftig das Sagen haben wird im Boxsport, wenn Al-Sheikh seinen Kampf gegen den Krebs verlieren sollte.

White verfügt über weitere finanzielle Reserven und wichtige politische Kontakte sowie eine bewährte Formel, seine Gegner zu zermürben. Hearn hingegen hat noch keinen Nachfolger vom Kaliber Joshua aufbauen können. Das Schwergewicht unter den Boxpromotern dürfte also künftig dringend nach einem rentablen Schwergewichts-Star suchen.

Valtteri auf zwei Rädern

Von Anno Hecker

Der gute Valtteri Bottas. Hat sich Zeit genommen nach dem Formel-1-Rennen in Malaysia. Gut, nach einem frühen Ende bleibt ein Augenblick, nachzudenken, was sich in seiner Welt noch so dreht. War mal ein Siegfahrer, einst bei Mercedes. Kam jedenfalls schon mal als Erster ins Ziel, der Finne. Das ist eine Weile her, vorsichtig formuliert. Aber mit der Weisheit im Alter, 37 Jahre, kommt man wieder auf gute Gedanken. Prompt nahm er sich ein Rad.

Keine Sorge, liebe Formel-1-Fans und liebe Petrolheads im Geburtsland der großen Sause: Bottas wird spätestens am Sonntag (14 Uhr MESZ/Sky) in Singapur wieder mächtig Gas geben wollen. Das Vollgastier im Finnen bleibt der Szene erhalten. Allerdings scheint er auf den Geschmack gekommen, seine Leidenschaft für die Hälfte seines Boliden, de facto ein Zweirad, weiterzuentwickeln: Radeln mit Valtteri.

Ha, werden die Insider sagen: alter Kram. Man sieht ihn doch vor den Grands Prix auf einem Rennrad kreisen über die Piste. Mitunter auch mal gezogen von seiner Partnerin. Die Dame ist Radrennfahrerin. Aber bei diesen Warmmachübungen mit Herzmotor dank Luftzufuhr kommt

Valtteri Bottas radelt zum Formel-1-Rennen nach Singapur. Vettel wird's freuen.

er immer dort an, wo er losgefahren ist. Diesmal war es anders. Bottas zog es zwar nach dem Rennen zum Flughafen wie alle seine Kollegen. Aber dort bestieg er nicht irgendeinen Privatjet, sondern das Privaträdchen. Auf nach Singapur.

Holla. Sag noch einer, Deutsche hinterließen keine Spuren mehr in der Formel 1. Als der viermalige Weltmeister Sebastian Vettel zum Ende seiner Karriere die Natur entdeckte, entschloss er sich mit der Bahn zum Großen Preis zu reisen, also erst auf der Piste etwa 50 Liter pro 100 Kilometer in die Atmosphäre zu blasen.

Bottas kommt über Vettels Neigung zu Ackerbau und Bienenstöcken vielleicht hinaus. Jedenfalls gefiel ihm die Fauna auf dem 430 Kilometer langen Trip von Kuala Lumpur zum Stadtstaat. Ein ihn jagender Hund, Kühe, die sich querstellten, und ja, Schlangen aller Art. Von der Kobra bis zur Python, sie wissen schon: Das Geschöpf nimmt mit der langsamen Umarmung gern die Luft bis zum Stillstand.

Aber die Schlangen seien ziemlich entspannt gewesen, ließ sich Bottas zitieren und, wie man hört, von seiner Tour auch inspirieren. Das war nicht das letzte Mal. Warum dann nicht mal die Kollegen einladen? Rennräder mögen sie fast alle. Und statt erst 2030 CO $_{2}$ -frei zu sein, könnte die Formel 1 schon Ende Oktober aus eigenem Antrieb mächtig vorlegen. Von Austin nach Mexiko-Stadt sind es wenigstens 1400 Kilometer.

Klopp-Statue im Liverpool-Museum

LIVERPOOL.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steht jetzt im Vereinsmuseum des FC Liverpool – als Bronzeminiatur. Die rund 46 Zentimeter große Statue zeigt den ehemaligen Liverpool-Coach mit seiner typischen Kappe, eine Hand am Herzen, die andere zur Faust geballt. Gespendet wurde der Mini-Klopp von der Fanvereinigung Spirit of Shankly. Es ist eine Nachbildung der Statuette, die dem beliebten Coach von der Fanvereinigung als Dank für seine Zeit in Liverpool überreicht worden war. Klopp trainierte Liverpool von 2015 bis 2024.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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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FOR THE FUTURE

Souverän gegen Cyberbedrohungen.

Geschäftskritische Systeme brauchen Schutz, der keine Kompromisse kennt.

Handlungsfähig bleiben.

Digitale Souveränität für Europa

Was Deutschland stark mach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EITAG, 9. OKTOBER 2026

NR. 234 · SEITE B 1 IM INTERNET: FAZ.NET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So kann Deutschland seine Schwäche überwinden

Es hilft nicht, die Apokalypse an die Wand zu malen. Veränderungen lassen sich so nicht durchsetzen. Aber das Gegenteil hilft: Man muss eine Vorstellung davon haben, wohin man will.

E s gibt zwei Lesarten über das Deutschland der Gegenwart. Es sei, so die eine, wieder einmal der „kranke Mann“ Europas, geschwächt durch

Europas, geschwacht durch jahrelange Versäumnisse, gefangen in einer beispiellosen Vertrauenskrise, verunsichert bis in die Grundfesten, weil das Erfolgsmodell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mehr wiederkehre. Die andere Lesart: Deutschland sei gar nicht so schwach, habe aus Fehlern gelernt, könne auf seine alten Stärken vertrauen, werde wie so viele Krisen zuvor auch die der Gegenwart meistern, sei auf dem besten Wege dahin.

Zumindest in einem Punkt haben die Optimisten recht. Deutschland hat aus dem Fehler gelernt, Stärke nur aus wirtschaftlicher Macht abzuleiten, nicht auch aus militärischer. Kein Staat kann sich stark nennen, wenn er äußerer Bedrohung nichts entgegenzusetzen hat. Der Schock darüber, in dieser Hinsicht „blank“ zu sein und die Kriegsgefahr unterschätzt zu haben, saß in der Staatsspitze tief. Der Bundespräsident entschuldigte sich für Versäumnisse, der Bundeskanzler rief eine „Zeitenwende“ aus. Die Regierungen, erst die Ampelko-alition, dann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zogen Konsequenzen. Das war und ist, nach Jahren schleichender Schwächung, ein Ausdruck von Stärke.

Wirklich stark ist Deutschland dadurch aber noch nicht. Die Kehrtwende ist erst einmal eine große Belastung. Für den Haushalt bedeutet die Aufrüstung der Bundeswehr eine ungeahnte Verschuldung, beschönigend „Sondervermögen“ genannt. Die plötzliche Belastung wird aber dadurch eine doppelte, dass alte Prioritäten nicht aufgegeben werden und neue, zivile hinzugekommen sind. Auch das bedeutet beispiellose Schulden, wiederum „Sondervermögen“ genannt. Beides vollzieht sich in einem prekären politischen Umfeld.

Nicht einmal der Feind ist von allen klar identifiziert. Das unterscheidet die Rückkehr zum Denken in Abschreckung und Stärke vom Kalten Krieg. Nur kommunistische Splittergruppen standen damals an der Seite der Sowjetunion, heute steht dem Kampf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gegen Putins Krieg das Lager der Putin-Freunde und „Putin-Versteher“ gegenüber. Der Gegensatz sitzt tiefer als der Gegensatz von „kalten Kriegern“ und Entspannungspolitikern. Er spaltet die Parteienlandschaft. Nach Europa und Migration hat die AfD ein drittes Standbein gefunden, die Russland-Politik. Das führt dazu, dass Nationalisten und Ex-Kommunisten zumindest in diesem Punkt nicht weit auseinanderliegen.

Auch diese Polarisierung schwächt das Land, weil sie nicht nur die Grundlagen der Außenpolitik betrifft, sondern auch den über Jahrzehnte gepflegten Konsens in der Innenpolitik, den der Verfassungsfreunde. Undenkbar war, dass sich Parteien gegenseitig mit der Vernichtung drohen. Das Wort aus AfDMund „Wir werden sie jagen“ hat einen ganz anderen Zungenschlag als das verfassungsgemäße Geschäft der Opposition. Die CDU, die sich als staatstragende Partei zum Ziel dieser Jagd ausgerufen sieht, steht zum ersten Mal in ihrer Geschichte einem Vernichtungswillen durch eine konkurrierende Partei gegenüber. Wenigstens hier ist klar, wer Freund und wer Feind ist.

Die Antwort könnte sein, diesen Feind seinerseits zu vernichten, zu verbieten. Darauf zielt eine Verbotsdebatte, hinter der viel mehr steckt als nur die Frage, ob eine wehrhafte Demokratie dazu verpflichtet ist, die Jagd umzukehren und die Feinde der Freiheit zur Strecke zu bringen. Die Konsequenzen wären immens. Beispielsweise: Alle Parlamente in Deutschland müssten neu gewählt werden, auch der Bundestag. Denn auch wenn ein Verbot der AfD im Namen des Volkes ausgesprochen würde, den Volkswillen bildeten die Parlamente am Tag nach der Entscheidung nicht mehr ab. Ein Ausdruck von Stärke?

Doch das AfD-Verbot ist weit mehr als eine juristische oder demokratietheoretische Angelegenheit. Aus der Debatte spricht auf sonderbare Weise dieselbe Sehnsucht, die auch die AfD so stark gemacht hat, die Sehnsucht nach einer Zeit, die nur im Rückblick die gute alte Zeit ist. Eine Zeit, in der die Gegensätze überschaubar, der Pluralismus angenehm, die Gesellschaft homogen, der Wohlstand gesichert, das Parlament von einem Konsens der Demokraten getragen war.

Selbst wenn es so gewesen wäre, es wäre nicht wünschenswert, in eine solche Welt zurückzukehren. Zunächst aber: Es war nicht so. Westdeutschlands Wiederaufstieg beruht auf harten Entscheidungen: Marktwirtschaft, Wiederbewaffnung, Westintegration, Ostpolitik, NATO-Nachrüstung, Wiedervereinigung, Euro-Einführung, die Agenda 2010, die Wegmarken der jüngsten west- und auch gesamtdeutschen Geschichte beruhen nicht auf Konsens und Harmonie. Insofern ist es falsch, die Stärke liberaler Demokratie darin zu sehen, dass sie eine Konsensdemokratie sei, die im Kompromiss ihre Vollendung finde.

Das war sie vielleicht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zehnten. Der Konsens ging in dieser Zeit so weit, dass von einem echten Machtwechsel in der Politik nicht mehr die Rede war. Hat diese Zeit zum Erfolg geführt? Ist sie nicht vielmehr Ursache für die vielfältige Schwäche Deutschlands?

Noch ein anderer Punkt stimmt nicht am nostalgischen Rückblick. Pluralismus und Verbändestaat waren in der westdeutschen Demokratie so ausgeprägt wie heute, auch da war nichts von Harmonie. Bundesregierungen sind damals über Lohnforderungen der Gewerkschaften gestürzt, Gewalt brach aus, als gegen Atomkraft, den „Atom-Staat“ und die NATO protestiert wurde, Terrorismus war so präsent wie heute und bedrohte die Staatsspitze. Wer also Homogenität als Voraussetzung für Wachstum und Aufstieg sieht, hat die alte Bundesrepublik nicht erlebt – und die DDR schon gar nicht.

Warum aber wäre es nicht wünschenswert, in die „gute alte Zeit“ zurückzukehren? Das Gegenbild zur Gegenwart beruht vor allem darauf, dass es damals noch nicht gab, was heute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Seit gut zehn Jahren beschäftigt sich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Politik so intensiv mit Migration wie nie zuvor. In der Europa-, Bildungs-, Sozial-, Wohnungs- und auch Wirtschaftspolitik hat das tiefe Spuren hinterlassen. Der Gedanke, dass eine Gesellschaft homogen und abgeschirmt sein müsse, um Zukunft zu haben, hat hier seine Ursprünge und hat zur Renaissance eines Volksbegriffs geführt, der quer zum Credo der westlichen Bundesrepublik steht, dass Deutschland ein Einwanderungsland sei, sein müsse – wegen des Fachkräftemangels.

Eine antipluralistische, abgeschirmte Gesellschaft, die gegen ihre Heterogenität vorgeht, ist aber der Willkür ausgesetzt. Wer bestimmt, wo die Grenzen der Vielfalt verlaufen? Wer legt fest, was fremd ist? Umgekehrt ist eine Gesellschaft, die ihre kulturelle Vielseitigkeit, den Wettbewerb der Interessen, das Konkurrenzdenken in der Wirtschaft akzeptiert und fördert, nicht nur freier, sondern schon deshalb auch produktiver. Das zeigt nicht nur das Nebeneinander von BRD und DDR, das zeigen nicht zuletzt auch Einwanderungsländer, auch wenn deren Erfolgsrezept – siehe Amerika – an Grenzen stößt. Auch dort kämpfen zwei Demokratiemodelle um die Vorherrschaft, die autokratische Führerdemokratie gegen die liberale Debattendemokratie.

Dieser Gegensatz wird uns erhalten bleiben. Für beide Seiten scheint es aber ein Lernprozess zu sein, dass Erfolg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weder durch die Anbetung von autoritärer Tatkraft noch mit der Idealisierung von Konsens garantiert sind. Man kann Stärke durch „einfach mal machen“ zeigen wollen. Das entpuppt sich aber schnell als Glaubensatz einer an Komplexität verzweifelnden Seele, die dem Populismus etwas entgegensetzen will, der unter Veränderung „reinen Tisch machen“ versteht. Da erfolgreiche Politik aber aus Streit, Mühsal, Geduld, aus dem langsamen Bohren harter Bretter besteht, müssen solche „disruptiven“ Ansätze scheitern.

Ist aber der Konsens, die „Schritt für Schritt“-Politik, wie sie die Deutschen aus der Merkel-Zeit gewohnt sind, besser? Sie tut so, als habe es Politik nicht mit harten, sondern nur mit dicken Brettern zu tun. Ihr Nachteil ist, dass sie den Eindruck vermittelt, nichts wirklich gründlich ändern zu können. Nicht die objektive Lage Deutschlands ist ein Grund seiner Schwäche, sondern dieser Eindruck, der den Gedanken an Stärke, an Veränderungen, an Aufbrüche gar nicht mehr zulässt. Umso größer scheint der Aufwand zu sein, der getrieben werden muss, um all die Baustellen zu bedienen, die es gibt: Militär, Infrastruktur, Sozialabgaben, Klima, Migration, Wohnungen, Schulen, Bürokratie, KI, Steuern.

E s ist leicht, daraus ein apoka- lyptisches Gemälde zu kom- ponieren. Zu dem „Die Deut- schen sterben aus“ gesellt sich dann das „Deutschland stirbt ab“. Das ist die eingangs erwähnte pessimistische Lagebeschreibung, die in Deutschland tiefe Wurzeln hat und immer dann auftaucht, wenn es mit der Wirtschaft bergab geht. Dieser Ansatz ist aber zum Scheitern verurteilt. Man kann Ver- änderungen nicht populär machen und durchsetzen, indem man die Apokalypse an die Wand malt. Auch Appelle, die „Ärmel hochzukrempeln“, stoßen dann an ihre Grenzen. Das Gegenteil hilft: nicht das Tor zur Hölle, sondern das Tor zum Paradies. Man muss schon eine Vorstellung davon haben, wohin man will.

Die Deutschen merken bei solchen Gelegenheiten, dass sie Opfer einer ihrer größten Stärken sind, nämlich das Paradies darin zu sehen, dass alles bis ins Letzte geregelt ist und seine Ordnung hat. Ohne das ist alles nichts, aber nur damit geht bald gar nichts mehr. Der Satz, der die oben beschriebene Konsens-Ära der Politik geprägt hat, lautete: Es geht nicht. Begründet wird der Satz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gerne damit, dass Recht die Politik binde, nicht umgekehrt. Das hat in allen Politikbereichen zu Fesseln geführt, die handlungsunfähig machen. Man kann schauen, wohin man will: Energie, Migration, Planungsrecht, Digitales, Wohnungen, Soziales – überall muss sich die Politik ihr genuines Recht zurückerbern, Recht zu ändern und neu zu setzen. Das aber ist Politik.

Deutschland wird sich nach der Ära der „asymmetrischen Demobilisierung“ daran gewöhnen müssen, dass die Jahre der Konsensdemokratie vorbei sind; es wird sich in einem neuen Parteiengefüge wiederfinden, wird sich an harte Kämpfe gewöhnen müssen, die härter und dauerhafter sind als die des westdeutschen Biedermeiers. Schwächer muss es deshalb nicht werden. Wenn es nach demokratischen und freiheitlichen Maßstäben zugeht, gibt es keinen besseren Weg, um stärker zu werden.

E s gehört zu den politischen Rätseln unserer Zeit, warum es eine politische Kraft geben kann, die sich patriotisch nennt, aber nichts von der Vaterlandsliebe zeigt, die normalerweise mit diesem Wort verbunden wird. Werden Politiker dieser Kraft gefragt, ob es überhaupt etwas gibt, das sie an diesem Land verteidigen wollten, wenn es angegriffen würde, müssen sie lange überlegen. Sie sagen, das Land müsste erst von ihnen regiert und geprägt sein, damit es ein solches Opfer wert sein könnte. Mehr noch: Sie haben Parteifreunde in ihren Reihen, die engste Kontakte in ein Land pflegen, in dem über einen Angriff auf Deutschland tatsächlich nachgedacht wird; in dem Anhänger des Regimes im Fernsehen zur besten Sendezeit darüber sprechen, Berlin zu erobern oder dem Erdboden gleichzumachen.

Das Rätsel lautet: Wie kann jemand die Fahne schwenken, die Hymne singen, die kulturelle Größe des Landes anführen, von Geschichtsbüchern in Schulen träumen, in denen nur noch das Gute und Schöne steht, und die gesamte Gesellschaft gegen ausländische „Eindringlinge“ verteidigen wollen, mit Schießbefehl (Beatrix von Storch) oder Rüstungsgütern (Ulrich Siegmund) – und trotzdem so unempfindlich sein gegen die begründete Sorge, dass seine Bewegung dazu beiträgt, Deutschland zu ruinieren? Das könnte leicht passieren, entweder volkswirtschaftlich durch einen Euroaustritt oder sicherheitspolitisch durch eine Kapitulation gegenüber einem Aggressor, der schon einmal die Hälfte des angeblich geliebten Landes jahrzehntelang unterdrückt hat, oder geistesgeschichtlich, indem die Bewegung die deutschesten aller Tugenden, den Liberalismus und Idealismus, moraltheoretisch und realpolitisch durch eine autoritäre, postliberale Affektpolitik unterdrückt.

Wie, in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s Namen, kann dieser brüllende Widerspruch unbemerkt bleiben? Wie können Vertreter der AfD ihn aushalten?

Es gibt Menschen in der Partei, die leiden darunter, aber nur in der Sicherheitspolitik. Das sind die früheren Offiziere. Sie sagen: Wenn Russland angreift, kämpfen sie. In diesem Bereich gibt es also die vereinzelte Haltung, dass etwas Übergeordnetes wichtiger sein kann als man selbst. So haben Patrioten früher auch in anderen Politikbereichen geredet. Sie hatten verstanden, dass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nicht nur danach beurteilt werden kann, ob jemand im Landkreis Sächsische Schweiz-Osterzgebirge deshalb mehr Geld hat. Oder dass ein Europa, in dem jedes Land den eigenen Vorteil sucht, keines ist, in dem Deutschland seinen Nachbarn lauter Geldvorteile abpressen könnte. Oder dass eine Führungsnation wie Deutschland ihre Stärke dadurch verwirklicht, dass sie Verantwortung übernimmt und im Zweifel vorangeht, auf eigene Kosten, aus eigener Kraft, und zum Wohle aller.

Das wollte in der frühen AfD niemand hören. Solche Positionen wurden im Internet nicht geklickt. Auf Parteitagen gab es dafür keinen Applaus. In Disputen sammelten sich um solche Positionen keine Truppen. Was funktionierte, war das Gegenteil: ich, ich, ich. Der AfD-Anhänger selbst wollte den Vorteil haben, für sich allein. Nichts von seinem Geld sollte an die Griechen gehen, die Ukrainer, Syrer oder Afghanen. Er wollte das billige Gas aus Russland, egal ob andere dafür bezahlten. Er wollte die Vorteile der EU, ohne ihre Nachteile. Er wollte weniger Sozialstaat, damit nicht andere davon profitieren. Er wollte wissen, was es ihm bringt, wenn der Migrant in Deutschland in Sicherheit ist und arbeitet und Deutsch spricht oder wenn er nicht arbeitet und nicht Deutsch spricht und auf seine Kosten lebt. Selbst der arbeitende, integrierte Migrant hatte in dieser Überlegung nichts Positives: Sein Nutzen ist systemisch, demographisch, fiskalisch, nicht persönlich. Der Vorteil, den der Migrant selbst hat, hingegen ist unmittelbar und konkret. Der Neid von Mensch zu Mensch war also vorprogrammiert, die Reaktion auch.

W arum, fragte der deutsche AfD-Anhänger, sollte überhaupt jemand einen Vorteil haben, wenn nicht er

selbst, dem dieses Land gehört? Für dieses Anrecht gibt es für ihn einen mit keinerlei Verpflichtungen verbundenen Grund: weil er deutsch ist. Und wer das Deutsche kleinreden will oder dem Deutschen durch Schulderinnerungen an die Vergangenheit einen selbstlosen, für die Bereicherung untauglichen Charakter geben will, der musste bekämpft werden. Das Deutsche sollte ein Werkzeug zur Selbsterhöhung und Bereicherung bleiben. So kam die Deutschtümelei in die Partei, als Instrument. AfD-Politiker redeten davon, Schüler sollten mehr deutsche Gedichte lernen, der Kulturnation wegen, konnten aber selbst kein einziges Gedicht nennen. Sie sangen „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spalteten aber das Land, indem sie weite Teile des deutschen Volkes als „linksgrün versifft“ (Jörg Meuthen) oder als „deutsch sprechende Amerikaner“ (Björn Höcke) abwerteten. Sie schlugen Maßnahmen vor, die mit einer rechtsstaatlichen Ordnung nicht vereinbar waren, oder griffen die unabhängige Justiz an oder unterstützten offen Diktatoren und antilibere Autokraten.

Das war auf den ersten Blick ein Widerspruch, bei genauerer Betrachtung aber nicht mehr, denn es war eine lukrative Position. Der deutsche Bürger sollte allein auf Grundlage seines Deutschseins mit allerlei Vorteilen bedacht werden, die Deutschland mit gewissenlosem Verhandlungsgeschick, auf Eigennutz bedachtem Import und Export, ökonomischer Dominanz, militärischer Stärke, konditionierter Entwicklungshilfe und isolationistischer Härte erreichen sollte. Wenn das Deutsche eine solche Vorteilsnahme rechtfertigen sollte, musste es etwas Beachtliches sein, etwas von unnachahmlicher Größe und Bedeutung. Der Bürger musste allein aufgrund dieser Assoziation mit dem Deutschen vorteilsberechtigt sein. Wo immer dieses Deutsche etwa aufgrund seiner moraltheoretischen Tradition im sehr deutschen Idealismus aber skrupulös, uneigennützig und auf das Allgemeine und die Gleichheit aller Menschen bedacht war, da musste es bedingungslos verleugnet und bekämpft werden. Da mussten all jene, die diesen Teil des Deutschen hochhielten, als die falschen Deutschen, die jämmerlichen Gutmenschen, die das eigene Volk bekämpfenden Verräter gebrandmarkt werden.

Die AfD und das Vaterland

Wie gerne beruft sich die AfD auf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Der Ehrenvorsitzende Alexander Gauland schwärmt gerne, wie Reichskanzler Bismarck den Ausgleich nach Frankreich und Russland suchte und damit den Vorteil für das eigene Reich und für niemanden sonst. Das passte. Noch nie aber hat sich ein AfD-Politiker auf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berufen, der 1740 notierte: „Die Religionen müssen alle tolleriert werden und muss der Fiskal nur das Auge darauf

AfD-Politiker wollen nicht ganz Deutschland wieder stark machen. Sondern nur den einzelnen weißen, christlichen, männlichen, rechten Deutschen – auf Kosten aller anderen. Von Justus B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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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 dass keine der anderen Abbruch tue, dahier muss ein jeder nach seiner Fasson selig werden.“ Welchen unmittelbaren ökonomischen oder moralischen Vorteil könnte es für einen meist christlich geprägten AfD-Anhänger haben, anderen Glaubensrichtungen eine seligmachende Position zu erlauben? Sollten etwa Muslime etwas bekommen, das man auch sich selbst zugestehen könnte? Natürlich nicht.

In der Debatte über eine Wehrpflicht entstand in dieser Logik ein echtes Dilemma. Der Pathos alles Militärischen entstammt der gleichen Denklinie, aus der auch die AfD ihr größtmögliches Deutschtum ernährt. Nur beim Sinn und Zweck der ganzen Übung geraten viele AfD-Anhänger in Probleme. Ihr Deutschtum soll doch zu einem Vorteil gereichen und nicht zu einem Dienst an der Allgemeinheit verpflichten, für den gar noch ein biographischer Preis zu entrichten ist. Welchen Nutzen hätte es da, auf sein Deutschtum zu pochen, wenn als Belohnung nur ein Kasernenzimmer und ein nasser Schlafsack winkten? Die AfD konnte nur für die Wehrpflicht sein, als das eine risikolose Symbolhandlung war, die für nationale Stärke stand. Aber sie musste dagegen sein, als ihre Anhänger vor der Aussicht standen, tatsächlich ihrem Land zu dienen.

Sollten doch, hieß es also, zuerst die Politiker der alten Parteien ihre Kinder schicken! Sollten doch die AfD-Kritiker ein G36 schultern und die Linken und die Journalisten! Für sich selbst fanden viele AfD-Politiker einen eleganten Ausweg: Sie würden schon für eine Wehrpflicht sein, sagten sie, aber erst dann, wenn das Land ganz nach ihren Vorstellungen umgestaltet sei. Wenn der

Dienst, den sie dann leisteten, also nicht einer Allgemeinheit gilt, sondern in einem engeren Sinne ihnen selbst.

Das unterscheidet ihren Pazifismus von dem der anderen. Es sind nicht moralische Skrupel, die sie plagen, sondern die fehlende Bereitschaft zur Uneigennützigkeit. Das ist eine treffende Parallele zum großen AfD-Bruder in Washington, denn Donald Trump ist jemand, der unter dubiosen Umständen den eigenen Kriegsdienst im Vietnamkrieg verweigerte, selbst aber kein Problem hatte, Marinesoldaten so lange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im Kampfeinsatz zu belassen, bis die ersten Besatzungsmitglieder in ihrer Verzweiflung versuchten, Suizid zu begehen. Selbst da sagte er betont grausam, der von ihm beorderte Flugzeugträger sei „bei Weitem nicht lange genug“ im Einsatz gewesen.

Trumps Wähler dulden das, wie sie so ziemlich alles dulden, aber nicht, weil sie verführt wurden von einem chronisch lügenden und mit zwielichtigen Mitteln kämpfenden Präsidenten. Wollte man die Wähler in Schutz nehmen, müsste man annehmen, dass sie unter kognitiven Einschränkungen leiden. Sie wissen aber ganz genau, was sie tun und was er tut. Sie sind Komplizen. Trump verspricht, alles für sie zu tun: den Kulturkampf für ihre Stellung in der bunter und unübersichtlicher werdenden amerikanischen Gesellschaft. Und die Zölle und Handelskriege für ihre persönliche Bereicherung. Dass sie selbst es sind, die solche Zölle bezahlen, stört sie nicht. Sie sind es gewohnt, dass Trump ein viel komplexeres Verwirrspiel aufführt und am Ende doch trickreich gewinnt. Und wenn er gewinnt, glauben sie, dann mit ihnen gemeinsam. Sein Versprechen, jedem erwachsenen Amerikaner 5000 Dollar zukommen zu lassen, wenn seine Partei die Kongresswahlen gewinnt, ist also keine Peinlichkeit, sondern nur konsequent. Ungewöhnlich war einzig, dass es noch keine Überlegungen gab, das Geld nur Republikanern zukommen zu lassen. Denn das ist es, worum es geh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agt Donald Trump seit Jahren. Aber will er das wirklich, Amerika wieder groß machen? Wäre es so, müsste es ihn schockieren, was er angerichtet hat: steigende Preise, geringere Kaufkraft, sinkende Wettbewerbsfähigkeit, strategische Isolation, Arbeitsplatzverluste, hohe Benzinpreise, Krieg, Probleme durch fehlende Arbeitsmigranten in der Landwirtschaft, im Bau, in der Gastronomie, in der Pflege. Warum bekümmert ihn all das nicht?

Die Antwort liegt darin, den Slogan richtig zu lesen. Das „wieder“ meint eine Vergangenheit, in der Amerika vermeintlich groß war, und je weiter man zurückgeht, hatte es diese Größe, wenn überhaupt, nur für weiße Amerikaner. Wer Amerika „wieder“ groß machen will, zwinkert also einer bestimmten Ethnie zu. Was dieses Verhältnis angeht, ist Trump kein Hallodri. Da ist ihm zu trauen, da steht er wie ein Fels. Diesen Deal mit den weißen Amerikanern würde er niemals brechen: Er ist der Klientelpolitiker der konservativen Weißen.

Und diese Menschen könnten keinen anderen als ihn beauftragen mit ihrem Anliegen, denn jedem, der eine auf konservative Weiße ausgerichtete Politik verlangt, droht die empfindliche Gegenwehr des gesamten liberalen Amerikas. Niemand, der einen moralischen Anspruch an sich selbst auch nur andeutet, hätte eine Chance, diese Diskussion zu überleben. Nur Donald Trump, der Casinobesitzer, der Halbwelt-Magnat, der Klatschblattstar, der Fälscher, der Lügner, der Immobilienhai, der Grabscher, der Profiteur, nur so jemand kann jedem moralischen Anwurf standhalten. Das meinen Trump-Anhänger, wenn sie sagen, dass sie immer noch an ihn glauben: Sie glauben an den Pakt, den er mit ihnen geschlossen hat.

Deutsche AfD-Anhänger sind nicht anders. Auch sie müsste es verstören, wenn Volkswirte in vollkommen unideologischer Weise davor warnen, dass ihre Vorschläge das Vaterland ruinieren. Es müsste ihnen Angst machen, wenn Militärs warnen, wie landesverräterisch die Russlandtreue ihrer Partei ist. Es müsste sie aus ihren Phantasien aufwecken, wenn Krankenhäuser glaubhaft versichern, dass sie ohne Migranten den Betrieb einstellen müssten. Das tut es aber nicht. Es erzeugt bei der AfD nur Kopfschütteln und Lügenvorwürfe und Gelächter. Wieder müssten irritierte Beobachter eine kognitive Einschränkung unterstellen, wenn sie nicht ein materielles Kalkül wittern würden.

Die AfD bietet ein Geschäft an. Wer mitmacht und die Gefühlsduselei weglässt und die Moralisierung und das ganze Gerechtigkeitsgerede und die Verfassungstreue, der soll einen Vorteil haben. Er soll endlich wieder mehr gelten in diesem Land. Er soll weniger für sein Gas bezahlen, auf wessen Kosten auch immer. Er soll den Ton angeben. Er soll sich als Mann von den Frauen nichts mehr sagen lassen müssen. Er soll frei sein, moralische Tabus zu brechen, weil er der Deutsche ist und der andere nicht. Er soll stark sein, nicht das Land, nicht die Volkswirtschaft, die Demokrati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er Liberalismus, der Sozialstaat, das Rentensystem. Sondern: er, er, er.

Und wer sagt, dass eine solche Haltung am Ende allen schadet. Wer erklärt, dass diese Position nicht nur xenophob, sondern auch kleptokratisch ist. Wer das für einen Verrat am Land als Ganzem hält – der steht zwischen diesen Menschen und ihrem Traum. Also bekämpfen sie ihn mit allen Mitteln.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Der German Dream

Viele Einwanderer und ihre Kinder bereichern unser Land. Weil sie hart arbeiten, an die Zukunft glauben und ihr Glück in die Hand nehmen, statt zu jammern. Von Tim Niendorf

G emeckert haben wir Deutschen schon immer gerne. So viel gejammert wie zuletzt aber womöglich noch nie. Die Geburtenrate:

Sitzelt: Die Gesellschaften sinkt. Die Wirtschaft: stagniert. Die Inflation: steigt. Der allgemeine Tenor: Deutschland ist nicht mehr zu retten. Wer über 60 ist, denkt an den Vorruhestand. Wer unter 30 ist, ans Auswandern. Wir waren mal Export- und Fußballweltmeister, jetzt sind wir im Schlechtreden spitze.

Aber es gibt sie noch, die Optimisten, die Deutschland „attraktiv“ nennen, die die Deutschen als „nett“, „freundlich“ und „toll“ bezeichnen und von den „Möglichkeiten“ schwärmen, die sich ihnen hier bieten. Viele Einwanderer und ihre Nachkommen blicken nach wie vor positiv auf dieses Land.

Das wird in den Gesprächen deutlich, die ich mit dem Kinderchirurgen Alexandru Tocut (37 Jahre alt), dem Physiotherapeuten Mark Enriquez (36) und dem Fleischer Pratyay Saikia (25) führe. Tocut ist ein Arbeitskollege meiner Frau, Enriquez der Mann ihrer besten Freundin. Und Saikia ist mir noch in Erinnerung, weil ich ihn mit einem Kollegen vor knapp drei Jahren für eine Einwanderungsgeschichte porträtiert habe.

Deutschland ist für die drei eine Chance, ein Versprechen, eine Hoffnung auf eine bessere Zukunft. Sie glauben an Aufstieg durch harte Arbeit. Und noch eines wird klar: Sie bereichern Deutschland mit ihren Tugenden – Fleiß, Mut, Risikobereitschaft.

Tocuts German Dream beginnt – geht es kitschiger? – a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2014. An jenem 3. Oktober bricht er mit seiner Frau und drei Koffern im Dacia Logan seines Vaters nach Deutschland auf, um in einer deutschen Klinik zu arbeiten. Wie so viele Rumänen: Mittlerweile stellen sie die zweitgrößte Gruppe unter den ausländischen Ärzten in Deutschland. „Attraktiv“ nennt Tocut seine Wahlheimat auch deshalb, weil ihn die Facharztausbildung hier überzeugt hat. „Warum man über das deutsche Krankenhaussystem schlecht redet, kann ich nicht nachvollziehen“, sagt er. „Ich kenne das rumänische System und habe Freunde, die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arbeiten. Im Vergleich dazu hat Deutschland eines der besten Krankenhaussysteme, die es gibt. Und die Versorgung ist top. Klar, die Beiträge sind hoch, das muss man nicht schönreden, aber es geht schlimmer.“

Seinen Beruf übe er mit Leidenschaft aus, weil er so erfüllend sei. Die kleinen Patienten kämen, würden behandelt und gingen meistens gesund nach Hause, sagt er. Und wenn man ihnen mal eine Spritze geben müsse, seien sie nicht nachtragend. „Wenn man denen die Schatzkiste zeigt, dann glänzen die Augen wieder. Und man bekommt oft auch ein schönes Bild gemalt am Ende der Behandlung. Das finde ich klasse am Beruf des Kinderchirurgen.“

Bei den Kollegen im Städtischen Klinikum Karlsruhe ist Tocut beliebt, auch weil er oft einspringt, wenn jemand ausfällt. Manchmal scherzen sie, dass er wohl auf einen goldenen Porsche hinarbeitet. Da muss Tocut lachen. Er fahre nur einen VW Golf, den er dienstagmorgens – typisch deutsch – zur Autowäsche bringe. Auch deshalb nennen ihn Freunde und Kollegen mal „deutscher als die

Deutschen“, mal den „deutschesten Ausländer, den es gibt“.

Warum er tatsächlich so viel arbeitet? „Zum einen war ich anfangs motiviert, viel präsent zu sein, um gut ausgebildet zu werden. Und ich wollte sicherlich auch gut angesehen sein“, sagt er. „Außerdem ist mein Vater mit gutem Beispiel vorangegangen, er hat als Arzt in Rumänien immer viel gearbeitet, um für seine Patienten da zu sein. Wahrscheinlich hat es auch etwas mit der Kultur zu tun. Mir ist schon früh eingeprägt worden: Wer viel arbeitet, der kommt voran.“

Fleiß zeichnet auch den Physiotherapeuten Enriquez aus. Für seinen Traum von einer eigenen Praxis, den er sich vor gut einem Jahr in München erfüllt hat, musste er jahrelang schuften. Und das schon während der Ausbildung. Weil er diese selbst finanzieren musste, pendelte er damals zwischen seinem Ausbildungsort Darmstadt und seinem damaligen Wohnort Frankfurt, wo er nach einem langen Tag noch bis nachts in der Gastronomie jobbte. „Das war anstrengend“, erinnert er sich. „Da war die Bahn mein zweites Schlafzimmer.“ Später, da war er schon Physiotherapeut, betreute er dann neben seiner Arbeit in einer Praxis zusätzlich an Wochenenden Sportmannschaften. Und auch jetzt muss er in seiner eigenen Praxis namens Neuromotion wieder viel arbeiten. „In den ersten Monaten hatte ich locker eine 60-, 70-Stunden-Woche. Es gab Tage, da ging mein Wecker um 4.50 Uhr, und ich habe die Praxis um 20 Uhr zugemacht.“ So wie Kinderchirurg Tocut glaubt auch Physiotherapeut Enriquez: Harte Arbeit lohnt sich.

Enriquez lebt den German Dream seiner Mutter fort, die als junge Erwachsene von den Philippinen nach Deutschland auswanderte, um hier als Hebamme ihr Glück zu suchen und der Familie Geld zu schicken. Sie machte Frühschichten und Nachtschichten in einer Klinik und war nebenher noch freiberuflich tätig. „Trotzdem war sie oft zu Hause, hat für uns gekocht und die Wäsche gemacht“, sagt Enriquez. „Schon als kleines Kind habe ich gesehen, wie fleißig meine Mama war. Sie hat Durchhaltevermögen gezeigt. Und sie war mutig, in ein fremdes Land zu gehen, von dem sie nicht einmal wusste, wo genau es liegt. Das motiviert mich bis heute.“

Auch Enriquez musste Mut zeigen, ins Risiko gehen, als er für die Praxisgründung einen Kredit aufnahm. Die deutsche Bürokratie habe es ihm nicht leicht gemacht. „Trotzdem kann ich sagen: Deutschland hat mir die Möglichkeit gegeben, mir meinen Traum von der eigenen Praxis zu erfüllen. Denn ich habe eine Bank gefunden, die mich unterstützt.“

Kinder von Einwanderern machen sich häufiger selbständig als Menschen ohne Migrationsgeschichte. Womöglich, weil es ihnen eine Chance bietet, aufzusteigen. So ist es auch bei Enriquez, der ursprünglich Medizin studieren wollte, wofür seine Noten aber nicht gut genug waren. „Ich will immer ein bisschen mehr erreichen. Ich fordere mich selbst heraus, um weiterzukommen und meine Ziele zu erreichen“, sagt er. „Woran ich mich erinnere, sind meine ersten Jobs mit 16. Ich war motiviert, mein eigenes Geld zu verdienen und mit meinem ersten Gehalt meiner Mutter etwas zurückzugeben. Ich bin nicht in Armut groß geworden, aber es wurde schon ein paar Mal gesagt: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Deshalb wollte ich meine Eltern nicht zu sehr belasten und früh mein Leben selbst finanzieren.“

Deutschland sehen die Gesprächspartner überwiegend positiv. Sie loben auch Dinge, die die meisten Menschen hierzulande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ansehen.

Fleischer Saikia, der am Ende seiner Ausbildung in der Metzgerei Lederer in Weil am Rhein im Sommer seine Gesellenprüfung gemeistert hat, hebt etwa das gegenseitige Ansehen hervor. „In Indien herrscht mehr Wettbewerb. Die Eltern denken, ihr Kind soll im Büro arbeiten. Der Beruf ist für sie das Wichtigste. Es ist ihnen egal, ob ihr Kind glücklich ist oder stark. Es muss am Ende viel Geld verdienen und einen guten Lebenslauf haben“, sagt Saikia. „Was ich an Deutschland wirklich toll finde, ist: Hier kann man Metzger sein, Landschaftspfleger – egal was jemand arbeitet, er bekommt den gleichen Respekt.“ Wenn ein Kind in Indien sage, es wolle in einer Metzgerei arbeiten, seien die Eltern enttäuscht, weil es dort ein Beruf für arme Menschen sei. Auch seine Eltern, sagt Saikia, denken, er habe die falsche Arbeit gewählt.

Kinderchirurg Tocut lobt die Möglichkeiten, die Deutschland einem auch außerhalb der Arbeitswelt bietet. Man könne in die-

sem Land gut Urlaub machen und seine Freizeit vielfältig gestalten. Es gebe viele Sportvereine, Kulturangebote, tolle Natur. „Man kann hier Rad fahren in der Stadt und im Wald und muss keine Angst haben, dass einen ein Lastwagen überfährt. Das sind so Kleinigkeiten, die man gar nicht merkt, wenn man hier geboren ist.“ Es sind auch diese Vorzüge, die Tocut überzeugt haben, in Deutschland seine Zukunft zu sehen, weshalb er sich vor ein paar Jahren hat einbürgern lassen.

Dass die Deutschen so viel jammern, dafür haben die Gesprächspartner kein bis wenig Verständnis. „Was ich nicht verstehe, ist die schlechte Stimmung in Deutschland“, sagt Tocut. „Man wird da so hereingezogen. Dabei leben wir in einer Wohlstandsgesellschaft. Klar, es gibt auch Arme, aber der Anteil ist gering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Ländern. Es ist auch relativ sicher hier. Nicht immer, wie man an den Anschlägen sieht. Aber insgesamt kann man hier gut leben.“

Physiotherapeut Enriquez geht es ähnlich. Auch ihn nervt es, wenn Leute schlechte Stimmung verbreiten. „Wenn ich das mitbekomme, versuche ich, das nicht so nah an mich heranzulassen.“

Fleischer Saikia zeigt Verständnis für den Unmut gegenüber Ausländern, die sich nicht an Regeln halten. In Deutschland müsse man zum Beispiel nach 22 Uhr ruhig sein. Das dürfe man nicht ignorieren. „Wer nach Deutschland kommt, muss die Kultur respektieren, die deutsche Sprache lernen“, sagt er. Es gebe viele fleißige und ehrliche Ausländer, aber leider manche, die faul seien und „Deutschland nur Probleme gebracht haben“, sagt Saikia. „Wenn das in meinem Land passieren würde, würde mich das auch stören.“ Einwanderer müssten „arbeiten, auf dem richtigen Weg Geld verdienen. Dann sind die

Deutschen ihnen auch wohlgesinnt. Wenn ein Ausländer etwas absichtlich falsch macht, ist das schlecht für uns alle.“

Sich selbst über die Deutschen aufregen mag Saikia nicht. Ihn stören nur die unpünktliche Bahn und die heißen Sommer ohne Klimaanlagen. Physiothera-

Genossenschaftliche FinanzGruppe Volksbanken Raiffeisenbanken

peut Enriquez missfällt der Pessimismus vieler Landsleute. „Ich bin ein Optimist. Ich sehe Herausforderungen als Gelegenheiten“, sagt er. Weil er selbst schon durch wichtige Prüfungen gefallen ist und stärker daraus hervorgegangen sei, predige er seinem Team: Macht Fehler, aus ihnen könnt ihr lernen.

„In der philippinischen Kultur hat man ein positives Mindset“, sagt Enriquez. Das sei in Deutschland anders. Als er erstmals seinen Plan, eine Praxis gründen zu wollen, offen aussprach, habe er mit anderen Reaktionen gerechnet. „Ich war überrascht: Als ich laut ausgesprochen habe, dass ich meinen Traum verwirklichen möchte, haben viele skeptisch reagiert und mir das nicht zugetraut. Da gab es viele Stimmen, die gesagt haben, das Projekt sei zu groß. Es hieß: Möchtest du das wirklich allein machen? Du hast doch einen sicheren Job. Das Risiko ist groß, es ist viel Arbeit. Da habe ich gedacht: Denen zeige ich es.“ Selbst jetzt, mehr als ein Jahr nach der Praxisgründung, erlebe er das noch. Dabei werde er von immer mehr Ärzten empfohlen, die Patienten seien zufrieden. „Aber selbst dann bleiben viele skeptisch, statt zu sagen: Starke Leistung! Das höre ich nur selten.“ Mehr Optimismus, weniger Pessimismus - in Sachen Einstellung könnten die Deutschen von manchen Einwanderern sicherlich etwas lernen, ist Enriquez überzeugt.

A rzt Tocut hofft, dass Deutschland in Zukunft für Einwanderer attraktiv bleibt. „Was mich stört, ist der Rechtsruck in Deutschland“, sagt er. „Er könnte dazu führen, dass weniger Leute kommen. Dann wird es uns allen schlechter gehen. Es gibt kein Krankenhaus in Deutschland, das ohne Ärzte, Pflegekräfte, Reinigungskräfte oder Techniker aus dem Ausland funktionieren würde. Das Krankenhaussystem würde ohne diese Arbeitskräfte kollabieren.“

Auch die Münchner Physiopraxis von Enriquez würde ohne Einwanderer nicht funktionieren: Ein Angestellter stammt aus Japan, eine Angestellte aus Brasilien. Gegenseitig könne man viel voneinander lernen, sagt Enriquez. So sieht es auch der Chef von Fleischer Saikia, Joachim Lederer, dessen Metzgerei in Weil am Rhein ohne Einwanderer nicht zukunftsfähig wäre. Er habe nicht nur seinem Angestellten viel gelehrt, sondern auch von diesem viel gelernt. Der will nun noch ein paar Jahre in der Metzgerei arbeiten und dann womöglich ein eigenes Projekt starten. Vielleicht, denkt Saikia laut, könne er deutsche und indische Sachen mischen, etwas Neues schaffen. Genau das also, was Deutschland braucht.

„Ich find’s in Deutschland schon echt, echt schön“

Wie sehen Kinder eigentlich unser Land?

Wir haben mit zwei 12 und 13 Jahre alten Mädchen über Rassismus, Einwanderung, Gleichberechtigung, Krieg und den Klimawandel geredet.

Von Wibke Becker

Marlene und Lilu, was fällt euch als Erstes bei dem Wort „Deutschland“ ein? (Langes Nachdenken) LILU: Mir fällt das Wort „Rechte“ ein. Kinderrechte und Frauenrechte.

Was ist das Deutsche an diesen Rechten? MARLENE: In anderen Ländern werden Frauen und Kinder nicht so behandelt, wie man sie behandeln soll: nämlich gleich.

Das kommt mir sehr abstrakt vor. Was genau meinst du mit „Frauenrechten“? LILU: Dass Frauen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können.

MARLENE: Frauen sind eben gleichberechtigt.

LILU: Na ja, sie sollen gleichberechtigt sein. Aber Frauen bekommen nicht so viel Geld wie Männer. Und sie sind meistens zu Hause bei den Kindern, die Männer verdienen das Geld, und die Frauen arbeiten in Elternzeit. Das finde ich halt schon schade.

Wenn ihr mal eine Familie habt, wie möchtet ihr das machen? MARLENE: Ich möchte, dass wir beide arbeiten.

Also keine Kinder? MARLENE: Doch, natürlich!

Und wer passt dann auf die Kinder auf? LILU: Vielleicht ein Jahr ich und dann ein Jahr mein Mann. MARLENE: Das machen wir beide. Meine Mutter und mein Vater arbeiten ja auch, und ich habe noch zwei Geschwister. LILU: Aber wenn das Kind ganz klein ist? Marlene: Ach so, dann gehe ich in Elternzeit. Und wir wechseln uns ab.

Auch beim Haushalt? Beide putzen, beide kochen?

LILU: Also wenn mein späterer Mann das nicht machen würde, wäre ich schon sauer.

Gibt es etwas Deutsches, worauf ihr stolz seid?

MARLENE: Ich finde es sehr schön, dass es hier so viele Menschen gibt. Und dass die meisten Menschen nicht allein sind.

Gibt es auch etwas, wofür ihr euch schämt? MARLENE: Manchmal am Bahnhof sind Leute betrunken und können sich nicht mehr kontrollieren. Die haben kein Zuhause und machen sich selbst kaputt, indem sie trinken und rauchen und sich damit besser fühlen wollen. Aber das macht es nicht so richtig besser, es fühlt sich nur so an. Dafür schäme ich mich schon manchmal.

Du schämst dich, weil Leute dann einen schlechten Eindruck von Deutschland bekommen?

MARLENE (denkt nach): Nein ... Ich schäme mich eigentlich für mich selber.

Das verstehe ich nicht. Es bist ja nicht du, die trinkt und sich nicht mehr kontrolliert. Ist es Scham, die du empfindest, oder eher ein Unwohlsein?

MARLENE: Nein, Unwohlsein passt nicht richtig. Schon eher schämen. Ich fühle mich dann halt nicht so gut. Ich schäme mich einfach, dass diese Leute kein richtiges Zuhause haben. Ich weiß, es ist in anderen Ländern auch nicht anders. Aber das macht das Problem hier in Deutschland nicht besser.

Jetzt verstehe ich: Du schämst dich, dass Deutschland ihnen nicht besser hilft. Ja, genau.

Gibt es noch andere Sachen, wofür ihr euch in Deutschland schämt? MARLENE: Dass abwertende Sachen zu Leuten mit einer anderen Hautfarbe gesagt werden. Das ist einfach unverschämt und nicht nett.

Kennt ihr denn jemanden, dem das pas- siert ist?

MARLENE: Nein, aber ich war in so einem Kurs, da haben wir einen Film geguckt: Zwei Schauspieler haben einen dritten mit dunkler Haut in der U-Bahn schlecht behandelt. Es war nur gespielt. Aber sie haben geschaut, wie die anderen Leute darauf reagieren. Und die Hälfte der Leute hatte einfach Angst und hat nichts zu den Beleidigungen gesagt.

Okay, aber das war ja nur gespielt. Habt ihr eine ähnliche Situation tatsächlich mal erlebt?

LILU: In der 6. Klasse hatte ich zwei Mädchen mit dunkler Haut in meiner Klasse, und ich war auch mit denen befreundet. In der Pause kamen ältere Jungs und haben sie beleidigt, Schimpfwörter gesagt.

Kannst du dich erinnern, was die gesagt haben? LILU (zögert): Halt Neger und so. Dann haben wir es unserer Lehrerin gesagt.

Wie haben die Mädchen reagiert? LILU: Sie haben gesagt, Sie haben das schon öfter erlebt. Das finde ich sehr traurig.

Wie ist die Lehrerin damit umgegangen ist?

LILU: Unsere Lehrerin hat gesagt, sie kümmert sich darum. Doch irgendwie ist nicht so richtig was passiert.

Die Mädchen wurden weiterhin beleidigt?

LILU: Das nicht. Aber die Jungs haben keine Strafe gekriegt.

Vielleicht gab es eine Entschuldigung? MARLENE: Nee, auf keinen Fall. Also, ich war nicht dabei, aber ...

... aber trotzdem ist das für dich so klar? Das finde ich interessant, denn am Anfang habt ihr doch gesagt, Deutschland ist gerecht. Jetzt redet ihr aber über eine Ungerechtigkeit, die für euch selbstverständlich zu sein scheint.

MARLENE: Die kriegen eben keine richtige Strafe. Und denken, dass es okay ist, wie sie sich verhalten. Sie denken, sie haben alles richtig gemacht.

LILU: Ja, die finden das sogar lustig. Die haben auch gelacht, als sie die Mädchen beleidigt haben.

MARLENE: Ich finde, auch wenn es nur eine kleine Sache ist, sollte man die Täter sofort bestrafen.

Wie hätte man die Jungs denn bestrafen sollen?

MARLENE: Man hätte ihm drohen müssen, von der Schule zu fliegen, wenn das nochmals passiert.

Findet ihr, dass Deutschland ein starkes Land ist? (Beide nicken)

Was ist stark an Deutschland? LILU: Also es kommt drauf an, wie „stark“ gemeint ist. Stark im Krieg oder stark vom Zusammenleben her.

Beides, mich interessieren alle eure Assoziationen. Ist es stark im Krieg? LILU: Ich glaube, Deutschland kann gute Waffen herstellen.

MARLENE: Meine Mutter hat gesagt, dass die Autoindustrie irgendwann nur noch Waffen herstellen wird. Weil alle Autos bald von China gemacht werden, die besser sind und nicht so teuer. Deshalb, ja, ist Deutschland stark im Krieg.

Wie steht's mit dem Zusammenhalt? MARLENE: Mal so, mal so. Auf einer Skala von 1 bis 10 ist, sag ich 7. LILU: Wir haben ja eben über Rassismus geredet, da ist Deutschland nicht so stark. Was ich aber gut finde, ist, dass hier viele Menschen aus anderen Ländern bei uns wohnen können.

Würdet ihr sagen, dass Migration Deutschland stärker oder schwächer macht?

MARLENE: Was ist Migration?

Entschuldigung, das bedeutet Wanderung, also zum Beispiel Einwanderung in ein anderes Land. Ihr findet es gut, dass viele Leute hierherkommen, gleichzeitig sagt ihr, dass es Deutsche gibt, die rassistisch sind. Stärkt es also den Zusammenhalt in Deutschland, wenn hier viele unterschiedliche Menschen wohnen, oder schwächt es ihn?

LILU: Ich finde, dass jeder Mensch ein Recht auf sein eigenes Zuhause hat.

Gegner von Einwanderung würden auf deinen Einwand sagen: Das stimmt, das eigene Zuhause von Einwanderern ist aber nicht Deutschland. Deshalb gehören sie auch nicht hierher. MARLENE: Ja, das verstehe ich. Aber ich würde sagen, dass Menschen dahin gehören, wo sie hinwollen.

Sagen wir mal, 20 Millionen Leute wollten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Würde es dann nicht zu voll? Wo sollten sie wohnen? Ich meine damit: Gibt es eine Grenze, bei der nicht mehr alle Menschen dahin gehören, wohin sie wollen – und, wenn ja, wo genau ist diese Grenze, was denkt ihr?

MARLENE: Da muss ich nachdenken.

LILU: Ich denke, in dem Fall haben beide Seiten recht. Einerseits sollte jeder Mensch halt da sein, wo er sein möchte, aber andererseits ist es dann vielleicht auch zu viel.

MARLENE: Ich liebe es auf Korsika oder auf Kreta und mache da gern Urlaub. Vielleicht könnten manche Menschen auch einfach Urlaub machen, und nicht unbedingt einwandern.

LILU: Aber wenn sie nicht anders können, zum Beispiel weil die aus dem Krieg kommen?

MARLENE: Für die gibt es ja extra Zentren. Da können Leute, die nicht so viel Geld haben, schlafen und bekommen zu essen, bis sie eine Unterkunft und einen Job gefunden haben.

LILU: Ich find's gut, dass es solche Zentren gibt. Aber ich find es auch traurig, weil das ja auch nicht so ein richtiges Zuhause ist.

MARLENE: Na ja, man muss halt da froh sein, was man hat. Die haben ja nichts anderes, können sich keine Wohnung hier leisten. Und fürs Erste kommen die da unter, haben dann ein Dach über dem Kopf und das Wichtigste, was sie so brauchen. Das ist ja besser, als im Krieg zu leben. Und besser, als hier auf der Straße zu leben.

Was glaubt ihr denn, warum Einwanderer sich Deutschland als neues Zuhause aussuchen?

LILU: Deutschland ist ein sehr reiches und ein wichtiges Land – das habe ich mal gegogelt. Es gehört zu den fünf wichtigsten Ländern der Welt. Ich glaube, die kommen dann hierher, weil man beruflich viele Möglichkeiten hat. Und es gibt auch viel Platz.

MARLENE: Und es gibt Trinken und Essen. Und keinen Krieg.

Wie hast du dich gefühlt, Lilu, als du gesehen hast, dass du in einem Land lebst, das zu den fünf wichtigsten Ländern auf der ganzen Welt gehört?

LILU: Ich war schon stolz, dass wir so wichtig sind. Ich finde das gut.

Glaubt ihr, dass Deutschland in Zukunft noch wichtiger wird oder eher unwichtiger?

MARLENE: Ich wünschte, es könnte so bleiben, wie es ist.

LILU: Es könnte weniger werden mit dem Wasser und auch mit der Nahrung. Ich denke, das Land wird schon so ein bisschen ärmer wegen dem Klimawandel.

Was denkt ihr über den Klimawandel? LILU: Ich war mal Klima-Botschafterin von der Grundschule, und da haben wir sehr viel über den Klimawandel gesprochen. Deswegen weiß ich, dass sich das immer weiter verschlechtert.

Habt ihr da auch darüber geredet, was das für Auswirkungen auf euer Leben haben könnte?

MARLENE: Es wird immer wärmer. LILU: Es gibt weniger Wasser, das Wetter verändert sich.

MARLENE: Die Bienen werden weniger, und deshalb wird nicht mehr so viel befruchtet. Dadurch gibt es auch nicht mehr so viel Essen. Außerdem wird es heißer, und das Grundwasser sinkt, es gibt also auch weniger Wasser.

LILU: Wir haben damals Vorträge gehalten in anderen Schulen, denen erzählt, dass alle mithelfen können, indem wir Bäume pflanzen.

Wie haben die anderen Schüler reagiert? LILU: Die waren beeindruckt von der Wirkung, die der Klimawandel haben kann. Und sie fanden das schlimm.

Macht euch der Klimawandel Angst vor eurer Zukunft, vor Deutschlands Zukunft?

MARLENE: Ja.

LILU: Schon. Bei einem Vortrag ging es auch darum, wie lange man überhaupt noch auf der Erde leben kann, wenn es so weitergeht wie bisher.

MARLENE: Aber das sagen alle, dass man nicht mehr so lange hier leben kann. Das wurde schon letztes Jahr gesagt. Aber irgendwie geht's doch noch!

Kommt dir manches über den Klimawandel übertrieben vor?

MARLENE: Ich weiß eben nicht, ob wir das noch merken. Oder ob das erst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abkriegen könnte. LILU: Das macht mir halt auch Angst.

Gibt es ein Land, in dem ihr lieber leben würdet als in Deutschland?

LILU: Nein, ich mag's hier sehr gern. Vielleicht noch Hawaii. Aber nicht wegen der Politik, sondern weil es da schön ist. Oder die Schweiz, da ist sehr gute Luft. Aber da könnte man theoretisch auch in einen Wald ziehen, nach Bayern oder so. Da ist auch gute Luft. Also ich find's in Deutschland schon echt, echt schön.

Lilu Weigand ist 13 Jahre alt und besucht die 7. Klasse der Schillerschule in Frankfurt.

Marlene Stadlbauer ist 12 Jahre alt und in der 6. Klasse der Bettinaschule in Frankfurt.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In welchem Land sind wir denn hier?

Wer den deutschen Rhein von seiner reinsten und einer seiner schönsten Seiten sehen möchte, muss an die Grenze zur

Schweiz fahren. Nach Büsingen. An dieser 1500-Seelen-Gemeinde schlängelt sich der Fluss kristallklar und türkis schimmernd vorbei in Richtung Schaffhausen, wo er am berühmten Rheinfall urplötzlich zu einem brodelnden Strudel voller Gischt und Schaum mutiert.

Auf dem Balkon von Gunnar Lang ahnt man davon nichts. Lang ist der ehemalige Bürgermeister von Büsingen. Sein Haus steht direkt am Ufer des Rheins, der hier Hochrhein heißt. Der Vierundsiebzigjährige zeigt mit ausgestrecktem Arm in verschiedene Himmelsrichtungen: „Wir sind hier von drei Kantonen umgeben: Schaffhausen, Thurgau und Zürich.“ Er hätte auch sagen können: umzingelt. Denn Büsingen ist eine Exklave, eine deutsche Insel in der Schweiz. Wer sie betreten will, muss zuerst Schweizer Staatsgebiet durchqueren.

Das sorgt zuweilen für Verwirrung, wie Selina Hui erzählt. Die 29 Jahre alte Hotelfachfrau führt gemeinsam mit Lorena Strohner das Restaurant „Lido“ im Strandbad von Büsingen. „Zu uns kommen viele Fahrradtouristen. Die wundern sich und fragen uns oft, in welchem Land sie hier denn nun sind.“

Es ist aber auch kompliziert. Auf ihrer Tour am Rhein entlang passieren die Radler ein deutsches Ortsschild und, sofern sie von Gailingen kommend die Hauptstraße nehmen, auch eine Zollstation. In der Ortsmitte am Rathaus steht eine Filiale der Deutschen Post. Parkende Autos tragen deutsche Kennzeichen, die mit BÜS beginnen.

Doch auf der Speisekarte im „Lido“ (und in allen anderen Lokalen in Büsingen) sind die Preise in Schweizer Franken ausgewiesen. Auch an der Höhe der Preise (Bratwurst mit Pommes für 15,50 Franken) und am Namen mancher Gerichte („Poulet Chnusperli“ – die eidgenössische Version von Chicken-Nuggets) erkennt jeder deutsche Gast, dass hier Schweizer Verhältnisse herrschen.

Das passt insofern, als die meisten Gäste ohnehin aus der Nachbarstadt Schaffhausen kommen. „Bei deutschen Gästen werfen unsere Preise aber durchaus Fragen auf“, gibt Selina Hui im Gespräch auf der Restaurant-Terrasse des Strandbads zu. Als Tochter einer Deutschen aus Büsingen und eines Schweizers aus Schaffhausen kann sie das Erstaunen gut nachvollziehen. Aber sie hat auch eine gute Erklärung: „Wir müssen die Lebensmittel, die wir verarbeiten, in der Schweiz kaufen. Und wir zahlen Schweizer Löhne.“ Auch den Strom und das Trinkwasser sowie ihr Heizöl oder Gas beziehen die Büsinger aus der Schweiz.

Damit ist die Besonderheit dieser Exklave zusammengefasst. Büsingen gehört politisch zu Deutschland, wirtschaftlich aber zur Schweiz. Das ist in einem 24 Seiten starken Staatsvertrag über die Einbeziehung der Gemeinde in das schweizerische Zollgebiet festgehalten. Er trat nach langem Hin und Her im Jahr 1967 in Kraft. Seither ist das Dorf faktisch dem Schweizer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gebiet zuzurechne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die aus Deutschland nach Büsingen gelangen, müssen verzollt werden.

Etliche Schwierigkeiten, die mit dem Sonderstatus dieser Exklave verbunden sind, wurden mit dem Staatsvertrag aber nicht gelöst. Eher zu den Kuriositäten des Ortes gehört, dass er zwei Postleitzahlen hat: D-78266 und CH-8238. Wer die heutige Bürgermeisterin Vera Schraner anrufen will, kann zwischen einer deutschen und einer Schweizer Telefonnummer wählen. Ziemlich kompliziert hingegen ist die Rechtslage.

Was in Büsingen hergestellt wird, ist automatisch ein Schweizer Produkt. Agrarerzeugnisse wie Wein – die Rebstöcke an Büsingens Südhängen sind sogar im Gemeindewappen verewigt – dürfen also zollfrei in der Schweiz verkauft werden. Die Landwirte, darunter Obst- und Viehbauern, kommen überdies in den Genuss der üppigen Schweizer Agrarsubventionen.

Für Drogendelikte, Leichentransporte und das Gesundheitswesen gilt in Büsingen das Schweizer Recht. Bauwesen, Eheschließungen und Geldwäsche unterliegen deutschem Recht. Restmüll, Biomüll und Altglas landen in der Schweiz, der Gelbe Sack geht nach Deutschland.

Eigentümlich sind auch die Vorgaben in der Strafverfolgung. „Zu jeder Durchsuchung einer Wohnung ist ein deutscher Beamter beizuziehen, der darüber wacht, dass sich die Maßnahme nicht von ihrem Zweck entfernt“, heißt es in Artikel 15 des Staatsvertrags. Und in Artikel 31 steht: „Die Zahl der gleichzeitig in Büsingen anwesenden schweizerischen uniformierten und bewaffneten Beamten darf zehn nicht übersteigen.“ Auch die Zahl der deutschen Polizisten im Ort ist gedeckelt. Sie „darf nicht mehr als drei pro hundert Einwohner betragen“.

Ein neu aufgetauchtes Problem ist die hohe Steuerlast in der Exklave. Die meisten Einwohner arbeiten in der Schweiz, wo die Löhne per se höher sind als in Deutschland. Sie müssen diese jedoch in Deutschland versteuern. Das ist bitter für sie: In der Schweiz sind die Steuern niedriger. Hinzu kommt, dass der Schweizer Franken über die Jahre gegenüber dem Euro deutlich aufgewertet hat. Folglich sind die Einkommen nach Umrechnung in Euro auch ohne eigenes Zutun erheblich gestiegen. Im Zu-

Das deutsche Dorf Büsingen ist von der Schweiz umzingelt. Das macht das Leben dort etwas kompliziert – und ziemlich teuer. Trotzdem wollen viele dort leben. Von Johannes Ritter

sammenwirken mit der Progression sind die Steuern damit weit über das Niveau geklettert, das in der Schweiz fällig wäre. Besonders krass ist der Unterschied für Alleinstehende ohne Kinder. Sie zahlen in Büsingen rund doppelt so hohe Steuern wie im Kanton Schaffhausen.

Die Büsinger wählten Gunnar Lang 1990 nicht zuletzt deshalb zum Bürgermeister, weil er von Beruf Steuerberater ist. Man erhoffte sich von ihm eine Erlösung aus der Steuerhölle. Doch Forderungen wie jene, die Einkommensteuer in der Schweiz statt in Deutschland zahlen zu dürfen, liefen ins Leere.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billigte den Büsingern lediglich einen (bescheidenen) steuerlichen Freibetrag zu, um die auf luftigem Schweizer Niveau liegenden Lebenshaltungskosten auszugleichen. Außerdem brauchen die Bürger keine Grundsteuer zu bezahlen.

Trotzdem zogen viele junge Einwohner wegen der hohen Steuerlast in umliegende Schweizer Orte, wo sie ohnehin oft ihre Ausbildung absolviert und Freundschaften geschlossen hatten. Deren Wohnungen übernahmen in vielen Fällen Schweizer Senioren, die davon profitierten, dass Renten in Deutschland früher kaum besteuert wurden. „Das führte zu einer starken Überalterung im Dorf“, erzählt Lang. „Wir waren jahrelang die Gemeinde mit den ältesten Einwohnern in ganz Baden-Württemberg.“

Inzwischen hat sich Büsingen wieder verjüngt, wie die seit 2020 amt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Vera Schraner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erzählt – ein wenig zumindest. „Mit einem Durchschnittsalter von 51,3 Jahren sind wir nur noch die zweitälteste Gemeinde in Baden-Württemberg.“ Auch dank neuer Bauprojekte sei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junge Familien zugezogen. „Im Jahr 2013 hatten wir nur noch 37 Schüler in unserer Grundschule. Heute sind es 68.“

Vera Schraners Stammbaum in Büsingen geht bis in das Jahr 1640 zurück. Ihre Familie lebte früher im Junkerhaus, einem Fachwerkbau aus dem 16. Jahrhundert, der einst als Sitz der Büsinger Vogtsherren gedient hatte. Einer von ihnen, Eberhard im Thurm, verkrachte sich aus religiösen Gründen mit seiner Familie. Im April 1693 wurde er von sechs Vettern entführt und in Schaffhausen eingekerkert. Das führte zu schweren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Österreich, das seit 1465 die Hoheit über Büsingen hatte.

Als Schaffhausen 1723 schließlich gegen Bezahlung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Gemeinden in seinem Umland von Österreich zurückgewann, blieb Büsingen außen vor. Die Gemeinde blieb österreichisch, bis sie 1805 im Pressburger Frieden dem Kurfürstentum Württemberg zugeschlagen wurde und fünf Jahre später an Baden überging.

Wäre es nach den Einwohnern gegangen, würde das Dorf inzwischen längst zur Eidgenossenschaft gehören. 1918 votierten sie in einer Volksabstimmung mit großer Mehrheit für einen Anschluss an die Schweiz. Doch dazu hätten sich Deutschland und die Schweiz auf einen Gebietstausch einigen müssen. Und das gelang nicht.

Wie sähe das Ergebnis aus, wenn die Büsinger heute über ihre nationale Zugehörigkeit abstimmten? „Schwierige Frage“, antwortet Schraner. „Das wäre wahrscheinlich ein knappes Rennen.“ Sie erinnert sich an ein Gespräch mit ihrem heute 77 Jahre alten Vater. Er habe als Deutscher ein gutes Leben gehabt und hege keinerlei Bestrebungen, die Nationalität zu wechseln. Auch Schraner selbst hat keinen Schweizer Pass, obwohl sie mit einem Schweizer verheiratet ist und als ausgebildete Personalfachfrau lange in der Schweiz gearbeitet hat.

Die parteilose Bürgermeisterin gibt zu bedenken, dass Büsingen seinen dörflichen Charakter mitsamt den großen Naturflächen nur dank des Sonderstatus habe behalten können. „Wenn hier Schweizer Baurecht gelten würde, wäre Büsingen ganz schnell kein Dorf mehr.“ Sie verweist auf das Schicksal vieler Schweizer Vororte, die mit gleichförmigen Wohnblocks zugebaut wurden.

Zudem plagten Büsingen keine finanziellen Probleme: „Es geht uns gut.“ Dazu trägt das im Jahr 2020 abgeschlossene Mehrwertsteuerabkommen bei. Seither erhält Büsingen jährlich rund zwei Millionen Franken aus der schweizerischen Mehrwertsteuer. Der Grund: Weil die Gemeinde Teil des Schweizer Zollgebiets ist, bezahlen die Einwohner auf ihre Einkäufe die schweizerische Mehrwertsteuer. Der auf Büsingen entfallende Anteil wird pauschal an die Gemeinde zurückerstattet.

Jenseits der ordentlichen Finanzlage gibt es allerdings ein paar exklavenspezifische Probleme, die Schraner allzu gern lösen würde. Zu den Folgen der kniffligen Rechtslage gehört, dass die Büsinger Bürger keine private Krankenzusatzversicherung und keine Auto-Leasing-Verträge abschließen können. Außerdem fehlt bis heute eine rechtliche Grundlage für die seit Generationen gängige Praxis, dass Büsinger Kinder in Schweizer Gemeinden zur Schule gehen. „Wenn eine Schweizer Schulklasse wegen unserer Kinder so stark wächst, dass sie geteilt und eine zweite Klasse mit einem weiteren Lehrer aufgemacht werden soll, fehlt dafür eigentlich die Legitimation.“

Schraner will diese Probleme nun mit einem Zusatz zum geltenden Staatsvertrag lösen. Ein solcher Anlauf bedeutet das Bohren dicker Bretter in Berlin und Bern, wo der merkwürdige Sonderfall Büsingen nicht gerade oben auf der Agenda steht.

Wenn das Land Baden-Württemberg und der Kanton Schaffhausen über eine Erweiterung des Staatsvertrags befinden dürften, wäre die Sache vermutlich schon unter Dach und Fach. Wie gut das Verständnis und die Zusammenarbeit auf

Nachbarschaftsebene sind, zeigte sich zuletzt 2024, als Büsingen in das Alarmierungs- und Evakuierungskonzept des Kantons Schaffhausen aufgenommen wurde. „Seither haben wir eine Schweizer Sirene auf dem Dach unseres Bürgerhauses und eine Notrufsäule an der Sporthalle, die uns mit der Kantonspolizei Schaffhausen verbindet“, sagt Schraner. In einer Notlage (wie zum Beispiel infolge eines kompletten Stromausfalls) würde das Dorf unter Schweizer Regie evakuiert. Die Bürger fänden dann Unterschlupf in der BBC-Arena, einer Mehrzweckhalle in Schaffhausen.

Die Schweizer haben sich schon in früheren Zeiten als Helfer in der Not gezeigt. Als im Mai 1945 der Zweite Weltkrieg endete, war die

Exklave wegen der Zollschließung von der Versorgung aus Deutschland abgeschnitten. Doch Anfang September 1945 nahm das Lebensmittelamt Schaffhausen die Gemeinde ins schweizerische Versorgungs- und Rationierungssystem auf.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zerstörten Deutschlands avancierte Büsingen damit zum „Schlaraffendorf“. So schrieb die Zeitung „Die Welt“: „Die Läden bieten den verwunderten Augen ein Bild des Friedens. Auslagen, wie wir sie seit Jahren nicht mehr kennen. Würste, Fleisch, Butter, Kaffee, Tee, Rauchwaren, alles in Hülle und Fülle und bester Schweizer Qualität. Das Ergebnis? Rund aussehende, wohlbeleibte und zufrieden ausschauende Menschen bevölkern die Büsinger Straßen.“

Die Büsinger Bauern lieferten unterdessen ihre Produkte ins Schweizer Umland, wie vor dem Krieg. Man dachte aber auch an die Not im eigenen Land und spendete Kartoffeln an die darbende Bevölkerung in Freiburg im Breisgau, wie Wolfgang Kramer, Kreisarchivar des Landkreises Konstanz, im Jahr 2015 in einem Festvortrag zum 925. Jubiläum Büsingens ausführte. Außerdem durften nach Kriegsende mehrere Gruppen bedürftiger deutscher Kinder vier bis sechs Wochen in der Gemeinde verbringen. Sie nahmen in dieser Zeit im Durchschnitt zweieinhalb Kilo zu.

Man kann sich gut vorstellen, wie sehr die Kinder das Idyll am Rhein seinerzeit genossen haben. Auch Gunnar Langs Vater verliebte sich einst in das Dorf. Vor 70 Jahren kaufte er für 20.000 Franken das Haus, von dessen Balkon Lang heute jeden Tag die Aussicht genießen darf. „Meine Oma war damals sehr böse über diesen Kauf. Es war damals noch nicht so attraktiv, direkt am Rhein zu wohnen, wegen der Schnaken und der Angst vor Hochwasser“, erzählt Lang. Er selbst kann sich keinen schöneren Platz vorstellen. Für kurze Zeit wohnte er mal in Singen. Aber das war nichts. „Ich hatte immer Heimweh nach dem Rhein.“

„Was Deutschland stark macht“ Eine Beilage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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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Brüche, deutsche Kontinuitäten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

Die Aufarbeitung der NS-Vergangenheit hat viel zu Deutschlands Ansehen in der Welt beigetragen. Nach außen hat die deutsche Erinnerungskultur vertrauensbildend gewirkt, im Inneren war sie identitätsstiftend.

Von Hubert Spiegel

Anfang Mai 1945 hingen in zahllosen deutschen Amtsstuben noch immer Porträts von Adolf Hitler. Eines von ihnen stammt

aus einer Frankfurter Behörde und wird heute im Bonner Haus der Geschichte ausgestellt. Es ist mit weißer Farbe und mit raschen, erkennbar energisch ausgeführten Pinselstrichen übertüncht worden, ohne dass man wüsste, wer das getan hat und was die Beweggründe dafür waren. Warum ist Hitlers Porträt damals nicht vernichtet worden? Hat der Bewahrer vermutet, was eine Umfrage im Jahr 1952 bestätigen sollte? Deutschland und mit ihm weite Teile Europas lagen in Trümmern, die Politik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hatte Abermillionen Menschenleben gefordert, aber sieben Jahre nach Kriegsende war jeder fünfte Deutsche der Ansicht, bei Hitler habe es sich um den größten Staatsmann des 20. Jahrhunderts gehandelt.

Die Bildhauerin Hedwig Maria Ley, die 1932 die erste von der NSDAP autorisierte Darstellung des „Führers“ angefertigt hatte, vergräbt ihre Hitler-Büste bei Kriegsende im Garten und schenkt sie 1967 einem Handwerker, der sie bei Arbeiten zufällig gefunden hatte. In dessen Haus steht sie bis 1985 gut sichtbar auf einem Ehrenplatz. Noch bis in die Achtzigerjahre finden regelmäßig sogenannte Kameradschaftstreffen ehemaliger SS-Angehöriger statt, die nicht selten von den örtlichen Behörden geduldet oder sogar offen unterstützt werden. Das Dritte Reich war untergegangen und verschwunden, seine Anhänger waren es nicht.

Ist nicht auch die Hitler-Büste auf dem Kaminsims Teil der viel gepriesenen, oft auch gescholtenen deutschen Erinnerungskultur? Es war ein langer Weg vom Leugnen und Verdrängen, vom Trotz der Unbelehrbaren, die weiterhin ihren rassistischen und antisemitischen Überzeugungen anhingen, bis zum Eingeständnis von Schuld und Scham und einer intensiven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Geschichtswissenschaft, Politik, Medien und vor allem auch nicht geringe Teile der Zivilgesellschaft hatten ihren Anteil daran. Erst im Laufe der Achtzigerjahre, so die gängige Einschätzung, habe Deutschland ernsthaft damit begonnen, sich auf eine Weise mit den eigenen Verbrechen zu befassen, die dem Land Respekt und internationale Anerkennung sowie schließlich den halb anerkennend, halb spöttisch gemeinten Titel „Erinnerungsweltmeister“ eintrugen. Vom Ausland aufmerksam verfolgt, erwiesen sich die Erinnerungskultur und die Hartnäckigkeit, mit der die Deutschen an ihr arbeiteten, als vertrauensbildende Maßnahmen. Im Land selbst führte beides zwar immer wieder und bis heute zu teils heftigen Konflikten, hatte aber eine identitätstiftende Wirkung.

Es ist die jeweilige Gegenwart, die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richtet, jedenfalls über das, was sie dafür hält. Aber weil sich die Vergangenheit nicht als statisches Gebilde mit fest umrissenen Konturen darstellt, ist die Beschäftigu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immer auch eine Konfrontation mit sich selbst, wie Reinhart Koselleck konstatiert hat. Mit Blick auf die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ndelt es sich auch um ein ethisches Unterfangen, denn sich mit etwas zu beschäftigen, das man doch eigentlich lieber vergessen möchte, entspricht keinem „anthropologischen oder identitätssichernden Bedürfnis“, wie Aleida Assmann in ihrer 2007 erschienenen Studie „Geschichte im Gedächtnis“ schreibt. „Geschichte“, zitiert Assmann den Kulturhistoriker Johan Huizinga, „ist die geistige Form, in der eine Gesellschaft sich über ihre Vergangenheit Rechenschaft ablegt“.

Dieser Rechenschaftsbericht setzt sich aus unzähligen Mosaiksteinchen zusammen. Die Achtundsechziger haben ihren Anteil daran, weil sie sich mit dem Schweigen der Väter und Großväter, das die ersten beiden Dekaden nach 1945 dominiert hatte, nicht zufriedengeben wollten. Die eigene Verstrickung in die Gewaltherrschaft, die Traumata von Krieg und Gefangenschaft, Flucht und Vertreibung – all das waren Themen, über die in der Erlebnisgeneration nur wenig gesprochen wurde. Assmann zitiert in ihrer bereits erwähnten Studie den Historiker Thomas Nipperdey mit dem Satz „Der Mensch unterscheidet sich vom Tier dadurch, dass er seinen Großvater kennt“. Nipperdey, wie Martin Walser, Günter Grass, Ignatz Bubis und Hans-Dietrich Genscher 1927 geboren und selbst als Jugendlicher als Flakhelfer und zum Arbeitsdienst eingezogen, hätte wissen können, dass viele Nachgeborene ebendiese Gewissheit schmerzlich vermissten: ihre Väter und Großväter wirklich zu kennen.

In immer wieder neuen Anläufen wurde versucht, Generationen, Haltungen, Sachverhalte auf den Begriff zu bringen: Der Soziologe Helmut Schelsky, Jahrgang 1912, bezeichnete diejenigen, die den Zweiten Weltkrieg als Kinder oder Jugendliche miterlebt hatten, als „skeptische Generation“, der Historiker Christian Meier sprach von einer „deutschen Herkunftsschwäche“, was bedeuten sollte, dass die historischen und familiären Kontinuitäten brüchig geworden oder vollends abgerissen waren. Aber alle Kontinuitätsbrüche verschärften sich, als sich der Holocaust, der erst mit bemerkenswerter Verspätung von einer breiteren Öffentlichkeit zur Kenntnis genommen wurde, als „deutsch verantwortetes, historisch-moralisches Megaproblem“ (Jürgen Kocka) nicht länger verdrängen ließ.

ls 1952 die Frage von Reparationszahlungen an den Staat Israel diskutiert wurde, hatten 44 Prozent der Befragten der Aussage zugestimmt, die Zahlung von drei Milliarden D-Mark als „Wiedergutmachung“ sei überflüssig. Eine Generation später, nämlich 1979, wurde der amerikanische Vierteiler „Holocaust“ ausgestrahlt, der zwanzig Millionen Zuschauer erreichte, obwohl er auf Betreiben mehrerer ARD-

Sender nicht im Hauptprogramm ausgestrahlt wurde. Die Resonanz war enorm. Erst mit den beiden Frankfurter Auschwitzprozessen, bei denen mehr als zweihundert Opfer als Zeugen ausgesagt hatten, war der Massenmord an Juden und anderen Opfergruppen erstmals zu einem öffentlich diskutierten Thema geworden. Jetzt führte die amerikanische Unterhaltungsindustrie den Deutschen ihre eigene Vergangenheit vor Augen und deckte zugleich das Ausmaß der Verdrängung auf, die bis dahin stattgefunden hatte. Denn nun reagierten viele auf eine Weise, wie sie es zuvor nicht getan hatten. Die Serie „Holocaust“ markierte einen Mentalitätswandel im Land. Fast hätte man meinen können, Scham, Schuldbewusstsein und vor allem Mitgefühl seien plötzlich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kehrt.

Aber die Siebzigerjahre waren auch das Jahrzehnt der „Hitler-Welle“. Joachim Fests Biographie, in der die Ermordung der Juden fast keine Rolle spielt, wurde zum Bestseller, der „Spiegel“ hievte den Diktator immer wieder und bis 2009 genau 46 Mal auf das Titelblatt, und Walter Kempowski publizierte sein Befragungsbuch mit „deutschen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Haben Sie Hitler gesehen?“. Der starre Blick auf die Person des „Führers“ verstellte die Sicht auf andere Aspek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Schriftsteller Jurek Becker, der die DDR 1977 verlassen hatte, beschrieb im Rückblick, wie in der DDR das Problem des NS-Erbes fast vollständig ausgelagert worden war. Gute 25 Prozent der Parteimitglieder der SED und vierzehn Prozent ihrer Abgeordneten gehörten vor 1945 zur NSDAP, aber der „Faschismus hatte nichts mit uns, den DDR-Menschen, zu tun“, wie Becker schrieb, „auf wunderbare Weise hatten wir uns der Tatsachen entledigt, ... der Schulunterricht über die Nazizeit war kein Unterricht über unsere jüngste Geschichte, er handelte stets von den Untaten dieser schrecklichen aliens, die wir, die Antifaschisten, mit etwas Unterstützung durch die Rote Armee, besiegt hatten".

Im Jahr 2002 veröffentlichte eine Arbeitsgruppe um den Soziologen Harald Welzer einen Band mit Gesprächsprotokollen, dessen Titel bereits einen deutlichen Hinweis auf die exkulpatorische Haltung der Befragten gab: „Opa war kein Nazi.“ Dieselbe Haltung – Verdrängung dessen, was man zwar nicht genau weiß, aber lieber nicht für möglich halten möchte – hatte sich auch gezeigt, als Mitte der Neunzigerjahre zwei Ausstellungen mit dem Titel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das Land erschütterten. Ulrich Raulff resümierte 1999 in der F.A.Z.: „Nach einer Wanderschaft durch 32 Städte und einer Besucherzahl, die sich der Million nähert, ist sie zur erfolgreichsten politischen Ausstellung der Bundesrepublik geworden. Als solche hat sie Bewusstseinstatsachen geschaffen.“

A ber welche Halbwertszeit hat eine Bewusstseinstatsache? Die Geschichte der Erinnerungskultur in Deutschland ist die Ge-

schichte eines Ringens um vermeintliche historische Wahrheiten und vermeintlich richtige moralische Haltungen, das in den Aren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en, Medien, Museen und in den unterschiedlichsten öffentlichen Foren stattfindet. Geschichte kann konsumiert werden, stillt die Neugier, dient der Unterhaltung. Auf den Warnruf, mit dem der damalige Bundespräsident Walter Scheel 1976 den Historikertag eröffnete – Deutschland sei „in Gefahr, ein geschichtsloses Land zu werden“ –, folgte wenig später Hermann Lübbes Befund, das Land erlebe einen Prozess „historisch singulärer Expansion der Kulturmusealisierung“. Lübbe betrachtete die Zunahme des „Vergnügens an historischen Gegenständen“ als Folge eines Modernisierungsprozesses, dessen anwachsende Beschleunigung nach Kompensation verlangte. Dazu waren und sind aber nur jene Bereiche der Vergangenheit und ihrer Repräsentation geeignet, die nicht als belastend empfunden werden müssen.

Seitdem hat sich das Gedenken – allzu langsam zwar, aber doch stetig – auf alle Opfergruppen ausgedehnt und endlich auch das Leid von Sinti und Roma, queeren Menschen, geistig oder körperlich Behinderten und anderen anerkannt. Der Publizist und Aktivist Max Czollek hat die deutsche Erinnerungskultur mit Lust an der Polemik als „Versöhnungstheater“ kritisiert, andere bezweifeln angesichts der Zunahme antisemitischer und rechtsextremer Haltungen ihre Wirksamkeit. Karl Heinz Bohrer warf bereits um das Jahr 2000 mit seiner These vom dramatischen Geschäftsverlust der Deutschen die Frage auf, ob sie für die Verengung ihres Geschichtsbewusstseins auf die Jahre der NS-Herrschaft nicht einen allzu hohen Preis zu zahlen hätten, nämlich die Preisgabe ihrer Nationalgeschichte. Mit seinem Wort von der NS-Zeit als „Vogelschiss“ in de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hat der AfD-Politiker Alexander Gauland Bohrers Überlegungen pervertiert und damit gezeigt, dass er Michael Stürmers 1987 aufgestellte Behauptung, „dass in geschichtslosem Land die Zukunft gewinnt, wer die Erinnerung füllt, die Begriffe präg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et“, als Handlungsanweisung verstanden hat. Man sollte sie aber als Warnung begreifen.

Und was hat es nun gebracht, das jahrzehntelange Kreisen um Deutschlands braunen Nabel? Von Nietzsche stammt die Warnung, es sei gefährlich, das Messer an die eigenen Wurzeln zu legen, weil es so schwer sei, „eine Grenze im Verneinen des Vergangenen zu finden“. Ohne das ernsthafte Ringen um all das, was sich hinter dem unscharfen Begriff der Erinnerungskultur verbirgt, wäre Deutschland zweifellos ein anderes Land. Ein besseres wäre es sicherlich nicht.

Das Glück der Kleinstaaterei

Vom Strandkorb bis zur Almhütte: Nirgendwo machen die Deutschen so gerne Urlaub wie in Deutschland – auch deswegen, weil sie in ihrer Heimat von vielen Auswüchsen des globalen Tourismus verschont bleiben.

Von Judith Lembke und Jakob Strobel y Serra

E in verlängertes Wochenende mit deut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Familien an der Mosel: Wandern zwischen Rebstöcken, Weinproben bei Dr.

Loosen und Markus Molitor, Schlendern durch Traben-Trarbach, gemeinsames Fußballspiel auf den Flusswiesen. Ein ganz normaler Kurztrip – dachten wir. Unsere amerikanischen Freunde, die eigentlich nur auf der Durchreise waren, sahen das aber ganz anders. Die Landschaft mit ihren Steillagen, das freundliche, familiengeführte Hotel mit den hausgemachten Wurstwaren und die Winzer, die uns trotz ihres Weltrufs ganz bodenständig empfingen, fanden die Gäste aus Los Angeles und Houston vollkommen außergewöhnlich.

Dass die Kinder sich einfach einen Ball schnappten und abends allein durch den Ort zogen, erschien ihnen wie ein Relikt aus einer vergangenen, besseren Zeit, dass wir nicht mit Convenience Food abgespeist wurden, wie ein ungeahnter Luxus, und die Preise kamen ihnen verblüffend günstig vor. Dass diese dramatische Landschaft mit ihren steilen Rieslinglagen über weiten Flussschleifen nicht von Besuchern überlaufen war, erstaunte sie besonders – vor allem im Vergleich zu Santorin, wo sie ihren Sommerurlaub verbracht hatten. Immer wieder fiel das Wort „authentisch“. Die Mosel mit ihrem kleinteiligen, familiengeführten Tourismus kam ihnen angesichts des überlaufenen griechischen Instagram-Eilands vor wie der Besuch einer Dorfkirmes nach einem Aufenthalt im Disneyland: echt und unverstellt. Ebenso empfanden sie die Einheimischen, die bei Begegnungen mit amerikanischen Touristen nicht sofort genervt die Augen verdrehten, sondern aufrichtiges Interesse zeigten

Die nächste Europareise, so entschieden sie einstimmig, solle nicht wieder an einen touristischen Hotspot wie Santorin, Ibiza oder Saint-Tropez führen, sondern in die deutsche Provinz – und sie werden dort nicht allein sein, denn auch die Deutschen selbst haben die touristischen Vorzüge ihrer Heimat längst erkannt: In keinem anderen Land machen sie so gerne und so häufig Urlaub wie in ihrem eigenen. 22 Prozent der reisenden Bundesbürger haben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im vergangenen Jahr ihre Ferien in Deutschland verbracht, das damit deutlich vor Spanien (15 Prozent), der Türkei (7,8 Prozent), Italien (7,7 Prozent) und Griechenland (5,6 Prozent) lag. Bei den Kurzreisen waren es sogar 72 Prozent. Im Deutschland-Tourismus entfielen von den 192 Millionen Gästeankünften 155 Millionen und von den 497 Millionen Übernachtungen 414 Millionen auf Deutsche.

Die beliebtesten Urlaubsländer sind traditionell Schleswig-Holstein, Bayern, Mecklenburg-Vorpommern, Niedersachsen und Baden-Württemberg, und auch bei der Tourismusintensität steht der Norden unangefochten an der Spitze des Rankings. Mecklenburg-Vorpommern zählte im vergangenen Jahr 21 Übernachtungen pro Einwohner, Schleswig-Holstein 13 und Hamburg knapp neun. Bayern kam auf acht, der Bundesdurchschnitt lag bei sechs.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st das eine bescheidene Zahl, wie es auch die amerikanischen Besucher erlebten: Auf den Inseln der südlichen Ägäis sind es 177 Übernachtungen pro Einwohner, in Südtirol 68 und auf den Balearen 57. Auch bei der Wertschöpfung zeigt sich, dass der Tourismus im deutschen Wirtschaftsleben nur eine Nebenrolle spielt. Er trägt noch nicht einmal vier Prozent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bei, in Spanien sind es 13 Prozent. Dennoch liegt Deutschland in der Liste der bedeutendsten Reiseziele weltweit, die von Frankreich, Spanien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angeführt wird, auf einem respektablen achten Platz.

Eine Spitzenposition nimmt Deutschland in einer anderen Disziplin ein, was allerdings nicht an seinem Vermarktungsgeschick, sondern an seiner Geschichte liegt: Kaum ein anderes Land auf Erden ist so vielfältig und abwechslungsreich wie Deutschland, ein Erbe der jahrhundertelangen Kleinstaaterei. Der territoriale Flickenteppich aus Königreichen, Herzogtümern und Fürstenstaaten, die mitunter nicht größer waren, als es heutige Landkreise sind, hat ein einzigartiges Füllhorn an historischen Erbschaften hinterlassen.

A lein in Thüringen stößt man alle paar Dutzend Kilometer auf entzückende Residenzstädte mit prachtvollen Schlössern und

Theatern, weil sich die Herrscher von Weimar und Meiningen, Gera und Eisenach gegenseitig an Glanz und Gloria übertreffen wollten. So schufen sie einen kulturellen Reichtum auf engstem Raum, den es in zentralistischen Staaten nicht gibt. Am Mittelrhein wiederum reihen sich 40 Burgen und Festungen einst konkurrierender Raubritter aneinander, was dem Tal die höchste Burgendichte weltweit beschert. Und da jeder Fürst, jeder Großherzog, jeder Kleinkönig seinen eigenen Stil pflegte und seinen eigenen Präferenzen huldigte, sieht Dresden ganz anders aus als München, während Berlin kaum etwas mit Hannover gemein hat – ganz zu schweigen von stolzen Bürger- und Kaufmannsstädten wie Frankfurt oder Hamburg.

Die Geschichte hat Deutschland touristisch privilegiert, doch sie hat dem Land auch unermesslichen Schaden zugefügt. Es ist noch so viel Schönheit übrig, und trotzdem gibt es aus ästhetischer Perspektive kaum einen schmerzlicheren Gedanken als das Wissen um all die Pracht, die in den Bombardements des Zweiten Weltkriegs verloren gegangen ist – ein Verlust, den keine andere Kulturnation erdulden musste. Sähen viel mehr Städte in Deutschland aus wie Bamberg, Quedlinburg oder Wolfenbüttel, existierte die Frankfurter Altstadt – die einst als eine der schönsten in Europa gerühmt wurde – nicht nur als winzige Rekonstruktion, wäre das Berliner Stadtschloss ein Original wie der Louvre und keine Schimäre, läge Deutschland in der Rangliste der weltweit beliebtesten Reiseländer möglicherweise sogar auf einem Medaillenplatz.

Ebenso vielfältig und kleinteilig wie das Land selbst sind auch die Möglichkeiten, hier zu übernachten. Globalen Hotelketten begegnet man abseits der großen Städte kaum, stattdessen gibt es viele Hotels in Familienhand, Pensionen, Ferienwohnungen, Campingplätze, und hin und wieder stößt man sogar noch auf ein freies „Fremdenzimmer“, ganz so, als brause man gemeinsam mit Heinz Erhardt in seinem nagelneuen Käfer durch die Lande.

Abseits vom Oktoberfest, Neuschwanstein oder dem Nürnberger Christkindlmarkt muss man in Deutschland nirgendwo Angst davor haben, in Touristenmassen unterzugehen. Während Spanien in diesem Jahr gute Chancen hat, die Marke von 100 Millionen internationalen Besuchern zu überschreiten und an vielen Orten unter Overtourism leidet, ist Deutschland von diesem Ansturm weit entfernt. Wo sollte man die Millionen an den deutschen Küsten auch unterbringen? Nur ein

Beispiel zur Veranschaulichung: Während im Nordseebad St. Peter-Ording maximal 17.000 Menschen auf einmal nächtigen können, sind es in Benidorm an der spanischen Mittelmeerküste fast 100.000.

Auch das hat historische Gründe: Diktator Franco verordnete Spanien den Tourismus von oben, war er doch ein probates Mittel, um Devisen ins Land zu bringen, Arbeitsplätze zu schaffen und Spaniens Ansehen im Ausland zu verbessern. Nach Deutschland, ins Mekka der Autobauer und Chemieindustrie, kamen die internationalen Gäste hingegen nicht wegen eines staatlich gelenkten Masterplans. Die Einnahmen durch den Tourismus waren für die Volkswirtschaft ein willkommenener Beifang, doch nicht überlebenswichtig. Das Land der Gebrüder Grimm und des bayerischen Märchenkönigs hatte es im Gegensatz zu südeuropäischen Ländern nicht nötig, sich in aller Welt als Urlaubsziel zu vermarkten. Auch deshalb denkt man im Ausland bei „Deutschland“ zuerst an Autos und nicht an Burgen und Fachwerkhäuser, so wie man bei Spanien und Griechenland sofort Bilder von Strand und Sonne im Kopf hat.

Die Inländer brauchen jedoch keine Imagekampagne, um zu wissen, dass sie hier mehr erwartet als Autofabriken und Bierzelte. Es ist allerdings nicht nur die Sehnsucht nach dem Ostseestrand oder die Freude an der Berliner Schnauze, die den Urlaub im eigenen Land begünstigen, es sind auch die geänderten Reisegewohnheiten der Deutschen. Seit einigen Jahren neigen sie dazu, anstatt langer Urlaube lieber mehrere, über das Jahr verteilte Kurztrips zu unternehmen. Und wer nur ein paar Tage unterwegs ist, braucht eine kurze Anreise, was dafür spricht, ein Ziel im eigenen Land anzusteuern.

Dass in Deutschland kein Krieg herrscht wie im Mittleren Osten, die Temperaturen trotz der Rekordhitze im Sommer noch moderater sind als in Südeuropa, man beim Zähneputzen keine Angst vor Krankheitserregern aus dem Wasserhahn haben muss und ohne Fremdsprachenkenntnisse zurechtkommt, spricht in den Augen vieler Menschen auch für den Urlaub in der Heimat.

Dabei macht nicht nur die Abwesenheit von Unangenehmem Deutschland als Reiseziel attraktiv, sondern auch das, was an Angebo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inzugekommen ist. Vorbei sind die Zeiten, in denen „draußen nur Kännchen“ ausgeschenkt wurden. Auch in den entlegensten Ecken des Landes bekommt man heute einen Espresso aus einer italienischen Siebträgermaschine, und ein Vegetarier muss sich selbst im Dorfgasthof nicht mehr mit den Beilagen zufriedengeben.

Die Spitzengastronomie und der Weintourismus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beiden Dekaden wohl die gewaltigsten Fortschritte gemacht. Früher blieb deutschen Feinschmeckern und Weinliebhabern oft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ins Ausland zu fahren, um auf ihre Kosten zu kommen. Ganze Heerscharen pilgerten nach Paris oder ins Piemont, ins Elsass oder nach Südtirol und kamen mit leuchtenden Augen zurück – und der erschütternden Erkenntnis, dass nun wieder Schmalhans Küchenmeister war. Heute gibt es diesen Fluchtgrund nicht mehr. Fast flächendeckend kann man in Deutschland dank mehr als 300 Restaurants mit Michelin-Sternen exzellent essen, wobei nur der Osten noch immer ein wenig schwächelt und für weiße Flecken auf der kulinarischen Landkarte sorgt. Ein Dutzend Lokale trägt die weltweit nur 162-mal vergebene Maximalbewertung von drei Sternen, 48 Häuser können sich mit zwei Sternen schmücken, und auch unterhalb des Sterne-Niveaus ist das kulinarische Deutschland längst nicht mehr ein Ort des Schreckens und der Finsternis.

Genauso erfreulich blüht der Weintourismus, zumindest in den meisten der 13 deutschen Weinbaugebiete. Ein Musterbeispiel ist die Pfalz, die ihre traditionell exzellenten Gewächse mit einer anspruchsvollen Gastronomie verbindet, ohne ihre Wurzeln zu verleugnen. Bei Hambel in Wachenheim wird der beste Saumagen der Welt serviert, vier Kilometer weiter südlich bittet Daniel Schimkowitsch im „L.A. Jordan“ als jüngster deutscher Drei-Sterne-Koch zu Tisch. Und wenn die Weinliebhaber ein paar Kilometer weiter nach Norden oder Süden fahren, stoßen sie auf Hunderte von Probierstuben, Straußwirtschaften, Boutiquehotels und Vinotheken, die keinen Wunsch offenlassen.

Nicht nur an der Deutschen Weinstraße, sondern auch an der Mosel und an der Ahr, in Rheinhessen und Franken haben ambitionierte Winzer wunderbare Vinotheken gebaut, in denen dem deutschen Wein nun endlich die Wertschätzung entgegengebracht wird, die ihm gebührt. Und die Offenheit und Herzlichkeit, mit denen die deutschen Winzer ihre Gäste empfangen, dürfte in der Welt einzigartig sein. Davon weiß jeder ein fröhlich Lied zu singen, der jemals im Burgund die Hochnäsigkeit der lokalen Weinaristokraten erdulden musste, in Bordeaux vergeblich an die Pforten verrammelter Châteaux geklopft hat oder im Napa Valley mit 50 Dollar für eine Weinprobe aus pfützenkleinen Alibi-Schlucken zur Kasse gebeten wurde.

Vie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s Tourismussektor haben die Zeichen der Zeit erkannt, den alten Staub aus ihren Kleidern geklopft und sich mit innovativen Ideen für die Zukunft gewappnet – so wie der Tourismusverband des Schwarzwalds, der mit seinen Werbekampagnen Wilhelm Hauffs dunklen Märchentann zu einem Popstar gemacht und den Bollenhut des Schwarzwaldmädels zum Hipster-Accessoire veredelt hat. Andere Tourismusregionen wie die Mosel erwachen langsam, dafür aber umso tatkräftiger aus einem Dornröscheintiefschlaf, in den sie irgendwann zu Zeiten des Wirtschaftswunders gefallen sind. Und nur noch wenige touristisch relevante Gegenden dösen weiter vor sich hin. Vielleicht werden sie eines Tages wachgeküsst, und sei es von Amerikanern auf der Flucht vor den Massen auf Santorin.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Kilometer für Kilometer wird es langsam besser

Wer Fortschritte in der Reparatur der deutschen Verkehrsinfrastruktur erleben möchte, der fahre an einem Werktag über die Autobahn 45, die Sauerlandlinie. Von Gießen bis Hagen finden sich auf rund 145 Kilometern – grob im Vorbeifahren gezählt – 16 Brückenbaustellen, als Neubau oder zur Ertüchtigung. Im Schnitt alle neun Kilometer heißt es: abbremsen, teils auf die Gegenfahrbahn wechseln und sich mit Tempo 80 kilometerlang zwischen großen Lastern eingezwängt durch enge Fahrspuren quälen. Normale Baustellen sind nicht mitgezählt.

Die A 45 wurde in den 1960er-Jahren als zweite große Straßenverbindung vom Ruhrgebiet in den Süden Deutschlands gebaut. Wegen der vielen Brücken über die Höhen des Sauerlands wurde sie die Königin der Autobahnen genannt. Doch die Königin strahlt nicht mehr.

Bis zu 500 Milliarden Euro Schulden steckt die Regierung in die Infrastruktur. Doch das ist nur ein Notpflaster. Der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braucht noch mehr.

Die Sanierung der Autobahn, verbunden mit ihrem Ausbau, begann schon, viele Jahre bevor Union und SPD sich im Frühjahr 2025 auf das „Sondervermögen Infrastruktur und Klimaneutralität“ mit 500 Milliarden Euro neuen Schulden einigten. Auch mit der Geldschwemme wird die Reparatur der wichtigen Straßenverbindung noch viele Jahre lang dauern. In der Nähe von Wenden steht auf einem Schild an der Autobahn, dass eine – neue – Baustelle für einen Brückenneubau bis 2030 bestehen werde. Es stehen noch viele Brückenneubauten an. Viele sind erst in Planung. Wirtschaftlich hilft das den Tiefbauunternehmen, es wird die Autobahnfahrer aber noch lange belasten.

Schlagzeilen machte die A 45, als im Dezember 2021 Knall auf Fall die Rahmedetalbrücke gesperrt wurde und der Autobahnverkehr sich jahrelang stauend und stinkend durch das nahe gelegene Lüdenscheid schob. Wenig später hieß es, dass alle 60 großen Brücken der Autobahn ersetzt werden müssten. Der Sanierungsstau war viel größer als zuvor angenommen. Für Schwerlastverkehr mit mehr als 44 Tonnen ist die Autobahn wegen der maroden Brücken weitgehend gesperrt.

Trotz der düsteren Aussichten zeigt die Fahrt auf der A 45 Richtung Hagen auch, dass es vorangeht. Seit dem vergangenen Jahr ist die eine Hälfte der Rahmedetalbrücke nach der Rekordbauzeit von nur vier Jahren für den Verkehr freigegeben. In diesem Herbst, so heißt es, soll die zweite Brückenhälfte für den Verkehr geöffnet werden. Fertiggestellt wurden in diesem Jahr die Talbrücken Eisern, Rälsbach und Rinsdorf, die beiden letzten nach neun Jahren Bauzeit. Die Autobahn GmbH zählt zwölf Brücken auf der A 45, die schon neu gebaut wurden. Auf den sanierten Teilstücken auch in der Nähe von

Lüdenscheid fährt der Verkehr zügig dahin, so wie die Unternehmen im Sauerland, der Heimat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es gerne überall hätten. Auto- und Lkw-Fahrer erfreuen sich an der gleichmäßig ebenen Fahrbahn ohne Baustellenstau.

Für den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ist damit noch nicht viel gewonnen. „Jede Brücke, die wieder befahrbar ist, hilft natürlich“, sagt Stefan Kooths, der Konjunkturchef des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in Kiel. Für Investoren, die

Von Patrick Welter

sich für 20 oder 30 Jahre binden, zähle aber anderes: institutionelle Sicherheit und Verlässlichkeit der dauerhaften Finanzierung der Infrastruktur. „Wenn der politische Mechanismus in einem Land dafür bekannt ist, die Substanz der Infrastruktur systematisch zu vernachlässigen, ist das ein schlechtes Signal für Investoren“, sagt Kooths. „Die gehen doch lieber in ein Land mit niedrigeren Steuern, in dem sie für die Nutzung der Straßen extra zahlen müssen, aber im Gegenzug eine dauerhaft gute Infrastruktur haben.“ Der

Ökonom wirbt für Nutzergebühren für das Fahren auf der Autobahn, verbunden mit niedrigeren Mineralölsteuern, um die Qualität des Wirtschaftsstandorts dauerhaft zu verbessern.

Im Vergleich dazu wirken die 500 Milliarden Euro Schulden wie ein großes Notpflaster, um in den kommenden zwölf Jahren den dringendsten Bedarf zu stopfen. Ein Infrastrukturprogramm zur dauerhaften Hebung der Standortqualität ist es nicht. Strukturell bleibt die Finanzierung der Autobahnen oder des Schienenverkehrs weiter von den politischen Vorlieben der jeweiligen Regierungen abhängig.

Das Motiv, ein Notpflaster anzulegen und weiter reichende Änderungen erst für später zu versprechen, zieht sich durch große Teile der Reformpolitik der schwarz-roten Regierung. Die Gesundheitsreform schließt mit Ausgabenkürzungen und mehr Beitragszahlungen die dringendsten Finanzlöcher und bremst den Anstieg des Sozialabgabensatzes. Die strukturellen Änderungen aber, um die Finanzprobleme dauerhaft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sind bislang nur im Prinzip angekündigt. Ähnlich wird es sich wohl in Sachen Pflegeversicherung entwickeln. Auch die Körperschaftsteuerreform, die Unternehmer zu mehr 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 bewegen soll, greift erst schrittweise von 2028 an, während das Notpflaster der Abschreibungserleichterungen die Zeit bis dahin überdecken soll.

Allein die geplante Rentenreform bringt mit dem Einstieg in eine verpflichtende Kapitaldeckung eine strukturelle Komponente, die auch dauerhaft stabilisierend wirken wird. Hier verzichtet die Regierung auf das Notpflaster, nachdem sie in ersten rentenpolitischen Beschlüssen mit der Mütterrente und der Aussetzung des Nachhaltigkeitsfaktors für weitere fünf Jahre die Rentenkasse noch stärker in die finanzielle Schieflage getrieben hatte. „Kraftvoll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marschiert“, nennt das Clemens Fuest, der Präsident des Ifo-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in München.

Die Investitionsbereitschaft der Unternehmen, das wichtigste Maß für die Qualität des Wirtschaftsstandorts, haben die Reformbemühungen bislang nicht sonderlich verbessert. Konjunkturforscher vermuten, dass die wichtigen privaten Ausrüstungsinvestitionen im mehrjährigen Abwärtstrend eine Talsohle erreicht haben. Ausländ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 lagen im vergangenen Jahr einiges höher als im langjährigen Durchschnitt. Doch schwankt speziell diese Datenreihe so sehr, dass der Anstieg nicht als eindeutig positives Signal gewertet werden kann.

Ökonomen schreiben der Regierung trotz ihrer Reformrhetorik noch keine handfesten Verbesserungen der Standortqualität zu. Viele honorieren gute Ansätze etwa in der Energiepolitik oder in der Verringerung von Vorschriften für die Unternehmen, bezweifeln aber, ob die Regierung ihre Versprechungen hält. „Die Sozialreformen stehen auf Messers Schneide, ebenso wie große Teile der Energiepolitik.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Politik steht infrage“, sagt Fuest. Sicher, dass die Senkung der Körperschaftsteuer von 2028 an hält, ist er nicht. Ohne eine glaubwürdige Politik für den Standort aber lassen sich Investoren kaum auf mehr Investitionen ein.

„Bei der Regulatorik höre ich aus den Unternehmen keine wirkliche Erleichterung“, sagt Michael Hüther, der Direktor des arbeitgebernahen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Er moniert, dass die Regierung nicht einfach mal die Verpackungsverordnung der EU oder die Entgelt-Transparenzrichtlinie für fünf Jahre ausgesetzt habe. „So etwas hätte Symbolwirkung und könnte Vertrauenseffekte auslösen“, sagt Hüther.

Die Zweifel an den Reformen betreffen auch die Infrastruktur. In der jüngsten Rangliste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s IMD-Instituts in Lausanne hat Deutschland als Standort generell vier Plätze verloren und liegt nur noch auf Rang 23 von 70 Ländern. Geradezu dramatisch aber fällt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im Bereich der Basisinfrastruktur aus: Hier verlor Deutschland elf Plätze und liegt nur noch auf Rang 39 von 70 Ländern. Komplexe und lange Infrastrukturplanung und -genehmigung seien ein wichtiger Grund für den großen Investitionsstau, monierte die Organisatio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OECD) im Sommer.

Erschwerend kommen in der Infrastruktur Sorgen hinzu, dass der Staat die Schuldenmilliarden sachgerecht ausgibt. 100 Milliarden der 500

K gibt. 100 Milliarden der 500 Milliarden Euro gehen an die Länder und die Kommunen, ohne dass diese zu Ausgaben in wachstumsfreundliche Infrastruktur verpflichtet sind. Werden damit Freibäder saniert oder Kitas gebaut, hilft das kurzfristig der Bauwirtschaft vor Ort. Eine dauerhaft positive Wirkung auf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aber ist dann nicht in Sicht. Das ist die eine Stelle, an der das groß angelegte Infrastrukturprogramm verpuffen kann.

Der andere Knackpunkt liegt in der Neigung der Politik, Nebenhaushalte wie das Sondervermögen Infrastruktur als Verschiebebahnhof zu nutzen: Wer die üblichen Ausgaben für die Infrastruktur aus dem Sondervermögen bezahlt, hat im regulären Haushalt mehr Geld für Umverteilung oder Soziales. Damit lässt sich bei manchen Wählergruppen gut punkten; dem Wirtschaftswachstum aber dient es nicht.

Dass dieser Prozess voll im Gange ist, haben mehrere Wirtschaftsforschungsinstitute in Studien belegt. Die jüngste Arbeit kommt vom Leibniz-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 (ZEW) in Mannheim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Umweltschutzorganisation WWF. Danach steigt der Anteil der Zukunftsausgaben im gesamten Bundeshaushalt in diesem Jahr nach Plan auf 23,1 Prozent. So hoch lag diese Quote noch nie seit dem Jahr 2018, dem ersten Jahr der historischen Vergleichsrechnung. Für sich genommen ist das positiv. „Da hat sich schon etwas verbessert auch in Sachen Infrastruktur“, sagt der Ökonom Friedrich Heinemann vom ZEW. Das Institut zählt als Zukunftsausgaben nicht nur Investitionen in die Infrastruktur, sondern auch Ausgaben für Bildung, Forschung und den Erhalt der natürlichen Lebensgrundlagen.

Doch die Politik nutze die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des Sondervermögens längst nicht in dem Maße für die Infrastruktur, wie sie es angekündigt habe, sagt Heinemann. Zunehmend werden Zukunftsausgaben aus den Sondervermögen finanziert, während ihr Anteil im Kernhaushalt zurückgeht – zuletzt auf 16,2 Prozent, mehr als vier Prozentpunkte weniger als noch im Jahr 2023. Im Klartext heißt das: Die Politik verschiebt Zukunftsausgaben in die Schuldentöpfe, die sie sich genehmigt hat, und verschafft sich im regulären Haushalt zunehmend Spielraum für konsumptive Ausgaben. Zusätzliche Ausgaben für die Infrastruktur, die versprochen wurden, kommen so nicht zustande.

„Es besteht die Gefahr, wenn das so weitergeht, dass wir am Ende mit mehr Schulden, aber nicht mit sanierter Infrastruktur dastehen“, sagt Fuest vom Ifo-Institut. Der Staat habe seine Ausgaben auf mehr als 50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erhöht und das erst mal mit Schulden finanziert. „Eine hohe Staatsquote bedeutet hohe Steuern und wenig Standortqualität, wenig Investitionen und wenig Wachstum“, sagt Fuest. „Dagegen hilft nur eine Begrenzung des ausufernden öffentlichen Sektors.“

Auf der A 45 kurz vor Hagen erfreut den Autofahrer derweil, dass der Staat Geld in die Straßeninfrastruktur und nicht nur in den öffentlichen Konsum steckt. Dass solche Generalsanierungen der Verkehrsinfrastruktur viele Jahre dauern, daran können nur beschleunigte und verbesserte Planungs- und Bauverfahren etwas ändern, nicht aber noch mehr Geld. Das merken auch die Bahnkunden, deren Unmut über monatelange Sperrungen von Sanierungskorridoren wächst.

Gerade erst hat die Bahn die Strecke Berlin-Hannover für eine Grundsanierung bis Ende 2027 für den Fernverkehr voll gesperrt. Die Fahrzeit verlängert sich wegen Umleitungen um 80 Minuten. Ob es danach besser wird, ist nach den bisherigen Erfahrungen mit den Korridorsanierungen zweifelhaft. „Man kann niemandem erklären, warum Pendlerstrecken so lange gesperrt werden und die Situation danach noch immer nicht besser ist“, klagte gerade erst Bundes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Auf der A 45 gilt das nicht – auch wenn es noch lange dauert, wird es besser, Jahr für Jahr, Kilometer für Kilometer.

E s ist noch gar nicht so lange her, da war die deutsche Energieversorgung fest in der Hand weniger großer Konzerne. Eon, RWE, EnBW und Vattenfall hatten den Strommarkt in den Nullerjahren fest im Griff, auch unter Gasversorgern gab es wenig Bewegung. Die Energiewende hingegen wird von vielen unterschiedlichen Akteuren gestaltet – und bietet Start-ups und Scale-ups die Chance auf neue Geschäftsmodelle. Wir stellen fünf von ihnen vor.

Mit dem CO₂-Staubsauger zum grünen Gas

Klimaschädliches CO₂ mit einer Art Riesenstaubsauger aus der Luft filtern und dann mit Hilfe von Sonnenenergie in synthetisches Erdgas, nachhaltiges Flugbenzin, Schiffstreibstoff oder Benzin für Panzer umwandeln: Damit plant das Essener Start-up Greenlyte in Zukunft Geld zu verdienen.

In einer Pilotanlage in Duisburg haben die Gründer um den 36 Jahre alten Florian Hildebrand das Funktionieren ihrer Technologie schon bewiesen. In Kürze ist der Baubeginn für die erste industrielle Anlage im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Marl geplant. Nach ihrer Fertigstellung sollen dort jährlich rund 1400 Tonnen CO₂ aus der Luft abgeschieden und damit 200 Tonnen grüner Wasserstoff hergestellt werden, woraus wiederum bis zu 1000 Tonnen nachhaltiges Methanol pro Jahr entstehen können. Das entspricht – wenn man es als Flüssigkeit rechnet – etwa 1,26 Millionen Litern. Genug, um 63 Tanklastwagen zu füllen, wenn jeder 20.000 Liter fasst.

Methanol ist ein wesentlicher Basisrohstoff für viele chemische Betriebe, die im Marler Chemiepark, wo die Anlage stehen wird, zum Einsatz kommen sollen. Eine Vision, an die viele Menschen glauben. Seit seiner Gründung im Jahr 2022 hat das Unternehmen 60 Millionen Euro aus privaten und öffentlichen Mitteln eingeworben.

Als Mittel zur Dekarbonisierung „schmutziger“ Industrien taugt die Technologie vor allem in Branchen, die sich nur schwer elektrifizieren lassen. Die in der Anlage hergestellten grünen Treibstoffe werden nach Angaben von Hildebrand fünf- bis sechsmal so teuer sein wie herkömmliche. Profitabel werde das Ganze, wenn man die Anlagen an Orten bauen würde, die über deutlich mehr Möglichkeiten zur Erzeugung von Solarenergie verfügen als Deutschland, so das Kalkül von Hildebrand und seinem Team.

Ein zweites Leben für Autobatterien

Batteriespeicher aus gebrauchten und aussortierten Elektroautobatterien herstellen: Mit dieser Idee hat es das Unternehmen Voltfang aus Aachen ziemlich weit gebracht. „Letztes Jahr haben wir unseren Umsatz verdreifacht auf einen zweistelligen Millionenbetrag, den wir dieses Jahr voraussichtlich verdoppeln und nächstes Jahr vermutlich wieder verdoppeln werden“, sagt Mitgründer und Chef David Oudsandji.

Fertigte das Unternehmen zunächst vor allem Speicher für mittelgroße Dachsolaranlagen, zum Beispiel auf Supermarktdächern oder für Handwerksbetriebe, stieg Voltfang zuletzt auch ins Großbatteriegeschäft ein. Mit einem Großspeicher in Alsdorf, der Anfang des Jahres ans Netz gegangen ist, hat Voltfang eines der größten netzdienlichen Batteriespeicherprojekte Nordrhein-Westfalens realisiert.

Das Unternehmen mit seinen mittlerweile 120 Mitarbeitern ist rund sechs Jahre am Markt, die Gründer und Chefs sind 30, 32 und 34 Jahre alt. Sie streben nach Großem: nach der Gigafabrik, also einer jährlichen Gesamtproduktionskapazität von einer Gigawattstunde. Dies wollen sie bis zum Jahr 2030 erreichen. Wegen des derzeitigen Speicherbooms kommt Voltfang mit Aufträgen kaum hinterher.

Besonders interessant findet Gründer David Oudsandji sogenannte Co-Location-Projekte, in denen sich Stromerzeuger und Speicher einen der knappen Netzanschlüsse teilen. Im August startete Voltfang mit dem Windparkbetreiber Alterric ein erstes solches Projekt am Windpark Berne in Niedersachsen. Der Anschluss ans Netz ist für Januar 2027 geplant. Momentan loten die Gründer weitere solcher Projektmöglichkeiten aus und wollen perspektivisch auch mit Solarparks kooperieren.

Haushaltsenergie im Rhythmus von Wind und Sonne

Für Privatleute eine Brücke zum Strommarkt zu bauen, hat sich das junge Unternehmen Spot my Energy aus Köln vorgenommen. Zielgruppe sind die sogenannten Prosumer, erklärt Gründer Jochen Schwill, der in der Vergangenheit mit „Next Kraftwerke“ schon einmal eine ähnliche Idee verwirklicht, hier aber größere Anlagen in den Strommarkt integriert hatte. Next Kraftwerke war vor rund fünf Jahren vom Ölriesen Shell übernommen worden, Schwill schied später aus dem Unternehmen aus. Nun wendet er sein Modell auf den sehr viel kleinteiligeren Privatverbrauchermarkt an.

Prosumer sind Haushalte, die sowohl Strom erzeugen (etwa mit Aufdach-Solaranlagen oder Balkonkraftwerken) als auch verbrauchen (oft in größerem Umfang mit Wärmepumpen oder Wallboxen). Spot my Energy möchte diesen Haushalten, die oft auch über einen Heimspeicher verfügen, einen Zugang zum Strommarkt eröffnen. Dafür dient das Unternehmen als Messstellenbetreiber, Stromlieferant und Optimierer. Oder in Schwills Worten: „Wir sind wie ein neues Versorgungsunternehmen, das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großen Geräte im Haus hat und diese auch ansteuern kann.“ Spot my Energy kümmere sich für die Kunden darum, dass PV-Anlagen,

So gestalten junge Unternehmen die Energiewende

Die Energiewende ist längst nicht mehr

nur ein Mittel zum Klimaschutz, sondern auch ein lukratives Geschäftsmodell. Beteiligt sind nicht nur einige große Konzerne,

sondern viele unterschiedliche Akteure.

Wie sich Geld mit $CO_{2}$ -Staubsaugern, Elektrolyseuren und Co. verdienen lässt.

Von Nadine Bös und Hanna D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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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ärmepumpen, E-Autos und Speicher „im Rhythmus von Wind und Sonne“ laufen.

Das Kölner Start-up, das seit 2023 am Markt ist, hat mittlerweile rund 60 Mitarbeiter und eine mittlere fünfstellige Zahl von Kunden angeschlossen. Es wächst derzeit Schwills Angaben zufolge mit 2000 bis 3000 Kunden im Monat, die von Spot my Energy jeweils einen intelligenten Stromzähler, ein Energiemanagementsystem und einen Stromliefervertrag erhalten. Rentieren wird sich das Geschäftsmodell seiner Rechnung zufolge erst ab einer sechsstelligen Anzahl an Kunden, was aber absehbar sei. „In anderthalb bis zwei Jahren sind wir profitabel.“

Flexible, effiziente Gaskraftwerke

Gaskraftwerke sollen in Zukunft dann Strom erzeugen, wenn nicht ausreichend Wind weht und es nicht sonnig genug ist. Oft sind damit kleine Gasturbinen gemeint – diese lassen sich schnell hoch- und herunterfahren, sind aber nicht ganz so effizient. Moderne Gas- und Dampf-Kombikraftwerke erzielen zwar mit etwa 60 Prozent deutlich höhere Wirkungsgrade, weil sie die entstehende Abwärme nutzen können, sind allerdings nicht ganz so flexibel einsetzbar. Und dann gibt es noch Blockheizkraftwerke, die Biogas verbrennen und damit Strom und Wärme erzeugen.

Reverion aus dem bayerischen Eresing setzt auf eine ganz andere Technik: die Brennstoffzelle. Die Mini-Kraftwerke mit nur 500 Kilowatt Leistung können Erdgas, Biogas oder Wasserstoff elektrochemisch, also ohne Verbrennung, in Strom umwandeln. Und erreichen damit einen Wirkungsgrad von 74 Prozent – nach eigenen Angaben ein Weltrekord. Weiterer Pluspunkt: Die Anlagen in Containerbauweise funktionieren auch „rückwärts“, können also auch überschüssigen Strom per Elektrolyse in speicherbares Gas umwandeln („Power-to-Gas“).

Bisher werden sechs der sieben existierenden Anlagen des Start-ups, welches 2022 aus der TU München ausgegründet wurde, von Landwirten mit Biogas betrieben, sagt Chef und Mitgründer Stephan Herrmann. Theoretisch kann in dem Prozess das im Brennstoff enthaltene CO₂ in reiner Form abgeschieden werden. Eine Nachbehandlung ist dazu laut Unternehmen nicht erforderlich, anders als in herkömmlichen Kraftwerken. Das CO₂ kann dann industriell genutzt oder dauerhaft gespeichert werden. Das macht die Stromerzeugung bei Verwendung von Erdgas CO₂-neutral, bei Verwendung von Biogas sogar CO₂-negativ. Ein Konsortium aus Google, Stripe und Co. will Reverion in den kommenden vier Jahren insgesamt 96.000 Tonnen biogenes CO₂ abnehmen.

Doch das ist nicht der einzige Grund, weshalb Reverion für Investoren interessant ist. Künftig will das Unternehmen auch Rechenzentren mit Strom versorgen. Vor wenigen Tagen hat das Start-up, welches für den Deutschen Zukunftspreis des Bundespräsidenten nominiert ist, in einer Series-B-Finanzierungsrunde 175 Millionen Dollar eingeworben. An Bord ist nun unter anderem der Deeptechfonds Kembara. Mit dem frischen Kapital wollen die Bayern eine Fabrik mit einer Fertigungskapazität von 250 Megawatt im Jahr aufbauen. Um eines Tages profitabel zu werden, seien steigende Stückzahlen und damit sinkende Herstellungskosten entscheidend. Zu den derzeit 220 Mitarbeitern sollen bis zu 800 Stellen hinzukommen.

Elektrolyseure für grünen Wasserstoff

Vom Wasserstoff erhoffen sich die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 einiges. Eine vom Wifor-Institut und dem Fraunhofer ISE im Auftrag der Branche erstellte, Mitte September vorgestellte Studie beziffert die mögliche Bruttowertschöpfung durch die Produktion von Elektrolyseuren und ihren Vorprodukten bis 2045 auf bis zu 2,2 Milliarden Euro jährlich.

Eben jene Elektrolyseure – also Anlagen, die Wasser mit Hilfe von (Öko-)Strom in Sauerstoff und (grünen) Wasserstoff umwandeln können – fertigt Sunfire aus Dresden. 2010 gegründet, beschäftigt das Unternehmen heute mehr als 700 Mitarbeiter – nicht nur in Sachsen, sondern auch in Berlin, Solingen und Magdeburg.

Obwohl der Hochlauf in Deutschland zuletzt recht schleppend verlief, glaubt Vorstandsvorsitzender und Mitgründer Nils Aldag weiter an die Technik. „Deutschland hat früh den Anspruch formuliert, Leitmarkt für Elektrolyseure zu werden – und dieser Anspruch steht“, sagt Aldag. Die junge Industrie habe investiert und Kapazitäten aufgebaut. Technologisch seien die europäischen Hersteller führend. Jetzt müsse die Politik die Nachfrage weiter ankurbeln.

Zu Sunfires Kunden gehören schon jetzt große Energieversorger. Für einen RWE-Standort in Lingen baut es einen 100-Megawatt-Alkali-Elektrolyseur. Gerade erst wurden die 20 Bauteile („Stacks“) mit Schiff und Lastwagen von Magdeburg ins Emsland transportiert. In Spanien und in Finnland setzt das Unternehmen ähnliche Projekte um.

An einer weiteren Technologie bastelt Sunfire noch: SOEC-Elektrolyseure, die Abwärme nutzen, deshalb deutlich effizienter sein sollen und mit Betriebstemperaturen von 850 Grad Celsius arbeiten. Im von BASF betriebenen Industriepark Lausitz in Schwarzheide entwickelt das Unternehmen gerade eine Testanlage für ein 50-Megawatt-System. Sunfire will hier Erfahrungen für den Einsatz in industriellem Maßstab sammeln, um die Kosten weiter zu senken. Insgesamt hoffen die Dresdner in diesem Jahr auf eine EBITDA-Marge im zweistelligen Prozentbereich.

Spitze in Germany

Amerikanische Techkonzerne bestellen in der hessischen Provinz, chinesische Auftragsfertiger nutzen Kameras aus Schleswig-Holstein, und gegrillt wird weltweit mit Glas aus Mainz. Drei Beispiele zeigen, was hierzulande möglich ist. Von Holger Appel und Johannes Winterhagen

Kühle Rechner

Der wirtschaftliche Niedergang mag unausweichlich sein oder nicht, dem Gerede über ihn ist jedenfalls nicht zu entkommen. Dabei hängt die Spitzentechnik manchmal einfach an der Wand. Nüchtern kommt er daher, schmucklose Technik, purer Zweck. Der Schaltschrank steht dafür, was deutsche Technik auszeichnet, sosehr, dass sie sich in Fabriken überall auf der Welt findet, egal ob dort Gummibärchen oder Luxusautos gefertigt werden. In seinen Eingeweiden befinden sich all jene elektrischen und elektronischen Komponenten, die dafür sorgen, dass Pressen pressen, Schweißroboter schweißen, kurz, dass passiert, was passieren soll.

Die Erfolgsgeschichte nahm vor 65 Jahren in der hessischen Provinz ihren Anfang, zu einer Zeit, als der Schaltschrank noch ein individuell zusammengezimmertes Produkt war. Die Idee von Rudolf Loh, dem Gründer von Rittal, war schlicht: Aufbau und Installation sollten durch standardisierte Maße schneller gehen, es war Wirtschaftswunderzeit, und Fachkräfte waren mindestens so rar wie heutzutage.

Sohn Friedhelm, durch den Tod des Vaters früh in die Verantwortung genommen, erkannte bereits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dass die auf 19 Zoll Breite genormten Serverschränke für damals entstehenden IT-Rechenzentren ähnliche Anforderungen haben. Mal abgesehen davon, dass die Türen aus edlem Glas oder Aluminium statt einfachem Blech bestehen. Die Entscheidung, in dieses Geschäft einzusteigen, erweist sich im erst beginnenden Zeitalter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ls Glücksfall für das Unternehmen, das sich noch immer im Familienbesitz befindet.

Heutzutage kauft jeder zweite Hyper- scaler – so nennt die IT-Welt die Betrei- ber sehr großer Rechenzentren – Serv- verschränke bei Rittal. Dass amerikanis- che Techkonzerne in Deutschland bestellen, hat mit der Abwärme zu tun, welche die parallel rechnenden Hoch- leistungschips entwickeln. Dicht auf die Leiterplatten gepackt, entwickeln sie bis zu 200 Kilowatt Wärmeleistung je Serverschrank. In Haiger, am Stammsitz des Unternehmens, war man früh über- zeugt, dass solch große Wärmemengen nicht mehr mit klassischer Luftkühlung abzutransportieren wären. Stattdessen setzte man auf direkte Flüssigkeitskühlung und verkaufte fortan die Schränke mit allen dafür notwendigen Komponenten. Dynamisch sei das Wachstum aktuell, sagen die Geschäftsverantwortlichen, und das dürfte angesichts der Baubooms der KI-Rechenzentren eher zurückhaltend formuliert sein.

Augen in der Produktion

Ein flapsiger Post, was selten mit ordentlichem Schreiben gleichzusetzen ist, ist flott abgesetzt. Und übersieht doch oft jene Innovationskraft, die im deutschen Mittelstand noch immer steckt, Bürokratie, Energiekosten und anderen Standortwidrigkeiten zum Trotz. Sitzen alle Bauelemente auf dem richtigen Platz, sodass die Anzeige im Cockpit des Autos später zuverlässig funktioniert?

Früher, als zwar nicht alles besser, aber die Elektronikkomponenten auf einer Leiterplatte viel größer waren, gab es am Bandende einen Arbeitsplatz, an dem ein Mensch, meist ein weiblicher, die Leiterplatte unter eine tellergroße, fest installierte Lupe hielt. Qualitätssicherung mit bloßem Auge ist mittlerweile ein Auslaufmodell. In der industriellen Fertigung ersetzen Kameras die menschlichen Augen und Bildauswertung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das Gehirn.

Die Kameras, die winzige Produktionsfehler entdecken, nicht nur auf der Elektronikplatine, sondern auch Risse in Reifenoberflächen oder mangelhafte Beschichtung von Brennstoffzellen, unterscheiden sich grundlegend von jenen Geräten, die ein jeder im

Smartphone mit sich trägt. Um das Bild an sich, am liebsten natürlich gestochen scharf, geht es gar nicht. Gewonnen werden sollen maschinenlesbare Daten, und zwar in Echtzeit, also mit wenigen Millisekunden Verzögerung, dafür aber zuverlässig an 365 Tagen im Jahr, rund um die Uhr. Denn wenn die Qualitätssicherung streikt, steht meist die gesamte Fabrik, „Pull-Prinzip“ heißt das in der Produktionsorganisation.

Die harten Anforderungen sind Lebensquell für Basler, einen Kamerahersteller aus Ahrensburg. Das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Umsatz etwas mehr als 200 Millionen Euro, kommt auf einen Exportanteil von mehr als 80 Prozent. Rund die Hälfte der Ausfuhren entfällt auf asiatische Länder, davon wiederum die Hälfte auf China. Ob das Land nicht technisch mittlerweile auf Augenhöhe sei, fragen wir. Und erhalten die Antwort: Einen Schutzzaun aus Patenten könne man auf diesem Sektor ohnehin nicht bauen, man müsse eben am Ball bleiben und vor allem absolut zuverlässig liefern. Chinesische Unternehmer schätzen offensichtlich gelebte Sekundärtugenden durchaus.

Grillen mit Glas

Die Industrie stehe am Abgrund, technisch sei sie abgehängt von amerikanischen und chinesischen Globalspielern mit ihrem Superspeed, heißt es vielerorts. Ach so? Deutschland kann meisterhaft Tunnel bohren, lasern, dübeln, sägen. Grillen kann es auch. Obgleich da ein jeder rasch an Weber denkt, tendiert der ambitionierte Hobbygrillmeister zuletzt zu Napoleon. Was mitnichten ein französischer Feldherr ist, jedenfalls im Angesicht des argentinischen Filets, sondern ein Statement von Grill mitsamt Sizzlezone, also Nachbrenner. Nun tropft leider an jedem heißen Abend ein wenig Fett in den Brennraum, was dieser trotz regelmäßiger Reinigung irgendwann durch Bummelstreik, schließlich durch Generalstreik quittiert. Es müsste eine Erfindung her, die nach oben strebende Hitze durchlässt und nach unten tropfendes Fett auffängt.

Glas kommt einem womöglich nicht sofort in den Sinn, wohl aber den Spezialisten von Schott in Mainz, die damit die Grillkünstler von Outdoorchef versorgen. Genauer gesagt Glaskeramik, die in Deutschland gefertigt und verheizt wird. Sie trägt den Namen Nextrema, Outdoorchef gibt ihr die Marketingbezeichnung Blazinglas und lockt mit nicht weniger als einer „Revolution für alle bekannten Infrarotbrenner“. Das gute Stück Glaskeramik hält 900 Grad aus, lässt Infrarothitze durch und verhindert zumeist als unerquicklich empfundene Nebenwirkungen wie Fettbrand, Rauch oder Flammen. Steak und Wurst sind Ehrensache, die Schott-Chefs versprechen aber auch feinen Fisch, gutes Gemüse und beste Burger.

Die Glaskeramik wird in zwei Schritten produziert, Glasschmelzen, einschließlich Heißformgebung, und Keramisierung. Es entstehen einzigartige Eigenschaften, zu denen die Ausdehnung nahe null über einen weiten Temperaturbereich gehört. Und Resilienz gegen externe Schocks, Temperaturschwankungen von 820 Grad sollen keine Herausforderung sein. Die nämlich gilt es auszuhalten, wenn aus heiterem Himmel Regen fällt oder der Glaseinsatz einfach nur durch ein Tauchbad in kaltem Wasser gereinigt werden möchte.

Der Barbecue-Markt sei heiß umkämpft, weiß Schott, Nextrema ein Trumpf, um sich von der Konkurrenz abzugrillen. Die Glaskeramik eignet sich übrigens auch als Sichtfenster im Deckel. Als Pizzastein. In familiärer Verwandtschaft als das uns wohlbekannte Ceran-Kochfeld. Oder als das uns weniger bekannte Zerodur in den größten Teleskopen der Welt. Sieh mal einer an, was alles an Weltspitzentechnik herauskommt, wenn man so arglos mit Freunden am Grill steht.

Mit KI Leben retten

Wenn jede Minute zählt, kann eine Sprachbarriere fatal sein. Das weiß Olaf Hahn nur zu gut. Er ist Teamleiter in der Integrierten Leitstelle Westmecklenburg in Schwerin. Täglich gehen hier rund 250 Notrufe ein. Bei ein paar davon pro Woche spricht der Anrufer weder Deutsch, noch kommt man mit Englisch weiter. Bis vor zwei Jahren konnte die Leitstelle ihnen im Zweifel nicht helfen. Für den Anrufer kann das dramatisch sein, für die Mitarbeiter der Leitstelle, die „Disponenten“, ist es zumindest belastend. „Diese Leute haben alle ein Helfersyndrom, sonst kann man bei uns nicht anfangen“, sagt Hahn.

Inzwischen sind fremdsprachige Anrufe keine so große Hürde mehr. Die Leitstelle hat ein KI-System, das den Anruf automatisch mitschreibt, die Sprache erkennt und simultan übersetzt. „Man hört die Muttersprache und bekommt die Übersetzung“, sagt Hahn. In die andere Richtung gehe es auch: Der Disponent kann auf Deutsch antworten, und der Anrufer hört es in seiner Muttersprache.

Einmal, so erinnert sich Hahn, war eine verzweifelte Mutter dran. Sie sprach kein Deutsch. Erst die Übersetzung offenbarte: Ihr Kind war bewusstlos und atmete wohl nicht mehr. Der Disponent habe den Rettungswagen losgeschickt und der Mutter zudem erklären können, wie sie das Kind mit einer Herzdruckmassage am Leben halten könne, bis die Hilfe eintrifft. Genauere Details zu dem Fall darf Hahn nicht verraten. Wie er letztlich ausging, weiß er selbst nicht. Klar ist aber: Ohne die automatische Übersetzung mittels KI hätte man der Mutter am Telefon kaum helfen können.

Auch andere Leitstellen haben heute solche Systeme. Und während sie bisher nur einzelne Notrufe verbessern, steckt im Einsatz von KI in Notfallsituationen viel größeres Potential. Nämlich dann, wenn normale Ressourcen an ihre Grenzen stoßen, wie bei den großen Waldbränden in Europa in diesem Jahr oder bei der Ahrtalflut 2021 mit 135 Toten. Bei Katastrophen kommt es drauf an, Daten zu sortieren, Bilder zu analysieren, Informationen zu beschaffen und auszuwerten. All das sind Aufgaben, für die KI wie geschaffen ist.

Zwar gab es seit der Einführung des Systems in der Schweriner Leitstelle noch keinen Katastrophenfall, aber die Gefahr bestehe laut Teamleiter Hahn durchaus. Die „Küstenautobahn“ genannte A 20 verläuft durch sein Einsatzgebiet. Schon heute kämen die meisten Anrufe, bei denen die automatische Übersetzung anspringt, von dieser Verkehrsader. „Da rufen Menschen aus Osteuropa an“, sagt Hahn. „Wenn es dort mal ein großes Unwetter gibt, oder eine Brücke stürzt ein, dann müssen wir mit sehr vielen fremdsprachigen Anrufen rechnen“, erklärt Hahn.

Die Technik würde dann helfen. Aber man muss auch ihre Schwächen kennen. Zwar sagt Hahn, die Präzision der Übersetzungen habe ihn und seine Mitarbeiter überrascht. Aber zuerst müsse das System die Sprache richtig erkennen. Gerade Ukrainisch und Russisch verwechsele es manchmal. „Dann muss der Disponent eingreifen und die Sprache festlegen“, sagt Hahn, vorausgesetzt, der Mitarbeiter erkennt die Sprache korrekt.

KI-Verfahren sind eben nie absolut zuverlässig. Wer ihnen blind vertraut, läuft Gefahr, falsch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Das kann gerade im Katastrophenfall schwerwiegende Folgen haben. So muss man sich bei jeder KI-Anwendung fragen: Wie zuverlässig sind die Angaben? Und wann ist es besser, zu wissen, dass man etwas schlicht nicht weiß, als auf womöglich fehlerhafte Informationen zu setzen?

Es sind Fragen, die auch Experten des Deutschen Forschungszentrums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es DFKI, umtreiben. Sie arbeiten daran, KI viel tiefer in die Entscheidungsprozesse von Notfallleitstellen einzubauen. „Da es hier um medizinische Notfälle geht, müssen wir besondere Sorgfalt walten lassen“, sagt Eric Rietzke. Er leitet das Kompetenzzentrum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very Management“ und setzt auf eine Technologie, die von den Fünfzigerjahren bis in die Neunziger die vorherrschende Strömung i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war: die „symbolische KI“.

Die Idee basiert darauf, dass man Computern feste Regeln einprogrammiert, mit denen sie Aufgaben lösen. Die Ergebnisse sind nachvollziehbar und überprüfbar. Aber der Ansatz stößt dort an seine Grenzen, wo die Aufgaben zu komplex werden, es zu viele Regeln, Ausnahmen oder Doppeldeutigkeiten gibt. Sprache ist so ein Fall: Es ist nie gelungen, mächtige Sprachmodelle alleine anhand eines Wortschatzes und von Grammatik- und Rechtschreibregeln zu entwickeln. Es klappte erst durch Deep Learning, bei dem der Computer anhand von unzähligen Beispielen lernt, wie Sprache funktioniert. Ähnlich ist es auch bei der Bilderkennung. Nur durch Deep Learning können KI-Systeme heute Katzen von Hunden unterscheiden oder kaputte Brücken von intakten. Doch dieser Ansatz hat einen Preis: Man kann nicht mehr nachvollziehen, auf welcher Grundlage die KI entscheidet.

Die symbolische KI könne mit festen Regeln die Leitplanken bilden, innerhalb derer moderne Sprachmodelle arbeiten. „Da sehe ich gerade für Deutschland eine Chance“, sagt Rietzke. Während die USA und China auf dem Gebiet der Sprachmodelle konkurrierten, könnte man sie hierzulande mit symbolischer KI zu einem Gesamtsystem kombinieren. Damit kön-

Im globalen Rennen um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rkt Deutschland oft abgehängt. Doch hier entstehen Anwendungen, bei denen nicht Größe, sondern Verlässlichkeit zählt: im Katastrophenschutz.

Von Piotr Heller

nen wir vertrauenswürdige Anwendungen schaffen“, sagt er.

Wie das aussehen könnte, zeigt das Forschungsprojekt „Prioritas“: Sobald ein Notruf in einer Leitstelle eingeht, hört die KI mit. Sie hilft dem Disponenten bei der Entscheidung, wie man die Person, wenn nötig, möglichst schnell ins Krankenhaus bekommt. „Der Disponent muss nämlich eine Datenflut bewältigen“, sagt Rietzke: Was hat die Person? Wo ist sie? Wie lange braucht ein Fahrzeug dorthin? Wie lange ein Hubschrauber? Wie lange braucht er dann zur Klinik? Ist die Klinik überhaupt aufnahmebereit? Hinzu kommen die Wetterlage sowie die Frage nach einem Landeplatz.

All diese Informationen holt die KI während des Gesprächs ein. Dann könne sie einen Vorschlag machen, wie: „Rettungswagen Nummer 13 ist auf einer nicht dringenden Fahrt unterwegs, wir sollten ihn abziehen und umdisponieren“, sagt Rietzke, einen Vorschlag also, auf den der Disponent allein nicht gekommen wäre, weil ihm der Überblick fehlt. Der symbolische Teil ist das Regelwerk, innerhalb dessen sich die Entscheidung bewegen kann und an den sich das System halten muss. Es sind sozusagen die unumstößlichen Randbedingungen der Entscheidung, wie etwa: Bei welchem medizinischen Bild muss eine Person ins Krankenhaus? Welche Fahrten von Rettungswagen sind nicht dringend?

Rietzke testet das System gerade in mehreren Leitstel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Es ist eher auf Einzelschicksale ausgerichtet, aber im Ka-

tastrophenfall muss eine Leitstelle auch funktionieren, und dann könnte das System helfen“, sagt er. Da gerade bei Katastrophen die Leitungen überlastet sein können, wäre ein anderer Anwendungsfall, die Anrufer aus der Warteschleife zu einer Sprach-KI weiterzuleiten. Sie könnte eine Vorselektion durchführen: „Wollen Sie uns nur eine Beobachtung melden, oder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Notfall?“ Ein Notfall käme dann auf die Überholspur, sonstige Meldungen könnte die KI entgegennehmen und verarbeiten. Noch aber prüft das DFKI diese Anwendung juristisch.

Daran, den Helfern vor Ort ein gutes Bild der Lage zu geben, arbeitet das Deutsche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LR). Heute schon nutzen Einsatzkräfte bei Überschwemmungen und Waldbränden Drohnen oder ferngesteuerte Fahrzeuge, die das Unglücksgebiet filmen, mit Lasersensoren abtasten oder mit Wärmebildkameras Menschen und Glutnester aufspüren. Da fielen eine Menge von Sensordaten an, sagt Joachim Götz vom DLR. „Darum braucht man KI-Methoden, die Informationen aus den Videos herausholen.“ Wie das geht, erforscht Götz im Projekt „Resitek“.

Ein Beispiel: Für Rettungseinsätze bei Überschwemmungen muss man wissen, welche Wege befahrbar sind. KI-Systeme zur Bilderkennung können dafür Drohnenbilder auswerten und Informationen liefern: „Hier war eine Brücke, die ist aber zerstört.“ Oder: „Dieser Weg ist noch befahrbar.“ Diese Informationen laufen dann zentral zusammen und erscheinen auf einer Karte. „Der nächste Schritt wäre ein Chatbot, dem man Fragen zur Lage stellen kann“, sagt Götz. Die Herausforderung ist hier ist das Training der Systeme. „KI wird mit Daten trainiert, Katastrophen sind aber selten“, sagt Götz. Entsprechend wenig Lernmaterial gebe es. Der Anwender müsse berücksichtigen, dass die Informationen nicht mit hundertprozentiger Sicherheit korrekt sein können.

Forscher des DLR haben das System im Juni im Ahrtal demonstriert. Dabei spielten sie eine Überschwemmung ähnlich der im Jahr 2021 durch. Ein amphibisches Fahrzeug durchfuhr ferngesteuert die Ahr und inspizierte eine Brücke von unten. Eine Drohne flog das Gebiet automatisch ab, suchte mit Infrarotsensoren nach Menschen. „Sie hat einen Lautsprecher, über den sie mit der Person Kontakt aufnehmen kann: „Brauchen Sie Hilfe? Dann winken Sie!“, erklärt Götz. Die KI erkannte das Winken, leitete die Information an die Leitstelle weiter. Die schicke einen Rettungshubschrauber los, der in dieser Demonstration allerdings nur innerhalb der Luftraumdaten simuliert wurde. Die Drohne machte dem simulierten Hubschrauber Platz, denn die automatische Absprache im Luftraum ist ebenfalls ein Teil des Forschungsprojekts. „Das hält Ressourcen frei“, sagt Götz.

In Teilen ist das System bereits im Einsatz. Das Bayerische Rote Kreuz nutzt eine Drohne, deren Daten automatisch in ein Lagebild einfließen. Als in den Chiemgauer Alpen am Saurüsselkopf im Mai 2026 der Wald brannte, spürte sie verborgene Glutnester auf. Der Reiz des Systems besteht darin, dass es wachsen kann, weil die Daten schließlich automatisch ausgewertet werden. In Zukunft könnten zig Drohnen bei Katastrophen Informationen sammeln. Joachim Götz schweben zudem weitere Datenquellen vor. „Wenn wir an Städte denken, wird es dort in Zukunft autonome Fahrzeuge geben“, sagt er. Sie könnten bei Katastrophen auch Videos und Messwerte liefern, die in ein Lagebild einfließen.

Was wäre anders gewesen, wenn man 2021 bei der Ahrtalflut schon solch ein System gehabt hätte? „Die Katastrophe hätte man nicht damit verhindern können“, sagt Götz. Aber schneller an ein Lagebild zu kommen und Drohnen und Hubschrauber gemeinsam in einem Luftraum arbeiten zu lassen, steigere die Effizienz. „Im Katastrophenfall bedeutet Effizienz letztlich, dass mehr Menschen rechtzeitig Hilfe bekommen.“

Ein grundlegendes Problem damals war, dass viele Warnungen verhallten. Es gab eine europäische Flutwarnung. Vier Tage vor den schlimmsten Überschwemmungen warnte die Bundesregierung. Es lagen Prognosen für die später betroffenen Gebiete der Ahr vor, in denen es zur Katastrophe kam. Dennoch wurden die Menschen, wie heute klar ist, wenn überhaupt, zu spät evakuiert. Viele traf die Flut unvorbereitet.

Markus Reichstein, Direktor des Max-Planck-Instituts für Biogeochemie, schlägt daher einen Paradigmenwechsel bei Frühwarnsystemen vor. Die funktionieren, grob gesagt, in sechs Schritten. Erst werden Wetterdaten gemessen, daraus wird das Wetter vorhergesagt. Über das Wetter kann man Gefahren bestimmen: Wo können Flüsse über die Ufer treten oder Wälder brennen? Der vierte Schritt ist, die Einflüsse abzuschätzen: Welche Straßen können überschwemmt werden? Wo sind Menschen und Infrastruktur in Gefahr? Daraus leitet man im fünften Schritt Warnungen und im sechsten Entscheidungen ab, zum Beispiel: Soll man evakuieren?

„Bisher basiert das nicht auf KI“, sagt Reichstein. Wie sich das ändern könnte, hat er mit Kollegen im Magaz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dargelegt. Während die Vorhersage des Wetters heute gut funktioniere, sei es bei den Auswirkungen schwieriger. „Gerade, wenn es um lokale Phänomene geht, scheitern klassische Ansätze“, sagt er. Denn es ist zu komplex, die physikalische Welt so zu modellieren, dass man genau berechnen könnte, wie hoch das Wasser in einer Straße steigen werde.

Mit KI-Modellen, die mit Daten aus der ganzen Welt trainiert sind, sei es hingegen denkbar, von Wetterdaten direkt auf die Auswirkungen zu schließen, sagt

Reichstein. Mit dem Projekt „Flood Forecasting“ arbeite Google derzeit an solchen Anwendungen, ansonsten gebe es KI-basierte Vorhersagen von Unwetterauswirkungen noch nicht.

Auch den nächsten Schritt des Frühwarnsystems könnte KI verbessern, die eigentliche Warnung. Pegelstände oder Vorhersagen für Hochwasser sind abstrakt. „Mit generativer KI kann man Bilder erzeugen, die die möglichen Auswirkungen intuitiv zeigen: So wird ihre Straße aussehen, die Häuser werden bis zum zweiten Stock überflutet sein“, sagt Reichstein. Über Informationen zum Verhalten der Menschen könnte man zudem individualisierte Warnungen an einzelne Personen schicken. Damit könnte KI zwar auch keine Katastrophe verhindern, aber zumindest dabei helfen, dass Menschen gar nicht erst in Gefahr ger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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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der deutsche Sport Ende September in Baden-Baden die Entscheidung für seinen Olympia-Kandidaten zwischen München und

Köln/Rhein-Ruhr inszenierte, schien es parallel dazu noch einen anderen Wettbewerb zu geben: Wie viel Bedeutung, wie viel Aufladung man dem nationalen Starter für die Sommerspiele 2036, 2040 oder 2044 mit ins weitere Rennen geben kann.

Wenn man sich anhörte, was Thomas Weikert, der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Olympischen Sportbundes (DOSB),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und, gewissermaßen als Deus ex Machina per Video eingespielt, Jürgen Klopp dazu sagten, könnte das Ergebnis so auf der Anzeigetafel leuchten: Bronze – den körperlichen Verfall insbesondere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en stoppen. Silber – das Auseinanderfallen der Gesellschaft aufhalten. Gold – den Zerfall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verhindern.

Mehr geht eigentlich nicht. Erst recht dann nicht, wenn man den Begriff von den Spielen einmal beim Wort nimmt: Ein Spiel ist, das ist Teil der Definition, zunächst einmal etwas Zweckfreies.

Zweckfrei freilich sind Olympische Spiele nie gewesen, dafür sind sie zu groß, zu teuer und, ja, zu repräsentativ. Was sie bei alledem aber zuerst einmal sind: eine ziemlich mächtige Idee.

Das fand, um mit einem speziellen Beispiel zu beginnen, auch Jean Drapeau, der sich als Bürgermeister von Montreal in den 1960er-Jahren in die Idee von den Spielen verliebte. Die kanadische Stadt ist bis heute warnendes Exempel für das größtmögliche Fiasko im Zeichen der Ringe. Mit einem Stadion, das im Modell wie gebaute Zukunft aussah, mit seinem kühn geneigten Turm, der das Dach über der Ufo-förmigen Betonschüssel wie ein Zelt aufspannen sollte, der dann aber dummerweise erst elf Jahre nach den Spielen fertig wurde. Mit einem Schuldenberg von rund einer Milliarde Euro (nach heutiger Rechnung), der erst 2006, nach 30 Jahren, abgetragen war, obwohl Drapeau gesagt hatte, dass die Spiele „genauso wenig ein Defizit bekommen können wie ein Mann ein Baby“. Und mit Wettkämpfen, die derart von Doping verseucht waren, dass es einen heute noch schaudern lässt.

Mit anderen Worten: Viel mehr schieflaufen kann für einen Gastgeber gar nicht (wenn man von den politischen Boykotten der beiden folgenden Ausgaben 1980 in Moskau und 1984 in Los Angeles absieht).

In diesem Sommer aber, anlässlich des 50-jährigen Jubiläums jener Spiele von 1976, schoben sich die Menschen dicht gedrängt durch das McCord Stewart Museum im Zentrum Montreals, bestaunten das grandiose Design genauso wie die Sammlung grandioser Karikaturen, die Jean Drapeau mit Babybauch, die Stadionschüssel als Kloschüssel und die ostdeutschen Schwimmerinnen als unüberwindbare (Sicht-)Mauer zeigten.

Der Titel der Ausstellung, „An Olympic Feat“, eine olympische Leistung, war dabei eindeutig positiv konnotiert. Der Begleittext schwärmte von Spielen, die einen „bleibenden Eindruck hinterlassen haben, der die Identität der Stadt formt“, und eine „bleibende Begeisterung für Amateursport und breitere Partizipation in Quebec als eines der bedeutendsten Vermächtnisse“. Das englische Wort hierfür, „Legacy“, ist ein Buzzword beim Internationalen Olympischen Komitee (IOC), auf das es auch in der deutschen Debatte noch ankommen wird.

Die Botschaft jedenfalls ist klar: Es gibt, selbst wenn man Pech mit den Spielen hat, etwas damit zu gewinnen. Auch wenn man einen Schuss Lokalpatriotismus und Nostalgie wohl konzedieren muss.

Deutschland hatte bislang wahrlich kein Glück mit den Spielen, die es bislang zwei Mal ausrichtete, 1936 in Berlin und 1972 in München, vor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1936 bestand die Repräsentation vor allem darin, ein gigantisches Trugbild zu schaffen, der Welt etwas über (Hitler-)Deutschland vorzumachen. Es steckte darin zwar schon damals die schöne Pointe, dass der schwarze Amerikaner Jesse Owens den wahren Charakte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mes durch seine vier Goldmedaillen ad absurdum führte, worauf in Baden-Baden auch Markus Söder noch einmal hinwies. Aber das änderte nichts daran, dass die Täuschung im Ganzen funktionierte, die Welt sich etwas vormachen ließ.

1972 wurde Repräsentation ganz anders gedacht, als heiterer Gegenentwurf eines anderen, neuen Deutschland. Auch wenn die Spiele später in der Katastrophe endeten, dem Geiseldrama um das israelische Team mit zwölf Toten: Wenn man sich allein die Anlage anschaut, die ideelle wie die materielle, in München gebaute, dann dürfte kaum etwas, das in Deutschland je auf die Beine gestellt worden ist, mehr Optimismus und Leichtigkeit verströmt haben (der Mauerfall ist eine andere Disziplin und hier nicht qualifiziert). Mit dem Jahrhundertbauwerk des Olympiastadions im Zentrum, das auf ganz eigene Art eine Parabel auf das Wesen des Sports darstellt: Dass der Eindruck schwebender Leichtigkeit manchmal das Ergebnis schier übermenschlicher Anstrengungen ist.

Es wäre deshalb schon ein erster Erfolg, wenn der zweite Münchner Anlauf ebenso zuversichtlich beginnen würde. Dafür ist es zuerst einmal ein Glück, dass das Stadion immer noch dasselbe ist und nicht wahlweise gesprengt, wie Franz Beckenbauer einmal polemisierte, oder zu einem seelenlosen Fußballkommerztempel verunstaltet wurde. Es hat auf faszinierende Weise nichts von seiner Ausstrahlung verloren, sodass es im 21. Jahrhundert einerseits Nachhaltigkeit verkörpert, aber zugleich auch immer noch Zukunft: ein olympischer Goldstandard made in Germany.

Alles anderes aber ist weit schwieriger. Für welches Deutschland können die Spiele diesmal stehen? Angefangen damit, dass die Deutschen es diesmal schwerer haben, zu zeigen, wer sie sind. Weil sie sich darüber erst einmal selbst vergewissern müssen – Ausgang ungewiss, wie man angesichts der politischen Lage und der depressiven Stimmung, die sich über das Land gelegt hat, hinzufügen muss.

W

ir müssen den Menschen auch einmal eine fröhliche Botschaft geben.“ Was der damalige Bundeskanzler Ludwig Erhard vor dem ersten Münchner Anlauf den Kritikern entgegenwarf, klingt deshalb einerseits seltsam gegenwärtig. Vermutlich liegt dem Ausgang der beiden Referenden, die so positiv für München (66,4 Prozent) und NRW (66 Prozent) ausgingen, auch dieses Motiv zugrunde: Dass die Menschen, inmitten von so viel Krise und Scheitern, eine Sehnsucht nach einer positiven Erzählung haben. Dass endlich einmal (wieder) etwas Großes gelingt.

Ändererseits sind die Voraussetzungen dafür ganz andere. Das beginnt schon da-

Gold für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Deutschland hat sich endlich wieder auf den Weg gemacht,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auszurichten. Darin steckt eine Chance für das ganze Land. Von Christian Kamp

mit, dass niemand weiß, wann der erste Sportler überhaupt in München auf die Bahn gehen wird – und ob überhaupt. Die Entscheidung über 2036 soll wohl im Sommer 2029 fallen. Um aber in zehn Jahren bereit zu sein, muss München, muss Deutschland schon sofort loslaufen, wie das der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im Moment des Triumphes betonte. Aber selbst wenn München sofort lossprintet: Die Erneuerung des Hauptbahnhofs wird bis dahin nicht fertig sein, auch das Olympische Dorf stellt eine erhebliche Herausforderung dar, Prognose bis 2036: mehr als sportlich.

Womöglich war 1972 in dieser Hinsicht aber auch ein besonders glücklicher Moment in der olympischen Geschichte. Einer, in dem die Dimension der Spiele (noch nicht so groß) und die Gestaltungskraft von Politik (viel größer) so zueinander passten, dass etwas wirklich Großes entstehen konnte.

Das darf Deutschland aber nicht davon abhalten, es zu versuchen. Im besten Fall ist das Land, weil die Spiele nun mal nicht aufschiebbar sind wie eine Bahnhofs- oder Flughafeneröffnung, dazu gezwungen, politische Entscheidungswege zu verkürzen, auch wenn das kursierende Wortungetüm dafür aussieht, als sei der zuständige Beamte auf der Tastatur eingeschlafen: Olympiainvestitionsbeschleunigungsgesetz. Nicht nur der Soziologe Francis Fukuyama vertritt die These, dass Demokratie wieder besser ins Machen kommen muss, um die Menschen nicht zu verlieren. Ein spannendes Zukunftsexperiment, dass ausgerechnet

Illustration Edmon de Haro

in Bayern eine schwarz-grüne Koalition in Person von MP Söder und OB Krause gemeinsam Olympia-Looping fährt.

Die Spiele sollten aber nicht nur überparteilich, sondern auch überpolitisch als Chance für das ganze Land begriffen werden. Kurz gesagt: Das Beste, was noch da ist, aus Deutschland herauszuholen. In Sachen Ingenieurskunst, Stadt- und Verkehrsplanung, Ökologie, überall, auch bei der Gestaltung. Hier darf es ruhig einmal wieder eine transzendente Idee sein wie 1972 von Otl Aicher. „Es kommt weniger darauf an, zu erklären, dass es ein anderes Deutschland gibt, als es zu zeigen“, sagte der Chef-Designer Aicher 1967 im Organisationskomitee dazu. Immer noch ein kluger Satz, vor allem wenn man dieses „zeigen“, einen Willen zur Gestaltung, weiter fasst.

Ob ein solches Unterfangen, das nicht nur für sich genommen anspruchsvoll ist, sondern einen Anspruch auch bis ins Detail behauptet,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s 21. Jahrhunderts überhaupt zu realisieren ist – und dann auch noch zu bezahlen? Das ist die große Frage, die über allem schwebt. In der dritt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dürfe Olympia nicht an den Finanzen scheitern, sagte Söder in Baden-Baden.

Aber bezahlen muss es ja trotzdem jemand. Auf rund zehn Milliarden Euro sollen sich die Kosten laut Oberbürgermeister Krause belaufen, fünf für die Ausrichtung und refinanzierbar, fünf als Investitionen vor allem in Infrastruktur. Ohne gleich Montreal an die Wand zu malen: Eine Art olympischer Rekord wäre es schon, ein Budget tatsächlich halbwegs einzuhalten.

U mso mehr wird es darauf ankommen, den Nutzen der Spiele sichtbar zu machen, auch in Relation zu anderen dringend nötigen

Investitionen. Das ist die zweite, mindestens genauso große Herausforderung: die Menschen im Land mitzunehmen, repräsentativ, aber auch ganz real.

In dieser Hinsicht ist es kein besonders glückliches Start-Signal, dass die Münchner Bewerbung ganz im 1972er Retro-Gewand daherkommt, mit dem damaligen Segelpartner Kiel. Wende? Wiedervereinigung? War da nicht was? Hier darf man gespannt sein, wie die Münchner mit dem Ober-Bayern Söder an der Spitze zeigen wollen, dass es ihnen ernst ist mit Partizipation – und München nicht in erster Linie einseitig partizipieren will: am Steuergeld des Bundes.

Damit noch einmal zum Thema Legacy und dem IOC, das gute Geschichten auch deshalb liebt, weil sie sich besser verkaufen. Man kann es schon bedauern, dass erst der DOSB (mit seinem Bewerbungsprozess) und dann Berlin (mit seiner politischen Struktur) Kleinmut gewählt haben. Einmal sehr optimistisch gedacht: Was hätte es Größeres geben können, als 2040, ein halbes Jahrhundert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als Fest der Freiheit zu feiern?

Nun steht Berlin zwar nicht vor der Herausforderung, sich 2036 als Gastgeber mit der Jahrhundertlast der Nazi-Spiele auseinandersetzen zu müssen, schaut dann aber auch auf 100 Jahre ohne Olympische Spiele zurück. Paris und London, mit denen man sich gern vergleicht, kamen nicht nur jeweils schon drei Mal zum Zug, in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gilt Paris vor zwei Jahren als größter Erfolg überhaupt, und London 2012 immer noch als so großer, dass man dort schon über einen weiteren Anlauf nachdenkt.

Man kann Olympia nicht denken, ohne groß zu denken. Aber über den Erfolg entschieden wird nicht zuletzt im Kleinen. Das wäre die wahre Legacy, für die man sich beim IOC schon auch interessiert, die aber am Ende eigene Verantwortung bleibt: Dass der Effekt der Spiele im Alltag der Menschen greifbar wird. Dass Sportanlagen erhalten, erneuert oder neu gebaut werden, dass Sportunterricht angeboten und ausgebaut wird, dass das ganz große Thema der Verzahnung von Schule und Verein entschlossen angepackt wird. Dass Inklusion noch selbstverständlicher wird. Dass der Sport nicht nur ein Zukunftsthema wird, sondern als echter Zukunftsfaktor begriffen. „Gebt den Kindern die Spiele“ war ein Leitgedanke der Berliner Bewerbung. Nun müssen andere ihn umsetzen.

Vor der Entscheidung in Baden-Baden zählte Weikert, der im Dezember scheidende DOSB-Präsident, auf, was in allen vier Bewerberkommunen schon allein durch den Bewerbungsprozess für den Sport erreicht worden sei. Manches klang gut, bei manchem aber war noch zu viel politischer Konjunktiv im Spiel.

Genau hier aber müssen Sport und Politik gemeinsam Verbindlichkeit schaffen. Auf 31 Milliarden Euro wird der bundesweite Sanierungsbedarf bei den Sportstätten geschätzt. Da klingt auch die sogenannte Sportmilliarde nur nach dem Anfang eines Marathons, zumal es nicht die jährliche wurde, sondern eine über die Legislaturperiode von vier Jahren.

Viele kleine Geschichten vom Gelingen wären wichtiger als eine große, auch im Sinne des Vertrauens in die politische Gestaltungskraft. Die große kann helfen, sie zu schreiben, aber auch dafür wäre es wichtig, dass zuerst etwas anderes auf der Anzeigetafel leuchtet: Gold für das Versprechen, dass möglichst viele von den Spielen profitieren. Davon würde auch dann etwas Wertvolles bleiben, wenn Deutschland ansonsten leer ausgeht.

Freitag, 9. Oktober 2026 · Nr. 234/41 D0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Gemeinsam Deutschland neu denken. Zukunft gestalten.

Was bringt die Zukunft? Wo steht Deutschland, wohin will es – und welche Rolle spielt es in Europa und der Welt? Als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widmet sich die heutige Ausgabe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diesen Fragen ressortübergreifend. W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ichtet sie den Blick nach vorn und beleuchtet zentrale Zukunftsfragen aus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Die Sonderbeilage „Was Deutschland stark macht“ richtet den Fokus auf Deutschland und seine Rolle in der Welt: Was zeichnet unser Land aus? Wo liegen seine Stärken – und worauf kommt es an, um auch künftig erfolgreich zu sein?

Wir wünschen Ihnen viel Freude bei der heutigen Lektü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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