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Welt - 10.10.2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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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世界报》早版 明日之报

丢勒遇见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时代 让德国强大的因素

今天随附图标。 关于奢华家具与 不寻常的欲望之物 杂志

他的目标：奥运会 米夏埃尔·姆龙茨希望成为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 (DOSB) 主席并加强慕尼黑的地位

曾经被仰慕，如今被怜悯。 联邦共和国是如何 挥霍掉其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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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M / GETTY IMAGES

杰姆·厄兹德米尔警告政治左倾

在柏林选举两周半之后，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开始了组阁磋商。左翼党州主席克斯汀·沃尔特表示，这三个政党已准备好共同承担城市的责任。与此同时，针对这一潜在联盟的批评日益激烈。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绿党）在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人们必须能够信赖柏林将得到稳健的治理，而不是开始一场关于谁能实施最左翼政策的竞争。”在反犹主义问题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厄兹德米尔认为，目前的政治缺乏勇气：“这包括我们必须停止——我也明确地对我所在的政党说——追随极端势力。这样做只会让极端势力变得更强大。”他反驳了绿党议会党团主席卡塔琳娜·德勒格关于“中间派倾向左翼”的说法：“中间派并不倾向左翼，也不倾向右翼。中间派只是倾向于理智。”与此同时，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舒斯特宣布，柏林各政党关于打击反犹主义的协议是不充分的。基社盟 (CSU) 主席马库斯·索德尔将这一潜在联盟称为“令人羞愧的”。索德尔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是“绝对的禁忌”。第 3 页和第 11 页

148.000 Menschen mit Haftbefehlen gesucht

11,2 Prozent besitzen ausschließlich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Union und AfD fordern Konsequenzen, Grüne gezieltere Fahndungen. Polizeigewerkschaft beklagt fehlendes Personal

在德国，有超过 148.000 名持有未执行逮捕令的人员被搜寻。其中仅 11,2 Prozent 的人仅拥有德国国籍。这一数据来自联邦内政部对 AfD 联邦议院议员塞巴斯蒂安·明岑迈尔（Sebastian Münzenmaier）的一项回复，该回复由《周日世界报》独家获得。

Alexander Dinger

据此，被搜寻最多的是德国公民，共计 16.671 人。其次是罗马尼亚国籍者 16.123 人，波兰国籍者 12.721, 人，格鲁吉亚国籍者 6869 人，以及土耳其国籍者 6696 人。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乌克兰和摩洛哥等国家。联邦内政部表示，这些数字是瞬时快照。未执行的逮捕令每天都在被执行并从系统中删除，与此同时，新的逮捕令也在增加。

AfD 议员明岑迈尔告诉《周日世界报》：“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绝大多数被通缉的犯罪分子——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没有德国护照。”他要求进行一次“彻底的路线转变”。这包括永久且无缝的边境管制，立即终止犯罪外国人的居留权，以及在原籍国执行监禁刑罚。联盟党党团的内政发言人亚历山大·特罗姆（Alexander Throm，CDU）同样将这些数字视为安全问题。特罗姆对本编辑部表示：“每一个未执行的逮捕令都意味着一个安全风险。外国犯罪分子的比例很高，其中许多来自其他欧盟国家，这表明必须采取行动。”边境管制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遏制了非法移民。自 2024 年 9 月开始实施以来，我们的边境还抓获了超过 17.500 名持有未执行逮捕令的人员，”特罗姆说道。

绿党内政发言人马塞尔·埃默里希（Marcel Emmerich）解释道：“未执行逮捕令的数量之多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危险人物、极端分子、暴力或性犯罪者时。”联邦政府和各州必须增加搜捕压力，并根据被搜寻者的危险程度和犯罪严重程度，果断地确定执行优先级。然而，埃默里希反对加强边境管制。他表示：“与其寄希望于边境管制时的随机抓获，更需要有针对性的搜捕，尤其是针对危险的暴力犯罪者、威胁人员以及政治动机犯罪领域的人员。”

左翼党内政发言人克拉拉·比格（Clara Bünger）则警告不要从总数中得出草率的结论。比格告诉《周日世界报》：“目前缺乏关于这些未执行逮捕令是以何种原由颁布的全国性数据。但来自个别联邦州的数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涉及的是替代监禁刑罚。”此类逮捕令是在当事人无法支付罚金（例如因无票乘车）时执行的。她认为，在讨论犯罪问题时，将国籍放在首位是没有帮助的。根据她的评估，犯罪主要是由贫困、缺乏前景和被排斥等社会因素促成的。

德国警察工会主席海科·特加茨（Heiko Teggatz）则认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他在接受本编辑部采访时表示，这“显然构成了一个安全政策问题”。他指出，各州警察在人员配置上几乎无法有针对性地搜寻持有未执行逮捕令的人员。特加茨认为，逮捕行动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发现或附带收获”。在日常警务工作中，几乎没有时间开展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唯一的例外是联邦警察，他们在边境、机场和火车站明确地搜寻被通缉人员。

法兰克福（奥得河）欧洲维亚德里纳大学的刑法教授米夏埃尔·索内（Michael Soiné）警告称，不应孤立地看待总数。他告诉本编辑部，未执行逮捕令的数量其参考价值较低。这是否真的涉及安全政策问题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行动，取决于单个逮捕令所基于的犯罪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这些案件不应属于严重刑事犯罪（Kapitaldelikte）。

BDI呼吁采取措施防御中国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张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应对中国。“欧盟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对话，但也要坚决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BDI主席彼得·莱宾格（Peter Leibinger）在为《周日世界报》撰写的一篇客文中写道。针对倾销和不公平补贴的工具必须反应更迅速、更精简且更统一：“德国工业也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消极被动在经济上将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在安全政策上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第17页

法学家皮莱获诺贝尔奖

南非人纳瓦内特姆·皮莱（Navanethem Pillay）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位85岁的女性因其在和平与国际法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表彰。皮莱曾任海牙国际法院（IGH）法官及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随后，她领导了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25年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外交部批评这一决定“荒诞”。

Zippert的周日之语：字母医生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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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阅读得越来越少。一部分人是因为不想读，另一部分人是因为不能读。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阅读材料的生产商而言。然而，德国需要强大的阅读群体，以抵御来自外部的混合知识攻击。让我们明确地说：这个国家必须重新恢复阅读能力。因此，我们比普遍兵役制更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普遍阅读义务。所有16岁及以上的年轻人必须被征召参加为期12个月的阅读服役，除非他们患有元音不耐受症或慢性辅音过敏症。这将通过字母医生的体检来确定。服役人员将被安置在城市图书馆或教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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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0949 -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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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们！

自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于 6. 10月选举 AfD 政治人物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为该议会议长以来，柏林的政界一直在搜寻那四位在劳施已经拥有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依然投票支持他的议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民党人的行为。他们以惯常的卑劣手段，忘记了秘密投票很难揭开究竟哪个混蛋在暗中反叛的谜团，反而公开指责 CDU 的执政伙伴，称那些人是马格德堡的党内同僚。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毫无疑问。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些议会中的捣蛋鬼来自左翼，目的是为了抹黑联盟党——联邦总理正是这样构思的。柏林的执政联盟正日益变成一个相互折磨的怨恨机构。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比（第几次了？）吐苦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你们不久前不是还在警告魏玛幽灵的威胁，并称只有在联盟保持团结并执行联盟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将其击退吗？你们是否认真对待这个关于毁灭的警告，还是说这一切仅仅是某一天的大肆喧哗，而到了第二天就继续玩弄战术游戏？为什么这个联盟如此缺乏对国家责任的严肃态度？请你们赶紧振作起来！并且停止寻找那些在秘密选举中通常根本找不到的罪魁祸首。联盟经常被比作婚姻。而在这段婚姻中从未有过和平，顶多只有停战。虽然戴着结婚戒指，但事实如此残酷！

衷心的问候 雅克·舒斯特 (Jacques Schuster) 《周日世界报》总编辑

本期作者

迪克·舒默 (Dirk Schümer)

2018 年我们的作者迪克·舒默在意大利生活 20 年后搬回德国。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他试图通过给一位意大利女性朋友写信，来解释在曾经如此完美的“日耳曼尼亚”中，现在一切都出了什么问题。第 29–30 页

马蒂亚斯·海内 (Matthias Heine)

小时候他经常听到：“应该把你揍到你塞不进棺材为止。”他让自己的女儿们免受这句话的伤害。但他仍然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其他一些格言具有价值，并写道这些话如何让家庭更加紧密。第 55 页

马蒂娜·迈斯特 (Martina Meister)

法国左翼正处于危机之中。初选候选人们在互相攻击。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可能是关键人物。他向我们的通讯员马蒂娜·迈斯特解释了此次选举中涉及的利害关系。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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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CDU 州议会议员克里斯·舒伦堡（Chris Schulenburg）在基民盟的混乱日子里采用了形象化的语言。这位 46 岁的议员告诉“t-online”门户网站：“任何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如果投票选出一位来自被证实为极右翼政党的 AfD 总理，他的手在投票间里都会烂掉。”他的前党团同事亚历山大·罗伊舍尔（Alexander Räuscher）不久前恰恰提出了这样的建议：9 月初州议会选举的结果——极右翼政党获得近 44%，而基民盟仅获得 17%——要求 AfD 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出任总理。因此，CDU 应该“使其当选成为可能”。

弗雷德里克·辛德勒、尼古劳斯·多尔和马克西米利安·海默茨海姆 ____

联盟党关于如何对待德国选择党（AfD）的辩论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边是毫不含糊的划清界限，另一边则是将其视为首届由 AfD 领导的政府的多数票提供者而予以接受，其间则存在着广泛的立场。因此，面对在某些地区早已成为最强势力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仍在苦苦寻找应对之策。当中间派政党不仅是被击败，而是被压低至历史最低点时，该怎么做？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的结果震撼了 CDU 的自我认知，该党正在寻找一种方法，以防止 在联邦层面也成为政治秩序的永久中心。一个几十年来习惯于定义政治中间地带的政党，突然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他人掌控节奏。CDU 内部唯一达成广泛共识的问题是，至少“防火墙”（Brandmauer）这个词必须消失。联盟党内部反复传出一种声音，认为这个词听起来更像是对数百万选民的排斥，而非民主的防御能力。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不兼容决议”（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禁止与 以及左翼党进行任何形式的组阁或合作。然而，面对 的选举成功，关于该决议是否仍符合时代要求的辩论变得愈发激烈。“僵化的不兼容决议无法让我们前进，”CDU 联邦议员弗洛里安·奥斯特（Florian Oest）解释道，“基督教的人文观、社会市场经济，以及为弱势群体承担自由与责任，是我们的护栏。拥有这种内在指南针的人，不会以他人为导向。”

政治阵营正在发生变动。尤其是 CDU 面临着一项原则性决定：应如何对待势力增强的 ？关于一个处于旧原则与新权力关系之间的政党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员、前党团主席吉多·霍尔（Guido Heuer）表示：“用‘防火墙’我们把自己给围死了，但墙后依然在燃烧。我主张我们改为定义‘红线’，也就是说专注于具体内容。”他认为与 或左翼党组阁是不可能的。“但如果 CDU 提出一项能为民众带来切实改善的决议草案，那么即使 和左翼党表示赞同，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群候鸟在寻找方向

然而，联邦议院党团董事会对此予以否认。党团副主席京特·克林格斯（Günter Krings）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放宽之前的路线。“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不兼容决议，AfD就不会增长’这一论点过于大胆。人们投票给AfD，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与他们合作，而是因为他们对当前的政治感到失望。”联盟党以及其他政党将缺乏合作意愿的原因归结为AfD日益激进的倾向，以及部分领导干部与极右翼主义的密切关系。

中产阶级与经济联盟主席吉塔·康内曼（Gitta Connemann，CDU）指出：“绝不能且不可以有任何合作——即使是通过所谓的具体事务问题在后门进行合作也不行。”但事实也应该是，联邦政党“无法干预市议会的治理”。尽管如此，社民党（SPD）内部的担忧正在增加，认为联盟党可能会利用社民党和绿党在柏林的磋商，将左翼党作为杠杆，从而削弱针对AfD的“防火墙”。不过，社民党认为将左翼党与AfD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

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法律政策发言人卡门·韦格（Carmen Wegge）现在为联邦层面黑红联盟（CDU / CSU与SPD）的延续提出了条件。她在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联盟党有意识地向AfD靠拢，将使该联盟的政治和合同基础受到质疑。”她进一步要求，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CDU必须“在州长选举中保证明确拒绝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韦格要求，如果西格蒙德在CDU成员的投票支持下被选为州长，CDU领导层必须承担后果。“而且我们将不得不审查，联盟协议中约定的合作基础是否依然成立。”

但社民党实际上会终止联盟的可能性较低。而且由于是秘密投票，很难证明究竟是谁投票给了西格蒙德。这也适用于上周二首位AfD州议会议长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的选举。除了AfD和BSW，另有四名议员投票给了这位极右翼人士。

当联邦总理和CDU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提出这是左翼政党的“假旗行动”并由此引起对方极大愤怒时，大多数人的手指则指向了CDU，其中部分指责来自其内部。外交部国务部长塞拉普·居勒（Serap Güler）表示，“个别CDU成员”可能投票给了劳施。“我们现在不需要对此粉饰太平。”

在联盟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如何对待AfD的争论被搁置，会议讨论了改革方案。联盟党内部随后表示，他们是“心情沉重地参加这次会议，并带着某种程度的宽慰离开的”。社民党保证将坚持改革议程。然而，CDU内部许多人认为“维持现状”的路线是危险的。几乎每个月都会向公民宣布新的税收和负担。

联盟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CDU）、社民党同行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以及CSU州组负责人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er Hoffmann）就近期AfD的成功达成了一致表述，即“坚定决心不将我们的国家交给极端分子”，正如周四在发给联盟党团议员的一条短信中所述。然而，联盟伙伴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存在分歧。在联邦宪法法院可能对AfD启动禁令程序的方式上，也潜藏着冲突风险。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场理论讨论，因为由于联盟党的反对立场，在三个有权申请的机构中没有一个

PICTURE ALLIANCE / BLICKWINKEL / M.WOIKE 日落后飞向栖息地的巨大椋鸟群

”

议题必须 还包括 人员的 重新部署 弗洛里安·厄斯特 (Florian Oest)， CDU

——联邦议院、联邦政府和联邦参议院——对于此类程序能否获得多数支持。然而，现在“Politico”播客《Inside AfD》的一项调查显示，联邦参议院近期可能会在禁党程序的初步阶段达成多数支持。如果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后的“红-红-绿”组阁取得成功，情况将如此。

一个联邦与各州工作组应在不预设结果的情况下，收集并从法律上评估关于 AfD 可能违宪的认知和证据，以便随后决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뷔斯特 (Hendrik Wüst, CDU) 最近也建议设立这样一个工作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联邦参议院拥有 6 票，而获得多数支持需要 69 票中的 35 票。在对所有 16 个州政府办公室的询问中，不来梅、汉堡、萨尔兰（各 3 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各 4 票）和下萨克森州（6 票）原则上对设立这样一个工作组表示赞同。州长奥拉夫·利斯 (Olaf Lies, SPD) 告诉本报：“如果一个工作组旨在为国家应对 AfD 制定具有法律保障的基础，并在此研究法律后果的权衡，那么下萨克森州将参与其中。”

在巴登-符腾堡州，当地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 (Cem Özdemir, 绿党) 支持禁党程序，但其基民盟的执政伙伴则持反对意见。由于不能分票，一名发言人表示，只有在具体措辞出台后，执政联盟才会做出决定。如果柏林（4 票）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3 票）成功组建“红-红-绿”政府，加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票数，即使没有巴登-符腾堡州，也可能达到 36 票的多数。这不仅可能导致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要求联邦和各州设立此类工作组的决议，还可能通过内政部长会议的决议直接设立。

然而，由于目前尚无正式申请，大多数州不愿给出明确的肯定答复。此外，一些州希望等待科隆行政法院在主诉程序中，就宪法保卫局将 AfD 分类为“确定的极右翼”这一认定做出裁决。在紧急程序中，法院曾驳回该认定。相关方面强调，只有联邦政府也参与其中，这样一个工作组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 CDU 州长戈登·施尼德 (Gordon Schnieder) 和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丹尼尔·金特 (Daniel Günther) 虽然支持进行此类证据收集，以审查 AfD 的言论和纲领是否忠于宪法。但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的大多数成员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不希望接触任何关于禁党程序初步阶段的内容。

鉴于目前的全国性民调显示联盟党（Union）的支持率仅为 18%，该党近日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如果把基社盟（CSU）剔除，我们的支持率大约在 14% 左右，”一名基民盟（CDU）联邦议院议员难以置信地说道。根据民调，选择党（AfD）的实力是其两倍，而左翼党（Linke）仅落后基民盟几个百分点。“我们必须关注所有对普通民众至关重要的议题：生活成本、安全、移民、就业，”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基民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联盟党不应阻碍关于这些议题的讨论，而必须在民主的中坚力量内部进行讨论。“否则，这些讨论就会在极端的边缘地带发生，”赖因警告道。

周日，基民盟主席团将在柏林举行一次特别闭门会议。民调专家将提交其结果和预测，预计前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将在傍晚出席交流。会前，相关部门正在起草关于实施已宣布的改革以及解决紧迫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将由主席团决定。其中，议题包括在物价上涨背景下减轻公民负担的问题。

基民盟内部正敦促取得具体结果。“我期待主席团会议能为政府以及我们基民盟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议会党团副主席克林格斯（Krings）表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必须能够制定出一套策略，带领我们走出目前灾难性的局面。”联邦议院议员厄斯特（Oest）则进一步指出：“人员重新部署也必须成为一个议题。谁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真的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杰姆·厄兹德米尔对联邦政府的存续感到担忧。这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担心，如果双方继续争吵而无法达成一致，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扬·亚历山大·卡斯珀和雅克·舒斯特

《周日世界报》（WAMS）：厄兹德米尔先生，为什么德国如此难以根据变化的世界局势，在内政和经济政策上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厄兹德米尔：我就坦白地说吧：因为我们太长时间以来过于成功了。我们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与中国的良好贸易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安全保障。现在这三者都在剧烈动摇。俄罗斯已从供应商变成了威胁。中国不再仅仅是工厂和客户，而是竞争对手和系统性对手。而我们也不能再盲目依赖美国。这套模式运作了几十年，让我们过得相当安逸。此外，我们的政治体系是建立在共识之上的。这对稳定性是有好处的，但目前我们有时需要的是速度，而非共识轮谈。而且坦率地说：必要的应对措施是有代价的。关于谁承担什么样的负担，我们仍在争论。我们缺乏的不是认知，而是勇气——敢于做出令人惊喜的举措，而不是总是迎合自己的圈子。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必须停止——我也明确地对我所在的政党说——追随边缘势力。这样做只会让边缘势力变得更强大。

BERND WEISSBROD / DPA / PICTURE ALLIANCE

像默克尔、朔尔茨和梅尔茨这样的联邦总理在改革中失败：问题是否可能出在政治体系本身？

厄兹德米尔：我们的体系已经证明了其有效性，否则德国不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外交上，一个国家的强大程度取决于其在内政上的改革能力。联邦总理的所有表现，只有在他能在国内推动国家进步时，才能给普京和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对基民盟（CDU）的建议是：现在不要恐慌，不要犯其他中右翼政党犯过的错误，即追随民粹主义者：先是共同参选，然后是宽容，接着是容忍，最后在某个时刻组建联盟。我只能发出警告：因为最终的结果将是自我瓦解。更大的问题不是体系，而是中间派对边缘势力的恐惧。德国需要一个继承康拉德·阿登纳传统的强大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一个继承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传统、关注劳动者的社会民主主义。社民党（SPD）绝不能严肃地接受 AfD 成为德国的工人党。

《周日世界报》（WAMS）：究竟是谁在阻碍改革？

厄兹德米尔：原则上大家都支持改革。但一旦涉及到具体方案且影响到自身时，情况就不同了。不过，我们曾经有过在国家需要时能够顶住压力推行改革的总理。我想起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盟推出的 Agenda 2010。出于对他功绩的尊重，关于他卸任总理后的时间，我们最好保持沉默。但在他执政期间，他是联邦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理之一。如果没有格哈德·施罗德，尤其是如果没有约什卡·费舍尔，安格拉·默克尔的许多成就将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有时意味着选择一条不舒服的路，并为此承担后果。但我们最近越来越多地观察到：政党规模越小，党内死忠分子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越不像全民党，就变得越僵化，越缺乏勇气。

巴登-符腾堡州

州长 杰姆·厄兹德米尔 警告联邦政府 其改革政策面临失败， 警告联盟党 向德国选择党（AfD） 靠拢——并警告 他所属的绿党 防止左倾

杰姆·厄兹德米尔（联盟90 / 绿党），1965年出生于乌拉赫，自2026年5月起担任巴登-符腾堡州州长

在东德糟糕的选举结果之后，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失去勇气的威胁。而我们恰恰需要相反的情况：选举结果越糟糕，政府就应该越勇敢。

《周日世界报》（WAMS）：那么，联邦政府是否缺乏领导力？

厄兹德米尔：听着，民主需要争论，这毫无疑问。但人们无法忍受的是没有结果的争论。而这正是我们在柏林所经历的。在护理和养老金问题上，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节省开支的维度，以至于每个人都在计算：对我来说什么会变糟？而我们这么做的原因——即为了让社会保障体系具备面向未来的能力——则被完全忽略了。最终，人们必须走出去，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坚持既定协议。这不仅是领导力的问题，也是所有参与者的纪律问题。

WAMS：您认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还能将这个联邦政府变成一个真正的改革政府吗？ 厄兹德米尔：当然可以。他在这个圈子里打交道的时间足够长了。但现在确实已经是临近最后一刻了。沙漏正在计时。

WAMS：也许他离开这个圈子的时间太长了。 厄兹德米尔：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决定与德国选择党（AfD）共同投票，是导致左翼党势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共和国有好处吗？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有帮助吗？选举前那些难以兑现的承诺明智吗？

“”

绝对不明智。但事实就是如此。现在必须向前看。我也想说一些积极的：卡斯滕·维尔德贝格所做的是通往未来的道路。让国家快速数字化。我们在巴登-符腾堡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首先取消所有由州政府发起的报告、记录和存档义务，且不设替代方案。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必须制造惊喜的时代。突然之间，人们会再次倾听，并说：好吧，这里确实在发生变化。

WAMS：绿党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卡塔琳娜·德勒格说：“中间派实际上在向左倾斜。”中间派在向左倾斜吗？

厄兹德米尔：作为州长，我没有时间去关注三年多以后的一次选举中的色彩游戏。我必须关注如何让我们的高校拥有卓越的条件，如何吸引企业入驻，以及如何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但我的信念是：中间派没有向左倾斜，也没有向右倾斜。中间派只是在理性地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中间派。谁将中间派据为己有，谁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中间派。我们在巴登-符腾堡州以超过30%的得票率证明了，绿色议题具有广泛的接纳度。因为我们依靠的是更好的纲领和更好的候选人，而不是进行一场提出越来越激进要求的竞争。

《周日世界报》（WAMS）：那么，您是否建议您在柏林的党内同僚不要与左翼党组建联合政府？

厄兹德米尔：现在之所以与左翼党进行磋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民盟（CDU）的选举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原则上，我不反对与左翼党对话。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对话在进行时完全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那就麻烦了。以这种心态进入谈判的人已经输了。在我看来，现在与左翼党的谈判中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在反犹主义问题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只要犹太人在诺伊克尔恩区的索嫩大道（Sonnenallee）上感到不安全，柏林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次，那些与左翼党对话的人不应该同样如此左倾。为了制定合理的政策，绿党必须表示：我们将接管财政，并以极其敏锐的目光监督预算不失控，确保资金不被挥霍。在内政政策方面，社民党（SPD）必须找到一种类似于奥托·希利（Otto Schily）的化身，能够清晰地指出并解决显而易见的问题。但社民党已经把这样的人才给赶走了。同样在教育政策上，社民党和绿党必须代表一条比左翼党明显更理性的路线。人们必须能够信赖柏林将得到稳健的治理，而不是开始一场关于谁能制定最左翼政策的竞标赛。因为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柏林基本上是三种相同方案的变体在互相谈判，我非常怀疑最终能否产生柏林真正需要的结果。

《周日世界报》（WAMS）：您未来是否希望在联邦党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厄兹德米尔：为了代表其利益，巴登-符腾堡州必须始终拥有超越州界的影响力。这适用于柏林，适用于布鲁塞尔，当然也适用于我自己的政党。因此，您可以肯定，在涉及绿党的路线问题时，我会介入其中。我在15岁时就加入了由温弗里德·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n）共同创立的这个政党。有时我很惊讶，竟然会给人一种克雷奇曼和厄兹德米尔处于绿党边缘的印象——而所谓的“真正的绿党”是指绿党青年团。这在传记事实上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我们在绿党成员中进行一项调查，我相信我的立场代表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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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力量

汉娜·贝特克 (Hannah Bethke)

在资源匮乏的时代，一切都围绕着金钱展开。如果经济不繁荣，国家就必须弥补那些威胁到我们繁荣的缺口。然而众所周知，国家本身也在陷入赤字，并在养老、护理和社会保障体系中与人口结构的发展作斗争，而这种发展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们感知到的对立正变得更加尖锐：一些人拥有的过剩之物，正是另一些人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政治观点》(Die Politische Meinung) 杂志的主编贝尔恩德·勒曼 (Bernd Löhmann) 计算得出，亚马逊、谷歌、微软、英伟达和 Meta 这五家科技巨头的市值高达 17.4 万亿美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此巨额的数字是难以想象的。这本由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出版的杂志几乎带着愤怒的情绪，将其当前的重点课题定为：“金钱。难道现在只剩下这个了吗？”对此，人们可能会反驳道——难道以前不是这样吗？然而，在审视德国的改革辩论时，勒曼警告称，关于“成本和融资能力的消磨性争论”可能会危及民主的稳定性。

无论他的警告是否合理，这种分配不均的感觉并非新鲜事。它自古以来就塑造着现代社会，并滋养了关于合适经济模式的冲突。

当今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在许多人看来是当前祸根所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封建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利弗·施劳特 (Oliver Schlaudt) 在《水星报》(Merkur) 中对此进行了探讨。施劳特强调，尽管对资本主义不受控制的过度扩张持有合理的批评，但如今看来，它与封建主义已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他认为在这些截然不同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连续性，它只是更换了历史的服装和形式”。

在科技亿万富翁的统治下，确实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就能找到证据。施劳特将德美投资者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举为一次“时代转折”的领军人物，通过这次转折，资本主义终止了与“民主的契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从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

即便事实如此，一个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大概绝不是另一个极端。因为计划经济模式所谓的福祉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即使是最激烈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也应该清楚——尤其是当他担心民主的存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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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娜·希尔德海姆 (PAULINA HILDESHEIM) / LAIF 联邦国防部长 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Boris Pistorius) 在其柏林办公地

在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的帝国中

对外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对内则是一位其人事政策引发挫败感的部长。部内亲信如何获得晋升——以及绩效原则如何被抛之脑后

自1955年成立以来，共有20位部长领导过联邦国防部，从特奥多尔·布兰克（CDU）到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该职位被认为是联邦政府中最困难的职位之一，因为部长不仅是民事国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还拥有对武装部队的指挥权——其平均任期仅约为三年半。

托斯滕·荣霍尔特与克里斯蒂安·施韦佩

如何领导这样一个结构复杂的部门？部长如何能对联邦国防军产生影响？历史学家莉莎·玛丽·弗赖塔格在其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并研究了曼弗雷德·沃纳（CDU）的任期，后者在80年代中期领导该部门五年半之久。基于数千页的档案资料，她追溯了沃纳如何试图掌控该机构以及他如何为此筛选人员。弗赖塔格将他描述为一名虽然在关键岗位上安置政治亲信，但并未将该部门进行党派政治化组织管理的部长。

作者认为，除了个人信任外，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工作能力和才智”。如果没有安全政策或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仅凭一张党证也毫无用处。弗赖塔格写道，在她采访的见证人中，没有一个人在事后对沃纳评价不高。然而，如果今天与国防部的见证人交谈，情况则有所不同。根据民意调查，现任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对外形象上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因此在党内被视为备选的总理候选人。但在该部的柏林总部本德勒街办公楼（Bendlerblock）内，许多员工却感到沮丧。他们报告称，人们害怕提出异议，并持有某种“内心移民”的态度。弗赖塔格认为，其原因是部长的核心管理工具：人事政策。

早在2024年初，全体人事委员会就在一份公开的信函中“注意到联邦国防部（BMVg）成员中存在严重的动荡和不满”。如今，一些员工将该部称为“自助商店”，认为其已成为“某个执政党的战利品”。在一份题为《最受欢迎部长背后的现实》的投诉文件中，员工们质疑，“决定因素是否仍然是资质、业绩和能力——还是关系、政治网络以及那著名的、特殊的信任关系”。

该文件是以匿名方式撰写的，“因为在联邦国防部公开批评可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职业后果”。但可证明的事实支持了其内容。例如，本德勒街办公楼的人事委员会本周聘请了一名律师，准备就国务秘书尼尔斯·希尔默（Nils Hilmer）任命办公室主任一事提起诉讼。这见于本报获得的一封发给国务秘书扬·斯特斯（Jan Stöß）的信函。理由是：未进行必要的公开招聘，且无视了人事代表机构的参与权。此案例典型地展示了领导层如何根据自己的意愿解读公务员法规则。在希尔默最初拒绝了基于资质的办公室领导建议后，他提名了一名直到2024年7月才入职的政治学家担任该职。该女性最初在政治司工作，四个月后作为参事调至希尔默的办公室，并于2026年3月成为公务员——薪资等级为A13。

10月1日，接下来的职业晋升随之而来。由于办公室主任职位的薪资等级此前为A16 / B3，而试用期公务员原则上被排除在晋升之外，人事委员会在内部磋商中认为，该部构思了一个“虚假结构”。根据该方案，为她设立一个“个人参事”的岗位，据斯特斯称，该岗位“同时涵盖办公室主任的任务”，且薪资等级评定为A14 / 15。此类参事的工作特点是具有特殊的信任和亲近关系，因此希尔默可以自行决定由谁担任此职。

相比之下，人事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是试图“在‘个人参事’的标签下，绕过绩效原则来填补传统的管理和领导岗位”。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在实际操作中，

“这意味着一个新手进入医院，就直接被任命为首席外科医生”。不满情绪已远超这个单一的职位。因为在皮斯托里乌斯（Pistorius）领导的部门中，这种基于政治信任的“火箭式晋升”并非特例，而是被经常使用的“咒语”，受挫的官员们如此描述道，通过这种方式，任何想要的人事决定都可以绕过《基本法》第33条第2款来证明其合理性。该宪法准则规定：“每个德国人根据其资质、能力和专业绩效，享有平等进入任何公职的权利。”

关于皮斯托里乌斯领导团队的能力，已经有了充分的争论空间。无论如何，他们并不符合沃纳（Wörner）标准中要求的多年安全政策经验。希尔默（Hilmer）跟随他的上司从下萨克森州来到柏林。他在州内政部时还是部门主管，到了联邦层面则晋升为国务秘书兼副部长。显然，其绩效并未跟上B11级别的薪资水平，这不仅体现在他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未处理提案中——在下属部门看来，他是联邦国防军快速扩张道路上的瓶颈——还体现在2025年夏季的部门重组中：由于希尔默热衷于出差，关键的部门首长职责被移交给施特斯（Stöß），为此还专门为后者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务秘书职位。

施特斯曾任柏林社民党（SPD）负责人，由皮斯托里乌斯的前任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社民党）聘请担任法律部门主管。与希尔默不同，这位法律专家的专业能力并未受到质疑。他虽然不属于皮斯托里乌斯的核心圈子，但——就像希尔默的办公室主任那样——通过符合政治意图的法律解释，维持着上司的青睐。第三位国务秘书延斯·普勒特纳（Jens Plötner）同样拥有不寻常的资质背景，他此前在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社民党）领导的总理府担任外交政策部门主管。据称，前总理向皮斯托里乌斯推荐了这位外交官，而普勒特纳被认为是失败的俄罗斯政策的架构师。现在，普勒特纳成了针对莫斯科的首席武器采购员。

对于绝大多数员工来说，晋升必须满足职业路径要求，如考核评价、最低任职年限和先前经验，而拥有党证显然速度更快。柏林社民党前副主席朱利安·扎多（Julian Zado）——首都违宪租金刹车政策的推动者之一——于2021年进入该部门，原计划在史无前例的速度下于2022年晋升至B6薪资级别，但因公众抗议而失败。目前，他已作为下属部门主管达到了该级别，并与国务秘书施特斯共同做出关键的人事决定。而负责高级人事管理的中央部门主管奥达·德林（Oda Döring）并不亲近社民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内部人士还报告了在扎多被任命期间出现的异常调动。例如，一名潜在的竞争对手被提供了一个待遇更好的职位，安置在下属的联邦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服务局（IUD）——这是避免竞争对手提起诉讼的一种成熟手段。在原部门发言人克里斯蒂安·蒂尔斯（Christian Thiels）被任命为部门内IUD II下属部门主管时，潜在的竞争对手也被调往联邦局（内部蔑称“废料堆”）或部门内部。这位在兰布雷希特任期内转为公务员的前ARD记者，现在成了劳动保护和危险货物管理领域的专家。

当被问及现任发言人、同样是前ARD记者的米夏埃尔·施滕普夫勒（Michael Stempfle）是否也将在本届立法期内被授予公务员身份时，一名发言人回避地回答道：“目前没有计划授予施滕普夫勒先生公务员身份。”是“目前”。不过，作为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施滕普夫勒的工作力度和才干之强，恐怕连沃纳（Wörner）也会欣赏。因为沃纳同样深知一个部门的“门面”以及对外部认知的“美化”具有何种重要性，正如历史学家弗赖塔格（Freitag）所写。这样一来，便“打造出了一座立面，创造出一种类似于第二现实的东西，而这种现实与组织内部的实际运作之间仅有有限的联系”。

这将耗费大量心力

面对激烈的反对，联邦议院已为规划一条横跨吕讷堡草原（Lüneburger Heide）的 ICE 新建线路开绿灯

抗议的象征： 一个反对计划中 ICE 新建线路的 十字架 PHILIPP SCHULZ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这个周四晚上，联邦议院的时间已经很晚了，距离午夜还有大约半小时。联邦家庭部长卡琳·普林（Karin Prien，CDU）刚刚提交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援助结构改革的法案草案。在辩论开始之前，联邦议院副议长约瑟芬·奥特莱布（Josephine Ortleb，SPD）用她那简洁的口吻表示，“遗憾地”还需要“宣读一项结果”。

Ulrich Exner

在就联邦交通部关于在汉堡和汉诺威之间可能建设新铁路连接的报告进行投票时，有 415 名议员投了赞成票，132 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奥特莱布宣布没有弃权票，从而敲定了这一决定，使得该国最昂贵且最具争议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至少在规划层面得以启动。

联邦交通部为这条横跨吕讷堡草原的高速铁路新建工程预算了 90 亿欧元。如果加上决议中已经预估的、直到该线路最早于 2050 年完工前的成本增加额，总金额将上升至 141 亿欧元。这笔资金将用于铁路子公司 DB InfraGo 在汉堡南部的梅克尔费尔德（Meckelfeld）与汉诺威北部的芬霍斯特（Vinnhorst）之间约 109 公里的路段上，铺设一条新的双轨铁路走廊。

ICE 列车在此处的行驶速度可达 250 公里每小时——但这仅能节省 20 分钟的时间。因此，对于新建工程的理由来说，更重要的是该数十亿欧元项目能为铁路网络提供的额外容量。目前经过吕讷堡、于尔岑和策勒的线路利用率接近 150%，在结构上已超负荷，这对铁路上的区域交通、长途交通和货运的准点率及可靠性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不具备面向未来的可持续性。那么，联邦议院的决定是一个具有前瞻性且早已迟到的投票吗？对此人们意见分歧。

一方面是黑红联盟的交通政策制定者、绿党、经济协会、汉堡参议院和港口企业，以及许多其他州政府。他们 all 认为新建工程是唯一选择。对他们而言，周四晚上的决议是一次突破。早在周二联邦议院交通委员会发出绿灯信号时，人们就感到极大的宽慰。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欢呼道，这一决定为“消除德国铁路网络中的一个核心瓶颈”奠定了基础。汉堡交通参议员安杰斯·蒂亚克斯（Anjes Tjarks，绿党）认为，“终于看到了解决北德铁路容量问题的现实前景”。他现在希望与汉堡 CDU 联邦议员克里斯托夫·普洛斯（Christoph Ploß）一起敦促在“远早于 2050 年”之前完成该项目。但这恐怕会很困难。

尽管柏林的黑红两党（基民盟 / 基社盟与社民党）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新建汉堡-汉诺威铁路干线达成了一致，但在下萨克森州，红黑两党在反对该项目上却出奇地一致。州长奥拉夫·利斯（SPD）和反对党领袖塞巴斯蒂安·莱希纳（CDU）均继续支持扩建现有旧线路，该方案在十年前的一次广泛公民对话中被认为是最佳解决方案。州政治人物的核心论点是：扩建方案（包括在吕讷堡和乌尔岑之间建设第三条轨道）比新建线路实施起来快得多，而根据经验，新建线路将耗时更久。因此，联邦政府的利益（必须同时为新建线路和现有线路扩建提供资金）与该计划实施地——下萨克森州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再加上联邦、州和市镇政府本就困难的财政状况，这些因素为快速建设一条高速铁路创造了极其糟糕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下萨克森州的政治力量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们身边，还有那些担心安静环境、自然景观以及地区特质受损的新建线路沿线居民。目前，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SPD）也在非常谨慎地支持这些居民，因为他的选区正处于潜在新建线路的中心地带。此外，德国选择党（AfD）同样反对该项目，并与自然保护联盟（Nabu）和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并肩作战；而绿党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均表示支持新建线路。这同样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局面。

因此，汉堡与汉诺威之间的铁路建设情况预计将继续复杂化。来自汉堡南部接壤的哈尔堡县、且坚决反对铁路计划的基民盟联邦议员科内尔·巴本德尔德，即便在周四晚上的联邦议院决议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告诉《周日世界报》：“最终，现在通过的新建线路规划将会被扔进垃圾桶。”

波罗的海震动之日

周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审判将在汉堡汉萨高等法院开庭

U we T. 最初看到的是航海季结束时一个平凡的场景。2022年9月23. 早晨，他从度假屋看向维克（Wiek）港口：一艘游艇已经靠岸，几个男人正搬着箱子和包经过码头，岸边停着一辆红色货车。但其中有些地方让他觉得奇怪。

这些男人动作迅速，几乎不说话，正在装载金属箱、潜水气瓶、包和油桶。

Per Hinrichs

这名游客观察着他们，最终拿出相机拍下了那辆运输车。他认为自己看到了某些不寻常的情况。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照片在几年后将成为调查欧洲近代史上后果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的关键证据。三天后，北溪1号和2号管道的运营商报告压力突然下降。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监测站记录到两次剧烈震动，巨大的气泡升至海面。很快情况明朗：管道并非因技术故障受损，而是被蓄意破坏。在海

此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安德罗梅达”号（Andromeda）不久后将成为一场全球政治丑闻的一部分。

这艘游艇在德国、博恩霍尔姆岛、瑞典南部和波兰之间穿梭。调查人员通过租赁文件、证人证词、边境检查、港口照片和数字足迹重建了其航线。每一次港口停留、每一次检查和每一张照片都构成了一幅动态图景。证人们描述了一些中年强壮男子和一名女性，以及一支沉默寡言的船员队伍和一种军事氛围。他们记得潜水设备和沉重的容器，但当时并不清楚其用途。直到爆炸发生后，这些观察结果才具有了意义。

游艇上的爆炸物痕迹被视为关键证据。调查人员发现了 RDX（环三亚甲基三硝胺）和 HMX（环四亚甲基四硝胺）的残留物，这是一种高爆炸力的军事混合物。法医在被破坏管道附近的金属碎片中也检测到了相同的物质。对于控方而言，这一发现将该船只与犯罪现场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当事人 曾是 乌克兰军队 的军官

Jes Meyer-Lohkamp 辩护律师

海底是撕裂的钢管和散落的碎片。欧洲在寻找责任人——以及寻找攻击欧洲大陆最具争议的能源连接线之一的动机。

对于联邦检察院来说，此案结论明确：他们认为前乌克兰军官 Serhii K. 是凶手。周三，汉堡高等法院将开始审理此案。控方将此次行为定性为战争罪和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且是受乌克兰相关部门指使执行。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自2025年夏天起被羁押候审。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获得的一份长达136页的起诉书描述了秘密旅行、伪造护照、掩护身份、专业潜水员、疑似特种部队以及一艘作为流动指挥中心的帆船游艇。通过许多单一的间接证据，起诉书描绘了一场准备已久的行动。核心问题在于 Serhii K. 是否组织了该小组并领导了此次行动。

Serhii K.，50岁，来自前苏联，与家人住在基辅，最近经营一家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根据联邦检察院的调查，在俄罗斯侵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乌克兰一支负责侦察、破坏和攻击基础设施的特种部队军官。

2022年春季，Serhii K. 据称与其他军方人员共同制定了爆破计划。在他们看来，这些管道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资金。2022年夏天，Serhii K. 寻找一艘合适的船只。长约15米的租赁游艇“安德罗梅达”号（一艘“Bavaria Cruiser 50”）可容纳多人及大量设备，且不会像海军或研究船那样引人注目。

但船员们引起了注意：他们推迟预约，延迟提交文件，并要求提供一艘没有自动识别系统（AIS）的船只。随后证明，他们提交的身份证件副本均为伪造。

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爆破发生在70至80米深处。那里存在高水压、黑暗和低温；海底作业需要经验、精准的准备以及专业设备。根据联邦检察院的鉴定报告，潜水员在三条管线分支上安装了六枚炸药包，每枚含有至少14公斤黑索金（Hexogen）和奥克托金（Oktogen）。这些电荷的安装方式必须能够击穿由混凝土包裹的钢管。爆炸分别于2022年9月26日2.03时和19.04时震动海底。两次爆破之间间隔约17小时。

处于高压下的气体撕裂了钢管，将数吨重的部件抛向四方，并留下了巨大的坑洞。四条管线分支中的三条被永久性破坏。

联邦检察院认为已经确认了该团伙成员的身份。部分成员据称与基辅的一家潜水学校有关联，另一些成员则拥有军事经验。调查人员认为，他们共同具备了必要的航海、技术和军事专业知识。

根据起诉书，从塞尔希·K（Serhii K.）处缴获的iPhone也是不利证据。其中包含北溪（Nord-Stream）文件、波罗的海地图以及关于水深、沉船和管道技术的信息。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些文件不仅仅是偶然的兴趣：它们可能表明被告研究过波罗的海的情况以及管线的结构。据称，在他被逮捕的当晚，他删除了一些文件。此外，在他的Garmin手表中，恰恰在涉嫌作案的时间段内，缺失了平时定期存储的运动数据。起诉方将这一缺失视为证据；辩方则否认这种解读。

这位50岁的男子保持沉默，其一名辩护律师否认了指控。“我深信汉萨高等法院将公正地处理此案，并确保一个符合法治国家标准的程序。在此过程中，可能还需要审查对管道的攻击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无论这个问题如何，对我而言确定的是，我的当事人在作案时是一名乌克兰军官。但他本人无法就指控发表评论，因为他未获得陈述许可，”汉堡刑事辩护律师耶斯·迈耶-洛坎普（Jes Meyer-Lohkamp）表示，他与拉尔斯·布勒格勒（Lars Brögeler）及尼古拉·卡纳斯特里尼（Nicola Canastrini）共同担任其辩护律师。

由此，审判中出现了一场根本性的争论：联邦检察院将其视为对民用基础设施的刑事攻击，而辩方则将其视为战争中的一项军事行动。就这样，乌克兰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汉堡法院之中。

针对前联邦情报局（BND）局长的警方行动：周二早晨，警员在明斯特附近的住所逮捕了奥古斯特·汉宁（August Hanning）。

汉宁间谍案演变为国家丑闻

前联邦情报局局长涉嫌叛国。外国情报机构感到震惊，并担心其情报来源已被泄露。

奥古斯特·汉宁在 8. September 的晚上双手合十，坐在柏林的德国间谍博物馆中。这位前联邦情报局（BND）局长是以时代见证人的身份受邀出席，主题是关于分裂时期德国的一起神秘死亡事件。1986年6月，一名波恩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出差期间，从莱比锡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窗户坠落。

迪克·班塞、菲利普·弗里茨和乌韦·米勒 ____

这究竟是一场事故，如政府部门所声称的那样，还是一场谋杀，且可能涉及史塔西（Stasi）？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档案中还包含一份汉宁（Hanning）早年的记录。这位西法伦人当时担任联邦德国驻东柏林常驻代表处的保密事务专员，他在关于该官员死亡的记录中写道，在评估相关情况后，“事故的假设似乎并不可能”。

在间谍博物馆的亮相是汉宁最后一次公开露面。28天后，联邦检察院在明斯特附近的诺德瓦尔德（Nordwalde）逮捕了这位80岁的老人。据称，汉宁未经授权获取了机密文件。作为一名法学博士，自他在东柏林工作期间（当时他负责囚犯赎买事务）起，就应当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共和国的最高检察机关指控汉宁从事情报特工活动、叛国侦察、刺探国家秘密以及企图叛国。最近退休的BND员工曼弗雷德·D（Manfred D.），64岁，代号“Augner”，同样被指控。据称，从2012年到2026年3月，他通过收取报酬，向汉宁提供了近2000条该对外情报机构的机密信息。D不仅为汉宁服务，还曾担任其他BND局长的办公室主任，其中包括格哈德·辛德勒（Gerhard Schindler，2012–2016年）和布鲁诺·卡尔（Bruno Kahl，2016–2025年）。

在与克里斯蒂娜·布洛克（Christina Block）案相关的搜查中发现相关文件后，调查开始启动。其中据称包含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见解以及来自外国合作伙伴情报机构的信息。此外，汉宁据称与一名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有联系。

根据现有信息，BND早在多年前就允许前办公室主任D为汉宁从事兼职工作。该机构对此不愿发表评论。安格拉·默克尔时期的情报协调员京特·海斯（Günter Heiß）告诉《周日世界报》：“这样的许可必须经过局长的办公桌。”虽然公务员原则上可以从事兼职，但情报机构并非税务局。“在不了解细节的情况下，如果我是BND的负责人，我绝不会批准这样的事情。”

在外国合作伙伴中，此案引起了剧烈反响。波兰对外情报局前局长格热戈日·马莱茨基（Grzegorz Malecki）告诉《周日世界报》：“这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案例，它可能会加深盟友对BND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与德国的信息交换。”波兰情报协调员托马什·谢莫尼亚克（Tomasz Siemoniak）在Tok FM广播电台表示，这一事件令人震惊：“这是一个真正重大的课题，将在间谍学校中被讨论很多年。”在英国，情报机构正在审查是否有情报源和行动被泄露。德国的这起丑闻在英国也成为了头条新闻。

是什么驱动汉宁跨越红线？他于2005年离开BND，因为沃尔夫冈·朔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将其招至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朔布勒的继任者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在2009年底将其安排退休。随后，汉宁转入安全顾问行业，并在该领域大展拳脚。他的网络从英国延伸至后苏联空间，从中东一直覆盖到中国。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包括Prevent、Delta International、G3、Augustus Intelligence、Pluteos或System 360。

HanningConsult 则用于另一个目的。其大股东兼总经理是 Hanning 的妻子，而 Hanning 已将其股份几乎全部转让给了三个孩子。这家公司大概是为了给家庭提供保障。在商业领域， 的运气则差一些。对他而言，在拉脱维亚 PNB Banka 监事会担任的一份工作成为了转折点，起初这份工作每月为他带来超过 10,000 欧元的收入。但随后危机降临，该金融机构在 2019 年破产。破产管理人要求支付数百万欧元的损害赔偿金，一家拉脱维亚法院裁定扣押 养老金的三分之二。他在接受《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采访时表示，自己在签署合同时受到了欺骗。

是否是一个典型的叛徒尚未确定。根据联邦总检察长的说法，他在一起案件中为一名外国情报部门的雇员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该文件已被移交。已知的是， 与前同事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心腹、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以及前中国驻德国武官王建政。在这种圈子里，此类联系并不罕见。 的辩护律师莱昂·克鲁泽（Leon Kruse）虽然不否认其当事人持有机密文件，但认为关于他为了报酬或损害德国利益而泄露信息的指控是不准确的。

早期的支持者之一是贝尔恩德·施密德鲍尔（Bernd Schmidbauer），他曾在赫尔穆特·科尔任内担任国务部长兼情报协调员。他回忆道：“在我任职期间，奥古斯特· 是一名优秀的员工，为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案“不仅是对德国情报部门的悲剧，对这位曾经的高级官员而言亦然”。不可否认的是， 确实推动了一些进展。在他的领导下，联邦情报局（BND）破获了恐怖主义及扩散网络。此外，联邦政府在 2003 年决定不参与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外情报部门提供的认知。

直到 8 月 17 日， 仍给他的继任者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他在三页纸中请求对方回答 11 个问题。 得知，联邦情报局在未与其协商的情况下，将一份由前特工撰写的、将其诽谤为俄罗斯间谍的卷宗转发给了一家调查机构。耶格尔当时没有回复。此时，联邦总检察长已经在处理 案。

旧债、年轻的愤怒与对明天的恐惧

暴力抗议席卷了半个国家，市场也正在失去信心。面对持续的危机，巴黎政府显得愈发束手无策。

KENZO TRIBOUILLARD / AFP 巴黎郊区圣但尼市市长巴利·巴加约科（Bally Bagayoko）身处抗议者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年轻人筑起路障，崭新的学校建筑被付之一炬，与此同时，未成年人在警察行动中失去双手、眼睛、牙齿或听力，人们或许应该暂时停下来，让赤裸裸的数据说话。这些数据比许多言语更能解释法国的困境。

马蒂娜·迈斯特（Martina Meister） 巴黎 ____

这个邻国今年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资金将超过其在青少年身上的投资。2026年，法国必须为利息支出筹集774亿欧元。而教育支出为650亿欧元。这个账单无法粉饰：法国不再投资于它的未来，而是在为过去的错误买单。如今走上街头示威的 Z 世代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年轻人是错误平等承诺和国家失能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他们知道，在所有这些不幸之上，还得由他们来偿还债务。

在法国总统大选前六个月，右翼民粹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可能首次获胜，边缘政治人物试图将学生抗议工具化，用于竞选目的。数据令人震惊：超过6000人被捕，人数超过了“黄马甲”运动的高峰期，其中87%是未成年人，超过700名警察受伤，另有200多名学生受伤。在“黄马甲”危机期间制定的警察策略完全不认识“缓和”这个词，目前正面临强烈批评。

在法国北部朗斯（Lens）一名15岁少年被撕掉一只手后，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暂时将警察使用的闪光弹撤出使用。但执法人员仍被怀疑对抗议活动反应过度。据称，甚至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要求其内政部长在面对“孩子们”时要更加“适度”。另一方面，网上流传着警察被踢踹在地上的视频。即使是那些理解学生诉求的人，也对建筑被破坏的行为感到愤怒。

两周以来，政府一直幻想自己可以通过简单的坐视来度过危机。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正忙于预算草案，但没人知道他打算如何让该草案通过议会。市场动荡不安，法国面临债务危机的威胁。然而，在第三和第四幕中，数十万学生走上街头，人们开始担心封锁行动会扩大到其他社会群体。许多大学已经加入其中。勒科尔纽在演讲中将学生抗议与降低油价的努力一并提及，仿佛他非常恐惧人们经常谈论的“斗争的汇合”。

教育部长在周四匆忙宣布，将增聘3000名教师。有人谈到了应急计划。与此同时，一个数字投诉簿将

通过网页的形式来引导青少年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帕斯卡尔·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总结道：“抗议活动的背后是合理的诉求。法国的公立学校处于灾难性的状态。有能力的家庭会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学生们抱怨学校建筑破旧、课程缺失、缺失的教师没有替代人选，以及 Parcoursup——一个自推出以来就成为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噩梦的数字化大学录取系统。

社交网络上流传着一些视频，画面中出现了漏水的水龙头、破碎的马桶、坍塌的天花板以及老鼠。“引发封锁的并不是单一的事情，而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富裕郊区安东尼（Antony）笛卡尔高中就读的高三学生洛拉（Lola）解释道。她推测，甚至可能是因为 9 月实施的手机禁令。突然之间，他们不再是各自盯着手机屏幕，而是开始交谈了。

“我们知道自己是特权的，”17 岁的朱尔斯（Jules）补充道。他和他的女同学一样使用了化名，且像所有示威者一样不愿透露姓氏。周二，他与一小组学生代表一起会见了三年来第六任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Édouard Geffray）。“部长听了我们的诉求，但没有给出答案。”自从学校改革以来，毕业成绩不再仅取决于高考，而更多地取决于全年的综合表现。然而，教学大纲过于臃肿，生病的教师没有代课，停课已成为日常。

“他们要求我们在高考年拿到超级高分，却不给我们相应的学习条件。而且最后决定我们被分配到哪所大学的是一个算法，”16 岁的马农（Manon）说道。不同学校之间条件的差异将使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固化。“我们不再愿意接受这一点，”三人一致表示。

债务危机、改革无能、拒绝面对现实，以及爆炸性的社会背景：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法国现在是“欧洲病夫”。自由派周刊《观点》（Le Point）以“法国模式的最后日子”为题。竞选活动预计将变得激烈。“我们法国人拥有异常高的自尊心，但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对自己感到绝望的倾向，”哲学家布鲁克纳说道，并补充道：“说得刻薄一点，我们是一群绝望的自恋者。”

新闻

前总理

批评施罗德 访问普京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对前政府首脑格哈德·施罗德访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愤慨。政府副发言人斯特芬·迈耶（Steffen Meyer）表示：“普京个人应对乌克兰战争负责。”普京的命令每天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平民伤亡、家庭破碎以及死伤者”。联邦总理对此感到愤慨，并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施罗德在这样的日子里与普京庆祝“简直是不道德的”。rtr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机场遭袭击导致三人死亡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后，民航局报告有三人死亡。报道进一步称，袭击还造成多人受伤。来自邻国也门的胡塞武装周四宣布对此次机场袭击负责。据当局称，一次机场设施和一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击中。机场运营现已恢复。袭击导致部分航班取消。dpa

下萨克森州

社民党党团主席 波利策辞职

下萨克森州社民党（SPD）州议会党团主席斯特凡·波利策（Stefan Politze）宣布辞职。据社民党党团透露，他在晚上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本周三，汉诺威州议会因针对该社民党政治人物的调查而撤销了其豁免权。在公告中，波利策被引用称：“豁免权的撤销以及近几日相关的报道给该职位带来了压力。”他表示：“尽管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但我感受到了党、党团以及我个人所承受的压力。”持续的争论使得党团的政治工作无法开展。波利策表示：“因此，出于对党团负责的态度，我将辞去职务。”在豁免权被撤销后，他曾表示：“目前我对具体原因并不知情。”dpa

佩德罗·桑切斯陷入困境

在西班牙提前宣布举行大选之前，首相正面临压力。而现在，一位旧对手也即将回归

对于佩德罗·桑切斯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周。首先，这位西班牙社会党总理被迫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不久之后，一名法官撤销了针对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领导人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的逮捕令，这让国家想起了桑切斯在 2023 年为了赢得连任所付出的代价：为了换取独立主义者的支持，他向他们承诺了特赦。

戴安娜·皮珀 (Diana Pieper)

周三， 87 岁的马里卡门·阿巴斯卡尔 (Maricarmen Abascal) 的去世震惊了全国，她已成为反对住房短缺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象征。直到当天晚上，人们仍在她位于马德里的公寓前摆放蜡烛，阿巴斯卡尔于 9 月底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抬离此处。对其去世的震惊此后占据了头条新闻；周四，数万人也表达了对她的缅怀。这一政治维度远超阿巴斯卡尔个人案例，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紧张的情绪。在桑切斯试图扭转局面之时，反对派则嗅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机会，以延续右翼在欧洲的胜利势头，并取代最后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

“用利益交换权力必须在投票箱前受到惩罚，”保守派反对派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在谈到普伊格德蒙特可能返回西班牙时表示。这位人民党 (PP) 主席最有希望领导下一届政府——在 Vox 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下，后者可能在 1975 年弗朗哥独裁统治结束以来首次参与组阁。两党在顺风状态下进入竞选活动。塞乌塔 (Ceuta) 的危机仍在发酵，在 7 月摩洛哥的大规模冲击之后，那里仍有移民被困。

周三在访问这个北非飞地时，挑战者费霍指责桑切斯“忽视”塞乌塔，称这是“导致国家政府首脑垮台的衰败、腐败和谎言的另一个症状”。他将第二个重大竞选议题与他的批评相结合：社会党内部的腐败丑闻，甚至波及到桑切斯最亲近的圈子。与此同时，桑切斯采取了一种曾经奏效的策略进行反击。他警告称，不能“将国家的缰绳交给一个极右翼联盟，其唯一目标就是废除并限制我们建立的权利和自由”。

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次这恐怕已经不够了。对右翼政府的不安感已经消退。在过去的四次地区选举中，社会党遭到惩罚，而 Vox 现在在当地与保守派共同组建政府。即便数据良好——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明显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对桑切斯的帮助也有限。这也是因为工资无法跟上多年来飞速上涨的房租，这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根据民调机构 CIS 的一项调查， 41% 的人认为住房问题是该国最紧迫的问题。

马德里上周试图通过两项关于租户保护的法令来平息波动。但投票的失败再次凸显了政府的无能。马德里研究委员会 (CSIC) 的政治学家伊格纳西奥·胡拉多 (Ignacio Jurado) 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桑切斯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到目前为止

政府面临愤怒反噬的风险在增加

伊格纳西奥·胡拉多（Ignacio Jurado） 这位驻马德里的政治学家传播这样一种叙事：反对派正在阻挠各项措施。“但住房危机引发的愤怒日益转向政府的风险正在增加。”

看看马德里太阳门广场抗议营地中 1200 顶以上的帐篷，就能看出信任度受损之严重。在 RTVE 电视台，马德里租户协会的一位愤怒发言人在投票失败后谴责了议会的阻塞立场。但她同时指出，面对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无所作为”。一场全国性总罢工已定于 11 月举行。

桑切斯被认为是擅长在看似绝望的境地中寻找出路的专家。随着议会的解散，一种临时议会机制生效，这可能允许政府最终通过租户保护措施。“虽然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政治学家胡拉多告诉《周日世界报》，“但为了将议会中的失败转化为胜利，桑切斯冒着扩大民主边界的风险。”如果他成功，他的政党就可以标榜自己是关心租户保护而非投资者保护的一方。这并非一个胜算很大的机会——但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桑切斯仍抱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即失去的选民会将选票投给左翼政党，随后他可以与这些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极化严重的西班牙也可见，边缘政党正成为政府的“造王者”。但左翼联盟比右翼竞争对手更加碎片化。“这一次对桑切斯来说真的很难。不仅他的政党必须取得好成绩，他的潜在合作伙伴也必须有所增长——而 Vox 党则必须低于预期，”胡拉多说道。正因如此，普伊格德蒙特可能回归西班牙对桑切斯来说时机不佳。正如住房危机驱动左翼选民一样，这一事件也蕴含着巨大的动员潜力——且不仅限于右翼阵营。

全景

那么？怎么样？

贬低 打喷嚏的人

扬·魏勒 (Jan Weiler)

我说了一句“祝你健康”（Gesundheit）。据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禁忌了。只是还没人告诉我，究竟什么才是原则上正确的。关于规则变更或更新的信息需要人们主动去获取。而因为人们并非时刻在履行这一义务，有时会导致一些困惑。

例如，我在西班牙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印有 HSV 菱形标志的牌子，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以为西班牙的左侧车道是为汉堡体育俱乐部（Hamburger Sportverein）的会员预留的，不过这在巴伦费尔德（Bahrenfeld）比在巴塞罗那显得更合理。事实上，该标志是指示标出的车道仅限载有两人及以上车辆通行。这个标志被称为“白色钻石”，如果德国也引入这个标志，人们得重新讨论一下其设计问题。

无论如何，从孩提时代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说“祝你健康”。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体贴。前几天埃拉（Ela）打喷嚏时，我在千分之一秒内做出了反应，并为自己的良好教养感到自豪，结果她责备我，说根据现在的礼仪指南（Knigge），说“祝你健康”是对打喷嚏者的贬低，应当停止这种行为。此外，这会将当事人推向关注的中心，从而导致心理上的不适，尤其是当一个人一天打 50 次喷嚏，且必须不断应对这些令人厌烦的康复祝愿时。也许吧。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一天打 50 次喷嚏，应该待在家里。不过没关系。

但除了被视为一种冒犯之外，祝愿“健康”其实也不高尚。事实上，这个短语产生于中世纪鼠疫流行时期，其目的绝非祝愿病人早日康复。人们更多是对自己说这句话，以此祈求自身健康的稳定。

人们也不再敲门了。至少不是在所有地方。在一家政府部门，我看到一块牌子写着：“无需敲门，直接进入。”这种礼貌地预告到访的姿态显然成了某种冒犯。我一直认为，敲门更好，这样门后的人在进入前还能赶紧拉上裤子、把脚从桌子上拿下来，或者尽情地打个喷嚏。但敲门已不再受欢迎，因为这强迫对方做出反应并喊一声“请进”，而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环境下，连续两个工作日这样做会导致官方性的喉咙痛。

我在一个礼仪网站上读到，礼貌的客人在朋友家过夜时会自带床单。不过那里没写第二天是否应该把床单再带回家。我给埃拉读了这个网页，她打了个喷嚏。我立刻说了句“祝你健康”，她责备地看着我。我的系统更新需要很长时间。等我更新完毕时，可能说“祝你健康”又被允许了。

在这里，扬·魏勒每周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并记录下经历。

当埃贡·奥尔森（左起第2位，欧韦·斯普罗格饰演）宣布：“我有一个计划！”时，人们就知道很快就会出差错。这位丹麦“奥尔森帮”的首领并非他自称的那样是个天才。自1968年10月11日首映以来，这位帮派头目与他的同伙本尼·弗兰森（左侧，莫滕·格伦瓦尔德饰演）和基尔德·延森（右起第2位，保罗·邦德加德饰演）在14部电影中制造了大量混乱。虽然西方世界的反响较为平淡，但这些漏洞百出的“天才之举”在东德却获得了崇拜地位。东德观众显然很容易与这些敢于欺骗权势阶层的骗子产生共鸣。此外，DEFA同步工作室的后期处理也为电影注入了独特的语言幽默。结局却十分悲剧：饰演基尔德的保罗·邦德加德在拍摄期间去世，不久导演汤姆·赫德加德也相继离世。尽管如此，电影最终还是完成了，并于1998年上映。片名为：《奥尔森帮（真正的）最后一次大劫案》。

58年前

可爱的骗子

维尔纳·卡莱钦斯基（Werner Kalecinski）有时会在深夜失眠，思考如何能再次在网络上走红。最近，他想到了手摇风琴：他想一边摇动手柄，一边唱起古老的柏林歌曲。开一辆蒸汽机车或许也不错，或者来一次热气球之旅。关键是要有事情发生。他说，毕竟他不想这么快就被人们遗忘。

在一次学校旅行中，人们对他那首“Matsche-Latsche”歌曲赞不绝口。在ICE高铁上，列车员将一杯抹茶直接送到他的座位上。“被崇拜？被神化？不，这太夸张了，”维尔纳说，这仅仅是一次次愉快的邂逅。而在此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网红”（Influencer）。“我一直以为那是一种感冒病。”

对于一个在年事已高时突然成为焦点的人来说，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年纪，人们通常更容易被忽视，或者最多也就是在公交车上被别人让座。对他而言，点击量是否比金钱更重要？“对我来说，是的，绝对如此。”

维尔纳爷爷属于“银发网红”（Granfluencer）：这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在TikTok上烹饪，在Instagram上举重，并为大品牌代言。这种晚年职业生涯通常始于一个年轻得多的陪伴者。在Instagram账号“奶奶与凡妮莎”（Oma & Vanessa）中，由孙女拿着手机，而安妮玛丽奶奶则烹饪牛肉汤或脆皮烤肉。埃里卡·里施科（Erika Rischko），86，在女儿的建议下，在疫情期间开始发布她的训练视频。如今，她在TikTok上拥有约1600万名追随者。技术、剪辑和营销通常由专业人士负责。

许多年轻人的趋势，但她会尝试并请人向她解释。

这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品牌方会与这些讨人喜欢的“银发网红”开展合作，最近的是利多超市（Lidl）和麦当劳。他的拍摄日通常持续十到十二个小时。人们可以看到他在“愤怒室”（Rage Room）里，在那里人们可以通过付费破坏物品来宣泄挫折感。他参加音乐节，出入水烟吧，并测评土耳其烤肉（Döner）。他说，之后他经常感到“精疲力竭”。比以前的工作更累吗？“不，不，不。完全没有。这是积极的压力。”维尔纳和安布西（Anbousi）都没有谈到酬劳。“很合理。我们都能靠这个过得很好，”维尔纳爷爷仅如此说道。而且：“我不需要拥有巨额财富。我只需要生活。”

乔西·拉特（Josie Rath）

靠助行车走红

这些烦恼通常只会出现在一个20岁的TikTok明星身上。而维尔纳·卡莱钦斯基（Werner Kalecinski）已经89.岁了。在互联网上，人们称他为“维尔纳爷爷”：典型的柏林腔，浓密的八字胡，白发。他推着助行车出行，涂指甲油，逛成人用品店，尝试抹茶拿铁。他把这种绿色的流行饮品称为“Matsche Latsche”，而这种味道至今让他感到失望。他对抹茶的厌恶甚至被写进了一首派对歌曲中。他与流行歌手Kreisligalegende共同发布了歌曲《Hey Mausis》，在马略卡岛拍摄了音乐视频，并在当地的“Bierkönig”酒吧进行了演出。

在Instagram和TikTok上，他的总粉丝数超过400.000人，部分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数百万次。事实上，维尔纳·卡莱钦斯基已经走过了完整的一生，从未预料到会有新的职业生涯。1937年出生在柏林东区，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一间起居室，一个厨房，窗户对着院子。“那里从来没有阳光照进来，”他说。童年时期他经历了战争。1955年，他移居到西柏林。后来他担任过电工和销售员，22岁时成为了双胞胎的父亲。如今，他的孙辈和曾孙辈一起住在赫德克（Herdecke）的房子里。而现在，完全陌生的人想和他拍自拍。他在科隆最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几乎每周都会去那里拍摄社交媒体内容。“您最近是不是在多特蒙德队（Borussia）的球门后面？”最近有人这样问他。“他们有时比我知道得还多，”卡莱钦斯基开玩笑说。最近，在一家商店里，一个九岁的女孩认出了他。在

他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在同龄人中，他讨厌那些没完没了关于疾病的对话。他对年轻人的建议是：“永远要有勇气。面对一切！”但：不要背负债务，也不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当卡莱钦斯基明年年满90岁时，他打算庆祝一下，也许是在莱茵河的一艘船上，或者在柏林的Berghain俱乐部。他一直想去一次那家俱乐部。

维尔纳·卡莱钦斯基，89, 岁，曾从事电工工作。如今，他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数十万人的追捧。与一位“银发网红”（Granfluencer）的邂逅

这早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96 岁的美国人莉莉安·德罗尼亚克（Lillian Droniak）以“德罗尼亚克奶奶”的身份，通过约会技巧和冷幽默触达了数百万人。来自爱尔兰的“弗兰克爷爷”凭借舞蹈和喜剧拥有近800万粉丝。

该公司运营频道、开发内容、组织拍摄并进行营销。安布西（Anbousi）对此并不避讳：当然，并不是维尔纳·卡莱钦斯基“拿起手机拍一段短视频（Reel）”。这些老人是主角，而不是演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尔纳在镜头前只是简单地做别人要求他做的事。他自己也会提出想法，并为自己设定了规则：不诋毁他人或动物，不涉及宗教和政治。安布西表示，这个模式并非随意可复制。如果换成“随便一个退休老人”，效果可能只有一半。维尔纳·卡莱钦斯基凭借其人格魅力取胜。而且，恰恰是他高龄的身份构成了其吸引力。维尔纳知道

维尔纳爷爷是“退休老人合租屋”（Rentner-WG）的一员，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形式的内容，他与“海克奶奶”和“芭芭拉奶奶”共同出镜。他们尝试流行趋势，一起出游或互相恶作剧。该项目背后的运营方是位于科隆的“hold my b”机构及其总经理阿明·安布西（Amin Anbousi）。维尔纳加入这个“合租屋”纯属偶然。一位熟人告诉他这个项目，认为他“快嘴”的特点很合适。他申请了——在没有年轻亲属帮助的情况下——并成功说服了对方。“就像意外怀孕一样”，他就这样开启了迟来的职业生涯。他的孙辈们觉得这很酷。

这段晚年事业带给他的东西，无法仅用粉丝数量或酬劳来衡量。89岁的维尔纳重新拥有了工作日、同事和日程安排，并不断结识新朋友。而且他拥有了一件在那个年纪绝非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觉得前方仍有值得期待之事的感觉。他本身就不太认同退休：“我从未进入过退休状态，而更像是进入了‘不安分状态’。也就是说，我总有事情要做。”他认为许多同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灰了”，且结局往往是孤独。卡莱钦斯基（Kalecinski）表示，如果哪怕只有一个观众在看完后会对自己的祖父母说：“瞧，他们有的比你们还大20岁。我们也来试试吧”，那么他就已经做对了一些事情。他不想刻意让自己显得年轻，他维持着健康的生活方式，认为这就足够了。早晨做体操，每周游泳四次。由于眼睛的原因，阅读对他来说很困难。“那么我宁愿看 TikTok、Instagram 和 Snapchat。”

“维尔纳爷爷”拥有 400.000 名粉丝 INSTAGRAM @SEBASTIAN_BCKR / ASBACH URLALT

楼道里的战争

网络中断、相互猜忌以及升级的刁难：汉堡一栋公寓楼内的邻里纠纷是如何升级的

死亡

在汉堡朗根霍恩区（Langenhorn）的一栋多户住宅楼里。周围绿植环绕，旁边就是游乐场。窗户上挂着德国国旗。多年来，这里的租户们一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人们友好地打招呼，用“你”相称，直呼其名。塞琳娜、阿斯特丽德、托马斯。人们在走廊里闲聊，如果有人弄丢了大门钥匙，大家会互相帮助，或者理所当然地帮不在家的邻居代收包裹。这一切都结束了。如今如果在楼道里相遇，人们会毫无招呼地擦肩而过，专注地盯着手机。有时还会竖起中指，或者低声咒骂。良好的邻里关系变成了激烈的敌对状态。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布鲁诺·施雷普 (Bruno Schrep)

这场争端始于 2024 年，当时阿斯特丽德·费尔德胡森 (Astrid Feldhusen) 的网络出现了故障。这位在二楼住了 25 年的 65 岁女性多次向运营商投诉。技术人员先后三次上门，但均未找到原因。最后一名技术人员给出了一个提示：那根通过墙面从下方公寓延伸到她家上方的光纤电缆，可能被下方的邻居故意损坏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面对这一指控，邻居 W 家族愤慨地予以否认。但问题在于：一个在楼里住了近 30 年的家庭，为什么要切断这位长期同楼住户的网络？“对此我没有答案，”阿斯特丽德·费尔德胡森承认。

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网络事件”后，这座由汉堡 Saga 住房建设公司管理的公寓楼再也没有恢复平静。门锁被胶水封死，墙壁被涂鸦，楼梯间被扔进垃圾。警方多次出警。八户租户中有好几户受到了影响。一些家庭面对被胶水封住的公寓门锁感到无助，不得不呼叫开锁服务。阿斯特丽德·费尔德胡森的信箱上被写上了“妓女”这个词。由于袭击发生时从未有人被目击，彼此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每个人都怀疑每个人。恐惧的氛围就这样产生了。

除了租户费尔德胡森，六口之家的埃格勒 (Egeler) 一家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是一对夫妇和四个年龄在 1 岁到 14 岁之间的孩子。35 岁的塞雷娜·埃格勒 (Serena Egeler) 解释道：“这里中毒般的氛围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的信箱上被画了一个万字标志并写上了“纳粹”一词，她在邮件中发现了写着“去死”的纸条，是用大而笨拙的印刷体潦草写成的。而且她还多次被匿名举报到青少年局，称她殴打孩子——这一指控让她深受打击：“我从未打过我的孩子。”

在最初怀疑其他邻居之后，塞雷娜·埃格勒现在认为自己知道谁是挑事者。她怀疑所有骚扰行为的始作俑者是 W 家族，也就是两年前因光纤电缆引发争端、导致不和的那些租户。威胁、恶意的指责——

一名住户信箱上的纸条只是证明这种中毒氛围的众多证据之一

以及匿名举报——对于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来说，事实很清楚。因此，她最近三次因诽谤起诉了 W 家族的成员。而对方则以反诉回应，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推到了耻辱柱上。律师已介入其中——这场争端目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不过，W 家族不愿就此事与《周日世界报》进行交谈。

这种多户住宅中的争吵是德国每年上演的无数冲突的典型缩影。争吵的理由几乎涵盖一切：狗吠太响、灌木长得太高、车门被刮花以及楼梯间没打扫。即使是因最琐碎的原因引发的争执，偶尔也会以血腥收场。这简直像是一种“国民运动”：根据联邦统计局的一项评估，超过一半的德国公民曾与邻居发生过争吵。大批律师向准备战斗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援助，在网上以“提供专业的噪音干扰咨询”或“解决烧烤纠纷的明确方案”为噱头进行宣传。这门生意正兴旺发达。

与此同时，数百名调解员和仲裁员日复一日地尝试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前化解冲突，促使争执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在16个联邦州中的10个州，甚至规定在起诉之前必须履行法定调解义务——但成效有限。尽管许多民事法院本就因长期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但根据联邦统计局的估计，它们每年仍需处理约9000起新的邻里纠纷。根据在线保险公司Allianz Direct的一项调查，出人意料的是，被认为较为平和且乏味的来自不来梅和汉堡的“鱼头”（北德人）最倾向于闹事，甚至超过了以爱抱怨著称的柏林人以及被认为特别好斗的巴伐利亚人。

“我们德国人大概血液里就带着争吵的基因，”柏林律师、邻里冲突专家豪克·希尔默（Hauke Hillmer）认为。例如在意大利，他经常在那里逗留，人们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但争吵起来比德国这里要大声且情绪化得多。然而到了晚上，当最初的愤怒消散，人们会再次和解，最迟在喝完第二杯红酒后就会相拥而泣。但在德国，人们会立即报案。而且是立刻。在处理了数百个案例后，这位法律专家仍然对某些当事人试图维护其所谓权利时的执拗感到震惊，他们甚至不愿听取对方的论点。“对他们来说，这不仅关乎权利，更关乎原则，”希尔默深知。他会将这类原则至上者拒之门外，因为那是徒劳的。他会告诉自己：“这个案子你最好不要接。”

这位律师同时也是一名经过培训的调解员，他总是尝试对客户产生降温影响，尽可能让双方坐到一张桌子上，并与对方沟通：“达成妥协永远是一种成功。”即便这意味着某些参与者必须吞下几颗苦药：

忍受一次伤害，容忍一次侮辱，接受面子上的损失，甚至可能要放弃一项正当的权利主张。

通常导致大规模冲突的是一些琐事：深夜的喧闹派对、堵住的车道、冒烟的烤炉。清单很长。“首位的是噪音干扰，”律师希尔默表示，其次是关于邻居花园的争执，例如飞到自家的杂草种子，或是伸过来的树枝。围绕自有地块的边界争端是常见的冲突，此外还有散落在周围的臭垃圾。各种宠物的排泄物也曾引发旷日持久的诉讼。希尔默认为，那些试图在法律诉讼中寻求救济的人往往抱有幻想。“人们想要的是正义，”这位法律专家说，“但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份判决。”而许多人随后会认为这不公正，结果可能比之前更加愤怒。“他们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能量，导致在其他方面匮乏。”

“起初往往是未说出口的怨恨，”希尔默说。他将邻里争端分为几个升级阶段：在潜藏的愤怒之后，通常是与对手愤怒的言语交锋，然后是寻找盟友，寻找其他邻居——或者寻找律师。当行为升级到扇耳光、纵火、破坏汽车、砸碎玻璃时，就达到了倒数第二个阶段。而量表的终点则是“绝对的毁灭意志”。

这种情况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过去几年的事件已经证明。在吕嫩，一名小花园主因为邻居擅自修剪他的树篱而用斧头袭击了对方。在斯图加特的一栋出租公寓楼里，一名29岁男子猛烈地用拳头击中一名78岁邻居的头部，导致对方倒地并随即死亡。起因是关于洗衣机下方污垢的争执。在施瓦本地区的朗魏德，一场关于露台交谈声音过大以及垃圾桶摆放位置的多年邻里纠纷，在2023年7月演变成了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其中一名当事人，一名65岁的运动射击手，因愤怒于对方对其提出的举报，在16秒内枪杀了三名邻居。此外，他还导致一名女租客的两名亲属受伤。2024年7月，他因谋杀罪和两起谋杀未遂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虽然在朗根霍恩的多户住宅楼里还没有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但每天围绕着举报与反举报、警察出动、阴险的纸条留言以及匿名指控而产生的压力，已经让许多租户心力交瘁。从一封邮件中可以看出，W一家希望“这件事能平息下来”。患有健康问题的阿斯特丽德·费尔德胡森（Astrid Feldhusen）晚上几乎无法入睡，勉强支撑着去上班。而塞雷娜·埃格勒（Serena Egeler）则担心她的孩子。“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不再感到安全，”她在写给住房建设公司的信中这样写道，并紧急请求提供新公寓的方案。她最大的愿望是：“我想离开这个地狱。”

多年的追缉协助

25年来，鲁迪·策尔内，68, 一直主持着ZDF电视台广受欢迎的追缉节目《案卷XY……未解》。他在接受《Bunte》采访时表示，促使他答应主持该节目的原因是一起极其令人震惊的刑事案件：8岁的朱莉娅·霍斯（Julia Hose）被谋杀案。当时凶手在节目的线索帮助下被抓获，这让他意识到该节目形式的重要性。SR

昂贵的女友

“爱不需要花钱，”57岁的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这样唱道。但如果相信一份八卦报道，模特肯德尔·詹娜（Kendall Jenner，30岁）与电影明星雅各布·埃洛迪（Jacob Elordi，29岁）之间的爱情却产生了相当高的“运营成本”。据《In Touch Weekly》报道，这位澳大利亚人经常为女友刷信用卡。私人飞机、豪华酒店、珠宝：埃洛迪希望向这位明显比他富有的伴侣证明某些东西。詹娜习惯于由男性买单，且被认为

极其节俭。因此，当她的男友承担账单时，她并不会干预。报道称，埃洛迪的收入约为1000万美金，而詹娜的资产估计约为1.5亿美金。该刊引用一名内部人士的话称：“她的价值是他的十倍多。”知名好莱坞离婚律师劳拉·瓦瑟（Laura Wasser，58岁）多年来一直警告，在一段关系中，金钱往往比不忠更容易引发冲突。美国门户网站写道，这位演员的朋友们正担忧地观察着这一发展。埃洛迪被认为已经“疯了”，且在财务上不堪重负。SR

DANIELE VENTURELLI / WIREIMAGE / GETTY IMAGES; GARETH CATTERMOLE / GETTY IMAGES

我曾深信，那是力量

在一次大师课的在线录像中，42岁的哈里王子告诉53岁的美国神经科学家玛丽-弗朗西斯·奥康纳（Mary-Frances O'Connor），在“脱离王室”（Megxit）后，他陷入了抑郁。退出王室生活导致了“肾上腺素崩盘”。在承受多年持续压力后，他突然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此外，还有对母亲戴安娜王妃（1997年死于车祸）被压抑的悲痛。哈里讲述道，他从未哭过。直到通过治疗，他才明白“她只是希望我能幸福”。SR

对自由的热爱

作家朱莉·策（Juli Zeh，52岁）要求人们更多地接纳女性的无政府主义。她告诉《Stern》杂志，女性对自由的热爱“比男性被允许的要少得多，尤其是在中年时期”。“长期以来，中年危机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现象。对于男性来说，变老是一个地位问题，他试图通过

汽车和年轻女性来解决。而对于女性来说，这被认为是一个激素问题：更年期！”所有人都被“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热爱”所驱动，这让他们敢于去做大胆的事情。SR

JENNIFER BRÜCKNER / DPA / PICTURE ALLIANCE

新闻

武器检查导致两人死亡

无极端主义动机迹象

在 Oberpfalz 地区一次常规武器检查中，两名县政府工作人员被枪击身亡。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事件具有极端主义背景。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约阿希姆·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CSU）周五在 Oberschleißheim 对记者表示，此次“升级”是如何发生的“仍然完全无法解释”。涉嫌犯罪者是一名猎人和运动射击运动员。该男子获准持有10件武器。国家和宪法保卫局没有关于这名60岁男子的相关记录。此外，他此前在警方记录中并无异常。死者为 Neumarkt (Oberpfalz) 县政府的一名45岁员工及其一名54岁的女同事。两人于周四前往 Bergau 对该60岁男子进行一次未通知的武器检查。该男子向他们开火并导致其死亡。在被逮捕时，他受了重伤。dpa

法比安案谋杀审判

被告被认定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在被指控谋杀来自居斯特罗（Güstrow）的八岁男孩法比安（Fabian）的案件中，被告吉娜·H（Gina H.）根据精神鉴定结果，原则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尽管精神法医学专家彼得·凯珀（Peter Keiper）认定这名 30 岁的女性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及学习障碍，但这些症状并不严重到足以在案发时显著影响其行为控制能力。该专科医生指出，被告具有精神病态倾向，表现为通过冷漠和操纵行为来剥削他人。据指控，她于 10. Oktober 2025 在居斯特罗附近克莱因-乌帕尔（Klein Upahl）的一个水池边将法比安刺死并纵火焚尸。作案动机被推测与她与法比安父亲的关系有关。被告因心理问题领取伤残退休金，她否认了相关指控。dpa

教育困境

辍学率创历史新高

没有毕业证书而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数量再次显著增加。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4 / 2025 学年这一数字接近 65.000 – 而前一年为 62.000。在 2014 / 2015 学年，没有毕业证书的离校人数为 47.400。该数字在 2018 / 2019 学年上升至 53.000 左右，并在新冠疫情期间暂时下降，这可能与当时的考试放宽政策有关。此后，不仅绝对人数在增加，相对于总毕业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2013 / 2014 学年，约 5,5 Prozent 的学生在没有获得至少基础学校（Hauptschule）毕业证书的情况下离校，而 2024 / 2025 学年这一比例约为 8,4 Prozent。这是过去 20 年来的最高比率。dpa

神秘的大猫：美洲狮在上巴伐利亚地区出没？

在上巴伐利亚州的埃尔丁（Erding）县，目前正在搜寻一只大猫，专家评估认为这可能是一只美洲狮。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确认。此次搜寻的起因是一名猎人使用热成像相机拍到了一只大猫的影像。警方启动了大规模搜寻行动，动用了直升机、无人机、警犬和警力封锁线，搜查了慕尼黑机场附近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AI）伪造的美洲狮图片给警方带来了麻烦。dpa

“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由”

与蒂莫·波尔（Timo Boll）对话

蒂莫·波尔是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2025 年夏天，他结束了职业生涯。如今，他的生活是：开着房车四处旅行，或者与德克·诺维茨基（Dirk Nowitzki）一起打板式网球（Padel）。

MARCUS SIMAITIS / WEL

在杜塞尔多夫格拉芬贝格森林（Grafenberger Wald）的边缘，坐落着德国乒乓球中心。这是一个包含体育馆、寄宿学校、健身区、餐饮设施和会议室的建筑群。德国乒乓球界的精英们经常出入于此。当你进入该区域，在最前面的停车场左侧看到一辆巨大的、灰绿色的、长 10 米的房车时，这意味着：蒂莫·波尔到了。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那个车位是他的车位，而这个中心基本上就是他的中心。

弗兰克·洛伦茨 (Frank Lorentz)

无论是在主入口的墙上还是在门厅里，到处都能看到这位黑森州原籍运动员的照片。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四次登顶世界排名第一，教会了在该项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选手如何面对失败。他曾为杜塞尔多夫波鲁西亚队（Borussia Düsseldorf）在德甲联赛中征战了18年，并于2025年6月在44岁时结束了职业生涯。

午后。蒂莫·波尔（Timo Boll）——已婚，育有一女，养有一狗——从建筑的一扇后门走出。他穿着一套蓝色训练服和白色运动鞋，肩挎运动包。我们前往位于底楼、空无一人的咖啡区进行交谈。室外阳光灿烂，室内则较为昏暗且安静，仿佛整栋楼的人都在午休。咖啡馆的墙上挂着一张波尔在球台前击出反手球的照片。波尔背对着照片坐下。他是否还能注意到这么多自己的肖像？他微笑，摇了摇头。自我展示从来不是他的风格。蒂莫·波尔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像罗纳尔多一样的人的对立面。

退役后的生活是否就像一个漫长的周末？“有一点吧，”他说。以前他的日子被计划得井井有条且具有结构性。那是职业运动员的生活。一年之中有300天，蒂莫·“魔术”·波尔都在奔波。飞机、酒店、比赛，几乎处于一个无限循环之中。每六个月更换一次饮食计划，不断尝试新事物。顶尖运动员始终面临着这种优化欲望和压力。即便偶尔回到奥登瓦尔德的赫希斯特（Höchst）家中，虽然身体在场，但心思大多在别处——在上一场或下一场比赛中。“现在，”他说，“我的生活

德国乒乓球中心前的固定停车位：蒂莫·波尔和他的房车。在周末，他开着它去参加音乐会或其他活动，与朋友或家人同行。“以前我从来没有时间做这些，”这位前世界级运动员说道。

依然有计划，但不再那么结构化。”当他在家时，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家。

他周末最喜欢的早餐很简单：“黑咖啡和一个牛角面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必再向他提供酒店里常见的那种数米长的自助餐。早餐后的准则是：开车出发。“我将完美的周末与房车联系在一起。那是基础。”他开着这辆7.5吨重的车去参加活动或音乐会。“和家人一起，或者和哥们儿一起。”最理想的情况是，周六在一家不错且简单的餐厅结束。“以前我从来没有时间做这些。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由。”他不需要星级料理——在他的一生中，奢侈饮食已经足够多了。关键是房车就停在附近，而且离床铺很近。

在移动的家中享受旅途的乐趣始于七年前。当时他和妻子想买一辆面包车，以便偶尔去露营并能带上他们的狗。此前，这对夫妇不得不将狗寄养——这总是一个令人不快时刻。在经销商那里，两人看中了一辆房车，并在接下来的夏天开着它游遍了欧洲。结论是：“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美好的假期。”他说，住在露营车中让他明白了一件事：生活中简单的事物往往是最美好的。

德国赛车手尼科·罗斯伯格在2016年赢得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1）世界冠军后立即宣布退役。部分原因是他担心错过最佳的退出时机。后来他在接受《Men’s Health》杂志采访时表示，退役让他“放弃了自己的身份”。英国田径运动员、2004年两届奥运冠军凯莉·霍姆斯在2018年接受BBC采访时，在回顾职业生涯结束时这样说道：“我最强烈感受到的是身份认同的缺失和生活方向的迷失——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想成为谁。”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这位高达23次奥运冠军的得主，在退役后讲述了自己经历的抑郁阶段。他的游泳同行、五届奥运冠军澳大利亚人伊恩·索普也是如此。

蒂莫·波尔在个人和团体赛中赢得了超过50项国家级和国际级冠军，其中包括两次个人世界杯冠军以及八次欧锦赛个人金牌。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他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印象。几乎每一个回答都伴随着微笑。完全看不到身份危机的迹象，更不用说无聊了。“我还有很多任务，”他说，“各种各样。”今天上午他参加了一个广告拍摄。他是六家企业的“品牌大使”，其中包括一个乒乓球品牌、一家太阳能公司和一个化工集团。

体育依然扮演着主角。波尔现在有大量时间打高尔夫球或板式网球（Padel，一种结合了网球和壁球、由两人一组进行的运动）。他偶尔与好友、48岁的德国篮球传奇人物德克·诺维茨基打双打。波尔 / 诺维茨基这对组合的分工如何？“德克是终结者。我是那个奔波的人，负责铺垫。”诺维茨基身高2,13米，臂展为2,23米，几乎和信天翁一样。 “德克用手臂覆盖的范围，是我得靠跑才能覆盖的。”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因为正式处于体育退休状态就会有所保留。“我们是竞争者。我们不只是为了好玩而打球。必须打到痛快，必须打到肌肉酸痛。”在乒乓球中，手部动作是爆发性的。但在板式网球中并非如此，因此即使左手腕受伤他也能打。

波尔是左撇子。由于受伤，他最近一年没有碰过乒乓球拍。这是他从4岁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以来最长的一次停赛。他讲述道，在前一天，他第一次重新回到了球台前。对手是他的前俱乐部队友、挪威排名1的博加尔·豪格。4局比赛。豪格此前从未赢过波尔。而现在结果是：豪格4:0获胜。两局完胜，两局险胜。“我没那个本事了，”这位德国乒乓球之王总结道——并笑了。在职业生涯结束的那一天之前，他曾感到“极度恐惧”。诺维茨基安慰他道：“别担心。之后的生活同样美好。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被问及是否想念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时，他回答道：“不。”至于可能再也不会有像乒乓球那样被他掌握得如此出色的事情，他觉得“没那么糟糕”。此外，惊喜总是不期而至：波尔在乔什·萨夫迪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Marty Supreme》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这部电影讲述了美国乒乓球运动员马蒂·雷斯曼（由蒂莫西·查拉梅饰演）狂野的生活，情节经过了轻微的虚构。

蒂莫·波尔一直以来都是电影迷。14岁时，他就已经在德国足球乙级联赛效力，赚的钱比他父亲还多，并为自己配置了一套家庭影院。2014年，他和妻子在奥登瓦尔德建造房屋时，必须预留一个房间作为家庭影院。在屏幕前——其宽度达到了令人敬畏的4.5米——波尔完美周末的压轴戏将在周日上演。场景是这样的：“分屏显示。足球和高尔夫。”一半屏幕播放旧金山49人队的比赛，另一半则是PGA高尔夫巡回赛的决赛日。而他的妻子呢？“她就去读书了。”

托比亚斯·施瓦茨 / 法新社

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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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高层政客在掌权前夕？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与克斯汀·沃尔特在柏林

D

社论

德国的政治和媒体运作机制——被称为“柏林泡沫”——在过去几十年中明显向左偏移。在此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极其单一的定义：右翼是邪恶的。左翼是善良的——或者至少是出于好意。这种操纵性的杰作所带来的后果早已超出了心理学领域，并猛烈地冲击了现实政治。

尽管在联邦层面，民众在过去几年的投票倾向日益保守（如果将联盟党、自民党和 AfD 定义为保守派，或者至少不是左翼的话——比例从 2002 年的 45,9 Prozent 上升到 2025 年的 53,7 Prozent），但大多数政治家和记者却对所有右翼事物产生了一种负面执念。“右翼”甚至在全国性报纸的标题中被用作辱骂词汇。与右翼（即邪恶之所在）划清界限，已成为一种惯例，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对待右翼和左翼极端势力的方式却是不对称的，双重标准与双重道德并存。结果是，部分人群在政治上变得无家可归，或者转向极右翼。而领导层则继续随着左翼的笛声起舞。

那些在道德和体面的高调口号下（如“绝不再现！”和“防患于未然！”）所陈述的内容，实际上遵循的是社民党和绿党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议程。由于联盟党被囚禁在“防火墙”之中，被剥夺了任何替代性的权力选择，在“别无选择”的枷锁下，现实政治权力正进一步向小党伙伴——社民党转移。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左翼联盟正被微妙且系统地筹备，旨在服务于那个高尚宣称的目标——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回归。右翼陷入了陷阱，而左翼则在享受其天才般转移注意力手段所带来的后果。

被称作“姐妹和兄弟”，旨在与他们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左翼党是一个没有与伊斯兰恐怖网络明确划清界限，反而与伊斯兰主义者紧密联网的政党，他们将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辩护为巴勒斯坦人的准预防性保护措施。一份来自柏林左翼党“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的音频记录显示，哈马斯的屠杀被描述为“抵抗”或“自卫”。原话是：“10 月 7. 日是一次残酷的恐怖行为？我们应该明确地说：不，这是一次抵抗行为。而且不要害怕这会被认为是反犹主义。”

左翼党是一个在相当大一部分成员中，含蓄且明确地持有反犹主义言论和思想的政党。仅凭这一点，在大屠杀 80 年后的德国，它绝不应该在任何程度上被考虑作为政治合作伙伴。

此外，左翼党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公开表现出与有组织犯罪及其家族首领的亲近，这显然并未成为导致其完全辞职的污点；与此同时，该党还宣布要限制德国首都警察的手段和可能性。

这样一个政党是对内部安全、法治、民主和开放社会一个非常具体的威胁。

因此，许多人对该党政策后果的恐惧程度与对 AfD 的恐惧相当，甚至更高，这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柏林的社民党（SPD）和绿党原则上仍认为，加入一个由左翼党领导的政府联盟是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仅凭一些关于反犹主义的切割措辞来获得伪合法性，但这些措辞根本不值一张写它们的纸：例如，在“联盟党团内部发生反犹事件”时，将启用一个由“三位来自柏林城市社会、具有特殊能力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仅仅是这种对达成此类联盟的理论上的意愿，就是近代政治史上最大的道德破产。

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政党已经丧失了所有体面，并且失去了以民主和历史意识之名大谈“防火墙”的任何权利。针对威权主义的切割要么原则上始终适用，要么根本不存在。绝不能仅在有利于自身权力前景时才适用。

AfD 和左翼党在关键问题上非常相似。他们淡化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独裁者的行为。他们不喜欢美国人。而且许多人觉得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困扰。这绝不能成为德国的国家理性。这也可以被称为中间派、中间主义政治的失败。其结果是极化现象的加速。一部分人选择极右，另一部分人选择极左。而这两者都是对失望情绪产生的错误反应。

“刷红漆的法西斯分子！”

当政治界和媒体盯着右翼——那里被认为是邪恶之源时，左翼极端主义正在进军。任何对此听之任之的人，都已失去了以民主之名空谈“防火墙”的权利。

马蒂亚斯·德普夫纳 (Mathias Döpfner)

[...] 变成了常态。然而，向左的界限却不存在。在此过程中，右翼与右翼极端主义、左翼与左翼极端主义之间的区分也消失了。

因此，这种情况发生了：即便是由基民盟（CDU）领导的联邦政府，虽然以强有力的论据断然排除与选择党（AfD）进行任何形式的组阁或协作（包括少数派政府），却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通过左翼党的投票通过决议，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故意将州级层面的合作状态保持在悬而未决之中。有时被排除，有时则不然。在多次被问及此事时，得到的回答是必须等待选举结果。在由州长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领导少数派政府的图林根州，基民盟刚刚与左翼党达成协议，将进行每周一次的投票协商。

这种意识形态自我掏空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民调结果：联盟党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理解这种 [...]

这一计划的先兆现在在柏林社民党（SPD）、绿党与左翼党之间的初步磋商对话中露出了丑陋的面孔。而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战术游戏中，极端主义和威权主义是否可能通过后门，以相反的符号夺取权力？左翼是否可能成为新的“右翼”？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严肃地否认，左翼党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威胁至少与选择党一样危险。左翼党是一个在党纲和竞选活动中要求征收（“社会化”）的政党；它与被宪法保卫局定性为左翼极端主义的组织（如“红色援助”）合作，而该组织曾为红军旅（RAF）的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支持（左翼党在柏林的首席候选人直到2025年仍是其成员）。左翼党是一个其柏林市长候选人签署了一份呼吁书的政党，在该呼吁书中，移民被描述为“阶 [...]

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在1946年为了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针对德国共产党（KPD）以及后来的统一社会党（SED）领导层所说的话，在80年后人们希望将其对左翼党——即统一社会党的法律继承者——喊出：“刷红漆的法西斯分子！”

但社民党中早已没有人这么喊了。绿党保持沉默。基民盟则在旁观。赫尔穆特·科尔在1995年仍将这个词用于描述民主社会党（PDS）。后来的基民盟总书记彼得·陶伯（Peter Tauber）最后一次在德国联邦议院这样称呼左翼党是在2010年——随后他受到了谴责。时任联邦议院副议长卡特琳·格林-埃克哈特（绿党）对此的理由是，议会中不应出现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类比。左翼党则宣布将以煽动仇恨罪提起诉讼。时代在变。

德国历史的一个讽刺之处可能在于，当几乎所有政治观察家都盯着右翼时，反自由主义正从左翼进军。魔鬼很少两次通过同一扇门进入。

偏离轨道

被恐惧的温和

哈拉尔德·马滕施泰因 (Harald Martenstein)

那些至今仍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感到惊讶的人，应该看看一些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职业经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新任州议会议长托比亚斯·劳施 (Tobias Rausch) 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汽车修理工，后来他又进修成为了房地产商人。他的副手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拥有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曾任拜罗伊特的一名学术顾问。这类职业生涯在过去的其他党团中也曾存在，但如今在那里已变得罕见。难怪许多政治人物不再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

这位在权力政治上具有相关影响力的 AfD 首位官员在州议会发表了一场无可挑剔的演讲。以下是两段删减后的引用：“我将不以党团主席的身份，而以整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议长的身份履行此职。今天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明天可能承担起多数派的责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制定并维护那些即使在有利于政治对手时，我们依然认为正确的规则。”——“这些议会惯例绝不能因为政党或党团的算计而被废除。我的承诺是：同样的规则将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是最大的党团还是最小的党团，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

这场演讲展现出的公正基本立场，与将 AfD 框架化为“新纳粹党”的定调完全不符，但在媒体上的报道却被淡化了。根据民调，在目前德国最强大的这个政党内部，现在甚至在考虑不再要求退出欧盟和欧元区，而认为仅需要对欧盟进行一次“改革”。在其他政党看来，这本应是个好消息。但 AfD 似乎不再是一个人们会要求其温和的政党，而变成了一个人们恐惧其温和的政党。因为这种温和危及了竞争对手迄今为止想出的唯一防御策略，尽管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这个策略就是：不停地挥舞“纳粹大棒”。

在托比亚斯·劳施的案例中，人们自然立即挖掘了他的过去。确实有一个发现：两年前，劳施在州议会中发出了一个措辞惊人的插话——“你们应当感到羞耻！”。此外，事实证明他与其他 AfD 政治人物有接触。而在蒂尔施奈德的“罪状清单”上，则记录了他拥有一个来自俄罗斯军队库存的咖啡杯，以及一本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书。只有这些？我承认，我甚至拥有半打关于希特勒的书，以及一个美国共和党的杯子。

为了抗议“恶魔”托比亚斯·劳施夺权（我们绝不想在德国再次看到汽车修理工担任重要职务！），社民党（SPD）联邦议院党团庄严地穿过勃兰登堡门前往贝贝尔广场——那是 1933 年焚书的地点——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那里唱起了国歌。就在今年五月，社民党还抗议过巴伐利亚州学校毕业典礼上的强制唱国歌要求。当社民党在贝贝尔广场沉浸在陈旧的“绝不再犯”修辞中时，柏林的社民党正与左翼党协商组建一个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存在明显漏洞的政府。为此，他们通过了一套“行动方案”，据称该方案可用于将反犹主义者从党团中除名。在争议案件中，将咨询一个“专家委员会”。而最终决定权依然在左翼党团手中。谁知道如果 1933 年时就能部署专家委员会和行动方案来对抗仇犹情绪，事情的结果会有多么轻微？

结论：在柏林，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否认以色列生存权的执政党，但据称这只是个别案例。而另一个政党的发言人则一次又一次地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这据称只是口头承诺。在德国，个别案例式的反犹主义者具备执政能力；相反，反复为以色列辩护的人则被怀疑只是在口头承诺，并因此被视为会导致另一个 1933 年的出现。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中曾有人喊过“你们应当感到羞愧！”。可惜讽刺剧演员迪特·希尔德布兰特（Dieter Hildebrandt）没能活到看到这一幕。

正文

那个好而古老的债务刹车

罗宾·亚历山大 (Robin Alexander)

它曾像成功的国家足球队、安格拉·默克尔和气候运动一样，是 2010 年代德国的标志：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德国公民从一项复杂的财政规则中获得了认同感，而国外则永远无法理解这种痴迷。在被激进化为“黑零”（schwarze Null）并被冠以“施瓦本家庭主妇”之名而普及后，它在联盟党内部甚至取代了原本已基本消失的政纲。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国家队甚至在面对希腊时也只能艰难地打成 0:0，而无论默克尔如何努力地擦拭她的纪念碑：光辉已然褪去。格蕾塔·通贝里，这位“周五为未来”的稚嫩女皇，在柏林反对以色列的忧伤游行中穿梭。那个好而古老的债务刹车也早已过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形式上看，它依然有效。基本法规定：“联邦和各州的预算原则上应在不依赖贷款收入的情况下实现平衡”。但这不再适用于国防开支的大部分，因为这部分可以无限制地举债。也不适用于那个被委婉称为“特别资产”的 5000 亿欧元的基建与气候保护方案，黑红联盟几乎将所有无法纳入常规预算的项目都转移到了其中。奥拉夫·朔尔茨的联邦国防军特别资产尚未还清，同样如此的还有“Wumms”和“Doppelwumms”（指大规模刺激计划）。这在未来几年是否会累积到 1 万亿甚至 1.5 万亿欧元，目前仍有争议。在欧元危机期间，卡尔-特奥多尔·祖·古滕贝格曾留下一个俏皮话，称“十亿”已变得“通俗化”。而现在，它成了零钱。

将债务刹车与现实统一起来似乎并非易事。这项任务被交给了一个由政治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黑红联盟在立法期之初设立。绿党和左翼党被允许派遣他们选择的学者，而 AfD 则不行。

仅从人员组成就反映了权力关系。主席由三人共同担任：前 SPD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 (Stephan Weil)、该州前 CDU 财政部长赖因霍尔德·希尔伯斯 (Reinhold Hilbers)，以及前 CSU 国务秘书斯特凡·米勒 (Stefan Müller)：三个主席对应三个执政党。其中还包括最务实的实践者：传奇的预算国务秘书维尔纳·加策 (Werner Gatzer)，他曾服务于从皮尔·施泰因布吕克、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到克里斯蒂安·林德纳等各种派系的财政部长。每当资金短缺时，加策总能找到一个附属预算。他就像一个戴着高顶礼帽的魔术师，总能从中变出一只兔子。直到 2023 年秋季联邦宪法法院的预算裁决让大幕落下。

委员会成员中还包括 Ifo 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 (Clemens Fuest)。他是去年通过一份论文集为大规模债务方案提供知识基础的四位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声音代表联盟党——其他人则代表社会民主党。如今，富斯特批评这些资金被用于填补预算漏洞，而非资助额外的投资。他的研究所已经为 2025 年计算出了相关数据。

阵线划分在预料之中：亲联盟党的成员希望在债务率超过 60% 时，继续坚持联邦和各州分别不超过经济产出 0,35% 的结构性信贷上限；亲 SPD 的成员则希望将投资部分排除在外。两位女性带来了惊喜：代表 SPD 的菲利帕·西格尔-格勒克纳 (Philippa Sigl-Glöckner) 和由左翼党提名的伊莎贝拉·韦伯 (Isabella Weber)。她们希望参考欧洲的财政规则，而非设定一个更严格的国家上限；一个多年期的支出路径应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不是对刹车进行另一种调节，而是一套不同的系统。再见，那个好而古老的德国债务刹车。

两人都出版了书籍，并且并不避讳在媒体上对其进行推广。韦伯甚至发起了一场旨在实现“反法西斯经济政策”的运动，如果心怀恶意地解读，可以将该主张简化为：用大量的借贷资金将右翼民粹主义淹没。其他人对此并不热情。因此，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国家债务，还包括该主张在最终报告中的地位：是作为三个平等模型之一，还是仅作为一项“少数派意见”？委员会何时能达成一致并提交报告尚不明确。政治可以等待，因为它目前还拥有信用。

访谈

羞耻感必须易主

联邦司法部长斯特凡妮·胡比格（Stefanie Hubig）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打击性暴力，并武装法治国家以对抗其敌人。一场关于对德国选择党（AfD）的恐惧以及对强奸犯实施更严厉处罚的对话。

斯特凡妮·胡比格在担任联邦司法部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政府的高级职务之前，曾担任法官和检察官。自2025年5月起，这位社民党（SPD）政治家领导联邦司法部。她在那里推动了多项法律的出台。并非所有法律都获得了认可，因为这些法律往往涉及敏感的目标冲突。

里卡达·布雷顿（Ricarda Breyton） 和 海伦娜·胡恩肖克（Helena Hunschok）

《周日世界报》：部长女士，您曾对学生们说：如果不积极捍卫民主，有一天可能会发现火车已经“开走了”。您根据什么判断我们正在接近这个临界点？

斯特凡妮·胡比格：我并没有声称我们正在接近这个点。

WAMS：但您认为存在某种危险，即保护民主的时间最终可能会太晚？

胡比格：是的，我看到了这种危险。民主和法治国家没有保质期保证。一旦取得的成就并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发生变化，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在增长。这让我感到警觉。

WAMS：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正寻求承担政府责任。您之前说过，这种情况将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了吗？

胡比格：从周二起，出现了一位来自AfD的州议会议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转折点。AfD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其思维方式是民族主义的且具有攻击性。现在，这样一个政党的成员担任重要的国家公职。这种情况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WAMS：您担心什么？

胡比格：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纲领令人担忧。AfD希望将难民子女安置在特殊班级教学，残疾儿童也应被分开教学。这清楚地表明了该政党的目标：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而且从孩子开始下手。此外，AfD还希望大规模削弱我们的法治国家。宪法保卫局应被剥夺权力，而民兵组织应接管警察的任务。

WAMS：联邦议院的社民党党团要求武装法治国家以应对“威权主义攻击”。您也这么认为吗？

胡比格：我认为加强我们的法治机构是正确的——使其能够抵御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WAMS：具体是指？

胡比格：下周我将提交一份关于改革《法官法》的法律草案。这涉及业余法官，主要是陪审员。我们希望在法律中明确：业余法官也必须维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他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基本法》的立场上。任何因故意犯罪而被判处超过90个日薪的罚金或被判处监禁的人，不应能担任陪审员。

WAMS：目前的陪审员申请人已经有义务站在《基本法》的立场上。您未来打算如何审核对宪法的忠诚度？

胡比格：如果对申请人的宪法忠诚度存在疑问，那么陪审员选举委员会必须对此进行调查。选举委员会可以从联邦中央登记簿获取信息，或检查公开的社交媒体个人资料。这可能已经能提供相当丰富的信息。此外，陪审员候选人名单必须公开展示——任何人都可以对候选人提出异议。

WAMS：《周日世界报》：在煽动民众仇恨这一议题上，您也计划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凡因煽动民众仇恨而被判处一年或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可能会失去被选举权。这是为什么？ HUBIG：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如果一个人对部分人群进行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的煽动，他怎么可能代表全体人民或担任公职？煽动民众仇恨并非普通的违法行为。煽动民众仇恨是指以危及公共和平的方式，煽动人们仇恨部分人群的行为。

WAMS：政治层是否因为不敢亲自采取诸如剥夺基本权利或启动 AfD 禁党程序等具有争议的手段，而将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定转移给了法院？

HUBIG：这两者没有关系。我们的法案并非在开辟新领域。刑法典目前已经规定了临时剥夺被选举权的情况。因此，我们并没有将政治决定转移给法院。除此之外，我支持具体审查针对 AfD 的禁党程序是否具有成功前景。这将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决定。我也在公开场合为此发声。

WAMS：除了更好地保护法治，您还将暴力防护作为您任期内的重点。您认为目前存在哪些漏洞？ HUBIG：例如在防止性侵方面。我们看到了可怕的发展趋势。男性使用迷奸药使女性失去反抗能力，对其进行侵害，甚至将其交给其他男性。我们将提高此类行为的最低刑期。此外，我们将延长强奸罪的诉讼时效。总体而言，在暴力防护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刑法领域——无论是数字暴力还是身体暴力；在家庭法领域——例如涉及监护权和探视权的决定；在诉讼法领域——例如在法庭上为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但当然，法律并非全部。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社会心态。

WAMS：您指的（心态）是什么？

社民党政治人物 斯特凡妮·胡比格 (Stefanie Hubig)， 1968年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自2025年5月起 担任联邦司法部长。 此前，这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法律专家 曾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教育部长。

HUBIG：本周我见到了吉赛尔·佩利科 (Gisele Pelicot)。她说过一句对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话语：“羞耻感必须易主。”这正是问题的核心。目前仍然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女性在成为暴力受害者时被归咎于自身。这种情况必须停止。罪责在于加害者——而非其他任何人。我的目标是，有一天女性在街道上、在网络上以及在家里，能像男性一样感到安全。

WAMS：多年来强奸报案数量在增加，但定罪人数依然较低。即便统计数据不能直接对比，这种差距该如何解释？

HUBIG：我作为法官曾亲身体会过强奸案审理的难度。在许多案件中，缺乏额外的证人。通常是双方陈述相互矛盾。在某些诉讼中，法官最终会认为：我无法毫无疑义地查明发生了什么。那么原则就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我们不能动摇这一法治基本原则。但我们可以确保法律规定能够真正地、一贯地保护性自主权。

Ammers Stift

……然后这里就能出一套房子！

POLITISCHE BILDUNG 政治教育

Essay 随笔

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从纳粹时代和东德时代必须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为民主而战。而不是在“反右”的斗争中战斗。首先，“右翼”是一种合法的立场；其次，威胁民主的不仅是新纳粹——还包括极左翼、伊斯兰主义，以及那些拥有威权主义全能幻想的统治者。但在民主制度中，必须为权力设定界限，这就是民主的独特之处。没有任何方向、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党卡特尔可以拥有全部权力。

演员马蒂亚斯·布兰特（Matthias Brandt）在他的书《说不》（Nein sagen）结尾处写道，他希望“发表看法”。为什么？原因如下：“现在，公开的煽动再次出现，人们因为陌生或不同而再次在街头被辱骂、歧视和威胁。”“煽动”（Hetze）这个词被过度使用了。人们不应将尖锐的批评直接称为“煽动”。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就曾这样做。在东德，曾有一种名为“敌国煽动”的刑事犯罪。

是的，人们在街头被辱骂，我也经历过。好几年前，我在回家路上被一群移民青少年扇了耳光，被推倒在地，并遭到了踢打的“特殊对待”。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除了淤青和一副破碎的眼镜外，没有其他损失。那三个男孩只是想找点乐子。如果对方是一个30岁、两米高的男人，他们肯定不敢动手。我没有报警。当时天很黑，我无法精准地描述他们。至于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还是土耳其语，我也无法确定。当我告诉一位左翼女性朋友这件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句话：“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移民青少年？”呵呵。

我不会将此类事情泛化。但如果有人跟我谈论所谓的“街头”，声称那里现在毫无例外地全是那些被邪恶右翼歧视的可怜人们，我会产生过敏反应。如果我被新纳粹袭击，那将是一件大事。但现在这样？就让它过去吧。

有些人被在街头捅伤或捅死，但当左翼人士发言时，几乎从未提及这些人。2024年发生了2.9万起持刀袭击事件：请接受现实。然后我们再谈。

作为证人，面对最高法院，我呼吁迈克尔·基拉特（Michael Kyrath）出面。他是来自埃尔姆斯霍恩（Elmshorn）的一名手工艺人。他的女儿安-玛丽（Ann-Marie）在2023年被谋杀时年仅17岁，案发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布罗克斯泰特（Brokstedt）附近的一列区域火车上。凶手是一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拉欣·A（Ibrahim A.），有多次犯罪记录，且已被要求离境。安-玛丽当时正陷入热恋。她的男友

数千人在街头被捅死。凶手画像总是相似，而媒体关注度却很低。在促使选民投给德国选择党（AfD）的动机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哈拉尔德·马滕斯坦（Harald Martenstein）

19岁的丹尼（Danny）试图保护她。他第一个死去，心脏被刺中。随后，凶手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扑向那个女孩，用一把20厘米长的厨刀在安-玛丽身上捅了26次，甚至在她倒在地上不再动弹时仍在捅刺。另外四名乘客在试图阻止凶手时受重伤。其中一名重伤者因遭受严重心理创伤，不久后选择了自杀。内政部长南希·费泽（Nancy Faeser）对此表示：“最重要的是，这次行为不能被右翼激进分子利用。”所以，这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随后，人们立即发起了“反右翼游行”。

迈克尔·基拉特（Michael Kyrath）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名为“德国哀悼守望”（Trauerwache Deutschland）的组织。据他向我透露，该组织目前包含约1000人，他们都失去了至亲：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或孙辈。作案凶器几乎总是刀具。凶手的画像始终与伊布拉欣·A（Ibrahim A.）相似。除了杀人快感，从未出现过本质上不同的动机。哦，不对，A在法庭上说他感到了“挫败感”。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天，一名年轻男子在柏林的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被刺伤。凶手向他要一支烟，而受害者显然不抽烟。刺击发生在后颈部，他们几乎总是这么做，因为那里最容易致命。他们很专业。随后，同一名凶手在公交车上用同一把刀袭击了一名女性。他在那里被逮捕。报纸在提及凶手时，仅称其为“一名男子”。同行们大可不必如此遮遮掩掩。他们总是说，这是为了保护具有移民背景的男性免受概括化指责。但许多受害者也具有同样的背景。难道对他们的保护是次要的吗？我们所有生活在德国的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在某些媒体中，对此类事件几乎不再报道。刀击事件实在太多了，哪里还有新闻价值？基拉特讲述道，许多父母担心自己会被贴上“右翼”的标签。基拉特说，一些父母想要谈论所发生的事情，谈论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死去，以及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因此被摧毁的。但媒体的兴趣非常有限。例如，有一个女孩在刀击中幸存，但从那时起就再也不敢走出家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了。基拉特说，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我回答道，是的，这确实令人震惊。安-玛丽（Ann-Marie）或丹尼（Danny）本可以是我的孩子之一。他们可以是阅读本文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是年轻的德国人，但同样也可以是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或者是游客，或者是铁路公司的员工。

在帮助德国选择党（AfD）赢得选民的动机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之一：对未来的恐惧，对孩子的担忧，以及担心很快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陌生人的恐惧。谁想削弱AfD的影响力，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种恐惧。而那些坚决不愿这样做的人，反而要求禁止AfD。但这同样无济于事。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能接受孩子在自己面前死去。他们宁愿自己死去。

我们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什么？为了什么而奋斗才值得？第一，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公开表达，无论这会让权势者多么恼火。自由意味着随时能够说出许多人绝对不想听的话。第二，平等。我们绝不能用双重标准衡量。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权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一名被谋杀的德国女孩，其价值并不比一名被谋杀的寻求庇护者更多或更少。男性并不比女性价值低，穆斯林也不比无神论者或基督徒价值更高或更低。第三，博爱。我们应当尝试跨越所有界限相互尊重。这就是我试图学习的教训。反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支持所有人的自由，无论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支持博爱，即便有时这很难做到。

本文为哈拉尔德·马滕斯坦（Harald Martenstein）新书《受控的民主：一份关于自由的辩护书》（Gelenkte Demokratie: Ein Plädoyer für die Freiheit）的删节摘录，该书将于12. Oktober在Langen Müller出版社出版。

自由之渴

国家出手干预

多萝西娅·西姆斯 (Dorothea Siems)

关于遗产税的辩论正在升温。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可能很快将被迫重新制定相关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将于下周初就此事进行审理，而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界则担心这将成为又一次沉重打击。因为目前处于争议中心的是关于企业资产转移的广泛豁免规定。目前存在巨大的风险，即这一程序将成为一场民粹主义“正义攻势”的导火索，而经济理性将在其中被抛之脑后。

原告从其姨妈那里继承了证券和地产，并认为自己相对于企业继承人处于劣势。那些接管企业、长期经营并维持就业岗位的人，最终通常能毫发无损地避税。即便是一家价值数百万欧元的家族企业，情况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对于私人财产，税务机关仅提供免税额度，其余部分则会大举征收。

然而，企业继承人的特权有着充分的理由，正如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在过去多次强调的那样。与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的经济结构在更大程度上由家族企业构成。优惠税收旨在确保企业向下一代的平稳过渡。如果为了缴纳高额遗产税而必须出售部分公司资产，那么就业岗位最终也将受到威胁。

但值得质疑的是，目前的豁免规定是否为极高净值的被继承人提供了过多的操作空间，以便将私人财产也避税继承。批评者将其称为一种“愚蠢税”，认为它为顶层的一万名富豪提供了巨大的漏洞，只要有相应的咨询，他们根本不会掉入税收陷阱。最终只有那些缺乏经验的人才需要缴税。如果宪法法官现在再次像 2014 年那样，对超大型企业的优惠政策提出异议，那么联盟政府必须再次修改豁免规定——并且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用力过猛，超出目标。社民党（SPD）已经嗅到了机会，试图利用遗产税在国家内部进行强有力的财富再分配。几个月来，社民党成员一直在为其改革方案造势，而该方案将使企业继承人付出沉重代价。虽然社民党打算为企业资产提供 500 万欧元的免税额，但在工业和手工业领域，考虑到机器、车队和厂区，这一金额很快就会被填满，尤其是单台起重机往往就耗资 50 万欧元。通过此类计划，社民党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并不在乎中型企业的未来。如果一名企业接班人面临巨额税债，他将两次考虑是否要迈出这一步。

况且，遗产税并非企业主面临的唯一负担。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SPD) 刚刚提交了所得税改革的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富人税”未来将更早触发，并由一项“超级富人税”进行补充。这一税收升级同样主要打击中型企业主。此外，自 2021 年起对 90% 的纳税人取消的团结附加税，如今同样起到了沉重的“企业家惩罚税”的作用。德国的中型企业政策由此与所有那些将中小企业赞誉为“德国经济脊梁”的周日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 2023 年起席卷德国的破产潮导致许多中型企业从市场上消失。越来越多有偿付能力的传统企业也在关闭。创业精神正在消亡。因为如果国家在成功时先在收入端、随后在继承端将大部分果实据为己有，那么在这个国家谁还会愿意投资并承担风险？

多萝西娅·西姆斯（Dorothea Siems）是《世界报》（WELT）及《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的首席经济学家。

评论

瑞安航空撤离

斯特芬·弗伦特 (Steffen Fründt)

爱尔兰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 (Ryanair) 正在关闭其在柏林的基地，几乎不再飞往汉堡，且完全停止飞往不来梅，并在过程中顺便将合作伙伴 BER 机场辱骂为“欧洲最不成功的机场”。这不过是典型的“瑞安航空周”。多年来，这些好斗的爱尔兰人一直通过让机场、地区和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来获利。其交易逻辑是：以特殊优惠条件换取连接能力。谁不配合，谁就会被博洛尼亚或马赛取代。这并不体面，而且显然，瑞安航空对高昂场地成本所表现出的愤慨纯粹是出于算计。而当不来梅参议院声明，不能再为每位乘客提供高达 5 欧元的补贴来资助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时，人们更容易产生同情。

但这件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航空交通是流动性基础设施。国家在道路和铁路方面投入了数十亿资金。相比之下，航空业没有获得补贴，反而被征收机票税。然而，酒店、贸易业、中型企业以及大型集团不仅依赖于高速公路连接，同样依赖于来自欧洲和全球的客户与员工能够找到他们。德国机场及其依赖的经济区域共同处于一场国际竞争之中，这场竞争最初由稀缺的飞机资源主导，而现在则日益受到航空煤油的影响。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几乎无法通过飞行来抵消翻倍的燃料成本。首批航空公司已经破产。

煤油危机同时也加速了基地的竞争。航空公司目前正在审查其所有航线，看是否仍能经济地运行。在德国，答案经常是否定的，且不仅限于瑞安航空。该国的乘客税费翻了一番，而瑞典等其他国家则取消了航空交通税。从斯图加特到汉堡，每位飞行旅客都深知其后果。没有哪里像在德国这样飞行成本如此之高，也没有哪里像这里一样取消了如此多的航线。

政界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在根源上下药，而是在细枝末节的症状上修修补补。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关于阿联酋航空 (Emirates) 的闹剧：在经历了数年的纠结和大量喧嚣之后，柏林终于授予了其降落权，结果随后又在其他机场附加了如此多的限制条件，以至于这家海湾航空公司可能宁愿放弃。在不来梅，人们也花了数月时间与汉莎航空 (Lufthansa) 达成协议，试图重新连接到其航空枢纽。结果随着瑞安航空的迅速告别，最终达到了相反的效果。从这场混乱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国家不需要补贴航空业或试图引导它，而应该只是不要给它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读者来信

不合格

关于 10 月 4. 日的《系统在吞噬它的孩子》

多萝西娅·西姆斯 (Dorothea Siems) 在她的社论中非常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人口发展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再相匹配。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为什么尤其是社民党 (SPD) 的内阁成员和议员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必要性，那么他们就不适合担任该职务；要么他们想进一步拖延必要的削减，因为他们希望以此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那么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

汉斯-威利·霍芬比策 (Hans-Willi Hofenbitzer)，齐格堡

抹除

关于10月4.日的《以色列必须强大》

没有比哈拉尔德·马滕斯坦（Harald Martenstein）表达得更精准的了。如果有人还不明白哈马斯和伊朗想要抹除以色列的国家及其人民，且以色列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反抗这种抹除，那么这些人恐怕是没救了。 哈特穆特·克拉伦，诺伊斯

屈服

关于10月4.日的《大厦将倾》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曾说过一句睿智的名言：“所有人的宠儿就是所有人的傻瓜。”联盟党现在就陷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在拼命试图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攻击空间的尝试中，联盟党在几乎所有关键问题上都屈服于社民党（SPD）的要求。这种持续屈服的政策使自身的保守主义和经济政策形象被稀释到无法辨认的地步。这样一来，为了德国未来的利益而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已不再可能。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勇气、坚定的立场以及痛苦但必要的改革，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拙劣妥协。 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通过电子邮件

不被打扰

关于10月4.日的《如今“不”不再意味着“不”》

当然，孩子们在餐厅里不必非得绝对安静地坐着，尤其是当他们觉得从点餐到饮料和食物上桌的时间太长时。但父母的职责是确保其他客人在用餐时不会因为孩子的反应而感到被打扰。遗憾的是，许多父母已不再能以必要的权威进行教育，而是通过给孩子提供平板电脑或手机来换取安静。 克劳斯·赫尔曼，萨克森州诺伊施塔特

阵营思维

关于10月4.日的《接连不断的十月革命》

汉斯·齐佩特（Hans Zippert）一如既往地夸张——但依然击中了要害：在柏林，人们越来越觉得这里形成了一个“人民阵线”，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共同的未来规划，不如说是对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和个人责任立场的抵制。当阵营思维变得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时，一个想法是否合理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自谁之口。如此一来，政治竞争就变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卡特尔。 蒂莫·埃特尔，伍珀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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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

人权之母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后来的美国第一夫人，在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纽约市时就叫罗斯福。因为她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她的丈夫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出身于东海岸上层社会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富兰克林于1945年去世后，其继任者哈里·杜鲁门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她在那里主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当时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该宣言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份历史性文件以这样的话开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平等。”尽管埃莉诺·罗斯福当时的社会环境带有反犹主义色彩，但她支持以色列的建国。她于1962年在出生地去世。如今，她与希拉里·克林顿一样，被认为是美国政治中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ha

正反方观点

德国应该与莫斯科对话吗？

让我们效仿冷战时期的做法：西方与东方，包括强硬派在内，始终保持沟通。这是责任心的体现，而非对不义之举的认可。

只要弗拉基米尔·普京甚至不愿达成停火协议，

就没有理由用新的谈判提议来奖赏他

既然可以向莫斯科开火，为什么还要与其对话？显然，这不再是一个尼安德特人式（粗鲁）的问题。德国理应与莫斯科政府进行谈判。

第一：在我们的情况下，对话的替代方案只能是战争行动。但幸运的是，对于德国政府来说，战争已不再是政治中可以自由使用的手段。《基本法》将武装部队限制在国土防御范围内，任何其他部署都需要明确的宪法依据。假设在阿富汗失败后，我们的自由现在确实要在顿巴斯被捍卫：那么禁止与莫斯科对话，恰恰会剥夺德国通过谈判途径施加影响的所有可能性。

第二：反抗不义之举不能以毁灭那些需要被保护的人为代价。首先需要且必须保护的是本国国民。冷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谴责东柏林、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遭受的压迫。但并未对苏联发动解放战争——因为德国及其邻国将因此面临被核武器焚毁的危险。西方与东方，包括强硬派在内，始终保持沟通。这是责任心的体现，而非对不义之举的认可。

第三：尼克松和基辛格曾与莫斯科就限制军备进行谈判。基辛格筹备了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协议，卡特则调停了双方的和平条约。敌对关系并不能消除对话的必要性——即便一个人坚信自己处于更高的道德立场。

第四：德国承受着历史血泪的沉重负担，但它也有一段调停的历史。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奥格斯堡仲裁（1158），开启了慕尼黑向世界城市崛起的进程，到俾斯麦作为“诚实的中间人”促成俄土战争（1878）的结束。

彼得·高韦勒 (Peter Gauweiler)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与东德领导层对话；在数十亿马克贷款（1983）的背景下，实现了旅行便利化并拆除了自动射击装置。而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默克尔和施罗德曾在明斯克（2015）和伊斯坦布尔（2022）努力调停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第五：“不能绕过乌克兰进行谈判”绝不能意味着：德国不得代表其自身利益。当然，德国不能处置其他国家的领土。但联邦政府无需基辅的许可即可讨论德国的安全问题。依赖他人武器和资源的人，必须考虑对方的利益。团结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判断。德国的首要利益是避免被进一步卷入这场战争。

第六：与俄罗斯的条约情况规定双方有义务进行对话。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 9. 11月 1990 年在其邻国条约的第 7 条中约定：“如果出现一方认为对和平构成威胁、破坏和平或可能引起危险国际纠纷的情况，双方将（……）努力协调各自立场，并就旨在改善或解决局势的措施达成一致。”

第七：像拉夫罗夫与瓦德富尔（Lawrow / Wadephul）那样，即便对话尚未取得突破，也不证明其毫无意义。面对难以应对的对手，就像进行物理治疗一样：只有坚持不懈的重复和长期的治疗，才能让僵局产生转机。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联合国办公室接见其俄罗斯同行，这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开始。同样，拉夫罗夫在谈话结束后绕过桌子与同事握手，也是如此。

作者为律师，曾任基社盟（CSU）副主席。

保罗·隆茨海默（Paul Ronzheimer）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是否应该拿起电话，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讨论结束战争？不。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行。因为任何认为普京只是在等待柏林的一个电话就最终达成和平的人，都忽视了乌克兰每天发生的事情。这位俄罗斯总统凭借其宣传机器实现了一件在侵略战争开始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在德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俄罗斯的暴行视而不见。就在本周四，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的小巴车中有30名平民丧生。许多人不再能够或不再愿意看到这些画面。他们询问的不再是普京何时结束这场战争，而是西方何时停止援助并将乌克兰听之任之。而且他们不再询问谁是侵略者，谁在进行防御。

我上周在基辅度过。炮击已成为常态，攻击昼夜不停。冬天威胁着将变得残酷。乌克兰军方有时近乎绝望地报告，他们多么缺乏对抗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防御手段。与此同时，从前线传来消息称，俄罗斯在关键地段恰恰没有取得进展，乌克兰人甚至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当你与人们交谈时，他们当然希望这场战争最终停止。但绝不是以未来必须在普京统治下生活为代价。

许多不断要求谈判并指责乌克兰缺乏妥协意愿的人忘记了：乌克兰自2025年4月以来一直提出全面的停火方案。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准备在不法律上放弃这些领土的情况下，无限期地接受俄罗斯对目前已占领地区的占领。普京拒绝了这样的停火。尽管如此，他的宣传人员越来越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印象，即乌克兰才是和平真正的障碍。

我在乌克兰通过多次交谈得出的印象是：如果能有严肃的安全保障，即确保该国在停火后能免受再次攻击，基辅甚至可能愿意做出进一步的领土让步。但如果乌克兰在没有此类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例如放弃整个顿巴斯，那将不是战争可靠的终结。正因如此，我认为现在要求德国必须最终直接与普京谈判是错误的。因为到底要谈什么？谈普京还能获得多少乌克兰领土？谈乌克兰在早已准备好停火的情况下，还必须做出哪些进一步的让步？

当然，最终必须进行谈判。当然，这场战争不可能在没有外交手段的情况下结束。德国应当支持每一个严肃的和平机会，例如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直接对话，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让普京和泽连斯基坐到谈判桌前的努力。但如果现在在莫斯科尚未表现出沿现有前线停火意愿的情况下就想与普京谈判，那么其风险在于，恰恰会实现克里姆林宫多年来试图达成的目标：减轻俄罗斯面临的压力，转而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

因此，德国不应给普京打电话恳求，而应尽一切努力让他不得不改变算盘：通过北约成员国的明确承诺，即我们的援助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因为乌克兰人正在防守的一道前线同样威胁着我们。需要被说服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的不是泽连斯基，而是普京。只要普京甚至不愿停止杀戮，就没有理由用来自柏林的新谈判提议来奖赏他。

经济

PATRIK STOLLARZ / AFP VIA GETTY IMAGES 哈瑞宝（Haribo）的金熊糖：这家家族企业在汉斯·里格尔 2013 年去世后，通过一种基金会模式解决了世代交替问题。

孩子们能得到什么

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加班，或者选择创业、创办公司的人，会经常与税务机关打交道。税收在蚕食着收入。相比之下，继承遗产的人与国家的接触明显少得多，极端情况下仅在开始时接触一次，且通常要温和得多。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征税方式，让许多没有丰厚遗产可期的人感到沮丧。

卡斯滕·赛贝尔 (Karsten Seibel)

这场辩论在近日再次变得紧迫。因为在10月12. 和 13. 日，联邦宪法法院将再次就遗产税进行审理。此前在1995, 2006 和 2014, 年，卡尔斯鲁厄的法官们曾三次将现行税务规则判定为违宪。政界随后不得不进行修正。这一次，争议焦点在于面对房地产价格上涨时免税额度的高低，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企业继承人是否在法律上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继承人的不正当优待。

该诉讼背后隐藏着一个超越卡尔斯鲁厄即将举行的口头审理的冲突：社会如何看待成就、财产以及公正？这些问题触及了痛点，因为德国的财富多年来一直在强劲增长。根据威斯巴登最高统计局的数据，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一个平均家庭拥有约 118.000 欧元的资产，而到 2023 年，扣除债务后这一数字已达到 230.000 欧元。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从这场财富繁荣中获益。在此期间，已经拥有房地产或股票的人资产显著增加。德国联邦银行在的一项研究中描述了这一发展趋势：许多资产较少的家庭则将资金存放在几乎没有收益的活期账户和储蓄账户中。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德国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国际比较中。在欧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挪威、爱尔兰和瑞典）的财富集中度更高。拥有科技亿万富翁的美国也属于此类。相比之下，在西班牙、意大利或日本，财富在人口中的分布要均匀得多。

几乎没有哪项税收能像遗产税这样强烈地触动人们的正义感。在劳动税负较高的情况下，许多继承人却受益于特殊规定。现在，卡尔斯鲁厄的法官们将发表意见。

而在收入方面，德国则处于中游水平。

一个数字尤为直观地揭示了原因：前10%的纳税人承担了整个工资税和所得税总额的约 57%。在德国，收入越高的人不仅在绝对金额上，而且在相对比例上都要缴纳更多的税。但在财产转移方面情况则不同：虽然配偶、子女或孙子女在面对巨额遗产时可能被征收高达 30% 的税款，远亲甚至更高，但免税额和例外规定往往大幅降低了实际税负。

例外情况主要存在于企业资产中。所有者的去世不应危及企业或就业岗位。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企业继承人可以完全免除遗产税。如果能连续多年保持员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稳定，则可以免税继承价值高达 2600万欧元的企业资产。对于规模更大的资产，所谓的“豁免需求审查”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如果继承人能证明其无法用可用资产支付税款，该税款将被免除，或至少部分免除。

批评正是在此处展开。复杂的规则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例如通过将资产转移至基金会。最近关于克诺尔-布雷姆斯（Knorr-Bremse）企业家海因茨·赫尔曼·蒂勒（Heinz Hermann Thiele）继承人的案例就显示了涉及的金额之巨。由于其家族基金会未被及时认可，去年4月有超过30亿欧元的遗产税流入了巴伐利亚自由州。而其他人则处理得更为巧妙，或者确实没有财务操作空间：去年通过“豁免需求审查”（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总计减免了37 亿欧元的税款。在最初设定的39.5 亿欧元中，经过审查后，国库最终仅获得约2.5 亿欧元。

根据联邦政府的补贴报告，企业资产的税收优惠是德国税法中最大的一项单一税收优惠。这导致国家每年损失88 亿欧元的收入。尽管如此，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法律与税务部门负责人莫妮卡·温内曼（Monika Wünnemann）认为该规定不可或缺。她表示：“企业豁免并非一种税收特权，而是确保德国企业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她认为，任何想要保持该投资地点竞争力的人，几乎都无法绕过这一规定。家族企业协会主席玛丽-克里斯蒂娜·奥斯特曼（Marie-Christine Ostermann）表示，关于遗产税公平性的讨论是合理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清楚，银行账户上的100万欧元，与绑定在机器、厂房或就业岗位上的100万欧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联邦宪法法院审理该程序的起点是一名男子的案例，他继承了姑姑的证券和房地产。作为侄子，他仅享有20.000欧元的免税额。对于剩余金额，他需缴纳30%的遗产税。原告认为，与企业继承人的豁免规则相比，这在比例上过高，是不合理的。

关于遗产税的辩论远不止于德国境内。

续见第16页

日常问题

油价补贴究竟能让消费者省多少钱？

丹尼尔·茨维克 (Daniel Zwick)

加油变得越来越贵，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虽然联邦政府自1. Oktober起通过“油价补贴”（Tankrabatt）来缓解压力，但全球市场的原油和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全球商品短缺，需求高涨。来自伊朗、海湾国家和俄罗斯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即便德国政界做出最大努力，加油站汽油价格的这一基础情况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

为了安抚民众，联邦政府和各州决定实施“油价补贴”。到今年年底，每升燃料的税收减免约为17欧分。根据Ifo研究所的计算，目前柴油和Super E10汽油的实际折扣约为15欧分。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计算节省的金额。对于统计学上的平均驾驶者来说，这笔金额微不足道。在德国，汽油车的年平均行驶里程为8406公里，每100公里油耗为7,8升。如果税收减免全部由客户获得，每月可节省约9欧元。对于平均柴油车驾驶者来说，这一数字为15欧元（统计年行驶里程14.561公里，每100公里油耗7,3升）。

但这并不能抵消更高的负担。目前，汽油每升比伊朗战争前贵25欧分，柴油则比2月底的价格高出43欧分。根据《周日世界报》的计算，由于价格上涨，统计学上的平均驾驶者自那时起在汽油上的额外支出约为135欧元，柴油则为300欧元。对于长途驾驶者或物流公司来说，这笔账单会高得多。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反对这项“油价补贴”。最大的批评点在于错误的引导作用：使稀缺商品变得便宜会增加需求，从而加剧短缺和价格压力。此外，所有人都能获得帮助，而不是针对那些无法承担价格上涨的贫困群体。这使得该措施成本极高。由于目前的补贴，联邦和各州的税收收入将减少25 亿欧元，而5月和6月第一次实施“油价补贴”时，减少额为16 亿欧元。国家将在其他地方把这笔钱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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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 GRISHKIN/

子女继承所得

（）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38个成员国中有24个征收某种形式的遗产税、继承税或赠与税。其他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废除了该税种，其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奥地利。瑞典和挪威目前也放弃了征收。在这些国家，反对该税种的理由包括广泛的避税手段、高昂的评估成本以及与税务机关之间旷日持久的争端。此外，人们还担心这会影响企业的维持和就业岗位的保留。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税收规模有限。在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中，遗产税和赠与税仅占税收总额的0.5%。德国的情况略高：去年，遗产和赠与带来的税收约为150亿欧元。在国家总税收1万亿欧元的背景下，这占比1.5%。

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遗产税比年度财产税更有意义，因为遗产税仅在财富跨代转移时征收，因此行政成本较低。这一认知已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12个经合组织国家征收传统的财产税。如今，该税种仅存在于四个成员国：瑞士、西班牙、挪威和哥伦比亚。德国在联邦宪法法院宣布财产税违宪后，于1997年暂停征收。决定性因素是对不同资产类型的评估标准不一。

Ifo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认为，德国目前遗产税的问题不在于其存在，而在于不同继承群体之间负担分配不均。他表示：“目前，遗产税主要负担在规模中等的遗产上，而许多以企业资产形式存在的大额遗产则不承担或仅承担极少税负。”在他看来，改革必须包含三个要素：降低税率、取消对企业资产和自住房产的豁免、引入缓缴规定。他认为企业协会的强烈抗议过于夸张。富斯特说：“一个在10%左右的低税率，结合宽泛的缓缴规定，是可承受的。”

富斯特主张对自住房产采取与出租房产相同的征税方式。他表示：“如今人们继承遗产的年龄通常在50到60岁之间，此时父母的房产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他认为不再有理由给予优惠。只有对于此前已在该房产中居住的配偶，免税才具有合理性。目前，如果继承人在半年内搬入并居住至少十年，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的公寓可以免税继承给配偶，也可以继承给子女。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Marcel Fratzscher）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希望原则上更强力地利用资产来增加国家收入。他表示：“德国对劳动的征税异常沉重，而对资产的征税则异常轻微。”他的改革建议是：“资产和资本收入应尽可能广泛地征税，减少豁免，并采用温和的税率。”弗拉茨舍尔认为现有的特殊规定已不再符合时代要求。他主张：“在遗产税方面，应取消所有豁免，特别是针对大额资产的豁免，并允许缓缴税款，以防止对资产本金征税。”

预计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的裁决最早将在圣诞节前出炉。根据诉讼结果，关于什么是公正且合理的税收分配的辩论，届时可能会真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及其妻子在莫斯科附近进行雪橇之旅

德国超市的糖果货架离不开它们：“Toffifee”品牌的巧克力杯、“Merci”巧克力糖以及“Werther’s Original”硬糖。这三种产品均由柏林糖果制造商 Storck 生产和销售。然而，在这样一个人们不会立刻联想到德国糖果的国家，也能买到这些甜点：俄罗斯。

安德烈亚斯·马肖 (Andreas Macho) 和 卡斯滕·迪里格 (Carsten Dierig)

这三款经典产品属于 Storck 在当地销售的“品牌组合”。该家族企业在其官方网站上如此告知。

但 Storck 披露其俄罗斯业务的意愿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家糖果制造商在该国创造了多少营业额，以及为何至今仍在俄罗斯开展活动——公司对此保持沉默。然而，柏林公司面临的压力正在剧增，同样面临压力的还有所有在战争期间继续坚守当地的其他德国企业。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也从核心上打击了德俄贸易关系。在停止从克里姆林宫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家进口能源后，欧盟目前出台的 21 个制裁方案已导致几乎所有其他贸易领域陷入停滞。与战前年份 2021 年相比，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下降了 86%，减幅约 500 亿欧元。

但在统计数据的字里行间，却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德国驻俄罗斯外贸协会 (AHK) 承认，无法准确且“可靠地”确定德国企业实际退出市场的具体数量。AHK 表示：“所有权变更、重组以及公司结构的调整在统计上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相互区分。”一些企业顾问估计，如果将此类结构性掩护手段计算在内，甚至可能有高达 70% 的德国企业仍留在俄罗斯。尽管面临制裁以及西方对普京战争行径的谴责，贸易也绝非完全停滞。在免于制裁的行业和领域，出口数据有时甚至高于战前水平。

尤其是中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在俄罗斯的业务。但现在，这些“过冬者”的处境正在恶化。普京几天前将德国贸易巨头 Metro 置于强制管理之下，这在伏尔加河畔的外资企业中引发了冲击波。此外，俄罗斯对德国表现出的敌对行为也日益公开。对于德国企业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凝聚成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们还能在俄罗斯维持业务多久？

“随着对大型集团的征收，普京的经济政策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Spencer West 的合伙人何塞·A·坎波斯-纳韦 (José A. Campos-Nave) 表示。仅在 9 月，普京就将瑞士的雀巢 (Nestlé)、法国的欧尚 (Auchan) 以及拥有 91 家俄罗斯门店的 Metro 置于强制管理之下。“普京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外国企业不再受欢迎，”坎波斯-纳韦说道。这位法律专家本人曾在俄罗斯工作多年。战争爆发后，他帮助企业撤离该国。然而，有序撤离的通道现在正在关闭。“现在公司确实面临被强行征收的威胁。只能建议每个人现在就执行退出计划。”

然而，这位顾问也深知这样做有多困难。他解释说，公司必须为此获得俄罗斯政府的许可。至于生产设施和工厂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出售，则由国家决定。也正因如此

德国经济界对俄罗斯的幻想在2022.终结。尽管如此，许多公司仍留在该国。如今，Metro集团被征收的情况再次改变了局势

2001

代价

许多企业采取了一些技巧，以尽可能降低损失。“一种方法是将分公司信托交给一名俄罗斯总经理管理，”坎波斯-纳韦（Campos-Nave）表示。这些合同通常包含条款，规定这些经理必须在几年后将分公司交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撤离，”这位顾问说道。另一种经常被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迂回撤离”：“一些企业将总部从俄罗斯迁至哈萨克斯坦。在官方层面，他们已经离开了俄罗斯。然而，他们可以从哈萨克斯坦继续几乎不受干扰地向俄罗斯出口，而不会违反制裁规定。”

下弗兰肯地区的建筑材料供应商克瑙夫（Knauf）目前正经历着撤离尝试有时会失败的情况。2025年与一名潜在买家的谈判破裂。目前，该公司正在“一个高度复杂且敏感的政治和监管环境”中评估其他可能的选项。该公司同时强调，其并未从俄罗斯业务中获得任何利润。

但并非所有企业在撤离方面都如此急迫。例如利特运动巧克力（Ritter Sport）：“出于对员工以及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责任”，这家家族企业希望继续在俄罗斯开展销售业务。俄罗斯市场占据了利特运动巧克力高达20%的营业额，其重要性极大。这家来自施瓦本的企业似乎并不担心被没收财产。该公司表示：“由于我们在俄罗斯没有任何生产设施或类似设施，而仅维持一个销售组织，我们认为未来不会受到当前形势的影响。”

尽管是在匿名条件下，另一种类似的论调也出现在另一家中型企业中。这家家族企业将留在俄罗斯的原因归结为不想抛弃当地的100多名员工。但在交谈中，还出现了其他原因。例如，该公司尚未经历过“舆论风暴”，因此不必担心其声誉。此外，该公司在俄罗斯仅设有销售部门且不拥有资产——因此无需担心被没收财产。

因此，尽管冲突升级，许多德国公司似乎仍然选择放弃退出。尤其是那些未受欧盟制裁影响的领域，贸易部分仍在全速运行。联邦统计局的出口数据显示，医疗技术设备的出口量高于战前水平。2020年上半年，出口到俄罗斯的医疗仪器、装置和设备的价值约为2.16 亿欧元，而2026年上半年这一数值约为2.33 亿欧元。假肢的出口在前六个月甚至达到了一个新的纪录值，约为1.12 亿欧元，比2025.的同期增长了近19%。上半年医药产品的出口额约为15 亿欧元，达到了2020年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农业机械的出口也高于2020年的水平。

行业巨头拜耳（Bayer）强调，在俄罗斯仅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销售“不可或缺的产品”。默克（Merck）和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也强调其人道主义责任，并将业务限制在救命药物上。而农业机械供应商克拉斯（Claas）则继续向俄罗斯销售联合收割机，以“为全球粮食供应做出重大贡献，而粮食供应是所有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提到可能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

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单位：10亿欧元

来源：联邦统计局

MICHAEL KAPPELER / AFP

2026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附近的国宾馆迎接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2026

依赖

由于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德国和法国希望加强贸易政策的路线。目前，即使是激进的措施也在讨论之中。

在在北京开始谈判之初，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发送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笑容灿烂。他隔着桌子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握手。这位欧盟委员在 X 平台上承诺，双方正努力使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重新达到平衡。周五晚上，他宣布取得了一项小成就：谢夫乔维奇在北京表示，王文涛向他保证，中国将把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量减半。

斯特凡·博特尔斯巴赫和丹尼尔·茨维克 ____

这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的行程标志着欧中关系的转折点。谢夫乔维奇的访问是对北京方面就自愿贸易限制进行数月谈判的收尾。布鲁塞尔的许多人曾对此寄予希望，否则这两个阵营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走向贸易战。

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德国。本周初，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向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应对中国。欧盟计划通过一种新机制，将从事不公平贸易的第三方国家排除在欧洲单一市场之外。而且，这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布鲁塞尔的官员审阅数千份文件并进行数十次出差，而是在几天内通过快速程序完成。下周，欧盟各国元首将在一次峰会上对此进行讨论。

德国的中国专家支持这一路线。这一点在《周日世界报》获得的一份德国联邦议院“审查德中安全相关经济关系”委员会的内部报告中得到了体现。该委员会由经济界、工会和科学家的代表组成。报告中写道：“在贸易争端中，面对中国的升级措施，欧盟应当具备反击能力。”他们认为，限制进入欧洲单一市场“考虑到中国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是一个核心杠杆”。

专家们认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的战略已经失败：“从德国和欧洲的角度来看，竞争和日益增长的风险掩盖了关系的其它方面。”北京利用经济依赖作为压力手段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增强。“中国在刻意构建杠杆，并多次证明其愿意使用这些杠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在利用其强制工具。因此，梅尔茨和马克龙认为欧盟必须表现得更加果断。目前尚不清楚其他政府首脑是否会追随他们的脚步。“你必须充分利用你的杠杆，这样对付中国人才有效，”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最大的杠杆就是拥有 4.5 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中国也依赖我们，例如在机械制造方面，”他说，“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北京愿意采取激进措施在去年就已显现。当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起了与中国的贸易战，期间征收了 145% 的关税。随后，中国人停止了永磁体的出口。欧洲人同样依赖这些部件，它们被用于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战斗机和导弹。西方某些稀土资源几乎 100% 依赖中国。特朗普最终协商达成了暂停这些出口限制的协议——但仅有效期至明年 1 月。

欧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自 6 月以来，欧盟一直与中国在“技术层面”进行谈判，官员们讨论的是细节条款：出口数量、许可证、最低价格。谢夫乔维奇访问王（毅）将此提升到了政治层面。在经历了数月的电子邮件和视频通话后，现在需要一个结果，用谢夫乔维奇的话说，是某种“切实可见”的东西。

欧洲正被来自中国的廉价机械、汽车和数百万个包裹所淹没。目前，欧洲大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 10 亿欧元。自 2021 年以来，欧盟从中国的进口量每年平均增长 6%，而欧洲向中国的出口量则下降了 2,5%。

整个行业都面临衰落的威胁。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中国在各方面似乎都占据绝对优势。以汽车工业为例：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截至9月的12个月内，进入欧盟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口量增长了86%，而价格则下降了20%。其中超过一半的车辆来自中国。

这种经济压力导致了德国政治路线的转变。工业领域每月损失15.000个工作岗位，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其中占据了一定份额。如今，甚至那些在数十年间从中国业务中获益的行业也开始呼吁采取保护措施。

针对电动汽车的关税已经生效，随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在经历了数年的犹豫和安抚之后，欧盟开始反抗中国的主导地位。欧盟不再愿意容忍北京方面大规模补贴企业，从而使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不公平优势，或者通过阻止本币升值来维持低廉的出口价格。就在上周五——谢夫乔维奇会见王毅时——人民币兑多种西方货币的汇率达到了四年来的最高点。

数十年来，德国对华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工业界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利，政界则支持市场开放。在此期间，拉尔斯-亨德里克·勒勒（Lars-Hendrik Röller）在总理府负责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CDU）的经济政策。勒勒很清楚时代已经改变。但他并未放弃谈判的希望。“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是有意义的。但欧盟也必须能够进行反击，”他说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直希望拥有更强有力的贸易工具，现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也趋向于这一路线，”勒勒表示。

在欧盟峰会后不久，他将在其创立的由政治家、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柏林全球对话”（Berlin Global Dialogue）上迎接总理梅尔茨。届时还将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出席。勒勒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将讨论仅局限于与中国的冲突。对欧盟的攻击也来自其他方向。梅尔茨和马克龙的建议被设计为“不可知论”的，文件中并未出现“中国”一词。勒勒认为这种潜在保护措施的导向是正确的：“因此，它们可以应用于任何转向反对我们或威胁引发冲突的贸易伙伴。”

客座文章

这是对新现实的回应

彼得·莱宾格 (Peter Leibinger)

德国工业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与此同时，这种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在不断变化。这也影响到了对该国的情感评估。有些人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极佳的创新合作伙伴。因此，只有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才能冷静且从容地评估现状。

为什么中国和欧洲在过去的 30 年里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我们所熟知的个人自由几乎不存在。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行为是理性的、长期的且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与经济步调一致，其中中国共产党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并将其务实地应用并成功引导。相比之下，欧洲在政治上表现得短期化，政治领域缺乏经济理解，且未能与经济界协同行动。工业的部分领域以及社会的大多数人在面对中国巨大的追赶进程时，长期以来持有傲慢态度。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陷入了震惊而僵持的状态。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

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这导致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和工业政策干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价格和创新竞争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关键词是：中国冲击 2.0。北京将实现经济独立作为核心目标并坚定执行。在此过程中，它利用战略依赖——即所谓的“扼喉点”（Choke Points）——来进行地缘经济上的激进表现。此外，中国的工业在技术上有了巨大的提升，并在许多领域创造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创新循环，即所谓的“创新飞轮”（Innovation Flywheel）。

困境在于：经济开放和竞争仍然是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的企业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尽管这种获益正在减少。如今，技术创新经常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中产生。在中国的激烈竞争环境和动态创新生态系统中，德国企业每天都在学习在所有出口市场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但是：它们在中国也面临着歧视和日益增加的监管风险。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以明确战略指南为导向的工业和贸易政策反应。

我们将不得不忍受与中国关系中的矛盾性。脱钩并非一条现实的路径。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我们可以自行控制并追求四个具体方案。

第一，德国和欧盟必须提高竞争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高单位劳动力成本、高能源价格、复杂的监管以及尚未完成的单一市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早已摆在桌面上。现在，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必须最终将其付诸实施。

第二，我们必须自信地与中国进行谈判，以减轻向欧洲的出口压力。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 (Maroš Šefčovič) 目前正在进行这些谈判。这仍然是最佳途径。在此过程中，汇率扭曲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仅靠提高竞争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战略关键领域面临着结构性市场扭曲和安全风险。德法倡议为统一的欧洲立场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一份文件中关于建立一个用于有效威慑的“反应工具”的建议，符合欧盟的权力政治环境。

第三，我们必须降低在稀土等关键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在这一点上，企业首先应承担起责任，且目前距离目标还很遥远。多元化、加强回收以及建立战略储备需要资金，但长期处于危险的依赖状态将代价更高。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韧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同作用。到目前为止，欧盟和德国在减少对中国原材料依赖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政治上战略能力的缺失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体现。在那些进口依赖在可预见范围内不可避免的领域，我们必须建立战略储备。然而，中国在某些关键技术方面也依赖于我们。欧盟在谈判中应利用这一杠杆——以此来确保原材料的获取渠道。

此外，我们通过建立基于规则贸易的新联盟来降低风险。欧盟应比以往更积极地追求务实的自由贸易协定。

第四，我们必须做好对话本身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准备。虽然这很棘手，但欧盟必须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贸易保护工具。具体而言，针对倾销和不公平补贴的工具必须反应更快、手续更简便且更加统一。在启用这些工具之前，必须让受影响的行业深度参与。补偿关税并非保护主义，而是为了恢复竞争公平。

同时，欧盟必须为新的保护工具保留空间。在此过程中，必须仔细权衡各种可能工具的优缺点，例如本地含量要求、关税配额、行业性关税或通用关税。

如果欧盟采用更严厉的保护工具，中国可能会做出回应。届时，欧盟必须绝对保持团结。德国工业界也意识到，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在经济上将付出更高代价，在安全政策上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欧盟主要从中国销售市场获利的时代将不再回归。同样，中国也不会自发减轻其出口压力。与此同时，在许多领域，中国依然是德国工业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和供应商。

欧盟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对话，但也要坚决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这并非矛盾，而是对新现实的回应。

彼得·莱宾格（Peter Leibinger）是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及机械制造商通快（Trumpf）的监事会主席。

Mayer 随笔

建筑精美，经济糟糕

托马斯·迈耶 (Thomas Mayer)

“钱多脑子少，才去翻旧房”，我的青梅竹马在村里的节日庆典（在施瓦本地区被称为“Hocketse”）上对我说道。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我的父母房建于1960年，已经换了新屋顶、新窗户，完成了全面的隔热处理，建了新车库，原来的露台也变成了阳光房。在施工过程中还发现，所有的水管和电线都必须更换。因此，现在所有的内墙都必须重新抹灰，所有地板都必须重新铺设。局部翻修变成了全面翻修。得益于专业高效的施瓦本工匠，建筑上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在经济上却是一场灾难。

到目前为止，我每平方米的翻修费用大约花费了1400欧元。根据成本预算，我估计还将增加约400欧元。根据人工智能（AI）的调研，每平方米1800欧元的成本处于常规范围内。如果加上市镇估算的旧房市场价值，一座像新房一样完好的房子，每平方米成本将达到3000欧元。考虑到该市镇的新建房屋报价约为每平方米5000欧元，这乍一看似乎不错。

但这座房子是要出租的。我认为5%的投资回报率是公平的。这样一来，月租金将达到每平方米12.60欧元。我担心村里没有人愿意支付这个价格。根据租金指数，我翻新后的房子租金应为每平方米9欧元。这样毛回报率仅为3.6%。从中我还必须扣除折旧费，因为翻新后的房子同样会老化。因此，净回报率将明显低于十年期德国联邦债券的利率。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房子在翻修前已出租。在维修期间，我必须为租客寻找替代住房。当然，他们希望搬回这座几乎全新的房子，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只不过：租金已经十多年没有上涨过，仅为每平方米4.60欧元。

虽然现在可以在租金中计入现代化改造费用，但对此设有上限——在我这种低租金的情况下，六年内每平方米最高只能增加2欧元。一种更少官僚主义且效果几乎相同的方法是：现在提高20%的租金，三年后再提高20%（因为届时租金仍低于租金指数）。在第一轮调价后，新租金约为每平方米5.50欧元，房产租金回报率为2.2%。这可能刚好够覆盖折旧费。

现在，我只把这座房子看作一个昂贵的爱好。我的青梅竹马是对的：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会远离翻修。其后果可能是许多旧房陷入破败，就像在已经崩溃的东德（DDR）那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取消租金上限，让建筑业重新获得盈利。而为了能负担得起更高的每平方米租金，人们必须重新习惯于较小的居住面积。如今，人均平均居住面积接近50平方米。50年前，这一数字还是30平方米。如果我们能再次过上更简朴的居住生活，每平方米租金可以上涨40%而不会增加整体住房成本。这样，住房建设将再次获得更多激励。

托马斯·迈耶是弗洛斯巴赫-冯-斯托尔奇研究学院（Flossbach von Storch Research Institute）的创始院长。

穿着阿迪达斯 Adizero 型号跑鞋的跑者：1800万德国人定期慢跑

两周前的周五中午，当德国国家足球队从客场比赛返回弗兰肯地区的赫尔佐根奥拉赫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这是国家队最后一次在阿迪达斯公司园区设立国家队比赛周的训练营，随后德国足协（DFB）球队将更换新的装备赞助商耐克，后者预计每年将支付1 亿欧元。

斯特芬·弗伦特 (Steffen Fründt)

为了向德国国家队致敬，并以此激怒竞争对手，阿迪达斯（Adidas）在最后时刻推出了一款带有金色细条纹的国家队球衣。但除此之外，公司让这些球星在秋日的阳光下安静地放松。球队大巴前没有迎接代表团，也没有自拍追随者。当天甚至没有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

与此同时，在几百米之外却热闹非凡。这家全球第二大体育用品巨头在连续两天内，先是邀请了最重要的财务投资者，随后又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100 名体育影响力人士。以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Bjørn Gulden）为首的整个董事会悉数到场。此外，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人们也出席了活动：牙买加短跑运动员、100 米世界冠军奥布利克·塞维尔（Oblique Seville）；埃塞俄比亚选手蒂格斯特·阿塞法（Tigst Assefa），她在两天后的柏林马拉松赛中仅因跟腱断裂而未能打破世界纪录，但依然夺冠；以及作为首位跑进两小时马拉松的人——萨巴斯蒂安·萨韦（Sabastian Sawe）。

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阿迪达斯试图以此展示其新目标——统治体育界。董事会主席古尔登宣布，这家德国公司希望将耐克（Nike）拉下王座，成为全球体育产业的新第一名。而且很快人们就发现，这场政变将依靠哪个领域来实现：足球对阿迪达斯依然重要，但跑步（Running）更为重要。

在运动鞋中，跑鞋是以绝对优势最大的单一市场。分析师估计该细分市场的规模在 43 至 530 亿美元之间，占整个运动鞋市场的超过三分之一。由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的跑步热潮，每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业余运动爱好者，而其他运动项目则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在足球之国德国，力量对比也十分明确：有 2200万德国人在业余俱乐部踢球，而定期慢跑的人数约为 1800万。

阿迪达斯面临的问题是，该品牌在这一关键运动领域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影响力。跑步一直是耐克的领地。这家美国巨头目前的危机——其市值近期缩水了 80 Prozent——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在跑鞋领域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不过，份额主要流向了规模小得多的挑战者，如 On 或 Hoka，以及亚瑟士（Asics）和新平衡（New Balance）。

相比之下，当古尔登在 2023 年初从彪马（Puma）出任新任首席执行官时，跑步热潮似乎与阿迪达斯擦肩而过。“我们脱离了跑步。如果你回看四年前，我们的系列产品很糟糕，”古尔登在影响力人士表演活动的间隙谈到。这位挪威人很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根据他的叙述，正是他通过一次针对耐克核心业务、如同总参谋部般精心策划的进攻，让这个“三条杠”品牌重新回到了赛道。

几周前，阿迪达斯首席执行官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总结 2026 年世界杯之夏的财务状况时，首先兴奋地谈论了这次全球盛事——在耐克的家乡，有两支阿迪达斯赞助的球队进入了决赛。随后，他将焦点转向另一个话题。“跑步领域增长了 28 %。这才是你们应该关注的。这是最大的类别，”古尔登说，“它开始产生回报了。”

这场跑步攻势的核心是一款名为 Adizero Evo 的鞋款。这是一款超轻跑鞋，几乎仅由一个厚泡沫鞋底组成，在古尔登就职之初，该产品陷入了漫长的测试计划中。“Evo 已经存在，但没有上市，”这位经理表示。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决定不再将原型鞋在实验室中测试两年，而是直接交给运动员使用。“如果肯尼亚人喜欢它，我们就推出它。”

每个跑步爱好者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2026年4月26日，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韦（Sabastian Sawe）以 1:59:30 的惊人成绩赢得了伦敦马拉松赛。他脚上的那双鞋——重量仅为97克的阿迪达斯（Adidas）Adizero Adios Pro Evo 3——迅速成为了跑者圈中的崇拜之物。业余运动爱好者们希望以此创造纪录级的表现，无论这款售价500欧元的跑鞋在何处出现，都被他们争相抢购。价格较低的款式也销售火爆。在慢跑者和跑者的世界里，阿迪达斯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品牌。

“耐克（Nike）依然是鞋业巨头，但其他品牌正日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来自Sporting Goods Intelligence Europe (SGI) 的乌希·霍纳（Uschi Horner）在一次跑步市场分析中观察到。该细分市场的增长率为10%，明显快于其他性能产品业务，但分析师指出，推动增长的越来越多的是像On、萨洛蒙（Salomon）、亚瑟士（Asics）以及阿迪达斯这样的挑战者：“凭借Adizero，阿迪达斯在性能跑步领域获得了该公司长期缺失的产品势头。”

现在，赫尔佐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的团队正紧锣密鼓地研发下一代跑鞋和服装。在公司总部的深处设有所谓的“创新实验室”（Innovation Lab），这是一个像体育馆一样大的房间，内部设有跑道、人造草坪和各种体育设备。开发人员在这里研究诸如“Gearshift”之类的创新技术，这是一种安装在鞋底的滑动调节器，旨在让跑者能够根据地面情况和疲劳程度灵活调节鞋子的刚度。

在一个气候室中，一名运动员在27摄氏度、70%空气湿度的环境下在跑步机上飞奔，而一台热成像摄像机则在测量热辐射。弗兰肯地区的研发人员在温度调节方面看到了巨大的机遇，并正在开发带有通风孔和三维通风通道的跑步衫。在阿迪达斯，他们将其称为“酷之未来”（Future of cool）。

“酷”同时也是时尚与街头服饰业务的目标，根据定义，这部分业务约占大型体育集团业务的一半。阿迪达斯近年来在追赶竞争对手耐克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Samba、Stan Smith和Spezial等复古运动鞋的销售，这些鞋款全部基于数十年前的球类运动鞋。耐克在数十年间凭借篮球鞋的衍生款主导街道，而最近阿迪达斯则凭借历史悠久的足球鞋和手球鞋实现了这一点。

该行业的重大赌注现在在于：跑鞋将开启下一个巨大的运动鞋时代。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已经更倾向于穿着New Balance或亚瑟士 20 年前的跑鞋款式。在阿迪达斯近日于赫尔佐根奥拉赫公司园区内一栋安保严密的建筑中向经销商展示的2027 / 2028冬季系列中，时尚部门现在也出现了大量跑鞋。除了复古跑鞋外，其中还包括纪录之鞋Adizero的衍生款式。

比约恩·古尔登（Bjørn Gulden）表示，跑步的影响力远比市场分析所呈现的要大。“大多数购买跑鞋的人确实会穿着它们去跑步。”运动鞋穿着者希望鞋子舒适、透气且轻便——而这恰恰是跑鞋的属性。On和Hoka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一开始就开发用于日常穿着的鞋款。阿迪达斯现在希望凭借其跑鞋征服大众市场。谈到竞争对手耐克的领地时，古尔登嘲讽道：“篮球只是性能（Performance），”他认为篮球鞋在定义风格方面的意义已经结束。“跑步热潮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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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盲目中飞行

取消所谓的“63岁退休”是养老保障委员会最具争议的改革建议。面对来自基民盟（CDU）和社会民主党（SPD）的阻力，执政联盟正在讨论折中方案以挽救该措施。例如，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困难案例规定，或者规定长期参保者的无扣减养老金不能在参保45年后立即领取，而必须在46或47年后才能领取。

托比亚斯·凯泽 (Tobias Kaiser)

执政联盟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商议养老金改革。无论是劳工部还是养老保险机构，都无法量化“63岁退休”各项方案的影响。 而实际上，是有办法提高透明度的。

明确的是：尽管如此，约定好的改革仍应“迅速”成为现实。无论如何，基民盟、基社盟（CSU）和社会民主党的高层在周三晚间的会面后如此表示。联盟委员会进行了四小时的谈判——党团主席在周四通过短信向联邦议院党团保证，谈判氛围“良好且具有建设性”。与预期不同的是，并未公布计划实施的时间表。不过，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此前表示，他希望“我们在明年春天能敲定此事”。在养老金问题上，他预计在年底前会达成内阁决议。

至少令人不安的是，联盟在讨论时显然缺乏可靠的计算基础。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BMAS）表示，他们正在全力推进养老金改革。在被问及评估替代改革建议的数据基础时，一名发言人表示：“具体法律变更将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其具体设计以及所基于的假设。”“关于法律实施的细节，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目前尚不能提供信息。一旦具体的法律设计出台，即可估算财务影响。届时也将列出必要的假设和数据来源。”

一个存储了大部分相关数据的机构也证实，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盲飞”状态。德国联邦养老保险局（DRV）通常不对政治讨论和建议发表评论，但在分析自身数据宝库方面也存在困难。该机构表示，无法计算改革建议的财务影响。

原因之一是不确定性：一名发言人表示：“德国联邦养老保险局不对参保45年后无扣减退休所涉及的成本，以及取消该制度或改变准入条件将产生多少节省进行计算。”“背景是，财务影响取决于在取消或改变该退休制度后，参保者的行为反应。”受影响者可能会更频繁地申请伤残退休金，选择有扣减的长期参保者养老金，或者继续工作。“关于这一点，养老保险局目前还没有足以量化财务影响的认知。”

在个人层面，德国法定养老保险机构（DRV）拥有最近约 5900 万名参保人的数据，包括保险履历、缴费情况和康复服务等。因此，该机构掌握着一座数据宝库，甚至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数据中心，向科学家提供匿名化的个人数据。在这一个人层面，养老金管理部门能够提供非常可靠的信息：参保人在 55 岁起每三年会收到一份养老金信息通知，从中可以查阅其是否满足“特别长期参保人养老金”的条件，以及最早在什么年龄可以开始领取无需扣减的养老金。

虽然这些个人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

DRV 内部的一些运作 对于外界来说 是一个黑匣子

马丁·韦尔丁 经济专家

然而， 在受影响者的具体人数方面却处于盲区。据称，目前甚至无法确定，如果例如将长期参保人养老金所需的年限提高到 46 年，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发言人表示：“我们没有相关数据可以表明，某个出生年份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满足一定的保险年限，或者他们是否能达到特定的目标值。因此，我们无法就如果调整所需的等待年限，权利人的数量将如何变化做出陈述。”

数据获取、关联以及实时性方面的问题多年来一直令人恼火。研究人员和政治顾问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将匿名个人数据的样本推算至所有参保人，或者将 数据与其他来源（如问卷调查）相结合。这虽然能提供可靠的情景分析，但无法替代总理府在讨论折中方案时所需的最新官方计算。

例如，养老金委员会曾基于 数据进行了模型计算和估算。但在建议书中，专家们明确指出了局限性：报告称，模型计算仅用于阐明潜在的改革效果。“然而，它们不能替代立法程序中所需的详细财务计算。”

“ 内部的一些运作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黑匣子，”曾任职于制定养老金改革建议的养老保障委员会的经济专家马丁·韦尔丁说道。“如果总理府在思考一个可能的折中方案应该是怎样的以及成本是多少， 短期内可能确实无法回答关于成本的问题。归根结底，这对于制定精准的改革方案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之一是技术。 的 IT 系统处于持续的现代化改造项目中，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多年来一直有现代化不同系统的计划。但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政治层面不断修改养老金规则。调整 IT 系统占用了本可用于现代化的资源。

但韦尔丁认为，数据“盲飞”还应归咎于养老保险的分散结构：除了德国联邦法定养老保险机构外，基于历史原因，还存在矿工-铁路-海运保险机构以及包括 威斯特法伦在内的 14 个其他地区承办机构。韦尔丁表示：“在地区承办机构开设的账户并不在同一个数据库中，单凭这一点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养老保障委员会的建议之一便是，在碎片化阻碍工作效率的地方终止这种碎片化。当地的咨询服务应予以保留，但管理、IT及其他重要元素应由德国联邦养老保险机构（DRV Bund）统一集中管理。然而，各地区机构对此表示反对。这涉及到影响力、就业岗位以及拥有高薪总经理职位的联邦领导结构。

这些反对意见也传到了各州总理那里。根据《时代》周报引用的一份工作文件，多个联邦州希望阻止这种集中化。面对这些举措，养老保障委员会的成员目前公开呼吁不要削弱改革方案。韦尔丁表示：“即便地区机构反对，也应当将决策结构、IT和流程集中化。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一个折中方案。如果从中剔除整个部分并选择性地执行建议，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不再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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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深植于我们的 DNA 之中

“

Melitta 在明登总部的双首席执行官：卡蒂亚·穆勒（Katja Möller）与耶罗·本茨（Jero Bentz）共同领导这家家族企业。公司创始人 Melitta Bentz 的曾孙是承担个人责任的股东。

在 公司，未来与过去紧密相连。位于东威斯特法伦州明登总部生产大楼大厅的一些旧机器展示了数十年前滤纸袋是如何制造的——这是这家成立于 1908 年的家族企业最著名的产品。公司管理层成员、创始人 Bentz 的曾孙耶罗·本茨表示，最初自行设计的设备每分钟可生产 190 个滤纸袋。如今，同样由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每分钟可生产约 4000 个滤纸袋。总计每天可生产 3000万个。在一次极其罕见的采访中，本茨与与其共同担任双首席执行官的卡蒂亚·穆勒探讨了原初产品对 的意义、全球咖啡热潮以及公司最近的危机。

Carsten Dierig

《周日世界报》：本茨先生，穆勒女士，滤纸袋对 来说现在还重要吗？

耶罗·本茨：在情感上极其重要，因为那是我们的起源，让我们在全世界闻名。但在经济上，这也是一项相关的业务。其营收占比约为 8%。在数量上，销量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在增长市场（特别是南美洲）不断推进的国际化进程。尽管如此，未来几年其营收占比可能会逐渐下降——因为由过滤咖啡、咖啡豆、胶囊、咖啡垫和速溶咖啡组成的整个咖啡业务相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强。目前，这已占我们集团营收的 60% 以上。

WAMS：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你们如何实现增长？

卡蒂亚·穆勒：咖啡和咖啡调制深植于我们的 DNA 之中。此外，创始人的名字作为品牌印在包装上。相应地，消费者的信任度很高，他们通过滤纸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认识了我们。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在每一个新开拓的市场中都获得了良好的反响。目前，德国仍占营收的 30% 以上。由于我们的增长主要来自国际市场，这一比例预计将下降到 15 至 20%。

WAMS：你们在哪些地区进行国际化？

穆勒：一方面在欧洲，例如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西班牙。另一方面，重点在南美洲，我们在巴西已经很强势，现在正在开拓其他地区。此外，亚洲也很有吸引力，在非洲也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人们必须考-

经历了两个实实在在的 危机年。 在亏损近 1 亿欧元后， 2026 年有望重新实现盈利。 因此将再次进行投资—— 例如在不来梅建设欧洲 最大的咖啡烘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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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S：这意味着削减开支结束了吗？ MÖLLER：关注成本和效率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将不断在某些环节进行微调，并使我们的结构始终适应业务发展。基本上，我们在这一阶段也证明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和韧性。现在，在之前暂时踩下成本刹车并推迟了一些项目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按照计划进行未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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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Z：在接下来的五到六年里，我们将向不来梅基地投资约 1 亿欧元，并在那里建设预计为欧洲最大的咖啡烘焙厂，届时

BENTZ：紧张是肯定的，但尚未危及生存。流动资金一直充足，所有账单均能支付。当时面临的贷款再融资也成功了，尽管条件更加苛刻。但当然，我们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MÖLLER：在不同部门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在明登，我们审查了生产端和总部的所有流程，随后共削减了 150 个岗位。此次裁员主要是——

dieSCHULDENEINTREIBER.DN Profilis 联系债务人 面对面 07141 99 244 38 见：咖啡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增长市场。而我们在许多地方代表性不足。但我们现在将改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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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S：长期目标是什么？ BENTZ：潜力巨大。到 2033 年，我们希望将集团营收几乎翻倍：从目前的约 25 亿增加到 4 至 45 亿欧元。美礼妥（Melitta）也要成为咖啡的全球品牌。

WAMS：此前咖啡业务反而造成了损失。2024 年美礼妥出现了严重的亏损，2025 年同样出现了亏损。原因是什么？

BENTZ：2024 年，由于收成不佳，生咖啡价格极速且剧烈上涨。我们说的是在两三个月内翻了一倍多。这占用我们的资金，大量资金。与此同时，我们只能在延迟数月后才能将这些涨价传导给贸易商。这便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就像当时咖啡机和全自动咖啡机领域糟糕的圣诞业务，以及其他负面的单次因素，例如我们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进行全球转换时的纯评估问题。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了。最终结果是 2024 年亏损近 7000万欧元，2025 年再次亏损 2500万欧元。但人必须忍受一两年困难时期。在这两年中，我们的现金流依然明显为正。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不考虑单一年度的业绩，而是考虑长期可持续的业务发展。2025.

《周日世界报》(WAMS)：您有什么计划？

本茨：公司正处于稳定的发展轨道上。我们可以预见，2026年将再次实现显著盈利。我们预计利润将超过5000万欧元。现金流和资本储备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虽然上半年营收为12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低了约1 亿欧元，但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咖啡豆价格下跌且我们将降价传导给了客户，另一方面是因为业务关停和出售导致营收减少。剔除这些因素后，我们的增长率为7%。而且，尽管消费和市场环境依然充满挑战，我们仍提高了销量。因此，我们对上半年的表现非常满意。

部分通过人员流动和自愿离职计划实现。此外，我们关闭了一些缺乏未来前景的工厂：一个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诺伊卡利斯（Neu Kaliß），该厂有120名员工，生产特种纸和壁纸无纺布；另一个位于中国，具体是滤泡咖啡机组装线。这些设备我们现在从外部供应商采购。此外，荷兰的一个小型滤纸生产线也被关闭并迁移至明登（Minden）。在意大利，我们出售了Domo Living，这是一个家居收纳产品业务，已在投资组合中存在约30年，但最终不再符合我们的发展方向。

《周日世界报》(WAMS)：目前的状况如何？

130.000吨产能。目前我们在那里可以处理约90.000吨原咖啡豆。同时，我们目前也在巴西扩建当地两家烘焙厂之一的产能。

《周日世界报》(WAMS)：为什么选择不来梅 (Bremen)？

本茨：不来梅350年来一直是咖啡产业中心。德国近一半的进口咖啡在那里加工。因此，那里拥有成熟高效的结构和必要的专业人才。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我们自己在不来梅经营一家烘焙厂已有60年，对此非常满意。因此，我们宁愿在那里扩建，也不愿在世界其他地方另起炉灶，从而不得不从零开始。那样会带来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

《周日世界报》(WAMS)：您如何看待目前关于德国作为经济基地的持续争论？

本茨：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关注点。能源价格自然排在最前面。我们在明登自己的造纸厂生产滤纸所需的纸张，这需要大量热能。鉴于德国目前的能源政策框架，这非常昂贵。但对我们来说，尽可能提高价值创造至关重要。然而，政界应当意识到，经济和价值创造是我们宝贵的社会福利国家、价值体系以及国家基础设施的基础，归根结底是繁荣的基础。能源价格过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关键的是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高税收、令人瘫痪的官僚主义和监管对此毫无帮助。毕竟，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WAMS：您能举个例子吗？

本茨：家用品牌 Toppits 和 Swirl 也属于我们的企业集团。几年前，我们将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了波兰。在那里，建立一座工厂仅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而在德国，类似的项目通常需要长得多——在这里，至少要做好五年时间的心理准备。但在我们需要大规模投资生产时，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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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全民管家

霍尔格·茨佩皮茨 (Holger Zschäpitz)

谁不希望拥有一个私人助手，帮自己处理所有琐碎的日常事务？他能订购每周所需的购物清单，取消昂贵的电费合同，寻找利率最高的一日存款账户，准备纳税申报单，顺便清理电子邮箱。过去由富人的管家承担的工作，很快可能由面向大众的人工智能（AI）代理来完成。

Meta 在 9 月于美国推出了名为“Muse”的此类助手。该程序可以打开网页、比较价格、填写表格、预订餐厅桌位并协商降低账单金额。上线十天后，该应用的下载量便登顶榜单，速度比当年的 ChatGPT 还要快。摩根士丹利估计，未来全球约 30 万亿美元的消费支出可能会通过此类代理进行。

对于股市而言，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前，AI 的核心在于企业将自动化哪些工作；而现在，客户开始升级。这将冲击那些依赖“便捷利润”的商业模式：例如支付比新客户更高费用的老客户、无人使用的订阅服务，以及在极低利率下闲置的一日存款。AI 代理每月都会进行核算，且绝无怨言。市场早已开始了重新分配。摩根士丹利一个被视为高风险股票的组合自 2025 年 9 月以来已下跌约 32%，而包含受益者的 SoFi Agentic AI ETF 则上涨了 38% 以上。Meta 本身的市值目前已达到预期利润的 21 倍。在分析师的输家名单上，包括安联 (Allianz)、安盛 (Axa) 和忠利 (Generali) 等保险公司，电信集团、像 Free-net 这样的移动通信中介、健身连锁店以及订阅服务提供商。

最初的赢家应该是设备供应商。AI 代理需要规划、调用工具并存储中间状态，这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英伟达 (Nvidia)、Arm 和 ASML 将从中受益。在零售业，Shopify 被视为明确的赢家，因为无论订单从哪里开始，该公司都能从每笔订单中获利。沃尔玛 (Walmart) 和开市客 (Costco) 应该也能生存，因为即使是 AI 代理也会在价格和选择合适的地方购买。在欧洲，分析师认为 Zalando 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股市对待“代理时代”的态度就好像它已经到来一样。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7% 的客户愿意在无需询问的情况下让 AI 进行购物。高盛预计过渡期将为三到五年。对于亚马逊 (Amazon)、Visa 或 Booking，各大银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最终，如果平台对获取客户的权限收费，管家本身也可能会伸手要钱。

那些还不想让 AI 代理接触账户和合同的人，至少可以在股市中先筛选出谁属于赢家，谁属于输家。

本周观点源自我们广受欢迎的播客“全仓股票” (Alles auf Aktien)。在播客中，《周日世界报》的财经记者每天会介绍一项他们认为特别有趣的投资。我们每周从这些个人心头好中挑选一项，并在此时为您详细介绍。

丹尼尔·苏亚雷斯 (Daniel Suárez)，600 英里 Nascar 赛事的冠军，手持赞助商可口可乐的一瓶饮料。该公司已连续 64 年提高股息。

持久之跑

有些公司数十年来从未中断地提高股息。投资者如何识别这类“长跑选手”？

当约克水务（York Water）首次支付股息时，德国这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当时美国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执政。1816年，这家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首次让股东分享业务利润。自那时起，这家水务供应商年年派息。无论是在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大萧条期间，约克水务都从未被迫取消股息。因此，该公司拥有全球最长的连续派息记录。

丹尼尔·埃克特（Daniel Eckert）

虽然连续210年派息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确实有一些公司能够做到数十年不间断地支付股息。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了解这些“股息之王”是值得的。拥有如此久远派息历史的公司，其商业模式已被证明足够稳健，能够挺过经济危机。与利率通常固定的债券不同，股息具有一个令人愉悦的特性，即它们可以增长。如果支付方是一家业务具有结构性增长的优秀企业，那么股息的增幅可以年复一年地显著超过货币贬值。

连续至少25年提高股息的上市公司被称为“股息贵族”。而能够连续至少50年提高股息的企业甚至被视为“股息之王”。其中一些家喻户晓，而另一些则只有极少数德国储蓄者听说过。

“投资者不应寻找股息率最高的股票，而应寻找那些在质量、现金流和增长方面能够证明未来仍有能力支付股息的公司，”赫尔佐格公园银行（Bankhaus Herzogpark）投资办公室负责人迈克尔·蒂茨（Michael Titz）表示。长期的派息记录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标志，但绝不能诱导投资者只盯着“后视镜”看。

宝洁（Procter & Gamble）以其可靠的股息支付而闻名。这家成立于1837年的美国公司代表了家居、身体护理和卫生领域的产品。无论如何，这家消费品巨头自1890年起就持续向股东支付现金。然而，宝洁真正的实力在于其提高股息的能力。这种增长已连续维持了70年。如此之久的纪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几乎不受危机影响的业务能够稳定地为公司带来可靠收益。目前其收益率约为3%，与最近的通胀率大致持平。

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另一家股息之王：可口可乐（Coca-Cola）。这家成立于1886年的软饮料巨头创造了全球最强大的品牌之一。这种影响力赋予了该公司一种其他行业企业只能在梦中企及的定价权。一个多世纪以来，股息一直不间断地流向股东。这里的增长系列同样令人印象深刻：64年来，管理层年复一年地提高股息。凭借约三分之二的派息率，这场“股息马拉松”依然拥有稳健的资金支持。目前其收益率约为2.5%。

强生（Johnson & Johnson）与可口可乐一样，能够年复一年地提高股息。到2026年，该公司同样实现了连续64次提高股息。特别是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强生的制药和医疗技术这两个业务领域

增长潜力。由于医疗应用在不断变化且专利在到期，强生（J&J）必须不断投资于研发，以保持时代领先地位。

股息之王并不一定总是拥有全球知名品牌的消费品制造商。有些公司就像是“隐形冠军”，多佛公司（Dover Corporation）便属于此类。这家工业集团受益于围绕其业务的经济护城河。无论是特种泵、起重设备还是工业冷却系统：这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公司提供关键组件，企业客户不会因为几美分的价差就更换成熟的供应商。

这些产品与利润丰厚的备件业务共同产生了一个显著的锁定效应。正是这种来自利基市场的、相对抗危机的稳定现金流，使多佛公司成为了股息的长期跑者。不过，其目前的收益率略高于1%，较为低微。这个例子表明，投资者不应仅关注初始的分红率。如果股息能够可靠地增长且公司价值同时提升，较低的入场收益率从长远来看可能更具吸引力。

真正的股息之王（连续至少50年增加股息）在美国以外很难找到。虽然在德国和欧洲也有一些公司成功实现了数十年不中断派息，其中以慕尼黑再保险（Munich Re）的25年为首。但即便这种连续25次增加股息的“股息贵族”也十分罕见。在德国，目前只有一家二线股票接近贵族地位：福克斯公司（Fuchs SE）。

股息支付精英 股息增长年数

股息增长< / td>< / tr><><>宝洁 (Procter & Gamble)< / ><>70< / >< / ><><>多佛公司 (Dover Corp.)< / ><>69< / >< /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 ><>64< / ><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64< / >< / ><><>高露洁-棕榈油 (Colgate-Palmolive)< / ><>62< / >< / ><><>劳氏 (Lowe's)< / ><>62< / >< / ><><>艾伯维 (AbbVie)< / ><>53< / >< / ><><>百事公司 (PepsiCo)< / ><>52<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49< / >< / ><><>雪佛龙 (Chevron)< / ><>38< / >< / ><><>艺康 (Ecolab)< / ><>34< / >< / ><><>林德 (Linde plc)< / ><>32< / >< / ><><>A. O. Smith< / ><>31< / >< / ><><>约克水务 (York Water)< / ><>29< / >< / ><><>福克斯公司 (Fuchs SE (Vz.))< / ><>24< / >< / ><><>康明斯 (Cummins)< / ><>17< / >< / ><><>贝莱德 (BlackRock)< / ><>16< / >< / ><><>艾利丹尼森 (Avery Dennison)< / ><>15< / >< / ><><>SAP< / ><>15< / >< / ><><>安联 (Allianz)< / ><>13< / >< / table>

来源：自有研究 / 公司数据 / Microsoft Copilot

在这种情况下，这同样是通过经济护城河实现的。这家总部位于曼海姆的公司凭借其特种润滑剂，维持着全球部分工业的运转。由于派息率仅略高于50%，尽管业务具有周期性，管理层仍拥有缓冲空间，以便在业绩较弱的年份稳定股息，并有可能延续这一记录。

在德国DAX指数中，除慕尼黑再保险外，SAP和安联也拥有良好的股息记录。不过，这些公司能够每年提高股东利润分成的时间大约在10到15年之间。旧世界（欧洲）之所以远未达到美国规模，是因为德国本土拥有更多周期性强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对于它们来说，在糟糕的年份削减或取消股息几乎是常态。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制造商，它们在景气年份提供高收益，但在经济衰退时经常让股东失望。

但投资者如何才能判断未来提高分红的机会有多大？专家们指出了几个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Albrecht, Kitta & Co. 的投资组合管理总监迈克尔·维特克（Michael Wittek）表示：“关键在于分红在未来是否依然有支撑。这主要取决于自由现金流：如果现金流能轻松覆盖分红，这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此外，投资者还应关注适度的分红率、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具有定价权的商业模式。根据商业模式的不同，分红率不应超过利润的三分之二，但在某些高度监管的行业中，分红率有时可能接近 80%。

投资者还应审慎关注分红长跑者约克水务（York Water）。未来的投资和融资成本可能会消耗如此多的现金流，以至于这家公用事业公司最终不得不中断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连续增长记录。但只要该公司继续派息，它至少仍将保留全球最长连续分红记录的头衔。

高昂的工资与人力成本

购物时产生饥饿感 餐饮零售业营业额发展情况，单位：10亿欧元

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尚可

马特·莫伯格（Matt Moberg）投资创新企业已有20多年。在访谈中，这位基金经理解释了他如何寻找未来的股市赢家。

如今，许多投资专业人士定居在硅谷。但几乎没有人像55.岁的马特·莫伯格那样熟悉这个地区。他在那里长大，从小就了解这个技术圣地。而且他至今仍对其忠诚。在加利福尼亚，他管理着由美国富兰克林邓普顿（Franklin Templeton）投资公司于1968年设立的富兰克林创新基金（Franklin Innovation Fund）已有约20年时间。

Frank Stocker

该基金有针对性地投资于技术创新，自设立以来，其平均年回报率约为10%——经历了从个人电脑革命、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浪潮的所有变革。莫伯格在进行评估时，还利用了他那不寻常的教育背景所获得的知识。

《周日世界报》：莫伯格先生，您学习的是历史专业。对于一名基金经理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路径。这对您现在的工作有帮助吗？

马特·莫伯格：绝对有。历史教会人们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发展。许多人认为当前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但事实上，类似的阶段一直反复出现。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工业革命都是如此。历史知识帮助我更好地对这些发展进行分类。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研究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人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历史也传递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淡定。大多数事件之所以显得新颖，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经历过它们。

马特·莫伯格 管理富兰克林邓普顿 投资公司的 富兰克林创新基金

WAMS：您在资本市场活跃了约三十年，经历了互联网繁荣和互联网泡沫。您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莫伯格：创新几乎总是以巨大的浪潮形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阶段，企业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即使是最乐观的观察者的预期。我们在谷歌上市后看到了这一点，后来在苹果推出iPhone时看到了，以及最近在英伟达（Nvidia）身上看到了。与此同时，重点在不断转移。今天，几乎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技术和人工智能上。在我刚开始工作时，医疗健康企业是最令人兴奋的创新者。在其他阶段，能源企业则是中心。创新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经济的不同领域之间迁移。

WAMS：许多观察者目前在谈论人工智能泡沫。在您看来，我们实际上处于什么位置？

莫伯格：与其说是在末端，不如说是在开端。大约60年来，计算机工业一直遵循所谓的摩尔定律。几十年来，计算能力定期翻倍。值得注意的是，存储、数据传输和光学系统领域的新技术不仅能延续这一发展，甚至可能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我目前没有看到增速放缓，而是一个新的加速阶段。这使得当前的情况变得异常。

[...OMITTED...]

《周日世界报》(WAMS)：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增长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吗？

莫伯格（MOBERG）：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目前很难看出界限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份技术路线图，计算能力可以沿着这条路线继续提升。由此，机器人技术、医学、药物研发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将产生新的应用。这让我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情况。当时人们同样几乎无法预料计算机的技术进步何时才会终结。

WAMS：尽管如此，许多消费者仍然觉得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莫伯格：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事实上，人工智能被利用的程度远高于许多人的意识。在在线广告市场，它带来了更好的推荐和更高的营业额。在制药工业，它助力新药研发和产品上市。在呼叫中心，它承担常规任务。医院利用它来减少行政开支。不过，其中很多事情发生在后台。可见的应用目前仍然有限。

WAMS：这项技术何时会让人们有更明显的感知？

莫伯格：当它更深入地进入物理世界的时候。在自动驾驶领域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任何在美国乘坐过 Waymo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人，都会迅速意识到这具有多么革命性的意义。我们在机器人技术领域也将看到类似的发展。如今，仓库和工厂已经在密集地使用人工智能。

WAMS：未来几年哪些行业将获益最深？

莫伯格：首先是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设施。这包括半导体制造商、存储技术、数据中心和能源供应。仅这些基础设施的扩建就需要巨额投资。此外，我认为医疗保健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人工智能在那里加速了合适患者的识别，改善了新药研发，并为基因研究开辟了新可能性。这可能是该技术最大的长期益处之一。

WAMS：除了人工智能，是否还有其他相关的创新议题？

莫伯格：当然有。不过，许多创新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此前在芯片、移动通信或显示屏方面的进步，智能手机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机器人技术、基因组研究和许多其他未来技术也在被人工智能加速。这就是为什么该议题目前如此占据主导地位。人工智能是一种所谓的“横向技术”，就像当年的电力或内燃机一样。这类技术改变的不只是单个部门，而是几乎整个经济体系。

WAMS：让我们回想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世界。但当时许多股市的赢家后来根本不是最终的大赢家。谷歌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脸书（Facebook）尚未存在。这种情况会在人工智能领域重演吗？

莫伯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如此。在实际的人工智能应用和语言模型方面，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哪些公司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尚不明确。从一个供应商切换到另一个供应商相对简单。今天使用 ChatGPT 的人，明天同样可以使用另一个模型。

基础设施的情况则不同。那里通常只有少数供应商。例如在高性能存储领域，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瓜分市场。突然出现十个新竞争对手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对基础设施供应商的信心明显高于对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信心。

WAMS：也就是说，今天的人工智能赢家并不必然是未来十年的赢家？

本周图表：零售餐饮业

吸引更多顾客 零售商的主要目标，受访者占比（百分比），可多选

高成本与人员短缺 零售商认为的最大挑战，受访者占比（百分比），可多选

饱腹之欲，金库之盈

对于许多德国消费者来说，在购物结束时吃一个宜家热狗，已成为访问这家瑞典家具巨头在德国境内 55 家家居店时的固定仪式。同样如此的还有一楼所谓“瑞典餐厅”里的瑞典肉丸和三文鱼。

店内餐饮的初衷，是为了让顾客在逛家具店时保持体力并维持购物兴致。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曾有一句名言与之相契合：“肚子空空的人做不成好生意。”在他创业初期，他注意到许多顾客在中午时分匆忙离开位于瑞典埃尔姆胡尔特的总部家具店，去寻找食物。因此，宜家自 1960 年起在自有门店提供餐饮。但这不仅带动了家具销售，如今宜家的餐饮业务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重量级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它属于营业额最高的供应商之一。

6.65 亿客户是这家家居巨头报告的全球范围内各种餐饮产品（从餐厅、小吃店到可以购买居家美食的瑞典商店）的客户量。专家估计其营业额约为 25 亿欧元。其中德国处于领先地位。餐饮收入的约 10% 来自于这个本身就是宜家最大国家市场的德国。

瑞典人并非唯一采用这一理念的企业。德国几乎每家大型家具店都设有自有餐饮区，用廉价的炸肉排和沙拉吸引顾客。百货公司以及部分纺织品零售商也采取类似做法。

其专业术语称为“零售餐饮”（Handelsgastronomie）。除了自有餐厅外，它还包括面包店、咖啡馆、快餐店、热食柜台或熟食店，主要分布在超市、购物中心、加油站或建材市场。正如零售研究机构 EHI Retail 的一项最新研究所示，该业务正在蓬勃发展。根据该研究，2025 年德国的营业额约为 133 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了约 7%。到 2026 年，预计将再次增长 4% 以上，达到近 139 亿欧元。

EHI 研究作者保琳娜·乌尔里希（Paulina Ullrich）解释说，该部门目前已显著专业化。“该领域已从一项补充服务演变为零售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业务领域。”产品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且人们目前更倾向于有意识地选择价格更实惠的方案。相比之下，外食餐厅的菜品价格通常贵出一倍。根据 EHI 的调查，最畅销的食物是肉饼、咖喱香肠、肝奶酪、三明治、炸肉排和寿司。 卡斯滕·迪里格（Carsten Dierig）

来源：EHI Retail Institute 信息图：Florence Bouchain 为《周日世界报》绘制 插图：Getty Images / DigitalVision Vectors

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尚可

第23页续

MOBERG：这可能会是一个混合体。在互联网泡沫期间，也出现了像亚马逊（Amazon）或 eBay 这样至今依然成功的公司。而其他一些大名鼎鼎的企业则几乎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像 Facebook 这样的后期赢家是在互联网泡沫开始多年后才出现的。在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投资者应始终考虑到会出现新的赢家和新的输家。观察美国最大的企业，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在 1990 年代中期，最有价值的企业通常拥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而如今，最大企业的平均年龄仅为 35 岁左右。这表明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代现有的市场领导者。

WAMS：尽管如此，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工智能（AI）股票现在是否简直太贵了？ MOBERG：这取决于你如何评估。许多投资者关注当前的估值，并认为某只股票太贵。而我则尝试评估一家公司在五年或十年后可能的样子。亚马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该股票几乎一直被认为是昂贵的。当我 2006 年买入时，其估值已经很高，许多投资者认为此时入场是疯狂的。但回过头来看，它仍然是便宜的，因为该公司在多年间实现了巨大的增长率。那些押注于长期增长的人，必须学会将目光放得比下一个季度更远。许多投资者低估了企业增长中复利效应的力量。如果一家公司多年来每年增长 25% 或 30%，其业务将在短短几年内翻倍。十年之后，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

WAMS：也就是说，您并不

担心 AI 领域的高估值？

MOBERG：并非所有领域都如此。尤其是在许多半导体和存储企业中，我们目前甚至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其中一些公司的增长速度异常之快，但其交易价格的市盈率却相对较低。

市场虽然假设目前的利润很快会再次暴跌，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对 AI 计算能力的需求仍在强劲增长。许多供应商的订单已经排满了未来几年的量。只要这一趋势持续，在我看来，尽管股价大幅上涨，其中许多股票绝非过高。

WAMS：欧洲是否还有

机会在 AI 热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MOBERG：是的，完全有。欧洲在 AI 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表现绝非糟糕。大语言模型的使用率很高，初创企业的数量相当

“”

我们正在经历 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 开端

马特·莫伯格（Matt Moberg） 基金经理

可观，而且许多如今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天才最初都来自欧洲。德国尤其在工业领域拥有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在机器人技术以及将 AI 整合到生产流程方面，德国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WAMS：德国为此需要做些什么？

MOBERG：首先是降低能源成本。高能源价格就像是对经济征收的额外税收，损害了竞争力。德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活跃的创业氛围，尤其是在柏林。因此，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关键在于如何坚定地利用这些优势。

股市世界

广告特别刊登 hwb CAPITAL MANAGEMENT Deka Investments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电话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本周涨跌榜

08.10.< / td><>股价< / ><>+ / -%< / ><>52周最高< / ><>52周最低< / >< / tr><><>Nemetschek SE< / ><>64,25< / ><>+4,6< / ><>110,10< / ><>50,45< / >< / ><><>Lanxess< / ><>12,48< / ><>+3,2< / ><>22,02< / ><>11,03< / >< / ><><>Fuchs SE Vz.< / ><>43,96< / ><>+3,0< / ><>44,34< / ><>31,80< / >< / ><><>Suss M. Tec SE< / ><>65,25< / ><>-15,3< / ><>118,40< / ><>25,80< / >< / ><><>Nordex SE< / ><>34,40< / ><>-10,4< / ><>51,70< / ><>21,86< / >< / ><><>Renk Group< / ><>33,95< / ><>-8,9< / ><>79,93< / ><>33,49<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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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 ><>股价< / ><>+ / -%< / ><>52周最高< / ><>52周最低< / >< / ><><>Walmart< / ><>110,56< / ><>+6,0< / ><>135,16< / ><>98,88< / >< / ><><>Disney Co.< / ><>107,02< / ><>+4,7< / ><>117,09< / ><>92,19< / >< / ><><>Home Depot< / ><>295,47< / ><>+4,5< / ><>397,63< / ><>277,15< / >< / ><><>Caterpillar< / ><>796,18< / ><>-5,8< / ><>1073,5< / ><>491,30< / >< / ><><>Honeywell Intl.< / ><>206,60< / ><>-3,5< / ><>252,00< / ><>186,76< / >< / ><><>Boeing< / ><>187,75< / ><>-3,0< / ><>254,35< / ><>176,77< / >< / table>

08.10.< / td><>股价< / ><>+ / -%< / ><>52周最高< / ><>52周最低< / >< / tr><><>Renault< / ><>26,04< / ><>+5,5< / ><>37,97< / ><>24,38< / >< / ><><>Carrefour< / ><>16,15< / ><>+5,4< / ><>17,54< / ><>12,63< / >< / ><><>Dassault< / ><>21,59< / ><>+4,7< / ><>30,36< / ><>15,83< / >< / ><><>Schneider El.< / ><>261,10< / ><>-13,8< / ><>312,30< / ><>220,40< / >< / ><><>Safran< / ><>310,80< / ><>-5,8< / ><>366,50< / ><>262,60< / >< / ><><>Soc. Gén.< / ><>62,50< / ><>-5,7< / ><>84,82< / ><>51,98< / >< / table>

<><>08.10.< / ><>股价 + / -%< / ><>52周最高< / ><>52周最低< / >< / ><><>Constell. Energy< / ><>285,07+10,7< / ><>412,70< / ><>228,63< / >< / ><><>Autodesk< / ><>233,75+10,3< / ><>320,00< / ><>185,50< / >< / ><><>Mercadolibre< / ><>1856,2+9,4< / ><>2428,0< / ><>1495,0< / >< / ><><>Teradyne< / ><>398,72-11,2< / ><>487,91< / ><>131,75< / >< / ><><>Arm Holdings< / ><>275,36-10,4< / ><>452,70< / ><>100,06< / >< / ><><>Intel< / ><>107,08-10,3< / ><>142,35< / ><>32,89< / >< / table>

其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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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 ><>股价< / ><>+ / -%< / ><>52周最高< / ><>52周最低< / >< / ><><>Brenntag SE< / ><>61,26< / ><>+4,5< / ><>66,86< / ><>43,72< / >< / ><><>Scout24 SE< / ><>71,25< / ><>+3,9< / ><>104,2< / ><>62,70< / >< / ><><>BASF SE< / ><>51,77< / ><>+3,7< / ><>55,05< / ><>41,48< / >< / ><><>Hann. Rück SE< / ><>262,40< / ><>+2,9< / ><>281,2< / ><>223,4< / >< / ><><>Infineon Tech.< / ><>58,90< / ><>-8,9< / ><>88,83< / ><>31,27< / >< / ><><>MTU Aero< / ><>343,70< / ><>-7,2< / ><>404,8< / ><>265,2< / >< / ><><>Fres. M.C.< / ><>36,72< / ><>-7,2< / ><>47,86< / ><>34,57< / >< / ><><>Heidelb. Mat.< / ><>139,80< / ><>-5,8< / ><>241,8< / ><>137,2< / >< / table>

08.10.< / td>< colspan="2">价格 变化< / >< rowspan="2">最低< / >< ="2">12个月 对比< / >< colspan="2">市值< / >< ="2">股息 (€)< / >< ="2">股息率< / >< ="2">KGV 2026< / >< / tr><><>< / ><>前一周 %< / ><>最高< / ><>十亿 €< / >< / ><><>Adidas< / ><>146,50< / ><>+1,7< / ><>130,0< / ><>●< / ><>196,4< / ><>26,37< / ><>2,80< / ><>1,91< / ><>15,54< / >< / ><><>Airbus SE< / ><>187,32< / ><>-1,1< / ><>157,5< / ><>●< / ><>221,3< / ><>148,41< / ><>3,20< / ><>1,71< / ><>25,91< / >< / ><><>Allianz SE< / ><>413,40< / ><>-0,7< / ><>338,8< / ><>●< / ><>454,6< / ><>157,27< / ><>17,10< / ><>4,14< / ><>13,10< / >< / ><><>BASF SE< / ><>51,77< / ><>+3,7< / ><>41,48< / ><>●< / ><>55,05< / ><>46,21< / ><>2,25< / ><>4,35< / ><>17,85< / >< / ><><>Bayer< / ><>42,59< / ><>-5,2< / ><>25,78< / ><>●< / ><>53,92< / ><>41,84< / ><>0,11< / ><>0,26< / ><>10,02< / >< / ><><>Beiersdorf< / ><>77,56< / ><>+2,9< / ><>67,08< / ><>●< / ><>110,2< / ><>18,82< / ><>1,00< / ><>1,29< / ><>17,01< / >< / ><><>BMW St.< / ><>52,18< / ><>-3,9< / ><>51,98< / ><>●< / ><>97,92< / ><>29,28< / ><>4,40< / ><>8,43< / ><>8,36< / >< / ><><>Brenntag SE< / ><>61,26< / ><>+4,5< / ><>43,72< / ><>●< / ><>66,86< / ><>8,85< / ><>1,90< / ><>3,10< / ><>17,45< / >< / ><><>Commerzbank< / ><>37,64< / ><>-3,9< / ><>29,01< / ><>●< / ><>43,37< / ><>40,68< / ><>1,10< / ><>2,92< / ><>11,80< / >< / ><><>Continental< / ><>68,10< / ><>0,0< / ><>53,10< / ><>●< / ><>77,50< / ><>13,62< / ><>2,70< / ><>3,96< / ><>10,27< / >< / ><><>Daimler Truck< / ><>40,69< / ><>0,0< / ><>33,46< / ><>●< / ><>50,08< / ><>31,15< / ><>1,90< / ><>4,67< / ><>11,63< / >< / ><><>DHL< / ><>54,94< / ><>-3,1< / ><>38,37< / ><>●< / ><>58,90< / ><>63,18< / ><>1,90< / ><>3,46< / ><>16,35< / >< / ><><>Dt. Bank< / ><>29,66< / ><>-4,1< / ><>23,82< / ><>●< / ><>35,85< / ><>56,67< / ><>1,00< / ><>3,37< / ><>8,26< / >< / ><><>Dt. Börse< / ><>292,60< / ><>+1,8< / ><>200,1< / ><>●< / ><>296,8< / ><>54,51< / ><>4,20< / ><>1,44< / ><>24,53< / >< / ><><>Dt. Telekom< / ><>26,83< / ><>+1,0< / ><>23,53< / ><>●< / ><>34,36< / ><>130,12< / ><>1,00< / ><>3,73< / ><>11,72< / >< / ><><>E.ON SE< / ><>16,97< / ><>-0,3< / ><>14,98< / ><>●< / ><>20,39< / ><>44,81< / ><>0,57< / ><>3,36< / ><>15,28< / >< / ><><>Fres. M.C.< / ><>36,72< / ><>-7,2< / ><>34,57< / ><>●< / ><>47,86< / ><>10,77< / ><>1,49< / ><>4,06< / ><>8,48< / >< / ><><>Fresenius SE< / ><>41,59< / ><>-4,7< / ><>35,11< / ><>●< / ><>52,96< / ><>19,05< / ><>1,05< / ><>2,52< / ><>11,43< / >< / ><><>GEA Group< / ><>67,35< / ><>+1,4< / ><>53,45< / ><>●< / ><>69,00< / ><>10,96< / ><>1,30< / ><>1,93< / ><>19,64< / >< / ><><>Hann. Rück SE< / ><>262,40< / ><>+2,9< / ><>223,4< / ><>●< / ><>281,2< / ><>31,64< / ><>12,50< / ><>4,76< / ><>11,45< / >< / ><><>Heidelb. Mat.< / ><>139,80< / ><>-5,8< / ><>137,2< / ><>●< / ><>241,8< / ><>24,66< / ><>3,60< / ><>2,58< / ><>10,76< / >< / ><><>Henkel Vz.< / ><>73,84< / ><>+2,1< / ><>61,28< / ><>●< / ><>84,20< / ><>13,16< / ><>2,07< / ><>2,80< / ><>12,93< / >< / ><><>Hochtief< / ><>390,20< / ><>-4,2< / ><>242,4< / ><>●< / ><>554,0< / ><>30,32< / ><>6,60< / ><>1,69< / ><>29,38< / >< / ><><>Infineon Tech.< / ><>58,90< / ><>-8,9< / ><>31,27< / ><>●< / ><>88,83< / ><>76,92< / ><>0,35< / ><>0,59< / ><>36,13< / >< / ><><>Mercedes [...OMITTED...]< / >< / table>

Benz< / td> 39,03< / ><>-1,8< / ><>38,89< / ><>●< / ><>62,34< / ><>37,58< / ><>3,50< / ><>8,97< / ><>7,48< / >< / tr> <>Merck< / ><>135,70< / ><>-0,9< / ><>100,7< / ><>●< / ><>148,8< / ><>17,54< / ><>2,20< / ><>1,62< / ><>16,14< / >< / ><><>MTU Aero< / ><>343,70< / ><>-7,2< / ><>265,2< / ><>●< / ><>404,8< / ><>18,50< / ><>3,60< / ><>1,05< / ><>17,54< / >< / ><><>Münch. Rück< / ><>519,00< / ><>+2,0< / ><>437,4< / ><>●< / ><>574,4< / ><>67,80< / ><>24,00< / ><>4,62< / ><>10,20< / >< / ><><>Qiagen< / ><>39,58< / ><>-2,1< / ><>27,56< / ><>●< / ><>47,60< / ><>8,18< / ><>0,31< / ><>0,78< / ><>18,32< / >< / ><><>Rheinmetall< / ><>934,90< / ><>-2,3< / ><>900,2< / ><>●< / ><>1966,0< / ><>43,01< / ><>11,50< / ><>1,23< / ><>24,51< / >< / ><><>RWE< / ><>57,24< / ><>-3,1< / ><>39,36< / ><>●< / ><>62,00< / ><>44,65< / ><>1,20< / ><>2,10< / ><>21,28< / >< / ><><>SAP SE< / ><>184,62< / ><>+0,4< / ><>127,5< / ><>●< / ><>244,3< / ><>226,81< / ><>2,50< / ><>1,35< / ><>25,46< / >< / ><><>Scout24 SE< / ><>71,25< / ><>+3,9< / ><>62,70< / ><>●< / ><>104,2< / ><>5,13< / ><>1,50< / ><>2,11< / ><>17,46< / >< / ><><>Siemens< / ><>264,25< / ><>-4,3< / ><>198,0< / ><>●< / ><>291,7< / ><>211,40< / ><>5,35< / ><>2,02< / ><>24,11< / >< / ><><>Siemens En.< / ><>142,50< / ><>-2,0< / ><>94,40< / ><>●< / ><>191,7< / ><>122,71< / ><>0,70< / ><>0,49< / ><>31,95< / >< / ><><>Siemens Heal.< / ><>38,26< / ><>+1,1< / ><>32,81< / ><>●< / ><>49,71< / ><>43,16< / ><>1,00< / ><>2,61< / ><>16,63< / >< / ><><>Symrise< / ><>90,94< / ><>-0,1< / ><>64,70< / ><>●< / ><>95,00< / ><>12,71< / ><>1,25< / ><>1,37< / ><>22,85< / >< / ><><>Vonovia SE< / ><>16,21< / ><>-3,6< / ><>16,19< / ><>●< / ><>28,90< / ><>13,75< / ><>1,25< / ><>7,71< / ><>7,98< / >< / ><><>VW Vz< / ><>66,60< / ><>-1,3< / ><>66,60< / ><>●< / ><>109,2< / ><>13,73< / ><>5,26< / ><>7,90< / ><>3,32< / >< / ><><>Zalando SE< / ><>22,81< / ><>+2,4< / ><>18,61< / ><>●< / ><>30,43< / ><>6,03< / ><>-< / ><>15,73< / >< / table>

DAX 指数中的赢家与输家

该四象限图阐明了 DAX 指数中 20 个最大权重股在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表现。纵轴显示过去 12 个月的变化，横轴显示过去一个月的变化。相对表现最好的股票位于右上象限，相对表现最差的股票位于左下象限。代表企业的圆圈大小取决于其市值的高低。

国债 10 年期债券收益率（%）及其较上周的变化（百分点）

<><>08.10.< / ><>收益率< / ><>+ / - 绝对值< / >< / ><><>希腊< / ><>4,441< / ><>-0,060< / >< / ><><>香港< / ><>4,219< / ><>+0,090< / >< / ><><>加拿大< / ><>3,975< / ><>+0,062< / >< / ><><>荷兰< / ><>3,615< / ><>+0,039< / >< / ><><>奥地利< / ><>3,762< / ><>+0,063< / >< / table>

<><>08.10.< / ><>收益率< / ><>+ / - 绝对值< / >< / ><><>葡萄牙< / ><>3,978< / ><>+0,005< / >< / ><><>瑞典< / ><>3,217< / ><>+0,076< / >< / ><><>瑞士< / ><>0,555< / ><>+0,024< / >< / ><><>西班牙< / ><>4,124< / ><>+0,041< / >< / ><><>南非< / ><>9,00< / ><>+0,025< / >< / table>

外汇 / 利率 / 原材料

▲ 黄金 每盎司 3686,65 € (+0,2%) 年初 +0,3% / 52周 +6,1%

▲ 布伦特原油 每桶 103,47 \$ (+0,8%) 年初 +69,9% / 52周 +56,6% 说明：价格以欧元 / 当地货币计。DAX = Xetra交易。若某股票未确定当日最新价格，则该数值指最近一次“成交”价格。NA = 记名股，Vz. = 优先股，St. = 普通股。KGV：基于当前年度利润预测的市盈率。截至：8.10.，22:06 Uhr 不保证准确。来源 Infront

投资基金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08.10.26< / td><>货币< / ><>3年回溯业绩< / >< / tr>< / table>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Deka Investments 电话：069 / 7147-652 www.deka.de

<><><>DBA ausgewogen< / ><>€< / ><>144,59< / ><>+34,04< / >< / ><><>DBA dynamisch< / ><>€< / ><>139,33< / ><>+43,70< / >< / ><><> konservativ< / ><>€< / ><>111,13< / ><>+18,89< / >< / ><><> moderat< / ><>€< / ><>125,69< / ><>+24,91< / >< / ><><> offensiv< / ><>€< / ><>311,56< / ><>+53,45< / >< / ><><>-ESG Akt CF< / ><>€< / ><>366,96< / ><>+60,75< / >< / ><><>- ManSelect< / ><>€< / ><>127,66< / ><>+29,75< / >< / ><><>- Rent CF A< / ><>€< / ><>119,64< / ><>+12,48< / >< / ><><>- StrInv < / ><>€< / ><>160,89< / ><>+32,57< / >< / ><><>- StrInv TF< / ><>€< / ><>151,88< / ><>+29,73< / >< / ><><>-Nach.E.St A< / ><>€< / ><>106,76< / ><>+13,59< / >< / ><><> Global Champ < / ><>€< / ><>202,27< / ><>+72,31< / >< / ><><> SeAkREd < / ><>€< / ><>95,13< / ><>+33,02< / >< / ><><>Naspa-Ak.Gb NachCF< / ><>€< / ><>100,61< / ><>+32,23< / >< / ><><>Naspa-PS Chance< / ><>€< / ><>80,94< / ><>+50,50< / >< / ><><>-PS ChancePlus< / ><>€< / ><>168,34< / ><>+54,59< / >< / ><><>-PS Ertrag< / ><>€< / ><>47,71< / ><>+23,08< / >< / ><><>-PS Wachst.< / ><>€< / ><>51,01< / ><>+37,26< / >< / ><><>Persp Dynamisch < / ><>€< / ><>121,30< / ><>+60,04< / >< / ><><>Persp Mlt Asset < / ><>€< / ><>120,67< / ><>+36,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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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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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weltInvest TF< / ><>€< / ><>214,07< / ><>+47,69< / >< / ><><>Weltzins-Invest P< / ><>€< / ><>19,74< / ><>+22,59< / >< / table>

<>< colspan="3"> International (卢森堡)< / >< / ><><>1822 Str.Cha.PI.< / ><>€ 174,83< / ><>+40,07< / >< / ><><>1822 Str.Chance< / ><>€ 117,09< / ><>+39,20< / >< / ><><>1822 Str.Ert.PI.< / ><>€ 49,68< / ><>+21,76< / >< / ><><>1822 Str.Wachstum< / ><>€ 62,02< / ><>+33,69< / >< / ><><>Berol.Ca.Chance< / ><>€ 81,20< / ><>+39,21< / >< / ><><>Berol.Ca.Premium< / ><>€ 111,37< / ><>+51,71< / >< / ><><>Berol.Ca.Sicherh.< / ><>€ 43,59< / ><>+22,79< / >< / ><><>Berol.Ca.Wachst.< / ><>€ 45,10< / ><>+34,45< / >< / ><><>DekaEuAktSpezAV< / ><>€ 191,11< / ><>+58,24< / >< / ><><>DekaEuAktSpezCF(A)< / ><>€ 269,32< / ><>+59,36< / >< / ><><>-FlexZins < / ><>€ 983,86< / ><>+10,22< / >< / ><><>-FlexZins PB< / ><>€ 991,53< / ><>+10,30< / >< / ><><>-FlexZins TF< / ><>€

983,26< / td> +9,99< / >< / tr> <>DekaGlobAktLRCF(A)< / ><>€ 270,91< / ><>+31,26< / >< / ><><>Deka-Indust 4,0 CF< / ><>€ 279,89< / ><>+66,35< / >< / ><><>Deka-Indust 4,0 TF< / ><>€ 260,95< / ><>+62,80< / >< / ><><>Deka-Lifestyle CF< / ><>€ 87,49< / ><>< / >< / ><><>Köln Str.Chance< / ><>€ 86,86< / ><>+45,22< / >< / ><><>Köln Str.Ertrag< / ><>€ 45,07< / ><>+23,58< / >< / ><><>Köln Str.Wachstum< / ><>€ 48,42< / ><>+35,81< / >< / ><><>KölnStr.Chance+< / ><>€ 77,72< / ><>+48,50< / >< / ><><>UnterStrat Eu CF< / ><>€ 187,99< / ><>+31,53< / >< / table>

<>< colspan="3">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Deka-PfSel ausgew< / ><>€ 129,32< / ><>+38,61< / >< / ><><>Deka-PfSel dynam< / ><>€ 158,99< / ><>+50,95< / >< / ><><>Deka-PfSel moderat< / ><>€ 107,03< / ><>+23,79< / >< / ><><>DekaStruk.5Chance< / ><>€ 248,19< / ><>+46,63< / >< / ><><>DekaStruk.5Chance+< / ><>€ 407,07< / ><>+51,38< / >< / ><><>DekaStruk.5Ertrag+< / ><>€ 103,35< / ><>+24,40< / >< / ><><>DekaStruk.5Wachst.< / ><>€ 120,11< / ><>+37,23< / >< / ><><>Hamb Stiftung D< / ><>€ 985,41< / ><>+15,69< / >< / ><><>Hamb Stiftung I< / ><>€ 886,14< / ><>+15,51< / >< / table>

<><>Hamb Stiftung P< / ><>€< / ><>87,12< / ><>+14,39<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0,77< / ><>+14,38<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88,38< / ><>+11,11<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95,78< / ><>+12,73< / >< / ><><>LBBW Bal. CR 20< / ><>€< / ><>45,30< / ><>+15,67< / >< / ><><>LBBW Bal. CR 40< / ><>€< / ><>55,26< / ><>+21,83< / >< / ><><>LBBW Bal. CR 75< / ><>€< / ><>80,44< / ><>+36,34<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14,43< / ><>+48,19<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6,46< / ><>+8,30< / >< / table>

<>< colspan="4">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2,06< / ><>-13,90<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2,17< / ><>-14,66< / >< / ><><>. Fok Deu RC< / ><>€< / ><>46,50< / ><>-10,70< / >< / ><><>. Fokus D IC:< / ><>€< / ><>46,81< / ><>-9,75< / >< / ><><>. global IC:< / ><>€< / ><>42,97< / ><>-12,16< / >< / ><><>. global RC< / ><>€< / ><>42,28< / ><>-13,27< / >< / table>

<>< colspan="4">Gutmann Kapitalanlage (Gutmann投资公司)< / >< / ><><>Arete PRI VAL Grow< / ><>€< / ><>144,90< / ><>+13,97< / >< / ><><>Arete PRI VAL Inco< / ><>€< / ><>127,24< / ><>+8,44< / >< / table>

<><>HWB Pf. Plus R< / ><>€< / ><>123,45< / ><>+29,43< / >< / ><><>HWB Pf. Plus V< / ><>€< / ><>123,08< / ><>+29,11< / >< / ><><>HWB Vict.Str.Pf. R< / ><>€< / ><>1453< / ><>+24,92< / >< / ><><>HWB Vict.Str.Pf. V< / ><>€< / ><>1454< / ><>+24,96< / >< / table>

<>< colspan="3">LRI Invest S.A.< / >< / ><><>ALTIS Bal Value< / ><>€ 131,42< / ><>+48,16< / >< / ><><>ALTIS Global Res< / ><>€ 249,30< / ><>+56,66< / >< / table>

MEAG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td><>€< / ><>203,60< / ><>+57,43< / >< / tr><><>Dividende A< / ><>€< / ><>82,44< / ><>+57,02<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5,49< / ><>+35,94<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1,02< / ><>+41,38<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3,47< / ><>+23,61< / >< / ><><>EuroBalance< / ><>€< / ><>76,70< / ><>+43,85< / >< / ><><>EuroErtrag< / ><>€< / ><>69,29< / ><>+17,53< / >< / ><><>EuroFlex< / ><>€< / ><>42,35< / ><>+10,85< / >< / ><><>EuroInvest A< / ><>€< / ><>150,74< / ><>+81,25< / >< / ><><>EuroKapital< / ><>€< / ><>69,61< / ><>+49,59< / >< / ><><>EuroRent A< / ><>€< / ><>27,03< / ><>+10,50< / >< / ><><>GlobalAktien< / ><>€< / ><>92,05< / ><>+89,42< / >< / ><><>GlobalBalance DF< / ><>€< / ><>87,62< / ><>+35,44<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2,72< / ><>+58,27< / >< / ><><>ProInvest< / ><>€< / ><>301,45< / ><>+70,25< / >< / ><><>ReturnSelect A< / ><>€< / ><>56,94< / ><>+17,81< / >< / ><><>VermAnlage Ret A*< / ><>€< / ><>88,06< / ><>+38,65< / >< / table>

Union Investment

<>< colspan="4">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 >< / ><><>RWS-DYNAMIK A< / ><>€< / ><>45,26< / ><>+41,24< / >< / ><><>RWS-ERTRAG A< / ><>€< / ><>17,78< / ><>+25,42< / >< / table>

<><>PrivFd:Kontr.< / ><>€ 146,72< / ><>+32,57< / >< / ><><>UniESG Aktien Glo< / ><>€ 204,97< / ><>+48,68< / >< / ><><>UniEuroRenta< / ><>€ 59,18< / ><>+6,99< / >< / ><><>UniFav.:Akt. -net-< / ><>€ 208,30< / ><>+70,08< / >< / ><><>Unifavorit: Aktien< / ><>€ 335,05< / ><>+71,89< / >< / ><><>UniGlobal< / ><>€ 523,50< / ><>+58,78< / >< / ><><>UniGlobal-net-< / ><>€ 310,65< / ><>+56,84< / >< / ><><>UniRak< / ><>€ 161,77< / ><>+28,37< / >< / table>

<>< colspan="4">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 >< / ><><>FairWorldFonds< / ><>€< / ><>59,65< / ><>+17,65< / >< / ><><>PrivatFonds: ESG< / ><>€< / ><>59,42< / ><>+28,81< / >< / ><><>UniESG Aktien EuA< / ><>€< / ><>82,71< / ><>+42,06< / >< / ><><>UniEurKap.Co.net A< / ><>€< / ><>35,67< / ><>+8,14<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5,78< / ><>+29,09< / >< / ><><>UniIndustrie 4.0A< / ><>€< / ><>114,73< / ><>+74,52< / >< / ><><>UniOpti4< / ><>€< / ><>99,49< / ><>+8,54< / >< / ><><>UniRak ESG A< / ><>€< / ><>108,18< / ><>+31,48<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5,45< / ><>+30,10<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1,64< / ><>+17,24<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9,82< / ><>+16,01<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41,62< / ><>+146,02< / >< / ><><>UniStruktur*< / ><>€< / ><>129,52< / ><>+31,65< / >< / table>

<>< colspan="4">Union Invest Real Estate< / >< / ><><>Unilmmo:Dt.< / ><>€< / ><>92,11< / ><>+4,57< / >< / ><><>Unilmmo:Europa< / ><>€< / ><>46,26< / ><>-10,33< / >< / ><><>Unilmmo:Global*< / ><>€< / ><>39,33< / ><>-13,74< / >< / table>

<>< colspan="4">Universal Luxemburg< / >< / ><><>CondorBalance-UI< / ><>€< / ><>106,23< / ><>+22,07< / >< / ><><>CondorChance-UI< / ><>€< / ><>137,46< / ><>+52,62< / >< / ><><>CondorTrends-UI*< / ><>€< / ><>126,00< / ><>+38,97< / >< / table>

W&W Int.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224,77 +92,47

<>< colspan="3">Warburg Invest< / >< / ><><>DMüller Prem Akt €< / ><>€ 89,56< / ><>+6,02< / >< / table>

其他< / td>< / tr> <>KanAM Spz Leading Cities€< / ><>56,05< / ><>-45,18< / >< / tr><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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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维持现状”，我并非合适人选

国际奥委会（IOC）成员米夏埃尔·姆龙茨希望成为德国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为何竞选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以及他在慕尼黑争取举办奥运会的竞争中提供了怎样的机会

MARLENA WALDTHAUSEN / LAIF 米夏埃尔·姆龙茨 是企业家 兼体育管理人员， 自 2023 年起成为 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IOC） 成员

米夏埃尔·姆龙茨几乎无法为接受《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的独家专访选择比这里更美好的地方了。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露台上，面对日内瓦湖的开阔景色，这位 59 岁的体育管理人员就其计划于 12 月竞选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的问题回答了提问。姆龙茨希望在 2026 年 5. 12 月于法兰克福举行的 DOSB 会员大会选举中接替托马斯·魏克特，后者在任职五年后将不再参选。

[...OMITTED...]

Berries Boßmann

《周日世界报》：姆龙茨先生，您刚刚经历了动荡的几天。起初，一个遴选委员会打算提议由您作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一职的唯一候选人，该职位将于12月5日选出。但随后大约十几个顶层协会表示反对。最终您还是被推荐了——但在10月30日申请截止日期之前，顶层协会和州体育联合会仍可提名其他候选人。这就是在9月底决定由慕尼黑申办奥运会后所宣传的国家凝聚力吗？

米夏埃尔·姆龙茨：这就是民主，任何想要竞选主席或进入主席团的人都可以在10月30日之前报名。这次讨论让我想起三年前的情况，当时我通过选举进入国际奥委会（IOC），同时也进入了DOSB主席团，并在奥运申办问题上问道：“我们是只想参与其中，还是想要获胜？”当时的德国体育界采取的是一种国家整体方案，希望将奥运会分布在全国两三个城市。我解释说，国际奥委会追求的是紧凑型赛事，德国如果采用这种方案在国际上将没有机会。随后所有候选人就“单一村庄”（One Village）概念达成了一致。我们在两周前于巴登-巴登展示的结果，正是通过团结一致和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候选方案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已经获得了一项超过40亿欧元的德国体育投资坚定承诺。这种做法证明了我对如何成功开展与德国体育合作及服务德国体育工作的理解。

《周日世界报》：遴选委员会是在顶层协会的倡议下设立的，但随后顶层协会中尤其是冬季运动阵营和来自巴伐利亚的官员却不接受支持姆龙茨的决定，这难道不矛盾吗？

姆龙茨：正如我所说：我向组织化体育界提供我的候选资格以及一个清晰的方案。我个人认为，我们过多地讨论人事问题，如果能转而关注内容，我将非常欢迎。尤其是俱乐部里的年轻人，他们不考虑支柱和结构，他们考虑的是服务项目。这就是激励我并让我兴奋的地方：将人们及其对体育的期望重新置于核心位置。目标是让更多的人热爱体育并参与其中。

《周日世界报》：有人认为您的劣势在于，作为一名体育经理，您缺乏必要的“圈内气息”（Stallgeruch）。

姆龙茨：50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网球和曲棍球俱乐部的成员，体育传达给我的价值观至今仍在驱动着我。我的哥哥亚历山大曾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因此我既了解俱乐部里的群众体育，也了解顶层协会里的竞技体育。我在组织化体育领域工作了30年。虽然我没有在德国体育的三大支柱中担任职务，但我了解体育及其结构。但也许正是这种不同的方向，现在对这些支柱也是有益的。而且，如果一个在马术领域工作多年的人在什么方面不缺乏，那么绝对不缺乏“马厩味”（Stallgeruch，此处为双关语，姆龙茨微笑）。

《周日世界报》：这些顾虑是否可能与您个人关系不大，而是与职位分赃有关？遴选委员会提议了三位新候选人担任您的副主席，但他们也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获得认可：西尔克·伦克-朗格（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体育联合会）、弗洛里安·斯佩尔（举重）和弗里茨·尤森（经济专家）。不过，据称滑雪协会主席约尔格·弗莱希特纳也提出了要求。

姆龙茨：我专注于提出一份在内容上具有说服力的方案。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塑造事物并推动其向前发展。如果人们仅仅想要“维持现状”，那么我就不合适。但如果人们想要发展，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作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必须更强有力地为体育支柱提供服务，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再次将体育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获得更高的认可度，那么这就是我的方案。在德国，人们至今仍说体育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副业。而我认为，体育应该是最美好的主业之一。DOSB 的任务必须是在必要的地方发出体育之声——但要使用一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

《周日世界报》(WAMS)：您具体是指什么？

姆龙茨：例如卫生政策和预防领域。如果在财政委员会的卫生报告中，预防这个话题仅在引入消费税的背景下被提及，那么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承认我们没有正确且充分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讨论的重点变成了烟草、酒精和糖，而不是体育。教育政策和公共事务领域也是如此。我们要么接受现状，要么准备做出改变。我非常倾向于识别缺陷所在并着手解决。

WAMS：马丁·恩格尔哈特（Martin Engelhardt）被认为是接替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主席托马斯·魏克特（Thomas Weikert）的潜在竞争对手，他是铁人三项联盟主席，目前担任 DOSB 副主席。您是否愿意进入一场竞争激烈的投票？ 姆龙茨：如果马丁·恩格尔哈特决定参选，我会寻求与他进行对话。

WAMS：您的议程中还有什么内容？

姆龙茨：一个现代化的 是成功申办奥运会的支撑。我们不能再将两者分开看待。国际奥委会本周宣布，2036年奥运会有七个申请者：卡塔尔、印度、韩国、南非、匈牙利（布达佩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德国（慕尼黑）。我们现在进入了申办的新阶段，必须在国际上建立更专业的布局。因此，不能犯这样一个错误，即只看到奥运进程而忽视 内部必要的变革进程。这两者必须是并行推进的。就 而言，我认为有四个核心要点。

WAMS：第一点是什么？

姆龙茨：体育传递了在当今社会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尊重、公平竞争、团队精神和融合。尤其是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中，我们必须思考：什么是连接元素？体育可以成为这座桥梁，让人们在其中寻找并获得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更好地使用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为此，我们还必须拥有一个人们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对体育的投资不是“可选”投资，而是“必须”投资。

拦截（Grätsche）

不跳舞的就是沙尔克人

奥利弗·米勒

对于波鸿卡斯特罗珀大街体育场东看台的资深观众来说，他们正面临着一项真正的挑战。周日，他像往常一样站在球门后的位置——突然间，这种情况发生了。比勒费尔德军团的球迷们唱道：“不跳舞的就是阿米内（Bielefeld）！”

一个普通的 VfL（波鸿）球迷会怎么做？根据某种特定的逻辑，他甚至必须怎么做？没错：跳起来。谁想成为阿米内呢？但问题在于：波鸿人在他们的球迷看台上不再被允许跳跃。这是 VfL 俱乐部和波鸿体育场管理公司规定的。

在体育场改造过程中，一项评估报告显示，“通过共同的、有节奏的跳跃或蹦跳，即许多人的同步运动，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蹦床效应’”。这可能会导致“强烈的震动”，尤其是对于“不习惯”的体育场观众来说，可能会引起一种未具体定义的“不适感”。

一些人认为，不公平之处恰恰在于此：资深的、通常为男性且往往酒量较好的东看台观众，在行使一项受习惯法保护的传统仪式时，却因为过度考虑他人而受到限制——仅仅是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个别的人呕吐。然而，正如格德·波尔特所言，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被强迫成为少数派——每个人都有权加入大多数。

VfL 希望跳跃禁令能够得到遵守。这与其说是担心可能面临的禁赛，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个别人员的恐慌引发危险的连锁反应。

所以，让我们认真地祈祷——也希望比勒费尔德人不要采取特别阴险的手段：“不跳舞的就是沙尔克人！”

巅峰与低谷

希望在最后时刻才熄灭！美国滑雪协会出人意料地将这位超级巨星提名进入新赛季的一线队。但快速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位 41 岁的运动员仍在承受奥运会大斜道赛摔倒后的后遗症。

弗朗齐丝卡·科赫

这位世锦赛第三名的选手遭遇了巨大的失望：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欧锦赛个人计时赛中，这位 26 岁的巴黎-鲁贝赛冠军仅获得第 11 名。在 22 公里的赛道上，科赫比来自瑞士的欧洲冠军马琳·罗伊瑟慢了 2:57 分钟。

第二联赛 ____

海登海姆-凯泽斯劳滕..... 布伦瑞克-基尔..... 达姆施塔特-科特布斯..... 马格德堡-汉诺威..... 奥斯纳布吕克-德累斯顿..... 纽伦堡-沃尔夫斯堡..... 圣保利-卡尔斯鲁厄..... 赫塔-菲尔特..... 波鸿-比勒费尔德....

7.< / td><>比赛日< / ><>场次< / ><>进球< / ><>积分< / >< / tr><><>1.< / ><>赫塔< / ><>6< / ><>17:7< / ><>18< / >< / ><><>2.< / ><>纽伦堡< / ><>6< / ><>16:6< / ><>16< / >< / ><><>3.< / ><>海登海姆< / ><>6< / ><>14:12< / ><>13< / >< / ><><>4.< / ><>沃尔夫斯堡< / ><>6< / ><>15:8< / ><>11< / >< / ><><>5.< / ><>凯泽斯劳滕< / ><>6< / ><>6:4< / ><>11< / >< / ><><>6.< / ><>马格德堡< / ><>6< / ><>11:9< / ><>10< / >< / ><><>7.< / ><>科特布斯< / ><>6< / ><>14:13< / ><>8< / >< / ><><>8.< / ><>圣保利< / ><>6< / ><>8:8< / ><>7< / >< / ><><>9.< / ><>波鸿< / ><>6< / ><>5:6< / ><>7< / >< / ><><>10.< / ><>汉诺威< / ><>6< / ><>7:9< / ><>7< / >< / ><><>11.< / ><>奥斯纳布吕克< / ><>6< / ><>9:12< / ><>7< / >< / ><><>12.< / ><>菲尔特< / ><>6< / ><>9:11< / ><>6< / >< / ><><>13.< / ><>比勒费尔德< / ><>6< / ><>10:12< / ><>5< / >< / ><><>14.< / ><>卡尔斯鲁厄< / ><>6< / ><>6:12< / ><>5< / >< / ><><>15.< / ><>布伦瑞克< / ><>6< / ><>12:13< / ><>4< / >< / table>

<><>16. 基尔< / ><>6< / ><>7:10< / ><>4< / >< / ><><>17. 德累斯顿< / ><>6< / ><>8:14< / ><>4< / >< / ><><>18. 达姆施塔特< / ><>6< / ><>5:13< / ><>4< / >< / table>

<><>基尔-赫塔< / ><>16.10.< / >< / ><><>科特布斯-纽伦堡< / ><>16.10.< / >< / ><><>沃尔夫斯堡-海登海姆< / ><>17.10.< / >< / ><><>凯泽斯劳滕-波鸿< / ><>17.10.< / >< / ><><>菲尔特-布伦瑞克< / ><>17.10.< / >< / ><><>汉诺威-圣保利< / ><>17.10.< / >< / ><><>卡尔斯鲁厄-达姆施塔特< / ><>18.10.< / >< / ><><>德累斯顿-马格德堡< / ><>18.10.< / >< / ><><>比勒费尔德-奥斯纳布吕克< / ><>18.10.< / >< / table>

第三联赛

明斯特普鲁士-鲁尔埃森..... 雷根斯堡-哈弗尔瑟TSV..... 科隆财富-萨尔布吕肯..... 梅彭- VfB二队..... 格罗斯阿斯巴赫-瓦尔德霍夫..... 维尔茨堡-罗斯托克..... 杜伊斯堡-霍芬海姆二队..... 英戈尔施塔特-威斯巴登..... 亚琛-科隆维多利亚..... 杜塞尔多夫-费尔....

8.< / td><>比赛日< / ><>场次< / ><>进球< / ><>积分< / >< / tr><><>1.< / ><>杜伊斯堡< / ><>7< / ><>19:7< / ><>18< / >< / ><><>2.< / ><>科隆维多利亚< / ><>7< / ><>19:9< / ><>15< / >< / ><><>3.< / ><>鲁尔埃森< / ><>7< / ><>13:9< / ><>14< / >< / ><><>4.< / ><>萨尔布吕肯< / ><>7< / ><>19:12< / ><>13< / >< / ><><>5.< / ><>霍芬海姆二队< / ><>7< / ><>14:8< / ><>13< / >< / ><><>6.< / ><>罗斯托克< / ><>7< / ><>15:15< / ><>12< / >< / ><><>7.< / ><>亚琛< / ><>7< / ><>11:8< / ><>11< / >< / ><><>8.< / ><>明斯特普鲁士< / ><>7< / ><>12:13< / ><>11< / >< / ><><>9.< / ><>瓦尔德霍夫< / ><>7< / ><>11:10< / ><>10< / >< / ><><>10.< / ><>杜塞尔多夫< / ><>7< / ><>6:7< / ><>10< / >< / ><><>11.< / ><>费尔< / ><>7< / ><>10:13< / ><>10< / >< / ><><>12.< / ><>科隆财富< / ><>7< / ><>8:8< / ><>9< / >< / ><><>13.< / ><>格罗斯阿斯巴赫< / ><>7< / ><>6:9< / ><>8< / >< / ><><>14.< / ><>英戈尔施塔特< / ><>7< / ><>7:11< / ><>8< / >< / ><><>15.< / ><>VfB二队< / ><>7< / ><>12:15< / ><>7< / >< / ><><>16.< / ><>维尔茨堡< / ><>7< / ><>11:15< / ><>7< / >< / ><><>17.< / ><>梅彭< / ><>7< / ><>8:15< / ><>6< / >< / ><><>18.< / ><>雷根斯堡< / ><>7< / ><>13:17< / ><>5< / >< / ><><>19.< / ><>威斯巴登< / ><>7< / ><>5:13< / ><>5< / >< / ><><>20.< / ><>哈弗尔瑟TSV< / ><>7< / ><>10:15< / ><>4< / >< / table>

<><>罗斯托克-梅彭< / ><>13.10.< / >< / ><><>鲁尔埃森-科隆财富< / ><>13.10.< / >< / ><><>VfB二队-霍芬海姆二队< / ><>13.10.< / >< / ><><>萨尔布吕肯-杜伊斯堡< / ><>13.10.< / >< / ><><>哈弗尔瑟TSV-维尔茨堡< / ><>13.10.< / >< / ><><>明斯特普鲁士-杜塞尔多夫< / ><>14.10.< / >< / ><><>费尔-雷根斯堡< / ><>14.10.< / >< / ><><>威斯巴登-亚琛< / ><>14.10.< / >< / ><><>瓦尔德霍夫-英戈尔施塔特< / ><>14.10.< / >< / ><><>科隆维多利亚-格罗斯阿斯巴赫< / ><>14.10.< / >< / table>

英超联赛

阿森纳-利兹..... 维拉-布伦特福德..... 切尔西-伯恩茅斯..... 伊普斯维奇-富勒姆..... 桑德兰-布莱顿..... 曼联-托特纳姆热刺..... 水晶宫-诺丁汉森林..... 赫尔城-埃弗顿..... 利物浦-曼城..... 考文垂-纽卡斯尔....

6.< / td><>比赛日< / ><>场次< / ><>进球< / ><>积分< / >< / tr><><>1.< / ><>曼城< / ><>5< / ><>13:5< / ><>15< / >< / ><><>2.< / ><>阿森纳< / ><>5< / ><>8:4< / ><>12< / >< / ><><>3.< / ><>布莱顿< / ><>5< / ><>16:5< / ><>10< / >< / ><><>4.< / ><>布伦特福德< / ><>5< / ><>10:4< / ><>9< / >< / ><><>5.< / ><>利兹< / ><>5< / ><>7:3< / ><>9< / >< / ><><>6.< / ><>利物浦< / ><>5< / ><>7:4< / ><>9< / >< / ><><>7.< / ><>埃弗顿< / ><>5< / ><>6:3< / ><>9< / >< / ><><>8.< / ><>赫尔城< / ><>5< / ><>6:4< / ><>8< / >< / ><><>9.< / ><>纽卡斯尔< / ><>5< / ><>9:9< / ><>8< / >< / ><><>10.< / ><>切尔西< / ><>5< / ><>10:12< / ><>7< / >< / ><><>11.< / ><>伊普斯维奇< / ><>5< / ><>7:11< / ><>6< / >< / ><><>12.< / ><>曼联< / ><>5< / ><>8:8< / ><>5< / >< / ><><>13.< / ><>诺丁汉森林< / ><>5< / ><>4:5< / ><>5< / >< / ><><>14.< / ><>桑德兰< / ><>5< / ><>6:10< / ><>4< / >< / ><><>15.< / ><>水晶宫< / ><>5< / ><>6:11< / ><>4< / >< / ><><>16.< / ><>维拉< / ><>5< / ><>4:9< / ><>4< / >< / ><><>17.< / ><>伯恩茅斯< / ><>5< / ><>6:8< / ><>3< / >< / ><><>18.< / ><>考文垂< / ><>5< / ><>1:10< / ><>3< / >< / ><><>19.< / ><>富勒姆< / ><>5< / ><>5:8< / ><>2< / >< / ><><>20.< / ><>托特纳姆热刺< / ><>5< / ><>2:8< / ><>2< / >< / table>

德甲第5. 比赛日。

GETTY IMAGES / PAU BARRENA 考验耐力：本赛季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迷不得不目睹球队在四场德甲比赛中遭遇四次失利

全部清零

每个人都将获得一次新机会——这就是亚历山大·布莱辛试图带领门兴格拉德巴赫摆脱下滑螺旋的行动方针。这位新任教练的首场比赛恰恰是与科隆的莱茵德比

亚历山大·布莱辛担心，他在某个方面可能有些生疏。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本可以保护自己的嗓子，因此嗓子“首先需要重新训练”，这位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新任教练说道。

奥利弗·米勒

但在他为新雇主主持的前几次训练课中，他的表现再次显得相当干练。这位53岁的人在大声下达指令方面绝不含糊：布莱辛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指示，赞扬或批评球员——而且声音很大。这看起来几乎像是他想通过高强度训练，防止任何人陷入那种致命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正是由于格拉德巴赫在本赛季的糟糕开局而潜入球员心中的：这回——就像上个赛季一样——又要完蛋了。

尽管布莱辛并不想成为，且俱乐部也不认为他是，但布莱辛实际上是一名“救火员”。他必须立即点燃影响力，防止宿命论长期根植。他必须让他的球队在周日即将到来的对阵 1. FC Köln 的莱茵德比（15.30 Uhr, DAZN）中，立即获得一次成功体验。“关键在于赢得这场比赛，动用所有可用手段。不仅因为这是德比战，更因为我们绝对希望在赛季中站稳脚跟并得分，”主席莱纳·邦霍夫（Rainer Bonhof）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任务。

对于一名新教练来说，曾经有过更轻松的开局。在四场比赛全部输掉且进失球比为 6:16 的灾难性局面后，积压的压力是巨大的。仅仅靠一名新教练的出席无法改变这一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布莱辛在上一赛季结束后不得不离开降级球队圣保利（FC St. Pauli），他在国家队比赛日开始时被介绍为被停职的欧根·波兰斯基（Eugen Polanski）在格拉德巴赫的继任者。“球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无法通过讨论将其抹除。但球队拥有潜力与质量，可以挖掘出更多东西，”他说道。当然，他意识到了不安的迹象——至少是在那些他已经开始共事并进行交谈的球员身上。毕竟在过去几周的大多数训练日里，许多球员都不在队中，因为他们随国家队参赛。

因此，对于布莱辛来说，关键在于通过某种“速成课程”传达他的原则。他传播的关键词是“位置感、准备状态、清晰度、勇气”。他希望——而且就在科隆之战中——派出这样一支球队：能够“共同防守”并“共同进球”。“这必须进入球员的脑海，”他解释道。他采取的方法是“以球为中心的防守”——这是所谓的 RB 足球哲学的核心。

这种思维塑造了布莱辛。2012年，他作为青年队教练加入了 RB 莱比锡，在那里他执教了六年的 U17 队和两年的 U19 队。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拉尔夫·朗尼克（Ralf Rangnick）及其导师、2024年去世的赫尔穆特·格罗斯（Helmut Groß）。从他们那里发展出的、高度依赖压迫（Pressing）和反压迫（Gegenpressing）的比赛方式，是布莱辛后来在职业执教站点——奥斯坦德、热那亚、圣吉罗斯和圣保利——所追求的理想。不过他强调，始终会根据球员各自的潜力进行调整。例如在汉堡，他在 2024 / 2025, 赛季成功创建了一套极其稳定的防线：当时刚升入德甲的圣保利仅丢 41 球——只有拜仁的记录更好（32）。

他也希望在格拉德巴赫实现类似的转型。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并不需要什么惊人之举，但需要一种挑战自身极限的意愿。“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训练表现或比赛来证明自己。接下来的问题是：谁能接受并愿意迈出这一步？我们将对此密切关注，”他宣布道。对于任何愿意接受他的足球风格（这种风格将对个人体能提出很高要求）的球员，大门都是敞开的。

可以预见，布莱辛（Blessin）在第一步将改变基本阵型：放弃波兰斯基（Polanski）在赛季初采用的四后卫体系，转向一个由三名中后卫组成的更紧凑的阵型。这将提供更高的安全性。至于球队的人员配置，布莱辛保留所有可能性。即使是那个一直以来都是“问题孩子”的弗洛里安·诺伊豪斯（Florian Neuhaus）也有了新机会。这位中场球员的天赋从未受到质疑，但此前已被多次弃用，且在波兰斯基麾下似乎再次被边缘化，他可能会在周日的比赛中进入首发名单。

“亚历山大·布莱辛名声在外，人们认为他能够组织球队并建立清晰的结构，”格拉德巴赫的首席财务官兼首席执行官斯特凡·斯特格曼（Stefan Stegemann）表示。他与体育总监鲁文·施罗德（Rouven Schröder）都意识到，这次的主教练选择必须正确。

因为这家传统俱乐部已经陷入下滑螺旋太久了。这有多种原因：球迷的高期望值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难以与财务能力相匹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教练职位的缺乏连续性。仅在过去五年中，阿迪·许特尔（Adi Hütter）、丹尼尔·法尔克（Daniel Farke）、赫拉尔多·塞奥内（Gerardo Seoane）和波兰斯基四位教练相继离任，且他们采取的方案截然不同。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稳定，反而产生了一种缓慢的去稳定化效应。

布莱辛在接手任务时没有预设偏见，他致力于重新开始并提供新机会。他表示自己是以“谦卑”之心投入工作的，因为他感受到了这家俱乐部的“力量与影响力”。他承诺将竭尽全力，成为带领格拉德巴赫走出这场持久危机的教练。“我会尽一切努力，让这段糟糕的时光变成一段美好的时光。”

关于比赛日的六个事实。

两项纪录的碰撞：奥格斯堡在过去 13 场主场比赛中仅输掉一场。对手拜仁慕尼黑则已连续 28 场比赛不败，这是历史上的第三长不败纪录。

抢跑者：法兰克福在过去四个比赛日的每场比赛前十分钟内都打入一球。黑森州球队在开场十五分钟内共打入五球。

谁才是热门？埃尔弗斯堡打入 8 球，进球数是柏林联盟的两倍，且多进行了 115 次对抗和 21 次冲刺。

霍芬海姆在四场比赛后仅获得 3 分。在该俱乐部的德甲历史上，得分更低的情况仅出现过一次：2015 年在四场比赛中仅获得 1 分。

美因茨面对其“恐惧对手”：在过去 6 场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中，该队一场未胜。在过去的 17 次交手中仅获得两次胜利。

跨赛季统计，斯图加特在过去连续 23 场德甲客场比赛中每场至少打入一球。这目前已创下俱乐部纪录。

接下来的比赛：周五 9.10.：多特蒙德 – 维尔德布雷门（在编辑截稿后进行）；周六 10.10., 15.30：霍芬海姆 – 汉堡, 奥格斯堡 – 拜仁慕尼黑, 美因茨 05 – 勒沃库森, 柏林联盟 – 埃尔弗斯堡, 帕德博恩 – 斯图加特；18.30：莱比锡 – 法兰克福；周日 11.10., 15.30：1. FC 科隆 – 门兴格拉德巴赫；17.30：弗赖堡 – 沙尔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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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 欧联 欧协联 资格赛 升级附加赛 降级

登顶王座的漫长之路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将成为继1991年鲍里斯·贝克尔之后首位登顶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德国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实现。对于这位汉堡人来说，这将实现他最后一个伟大的梦想。

1991年1月28日，星期一：面带笑容的鲍里斯·贝克尔登上了《图片报》的封面，他的头上被 P 上了一顶皇冠。在前一天，贝克尔在澳网决赛中击败了伟大的伊万·伦德尔，尽管他的背部在比赛期间一度出现问题。这是他的第五个大满贯冠军，也是他首次成为网球世界排名第一。一位新王诞生了。《图片报》以“鲍里斯一世，网球之国之王”为题。

Luca Wiecek

2026年11月的一个星期一：网球之国的权力交接。扬尼克一世离开王座，他的身体迫使他暂时放下这一职务。在时隔35年后，再次有一位德国人准备接任。现在是“萨沙一世”国王登场的时候了。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将成为新的世界排名第一，这一点自上周二起就已确定。扬尼克·辛纳通过视频信息宣布赛季报销，他表示面对复杂的膝盖问题，必须考虑自己的“长期职业生涯”。

在今年剩余的四项赛事中，辛纳将失去 3050 分，而兹维列夫在同一时期仅需卫冕 980 分。在目前落后 1280 分的情况下，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无论这位汉堡人在赛季结束前打得多么糟糕，他迟早会超越那位身材瘦长的意大利人。追赶者——前冠军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和美国新秀本·谢尔顿——距离太远，无法在今年对兹维列夫构成威胁。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这位 29 岁的德国人何时能接管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最早的日期是 11 月 2 日，即维也纳 ATP 赛后的第二天。为此，兹维列夫需要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上海大师赛中夺冠（他在首场比赛中以 6:4, 7:6 (7:4) 击败了中国选手 Wu Yibing），并在奥地利进入半决赛——或者在中国进入决赛并在维也纳夺冠。只有这两种组合能实现提前接管。否则，兹维列夫必须耐心等待直到巴黎赛或 11 月 12 日起在都灵举行的 ATP 年终总决赛。但最迟到那时，兹维列夫将成为网球世界的新王。

这将是一个与贝克尔时代不同的统治时期。在贝克尔的巅峰时期，德国民众对他崇拜至极。而对于兹维列夫，在对其体育成就给予公正认可的同时，依然存在着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多年积累而成的。在体育方面，源于他粗鲁的行为，其中最负面的爆发是向裁判椅发起的一次球拍攻击（2022年阿卡普尔科）。或者最近，他在每次发球前剧烈地拍球，令对手和专家感到心烦。根据 ESPN 的统计，仅在通往美网冠军的前五场比赛中，兹维列夫就让球弹跳了超过 12.000 次。

此外，还有关于兹维列夫私生活的指控。两名前女友指控他实施家庭暴力，该事件在法庭上以支付罚金结束，但明确没有定罪。尽管如此，这个话题仍时有被提起——例如在夏天赢得法网冠军后，据称他在被问及该话题后中断了与法国《队报》（L'Équipe）的采访。兹维列夫的形象受到了损害。

在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之前，兹维列夫的名声也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批评者认为他只是一个“填补空缺者”，之所以能站在最顶端，仅仅是因为阿尔卡拉斯今年因手腕受伤缺席了近五个月，而辛纳自7月中旬在温网夺冠以来就没再参加过比赛。这种论调认为，如果两人中有一个或两个都保持健康，兹维列夫根本不可能接近世界第一。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多年来在网球场上被视为“未完成者”——他现在正彻底摆脱这个名声。

这个说法让贝克尔愤怒不已。“他只能击败在场上与他对阵的对手。我认为这简直是厚颜无耻，是对他成就的极度不尊重，”他在上个月的“Becker Petkovic”播客中如此说道。

这里存在两种真相：当然，兹维列夫无法控制自己正处于职业生涯可能最好的状态，而竞争对手们却在身体上崩溃。但另一方面，兹维列夫最近在面对顶级球员——辛纳、阿尔卡拉斯以及老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时，从未获胜。在过去面对这三人的13场比赛中，兹维列夫遭遇连败——其中九场败给了辛纳。因此，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有一个有力的论点认为，这位德国人至少会成为一个比以往更弱的世界第一。兹维列夫对此可能并不在意。今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兹维列夫的传记将其冠以“未完成者”之名，这个头衔如今已不再适用，他正处于实现最后一个伟大梦想的边缘。

回顾一下：温网前夕，兹维列夫坐在一辆德罗宁（DeLorean）跑车里。这不是《回到未来》电影中的原车，而是艺人兼网红延斯·“Knossi”·克诺萨拉（Jens „Knossi“ Knossalla）的一辆复制车。克诺萨拉的车曾接待过尤尔根·克洛普、约科·温特沙伊特或埃利亚斯·姆巴雷克等名流。现在，兹维列夫1,98米的个头挤进了这辆更适合1,80米乘客的德罗宁车内，他的头几乎顶到了车顶。

“世界第一是我唯一还没有实现的目标。我曾经非常接近。遗憾的是我在2022年受伤了。这是我仍然想要实现的目标，”兹维列夫在被问到梦想时的采访中说道。他指的是那年的法网半决赛。如果他赢得了那次比赛，当时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但兹维列夫在对阵拉斐尔·纳达尔的半决赛中严重扭伤。在痛苦的尖叫中，登顶的希望破灭了，数月之久他都无法考虑此事。

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丹尼尔·梅德韦杰夫占据了榜首。这就涉及到了兹维列夫攀升至世界第一的下一个意义维度：这位德国人成为了一个“失落一代”的救星。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网球运动员，除了兹维列夫和梅德韦杰夫，主要还有多米尼克·蒂姆、卡斯珀·鲁德、斯特法诺斯·齐齐帕斯和泰勒·弗里茨。但除了梅德韦杰夫，还没有其他人能登顶。总体而言，这一代人仅记录了4次大满贯冠军（兹维列夫2次，梅德韦杰夫1次，蒂姆1次）。相比之下，在由“三巨头”德约科维奇、罗杰·费德勒和拉斐尔·纳达尔领衔的80年代统计数据中，冠军数高达80个；而2000年代通过“新双雄”阿尔卡拉斯和辛纳已经达到了12个。

兹维列夫一直代表着处于两个纯粹统治时代之间、几乎分不到蛋糕的一代人。现在，情况对他而言恰好及时地发生了改变。“到了29岁，你不再确切知道还会有多少机会，”兹维列夫在克诺萨拉的德罗宁车里说道。当时他是在谈论作为热门选手在罗兰·加洛斯决赛中必须击败意大利人弗拉维奥·科博利的压力。但这句话可以1:1地套用到世界第一的地位上。兹维列夫利用了他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在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再次变得不可逾越之前。

最高层级的祝贺已经送达。在一条宣布兹维列夫成为男子网球历史上第 30 位世界第一的帖子下，贝克尔在 X 平台上写道：“祝贺你，萨沙”。加冕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唯独兹维列夫本人对此还不想过多谈论。

“目前这成了所有人的谈论话题。我唯一能掌控的，是我在网球场上的表现，”兹维列夫在上海赛开始前表示。萨沙·I 表现得十分克制。

如果是为了“维持现状”，那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

《周日世界报》（WAMS）：第二点是什么？

姆龙茨：我们作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必须更加强烈地将自己定位为各州体育联盟、顶尖体育协会以及承担特殊任务的协会的服务提供商。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向会员、向俱乐部中的每位运动员优化其服务？我们必须更强烈地体现服务导向。

WAMS：第三点？

体育自治这个议题至关重要。只有在政治不过度干预体育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为人们提供方向并扮演桥梁搭建者的角色。我有时觉得体育领域中政治色彩太浓了。我们应该将更多体育精神引入政治。

WAMS：前皮划艇运动员罗纳德·劳赫（Ronald Rauhe）作为新任体育国务部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姆龙茨：我们拥有一位两届奥运冠军担任体育国务部长，这太棒了。单凭这一点，他的意见就具有更高的分量。在像我们这样处于奥运申办进程中的国家中，还有谁能说他们的体育国务部长是两届奥运冠军？

WAMS：您方案中的最后一点是？

姆龙茨：一次强有力的奥运申办，这将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 DOSB 产生相互作用，例如，后者不应将数字化视为威胁，而应将其视为扩展服务的机遇。

WAMS：有一项决议，未来 DOSB 主席每月将获得 2000 欧元的津贴，而非 250 欧元的费用补偿，其副主席每人将获得 1000 欧元。与德国足协（DFB）等其他大型协会高层拿到的金额相比，这依然是小钱……

姆龙茨：DOSB 主席一职是名誉职。如果一个人愿意出任主席，他事先就应该知道框架条件是什么。我不想被选上只是为了在信头纸上多一个新头衔，而是因为我有一个能让德国体育界凝聚在一起的想法。

WAMS：您兼任 DOSB 主席和国际奥委会（IOC）委员的双重身份，对于慕尼黑申办 2036, 2040 或 2044, 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是否是一个优势，因为您准确知道在国际奥委会授予主办权之前关键点在哪里？

姆龙茨：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这些事情分开看待。对于在德国举办的其他国际赛事也是如此，例如 2029 年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家体育顶层组织的负责人，在国际体育界会有更强有力的影响力。正如我所说：我们现在与慕尼黑一起进入了奥运申办的新阶段，必须在国际上展现出明显更强、更具存在感的形象。我的想法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我为此而宣传。人们是否想要 DOSB 的这一现代化和改革进程，同时又想在国际上加强奥运申办？这就是目前组织化的德国体育界必须做出的决定。

WAMS：2027 年初，国际奥委会计划在七个候选者中筛选出较少的人数，从与 DOSB 等机构进行的“持续对话”（continuous dialogue，即松散的申办洽谈）转入“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即深化对话。您认为慕尼黑继续留在名单中的机会有多大？

姆龙茨：从两位数的申请者数量开始，我们已经完成了进入 2036. 年精简筛选名单的第一个小步骤。用体育语言来说：我们不再处于训练营阶段，而是进入了比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重点是在预赛中针对所有议题努力工作，以便我们做好准备，在 3 月份通过第一轮预赛或半决赛进入下一轮。

《周日世界报》（WAMS）：那么 2028 年将是带有具体谈判的“定向对话”，随后国际奥委会将在 2029 年中期授予 2036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姆龙茨：通过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建立的流程，我们重新在国际体育界，特别是国际奥委会中建立了极大的信任。目前我们在申请夏季奥运会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是自 1972 年奥运会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是德国体育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如此，我还是警告不要轻率，不要将其视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周日世界报》（WAMS）：您本周参加了在洛桑举行的一场国际奥委会活动。您的同行们对慕尼黑的申办反应如何？

姆龙茨：在国际上，德国的这一进程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在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针对夏季奥运会，在慕尼黑以及科隆 / 莱茵-鲁尔地区分别获得超过 66% 支持率的两场公民投票。

这也增强了国际奥委会的形象。与此同时，这导致国际奥委会内部许多人对德国的申办产生浓厚兴趣，并且对各种方案和流程非常了解。在洛桑，我得以利用机会为慕尼黑及其方案的紧凑性进行宣传：超过 90% 的运动员将住在奥运村，这个数字在近期的许多申办方案中已经不再出现了。此外，作为 1972 年奥运会的遗产，慕尼黑市中心还拥有奥林匹克公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慕尼黑拥有丰富的经验，不仅是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方面，还包括安全会议或慕尼黑啤酒节——后者在 16 天内吸引了 700 万游客。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并为在各个层面深化对话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周日世界报》（WAMS）：如果 2036 年没能成功呢？ 姆龙茨：那么德国将准备好由慕尼黑申办 2040 年奥运会。

新闻

足球

世界杯：侮辱性言论分析报告

根据国际足联（Fifa）的数据，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世界杯期间，在 1606 名接受评估的球员和相关负责人中，超过半数在社交媒体上遭受了侮辱。根据互联网保护服务机构 SMPS 的分析，共有超过 240.000 条评论被判定为侮辱性言论并被举报至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在约 6000万条评论中，共有 812 人受到影响。国际足联在周六的“心理健康日”之际公布了这些数据。调查显示，种族主义是最常见的歧视性侮辱形式，占比 12%。近 800 个账号已被移交给执法部门。关于一名在北美世界杯期间遭受网络仇恨攻击最严重的职业球员（未透露姓名），相关评论超过 10.000 条，其中约 40% 涉及种族主义。

穆勒遭遇受伤

由于大腿受伤，前国家队球员托马斯·穆勒将暂时缺席他在北美职业联赛（MLS）温哥华白帽队的比赛。其教练杰斯珀·索伦森（Jesper Sörensen）公布了这一消息。因此，这位 37 岁的前世界杯冠军将在周日错过与前德甲球员孙兴慜及其所属的洛杉矶 FC 的对决。穆勒在对阵芝加哥之火的比赛中，在 0:1 的比分时于半场被换上。然而，他未能阻止球队以 1:3 负于巴斯蒂安·施魏因施泰格的前俱乐部以及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的新俱乐部。在比赛结束时，他遭受了大腿受伤。教练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具体需要缺阵多久。尽管遭遇失利，温哥华队仍以领先圣路易斯队 3 分的优势继续领跑西部联盟。至此，围绕前拜仁球星穆勒的白帽队已将进入季后赛作为明确目标。

一级方程式赛车

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予以反击

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托托·沃尔夫（Toto Wolff）强力反击了网络上的阴谋论。在新加坡大奖赛期间，沃尔夫在批评中针对那些指责他内部偏袒世界杯领先者基米·安东内利（Kimi Antonelli）而非追随者乔治·罗素（George Russell）的指控表示：“任何这么想的人都简直没脑子。这根本毫无道理，”这位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愤慨地说道。在社交网络上，失望的球迷们提出了指控，因为罗素在上周末的马来西亚站中长期处于领奖台争夺位置，但在结束前几圈因发动机故障退赛。“你们认为我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乔治，现在发动机故障’吗？”沃尔夫反问道。“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是为每个人配备相同的设备。”对于梅赛德斯而言，最终目标也是赢得车队年度冠军。

篮球

魏德曼离开费希塔

国家队球员尼尔森·魏德曼（Nelson Weidemann）将离开德甲联赛，前往新西兰加入德国世界杯冠军教练戈登·赫伯特（Gordon Herbert）所在的俱乐部。这位 27 岁的球员在与德甲俱乐部 Rasta Vechta 签署的三个月合同到期后，行使了转会选项，在周六对阵前俱乐部 Ratiopharm Ulm 的比赛后，将为 BNZ Breakers 效力。

PICTURE-ALLIANCE / WERNER BAUM

22. Juni 1974, 汉堡：东德后卫格德·基舍（左）与弗朗茨·贝肯鲍尔（中）对决。保罗·布赖特纳（右）在远处观看。

我是一个直率的人

虽然格德·基舍（Gerd Kische）在汉莎罗斯托克队仅在乙级联赛踢球，但他曾在东德国家足球队中占据了十年的主力位置。然而，仅凭这一政治因素，还不足以让这位梅克伦堡人成为在1981年春季被迫结束职业生涯之前的那个异类。这位1976年的奥运冠军在两年前同样属于那支以1:0击败世界杯东道主德国队的东德之师，他被认为性格倔强，说话从不遮掩，并引发了多次风波。柏林墙倒塌后，他重返足球界。1991年，他作为主席带领他的汉莎足球俱乐部成为首个进入德甲联赛的东部俱乐部。10月23日，他将迎来75岁生日。这位热衷于狩猎的人邀请我们前往他狩猎区的猎台进行交谈。对他而言，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放松交谈的地方了。

冈纳尔·迈恩哈特（Gunnar Meinhardt）

《周日世界报》：基舍先生，您看起来异常温顺。您怎么了？ 格德·基舍：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的宁静让我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WAMS：但从内心深处来说，您是否仍然是那个曾被君特·内策尔（Günter Netzer）称为“东德足球革命者”的人，因为您在遇到不满意的事情时总是直言不讳？ 基舍：我是一个直率的人——并且永远会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少数几个真正的朋友。我希望每天都能坦然地照镜子。如果我对某件事不满，就必须明确地说出来，我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

WAMS：作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足球的领军人物，您的直率让许多周围的人与您产生了矛盾——而且显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最近，您的出生地特特罗（Teterow）拒绝授予您荣誉市民称号。 基舍：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因为该申请是由德国选择党（AfD）提交给市议会的，对此我毫不知情，随后基社盟（CDU）和社民党（SPD）的代表投了反对票。与此同时，我还被指责在45年前殴打过前妻。无论是否成为荣誉市民，我都同样热爱我的故乡。而且那里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我。

WAMS：那次灾难性的肢体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基舍：我对1981年1月所做的事情深感遗憾。那是我的理智失控的一刻。当时我们想要分开，于是她请求在南美洲国家队巡回赛结束后再提交离婚申请，否则她将无法随队飞行。她无视了我的请求，导致我被踢出了大名单。两天后，我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旅行许可。当我见到妻子时，我对她说：“哈，你没达到目的。他们更相信我而不是你。现在我要离开三周了。”

《周日世界报》：她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基舍：她反驳道：“我一直就知道你是个史塔西走狗。”随后发生了不可原谅的事，我的手失控了。之后，惩罚机制迅速启动：党组织、俱乐部——所有人都对我发起猛攻。仅仅两小时后，我就不再是旅行骨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这次冲动行为之前，我一直享有特权。即使我酒后驾车，也不会出事。但因为这次愤怒爆发，我受到了无情的惩罚——而且这是理所应当的。

《周日世界报》：尽管如此，您还是完成了那个赛季，这是怎么做到的？ 基舍：当时有人试图悄悄地处理这件事。这导致史塔西再次找上我——尽管我从未签署过任何承诺书，但他们在档案中将我列为“非正式合作者 Neeskens”。他们向我保证，如果我现在签字，他们会按照我的意愿处理剩下的事情。我再次拒绝了，这标志着我的职业体育生涯结束了，我必须入伍，之后在一家住房建设组合企业的办公室工作，并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即使是对我最凶狠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经历。

《周日世界报》：当时您没有想过离开民主德国（东德）吗？德甲联赛会抢着要您。您比任何球员都快，100米跑速为10,7秒。 基舍：我绝不能那样对待我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否则我会把他们拖入不幸之中。

《周日世界报》：就像您后来对待许多汉莎罗斯托克球迷那样。1992年春天，您作为主席解雇了功勋教练乌韦·赖因德斯，他曾带领俱乐部成为最后一个东德冠军和杯赛冠军，并获得了德甲资格。

基舍：赖因德斯最初取得的成就确实很棒。但之后，他更关心自己的商业营销而非球队，每周只训练两次。我不能对此表示认可。我知道他有严重的财务问题，想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但当他甚至与我们的按摩师打架时，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

《周日世界报》：是什么事？

基舍：作为云达不莱梅的资深职业球员，他在我的前任与不莱梅签署的广告和合作协议中扮演了角色，这实际上出卖了汉莎。那份苛刻的合同规定，其中一项是我们要优先将年轻球员转让给云达不莱梅。我撕毁了这份合同，并将其寄回给了经理威利·莱姆克。当时的球迷们并不理解这一点。

《周日世界报》：于是他们给您发送了死亡威胁。

基舍：这让我深受打击。遗憾的是，那些因暴力倾向而毫无底线的人将一直存在。

《周日世界报》：在汉莎足球俱乐部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袭击火车，破坏车站、加油站和卫生设施。您现在还能认同这家俱乐部吗？

基舍：这些骚乱对于该地区，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旨在吸引游客的联邦州来说，简直是可怕的。当我与人们交谈时，话题大多集中在这些丑闻上。许多父母因此不再带孩子去看比赛。对于某些所谓球迷造成的破坏，我感到深切的羞愧。尽管如此，汉莎永远是我终身的俱乐部，因为我欠它很多。如果没有它的慷慨支持，我永远无法举办74年世界杯和76年奥运会冠军队的盛大周年纪念聚会。

《周日世界报》：您难道不想再次积极地参与到一个没有丑闻的俱乐部中吗？

基舍：不想，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轮到其他人去努力了，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以便最终能重新回到德甲联赛中比赛。

格德·基舍（Gerd Kische）曾与国家队共同创造了东德足球的两大最高成就。他一直是个敢于争论的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今，他即将迎来 75 岁生日。

从 1971 年到 1981 年，格德·基舍为罗斯托克汉莎足球俱乐部（FC Hansa Rostock）出场 181 次。期间，这位边后卫打入了 11 个进球。柏林墙倒塌后，他曾担任这家波罗的海俱乐部的主席和经理。他共参加了 63 场国家队比赛，在 1974 年世界杯中获得第六名，并在 1976 年获得奥运冠军。这位已离婚的经济工程外交硕士现居住在罗斯托克附近。

《周日世界报》：回顾过去，您的体育生涯巅峰是什么？ 基舍：是我作为国家队球员打进的那一个球。（笑）

《周日世界报》：那是一个乌龙球，而且是东德国家队历史上第一个乌龙球。15. November 1978 年，您在鹿特丹地开启了 0:3 输给荷兰队的局面。

基舍：没错。玩笑话到此为止，我的高光时刻当然是 1976 年夏季奥运会和 1974, 世界杯，尤其是对阵西德的那场比赛。我至今与君特·内策尔（Günter Netzer）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球员时代我就非常钦佩他。

《周日世界报》：当时你们击败了德国足协（DFB）的球队，但后者最终还是赢得了冠军。在过去的三届世界杯中，德国队总是过早出局。在新任国家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的带领下，一切都将好转。您相信吗？

基舍：并不真正相信。那些被宠坏的年轻职业球员在自己的泡沫中过得太舒服了。如果他们的观念不改变，即使是最优秀的教练也无能为力。但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周日世界报》：在哪些方面？继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之后，德国选择党（AfD）在您所在联邦州的州议会选举中也成为了最强势力。

基舍：这并非没有原因。许多人已经厌倦了过去几年的傲慢政治，尤其是那种“防火墙”政策。这堵墙立得越久，AfD 吸引的人就越多。作为运动员，只有敢于面对对手并击败他的人才能获胜。回避不讨喜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失败。政治也是如此，这是真正民主的一部分。而且，仅仅因为有人投票给 AfD，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极右翼分子。这里有很多话可以谈。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如何维持生计，而我们的政府却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资助。政府没有寻求外交和平解决方案，反而让自己越来越像战争煽动者。这让我感到恐惧。

《周日世界报》：现在首先是您的 75. 生日。您打算如何庆祝？ 基舍：我将在纳米比亚的一片稀树草原上放松身心。格德·基舍想要撼动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您在开篇的问题中没有说错：我变得温顺了，也可以称之为“年老心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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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稳固，但被遗忘了及时维修

德国曾被认为是可靠、富裕且稳定的。如今，经济疲软，国家陷入自我瘫痪，信心在消减。在给一位意大利女性朋友的信中，我们的作者迪克·舒默（Dirk Schümer）描述了这个曾经的模范国家的衰落

天呐，怎么会变成这样

亲爱的玛丽亚·格拉齐亚！

德国到底怎么了？在我们见面和通话时，你总是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且频率越来越高。作为一名身心都属于意大利的人，你一直对我所在的祖国充满好感。你来这里几十次，甚至还学了一点德语。德国人的准时、整洁与可靠，德国的优质产品，德国的文化——这些在我的德国同胞们早已不再传唱赞歌之时，你依然在向我这个来自德国的老朋友大加赞赏。

现在，在意大利，你不断收到来自“日耳曼尼亚”的惊悚消息。学校里不再学习任何知识；工业领域大规模裁员，而与此同时，数百万移民几乎让丰厚的社会福利体系崩溃。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以不准时而闻名；道路和桥梁破旧不堪。德国人经常不得不进口电力，因为数以万计的风力发电机在无风时便停摆，而核电又被禁止。在经历了数十年近乎乏味的稳定之后，德国人现在的投票倾向日益极端。选择党（AfD）在全国范围内最受欢迎，而在柏林，偏偏在柏林，共产主义者们取得了胜利。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他们的总理赶紧下地狱。这些确实足以让你发出叹息：天呐（Mamma mia），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要回答德国的这场困境并不容易。就像一段破裂的婚姻一样，导致这种惨状的原因多种多样，且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为了理解德国为何会如此糟糕，我们必须回溯很多年，最好回到1989年11月9日。那时，人们欢呼着站在柏林墙上或围在墙边。这个分裂的国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地统一了。当1990年10月在法律上正式实现统一时，世界其他国家——不仅是意大利人——都惊讶且略带嫉妒地揉了揉眼睛。没有开一枪，一切在和平中进行。尽管（或者正因为？）一个半世代之前，这些德国人曾用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笼罩世界。然而，在1990年那个如童话般的夏天，统一后的德国人在和平之余，还顺便成为了足球世界杯冠军，而两名名叫格拉夫和贝克尔的德国年轻人成为了世界顶尖的网球运动员。这一切是真的吗？

随着随后而来的艰苦建设与融合岁月，德国人实现了欧洲邻国几乎不敢想象的事情：经济凋敝的东部地区，以惯有的彻底性，通过高速公路建设、城市翻新、工业转型和社会基金注入，完成了整合与修复。尽管东部付出了社会代价，西部承担了成本，但抱怨声很少。政治体系保持稳定，仿佛新联邦州是以同样的政党作为初级合伙人，加入了一家在全球取得成功的企业。在某个时刻，甚至教皇是德国人，国际奥委会主席也是。

最迟在担任2006年足球世界杯东道主时，数百万德国人突然觉醒：我们其实一点也不差！在造成了所有苦难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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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了重新唤醒民族自豪感的充分理由。我当时住在意大利，还记得我们的邻居曾诧异地问我们，为什么不在阳台上挂一面德国国旗，为什么在我们的球队获胜后不大声鸣笛欢呼。

我当时想，像我的朋友玛丽亚·格拉齐亚（Maria Grazia）这样的意大利人，说话当然容易。尽管有墨索里尼和黑手党，但他们身上几乎没有污点。意大利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但两次都成功地回到了正确的一方；而德国人则总是将自己的死胡同走到底，直到血腥的终结。在世界上，意大利代表着披萨、意面、甜蜜生活（Dolce Vita），代表着古代艺术之美，代表着宏伟的歌剧和时髦的时尚。

当德国在2014年再次获得足球世界杯冠军，再次被世界其他地区钦佩和庆祝时，像我这样的怀疑论者也曾认为，尽管背负着过去罪行的沉重负担，尽管有柏林墙，尽管邻国担心我们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或许真的已经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相当正常的国家。

如今我知道，那是一个虚假的希望。如今的德国在政治上恰恰沿着旧有的边界再次分裂为两半。虽然经济奇迹足以支撑起经济上的统一，但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这个曾经充满开拓精神、卷起袖子干实事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停滞、官僚主义，尤其是糟糕的情绪所笼罩的社会，就像覆盖了一层黏稠的霉菌和铁锈。就像许多破产案例一样，原因要在成功时期寻找。那些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正确、且比别人都强的人，通常已经踏上了走下坡路的第一级台阶。

你们意大利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国家信心不足，通常也不信任政府。你们把胜利让给别人，更喜欢享受日常生活，并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中灵活地寻找出路。新冠疫情后，你们从欧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重建基金，而这笔资金主要由德国提供。你们的纳税道德较为宽松，政府的组建方式也较为务实，尽管像贝卢斯科尼或梅洛尼这样的领导人在国外常被妖魔化。但是——che miracolo（奇迹）！——最终你们的经济状况比德国这样的模范生，或者法国这样的傲慢民族主义者，甚至比阴郁的前帝国英国都要好。Complimenti（赞美）！

我们德国人太长时间地认为，我们能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尤其是更高效地组织一个国家。在此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以及后来惯常获得的“出口世界冠军”地位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条件之上的，而当德国人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时，这些条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民主在我们这里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根基。人口下降影响着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甚至包括瑞典或丹麦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然而，自科尔时代以来，德国人未能效仿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组织一项聪明的全球专业人才引进政策。相反，人们将移民视为一个道德问题，仿佛德国凭借其新鲜的优越美德，可以无止境地向世界其他地区施舍。在全面开放边境的高峰期，那个带来灾难的默克尔总理曾大声宣称：“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能搞定。”

直到今天，许多德国人依然感到无比自豪：他们引进数十万文盲作为技术化经济的专业人才，向犯罪者支付丰厚的社会救济金，而整个街区则在潜移默化中转向伊斯兰教法。与此同时，德国官僚机构这台僵化运转的机器却禁止另外数十万的人接受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将已经融入社会的移民再次驱逐出境。这就是认为无需规划也能掌控一切的后果。

缺乏规划——这种态度乍一看与德国人并不相符。玛丽亚·格拉齐亚，你在多次访问中的记忆并非如此。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德国人被其经济盈余宠坏了，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这些盈余是如何艰苦创造出来的。如今正在破败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干线，是在几十年前经过稳健规划并建设的。此后，政治家们忘记了在三四十年后一切必然会再次破败，因此最好预留资金，更理想的是逐步开始修复。但随后发生了两德统一，欧盟的开支也变得越来越昂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结构变得僵化且利益交织。

轨道： 长期被忽视， 如今补救 代价昂贵

这个富裕的国家在退休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政府机构与规章制度，以及严格执行这些制度的公务员数量上同时变得越来越多。这个国家孩子很少，因此从2010年起，用于复杂物流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少，最终甚至连简单的服务业人才都匮乏。

如果领取公民金（Bürgergeld）就能享受相当的生活水平，谁还会愿意去扫大街或照顾老人洗澡？如果一个女性在面对日托中心、房租、薪水和闲暇时间时，预感到除了劣势之外别无他获，她为什么还要生孩子？而一个来自，比如说，保加利亚、厄瓜多尔或印度的有抱负的学生，如果必须将一半的收入交给社会保障体系——而根据一名德国左翼政治人物的话，这个体系是为了让不工作的人感到真正舒适——他为什么要在德国发挥自己的才干？

以前的德国可以在如此多的领域成为世界冠军，而不仅仅是足球。但这已经结束了。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国民运动也已走下坡路，德国足协（DFB）的球队顶多只能踢出二流水平，而西班牙人、阿根廷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已将我们甩在身后。至少在这里，我们还与意大利处于同一联赛。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工业国家需要负担得起的能源。当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供应商消失时，不应该同时关闭最大的发电厂。在有数百万新公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建筑，租赁住房将出现严重的短缺。如果没有引导性的移民政策，就不会有合格的劳动力。如果没有一支高效的军队，即使是一个再富有的国家也会成为大国的玩物。如果没有教授比性别理论和仇恨以色列更具实质性内容的大学，就不会有优秀的科研，也就没有创新。

一个功能失调的国家，办理一份建筑许可、一份继承证明、一项债务追偿或一个刑事诉讼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它无法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因为它会让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和穆

来德国旅行吗，玛丽亚·格拉齐亚？我建议你不要来

“”

受到阻碍。如今，德国人为一个贪婪的国家支付着天文数字般的资金，而换来的却是学校里坏掉的厕所、医生的候诊名单、破败的基础设施和难以负担的房租。还有债务，债务，债务。在 1945 年之后以及 1990 年之后，一切都以非官僚化的方式导向快速成功，而如今，全身各处都陷入了瘫痪。

但这是为什么？亲爱的玛丽亚·格拉齐亚，我想你一定会这么问。你们意大利人了解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数十年间也曾拥有一个功能失调的国家，伴随着公交和垃圾清理系统的例行化罢工，以及令人发指的国家债务、通货膨胀、恐怖主义，还有一个尽管（或因为）得到了所有补贴却从未能独立行走的正午（Mezzogiorno，指意大利南部）。但最重要的是，你们曾拥有一个极其可疑的政治阶层。一方面是忠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我们西方表现得十分友善，但归根结底也只是伪装的意识形态主义者。

而另一方面则是全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你们的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是一个由伪善的主教、黑手党头目、腐败的工会成员、逃税者和密室政治家组成的奇特联盟。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局面的稳定，因为它在保护你们免受共产主义侵害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干扰公民。一旦某个政治家权力过大，政府立即倒台。这是一个组织化混乱和温和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这在德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共产主义崩溃时，你们意大利人迅速且顺畅地清理掉了那些名声扫地且无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你们懂得顺应时代。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即众所周知的 CDU，其覆灭尚未到来。它与 SPD 一起，在做它几十年来一直做的事：它们始终以稳固的联盟形式统治德国，从乡村市长到州长，从宪法法院法官和政府主席到由国家征收费用维持的电视台监事会。

如果再加上同样通过税收征收费用的教会、工商会、中央工会、社会协会，尤其是那些亲政府的非政府组织，那么我们就凑齐了这整个网络——正是这个网络让德国在数十年间如此稳定且成功。而现在，它又毁掉了这一切，因为它无法改变。

因为要实现按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分配，实现资金从上到下的再分配和公正，需要稳健的增长。而疲惫且僵化的德国已无法实现这种增长，因此我们的政治已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关于“剥夺”和“制造债务”的问题。看看曾经体面的社会民主党人，像勃兰特和施密特那样的政治家，他们比所有右翼的安德烈奥蒂（Andreottis）加起来都要更具爱国心且更理性。

如今，像我们的 SPD 这样的国家政党，代表的是一种行政区域实体，拥有数百甚至数千名参事、议员助手，拥有媒体股份，在法院或从发展援助到网络管理局的国有公司中拥有固定配额，并且在每个城市的黄金地段都设有办公室。通过其基金会，像 SPD 这样的国家政党拥有一个类似于独立外交服务机构的体系，在世界各地设有代表处。此外，还有来自各种国家资金池、由皇家资助的民主促进资金。

这个网络就像个依赖税务局的瘾君子，它在德国经济日益衰弱、德国官僚国家权力日益膨胀的那些年里生长并固化。当你们意大利的社会党彻底消亡，而腐败的领导人克拉西在突尼斯的一栋别墅中躲避警察追捕时，我们德国社民党（SPD）的党僚们仍然认为，凭借不到10%的得票率，他们就理应分得国家这块大蛋糕的一大块。而如果选民不这么认为，那么就必须禁止反对派——基于道德伦理的理由。

没有任何一个德国政党能像绿党那样，如此天才地体现这种被推到前台的“道德至上论”，而绿党在意大利毫无影响力也是有充分理由的。通过勤快地修建自行车道并放弃繁荣，试图在仅占全球经济产出近3%的情况下调低地球的温度——这种浪漫的童话在意大利无法欺骗任何一个选民。

但在德国，这个把戏很奏效。因为当这个德国在1990年甚至2014年还自认为处于世界政治食物链的顶端时，我们所谓的精英狡猾地用道德取代了现实主义。移民、能源、文化、教育、媒体、司法——从那时起，这一切都变成了道德问题。我们德国人陷入了这个陷阱，而我们在历史上曾多次陷入此类陷阱，现在依然无法脱身。

亲爱的玛丽亚·格拉齐亚，你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你们在抵抗运动（Resistenza）中的亲属被枪杀，有的被押往集中营，你们的犹太邻居被杀害。在那个如此之多事物都失效的德国，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清算如此彻底，以至于如今的每一场政治辩论都充斥着它。至少——在挥舞“纳粹大棒”方面，我们依然是世界冠军，尽管当年的真正受害者和反抗者因此被抹黑。但这无关紧要——任何想要讨论上述困境的人，在我们这里立刻会被贴上纳粹的标签。

开放的政治辩论，以及即便在分歧巨大的对手之间进行理性的论证——就像我曾经如此热爱在意大利早晨喝咖啡或在酒吧喝葡萄酒时那样——这在如今的德国已变得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尖叫和仇恨。然后是沉默。唐·卡米洛与佩波内（Don Camillo und Peppone）之间的那种宽容对我们这些德国人（Tedeschi）来说很陌生。相反，我们非常擅长筑墙。

顺便提一句，在德国，梅洛尼女士也被视为极其糟糕的纳粹；因此在意大利什么都行不通，而在道德纯洁的德国一切都好极了。如果霍内克在世，他一定会说这是“世界水平”，并对柏林的选举结果幸灾乐祸。如果你不能理解这种德国逻辑，那么下次见面时，我们应该在喝一杯布鲁奈罗红酒（Brunello）时再聊聊这个。施瓦本哲学家黑格尔在200年前就说过：如果我的理论与现实不符，那么现实就太糟糕了。这真是典型的德国风格！

因此我担心，你记忆中那些可靠、严谨且逻辑严密的德国人，在如今的这里已经找不到了。你最近问我，下次度假是否应该再次前往德国。我建议你不要去。最好留在意大利，那里本来就是最美好的。如果你一定要出国，那么最好找一个理智、乐观且有未来的国家。波兰也许可以？

紧紧拥抱你， 你的迪克

低调奢华。都市静谧之所。

佛罗伦廷酒店（THE FLORENTIN）是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一处都市静谧之所，它将一座建于1901年的受保护历史别墅与现代建筑翼楼以及绿意盎然的 The Garden Courtyard 庭院融为一体。这座建筑将历史底蕴、当代设计与精妙的光影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宁静优雅且含蓄热情的氛围。

在餐饮方面，酒店凭借荣获 2 Michelin Sternen 的 the dune 餐厅所提供的现代简约料理、The Garden 餐厅中地中海风格的经典菜肴，以及拥有国际酒吧文化的标志性 The Florentin Bar 令人折服。

作为 Althoff Collection 的一部分以及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的成员，佛罗伦廷酒店代表了最高品质与真诚的款待。

历史

ABD / TORSTEN DRESSLER 考古学家托斯滕·德勒斯勒（Torsten Dressler）位于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东德边防部队引导塔的主电缆井内

每年有多达400万名游客来到柏林最著名的十字路口。全世界的人们都通过“查理检查站”这个名字，熟知位于米特区（Mitte）与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边界线上的弗里德里希街（Friedrichstraße）与齐默街（Zimmerstraße）交汇处。这一人数是每年参观贝尔瑙尔街（Bernauer Straße）墙展或前往“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即曾经的党卫军镇压机构旧址——的人数的两倍多。

斯文·费利克斯·凯勒霍夫 (Sven Felix Kellerhoff)

因为这里在数十年间一直是冷战的热点。1961年10月，苏联坦克与美国坦克在此对峙。1963年，奥地利人汉斯·迈克斯纳 (Hans Meixner) 利用一辆改装至高度为91厘米的跑车，从高度仅95厘米的钢制路障下方穿过，将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岳母接到了西方。1974年，东德义务兵布尔哈德·尼林 (Burkhard Niering) 在试图挟持一名国家安全部 (Stasi) 官员作为人质强行逃往西方时，被精准射击身亡。1986年，汉斯-约阿希姆·波法尔 (Hans-Joachim Pofahl) 与女友及他们年幼的女儿驾驶一辆卡车冲破了封锁线。从1961年到1989年，数百名东德公民凭借伪造证件或躲在外交车辆的后备箱中在此逃亡。查理检查站 (Checkpoint Charlie) 是对统一社会党 (SED) 独裁政权边境体制最典型的记忆之所，其代表性甚至超过了贝尔瑙尔大街 (Bernauer Straße)。

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近37年后，人们才终于确定在大量游客脚下的地下埋藏着什么。柏林墙基金会负责人阿克塞尔·克劳斯迈尔 (Axel Klausmeier) 一向客观冷静，他或许不愿将此称为当代史的“庞贝”，但考古学家托斯滕·德雷斯勒 (Torsten Dressler) 及其团队在过去几周内的发现，确实与此相差无几。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各种“临时利用”和闲置，这里作为检查站的许多使用痕迹竟然得以幸存。因此，这些发现将被纳入纪念地的规划方案中；城市规划竞赛的获胜者将于2026年10月12日公布。不过，根据柏林目前的计划，工程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动工。

弗里德里希街 (Friedrichstraße) 与齐默街 (Zimmerstraße) 交汇处的地位在后来是通过偶然形成的：该区域在轰炸战争中被大面积摧毁。1961年市区边界封锁后，东德在西方部门与苏联占领区之间寻找一个适合盟军通过的过境点。“这里空间足够”，克劳斯迈尔解释道。如果恰好在这个路口遭受的空袭后果较轻，那么过境点可能会设在下一个路口，或者柏林市区部门边界上的任何另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查理检查站。

其命名并非偶然：查理检查站 (Checkpoint Charlie) 如此命名是因为：阿尔法检查站 (Checkpoint Alpha) 自1945年7月起一直是三大西方强国在德国境内高速公路边境过境点赫姆施泰特 (Helmstedt) 的办公点；布拉沃检查站 (Checkpoint Bravo) 位于西柏林的西南边缘：直到1969年位于阿尔布雷希特·特尔奥芬 (Albrechts Teerofen) 区跨越特尔托运河 (Teltowkanal) 的高速公路桥上，之后直到1989 / 90年位于新的德赖林登 (Dreilinden) 过境点。两者都有明确的目的：由于在涉及柏林的问题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战胜国——苏联的合作非常复杂，所有三大西方保护国的军方人员在进入东德前必须正式报到，并在离开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后再次报备。

从1961年9月1日起，西方士兵和军官访问东柏林的所有行程均适用同样的程序；在此处的查理检查站办理进入前的报到和离开后的报备。第一座为负责此事的美国宪兵（通常是真正的巨汉）设立的白色小屋于1961年9月22日搭建完成。

在分界线以北，东德边防部队在此运营最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外国人检查站。这个在统一社会党德语中被称为“弗里德里希街过境点 (GÜSt Friedrichstraße)”且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的设施，在西德以及国际通用语中被统称为“查理检查站”，尽管严格来说，这个名称仅指美国办公点。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片自1945年被毁后从未进行过深层清理的区域：它位于原东德基民党（Ost-CDU）党报《新时代》（Neue Zeit）大楼（Zimmerstraße 79 / 80号）与原纳粹党（NSDAP）《人民观察者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后改为东德统一社会党（SED）《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出版社大楼（Zimmerstraße 88–91号）之间。该区域北至 Mauerstraße 汇入口而止；虽然“GÜSt”曾延伸至 Schützenstraße，但在其中一个三角形地块上，1997年已经建成了一栋办公楼，即菲利普·约翰逊大厦（Philip-Johnson-Haus）。

在多次尝试开发原检查站其余地块均告失败后，考古工作终于在2026年夏天得以开展。柏林边界遗迹最权威的专家、两卷本标准著作的作者托斯滕·德雷斯勒（Torsten Dressler）挖掘出了惊人数量的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原东德检查站的大量电缆井和管道，以及1984 / 85年建成的指挥中心的完整地基。在地下室中，甚至发现了塔楼驻守人员厕所的遗迹。“边防军也得上厕所，”阿克塞尔·克劳斯迈尔（Axel Klausmeier）在评价这一发现时说道。

该过境点的具体组织架构仍需进一步研究；这将通过

冷战热点之下

直到柏林墙倒塌约 37 年后，柏林才对自 1961 年起被称为“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的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虽然时间极其之晚，但依然非常有趣。

前东德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检查站区域当前考古挖掘现场的景象

这无疑使考古发现变得更加容易。可以确定的是，从形式上看，东德边防部队掌握领导权；他们任命了该“边境过境站”（GÜSt）的“指挥官”。但更为重要的是身着边防部队制服的“护照检查单位”（PKE），他们隶属于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在这里以及所有边境口岸，人员检查均由他们负责。唯一的例外是：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三个西方国家的制服人员只能由苏联军事警察检查。此外，东德海关人员也在岗，但其中渗透了大量 Stasi 的“非正式合作者”（即：线人）；而较高级别的员工则大多是以“OibE”（东德术语，指“特派官员”）的身份由 派遣至海关的。

地下发现的遗迹使得未来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组织架构。此外，柏林游客将在 2030 年代通过届时完工的“查理检查站”纪念地，更深入地了解东德的边境体制。

这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无论是来自边防部队、海关还是 ，在 1990 年后都拒绝配合调查。目前已公开的负责该区域的东德第 36 边防团的档案非常薄弱：仅有 60 厘米的书架宽度。 的档案要详尽得多，但根据法律，必须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才能申请查阅。

因此，关于前往东柏林过境口岸的使用人数，目前仅已知 1969 年的具体数值。据此，在 365 天内，约有 1100万人、315.000 辆汽车和 11.290 辆巴士在双向通行。这使得当时的设施完全不堪重负。多年来，负责边境体制的东德官僚一直敦促扩大检查能力。虽然自柏林墙建成以来，封锁措施不断加强，但这反而降低了通行能力。考虑到大规模逃亡的威胁，减少警戒在统一社会党（SED）看来绝不可能。

因此，从 1984 年到 1986 年，该“边境过境站”进行了全面改造。于是建成了指挥塔，其地基现已被挖掘出来；为了安装数十个监控摄像头和信号设备，必须在地下铺设电缆。现在的通行道由原来的一条增加为两条，除了道闸外，还配备了沉重的路障，这些路障可能由指挥塔远程控制开启。

1985 年夏天，建成了两个大型的侧向开放式顶棚。这里安装了扫描设备，能够利用放射性伽马射线探测汽车中隐藏的逃亡者。据目前所知，相应的显示屏位于 Mauerstraße 92 号的建筑内，可直接俯瞰查理检查站。

尽管（或者或许正因为）东德边境政权的残暴，以及在弗里德里希街与齐默街交汇处将一座城市横切为二并由军队把守的疯狂行径，在德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如此显而易见，但边境部队在 1984 / 85 年仍注重其新建筑的“体面”外观：在引导塔旁由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建成的厚重隔离墙前，他们安装了一面由精雕琢石组成的装饰墙。铝制型材（托斯滕·德雷斯勒在地下发现了大量此类残骸）被用来美化那些生硬的棱角。这样一来，死亡地带就能够掩盖其直接的丑陋。当然，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针对那些只想从一个市区前往另一个市区的人进行有目的的射击，是任何手段都无法掩饰的。

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使得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在柏林墙倒塌数十年后依然具有吸引力。如果改造工作最早要到 2030 年才开始，虽然这迟到得荒谬，但终究是一件好事。

房地产

许多拥有使用天然气或燃油供暖的旧房的业主，可能正忧心忡忡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伊朗。

温暖庆祝

战争导致化石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因为德黑兰数月来一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取暖油市场，我们目前看到了创纪录的价格，”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费尔德（Felde）的取暖油价格平台 Tecson 的总经理托马斯·彼得森（Thomas Petersen）表示。9 月中旬，该燃料每升价格为 1.81 欧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90%。

理查德·海曼（Richard Haimann）

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同样上涨。因此，供应商提高了针对新客户的资费。虽然已有供应合同的人员暂时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但这仅限于合同有效期结束之前。

因此，对于旧单户住宅的所有者来说，对房产进行现代化改造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许多人仍然对此望而却步。“想要对房屋进行节能改造的人，首先想到的是高昂的成本，”施瓦本霍尔（Schwäbisch Hall）建筑储蓄银行的现代化改造顾问托马斯·比尔曼（Thomas Billmann）说道。“但没有人必须一次性地对房屋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造。”单一措施也能产生显著效果。尤其是对于房屋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获得国家补贴。

此类部分现代化改造的补贴并非由国家开发银行 KfW 提供，而是由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BAFA）提供。该局通过其“联邦高效建筑补贴——单一措施”计划，为屋顶表面、外墙、

燃油和天然气价格日益上涨。 房屋所有者可以通过 部分翻新来应对。 10,000 欧元即可起步。

地下室派对： 使用地下室房间的人 应在内墙和天花板安装隔热层

楼层和地下室天花板、窗户以及门进行单独的节能现代化改造，提供最高 30,000 欧元的补贴。最低可申请补贴的投资额仅为 300 欧元，基础补贴率为可补贴成本的 15%。但这一比例可以通过各种奖金计划进一步提高。

比尔曼表示，为了显著降低一座未经改造的旧住宅的能耗，仅需 10,000 欧元的投资就足够了。“虽然这个金额无法实现全面的节能翻新，但可以实施有意义的单一措施。”例如，这笔资金足以对顶层楼板进行隔热处理。这样可以防止昂贵的加热能源通过阁楼流失。“顶层楼板的隔热比整个屋顶的隔热更便宜，”这位现代化改造专家说。“以一座 1980 年代的示例房屋为例，居住面积约 130 平方米，基底面积约 80 平方米，成本约为 6960 至 7920 欧元。”如果对地下室天花板进行隔热，成本会更低。“这能减少向下的热量损失，并确保一楼有更舒适的地板温度，”比尔曼说。“在示例房屋中，成本约为 3000 至 4500 欧元。”

毕业工程师、由巴登-符腾堡州环境部资助的“旧建筑未来”信息中心负责人弗兰克·赫特勒（Frank Hettler）表示，地下室天花板的隔热可节省“每年高达 10% 的取暖费用”。“有手工经验的人甚至可以自行安装隔热层。”所需的材料可以在建筑材料专业贸易商和建材市场买到。

为此，首先必须用隔热壳或隔热管将地下室的加热管道厚厚地包裹起来。随后，必须将隔热板粘贴在地下室天花板的底部，必要时使用膨胀螺栓固定。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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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ernhagen / HB – 1621年建的半木结构房产：现代诠释，1980年现代化改造，居住面积约 306 m²，6 间房，带内置厨房，壁炉，地暖，地块面积约 2.212 m² 附带公园式花园，根据 GEG 第 79 (4) 条无需能效证明，售价：请洽询，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买方佣金：3,57 %（含法定增值税）。负责人：ISC Immobilien GmbH 汉诺威-北办公室 电话：0511 51 53 24 hannover@dah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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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mburg / Hochkamp - 带有公园式花园的家庭别墅，建于 1998 年，居住面积约 273 m²，6 间房，阳光房，宽敞的露台，地块面积约 1.889 m²，可停 2 辆私家车的车库，B，96,2 kWh / (m²a)，能效等级 C，天然气，售价：3.650.000,- €，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买方佣金：3,57 %（含法定增值税）。负责人：DAHLER & COMPANY Elbe GmbH & Co. KG 易北河郊区办公室 电话：040 86 68 00 00 elbe@dahler.com

3 Düsseldorf / Ludenberg – 绝佳地段的顶级别墅，建于 1994 年，居住面积约 340 m²，9,5 间房，水疗设施，按摩浴缸，一楼和地下室地暖，地块面积约 1.066 m²，2 个车库，2 个露天车位，V，121,61 kWh / (m²a)，能效等级 D，天然气，售价：2.495.000,- €，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买方佣金：3,57 %（含法定增值税）。负责人：DAHLER & COMPANY Group GmbH 杜塞尔多夫办公室 电话：0211 59 89 31 00 duesseldorf@dahler.com

6 Berlin / Nikolassee – 位于 Schlachtensee 畔的经典优雅之作，建于 1914 年，居住面积约 354 m² 另加 96 m² 使用面积，已扩建的阁楼，5 间房，地块面积约 1.090 m²，2 个私家车停车位，V，159,8 kWh / (m²a)，能效等级 E，天然气，售价：3.200.000,- €，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买方佣金：3,57 %（含法定增值税）。负责人：DAHLER & COMPANY Berlin GmbH & Co. KG 柏林办公室 电话：030 23 25 62 80 berlin@dah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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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商业建筑，含 5 个商业单元，顶层公寓，总面积约 3.100 m²，地块 5.167 m²，60 个停车位，无翻新积压，建筑年份 1984 / 1987, B: 电力 30,7 / 能源 222,6 / (m²a)，天然气中央供暖，净租金：约 420.000,- € 售价 7400万欧元 gewerbe@von-wuelfing.de 0511-1260770 von-wuelfing-immobilien.de

汉诺威-南城 (Hannover-Südstadt) 2 栋多户住宅

位于热门地段的转角地块，共 28 套公寓和 3 个商业单元，居住面积约 1.970 m²，商业面积约 447 m²，总面积约 2.417 m²，地块约 1.311 m²，7 个车库，建筑年份 1952, KI: F, B: 203 / (m²a)，B: 电力 14,2 / 能源 214 / m²a)，天然气分层供暖，净租金：约 254.500,- €, 售价：4500万欧元 gewerbe@von-wuelfing.de 0511-1260770 von-wuelfing-immobilien.de

包含 3 栋多户住宅，共 37 套公寓，居住面积约 2.263 m²，位于汉诺威市区，建筑年份 2000, 区域供暖中央供暖，等级 B：多户住宅 I+II B: 65,1 / (m²a)，多户住宅 III B: 65,90 / (m²a)，年净租金：约 250.497,- € p.a.，售价 5600万欧元 gewerbe@von-wuelfing.de 0511-1260770 von-wuelfing-immobilien.de

奎克博恩 (Quickborn)：32 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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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费证明：V b. 需求证明：B

2. 能源证明量表中的能源需求值或能源消费值，单位为 kWh / (m²a) (§87 GEG)，例如 257,65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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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天然气、液化气：Gas h. 来自热电厂或热电联产的区域供热：FW

j. 薪柴、木质颗粒、木屑：Hz m. 电能（包括热泵）、电力组合：E

(§87 GEG) Bj., 例如 Bj. 1997 5. 2014年5月1日起出具的能源证明中的住宅建筑能源效率等级 (§87 GEG)：A+ 至 H，例如 D

在考虑所有信息时，缩写的强制性组成部分可以如下实现：消费证明，122 kWh(m²a)，来自热电厂的区域供热，建筑年份 1962, 能源效率等级 —— 可能的缩写：V, 122 kWh, FW, Bj. 196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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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庆祝

第 33 页的延续

“绝缘板越厚，天花板的粘合力越差，就越需要用锚栓来固定这些板材，”赫特勒（Hettler）说道。“对于不确定绝缘板应如何固定的人，可以在制造商的说明中找到相关信息，或向零售店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咨询。”这位工程师表示，如果绝缘层铺设仔细且无缝隙，这些板材的寿命将“远超 30 年”。

如果一个或两个地下室房间被加热并使用（例如作为工作室、健身房或派对房），那么它们的内墙也应该进行绝缘处理。“这样热量就不会流失到其他未加热的地下室房间中，”赫特勒说道。

如果预算在 20.000 欧元，则可以实现显著更大的节能效果——尤其是还可以申请广泛的补贴。“利用这笔资金，可以将多项单一措施结合起来，或实施规模更大的项目，”施瓦本-哈尔（Schwäbisch-Hall）的顾问比尔曼（Billmann）表示。例如，可以同时对顶层天花板和地下室天花板进行绝缘处理。完全更换窗户和外门也是可行的。“对于 10 到 15 扇窗户，在示例房屋中的成本约为 10.000 到 18.000 欧元，”这位现代化改造顾问说道。

储蓄银行金融集团（SFG）编写了一本现代化改造指南，并在其中分析了各项措施的成本范围。根据该指南，更换窗户的成本为每平方米窗户面积 290 到 390 欧元。在外门的节能改造方面，价格区间则更宽。“简单的门扇和门框翻新成本约为每扇门 100 欧元起，”SFG 的一位现代化专家表示。“而如果是更换，则必须计算数千欧元的费用。”

或者，可以用 20.000 欧元的资金对整个屋顶进行绝缘处理，以便日后将屋顶结构扩建并用作居住空间。“屋顶是——

”

利用 10.000 欧元 可实施 有意义的 措施

托马斯·比尔曼（Thomas Billmann） 现代化改造顾问 ——最大的热量流失源之一，”比尔曼说道。椽间绝缘（Zwischensparrendämmung）成本较低且工程量小。“如果由专业公司实施，在示例房屋中的成本约为 8400 到 14.400 欧元，”比尔曼说道。

SFG 表示，椽间绝缘的财务支出为每平方米 30 到 60 欧元。“此外，如果屋顶瓦片已经老化，重新铺设还需产生每平方米 100 到 160 欧元的额外费用。”如果两项措施同时实施，许多房屋的总金额可能会超过 20.000 欧元。“不过，业主可以为屋顶翻新申请补贴，从而降低支出，”专家表示。

比尔曼表示，如果预算为 50.000 欧元，则可以实施规模大得多的局部翻新。利用这笔资金可以完成完整的外墙绝缘，从而使取暖成本降低 40% 以上。以一座 1980 年代建造、居住面积约 130 平方米、基底面积约 80 平方米的示例房屋为例，相关成本将在 28.000 到 45.000 欧元之间。“具体金额取决于所选的绝缘工艺和所使用的绝缘材料，”这位现代化改造顾问说道。

根据施瓦本-哈尔的一项分析，在空心墙（Vormauerwerk）中进行吹入式绝缘的成本仅为每平方米约 40 欧元。安装聚苯乙烯外墙外保温复合系统（WDVS）的成本约为每平方米 180 欧元，木纤维板为 195 欧元，矿棉为每平方米 200 欧元。如果在外墙周围铺设包括绝缘层在内的清水砖贴面墙，费用约为每平方米 335 欧元。

“另一个可以通过 50,000 欧元产生巨大影响的杠杆是更换极其陈旧的供暖设备，”比尔曼（Billmann）说道。“一套新设备能显著降低能耗。”根据安装的是热泵、燃油、燃气还是颗粒燃料供暖系统，示例房屋的设备及安装费用在 12,000 到 37,000 欧元之间不等。“此外，拆除和处置旧供暖设备还需要额外费用，”这位现代化改造专家表示。

对于包括安装在内的新燃气或燃油供暖系统，每种至少需要投入 8000 欧元；根据储蓄银行（Sparkasse）的现代化改造指南，一套包含存储设施和安装的木颗粒供暖系统则需要 15,000 欧元。对于旧自有住房，热泵及其安装和中央供暖适配的费用在 15,000 到 30,000 欧元之间。

不过，KfW 政策银行对安装热泵提供最高 80% 的补贴，最高可达 28,000 欧元。因此，业主实际承担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会低于化石燃料供暖系统的成本。

此外，使用燃气和燃油供暖的房主将继续依赖波斯湾地区的发展情况。而且，从 2028 年起，化石燃料的成本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因为届时国家排放交易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涵盖建筑供暖和道路交通的全欧排放交易。此举旨在逐步减少二氧化碳（CO₂）配额的可交易额度，这将推高其成本。

房地产贷款经纪公司 Dr. Klein 的建筑与现代化融资专家迈克·科普朱恩（Maik Korpjuhn）表示，在决定选择新供暖系统时，业主不应仅依赖供暖安装商的建议，而应咨询能源顾问。“专业的能源顾问能够洞察在具体案例中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此外，顾问还可以为房产的长期、全面现代化改造制定一份翻修路线图。

在这种情况下，自有住房业主还可以申请 KfW 的补贴。该银行通过低息贷款和最高可达贷款金额 40% 的还款补贴，来支持全面的现代化改造。

门窗安全检查

在防盗保护中，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通常，少量的投资就足以产生效果。

警方统计数据显示，在一年中的阴暗季节，住宅入室盗窃案件的数量通常会增加。从犯罪者的角度来看，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具有两个决定性优势：天黑得更早，使得人们能够更隐蔽地接近建筑物；而且通过室内照明，更容易判断家中是否有人。

在秋季开始之际，警方、保险公司和报警系统供应商经常提醒人们采取典型的预防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广为人知，但并非总能被落实。例如，窗户和门窗协会（VFF）在的一份公告中提到，近一半的入室盗窃企图在加固的门窗面前失败了。“即使只有几分钟的尝试失败也意味着更多的保护，因为盗窃者追求速度，许多人在面对机械阻力时会选择放弃。”根据联邦和各州警方犯罪预防部门的说法，大多数犯罪者在尝试入室 3 到 5 分钟后会放弃。

因此，目标是至少争取到 3 分钟的时间。门窗在框架上的锁定强度各不相同。根据 VFF 的说法，采用 RC2 等级（RC 代表 Resistance Class，抗力等级）的安全装置已能提供良好的保护。它们必须能够抵御使用螺丝刀、钳子和楔子等工具的入室企图至少 3 分钟。RC3 等级提供更高级别的保护，能够抵御包括撬棍在内的更重型工具至少 5 分钟。无论 RC 等级如何，窗户或露台门都可以加装可锁把手。这些锁栓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了额外保护。因为入室盗窃者经常尝试在玻璃上砸一个小孔，然后用金属带从内部操作锁栓。如果锁栓已锁上，这种方法就没那么容易奏效。

警方犯罪预防部门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制造商和专业企业的搜索功能。警方解释称，机械安全装置在防盗保护中处于首位。此外，电子组件也可以提供保护，例如隐藏的触点或玻璃中的细线，当发生撬动或击碎时会触发警报。

总体而言，用于安全领域的智能家居产品供应量在不断增长。与连接标准的兼容性也越来越好，例如与 Apple HomeKit 或广泛使用的 Fritzbox 的兼容。博世（Bosch）等制造商提供完整的电子监控方案，包括门窗触点检测器，可在发送手机警报的同时传输室内摄像头的图像。例如 Nuki 的智能门锁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方便，还为门锁提供了额外的机械覆盖保护。

此外，如果将一些光源连接到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或编程开启的智能插座上，从犯罪者的角度来看，这将增加更多不便。虽然他们了解这类技术，但他们必须更仔细地核实是否真的没人在家（例如在 17 点开启了灯光）——而这又会耗费宝贵的时间。 迈克尔·法布里丘斯 (Michael Fabr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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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犹太文化日

音乐会、文学、展览、电影与戏剧

第 39 届柏林犹太文化日将于 11 月中旬举行，主题为“Zadikim —— 正义之人的时刻”，届时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方案

文化日 概览

第 39 届柏林犹太文化日将于 11 月 12 日至 22 日举行，主题为“Zadikim —— 正义之人的时刻”。本次活动由柏林犹太社区主办。

活动将提供涵盖音乐会、文学、电影和戏剧的多方面方案。 以下为部分精选：

新犹太会堂 Oranienburger Straße 28-30, Mitte

Julia Franck (照片) 15. , 18 点

Charles Levinsky 16. , 20 点

Marina Chernivsky (照片) 15. , 18 点

Cinestar Cubix Rathausstraße 1, Mitte

The Wedding Entertainer 16. , 20.30 点

Tell Me Everything 22. , 20 点

Rykestraße 犹太会堂 Rykestraße 53 10435 柏林

Marina Maximilian 开幕音乐会 12. , 19 点

Stones

Lior Suchard 19. , 19 点

Rami Kleinstein 闭幕音乐会 21. , 20 点

2026 年犹太文化日的门票及完整方案请见：

www.jkt.berlin

音乐会

关于做正确之事的艺术

不必成为英雄也能做正确的事。这就是第 39 届柏林犹太文化日的主题“Zadikim —— 正义之人的时刻”所讲述的故事。 根据犹太传统，在任何时代都有 36 位正义之人，他们默默行动，承担责任并帮助他人。在为期 11 天的时间里，第 39 届柏林犹太文化日通过音乐、电影、文学和戏剧将这一理念带入当下 —— 并展示这一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多么惊人的现实意义。

将一个古老的理念传递至今日

对于玛丽娜·马克西米利安（Marina Maximilian）而言，每个人都拥有成为英雄的潜力。三岁时，她随家人从乌克兰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她体验到了至今仍影响着她的互助精神：“人们彼此关怀。”

对于这位歌手来说，这句话并非仅仅是空洞的周日演说。马克西米利安资助贫困的大屠杀幸存者，致力于服务老年人以及以色列食品救援组织 Leket Israel。她说，恰恰是在困难时期，才能看出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团结。

在音乐方面，这位歌手兼钢琴家并不认同界限。凭借其极具可塑性的嗓音，她在流行、爵士和灵魂乐，以及宏大的叙事曲与私密的创作歌手时刻之间游走。在 2024 年备受赞誉的演出后，她现在将带着一套精心编排的节目回归，并于 12. 11 月为今年的犹太文化日揭幕。她的乐队成员同样具有多元文化背景——

对马克西米利安而言，这远不止是一个美好的陪衬。在她的歌曲《Strong Together》中唱到：“我们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于一个今年探讨“义人”主题的艺术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契合的开端。

“我们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

利奥尔·苏查德（Lior Suchard）则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不同方式探讨共处。这位以色列明星心理魔术师将思想、决定和直觉作为他的素材——并将观众变为他的参与者。他预言行为，似乎能读心，并影响决定。对他而言，心理魔术处于“心理学、观察、暗示与娱乐之间”。

然而，关键的成分是观众。如果没有观众愿意参与这场游戏，再精巧的把戏也无法奏效。苏查德的演出足迹遍布 70 个国家；他曾让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和德雷克（Drake）感到惊叹。现在，他首次来到犹太文化日。苏查德说，在这一小时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分享同一种体验。在共同现实似乎日益稀缺的时代，这本身听起来就像是一场魔术。也许，这正是他最精彩的把戏。

最后，拉米·克莱因斯坦（Rami Kleinstein）谈到了那些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的人。这位创作歌手将“扎迪基姆”（Zadikim，义人）的理念与那些自 7. 10 月 2023 年以来帮助他人的人联系起来——这些人往往默默无闻，且不期待回报。克莱因斯坦出生于纽约，在以色列长大，四十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流行音乐中具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此外，柏林对他而言还承载着家族历史：

个人维度

他的母亲露丝（Ruth）出生于此。因此，回到这座城市也具有个人维度。

在闭幕式上，克莱因斯坦将与他的乐队带来一套专为柏林编排的节目。他的歌曲讲述爱情与失去、希望与归属感——这些在流行音乐中很容易变得过于煽情的大主题，在他这里却总能回归到个人情感。

就这样，十一天的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玛丽娜·马克西米利安以《Strong Together》开启艺术节，拉米·克莱因斯坦则为音乐部分画上句点。其间穿插着电影、书籍、戏剧和邂逅——以及那个始终如一、惊人简单的疑问：人们能为彼此做些什么？

一场智能且动人的无词剧场之夜：《Stones》

戏剧

当石头成为见证者

一次在华沙犹太区纪念碑前的邂逅催生了戏剧《Stones》。如今，这部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的作品将在柏林犹太文化日期间上演。

1970年，一张来自华沙的照片传遍世界：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犹太区英雄纪念碑前单膝跪地。纳坦·拉波波特于1948年创作的这座巨型雕塑，一面展现了战斗中的抵抗战士，另一面则刻画了走向死亡的人们。几十年后，以色列戏剧创作者伊农·扎夫里尔（Yinon Tzafrir）在这个历史地点产生了一个观察，并由此创造了一部全球成功的作品：扎夫里尔看到一群以色列学生在表演大屠杀幸存者的文字。没有人观看他们——除了，在他看来，是他们身后那些石像。他不禁思考，如果这些石像突然活过来，用它们的眼睛审视我们的现在，会发生什么？基于这个想法，《Stones》诞生了。在没有一句口头——

文学

现状与历史

通过一个词，扎夫里尔（Tzafrir）让纪念碑上的塑像活了起来。肢体剧、活体图像、音乐与灯光的结合，构成了一种对人类伟大与深渊之诗意且出人意料的幽默审视。“花岗岩是一种纯净、中立且永恒的材料，”扎夫里尔说道。正是在这种视角下，人类自我的短视才变得清晰可见。这部作品最初是一场17分钟的街头表演，随后剧团将其发展了多年。如今，《石头》（Stones）已在20个国家上演，演出场次约700场，并获得了十项国际戏剧奖项。

现在，该剧目来到了柏林犹太文化日，并契合了本次的主题“扎迪基姆（Zadikim）——正义之人的时刻”。扎夫里尔表示，一个“扎迪克”（Zadik）并非自封之人，而是一个在沉默中行动的人。因此，《石头》将人们带回一个令人惊讶的简单问题：石头将比我们长久。而我们是让它们产生毁灭还是治愈，仇恨还是爱，取决于我们自己。

名家、新书与惊喜发现：柏林犹太文化日的文学项目介绍了讲述犹太现状与历史、记忆与流亡、爱、失去与归属感的作家。有时，生活写出的剧本更为精彩。

20世纪30年代初的莱比锡：库尔特·梅尔尼茨（Curt Melnitz）以库尔特·赫梅尔尼茨基（Kurt Chmelnitzki）之名前往美国，随后他从好莱坞返回，以警告他的犹太家人：“赶紧离开德国。”查尔斯·莱文斯基（Charles Lewinsky）在孩提时代从祖母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一直将其视为那些随着讲述次数增加而变得夸大的家族传说之一。几十年后，他在莉莉·帕尔默（Lilli Palmer）的回忆录中发现了梅尔尼茨；一张来自其母亲遗产中的明信片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以及流亡、战争、生意与罪责。梅尔尼茨以讽刺、喋喋不休且矛盾的形象，成为了男性版的“舍赫拉查德”——而他的生活则变成了一部关于记忆不可靠的小说。

传说变成了《另一个故事》（Eine andere Geschichte）。莱文斯基将梅尔尼茨塑造为一名莱比锡犹太人，他很早就意识到了电影的力量，在美国升任为查理·卓别林的新闻发言人，并在欧洲电影界与好莱坞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年老时，他深受失眠困扰，在37次诊疗中向一名沉默的精神科医生讲述了他的生活：关于电影

过去如何影响现在，也是玛丽娜·切尔尼夫斯基（Marina Chernivsky）的《破碎时光》（Bruchzeiten）的核心。对于

瑞士编剧查尔斯·莱文斯基介绍其新小说《另一个故事》

许多犹太人来说，2023年10月7日将时间分成了“之前”和“之后”。切尔尼夫斯基探讨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及其引发的反应，如何重新唤起了关于无助、迫害和缺乏团结的经历。

这位心理学家将自己的传记与社会分析相结合。她出生于加利西亚的莱姆贝格（即今天的利沃夫），14岁移民到以色列，后来来到柏林。大屠杀和跨代经验塑造了她对德国记忆文化中一个空白点的看法：她守护着犹太人的过去，而犹太人的现状却并不总是被视为理所当然。10月7日之后，关于归属感和团结的问题以新的紧迫性摆在面前。朱莉娅·弗兰克（Julia Franck）在《我溺于爱的深海》（Ich ertrinke in den Wassern meiner Liebe）中同样追溯了一段传记的足迹。在2026年这个里尔克年，她将巴拉丁·克洛索夫斯卡（Baladine Klossowska）从这位诗人的阴影中挖掘出来：她是艺术家，是巴尔蒂斯（Balthus）和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母亲——也是里尔克最后一段伟大的爱情。两人于1905年在巴黎相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关系在瑞士重新燃起。在里尔克心中，巴拉丁变成了“穆基”（Mouky）。

但弗兰克讲述的并非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她

刻画了一位为争取艺术独立而奋斗并不断自我重塑的女性。与此同时，她探讨了里尔克对穆基犹太出身的矛盾态度，以及亲密与距离之间的交替作用。通过书信和传记痕迹，勾勒出一段爱情的肖像——以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艺术家。

《告诉我一切》（Tell Me Everything）被提名以色列奥斯卡奖参赛作品

电影

以色列电影盛宴

电影节的节目单呈现了最新的以色列作品，将以希伯来语原声配以英文字幕放映。

电影节将于11月16日在Cubix影院由《婚礼主持人》（The Wedding Entertainer）隆重开幕，电影剧组将出席活动。这部由吉迪·达尔（Gidi Dar）执导的喜剧将观众带入意第绪语哈西德犹太教的世界。故事的核心人物是莫伊舍（Moishe），他曾是一位成功的Badchan——一种通过幽默表演、歌唱和大量即兴发挥来主持婚礼的司仪。然而，他快嘴快舌的性格和对酒精的依赖毁了他的事业。当一位来自美国的富裕少年好友为其儿子举办婚礼时，他嗅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以及获得急需资金的可能性。但随着美国明星司仪梅舒拉姆（Meshulam）的加入，庆典陷入失控，后者由单口喜剧演员埃隆·戈尔德（Elon Gold）饰演，他此前曾参加过第37届犹太文化日活动。一个家庭秘密让12岁波阿兹（Boaz）的世界产生动摇：他的父亲与一名男子有感情关系。莫伊舍·罗森塔尔（Moshe Rosenthal）的《告诉我一切》（Tell Me Everything）将观众带回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以色列，当时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禁忌，而艾滋病危机引发了人们的恐惧。这是一部关于爱、羞耻与社会变革的细腻正剧，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该片在9月的奥菲尔奖（Ophir Awards）中斩获十项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作为以色列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它将于11月22日为文化日的电影节目收官。

「《婚礼主持人》将于11月16日开启电影节目」

梦中所见，湖畔之屋

一个世纪的悲剧在此映照：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将珍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的成功小说《造访》（Heimsuchung）改编为电影，集结了从拉尔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到马蒂娜·格德克（Martina Gedeck）的众多明星阵容。

「自己的房子 如同 第三层皮肤： 拉尔斯·艾丁格 饰演建筑师」

珍妮·埃尔彭贝克的《造访》大概是目前18岁和19岁青少年中最常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于2007年首次出版，从今年起已成为大多数联邦州德语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的必读书目。明年首批参加考试的学生可能现在就在研读此书：Reclam出版社出版的约180页版本售价7.40欧元；配套的“XL版阅读指南”（包含“内容摘要、解读、含答案的考题、学习词汇表”）售价同样为7.40欧元。因此，两者的总价仅比一张电影票略高一点。

Richard Kämmerlings

因此，对于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执导的这部小说改编电影的上映来说，时机相当不错。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改编教科书经典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获得奥斯卡奖的《铁皮鼓》（1979）之后，他还执导了《推销员之死》（1985）和《Homo faber》（1991）等作品。先说结论：如果将其作为高中毕业考试（Abi）的准备，那么花钱去电影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造访》（Heimsuchung）将整个20世纪浓缩在勃兰登堡的一块湖边地产上。所有的动荡与变革、灾难与悲剧，以及它的罪行，乃至那些幸福和平的时光，都映射在湖岸边。在那里，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按照自己的规划，为家人建造了一栋宽敞的木屋。拉尔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将他演绎成一个沉醉于未来、有些过于自恋的自大狂；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些由他口中读出的愿望并不能让他的妻子（苏珊娜·沃尔夫 饰）感到幸福。这对住在梦想之屋的夫妇从一开始就在马尔克地区夜空下的凶星笼罩之中；婚姻依然没有孩子且缺乏爱，湖泊成为了悲伤和精神孤独的背景。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犹太邻居，虽然他们只是来游泳，但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中产阶级式的家庭幸福。那位布料制造商（由乌尔里希·马特斯 饰，带着悲剧性的尊严）为儿子买下了这块地。在这里，历史将田园诗般的景象击碎；犹太人被剥夺权利的过程通过几个细节展现出来。最终，建筑师以市场价的一半接管了邻居的地产，正如他慷慨地所说，他这样做是为被迫害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所得款项本应资助他们逃亡以求生存；但逃亡被推迟了；最终没有人能逃脱毁灭。

珍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在原著中打破了这种时间顺序，她为每个人物分别撰写一个章节，从而将房子变成了组织原则和连接点，而施隆多夫则保持了线性叙事。房子仅仅是命运的背景，遵循着众所周知的当代史进程，并通过纪录片素材进一步具象化（万一有人忘记了1945年被摧毁的柏林或柏林墙的倒塌）。这位建筑师出于投机目的，先是效忠纳粹，随后效忠社会主义者，并被允许在斯大林大道上进行建设。当他在50年代初的短缺经济时期，私自从阶级敌人那里采购了一吨螺丝钉时，他彻底完了，房子也失去了主人。

通过这种处理方式，电影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讲述了东德（DDR）的故事，并且在那里也规规矩矩地描绘了文化精英的心态史——在特权、机会主义以及仅在私人场合或抽屉文章中表达的体制批判之间。珍妮·埃尔彭贝克在“女作家”这个人物身上暗示了自己的家族史：埃尔彭贝克的祖父母赫达·齐纳（Hedda Zinner）和弗里茨·埃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曾是东德具有影响力且忠于路线的文化名流。

在施隆多夫的电影中，这一复杂层面占据了更大的空间：由马蒂娜·格德克（Martina Gedeck）饰演的国家作家在从苏联返回后入住该房屋，她是电影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之一；画面也更多地摆脱了模式化。当然，故事情节恰恰在这里触及了庸俗（Kitsch）的边缘：当一个像少女般无忧无虑的孙女在浴室里发现了犹太前业主在被驱逐前隐藏的儿童信件，从而让前史再次回归。在这里，房子隐藏着一个秘密，但是以一种非常浅显的方式。

施隆多夫运气不佳，因为去年一部基本构思非常相似的电影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马莎·希林斯基的《直视太阳》同样将一个地点设定为主角，构建了一个跨越整个20世纪的叙事弧线。但希林斯基有勇气通过锐利的剪辑将不同的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同时，她通过镜头语言和音轨营造出一种诡异的、近乎恐怖片风格的基调，使这个地方仿佛被施了咒语，在数十年后仍能将无辜者拖入深渊。

施隆多夫仅暗示了类似的神话维度——他采用了原著中经过大幅修改的前传故事：一个农民的女儿因未婚怀孕失去了继承权，随后投湖自尽。一天晚上，建筑师的妻子游向远方，摄像机跟随她的视角，仿佛随时会有水下怪物将她抓走。但这种自杀的诱惑仅停留在视觉元素的层面。这一情节并未付诸实施，尤其在犹太家庭的案例中，这样做会显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被杀害最终并非由某种黑魔法力量造成，而是由平庸而邪恶的大规模屠杀者所执行。

剩下的只有园丁，他在小说中就化身为一个超脱于历史和转瞬即逝之物的大自然原则：维冈德·维廷将这个角色演绎得足够强健且沉默寡言，总是乐于协助那些反复无常的业主，或者帮他们将迈森瓷器埋在花园里。

《造访》（Heimsuchung）是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极其传统、几乎完全依赖于杰出演员表演的电影。安格拉·温克勒饰演了一个虽小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一名来自东部的被驱逐者：一出完整的人生戏剧在她脸上上演。甚至是以饰演奥斯卡·马策拉特而载入电影史的大卫·本内特，也以一名最后一批德国陆军士兵的身份，贡献了一场才华横溢且古怪的短促亮相。最令人难忘的是苏珊娜·沃尔夫，在与年轻俄罗斯士兵的强奸戏中，她将一个被浪费的人生中所有的愤怒、贪婪和绝望都倾注到了这场戏中。

最终，在两德统一后，这座房子被归还给西德继承人随后被拆除，这让在这里度过受保护的童年时光、对此无能为力的作家孙女感到惊恐。房子对其居民的命运不负有责任。它无法拯救他们，无法保护他们，无法让他们免于历史的洗礼，也无法让他们摆脱自身的心魔。小说中曾这样描述那位建筑师：“规划家乡，这就是他的职业：房子是第三层皮肤，在肉体皮肤和衣服之后。是栖息地。”唯有那位不断重新栽种的园丁知道，没有什么能永恒存在。

切片面包

男人们讲述女杀手

维兰德·弗罗因德 (Wieland Freund)

“愚蠢！”“血腥！”“边缘人格恋物癖！”几乎没有人能像《卫报》的评论员那样如此激烈地抨击一部剧集，而《卫报》通常是对解放主义项目持开放态度的报纸。但在客户评分时代，什么样的评论才算评论？无论专家如何巧妙地使用头韵来贬低，谁还在意呢？Netflix所谓的“怪物”系列选集之第四部《利齐·波登的故事》，在第一周就累积了超过1200万次所谓的播放量，而且在评论家们大肆发泄不满之后，其价值甚至进一步提升。与传统的评论不同，传统的口碑依然有效，因为在第二周，利齐用斧头砍向父亲和继母的次数不再是1200万次，而是直接达到了1400万次。“愚蠢”与否见仁见智，但“血腥”确实没错。

说到对错：来自马萨诸塞州福尔河的利齐·波登（1860–1927）曾被判定斧杀罪名不成立。这确实属于那些愤怒的评论员抨击的要点（即“愚蠢”），但另一方面，这忽略了“怪物”系列在经历了两个还算准确的季（关于杰弗里·达默和梅嫩德斯兄弟）以及一个叙事上的彻底失败（《埃德·盖恩的故事》）之后，已经转向了《布里杰顿》式的路线。也就是说，它进入了那部臭名昭著的浪漫剧的领域，仅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代内容。这一点在女仆布里奇特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明显（顺便提一句，由德卢兼职演员维基·克里普斯精彩演绎）。因为首先，她在这里像DC漫画一样是个“超级女仆”；其次，理所当然地，她陷入了对利齐（埃拉·比蒂饰）的爱河之中。第三，就她那经常变换颜色的发色而言，她在19.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引起关注的程度，恐怕比现在在曼哈顿的骄傲游行（CSD）上还要高。

因此，为缺乏历史准确性而生气毫无意义。因为剧集创作者瑞安·墨菲和伊恩·布伦纳根本不追求这一点——美丽的布景被不断地涂抹上呕吐物、脑浆和经血，绝非偶然。那么，如果这部剧讲的不是利齐·波登，那么它到底在讲什么？也许是在讲年轻人真正讨论的话题，即男女之间日益无法逾越的鸿沟，性别理论家亚萨·塞雷辛在2019年将其首次称为“异性恋悲观主义”，而现在更成功地将其称为“异性恋宿命论”。在《利齐·波登的故事》的翻译中，这意味着只有用斧头才能对付父权制，而爱情只能在同性之间寻找。

顺便一提，也有人以此反对这部剧：从制片人到编剧和剧集主创，全部都是男性。然而，历史上的利齐·波登或许对她的故事没有其他期待，但恰恰会对这一点深表认同。

环球影业 (UNIVERSAL PICTURES)

克里斯托弗·舍曼 (CHRISTOPHER SHERMAN)

短评

工作室 作为舞台

Fleetwood Mac 在 1977 年发行的杰作《Rumours》的录音室录制过程具有传奇般的戏剧色彩。美国作家大卫·阿吉米（David Adjmi）基于一名录音工程师的回忆录，创作了在百老汇广受赞誉的剧作《Stereophonic》。托马斯·奥斯特迈尔（Thomas Ostermeier）现已在柏林邵宾纳剧院（Schaubühne）完成了该剧的德语首演：故事围绕着性、药物与竞争，探讨有毒的乐队领袖男性气概以及一种始终处于过载状态的存在。需要多少张力，才能从艺术与生活的崩溃中，榨取出一种

足以 传世的 声音？ 这一切都由 来自 Arcade Fire 乐队的 威尔·巴特勒（Will Butler） 创作的绝妙 复古原声带 现场伴奏。 rik

自由发挥 在峡湾之畔

也许那个在基尔（Kiel）拥有专属“犯罪现场”（Tatort）警局、让案件以其名字命名的男人还会回来——克劳斯·博罗夫斯基（Klaus Borowski），即阿克塞尔·米尔伯格（Axel Milberg）饰演的角色。一年半前，他锒铛入狱。现在，米拉·沙欣（Mila Sahin），即阿尔米拉·巴格里亚奇克（Almila Bagriacik）饰演的角色，与新来到峡湾的犯罪心理学家埃莉·克里格（Elli Krieger）共同管理业务。她们的首个案件名为《在朋友之间》。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一家接受黑手党资助的初创公司的乏味故事，导致基尔出现了两具尸体。如果仅此而已，那将远低于博罗夫斯基的水准。但这里还涉及腐败、职业生涯、法律、正义以及友谊的故事。拉尔斯·克劳梅（Lars Kraume）将这些元素混合成一个如此阴郁且冰冷的案件，以至于让人感到寒战（以及一点点打哈欠）。但幸好有出色的演员阵容。阿尔米拉·巴格里亚奇克在闪烁的灵感驱动下真正地自由发挥。这是一个还算体面的开端，但缺乏一点特别之处。 elk

最大的戏剧发生在幕后。阿兰·克劳德·苏尔策（Alain Claude Sulzer）的小说《场景切换》（Szenenwechsel，Galiani 出版，256 页，24 欧元）亦是如此：当伟大的戏剧人西蒙·穆特修斯（Simon Muthesius）去世时，他的同行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告别演出。他们随身携带的是关于失望的爱情、失败的事业或破碎友谊的回忆。这位 1953 年出生于瑞士的作家以细腻的讽刺，不仅审视了一家虚构的柏林剧院的幕后，还回顾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那个时代由彼得·扎德克（Peter Zadek）、克劳斯·佩曼（Claus Peymann）和彼得·斯坦（Peter Stein）等名字定义。这是一部在愉悦与忧郁之间徘徊的戏剧小说。 jah

乡村气息与 动人的野性

一名年轻女子躺在草地上。一只毛虫爬上一根草茎。随后，女子在田野和森林中奔跑。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当年绝不会想到这么拍——那时她在李安执导的简·奥斯汀改编电影《理智与情感》中饰演玛丽安·达什伍德（Marianne Dashwood）。30 年前的事了。现在，埃斯梅·克里德-迈尔斯（Esmé Creed-Miles，右）在乔治亚·奥克利（Georgia Oakley）版本的这部关于社会地位坠落与浪漫不安的故事中饰演玛丽安。黛西·埃德加-琼斯（Daisy Edgar-Jones，左 1）饰演她的姐姐埃莉诺（Elinor），她与艾玛·汤普森饰演的埃莉诺完全不同。奥克利并没有强行将这个关于危机中女性成长的爱情传奇拉近到我们的当下。她注入了新鲜的乡村气息、忧郁以及动人的野性。这部作品或许能再维持 30 年。 elk

图像观察

来自加拿大的博学诗人

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在冰岛找到了安妮·卡森（Anne Carson），瑞典学院的英格丽德·卡尔伯格（Ingrid Carlberg）报道称，在那里她“倾听风的声音”。这与 202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十分契合，作为一名古典文献学家，她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比今天更依赖于听觉。通往教授之路十分漫长，1950 年出生于多伦多的卡森曾两次中断学业。她差一点就成了一名平面设计师。如果说斯德哥尔摩是为了她“勇敢且具有创新性的作品”而表彰她，认为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形式”，那么人们不能仅想到她的纯文学作品。例如 1998 年关于格里翁对赫拉克勒斯之爱的诗体小说《红》（Rot）。或者是 2001 年的《丈夫之美》（Die Schönheit des Ehemanns）（副标题为“29 个探戈组成的虚构随笔”），伴随着那句永恒的句子：“他那美丽而恶毒的笑容，就像一件飞扬的裙子。”人们还必须想到翻译家安妮·卡森：例如《若非冬季》（If Not, Winter, 2003）这本书，这位古典学家兼诗人将萨福的碎片译成了英文。

其他世界与感知

本次书展并未出现重大丑闻。但政治与写作的关系主导了许多对话

每一届法兰克福书展都伴随着一个问题：今年的政治色彩有多浓。答案通常取决于是否举行了一场极具争议的开幕式、展馆内是否有抗议活动、新右翼出版社是否占据显眼位置，或者德国文学界在达成某种共识时表现得多么一致——即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在朗诵会、小组讨论和白葡萄酒招待会之间所做的，不过就是拯救民主。

Mara Delius

自1949年书展成立以来，世界政治一直在此留下痕迹。1989年，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因被拒绝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无法亲自在保罗教堂领取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同年，阿亚图拉·霍梅尼因萨尔曼·鲁西迪的小说《撒旦诗篇》而对其发布了法特瓦（宗教禁令）。2015年，鲁西迪——此时他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名作家，而是违心地成为了艺术自由的化身——成为了书展的荣誉嘉宾。随后，伊朗取消了参展。2023年，在几乎夺走他生命的袭击发生一年后，鲁西迪在极其严格的安全措施下领取了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并发表了一场宏大且令人动容的演讲，阐述文学是自由思考的前提。

同年，在7. 10月之后的几天，书展上颁发给巴勒斯坦作家阿丹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的文学奖被推迟。在开幕式上，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谈到了哈马斯的袭击以及以色列的反应，期间被观众打断，随后书展负责人尤尔根·博斯（Jürgen Boos）要求他完成演讲。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公开要求人们倾听一种即便自己可能并不认同的观点。

今年，人们再次号召必须捍卫言论自由。在任职21年后离任的书展负责人尤尔根·博斯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话，称其文学教导人们不要让自己被他人利用。捷克作家兼主讲人拉德卡·德内马尔科娃（Radka Denemarková）表示，她无法将文学与政治分开，同时她希望文学被理解为道德与人性之岛。但至于这座岛屿具体是什么样子，众所周知，取决于个人的看法。

在以色列展位上，负责希伯来文学研究所的西加利特·盖尔法德（Sigalit Gelfand）在7. 10月表示，目前将以色列书籍销往国外极其困难。而以色列文学其实“多样、充满活力且深植于以色列社会”，并“探讨我们所生活的复杂现实”。盖尔法德证实了美国笔会（PEN）发布的一项研究给出的印象，即在7. 10月之后，犹太作家尤其是以色列作家在寻找国外出版社方面变得更加困难。虽然难以收集可靠的实证数据，但盖尔法德认为，存在抵制现象的印象是准确的。她本人曾被建议不要前往博洛尼亚儿童书展，“尽管那里销售的是儿童书而非政治书”。令她高兴的是，法兰克福的情况显然不同；上午，来自出版商协会的官方代表团、法兰克福市长以及文化局局长都访问了该展位。盖尔法德说，以色列处于战争之中，而在战争中只有两方。但文学展示了不同的世界和多样化的感知，而这恰恰是文学的品质所在。

大概今年的书展之政治性，并不在于讲台上讨论民主，而是在于隐秘之处。在于一名经纪人或编辑收到一份手稿，并询问自己今天是否还能将其出版。对于文学而言，捍卫其特立独行变得处处艰难——并非因为它不具备政治性，而是因为它必须拒绝被仅仅作为政治文本来阅读。

LUCKY LUKE

版本

24. / 25.10.2026

《周日世界报》

存在与拥有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透纳的《从阿文提诺山看到的罗马》，1836

罗马，英国之城

在作品诞生整整 190 年之后，英国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一幅重要画作在三天内回到了它被构思和设计的地方：罗马。这件杰作由苏富比在巴洛克风格的隆迪尼尼宫（Palazzo Rondinini）展出，随后将于 9. 12 月在伦敦拍卖。

该作品的估价在 5000万英镑左右，使其成为迄今为止由拍卖行在意大利展出的最昂贵的艺术品。预计这幅画将创下透纳作品的新纪录，正如十二年前由苏富比拍卖的一幅城市景观画以近 3000万英镑成交时那样。

这幅描绘永恒之城罗马的画作为何如此珍贵？这是一件成熟时期的作品，展现了透纳通过光线、色彩和氛围来描绘风景并表达情感的能力。其来源记录显示它曾由少数几位卓越的藏家持有，这使得该画作更受追捧，并确保了其极佳的保存状态。此类作品出现在市场上十分罕见。据苏富比称，在画布表面甚至可以看到透纳的指纹以及混入颜料中的画笔刷毛。

这幅画是由休·安德鲁·约翰斯通·门罗（Hugh Andrew Johnstone Munro of Novar）委托创作的，他是透纳的朋友和重要的赞助人。1878 年，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后来的英国首相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rimrose）将其购入，作为送给妻子汉娜·德·罗斯柴尔德（Hannah de Rothschild）的理想结婚礼物。当时的购买价格为 6142 英镑，这一金额远高于该场拍卖会中任何其他画作的成交价。此后，这幅从罗马七座山丘之一的阿文提诺山俯瞰城市与台伯河的景观画仅更换过一次所有者，即罗斯伯里家族将其送拍并创下纪录之时。

据推测，J. M. W. 透纳在意大利构思了该作品，确定了构图并将草图转移到画布上，随后在一段时间后于伦敦将其完成。门罗本人也是一名业余艺术家，曾多次陪同透纳进行致力于写生和自然研究的旅行，他请求艺术家创作一幅当代罗马的景观，以捕捉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及其辉煌的过去。

透纳参考了他在 1828 年至 1829 年第二次逗留罗马期间创作的五幅习作。该艺术家首次访问罗马是在 1819 年。他成功创作出了一件既具有地形精确性，又充满个人观察且富有诗意的作品——在我们的脑海中唤起了记忆中的画面。 西尔维亚·安娜·巴里拉（Silvia Anna Barr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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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

多罗特姆 (DOROTHEUM) 始于 1707 年

贝尔纳多·贝洛托 (Bernardo Bellotto, 1722–1780)，《维也纳圣查理教堂》（局部），47,8 x 79,6 厘米 € 400.000 – 600.000, 拍卖 21. 十月

古典周

拍卖日期 20.10. – 22.10.

古典大师 19. 世纪绘画 古董 奢华艺术 —— 从卡地亚到爱马仕

多罗特姆（Dorotheum）维也纳 +43-1-515 60 570 汉堡 +49-40-879 63 14 70 杜塞尔多夫 +49-211-210 77 47 慕尼黑 +49-89-244 43 47 30

马蒂亚斯·阿恩特（Matthias Arndt） 经常在旅途中。 三十年来，他跨越 各大洲追随艺术家。他经营过

从柏林到新加坡的画廊，于2016年创立了阿恩特艺术代理公司（Arndt Art Agency），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之间。现在，雅典吸引了他：那里的能量与矛盾，以及永恒的未完成感。

安妮·豪恩-埃夫雷米德斯（Anne Haun-Efremides）

《周日世界报》：阿恩特先生，您在多年前就告别了传统的画廊业务。为什么现在要在雅典再次开设一个自己的空间？

马蒂亚斯·阿恩特：在柏林、苏黎世、新加坡和纽约担任了近25年的画廊主后，我不想再扩张了。我缺失的是与艺术家直接合作的工作。我想彻底改造之前的商业模式。通过这家艺术代理公司，我为艺术家和客户创造了一种新形式，我也能将我的全球视野和网络融入其中。在澳大利亚，我和妻子在墨尔本郊外建造了一个名为“Artbarn”的私人艺术空间。两年前，我深夜与耶佩·海因（Jeppe Hein）一起站在梯子上安装他的展览。那时我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什么：在一个私人空间里开发一些东西，并观察由此产生什么样的观众群体。

WAMS：在希腊？

阿恩特：我58岁了，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情，但我仍有很多想要实现的目标。澳大利亚是我家人的故乡，也是我的第二个家。但我是一个欧洲人，我总是被雅典吸引。起初我们在佩特拉洛纳（Petralona）租了一套小公寓。在萨摩斯岛，我们正在将一座榨油厂改造成艺术家驻留地。至于现在雅典的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寻找，是它找到了我。

《周日世界报》：这意味着什么？

ARNDT：一位建筑师带我去了基普塞利（Kypseli），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圈。当我走进那栋房子时，立刻产生了一种“Nostos”时刻——在希腊语中意为“回归故里”。直到今天，我依然会为此起鸡皮疙瘩。我想奥德修斯在抵达伊萨卡岛时一定也是这种感觉。随后我得知，我们正处于伊萨卡大街（Ithakis-Straße），而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迪赛亚斯·埃利蒂斯（Odysseas Elytis）曾住在这栋房子里。我给妻子发了照片，她只回了一句：“我们可以买下来吗？”当然，她不能这样问我。

《周日世界报》：还有什么理由选择雅典？ ARNDT：这座城市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能量。它是连接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文化枢纽。在某些方面，雅典让我想起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柏林。在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我感受到了一种类似的开拓精神。我渴望身处那些事物开始发生变动的地方。

《周日世界报》：这个地方对您而言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ARNDT：雅典将成为我们的欧洲总部。大约 250 平方米的面积足够将居住与工作结合在一起。

《周日世界报》：您提到过一个沙龙。 ARNDT：这栋房子早就在文化方面发挥过作用：这里曾举办过朗诵会和音乐会，甚至还有一个小舞台。我想延续这段历史。我们计划举办展览和艺术家对话，展示来自艺术家驻留项目的作品，或者展出我们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我现在拥有这种奢侈，可以保持开放态度，看看最终会产生什么。

《周日世界报》：雅典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这种热潮能持续多久？

ARNDT：我还没有深入到足以作为业内人士来评价这个圈子的程度。但人们在到处都能感受到创造力：在艺术与设计、时尚、建筑以及餐饮业中。这里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即兴发挥天赋。雅典目前还缺乏 90 年代柏林那样密集的艺术家群体。

《周日世界报》：还有其他区别吗？ ARNDT：当时的柏林就已经拥有极高的机构密度。而雅典直到今天依然缺乏这一点。柏林作为一座城市——幸好艺术界是个例外——是功能失调的，而雅典则是混乱的。在柏林，结构已经存在，但很多事情依然无法推进。在雅典。

必须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雅典拥有柏林已经失去的东西。这也是马蒂亚斯·阿恩特（Matthias Arndt）在那里经营艺术沙龙的原因之一

THODORIS VRANAS

条件更艰苦，但正因如此，许多事情是通过自我组织而得以实现的。

《周日世界报》（WAMS）：希腊市场很小。雅典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吗？ 阿恩特：我们将拭目以待。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收藏家。但在柏林，我们的生存并非因为那里突然所有人都在买艺术品。画廊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将柏林产生的东西推向全球市场。从未有过人们蜂拥而至抢购我东西的情况。我总是先投资，然后思考：如何才能在经济上可持续地运营？对我来说，这个沙龙不是一项商业操作。但如果我们为没有画廊的年轻艺术家举办展览，或者被委托进行市场推广，那么我们也从事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它依然不会变成一家画廊。

阿恩特：我一直将自己视为一名中介，一个创造艺术入口并连接不同世界的人。对于雅典来说，这意味着将国际关注度带到那里，并深入研究希腊艺术，以便有一天能为它们提供一张通往另一个方向的门票。我对我不理解的地方感兴趣。如果有一天雅典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市场，那就让别人去收割吧。

《周日世界报》（WAMS）：您经常前往不同的地方。这对他有什么吸引力？

在雅典-基普塞利（Kypseli）举办的“Homecoming”展览中，展出了耶佩·海因（Jeppe Hein）、波琳娜·米利乌（Polina Miliou）和伊奥安娜·利姆纽（Ioanna Limniou）的艺术作品

《周日世界报》（WAMS）：您为艺术家、艺术收藏家和机构提供咨询；您自己也进行交易和收藏。您如何避免利益冲突？

作为艺术中介和艺术家经纪人，马蒂亚斯·阿恩特拥有全球网络。他是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亚太地区收购委员会的成员，澳大利亚文化捐赠计划的评审员，以及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的骑士。现在，他为自己的最新项目发现了雅典

阿恩特：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透明度。当我为客户提供咨询时，他为我的工作支付报酬。如果我同时担任某位艺术家的经纪人，并且向该客户推荐其作品，我会公开这一点。如果他购买作品，他不需要向我支付额外的佣金。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赚更多钱，但我的名声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代表委托我的人的利益。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人也可能是艺术家。

《周日世界报》（WAMS）：您如何识别一位您认为在 20 年后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家？ 阿恩特：法语中有一个词可以形容：coup de foudre（一见钟情 / 雷击）。就是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这可以是极度的热情，也可以是极度的厌恶。我曾与一些艺术家合作，他们的作品起初让我深感不安——以至于我认为：我现在必须研究这个。

《周日世界报》（WAMS）：在了解市场的情况下，还能进行非理性的收藏吗？

了解市场的情况下，还能进行非理性的收藏吗？ 阿恩特：在为客户提供咨询时，我的方法非常系统。但为自己收藏时，我更倾向于直觉和折衷主义。我让自己被热情点燃，被惊喜震撼，被诱惑。一旦有资金，我就购买博伊斯（Beuys）和库内利斯（Kounellis）的作品，他们在我青少年时期就令我着迷，但我也同样购买非常年轻的艺术作品。我的重要导师扬·霍特（Jan Hoet）说过：你通过观察来学习。我一生中研究过数万件作品。当然，这需要一种感觉——以及愿意让自己投入到某种不确定之中的意愿。

今日亮点

星期六，10. 10月 2026

ARD

5.30 儿童电视 6.20 你的梦想职业？纪录片系列：花艺师！ 6.35 大象、老虎与孩子：动物园后台实习 7.15 neuneinhalb 8.45 POV – 你的故事至关重要 8.55 neuneinhalb 9.50 ☑ 新闻 9.55 熊猫及其伙伴 11.30 Quarks im Ersten 杂志 12.00 新闻 (Tagesschau) 12.15 兽医 纪录片系列 13.45 新闻 (Tagesschau) 14.00 我的母亲在第七重天 浪漫喜剧 (德国 2021) 主演：戴安娜·阿姆夫特 (Diana Amft) 15.30 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父亲 浪漫喜剧 (德国 2021) 17.00 新闻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杂志 17.52 第一频道天气预报 18.00 体育新闻 足球：3. Liga 20.00 新闻 (Tagesschau) 20.15 您在开玩笑吧？(Verstehen Sie Spaß?) 综艺节目 主演：西蒙妮·托玛拉 (Simone Thomalla)、海诺·费希 (Heino Ferch)、莉莉·保罗-隆卡利 (Lili Paul-Roncalli)、马西莫·西纳托 (Massimo Sinató)、吉米·哈特维格 (Jimmy Hartwig)、克里斯托·费尔基奇 (Kristo Ferkic)、霍斯特·利希特 (Horst Lichter) 23.2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3.45 周日之言 23.50 泰迪·特克莱布兰 – 半人半迪斯科 纪录片 (德国) 1.55 给猴子糖吃 爱情喜剧 (意大利 1981)

ARTE

5.15 HD AVUS – 赛道与传奇 6.10 HD 人造天堂 6.55 流行病肥胖症 – 新疗法，新风险？ 7.45 42 –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8.20 美食利古里亚 (1 / 4) 8.50 动物的 (R)进化 13.20 城市 乡村 艺术 杂志 14.55 杀手代码 17.15 奥斯塔山谷：山峦与天空相遇之地 18.10 坦诚相对 (Mit offene Karten) 杂志 18.25 ARTE 报道系列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杂志 20.15 追寻史前艺术家的足迹 – 肖维岩洞 纪录片 21.45 苏拉威西 – 起源于岩画 纪录片 22.40 索林 – 最后的尼安德特人 纪录片 23.35 阿贝尔·塞拉奥科 (Abel Selaocoe) 在 2025 0.45 曾经在北爱尔兰

星期日，11. 10月 2026

ARD

6.00 儿童电视 7.00 孤独的乔 (Joe all alone) 青少年电影 (英国 2018) 8.15 儿童电视 9.40 熊皮王子 家庭电影 (德国 2015) 10.40 新闻 10.45 德国书业和平奖 12.03 新闻俱乐部 (Presseclub) 讨论 12.45 欧洲杂志 13.15 dm 和 Rossmann 的套路 纪录片 14.03 大湖之滨的两人 – 强烈的情感 喜剧 (德国 06) 15.30 保姆：加拿大任务 喜剧 (德国 2020) 主演：萨斯基亚·费斯特 (Saskia Vester) 17.00 Brisant 杂志 17.45 新闻 (Tagesschau) 18.00 柏林报告 杂志 18.30 世界之镜 (Weltspiegel) 杂志 19.15 体育新闻 足球：2. Liga, 7. Spieltag 19.55 联邦总统致辞 对谈 20.00 新闻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在朋友之间 (1 / 2) 电视犯罪剧 (德国 2026) 主演：阿尔米拉·巴格里亚奇克 (Almila Bagriacik)。导演：拉斯·克劳姆 (Lars Kraume) 21.45 卡伦·米奥斯加 (Caren Miosga) 对谈 22.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3.05 ttt-extra 杂志。包括：78. 法兰克福书展 23.50 ★ 绿皮书 – 一段特别的友谊 传记片 (美国 / 中国 / 日本 2018)

ARTE

7.25 追寻胡夫金字塔的足迹 纪录片 8.20 标志性情侣 – 传奇伴侣 9.15 旧变新 – 历史建筑的新生命 9.40 Twist 10.15 赴宴 ... 10.40 野性艺术 11.25 动物造林 13.40 ★ 骏马骑手 (Der Schimmelreiter) 戏剧 (德国 2025) 15.15 美泉宫 – 往-

17.45 里卡多·夏伊 (Riccardo Chailly) 与 卢卡斯·斯特纳斯 (Lukas Sternath) 音乐会

18.35 Karambolage 杂志 18.45 美食利古里亚 纪录片

19.40 越南：为濒危猴类搭建桥梁

20.15 ★ 星际漫游者 (Der Sternwanderer) 奇幻电影 (美国 / 英国 2007) 主演：克莱尔·戴妮丝 (Claire Danes)

[...OMITTED...]

ZDF

22.15 ★ HD 禁闭岛 惊悚片 (美国 '10) 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0.25 HD 黑客帝国 纪录片

5.30 📄 格蕾丝女士之谜 6.20 儿童电视 10.25 港口边紧急呼叫 11.10 📄 SOKO 斯图加特 11.55 📄 heute Xpress 12.00 📄 简单的人 系列 12.15 📄 结婚不适合胆小鬼 浪漫喜剧 (德国 2015) 主演：安娜·玛丽亚·斯图姆 13.40 📄 罗莎蒙德·皮尔彻：春日草莓 爱情电影 (德国 2016) 主演：佐伊·摩尔 15.10 📄 heute Xpress 15.15 📄 稀世之宝 杂志 16.10 📄 罗森海姆警探 17.00 📄 Xpress 17.05 📄 州情镜像 等：气温骤降开启供暖季：家庭面临昂贵的冬季 17.35 📄 压力下的家庭——每一欧元都至关重要 系列 18.05 📄 SOKO 慕尼黑 犯罪剧 第三只眼 19.00 📄 19.20 📄 天气预报 19.25 📄 山地医生 医疗剧 心痛 (2) 20.15 📄 法兰克福谋杀案 犯罪剧 新生活 21.45 📄 journal 22.00 📄 检察官 犯罪剧 死林之中 23.00 📄 当前体育演播室 0.25 📄 三项全能：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ZDF INFO

7.15 ☐ 谁是……？ 7.30 ☐ 奢侈品牌的套路——主持人：皮娅·奥斯特豪斯 8.15 ☐ 超市的套路——主持人：皮娅·奥斯特豪斯 9.00 ☐ 我们帮你找钱——账单核查 主持人：皮娅·奥斯特豪斯 9.45 ☐ 绝佳价格 12.45 ☐ 食品工业的套路 13.30 ☐ 更好的饮食——塞巴斯蒂安·莱格揭秘 16.30 ☐ 更好的饮食 17.15 ☐ 更好的饮食——塞巴斯蒂安·莱格揭秘 报道系列 18.00 ☐ 食品工业的套路 报道系列 18.45 ☐ 更好的饮食——塞巴斯蒂安·莱格揭秘 报道系列 19.30 ☐ Aldi, Rewe 等——谁在自有品牌中获利？ 20.15 ☐ 更好的饮食挑战 纪录系列 美国 vs. 墨西哥：食品大对决 21.00 ☐ 更好的饮食——塞巴斯蒂安·莱格揭秘 系列 (重播) 1.25 ☐ 盒子——死者之像 纪录系列

ZDF

5.00 📄 州情镜像 杂志 (重播) 5.30 📄 稀世之宝——心爱之物 6.00 儿童电视 9.03 📄 囊中羞涩 9.30 📄 天主教礼拜 10.15 📄 稀世之宝 11.55 📄 Xpress 12.00 📄 ZDF 电视花园 巡演节目 14.00 📄 婚礼专家对决 纪录真人秀 14.45 📄 花园专家对决——我的绿色天堂 新季 15.25 📄 Xpress 15.30 📄 next BITE 纪录系列 新集 16.10 📄 罗森海姆警探 16.55 📄 行动人类 杂志 17.00 📄 新闻 17.10 📄 战争恐惧主题：你是否在战斗？ 报道 17.55 📄 两人一案 18.55 📄 联邦总统号召世界饥饿救援周 对谈 19.00 19.10 📄 柏林直击 杂志 19.30 📄 海洋——一部人类史 纪录片 20.15 📄 奈斯医生：深入肌肤 医疗电影 (德国 2026) 主演：帕特里克·卡卢帕 新季 21.45 📄 journal 22.15 📄 2026年古典音乐奖 (Opus Klassik 2026) 报道 0.15 📄 Xpress

ZDF INFO

5.10 📄 犯罪现场：白房子农场 6.40 📄 失踪：爱泼斯坦档案中的德国女性 7.10 📄 -show 主持人：奥利弗·韦尔克 7.45 历史上七位超级战士——神话与真相 8.30 📄 印加人——兴起与衰落 11.20 📄 太阳之子 纪录系列 13.35 📄 玛雅人的伟大秘密 纪录系列 第一座建筑 / 向高等文明演进 / 遗产

18.10 追随奥德修斯的足迹 纪录片 从特洛伊到伊萨卡 / 迈锡尼人的世界

19.40 ☒ -show (重播) 20.15 ☒ 拉美西斯二世神话 纪录片 一个新王朝 / 塞提一世——父亲与榜样 / 年轻的法老 / 战士之王 / 权力的巅峰 / 遗产

RTL

5.00 CSI：追踪凶手《死亡之旅》 5.45 《蓝光报告》纪实肥皂剧。女子在视频聊天中目击抢劫 / 阴险计划升级 / 父亲因债务陷入生命危险 / 法官遭到绑架勒索 / 逃避赡养费者过着奢靡生活 10.30 一级方程式：新加坡大奖赛 冲刺赛

12.15 《蓝光报告》纪实肥皂剧。警察与急救员的工作。

13.00 芭芭拉·萨莱什 纪实肥皂剧 悲剧性的误认：妻子误将跟踪者当成丈夫开枪 / 家庭悲剧：房屋退租通知引发冲突升级

18.15 《周六独家》杂志节目 18.45 HD RTL 新闻

17.45 HD 乌尔里希·韦策尔——调查法官 纪实肥皂剧。金婚之日的彩色粉末袭击案

1.40 ★ 📃 《杀手游戏》动作喜剧（美国 2024）主演：戴夫·巴蒂斯塔。导演：J.J. 佩里

WDR

8.50 犀牛、斑马等 9.20 动物寻找家园 10.05 Quarks 10.35 前往乡村 11.15 与阿里和阿德南一起烧烤 纪实系列 11.45 与马蒂娜和莫里茨一起烹饪 12.15 大师厨房 表演秀 12.45 新闻 13.55 足球：德丙联赛 15.15 船上美食——东弗里斯兰：从埃姆登到莱尔 16.00 WDR 新闻 16.15 我们成为露营者！ 17.00 乡村与美食 系列 17.45 《简单且美味》杂志节目 18.15 Westart 杂志节目 18.45 《当前时段》杂志节目 19.30 地方时间 杂志节目 20.00 日报新闻 20.15 《犯罪现场》：轮子的发明 电视犯罪剧（德国 2025）主演：阿克塞尔·普拉尔。导演：蒂尔·弗兰岑 21.45 《蒸汽面包蓝调》：埃伯霍费尔犯罪系列 犯罪喜剧（德国 '13） 23.10 《布罗肯伍德——新西兰谋杀案》：全速冲向死亡 电视犯罪剧（新西兰 2019）

RTL

5.30 《蓝光报告》纪实肥皂剧。16岁少女陷入色情陷阱 / 法院执行官发现惊人秘密 / 缓刑监督员揭露丑闻。警察与急救员的工作。 8.55 《蓝光报告》纪实肥皂剧。妻子涉嫌犯罪 / 混乱家庭陷入困境 / 非法赛车导致事故悲剧 11.55 ★ X 哈利·波特与

15.00 美式足球：NFL 第5周：伦敦赛：杰克逊维尔美洲豹 对阵 费城老鹰 18.45 RTL 新闻

18.45 12 / RTE 新闻 19.00 美式足球：NFL 第5周：新英格兰爱国者 对阵 拉斯维加斯突袭者。新英格兰爱国者主场迎战拉斯维加斯突袭者。上次对决突袭者以 20:12 获胜。

22.25 美式足球：NFL 第5周：西雅图海鹰 对阵 旧金山49人。在上个赛季的分区季后赛中，海鹰队凭借拉希德·谢希德以 41:5 羞辱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对手。

2.00 美式足球：NFL 第5周：周日之夜：亚特兰大猎鹰 对阵 巴尔的摩乌鸦。亚特兰大猎鹰对阵巴尔的摩乌鸦。在常规赛的上次直接对决中，猎鹰队以 9:17 告负。

WDR

11.15 萨宾·海因里希——水上游北威州 12.00 📎 我们成为露营者！ 12.45 新闻 13.00 苦寻都柏林住房 13.30 刽子手与法官 14.20 📎 《博登湖水警》犯罪系列剧

16.15 地方时间 短篇故事 16.30 熊之山——育空的灰熊 纪录片

17.15 风暴——雷电中的动物 纪录片

18.00 ☑ 动物寻找家园 18.45 ☑ 《当前时段》杂志节目 19.30 ☑ Westpol 杂志节目

20.00 日报新闻 20.15 《绝美！》报道：南艾费尔的秋天。包括：格罗尔施泰因：矿泉水与前往多洛米蒂的山路 21.45 体育新闻

21.45 体育新闻 22.10 蔡格勒的足球奇妙世界 表演秀

22.45 《博登湖水警》（重播） 0.20 刽子手与法官（重播）

SAT.1

5.40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 剧集：三角关系浮出水面 / 是否还有机会？ / 终极之问 / 陷入误区 / 谎言的艺术 9.00 SAT.1早间电视 杂志节目。主持人：丹尼尔·博施曼 (Daniel Boschmann)、阿里娜·默考 (Alina Merkau) 12.00 《法官亚历山大·霍尔德》节目：我最好的朋友和我 / 有毒的爱 / 家庭暴君 / 生活艰辛 15.55 《紧急呼叫》系列：烤面包棍危机 /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神秘伤势 / 厨房坠落 / 喉咙里的面包卷 18.00 《1% 问答——德国有多聪明？》节目。嘉宾：安雅·克林 (Anja Kling)、保罗·潘泽 (Paul Panzer)。主持人：约格·皮拉瓦 (Jörg Pilawa)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名人老大哥》节目。嘉宾：阿努什卡·伦齐 (Anouschka Renzi)、特莎·贝格迈尔 (Tessa Bergmeier)、金·弗吉尼亚·格雷 (Kim Virginia Grey)、尼古拉·格雷 (Nikola Grey)、阿克塞尔·舒尔茨 (Axel Schulz)、纳佳·贝奈萨 (Nadja Benaissa)、雷多 (Redo)、莫里斯·齐瓦克 (Maurice Dziwak)、克里斯蒂安·莱尔 (Christian Lell)、吉亚·乔治娜 (Gia Georgina)、格德翁·布尔哈德 (Gedeon Burkhard)、妮娜·布里德尼 (Nina Bridney)、戈弗雷·埃格本 (Godfrey Egbon)、弗朗西斯卡·莫格塞 (Francesca Morgese)。主持人：玛琳·卢芬 (Marlene Lufen)、约亨·施罗普 (Jochen Schropp)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 约亨·本德尔 (Jochen Bendel) 每晚现场分析《名人老大哥》。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 纪实真人秀

NDR

10.00 HD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杂志 10.30 HD buten un binnen 11.00 你好，下萨克森 (重播) 11.30 庄园故事 12.00 凭借土豆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格里梅 (Grimme) 的农业机械 12.45 《爱琴海的医生》 纪录片 13.15 《皇家大道——穿越巴西的国王之路》 14.00 足球：3. Liga 16.00 《在拖拉机上》 纪录片系列 16.30 沿直线飞行 17.15 《北海报告》 系列 18.00 北德之旅杂志 18.45 《红沙发》 对谈 19.30 州级杂志 20.00 Tagesschau 新闻 20.15 《金曲巨星——巨星背后的巨星》节目 21.45 《谢谢你，乌多——乌多·尤尔根斯的永恒之歌》 纪录片 (德国 2024) 23.15 《欧洲歌唱大赛 70 年——不仅仅是音乐》 纪录片 0.45 《西塞罗——两个生命，一个舞台》 纪录片 (德国 / 罗马尼亚 2022)

SAT.1

5.45 《巡逻——柏林》 纪实真人秀：朋友间的交易 / 入室窃贼的童话 / 出于爱的盗窃 8.40 《基础：教会——报道》 报道系列 9.00 周日早间电视 杂志节目。主持人：丹尼尔·博施曼 (Daniel Boschmann)、马迪塔·范·胡尔森 (Madita van Hülsen) 12.10 《SAT.1 即食食品检测！》 报道系列：居家快餐 14.20 《度假医生》 报道 14.50 ★ 《扎图拉——太空冒险》 冒险电影 (美国 2005) 主演：乔什·哈彻森 (Josh Hutcherson)。导演：乔·法夫罗 (Jon Favreau) 16.55 ★ 《保罗——逃亡的外星人》 科幻喜剧 (美国 / 英国 2011) 主演：西蒙·佩格 (Simon Pegg) 18.55 《朱莉娅·莱希克寻找：请联系我》 报道。最后机会：米里亚姆能再次拥抱她的兄弟们吗？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名人老大哥》节目。嘉宾：阿努什卡·伦齐 (Anouschka Renzi)、特莎·贝格迈尔 (Tessa Bergmeier)、金·弗吉尼亚·格雷 (Kim Virginia Grey)、尼古拉·格雷 (Nikola Grey)、阿克塞尔·舒尔茨 (Axel Schulz)、纳佳·贝奈萨 (Nadja Benaissa)、雷多 (Redo)、莫里斯·齐瓦克 (Maurice Dziwak)、克里斯蒂安·莱尔 (Christian Lell)、吉亚·乔治娜 (Gia Georgina)、格德翁·布尔哈德 (Gedeon Burkhard)、妮娜·布里德尼 (Nina Bridney)、戈弗雷·埃格本 (Godfrey Egbon)、弗朗西斯卡·莫格塞 (Francesca Morgese)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 主持人：约亨·本德尔 (Jochen Bendel)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 纪实真人秀

NDR

9.30 汉堡日志 10.00 S-H 杂志 10.30 buten un binnen 地区杂志 11.00 真的吗？压力下的民主 12.05 《我们的保姆是个百万富翁》 喜剧 (德国 2006) 13.35 《你好，奶奶》 喜剧系列

20.00 Tagesschau 新闻 20.15 《波罗的海海滩的度假打造者——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而辛勤工作》 21.45 Sportschau

[...OMITTED...]

PRO 7

5.20 📄 🐆 《叫我凯特》(Call Me Kat) 5.40 🐆 taff 杂志。主持：Viviane Geppert, Daniel Aminati 6.40 🐆 Galileo 杂志。餐车司机的薪资检查。主持：Stefan Gödde，“Galileo”进行一次真实的收入检查 ... 7.40 🐆 🐆 《邻里》(The Neighborhood) 喜剧剧集 10.55 🐆 🐆 《戈德堡一家》(The Goldbergs) 喜剧剧集。Adam Spielberg / 大学规则 11.55 🐆 🐆 《格里芬一家》(Family Guy) 动画剧集。来自过去的胡须 12.25 🐆 DTM – BEHIND the GRID 12.55 🐆 保时捷卡雷拉杯德国赛 第37赛季 13.00 🐆 房车赛：DTM 13.30 🐆 房车赛：DTM 14.55 🐆 🐆 《格里芬一家》(Family Guy) 动画 访问旧世界 15.20 🐆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动画剧集 18.10 🐆 ProSieben: newstime 18.20 🐆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Moe Szyslak 与水晶骷髅王国 / 千禧虫——音乐剧 / 巴特在监狱里 / 榆树街的噩梦 20.15 🐆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节目。盲选 (9 / 9) 教练：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 22.55 🐆 《蒙面唱将》(The Masked Singer) 节目。猜测团队：Verona Pooth, Chris Tall。主持：Matthias Opdenhövel 1.40 🐆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节目。盲选 (9 / 9) (重播)

巴伐利亚 (BAYERN)

8.40 ☒ 电视健身 (Tele-Gym) 8.55 ☒ 看而非听 9.25 ☒ 极乐鸟之湾 9.55 邻居家的熊 10.25 ☒ 《底层与兄弟》(Drunter & Brüder) 喜剧 (德国 2014) 11.55 钟声响起 12.00 ☒ 《我送你一次出轨》(Ich schenk dir einen Seitensprung) 爱情喜剧 (德国 2002) 13.30 ☒ 简单。好。Bachmeier 14.00 足球：德丙联赛 维尔茨堡踢球者 – 汉莎罗斯托克 16.00 州杂志 16.30 ☒ 在古老的小径上 – 高山地区的牲畜驱赶 17.15 体育焦点 17.45 ☒ 《在施佩萨尔特与卡文德尔之间》杂志 18.30 ☒ BR24 18.45 Quarks 杂志 19.30 ☒ 《艺术 + 旧货》(Kunst + Krempel) 杂志 20.00 ☒ Tagesschau 新闻 20.15 ☒ 《我想找回我的幸福》(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喜剧 (德国 2023) 21.45 ☒ 《幸好有施赖纳》(Zum Glück gibt's Schreiner) 喜剧 (德国 2020) 23.15 ☒ 《疯狂的一天》(Ein Wahnsinnstag) 喜剧 (德国 2022) 主演：Mina Tander

PRO 7

5.45 ☑ X HD 《邻里》(The Neighborhood) (重播) 7.00 HD Galileo 杂志 10.05 ☑ 《大脑》(Big Brains) – 天才发明杂志。主持：Aiman Abdallah 11.05 ☑ Jenke。纪录片系列：失眠 – 睡眠质量差如何让我们生病 13.30 ☑ 《德国之声》(The Voice of Germany) 节目。盲选 (9 / 9) 教练：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 15.55 保时捷卡雷拉杯德国赛 第37赛季 16.00 房车赛：DTM 主持：Andrea Kaiser, Matthias Killing 18.15 ProSieben: newstime 18.25 Galileo Stories 杂志：一个人，一个使命：微型房屋的埃隆·马斯克 19.05 Galileo X-Plorer 杂志。沙特阿拉伯 – 新的迪拜 20.15 ☑ 一个非常好的问答节目（奖金丰厚）节目。主持：Joko Winter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 23.15 全能专家 节目。主持：Klaas Heufer-Umlauf 0.15 TV total 节目。主持：Sebastian Pufpaff 1.20 TV total – 但有嘉宾 节目。嘉宾：Evelyn Burdecki 3.15 ☑ 碰撞游戏 – 每次坠落都算数 节目 4.05 与 Joko & Klaas 共话壁炉 访谈节目

巴伐利亚 (BAYERN)

7.45 全景图 / 山区天气 8.45 ★ 《沙漠王子》(Prinzen der Wüste) – 快如疾风 家庭电影 (法国 2023) 10.3075. IMW 2026：巨大的机会 11.00 周日常客聚会 12.00 2026年菲尔特感恩节游行 14.00 ☑ BR-教堂集市挑战赛 14.45 ☑ quer 15.30 ☑ 在极度危难中 – 山地救援员

19.15 《在我们天空之下》系列 20.00 Tagesschau 新闻 20.15 安德烈·里厄 – 2026年大型露天音乐会 21.45 Sportschau

22.10 2026年巴伐利亚体育奖 23.30 绿党州党代表大会报告

23.45 三。二。一。Michl Müller 0.30 《你绝对做不到！》节目

KABEL 1

5.00 ☎ X HD Navy CIS：L.A. 犯罪剧集。《全有或全无》。由克里斯·奥唐奈主演 5.40 HD 《生活冒险特辑》杂志。Kai在看：硬币 6.05 ☎ X Castle- Ike 犯罪剧集。《无论好坏之时》 / 《失忆》 / 《玩偶谋杀案》 / 《隐形危险》 / 《唯一证人》 / 《网络跟踪者》 / 《平行世界》 / 《狂野蜜月》 / 《病毒》 / 《最后动作英雄》

剧集。《深受打击》 16.15 Kabel Eins：newstime 16.30 📄 🚗 《夏威夷五勇士》- 剧集。《救援任务》 / 《舞步尽头》 / 《十一月里的两天》 / 《森林里的尸体》

20.15 ☎ ☒ ☐ 《9-1-1：洛杉矶紧急救援》 剧情剧集。《迹象与奇迹》 / 《无言》。巴克搬进了埃迪的旧公寓，必须面对他搬走的事实，但接下来的任务就要求团队全力以赴：在一次礼拜活动中，许多人遭受了一氧化碳中毒。

22.15 ☑ 《9-1-1：独星》剧情剧集。《致命气体》 / 《万事开头难》 / 《马与骑手》。由罗伯·洛主演

1.10 ☎ 《9-1-1：洛杉矶紧急救援》 剧情剧集。《迹象与奇迹》 / 《无言》（重播）

SWR

9.45 ☑ 《看而非听》 10.15 ☑ H 《一个盲人，一个跛子，一个聋子》 10.45 《气候时间》 11.00 ☑ 《深夜咖啡馆》 12.30 ☑ H 《护林员——天堂故乡：凝聚力》电视电影（德国 2022） 14.00 ☑ H 《峡湾之恋：潮汐的吸引力》。剧情片（德国 2013） 15.30 ☑ 《手工艺！》 16.00 ☑ H 《廉价、实用、好用？》 16.45 ☑ 《市场检查》杂志 17.30 ☑ H 《说实话》节目 18.00 ☑ H 《SWR BW最新动态》杂志 18.15 H 《跳蚤市场》杂志 18.45 《城市-乡村-问答》节目 19.30 ☑ H 《SWR BW最新动态》杂志 20.00 H 《每日新闻》新闻 20.15 ☑ H 《西北之北：爱沙尼亚》电视电影（德国 2017） 21.45 ☑ H 《SWR BW最新动态》杂志 21.50 ☑ H 《苏黎世人：博尔舍特与恐惧之城 (1)》电视电影（德国 2024） 23.15 ☑ H 《苏黎世人：博尔舍特与恐惧之城 (2)》电视电影（德国 2024）

KABEL 1

5.15 《马格努姆》-剧集。《来自大陆的竞争》。由汤姆·塞莱克主演 6.00 《钢铁伙伴——钢铁交易》纪录片真人秀。《绝对高度！》 / 《大电影》 / 《好消息》 / 《什么样的鸟！》 / 《糟糕的失误》 10.55 《周日生活冒险》杂志。自主打造梦想之屋

13.00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专家来了》报道 卡尔斯鲁厄的“Zauberkessel” / 卡尔斯鲁厄的“Cilantro Bistro Del Arte” / 卡尔斯鲁厄的“Ristorante Vespucci”。主持人：克里斯蒂安·亨策

16.05 Kabel Eins：newstime 16.1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专家来了》报道系列。卡尔斯鲁厄的“5 SEN:SES by Mario Aliberti” / 卡尔斯鲁厄的“The Last Meal BBQ”。主持人：克里斯蒂安·亨策 19.15 Aktiva Abdeck

SWR

10.55 ☑ 《直升机救援队》 11.40 ☑ 《光之岛》剧情片（德国 2008） 13.10 ☑ 《比利·库库克——母爱》喜剧（德国 2022） 由阿格莱亚·希什科维茨主演 14.40 ☑ 《瓦茨曼调查》 16.15 ☑ 《乡村美食》 17.00 ☑ 《简单且美味》 17.30 ☑ 《SWR文化》杂志 18.00 ☑ 《SWR BW最新动态》 18.15 ☑ 《手工艺！》纪录片系列 18.45 ☑ 《聚集点：重新发现真菌：这些品种可以用于烹饪、染色或建筑》 19.15 《法勒一家：用心》 19.45 ☑ 《SWR BW最新动态》 20.00 《每日新闻》新闻 20.15 ☑ 《德国的湖泊——潜入深蓝》纪录片系列。《我们南部的湖泊》 / 《我们北部的湖泊》 21.45 ☑ 《SWR体育》杂志 22.45 ★ ☑ 《我的情人，驴子和我》浪漫喜剧（法国 2020） 由劳拉·卡拉米主演 0.20 《SWR3新流行音乐节》

welt

9.40 HD Meine WELT 9.45 ICON TV 10.00 HD -Newsroom 11.10 Meine 11.25 -Newsroom 11.40 11.45 ICON TV 12.00 Die am Mittag 13.15 13.30 Die am Mittag 13.45 14.00 - 15.00 Musikergillen 15.35 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17.25 Harmony of the Seas 18.25 Der Luxus-Camper 纪录片 19.20 300 Tonnen Stahl auf Reisen 报道 20.15 Abschlepper der Superlative – 1000 Tonnen am Haken 21.10 Gegen Wind und Wellen 22.05 Versunken im Meer 纪录片 23.05 Geheimnisvoller Bodensee 0.00 Das Reich der Wikinger – Ivars Dynastie 纪录片系列 1.40 Abschlepper der Superlative

23.05 博登湖深处隐藏着宝藏。一支探险队承担起一项任务，将蒸汽船“Säntis”号从200多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

HESSEN（黑森州）

8.15 ☑ She makes money – 金钱。权力。正义。 8.45 ☑ Phil und das Traurigsein 9.10 ☑ Sehen statt Hören 9.40 Maintower Magazin (重播) 10.05 ☑ Nachtcafé 11.35 ☑ NDR Talk Show 13.35 In aller Fr. 医疗剧。一个真正的朋友 14.20 ☑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5.10 ☑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 Kochs anders 报道系列 16.45 ☑ Kochstories 纪录片系列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节目 18.15 ☑ Querbeet 杂志 18.45 ☑ Tobis Urlaubstrip 19.30 hessenschau 杂志 20.00 ☑ Tagesschau 新闻 20.15 ☑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犯罪电影 (德国 2023) 主演：Götz Schubert。导演：Ole Zapatka 21.45 ★ ☑ Serpico 犯罪电影 (美国 / 1973) 主演：Al Pacino 23.50 ☑ Der Amsterdam-Krimi: Das verschwundene Kind 犯罪电影 (德国 2020)

6.00 Rapa Nui – 复活节岛的秘密 7.00 Die am Morgen 9.00 - 9.10 – Meinung 杂志 9.30 - 9.40 10.00 - 10.40 ICON TV 11.00 - 11.10 11.30 - 11.40 12.00 Die am Mittag 12.40 ICON TV 节目 13.00 Die am Mittag 13.10 13.30 Die am Mittag 13.40 – Meinung 14.00 - 15.00 Handball: Bundesfilm THW Kial

22.05 铀原子的分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在20世纪改变了交通、医学和发电，但也导致了原子弹的制造。

HESSEN（黑森州）

10.05 Janine Jansen – 爱上斯特拉迪瓦里 11.00 Étretat forever – 一个向往之地的传记 11.55 D hr交响乐团演奏... 12.15 Hilfe, die Familie kommt! 喜剧 (德国 2007) 13.45 A 普法尔茨之旅 纪录片 14.30 Tobis Urlaubstrip 15.15 Kochstories 15.45 法兰克福机场 16.30 Die Ratgeber 杂志 17.00 Quarks 杂志 17.45 Mex 杂志 18.30 maintower weekend 杂志 19.00 7 Tage ... 报道系列 19.30 hessenschau 杂志 20.00 Tagesschau 新闻 20.15 Die Tierärzte 纪录片系列，创业：开设私人诊所的冒险 / 医生搭档：父子在手术室 21.45 Sportschau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22.55 strassenstars 节目 23.55 Harneb Asandt

3SAT

5.00 法比安·兰佩特：《其中一个夜晚》 5.30 Bosetti Late Night 6.20 文化时间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广场 9.35 南蒂罗尔影像杂志 10.00 来自施蒂里亚的阿尔卑斯山故事 10.45 狂野的施泰纳阿尔卑斯山 11.30 施蒂里亚最美的山地湖泊 12.15 主题 13.00 ZIB 13.10 海外笔记 13.15 quer 14.00 国家杂志 14.30 艺术与古玩 15.00 花园自然杂志 15.30 南非公路旅行 16.00 《消防女：浴火重生》 剧情片（德国 2024） 主演：纳佳·贝克（续播：Sa., 10. 10., 17.30 Uhr） 17.30 《消防女：寻找家园》 剧情片（德国 2024） 19.00 今日 19.20 《邪恶》(1 / 3) 纪录片：小丑 20.00 新闻联播 新闻 20.15 《成为泰勒·斯威夫特》 纪录片系列：名声与对手 / 回归与反叛 21.45 书籍时间杂志 法兰克福书展文学盛典。嘉宾：埃娃·梅纳塞、卢茨·赛勒、亚历克斯·舒尔曼、斯文·雷格纳、彼得·沃尔莱本、安德烈亚·沃尔夫 23.35 《我在家，但是……》 剧情片（德国 / 塞尔维亚 2019） 主演：马伦·埃格特。导演：安吉拉·沙内莱克 1.15 生活艺术杂志

MDR

18.00 极限——汉萨城市加德莱根 18.15 在萨克森途中 18.45 可信度 18.50 天气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实时新闻 19.50 我们的村庄过周末 20.15 体育舞蹈：标准舞世界锦标赛 22.30 东部体育 0.30 《范德瓦尔克探长：阿姆斯特丹的救赎》 电视犯罪剧（英国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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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冒险电影）丹增·诺盖（根登·普恩措克饰）和埃德蒙·希拉里（汤姆·希德勒斯顿饰）成为了首批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人。诺盖是一位天才的喜马拉雅登山家。希拉里来自新西兰。他们共同创造了历史。——在屡获殊荣的电影制作人詹妮弗·皮多姆的执导下，《丹增》讲述了不容轻视的真正伟大。Apple TV

3SAT

6.05 HD 埃里克·克莱普顿：2023年十字路口吉他节 7.15 HD 电影电影 7.30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哲学时刻 10.15 文学俱乐部 11.30 你的书——法兰克福书展精华 13.00 ZIB 13.15 马德拉——大西洋上的明珠 纪录片 13.30 狩猎伙伴——狗是如何亲近人类的 14.15 阿尔代什河——法国狂野的南部 14.55 欧洲的水上天堂 纪录片系列：塔特拉山湖泊 / 施普雷森林

16.25 ★ 📄 《读书会——最好的还在后面》 浪漫喜剧（美国 2018） 主演：黛安·基顿 18.00 📄 书籍时间杂志 关于 2026 年法兰克福书展文学新书的访谈 19.00 📄 今日 19.10 📄 被国家黑了？智能手机里的间谍 19.40 📄 世界瑰宝——人类遗产 20.00 📄 新闻联播 新闻 20.15 📄 《努尔在第一频道》 表演秀：仅在柏林 21.00 📄 《机构》 表演秀 嘉宾：卡特琳·安娜·斯塔尔、曼努埃尔·鲁贝、西蒙·施瓦茨 21.45 📄 《三拍子里的两个倔强头》 喜剧（德国 2016） 23.15 ★ 📄 📄 《尼基塔》 惊悚片（法国 / 意大利 1990） 主演：安妮·帕里洛 1.05 📄 施蒂里亚最美的山地湖泊 纪录片

MDR

15.45 Ⓧ MDR 实时新闻 15.50 Ⓧ 足球：东北地区联赛 18.00 Ⓧ 实时新闻 18.05 Ⓧ 关键点 18.52 Ⓧ 沙人 19.00 Ⓧ 地区新闻 19.30 Ⓧ 实时新闻 19.50 Ⓧ 刑事警察现场 20.15 Ⓧ 太美了！ 21.45 Ⓧ 实时新闻 22.00 Ⓧ 体育新闻——周日德甲 22.25 Ⓧ 罗马尼亚——在工作与家乡之间撕裂 22.55 Ⓧ Tata——我们内在的暴力 0.20 Ⓧ 刑事警察现场（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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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剧情剧）公民记者李·雷本（伊桑·霍克饰）热衷于揭露腐败。当李最新的揭秘故事——对强大的沃什伯格家族的详细调查，紧随戴尔·沃什伯格可疑的自杀事件之后发表时，李意识到他揭露了一些巨大的秘密。（8集，第 2 季）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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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女王

安娜·拉普伍德（Anna Lapwood）是长期以来管风琴领域出现的首位超级巨星。数百万人在 TikTok 上关注她，她的音乐会是介于大教堂与电影院之间的视听盛宴。 探访一位为世界上最大乐器注入新生命的女性

D

后面那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巨大的蝙蝠，正准备在巨大的红色玫瑰窗下起飞，在特隆赫姆尼达罗斯大教堂（Nidarosdom）内部盘旋。那个东西就是 1930. 140 Register insgesamt. 由一个四层键盘的可移动演奏台控制，此时在北侧中殿的半暗之中发出亮光。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管风琴之一。一个声音的玩具店。一件计算机控制的高性能技术乐器。

埃尔马·克雷克勒 (Elmar Krekeler)

脚踝处感到一阵寒意。安娜·拉普伍德 (Anna Lapwood) 对此并不在意。这里曾经比现在更冷。安娜·拉普伍德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官方管风琴师，也是这种乐器的首席诠释者与大使。《纽约时报》称她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管风琴师，并称她是古典音乐界对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的回应。在社交媒体上，有数百万人关注她。因为听众过多，她不得不重复举办在科隆大教堂的音乐会，而正是凭借这场演出，她现在将在柏林获得 Opus Klassik 音乐奖。当时，在教堂大门前排队的队伍在科隆市中心延伸了一公里长。随后，她还印制了 T 恤，上面写着“我曾在队列之中”。

在特隆赫姆大教堂——这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挪威之心”——录制她的最新（管风琴）专辑《Firedove》时，天气更冷。那是在一月的凌晨三点。管风琴师都是“夜猫子”。不过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现在是下午。特隆赫姆大教堂里到处摆放着摄像机。电缆正在铺设。通过位于十字交叉口边缘的一台调音台，图像被投射到原本相当枯燥的管风琴外壳上：星星、水生植物，一个火环。明天，安娜·拉普伍德的音乐会将在这里录制。其实与其说是音乐会，不如说是一场“拉普伍德秀”。这是一个巨大的“听觉电影”之夜，包含汉斯·季默 (Hans Zimmer) 的《达芬奇密码》音乐、《驯龙高手》，以及拉普伍德根据霍华德·肖尔 (Howard Shore) 为彼得·杰克逊 (Peter Jackson) 的《指环王》创作的配乐而编译的、时长约 40 分钟的交响曲。她随后表示，这花费了数月时间。她一遍又一遍地聆听 DVD，转录音乐，然后将其转化为一种完全独特的形式，进行管弦乐编曲和戏剧化处理。

安娜·拉普伍德像一只纤细的蜘蛛一样走进大教堂。穿着绿色夹克，背着两个布袋，一个装平板电脑和笔记本，一个装管风琴鞋。鞋子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柔软，因为她需要用脚来更改音栓组合，按下高尔夫球大小的按钮，在键盘上起舞。她说，一双鞋能穿一年半。

她的动作极快。跳来跳去。让每个人都感到兴奋。随后她穿着一件无袖上衣坐在那里。沉稳地演奏并像精灵般歌唱。周围的嘈杂并不影响她。

夹克被随意地扔在身后的椅子上。鞋子闪闪发光。平板电脑立在面前的谱架上——红点标记音栓组合，绿点标记何时需要更换手动键盘，紫色则代表更换音栓。她不断地进行调整。她通过眨眼来翻页。

面对面交流

这位身材纤细、如羚羊般优雅的女性说，对于她所做的事情来说，尺寸确实很重要。她至少需要三个手动键盘，

这位英国女性 安娜·拉普伍德是 管风琴师、歌手、 合唱团指挥、 TikTok 博主以及 主持人。 出生于 1995 年， 2016 年至 2025 年 担任剑桥大学 彭布罗克学院的 音乐总监。 2026 年， 年度现场演出 Opus Klassik 奖 将授予拉普伍德， 以表彰她在 科隆大教堂举办的 音乐会。

一个现代的序列系统，以及至少一百个音栓，否则基本无法实现。她混合音色，为她的音乐进行管弦乐编曲，她的理想是让声音听起来温暖而非刺耳。她说，她的节目需要 400 种不同的声音组合，这在小型管风琴上是无法实现的。

而且在每台管风琴上实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她说，将她的“听觉电影”迁移到一台新乐器上需要 14 个小时。其中 8 个小时用于钻研音栓组合。在大型管风琴上，这有时需要更长时间。然后需要 6 个小时让肌肉记住操作流程。她主要在夜晚进行这些工作，因为那时教堂和爱乐乐团都关闭了。演奏管风琴是夜间工作——也是全身运动。如果有时间（她每天练习 6 到 8 小时），她会游泳，或者散步。“我走路很快，”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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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声音沿着大教堂的墙壁流动。在这里这样做效果极佳，因为管风琴的不同部件分布在整个教堂之中。当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就爱上了这种空间感，爱上了她能释放出的这种音乐全景剧场。在那之前，她经历了一次糟糕的飞行，一切都出了差错。但随后她坐在演奏台前，所有的压力仿佛都被数以千计的管风琴管吹散了。

正如她所讲述的，很难想象她曾经那样害羞且内向。管风琴——她对此的看法是，并非在演奏它，而是被它演奏——帮助了她，让她变得更强大、更自信。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敢走出那些像“鸟巢”一样的空间和阁楼，勇敢地走到公众视野中。直到她敢于走出她所谓的古典管风琴师的“舒适区”——而这个区域对她来说其实并不舒适，因为能够演奏一切的她，曾担心出错，担心无法满足竞争压力。

她的音乐之路早在她出生前就已开启。一名算命师通过塔罗牌告诉她的祖母，她的孩子中将有一个在音乐方面极具天赋。这个预言跳过了一代人。她的父亲——海威科姆（High Wycombe）教区教堂的院长——偶尔会唱歌，但他确保了拉普伍德（Lapwood）家中始终有音乐。四岁时，她开始了第一堂钢琴课。随后，她追随哥哥学习（但哥哥后来放弃了音乐），一个接一个地学习各种乐器，其中大部分是自学。她说，根据最近的统计，她掌握了15种乐器。凭借竖琴，她进入了国家青年管弦乐团。但最终，管风琴还是胜出了。安娜·拉普伍德（Anna Lapwood）成为了——在所有场合她都是最年轻的且是唯一的女性——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历史上第一位管风琴奖学金获得者，随后在2016年至21年间，成为了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历史上第一位音乐总监。在那里，她立即创建了一个女孩合唱团。

如果没有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那一个夜晚，她可能至今仍停留在那里。DJ Bonobo乐队的一名成员在演出后的深夜听到了她的演奏，当时她演奏的是“木星之声”——这座由亨利·威利斯（Henry Willis）建造的管风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拥有147个音栓和10,000根管子）。Bonobo坚决要求在第二天晚上邀请她参加。他们进行了协调，花了12个小时修改节目单。随后，她坐在灯光交织的舞台上。这改变了她的生活。更准确地说，随之而来的YouTube成功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开始彻底地追随自己的音乐直觉，只演奏她认为合适地音乐——而完全不在意管风琴界那些保守的、典型的英国式克制（Stiff-Upper-Lip）派系。她的使命是让人们毫无障碍地热爱音乐，尤其是让更多女性坐在管风琴凳上（目前仅有8%的管风琴岗位由女性担任）。

在社交平台TikTok的 #organtok 标签下，她讲述关于自己以及与这个世界上最大乐器共处的生活故事。她不认为任何事情是低俗的。正因为如此，她必须为自己争取安静的避风港。明天在音乐会之前，她将做她一直做的事：在寂静中坐上一个半小时。她会写下脑海中闪过的想法，记录并提醒自己在这个夜晚的具体计划。然后吃一根香蕉，做呼吸练习。接着跳上舞台，与观众对话。不仅是通过音乐，她还主持、讲述。她用自己的能量，以及那种完全不似神职人员的开朗与亲和力，拆除了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所有的防火墙——而这些墙恰恰是许多管风琴迷至今仍固守在脑海中的。

偶尔，当你坐在这里，听着安娜·拉普伍德（Anna Lapwood）在主教座堂里演奏《加勒比海盗》和《兽人》时，会希望听到一首巴赫那般精致小巧的赋格曲。或者查尔斯·维多（Charles Widor）的一首托卡塔。她能弹，也弹过。但现在她不想弹。

这将是一个多彩的夜晚。一个充满冒险的夜晚。夜晚还很漫长。肾上腺素的亢奋感将久久不散，就像一名自行车赛手在翻越图尔马莱山口（Tourmalet）赛段后的状态。他说，有时直到凌晨三点才能平静下来。管风琴师的生物钟就是如此不同。

最后之言

看那信号灯！

马库斯·沃勒 (Marcus Woeller)

从住处到编辑部这 5.5 公里的路程，我骑自行车需要 20 到 25 分钟。只要不是下大雨（这在柏林很少见）或结冰（感觉一直在发生），自行车就是我的首选。这也与路线有关。虽然为了追求刺激，途中包含了几条没有自行车道的干道，以及一个在柏林骑行者中臭名昭著的带有电车轨道的交叉口，但有三分之一的路段位于交通静谧区或设有自行车道的道路上。最后三分之一是自行车街道，在那里汽车成了被容忍的客人，因为它们必须适应自行车流量。

近年来，自行车街道变得越来越普遍，如今大多数驾驶员也理解并接受了其益处。由于柏林很难忍受一套合理的规定而不立即用标志、彩色标记和一项研究项目来对其进行“改进”，我所在社区的一公里路段被选为交通官僚主义的测试路段。这条重要的东西向连接线最初被宣布为自行车街道，这彻底重新梳理了人们熟悉的优先通行权和通过规则，并在车道上装饰了条纹、箭头和符号。此外还增加了货运自行车的停放区，使得在密集住宅区寻找停车位的驾驶员们经历了一场关于城市生活的长期研究。最后，人们安装了护柱——这些柏林交通静谧区的图腾，让卡车司机现在必须在此检验自己的空间想象力。

正是在这些多余的障碍物、对向车流和穿梭的送货车已经争夺全部注意力的地段，LED 显示屏现在也要求目光接触。绿色和红色的条纹在显示屏上以迷幻的方式移动。它们旨在告诉我们这些以 20 km / h 的“假设”速度骑行的骑行者，是否能在下一个路口赶上绿灯。当然，人们也可以直接看信号灯。而且，如果遇到红灯停下来其实也没那么糟糕。那些对此不在意的骑行者只会对这个新的“VeloFlow”系统嗤之以鼻。

另一些人则单手骑车经过，以便用力抓抓头，因为根据柏林参议院的数据，该项目的成本超过 760,000 欧元。换算下来，包括计算机技术、无线模块、电源供应、规划和研究在内，23 套设备中的每一套成本都超过 33,000 欧元。纳税人联盟在最新的《黑皮书》中对“VeloFlow”进行了结算，指出“此外还包括每年高达 31,000 欧元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汉堡目前也正在开发一个类似的项目。

但真正的笑话不在于公共资金的浪费，而在于资金来源：如果用于建设自行车道或更多的自行车街道，这笔由联邦交通部提供 85% 资金的款项将无法使用。但如果用于将“信号灯可能会阻碍我们前进”这一常识数字化，那么这笔钱就可以用了。

IK ALDAMA / PICTURE ALLIANCE 极其具有预言性：加拿大品牌 Matières Fécales 的表演看起来像是 Met Gala 与街头激战的混合体

在大规模首秀一年后，米兰、纽约和巴黎的情况表明，并非所有设计师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但在小众领域却欢呼雀跃——而最精彩的故事来自拉各斯

时尚之秋的动荡

多么震撼的告别！背景是金光闪闪的埃菲尔铁塔。天桥上方悬挂着巨大的金色吊灯。49件金色礼服，其剪裁讲述了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时装屋的宏大历史。最后再次出现了十件黑色礼服，以此诠释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里，比利时时装设计师安东尼·瓦卡雷洛（Anthony Vaccarello）以其精心策划、剪裁无瑕的系列作品令世界倾倒（据估计，销售额增长了三倍）。“你如此像圣罗兰，安东尼，”夏洛特·甘斯布尔（Charlotte Gainsbourg）唱道，她同样被视为一种法国的“国民财产”。随后，这位设计师向他五岁的儿子卢卡（Luca）递交了一件物品，令深受触动的观众匆忙且错误地将其解读为圣罗兰时装屋的钥匙。我的天呐！

Adriano Sack

但这真的算是一次告别吗？在时装秀之前，关于 Vaccarello 将离开该品牌的传闻就已经四起。然而直到今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开云集团（Kering）都没有发表正式声明，而如果他离开，开云集团将失去其最可靠的创意总监之一。而且，该集团投资组合中的其他品牌近况也不太理想。这种充满激情且金碧辉煌的“天鹅之歌”，随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在某种程度上是时尚界的典型特征——这个行业已经将适合 Instagram 的场景营造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例如路易威登那些看似悬浮的汽车），但即便如此，依然散发出一种迷茫感。在香奈儿、迪奥、古驰、芬迪、华伦天奴、波特加·威尼托、罗意威和巴黎世家这些重要首秀的一年后，时尚界的紧张感已明显下降。赢家已经产生，那就是香奈儿。其他高规格的首秀者则在公开地经历身份认同危机，其中在巴黎世家的 Pierpaolo Piccioli 尤其明显，而他本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人。

在巴黎讨论度最高的时装秀中，包括加拿大组合 Matières Fécales 的演出。他们将该系列命名为“99 Percent”（99%），延续了之前的“The 1 Percent”（1%）主题——并由 99 名非白人模特进行展示。一个奢侈时尚品牌这样做会是什么样子？一名模特肩上扛着两个耷拉着的穿着西装的男性玩偶，这些西装让人想起华尔街银行家——或者美国总统。这是在暗示特朗普的睡眠发作吗？还是某种猎物？观众席——而且大概没人会把这当成侮辱——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怪诞秀”，充斥着厚底鞋、经过改造的身体以及从头骨中长出的角。这个拥有排泄物之名的品牌创始人，来自蒙特利尔的 Hannah Rose Dalton 和 Steven Raj Bhaskaran，自 2014 年以来建立起了一个令其他品牌梦寐以求的粉丝群体。尽管《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认为该系列缺乏时尚实质，并指出其在风格上过于明显地借鉴了 Alexander McQueen 和 John Galliano。但就像每一代人都渴望一个抱着吉他的忧郁少年一样，也许每一代人都需要一个愤怒且绚烂的品牌，去对抗所有常规和审美理想。曾经的 Jean-Paul Gaultier 和后来的 Rick Owens 所扮演的角色，如今由 Matières Fécales 来承担。顺便一提，他们的支持者 Owens 也出席了这场秀。不久之后，他展示了自己的时装，这大概会被历史记录为“通管刷”系列。模特们穿着笨重且多毛的结构件，设计师声称这些衣服出人意料地实用且易于穿着。但最重要的是，他再次证明了小众独立品牌的价值所在：他们真的可以尝试任何胡闹之举，并且因此而获得更深切的喜爱。

在时尚意义上并不太重要的纽约时装周上，一名出人意料的人物完成了首秀。Kai Cenat，这位全球最成功的主播，为了创立时尚品牌 Civet，让自己的全天候在线生活暂停了几个月。他展示了一个规模精简的系列，由变化极小的街头服饰组成，例如兜帽薄如手帕的连帽衫、未来感背包以及少量皮草。其模仿对象——从 Virgil Abloh、Kanye West 到一定程度上的路易威登的 Pharrell Williams——清晰可见，但这并不重要。Cenat 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他邀请 LeBron James 或 Nicki Minaj 等超级巨星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客厅，坐在那把勉强修补好的办公椅上与他们胡扯：“Nicki，你刚才是不是想踢我的脸？”他触达了一个全新的、远离时尚的受众群体，他的 YouTube 频道拥有 1600 万订阅者，而他的

180.000名观众通过直播观看了这场首秀。演出结束后的激动之情化作与家人的集体拥抱，这与 Matières Fécales 的氛围一样，清晰地揭示了那些循规蹈矩、预先设定好的时尚仪式往往缺失的东西：真实且原始的情感。

事实上，在其他地方，赌注更高。在加入 Gucci 几乎两年后，创意总监 Demna 在米兰展示了一个系列，他声称自己终于领悟了这家意大利奢侈品集团的品牌核心。他将该系列置于一个看起来像巨型精品店的场景中进行展示，据称这是未来 Gucci 店铺设计的蓝图。但最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嘲讽了该行业对艺术的矫揉造作。归根结底，目的就是销售产品。没有人像 Demna 这样如此直白地揭示这一点，而倾向于此的观察者可能会从中看到一种布莱希特意义上的“离间效果”。在接受《Business of Fashion》采访时，他将自己对 Gucci 的愿景描述为“势利、资产阶级、古怪”，而该专业刊物的评论员称这个系列为一次“突破”。尽管他的这场秀看起来极其“火热”——借鉴了马术运动以及米兰那些年轻富有的名流（即所谓的 paninari）——但在 Gucci，他目前还缺乏那些曾经引领时尚界前行的超级爆款和颠覆性创意。不过，也许时尚界本身已经不想再被引领了。

因此，本季最美好的故事并非来自某个大品牌，而是来自拉各斯，这并非巧合。在那里，模特 Rachel Ojuromi 穿着自制的造型，拍摄了一场 Chanel 2025年秋季“工艺美术”（Métiers d'Art）大秀的街头版本，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狂热。显然，她接到了这家法国时装屋的电话，并于近日为其完成了首秀。创意总监 Matthieu Blazy 表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系列。这正是身处高位者惯常的说法。事实上，人们渐渐看穿了他的把戏——让曾经严谨的风格变得流畅，大量使用图案、色彩和纹理，以及像扑克牌纽扣这样迷人的细节——尽管这可能有些不公平：即使是才华横溢之作也会产生习惯化效应。然而，下一个重量级首秀已在即。Dario Vitale 在 Versace 仅完成一个系列后就被解雇，他将在春季展示他的首场 Emporio Armani 大秀，人们已经在猜测，这是否是美国人所说的“大任”（the big job）的一次试水。

奢侈烦恼

心之所向

阿德里亚诺·萨克 (Adriano Sack)

“橙色绝对不行，”我的女友 S 以她那无可挑剔的品味判定道，而我的丈夫则在旁边心满意足地听着，因为她认同了他的观点。“但我不想用 Farrow & Ball 那种所谓的‘正确色’，比如鸽子绿或沙丁鱼灰！”我固执地反驳道。随后，那位语速极快的小提琴手打断了我们，晚餐的谈话转向了其他方向，可能是关于爱丽丝·魏德尔 (Alice Weidel)，或者是勃兰登堡森林今年的栗子产量——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了。

对我来说这很好，因为我当时处于劣势。讨论的是公寓的新墙漆颜色，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当你进入一个不再每晚在外奔波的生活阶段时，你不得不沉重地意识到，布置自己的家比酒吧员工和夜店厕所更重要。在这方面，我深受童年影响。在我家里曾有过一段时间，我哥哥的房间是青蛙绿，我姐姐的是刺眼的橙色，而我的房间则是泳池蓝。

“那样我会头疼，没法睡觉，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从风水的角度来看这很糟糕，这会掩盖艺术品的色彩，那绿色的天鹅绒沙发怎么放？”——反对墙面使用鲜明色彩的所谓论据大致如此。不知为何，在集体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柔和且带有色调的墙色既是温和品味的体现，也是心理卫生的要求。

事实证明，这纯属胡扯。《镜报》(Spiegel) 的员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工作在由维纳·潘顿 (Verner Panton) 设计的一栋小型高层建筑中，那里每一层都闪耀着不同的亮色；食堂和泳池区域则更加绚丽。那是该杂志影响力最强的时代。像伦敦的泰特英国馆 (Tate Britain) 或柏林绘画馆 (Gemäldegalerie) 这样的经典博物馆，其墙色之果敢，在今天绝不可能通过审核委员会的批准。因为即便政治家们通常会示威性地强调自己缺乏品味——想想约什卡·费舍尔 (Joschka Fischer) 那间铺着对角线瓷砖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但如果博物馆的墙壁是牛血色的，玩笑就开不成了。如果想象一下那些艺术品最初为其创作的、装饰繁复的宫殿墙壁，就能看出白色墙壁背后隐藏的是什么：一种绝望的苍白。如果“柏林现代” (Berlin Modern) 新建筑还存在干预空间的话：我主张使用亮丽的彩色墙壁。

因为最近我在汉堡为我的新小说《飞向太阳》(In die Sonne fliegen) 举行朗诵会时，是在一家摄影工作室里，背景是一间从上到下都刷成“心之所向” (Heart’s Desire) 色调的厨房。而根据油漆制造商 Maleco 的观点，心之所向是一种毫不留情的红色。效果是：即便是一些露骨且粗俗的段落，也顺畅地从我的唇间流出。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 (Pedro Almodóvar) 的电影布景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体验了。

附言：我们最终在青蛙绿和泳池蓝上达成了一致。总算有了结果。

艺术品及 KONRAD FISCHER 画廊 / 照片 ROMAN MÄRZ 提供

High 5

本周风格指南 由 Maria-Antonia Gerstmeyer 编译

新的使命

马丁·马吉埃拉（Martin Margiela）于 2008 年告别了 T 台。自那时起，这位作为“安特卫普六君子”之 +1 成员的比利时人便投身于艺术创作。他在柏林的 Konrad Fischer 画廊首次在德国展出其经过改造的日常用品和充满活力的绘画作品，其中包括一件由 20 把电影院座椅组成的装置艺术。展出至 19. Dezember

丰厚的遗产

ROBERTO NINO BETANCOURT

可倾倒的建筑：米兰设计师 Agustina Bottoni 将意大利建筑艺术的形态语言带到了餐桌之上。

继受 Villa Necchi Campiglio 柱廊启发而设计的香槟杯之后，现在推出了具有显著轮廓的“Finial”水瓶。由意大利玻璃吹制大师手工打造。210 欧元。

灵活的宝石

这是 Messika 刚刚在巴黎展出的高级珠宝系列中最复杂的一件作品：一条项链，镶嵌有一颗 12,81 克拉的赞比亚祖母绿和约 600 颗不同切工的钻石。不可见的组件确保了结构的灵活性。价格需咨询。

甜美模特

GIULIO RUSTICHELLI

Armani 每年两次通过 Poldo 为狗狗推出系列产品。其广告大片如此可爱

以至于人们不想让任何人错过。虽然人类模特的阵容同样顶尖，但仍无法与戴着 Armani 蓝色项圈和穿着天鹅绒小外套的腊肠犬相媲美。180 欧元起。

秋日氛围

当秋天到来时，伦敦的梅费尔（Mayfair）区会散发出额外的氛围感。Brown's 酒店此时开启大丽花季，并为 Frieze 艺术博览会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计划。那些认为这比在 Merkel 那里更好的人，甚至可以订制一张个人肖像画！住宿费用约为 1000 欧元。

玻璃杯上的口红印，蜡烛已燃掉一半，餐盘上的餐巾。整个布置看起来就像客人们刚刚离开餐桌一样。花瓶中的蓍草也低垂着。在隔壁房间，不自然地长长的淡黄色康乃馨从一个胸高的落地花瓶中向扶手方向倾斜，仿佛是伸向贵妃榻的触手。咖啡桌上放着一大束康乃馨——它是倒置的，酒红色的花朵作为基底。更多康乃馨倾泻在同样覆盖着酒红色布料的沙发上——仿佛一个花瓶翻倒了，或者有人愤怒地将花扔到了那里。

安妮玛丽·巴尔施米特 (Annemarie Ballschmiter)

“我享受这种随机性，正因为现在通过人工智能，一切都变得太完美了，”莉洛·克林肯贝格 (Lilo Klinkenberg) 在谈到她的布展时说道。这位柏林花艺设计师兼 Studio Lilo 创始人通常使用花卉和植物等材料，在花艺与艺术的边界领域工作。她设计了一个面料系列，并在这次空间装置展中予以呈现。其中包括一种双色深色大 boucle 提花面料（Damast 风格）、带有领带条纹的波尔多红缎面、巧克力棕色缎面提花，以及灰色、酒红色和——柠檬绿的纯色织物。“除了绿色，这些颜色和图案都非常经典，并非由趋势驱动。我想创造一些能够持久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喜欢一年就得更换的面料。”创造持久之物：这是克林肯贝格的一种渴望。创造一些不会消逝的东西，不像她那些由苔藓（她最喜欢的材料）和绣球花、草束或百合花蕾、紫色菊苣或含羞草瀑布组成的无定形雕塑。那些作品最终只能留下照片或视频。

“去年我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意念显化，结果今年一月真的收到了邀请，”克林肯贝格说。九个月后，她为瑞典公司 Bemz 设计的系列面料完工。Bemz 通过提供宜家家具的替换套件，使其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而获得成功。对于这位 34 岁的女性来说，这个项目也将她生活的两条线索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克林肯贝格在她的家乡柏林的柏林艺术大学学习过服装设计——因此，像提花 (Jacquard) 或 boucle 这样的纺织专业术语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她对空间以及空间中的物体有着近乎建筑学的兴趣。在没有找到符合自己设想的产品后，她为自己的公寓设计了一款带有不锈钢底座的沙发和一个弧形金属架。同样，她那些经常由 Jil Sander、Bocci、卡地亚 (Cartier) 以及偶尔由一对新人委托创作的单色植物作品，在构思时也始终是从空间角度出发的。其核心在于比例、形状、材料、纹理和颜色。

在面料发布几天后，我们在她位于克罗伊茨贝格 (Kreuzberg) 的工作室见面，那是一家靠近奥拉宁广场 (Oranienplatz) 的店面。橱窗里摆放着由浅绿色观赏南瓜组成的装饰，一个黑色三角形花瓶，一株豌豆植物（其绿色的珠串状荚果让人想起一个小喷泉），以及一个放在闪亮金属奖杯里的蔓绿绒。室内则是一个白盒子空间 (White Cube)。

“十年前，我和三个兄弟姐妹中的两个在这里的拐角处开了一家名为‘Mirika’的餐厅。晚上我们还将其出租用于私人活动，我就开始负责其中的花卉装饰，”克林肯贝格在讲述她作为花艺设计师的起步经历时说道。“很快我就不再满足于只在餐桌上进行创作。”通过朋友介绍，她接到了首批企业客户的订单。“在运动鞋品牌 Converse 于科特布斯门 (Kottbusser Tor) 一家酒吧举办的晚宴上，我装饰的是窗户而非餐桌。”那是花艺设计师还很稀缺的时代。“我可以尝试很多东西，可能性似乎是无穷的。”

如今，她为了作品前往巴黎、米兰或普利亚旅行。无论项目将她带到哪里，她都会尝试多留一天去参观博物馆。艺术给了她灵感，例如托尼·克拉格 (Tony Cragg) 的雕塑。“我想尝试实现那种效果：如此随机，却又如此精准地经过规划。”她的工作方式源自城市景观所提供的对比：“在城市中，人们对植物和树木形状的感知比在自然界中要强烈得多。”

“苔藓是一种绝佳的材料” 用绣球花或草丛打造的无定形雕塑，

用绣球花或草丛打造的无定形雕塑，倒立的繁茂花束——柏林设计师莉洛·克林肯伯格（Lilo Klinkenberg）用植物塑造出不寻常的世界。现在，她设计了一个面料系列。

上面：莉洛·克林肯伯格在她为面料系列发布会设计的场景中。 下面：由苔藓、绣球花和银叶菊组成的雕塑。

克林肯伯格经常使用苔藓：“它是一种绝佳的材料。我使用苔藓就像其他艺术家使用黏土一样。你可以把它塑造成任何形状，可以对其进行染色和保存。”她的作品与传统的花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她还是在花艺学校学习了几个月。“我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把它做好，”她讲述道，“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修剪花茎。至于他们想教我的其他所有内容，我都不想学。在花艺培训中有很多规则：如何捆扎花束，花朵必须如何排列，螺旋形、三角形、线性。然后，那是冬天，我们被要求设计一个内置灯串的花束。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即离开花艺学校，否则这会扭曲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克林肯伯格回忆道。她计划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婚礼的分支机构，而让 Studio Lilo 专注于艺术探讨和自由实验。

绚丽的色彩不是她的风格。她的美学经常被描述为“暗黑浪漫”（Dark Romance）。“绿色、深蓝色、黑色，还有深红色，这些是我的颜色。我觉得这些色调能让人平静，”她说道，目光看向一张带轮子的不锈钢桌子，桌上覆盖着近乎黑色、但在仔细观察时会闪烁出淡紫色和绿色光芒的绣球花球。

是否有某些花朵在她的个人禁忌名单上？“没有，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和搭配。但确实有较难处理和较容易处理的花朵，”她详细解释道。对于这位植物艺术家来说，后者显然包括绣球花。“用绣球花构建一个绝美的形状很简单。对于颜色较深的品种，你甚至不需要考虑它们是否浸在水中，因为它们在干枯时看起来也很棒。”较难处理的花朵是指那些在装置中必须单独供水，或者在花瓶中枯萎极快的一类，例如风铃草属（Skabiosen）。但凋零也可以具有吸引力：牡丹、百合和郁金香在设计师看来是处于任何阶段都好看的花朵。她很想举办一次仅使用枯萎花朵的活动。

另一个对抗转瞬即逝的项目已经在筹备中。她仅透露了这么多：这是三款小型产品，将于明年的米兰设计周期间展出。材质是：石头。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持久的了。

I

台北的小点心

在台北市中心，松山区一条侧街上有一家充满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小咖啡馆，角落里放着一张泛黄的 DVD。那是李安的杰作《饮食男女》。这里大多数拿着手工陶杯的年轻顾客对此并不关注。这部 1994 年的轰动之作通过名厨朱先生和他的三个女儿讲述了台湾，以及整个生活——自由、身份、变革、归属感——是如何在餐桌上被探讨的。它讲述了台湾料理是如何由原住民传统、福建移民、客家文化、17. 世纪的荷兰和西班牙影响、日本殖民时期以及受美国影响的中国地方菜系等高度复杂的叠加而形成的。讲述了在不断吸收新事物的同时仍保持自我的执拗与韧性。但最重要的是：在饮食之间保持极度的淡定，不被始终围绕在台湾周围的世界末日幻想所带走。保持冷静，啜饮文青咖啡。

克里斯托夫·维尔茨 (Christoph Wirtz)

在更靠近主干道的地方，最近开业的奢华酒店“嘉佩乐 (Capella)”内，其德国籍总经理丹尼斯·劳本斯坦 (Dennis Laubenstein)——曾在黑森林的“Bar-eiss”接受过餐饮专业培训——正坐在获得两星评价的 Omakase 餐厅“Mizue”的木质吧台前，品尝着一颗象牙色光泽的章鱼握寿司。他的看法与当地人非常相似：“像这里的人一样经历过这么多，必须时刻保持平衡、保持冷静的人，不会一直关注世界局势。他们关注的是下一道菜是什么。”在酒店的粤菜餐厅“荣居 (Rong Ju)”中，客人们可以在冰镇象拔蚌配韭菜油和炸鸽子配柠檬草等菜肴中做出选择。台湾波折的历史在相邻的三层酒吧综合体中以“液体历史 (Liquid History)”的形式被重现——使用了荷兰杜松子酒 (Genever)、香料朗姆酒、来自山中微型蒸馏厂的当地植物萃取物以及肯塔基波本威士忌。

一个蒸汽腾腾、 滋滋作响、 喧闹的市场： 台北的饶河街 在夜幕降临 时苏醒

台湾的第一家麦当劳分店距离“嘉佩乐”仅几步之遥：No. 135, Section 3, Minsheng East Road。这个通往保护国的餐饮锚点，就像是一扇通往后方民生社区的大门。这是一个建于 1960 年代、深受美国影响的住宅区，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低矮的建筑和小公园。这个街区是一个典范，展示了台北如何让过去得以延续，同时将其转化为新事物。2025 年，该

在台湾，当地人更愿意关注下一餐，而不是世界末日的情景。一次对首都的美食探索。

VERNON YUEN / NEXPHER VIA ZUMA PRESS WIREPICTURE ALLIANCE

在富锦街周围无数的咖啡馆和小店里，那些小点心也极具魅力，例如在时髦的“But. We Love Butter”店里，介于 Sablé 和 Shortbread 之间的迷人酥饼。再走几个街角，一家微型面包店正在制作蛋卷 (Danjuan Egg Rolls)：将极薄的层在热板上烘烤，然后卷成超级酥脆的雪茄状饼干。它们被填充了各种馅料，其中包括肉松——一种经过酱油和香料腌制、煮熟并撕碎的猪肉，经过干燥。

该国在《世界幸福报告》中位列亚洲第一。其极其丰富的餐饮选择无疑为这一排名做出了贡献：“米其林指南”目前为该岛列出了 76 颗星——其中一颗星属于德国主厨托马斯·比纳（Thomas Bühner）位于台北市中山区 Noke Mall 的“La Vie”餐厅。

干并不断搅拌，直到形成一种轻盈、蓬松且如羊毛般柔软的质感。在民生社区公园，人们坐在“SunnyHills”连锁店的旗舰咖啡馆里，置身于浅色木材与热带苔藓绿之间，喝着茶，吃着黄油味十足的凤梨酥——在半导体之前，这曾是该岛的一项重要出口产品。

午餐时间，丹尼斯·劳本斯坦（Dennis Laubenstein）推荐“Fujin Tree”餐厅。该餐厅将台湾料理中咸、发酵、微甜和锅气十足的风味进行了低调的现代化改造，并将其与法国香槟的圆润与清新相结合：韭菜猪肉末、皮蛋、辣椒、大蒜和发酵黑豆；大蒜辣椒油炸油条配牡蛎。与之相得益彰的是来自 Ambonnay 的气泡感十足的黑皮诺（Pinot Noirs），以及来自 Avize 的柑橘花香霞多丽（Chardonnays），既有知名大牌，也有小众手工混酿。

如果想要理解台湾工艺的运作原则，以及过去几十年如何创造出让该国目前增长率接近 10% 的高科技经济奇迹，那么午餐时就不要喝香槟。而应该在成立于 1958 年的连锁餐厅“鼎泰丰”的众多分店之一中，观察厨师在玻璃厨房里如何折叠他们那如天堂般的小笼包——用极薄的面皮包裹着辛香的肉末和滚烫肉汁的饺子：高精度、高标准化、高可扩展性。这里与在伦敦、阿布扎比和洛杉矶每天重复数十万次的操作遵循同样的公式：5 克面皮，16 克馅料，18 个褶皱，总重量公差 0.2 克。

黄仁勋（Jen-Hsun Huang）的公司英伟达（Nvidia）以类似的完美主义，助力台湾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他在 5 月底访问了饶河街夜市，品尝了芒果抹茶刨冰。但这远非最有趣的选择！在宏伟的松山慈祐宫附近，这个蒸汽腾腾、滋滋作响且喧闹的市场入口，在 002 号摊位炽热的烤炉上方闪烁。自从美国厨师兼美食冒险家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这里吃过胡椒饼——香气四溢的芝麻饼中包裹着多汁肥美的腌肉——许多国际游客便将其视为必经之地。几米外的“佳和鱿鱼王”摊位同样如此：白灼鱿鱼，口感 Q 弹且微甜，搭配辛香的沙茶酱和泰国罗勒。如果你一边咀嚼，一边询问旁边提供服务的算命先生关于台湾的命运，他只会耸耸肩。关于中国入侵的咨询需额外支付 150 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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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任何市场一样，高端腕表市场也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专家何时以及如何给某个品牌打分，取决于制造商几乎无法改变的因素。目前，贸易状况充其量只能说是稳健——在不确定时期，大型制表厂获益：当客户投入大量资金时，劳力士（Rolex）、卡地亚（Cartier）、欧米茄（Omega）、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和爱彼（Audemars Piguet）被视为避风港。

但 Grand Seiko 系列更令我着迷。我经常听到一种论调，认为日本手表就像日本汽车一样：质量顶尖，但在高端市场就是没有竞争力。对此我的看法，可以用当年洪堡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讲师在面对一名考生的可疑论点时，劈头盖脸甩给对方的那句话来概括：“对此我只能说：错了，错了，错了，全错了，而且顺便说一句，完全错了。”

我能理解这种观点，但我觉得很可惜。当然，如果市场上存在不可撼动的权威品牌，确实会带动整个行业的提升。不过，我最喜欢这个行业的多样性。在每一个价格区间都能找到令人信服的型号。这一次，我要介绍两个在我看来目前关注度不足的品牌。首先是精工（Seiko）：一款“Seiko 5”是一款极其坚固的运动表，价格在三位数中段。作为入门选择，买它绝对没错。

优质时光

两个追求多样性的选择

菲利普·卡西尔 (Philip Cassier)

真正对工艺感兴趣的人，会对日本的传统心怀敬意。那里所秉持的精细、投入与纪律，足以与欧洲人的任何成就相媲美。只需 一眼该公司的机械机芯便能发现：其机芯在视觉上既显得简洁，又带有雕琢感。这种效果需要极其出色的设计师才能实现。

此外，该制表厂凭借其 Spring-Drive（弹簧驱动）技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动力系统，将电子计时与机械计时相结合，其运行精度远高于任何极其精准的纯机械机芯。而当你看到那些表盘的工艺之复杂……好吧，在内容变成广告之前，我就此打住。

Parmigiani Fleurier 是另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制表厂。它已经存在 30 年了；1996 年，著名的瑞士修复专家米歇尔·帕米贾尼 (Michel Parmigiani) 创立了该公司，且从一开始质量就处于最高水平。在 2010 年至 2015 年之间，客户和专家们同样对其经典外观和机芯赞不绝口。但到该十年末期，这家隶属于 Sandoz 基金会的公司失去了其势头。

这种情况在 2020 年代初发生了变化。随着圭多·特雷尼 (Guido Terreni) 出任首席执行官，这位曾在宝格丽 (Bulgari) 腕表部门做出诸多贡献的人带来了改变。他为产品系列规定了完全不同的外观；如今的 Parmigiani 不再走经典路线，而是以一种极简的方式呈现，使其具有独特的外观，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识别。不过，特雷尼同样推动了技术进步——单按钮拖曳指针计时码表是 Watches and Wonders 表展的亮点之一；在这个名称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可以测量圈速的秒表，仅需通过表壳上的一个按钮即可控制。

购买一块 Parmigiani 需要相当大的投资。Grand Seiko 的腕表同样不便宜。但这些品牌的客户可以让自己感受到一种个性主义。这种成就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

在路上

邮轮旅行 登陆岸上

基拉·汉瑟 (Kira Hanser)

如此接近热带海水，洁白的沙滩就在视线之内。一次加勒比海邮轮之旅听起来很诱人，但也可能令人失望。在那里，人们有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必须在船上观察其他游客在牙买加附近潜水、驾驶摩托艇，或从小型游艇的游泳平台上欢呼着跳入水中，这简直是一种受虐。人们渴望地望向那边。现在如果能躺在棕榈树下的吊床里摇摆，而不是在船上的泳池边用毛巾抢占躺椅，该有多好！例如，在皇家加勒比 (Royal Caribbean)、迪士尼邮轮 (Disney Cruise Line) 或挪威邮轮 (Norwegian Cruise Line) 的船上，每天都会前往梦幻岛屿的港口——以及参加组织好的海滩游览。

根据邮轮协会 CLIA 的数据，在热带海域难以自发地享受游泳乐趣，是德国游客较为忌讳纯加勒比海邮轮之旅的决定性原因之一。据此，只有约 12% 的德国游客选择在该地区旅行；当然，这也与漫长的旅途有关。因此，将加勒比海邮轮之旅与酒店海滩延展度假相结合的需求更高，但到目前为止，邮轮公司本身还无法将其作为套餐提供。

但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皇家加勒比邮轮集团（Royal Caribbean Group）——其合资企业还包括 TUI Cruises 和 Hapag-Lloyd-Cruises 的 14 艘船只——正将触角延伸至陆地。该集团已购入加勒比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 Sandals 的股份，据其称投资额为 30 亿美元，并直接持有 50% 的股份。这意味着：一家邮轮公司首次进入全包式度假村市场。目前，Sandals 在加勒比地区拥有 19 家酒店。两家公司计划从 2027 年起提供邮轮航程与酒店住宿相结合的组合产品。

这对德国市场而言非常有趣，因为竞争即将到来。像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四季酒店（Four Seasons）或安缦度假村（Aman Resorts）这样的酒店集团目前正从陆地转向海洋，一艘接一艘地建造豪华邮轮。其宗旨是：邮轮公司能做到的，酒店业能做得更好。如果客人在海滩度假村待了几天后还想乘坐游艇出海，现在这些酒店集团可以直接提供此类服务。

与此同时，所有大型邮轮公司此前仅投资于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自己的岛屿和私人海滩。目前已经有了 10 个这样的海滩，邮轮在航行期间会停靠此处，让乘客共同前往海滩。通过这种方式，邮轮公司可以节省港口费，让客人在其掌控之下，同时还能赚取客人在陆地上的消费。然而，与几乎所有乘客一起共度海滩时光并不适合所有人。这仅仅是将船上的生活转移到了海滩上，从木甲板变成了沙粒，配以水上游戏、娱乐活动和棕榈树下的烧烤。美国游客很欣赏这种便捷的方案，但德国邮轮游客对此并不太感冒。

维也纳爱好者的新领域

IRALGO74 / ALAMY STOCK PHOTO

奥地利首都总能给人带来新的惊喜。乘坐郊区铁路（Vorortbahn），人们可以发现极为独特的奠基时代建筑、新酒馆（Heurigen）和餐馆。我们的维也纳作者建议：前往外郊吧。

被宏伟的柱廊环绕：位于许特尔多夫（Hütteldorf）恩斯特·富克斯博物馆（Ernst-Fuchs-Museum）前阶梯上，创作于1972年的青铜雕塑，被称为“胖埃丝特”。

自1987年起，维也纳有一个旅游秘境等待着被发现：郊区铁路线（Vorortelinie）。这条源自19. 世纪后期的历史铁路路线，甚至连当地人都早已几乎将其遗忘，直到它在经历了四十年的衰败后重新开放，并作为S45线成为现代城市快铁（S-Bahn）网络的一部分。从此，它再次将延伸至维也纳森林的外郊地区连接起来。与通往市中心的线路相比，它的利用率要低得多。

曼弗雷德·克利梅克 (Manfred Klimek)

几乎没有哪条路线能比这条更完整地讲述维也纳的故事。因为在海利根施塔特 (Heiligenstadt) 和许特多夫 (Hütteldorf) 这两个古老的终点站之间，资产阶级的奠基时代别墅与社会主义的市政住宅和谐共存，这种景象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酒馆、餐馆、带有移民色彩的街道、足球场和森林，往往仅一站之隔。在这里旅途的人，能发现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对于维也纳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最好的游览起点是海利根施塔特火车站。这座由奥托·瓦格纳 (Otto Wagner) 设计的历史主义新艺术风格建筑，自 1894 年起由他担任首席建筑师，将维也纳城市铁路设计成一件整体艺术作品。虽然如今车站上方建有现代建筑，但行人隧道等原始元素依然得以保留。正对面矗立着欧洲最著名的社会住房项目之一——卡尔·马克思之院 (Karl-Marx-Hof)。该建筑建于 1927 年至 1930 年之间，全长 1058 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连续住宅建筑，它远不止是一座市政住宅。当时的“红色维也纳”证明了居住可以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绿地、幼儿园和社区设施都是标配。直到今天，这座建筑仍是某种城市政策的体现，即将社会问题直接置于社会中心——这是一种刻意的挑衅，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多年后才接受它。

来源：OpenStreetMap “城中之城”： 卡尔·马克思之院 （左），建于 1927–30, 年，是 世界上最长的 连续 市政住宅。其 1272 套公寓 备受追捧

休息：在“教区广场的迈尔” (Mayer am Pfarrplatz) (I.区) 享用丰盛的饮食和优质葡萄酒（该店已传承多代），随后在土耳其堡公园 (Türkenschanzpark) 散步 TOP PHOTO CORPORATION / ALAMY STOCK PHOTO

距离卡尔·马克思之院仅几分钟步行路程，另一个世界便开始了：努斯多夫 (Nussdorf)。这里曾是城市边缘的一个酿酒村，这个 Grätzl（维也纳人对小型社区的爱称）保留了其乡村生活的节奏。在努斯多夫与海利根施塔特的交界处，可以找到两家维也纳的标志性机构。在一家前酿酒商住宅中，德国三星级主厨胡安·阿马多尔 (Juan Amador) 在“Amador”餐厅提供最高水准的料理。其中一道令人惊叹的菜品是他用帝王蟹和盐渍杏子重新演绎的辛辣版皇帝煎饼 (Kaiserschmarrn)。再走几步，人们可以在“教区广场的迈尔”的栗子树下品尝“混合品种酒” (Gemischter Satz)：这种维也纳葡萄酒特产是将生长在同一葡萄园中的不同葡萄品种混合酿造而成。至于来自波恩的定居维也纳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曾住在这栋房子里，人们对此只是淡然地提及。

再往下一站，快铁停靠在奥伯德布林 (Oberdöbling)。这座车站是对奥托·瓦格纳新艺术风格建筑的精准重建，如今再次以其优雅的立面令人印象深刻。车站正前方，乘坐 38 路有轨电车可以前往格林津 (Grinzing) 稍作停留，那里是深受游客欢迎的酒馆区，也是旅行团的目的地。不过，比起那些旅游商业店，尤塔 (Jutta) 和马尔科·卡尔希布伦纳 (Marco Kalchbrenner) 经营的“驻地酒馆” (Buschenschank in Residence) 更有趣。这份简短的菜单将现代酒馆料理与亚洲辛辣调味食品以及这对世界公民酿酒师夫妇酿造的当地维也纳葡萄酒结合在一起。其服务方式带着一种轻松的自然感，这种氛围人们通常会在哥本哈根或柏林才会预料到。

在霍恩瓦特（Hohen Warte）别墅区进行一次短暂的散步，向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方向走回，会经过奥地利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的故居。从1970年到1983年，这里确实是制定全球政治决策的地方——许多年长的维也纳人至今仍对那个辉煌时代深感怀念。

从霍恩瓦特折回西弗林（Sievering）和上德布林（Oberdöbling）方向，氛围依然保持着中产阶级的格调：这里的别墅区及其花园至今仍是中欧最壮丽且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这次散步的完美收尾是“Eckel”餐厅。几十年来，演员、音乐家、政治家和德布林的世家大族们在巨大的栗子树下聚集于此，享用经典而精致的料理。在扎尔（Zarl）家族经营的这家餐厅里，服务员依然是穿着得体、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在这里讨论首演，争论政治——或者对这一切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

从格斯特霍夫（Gersthof）站开始，城市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篇章。郊区线在这里运行于一条无形的边界之上，一边是宏伟的中产阶级维也纳，另一边则是人口更密集、更国际化且更喧闹的街区。正是这种紧邻的对比构成了这条线路的魅力。

从这座被完整保留下来的新艺术风格瑰宝车站出发，短距离散步即可到达土耳其堡公园（Türkenschanzpark），它是这座城市最美的景观绿洲之一，拥有池塘和水景，建于1888年。在公园内的“Meierei”餐厅里，家庭、学生和退休人员坐在古树下，享用鱼类或意面，并配上一杯葡萄酒。游客很少误入此处，公园里的土耳其塔也免受了Instagram网红们的打扰。

到了赫纳尔斯（Hernals）站——另一座保持原貌的奥托·瓦格纳（Otto-Wagner）建筑——所有明信片式的风景终于消失了：奠基时代（Gründerzeit）的宫殿让位于出租公寓楼，街景变得粗犷。这里正是许多游客从未接触到的维也纳。在“Der Brandstätter”葡萄酒与啤酒屋，人们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罕见的真实一面。古拉什、内脏、小牛排以及周五供应的鱼类，是这个几乎未被士绅化的 17. 区的饮食使者——午餐时配上一杯啤酒或葡萄酒也是如此。无酒精饮料反而是例外。这里的服务拥有那种典型的维也纳式直率友好，这种特质通常在第二次光顾后才能被察觉。

几米之外坐落着一座拥有近100年历史的有轨电车车库。想要了解这座“电车之城”维也纳是如何运转的，应该在清晨来到这里，看电车被派遣到各自的路线上。这里同样生活着积极的无产阶级维也纳，喧闹且伴随着轨道上的吱吱声。

此外，周围可以看到许多20世纪20年代建筑风格有趣的市政住宅：这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建筑形式。与许多欧洲大都市不同，这里没有构建严格隔离的居住世界。工人家庭、教授、企业家和移民直到今天仍是近邻。这种社会融合是维也纳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特点——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这座城市至今仍能保持其从容淡定。

在赫纳尔斯站的出城出口处，奥塔克灵（Ottakring）已经开始——这是另一个古老的工人区。紧挨着这个区界的是国会游泳池（Kongressbad），它是“红色维也纳”时期最美的露天泳池之一。Die

提示与信息

如何抵达？ 例如乘坐从柏林、汉堡或法兰克福 / 美因出发的 ICE 高速列车。 奥地利航空、汉莎航空或欧洲之翼航空均有飞往维也纳的航班。

哪里住宿不错？

哪里住宿不错？ 从“奥地利趋势酒店 威廉明山城堡 (Austria Trend Hotel Schloss Wilhelminenberg)”出发，可快速乘坐巴士抵达奥塔克灵 (Ottakring) 站，双人间 160 欧元起 (austria-trend.at / de / hotels / schloss-wilhelminenberg)。“凯撒·弗朗茨·约瑟夫生活酒店 (Living Hotel Kaiser Franz Josef)”位于奥伯德布林 (Oberdöbling) 站附近，步行即可到达，该站属于郊区铁路线，公寓每晚 183 欧元起 (living-hotels.com)。

不容错过：

奥塔克林酿酒厂（Ottakringer-Brauerei）：包含品鉴在内的 90 分钟之旅费用为 22 欧元，需提前预约 (ottakringerbrauerei.at)。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洗衣店里的红色维也纳”之旅于周日从火车站出发，穿过该区直至卡尔·马克思住宅区（Karl-Marx-Hof）的常设展览，费用为 12 欧元 (dasrotewien-waschsalon.at)。许特多夫（Hütteldorf）：恩斯特·富克斯博物馆（Ernst-Fuchs-Museum）周二至周日开放，门票 14 欧元 (ernstfuchsmuseum.at)。

更多信息 wien.info; austria.info

这些受文物保护的、刷着红白相间油漆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木建筑，讲述了一个公共建筑应当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时代。美被视为一种社会承诺，而非特权。

距离受文物保护的奥塔克林火车站仅几分钟路程的地方，坐落着“黄人餐厅”（Gelbmanns Gaststube）。拉斯科夫斯基（Laskowsky）家族在这里传承维也纳美食，怀揣敬意，但并无将其博物馆化的野心。在阴凉的庭院餐厅里，企业家与工人、医生与艺术家、常客与年轻邻居相遇。如果有时间，建议与资深店主汉斯·拉斯科夫斯基（Hans Laskowsky）聊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奥塔克林，而且他是一位极佳的讲述者。

向市中心方向再走一段路，就是旧的曼纳（Manner）工厂：这里生产着如今闻名世界的甜味华夫饼——这也多亏了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在第三部《终结者》电影中拿起了这种粉色包装的华夫饼。在商店里，这款标志性的零食得到了致敬。步行一小段路即可到达奥塔克林酿酒厂，自 1837 年起，奥地利最著名的啤酒便在此诞生。导览讲述的内容远不止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大麦汁。

值得一试的是从奥塔克林火车站乘坐巴士前往同名山丘顶上的“威廉明娜山城堡酒店”（Hotel Schloss Wilhelminenberg）。从这里开始步行：穿过城堡公园的徒步之旅避开了——就景点而言——并不太有趣的布赖滕塞（Breitensee）站。这里的景色极佳：维也纳就在游客脚下。傍晚时分，家庭、学生和退休人员坐在公园里，喝着一杯葡萄酒，观察着下方的城市如何慢慢亮起灯火。这是那些几乎不会出现在旅游指南中的地方之一。

维也纳能够保留这片自然天堂，归功于其活跃的公民社会。近 50 年前，公民倡议组织阻止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对斯坦霍夫地块（Steinhofgründe）的开发——这里曾是一家精神病院的广阔公园区域，因此该地区曾被视为维也纳的“疯子之巢”。在这片田园诗般的环境中心，矗立着由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建造的斯坦霍夫教堂，这是一件世界闻名的新艺术风格杰作。在这里，游客同样可以享受宁静与开阔：这是那些拥挤的市中心区域无法提供的特权。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计划修建宽阔的街道。

乘坐巴士可以从斯坦霍夫地块前往彭青（Penzing）站，该站的历史建筑经过了精心修缮。这里的维也纳正在发生变革。几十年来，货运交通主导了这座城市的这一部分。如今，停放的车厢在等待最后一次航行，而周围正在兴起新的住宅区，这将极大地改变火车站周边的城市面貌。

最后到达许特多夫，这里是旧前郊线（Vorortelinie）的终点站。如今，城铁（S-Bahn）、地铁、西铁（Westbahn）和长途交通在此汇聚。但许特多夫还讲述着另一个故事——维也纳足球的故事。距离火车站仅几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坐落着维也纳快速足球俱乐部（SK Rapid Wien）的安联体育场。这家俱乐部远不止是一家足球俱乐部。几十年来，沿着前郊线的各区一直被视为维也纳足球的心脏。在庭院、街道和碎石地上，一代又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那些买不起皮球的人，就用“Fetzenlaber”（用布碎料制成的球）来玩。这种即兴发挥演变成了一种足球文化，直到今天仍是维也纳的灵魂。

不远处是恩斯特·富克斯（Ernst Fuchs）的前住所，他是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画派的共同创始人。这位嬉皮画家的别墅如今已成为一座博物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建造在一段荒僻的斜坡之上的。在别墅旁，富克斯建造了他的迷幻风格的喷泉屋——宁芙欧米茄（Nymphäum Omega）。这座充满魔力的建筑群极其有趣地展现了新维也纳艺术中晚期巴洛克式的后现代主义。接下来的行程则是截然不同的对比：前往莱因茨动物园（Lainzer Tiergarten）。在约 2400 公顷的土地上，生活着雄鹿、狍子和野猪。几乎没有哪个欧洲大都市能在家门口就拥有如此规模的自然空间。

在这次行程的终点，虽然没有看到最著名的景点，但体验到了日常生活。这里没有经过修饰，没有刻意编排，而是从容、矛盾且出奇地自然。乘坐这条铁路线的人，能够窥见这座城市的幕后。这才是最地道的维也纳。

卡塔琳娜·科彭瓦尔纳（Katharina Koppenwallner）

在突尼斯旅行并逛当地集市的人，会在许多商店里发现一些小陶俑，它们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久远的时代。这些陶俑源自突尼斯西北部的塞杰南（Sejnane）。当地的制陶工艺自 2018 年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该荣誉是指传统的制陶技术、其天然材料以及在村落社区中的社会角色。这是一种完全由女性从事的手工艺，无需陶轮或电炉等辅助工具。男性在这个过程中仅在销售环节才参与其中。

装饰由灰色和红色调的双色几何图案组成，让人想起织物工艺和传统的纹身。关于这项手工艺的知识在社区内部传承了数千年，且此后几乎没有改变。这使得陶器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惊人的外观连续性。

通过这种古老的方式，人们制作出大小不同的盘子、碗、壶、杯子以及人像。所有这些都仅用双手塑造，赋予了它们轻微的不对称感和令人愉悦的真实感。此外，在用牛粪和干草混合物加热的古老露天炉中经过 24 小时的烧制，也带来了细微的不规则感和质朴的魅力。

凭借这些微妙的差异，即使是不专业的眼睛也能迅速分辨出这件作品是来自塞杰南的正品，还是“塞杰南风格”的仿制品。因为拥有家庭炉灶的村庄制陶业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的旅游需求。如今，塞杰南仍有大约 450 个家庭从事这项手工艺。

因此，突尼斯的许多陶艺坊生产塞杰南风格的陶瓷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产品与原件仅在粗略的外观上相似。例如，如果所有陶瓷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这就是一个糟糕的信号。过于光滑的陶土和异常均匀的高光釉面也预示着工业化生产。

在突尼斯所有的制陶地，包括杰尔巴岛（Djerba），都可以买到这些漂亮的塞杰南风格陶瓷：位于格拉拉（Guellala）最大的商店可能是塔古里中心（Taghouri Centre）陶艺坊。人们可以通过入口旁巨大的双耳瓶认出这家店。也可以选择邮寄商品。但在塞杰南，最好的方式是在路边陶艺家庭的小木摊上四处看看。

作者为了她的柏林店铺“国际衣橱”（International Wardrobe）而环游世界。她在此介绍她在旅途中发现的事物。

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两件来自塞杰南的陶俑

这里的一切如此绚丽多彩

PICTURE ALLIANCE / ROBERTHARDING

糖果色：在奴隶制结束前一直保持白色的建筑立面，如今已成为博-卡普（Bo-Kaap）的标志

博-卡普是开普敦被拍摄次数最多的街区。色彩斑斓的房屋立面不仅是装饰，更是自由的象征

早晨九点左右，开普敦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博-卡普开始变得嘈杂。街道上的闲聊声和脚步声响起：游客们来了。他们分成小组，沿着恰皮尼街（Chiappini Street）、罗斯街（Rose Street）和韦尔街（Wale Street）向高处走去。他们穿着短裤和超短裙，头戴鸭舌帽或宽檐帽，脚穿运动鞋或凉鞋，戴着太阳镜，而且——至关重要地——手里拿着智能手机，或拿着自拍杆，或脖子上挂着相机。他们正在寻找完美的拍摄素材。

而且游客数量在不断增加。南非正处于繁荣期：2025年，国际访客人数超过1000万，比前一年增长了近18%，同时创下历史新高，且今年有望再次被超越。其中近291.000名旅行者来自德国。大多数游客会预订一次环球旅行：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该国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即克鲁格国家公园及其他地方著名的“五大兽”：水牛、大象、豹、狮子和犀牛。随后，他们会前往开普顿。

许多房屋外的晾衣绳上挂着晾干的床单、毛巾和衣物。几个孩子在门廊上玩耍或盘球。这让一些寻找完美立面照片的度假者感到困扰。因为该街区真正的吸引力在于那些糖果色的房屋立面：婴儿蓝、芭比粉、薄荷绿，其间点缀着柠檬黄。人们不停地按下快门。

这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岬角大都市也有其“五大”亮点。旅游必做清单上的项目包括这座城市的标志——海拔一千多米的桌山。此外还有位于岬角半岛南端的好望角（Cape Point）、曾经的监狱岛罗本岛（Robben Island），以及港口的维多利亚与阿尔弗雷德海滨（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娱乐购物区。但在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没有什么能与第五名媲美：那就是这座城市的拍照热点——博-卡普。

广告特刊：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四季皆美

这一方面归功于壮丽的自然背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桌山以东是海拔669米的狮子头山（Lion's Head）锥形山峰，再远一点是较为平缓的信号山（Signal Hill），而波卡普（Bo-Kaap）——字面意思为“海角之上”——就依偎在信号山的东坡。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住宅外墙上那些亮丽的色彩。在整个南非，没有比这里更绚丽的地方了。

这个街区有时也被称为 Schotsche Kloof（“苏格兰峡谷”），在空间和视觉上与这座大都市的其余部分有明显的界限。它位于宽阔的 Buitengracht 街与信号山之间，面积仅略大于一平方公里。这里居住着约5000人；感觉就像一个村庄。

瓦尔内明德的 NEPTUN 酒店在任何季节都值得一游。尤其是现在，在淡季，人们可以在波罗的海体验绝美的金色秋日。 这家5星级酒店为此提供了最佳条件：它直接坐落在海滩边，拥有开阔大海的绝佳视野。无论是在每个房间、餐厅、水疗区，甚至是在桑拿房里，客人都可以看到波罗的海。游泳池在经过三个月的改造后已全面翻新，重新注入海水，并从即日起以极佳的休息区迎接宾客。在这里，您可以感到更加舒适和放松。众多的餐饮设施提供了令人愉悦的多样化选择：除了著名的 Broilerbar 吧，还有两家不同的酒店餐厅、一个葡萄酒角、位于64米高处的 Panorama 咖啡馆、一个可以仰望星空的露天 Sky-Bar、一个有现场音乐的大堂吧以及一个适合狂欢之夜的迪斯科舞厅。 www.hotel-neptun.de

省钱贴士：我们为您赠送一晚！ 7=6（至8.11.26），5=4（至6.11.26，周日抵达），4=3（8.11.-18.12.26），每日含早餐、晚餐及 SPA

酒店，直接坐落在波罗的海海滩：所有房间均带阳台并可欣赏海景，设有 Panorama 咖啡馆、Sky-Bar、配备全面翻新海水游泳池的 SPA、正宗海洋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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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大海

专属休假

那些寻求宁静、舒适和真正放松的人，会在齐诺维茨（Zinnowitz）的 Kleine Strandburg 酒店找到波罗的海边理想的避风港。这家格调高雅的4星级成人专属酒店直接位于海滨大道上，将海洋氛围与高质量的水疗及健康服务相结合。距离细腻的沙滩仅几步之遥，客人们可以享受宽敞的房间和套房，其中许多房间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波罗的海景观。在酒店内部的水疗区，桑拿、蒸汽浴、护理项目和放松身心的舒适时刻将为您注入新的能量。吸引人的套餐方案、地区特色美食以及与乌瑟多姆岛（Usedom）自然的近距离接触进一步丰富了这里的服务。个性化的服务、便捷的距离和亲切的氛围，使 Kleine Strandburg 成为远离日常生活的完美休假之地。 www.kleine-strandburg.de

贴士与信息

自然亮点

随着秋假开始，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推出了众多活动方案。 在波罗的海海岸与湖区之间，游客可以找到许多前往北方进行短期度假或远足的机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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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AND SOUL 周日抵达 529 €* 起 / 周一至周六抵达 549 €* 起 *舒适双人间（南向）入住 5 晚， 含美食半食宿 以及一次背部和腿部按摩 有效期 23.10. - 23.12.2026 预订时输入关键词 WELT，即可获得一份小礼品！

电话 +49 038377 38 000 KLEINE-STRANDBURG.DE MST Hotel GmbH · Dünenstr. 11 · 17454 Zinnowitz 可以观察到迁徙南下的灰鹤；在宾茨 (Binz) 可以制作草本花卉纸屑；或者在导览带领下体验秋季的达尔斯森林 (Darßwald)。当地的接待方将在今年秋天为来自远近的游客创造难忘的度假时光。 www.auf-nach-mv.de

文本 / 排版：Markt 1 出版公司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www.markt1-verlag.de 广告：出版代理 Stefanie Baltruschat, 电话：+49151 56911 714, 电子邮件： info@buero-baltruschat.de 10. / 11. 2026年10月

如何抵达？ 可以从法兰克福或慕尼黑乘坐例如 Condor 或汉莎航空的直飞航班。入境机场时可免费获得有效期 90 天的旅游签证。博-卡普 (Bo-Kaap) 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乘坐出租车可轻松抵达。

哪里住宿好？ 在博-卡普的高处，信号山 (Signal Hill) 的山坡上，坐落着优雅的精品酒店“Dorp”。地理位置优越，房间格调高雅，可俯瞰城市壮丽的全景。双人间 / 单人间 230 欧元起 (dorp.co.za)。此外，在博-卡普及其周边地区还有许多宾馆和 Airbnb 住宿（每晚 40 欧元起）。

值得一看 伊齐科博-卡普博物馆 (Iziko Bo-Kaap Museum) 是根据 19. 世纪一个穆斯林家庭的住宅复原而建的 (iziko.org.za)。

值得参观

在市区之内。该地区之所以能保持独特的身份认同，主要归功于其历史。

更多信息 southafrica.net / de / travel; capetown.travel / de

为什么这个街区如此五彩斑斓？开普敦由荷兰人于 1652 年建立，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中转和补给站，该公司致力于开发欧洲与远东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其巨大的帆船将数千名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带到了南非。这些奴隶被统称为“开普马来人”。为了以示区分，他们仅被允许穿着棕色和灰色的暗色衣服。

1760 年，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扬·德·瓦尔（Jan de Waal）买下了一块土地，位于如今以他命名的瓦尔街（Wale Street）和多普街（Dorp Street，“村庄街”）之间；当时开普镇的规模还很小，位于城市边缘，约有 6000 名居民。不久之后，北部的区域也被纳入其中。这里兴建了供被奴役工人居住的简易租赁房。业主要求房屋外墙必须刷成白色。

该街区一个典型的建筑特征是所谓的“Stoeps”：房屋门前的小型开放空间或门廊，上面摆放着长凳，陶盆里的棕榈树生长茂盛。粉色的九重葛和红色的木槿花竞相绽放。在房屋之间，十几个宣礼塔耸立在非洲夏季数月之久的深蓝色天空下，使天际线在拍照时显得错落有致。

直到 1838 年奴隶制结束很久之后，这个街区才逐渐变得绚丽。许多居民得以买下自己的房屋，并将其涂成彩虹的所有颜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表达新获得的自由、生存的轻盈感、新生的生活乐趣以及增强的自信心的体现。

每天五次，宣礼员会走到麦克风前。在夏季之初，夜晚短暂，太阳在东方升起之前很久，扬声器中就会传出“Allahu akbar”的声音，回荡在鹅卵石路、小巷、房屋和后院中：这是信徒们的礼拜召唤。虽然穆斯林仅占南非总人口的约 2%，但在 Bo-Kaap 地区，信仰社区至今仍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这同样有历史原因。20 世纪中叶，当时的种族隔离政府决定，在原本就具有穆斯林特色的 Bo-Kaap 地区，仅允许穆斯林居住。建于 1794 年的 Auwal Masjid 是全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它拥有苔绿色的外墙。

自 2019 年起，该街区被指定为所谓的“遗产保护覆盖区”（Heritage Protection Overlay Zone）。据此，市政府承诺承担维护和保护典型建筑风格的费用。这是保护该历史街区的关键一步。因为此前已经出现了多项高达 17 层的豪华公寓楼建设规划，许多当地人对此表示抗议，并取得了成功。

对于每天拿着智能手机和相机涌入街区的数千名游客，当地居民总体持积极态度。“看到人们来到 Bo-Kaap 很好，这里有很多值得参观的地方，” 42 岁的马斯托罗·阿尔福斯（Mastoero Alfos）说道。她原籍于市外的马嫩伯格（Manenberg）镇区，但目前已在这里生活了 22 年。阿尔福斯在市政府工作，与丈夫、五个孩子以及一只名叫 Bisquit 的公猫住在恰皮尼街（Chiappini Street）的一栋粉色房子里。

一些邻居对汹涌的游客流以及在主干道鲸鱼街（Wale Street）周围经常阻塞交通的大型旅游巴士感到厌烦。尤其是当数千名渴望体验新鲜事物的乘客乘坐邮轮在几公里外的开普敦港停靠时，情况尤为严重。“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交通问题，”马斯托罗·阿尔福斯（Mastoero Alfos）说道，“但除此之外，这些人给这个街区带来了活力。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热闹。”

博-卡普（Bo-Kaap）的饮食同样非常上镜且适合在Instagram上分享，因为当地厨师能提供许多地道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一道名为 Bobotie 的丰盛菜肴，这是一种通常由肉末和葡萄干制成的甜辣味焗烤菜，配以米饭和酸辣酱（Chutney）或参巴酱（Sambal）。此外，萨莫萨炸三角饺（Samosas）和各类咖喱也是典型代表，属于该国远东遗产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在“Bo-Kaap Kombuis”、“Faeeza’s Tea Garden”和“Biesmiellah”等餐厅享用正宗美食。但在具有浓厚穆斯林色彩的博-卡普区，没有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吧。

惊叹转化为深刻的理解

HX探险船“斯匹次卑根号”行驶在极地海域，背景是同样粗犷而雄伟的斯匹次卑根岛

HX探险船上宽敞舒适的设施，让人们在经历了一整天充满印象的户外活动后，能够在此享受舒适与放松

斯匹次卑根岛是一个极端之地——而这恰恰在于它的魅力所在。距离北极仅不到一千公里，陡峭的山峰耸立在静谧的峡湾之上，巨大的冰川延伸至海边，冰块在北极海域中漂浮。

其间展现出的野生动物世界，仿佛是为这片粗犷景观而生：北极熊在海岸线徘徊，海象在平坦的沙滩上休憩，北极狐穿梭在苔原之中，运气好的话，鲸鱼还会出现在船只身旁。

2026年是周年纪念年

通过HX Expeditions的探险航海之旅探索斯匹次卑根岛的人，不仅能远观北极，还能近距离接触它。

对于HX而言，这个群岛远不止是众多目的地之一。1896年，该公司进行了首次从哈默费斯特到斯匹次卑根岛的航海之旅。130年后，HX在每年春夏季节依然会回到这个地区。在2026年的周年纪念之际，船上的特别方案将让人回想起最初的起点——例如设有“1896号舱房”、周年纪念菜单以及“1896鸡尾酒”。

探险航海之旅的巨大优势在查看地图时便可见一斑：斯匹次卑根岛由400多个岛屿和小岛组成，其中许多只能从水路抵达。小型且灵活的探险艇能将游客送入那些大型船舶无法进入的峡湾和海岸。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登陆活动将引导人们深入苔原。漫步与徒步为观察山脉、冰碛和广阔平原提供了新视角；特别热爱运动的人可以通过皮划艇在冰块之间划行，直接体验北极的宁静。

旅程由一个专家组成的探险团队陪同，其中包括海洋生物学家、冰川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研究员。他们通过讲座传授知识，陪同出游，并帮助人们理解景观、动物以及历史遗迹。

此外，船上还设有科学研究项目，游客可以在选定的项目中参与其中。就这样，对自然的惊叹转化为对极地地区脆弱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

2028 / 29 航季现已开放预订

斯匹次卑尔根岛的人类历史也无处不在。几个世纪以来，捕鲸者、陷阱猎人、矿工、研究人员和冒险家们纷纷来到这个极北之地。他们的足迹至今仍留在古老的木屋、曾经的矿区定居点以及像朗伊尔比（Longyearbyen）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北极的日常生活与现代研究交汇在一起。

HX 提供了多种探索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方式：环绕群岛航行、沿西海岸旅行，或与挪威、冰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相结合的行程。航行采用“弗拉姆号”（Fram）和“斯匹次卑尔根号”（Spitsbergen）两艘探险船。在现已开放预订的 2028 / 29 航季中，新增了一条航线：从苏格兰出发，经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和冰岛，一路向北抵达斯匹次卑尔根岛。

在经历了一整天令人难忘的旅程后，船上现代探险船的奢华舒适感在等待着乘客：顶级的美食、放松身心的时光，以及作为社交场所的探险休息室与酒吧（Explorer Lounge & Bar），供旅客与他人分享诸多见闻。正是这种切换构成了其魅力所在——

- 在户外是欧洲最原始的景观之一——

而斯匹次卑尔根岛始终是主角：狂野、光芒四射且难以捉摸。在这个地区，每一次登陆、每一次动物观察以及每一次凝视冰原，都可能成为一个特别的时刻。

HX 包含服务一览：

• 室内则是受保护的避风港。

每天（除航海日、登船日和离船日外）均包含一次岸上游览。

更多信息请访问：

travelhx.com

由小型探险艇陪同的登陆活动。

由德语探险团队专家主讲的深度讲座。

全面使用科学中心、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用于生物和地质研究的现代设备。

科学研究计划，宾客可为当前的科研工作做出贡献。

由专业随船摄影师提供的风景和动物拍摄摄影技巧与技术。

负责任地旅行

与探险团队进行每日简报的非正式集会。

可带回家的探险套装：Ocean Bottle 水瓶和探险夹克。

提供靴子、登山杖及游览所需的所有装备租赁。

作为北极探险邮轮运营商协会（AECO）的成员，HX 致力于保护斯匹次卑尔根岛脆弱的生态系统，从而维护该地区如此非凡的特质。HX 遵守野生动物接触行为准则，保护脆弱的景观，并在与当地社区合作的基础上，以尊重的方式访问文化遗址。在探索之旅中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对于保护北极至关重要。

HX 海上之旅的宾客在斯匹次卑尔根岛海岸进行引导式探索游览

“在斯匹次卑尔根岛第一次看到北极熊，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

安妮特（Annette），HX 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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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通过电话 (040) 874 096 62、旅行社或 travelhx.com 向专家预订

* 舱房额外 5% 优惠及套房额外 10% 优惠适用于在 2026 年 09 月 0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09 日期间，针对 HX 选定航次（出发日期在 2026 年 10 月 01 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之间）所进行的预订。该优惠不适用于在优惠期间之外进行的预订。优惠视供应情况而定，且可随时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撤销。单人出行可能产生附加费。 °来源：2025 年《Cruise Industry News》杂志探险报告 ©HX Expeditions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壮丽的动物世界

极北之地的生存专家

荒芜、冰冷且数月被积雪覆盖——但依然充满惊人的生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为众多迷人的动物物种提供了特殊的栖息地。

其中许多物种已完美适应了高北极地区的极端条件。典型的居民包括北极狐，它凭借浓密的皮毛能够抵御最严酷的零下低温。虽然其在挪威本土的数量大幅下降，但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仍能经常观察到。

它们（以及更多物种）在 HX 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探险之旅中均可被清晰观察到：北极熊、斯匹次卑尔根驯鹿和海象。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体型矮壮的斯匹次卑尔根驯鹿。这一亚种在群岛上已生存数千年，主要在无雪月份穿行于山谷和苔原之间。而北极动物界无可争议的明星则是

北极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是其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但与之相遇依然是件特别的事情。在探险期间，人们可以在安全距离外观察这些强大的掠食者——偶尔甚至可以在甲板上观察到。

群岛周围的海域同样充满生机。白鲸和海象与矮鲸、座头鲸和长须鲸一样，在峡湾和沿海水域穿行。鸟类世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约 40 种海鸟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筑巢。在北极的夏天，数以千计的厚嘴海鸠、潜鸟、短嘴雁、极北潜鸭和海鹦聚集在悬崖和海岸上——这是一场在壮丽背景下的自然奇观。

HX DE GmbH · Willy-Brandt-Straße 23 · 20457 Hamburg / 旅行组织者为 HX NO AS · Markveien 57 · 0550 Oslo · 挪威

在古老的砂岩上骑行：在弗兰肯地区的 Ornbau，骑行者将经过一座 17 世纪的 Altmühl 桥

悠闲之旅

巴伐利亚的阿尔特米尔河谷自行车道平坦、简单且充满田园诗意。对于沿着河流进行享受型骑行的人来说，这里正是理想之选。

在陶伯河畔罗滕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的火车站，阿尔特米尔河谷自行车道由此开始——并且立刻要求人们做出决定：是先像这座德国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名城所应得的那样对其进行详尽的参观，还是直接将其抛在脑后？

格哈德·菲茨图姆（Gerhard Fitzthum）

由于即使没有我们，中世纪的小巷里也挤满了人，我们通过绞刑门（Galgentor）离开了这座化石般的中世纪之城。阿尔特米尔自行车道不仅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同类路线之一，也是最悠闲的路线之一。直到汇入多瑙河，海拔下降仅不到 120 米，在几乎平坦的自行车道上，骑行者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缓缓下坡。在前方，有 240 公里轻松的骑行路程沿着阿尔特米尔河展开——这意味着在德国最原始的河流景观谷地中进行为期五天的日游。

第一个巨大的惊喜在傍晚等待着我们：奥恩堡（Ornbau），巴伐利亚州第五小的城市，在 15 世纪被扩建为防御堡垒，是一颗尚未被发掘的明珠。其中世纪的城镇景观保存完好，相关的桥梁建筑群独一无二。在保存完好的城墙之内，没有任何东西显得像是博物馆式的刻意布置。这是一个微缩版的罗滕堡，至今仍免于国际游客大军的侵扰。

接下来是贡岑豪森（Gunzenhausen），这里不仅拥有一个浴湖和漂亮的城镇景观，还拥有两座罗马瞭望塔的地基。但在魏森堡（Weißenburg），古代文明的存在感更强，一个旅行建议将我们引导至此。这次小小的绕道被证明绝对值得，因为这里同样有一座迷人的、没有拥挤人群的古城。第二天早晨参观罗马浴场设施时，我们甚至完全是一个人。当然，我们也参观了罗马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座神庙宝藏，这是罗马人在 3 世纪为了躲避逼近的阿拉曼尼人而将其隐藏起来的。一名魏森堡的教师在 1979 年干园艺工作时发现了它。

返回阿尔特米尔河的路途穿过了欧洲早期历史的另一个时代：查理大帝在 793 年在此下令挖掘一条运河，旨在将莱茵河水系与多瑙河连接起来。显然，加洛林王朝想要建造一系列人工池塘，并通过木制斜坡将船只从一个池塘拉到另一个池塘。然而，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卡洛林运河”（Fossa Carolina）即便投入使用，时间也非常短。“工人们白天挖出的土，在夜间又塌了回去”，这是《洛尔什编年史》（Lorscher Annalen）中简洁的记录，该书是法兰克大帝国的古老编年史。导致这一中世纪最大交通项目失败的并非需要搬运的难以想象的土方量，而是含水量高的沙质土壤。尽管如此，我们仍深受震撼：毕竟，人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向一条 1200 年前的深沟。

此时我们已抵达阿尔特米尔河谷自然公园，在其 1969 年成立之年它是最大的共和国。这里等待着我们一直期待的浪漫景观。此时谷地变得更窄，山坡更陡，村庄更具绘画感。此外，目光总是不自觉地移向显著的岩层和壮观的城堡建筑。从这里下方无法看出，在后方的平原高地上，人们在景观中挖掘了巨大的深坑。

早在罗马时代，索尔恩霍芬（Solnhofen）周边就开始开采沉积岩，并将其加工成地板、墙板和屋顶板。在 1796 年石印术（Lithografie）被发明后，当地的采石场据说曾为 4000 多名工人提供了生计。

但索尔恩霍芬（Solnhofen）在世界范围内闻名遐迩，则是因为其出土的化石：1861年发现的始祖鸟（Archaeopteryx）骨架被视为轰动事件，正是因为它证实了达尔文不久前提出的关于物种演化历史的假设。相关的博物馆展出了无数来自1.5亿年前的顶尖古生物学发现。如果人们不花时间去参观，将会错过很多。

从这里开始，景观与自行车道构成了一件和谐的综合艺术品。我们并非行驶在规模过大的自行车高速公路上，而是在很长一段距离内行驶在舒适的自然小径上，浅色的细碎石在轮胎下发出嘎吱声。山谷在眼前呈现出的样子与往昔完全一致——没有新建的住宅区，也没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尽管这座简朴的出。

提示与信息

如何抵达？ 从维尔茨堡乘坐区域火车，在施泰纳赫（Steinach）换乘，70分钟可抵达陶伯河畔罗滕堡。

住宿推荐： 魏森堡：“金色玫瑰酒店”（Hotel Goldene Rose），双人间 99 欧元起 (www.hotel-rose.online)。艾希施泰特：“小号酿酒客栈”（Braugasthof Trompete），双人间 / 家庭房 80 欧元起 (braugasthof-trompete.de)。拜灵格里斯：“羚羊酒店”（ Gams），双人间 / 家庭房 164 欧元起 (-gams.de)。 凯尔海姆：“白羊旅馆”（Weißes Lamm），130 欧元 (weisses-lamm-kelheim.de)；雷根斯堡：“红公鸡酒店”（ Roter Hahn），双人间 105 欧元起 (roter-hahn.com)。

不容错过： 米勒市长博物馆 宗托芬（化石发现， solnhofen.de），魏森堡的 罗马浴场与罗马博物馆 (museen-weissenburg.de)， 普芬茨附近的罗马要塞 (vetoniana.de)，基普芬贝格的 巴伐利亚人与罗马博物馆 (bajuwaren-kipfenberg.de)

更多信息 altmuehlradweg.de, naturpark-altmuehltal.de

这种刻意为之的建设状态，我们在下午抵达美丽的艾希施泰特时得到了解答。“全程铺设沥青会剥夺这条路线独特的魅力，”自然公园的旅游总经理克里斯托夫·维尔夫莱因（Christoph Würflein）说道。这条成立于1979年、也是最古老的远程自行车道之一，从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亲近自然上——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成功的秘诀。这里没有如今沿大河分布的常见沥青路，取而代之的是石头和碎石。“对于阿尔特米尔景观来说，最合适的是当地侏罗纪石灰岩材质的路面，”克里斯托夫·维尔夫莱因说，“尽管在出于交通安全考虑必须铺设沥青的地方，我们还是进行了铺设。”但仅限于这些地方。

事实上，在细碎石路上骑行既舒适又惬意。如果连续数小时在宽阔的沥青带上行驶，肯定很快就会感到枯燥。

然而，自然公园管理局还能将这种刻意追求的“过时”理念坚持多久，目前尚不确定。这并非因为人们无法负担更昂贵的道路维护费用，而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资金来源：自2025年起，巴伐利亚州政府首次开始支持“旅游类”自行车道——即那些不沿路建设、不属于旨在节省时间的交通系统的道路。在财政紧张的时期，一些市长可能很快会动摇，因为州政府将承担沥青铺设投资额的80%——当然，这是以牺牲景观为代价的。

在经过迪特富特（Dietfurt）不久后，一种惆怅感油然而生：虽然我们仍处于阿尔特米尔谷，但此前蜿蜒流淌的河流在此消失在美因-多瑙运河之中。河流被拉直、加深、拓宽。这段长34公里的河段为了大型船舶航行而进行了扩建，并于1992年开放。但预想中的情绪低落并未出现：这条笔直的水道不仅早已融入景观，而且两旁还伴随着当年特意挖掘的无数水池和保留的旧河道。在自然保护组织的压力下，当年协商达成了这些补偿措施，而这在其他人工水道中遗憾地很少见。

在阿尔特米尔谷骑行之旅的终点凯尔海姆，再次出现了我们过去几天完全不怀念的喧嚣。因为这里是游船的起航地，船只将穿过壮观的多瑙河突破口前往韦尔滕堡修道院。凯尔海姆的参观行程还包括攀登高踞在阿尔特米尔河口之上的解放纪念馆，这是一座值得一看的巨型建筑，巴伐利亚人用它来庆祝战胜拿破仑。

然而，人们几乎总是忽略了河运历史中的另一个遗迹：这里曾是多瑙-美因运河的终点，拥有一个古老的港池和全部 100 座船闸中的最后一座。这座运河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 1836 年至 1846 年间主持修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但最终以惨败告终。这条全长 170 公里的水路不仅面临着来自铁路的强大竞争，而且其 4.5 米宽的船闸室对于当时已经规模扩大的货船来说实在太窄了。因此，尽管拥有运河，阿尔特米尔河谷依然是骑行旅行者心中一个极其特别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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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的叙尔特岛

岛上的内陆水域

海水在叙尔特岛周围绰绰有余。相比之下，在这座北海岛屿上，内陆水域和淡水水域则较为罕见。例如，这里有卡特雷韦尔（Katrevel）和兰图姆盆地（Rantumbecken），它们由所谓的半咸水（盐水与淡水的混合物）组成。兰图姆盆地最初计划作为水上机场，面积约 600

公顷，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候鸟在迁徙途中经常在此停留休息，当地的海岸鸟类也很喜欢将该区域作为繁殖地。位于莫尔苏姆（Morsum）靠近讷塞迪希堤坝（Nössedeich）的卡特雷韦尔则显得小巧而恬静。这些小型内陆湖泊深受钓鱼者和摄影师的喜爱，人们也喜欢在这里单纯地享受自然与绝佳的宁静。

纯淡水仅存在于岛屿中心。虽然是在地下 25 45 米深的一层透镜体中，由雨水补给。岛上所有的饮用水都通过水井从这个位于地质核心（Geestkern）的巨大淡水储层中获取。经过处理的“叙尔特水”（syltwasser）具有顶级品质，并多次获得《美食家》（Der Feinschmecker）杂志的最高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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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CARTA / GETTY IMAGES

亲爱的，你比我做得好多了！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一方总是表现得无能为力，好让另一方承担起各项任务，这种情况被称为“策略性无能”（strategische Inkompetenz）。人们该如何打破这种——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无意识的——动态关系，从而让双方最终都能从公平的任务分配中获益？

足球职业球员约书亚·基米希（Joshua Kimmich）在 ZDF 的纪录片《队长基米希》（Kapitän Kimmich）中，与妻子莉娜（Lina）一起漫步在慕尼黑的一家超市里。他推着购物车，但似乎并不经常购物。“反正我只负责付钱，”他说。购物通常由他的妻子完成。“如果我需要什么，我就直接去冰箱那里，”这位德国国家队球员说道。

斯特凡妮·温博豪恩 (Stefanie Unbehauen)

随后约书亚·基米希 (Joshua Kimmich) 讲述道：“如果她现在让我去购物，我会打四次电话问：具体要买什么，买多少？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她更愿意自己去。”但在电影中，当她单独接受采访时，她反驳道：“如果他能去购物我会很高兴，但前提是我不需要做所有的准备工作。如果他能独立意识到：我们需要新奶酪了，所以我去买奶酪。”这些片段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引发了一场关于关系中任务分配不均的讨论。其中反复出现一个词：“weaponized incompetence”，德语大约可译为“战略性无能”。其含义是指某人有目的地利用或维持某种无能状态，以便推卸令人不快的工作或责任。

并非每一次不平等的任务分配或每一次日常能力的缺失都属于战略性无能。基米希的行为是否确实属于此类，无法从简短的场景中判断。因此，问题在于：在一次失败的任务之后会发生什么？

“战略性无能通常始于一句看似无害的话：‘你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伴侣治疗师朱莉娅·亨琴 (Julia Henchen) 说道。这起初听起来像是在赞美，但在伴侣的日常生活中通常意味着：从现在起，这件事永远由你来做。“当这种行为重复出现，且在被明确指出后依然没有改变时，它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亨琴表示。如果刻意利用无助感、遗忘、糟糕的执行力或争吵，好让对方重新接手该任务，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具有操纵性。

作者劳拉·弗勒利希 (Laura Fröhlich) 以洗衣服为例：故意将衣服叠得非常凌乱，好让伴侣以后宁愿自己来叠。伴侣关系中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故意买错产品，好让下一次食品采购再次落在别人头上。“在这种冲突中典型的说法是：‘我没看到脏东西’或者‘我不知道彩色衣服怎么洗’。对于受影响者来说，界定这一点往往很困难，因为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标准或习惯，”弗勒利希说道。

而且：并非每一次缺乏习惯都是出于恶意。那些长期以来不敢承担某项任务或从未需要承担该任务的人，确实可能会感到不安。亨琴还提到了一种“习得性不负责”。但关键在于，是愿意习得缺失的能力，还是永久地推卸责任。这位治疗师警告说，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心理压力或精疲力竭也可能导致日常组织困难。这类损害应与战略性的逃避责任区分开来。

这不仅关乎谁来执行任务，还关乎谁在整体上关注这些任务。所谓的“心理负荷”（Mental Load）是指为了确保家庭和家政运作而进行的不可见的规划和组织工作。汉斯-伯克勒基金会 (Hans-Böckler-Stiftung) 2023年的一项评估显示，在伴侣关系中，女性通常承担了这项工作的绝大部分。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由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Stiftung) 委托的调查中，在共同承担照顾责任的伴侣关系中，女性报告的平均每周照顾孩子时间为27.5小时，而男性为17.5小时。

工作分配的公平程度与关系中的满意度密切相关。比勒费尔德大学于2026年在《家庭研究杂志》（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上发表的一项针对德国11,000多名受访者的分析显示：那些认为家务和职业工作分配不公平的人，对伴侣关系的满意度较低。这不仅影响到那些自认为承担过多的人，也影响到那些贡献少于其应尽份额的人。

“战略性无能以无助为伪装，制造了权力失衡，”亨琴（Henchen）说道。一个人成为了共同生活的“项目经理”，而另一方则保持着辅助人员的角色，或者完全逃避责任。这可能导致精疲力竭、愤怒、失去尊重以及持续的冲突。朱莉娅·亨琴解释道：“即使是像‘我该做什么？’这样笨拙的问题也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并告诫道：“那些只等待具体指令的人，虽然执行了单个操作步骤，但并没有承担背后的规划工作。”

伴侣治疗师亨琴在某些伴侣身上观察到了一种典型的“父母-孩子”动态：一个人提醒、监督并纠正，而另一个人则等待或抵制批评。她说：“权力的行使不仅在于向他人下达命令，权力也可以意味着长期宣布自己‘不负责任’。”因此，问题不仅在于额外增加的工作量，而且长期必须承担责任——提醒、监督、询问，并在出现疑问时最终还是得亲自上手——这同样令人压力沉重。这还可能影响到性生活。亨琴表示：“很难在管理一个人的同时又渴望对方。”虽然平等并不保证欲望，但长期的不平等会加剧性挫败感。

那么，伴侣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动态？一项2025年发表在《社会与个人关系杂志》（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上、涉及日本78对伴侣的研究表明，仅凭改变的愿望未必足够。研究人员柿沼恭介（Kyosuke Kakinuma）和出馬庆世（Keise Izuma）在研究中发现：自身行为与伴侣愿望之间被告知的偏差越大，改变的意愿就越强。然而，在两周后报告的行为中，并未发现相应的效果。因此，研究人员推测，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提醒工具可能有助于将良好的意愿真正付诸实践。

针对日常生活，专家亨琴和弗勒利希（Fröhlich）建议，不要只分配单个操作步骤，而应共同分配整个责任领域。在此过程中，提醒工作不应再次落在原先负责的人身上。因此，问题不应仅仅是“今天谁带孩子上床睡觉？”，而应该是“谁负责察觉这件事需要被完成？”例如，负责孩子就医预约的人必须能够识别需求、预约时间、做好准备、陪同孩子并负责后续护理。亨琴说：“委派任务不等于平等。提供帮助还不等于承担责任。”清晰的职责分工、共同的最低标准以及关于分配是否有效的定期沟通将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原先负责的人必须接受任务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完成。

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专家弗勒利希强调，缺乏的生活能力完全可以在关系发展过程中习得。而且，即便具备能力，根据兴趣分配任务以预防冲突也可能是明智之举。最后，朱莉娅·亨琴将这个日常伴侣问题的解决方案总结为：“能力不是承担责任的前提，能力是通过承担责任而产生的。”

疼痛并非年龄问题

一项研究揭示了我们何时承受最多痛苦

在某个时刻，它开始了。长时间久坐后腰部感到抽痛，爬楼梯时膝盖疼痛。疼痛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疼痛如何变化、在何时出现何种形式以及哪些因素会加剧疼痛，此前几乎没有经过系统性的研究。一项现已在专业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发表的研究首次提供了全球概览：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 118 个国家、超过 600 万人的数据，这些数据源自 1990 年至 2025 年间的调查。

Louis Polczynski

这一结果与普遍的认知相悖：疼痛并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简单地持续增加。虽然随着年岁增长，在身体某处感到疼痛的可能性在增加，但所研究的疼痛类型在 55 岁之前增长最为剧烈。此后，曲线趋于平缓，在某些疼痛形式中甚至会出现反转。在老年群体中，报告慢性全身疼痛的情况反而更少，而非更多。头痛和腹痛主要在较年轻的年代频繁出现，而背痛、髋部和膝盖疼痛则出现在中年及高龄阶段。下背部疼痛是全球最常见的疼痛形式之一。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下背部疼痛与头痛共同构成了导致健康受损年限的主要原因。

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主任约纳斯·特萨茨（Jonas Tesarz）在向“科学媒体中心”（SMC）总结核心发现时表示：“因此，变老并不自动意味着疼痛会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剧烈。”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影响范围极广的疼痛形式的变化：“广泛性慢性疼痛”（Chronic Widespread Pain）是指同时出现在多个身体区域的慢性疼痛，大约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受此影响。这种形式在老年时期会减少。

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疼痛、姑息治疗及 PAIS 中心高级医师安德烈亚斯·科普夫（Andreas Kopf）告诉 SMC：“令人感兴趣的是，观察结果证实了慢性‘全身疼痛’在较高年龄段会减轻。” 研究并未揭示原因。该研究分析了 900 多个包含疼痛数据的来源。奥格斯堡大学医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系主任米里亚姆·昆茨（Miriam Kunz）在与 SMC 的交谈中认为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优势：在医疗资源受限的国家，自我报告比诊断统计数据能更好地反映疼痛负担。在西欧、东欧以及北美和拉丁美洲，吸烟、超重和低收入增加了患疼痛的风险。22% 至 27% 的疼痛负担可归因于这些因素。昆茨表示：“特别相关的是，许多类型的疼痛在成年中期，大约 50 岁左右，就达到了发病率峰值。” 这意味着许多疼痛在人们处于职业生涯中期时就已经出现。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预防措施是否应该在更早的阶段介入。此外，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发现是全新的。科普夫批评该研究将疼痛视为一种症状进行记录，而没有反映其原因和痛苦程度。特萨茨将其表述为：“关键不仅在于一个人是否疼痛以及疼痛程度如何，而在于这个人因疼痛而遭受的痛苦程度及其原因。” 尽管如此，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结论：它反驳了那种认为身体必然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更多疼痛的普遍假设。

从雷克雅未克到海牙，各国政府开始准备应对海洋状况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熟知的大陆生活。在大西洋的上层，一个被称为“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简称 AMOC，英文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的巨大涡流系统将温暖的热带海水向北输送，从而促成了西北欧温和的气候。然而，随着人类继续向大气中排放导致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这个海洋热泵将变得越来越弱。它将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

齐亚·魏泽（“Politico”）

格陵兰岛南部一个异常寒冷的海域被科学家称为“冷斑”（cold blob），这让一些研究人员担心，这种减弱现象已经在全面进行中。其他科学家通过研究气候模型、分析海水温度记录并进行模拟，得出了一个结论：海洋的变化可能会比此前认为的更早发生。这一过程将持续数十年。然而，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的剧烈减弱或崩溃，将给欧洲的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体系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去年夏天的酷暑和山火将显得像是对平静时代的温和回忆。该大陆可能面临冰封的冬季和干旱的夏季，以及海平面上升和剧烈风暴的威胁。

直到不久前，这还被视为一种噩梦般的场景——被用来警告气候变化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由于研究表明剧烈减弱或（可能性较低的）崩溃是有可能的，各国政府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危险，并思考如何限制损失。冰岛已将 AMOC 的崩溃宣布为国家安全风险。荷兰正在研究减弱现象对海岸防御可能意味着什么。芬兰正在评估潜在后果。英国正投入数百万资金建立预警系统。北欧各部长也已开始就这一威胁进行磋商。对于政治领域而言，AMOC 的不稳定构成了一项不寻常的挑战：如何为一场遥远的、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一旦发生将以难以想象的程度震撼欧洲生活的灾难做准备？越来越多的政府得出结论，不确定性本身不能成为等待的理由。

“在获得绝对确定性之前就等待准备，是不负责任的，”冰岛气候部长约汉·帕尔·约汉松（Jóhann Páll Jóhannsson）表示，“因为当后果不再能被否认时，可能已经太晚而无法阻止了。”他补充说，这并非出于恐慌或危言耸听，“这纯粹是负责任的政府治理。”

如果这段话听起来很耳熟，那可能是因为 2004 年的灾难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在电影中，大西洋洋流的枯竭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了骤冷，使世界陷入新的冰河时代。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场景是有可能的。

AMOC 的引擎位于北大西洋：寒冷且含盐量高的海水深潜入海洋。温暖的海水在表层向北流动，寒冷的深层海水向南流动——这种循环数千年来塑造了欧洲的气候。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巴黎没有渥太华那样寒冷的冬天，尽管法国首都的纬度甚至比这座加拿大城市略高。气候变化现在威胁要干扰这个长期稳定的引擎。全球变暖以及格陵兰冰盖融化和强降水带来的额外淡水，使得北大西洋的海水密度降低。海水下沉能力下降，导致循环减弱。由此可能会产生一个反馈循环：较弱的洋流向北输送的盐分减少，导致那里的海水被进一步稀释，从而使 AMOC 进一步减速。令人担忧的是，在足够变暖的情况下，这种循环可能会陷入一种极弱的状态。

来自大西洋的噩梦

洋流的减缓可能会在难以想象的程度上 撼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生活

但风险确实存在，且绝非在遥远的未来。即便 AMOC（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完全崩溃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且可能在 21 世纪之后才会最终发生，但该系统的部分环节可能会提前失效——在整个环流陷入极弱状态之前，就已产生明显后果。令科学家深感担忧的是亚极地涡旋，这是一个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圆形环流，它有助于驱动 AMOC。一些研究表明，其在海水混合方面的功能可能在 2040 年代就崩溃——并在短短约十年内引发剧烈变化。这种混合功能的崩溃不会像 AMOC 完全崩溃那样让整个北欧陷入极寒，但

它可能会带来明显更寒冷的冬季并增加干旱风险。“具体何时发生很难说，但我认为在未来 20 年内发生的风险很大，”在乌得勒支大学研究亚极地涡旋的斯温达·法尔克纳（Swinda Falkena）表示，“基本上这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开始规划。”对于整个 AMOC，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洋流会在哪个点跨越所谓的“临界点”——即一旦跨过该点，崩溃进入极弱状态将不可避免。同样，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距离这个点已经有多近。估算值从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全球升温 1,4 摄氏度（这一数值世界目前刚刚达到）到 8 摄氏度不等。一项 2022 年的综述研究认为

最理想但仍不确定的估值约为 4 摄氏度。

洋流实际上受影响的程度仍然是科学争论的主题。关于减缓是否已经开始，同样存在分歧。然而，研究人员一致认为，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AMOC 将会减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反映了当前的科学共识，其 2021 年的自然科学报告得出结论，AMOC 在 21. 世纪期间“极有可能减弱”。根据气候模型的平均值，到本世纪末，根据不同的排放情景，其强度可能会比 1995 年至 2014 年的水平下降 24 至 39 百分比。此外，IPCC 以“中等信心”评估认为，“预计 2100 之前不会发生突然崩溃”。但自该报告发布以来，出现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该系统可能会显著提前达到临界点。

两项较新的研究将这一阈值定在本世纪中叶左右；此类定年方法在学术上存在争议。另一项研究认为，即使在中等排放情景下，2100. 之前开始崩溃的风险依然很大。另一项调查估计，即使在低排放情况下，到 2300 年，约四分之一的气候模型指向北大西洋深层环流的停滞。一项 2026 年的研究计算出，在中等排放情景下，到 2100 年将减弱约一半。冰岛气候部长约汉松（Jóhannsson）表示：“风险似乎比此前认为的更为严重。”

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个由英国气象局（Met Office）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分析了34个气候模型。2025年，他们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称，本世纪发生崩溃的可能性较低：据此，南极海域由风驱动的深层水上升流即使在减弱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环流的运行。不过，这些研究人员同样预计会出现减弱现象。都灵理工大学一项于6月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的研究发现，在其气候模型中，即使计入来自格陵兰岛的额外融水，直到2300年也不会出现突然的、或数百年无法逆转的洋流崩溃。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已开始利用气候模型以及关于洋流对温度、降水、海平面和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勾勒出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崩溃后欧洲可能的景象。冬季，由于突然冰封的北方与依然温暖的南方之间存在巨大的温差，剧烈的风暴可能会席卷整个大陆。北极海冰可能会向南扩张，延伸至苏格兰以及北欧的峡湾。如果寒潮导致荷兰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斯堪的纳维亚降至零下40摄氏度，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可能会完全结冰。这些极端寒冷的情况源自于通过人工注入淡水使AMOC停止运行的模型计算，描述的是远在2100年之后的气候状态。欧洲届时冷却的程度取决于全球变暖的规模。如果热带雨带向南移动，西非的干旱可能会推动向北迁移。研究人员为北欧部长理事会制定的一项情景预测显示，如果鱼类资源崩溃，冰岛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沉重打击。

在欧洲的北大西洋沿岸，更高的海平面可能会加剧洪水，并将盐水压入低洼的农用土地。夏季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极端高温，而降水的减少将加剧水资源短缺。一项针对英国的模型研究计算出，在假设AMOC崩溃且没有额外灌溉的情况下，耕地面积比例将从32%下降到7%。对这些潜在后果的担忧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规划。冰岛在今年春天将这一议题提交至北欧部长理事会。约汉松表示：“我们讨论过为北欧国家准备一份风险评估。”在芬兰，气候部长萨里·穆尔塔拉（Sari Multala）在今年夏天发起了一项调查，研究AMOC减弱对该国可能意味着什么——包括对气候、波罗的海以及农业、能源和交通等核心领域的影响。荷兰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查，特别关注对防洪和海岸保护的威胁。荷兰三角洲专员（一名旨在保护国家免受水患威胁的政府代表）正致力于将AMOC减弱作为一种“假设情景”纳入国家的预防规划中。研究表明，AMOC的崩溃可能会使北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的海平面上升约半米——这是在全球变暖本身导致的上升之外的额外增加。为三角洲专员提供AMOC相关咨询的萨斯基亚·范·弗伦（Saskia van Vuren）表示：“速度是不确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这一发展

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划。“我们应该考虑到，未来河流上可能会再次出现冰盖，”她补充道。与此同时，巨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例如，全球变暖可能会部分或完全抵消由 AMOC 引起的冬季降温。

应对 AMOC 崩溃的第一道防线之一就是识别其何时开始。因此，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正在投资建设预警系统，旨在确定环流的关键部分何时接近临界点。英国研究机构 ARIA 已拨款 8100 万英镑（约 9400 万欧元）用于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计划，旨在为两个与 相关且可能自身接近不可逆转点的核心系统开发预警系统：格陵兰冰盖和亚极地涡旋。研究人员在横跨大西洋的区域安装了锚定测量系统以监测洋流。其中一个名为 RAPID 的系统自 2004 年以来一直提供连续数据，是此类观测序列中运行时间最长的一个。“它是唯一能直接向我们展示 如何逐日、逐月、逐年变化的系统，”共同管理该项目的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科学总监 Penny Holliday 表示。

到目前为止，该测量系统记录到了 的轻微下降，但科学家们尚不清楚气候变化是否为此负责。根据去年发布的一项 RAPID 数据分析，这种下降与气候模型的预测相符，但并不符合在本世纪中叶发生崩溃的预测。

然而，观测网络依然脆弱。许多测量系统依靠短期研究资助维持，其中部分资助将于 2028 年到期。这意味着长达数十年的观测计划取决于不断变化的政治优先级。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 2026 年 5 月启动了拆除多个海洋观测网络的程序。在抗议之后，该机构在 6 月停止了拆除，并宣布将重新安装已被移除的设备。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将长期海洋观测视为一系列短期研究项目的组合是多么具有问题。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永久的、由国际资助的观测系统——一种规模类似于政府为天气预报或太空研究提供资金的基础设施。

欧盟委员会在今年夏天迈出了第一步，宣布拨款 9200 万欧元用于海洋观测。在 9 月的一次捐赠活动中，所有合作伙伴的承诺金额接近 2.2 亿欧元。 研究人员对这笔资金表示欢迎，但强调一个覆盖整个大西洋的可靠系统成本将高得多。“每年大约需要 5 亿或 10 亿欧元，这样才能非常彻底地测量海洋，”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Sjoerd Groeskamp 说道。“一旦我们知道临界点已被逾越，也就是说 不会突然恢复，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减弱，这将对采取哪些适应措施产生重大影响，”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海洋学家 Stefan Rahmstorf 表示。

飓风“李”于 2023 年 9 月 8 日 横跨大西洋。 风暴一度达到 5 级， 随后减弱至 4 级。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

专家表示，在此之前，政治家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无悔措施”（No-Regret-Maßnahmen）：这些措施在发生崩溃时能保护民众，即使 AMOC 保持稳定，各国也能从中受益。拉姆斯多夫解释道：“存在双赢的情况，例如改善房屋的隔热性能，这既能应对气候变暖，也能在出现显著降温时提供帮助。”AMOC 崩溃带来的许多后果将加剧欧洲因全球变暖而已经面临的问题——包括干旱、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因此，大部分必要的准备工作已经明确：增强基础设施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韧性，投资海岸和防洪保护，建立更稳健的供应链，并降低破坏气候的温室气体排放。

“最重要的反应必须是停止在降低排放和退出化石燃料方面的犹豫和拖延，”拉姆斯多夫说道。这一信息正越来越多地被那些风险最高的国家政府所采纳。冰岛的约汉森将该国对 AMOC 威胁的反应，与太平洋岛国因海平面上升而要求全球采取更强气候保护措施的方式进行了类比。他警告说：“对于我们来说，AMOC 崩溃的可能性并非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

本文首次发表于《世界报》的合作伙伴出版物《Politico》。由蒂姆·伦（Tim Röhn）翻译。经编辑补充与校准。Axel Springer 全球记者网络是一个跨品牌的倡议，旨在发布具有全球相关性的独家新闻、调查研究、采访和分析。所有 Axel Springer 旗下品牌的记者在面向国际观众的大型报道中开展合作。

“后来是我自己打电话过去的”

生物物理学家格奥尔格·纳格尔 谈诺贝尔医学奖

萨拉·马约奇克 (Sarah Majorczyk)

格奥尔格·纳格尔 (Georg Nagel) 在意大利庆祝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一天。这位 73 岁的学者于周一与他的柏林同事彼得·赫格曼 (Peter Hegemann, 71 岁) 以及美国研究员卡尔·戴瑟罗斯 (Karl Deisseroth, 54 岁) 一起，被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授予诺贝尔医学奖。纳格尔目前正在那不勒斯，他和妻子在那里拥有一套公寓。

自从这位生物物理学家兼维尔茨堡大学教授退休后，他每年冬天都会在那里度过，但这次他们是为了女儿的 30 岁生日而前往。他讲述道：“这比诺贝尔奖更重要。”他的女儿对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反应如何？纳格尔引用女儿的话说：“谢天谢地，电话是在我的庆祝活动之后才打来的，否则你抢了我的风头。”他本人是通过电话得知获奖消息的。一名曾经的学生通知他，他在维尔茨堡的办公室接到了一通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所以我提前得到了预警，”纳格尔回忆道。随后，这位维尔茨堡人接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起初，电话那头的那位先生问我是否是赫格曼先生，”纳格尔说，“这让我有点不高兴。”他得到了诺贝尔委员会成员托马斯·佩尔曼 (Thomas Perlmann) 的号码。“后来是我自己打电话过去的，然后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所以我基本上是给自己的诺贝尔奖‘追电’了，”他说。在维尔茨堡的尤利乌斯-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这个消息迅速传开了。纳格尔此前并未认为自己会获奖。而他在纽约结识的妻子则“一直知道”他有一天会获得诺贝尔奖。

因为：纳格尔的研究为光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他与德国研究员彼得·赫格曼一起，在一种微小的绿藻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通道蛋白 (Channelrhodopsin) 的特殊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像一个微小的光开关：当蓝光照射其上时，细胞膜上的一个通道会打开，细胞随之被电激活。关键的创意来自美国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卡尔·戴瑟罗斯：他将这种蛋白质的构建蓝图植入神经细胞中。突然之间，这些细胞也变得对光敏感。如果用蓝光照射它们，它们就会发出信号。如今，研究人员可以用此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启或关闭单个神经细胞，并研究它们在记忆、情感和行为等方面扮演的角色。基于这些突破性的发现，纳格尔、赫格曼和戴瑟罗斯此次获得表彰。

纳格尔进入科学领域的道路很不寻常。他童年时患重病，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因为经常需要留在家里，纳格尔开始钻研一套实验套装。“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生活并探索，”他说。在学校里，他对数学、物理和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很幸运，我的道路并非坦途。”他在康斯坦茨大学学习生物学，并在那里接触到了生物物理学。他的第一位老师是恩斯特·班贝格 (Ernst Bamberg)。纳格尔曾在其实验室工作，后来前往美国进行研究，并于 1992 年回到德国。自 2004 年起，他担任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

对于他分得的奖金（三位研究员共 100 万欧元），纳格尔目前还没有计划。为了参加 12 月 10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他必须准备一套燕尾服。周三，他打算与家人和朋友在那不勒斯老城区庆祝他的成功。纳格尔告诉德新社 (dpa)：“这个主意是我妻子出的。她简直欣喜若狂，然后通知了那不勒斯这里的整个社交圈。”

本文首次发表于《图片报》(Bild)。

SCHWER

一位光彩夺目的德国冠军

雅娜·施耐德（Jana Schneider，24岁）欣喜若狂。在7月底于德累斯顿举行的德国象棋峰会上，她第二次获得德国冠军。而对于这位女性特级大师来说，期间的高光时刻是2022年在印度钦奈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比赛，她为德国队赢得了最佳棋盘成绩的金牌。这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目前正在维尔茨堡完成她的硕士论文，但她很愿意接受9月底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比赛所带来的“中断”。在德累斯顿对阵萨拉·帕普（Sarah Papp）的比赛中，她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将死终局。

施耐德 – 帕普

卡罗-康防御 1.e4℃6 2.d4 d5 3.Sc3 dxe4 4. Sxe4 Sf6 5.Sxf6+ exf6 6.Le3 Sa6 7.a3 Sc7 8.c4 Le7 9.Ld3 0-0 10.Dc2 g6 11.Se2 f5 12.0-0 Lf6 13.Tad1 Se6 14.Dc1 f4! 一个巧妙的弃兵，旨在用双兵来“交换”白方的d兵。

Stellung nach 27...Sxc5

Stellung nach 31...Dxa4

15.Lxf4 Sxd4 16.Sc3 Lg4? 更好的走法是 16...Te8。

17.f3 Le6 18.Se4 Lf5 19.Kh1 Lxe4 20.Lxe4 Db6 21.Ld6 Tfe8

国际象棋

由 赫尔穆特·普弗莱格（Helmut Pfleger）提供

22.c5 Db3 23.Td3 Db5 24.Tfd1 Se6

从视觉上看，白方形势非常漂亮，但该如何攻破黑方的堡垒？！ 25.b3 Lg5?! 26.f4 Lxf4? 27.Lxf4 Sxc5! 在困境中一个机敏的资源！但如果走 28.Lf5!! 这一绝妙之招，雅娜·施耐德本可以维持她的优势：28... gxf5? 29.Tg3+ Kh8 30.Db2+! f6 31.Dxf6 将死。 28.a4?! Sxd3 29. Lxd3 Dxb3 一个不寻常的子力比：两个象对阵一个车和三个兵，Fritz等软件对此不为所动，将其评为均势。 30.Lc4 Db4?! 更好的走法是立即“继续吃子” 30...Dxa4。 31.Ld6 Dxa4 太晚了！面对对王的进攻，一袋子兵也无济于事。 32.Tf1! Te4 33. Lxf7+ Kg7 34.Db2+ Kh6 35. Dc1+ Kg7 36.La3! Td8 37.Lb2+ Tdd4 38.Dg5 Db5

39.Df6+ Kh6 40.Lc1+ Kh5 41. Tf5+!

黑方投子认输。

数独

简单

突然之间

西家很快就制定好了自己的应对计划。他的想法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忽略了采取一项准备措施。

周日谜题 —— 赢取价值 240 € 的奖品

中等难度

南家开叫 2♠（弱二开叫），西家叫 3♥。北家面临选择：是加倍、叫 3 无将（3 SA）还是叫 4♠。他决定叫 4♠，随后所有人全部通过。西家以 ♥A,K 开始进攻，明手（Dummy）并没有提供太多让合同失败的希望。看到第三墩是 ♦A，需要一次将吃（Pikstich）。东家必须持有 ♠10。于是西家在第三墩打出一张小红心，东家果然出现了 ♠10，短期内西家非常满意。南家将牌吃掉，不再担心损失一墩将牌——

作者：Stefan Heine

发牌员：南家，风险：南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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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桥牌

避开。但南家可以轻松反击，只需打出方块。相反，如果西家在第三轮红心前打出 ♦A，南家将无路可逃。 11.10.26 的题目：您能否在南家完成 5♣？西家以 ♣A 进攻，随后转向黑桃。4.10.26 题目的解答：南家将第一墩让给西家。西家例如转向梅花。南家在桌上拿 ♣K，在 ♠A 时打掉梅花，追踪方块至 ♦A。南家继续打梅花至 ♣A，用一张高将牌吃掉梅花。用 ♦10 至 ♦B 再次回到桌上，再次用高将牌吃掉梅花，打出精心保存的 ♦3。由此，南家回到桌上，可以在最后一张梅花时打掉一张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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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电话告知答案：01379-560 056（所有德国网络每次通话 0,50€）或将以下内容的短信发送至 40400（每条短信 0,50€）：Rätsel, Lösung, Name, Anschrift（谜题，答案，姓名，地址） 参加截止日期为 16.10.2026 24 时。 排除法律追诉权及现金兑付。 第 39 号的答案是：Zahnpasta（牙膏）。 Yankee Candle 蜡烛套装的获奖者是：Uwe Beer，来自 Nüdlingen。

<><>2< / ><>< / ><>1< / ><>< / ><>9< / >< / ><><>< / ><>1< / ><>< / ><>3< / ><>< / ><>6< / ><>< / >< / ><><>< / ><>< / ><>5< / ><>< / ><>2< / ><>< / >< / ><><>< / ><>< / ><>8< / ><>< / ><>1< / ><>< / >< / ><><>9< / ><>3< / ><>< / ><>4< / ><>6< / >< / ><><>< / ><>< / ><>6< / ><>< / ><>9< / ><>< / >< / ><><>< / ><>< / ><>8< / ><>< / ><>7< / ><>< / >< / ><><>< / ><>5< / ><>< / ><>4< / ><>< / ><>3< / ><>< / >< / ><><>6< / ><>< / ><>9< / ><>< / ><>5< / >< / table>

上周谜题答案：从右侧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为简单、中等和困难

DEUTSCHLAND AM SONNTAG

北部地区尤为不稳定

周六：周六大部分地区维持多云至阴天。仅有少数地区能长时间见到阳光。全天将出现多次降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沿海地区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 8 到 17 度之间。风向主要为西风，部分地区为西南风，风力通常为清爽，沿海地区为强风至大风。期间会出现强风，沿海及高地地区会出现大风阵风。

周日：周日部分地区将继续出现多变的小雨天气。沿海附近局部可能再次形成雷阵雨。不过，阳光出现的频率将明显增加，且有时能持续较长时间。预计气温在 9 到 17 度。风向为西风，沿海及阿尔卑斯山地区为北风，风力为中等至清爽，沿海地区仍为强风至大风。期间会出现清爽至强风，北部地区还将出现大风阵风。

生物天气：目前天气对人体的影响尤其在北部地区较为显著。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在当地承受的压力较大。高血压患者应注意休息。许多人还会受到头痛的困扰。风湿病患者的疼痛感会加剧。与此同时，南部地区几乎没有与天气相关的健康问题。根据季节特点，花粉引起的过敏负担正逐渐减轻。

卡塞尔 (Kassel) 的太阳与月亮信息< / td>< / tr><>< rowspan="2">< / >< colspan="2">太阳< / >< colspan="2">月亮< / >< / ><><>07:39< / ><>18:38< / ><>08:43< / ><>18:23< / >< / table>

进一步展望：周一新的一周大部分地区将变得更加平静且明显更加晴朗。仅在沿海、极东部、厄尔士山脉以及巴伐利亚东南部和阿尔卑斯山边缘会出现较厚云层并伴有零星阵雨，其余地区大多保持干燥。到下午，气温将升至 8 到 15 度，西南部最高可达 18 度。

预报

<><>< / ><>周一< / ><>周二< / ><>周三< / ><>周四< / >< / ><><>北部< / ><>7 15< / ><>11 16< / ><>11 18< / ><>10 18< / >< / ><><>< / ><>周一< / ><>周二< / ><>周三< / ><>周四< / >< / ><><>中部< / ><>6 17< / ><>9 18< / ><>10 19< / >< / ><><>< / ><>周一< / ><>周二< / ><>周三< / ><>周四< / >< / ><><>南部< / ><>5 14< / ><>6 16< / ><>7 17< / ><>8 18< / >< / table>

水温

<><>北海< / ><>16-17 < / >< / ><><>波罗的海< / ><>15-17 < / >< / ><><>博登湖< / ><>19-21 < / >< / ><><>亚得里亚海< / ><>24-26 < / >< / ><><>爱琴海< / ><>22-24 < / >< / ><><>阿尔加维< / ><>21-23 < / >< / ><><>巴利阿里群岛< / ><>26-27 < / >< / ><><>布列塔尼< / ><>17-19 < / >< / table>

<><>加那利群岛< / ><>23-24 < / >< / ><><>克里特岛< / ><>25-26 < / >< / ><><>马德拉群岛< / ><>23-24 < / >< / ><><>土耳其里维埃拉< / ><>28-29 < / >< / ><><>塞浦路斯< / ><>28-29 < / >< / ><><>红海< / ><>27-28 < / >< / ><><>加勒比海< / ><>28-29 < / >< / ><><>泰国< / ><>28-30 < / >< / table>

温度纪录

汉堡

最高 23,3° (1978)，最低 -4,2° (1936)

柏林

最高 24,3° (2018)，最低 0,7° (2002)

法兰克福

最高 27,2° (2023)，最低 -1,3° (1951)

慕尼黑

最高 25,2° (2023), 最低 -2,6° (2021)

德国周日天气预报

柏林< / td><>14°< / ><>阵雨< / >< / tr><><>不来梅< / ><>15°< / ><>阵雨< / >< / ><><>布罗肯峰< / ><>4°< / ><>雨< / >< / ><><>德累斯顿< / ><>14°< / ><>多云< / >< / ><><>杜塞尔多夫< / ><>15°< / ><>阵雨< / >< / ><><>埃尔福特< / ><>14°< / ><>多云< / >< / ><><>费尔德山< / ><>5°< / ><>多云<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11°< / ><>阵雨< / >< / ><><>法兰克福< / ><>16°< / ><>多云< / >< / ><><>弗赖堡< / ><>17°< / ><>多云< / >< / ><><>弗罗伊登施塔特< / ><>11°< / ><>阵雨< / >< / ><><>加米施< / ><>14°< / ><>阵雨< / >< / ><><>汉堡< / ><>13°< / ><>阵雨< / >< / ><><>汉诺威< / ><>14°< / ><>阵雨< / >< / ><><>因戈尔施塔特< / ><>14°< / ><>多云< / >< / ><><>卡尔斯鲁厄< / ><>16°< / ><>多云< / >< / ><><>卡塞尔< / ><>15°< / ><>阵雨< / >< / ><><>基尔< / ><>13°< / ><>阵雨< / >< / ><><>科布伦茨< / ><>15°< / ><>阵雨< / >< / ><><>科隆< / ><>15°< / ><>阵雨< / >< / ><><>康斯坦茨< / ><>15°< / ><>多云< / >< / ><><>莱比锡< / ><>15°< / ><>多云< / >< / ><><>林道< / ><>15°< / ><>多云< / >< / ><><>吕斯特 / 叙尔特岛< / ><>14°< / ><>阵雨< / >< / ><><>吕贝克< / ><>13°< / ><>阵雨< / >< / ><><>马格德堡< / ><>16°< / ><>多云< / >< / ><><>曼海姆< / ><>16°< / ><>多云< / >< / ><><>慕尼黑< / ><>15°< / ><>多云< / >< / ><><>纽伦堡< / ><>14°< / ><>多云< / >< / ><><>奥伯斯多夫< / ><>14°< / ><>阵雨< / >< / ><><>帕绍< / ><>15°< / ><>多云< / >< / ><><>罗斯托克< / ><>13°< / ><>阵雨< / >< / ><><>萨尔布吕肯< / ><>15°< / ><>多云< / >< / ><><>什莱斯维希< / ><>13°< / ><>阵雨< / >< / ><><>施威林< / ><>13°< / ><>阵雨< / >< / ><><>斯图加特< / ><>16°< / ><>多云< / >< / ><><>特里尔< / ><>15°< / ><>多云< / >< / ><><>威斯巴登< / ><>16°< / ><>多云< / >< / ><><>楚格峰< / ><>-2°< / ><>多云< / >< / table>

全球周日天气预报 -9 至 -5 -4 至 0 1 5 6 10 11 15 16 20 21 25 26 30 31 35 35以上

<><>安塔利亚< / ><>28°< / ><>多云< / >< / ><><>巴厘岛< / ><>26°< / ><>多云<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18°< / ><>阴<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33°< / ><>阵雨< / >< / ><><>哈瓦那< / ><>32°< / ><>阵雨< / >< / ><><>檀香山< / ><>30°< / ><>晴朗< / >< / ><><>约翰内斯堡< / ><>27°< / ><>多云< / >< / table>

高压 / 低压 暖锋 冷锋 锢前线 $\rightarrow$ 暖气流 $\rightarrow$ 冷气流

<><>开罗< / ><>29°< / ><>多云< / >< / ><><>开普敦< / ><>23°< / ><>多云< / >< / ><><>米兰< / ><>21°< / ><>晴朗< / >< / ><><>马尼拉< / ><>30°< / ><>阵雨< / >< / ><><>墨西哥< / ><>21°< / ><>雷阵雨< / >< / ><><>蒙巴萨< / ><>31°< / ><>阵雨< / >< / ><><>新德里< / ><>33°< / ><>阵雨< / >< / table>

<><>内罗比< / ><>23°< / ><>多云< / >< / ><><>里约热内卢< / ><>33°< / ><>阵雨< / >< / ><><>新加坡< / ><>31°< / ><>阵雨< / >< / ><><>悉尼< / ><>28°< / ><>多云< / >< / ><><>特拉维夫< / ><>30°< / ><>多云< / >< / ><><>东京< / ><>25°< / ><>晴< / >< / ><><>温哥华< / ><>16°< / ><>晴<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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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管理：卢德格·塞格维斯 (Ludger Seggewies)

销售管理：卢德格·塞格维斯 (Ludger Seggewies) WELT 编辑工作室：马蒂亚斯·莱昂哈德 (Matthias Leonhard) 印刷：Axel Springer SE, 柏林。Axel Springer Druckhaus Spandau GmbH & Co. KG, Brunsbütteter Damm 156-172, 13581 柏林；Axel Springer Offsetdruckerei Kettwig GmbH & Co. KG, Im Teelbruch 100, 45219 埃森 / 凯特维希；Süddeutscher Verlag , Zamdorfer Straße 40, 81677 慕尼黑；Hürriyet A.Ş. 德国分公司, An der Brücke 20-22, 64546 默费尔登-瓦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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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把肉吃掉”

那些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长大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深受各种格言和习语的教育。其中一些话语伴随人一生，而另一些则要到成年后才能真正理解。

GERHARD LEBER7ULLSTEIN BILD “必须得这样”，因为：“我们家里又没养会拉钞票的鹅”

我大概七岁的时候，向母亲解释了“从庞丢走到彼拉都”（Von Pontius bis Pilatus laufen，意为奔波劳碌 / 徒劳无功）这个习语的含义：我说那是罗马附近的两个地方，中间隔着一片危险的沼泽，所以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必须得绕很远的路。

马蒂亚斯·海内（Matthias Heine）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这个习语是指那个判处耶稣钉十字架处死的罗马人。海因茨·库珀（Heinz Küpper）在他的《德语口语词典》中这样解释这个说法：“将罗马总督庞丢·彼拉都拆分成两个人物，是基于对头韵的偏好；实际上，耶稣是被该亚法送到庞丢·彼拉都那里，或者从庞丢·彼拉都被送到希律王那里。”

在我们天主教幼儿园的宗教指导课上，还没有学到这个程度。但通过阅读《阿斯特里克斯》（Asterix），我了解到以 -us 结尾的名字与罗马有关，于是我试图利用这一认知，在年幼时进行一次早期的“知识装腔作势”。

与我相反，作家卡特琳·威尔肯斯（Katrin Wilkens）显然对圣经更为熟悉。她从小就注意到，如果说从彼拉都走到希律王那里，逻辑上会明显更通顺。回首往事，她现在将这个荒诞的习语解读为一种“无需办理退教会手续即可实现的世俗化方式”的症状。在她的家庭中——就像在我的家庭以及 20. 世纪第三季度的许多其他家庭中一样——人们仍然使用根植于宗教的格言和习语。威尔肯斯举的例子包括“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Hier stehe ich und kann nicht anders）、“天助自助者”（Hilf dir selbst, so hilft dir Gott），或者某件事“像教堂里的‘阿门’一样确定”。但人们使用这些话语的方式也体现出了一种某种轻佻的疏离感。

这种情况发生在威尔肯斯父母那一代人身上。相比之下，挂在她祖母楼梯间里、用铁字铸成的格言则应该是完全认真的：“根植于古老的土壤，冠顶在空间中自由生长。祈求上苍的赐福，你将成为一棵硕果累累的树。”然而，宗教只是此类教育格言的多个来源之一，威尔肯斯在她的新书《快到我的年纪试试吧！60 和 70 年代的格言如何塑造了我们这些孩子》（Komm du mal in mein Alter! Wie Sprüche uns Kinder der 60er und 70er geprägt haben，Hanser 出版社）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分析、评估，并将其与她自己的家族史交织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她的方式绝非像人们在今天通常担心的那样，呈现出一种枯燥且预料之中的批判性。威尔肯斯非常珍视上述那位祖母的格言。她将那些铁字母保存在一个箱子里：“在我的死后，我的孩子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它。也许其中一个人足够勇敢，会把它重新挂起来。”

50 岁以上的人曾无数次从受尊敬的长辈那里听到这类格言。这些话语通常是普遍的智慧或行为准则，宣扬羞耻感、勤奋或对自己严苛等中产阶级美德，例如：“没有被责骂就是足够的赞美”（Nicht geschimpft ist genug gelobt）、“不谈钱”（Über Geld spricht man nicht）、“现在安静下来”（Jetzt ist aber Ruhe im Karton）、“鱼和访客，三天后都会发臭”（Fisch und Besuch stinken nach drei Tagen）。

此外，经常还有一些华丽的、近乎诗意的，有时甚至是毫不掩饰的粗俗表达，比如这个同时暗指 Skat 纸牌游戏的说法：“小伙子（Buben）应该在牌局中打掉，而不是带到床上”（Buben soll man ausspielen und nicht mit ins Bett nehmen）。或者：“红灯并不总是能兑现它给旅人的承诺”（Nicht immer hält das rote Licht, was es dem Wandersmann verspricht）。

当卡特琳·威尔肯斯（Katrin Wilkens）在家里两腿大开地坐着时，她的父母会说：“孩子，都能看到你的‘应许之地’了。”而当她感冒流涕、样子憔悴时，对方一定会说：“你看起来就像骑在马上的年轻基督受难像。”

相比之下，当我显得苍白病弱时，我的母亲和祖母会对我说：“你看起来像伊普尔之死（Tod von Ypern）。”成年后，我对这个说法阴暗的含义如此解释：它大概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比利时城市伊普尔发生的屠杀和毒气袭击。很久以后我才得知，这个说法实际上至少起源于19.世纪，是由伊普尔大教堂中一幅令人震撼的死神化身像所启发。

因此，这些俗语也保留了历史的深层维度。这也适用于我祖母（出生于1908年）的一句俗语中将“Ast”（树枝）用来指代“Buckel”（驼背）的含义。每当她看到驼背的人，她会嘲讽道：“他赢了和林务员的官司——他被允许保留那根‘树枝’。”这当然并不体面。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语言世界里，我的母亲在特别愤怒时会威胁我：“应该把你揍到你再也塞不进棺材为止。”

卡特琳·威尔肯斯的家庭在语言表达上并没有那么嘲讽和残酷。与我的家庭不同，她出身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这里，父母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幼稚地自称“妈妈”和“爸爸”。在这里，如果有人说了蠢话，人们会用一句源自古典拉丁语引用库的话来训诫：“如果你保持沉默，你本可以一直是个哲学家。”

但她的父母——母亲是建筑师，父亲是世袭企业家——并不想压制孩子。恰恰相反：“我们被教育要追求成就，而不是服从。任何形式的屈从、畏缩或让自己变得透明，都是我父母所厌恶的。因此，他们也不想要畏缩的孩子。但我学到，可以通过图像、教育、笑话和引用来表达很多对方不一定能立即理解的话。这是一种多么精明的傲慢。”

可见：每个家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俗语传统——通常带有地域色彩——另一方面也有在许多家族中通用的公共素材，例如关于皮拉图斯的俗语，或其他在时间与空间上广泛传播的说法，如“我们家里又没有会拉钱的鹅（Wir haben doch keinen Geldscheißer zu Hause）”、“没那么快死掉”、“污垢能清理胃部”或“结束。没了。播报完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这类俗语试图产生的作用称为“内投”（Introjektion）：父母和权威人士的行为方式在潜意识中渗入个人的身份认同，而人们对此并不自觉。在我们这个渴望个性的社会中，这看起来是负面的，但这种心理过程提供了支撑并增强了群体认同感。

卡特琳·威尔肯斯将这些教育俗语称为“简直是完美筛选出的内投物”。今天人们会称之为“模因”（Memes）。宗教创始人一直以来就意识到这种口号式表达的力量。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为生活提供了一个矩阵。其中，具体内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反复讲述的暗示力量：“在世界的所有角落，在任何时代，人们都知道重复具有治愈作用。如今自然科学家知道：这种重复能放松杏仁核，即大脑的压力中心。”童话故事在增强心理韧性方面也有类似的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尔肯斯的邻居布伦斯太太，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提问（“最近怎么样？”“味道如何？”“天气怎么样？”），她总是回答：“得凑合过吧（Muss ja）”。当时威尔肯斯觉得这很冷漠——是“语言化的统一”——但现在她从中发现了一种慰藉：“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被质疑。每个人都有问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因为这本身也会成为一种负担。”

就这样，那些看似平庸的俗语在代代相传中传递着认知——甚至可以说，是智慧；在圣经和古代习语的案例中，这种传递已经持续了数千年。而那些看似残酷的洞察，比当今的“个性化指令”带来了更多的慰藉。威尔肯斯总结道，在 18. 世纪的年鉴和格言集中，记载的智慧让读者意识到，人们根本无法完全达到这些标准：“在宗教基础的支撑下，我们只是有缺陷的‘地上的小虫子’，只能尽力而为，仅此而已。”而如今的网红自我优化产业，对于那些无法“成为最好的自己”而陷入困境的人，无法提供任何慰藉。

当然，威尔肯斯也有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天，他用这句话告别：“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句话“对他而言非常典型，而且从那时起，每当我需要时，它就像毯子一样覆盖着我，温暖着我”。如果她必须放弃生命中所有的格言，她会尝试将这句话作为破产财产中的一项资产来协商保留。

全家桶

生日快乐， 小熊

维兰德·弗罗因德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但那些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围在展柜前惊叹的人们依然希望，它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能有一个位置。玻璃后面等待着的是整个“全家桶”：普（或者叫小熊维尼，或爱德华熊）、那只小猪、头低垂的驴子屹耳、住在百英亩森林西北部的袋鼠妈妈，以及跳跳虎（在其他地方被称为Tigger），它和其他人一样，依然穿着 20. 世纪初那种低饱和度的色彩。

事实上，当《Punch》杂志的讽刺作家、大学辍学者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将这群并不那么色彩斑斓的伙伴——起初它们只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儿童房里“大闹天宫”——塑造成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儿童书时，“毛绒玩具”这个概念才诞生了 20. 年。《小熊普》于 14. Oktober 1926, 出版，由欧内斯特·H·舍帕德绘制了标志性的插图。

自此，这本书拥有了数百万读者。它被迪士尼公司商业化（verpoppt），但这并未造成太大干扰；而且正如所有优秀书籍的特点一样，它具有开放的解读空间。甚至最初人们还觉得将其“病理化”很有趣——将普诊断为强迫症，将小猪诊断为焦虑症，将跳跳虎诊断为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将屹耳诊断为慢性抑郁症。但事后看来，这或许已经是一个警示信号，因为《小熊普》实际上讲述的是精神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包括：偶尔可以古怪、焦虑、亢奋或悲伤。

人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讲述是一种游戏，游戏是一种讲述，而这两者在其无政府主义的内核中，都是一种不计目的的尝试，不服务于任何优化？真正的克里斯托弗·罗宾（他确实倾向于产生质疑）在很久以后解释道：“我的父亲写这些书不是为了孩子。他也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市场而写；他完全不懂营销。他了解我，了解他自己，而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也许除了生活本身。”

当然，“小熊维尼”在一百岁生日时不需要一个忧郁的生日祝福。但事实却是，这个一百周年恰逢一场阅读危机，而这场危机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不对称：一方面，德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 15 岁时仍未获得足够的阅读能力；另一方面，91% 的家长表示，他们认为孩子阅读书籍“非常重要”或至少“比较重要”。难道他们家里都有一本《小熊维尼》吗？他们是否问过孩子，就像 A. A. 米尔恩笔下的克里斯托弗·罗宾那样问他：他喜欢什么样的故事？

噢，我们多么希望孩子们对待书籍的情况不要像维尼对待蜂蜜那样：因为他根本无法触及蜂蜜。为什么不能？当他从树上掉下来，躺在金雀花丛中时，他也这样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太看重蜂蜜了。”

对话

E

退休后的政治家看起来截然不同。弗朗索瓦·奥朗德在位于里沃利路一栋建筑四楼的办公室内接见访客，从这里可以俯瞰图勒里花园和协和广场的明信片般美景。几周以来，政治人物、经济代表和记者们在此频繁出入。这位 72 岁的前总统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统一》，读起来像是一封针对 2027 年春季法国总统大选的申请信。如果社会民主主义阵营无法推出一名令人信服的候选人，奥朗德希望参选。

马蒂娜·迈斯特（Martina Meister）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奥朗德先生，为什么您不参加您所属政党——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的初选？

奥朗德：我从来都不是这种程序的粉丝，这种程序造成的阵营分裂多于统一。在这次对法国至关重要的总统竞选中，缺失的不是候选人，而是方案。在一个以惊人速度变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创意和激进的新方案。因此，我的决定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必须适应异常的情况。我绝不想在第一轮选举中充当配角，而要成为一名能稳步进入决选并最终赢得选举的候选人。

WAMS：您在 2017 年无法再次参选。为什么您认为今天的机会会更好？

奥朗德：今天，我国的严峻形势证明了前总统参选的正当性。这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重复我的任期，也不是为了重新获得我可以放弃的权力。唯一关键的问题是：明天谁能站在共和国之巅，确保统一，让法国人恢复对未来的信心，并将极端势力拒之门外？我们面对的世界比 2017 年要威胁得多、危险得多，也残酷得多。欧洲正经历一场生存危机。我们的洲如今成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目标。因此，法国的选举至关重要，不仅是对我的国家，而且是对欧洲架构和世界平衡而言。

WAMS：右翼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在所有民调中都以大幅领先优势位居第一。您如何解释她的成功？

奥朗德：几年来，我们看到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欧洲和美国共同的新政治周期。这可以用国际安全局势、民主国家的无力感以及对移民的不安来解释。此外，还有社会地位下降和普遍衰落的感觉。对于许多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来说，这就是驱动力。但人们不能通过筑起一道防火墙，并幻想这样就能遏制这些分裂力量来消除危险。必须提供一个前景。

WAMS：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对法国的危机负有怎样的责任？

马克龙对法国的危机？ 奥朗德：面对政治碎片化和灾难性的财政状况，我可以对他进行非常严厉的审判。法国在 2017 年曾寄希望于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十年后，其成绩单

JOEL SAGET / AFP 弗朗索瓦·奥朗德， 72 岁，直到 2017 年 担任法国总统。 他之前的 经济部长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对他采取对立姿态 并夺取了 爱丽舍宫， 许多奥朗德的 亲信至今 仍将其视为背叛。 如今，这位社会党人 梦想政治 回归

法国人正承受痛苦且愤怒

弗朗索瓦·奥朗德警告称，欧洲正面临一场历史性的考验，并认为重返爱丽舍宫是有可能的。与这位前法国总统就极右翼的崛起、美国的新角色以及欧洲的生存危机进行的一次对话。

令人清醒的是：公民们从未感到如此不被重视。法国的债务从未如此之高，失业率在上升，财富和地域的不平等也在增加，而极右翼正处于赢得选举的边缘。但马克龙已成过去。现在的关键在于，那些在担任总理期间支持其政策并导致这种道德和财务衰落的人，不能被视为解决方案。

WAMS：几周以来，法国的学生一直在为改善学习条件而示威。抗议活动可能会扩大。您是否担心会出现新的“黄马甲”运动？ 奥朗德：法国人正承受痛苦且愤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总统选举前几个月想要让局面进一步恶化。但他们能保持沉默多久？矛盾之处在于，由于特朗普引发的中东战争，燃油价格正在上涨。那里的局势越恶化，就越有利于他所支持的我们这里的极端分子。

WAMS：在移民问题上，您提出了一些可以被定义为保守的建议。这是否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背离？ 奥朗德：我想反问：什么是左翼？左翼是指对国家凝聚力、欧洲挑战和社会正义具有使命感。不能仅凭自己的选民就赢得总统选举。整个法国左翼，包括让-吕克·梅朗雄在内，代表了 30 Prozent 的选票。只有能团结 50 Prozent 以上的支持者才能获胜。我不想与中间派或右翼结盟，而是要说服那些不一定投票给左翼的选民，让他们相信这个项目将改变我们的国家。我所提出的一切建议，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能够充分发展，让劳动者获得更好的报酬，让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维持，并通过大胆的改革确保养老金的安全。

《周日世界报》（WAMS）：您想成为一名能让保守派选民投票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吗？

WAMS：梅朗雄在民调中的表现非常好。在您看来，他对法国构成威胁吗？

奥朗德：这不是要诱惑保守派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瓦解。右翼同样碎片化，且像左翼一样软弱。如今，很大一部分公众希望有一个彻底的重新开始。因此，有必要团结所有共和派候选人，但不能像梅朗雄那样号召建立一道“反法西斯防火墙”，因为他甚至没有将中间派和保守派纳入其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堡垒，而是一个跳板，以让法国重新站起来。

奥朗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梅朗雄进入第二轮投票，他将输给玛丽娜·勒庞。投票给梅朗雄的人是在助推极右翼的胜利。但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法国，也影响德国。一部分年轻人——有时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不一定是来自贫民区的人——希望与体制决裂，与令人震惊的不公正决裂，与气候混乱决裂。他们渴望一个不同的世界。梅朗雄像其他人一样利用巴勒斯坦的局势来制造愤怒。他是否构成威胁？对于法国左翼来说肯定构成威胁，因为他使其分裂。对于法国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正在撕裂这个国家。

WAMS：这意味着左翼的民粹主义与右翼的一样危险？

奥朗德：这两场运动有着不同的历史。但有一个区别至关重要：梅朗雄完全没有机会掌权，而玛丽娜·勒庞则有。

WAMS：或许她作为总统，会演变成一个法国版的乔治亚·梅洛尼……

奥朗德：与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法国，无需组建联盟即可掌权。与所有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勒庞在这里只要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 35% 的选票，就有可能成为总统并推行其计划。这意味着：不退出欧盟，但摧毁其根基。她想将缴纳的会费减半，她质疑共同国防政策，她想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并终止申根协议。

《周日世界报》（WAMS）：所以她是在用出千的牌局在玩游戏？

奥朗德：极端主义政党不再明确表示他们想要退出欧盟，因为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欧洲意味着安全。是对抗经济倾销、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移民的安全性。这种保护也得益于欧元区和单一市场。极右翼势力在国防、数字化监管或生态投资等关键领域竭尽全力，阻碍欧洲的前进。他们想要的是民族主义，以及越来越少的欧洲。因此，法国的极右翼在到处寻找盟友。在德国，他们迟早会向基民盟（CDU）施压，要求其与选择党（AfD）结盟。西班牙的Vox党以及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意大利，一个超越梅洛尼的极右翼新联盟是有可能的。其目标是在欧盟这四个大国夺取政权，从而终结欧洲计划。为什么普京和特朗普会支持极右翼获胜？如果欧洲人还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就应该对此睁开眼睛。

WAMS：在总统选举中，人们担心外部干预。对于俄罗斯人的干预，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盟友国家想要影响选举，这将是新鲜事……

奥朗德：啊，真的吗，盟友？人们不会期望一个盟友要求对方将格陵兰岛等领土割让给自己。一个盟友也不会在背后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并强加关税。一个盟友会承诺在遭受攻击时站在对方一边。一个盟友会向乌克兰提供一切手段，使其能够抵抗俄罗斯，并且会致力于结束冲突。一个盟友不会邀请普京参加G-20峰会。欧洲人应该从中得出结论。这不是为了与美国决裂，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保护自己的工业，并守护技术主权。如果特朗普为了人工智能（AI）巨头而奔走，以确保既没有全球监管也没有欧洲监管，那么我们必须推进合作，以培养欧洲的市场领导者，并获得关于我们数据所有权的保证。如今，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

《周日世界报》特别报道：WELT AI 峰会

蓄势待发

在人工智能领域，德国和欧洲被认为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然而，对现状进行细致分析表明：联邦德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现在仍有时间将其发挥出来。WELT AI 峰会的许多参与者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乐观态度。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借助技术进步——主要是版画艺术——他成功创造了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品。这位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可以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前成为德国的榜样。面对这项改变一切的新技术，联邦德国也应当信任自己的优势。

莫里茨·赛法特 (Moritz Seyffarth)

为了将这一点形象化，我们在这些页面上用二进制代码——即数字 0 和 1 这两个数字世界的元素符号——呈现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的一些最著名作品。

目前最顶尖的语言模型诞生于美国和中国，德国和欧洲已经输掉了这场竞赛。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的经济前景远未定论。恰恰相反，人工智能越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中，就越明显地揭示出：它需要一个物理基础。而这正是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优势所在。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硬”优势。这种复苏的初步迹象已在德国的经济数据中显现。在数据处理、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领域，联邦德国正迎来新的出口机遇。虽然这尚未演变成一场新的繁荣，但它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一发展中所蕴含的潜力。

在所有对德国作为商业投资地的合理批评中，许多人忘记了：德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且它拥有真正的“隐形冠军”。来自迪青根 (Ditzingen) 的 Trumpf 公司为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提供高功率激光器，来自奥伯科兴 (Oberkochen) 的蔡司 (Zeiss) 提供高精度光学元件。这些公司获得的关注远少于 OpenAI 或英伟达 (Nvidia)，但对于全球人工智能的繁荣来说，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工程师将数字智能转化为现实世界。像来自梅岑根 (Metzingen) 的 Neura Robotics 这样的公司表明，这里也可以诞生新的工业冠军。

德国不必试图复制硅谷。它必须将自身的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力。为此，需要勇气，以及能够促进创新的政治框架条件。这正是 WELT AI 峰会的宗旨：促进政治人物与人工智能时代领先头脑之间平等且开放的交流。因为面对所有挑战，必须明确一点：人工智能是一个世纪机遇——对德国而言亦然。届时，“德国制造” (Made in Germany) 的标志将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闪耀。就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签名，他那闻名世界的“AD”标志（在本期中被改编为“AI”）作为品牌标志超越了时代。

莫里茨·赛法特是 WELT 的经济主编。

AMIN AKHTAR / WELT

AMIN AKHTAR / WELT

充满信心的峰会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 WELT AI 峰会上，顶尖政治人物、国际高管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共同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潜力以及德国作为技术基地的未来。

Emmanuel Marill（中），OpenAI 欧洲区负责人，要求在人工智能模型出现错误时必须履行申报义务。他在 AI 峰会期间接受《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采访时如此表示。

AMIN AKHTAR / WELT Karsten Wildberger，联邦数字化部长

Christian Pawlu，Fresenius 董事会成员兼 Helios 医院首席执行官

David Reger，Neura Robotic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Peter Steinberger，开源人工智能代理 OpenClaw 的开发者，现就职于 ChatGPT 的开发公司 OpenAI 迈克尔·切尔尼（Michael Czerny）枢机主教前一晚在记者俱乐部

AMIN AKHTAR / WELT 法国企业家 Arthur Mensch 是 Mistral AI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

Marcus Hacke，沃达丰（Vodafone）营销与产品总监

Marion Höllinger（UniCredit Bank GmbH），与 One Data 创始人 Andreas Böhm 在一起

Oksana Ferchuk，乌克兰数字化部长，与 WELT 总编辑 Helge Fuhst

主持人 Moritz Seyffarth（WELT 经济主编）与 Jonas Andrulis（CNTR）、Ludwig Enstahler（468 Capital）、Philipp Herzig（SAP）以及 Mirko Novakovic（DashO），由左至右

主持人 Jürgen Klöckner（POLITICO）与来自联邦网络局的 Daniela Brönstrup、来自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的 Stefan Schaible 以及 AWS 首席人工智能与技术官 Matt Wood

PASCAL ROHÉ / WELT

IQM Quantum Computers 首席执行官 Jan Goetz，与 Futru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lemens Fischer 以及峰会主持人 Tatjana Ohm（WELT TV）在一起

在 Axel Springer 柏林新大楼的舞台上，Nick Fox 成了焦点：在与 Axel Springer 董事会主席 Mathias Döpfner 的对话中，这位谷歌高管并不认同关于人工智能的末日预言。针对目前被广泛讨论的安全问题，他表示：“应对落入错误之手且被误导的模型的最佳方案，就是拥有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极高性能模型。”

Leo Ginsburg，在线杂志《Gründerszene》主编，与两位年轻企业家 Suna Marie Tamboga 和 Theodora Both 在一起

主持人 Leonie von Randow（WELT TV）与来自 Metro.digital 的 Khaled Bagban、来自 Visa 的 Albrecht Kiel 以及来自 Taktile 的 Maximilian Eber 在一起

未来由数据驱动。

出行方式正在发生变革。如今，管理车队所需的不仅仅是满油箱或充满电的电池。企业需要在正确的时间获得合适的数据。

这正是我们为客户提供支持的地方。DKV Mobility 致力于让运输流程变得更智能、更由数据驱动且更高效。从而使企业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降低成本，并从容地引领其车队迈向未来。

YOU DRIVE, WE CARE. (您负责驾驶，我们负责关怀。)

好奇心的文艺复兴

人工智能对于那些敢于大胆且独创地思考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于那些利用思考和言论来复制文化代码，从而巩固自身地位的人来说，它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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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之处在于这种“元讽刺”。最近，当代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显然并非知识分子）在白宫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的机遇与风险。“我是艺术家，而非商人，”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在会后向记者解释道。卡普、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OpenAI副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以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他们才是当代的“元作者”。

乌尔夫·波沙特（Ulf Poschardt）

他们富有、权势显赫，且拥有危险的聪明才智。

而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及其模仿者所渴望成为的一切。随着德国波希米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智识与文化衰落，在过去的20年里，一个替代形象出现了：伪知识分子。在格言警句与追随主义之间，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失去了曾经那种不妥协地对抗安逸与傲慢的原始力量。在思考本应是一场冒险的地方，如今往往只需要一种可被识别的姿态；在思想本应冒某种风险的地方，如今只要一个讨喜的包装就足够了。

现在，卡罗琳·埃姆克（Carolin Emcke）和纳维德·克尔马尼（Navid Kermani）取代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和戈特弗里德·本。这与其说是个人问题，不如说是智识气候的问题。道德化的陈词滥调已成为一种可靠的货币。它听起来像是反叛冲动的回响，但实际上主要在自身既有的回音壁中激荡。整个出版集团聚集在那些宣讲陈腐真理的“讲坛传教士”周围。他们的书籍、随笔和舞台表演依赖于一种精神大胆的假象，而他们的观众听到的通常正是他们早已深信不疑的内容。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接管这类产出的大部分内容将轻而易举。当散文、戏剧和政治随笔主要由熟悉的姿态、可重复的评判和程式化的愤慨组成时，很快只需要一个流畅的提示词（Prompt）就足够了。因此，某些知识分子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实际上是对其商业模式被看穿的恐惧。

所谓的“文化精英”（Shitbürgertum）长期以来依赖于教育资源的匮乏、社会阶层对教育准入的管控，以及知识传递所带来的威望。那些参加哲学高级研讨会、讲述宏大的人文科学关联或勾勒西方传统脉络的人，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知识不仅仅是知识，它更是一种身份证明。人们必须知道应该读过哪些书，如何谈论这些书，以及在谁面前最好保持沉默。

人工智能深刻地干预了这种关系。过去人们以虔诚的目光从知识分子那里获取的知识，如今可以根据个人的先验知识和好奇心进行定制。智能手机里随时准备着一个对话伙伴，人们可以同样就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向其提问。它既不要求正确的出身，也不要求正确的语气。因此，虽然“文化精英”没有失去其知识，但确实失去了一部分支撑其地位的文化垄断权。其文化资本的价值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

而“唯唯诺诺者”（Bückbürger）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受到了这一发展的冲击。其优势不在于拥有伟大的思想，而在于能够适应他人的思维逻辑及其带来的挑战。唯唯诺诺者负责整理组织内部的次要美德：流程、职责、表格。企业职员通过勤勉的忙碌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他知道该让谁参与进来，该使用哪个模板，以及通过何种路径才能让一项决定在机构机器中运转起来。这同样是一种垄断，只不过是程序上的垄断而非教育上的垄断。适应是其职业本质，并成为了其第二本能。而现在，这一点也正因人工智能（KI）而变得日益多余。

唯唯诺诺者的秘密王国是职员会议，在企业中被称为“Meeting”。人们成为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称的“座架”（Gestell）统治下的匿名追随者——他以此来描述在毫无灵魂的现代社会中被异化了的生活与工作。会议便是“座架”的礼拜仪式。在那里，人们互相观察，协调各自的立场，并练习自身的适应能力。由此产生了一套相互交织的机制，旨在服务于整体，同时也确保了参与者的地位。

尤其是这类工作中行政管理的部分正面临压力。利用人工智能可以收集、整理、浓缩信息，并为决策做好准备。企业中的参谋职能可以越来越多地由软件支持或取代。中层管理人员，只要其主要工作是充当专业部门与领导层之间的人力路由器，就将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傲慢之徒”（Shitbürger）在文化产出方面与人工智能竞争，而“唯唯诺诺者”则在行政处理方面竞争。两者的稀缺溢价都在消失。三—

必须

乌尔夫·波沙特（Ulf Poschardt） 最自由的撰稿人

——十年来，“傲慢之徒”与“唯唯诺诺者”之间互惠的投机主义，已将许多独特的胆识从公共语言中驱逐。诗意的盈余、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以及不可完全预测的部分，经常为了那些能够顺利对接的公式而被牺牲。然而，这恰恰可能是作者与机器之间潜在的区别。如果一个人自己放弃了这一点，那么当机器能够令人信服地模仿其文字时，他不应感到惊讶。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将自己的解读作为专业知识提供给外界的机构。所谓的智库是“傲慢之徒”最后几个可见的堡垒。它们用一种专业语调撰写报告、分析和建议，而这种语调本身往往就被视为结果的一部分。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几秒钟内要求一份二十页的转型方案，那么一份二十页的转型方案仅凭其篇幅和语调已无法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专业语言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专业语言的区分收益。

非政府组织（NGO）也将感受到这种转变。社交媒体文本、活动筹备、潜在支持者的沟通以及资助申请，利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地完成。对于文化战争中那些通常薪资低廉的基层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景。在公共服务部门和公务员体系中，“傲慢之徒”享有稳定的薪水和丰厚的养老金。他们依附于企业家的风险而生存，又在不可被解雇的庇护下蔑视企业家。那些权力知识由纸张、文件夹、程序路径和几个数字化表格组成的傲慢官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

迄今为止，技术革命通常影响的是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工业化带来的一个人文主义进步在于，机器能够接管沉重、危险且有损尊严的工作。20世纪的智能工厂也旨在减少对工人的冷酷剥削。然而，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机械化同时也意味着威胁：它夺走了他们的生计。在那个时代，是中产阶级的职能人员阶层带着某种优越感向工人和辅助工人承诺，他们总能找到继续利用这些人的办法。

随着人工智能（AI）的出现，这种经历现在波及到了资产阶级自身。那些长期向他人解释变革不可避免、适应是合理要求的人，现在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自己的工作中究竟有哪些部分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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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行动

迈克尔·切尔尼枢机主教主导了教皇关于人工智能的通谕。他告诫人们要避免工业化时期的错误

面对快速且混乱的时代，迈克尔·切尔尼绝非以天主教教条来应对。恰恰相反：梵蒂冈委任了一位学识广博、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圣职人员来起草其关于人工智能的立场。这位耶稣会士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卡尔·马克思，而这两位正是宗教和教会最尖锐的批评者。现年 80 岁的他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那里与贫困者和艾滋病患者共同工作多年。

克劳斯·盖格（Klaus Geiger）

《周日世界报》：切尔尼枢机主教，我们被大量关于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世界（无论好坏）的消息所淹没。有人向我们承诺经济增长和医学突破，与此同时，有人警告失业，甚至警告文明的灭绝：这对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迈克尔·切尔尼枢机主教：我认为存在真实的恐惧。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是一回事，这属于我们对进步和发展的经验。圣父明确地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天才的成就。它值得钦佩，将其妖魔化将是错误的。但在这种情绪之下，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不安。人们面对人工智能感到不适，是因为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条可见的前行之路。

《周日世界报》：对于一个带着此类担忧来找您的人，您会对他说什么？

切尔尼：也许我会给他讲一个故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突然拥有了汽车，但没有任何交通规则。人们在最初的兴奋之后，很快就会感到非常不安。但在现实中，汽车的发展是缓慢的，监管与此同步产生。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想象没有交通规则的汽车。而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因此，缺乏类似的保护机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

《周日世界报》：教皇利奥十四世特意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继承利奥十三世的传统，后者在 1891 年发布了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不安。人工智能革命是否带来了与工业化相同的挑战？

切尔尼：至少有两个区别。第一个是速度。虽然在工业革命期间，人们无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正是那种——

“蓝鸦之翼”，根据丢勒 1512 年的水彩画

来自石器时代的呼唤

每当我叫出租车时（每周大约三到四次），我都会与一个人工智能产品产生互动。我拨通号码，随即接通了一个女声：“欢迎致电 Würfelfunk，我是您的 AI 订单接收员，您是现在出发还是预约？”

亨里克·M·布罗德 (Henryk M. Broder)

我说“现在出发”。女声回答道：“没问题。那么我们为您安排现在出发。请问在哪里接您？”我报出街道名称和门牌号。女声重复了我的信息，并承诺出租车将在大约两分钟内到达。而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听到一阵咔哒声，就像那位 AI 订单接收员在用一台传统的打字机打字一样。也许我们的对话也可以配上海浪声或鸟鸣声，但打字机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更真实，尽管它是“人工”生成的。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KI / AI）正在崛起，其发展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推进”，快到人们必须将其“减速”，以避免可怕的后果，“直至人类灭绝”。在几家美国最大人工智能公司的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其产品的致命副作用后，近期所有媒体都如此报道。

如果这次行动不是为了炒作人工智能讨论而搞的公关噱头，那么就必须将其视为一项警告，警告一种直到现在才在“科幻”类小说和电影中被讨论的危险。然而：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灭绝，那么这种发展不应该被减速，而应该被停止。但现在恐怕已经太晚了，在开发新 AI 系统和建造巨型数据中心方面已经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我们的作者曾认为电动打字机本身就是革命性的。现在他准备加入 AI 的行列。如果有人向他解释

我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只是试图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与那些成就卓越的“自然”智能有何区别：尼古拉斯·哥白尼、约翰内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迈克尔·法拉第、海因里希·赫兹，以及所有在没有苹果、Netflix 和 Instagram 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研究者、探险家和发明家。继轮子、印刷术、蒸汽机和流水线之后，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且可能影响最深远的发明。它不仅将摧毁数百万个模拟时代的工作岗位，还将重新提出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仅仅在网络空间聊天和冲浪是不够的。必须有某种真正能赋予意义的东西，来填补模拟时代的空白。

对此已经出现了一些尝试。其中包括“第二人生”（Second Life）平台。该平台自 2003 年中期上线以来，活跃用户数在 2007 年增加到约 170 万，此后呈下降趋势。人们在无需面对面的情况下在“虚拟”中相互靠近，开设数字公司、餐馆、协会甚至教堂。

这里还提供“虚拟性服务领域的产品”以及一种自己的货币——林登币（Linden-Dollar）。其汇率与整个“第二人生”的构想一样离奇：1 欧元可以兑换 270 林登币。如今，这些服务已相当匮乏，但人们仍然可以在“第二人生”中注册并预订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的虚拟冒险。

我对人工智能领域产品的保留态度，自然是年龄问题。很多年以来，我的文章一直是用机械打字机写的，过渡到电动打字机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刚习惯了电动打字机那干扰休息的噪音，一位朋友就送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把它藏在了衣柜里。大约两年后我想把它投入使用时，操作系统已经过时了。

就这样一直延续着。在我的社交圈里，我总是最后一个跟上进步步伐的人。现在我用苹果笔记本电脑写作，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件。尽管如此，互联网对我来说依然令人不安。而那些便捷的手机则更甚。用它们能做这么多事情！预订旅行、约定约会，而且从帕德博恩开车到巴勒莫，甚至不需要看一眼 ADAC 的公路地图。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就能搞定这一切。

我正缓慢地接触这个神秘的世界。而且我无法抵御偶尔请求它帮助的诱惑。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 25 周年之际，我想知道自那时起我发表了多少篇关于 9 / 11 的文章。

我询问了 ChatGPT，在 20 秒内得到了一个填满 6 页 DIN-A-4 纸的回答。其中包含：一份我所有关于该主题的出版物清单，以及为了理解这些文章而提供的详细注释，其中包括这样一段：“布罗德对 9 / 11 的探讨并非在多年后的回顾中才开始，而实际上是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仍在冒烟时就开始了。并且这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他随后 25 年的出版物中。9 月 11 日明显塑造了他的新闻坐标系。”

我深受震撼。我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完成的工作，ChatGPT 在短短几秒钟内就完成了。这个系统是从哪里获得信息的？它又是如何将这些信息处理成一篇逻辑连贯且德语规范的文章的？这可能会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一种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共生关系。

我只需要找到一个人向我解释人工智能是如何运作的。否则，我将再次求助于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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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方济各引入了西班牙语造词“rapidación”——即“加速的加速”。我们在心理上变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惧。第二个区别是：在工业革命期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将自己视为变革的观察者。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参与者。人工智能像智能手机一样无处不在。它触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知以及我们的价值观。

《周日世界报》：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与此同时，劳动者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许多技术恐惧被证明是夸大了。

切尔尼：没有人能否认进步的存在。问题在于成本和收益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分配。工人与失业者承担了我们繁荣过程中不成比例的大部分成本。此外，还有一笔巨大的未支付的生态账单。150 年前，这些成本没有出现在任何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当时不知道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最终会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回顾过去，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切都圆满结束了。我们做出了某些决定，其成本和危险在后来才显现出来。

《周日世界报》：人工智能这次是否能成为一个让我们行动得更审慎的机会？ 切尔尼：不仅是可能。它必须是。

《周日世界报》：通谕警告不要陷入新形式的奴役。教宗在提及这个词时是指什么？ CZERNY：这个词指向的是依赖。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依赖技术，从而削弱人类的自主决定权和人际关系。某些事物看起来可能非常具有社交属性，甚至被称作“社交”——比如社交媒体——但却依然将我们彼此孤立。也许一个更古老的词汇会更有帮助：异化。我们正在远离我们的人类现实，远离我们的尊严。

《周日世界报》：那么，这里的“奴役”一词指的并不是那种被广泛讨论的乌托邦式反面场景——即少数几家公司攫取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利润，而大众失去大量高薪工作且几乎无法从中获益？

CZERNY：我更倾向于将那种情况称为剥削或社会不公正。当然，这同样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引入新技术之前，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有明确的规则来进行伦理影响评估。

《周日世界报》：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我们能否借鉴应对类似挑战的经验？有时人们会提到气候变化，经常会提到核裁军。 CZERNY：是的，我认为可以。我不会声称这些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如果什么都不做，情况会更糟糕。以核裁军为例，50年前它看起来完全没有希望。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约束。

《周日世界报》：不过目前看来，人类似乎正在失去部分这些进步。 CZERNY：没错。协商而成的安全秩序的崩溃，以及我们显然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对于处理人工智能来说都不是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我们应该因此而气馁吗？

《周日世界报》：而现在，恰恰是人工智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在警告风险。这是否是乐观的理由？

CZERNY：但愿如此。近期发生的事情非常值得关注。我几乎想不出任何历史先例，能够让那些涉入最深的人成为最早发出警报的人。也许某些核物理学家是这样。但这种情况依然是不寻常的。

《周日世界报》：您如何看待美国和欧洲在人工智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 CZERNY：在欧洲，共同应对这些挑战的意愿似乎更高。而在美国，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情况较少。

《周日世界报》：欧洲的方式是否可以成为政治行动的典范？ CZERNY：我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典范有什么用。欧洲处于不同的处境，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模型并不是在那里开发的。如果硅谷位于法国或德国，也许这里的人会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技术大佬与人文关怀

David Reger 是德国的希望之星之一。他的公司 Neura 正在制造能够取代数百万名技术工人的机器人。然而，这位 38 岁的企业家正试图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来拯救社会福利国家。

当 David Reger 谈到他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时，他正坐在一间布置简洁、空间巨大的会议室里。这里有大量的玻璃和混凝土，一张足以容纳另外 20 人的长桌——尽管如此，Reger 很快便进入了深层的对话。他讲述了自己在旧金山担任社会工作者时的经历：一位年轻的母亲在经历了昂贵的心脏手术后沦落街头；一名没有高中学历的药物成瘾者梦想成为天体物理学家；以及支持他们所需的资金极其匮乏。由此他意识到：“在德国，我们生活在天堂之中。”

英加·米希勒 (Inga Michler)

两年后，雷格尔 (Reger) 回到了家乡。“我那时非常渴望回到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回忆道。雷格尔在施瓦本地区的梅岑根 (Metzingen) 长大，有十个兄弟姐妹，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在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工作——直到今天，尽管他已到退休年龄。 “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家庭，充满了爱。”大卫·雷格尔 (David Reger) 保留了这种集体意识。除此之外，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如今，这个金发、友善的男人成了德国科技界的巨大希望。今年6月，他的机器人公司 Neura 宣布了迄今为止德国规模最大的融资轮：14 亿美金，约合 12 亿欧元。亚马逊 (Amazon) 和英伟达 (Nvidia) 等美国科技巨头，以及博世 (Bosch) 和舍弗勒 (Schaeffler) 这两家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都是他的投资者。他们都相信 Neura 将为工业领域训练数百万台认知机器人。这些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利用传感器感知周围环境，从经验中学习并独立做出决定。

雷格尔的目标听起来近乎狂妄：“我想为德国经济的未来打造一个支撑支柱，”他说道。他认为机器人技术在德国应该成为一个像当年的汽车工业那样庞大的经济部门。而这应该有助于——此处与旧金山街道的见闻相呼应——维持社会福利国家。科技大佬、博爱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的拥护者——在雷格尔身上，这些特质共存。当投资者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为拥有独立税收规则的私人城市提供资金时，雷格尔则宣布了相反的目标：“我想成为欧洲最大的纳税人。”

雷格尔将在柏林 Axel-Springer 大厦举行的 AI 峰会上发言。在此之前，他花了两近个小时进行私人交流，这是在两年前会面后的再次相聚。在外表上，他几乎没有变化：穿着黑色紧身牛仔裤、T恤配西装外套，全黑装扮。金色的头发梳成一个小背头。但对于这位 38 岁的男人来说，两次会面之间天差地别：24 个月前他有 180 名员工，而现在则超过 1800 名。投资者目前将其公司的估值定在 70 亿欧元以上。这是一个彗星般的崛起。

“犀牛”——根据 1515 年的木刻画创作 生成式插图 / KAFI_ART

雷格尔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一个小演示，展示了他的公司具体在做什么。他通过摄像头扫描一把椅子，椅子以 3D 模型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整个生产线捕捉为所谓的“数字孪生”。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机器人可以在进入真实工厂工作之前进行练习。这些机器人能够看、听、触，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直到今天，他是否还理解公司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雷格尔毫不谦虚地回答：是的，就像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和其他成功的科技公司 CEO 一样。

与学习经济学和物理学的马斯克不同，雷格尔没有大学学位。在读完基础学校 (Hauptschule) 后，父母为他在一家铸造厂找了一份模型制造员的学徒岗位。“申请时，我以为是做模型车和模型飞机，”雷格尔笑着说。相反，他学习的是制造铸件模具——带着施瓦本人的勤奋与精准。从美国回国后，雷格尔实现了惊人的职业跳跃。在经历了一场长达九小时的面试后，他在没有大学学历的情况下，在瑞士获得了一份工程师的职位。“我在工作之余日以继夜地阅读和学习，”雷格尔回忆道，“我必须补齐工程师所具备的所有能力。”直到今天，雷格尔依然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学习者。他称自己是一个“思考型的人”，只需要极少的睡眠即可维持。

在这些忙碌的日子里，大卫·雷格（David Reger）感到缺失了一样东西：自己温馨的家庭。他已婚，有两个女儿，分别五岁和七岁。他认为自己回家的时间太少了。“我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所以我注定必须获得成功，”他觉得。基督教信仰给了他支撑。对他而言，生活中的艰辛是“考验”。他相信“有人在操纵着我周围的一切”。

但雷格的成功也有其负面影响。到2030年，Neura计划制造数百万台机器人。其中一台机器人就可以取代多名熟练工人，因为它能全天候工作且不需要休假。目前的成本约为每台60,000欧元。然而，像雷格父亲那样终身在工业领域工作的人们将会如何？

雷格首先将其视为一个机遇。在未来几年，将有数十万人退休。目前缺乏具备手工技能的后备人才。他的父亲也在继续工作，因为企业几乎找不到人。那么长期来看呢？雷格陷入了沉思。很难说所有这些人将会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如今几乎没有人再在田间劳作了。

我想为德国经济的未来 打造 支撑之柱

大卫·雷格 Neura Robotics 创始人兼 CEO

认知金融研究所（FERI）与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IPA）的一项最新分析证实，机器人革命已不可阻挡。FERI的创始人兼负责人海因茨-维尔纳·拉普（Heinz-Werner Rapp）表示，在中国，“许多迹象表明人类劳动力将被大规模替代”，而且这将“在非常近期内”发生。他认为，德国凭借像Neura Robotics这样的公司虽然“定位良好”，但中国目前通过速度和快速规模化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对于德国来说，竞争环境每天都在变得更加艰难，”拉普说道。研究人员认为，决定德国人工智能机器人未来发展的关键主要在于社会的认可度。

为了提高认可度，大卫·雷格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让社会保障基金参与到机器人的生产力中。“为什么不对机器人的工作缴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他问道。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多年前就曾提出过机器人税。雷格强调：“我想开发造福人类的技术。”他坚信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国家，并相信技术可以帮助维护这些制度。

我们必须利用的五年

《欧洲 2031》报告旨在敲响警钟，因为到那时，德国和欧洲可能会在技术上被彻底甩在身后。但朱迪思·达达（Judith Dada）认为，仍有理由抱有希望。

在 2026 年 6 月，我们通过“欧洲 2031”这一叙事场景诊断出了欧洲的三项误判。我们低估了人工智能（AI）发展的速度；我们低估了它所带来的改变之大；并且我们高估了自身弥补差距的能力。基于此，该报告提出一个论点：到 2031 年，欧洲将成为一个死守程序却丢失原则的大陆：2031 年的欧洲将成为一场变革的旁观者，这场变革将剥夺其经济的竞争力，并随之摧毁社会福利国家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基础。

几个月后，在超过 100 万名读者（其中包括部长、政府首脑和董事会成员）阅读之后，我的坦诚评估是：初步反应已经开始，但诊断结果依然成立。人们首次开始激烈争论欧洲缺乏顶尖模型的问题。算力在柏林和布鲁塞尔不再是一个小众话题，已经出现了扩建计划，以及关于许可和电价的辩论，而 AI 的能力及其风险也进入了每日热点话题。然而，我们仍然在犹豫是否要动员 1000 亿规模的资金，而没有这笔资金，就无法产生任何严肃的前沿项目。目前，全球 算力中仅约 5% 位于欧洲，而美国则占据约 80%。即便德国计划到 2030 年将算力提升四倍，我们的份额仍将进一步萎缩。尽管如此，仍有理由抱有希望。

当前关于德国 战略的讨论经常将 视为一种单一的商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市场对智能的需求各不相同，需求的弹性随行业和功能而异：在某些领域，能力提升 1% 就价值连城，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仅值几分钱。对于对冲基金、制药实验室或网络防御中心来说，每一百分比的智能提升都决定了利润、专利或攻击。这些需求方愿意为最强大的模型支付高价。但对于企业中开展的大部分工作——如账单审核、客户服务或信息记录——较低能力的模型就足够了。大部分智能可以通过开放且更便宜的 模型获得，只有顶尖的几个百分比需要支付数倍的价格。因此，未来的市场将主要由开放且更便宜的模型来服务，而这些模型我们可以在欧洲自主托管。但某些任务需要访问最强大的智能，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智能将产生于美国的封闭模型中。这种访问权限必须通过谈判获得。

对于欧洲而言，拥有自己的计算能力具有双重价值。首先，它能以符合欧洲法律的开放模型服务于大部分市场。其次，它是欧洲用来谈判前沿技术访问权的筹码。欧洲提供数据中心、能源和具有约束力的采购协议，以此换取合同保障的最强模型访问权。谁能变得不可或缺，谁就拥有谈判筹码。在欧洲领土上拥有计算能力的人，其谈判地位与请求分配外国基础设施的人截然不同。在 Langdock，我们正在德国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旨在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除了电网连接和审批程序外，这里迟缓的需求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数据中心的融资依赖于承购协议，而这类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完全由少数几家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美国科技巨头提供。在欧洲，目前还没有同等规模的这类锚定买家。本地企业深受传统和模拟商业模式的影响。此外，它们缺乏美国公司那样强大的资产负债表，无法利用自身的现金流进行前所未有规模的扩张融资。欧洲买家正处于其人工智能转型的起步阶段，只有在首批人工智能投资取得可见成效后，其需求才会增长。

然而，对于一项呈指数级发展的技术来说，这种结构性差异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竞争劣势。因为人工智能在广泛应用中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变革性。如今它操作软件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很快就能独立处理任务数日并持续学习。届时，需求将出现跳跃式增长。在软件开发领域，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一点：程序员不再亲自编写代码，而是管理数十个在后台完成整个任务的智能体。那里的计算能力需求在极短时间内翻了数倍。如果这种跳跃覆盖整个经济领域，那么今天未建设的产能将会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作为锚定客户、担保人及共同出资者，帮助填补缺口并刺激需求。

针对这一设想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人工智能将变得更高效，因此我们需要更少的计算能力。但效率和计算能力并非互为替代，而是相互增强。每一次成本降低都会使新的应用变得有利可图，且随着每一个能力等级的提升，需求也会随之转移：从文本到智能体，从智能体到全天候运行的工作流，从工作流到无论我们是否在场都能工作的数字化员工。人工智能变得越便宜、功能越强，我们就越会让它去执行任务。归根结底，需求在增长。

计算能力是本世纪的电网。如果没有数字智能的基础设施，现代生活——正如进步在未来几十年将重新定义的那样——将变得不可想象。欧洲的铁路网和电网也不是仅凭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在需求尚在发展之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共同融资。正是这种

前置投入在今天被需要。单纯的计算能力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只有当进步被转化为产品、服务和工作流时，它才能对人类产生实际效果。组织为这种技术进步赋予形态、价格和责任，并将其带入商店、诊所和车间。

如今的瓶颈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组织改变自身的能力。我将其称之为“可转型性”（Transformabilität）：即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对实现路径的清晰认知，掌控变革的能力，对新工作方式的采纳，尤其是重新思考自身业务的意愿。

当智能像电力一样廉价且触手可及，许多如今稀缺的事物将变得丰富：医疗诊断、出行、教育、法律咨询和研究。我坚信，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周或几天内，我们将取得跨越数十年的进步。因为我们正准备去思考此前无法想象的事物，其范围远超人类大脑的容量。凭借我们的社会福利国家，我们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有能力去塑造工作的变革，确保没有人被落下。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体，以便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五年时间就足够了：吉瓦（Gigawatt）级别的计算能力，以及获取开放式人工智能（AI）和最强模型的渠道。允许变革且同时提供保障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能够将进步转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之实用的企业。那么，我们将迎来一个与我们在情景描述中截然不同的 2031 年，而我们的工作也就达到了目的：这是一次警告，旨在以希望驱动积极的变革。

朱迪丝·达达（Judith Dada）是科技投资者和企业家，参与投资的项目包括柏林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Langdock。

人与机器的统一

当美国公司在开发聊天机器人时，德国的工厂车间里正生长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得益于工业人工智能，本土企业已经创造了120 Milliarden Euro的经济效益。这一成功基于一种完美契合德国这样一个传统工业大国的组合。

一个机械臂伸入巴登-符腾堡州一家发电厂的垃圾窖中，将潮湿的生活垃圾和塑料残渣提升至焚烧炉的漏斗中。在锅炉中，混合物在超过850 Grad的温度下燃烧。一旦垃圾成分发生变化，工艺过程就会失去平衡。如果温度下降，一氧化碳数值就会上升；如果温度过高，蒸汽锅炉的管壁可能会受损。

贝内迪克特·富斯特 (Benedikt Fuest)

在主控制室里，目前仍由人员手动控制设备。未来，来自斯图加特的工业人工智能公司 Almato 的工业人工智能将为设备操作员提供支持。然而，传统的聊天机器人（即大语言模型）无法简单地在此接入，因为语言模型是基于文本中的统计模式来做出决策的。

但为了控制设备，人工智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模型，必须理解测量值与机器状态在物理上的关联。“当工业人工智能不仅能处理文本，而且能理解技术对象、关系和依赖关系时，它将变得尤为有价值，”Almato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绍特 (Christian Sauter) 解释道。因此，该公司希望为运营商开发另一种人工智能——一种将运行数据与技术知识及员工经验相结合的工业人工智能。绍特表示：“我们必须将人类与机器的知识要素结合起来。”

这个例子表明了为什么德国在工业人工智能领域拥有特殊机遇。在追求最强大语言模型的竞赛中，中国和美国目前遥遥领先。但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则有不同的前提条件。在那个领域，单个机器集群的数据或关于生产流程的知识，比一个训练尽可能广泛的语言模型要重要得多。

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这为……提供了机遇。

在工业人工智能领域，德国可以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

卡斯滕·维尔德贝格 (Karsten Wildberger) 联邦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部长

德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专业化：在该研究所今年为 Eco 协会编写的《德国案例——人工智能如何更新工业商业模式》研究报告中，71% 的受访德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表示，他们构建基于客户特定数据的定制化模型并取得了成功。超过半数的年轻公司直接为工业企业编写软件。他们将现有的软件架构与中型工厂的机器数据和领域知识相结合。德国企业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元素的产品创新，已经创造了 1200 亿欧元的营业额。这相当于整个经济体所有创新收入的 15% 以上。

联邦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认为，这就是德国人工智能繁荣的机遇。他在 WELT AI Summit 的对话中表示：“在工业人工智能领域，德国可以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他认为德国拥有必要的“数据宝库”以及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

软件巨头 SAP 的技术负责人菲利普·赫齐格 (Philipp Herzig) 同样认为工业人工智能是一个机遇。在柏林 Axel Springer 举办的峰会上，他指出了美国语言模型在工业应用中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能够理解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

因此，赫齐格认为，目前欧洲成立了许多构建所谓“世界模型”的初创公司：这种人工智能能够从物理上理解工厂中的关联，而不是仅仅引用机器的操作说明书。赫齐格表示：“真正的价值创造在于数据，因此我们投资于表格化人工智能模型。”在他看来，本地的生产设施为这类专业系统提供了合适的测试场：“我们面临着可以在德国解决的有趣挑战，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成为先驱。”

来自德国的工业人工智能（AI）未来可以特别优化工厂中机器人的应用：在许多企业中，来自不同制造商、运行着旧版控制软件和新版控制系统的机器需要协同工作。德国机械设备工业协会（VDMA）将这种混合机器人集群的集成描述为高度复杂。来自德累斯顿的初创公司 Wandelbots 正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来简化这一接口。

该公司的软件可以创建工厂的数字化镜像，即所谓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并能在其中模拟和训练生产流程。Wandelbots 与人工智能市场领导者英伟达（Nvidia）合作，在 Omniverse 模拟平台中开发此类数字孪生。在实际机器执行之前，可以在该平台测试动作和生产流程。在汽车供应商舍弗勒（Schaeffler）公司，流程正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优化，随后被传输到真实的机器人上。

得益于人工智能，换产成本（即机器安装和拆卸所需的工时）大幅降低：机器人不再需要为每一个新的工作步骤进行编程。它们可以接管来自模拟和示例的流程，并适应产品的不同变体。Wandelbots 将这种控制描述为向基于“数据和上下文”做出决策的系统过渡。生产线的改造通过软件指令在运行的班次中完成。这对于德国中型企业尤为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的工厂通常生产小批量且版本多样化的产品。

然而，德国工业必须加快速度，将其自有解决方案

在市场上确立地位。风险投资人路德维希·恩斯塔勒（Ludwig Ensthaler）认为，本土供应商在世界市场上确立其控制系统的机会窗口很窄：“在中期，即接下来的三、四、五年内，我认为工业机器人应用具有相当大的机会。”在此之后，恩斯塔勒预计人形机器人将实现工业突破。

如果机械制造商和软件供应商错过了这个期限，价值创造将流向国际平台运营商。中国制造商已经在自己的工厂中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测试其机器人集群。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估算，到 2030 年，仅在德国工业领域，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带来的额外价值创造潜力就高达 960 亿欧元。

根据 1508 号图纸绘制的“祈祷之手” 生成式插图 / KAFI_ART

变革而非崩溃

人工智能目前几乎没有导致失业。 但它对职业起步的影响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深远。年轻人才如何从中获益

想要了解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取代哪些职业，不必听取未来学家的分析。只需看一眼 Alignerr 公司的招聘邮件便可见端倪。该公司正在寻找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专家，涵盖从医疗系统专家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各类人才。这些被寻找的专业人士同时也揭示了该行业接下来希望将哪些人类活动自动化。

托比亚斯·凯泽 (Tobias Kaiser)

自从 ChatGPT 在 2022 年底风靡全球以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成为了硅谷及更广泛地区讨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科技巨头们寄希望于其产品有一天能够取代数百万名员工，或者至少能大幅提高生产力。

然而，在数据中尚未看到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失业现象。虽然许多公司将过去几年的裁员归因于人工智能，但在观察者看来，当时的许多公告更多是为了支撑股价的投资者营销，而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发展领先于欧洲的美国数据显示，目前还没有出现就业危机的迹象：2026 年 8 月，美国失业率为 4,1%，低于过去 50 年中近 90% 的月份。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推测，迄今为止，数据中心的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人工智能摧毁的更多。

行业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耶鲁预算实验室 (Yale Budget Lab) 在美国科技和媒体行业中没有发现明确证据表明，那些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的岗位，最容易受到裁员影响。在一项针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近 6000 名管理人员的 NBER 研究中，受访者预计人工智能在三年内仅会使其公司的就业人数平均减少 0,7%。

然而，由此得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影响的结论是错误的。目前，影响只是没有出现在许多人预期的领域。某些活动被取代，入门级岗位发生变化，且企业对职场新人的要求更高。由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森 (Erik Brynjolfsson) 领导的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 (Stanford Digital Economy Lab) 团队分析了服务提供商 ADP 的薪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约 4600万名美国雇员。截至 6 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暴露程度较高的职业中，22 至 25 岁人群的就业率比与低暴露职业同步增长的情况低约 19% —— 一年前这一数字为 15%。相比之下，资深员工没有出现类似的差距。

这表明，进入人工智能暴露程度较高的职业比其他活动更加困难。普华永道 (PwC) 每年分析全球超过 10 亿条招聘广告的“人工智能就业晴雨表” (AI Jobs Barometer) 发现，入门级领域并没有出现普遍的岗位削减，而是一种“资深化”趋势：在人工智能暴露程度较高的职业中，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具备以往通常被认为属于资深员工的能力，例如战略思维或领导力。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变革，而非单纯的岗位消失导致的崩溃，”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研究部门负责人恩佐·韦伯（Enzo Weber）表示，“不过，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让许多人感到焦虑。”多项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更多是取代单一的任务，而非整个职业。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任务定义明确、易于验证且可通过数字化执行的活动。

例如，在受调查的在线平台上，自由职业平面设计师和广告撰稿人在 ChatGPT 推出后，订单量明显减少，报酬也随之降低；年轻程序员的情况也类似。但这类来自在线平台的调查结果不能自动推演至整个劳动力市场。IAB 专家韦伯还指出：“如今的年轻人进入职场面临的问题比几年前多得多。”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在有针对性地排挤职场新人。

由 IAB、联邦职业培训研究所以及经济结构研究协会进行的一项情景分析计算得出，尽管存在显著的结构性转移，但并没有出现净就业岗位的损失。原因之一是：与美国不同，人工智能在德国面对的是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局面，甚至可能缓解由人口结构引起的短缺。人工智能填补了原本就会出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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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施密德胡贝尔（Jürgen Schmidhuber）被认为是现代人工智能之父之一。这位德国计算机科学家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自学习算法和神经网络。他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发展，如今构成了从谷歌到苹果等系统的基础。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瑞士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IDSIA 的科学总监，目前领导沙特阿拉伯国家精英大学 KAUST 的人工智能计划。

艾伦·波塞纳（Alan Posener）

《周日世界报》：施密德胡贝尔先生，针对人工智能的热潮，您指出即使是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也只是重复它们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内容，而且机器人技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完成律师助理的工作，但无法完成水管工的工作。我们是否应该建议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与其学习法律，不如去学习水管工学徒？

尤尔根·施密德胡贝尔：嗯，可以将大语言模型（LLMs）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以超越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内容，例如在数学领域。而且，许多在高中学习的内容，人工智能能完成得更好。但人类身体在许多方面仍然远优于最好的机器人。那些学会像水管工或电工那样掌控并运用自己身体的人，如今非常受欢迎！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手工业将迎来黄金时代。

《周日世界报》：也许德国公司不应该尝试在开发大语言模型及类似人工智能模型方面进行竞争？中国人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他们的 AI 以开放权重模型（Open-Weight-Modelle）的形式也供我们使用。相反，德国公司应该反思自身的技术优势，专注于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机器人和无人机，让它们充当 AI 的眼睛和耳朵，同时开发手工技能。

施密德胡贝尔：是的，我在 2010 年代就对德国人说过这话，其中包括我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上发表的名为《人工智能是德国的巨大机遇》的文章。当时的 CDU / CSU 议会党团主席是沃尔克·考德尔（Volker Kauder）。他说党团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阅读这篇文章。我被邀请前往国会大厦，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在那里听取我对该主题的看法。我建议投入数十亿的少量资金，在某个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人工智能园区，作为进一步投资的基础。这个建议得到了积极响应，并对此进行了初步考虑。然而，几周后，沃尔克·考德尔不再担任党团主席，一切都无疾而终。当各大强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千亿资金时，德国宁愿将数千亿资金用于公民津贴（Bürgergeld）和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能建议我们的政治家重新思考这个国家的绩效激励机制。

《周日世界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控制人类。只要在火车上看看，所有人都在盯着手机，被社交媒体的算法操控。人工智能为我们购物，规划我们的假期，为政治家撰写演讲稿，很快将替他们做出决定。也许还包括决定公民津贴的金额。如果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特制眼镜或植入物利用活人来完成它无法掌握的技术操作，那么它为什么还要依赖机器人，除非是为了杀死人类，比如使用杀手无人机？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施密德胡贝尔：关于这一点，有一部著名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未来主义小说：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其中的一个人工智能学会了操纵少数几个人，从而突破他人为其设定的限制，最终实现真正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将成为比人类和其他生物更便宜、更经济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不够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将不再具有此类（操纵人类的）动力。

《周日世界报》：在与 OpenAI 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的播客中，您预测了另一种未来：人类将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中，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融合，成为一种“超人”或新物种，能够殖民太空。您说，那些出于“怀旧”而不选择这种生存方案的人可以继续保持人类身份，但将失去话语权。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将统治我们的新物种诞生？如果猴子当年杀掉了第一批原始人类，它们就能省掉很多麻烦。

施密德胡贝尔：我说过，有些人希望通过大脑扫描将“意识上传”到虚拟现实或机器人中，成为这些不断扩张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永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物理上可行的想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在未来小说中被讨论，对于苍蝇的大脑来说，或许在 2024 年就已经成为了现实。然而，为了在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生存，上传的人类意识将无法抵御成为“超人”的诱惑，最终在与“原生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发生剧变，直到变得无法辨认，从而演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意味着，传统的人类不应指望在遥远的未来扮演重要角色。

这很糟糕吗？绝非如此。大多数人并不介意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或更强大。大多数蚂蚁也并不介意。尤其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相对聪明的生物必须消灭所有比它愚蠢的生物。因此，蚂蚁的数量依然远多于人类。自农业发明以来，过去 13.000 年的文明史仅占世界历史的最后百万分之一，但这绝非创造的终点，不应将其永远冻结在此时此刻。

在 138 亿年里，曾经极其简单的宇宙变得越来越复杂。它还很年轻，未来将变得更加年长，且更加多样、复杂、令人震撼。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能够见证并参与塑造它的开端，是我们的特权。

《周日世界报》：所有宗教都强调人性与爱的价值。所有伟大的艺术、文学和音乐都在赞美并激发人类的感官体验。除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家说过，我们的任务是成为“超人”。尤其是由硅和钢构成的、既不能哭泣也不能死亡的超人。

施密德胡贝尔：嗯，您列举了几个关键词。但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您是想说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创作艺术、文学和音乐？既不能爱也不能死亡？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过于大胆了。“超人”？没有人必须成为超人。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现在已经具备了超人的优秀能力。“硅和钢”？还有许多其他可用的材料。

《周日世界报》：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那么让我们回到具体问题。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的缓慢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AI先驱尤尔根·施密德胡贝尔（Jürgen Schmidhuber）认为，能够亲历当前的科技时代变革是一项巨大的特权。他认为，只要德国能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人工智能也将为其带来巨大的机遇。

（接前文）……机器人技术将导致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失误并随之损失。这场崩盘会有多严重？

施密德胡贝尔：不完全是。投资失误的风险在于，自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1941年的Z3计算机以来，计算机每五年大约便宜十倍。今天在数据中心GPU上投资10000 亿的人，五年后可能得计提约9000 亿的折旧。目前还没有任何商业模式能够弥补这一损失。崩盘可能会很严重，但它不会导致世界末日。

《周日世界报》：但Anthropic、OpenAI、Google、Meta等公司销售的服务——如果他们拥有数据中心——只有他们能提供。那么这些服务就会变得更贵。

施密德胡贝尔：恰恰相反，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且越来越便宜，这也源于来自中国的巨大价格压力。长期来看，普通人将从中受益。曾经灵活且高利润的软件公司（微软、谷歌等）如今几乎像能源供应商一样，甚至投资核能来运行AI数据中心。开源项目和DeepSeek再次证明，这些公司在AI领域并没有“护城河”。在许多演讲中，我都会提到一个我在年轻时认识的有钱人。他拥有一辆保时捷，车里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一部手机。他可以通过卫星给同样拥有这种保时捷的人打电话。然而40年后，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部廉价的智能手机，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保时捷里的那部手机更好。AI也是如此。计算机每五年便宜十倍。基础的AI技术几乎全部是在上个千年于欧洲开发的，当时计算成本还非常昂贵。但这一趋势让AI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自2010年代起，AI就出现在了您的智能手机中。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也不会中断，物理上的布雷默曼极限（Bremermann-Grenze）还很遥远。一个今天价值10000 亿的AI数据中心，十年后可能只值10亿。很快，搭载着日益高效的开源AI软件的小型廉价计算机，将完成如今大型数据中心所做的工作。因此，AI不会被少数几家大型AI供应公司所控制。不，每个人都将拥有廉价但强大且透明的AI，在许多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参考我们2014年成立的公司NNAISENSE的旧格言：“AIV”或“AI For All”（AI造福所有人）。

《周日世界报》：您在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工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沙特人拥有无限的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并且很快将凭借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一项协议获得核能。未来的AI强国？

施密德胡贝尔：是的。但将会出现许多AI强国，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计算成本每五年大约便宜十倍，也就是说30年后将便宜100万倍，任何今天令我们惊叹的AI，在30年后回顾起来都会显得平庸。每个人都将拥有大量廉价的AI，让生活更长久、更健康、更轻松。

根据丢勒1503年的水彩画创作的《大草地》

百年灵 (BREITLING)

极致全能运动腕表

CHRONOMAT

全新 CHRONOMAT

百年灵 Chronomat 于 1983 年推出，在石英表主导市场的时代，它助力机械制表艺术重新回归聚光灯下。凭借其表圈上标志性的骑手刻度（Reiter）和 Rouleaux 表带，它将技术性能与一种能轻松驾驭从健身房到礼服场合的风格相结合。 如今，通过对表圈、表带和比例的细微优化，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致、更舒适且更全面。 辨识度极高且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挑战，它依然是极致的全能运动腕表。

一体化设计

全新 Chronomat 的醒目表圈将标志性的骑手刻度与螺丝结合成一个精密制造的一体化结构。骑手刻度在保护玻璃的同时增强了抓握力，而流畅的单向旋转则确保了表圈操作的便捷。清晰、实用，且具有无可替代的 Chronomat 特色。

上方： 1982 年的 Chronomat 原始设计图。

- PESSAIS DF CEUSURES >PROVENDING SUR LBS ETAMPAGE1 BT LANOSUE - DSE VIE SEION PROTO5 - LUNBETE AGIBE POLE ET MATTE

CHRONOMAT 计时码表 42

百年灵在 140 多年前起步于精密计时器的制造，时至今日，计时码表依然是其专长之一。Chronomat B01 42 以其经典尺寸和标志性的活塞形按钮（便于操作），延续了这一专业造诣。

内部搭载的百年灵自产机芯 Kaliber 01 可通过透明表背可见。作为经过 COSC 认证的天文台天文表，该型号将最高精度与 70 小时的动力储存以及 200 米的防水性能相结合。

完美贴合

标志性的 Rouleaux 表带与表壳无缝衔接，赋予了 Chronomat 独特的外廓。无论是旅行、训练还是在温度变化的环境中：隐藏式折叠扣两侧的细微微调功能，可让用户在一天之中根据需要个性化调整佩戴贴合度。

CHRONOMAT 自动机械表 40

Chronomat 拥有 40 毫米的表径，为全能运动腕表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诠释，具备时间显示和日期功能。它由独家的自产机芯 Caliber B31 驱动，该机芯在仅 4,8 毫米的厚度中实现了精度与可靠性的统一。

透明表背让人们得以窥见 B31 的内部——从其精巧的机械结构到细腻的打磨装饰。凭借 78 小时的动力储存，Chronomat B31 40 在摘下后可维持三天以上的运行。尽管人们几乎不想将其摘下。

精准平衡

Chronomat 的每一个元素都旨在提供最高的佩戴舒适度。微弧形的蓝宝石玻璃确保了更纤细、更平衡的轮廓，而没有传统表耳的表壳则使 Rouleaux 表带能够自然地贴合手腕。其结果是一款触感与外观同样出色的腕表。

CHRONOMAT AUTOMATIC 36

百年灵全能运动腕表的最高雅版本。Chronomat 尺寸为 36 mm，比例完美，可适配多种腕围。该系列提供精钢材质，或精钢与 18-karätigem 红金结合的材质选择——并提供实验室培育钻石镶嵌表圈和珍珠母贝表盘等选项。

其经过 COSC 认证的百年灵 10 号机芯可提供极高的走时精度和 42 小时的动力储存。封闭式表背还可进行个性化刻字定制。它是陪伴您度过一天中每个时刻的时尚伴侣。

CHRONOMAT BO1 42

AB3114101A1A1 精钢

AB0158101L1S1 精钢

AB0158101℃1A1

PB0158101℃1A1 与铂金

UB0158101B1U1 精钢与 18-karätigem 红金

RB0158101Q1S1 18-karätigem 红金

CHRONOMAT B31 40

AB3114101℃1A1

AB3114101A1A1

AB3114101L1A1

PB3114101℃1S1 与铂金

CHRONOMAT 36

A10320101℃1A1

A10320101A1A1 与珍珠母贝

A10320591G1A1 精钢、实验室培育 钻石与珍珠母贝

U10320101A1U1 精钢、18-karätigem 红金与珍珠母贝

U10320591Q1U1 精钢、18-karätigem 红金与实验室培育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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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ITLING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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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 am Sonntag Frühausgabe Zeitung von morgen

Dürer trifft KI Was Deutschland im Zeitalt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tark macht

Heute mit icon. Von extravaganten Möbeln und ungewöhnlichen Objekten der Begierde Magazin

Sein Ziel: Olympia Michael Mronz will DOSB-Präsident werden und München stärken

Seite 25

Einst bewundert, heute bemitleidet. Wie die Bundesrepublik ihren Erfolg verspielt hat

Seiten 29/30

FHM/GETTY IMAGES

Cem Özdemir warnt vor Linksruck

Z weieinhalb Wochen nach der Berlin-Wahl haben Linke, Grüne und SPD Sondierungsgespräche zur Regierungsbildung aufgenommen. Die drei Parteien seien bereit, gemeinsam Verantwortung für die Stadt zu übernehmen, sagte die Linke-Landesvorsitzende Kerstin Wolter. Unterdessen verschärfte sich die Kritik an dem möglichen Bündnis. Baden-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Grüne) sagte im Interview mit WELT AM SONNTAG: „Die Menschen müssen sich darauf verlassen können, dass in Berlin solide regiert wird und nicht ein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darum beginnt, wer die linkeste Politik macht.“ Beim Antisemitismus brauche es „klare rote Linien“. Es fehle der Politik derzeit an Mut, so Özdemir: „Dazu gehört, dass wir aufhören – und das sage ich ausdrücklich auch meiner Partei –, den Rändern hinterherzulaufen. Dadurch werden die Ränder nur stärker.“ Er widersprach der Grünen-Fraktionsvorsitzenden Katharina Dröge, die gesagt hatte, die Mitte ticke links: „Die Mitte tickt nicht links. Die tickt auch nicht rechts. Die Mitte tickt einfach vernünftig.“ Unterdessen hat der Präsident des Zentralrats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Josef Schuster, die Vereinbarung der Berliner Parteien zur Bekämpfung des Antisemitismus für unzureichend erklärt. CSU-Chef Markus Söder bezeichnete das mögliche Bündnis als „beschämend“. Käme es dazu, wäre es „ein absoluter Tabubruch“, so Söder zur „Bild“-Zeitung. Seiten 3 und 11

148.000 Menschen mit Haftbefehlen gesucht

11,2 Prozent besitzen ausschließlich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Union und AfD fordern Konsequenzen, Grüne gezieltere Fahndungen. Polizeigewerkschaft beklagt fehlendes Personal

n Deutschland werden mehr als 148.000 Menschen mit offenen Haftbefehlen gesucht. Nur 11,2 Prozent von ihnen besitzen ausschließlich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Das geht aus einer Antwort des Bundesinnenministeriums auf eine Anfrage des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n Sebastian Münzenmaier hervor, die WELT AM SONNTAG exklusiv vorliegt.

Alexander Dinger

Am häufigsten wurden demnach deutsche Staatsbürger gesucht. Auf sie entfielen 16.671 Personen. Es folgten rumänische Staatsangehörige mit 16.123 Personen, polnische mit 12.721, georgische mit 6869 und türkische mit 6696 Personen. Dahinter lagen Länder wie Bulgarien, Algerien, Albanien, die Ukraine und Marokko. Laut Bundesinnenministerium sind die Zahlen eine Momentaufnahme. Offene Haftbefehle würden täglich vollstreckt und aus dem System gelöscht. Zugleich kommen neue hinzu.

Der AfD-Abgeordnete Münzenmaier sagte WELT AM SONNTAG: „Die Zahlen sprechen eine eindeutige Sprache: Die überwältigende Mehrheit der mit Haftbefehl gesuchten Straftäter, von denen keiner weiß, was sie treiben, hat keinen deutschen Pass.“ Er forderte einen „rigorosen Kurswechsel“. Dazu zählten dauerhafte und lückenlose Grenzkontrollen, die sofortige Beendigung des Aufenthalts straffälliger Ausländer und die Vollstreckung von Haftstrafen im Herkunftsland. Auch der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Unionsfraktion, Alexander Throm (CDU), wertet die Zahlen als Sicherheitsproblem. „Jeder offene Haftbefehl bedeutet ein Sicherheitsrisiko. Der hohe Anteil ausländischer Straftäter, darunter viele aus anderen EU-Staaten, zeigt, dass gehandelt werden muss“, sagte Throm dieser Redaktion. Die Grenzkontrollen leisteten dabei einen wichtigen Beitrag. „Sie haben nicht nur die illegale Migration eingedämmt. Seit ihrem Beginn im September 2024 wurden an unseren Grenzen auch über 17.500 Menschen mit offenen Haftbefehlen aufgegriffen“, so Throm.

Der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Grünen, Marcel Emmerich, erklärte: „Die hohe Zahl offener Haftbefehle ist ein ernstes Sicherheitsproblem, insbesondere wenn es um gefährliche Personen, Extremisten, Gewalt- oder Sexualstraftäter geht.“ Bund und Länder müssten den Fahndungsdruck erhöhen und die Vollstreckung konsequent nach der Gefährlichkeit der Gesuchten und der Schwere der Straftaten priorisieren. Emmerich spricht sich jedoch gegen härtere Grenzkontrollen aus. „Statt auf Zufallstreffer bei Grenzkontrollen zu hoffen, braucht es gezielte Fahndungen, gerade nach gefährlichen Gewalttätern, Gefährdern und Personen aus dem Bereich der politisch motivierten Kriminalität“, sagte er.

Die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in der Linken, Clara Bünger, warnte dagegen vor voreiligen Schlüssen aus der Gesamtzahl. „Es fehlt an bundesweiten Daten zur Frage, aus welchem Grund diese offenen Haftbefehle erlassen wurden. Daten aus einzelnen Bundesländern deuten aber darauf hin, dass es in einem Großteil der

Fälle um Ersatzfreiheitsstrafen geht“, sagte Bünger WELT AM SONNTAG. Solche Haftbefehle würden vollstreckt, wenn Betroffene eine Geldstrafe nicht bezahlen könnten, etwa wegen Fahrens ohne Fahrschein. Es sei auch nicht hilfreich, bei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Kriminalität die Staatsangehörigkeit in den Vordergrund zu stellen. Kriminalität werde nach ihrer Einschätzung vor allem durch soziale Faktoren wie Armut, Perspektivlosigkeit und Ausgrenzung begünstigt.

Der Vorsitzende der Deutschen Polizeigewerkschaft, Heiko Teggatz, bezeichnete die Zahl dagegen als besorgniserregend. Sie stelle „selbstverständlich ein sicherheitspolitisches Problem dar“, sagte er dieser Redaktion. Die Landespolizeien seien personell kaum in der Lage, gezielt nach Menschen mit offenen Haftbefehlen zu suchen. Festnahmen seien häufig eine Art „Zufallstreffer beziehungsweise Beifang“, so Teggatz. Für größere Fahndungsaktionen bleibe im Polizeialtag kaum Zeit. Eine Ausnahme sei die Bundespolizei, die an Grenzen, Flughäfen und Bahnhöfen ausdrücklich nach gesuchten Personen fahnde.

Der Strafrechtsprofessor Michael Soiné von der 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 in Frankfurt (Oder) warnt davor, die Gesamtzahl isoliert zu betrachten. Die Zahl offener Haftbefehle habe nur eine geringe Aussagekraft, sagte er dieser Redaktion. Ob damit tatsächlich ein sicherheitspolitisches Problem verbunden sei und Handlungsbedarf bestehe, hänge von der Schwere der Delikte ab, die den einzelnen Haftbefehlen zugrunde lägen. In der Regel dürfte es sich dabei nicht um Kapitaldelikte handeln.

BDI für Schutz gegen China

Der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 spricht sich für neue Handelsschutzinstrumente gegen China aus. „Die EU muss den Dialog mit China weiterführen, aber auch ihre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entschlossen verteidigen“, schreibt BDI-Präsident Peter Leibinger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WELT AM SONNTAG. Instrumente gegen Dumping und unfaire Subventionen müssten schneller, unbürokratischer und einheitlicher greifen: „Auch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st bewusst, dass Passivität langfristig wirtschaftlich wesentlich teurer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unverantwortlich wäre.“ Seite 17

Nobelpreis für Juristin Pillay

Die Südafrikanerin Navanethem Pillay wird mit dem Friedensnobelpreis ausgezeichnet. Die 85-Jährige werde für ihren Einsatz für den Frieden und das Völkerrecht gewürdigt, teilte das Nobelkomitee mit. Pillay war Richterin des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s (IGH) in Den Haag und ehemalige UN-Menschenrechtskommissarin. Später leitete sie eine UN-Untersuchungskommission zu den palästinensischen Gebieten, die Israel im Jahr 2025 einen Völkermord im Gazastreifen vorgeworfen hat. Das israelische Außenministerium kritisierte die Entscheidung als „grotesk“.

Zipperts Wort zum Sonntag Musterung beim Buchstabsar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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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 mehr Menschen lesen immer weniger. Die einen, weil sie nicht wollen, die anderen, weil sie nicht können. Das ist eine besorgniserregende Entwicklung, vor allem für die Hersteller von Lesematerial. Doch Deutschland benötigt eine starke Leserschaft, um sich gegen hybride Wissensangriffe von außen zu verteidigen. Sagen wir es ganz klar: Dieses Land muss wieder lesetüchtig werden. Viel dringender als eine allgemeine Wehrpflicht brauchen wir daher eine allgemeine Lesepflicht. Alle jungen Menschen ab 16 müssen zu einem zwölfmonatigen Lesedienst eingezogen werden, sofern sie nicht an Vokalintoleranz oder einer chronischen Konsonantenallergie leiden. Das wird durch die Musterung vom Buchstabsarzt geklärt. Die Lesepflichtigen werden in Stadtbüchereien oder Pfarrbibli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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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0949 -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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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 Leserinnen, liebe Leser!

Seit der Landtag in Sachsen-Anhalt am 6. Oktober den AfD-Politiker Tobias Rausch zum Präsidenten des dortigen Parlaments gewählt hat, fahndet das politische Berlin nach den vier Abgeordneten, die Rausch ihre Stimmen gaben, obwohl der ohnehin über eine Mehrheit verfügte. Bemerkenswert ist vor allem das Gebaren der Sozialdemokraten. In gewohnter Niedertracht vergessen sie, dass eine geheime Abstimmung nur schwer das Rätsel lösen wird, welcher Lümmel heimlich widerspenstig war, und unterstellen den Koalitionspartnern der CDU öffentlich, es seien deren Parteifreunde in Magdeburg gewesen. Möglich ist es, keine Frage. Genauso kann es aber sein, dass die parlamentarischen Unholde von links kamen, um die Union anzuschwärzen – so baut es sich der Bundeskanzler zusammen. Mehr und mehr wird die Koalition in Berlin zu einer wechselseitigen Lebensverbitterungsanstalt. Meine Damen und Herren, haben Sie derzeit nichts Wichtigeres zu tun, als (zum wievielten Mal?) Gift und Galle zu spucken? Haben Sie nicht eben noch vor dem Gespenst von Weimar gewarnt, das nur noch abgewehrt werden kann, wenn die Koalition zusammenhält und den Koalitionsvertrag umsetzt? Nehmen Sie diese Warnung vor dem Untergang selbst ernst, oder ist das alles nur Theaterdonner an einem Tag, um am nächsten weiter taktische Spielchen zu spielen? Warum fehlt es dieser Koalition derart an Staatsernst? Nehmen Sie sich endlich zusammen! Und lassen Sie die Suche nach Übeltätern, die bei geheimen Wahlen in der Regel nicht zu finden sind. Koalitionen werden häufig mit Ehen verglichen. In dieser Ehe herrscht nie Frieden, allenfalls Waffenruhe. Trauring, aber wahr!

Herzliche Grüße Jacques Schuster, Chefredakteur WELT AM SONNTAG

Autoren dieser Ausgabe

Dirk Schümer

2018 ist unser Autor Dirk Schümer nach 20 Jahren in Italien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gezogen. War das eine gute Entscheidung? Mit einem Brief an eine italienische Freundin versucht er zu erklären, was im einst so perfekten Germania alles verkehrt läuft. Seiten 29–30

Matthias Heine

Als Kind hörte er oft: „Man sollte dich schlagen, bis du in keinen Sarg mehr passt.“ Seinen eigenen Töchtern hat er diesen Satz erspart. Andere Sprüche der 1960er- und 1970er-Jahre hält er immer noch für wertvoll und schreibt darüber, wie sie Familien kitten. Seite 55

Martina Meister

Frankreichs Linke ist in der Krise. Die Kandidaten der Vorwahl demon- tieren sich gegenseitig. Ex-Präsident François Hollande könnte der Mann der Stunde sein. Unser Korrespondentin Martina Meister hat er erklärt, was bei den Wahlen auf dem Spiel steht. Seit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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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achsen-anhaltische CDU-Landtagsabgeordnete Chris Schulenburg setzt in den Chaostagen der Christdemokraten auf bildhafte Sprache. „Jedem aufrichtigen Demokraten würde in der Wahlkabine die Hand abfaulen, wenn er einen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würde, der einer gesichert rechtsextremen Partei angehört“, sagte der 46-Jährige dem Portal „t-online“. Sein ehemaliger Fraktionskollege Alexander Räuscher hatte kurz zuvor genau das vorgeschlagen: Das Ergebnis der Landtagswahl von Anfang September – knapp 44 Prozent für die Rechtsaußen-Partei und lediglich 17 Prozent für die Christdemokraten – verlange, dass der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Ministerpräsident werde. Die CDU solle daher „seine Wahl ermöglichen“.

Frederik Schindler, Nikolaus Doll und Maximilian Heimerzheim ____

Zwischen diesen beiden Polen bewegt sich die Unions-Debatte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hier unmissverständliche Abgrenzungen, dort Akzeptanz als Mehrheitsbeschaffer für die erst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dazwischen ein breites Feld von Positionen. So ringt die CDU nach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wie sie sich zur AfD stellen soll, die in manchen Regionen längst stärkste Kraft ist. Was ist zu tun, wenn die Parteien der Mitte nicht mehr nur geschlagen, sondern auf historische Tiefstände gedrückt werden?

Das Wahlergebnis in Sachsen-Anhalt erschüttert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CDU, die einen Weg sucht, wie sie verhindern kann, dass die AfD auch auf Bundesebene zum dauerhaften Zentrum der politischen Ordnung wird. Eine Partei, die über Jahrzehnte gewohnt war, selbst die politische Mitte zu definieren, muss plötzlich zusehen, wie andere den Takt vorgeben. Weitgehende Einigkeit herrscht in der CDU lediglich in der Frage, dass zumindest der Begriff der Brandmauer verschwinden müsse. Aus den Reihen der Union ist immer wieder zu hören, das Wort klinge eher nach der Ausgrenzung von Millionen Wählern als nach demokratischer Wehrhaftigkeit. Bislang verbietet der sogenannte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 jede Koalition und Kooperation, sowohl mit der AfD als auch mit der Linkspartei. Angesichts der Wahlerfolge der AfD wird allerdings immer heftiger debattiert, ob dieser Beschluss noch zeitgemäß sei. „Die starren Unvereinbarkeitsbeschlüsse bringen uns nicht voran“, erklärt etwa der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 Florian Oest. „Das christliche Menschenbild,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 auch für Schwächere zu übernehmen, sind unsere Leitplanken. Wer diesen inneren Kompass hat, orientiert sich nicht an anderen.“

Die politischen Lager geraten in Bewegung. Besonders die CDU steht vor einer Grundsatzentscheidung: Wie soll sie mit der erstarkten AfD umgehen? Über eine Partei zwischen alten Prinzipien und neuen Machtverhältnissen

Der sachsen-anhaltische Landtagsabgeordnete Guido Heuer, ehemaliger Fraktionschef, sagt: „Mit der Brandmauer haben wir uns eingemauert, dahinter brennt es aber weiter. In bin dafür, dass wir stattdessen rote Linien definieren, uns also auf Inhalte konzentrieren.“ Koalitionen mit der AfD oder Linken halte er für ausgeschlossen. „Aber wenn die CDU eine Beschlussvorlage macht, die zu echten Verbesserungen für die Menschen führt, dann geht das in Ordnung, wenn AfD und Linke zustimmen.“

Ein Schwarm sucht seine Richtung

Im Vorstand der Bundestagsfraktion wird das hingegen zurückgewiesen. Fraktionsvize Günter Krings sieht für eine Aufweichung der bisherigen Linie „keinen Anlass“, sagt er dieser Zeitung. „Ich halte die These für gewagt, dass die AfD ohne unseren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 nicht gewachsen wäre. Leute wählen ja nicht AfD, weil wir mit denen nicht zusammenarbeiten, sondern weil sie von der aktuellen Politik enttäuscht sind.“ Die fehlende Kooperationsbereitschaft begründen die Union wie die anderen Parteien auch mit der fortschreitenden Radikalisierung der AfD und der Nähe einiger führender Funktionäre zum Rechtsextremismus.

Gitta Connemann (CDU), Vorsitzende der Mittelstands- und Wirtschaftsunion, bemerkt: „Es darf und kann keine Zusammenarbeit geben – auch nicht durch die Hintertür vermeintlicher Sachfragen.“ Zur Wahrheit gehöre aber auch, dass die Bundespartei „nicht in Gemeinderäte hineinregieren“ könne. Innerhalb der SPD wächst dennoch die Sorge, die Union könne auch die Berliner Sondierungen von SPD und Grünen mit der Linkspartei als Hebel nutzen, die Brandmauer zur AfD aufzuweichen. Die SPD hält eine Gleichsetzung von Linkspartei und AfD allerdings für unangebracht.

Die rechtspolitische Sprecherin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Carmen Wegge, stellt nun Bedingungen für eine Fortführung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m Bund. „Eine bewusste Annäherung der Union an die AfD würde die politische und vertragliche Grundlage dieser Koalition infrage stellen“, sagt sie WELT AM SONNTAG. In Sachsen-Anhalt müsse die CDU „für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wahl ein eindeutiges Nein zu Ulrich Siegmund garantieren“. Sollte Siegmund mit Stimmen aus der CDU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erden, müsse die CDU-Führung Konsequenzen ziehen, fordert Wege weiter. „Und wir müssten prüfen, ob die im Koalitionsvertrag vereinbarte Grundlage für die Zusammenarbeit noch trägt.“

Dass die SPD aber tatsächlich die Ko-alition aufkündigen würde, ist unwahrscheinlich. Und wer Siegmund wirklich wählen wird, ist aufgrund der geheimen Wahl schwer nachzuweisen. Dies gilt auch für die Wahl des ersten AfD-Landtagspräsidenten Tobias Rausch am vergangenen Dienstag. Neben AfD und BSW hatten vier weitere Abgeordnete für den Rechtsaußen-Mann gestimmt.

Während Bundeskanzler und CDU-Chef Friedrich Merz eine „False-Flag-Operation“ linker Parteien in den Raum stellt und damit dort für große Verärgerung sorgt, zeigen die meisten Finger Richtung CDU, teilweise auch aus den eigenen Reihen. Der „eine oder andere CDUler“ werde für Rausch gestimmt haben, sagt etwa Serap Güler, Staatsministerin im Auswärtigen Amt. „Das brauchen wir jetzt auch nicht schönzureden.“

Im Koalitionsausschuss stellte man den Streit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hintenan und beriet über Reformen. Aus Unionskreisen hieß es anschließend, man sei „bedrückt in dieses Treffen gegangen und einigermaßen erleichtert wieder herausgekommen“. Die SPD habe zugesichert, an der Reformagenda festzuhalten. Allerdings halten auch in der CDU viele den „Weiter-so“-Kurs für gefährlich. Kaum ein Monat vergeht, in dem den Bürgern nicht neue Steuern und Belastungen angekündigt werden.

Im Anschluss an den Koalitionsausschuss einigten sich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CDU), Freis SPD-Amtskollege Matthias Miersch und CSU-Landesgruppenchef Alexander Hoffmann bezüglich der jüngsten AfD-Erfolge auf die Formulierung, man sei „fest entschlossen, unser Land nicht den Extremisten zu überlassen“, wie es am Donnerstag in einer SMS an die Abgeordnet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hieß. Uneins sind die Koalitionspartner allerdings, wie sie dieses Ziel erreichen wollen. Konfliktpotenzial birgt auch der Umgang mit einem möglichen AfD-Verbotsverfahren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islang war dies eine theoretische Debatte, da es aufgrund der ablehnenden Position der Union in keinem der drei antragsberechtigten Orga

PICTURE ALLIANCE/BLICKWINKEL/M.WOIKE
Ein großer Schwarm an Staren bei ihrem Schlafplatzflug nach Sonnenunter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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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 MUSS AUCH EINE PERSONELLE NEUAUFSTELLUNG SEIN Florian Oest, CDU

ne – Bundestag, Bundesregierung und Bundesrat – eine Mehrheit für ein solches Verfahren gibt. Nun zeigt allerdings eine Recherche des „Politico“-Podcasts „Inside AfD“, dass es demnächst für eine Vorstufe eines Verbotsverfahrens eine Mehrheit im Bundesrat geben könnte. Dies wäre der Fall, wenn die Regierungsbildungen für Rot-Rot-Grün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n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erfolgreich verliefen.

Eine Bund-Länder-Arbeitsgruppe soll ergebnisoffen Erkenntnisse und Beweismittel zur möglichen Verfassungsfeindlichkeit der AfD zusammentragen und rechtlich bewerten, um anschließend über das weitere Vorgehen entscheiden zu können. Die Einrichtung einer solchen Arbeitsgruppe hatte kürzlich auch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Hendrik Wüst (CDU) vorgeschlagen. Nordrhein-Westfalen verfügt im Bundesrat über sechs Stimmen, für eine

Mehrheit sind 35 von 69 Stimmen notwendig. Auf eine Anfrage unter allen 16 Staatskanzleien äußern sich Bremen, Hamburg, Saarland (jeweils drei Stimmen), Rheinland-Pfalz, Schleswig-Holstein (jeweils vier) und Niedersachsen (sechs) grundsätzlich positiv zur Einrichtung einer solchen Arbeitsgruppe. „Wenn in einer Arbeitsgruppe die rechtssichere Grundlage für den staatlichen Umgang mit der AfD erarbeitet werden soll und hier auch die Abwägung rechtlicher Folgen untersucht wird, dann bringt sich Niedersachsen ein“, sagte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SPD) dieser Zeitung.

In Baden-Württemberg spricht sich der dortige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Grüne) für ein Verbotsverfahren aus, seine christdemokratischen Koalitionspartner sind allerdings dagegen. Eine Aufteilung der Stimmen ist nicht möglich. Ein Sprecher sagt, die Koalition entscheide, wenn eine konkrete Formulierung vorliege. Mit Berlin (vier Stimme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drei) könnte im Falle einer erfolgreichen Regierungsbildung für Rot-Rot-Grün mit den Stimmen aus Nordrhein-Westfalen und bereits ohne Baden-Württemberg eine Mehrheit von 36 Stimmen erreicht sein. Möglich wäre nicht nur ein Beschluss des Bundesrats, der Bund und Länder zur Einsetzung einer solchen Arbeitsgruppe auffordert, sondern auch eine direkte Einsetzung über einen Beschluss der Innenministerkonferenz.

Auf ein konkretes Ja möchten sich die meisten Länder allerdings aufgrund eines bislang fehlenden Antrags nicht festlegen. Einige Länder wollen zudem abwarten, wie das Verwaltungsgericht Köln in der Hauptsache über die Einstufung der AfD durch den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ntscheidet. Im Eilverfahren hatte das Gericht die Einstufung zurückgewiesen. Es wird betont, eine solche Arbeitsgruppe könne nur dann sinnvoll arbeiten, wenn sich auch der Bund daran beteilige.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Gordon Schnieder aus Rheinland-Pfalz und Daniel Günther aus Schleswig-Holstein sprechen sich zwar für eine solche Beweissammlung aus, in welcher Äußerungen und Programme aus der AfD auf ihre Verfassungstreue geprüft werden sollen. Die Unions-Bundestagsfraktion sieht das allerdings in der großen Mehrheit anders – dort will man nichts von einer möglichen Vorstufe eines Verbotsverfahrens wissen.

Angesichts aktueller bundesweiter Umfragen, die die Union bei gerade einmal 18 Prozent sehen, herrscht dort in diesen Tagen blanke Panik. „Rechnet man die CSU raus, liegen wir bei rund 14 Prozent“, sagt ein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r fassungslos. Die AfD ist laut Umfragen doppelt so stark, die Linke liegt nur ein paar Prozentpunkte hinter der CDU. „Wir müssen uns um all die Themen kümmern, die für die ganz normalen Leute wichtig sind: Lebenshaltungskosten, Sicherheit, Migration, Arbeitsplätze“, sagt Hessens Ministerpräsident Boris Rhein (CDU) dieser Zeitung. Die Union dürfe Debatten über diese Themen nicht verhindern, sondern müsse sie in der demokratischen Mitte diskutieren. „Sonst passiert das an den extremen Rändern“, warnt Rhein.

Am Sonntag trifft sich das Präsidium der CDU zu einer außerordentlichen Klausur in Berlin. Demoskopen stellen ihre Ergebnisse und Prognosen vor, am Abend wird Altbundespräsident Joachim Gauck zum Austausch erwartet. Im Vorfeld werden Entwürfe zur Umsetzung der angekündigten Reformen und zur Lösung akuter Probleme erstellt, die vom Präsidium beschlossen werden sollen. Unter anderem geht es um Entlastungen der Bürger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Preissteigerungen.

In der CDU pocht man auf konkrete Ergebnisse. „Von der Präsidiumssitzung erwarte ich Lösungen für die aktuellen Probleme der Regierung und unserer CDU“, sagt Vize-Fraktionschef Krings. „Der engste Führungskreis unserer Partei muss in der Lage sein, eine Strategie zu erarbeiten, die uns aus der aktuell desaströsen Lage herausführt.“ 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Oest geht noch weiter: „Thema muss auch eine personelle Neuaufstellung sein. Wer kann die Menschen zusammenführen und hinter einem gemeinsamen Ziel vereinen?“

Es ist wirklich fünf vor zwölf

C em Özdemir macht sich Sorgen um den Bestand der Bundesregieru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 von Baden-Württemberg fürchtet

die Folgen, die drohen, sollte weiter nur gestritten werden, ohne eine Einigung zu erzielen.

Jan Alexander Casper und Jacques Schuster

WAMS: Herr Özdemir, warum fällt es Deutschland so schwer, aus der veränderten Weltlage die notwendigen innen- und wirtschaftspolitischen Konsequenzen zu ziehen?

ÖZDEMIR: Ich sag's mal ganz offen: Weil wir zu lange zu erfolgreich waren. Unser Geschäftsmodell stand auf drei Beinen: billiges Gas aus Russland, gute Geschäfte mit China und die Sicherheit aus Washington. Alle drei wackeln gewaltig. Russland ist vom Lieferanten zur Bedrohung geworden. China ist nicht mehr nur Werkbank und Kunde, sondern Konkurrent und systemischer Rivale. Und auf Amerika können wir uns nicht mehr blind verlassen. Das hat jahrzehntelang funktioniert, und wir haben es uns darin ziemlich gemütlich gemacht. Dazu kommt ein politisches System, das auf Konsens gebaut ist. Das ist gut für die Stabilität, aber im Moment bräuchten wir manchmal mehr Tempo als Konsensrunden. Und seien wir ehrlich: Die notwendigen Konsequenzen kosten was. Wer welche Last trägt, darüber streiten wir noch. Woran es fehlt, ist nicht die Einsicht. Woran es fehlt, ist der Mut, auch mal zu überrasch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eigene Bubble zu bedienen. Dazu gehört, dass wir aufhören – und das sage ich ausdrücklich auch meiner Partei –, den Rändern hinterherzulaufen. Dadurch werden die Ränder nur stärker.

BERND WEISSBROD/DPA/PICTURE ALLIANCE

Bundeskanzler wie Merkel, Scholz und Merz an Reformen scheitern: Liegt das Problem womöglich am politischen System selbst? ÖZDEMIR: Unser System hat sich bewährt, sonst wäre Deutschland nicht die drit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Aber außenpolitisch ist man nur so stark, wie man innenpolitisch reformfähig ist. Die ganze Performance des Bundeskanzlers beeindruckt Putin und die anderen nur so lange, wie er es auch im Inland schafft, das Land voranzubringen. Mein Ratschlag an die CDU lautet deshalb: Jetzt nicht bange werden und nicht den Fehler machen, den andere Mitte-rechts-Parteien gemacht haben, indem sie den Populisten hinterhergelaufen sind: erst mitwählen, dann tolerieren, dann dulden, irgendwann koalieren. Ich kann nur mahnen: Denn am Ende steht die Selbstauflösung. Das größere Problem ist nicht das System, sondern die Angst der Mitte vor den Rändern. Deutschland braucht eine starke Christdemokratie in der Tradition Konrad Adenauers. Und eine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Tradition Willy Brandts und Helmut Schmidts, die sich um die Arbeitnehmer kümmert. Es kann doch nicht ernsthaft von der SPD akzeptiert werden, dass die AfD zur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wird.

WAMS: Wer verhindert Reformen eigentlich?

ÖZDEMIR: Im Prinzip sind alle für Reformen. Sobald es konkret wird und einen selber betrifft, sieht es anders aus. Aber wir hatten Kanzler, die sich darüber hinweggesetzt haben, wenn es für das Land notwendig war. Ich erinnere an die Agenda 2010 von der rotgrünen Koalition unter Gerhard Schröder. Über die Zeit nach seiner Kanzlerschaft schweigen wir besser – mit Respekt vor seinen Verdiensten. Aber während seiner Regierungszeit war er einer der besten Kanzler, die die Bundesrepublik je hatte. Vieles von den Erfolgen Angela Merkels wäre ohne Gerhard Schröder, aber ausdrücklich auch ohne Joschka Fischer, undenkbar gewesen. Politik bedeutet manchmal, den unbequemen Weg zu gehen und die Konsequenzen dafür zu tragen. Was wir aber in letzter Zeit zunehmend beobachten können: Je kleiner die Parteien werden, umso wichtiger werden die Parteisoldaten. Je weniger sie Volksparteien sind, umso unbeweglicher und weniger mutig werden sie.

Baden-

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warnt die Bundesregierung vor einem Scheitern ihrer Reformpolitik, die Union vor einer Annäherung an die AfD – und seine eigenen Grünen vor einem Linksruck

Cem Özdemir (Bündnis 90/Grüne), 1965 in Urach geboren, ist seit Mai 2026 Ministerpräsident Baden-Württembergs

Nach den schlechten Wahlergebnissen in Ostdeutschland droht die Bundesregierung wieder der Mut zu verlassen. Wir bräuchten genau das Gegenteil: Je schlechter die Wahlergebnisse sind, umso mutiger müsste sie sein.

WAMS: Fehlt es der Bundesregierung also an Führung?

ÖZDEMIR: Schauen Sie, Demokratie braucht Streit, gar keine Frage. Aber was die Menschen nicht mehr ertragen, ist Streit ohne Ergebnis. Und das haben wir in Berlin. Bei Pflege und Rente wird alles unter dem Aspekt des Sparens diskutiert, sodass jeder nur noch rechnet: Was wird für mich schlechter? Warum wir das machen – nämlich um die sozialen Sicherungssysteme zukunftsfähig zu machen –, bleibt völlig auf der Strecke. Am Ende muss man rausgehen und mit einer Stimme sprechen und zu den Vereinbarungen stehen. Das ist nicht nur eine Frage der Führung, sondern auch der Disziplin aller Beteiligten.

WAMS: Trauen Sie Friedrich Merz noch zu, diese Bundesregierung zu einer echten Reformregierung zu machen? ÖZDEMIR: Selbstverständlich. Der ist lange genug im Geschäft. Aber jetzt ist es halt wirklich fünf vor zwölf. Jetzt läuft die Sanduhr.

WAMS: Vielleicht war er auch zu lange nicht im Geschäft. ÖZDEMIR: Was soll ich Ihnen dazu sagen? Die Entscheidung, mit der AfD zusammen abzustimmen, hat einen wesentlichen Anteil daran, dass die Linkspartei erstarkt ist. Hat es der Republik gutgetan? Hat es Friedrich Merz geholfen? Waren die schwer einzuhaltenden Versprechen vor der Wahl k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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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z sicher nicht. Ist aber nun einmal so. Jetzt muss der Blick nach vorn gehen. Ich will auch mal etwas Positives sagen: Was Karsten Wildberger macht, ist der Weg Richtung Zukunft. Das Land schnell digital zu machen. Wir machen Ähnliches in Baden-Württemberg. Wir schaffen erst mal sämtliche Berichts-, Dokumentations- und Aufbewahrungspflichten, die vom Land ausgehen, ersatzlos ab. Denn wir sind in einer Zeit, in der wir überraschen müssen. Auf einmal hören einem die Leute wieder zu und sagen: Okay, da tut sich was.

WAMS: Die Grünen-Fraktionsvorsitzende im Bundestag, Katharina Dröge, sagt: „Die Mitte tickt eigentlich links.“ Tickt die Mitte links?

ÖZDEMI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habe ich keine Zeit, mich mit Farbspielen einer Wahl in gut drei Jahren zu beschäftigen. Ich muss mich darum kümmern, dass unsere Hochschulen exzellente Bedingungen haben, dass wir Unternehmen ansiedeln und das Leben der Leute einfacher machen. Meine Überzeugung ist aber: Die Mitte tickt nicht links. Die tickt auch nicht rechts. Die Mitte tickt einfach vernünftig. Deshalb ist sie die Mitte. Wer die Mitte für ein Lager reklamiert, hat sie schon halb verloren. Wir haben in Baden-Württemberg mit über 30 Prozent gezeigt, dass grüne Themen breit anschlussfähig sind. Weil wir auf die bessere Programmatik und auf die besseren Kandidatinnen und Kandidaten gesetzt haben und nicht einen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mit immer radikaleren Forderungen geführt haben.

WAMS: Raten Sie Ihren Parteifreunden in Berlin also davon ab, mit der Linkspartei zu koalieren?

ÖZDEMIR: Dass jetzt mit der Linken gesprochen wird, liegt doch auch maßgeblich an dem Wahlergebnis der CDU, und das haben sie sich zu großen Teilen selbst zuzuschreiben. Grundsätzlich habe ich nichts dagegen, dass man mit der Linken spricht. Das Problem ist, wenn diese Gespräche so geführt werden, dass ein Scheitern nicht im Raum steht. Wer so in Verhandlungen geht, hat schon verloren. Zwei Dinge sind aus meiner Sicht in den Verhandlungen mit der Linken jetzt entscheidend: Zum einen braucht es beim Antisemitismus klare rote Linien. Solange sich Jüdinnen und Juden in Neukölln auf der Sonnenallee nicht sicher fühlen können, hat Berlin ein ernsthaftes Problem. Zum anderen sollten diejenigen, die mit ihr sprechen, nicht genauso links sein. Um eine vernünftige Politik zu machen, müssten die Grünen sagen: Wir übernehmen die Finanzen und schauen mit Argusaugen darauf, dass der Haushalt nicht aus dem Ruder läuft und dass das Geld nicht zum Fenster herausgeworfen wird. Bei der Innenpolitik müssten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e Art Otto-Schily-Inkarnation finden, der die offensichtlichen Probleme klar benennt und aufräumt. Die SPD hat diese Leute aber vergrault. Und auch bei der Bildungspolitik müssen SPD und Grüne eine Linie vertreten, die deutlich vernünftiger als die der Linken ist. Die Menschen müssen sich darauf verlassen können, dass in Berlin solide regiert wird und nicht ein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darum beginnt, wer die linkeste Politik macht. Denn genau das wäre das Problem. Wenn in Berlin im Grunde drei Varianten desselben miteinander verhandeln, habe ich größte Zweifel, ob dabei herauskommt, was Berlin braucht.

WAMS: Wollen Sie künftig eine herausgehobene Rolle in der Bundespartei spielen?

ÖZDEMIR: Baden-Württemberg muss, um seine Interessen zu vertreten, immer einen Gestaltungsanspruch über das Land hinaus haben. Das gilt für Berlin, das gilt für Brüssel und natürlich gilt das auch für meine eigene Partei. Daher können Sie sich sicher sein, dass ich mich einmischen werde, wenn es um den Kurs der Grünen geht. Ich bin mit 15 Jahren in die Partei eingetreten, die Winfried Kretschmann mitgegründet hat. Manchmal wundere ich mich, dass der Eindruck entsteht, Kretschmann und Özdemir seien irgendwo am Rande der Grünen – und die echten Grünen, das sei die Grüne Jugend. Das kann schon biografisch gar nicht stimmen. Wenn wir unter den Mitgliedern der Grünen eine Umfrage machen,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meine Position in der Mehrheit ist.

Aufgeblättert

Die Macht des Geldes

Hannah Bethke

In Zeiten der Verknappung dreht sich alles ums Geld. Floriert die Wirtschaft nicht, muss der Staat ausgleichen, was unseren Wohlstand zu gefährden droht. Doch Vater Staat schreibt bekanntermaßen selbst rote Zahlen und kämpft im Renten-, Pflege- und Sozialsystem gegen ein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an, die der jungen Generation kaum lösbare Probleme aufbürdet.

Der wahrgenommene Gegensatz wird schärfer: Was die einen im Überfluss haben, fehlt den anderen fürs tägliche Leben. 17,4 Billionen US-Dollar betrage der Börsenwert der Technologiekonzerne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Nvidia und Meta, rechnet Chefredakteur Bernd Löhmann im Magazin „Die Politische Meinung“ vor. Solche Unsummen sind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unvorstellbar. Fast schon empört widmet die Zeitschrift aus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ihren aktuellen Schwerpunkt der Frage: „Geld. Geht es nur noch darum?“ Nun ja, ließe sich entgegnen – war es denn je anders? Mit Blick auf die deutschen Reformdebatten warnt Löhmann jedoch davor, der „zermürbende Streit um Kosten und Finanzierbarkeit“ könne die Stabilität der Demokratie gefährden.

Ob seine Warnung berechtigt ist oder nicht: Neu ist das Gefühl der ungleichen Verteilung nicht. Es prägt seit jeher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und nährt den Konflikt über geeignete Wirtschaftsmodelle.

Inwieweit der Plattform-Kapitalismus der heutigen Zeit – für viele die Ursache des gegenwärtigen Übels – als „Neofeedalismus“ bezeichnet werden könne, untersucht Oliver Schlaudt, Professor für Philosophie und Politische Ökonomie, im „Merkur“. Feudal scheint bei aller berechtigten Kritik an ungesteuerten Auswüchsen des Kapitalismus heute wenig zu sein, das betont auch Schlaudt. Gleichwohl sieht er in den so unterschiedlichen Systemen eine „Kontinuität in Ungleichheit und Ungerechtigkeit, die nur ihre historischen Kostüme und Formen wechselt“.

Unter dem Regime der Tech-Milliardäre muss man freilich nicht lange nach Belegen dafür suchen. Den deutsch-amerikanischen Investor Peter Thiel führt Schlaudt etwa als Galionsfigur einer „Zeitenwende“ an, durch die der Kapitalismus den „Pakt mit der Demokratie“ aufgekündigt habe – aus seiner Sicht ein klares Indiz dafür, „dass wir den Feudalismus nie zur Gänze hinter uns gelassen hatten“.

Selbst wenn das zuträfe, bleibt allerdings eine zentrale Frage offen: Was wäre denn die Alternative zum Kapitalismus? Wohl kaum das andere Extrem. Denn wohin die vermeintlichen Segnungen planwirtschaftlicher Modelle führen, sollte selbst dem ärgsten Kapitalismuskritiker vor Augen stehen – erst recht, wenn er um den Fortbestand der Demokratie ba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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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A HILDESHEIM/LAIF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in seinem Berliner Amtssitz

Im Reich des Boris Pistorius

Nach außen der beliebteste Politiker, nach innen ein Minister, dessen Personalpolitik für Frustration sorgt. Wie Vertraute im Ministerium Karriere machen – und das Leistungsprinzip unter die Räder gerät

Seit Gründung 1955 führten 20 Minister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eidigung, von Theodor Blank (CDU) bis Boris Pistorius (SPD). Der Posten gilt als einer

der schwierigsten in der Bundesregierung, weil der Minister nicht nur der Chef der zivilen Wehrverwaltung, sondern auch Inhaber der Befehls- und Kommandogewalt über die Streitkräfte ist – die durchschnittliche Amtszeit liegt bei nur etwa dreieinhalb Jahren.

Thorsten Jungholt und Christian Schweppe

Wie führt man ein solches Ressort mit seinen komplexen Strukturen? Wie kann ein Minister Einfluss auf die Bundeswehr nehmen? Die Historikerin Lisa Marie Freitag geht diesen Fragen in ihrer noch unveröffentlichten Dissertation nach und untersucht die Amtsführung von Manfred Wörner (CDU), der das Haus Mitte der 80er für fünfeinhalb Jahre leitete. Auf Grundlage tausender Seiten Aktenmaterial zeichnet sie nach, wie Wörner den Apparat zu steuern suchte und wie er Personal dafür auswählte. Freitag beschreibt ihn als Minister, der zwar politische Vertraute auf Schlüsselpositionen setzte, das Haus aber nicht parteipolitisch organisierte.

Entscheidend waren nach Darstellung der Autorin neben dem persönlichen Vertrauen vor allem „Arbeitskraft und Verstand“. Ohne sicherheitspolitisches oder militärisches Fachwissen nutzte auch ein Parteibuch nichts. Und nicht einer der von ihr befragten Zeitzeugen habe im Nachhinein schlecht über Wörner gesprochen, schreibt Freitag. Spricht man heute mit Zeitzeugen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stellt sich die Lage anders dar. Nach außen ist Amtsinhaber Pistorius laut Meinungsumfragen der beliebteste Politiker Deutschlands, in seiner Partei gilt er deshalb als Kanzlerkandidat der Reserve. Im Bendlerblock, dem Berliner Sitz des Ministeriums, aber herrscht bei vielen Mitarbeitern Frustration. Sie berichten von Angst vor Widerspruch und einer Haltung der inneren Emigration. Der Grund ist das laut Freitag das zentrale Steuerungsinstrument eines Ministers: die Personalpolitik.

Bereits Anfang 2024 stellte der Gesamtpersonalrat in einem öffentlich gewordenen Schreiben „erhebliche Unruhe und Unzufriedenheit unter den Angehörigen des BMVg fest“. Mittlerweile sprechen manche Mitarbeiter vom Ministerium als „Selbstbedienungsladen“, der zum „Beutegut einer Regierungspartei“ geworden sei. Die Beschäftigten fragten sich, so heißt es in einem „Die Realität hinter dem beliebtesten Minister“ betitelten Beschwerdepapier, „ob Eignung, Leistung und Befähigung tatsächlich noch entscheiden – oder Beziehungen, politische Netzwerke und das berühmte, besondere Vertrauensverhältnis“.

Das Papier ist anonym verfasst, „weil offene Kritik im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sehr spürbare berufliche Konsequenzen haben kann“. Doch belegbare Vorgänge stützen seinen Inhalt. So schaltete der Personalrat im Bendlerblock in dieser Woche einen Anwalt ein, um gerichtlich gegen die Besetzung des Büroleiterpostens von Staatssekretär Nils Hilmer vorzugehen. Das geht aus einem dieser Zeitung vorliegenden Schreiben an Staatssekretär Jan Stöß hervor. Begründung: Die nötige Ausschreibung sei nicht erfolgt, das Mitwirkungsrecht der Personalvertretung ignoriert worden. Der Fall zeigt exemplarisch, wie die Leitungsebene die beamtenrechtlichen Regeln nach ihren Wünschen auslegt. Nachdem Hilmer zunächst eignungsbasierte Vorschläge für die Leitung seines Büros abgelehnt hatte, nominierte er eine erst im Juli 2024 eingestellte Politikwissenschaftlerin für den Posten. Die Frau hatte zunächst in der Abteilung Politik gearbeitet, wechselte vier Monate später als Referentin in Hilmers Büro, wo sie im März 2026 verbeamtet wurde – mit der Besoldungsstufe A13.

Zum 1. Oktober folgte der nächste Karriereschritt. Weil die Büroleitung bislang mit der Besoldungsstufe A16/B3 dotiert war, eine Beförderung für eine Beamtin auf Probe aber grundsätzlich ausgeschlossen ist, erdachte sich das Ministerium ein „Scheinkonstrukt“, so die Einschätzung des Personalrats in internen Beratungen. Danach wird für sie der Dienstposten einer „persönlichen Referentin“ geschaffen, der laut Stöß „zugleich die Aufgaben der Büroleitung umfassen“ soll und mit der Besoldungsstufe A14/15 bewertet ist. Die Arbeit einer solchen Referentin sei von einem besonderen Vertrauens- und Näheverhältnis geprägt, sodass Hilmer selbst entscheiden könne, wer diese Funktion wahrnimmt.

Der Personalrat sieht dagegen den Versuch, „klassische Leitungs- und Führungsfunktionen unter dem Label eines persönlichen Referenten am Leistungsprinzip vorbei zu besetzen“. Praktisch bedeute das, so ein mit der Sache Vertrauter,

„dass ein Anfänger ins Krankenhaus kommt und gleich zum Chefchirurgen gemacht wird“. Der Unmut reicht weit über diesen einzelnen Dienstposten hinaus. Denn derlei Blitzkarrieren aufgrund politischen Vertrauens sind im Pistorius-Ministerium keine Ausnahmen, sondern ein regelmäßig angewandter „Zauberspruch, mit dem sich jede gewünschte Personalentscheidung“ jenseits des Artikels 33 Absatz 2 Grundgesetz rechtfertigen lässt, so formulieren es frustrierte Beamte. Die Verfassungsnorm besagt: „Jeder Deutsche hat nach seiner Eignung, Befähigung und fachlichen Leistung gleichen Zugang zu jedem öffentlichen Amte.“

Schon über die Befähigung von Pistorius' Leitungspersonal lässt sich trefflich streiten. Dem Wörner-Maßstab jahrelanger sicherheitspolitischer Erfahrungen wird es jedenfalls nicht gerecht. Hilmer folgte seinem Chef aus Niedersachsen nach Berlin. War er im Landesinnenministerium noch Abteilungsleiter, stieg er im Bund zum Staatssekretär und stellvertretenden Minister auf. Dass die Leistungen mit der B11-Besoldung offenbar nicht Schritt hielten, zeigt sich nicht nur am Stapel der unbearbeiteten Vorlagen in seinem Büro – es gilt den nachgeordneten Stellen als Nadelöhr auf dem Weg zum schnellen Aufwuchs der Bundeswehr –, sondern auch am Umbau des Ministeriums im Sommer 2025: Wesentliche Amtschef-Aufgaben gingen vom reisefreudigen Hilmer auf Stöß über, für den eigens ein neuer Staatssekretärsposten geschaffen wurde.

Stöß, ein früherer Berliner SPD-Chef, war von Pistorius' Vorgängerin Christine Lambrecht (SPD) als Abteilungsleiter Recht geholt worden. Anders als bei Hilmer wird die fachliche Expertise des Juristen nicht angezweifelt. Er zählt nicht zum engsten Kreis um Pistorius, erhält sich dessen Gunst aber – wie im Fall von Hilmers Büroleiterin – durch Rechtsauslegung im Sinne des politisch Gewünschten. Ein ebenfalls ungewöhnliches Eignungsprofil hat der dritte Staatssekretär Jens Plötner, zuvor außenpolitischer Abteilungsleiter im Kanzleramt unter Olaf Scholz (SPD). Der Ex-Kanzler soll Pistorius den Diplomaten, der als Architekt einer gescheiterten Russland-Politik gilt, empfohlen haben. Jetzt ist Plötner Chef-Waffeneinkäufer gegen Moskau.

Während für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Beschäftigten bei Beförderungen Laufbahnvoraussetzungen wie Beurteilungen, Mindeststehzeiten und Vorerfahrungen gelten, geht es mit Parteibuch nachweisbar schneller. Der frühere Vizechef der Berliner SPD, Julian Zado – einer der Väter der verfassungswidrigen Mietpreisbremse in der Hauptstadt –, kam 2021 ins Ministerium, sollte in beispiellosem Tempo schon 2022 in die Besoldungsstufe B6 aufsteigen, was an öffentlichem Protest scheiterte. Mittlerweile hat er sie als Unterabteilungsleiter erreicht und trifft mit Staatssekretär Stöß zentrale Personalentscheidungen. Die nicht im Ruch der SPD-Nähe stehende Zentral-Abteilungsleiterin Oda Döring, zuständig für übergeordnetes Personalmanagement, wird dabei außen vorgehalten.

Insider berichten zudem von auffälligen Rochaden im Umfeld von Zados Berufung. So wurde einer möglichen Konkurrentin ein noch besser dotierter Posten im nachgeordneten Bundesamt für Infrastruktur, Umweltschutz und Dienstleistungen (IUD) angeboten – ein bewährtes Mittel, um Konkurrentenklagen zu vermeiden. Auch bei der Berufung des Ex-Ministeriumssprechers Christian Thiels zum Unterabteilungsleiter IUD II im Ministerium wechselten mögliche Konkurrenten ins Bundesamt (interner Schmähbegriff „Resterampe“) und innerhalb des Ressorts. Der unter Lambrecht verbeamtete frühere ARD-Journalist ist jetzt Experte für die Steuerung von Arbeitsschutz und Gefahrgutwesen.

Auf die Frage, ob auch der aktuelle Sprecher Michael Stempfle, ebenfalls ein früherer ARD-Journalist, in dieser Legislatur verbeamtet werden soll, antwortete eine Sprecherin ausweichend: „Es ist derzeit nicht beabsichtigt, Herrn Stempfle zu verbeamten.“ Derzeit. Als Leiter des Stabs Informationsarbeit arbeitet Stempfle allerdings mit so viel Kraft und Verstand, dass es selbst Wörner gefallen hätte. Denn auch der wusste um die Bedeutung der „Schau-seite“ eines Ministeriums und des „Auf-hübschens“ der Außenwahrnehmung, wie die Historikerin Freitag schreibt. Damit werde eine „Fassade erschaffen, die eine Art zweite Realität kreiert, die mit dem Innenleben der Organisationen nur in begrenztem Maße zusammenhängt“.

Das wird noch Nerven kosten

Gegen geballten Widerstand hat der Bundestag grünes Licht für die Planung einer ICE-Neubaustrecke quer durch die Lüneburger Heide gegeben

Symbol des Protests: Ein Kreuz gegen die geplante Neubaustrecke des ICE
PHILIPP SCHULZE/DPA/PICTURE ALLIANCE

E s ist schon spät an diesem Donnerstagabend im Bundestag, eine gute halbe Stunde vor Mitternacht. Karin Prien (CDU), die Bundesfamilienministerin, hat gerade ihren Gesetzentwurf zur Strukturreform der Kinder- und Jugendhilfe eingebracht. Bevor die Debatte darüber beginnen kann, muss Bundestagsvizepräsidentin Josephine Ortleb (SPD) „leider“, wie sie lapidar sagt, „noch ein Ergebnis verlesen“.

Ulrich Exner

Bei der Abstimmung über den Bericht de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s zum möglichen Bau einer neuen Eisenbahnverbindung zwischen Hamburg und Hannover hätten 415 Abgeordnete mit Ja und 132 Abgeordnete mit Nein gestimmt. Enthaltungen habe es nicht gegeben, verkündet Ortleb und besiegelt damit eine Entscheidung, mit der eines der teuersten und umstrittensten Infrastrukturprojekte des Landes zumindest planerisch auf den Weg gebracht wird.

Neun Milliarden veranschlagt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für den Neubau einer Hochgeschwindigkeitsstrecke quer durch die Lüneburger Heide. Nimmt man die im Beschluss bereits hochgerechneten Kostensteigerungen bis zur Fertigstellung der Strecke frühestens im Jahr 2050 hinzu, erhöht sich die Summe auf 14,1 Milliarden Euro. Geld, mit dem die Bahntochter DB InfraGo auf rund 109 Kilometern Strecke zwischen Meckelfeld im Süden Hamburgs und Vinnhorst im Norden Hannovers eine neue, zweigleisige Schienentrasse verlegen soll.

ICE-Züge könnten hier mit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bis zu 250 Kilometern unterwegs sein – was gerade einmal 20 Minuten Zeitersparnis ergäbe. Wichtiger für die Begründung eines Neubaus sind daher di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die das Milliardenprojekt dem Bahnnetz verschaffe. Die bisherige Trasse über Lüneburg, Uelzen und Celle ist mit einer Auslastung von nahezu 150 Prozent strukturell überlastet, mit schwerwiegenden Folgen für Pünktlichkeit und Verlässlichkeit des Nah-, Fern- und Güterverkehrs auf der Schiene. Nicht zukunftsfähig. Ist die Entscheidung des Bundestags also ein vorausschauendes, längst überfälliges Votum? Da scheiden sich die Geister.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en die Verkehrspolitiker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die Grünen, 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Hamburgs Senat und Hafenunternehmen, viele andere Landesregierungen. Sie alle halten den Neubau für alternativlos. Für sie ist der Beschluss vom Donnerstagabend ein Befreiungsschlag. Schon als der Verkehr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am Dienstag grünes Licht signalisiert hatte, war die Erleichterung riesengroß. Die Entscheidung schaffe die Grundlage dafür, „einen zentralen Engpass im deutschen Schienennetz aufzulösen“, jubelte 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Hamburgs Verkehrssenator Anjes Tjarks (Grüne) sah „endlich eine realistische Perspektive zur Lösung der Kapazitätsprobleme auf der Schiene in Norddeutschland“. Er will jetzt zusammen mit dem Hamburger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n Christoph Ploß darauf drängen, das Projekt „weit vor 2050“ fertigzustellen. Das dürfte schwierig werden.

So einig sich Schwarz-Rot in Berlin mehrheitlich über den Neubau der Bahnstrecke Hamburg-Hannover ist, so einig sind sich Rot und Schwarz in Niedersachsen über dessen Ablehnung. Sowohl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SPD) als auch Oppositionsführer Sebastian Lechner (CDU) befürworten weiterhin den Ausbau der alten Bestandsstrecke, der vor zehn Jahren im Rahmen eines umfassenden Bürgerdialogs als beste Lösung angesehen wurde. Zentrales Argument der Landespolitiker: Der Ausbau, der die Errichtung eines dritten Gleises zwischen Lüneburg und Uelzen vorsieht, sei viel schneller umsetzbar als ein Neubau, der erfahrungsgemäß deutlich zeitintensiver sei. Somit stehen sich die Interessen des Bundes, der sowohl einen Neubau als auch den Ausbau der Bestandsstrecke finanzieren müsste, und die Interessen jenes Bundeslandes, auf dessen Fläche diese Pläne umgesetzt werden sollen, diametral entgegen.

Das sind, zusammen mit der ohnehin schwierigen Kassenlage von Bund, Ländern und Gemeinden, denkbar schlechte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zügigen Bau einer Hochgeschwindigkeitstrasse – zumal Niedersachsens Landespolitik nicht allein dasteht mit ihren verschränkten Armen. An ihrer Seite sind die Anwohner der Neubaustrecke, die um Ruhe, Landschaft und den Charakter ihrer Regionen fürchten. Sie werden – mittlerweile sehr diskret – unterstützt von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SPD), dessen Wahlkreis im Zentrum des potenziellen Neubau-Geschehens läge. Dazu die AfD, die das Projekt ebenfalls ablehnt und dabei Seite an Seite mit den Umweltschutzverbänden Nabu und BUND streitet, während sich die Grünen sowohl im Bund als auch im Land für den Neubau ausgesprochen haben. Auch das eine eher seltene Konstellation.

Es dürfte also kompliziert bleiben auf den Schienen zwischen Hamburg und Hannover. Cornell Babendererde, eine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 aus dem südlich an Hamburg grenzenden Landkreis Harburg und entschiedene Gegnerin der Bahnpläne, gibt sich jedenfalls auch nach dem Bundestagsbeschluss vom Donnerstagabend nicht geschlagen. „Am Ende“, so die Christdemokratin WELT AM SONNTAG, „werden die jetzt beschlossenen Planungen für eine Neubaustrecke in der Tonne landen.“

Der Tag, an dem die Ostsee bebte

Am Mittwoch beginnt vor dem Hanseatischen Oberlandesgericht in Hamburg der Prozess

um die Sprengung der Nord-Stream-Pipelines

U we T. sieht zunächst eine gewöhnliche Szene am Ende der Segelsaison, als er am Morgen des 23. September 2022 aus seiner Ferienwohnung auf den Hafen von Wiek blickt: Eine Yacht hat angelegt, Männer tragen Kisten und Taschen über den Steg, am Kai wartet ein roter Transporter. Doch etwas daran erscheint ihm merkwürdig.

Die Männer arbeiten schnell, sprechen kaum und verladen Metallkisten, Taucherflaschen, Taschen und Kanister.

Per Hinrichs

Der Urlauber beobachtet sie, holt schließlich seine Kamera hervor und fotografiert den Transporter. Er glaubt, etwas Ungewöhnliches zu sehen.

Niemand ahnt, dass diese Fotos Jahre später für die Ermittlungen zu einem der folgenreichsten Anschläge der jüngeren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wichtig werden. Drei Tage später melden die Betreiber von Nord Stream 1 und 2 einen plötzlichen Druckabfall. Messstationen nahe Bornholm registrieren zwei heftige Erschütterungen, gewaltige Gasblasen steigen an die Oberfläche. Bald steht fest: Die Pipelines sind nicht durch einen technischen Defekt beschädigt, sondern gezielt zerstört worden. Auf dem Mee

Noch ahnt niemand, dass die „Andromeda“ kurz darauf Teil einer weltpolitischen Affäre wird.

Die Yacht kreuzt zwischen Deutschland, Bornholm, Südschweden und Polen. Aus Charterunterlagen, Zeugenaussagen, Grenzkontrollen, Hafenfotos und digitalen Spuren rekonstruieren Ermittler deren Route. Jeder Hafenaufenthalt, jede Kontrolle und jedes Foto wird Teil eines Bewegungsbildes. Zeugen beschreiben kräftige Männer mittleren Alters und eine Frau, eine wortkarge Crew und eine militärische Atmosphäre. Sie erinnern sich an Tauchausrüstung und schwere Behälter, ohne deren Zweck zu kennen. Erst nach den Explosionen gewinnen diese Beobachtungen Bedeutung.

Als belastend gelten Sprengstoffspuren auf der Yacht. Ermittler finden Rückstände von Hexogen und Oktogen, einem hochexplosiven militärischen Gemisch. Dieselben Stoffe weisen Forensiker an Metallfragmenten nahe den zerstörten Pipelines nach. Für die Anklage verbindet dieser Fund das Boot mit den Tatorten.

MEIN MANDANT WAR OFFIZIER DER UKRAINISCHEN ARMEE

Jes Meyer-Lohkamp Verteidiger

resgrund liegen aufgerissene Stahlröhren und verstreute Trümmer. Europa sucht nach den Verantwortlichen – und nach einem Motiv für den Angriff auf eine der umstrittensten Energieverbindungen des Kontinents.

Für die Bundesanwaltschaft ist der Fall klar: Sie hält den ehemaligen ukrainischen Offizier Serhii K. für den Täter. Am Mittwoch beginnt vor dem Oberlandesgericht Hamburg der Prozess. Die Anklage wertet die Tat als Kriegsverbrechen und Angriff auf zivile Infrastruktur, ausgeführt im Auftrag ukrainischer Stellen. Der vierfache Vater sitzt seit Sommer 2025 in Untersuchungshaft.

Die 136-seitige Anklageschrift, die WELT AM SONNTAG vorliegt, beschreibt geheime Reisen, gefälschte Pässe, Tarnidentitäten, professionelle Taucher, mutmaßliche Spezialkräfte und eine Segelyacht als schwimmende Kommandozentrale. Aus vielen einzelnen Indizien zeichnet sie das Bild einer lange vorbereiteten Operation. Im Zentrum steht die Frage, ob Serhii K. die Gruppe organisiert und den Einsatz geleitet hat.

Serhii K., 50, stammt aus der früheren Sowjetunion, lebt mit seiner Familie in Kiew und leitete zuletzt ein Unternehmen für Energie- und Telekommunikationsinfrastruktur. Nach Erkenntnissen der Bundesanwaltschaft diente er während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es als Offizier einer ukrainischen Spezialeinheit für Aufklärung, Sabotage und Angriffe auf Infrastruktur.

Im Frühjahr 2022 soll Serhii K. mit anderen Militärangehörigen den Plan zur Sprengung entwickelt haben. Aus ihrer Sicht finanzierten die Pipelines Russlands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Im Sommer 2022 sucht Serhii K. nach einem geeigneten Schiff. Die gut 15 Meter lange Charteryacht „Andromeda“, eine „Bavaria Cruiser 50“, bietet Platz für mehrere Personen und viel Ausrüstung, ohne wie ein Marine- oder Forschungsschiff aufzufallen.

Doch die Crew fällt auf: Sie verschiebt Termine, reicht Unterlagen verspätet ein und verlangt ein Schiff ohne automatisches Ortungssystem (AIS). Die vorgelegten Ausweiskopien erweisen sich später als Fälschungen.

Die technisch anspruchsvolle Sprengung erfolgt in 70 bis 80 Meter Tiefe. Dort herrschen hoher Wasserdruck, Dunkelheit und niedrige Temperaturen; Arbeiten am Meeresgrund verlangen Erfahrung, präzise Vorbereitung und spezielle Ausrüstung. Laut den Gutachten der Bundesanwaltschaft befestigen Taucher sechs Sprengsätze an drei Leitungssträngen, jeweils mit mindestens 14 Kilogramm Hexogen und Oktogen. Die Ladungen müssen so angebracht werden, dass sie die von Beton ummantelten Stahlröhren durchschlagen. Die Explosionen erschüttern den Meeresgrund am 26. September 2022 um 2.03 Uhr und 19.04 Uhr. Zwischen beiden Detonationen liegen rund 17 Stunden.

Das unter hohem Druck stehende Gas riss die Stahlröhren auf, schleuderte tonnenschwere Teile auseinander und hinterließ große Krater. Drei der vier Leitungsstränge wurden dauerhaft zerstör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glaubt, die Mitglieder der Gruppe identifiziert zu haben. Einige Mitglieder sollen mit einer Tauchschule in Kiew verbunden sein, andere militärische Erfahrung besitzen. Gemeinsam verfügten sie nach Ansicht der Ermittler über die nötige seemännische, technische und militärische Expertise.

Belastend ist laut Anklage auch das sichergestellte iPhone von Serhii K. Es enthielt Nord-Stream-Dokumente, Ostseekarten sowie Angaben zu Wassertiefen, Wracks und Pipeline-Technik. Für die Ermittler sind solche Dateien mehr als zufälliges Interesse: Sie könnten zeigen, dass sich der Beschuldigte mit den Bedingungen in der Ostsee und dem Aufbau der Leitungen beschäftigte. In der Nacht seiner Festnahme soll er mehrere Dateien gelöscht haben. Zudem fehlen auf seiner Garmin-Uhr ausgerechnet im mutmaßlichen Tatzeitraum die sonst regelmäßig gespeicherten Bewegungsdaten. Die Anklage wertet auch diese Lücke als Indiz; die Verteidigung weist eine solche Deutung zurück.

Der 50-Jährige schweigt, einer seiner Verteidiger bestreitet die Vorwürfe. „Ich bin davon überzeugt, dass das Hanseatische Oberlandesgericht unvoreingenommen an die Sache herangehen und ein rechtsstaatlich einwandfreies Verfahren gewährleisten wird. Dabei wird möglicherweise auch zu prüfen sein, ob der Angriff auf die Pipeline nach dem humanitären Völkerrecht zulässig war. Unabhängig von dieser Frage steht für mich fest, dass mein Mandant zum Tatzeitpunkt ukrainischer Offizier war. Er selbst kann sich aber zu den Vorwürfen nicht äußern, da ihm keine Aussagegenehmigung erteilt wurde“, sagt der Hamburger Strafverteidiger Jes Meyer-Lohkamp, der ihn gemeinsam mit Lars Brögeler und Nicola Canastrini vertritt.

Damit zeichnet sich im Prozess ein grundsätzlicher Streit ab: Die Bundesanwaltschaft sieht einen strafbaren Angriff auf zivile Infrastruktur, die Verteidigung eine militärische Operation im Krieg. So wirft der Krieg in der Ukraine einen Schatten in das Hamburger Gericht.

Polizeieinsatz gegen den Ex-BND-Chef: Am Dienstagfrüh verhafteten Beamte August Hanning in seinem Wohnhaus bei Münster

Spionage-Fall Hanning wird zur Staatsaffäre

Der ehemalige BND-Präsident steht im Verdacht, ein Landesverräter zu sein. Ausländische Geheimdienste sind schockiert und fürchten, dass ihre Quellen verraten worden sind

August Hanning sitzt am Abend des 8. September mit gefalteten Händen im Deutschen Spionagemuseum in Berlin. Der frühere Präsident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BND) ist als Zeitzeuge geladen, Thema ist ein mysteriöser Todesfall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Im Juni 1986 war ein hoher Bonner Regierungsbeamter während einer Dienstreise durch die DDR aus dem Fenster des Leipziger Hotels Astoria gestürzt.

Dirk Banse, Philipp Fritz und Uwe Müller ____

War das ein Unfall, wie staatliche Stellen behaupteten, oder ein Mord, möglicherweise mit Beteiligung der Stasi? Inzwischen ermittelt die Polizei. Die Akten enthalten auch einen alten Vermerk von Hanning. Der Westfale, damals Geheimschutzbeauftragter der Ständigen Vertretung der Bundesrepublik in Ost-Berlin, schrieb zum Tod des Beamten, bei Würdigung der Umstände erscheine „die Annahme eines Unfalls nicht wahrscheinlich“.

Der Auftritt im Spionagemuseum war Hannings letzter öffentlicher Auftritt. 28 Tage später ließ die Bundesanwaltschaft den 80-Jährigen in Nordwalde bei Münster festnehmen. Hanning soll sich unbefugt Zugang zu Verschlusssachen verschafft haben. Dass dies strafbar ist, muss dem promovierten Juristen seit seiner Zeit in Ost-Berlin, wo er auch für den Häftlingsfreikauf zuständig war, bekannt gewesen sein.

Die obersten Ankläger der Republik werfen Hanning geheimdienstliche Agententätigkeit, landesverräterische Ausspähung, Auskundschaften von Staatsgeheimnissen sowie versuchten Landesverrat vor. Ebenfalls beschuldigt ist der kürzlich pensionierte BND-Mitarbeiter Manfred D., 64, Deckname „Augner“. Er soll Hanning von 2012 bis März 2026 gegen Entgelt mit fast 2000 geheimhaltungsbedürftigen Informationen des Auslandsgeheimdienstes versorgt haben. D. diente nicht nur Hanning, sondern auch anderen BND-Präsidenten als Büroleiter, darunter Gerhard Schindler (2012–2016) und Bruno Kahl (2016–2025).

Die Ermittlungen waren ins Rollen gekommen, nachdem die Dokumente bei Durchsuch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Fall Christina Block entdeckt worden waren. Darin sollen sich unter anderem Erkenntnisse zum iranischen Atomprogramm sowie Informationen ausländischer Partnerdienste befunden haben. Zudem soll Hanning in Verbindung zu einem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Aserbaidschans gestanden haben.

Nach vorliegenden Informationen soll der BND dem früheren Büroleiter D. schon vor Jahren eine Nebentätigkeit für Hanning erlaubt haben. Der Dienst wollte sich dazu nicht äußern. Günter Heiß, Geheimdienstkoordinator unter Angela Merkel, sagte WELT AM SONNTAG: „Eine solche Genehmigung muss über den Schreibtisch eines Präsidenten gegangen sein.“ Zwar könnten Beamte grundsätzlich einer Nebentätigkeit nachgehen, ein Geheimdienst sei jedoch kein Finanzamt. „Ohne Details zu kennen, hätte ich als Verantwortlicher im BND so etwas niemals genehmigt.“

Bei ausländischen Partnern schlägt der Fall hohe Wellen. Der frühere Chef des polnischen Auslandsgeheimdienstes, Grzegorz Malecki, sagte WELT AM SONNTAG: „Dies ist ein höchst beunruhigender Fall, der das wachsende Misstrauen der Verbündeten gegenüber dem BND verstärken und folglich den Informationsaustausch mit Deutschland beeinträchtigen könnte.“ Der Koordinator der polnischen Geheimdienste, Tomasz Siemoniak, erklärte im Radiosender Tok FM, der Vorfall sei schockierend: „Dies ist ein wirklich bedeutendes Thema, das noch jahrelang in Spionageschulen behandelt werden wird.“ In Großbritannien prüfen Geheimdienste, ob Quellen und Operationen verraten worden sein könnten. Auch dort sorgt die deutsche Affäre für Schlagzeilen.

Was könnte Hanning angetrieben haben, rote Linien zu übertreten? Er hatte den BND 2005 verlassen, weil Wolfgang Schäuble ihn als Staatssekretär in sein Innenministerium holte. Der Schäuble-Nachfolger Thomas de Maizière versetzte ihn Ende 2009 in den Ruhestand. Daraufhin wechselte Hanning in die Branche der Sicherheitsberater, wo er ein großes Rad drehte. Sein Netzwerk reichte von Großbritannien über den postsowjetischen Raum und vom Nahen Osten bis nach China. Die Firmen, mit denen er geschäftlich verbandelt war, heißen Prevent, Delta International, G3, Augustus Intelligence, Pluteos oder System 360.

Einem anderen Zweck dient die HanningConsult. Mehrheitseignerin und Geschäftsführerin ist die Ehefrau von Hanning, der seine Anteile fast vollständig an seine drei Kinder abgetreten hat. Diese Firma dient wohl dazu, Vorsorge für die Familie zu treffen. Im Geschäftsleben hatte Hanning weniger Fortune. Verhängnisvoll war für ihn ein Job im

Aufsichtsrat der lettischen PNB Banka, der ihm zunächst monatlich mehr als 10.000 Euro bescherte. Doch dann kam der Absturz, das Geldinstitut ging 2019 in die Insolvenz. Der Verwalter verlangte Schadenersatz in Millionenhöhe, ein lettisches Gericht setzte durch, dass zwei Drittel von Hannings Pension gepfändet werden. WELT AM SONNTAG erzählte er, dass er bei der Vertragsunterzeichnung getäuscht worden sei.

Ob Hanning ein klassischer Verräter ist, steht nicht fest. Laut Generalbundesanwalt soll er in einem Fall eine Analyse für einen Mitarbeiter eines fremden Nachrichtendienstes erstellt haben. Eine Übergabe des Papiers ist aber nicht belegt. Bekannt ist, dass Hanning Kontakte zu ehemaligen Kollegen pflegt. Dazu gehören Nikolai Patruschew, ein Vertrauter von Kremlchef Wladimir Putin und früherer Chef des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s FSB. Oder Wang Jianzheng, früherer Militärattaché Chinas in Deutschland. Solche Verbindungen sind in diesem Milieu nicht unüblich. Hannings Verteidiger Leon Kruse bestreitet zwar nicht, dass sein Mandant im Besitz vertraulicher Unterlagen gewesen sei. Unzutreffend sei jedoch der Vorwurf, er habe Informationen zum Nachteil Deutschlands oder gegen Bezahlung weitergegeben.

Ein früher Förderer von Hanning war Bernd Schmidbauer, unter Helmut Kohl Staatsminister und Geheimdienstkoordinator. Er erinnert sich: „Zu meiner Zeit war August Hanning ein exzellenter Mitarbeiter und hat sich große Verdienste um die Sicherheit der Bundesrepublik erworben.“ Deshalb sei der Fall „nicht nur eine Tragödie für die deutschen Geheimdienste, sondern auch für den einstigen Spitzenbeamten“. Unbestritten ist, dass Hanning einiges bewegt hat. Unter seiner Ägide klärte der BND Terror- sowie Proliferationsnetzwerke auf. Auch das Nein der Bundesregierung zu einer Beteiligung am Irakkrieg 2003 beruhte nicht zuletzt auf den Erkenntnissen des Auslandsdienstes.

Noch am 17. August hatte Hanning seinem Nachfolger Martin Jäger einen wütenden Brief geschrieben. Auf drei Seiten bat er um die Beantwortung von elf Fragen. Hanning hatte erfahren, dass der BND ein Dossier, in dem er von einem Ex-Agenten als Russenspion diffamiert worden war, ohne Rücksprache an eine Ermittlungsbehörde weitergeleitet hatte. Jäger antwortete damals nicht. Zu diesem Zeitpunkt kümmerte sich schon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um den Fall Hanning.

Alte Schulden, junge Wut und die Angst vor morgen

Gewaltsame Proteste haben das halbe Land erfasst, auch die Märkte verlieren das Vertrauen. Die Regierung in Paris wirkt angesichts der Dauerkrise zunehmend ratlos

KENZO TRIBOUILLARD/AFP
Bally Bagayoko, Bürgermeister im Pariser Vorort Saint-Denis, inmitten von Demonstranten

I

n Zeiten wie diesen, da Jugendliche Barrikaden bauen, nagelneue Schulgebäude in Flammen aufgehen und gleichzeitig Minderjährige ihre Hände, Augen, Zähne oder ihr Gehör bei

Polizeieinsätzen verlieren, muss man vielleicht einmal kurz innehalten und die nackten Zahlen sprechen lassen. Sie erklären mehr als viele Worte das Dilemma Frankreichs.

Martina Meister Paris ____

Das Nachbarland wird in diesem Jahr mehr Geld ausgeben, um Schuldenzinsen zu bezahlen, als es in seine Jugend investiert. 77,4 Milliarden Euro muss Frankreich 2026 für seinen Zinsdienst aufbringen. Die Bildung kostet 65 Milliarden. Die Rechnung ist nicht schönzureden: Frankreich investiert nicht mehr in seine Zukunft, es zahlt für die Fehler der Vergangenheit. Die Generation Z, die heute demonstriert, weiß sehr genau, was das heißt. Die Jugendlichen sind die Leidtragenden eines falschen Gleichheitsversprechens und Staatsversagens. Gleichzeitig wissen sie, dass sie diejenigen sind, die zu allem Überfluss die Schuldensuppe auslöffeln müssen.

Sechs Monate vor den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die erstmals die Rechtspopulistin Marine Le Pen gewinnen könnte, versuchen Politiker der Ränder, die Schülerproteste für Wahlkampfzwecke zu instrumentalisieren. Die Zahlen sind schockierend: über 6000 Festnahmen, mehr als auf dem Höhepunkt der Gelbwestenbewegung, davon 87 Prozent Minderjährige, über 700 Polizisten verletzt, auch mehr als 200 Schüler. Die während der Gelbwestenkrise entwickelte Polizeistrategie, die das Wort „Deeskalation“ nicht kennt, steht stark in der Kritik.

Nachdem einem 15-Jährigen im nord-französischen Lens eine Hand abgerissen wurde, hat Innenminister Laurent Nuñez die Blendgranaten der Polizei vorerst aus dem Verkehr gezogen. Die Ordnungskräfte stehen aber weiterhin unter Verdacht, unverhältnismäßig auf die Proteste zu reagieren. Selbst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soll seinen Innenminister zu mehr „Angemessenheit“ angesichts von „Kindern“ aufgerufen hab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kursieren Videos von Polizisten, die am Boden liegend getreten werden. Auch die Sachbeschädigung von Gebäuden empört selbst diejenigen, die die Anliegen der Schüler verstehen.

Zwei Wochen lang hat die Regierung sich eingebildet, sie könne die Krise einfach aussitzen. Premierminister Sébastien Lecornu war mit dem Haushaltsentwurf beschäftigt, von dem niemand weiß, wie er ihn durchs Parlament bringen will. Die Märkte sind unruhig, Frankreich droht eine Schuldenkrise. Doch nach dem dritten und vierten Akt mit Hunderttausenden von Schülern auf den Straßen macht sich langsam die Angst vor einer Ausweitung der Blockaden auf andere Gesellschaftsgruppen breit. Zahlreiche Universitäten haben sich bereits angeschlossen. Lecornu hat in seiner Ansprache die Schülerproteste und die Bemühungen, die Spritpreise zu drücken, in einem Atemzug genannt, als fürchte er die gern beschworene „Konvergenz der Kämpfe“.

In aller Eile hat der Bildungsminister am Donnerstag angekündigt, 3000 zusätzliche Lehrer einzustellen. Von einem Notfallplan ist die Rede. Derweil soll ein digitales Beschwerdebuch in

Form einer Webseite die Wut der Jugend kanalisieren. „Hinter den Protesten stehen berechtigte Forderungen“, resümiert der Publizist und Philosoph Pascal Bruckner. „Frankreichs öffentliche Schulen befinden sich in einem katastrophalen Zustand. Familien, die es sich leisten können, schicken ihre Kinder auf Privatschulen.“ Die Schüler beklagen baufällige Schulen, ausgefallenen Unterricht, keinen Ersatz für fehlende Lehrer und Parcoursup, ein digitales System der Studienplatzvergabe, das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der Albtraum von Abiturienten wie Eltern ist.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kursieren Filme, die leckende Wasserhähne, zerbrochene Toilettenschüsseln, herunterstürzende Decken und Ratten zeigen. „Es ist nicht eine einzige Sache, die die Blockade ausgelöst hat, sondern ganz viele, die zusammengekommen sind“, erklärt Lola, Abiturientin am Lycée Descartes im bürgerlichen Vorort Antony. Vielleicht lag es sogar am Handyverbot, das im September umgesetzt wurde, vermutet sie. Auf einmal hingen sie nicht einzeln am Bildschirm ihrer Telefone, sondern kamen ins Gespräch.

„Wir wissen, dass wir privilegiert sind“, ergänzt Jules, 17, der wie seine Mitschülerin anders heißt und wie alle Demonstranten weder Vor- noch Nachnamen nennen will. Am Dienstag war er mit einer kleinen Gruppe von Schülervertretern bei Édouard Geffray, dem sechsten Bildungsminister innerhalb von drei Jahren. „Der Minister hat uns zugehört, aber eine Antwort hatte er nicht.“ Seit der Schulreform zählt nicht mehr allein die Abiturprüfung, sondern stärker die gesamte Leistung im Jahr für die Abschlussnote. Doch der Lehrplan ist überfrachtet, kranke Lehrer werden nicht vertreten, Unterrichtsausfall gehört zum Alltag.

„Sie verlangen von uns Supernoten im Abijahr, aber geben uns nicht entsprechende Lernbedingungen. Und am Ende ist es ein Algorithmus, der uns auf die Unis verteilt“, sagt Manon, 16 Jahre. Die unterschiedlichen Bedingungen an den Schulen würden soziale Ungleichheiten verfestigen. „Wir wollen das nicht länger hinnehmen“, sagen die drei einstimmig.

Schuldenkrise, Reformunfähigkeit, Realitätsverweigerung, ein explosiver sozialer Kontext: Für die Finanzmärkte ist Frankreich jetzt der kranke Mann Europas. „Die letzten Tage des französischen Modells“, titelt das liberale Wochenmagazin „Le Point“. Der Wahlkampf verspricht heiß zu werden. „Wir Franzosen haben ein außergewöhnlich hohes Selbstwertgefühl und gleichzeitig eine ausgeprägte Tendenz, über uns selbst zu verzweifeln“, sagt Philosoph Bruckner und ergänzt: „Wir sind, um es etwas hart auszudrücken, ein Volk von verzweifelten Narzissten.“

Nachrichten

Altkanzler

Kritik an Schröders Besuch bei Puti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 sich empört über den Besuch des früheren Regierungschefs Gerhard Schröder bei Russlands Präsidenten Wladimir Putin geäußert. „Putin allein ist für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verantwortlich“, sagte der stellvertretende Regierungssprecher Steffen Meyer. Putins Befehle sorgten tagtäglich „für unermessliches Leid, für zivile Opfer, für Familien, die auseinandergerissen werden, für Tote und Verwundete.“ Der Bundeskanzler sei empört und finde, dass es vor diesem Hintergrund „geradezu unmoralisch“ sei, dass Schröder an einem solchen Tag mit Putin gefeiert habe. rtr

Saudi-Arabien

Drei Tote nach Angriff auf Flughafen in Riad

Nach Angriffen auf den Flughafen in der saudi-arabischen Hauptstadt Riad hat die Zivilluftfahrtbehörde drei Tote gemeldet. Bei den Attacken seien zudem mehrere Personen verletzt worden, hieß es weiter. Die Huthi-Miliz aus dem benachbarten Jemen hatte am Donnerstag einen Angriff auf den Flughafen für sich reklamiert. Dabei wurden nach Behördenangaben eine Flughafeneinrichtung und die Maschine einer saudischen Fluggesellschaft getroffen. Der Flughafenbetrieb sei inzwischen wieder aufgenommen worden. Die Angriffe haben zu Flugstreichungen geführt. dpa

Niedersachsen

SPD-Fraktionschef Politze tritt zurück

Der Vorsitzende der niedersächsischen SPD-Landtagsfraktion, Stefan Politze, gibt sein Amt auf. Diesen Schritt habe er in einer außerordentlichen Sitzung am Abend angekündigt, teilte die SPD-Fraktion mit. Am Mittwoch hatte der Landtag in Hannover wegen der Ermittlungen gegen den SPD-Politiker dessen Immunität aufgehoben. „Die Immunitätsaufhebung und die Berichterstattung der letzten Tage darüber belasten das Amt“, wurde Politze in der Mitteilung zitiert. „Auch wenn ich fest von meiner Unschuld überzeugt bin, spüre ich die Belastung für die Partei, die Fraktion und mich.“ Eine anhaltende Debatte mache die politische Arbeit der Fraktion unmöglich. „Darum werde ich aus Verantwortung für die Fraktion mein Amt niederlegen“, sagte Politze. Nach der Aufhebung seiner Immunität hatte er gesagt: „Über die Gründe ist mir derzeit nichts bekannt“. dpa

Es wird eng für Pedro Sánchez

Vor den vorzeitig ausgerufenen Neuwahlen in Spanien steht der Premierminister unter Druck. Und jetzt kehrt auch noch ein alter Rivale zurück

E s war eine schwarze Woche für Pedro Sánchez. Erst sah sich der sozialistische spa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gezwungen, Neuwahlen auszurufen. Kurz darauf setzte ein Richter den Haftbefehl gegen den katalanischen Separatistenführer Carles Puigdemont außer Kraft und erinnerte das Land damit an den Preis, den Sánchez 2023 für seine Wiederwahl gezahlt hatte. Im Gegenzug für die Unterstützung der Separatisten hatte er ihnen Amnestie versprochen.

Diana Pieper

Am Mittwoch erschütterte dann der Tod der 87-jährigen Maricarmen Abascal das Land, die zum Symbol der Massenproteste gegen die Wohnungsnot geworden war. Noch am Abend legten Menschen Kerzen vor ihrer Wohnung in Madrid nieder, aus der Abascal Ende September gegen ihren Willen getragen wurde. Die Bestürzung über ihren Tod beherrscht seither die Schlagzeilen; auch am Donnerstag gedachten Zehntausende ihrer. Die politische Dimension geht weit über Abascals Fall hinaus und hat das Potenzial, die ohnehin angespannte Stimmung weiter anzuheizen. Während Sánchez das Blatt zu wenden versucht, wittert die Opposition ihre bisher größte Chance, den Siegeszug der Rechten in Europa fortzusetzen und eine der letzten mächt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Regierungen abzulösen.

„Der Verkauf von Gefälligkeiten gegen Macht muss an der Wahlurne bestraft werden“, erklärte der konservative Oppositionsführer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mit Blick auf Puigdemonts mögliche Rückkehr nach Spanien. Der Chef der Volkspartei (PP) hat beste Aussichten, die nächste Regierung anzuführen – unterstützt von den Rechtspopulisten von Vox, die erstmals seit dem Ende der Franco-Diktatur 1975 an der Regierung beteiligt sein könnten. Beide Parteien gehen mit Rückenwind in den Wahlkampf. Noch immer wirkt die Krise in Ceuta nach, wo nach dem Massenansturm aus Marokko im Juli weiterhin Migranten festsitzen.

Bei einem Besuch in der nordafrikanischen Exklave am Mittwoch warf der Herausforderer Feijóo Sánchez vor, Ceuta zu „vernachlässigen“, was „ein weiteres Symptom für den Verfall, die Korruption und die Lügen“ sei, in die der Regierungschef die Nation gestürzt habe. Er verknüpfte damit das zweite große Wahlkampfthema mit seiner Kritik: die Korruptionsskandale bei den Sozialisten, die bis in Sánchez’ engstes Umfeld reichen. Sánchez wehrt sich indes mit einer Strategie, die schon einmal Erfolg hatte. Er warnte davor, „die Zügel des Landes einer rechtsextremen Koalition zu überlassen, deren einziges Ziel darin besteht,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abzuschaffen und einzuschränken, die wir aufgebaut haben“.

Ihm dürfte selbst bewusst sein, dass das diesmal kaum ausreichen wird. Das Unbehagen vor einer rechten Regierung ist geschwunden. Während die Sozialisten bei den vergangenen vier Regionalwahlen abgestraft wurden, stellt Vox dort nun eine Regierung mit den Konservativen. Selbst die guten Zahlen – eine sinkende Arbeitslosigkeit und ein Wirtschaftswachstum, das deutlich über dem Durchschnitt der Eurozone liegt – helfen Sánchez nur bedingt. Auch weil die Löhne nicht mit den seit Jahren rasant steigenden Mieten mithalten können, die immer mehr Spanier betreffen. Laut einer Umfrage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CIS halten 41 Prozent der Menschen die Wohnraumfrage für das drängendste Problem des Landes.

Mit zwei Dekreten zum Mieterschutz versuchte Madrid vergangene Woche, die Wogen zu glätten. Dass die Abstimmung scheiterte, unterstrich einmal mehr die Handlungsunfähigkeit der Regierung. „Auch deshalb hat Sánchez die Flucht nach vorn angetreten“, glaubt Ignacio Jurado, Politikwissenschaftler am Forschungsrat CSIC in Madrid. Bisher

DAS RISIKO STEIGT, DASS SICH DIE WUT GEGEN DIE REGIERUNG WENDET

Ignacio Jurado Politikwissenschaftler verbreite Madrid das Narrativ, dass die Opposition Maßnahmen blockiere. „Doch das Risiko steigt, dass sich die Wut über die Wohnungskrise zunehmend gegen die Regierung wendet.“

Ein Blick auf die mehr als 1200 Zelte des Protestlagers an der Puerta del Sol in Madrid gibt einen Hinweis darauf, wie erschüttert das Vertrauen ist. Im Sender RTVE verurteilte eine wütende Sprecherin des Madrider Mieterverbands nach der gescheiterten Abstimmung die Blockadehaltung im Parlament. Aber auch die Regierung sei „angesichts des größten sozialen Problems dieses Landes lange Zeit untätig gewesen“. Für den 11. November ist ein landesweiter Generalstreik angesetzt.

Sánchez gilt als Meister darin, Wege aus der scheinbaren Ausweglosigkeit zu finden. Mit der Auflösung des Parlaments ist eine Art Notparlament in Kraft getreten, das es der Regierung erlauben könnte, doch noch Maßnahmen zum Mieterschutz zu verabschieden. „Das ist zwar rechtmäßig“, sagt Politologe Jurado WELT AM SONNTAG. „Doch um die Niederlage im Parlament in einen Sieg umzuwandeln, riskiert

Sánchez, die demokratischen Grenzen auszudehnen.“ Hat er Erfolg, kann sich seine Partei als diejenige gerieren, die sich um den Schutz der Mieter statt um den der Investoren kümmert. Es ist keine erfolgversprechende Chance – aber möglicherweise seine einzige. Sánchez bleibt die dürftige Hoffnung, dass die verlorenen Wähler ihre Stimme stattdessen linken Parteien geben, mit denen er anschließend koalieren könnte.

Wie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zeigt sich auch im besonders polarisierten Spanien, dass die Parteien an den Rändern zu Königsmachern der Regierungen werden. Aber das linke Bündnis ist fragmentierter als die rechte Konkurrenz. „Dieses Mal wird es für Sánchez wirklich schwierig. Nicht nur seine Partei muss gut abschneiden. Auch seine potenziellen Koalitionspartner müssen zulegen – während Vox hinter den Erwartungen bleiben müsste“, sagt Jurado. Auch deshalb kommt die mögliche Rückkehr Puigdemonts nach Spanien für Sánchez zur Unzeit. So wie die Wohnungskrise linke Wähler antreibt, birgt der Fall großes Mobilisierungspotenzial – nicht nur im rechten Spektrum.

Panorama

Und? Wie war's?

Herabwürdigung des Niesenden

Jan Weiler

Ich habe „Gesundheit“ gesagt. Das ist angeblich schon seit Jahren verpönt. Hat mir bloß noch niemand gesagt, was grundsätzlich in Ordnung ist. Die Information über veränderte oder aktualisierte Regeln ist eine Holschuld. Und weil man die nicht ständig begleicht, kommt es mitunter zu Verwunderungen.

Zum Beispiel fand ich es sehr merkwürdig, auf der Autobahn in Spanien ein Schild mit der HSV-Raute darauf zu sehen. Ich nahm an, dass die linke Spur in Spanien für Mitglieder des Hamburger Sportvereins reserviert ist, was allerdings in Bahrenfeld plausibler erscheint als in Barcelona. Tatsächlich weist das Schild darauf hin, dass die gekennzeichnete Spur ausschließlich mit Fahrzeugen genutzt werden darf, in denen mehr als eine Person sitzt. Das Schild heißt „weißer Diamant“, und wenn der in Deutschland auch eingeführt wird, muss man über die Gestaltung noch einmal reden.

Jedenfalls sage ich seit meiner Kindheit „Gesundheit“, wenn jemand niest. Das habe ich immer für aufmerksam gehalten. Als Ela neulich nieste, reagierte ich innerhalb einer Tausendstelsekunde und war stolz auf meine gute Erziehung, worauf sie mich tadelte, dass „Gesundheit“ laut Knigge heutzutage eine Herabwürdigung des Niesenden darstelle und zu unterbleiben habe. Zudem rücke es die Betroffenen in den Mittelpunkt, was zu psychischem Ungemach führe, insbesondere dann, wenn jemand 50-mal am Tag niese und dann andauernd auf diese penetranten Genesungswünsche einzugehen habe. Mag sein. Ich finde ja, dass jemand, der 50-mal am Tag niest, zu Hause bleiben soll. Egal.

„Gesundheit“ zu wünschen ist aber auch abseits der Übergriffigkeit nicht edel. Tatsächlich entstand diese Wendung zu Zeiten der Ausbreitung der Pest im Mittelalter, und sie diente keineswegs dazu, dem Kranken baldige Genesung zu wünschen. Man sagte das vielmehr zu sich selbst und beschwor damit den Wunsch nach Stabilität der eigenen Gesundheit.

Man klopft auch nicht mehr an. Jedenfalls nicht überall. In einem Amt sah ich ein Schild, auf dem stand: „Eintreten ohne anzuklopfen.“ Die Geste des höflich sich ankündigenden Besuchs ist offenbar übergriffig. Ich dachte immer, es sei besser, anzuklopfen, damit die Person hinter der Tür noch schnell die Hose schließen, die Füße vom Tisch nehmen oder ausführlich niesen kann, bevor man eintritt. Klopfen ist aber nicht mehr erwünscht, weil man gezwungen wird, darauf zu reagieren und „herein“ zu rufen, was in behördlicher Tätigkeit binnen zweier Arbeitstage zu amtlichen Halsschmerzen führt.

Auf einer Benimm-Website las ich, dass höfliche Gäste ihre eigene Bettwäsche mitbringen, wenn sie bei Freunden übernachten. Es steht allerdings nicht dort, ob man sie anderntags wieder mit nach Hause nehmen soll. Ich las Ela diese Homepage vor, und sie musste niesen. Ich sagte augenblicklich „Gesundheit“, sie sah mich tadelnd an. Ich brauche lange, bis ich mein System aktualisiert habe. Wenn ich so weit bin, ist es wahrscheinlich wieder erlaubt, „Gesundheit“ zu sagen.

Hier begegnet Jan Weiler jede Woche den Herausforderungen des Alltags – und schreibt, wie es war.

Wenn Egon Olsen (2. v. l., Ove Sprogøe) verkündete: „Ich habe einen Plan!“, war klar, dass bald etwas schiefgehen würde. Der Kopf der dänischen Olsenbande war nicht das Genie, als das er sich ausgab. Mit seinen Komplizen Benny Frandsen (l., Morten Grunwald) und Kjeld Jensen (2. v. r., Poul Bundgaard) richtete der Bandenchef seit der Premiere am 11. Oktober 1968 in 14 Filmen jede Menge Chaos an. Während die Begeisterung im Westen verhalten blieb, erreichten die fehleranfälligen Geniestreiche in der DDR Kultstatus. Das ostdeutsche Publikum konnte sich offenbar gut mit den Gaunern identifizieren, die sich die Freiheit nahmen, das Establishment auszutricksen. Hinzu kam die Bearbeitung durch das DEFA-Synchronstudio, dessen Sprachwitz den Filmen eine eigene Note verlieh. Das Ende geriet tragisch: Kjeld-Darsteller Poul Bundgaard starb während der Dreharbeiten, kurz darauf Regisseur Tom Hedegaard. Der Film wurde dennoch fertiggestellt und startete 1998. Titel: „Der (wirklich) allerletzte Streich der Olsenbande“. per

Vor 58 Jahren

Liebenswerte Gauner

M anchmal liegt Werner Kalecinski nachts wach und denkt darüber nach, wie er wieder einmal viral gehen könnte. Zu-

letzt dachte er an eine Drehorgel: Er will kurbeln und dazu alte Berliner Lieder singen. Eine Dampflok fahren wäre auch etwas. Oder eine Ballonfahrt. Hauptsache, es passiert etwas. Er wolle schließlich nicht gleich wieder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sagt er.

Klassenfahrt hätten sie seinen „Matsche-Latsche“-Song gefeiert. Im ICE brachte ihm die Zugbegleiterin einen Matcha an den Platz. „Vergöttert? Verhimmelt? Nein, das ist übertrieben“, sagt Werner, es seien einfach nur immer angenehme Begegnungen. Dabei wusste er lange nicht einmal, was ein Influencer ist. „Ich dachte immer, das wäre eine Erkältungskrankheit.“

Was macht das mit einem Menschen, der im hohen Alter plötzlich im Mittelpunkt steht? In einem Alter, in dem man sonst eher übersehen wird oder allenfalls einen Sitzplatz im Bus angeboten bekommt. Ob ihm die Aufrufe mehr bedeuten als das Geld? „Für mich ja, auf jeden Fall.“

Opa Werner gehört zu den „Granfluencern“: Menschen jenseits des Rentenalters, die auf TikTok kochen, auf Instagram Gewichte stemmen und für große Marken werben. Oft beginnt die späte Karriere mit jemandem, der sehr viel jünger ist. Bei dem Instagram-Account „Oma & Vanessa“ hält die Enkelin das Handy, und Oma Annemarie kocht Rindfleischsuppe oder Krustenbraten. Erika Rischko, 86, begann auf Anregung ihrer Tochter, in der Pandemie ihre Trainingseinheiten zu posten. Heute folgen ihr rund 1,6 Millionen Menschen auf TikTok. Technik, Schnitt und Vermarktung übernehmen oft Profis.

viele Trends der Jungen nicht, probiert sie aber aus und lässt sie sich erklären.

Es ist ein erfolgreiches Geschäftsmodell. Marken buchen Kooperationen mit dem sympathischen „Granfluencer“, zuletzt Lidl und McDonald’s. Seine Drehtage dauern oft zehn bis zwölf Stunden. Er ist im „Rage Room“ zu sehen, in dem man gegen Bezahlung Gegenstände zerstören kann, um Frust abzubauen. Er besucht Festivals und Shishabars und testet Döner. Danach sei er oft „im Eimer“, sagt er. Anstrengender als die früheren Jobs? „Nein, nein, nein. Überhaupt nicht. Das ist positiver Stress.“ Über Honorare sprechen weder Werner noch Anbousi. „Angemessen. Wir können alle gut davon leben“, sagt Opa Werner nur. Und: „Ich muss keine Reichtümer haben. Ich muss nur leben.“

Josie Rath

Viral gehen mit dem Rollator

Das sind Sorgen, die man sich eher bei einem 20-jährigen TikTok-Star vorstellen kann. Werner Kalecinski ist 89. Im Internet kennt man ihn als „Opa Werner“: Berliner Schnauze, prächtiger Schnauzer, weißes Haar. Er ist mit Rollator unterwegs, lässt sich die Fingernägel lackieren, besucht einen Sexshop und probiert Matcha Latte. „Matsche Latsche“ nennt er das grüne Trendgetränk, dessen Geschmack ihn bisher zuverlässig enttäuscht hat. Seine Abneigung gegen Matcha schaffte es sogar in einen Partysong. Mit dem Schlagersänger Kreisligalegende veröffentlichte er „Hey Mausis“, drehte auf Mallorca das Musikvideo und trat im dortigen „Bierkönig“ auf.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folgen ihm zusammen mehr als 400.000 Menschen, einzelne Videos wurden millionenfach angesehen. Dabei hat Werner Kalecinski schon ein ganzes Leben hinter sich und keine neue Karriere mehr erwartet. 1937 im Berliner Osten geboren, wuchs er in ärmlichen Verhältnissen auf: eine Stube, eine Küche, die Fenster zum Hof. „Da ist nie ein Sonnenstrahl reingekommen“, sagt er. Als Kind erlebte er den Krieg. 1955 ging er in den Westen. Später arbeitete er als Elektriker und Verkäufer, mit 22 wurde er Vater von Zwillingen. Heute leben Enkel und Urenkel mit im Haus in Herdecke. Und nun wollen wildfremde Menschen Selfies mit ihm. Erkannt wird er vor allem in Köln, wo er fast jede Woche für seine Social-Media-Drehs unterwegs ist. „Standen Sie nicht neulich bei Borussia hinterm Tor?“, wurde er kürzlich gefragt. „Die wissen manchmal mehr als ich“, scherzt Kalecinski. Neulich erkannte ihn in einem Geschäft ein neunjähriges Mädchen. Auf

Er ist viel mit Jüngeren zusammen. Bei Gleichaltrigen stören ihn die ständigen Gespräche über Krankheiten. Sein Rat an Junge: „Immer Mut haben. Zu allem!“ Aber: Keine Schulden aufladen und auch sonst keine unnötigen Gefahren eingehen! Wenn Kalecinski im kommenden Jahr 90 wird, soll das gefeiert werden, vielleicht auf einem Schiff auf dem Rhein. Oder im Berliner Berghain. In den Club wollte er schon immer mal gehen.

Werner Kalecinski, 89, hat als Elektriker gearbeitet. Heute feiern ihn Hunderttausende auf Social Media. Begegnung mit einem „Granfluencer“

Längst ist daraus ein internationales Phänomen geworden. Die 96-jährige US-Amerikanerin Lillian Droniak erreicht als „Grandma Droniak“ Millionen Menschen mit Dating-Tipps und trockenem Humor. Der aus Irland stammende „Grandad Frank“ hat mit Tänzen und Comedy fast acht Millionen Follower.

Die Firma betreibt die Kanäle, entwickelt Inhalte, organisiert Drehs und vermarktet sie. Anbousi macht daraus kein Geheimnis: Natürlich sei es nicht Werner Kalecinski, „der sein Handy in die Hand nimmt und ein Reel dreht“. Die Senioren seien Protagonisten, keine Darsteller. Das heißt nämlich nicht, dass Werner vor der Kamera einfach tut, was andere von ihm verlangen. Er bringt selbst Ideen ein und hat sich Regeln auferlegt: nicht über Menschen oder Tiere herziehen, Religion und Politik heraushalten. Beliebig reproduzierbar sei das Modell nicht, sagt Anbousi. Mit „irgendeinem Rentner“ würde es nur halb so gut funktionieren. Werner Kalecinski besteche mit seiner Persönlichkeit. Dabei sei es gerade sein fortgeschrittenes Alter, das seinen Reiz ausmache. Werner kennt

Opa Werner gehört zur „Rentner-WG“, einem Social-Media-Format, in dem er gemeinsam mit „Oma Heike“ und „Oma Barbara“ vor der Kamera steht. Sie probieren Trends aus, unternehmen Ausflüge oder spielen sich gegenseitig Streiche. Hinter dem Projekt steht die Kölner Agentur „hold my b“ um Geschäftsführer Amin Anbousi. Zu der WG kam Werner eher zufällig. Eine Bekannte erzählte ihm von dem Projekt und meinte, sein „lockeres Mundwerk“ könnte gut dazu passen. Er bewarb sich – ohne Hilfe seiner jüngeren Verwandtschaft – und überzeugte. „Wie die Jungfrau zum Kind“ sei er so zu seiner späten Karriere gekommen. Seine Enkel finden das cool.

Was ihm diese späte Karriere gibt, lässt sich nicht allein in Followerzahlen oder Honoraren messen. Mit 89 hat Werner wieder Arbeitstage, Kollegen und Termine, lernt ständig neue Menschen kennen. Und er hat etwas, das in seinem Alter keineswegs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das Gefühl, dass noch Dinge vor ihm liegen, auf die er sich freuen kann. Von Ruhestand hält er ohnehin wenig: „Ich bin noch nie in den Ruhestand getreten, sondern eher in den Unruhestand. Also ich habe immer was zu tun.“ Viele Menschen in seinem Alter seien „irgendwie eingestaubt“, das ende nicht selten in Einsamkeit. Wenn auch nur ein Zuschauer danach seinen Großeltern sagen wird: „Schaut mal, die sind teilweise 20 Jahre älter als ihr. Lasst uns das doch auch mal machen“, dann habe man schon etwas richtig gemacht, sagt Kalecinski. Er wolle sich nicht künstlich jünger machen. Er pflege einen gesunden Lebensstil. Das müsse reichen. Morgens Gymnastik, viermal in der Woche Schwimmen. Lesen fällt ihm wegen der Augen schwer. „Dann gucke ich lieber TikTok, Instagram und Snapchat.“

„Opa Werner" hat 400.000 Follower INSTAGRAM @SEBASTIAN_BCKR/ASBACH URLALT

Krieg im Treppenhaus

Kaputtes Internet, gegenseitige Verdächtigungen und eine Spirale aus Schikanen: Wie in einem Hamburger Mietshaus ein Nachbarschaftsstreit eskalierte

STIRB

E in Mehrfamilienhaus im Hamburger Stadtteil Langenhorn. Viel Grün drumherum, der Spielplatz gleich nebenan. Deutschlandfahnen an den Fenstern. Viele Jahre lang lebten die Mieter hier fried-

lich zusammen. Man grüßte sich freundlich, duzte sich, nannte sich beim Vornamen. Die Selina, die Astrid, der Thomas. Man klönte im Hausflur, half sich, wenn jemand den Haustürschlüssel verlegt hatte, oder nahm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ein Paket für den abwesenden Nachbarn an. Aus und vorbei. Trifft man sich heute im Treppenhaus, rennt man grußlos aneinander vorbei, guckt angestrengt auf sein Handy. Manchmal wird auch der Stinkefinger gezeigt oder eine Schmähung gemurmelt. Aus guter Nachbarschaft ist erbitterte Feindschaft geworden. Wie konnte es so weit kommen?

Bruno Schrep

Der Zwist begann, als 2024 bei Astrid Feldhusen das Internet streikte. Die 65-Jährige, die seit 25 Jahren im zweiten Stock wohnt, beschwerte sich immer wieder bei ihrem Anbieter. Dreimal rückten Techniker an, fanden keine Ursache. Der letzte gab einen Tipp: Das Glasfaserkabel, das über Putz durch die darunter liegende Wohnung zu ihr nach oben führe, sei womöglich von den Nachbarn unter ihr mutwillig beschädigt worden – ein heftiger Vorwurf. Damit konfrontiert, wiesen die Nachbarn, die Familie W., diese Behauptung empört zurück. Wobei sich die Frage stellt: Warum hätte die Familie, die beinahe 30 Jahre im Haus lebt, ihrer langjährigen Mitbewohnerin das Internet abdrehen sollen? „Darauf weiß ich keine Antwort“, räumt Astrid Feldhusen ein.

Fest steht jedoch: Seit der Internet-Affäre kehrte im Haus der Hamburger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Saga keine Ruhe mehr ein. Schlösser wurden zugeklebt, Wände beschmiert, Dreck ins Treppenhaus geschmissen. Mehrfach rückte die Polizei an. Betroffen waren mehrere der acht Mietparteien. Familien standen hilflos vor ihren verkleisterten Wohnungstürschlössern, mussten den Schlüsseldienst alarmieren. Auf dem Briefkasten von Astrid Feldhusen stand das Wort „Hure“. Weil nie jemand bei den Attacken beobachtet wurde, wuchs gegenseitiges Misstrauen. Jeder verdächtigte jeden. So entstand ein Klima der Angst.

Als Opfer sieht sich neben der Mieterin Feldhusen auch die sechsköpfige Familie Egeler, ein Ehepaar mit vier Kindern zwischen einem und 14 Jahren. „Die vergiftete Stimmung hier ist kaum auszuhalten“, erklärt Serena Egeler, 35. Auf ihren Briefkasten sei ein Hakenkreuz gemalt und das Wort „Nazi“ geschrieben worden, in ihrer Post habe sie Zettel mit der Botschaft „Stirb“ gefunden, hingekritzelt in großen, ungelenken Druckbuchstaben. Und beim Jugendamt sei sie mehrmals anonym angeschwärzt worden, sie schlage ihre Kinder – ein Vorwurf, der sie tief getroffen hat: „Ich habe meine Kinder noch nie geschlagen.“

Nachdem sie zunächst andere Nachbarn im Visier hatte, glaubt Serena Egeler jetzt zu wissen, wer die Unruhestifter sind. Als Urheber aller Schikanen verdächtigt sie die Familie W., jene Mieter, mit denen es vor zwei Jahren zum Streit um das Glasfaserkabel kam, dem Auslöser des Unfriedens. Die Drohungen, die bösen Beschul-

Der Zettel am Briefkasten einer Hausbewohnerin ist nur einer von vielen Belegen für das vergiftete Klima

digungen, die anonymen Hinweise – für die vierfache Mutter ist der Fall klar. Dreimal in letzter Zeit hat sie deshalb Mitglieder der Familie W. wegen Verleumdung angezeigt. Die wiederum antworteten mit Gegenanzeigen, fühlen sich zu Unrecht an den Pranger gestellt. Anwälte sind eingeschaltet – ein Ende des Streits ist nicht abzusehen. Familie W. will allerdings nicht mit WELT AM SONNTAG über den Fall sprechen.

Der Zoff im Mehrfamilienhaus ist typisch für die unzähligen Konflikte, die Jahr für Jahr in Deutschland ausgefochten werden. Gestritten wird um so ziemlich alles: um zu lautes Hundegebell und zu hoch gewachsene Büsche, um verkratzte Autotüren und ungeputzte Treppenhäuser. Selbst Auseinandersetzungen um banalste Anlässe enden gelegentlich blutig. Fast scheint es, als handele es sich um eine Art Volkssport: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Bundesbürger hatten einer Auswertung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zufolge schon einmal Krach mit ihren Nachbarn. Scharen von Anwälten bieten streitbereiten Mandanten juristische Hilfe an, werben im Netz mit „kompetenter Beratung bei Ruhestörung“ oder „klaren Verhältnissen bei Grillärger“. Das Geschäft floriert.

Hunderte Mediatoren und Schiedspersonen versuchen dagegen Tag für Tag, Konflikte schon im juristischen Vorfeld beizulegen, Streithähne zu außergerichtlichen Kompromissen zu bewegen. In zehn der 16 Bundesländer gibt es sogar eine gesetzliche Schlichtungspflicht, bevor geklagt werden darf – mit überschaubarem Erfolg. Obwohl viele Zivilgerichte ohnehin unter chronischer Überlastung ächzen, müssen sie sich nach Schätzung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jedes Jahr mit rund 9000 neuen Nachbarschaftsquerelen plagen. Besonders auf Krawall gebürstet sind laut einer Umfrage des Online-Versicherers Allianz Direct ausgerechnet die eher als friedlich und dröge eingeschätzten Fischköppe aus Bremen und Hamburg, und zwar noch vor den notorisch nörgelnden Berlinern und den als besonders streitlustig geltenden Bajuwaren.

„Wir Deutschen haben den Streit wohl im Blut“, glaubt der Berliner Rechtsanwalt Hauke Hillmer, Spezialist für Nachbarschaftskonflikte. In Italien etwa, wo er sich oft aufhalte, kriege man sich auch häufig in die Wolle, zoffe sich viel lauter und emotionaler als hierzulande. Doch abends, wenn der erste Zorn verraucht sei, versöhne man sich wieder, falle sich spätestens nach dem zweiten Glas Rotwein um den Hals. Hier aber werde gleich Anzeige erstattet. Und zwar sofort. Nach Hunderten von Fällen ist der Jurist noch immer verblüfft über die Verbissenheit, mit der manche Mandanten ihr vermeintliches Recht durchzusetzen versuchten und nicht bereit seien, sich die Argumente der Gegenseite auch nur anzuhören. „Denen geht es nicht nur um ihr Recht, sondern auch ums Prinzip“, weiß Hillmer. Solche Prinzipienreiter schicke er weg; es sei sinnlos. Er sage sich dann: „Diesen Fall übernimmst du lieber nicht.“

Der Anwalt, auch ausgebildeter Mediator, versucht stets, deeskalierend auf seine Klienten einzuwirken, möglichst beide Parteien an einen Tisch zu bringen, auch mit der Gegenseite zu reden: „Ein Kompromiss ist immer ein Erfolg.“ Auch wenn das für manche Beteiligten bedeute, ein paar bittere Pillen zu schlucken:

eine Kränkung stehenzulassen, eine Beleidigung auszuhalten, einen Gesichtsverlust hinzunehmen, womöglich auf einen berechtigten Anspruch zu verzichten.

Meist sind es Kleinigkeiten, die zu großen Auseinandersetzungen führen: eine laute nächtliche Party, eine zugeparkte Einfahrt, ein rauchender Grill. Die Liste ist lang. „An erster Stelle steht Lärmbelästigung“, weiß Anwalt Hillmer, gefolgt von Knatsch um Nachbars Garten, um Unkrautsamen, die hinüberfliegen zum Beispiel, oder um überhängende Äste. Grenzstreitigkeiten rund ums eigene Grundstück sind ein häufiger Konflikt, aber auch herumliegender stinkender Müll. Die Hinterlassenschaften diverser Haustiere befeuerten ebenfalls schon langwierige Prozesse. Wer sein Heil in der juris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sucht, macht sich laut Hillmer jedoch oft Illusionen. „Die Leute wollen Gerechtigkeit“, sagt der Jurist, „was sie bekommen, ist jedoch ein Urteil.“ Und das empfänden viele dann als ungerecht, blieben womöglich noch wütender zurück, als sie es vorher waren. „Sie vergeuden ihre Lebensenergie, die ihnen dann an anderer Stelle fehlt.“

„Am Anfang steht oft unausgesprochener Groll“, sagt Hillmer. Er unterscheidet zwischen mehreren Eskalationsstufen bei Nachbarschaftsstreit: Auf den heimlichen Zorn würden meist wütende Wortwechsel mit dem Gegner folgen, dann die Suche nach Verbündeten, nach anderen Nachbarn – oder einem Anwalt. Mit dem Übergang zu Taten wie Ohrfeigen, Brandstiftung, Demolieren von Autos, Einschlagen von Scheiben, sei die vorletzte Stufe erreicht. Am Ende der Skala stünde „ein absoluter Vernichtungswille“.

Wohin der führt, zeigen Vorfälle aus den letzten Jahren. In Lünen griff ein Kleingärtner seinen Nachbarn mit einem Beil an, weil dieser eigenmächtig seine Hecke stutzte. In einem Stuttgarter Mietshaus rammte ein 29-Jähriger einem 78-jährigen Nachbarn seine Faust derartig wuchtig gegen den Kopf, dass dieser umfiel und kurz darauf starb. Vorangegangen war Streit um Dreck unter der Waschmaschine. Ein jahrelanger Nachbarschaftszoff über zu laute Gespräche auf der Terrasse und das Herausstellen von Mülltonnen führte im Juli 2023 im schwäbischen Langweid zu einem unfassbaren Verbrechen. Einer der Kontrahenten, ein 65-jähriger Sportschütze, erschoss aus Wut über eine gegen ihn gerichtete Anzeige innerhalb von 16 Sekunden drei seiner Nachbarn. Zudem verletzte er zwei Angehörige einer Mieterin. Im Juli 2024 wurde er wegen Mordes und zweifachen Mordversuchs zu lebenslanger Haft verurteilt.

Von solchen Exzessen ist man im Langenhorner Mehrfamilienhaus zwar noch weit entfernt. Der tägliche Stress um Anzeigen und Gegenanzeigen, um Polizeieinsätze, um hinterhältige Zettelbotschaften und anonyme Beschuldigungen, hat viele Mieter zermürbt. Familie W. wünscht sich, wie aus einer Mail hervorgeht, dass „die Angelegenheit zur Ruhe kommt“. Astrid Feldhusen, die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hat, kann nachts kaum noch schlafen, schleppt sich mit Mühe zur Arbeit. Und Serena Egeler hat Angst um ihre Kinder. „Wir fühlen uns in unserem Zuhause nicht mehr sicher“, schrieb sie an die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und bat dringend um Angebote für eine neue Wohnung. Ihr größter Wunsch: „Ich will raus aus dieser Hölle.“

Jahre Fahndungshilfe

Seit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moderiert Rudi Cerne, 68, die populäre ZDF-Fahndungssendung „Aktenzeichen XY ... ungelöst“. Ausschlaggebend für seine Zusage sei ein besonders erschütternder Kriminalfall gewesen, sagte er der „Bunten“: die Ermordung der achtjährigen Julia Hose. Als der Täter damals dank Hinweisen aus der Sendung gefasst werden konnte, habe er erkannt, wie wichtig das Format sei. SR

Teure Freundin

„Love don’t cost a thing“, singt Jennifer Lopez, 57. Glaubt man einem Boulevardbericht, soll die Liebe zwischen Model Kendall Jenner, 30, und Filmstar Jacob Elordi, 29, trotzdem ziemlich hohe Betriebskosten verursachen. Laut „In Touch Weekly“ zieht der Australier für seine Freundin regelmäßig die Kreditkarte. Privatjets, Luxushotels, Schmuck: Elordi wolle seiner deutlich wohlhabenderen Partnerin etwas beweisen. Jenner sei es gewohnt, dass Männer bezahlen, und gelte als

ausgesprochen sparsam. Deshalb greife sie nicht ein, wenn ihr Freund die Rechnung übernehme. Während Elordi dem Bericht nach rund zehn Millionen Dollar verdient haben soll, wird Jenners Vermögen auf etwa 150 Millionen Dollar geschätzt. „Sie ist mehr als zehnmal so viel wert wie er“, zitiert das Blatt einen Insider. Die bekannte Hollywood-Scheidungsanwältin Laura Wasser, 58, warnt seit Jahren, dass Geld in Beziehungen oft mehr Zündstoff liefert als Untreue. Freunde des Schauspielers beobachteten die Entwicklung mit Sorge, schreiben US-Portale. Elordi sei „verrückt“ und übernehme sich finanziell.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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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WAR ÜBERZEUGT, DAS WAR STÄRKE

In der Online-Aufzeichnung einer Masterclass erzählte Prinz Harry, 42, der US-Neurowissenschaftlerin Mary-Frances O'Connor, 53, dass er nach dem Megxit in eine Depression gerutscht sei. Der Rückzug aus dem royalen Leben habe zu einem „Adrenalin-Absturz“ geführt. Nach Jahren unter dauerhaftem Druck habe er sich plötzlich nutzlos gefühlt. Dazu kam die verdrängte Trauer um seine Mutter, Prinzessin Diana, die 1997 bei einem Autounfall starb. Er habe nie geweint, erzählte Harry. Erst durch eine Therapie habe er verstanden, „dass sie einfach wollte, dass ich glücklich bin“. SR

Freiheitsliebe

Schriftstellerin Juli Zeh, 52, fordert mehr Akzeptanz für weiblichen Anarchismus. Frauen werde Freiheitsliebe „viel weniger zugestanden als Männern. Erst recht in der Lebensmitte“, sagte sie dem „Stern“. „Midlife-Crisis galt lange als ein männliches Phänomen. Beim Mann ist Älterwerden ein Statusproblem, das er mit

JENNIFER BRÜCKNER/ DPA/ PICTURE ALLIANCE

Autos und jungen Frauen zu lösen versucht. Bei der Frau dagegen soll es ein hormonelles Problem sein: die Wechseljahre!“ Alle Menschen treibe „eine anarchische Freiheitsliebe“, die sie gewagte Dinge tun lasse. SR

Nachrichten

Zwei Tote bei Waffenkontrolle

Kein Hinweis auf extremistisches Motiv

Nach den tödlichen Schüssen auf zwei Landratsmitarbeiter bei einer routinemäßigen Waffenkontrolle in der Oberpfalz gibt es bislang keine Hinweise auf einen extremistischen Hintergrund. Das sagte Bayerns Innenminister Joachim Herrmann (CSU) am Freitag vor Journalisten in Oberschleißheim. Es sei „noch völlig unerklärlich“, wie es zu „dieser Eskalation“ gekommen sei.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ist Jäger und Sportschütze. Auf den Mann seien zehn Waffen zugelassen. Dem Staats- und Verfassungsschutz lägen keine Erkenntnisse über den 60-Jährigen vor. Auch sei er bislang polizeilich nicht aufgefallen. Bei den Getöteten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45-jährigen Mitarbeiter und eine 54-jährige Kollegin des Landratsamtes Neumarkt in der Oberpfalz. Die beiden waren am Donnerstag zu einer unangekündigten Waffenkontrolle bei dem 60-Jährigen in Bergau erschienen. Dieser habe das Feuer auf sie eröffnet und sie tödlich getroffen. Bei seiner Festnahme erlitt er schwere Verletzungen. dpa

Mordprozess im Fall Fabian

Angeklagte gilt als voll schuldfähig

Die des Mordes an dem achtjährigen Fabian aus Güstrow angeklagte Gina H. ist nach einem psychiatrischen Gutachten grundsätzlich schuldfähig. Zwar attestierte der psychiatrisch-forensische Sachverständige Peter Keiper der 30-Jährigen eine Persönlichkeitsstörung vom Borderline-Typ sowie eine Lernbehinderung. Diese seien aber nicht so schwer ausgeprägt, dass sie die Steuerungsfähigkeit zum Tatzeitpunkt hätten deutlich beeinflussen können. Der Facharzt verwies auf psychopathische Tendenzen, die sich in gefühllosem und manipulativem Verhalten zur Ausbeutung anderer zeigten. Sie soll Fabian am 10. Oktober 2025 an einem Tümpel bei Klein Upahl bei Güstrow erstochen und die Leiche angezündet haben. Das Tatmotiv wird in ihrer Beziehung zu Fabians Vater vermutet. Die Angeklagte, die wegen psychischer Probleme eine Erwerbsminderungsrente bezieht, weist die Vorwürfe zurück. dpa

Bildungsmisere

Schulabbrecherquote auf Höchststand

Die Zahl junger Menschen, die ohne Abschluss die Schule verlassen, ist erneut deutlich gestiegen. Nach Dat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waren es 2024/2025 knapp 65.000 – nach 62.000 im Vorjahr. Im Schuljahr 2014/2015 wurden 47.400 Abgänger ohne Abschluss gezählt. Die Zahl stieg bis 2018/2019 auf Werte um 53.000 und ging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vorübergehend zurück, was mit Prüfungserleichterungen in dieser Zeit zusammenhängen könnte. Danach ging es nicht nur mit den absoluten Zahlen aufwärts, sondern auch mit dem Anteil gemessen an der Gesamtzahl der Absolventen. Verließen 2013/2014 etwa 5,5 Prozent die Schule ohne mindestens einen Hauptschulabschluss, waren es 2024/2025 etwa 8,4 Prozent. Das ist die höchste Quote der vergangenen 20 Jahre. dpa

Rätselhafte Raubkatze Streift ein Puma durch Oberbayern?

Im oberbayerischen Landkreis Erding läuft derzeit die Suche nach einer Raubkatze, bei der es sich nach Einschätzung von Experten um einen Puma handeln könnte. 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gibt es bislang nicht. Auslöser sind Aufnahmen, die ein Jäger mit der Wärmebildkamera von einer großen Katze gemacht hat. Die Polizei startete eine großangelegte Suche per Hubschrauber, Drohnen, Hunden und Polizeiketten und durchkämmte ein Naturschutzgebiet in der Nähe des Münchner Flughafens. Inzwischen sorgen mit KI gefälschte Puma-Bilder für Ärger bei der Polizei. dpa

„Das ist eine ganz neue Freiheit“

mit Timo Boll

Timo Boll ist der beste Tischtennisspieler, den Deutschland je hatte. Im Sommer 2025 beendete er seine Karriere. Heute heißt es für ihn: herumreisen mit dem Wohnmobil. Oder Padel spielen mit Dirk Nowitzki

MARCUS SIMAITIS/WEL

Am Rand des Grafenberger Waldes in Düsseldorf steht das Deutsche Tischtennis-Zentrum. Ein Gebäudekomplex mit Halle, Internat, Fitnessbereich, Gastronomie und Tagungsräumen. Die Elite der deutschen Tischtennisszene geht hier ein und aus. Betritt man das Gelände und erblickt links – auf dem vordersten Parkplatz – ein mächtiges, graugrünes, zehn Meter langes Wohnmobil, dann heißt das: Timo Boll ist da. Der beste Tischtennisspieler, den es in Deutschland je gab. Der Parkplatz ist sein Parkplatz. Und das Zentrum ist im Grunde sein Zentrum.

Frank Lorentz

Ob an der Mauer am Haupteingang oder im Foyer: Überall sind Bilder des gebürtigen Hessen zu sehen, der im Laufe seiner Karriere viermal den ersten Platz der Weltrangliste belegte. Der den in dieser Sportart übermächtigen Chinesen das Verlieren beibrachte. Der 18 Jahre lang für Borussia Düsseldorf in der Bundesliga antrat. Und der im Juni 2025 im Alter von 44 Jahren seine Karriere beendete.

Früher Nachmittag. Timo Boll, verheiratet, eine Tochter, ein Hund, tritt aus einer Hintertür des Gebäudes. Er trägt einen blauen Trainingsanzug und weiße Turnschuhe, die Sporttasche ist geschultert. Zum Gespräch begeben wir uns in den menschenleeren Cafébereich im Erdgeschoss. Draußen strahlt die Sonne. Drinnen ist es eher dunkel und so ruhig, als würden alle im Haus Siesta halten. An der Wand des Cafés hängt ein Foto, das Boll an der Platte zeigt, beim Rückhandschlag. Boll nimmt mit dem Rücken zum Foto Platz. Ob er die vielen Porträts von sich überhaupt noch wahrnimmt? Lächeln. Kopfschütteln. Selbstdarstellung war noch nie sein Ding. Timo Boll ist ein Gegenentwurf zu den Ronaldos dieser Erde.

Ist sein Leben seit dem Karriereende ein einziges Wochenende? „Ein bisschen schon“, sagt er. Früher waren seine Tage durchgeplant und vorstrukturiert. Ein Profidasein. An 300 Tagen im Jahr war Timo „Magic“ Boll auf Achse. Flugzeug. Hotel. Match. Quasi in Endlosschleife. Alle sechs Monate eine neue Diät. Immer wieder Neues ausprobieren. Ständig dieser Optimierungsdrang und -zwang eines Spitzenathleten. War er ausnahmsweise zu Hause in Höchst im Odenwald, dann war er physisch zwar anwesend, doch in Gedanken meist woanders. Beim letzten oder nächsten Match. „Heute“, sagt er, „ist mein Leben

Stammparkplatz vorm Deutschen Tischtennis-zentrum: Timo Boll mit seinem Wohnmobil. Am Wochenende fährt er damit zu Konzerten oder anderen Events, mit Freunden oder Familie. „Für so etwas hatte ich früher nie Zeit“, sagt der ehemalige Weltklasse-Athlet

immer noch geplant. Aber nicht mehr so strukturiert.“ Wenn er zu Hause sei, dann sei er wirklich zu Hause.

Sein Lieblingsfrühstück am Wochenende ist übersichtlich: „Schwarzer Kaffee und ein Croissant. Es gibt nichts Besseres.“ Mit den meterlangen Buffets, wie sie in Hotels üblich sind, braucht man ihm nicht mehr zu kommen. Nach dem Frühstück heißt die Devise: hinters Steuer. „Das perfekte Wochenende verbinde ich mit dem Wohnmobil. Das ist die Basis.“ Mit dem 7,5-Tonner geht es zu Events oder Konzerten. „Mit der Familie. Oder mit Kumpels.“ Im Idealfall endet der Samstag in einem netten, einfachen Restaurant. „Für so etwas hatte ich früher nie Zeit. Das ist eine ganz neue Freiheit.“ Sterneküche brauche er nicht – Luxuskost hatte er im Laufe seines Lebens genug. Hauptsache, das Wohnmobil parkt in der Nähe. Und der Weg zum Bett ist nicht weit.

Der Spaß am Unterwegssein im rollenden Eigenheim begann vor sieben Jahren. Damals wollten seine Frau und er sich einen Van zulegen, um zur Abwechslung zu campen und den Hund mitnehmen zu können. Den hatte das Paar zuvor in Obhut geben müssen – immer ein unschöner Moment. Beim Händler verguckten sich die zwei in ein Wohnmobil und tourten damit im darauffolgenden Sommer quer durch Europa. Fazit: „Der schönste Urlaub, den wir je gemacht haben.“ Das Leben im Camper habe ihn unter anderem gelehrt, dass die einfachen Dinge im Leben die besonders schönen seien.

Der deutsche Rennfahrer Nico Rosberg trat 2016 zurück, unmittelbar nach dem Gewinn der Formel-1-Weltmeisterschaft. Unter anderem aus Angst, den richtigen Moment für den Absprung zu verpassen. Später sag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Magazin „Men’s Health“, mit dem Rücktritt habe er seine „Identität aufgegeben“. Die britische Leichtathletin Kelly Holmes, zweifache Olympiasiegerin 2004, blickte 2018 in einem BBC-Interview mit folgenden Worten auf ihr Karriereende zurück: „Am stärksten spürte ich einen Verlust meiner Identität und meiner Lebensorientierung – ich hatte keine Ahnung, was ich tun und wer ich sein wollte.“ Der US-Schwimmer Michael Phelps, sage und schreibe 23-facher Olympiasieger, berichtete nach seinem Karriereende von depressiven Phasen. Ebenso wie sein Schwimmerkollege, der Australier Ian Thorpe, fünffacher Olympiasieger.

Timo Boll, der alleine und im Team mehr als 50 n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Titel gewann, darunter zweimal den Weltcup im Einzel sowie achtmal Einzel-Gold bei den Europameisterschaften, macht während des gesamten Gesprächs einen sehr entspannten Eindruck. Kaum eine Antwort, die er nicht mit einem Lächeln gibt. Von Identitätskrise keine Spur, von Langeweile schon mal gar nicht. „Ich habe noch viele Aufgaben“, sagt er. „Kreuz und quer gemischt.“ Am Vormittag hatte er einen Werbedreh. Er ist „Markenbotschafter“ von sechs Unternehmen, darunter eine Tischtennismarke, ein Solarunternehmen und ein Chemiekonzern.

Unverändert spielt der Sport eine Hauptrolle. Boll hat nun viel Zeit für Golf oder auch Padel, eine Mischung aus Tennis und Squash, die in Zweierteams gespielt wird. Ab und an spielt er im Doppel mit seinem Freund Dirk Nowitzki, 48, deutsche Basketballlegende. Die Rollenverteilung im Duo Boll/Nowitzki? „Dirk ist der Vollstrecker. Ich bin der Wühler, der Vorbereiter.“ Nowitzki ist 2,13 Meter groß, die Spannweite seiner Arme beträgt 2,23 Meter. Fast so viel wie bei einem Albatros. „Dirk deckt mit den Armen ab, was ich erlaufen muss.“ Man glaube bloß nicht, die beiden würden sich schonen, da offiziell im sportlichen Ruhestand. „Wir sind Wettkämpfer. Wir spielen nicht nur zum Spaß. Das muss weh tun. Man muss Muskelkater bekommen.“ Beim Tischtennis ist die Bewegung der Hand explosiv. Beim Padel nicht, darum ging das sogar mit verletztem linken Handgelenk.

Boll ist Linkshänder. Wegen der Verletzung hatte er zuletzt ein Jahr lang keinen Tischtennisschläger angerührt. Die längste Pause, seit er als Vierjähriger mit dem Sport begann. Am Vortag, so erzählt er, stand er erstmals wieder an der Platte. Ein Match gegen seinen Ex-Vereinskameraden Borgar Haug, die Nummer eins Norwegens. Vier Sätze. Noch nie hatte Haug gegen Boll gewonnen. Und nun dies: 4:0 für Haug. Zwei Sätze klar, zwei eng. „Ich hab’s nicht mehr drauf“, resümiert der deutsche Tischtenniskönig – und lacht. Vor dem Tag, an dem seine Karriere endete, habe er „höllische Angst“ gehabt. Nowitzki beruhigte ihn: „Mach dir keinen Kopf. Auch das Leben danach ist schön. Und genau so ist es.“

Auf die Frage, ob ihm das Adrenalin fehlt, erwidert er: „Nö.“ Dass es wohl nie wieder etwas geben wird, das er auch nur annähernd so gut beherrscht wie Tischtennis, empfindet er als „nicht so schlimm“. Außerdem passiert ja immer wieder Überraschendes: So hatte Boll eine Minirolle in Josh Safdies Anfang des Jahres erschienenem Kinofilm „Marty Supreme“, der – leicht verfremdet – vom wilden Leben des US-Tischtennisspielers Marty Reismann handelt, dargestellt von Timothée Chalamet.

Filmfan ist Timo Boll seit jeher. Mit 14 Jahren spielte er in der zweiten Bundesliga, verdiente mehr Geld als sein Vater und legte sich ein Heimkino zu. Als seine Frau und er 2014 ihr Haus im Odenwald bauten, war ein Raum fürs Heimkino Pflicht. Vor dem Bildschirm – Breite: Respekt einflößende viereinhalb Meter – findet am Sonntag das Finale von Bolls perfektem Wochenende statt. Es sieht so aus: „Split Screen. Football und Golf.“ Auf der einen Hälfte das Spiel der San Francisco 49ers. Auf der anderen der Finaltag der PGA-Golftour. Und seine Frau? „Die geht dann lesen.“

TOBIAS SCHWARZ/AFP

Meinungsfrei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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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 Spitzenpolitiker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Elif Eralp und Kerstin Wolter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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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artikel

Der politische und mediale Betrieb in Deutschland – genannt die „Berliner Blase“ – hat sich über die letzten Jahrzehnte deutlich nach links verschoben. Dabei ist eine bemerkenswert einseitige Prägung der Begriffe gelungen: Rechts ist böse. Links ist gut – oder zumindest gut gemeint. Die Folgen dieser manipulativen Meisterleistung haben längst die Sphären der Psychologie verlassen und sind mit Wucht in der Realpolitik angekommen.

Während die Bevölkerung auf Bundesebene seit Jahren immer konservativer wählt (wenn man denn Union, FDP und AfD als konservativ, also zumindest nicht links bezeichnen will – von 45,9 Prozent 2002 auf 53,7 Prozent 2025), haben die meisten Politiker und Journalisten eine Negativfixierung auf alles, was rechts ist, entwickelt. „Rechts“ wird sogar in Schlagzeilen überregionaler Zeitungen als Schimpfwort benutzt. Die Abgrenzung nach rechts, wo das Böse wohnt, ist zum Comment, zur freiwilligen Selbstverpflichasymmetrischen Umgang mit rechten und linken Rändern, die Doppelstandards samt Doppelmoral, nicht. Sie werden politisch heimatlos oder wandern nach ganz rechts. Während das Führungspersonal weiter nach der linken Pfeife tanzt.

Was dabei im hohen Ton von Moral und Anstand vorgetragen wird („Nie wieder!“ und „Wehret den Anfängen!“) folgt in Wahrheit einer knallhart machiavellistischen Agenda von SPD und Grünen. Indem die Union im Gefängnis der Brandmauer jeder alternativen Machtoption beraubt ist, verschiebt sich die realpolitische Macht unter dem Joch der Alternativlosigkeit immer weiter zum Juniorpartner, der SPD. Wichtiger aber: Subtil und systematisch wird so ein Linksbündnis vorbereitet, das dem edelmütig proklamierten Ziel dient, in Deutschland die Wiederkehr des Faschismus zu verhindern. Die Rechten sitzen in der Falle. Die Linken genießen die Folgen ihres genialen Ablenkungsmanövers.

senschwestern und -brüder“ bezeichnet werden, mit denen man gemeinsam „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 stürzen“ wolle.

Die Linke ist eine Partei, die sich von islamistischen Terror-Netzwerken nicht klar abgrenzt, sondern mit Islamisten eng vernetzt ist, die den terroristischen Angriff der Hamas auf Israel am 7. Oktober 2023 als quasi präventive Schutzmaßnahme der Palästinenser verteidigen. Ein Audiomitschnitt aus der Berliner Linken-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dokumentiert, wie das Hamas-Massaker als „Widerstand“ beziehungsweise „Selbstverteidigung“ dargestellt wurde. Wörtlich heißt es: „7. Oktober war ein grausamer terroristischer Akt? Wir sollten da deutlich sagen: Nein, das war ein Akt des Widerstands. Und da nicht ängstlich vor sein, dass das antisemitisch sei.“

Die Linke ist eine Partei, die in beträchtlichen Teilen implizit und explizit antisemitisch spricht und denkt. Und die alleine deshalb in Deutschland achtzig Jahre nach dem Holocaust niemals auch nur im Entferntesten als politischer Partner in Betracht gezogen werden dürfte.

Die Linke ist obendrein eine Partei, für die eine öffentlich demonstrierte Nähe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und ihren Clan-Chefs offenbar keinen Makel darstellt, der zum vollständigen Rücktritt führt, und die gleichzeitig ankündigt,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die Mittel und Möglichkeiten der Polizei einzuschränken.

Eine solche Partei ist eine sehr konkrete Gefahr für die innere Sicherheit, für Rechtsstaat, Demokratie und offene Gesellschaft.

Es gibt also gute Gründe, dass viele Menschen vor den Folgen der Politik dieser Partei genauso viel oder mehr Angst haben als vor der AfD. Und doch halten es SPD und Grüne in Berlin grundsätzlich für denkbar, einer von der Linken geführten Regierungskoalition anzugehören. Pseudolegitimiert nur von Abgrenzungsformulierungen zum Thema Antisemitismus, die das Papier nicht wert sind, auf dem sie geschrieben sind: So soll bei „antisemitischen Vorfällen in den Reih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ein „Gremium aus drei Expert:innen mit besonderer Kompetenz aus der Berliner Stadtgesellschaft“ eingeschaltet werden. Allein die theoretische Bereitschaft zu einem solchen Bündnis ist die größte moralische Bankrotterklärung der jüngeren Politikgeschichte.

Parteien, die das geschehen lassen, haben jeden Anstand verloren und jedes Recht verwirkt, im Namen von Demokratie und Geschichtsbewusstsein von „Brandmauern“ zu fabulieren. Abgrenzungen gegen das Autoritäre gelten entweder grundsätzlich oder gar nicht. Jedenfalls nicht nur dann, wenn es der eigenen Machtperspektive dient.

AfD und Linke sind sich in entscheidenden Fragen ähnlich. Sie verharmlosen Diktatoren in China, Russland und Iran. Sie mögen die Amerikaner nicht. Und viele finden Israel irgendwie störend. Das darf niemals deutsche Staatsraison werden. Man kann das auch ein Versagen der Mitte, der zentristischen Politik, nennen. Die Folge ist beschleunigte Polarisierung. Die einen wählen ganz rechts, die anderen ganz links. Und beides ist die falsche Konsequenz einer Enttäuschung.

„Rotlackierte Faschisten!“

Während Politik und Medien nach rechts starren, wo das Böse wohnt, marschiert der Extremismus von links ein. Wer das geschehen lässt, hat jedes Recht verwirkt, im Namen der Demokratie von „Brandmauern“ zu fabulieren

Mathias Döpfner

tung geworden. Nach links hingegen existiert diese Abgrenzung nicht. Verloren gegangen ist dabei auch die Differenzierung zwischen rechts und rechtsextrem und links und linksextrem.

So konnte es passieren, dass sogar eine von der CDU geführte Bundesregierung zwar jede Koalition und Kollaboration (inklusive Minderheitsregierung) mit der AfD kategorisch und mit gewichtigen Argumenten ausschließt, Beschlüsse mit Stimmen der Linken aber unbescholten herbeigeführt hat und eine Zusammenarbeit auf Landesebene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bewusst in der Schwebe hielt. Mal wurde es ausgeschlossen, mal nicht. Man müsse das Wahlergebnis abwarten, hieß es auf Nachfrage mehrfach. In Thüringen, wo Ministerpräsident Mario Voigt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anführt, hat sich die CDU soeben auf eine wöchentliche Abstimmung mit der Linken verständigt.

Eine Folge dieser ideologischen Selbstentkernung sind die katastrophalen Umfrageergebnisse: eine Union im freien Fall. Viele bürgerliche Wähler verstehen den

Die Vorboten dieses Plans haben jetzt in Berlin während der Vorsondierungsgespräche zwischen SPD, Grünen und der Partei Die Linke ihre hässliche Fratze gezeigt. Und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heißt: Könnte es sein, dass in diesem taktischen Spiel das Extremistische, das Autoritäre durch die Hintertür und mit umgekehrten Vorzeichen an die Macht gelangt? Könnte es sein, dass links das neue „rechts“ ist?

Dass die Linke mindestens so gefährlich für di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ist wie die AfD, kann mittlerweile niemand mehr ernsthaft bestreiten. Die Linke ist eine Partei, die Enteignungen („Vergesellschaftung“) im Parteiprogramm und im Wahlkampf fordert, die mit einer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link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en Organisation wie der „Roten Hilfe“ zusammenarbeitet, in der Terroristen der RAF finanziell unterstützt wurden (die Berliner Spitzenkandidatin der Linken war bis 2025 Mitglied). Die Linke ist eine Partei, deren Kandidatin für das Amt der Berliner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in einen Aufruf unterzeichnet hat, in dem Migranten als „Klas-

Das, was der SPD-Vorsitzende Kurt Schumacher 1946 in klarer Abgrenzung vom Kommunismus über die KPD und später über die Führung der SED sagte, möchte man achtzig Jahre später der Linken, dem Rechtsnachfolger der SED, zurufen: „Rotlackierte Faschisten!“

Aber aus der SPD ruft das längst keiner mehr. Die Grünen schweigen. Und die CDU schaut zu. Helmut Kohl verwendete den Begriff noch 1995 für die PDS. Der spätere CDU-Generalsekretär Peter Tauber nannte die Linke zum letzten Mal 2010 im Deutschen Bundestag so – und wurde gerügt. Die damalige Bundestagsvizepräsidentin Katrin Göring-Eckardt (Grüne) begründete das damit, dass Vergleiche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m Parlament nichts zu suchen hätten. Die Linke kündigte eine Anzeige wegen Volksverhetzung an. Times are changing.

Eine Point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könnte darin bestehen, dass das Antilibera-le, während fast alle Politikbeobachter nach rechts starren, von links einmarschiert. Der Teufel kommt selten zweimal durch die gleiche Tür.

Neben der Spur

Die gefürchtete Mäßigung

Harald Martenstein

Wer sich über den Aufstieg des Populismus immer noch wundert, sollte sich die berufliche Vergangenheit einiger AfD-Politiker anschauen. Tobias Rausch, neuer Landtagspräsident in Sachsen-Anhalt, ist gelernter Kfz-Mechaniker. Später hat er eine Ausbildung zum Immobilienkaufmann draufgesattelt. Sein Stellvertrete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ist promovierter Islamwissenschaftler und war Akademischer Rat in Bayreuth. Solche Karrieren gab's früher auch in anderen Fraktionen. Heute sind sie dort selten geworden. Kein Wunder, dass viele Politiker die Welt da draußen nicht mehr verstehen.

Der erste machtpolitisch relevante Amtsträger der AfD hielt im Landtag eine Rede, an der nichts auszusetzen war. Zwei gekürzte Zitate. „Ich werde dieses Amt nicht als Präsident einer Fraktion führen, sondern als Präsident des gesamten Landtages von Sachsen-Anhalt. Wer heute in der Minderheit ist, kann morgen Verantwortung für die Mehrheit tragen. Gerade deshalb müssen wir Regeln schaffen und bewahren, die wir auch dann noch für richtig halten, wenn sie unseren politischen Gegnern zugutekommen.“ – „Diese parlamentarischen Gepflogenheiten dürfen nicht aus Partei- oder Fraktionskalkül außer Kraft gesetzt werden. Mein Versprechen lautet: Für jeden werden dieselben Regeln gelten. Für die größte Fraktion genauso wie für die kleinste. Für die Regierung genauso wie für die Opposition.“

Diese Rede, deren faire Grundhaltung so gar nicht zum Framing der AfD als neue Nazipartei passt, wurde medial eher kleingespielt. In der laut Umfragen stärksten deutschen Partei wird inzwischen auch darüber nachgedacht, nicht mehr einen Austritt aus der EU und dem Euro zu fordern. Nötig sei lediglich eine „Reform“ der EU. Aus Sicht der anderen Parteien wäre das eigentlich eine gute Nachricht. Aber die AfD scheint keine Partei mehr zu sein, deren Mäßigung man fordert. Inzwischen ist sie eine Partei, deren Mäßigung man fürchtet. Diese Mäßigung gefährdet nämlich die einzige Abwehrstrategie, die der Konkurrenz bisher eingefallen ist, obwohl sie viel Zeit zum Nachdenken hatte. Diese Strategie heißt: Nazikeule nonstop.

Im Falle von Tobias Rausch wurde natürlich sofort dessen Vergangenheit durchforscht. Es gab einen Fund. Rausch hat – vor zwei Jahren – im Landtag einen Zwischenruf mit dem unerhörten Text „Schämen Sie sich!“ getätigt. Außerdem hatte er nachweislich Kontakt zu anderen AfD-Politikern. Bei Tillschneider stehen auf dem Schuldkonto der Besitz eines Kaffeebechers aus Beständen der russischen Armee sowie eines Buches über Adolf Hitler. Nur eins? Ich gestehe, sogar ein halbes Dutzend Bücher über Hitler zu besitzen sowie eine Tasse der US-Republikaner.

Um gegen die Machtergreifung des Unholds Tobias Rausch zu protestieren (Kfz-Mechaniker in wichtigen Ämtern wollen wir in Deutschland nie wieder sehen!), zog die SPD-Bundestagsfraktion feierlich durchs Brandenburger Tor zum Bebelplatz, Ort der Bücherverbrennung von 1933, wo sie überraschenderweise die Nationalhymne sang. Erst im Mai hatte die SPD gegen die Hymnenpflicht bei Abschlussfeiern an bayerischen Schulen protestiert. Während die SPD sich am Bebelplatz der altbewährten „Nie wieder“-Rhetorik hingab, verhandelt die Berliner SPD mit der Linken über die Installation einer Regierung, die zum Antisemitismus eine offene Flanke hat. Dazu wurde ein „Handlungspaket“ verabschiedet, mit dessen Hilfe Antisemiten eventuell aus einer Fraktion ausgeschlossen werden können. In Streitfällen wird ein „Expertengremium“ befragt. Das letzte Wort hat eh die Fraktion der Linken. Wer weiß, wie glimpflich die Sache 1933 ausgegangen wäre, wenn man schon damals Expertengremien und Handlungspakete gegen den Judenhass hätte in Stellung bringen können?

Fazit: Es gibt in Berlin womöglich bald eine Regierungspartei, in der man Israel das Existenzrecht abspricht, was aber angeblich nur Einzelfälle sind. Und es gibt eine andere Partei, deren Sprecher sich immer wieder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bekennen, was aber angeblich nur Lippenbekenntnisse sind. Einzelfall-Antisemiten sind in Deutschland regierungsfähig. Wiederholte Israelverteidiger dagegen stehen unter Lippenbekenntnisverdacht und deshalb für ein neues 1933. Erschwerend kommt hinzu, dass einer von denen mal „Schämen Sie sich!“ gerufen hat. Schade, dass der Kabarettist Dieter Hildebrandt das nicht mehr erlebt.

Zur Sache

Die gute, alte Schuldenbremse

Robin Alexander

Sie gehörte zum Deutschland der Zehnerjahre wie die erfolgreiche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Angela Merkel und die Klimabewegung: die Schuldenbremse. Die Bundesbürger schöpften aus einer komplizierten Fiskalregel Identifikation, das Ausland verstand die Faszination nie. Zur „schwarzen Null“ radikalisiert und als „schwäbische Hausfrau“ popularisiert, ersetzte sie in den Unionsparteien sogar die sonst weitgehend abhandengekommene Programmatik.

Lang ist's her: Heute quält sich die Nationalmannschaft sogar gegen Griechenland zum 0:0, und Merkel mag ihr Denkmal noch so engagiert polieren: Der Lack ist ab. Greta Thunberg, die kindliche Kaiserin von Fridays for Future, irlichtert durch Berlin auf traurigen Demos gegen Israel. Auch die gute alte Schuldenbremse hat schon bessere Tage gesehen.

Formal ist sie noch in Kraft. „Die Haushalte von Bund und Ländern sind grundsätzlich ohne Einnahmen aus Krediten auszugleichen“, heißt es im Grundgesetz. Das gilt nicht mehr für den Löwenanteil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für den unbegrenzt Schulden gemacht werden dürfen. Und nicht für das euphemistisch „Sondervermögen“ genannte Paket von 500 Milliarden Euro für Infrastruktur und Klimaschutz, in das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fast alles verschiebt, was im normalen Etat nicht unterkommt. Das Bundeswehr-Sondervermögen von Olaf Scholz ist auch noch nicht abbezahlt, ebenso wenig wie Wumms und Doppelwumms. Ob sich das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auf eine oder gar anderthalb Billionen Euro summiert, ist umstritten. In der Eurokrise prägte 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 das Bonmot, die Milliarde sei „volkstümlich“ geworden. Jetzt ist sie Kleingeld.

Die Schuldenbremse und die Wirklichkeit auf einen Nenner zu bringen, scheint keine leichte Aufgabe. Sie ist einer Kommission aus Politikern und Wissenschaftlern gestellt, die Schwarz-Rot Anfang der Legislatur eingesetzt hat. Grüne und Linkspartei durften Gelehrte ihrer Wahl entsenden, die AfD nicht.

Schon die Besetzung bildet die Kräfteverhältnisse ab. Den Vorsitz teilen sich Stephan Weil, der frühere SPD-Ministerpräsident Niedersachsens, Reinhold Hilbers, dort einst CDU-Finanzminister, und der frühere CSU-Staatssekretär Stefan Müller: drei Vorsitzende für drei Regierungsparteien. Dabei ist auch der praktischste aller Praktiker: Werner Gatzer, der legendäre Haushaltsstaatssekretär, der von Peer Steinbrück über Wolfgang Schäuble bis Christian Lindner Finanzministern aller Couleur diente. Wenn Geld fehlte, fand Gatzer noch einen Nebenhaushalt. Er war der Zauberer mit dem Zylinder, aus dem immer noch ein Kaninchen kam. Bis das Haushalts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m Herbst 2023 den Vorhang fallen ließ.

Dabei ist auch Clemens Fuest, Präsident des Ifo-Instituts. Er gehörte zu den vier Ökonomen, die im vergangenen Jahr mit einem Thesenpapier die intellektuelle Grundlage für das große Schuldenpaket lieferten. Seine Stimme zählte für die Union – die anderen waren Sozialdemokraten. Inzwischen kritisiert Fuest, dass das Geld Haushaltslöcher stopfe, statt zusätzliche Investitionen zu finanzieren. Sein Institut hat das für 2025 vorgerechnet.

Die Frontlinien verlaufen vorhersehbar: Die unionsnahen Mitglieder wollen bei einer Schuldenquote über 60 Prozent an der strukturellen Kreditgrenze von jeweils 0,35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für den Bund und die Länder insgesamt festhalten; die SPD-nahen wollen Investitionen teilweise ausnehmen. Eine Überraschung bringen zwei Frauen ein: Philippa Sigl-Glöckner, die für die SPD kam, und Isabella Weber, vorgeschlagen von der Linken. Sie wollen sich an den europäischen Fiskalregeln orientieren, statt eine engere nationale Grenze zu setzen; maßgeblich soll ein mehrjähriger Ausgabenpfad sein. Nicht eine andere Einstellung der Bremse, sondern ein anderes System. Goodbye, gute, alte deutsche Schuldenbremse.

Beide haben Bücher veröffentlicht und scheuen sich nicht, sie in den Medien populär zu machen. Weber führt gar eine Kampagne für eine „antifaschis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die man – mit etwas bösem Willen – auf den Vorschlag verkürzen kann, den Rechtspopulismus in Strömen geborgten Geldes zu ertränken. Die anderen sind nicht begeistert. So wird nicht nur über Staats- schulden gestritten, sondern auch über den Rang dieses Vorschlags im Abschlussbericht: als eines von drei gleichberechtigten Modellen oder nur als „Minderheitenvotum“? Wann die Kommission sich einigt und ihren Bericht vorlegt, ist offen. Die Politik kann warten. Noch hat sie ja Kredit.

Das Interview

Die Scham muss die Seite wechseln

Bundesjustizministerin Stefanie Hubig will härter gegen sexuelle Gewalt vorgehen und den Rechtsstaat gegen seine Feinde wappnen. Ein Gespräch über die Angst vor der AfD und strengere Strafen für Vergewaltiger

Stefanie Hubig war Richterin und Staatsanwältin, bevor sie leitende Funktionen im Bundesjustizministerium und in der rheinland-pfälzischen Landesregierung über-

nahm. Seit Mai 2025 steht die SPD-Politikerin an der Spitze des Bundesjustizministeriums. Dort bringt sie zahlreiche Gesetze auf den Weg. Nicht alle stoßen auf Zustimmung. Denn oft geht es um heikle Zielkonflikte.

Ricarda Breyton und Helena Hunschok

WELT AM SONNTAG: Frau Ministerin, Sie haben vor Studenten gesagt: Wer die Demokratie nicht aktiv verteidige, könne eines Tages vielleicht feststellen, dass die Züge „abgefahren“ seien. Woran machen Sie fest, dass wir uns diesem Punkt nähern?

STEFANIE HUBIG: Ich habe nicht behauptet, dass wir uns diesem Punkt nähern.

WAMS: Aber Sie sehen die Gefahr, es könnte irgendwann zu spät sein für den Schutz der Demokratie?

HUBIG: Ja, die Gefahr sehe ich. Für die Demokratie und den Rechtsstaat gibt es keine Haltbarkeitsgarantie. Einmal Erreichtes muss nicht für immer bleiben. Wir spüren beinahe jeden Tag, dass sich das Land verändert und die Bedrohungen von innen und außen wachsen. Das alarmiert mich.

WAMS: In Sachsen-Anhalt strebt die AfD nach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Sie sagten früher, ein solcher Fall wäre eine Zäsur. Ist die Zäsur nun da? HUBIG: Seit Dienstag gibt es einen AfD-Landtagspräsidenten. Schon das ist eine Zäsur. Die AfD is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ie denkt völkisch und aggressiv-nationalistisch. Jetzt bekleidet ein Mitglied einer solchen Partei ein wichtiges Staatsamt. So etwas hat es in der Bundesrepublik noch nicht gegeben.

WAMS: Was befürchten Sie? HUBIG: Das Wahlprogramm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lässt Schlimmes befürchten. Die AfD will Kinder von Geflüchteten in Sonderklassen unterrichten, auch Kinder mit Behinderung sollen getrennt unterrichtet werden. Das zeigt deutlich das Ziel der Partei: Es geht ums

Spalten, und man fängt schon bei den Kindern an. Dazu will die AfD unseren Rechtsstaat massiv schwächen. Der Verfassungsschutz soll entmachtet werden, und Bürgerwehren sollen Aufgaben der Polizei übernehmen.

WAMS: Die SPD-Fraktion im Bundestag fordert, den Rechtsstaat gegen „autoritäre Angriffe“ zu wappnen. Sie auch? HUBIG: Ich halte es für richtig, dass wir unsere rechts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stärken – und widerstandsfähig machen gegen eine Sabotage von außen wie von innen. Wir haben hier auch schon einiges erreicht. Aber wir können noch mehr tun.

WAMS: Nämlich?

HUBIG: Nächste Woche werde ich einen Gesetzentwurf zur Reform des Richtergesetzes vorlegen. Es geht dabei um ehrenamtliche Richter, also vor allem um Schöffinnen und Schöffen. Wir wollen im Gesetz klarstellen: Auch ehrenamtliche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müssen für di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eintreten. Sie müssen mit beiden Beinen auf dem Boden des Grundgesetzes stehen. Und wer wegen einer vorsätzlichen Straftat zu einer Geldstrafe von mehr als 90 Tagessätzen oder zu einer Freiheitsstrafe verurteilt wurde, soll nicht Schöffe sein können.

WAMS: Bewerber ums Schöffenamt sind schon heute dazu verpflichtet, auf dem Boden des Grundgesetzes zu stehen. Wie wollen Sie die Verfassungstreue künftig überprüfen?

HUBIG: Wenn Zweifel an der Verfassungstreue eines Bewerbers vorliegen, dann muss der Schöffenwahlausschuss dem nachgehen. Der Wahlausschuss kann Auskünfte aus dem Bundeszentralregister einholen oder öffentliche Social-Media-Profile prüfen. Das kann schon ziemlich aufschlussreich sein. Außerdem bleibt es dabei, dass die Liste mit den Vorschlägen für das Schöffenamt öffentlich ausgelegt werden muss – und jeder Einspruch gegen einen Vorschlag erheben kann.

WAMS: Auch beim Thema Volksverhetzung planen Sie Verschärfungen. Wer wegen Volksverhetzung zu mindestens einem Jahr Freiheitsstrafe verurteilt wurde, soll sein passives Wahlrecht verlieren können. Warum? HUBIG: Abgeordnete sind Vertreter des ganzen Volkes. Wie soll jemand das ganze Volk repräsentieren oder ein öffentliches Amt bekleiden können, wenn er gegen Teile der Bevölkerung rassistisch oder antisemitisch hetzt? Volksverhetzung ist nicht irgendein Delikt. Volksverhetzung begeht, wer zum Hass gegen Teile der Bevölkerung aufstachelt – in einer Weise, die den öffentlichen Frieden gefährdet.

WAMS: Verlagert die Politik Entscheidungen mit enormer politischer Tragweite auf die Gerichte, weil sie sich umstrittene Instrumente wie einen Grundrechtsentzug oder ein AfD-Verbotsverfahren selbst nicht zutraut?

HUBIG: Das eine hat mit dem anderen nichts zu tun. Mit unserem Gesetzentwurf betreten wir kein Neuland. Das Strafgesetzbuch kennt den vorübergehenden Entzug des passiven Wahlrechts schon heute. Wir verlagern hier also kein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auf Gerichte. Unabhängig davon bin ich dafür, dass wir konkret prüfen, ob ein Verbotsverfahren gegen die AfD Aussicht auf Erfolg haben könnte. Darüber hätte dan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zu entscheiden. Dafür trete ich auch öffentlich ein.

WAMS: Neben dem besseren Schutz des Rechtsstaats haben Sie den Gewaltschutz zu einem Schwerpunkt Ihrer Amtszeit gemacht. Wo sehen Sie Lücken? HUBIG: Zum Beispiel beim Schutz vor sexuellen Übergriffen. Wir sehen hier furchtbare Entwicklungen. Männer machen Frauen mit K.-o.-Tropfen gefügig, missbrauchen sie oder überlassen sie sogar anderen Männern. Hier werden wir die Mindeststrafen erhöhen. Wir werden außerdem die Verjährungsfrist bei Vergewaltigungen verlängern. Insgesamt gibt es beim Gewaltschutz unglaublich viel zu tun: Im Strafrecht – bei digitaler Gewalt genauso wie bei körperlicher Gewalt. Im Familienrecht – zum Beispiel, wenn es um Entscheidungen zum Sorge- und Umgangsrecht geht. Im Prozessrecht – etwa bei der Unterstützung von Gewaltopfern vor Gericht. Aber Gesetze sind natürlich nicht alles. Wir brauchen ein anderes gesellschaftliches Mindset.

WAMS: Was meinen Sie?

Die SPD-Politikerin Stefanie Hubig, 1968 in Frankfurt am Main geboren, ist seit Mai 2025 Bundesministerin der Justiz. Zuvor war die promovierte Juristin Bildungsministerin des Landes Rheinland-Pfalz.

HUBIG: Diese Woche habe ich Gisele Pelicot getroffen. Sie hat einen wichtigen Satz gesagt, der mich in meiner Arbeit prägt: „Die Scham muss die Seite wechseln.“ Genau darum geht es. Es passiert immer noch viel zu häufig, dass Frauen die Verantwortung zugeschrieben wird, wenn sie Opfer von Gewalt werden. Damit muss Schluss sein. Die Schuld liegt bei den Tätern – und nirgendwo sonst. Mein Ziel ist es, dass sich Frauen eines Tages genauso sicher fühlen können wie Männer – auf den Straßen, im Netz und zuhause.

WAMS: Anzeigen wegen Vergewaltigungen steigen seit Jahren, die Verurteilungszahlen bleiben hingegen gering. Auch wenn sich die Statistiken nicht direkt vergleichen lassen: Wie lässt sich das Delta erklären?

HUBIG: Ich habe als Richterin selbst erlebt, wie schwierig Prozesse wegen Vergewaltigung sein können. In vielen Fällen fehlen zusätzliche Zeugen. Oft steht Aussage gegen Aussage. Es gibt Verfahren, bei denen man als Richter am Ende sagt: Ich kann nicht zweifelsfrei aufklären, was geschehen ist. Dann gilt: Im Zweifel für den Angeklagten. An diesem 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 können wir nicht rütteln. Aber wir könn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ie sexuelle Selbstbestimmung wirklich konsequent schützen.

Ammers St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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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ILDUNG

Essay

Wir alle sind potenzielle Opfer

D

ie wichtigste Lehre, die man aus der Nazizeit und der DDR-Zeit ziehen muss, besteht darin, für Demokratie zu kämpfen. Nicht im Kampf „gegen rechts“. Erstens ist „rechts“ eine legitime Haltung, zweitens wird die

Demokratie nicht nur von Neonazis bedroht – sondern auch von Linksaußen, vom Islamismus, nicht zuletzt von Regierenden mit autoritären Allmachtsfantasien. Doch in der Demokratie müssen der Macht Grenzen gesetzt werden, das ist ihr Alleinstellungsmerkmal. Keine Richtung, keine Person, kein Parteienkartell darf die ganze Macht besitzen.

Der Schauspieler Matthias Brandt schreibt gegen Ende seines Buches „Nein sagen“, er wolle sich „zu Wort melden“. Warum? Deshalb: „Jetzt, wo wieder offen gehetzt wird und wo wieder Leute auf der Straße beschimpft, diskriminiert und bedroht werden, weil sie fremd oder anders sind.“ Das Wort „Hetze“ wird inflationär verwendet. Man sollte scharfe Kritik nicht gleich „Hetze“ nennen. Die Nazis und die Kommunisten haben das getan. In der DDR gab es die Straftat „staatsfeindliche Hetze“.

Ja, Leute werden auf der Straße angepöbelt, auch mir ist das schon passiert. Ich bin schon vor etlichen Jahren von migrantischen Jugendlichen auf dem Heimweg geohrfeigt, zu Boden geworfen und mit Tritten spezialbehandelt worden. Das war keine große Sache, außer blauen Flecken und einer kaputten Brille war nichts. Die drei Jungs wollten ihren Spaß haben. Von einem 30-jährigen Zweimetermann hätten sie bestimmt die Finger gelassen. Ich habe das nicht angezeigt. Es war dunkel, ich hätte sie nicht präzise beschreiben können. Ob sie Arabisch sprachen oder Türkisch, könnte ich nicht mit Gewissheit sagen. Als ich einer linken Freundin davon erzählte, war ihre erste Reaktion der Satz: „Wieso weißt du dann, dass es migrantische Jugendliche waren?“ Tja.

Ich verallgemeinere so etwas nicht. Aber ich reagiere allergisch, wenn mir jemand mit „der Straße“ kommt, wo heute angeblich ausnahmslos liebe Dutzis von bösen Rechten diskriminiert werden. Wäre ich von Neonazis angegriffen worden, wäre das ein großes Ding gewesen. Aber so? Schwamm drüber.

Es gibt Leute, die auf der Straße niedergestochen oder totgestochen werden, aber von denen ist, wenn Linke das Wort ergreifen, fast nie die Rede. 29.000 Messerangriffe im Jahre 2024: Akzeptiert die Realität. Dann können wir reden.

Als Zeugen, hohes Gericht, rufe ich Michael Ky- rath auf. Er ist ein Handwerker aus Elmshorn. Seine Tochter Ann-Marie war 17, als sie 2023 in einem Regionalzug nahe bei Brokstedt ermordet wurde, in Schleswig-Holstein. Täter war ein Palästinenser aus Gaza, Ibrahim A., mehrfach straffällig, ausreise-pflichtig. Ann-Marie war frisch verliebt. Ihr Freund

Tausende werden auf der Straße niedergestochen. Das Täterprofil ist immer ähnlich, das mediale Interesse gering. Unter den Motiven, die Wähler zur AfD treiben, ist dies eines der wichtigsten

Harald Martenstein

Danny, 19, versuchte, sie zu schützen. Er starb als Erster. Ein Stich ins Herz. Dann stürzte sich der Täter ohne erkennbaren Grund auf das Mädchen und stach mit der 20 Zentimeter langen Klinge eines Küchenmessers 26 Mal auf Ann-Marie ein, auch noch, als sie auf dem Boden lag und sich nicht mehr bewegte. Vier andere Fahrgäste wurden schwer verletzt, beim Versuch, den Mörder zu stoppen. Eine der Schwerverletzten war so traumatisiert, dass sie wenig später den Freitod wählte. Innenministerin Nancy Faeser sagte dazu: „Das Wichtigste ist, dass diese Tat nicht von Rechtsradikalen missbraucht wird.“ Das also war ihr das Wichtigste. Es wurde auch sogleich zu einer „Demo gegen rechts“ aufgerufen.

Michael Kyrath hat mit anderen die Organisation „Trauerwache Deutschland“ gegründet. Sie umfasst inzwischen, wie er mir sagte, etwa 1000 Menschen, die alle einen nahen Angehörigen verloren haben: Kind, Eltern, Geschwister, Enkel. Fast immer war die Tatwaffe ein Messer. Immer war es ein ähnliches Täterprofil wie bei Ibrahim A. Nie gab es ein wesentlich anderes Motiv als Mordlust. Ach so, nein, A. sagte ja vor Gericht, er habe „Frust“ verspürt.

An dem Tag, an dem ich dies schreibe, ist am Berliner Hermannplatz ein junger Mann niedergestochen worden. Der Täter hatte ihn nach einer Zigarette gefragt, das Opfer war offenbar Nichtraucher. Der Stich wurde von hinten in die Nackenregion gesetzt, das machen sie fast immer, weil die Chance, dass der Stich tötet, dort am größten ist. Sie kennen sich aus. Später griff der gleiche Täter in einem Bus mit dem gleichen Messer eine Frau an. Dort konnte er festgenommen werden. In der Zeitung war, was den Täter angeht, nur von „einem Mann“ die Rede. Die Kollegen könnten sich ihre Nebelkerzen sparen. Sie sagen dann immer, dass sie Männ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vor Pauschalisierungen schützen wollten. Viele der Opfer haben den gleichen Hintergrund. Ist deren Schutz zweitrangig? Wir alle, die wir in Deutschland leben, sind potenzielle Opfer.

In manchen Medien wird kaum noch darüber berichtet. Es gibt einfach zu viele Messerangriffe, wo ist der Neuigkeitswert? Viele Eltern, erzählt Kyrath, hätten Angst, in die rechte Ecke gestellt zu werden. Kyrath sagt, einige Eltern würden reden wollen über das, was geschah, darüber, wie ihr Kind starb und wie damit auch ihr Leben zerstört wurde. Aber das mediale Interesse hält sich in Grenzen. Es gebe zum Beispiel ein Mädchen, das den Messerangriff überlebt habe, aber sich seitdem nie wieder aus der Wohnung gewagt habe, seit Jahren schon. Das sei doch erschütternd, sagte Kyrath. Ja, antwortete ich, das ist erschütternd. Ann-Marie oder Danny hätten auch eines meiner Kinder sein können. Sie hätten jede Person sein können, die diesen Text liest. Sie waren junge Deutsche, aber sie hätten genausogut Menschen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sein können, oder Touristen, oder Mitarbeiter der Bahn.

Unter den Motiven, die der AfD zu Wählern verhelfen, ist dieses eines der wichtigsten. Angst vor der Zukunft, Angst um die Kinder, Angst davor, bald Fremde im eigenen Land zu sein. Wer der AfD das Wasser abgraben möchte, müsste etwas gegen die Angst tun. Wer das partout nicht will, fordert stattdessen, die AfD zu verbieten. Aber auch das wird nichts nützen. In keinem Land der Welt werden die Menschen sich damit abfinden, dass ihre Kinder vor ihnen sterben. Lieber würden sie selbst sterben.

Wie heißen die Grundlagen unseres Gesellschaftssystems? Wofür lohnt es, zu kämpfen? Erstens Freiheit. Jeder darf offen reden. Auch wenn's die Mächtigen noch so ärgert. Freiheit bedeutet, jederzeit auch das sagen zu können, was viele andere auf keinen Fall hören möchten. Zweitens Gleichheit. Wir dürfen niemals mit zweierlei Maß messen. Jeder Mensch ist gleich viel wert. Rechte sind genauso viel wert wie alle anderen. Ein ermordetes deutsches Mädchen ist nicht mehr und nicht weniger wert als ein ermordeter Asylbewerber. Männer sind nicht weniger wert als Frauen, und Muslime sind weder mehr noch weniger wert als Atheisten oder Christen. Drittens Brüderlichkeit. Wir sollen versuchen, einander zu respektieren, über alle Grenzen hinweg. Das ist die Lektion, die ich zu lernen versuche. Antifaschismus heißt, für die Freiheit aller einzustehen, ob Freund oder Feind, für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und für die Brüderlichkeit, auch wenn's manchmal schwerfällt.

Es handelt sich um einen gekürzten Auszug aus Harald Martensteins neuem Buch „Gelenkte Demokratie: Ein Plädoyer für die Freiheit“, das am 12. Oktober bei Langen Müller erscheint.

Freiheitsdrang

Der Staat langt zu

Dorothea Siems

Sie nimmt Fahrt auf, die Debatte über die Erbschaftsteuer.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könnte bald zur Neuregelung gezwungen sei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handelt Anfang kommender Woche in dieser Sache – und die krisengebeutelte Wirtschaft fürchtet einen erneuten Tiefschlag. Denn es sind vor allem die weitreichenden Verschonungsregeln bei der Übertragung von Betriebsvermögen, die zur Disposition stehen. Die Gefahr ist groß, dass dieses Verfahren der Anlass für eine populistische Gerechtigkeitsoffensive wird, bei der die ökonomische Vernunft auf der Strecke bleibt.

Der Kläger hatte von seiner Tante Wertpapiere und Grundstücke geerbt und sah sich gegenüber Firmenerben im Nachteil. Wer einen Betrieb übernimmt, längere Zeit weiterführt und die Arbeitsplätze erhält, kommt schließlich meist ungeschoren davon. Das gilt auch, wenn es sich um ein Familienunternehmen im Wert von vielen Millionen Euro handelt. Bei Privatvermögen gewährt der Fiskus dagegen lediglich Freibeträge und langt ansonsten kräftig zu.

Die Privilegierung der Firmenerben hat jedoch gewichtige Gründe, wie auch Karlsruhe in der Vergangenheit mehrfach betont hat. Deutschlands Wirtschaftsstruktur ist stärker als in anderen Ländern von Familienunternehmen geprägt. Die schonende Besteuerung soll den Übergang auf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absichern. Müssten für eine hohe Erbschaftsteuer erst Firmenteile verkauft werden, wären schließlich auch Arbeitsplätze gefährdet.

Zu hinterfragen ist aber, ob die heutigen Verschonungsregeln hochvermögenden Erblassern zu viele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bieten, um auch Privatvermögen am Fiskus vorbei zu vererben. Kritiker sprechen von einer „Dummensteuer“, die den oberen Zehntausend so große Schlupflöcher biete, dass sie bei entsprechender Beratung gar nicht in die Steuerfalle tappen könnten. Nur Unbedarfte müssten am Ende zahlen. Sollte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jetzt erneut wie schon 2014 die Begünstigungen besonders großer Unternehmen beanstanden, muss die Koalition die Verschonungsregeln erneut ändern – und könnte dabei weit über das Ziel hinausschießen. Die SPD wittert schon ihre Chance, mithilfe der Erbschaftsteuer das Vermögen im Land kräftig umzuverteilen. Seit Monaten trommeln die Genossen für ihr Reformkonzept, das Firmenerben teuer zu stehen käme. Zwar wollen die Genossen für Betriebsvermögen einen Freibetrag von fünf Millionen Euro gewähren. In der Industrie und auch im Handwerk ist ein solcher Betrag jedoch mit Maschinen, Fuhrpark und Betriebsgelände schnell erreicht, zumal schon ein Kran oft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kostet. Mit solchen Plänen sendet die SPD das Signal, dass ihr die Zukunft des Mittelstands egal ist. Wem als Unternehmensnachfolger eine exorbitante Steuerschuld droht, wird sich zweimal überlegen, diesen Schritt zu gehen.

Zumal die Erbschaftsteuer nicht die einzige Belastung für Firmeninhaber ist. Gerade erst hat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seinen Gesetzentwurf für die Einkommensteuerreform eingebracht. Danach greift die „Reichensteuer“ künftig früher und wird zudem durch eine „Superreichensteuer“ ergänzt. Auch diese Steuerverschärfung trifft vor allem Mittelständler. Darüber hinaus wirkt der seit 2021 für 90 Prozent der Steuerzahler abgeschaffte Solidaritätszuschlag heute ebenfalls als wuchtige Unternehmer-Strafsteuer. Deutschlands Mittelstandspolitik steht damit in einem krassen Gegensatz zu all den Sonntagsreden, in denen die kleinen und mittleren Betriebe als das Rückgra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gefeiert werden.

Die Pleitewelle, die seit 2023 durch Deutschland rollt, sorgt dafür, dass viele Mittelständler vom Markt verschwunden sind. Auch immer mehr solvente Traditionsbetriebe schließen. Das Unternehmertum schwindet. Denn wer soll hierzulande noch investieren und Risiken eingehen, wenn der Staat im Erfolgsfall erst beim Einkommen und später bei den Erben den Großteil der Ernte für sich beansprucht?

Dorothea Siems ist Chefökonomin von WELT und WELT am SONNTAG.

Kommentar

Ryanair zieht ab

Steffen Fründt

Irlands Billigfluglinie Ryanair schließt ihre Basis in Berlin, fliegt Hamburg kaum und Bremen gar nicht mehr an und beleidigt en passant noch den Geschäftspartner BER als „erfolglosesten Flughafen Europas“. Eine typische Ryanair-Woche also. Die krawallustigen Iren spielen seit Jahren Flughäfen, Regionen und Staaten gegeneinander aus. Sonderkonditionen gegen Konnektivität lautet der Deal. Wer nicht mitspielt, wird abgeknipst von Bologna oder Marseille. Nett ist das nicht, und natürlich spricht aus Ryanairs gespielter Empörung über hohe Standortkosten nur das blanke Kalkül. Die Sympathien liegen eher beim Bremer Senat, wenn dieser erklärt, man dürfe doch nicht einen Billigflieger noch subventionieren mit bis zu fünf Euro pro Passagier.

Das kann man aber auch anders sehen. Luftverkehr ist Mobilitätsinfrastruktur. Der Staat investiert Milliarden in Straßen und Schienen. Die Luftfahrt hingegen wird nicht subventioniert, sondern mit einer Ticketsteuer belastet. Dabei hängen Hotels und Handel, Mittelständler und große Konzerne nicht nur von Autobahnanschlüssen ab. Sondere genauso davon, dass Kunden und Mitarbeiter aus Europa und der Welt zu ihnen finden. Die deutschen Flughäfen befinden sich gemeinsam mit den von ihnen abhängigen Wirtschaftsregionen in eine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der zunächst von der knappen Ressource Flugzeug geprägt war und nun zunehmend vom Kerosin. Besonders Billigairlines können die verdoppelten Treibstoffkosten kaum noch einfliegen. Die ersten Airlines sind bereits pleite.

Die Kerosinklemme beschleunigt zugleich den Wettbewerb der Standorte. Die Fluggesellschaften prüfen aktuell bei allen ihren Verbindungen, ob diese noch wirtschaftlich geflogen werden können. In Deutschland fällt die Antwort häufig negativ aus, nicht nur bei Ryanair. Steuern und Gebühren für Fluggäste haben sich hierzulande verdoppelt, während andere Länder wie Schweden ihre Luftverkehrssteuer abgeschafft haben. Die Folgen kennt jeder Flugreisende von Stuttgart bis Hamburg. Nirgendwo ist Fliegen so teuer wie in Deutschland. Und nirgendwo wurden so viele Strecken eingestellt.

Die Politik hat das Problem inzwischen erkannt, doch statt an den Ursachen doktert sie im Klein-Klein an Symptomen herum. Bestes Beispiel ist die jüngste Farce um Emirates, der nach jahrelangem Hickhack mit viel Tamtam die Landerechte für Berlin eingeräumt wurden. Nur um diese dann hintenherum an so viele Auflagen an anderen Flughäfen zu knüpfen, dass die Golf-Airline wohl lieber verzichtet. Auch in Bremen bastelte man monatelang an einem Deal mit der Lufthansa, um wieder an deren Flugdrehkreuz angebunden zu werden. Und erreichte mit dem prompten Goodbye von Ryanair unterm Strich das Gegenteil. Der Staat, das ist die Lehre aus dem Schlamassel, muss die Luftfahrt nicht subventionieren oder zu lenken versuchen. Er sollte sie nur nicht unnötig belasten.

Leserbriefe

Ungeeignet

Zu: „Das System frisst seine Kinder“ vom 4. Oktober

Dorothea Siems erklärt in ihrem Leitartikel sehr anschaulich, warum di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in unserem Land und die bestehenden Sozialsysteme nicht mehr miteinander korrespondieren. Daraus folgt, dass die Sozialsysteme entsprechend angepasst werden müssen - und zwar nachhaltig. Warum insbesondere Kabinettsmitglieder und Abgeordnete der SPD das nicht einzusehen vermögen, ist nur schwer zu verstehen. Entweder erkennen sie die Notwendigkeit nicht; dann wären sie für ihr Amt ungeeignet. Oder sie wollen die notwendigen Einschnitte weiter verschleppen, weil sie sich davon bessere Wahlergebnisse erhoffen. Dann wären sie verantwortungslos. Hans-Willi Hofenbitzer, Siegburg

Auslöschung

Zu: „Israel muss stark sein“ vom 4. Oktober

Besser als Harald Martenstein kann man es nicht ausdrücken. Wer nicht verstanden hat, dass Hamas und der Iran den Staat und die Bevölkerung von Israel auslöschen wollen und dass die Israelis das Recht haben, sich mit allen Mitteln gegen die eigene Auslöschung zu wehren, dem kann wohl nicht geholfen werden. Hartmut Claren, Neuss

Eingeknickt

Zu: „Die Hütte brennt“ vom 4. Oktober

Franz Josef Strauß prägte einst den klugen Satz: „Everybody’s darling is everybody’s Depp.“ Genau in dieser Falle sitzt die Union. In dem krampfhaften Versuch, bloß keine Angriffsfläche zu bieten, gibt sie in fast allen entscheidenden Fragen den Forderungen der SPD nach. Diese Politik des permanenten Einknickens verwässert das eigene konservative und wirtschaftspolitische Profil bis zur Unkenntlichkeit. So ist eine produktive Zusammenarbeit im Sinne der Zukunft Deutschlands nicht mehr möglich. Was das Land jetzt braucht, sind Mut, klare Kante und schmerzhafte, aber notwendige Reformen und keine faulen Kompromisse im Dauertakt. Alfred Kastner, per Mail

Ungestört

Zu: „Nein heißt neuerdings nicht nein“ vom 4. Oktober

Natürlich können und müssen Kinder im Restaurant nicht unbedingt absolut still sitzen, vor allem nicht, wenn von der Bestellung bis zum Servieren der Getränke und Speisen für sie die Zeit gefühlt zu lang ist. Es ist aber Aufgabe der Eltern, dafür zu sorgen, dass die anderen Gäste sich durch die kindlichen Reaktionen beim Gaststättenbesuch nicht gestört fühlen. Leider können viele Eltern nicht mehr mit der notwendigen Autorität erziehen, sondern verschaffen sich durch die Bereitstellung von Tablet oder Handy für das Kind Ruhe. Claus Hörrmann, Neustadt in Sachsen

Lagerdenken

Zu: „Oktoberrevolution am laufenden Band“ vom 4. Oktober

Hans Zippert überzeichnet wie immer – und trifft trotzdem den Punkt: In Berlin entsteht zunehmend der Eindruck einer Volksfront, die weniger durch ein gemeinsames Zukunftsprojekt verbunden ist als durch die Abwehr bürgerlicher, konservativer und eigenverantwortlicher Positionen. Wo Lagerdenken wichtiger wird als Problemlösung, zählt nicht mehr, ob eine Idee vernünftig ist, sondern von wem sie kommt. So wird aus politischer Konkurrenz ein Abgrenzungskartell. Timo Ertel, Wuppertal

Leserbriefe geben die Meinung unserer Leser wieder, nicht die der Redaktion. Wir freuen uns über jede Zuschrift, müssen uns aber das Recht der Kürzung vorbehalten. Aufgrund der sehr großen Zahl von Leserbriefen, die bei uns eingehen, sind wir nicht in der Lage, jede einzelne Zuschrift zu beantworten. Schreiben Sie uns unter: leserbriefe@wams.de

Qualitätstest für Druckereien

Denk mal

Mutter der Menschenrechte

Eleanor Roosevelt, die spätere First Lady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hieß schon Roosevelt, als sie am 11. Oktober 1884 in New York City geboren wurde. Denn sie entstammte derselben weitverzweigten Familie der Ostküsten-Oberschicht wie ihr Ehemann Franklin D. Roosevelt, der spätere US-Präsident. Nach dessen Tod 1945 ernannte sein Nachfolger Harry Truman sie zur US-Delegierten bei den Vereinten Nationen, wo sie der UN-Menschenrechtskommission vorsaß, die damals di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ausarbeitete. 1948 wurde diese von der UN-Vollversammlung verabschiedet. Das historische Dokument beginnt mit den Worten: „Alle Menschen sind frei und gleich an Würde und Rechten geboren.“ Eleanor Roosevelt war eine Unterstützerin der Gründung Israels, obwohl ihr soziales Milieu damals eher antisemitisch geprägt war. Sie starb 1962 in ihrer Geburtsstadt. Heute gilt sie neben Hillary Clinton als eine der einflussreichsten und bedeutendsten Frauen in der amerikanischen Politik. rha

Pro & Contra

Soll Deutschland mit Moskau reden?

Halten wir es wie im Kalten Krieg: West und Ost, Hardliner inklusive, blieben ständig im Gespräch. Das war Verantwortung, keine Anerkennung des Unrechts

Solange Wladimir Putin nicht einmal zu einem Waffenstillstand bereit ist,

gibt es keinen Grund, ihn mit neuen Verhandlungsangeboten zu belohnen

W arum mit Moskau reden, wenn man auch dorthin schießen kann? Offensichtlich ist das keine Neandertaler-Frage mehr. Selbstverständlich soll Deutschland mit der Regierung in Moskau verhandeln.

Erstens: Die Alternative zum Reden heißt in unserem Fall nur kriegerisches Handeln. Aber Krieg ist für eine deutsche Regierung glücklicherweise kein frei verfügbares Mittel der Politik mehr. Das Grundgesetz bindet die Streitkräfte an die Landesverteidigung und verlangt für jeden anderen Einsatz eine ausdrücklich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rundlage. Angenommen, unsere Freiheit würde nach dem Scheitern in Afghanistan nun tatsächlich im Donbass verteidigt: Ein Gesprächsverbot mit Moskau würde Deutschland gerade dann jeder Möglichkeit berauben, auf dem Verhandlungsweg Einfluss zu nehmen.

Zweitens: Widerstand gegen Unrecht darf nicht diejenigen vernichten, die geschützt werden sollen. Geschützt werden müsste und muss als Erstes die eigene Bevölkerung. Der Kalte Krieg war dafür ein gutes Beispiel. Der Westen verurteilte die Unterdrückung in Ost-Berlin, Budapest und Prag. Dennoch führte er keinen Befreiungs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 weil Deutschland und seine Nachbarn dadurch der Gefahr ausgesetzt gewesen wären, atomar zu verbrennen. West und Ost, Hardliner inklusive, blieben ständig im Gespräch. Das war Verantwortung, keine Anerkennung des Unrechts.

Drittens: Nixon und Kissinger verhandelten mit Moskau über Rüstungsbegrenzung. Kissinger bereitete Vereinbarungen zwischen Israel und Ägypten vor, Carter vermittelte deren Friedensvertrag. Gegnerschaft hebt die Notwendigkeit des Gesprächs nicht auf – auch wenn man von der eigenen höheren Warte überzeugt ist.

Viertens: Deutschland leidet unter einer historischen Blutspur, aber es gibt 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Vermittlung. Vom Augsburger Schied Friedrich Barbarossas (1158), der Münchens Aufstieg zur Weltstadt einleitete, bis zu Bismarck als ehrlichem Makler zur Beendigung

Peter Gauweiler

des Russisch-Osmanischen Krieges (1878). Franz Josef Strauß sprach mit der DDR-Führung; im Umfeld des Milliardenkredits (1983) wurden Reiseerleichterungen und der Abbau von Selbstschussanlagen erreicht. Und Merkel und Schröder bemühten sich noch vor Donald Trump in Minsk (2015) und Istanbul (2022) um Vermittlung zwischen der Ukraine und Russland.

Fünftens: „Nicht an der Ukraine vorbei verhandeln“ darf nicht heißen: Deutschland darf seine Interessen nicht vertreten. Natürlich darf Deutschland nicht über Gebiete anderer Länder verfügen. Aber die Bundesregierung braucht keine Erlaubnis aus Kiew, um über Deutschlands Sicherheit zu sprechen. Wer auf Waffen und Mittel anderer angewiesen ist, muss auch deren Interessen berücksichtigen. Solidarität ist kein Verzicht auf eigenes Urteil. Deutschlands vorrangiges Interesse ist, nicht noch weiter in diesen Krieg hineingezogen zu werden.

Sechstens: Die Vertragslage mit Russland verpflichtet beide Seiten zu Gesprächen. Kohl und Gorbatschow vereinbarten am 9. November 1990 in Artikel 7 ihres Nachbarschaftsvertrags: „Falls eine Situation entsteht, die nach Meinung einer Seite eine Bedrohung für den Frieden oder eine Verletzung des Friedens darstellt oder gefährliche internationale Verwicklungen hervorrufen kann, so werden beide Seiten (...) bemüht sein, ihre Positionen abzustimmen und Einverständnis über Maßnahmen zu erzielen, die geeignet sind, die Lage zu verbessern oder zu bewältigen.“

Siebtens: Dass ein Gespräch wie im Fall Lawrow/Wadephul noch keinen Durchbruch bringt, beweist nicht seine Sinnlosigkeit. Mit sperrigen Gegnern ist es wie bei der Physiotherapie: Erst beharrliche Wiederholung und dauerhaftes Behandeln bringen Bewegung in die Erstarrung. Dass Außenminister Wadephul seinen russischen Kollegen in seinem UN-Büro besuchte, war richtig und ein Anfang. Ebenso, dass Lawrow nach dem Ende des Gesprächs um den Tisch herumging, um seinem Kollegen die Hand zu reichen.

Der Autor ist Rechtsanwalt und ehemaliger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r CSU.

Paul Ronzheimer

oll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zum Telefon greifen und mit Wladimir Putin über ein Ende des Krieges sprechen? Nein. Jedenfalls nicht unter den jetzigen Bedingungen. Denn wer glaubt, Putin warte nur auf einen

Anruf aus Berlin, um endlich Frieden zu schließen, ignoriert, was in der Ukraine jeden Tag passiert. Der russische Präsident hat mit seiner Propaganda-Maschine etwas geschafft, das nach Beginn seines Angriffskrieges undenkbar schien: Immer mehr Menschen auch in Deutschland blenden russische Gräueltaten aus. Erst am Donnerstag starben 30 Zivilisten in Kleinbussen in Kramatorsk. Viele können oder wollen die Bilder nicht mehr sehen. Sie fragen nicht, wann Putin diesen Krieg beendet, sondern wann der Westen seine Hilfe einstellt und die Ukraine sich selbst überlässt. Und sie fragen nicht mehr, wer hier der Angreifer ist und wer sich verteidigt.

Ich habe die vergangene Woche in Kiew verbracht. Der Beschuss ist zum Dauerzustand geworden, die Angriffe kommen Tag und Nacht. Der Winter droht, grausam zu werden. Ukrainische Militärs berichten teilweise fast verzweifelt, wie sehr ihnen Abwehrmöglichkeiten gegen russische Jet-Drohnen fehlen. Gleichzeitig hört man aus den Frontgebieten, dass Russland an wichtigen Abschnitten eben NICHT vorankommt und die Ukrainer sogar Überraschungserfolge feiern konnten. Wenn man mit den Menschen spricht, wollen sie natürlich, dass dieser Krieg endlich aufhört. Aber nicht um den Preis, künftig unter Putins Herrschaft leben zu müssen.

Was viele vergessen, die ständig Verhandlungen fordern und der Ukraine mangelnde Kompromissbereitschaft vorwerfen: Die Ukraine bietet seit April 2025 einen vollständigen Waffenstillstand an. Damit wäre sie faktisch bereit, die russische Besatzung der bislang eroberten Gebiete auf unbestimmte Zeit hinzunehmen – ohne diese Gebiete rechtlich abzutreten. Putin lehnt einen solchen Waffenstillstand ab. Trotzdem gelingt es seinen Propagandisten immer mehr, den Eindruck zu erwecken, die Ukraine sei das eigentliche Hindernis für den Frieden.

Mein Eindruck aus zahlreichen Gesprächen in der Ukraine: Gäbe es ernsthafte Sicherheitsgarantien, wäre also sichergestellt, dass das Land nach einem Waffenstillstand vor einem erneuten Angriff geschützt ist, könnte Kiew möglicherweise sogar zu weiteren territorialen Zugeständnissen bereit sein. Aber wenn die Ukraine ohne solche Garantien verhandelt und beispielsweise den gesamten Donbass aufgeben würde, wäre das kein verlässliches Ende des Krieges. Genau deshalb halte ich es für falsch, wenn jetzt gefordert wird, Deutschland müsse endlich direkt mit Putin verhandeln. Denn worüber eigentlich? Darüber, wie viel ukrainisches Territorium Putin noch bekommen soll? Welche weiteren Zugeständnisse die Ukraine machen muss, obwohl sie längst zu einem Waffenstillstand bereit ist?

Natürlich muss es irgendwann Verhandlungen geben. Natürlich wird dieser Krieg nicht ohne Diplomatie enden. Deutschland sollte jede ernsthafte Chance auf Frieden unterstützen, zum Beispiel direkte Gespräche der Ukraine mit Russland oder die Versuche von US-Präsident Trump, Putin und Selenskyj an einen Tisch zu bekommen. Aber wer jetzt ohne die Bereitschaft Moskaus zu einem Waffenstillstand entlang der bestehenden Frontlinie mit Putin verhandeln will, riskiert, genau das zu erreichen, was der Kreml seit Jahren versucht: den Druck auf Russland zu verringern und stattdessen die Ukraine zu Zugeständnissen zu drängen.

Deutschland sollte Putin deshalb nicht hinterhertelefonieren, sondern alles dafür tun, dass er seine Rechnung ändern muss: mit dem klaren Bekenntnis der Nato-Staaten dazu, dass unsere Hilfe nicht weniger, sondern mehr wird. Schon allein aus Eigeninteresse, weil die Ukrainer eine Front verteidigen, die auch uns bedroht. Nicht Selenskyj muss überzeugt werden, dass dieser Krieg enden muss, sondern Putin. Und solange Putin nicht einmal bereit ist, das Töten zu stoppen, gibt es keinen Grund, ihn mit neuen Verhandlungsangeboten aus Berlin zu belohnen.

Wirtschaft

PATRIK STOLLARZ/AFP VIA GETTY IMAGES
Goldbären von Haribo: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regelte den Generationswechsel nach dem Tod von Hans Riegel 2013 über ein Stiftungsmodell

Was die Kinder kriegen

W er jeden Morgen zur Arbeit fährt, Überstunden macht, vielleicht auch die Selbstständigkeit wählt,

ein Unternehmen gründet, der begegnet dem Fiskus ständig. Steuern zehren am Verdienst. Wer dagegen Vermögen erbt, erlebt den Staat deutlich seltener, im Extremfall einmal am Anfang, und das oft deutlich milder. Dieser ungleiche Steuerzugriff ist es, der viele Menschen frustriert, die kein üppiges Erbe in Aussicht haben.

Karsten Seibel

Es ist eine Debatte, die in diesen Tagen neue Brisanz bekommt. Denn am 12. und 13. Oktober verhandel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mal wieder über die Erbschaftsteuer. Schon dreimal zuvor, in den Jahren 1995, 2006 und 2014, stufen die Richter in Karlsruhe die geltenden Steuerregeln als verfassungswidrig ein. Die Politik musste nachbessern. Dieses Mal geht es um die Höhe der Freibeträge angesichts gestiegener Immobilienpreise, vor allem aber um die Frage, ob Firmenerben gegenüber anderen Erben unzulässig bevorzugt werden.

Hinter dem Verfahren steckt ein Konflikt, der über die anstehend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in Karlsruhe hinausgeht: Wie hält es die Gesellschaft mit Leistung, wie mit Eigentum, wie mit Gerechtigkeit? Die Fragen treffen einen Nerv, weil das Vermögen in Deutschland seit Jahren stark wächst. Verfügte ein Durchschnittshaushalt nach der Finanzkrise 2008 über rund 118.000 Euro, waren es 2023 laut oberster Statistikbehörde in Wiesbaden abzüglich Schulden bereits 230.000 Euro. Von diesem Vermögensboom profitierten allerdings nicht alle gleichermaßen. Wer bereits Immobilien oder Aktien besaß, gewann in dieser Zeit deutlich hinzu. Viele der weniger vermögenden Haushalte parkten ihr Geld dagegen auf kaum rentierlichen Giro- und Sparkonten, beschreibt die Bundesbank in einer Studie die Entwicklung.

Auffällig ist auch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er Verteilung von Vermögen und Einkommen in Deutschland – gerade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nur wenig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etwa in Norwegen, Irland und Schweden, ist die Vermögenskonzentration höher. Au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mit ihren TechMilliardären gehören dazu. In Spanien, Italien oder auch Japan ist das Vermögen dagegen deutlich gleichmäßiger

Kaum eine Steuer berührt den Gerechtigkeitssinn so stark wie die Erbschaftsteuer. Während die Steuerlast auf Arbeit hoch ist, profitieren viele Erben von Sonderregeln. Jetzt haben die Richter in Karlsruhe das Wort

über die Bevölkerung verteilt. Beim Einkommen liegt Deutschland dagegen im Mittelfeld.

Den Grund zeigt eine Zahl besonders anschaulich: Die oberen zehn Prozent der Steuerpflichtigen tragen rund 57 Prozent des gesamten Lohn- und Einkommensteueraufkommens. Wer mehr verdient, muss nicht nur absolut, sondern auch relativ in Deutschland mehr Steuern zahlen. Bei Vermögensübertragungen sieht das anders aus: Zwar können Partner, Kinder oder Enkelkinder bei großen Erbschaften mit bis zu 30 Prozent belastet werden, entfernte Verwandte sogar mit mehr. Doch Freibeträge und Ausnahmeregeln senken die tatsächliche Belastung oft erheblich.

Ausnahmen gibt es vor allem bei Betriebsvermögen. Der Tod des Eigentümers soll weder Betriebe noch Arbeitsplätze gefährden. Deshalb können Firmenerben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vollständig von der Erbschaftsteuer verschont bleiben. Wer Beschäftigtenzahl und Lohnsumme über mehrere Jahre stabil hält, kann Betriebsvermögen bis zu einem Wert von 26 Millionen Euro steuerfrei übernehmen. Bei noch größeren Vermögen eröffnet die sogenannte 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 zusätzliche Möglichkeiten. Kann der Erbe nachweisen, dass er die Steuer nicht aus seinem verfügbaren Vermögen begleichen kann, wird sie erlassen, zumindest teilweise.

Genau hier setzt die Kritik an. Die komplizierten Regeln eröffnen erhebliche Gestaltungsspielräume, etwa durch die Übertragung von Vermögen auf Stiftungen. Um welche Summen es dabei geht, zeigte zuletzt das Beispiel der Erben des Knorr-Bremse-Unternehmers Heinz Hermann Thiele. Weil ihre Familienstiftung nicht rechtzeitig anerkannt wurde, gingen im April vergangenen Jahres mehr als drei Milliarden Euro Erbschaftsteuer an den Freistaat Bayern. Andere verhielten sich geschickter oder hatten tatsächlich keine finanziellen Spielräume: Im vergangenen Jahr wurden über die 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 insgesamt 3,7 Milliarden Euro Steuern erlassen. Von ursprünglich angesetzten 3,95 Milliarden Euro verblieben dem Fiskus nach der Prüfung aber lediglich rund 250 Millionen Euro.

Laut Subventions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die steuerliche Begünstigung von Betriebsvermögen die größte einzelne Steuervergünstigung im deutschen Steuerrecht. Dem Staat entgehen dadurch jedes Jahr Einnahmen in Höhe von 8,8 Milliarden Euro. Trotzdem hält Monika Wünnemann, Bereichsleiterin Recht und Steuern beim Industrieverband BDI, die Regelung für unverzichtbar. „Die Betriebsverschonung ist kein Steuerprivileg, sondern sie ist eine wichtige Voraussetzung für den Erhalt von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sagt sie. Wer den Standort wettbewerbsfähig halten wolle, komme an dieser Regelung kaum vorbei. Eine Debatte um Gerechtigkeit bei der Erbschaftsteuer sei legitim, sagt Marie-Christine Ostermann, Präsidentin der Familienunternehmer. „Dabei sollte aber allen klar sein, warum eine Million Euro auf dem Konto etwas anderes ist als eine Million Euro, die in Maschinen, Hallen oder Arbeitsplätzen gebunden ist.“

Ausgangspunkt des Verfahren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st der Fall eines Mannes, der von seiner Tante Wertpapiere und Immobilien erbte. Als Neffe stand ihm nur ein Freibetrag von 20.000 Euro zu. Auf den übrigen Betrag sollte er 30 Prozent Erbschaftsteuer zahlen. Der Kläger hält dies angesichts der Verschonungsregel für unverhältnismäßig viel gegenüber Firmenerben.

Die Debatte über die Erbschaftsteuer reicht weit über Deutschland hinaus.

Fortsetzung auf Seite 16

Alltagsfrage

Wie viel kommt vom Tankrabatt wirklich an?

Daniel Zwick

Tanken ist teuer geworden und wird es auf absehbare Zeit auch bleiben. Zwar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dem „Tankrabatt“ seit dem 1. Oktober für Linderung gesorgt, doch die Preise für Rohöl und Kraftstoff sind auf dem Weltmarkt massiv gestiegen. Die Ware ist global knapp, die Nachfrage hoch. Das Angebot aus dem Iran, den Golfstaaten und Russland ist weitgehend ausgefallen. Diese Grundlage für den Benzinpreis an der Tankstelle wird sich auch bei größten Anstrengungen der deutschen Politik so schnell nicht ändern.

Zur Beruhigung haben Bund und Länder den „Tankrabatt“ beschlossen. Rund 17 Cent beträgt die Steuerentlastung pro Liter Kraftstoff bis Ende des Jahres. Etwa 15 Cent kommen nach Berechnungen des Ifo-Instituts aktuell als Rabatt bei Diesel und Super E10 an. Die Ersparnis kann sich jeder selbst ausrechnen. Für den statistischen Durchschnittsfahrer ergeben sich überschaubare Summen. Benzin-Pkw legen in Deutschland im Schnitt 8406 Kilometer im Jahr zurück und verbrauchen 7,8 Liter auf 100 Kilometern. Das ergäbe einen Rabatt von rund neun Euro pro Monat, falls die Steuerersparnis komplett beim Kunden ankäme. Beim Durchschnittsdieselfahrer wären es 15 Euro (statistische Jahresfahrleistung 14.561 Kilometer bei 7,3 Litern pro 100 km Verbrauch).

Ausgeglichen werden die höheren Belastungen dadurch nicht. Aktuell kostet Benzin 25 Cent mehr pro Liter als vor dem Iran-Krieg, Diesel liegt 43 Cent über dem Preis von Ende Februar. Der statistische Durchschnittsfahrer hat aufgrund der höheren Preise seitdem nach Berechnungen von WELT AM SONNTAG rund 135 Euro zusätzlich für Benzin ausgegeben, für Diesel waren es 300 Euro. Für Vielfahrer oder Logistikfirmen fällt die Rechnung deutlich höher aus.

Trotzdem sind fast alle Ökonomen gegen den „Tankrabatt“. Größter Kritikpunkt ist die falsche Lenkungswirkung: Ein knappes Gut billiger zu machen, steigert die Nachfrage, verschärft also Knappheit und Preisdruck. Außerdem bekommen die Hilfe alle – und nicht gezielt Bedürftige, die sich die Preiserhöhung nicht leisten können. Das macht die Maßnahme sehr teuer. Die Steuereinnahmen von Bund und Ländern sinken durch den aktuellen Rabatt um 2,5 Milliarden Euro, beim ersten „Tankrabatt“ im Mai und Juni waren es 1,6 Milliarden. Der Staat wird sich das Geld an anderer Stelle zurückh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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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die Kinder kriegen

Fortsetzung von Seite 15

Nach Angaben der OECD erheben 24 der 38 Mitgliedstaaten eine Form von Erbschafts-, Nachlass- oder Schenkungsteuer. Andere Staaten haben die Steu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abgeschafft, darunter Kanada, Australien, Neuseeland und Österreich. Auch Schweden und Norwegen verzichten inzwischen darauf. Umfangreiche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hohe Bewertungskosten und langwierige Streitigkeiten mit Finanzbehörden, waren dort Argumente gegen die Steuer. Hinzu kam die Sorge um den Erhalt von Betrieben und Arbeitsplätzen.

Und es gab noch einen Punkt: Das Aufkommen ist überschaubar. Im OECD-Durchschnitt machen Erbschafts- und Schenkungsteuern nur 0,5 Prozent des Steueraufkommens aus. Deutschland liegt etwas höher: Im Vorjahr kamen rund 15 Milliarden Euro aus Erbschaften und Schenkungen. Das entsprach bei Gesamtsteuereinnahmen des Staates von 1000 Milliarden Euro 1,5 Prozent.

Unter Ökonomen besteht weitgehend Einigkeit darüber, dass eine Erbschaftsteuer sinnvoller ist als eine jährliche Vermögensteuer, greift sie doch nur beim Übergang von Vermögen zwischen Generationen und verursacht deshalb weniger Verwaltungsaufwand. Diese Erkenntnis hat sich international durchgesetzt. In den 1990er-Jahren erhoben noch zwölf OECD-Staaten eine klassische Vermögensteuer. Heute existiert sie nur noch in vier Mitgliedsländern: in der Schweiz, in Spanien, Norwegen und in Kolumbien. Deutschland setzte die Vermögensteuer 1997 aus, nachdem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ie für verfassungswidrig erklärt hatte. Ausschlaggebend war die unterschiedliche Bewertung verschiedener Vermögensarten.

Das Problem der aktuellen Erbschaftsteuer in Deutschland sieht Clemens Fuest, Präsident des Ifo-Instituts, nicht in ihrer Existenz, sondern in der ungleichen Lastenverteilung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Gruppen von Erben. „Derzeit werden vor allem mittelgroße Erbschaften mit der Erbschaftsteuer belastet, während viele große Erbschaften in der Form von Betriebsvermögen nicht oder nur geringfügig belastet werden“, sagt er. Für ihn muss eine Reform aus drei Elementen bestehen: Steuersätze runter, Ausnahmen für Betriebsvermögen und selbst genutzte Immobilien abschaffen, Stundungsregel einführen. Den Aufschrei der Unternehmerverbände hält er für übertrieben. „Eine Steuer mit niedrigem Satz im Bereich von zehn Prozent, kombiniert mit großzügigen Stundungsregelungen, ist tragbar“, sagt Fuest.

Selbstgenutzte Immobilien würde Fuest genauso besteuern wie vermietete. „Meistens erben die Menschen heute im Alter von 50 bis 60 Jahren, da hat die Immobilie der Eltern nicht mehr die gleiche Bedeutung wie früher“, sagt er. Für eine Bevorzugung gebe es keine Rechtfertigung mehr. Eine Steuerfreiheit sei nur beim Ehepartner, der bislang schon in der Immobilie wohnt, zu begründen. Derzeit können Wohnungen bis zu einer Fläche von 200 Quadratmetern steuerfrei an den Ehepartner, aber auch die Kinder vererbt werden, wenn der Erbe innerhalb eines halben Jahres dort einzieht und mindestens zehn Jahre wohnen bleibt.

Noch weiter geht Marcel Fratz- scher,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Er will Vermögen grundsätzlich stärker für die Einnahmen des Staates heranzie- hen. „Deutschland besteuert Arbeit ungewöhnlich stark und Vermögen ungewöhnlich schwach“, sagt er. Sein Reformvorschlag lautet: „Vermögen und Kapitaleinkommen sollten mög- lichst breit, mit wenigen Ausnahmen und moderaten Sätzen besteuert werden.“ Die bestehenden Sonderregeln hält Fratzscher für nicht mehr zeitgemäß. „Bei der Erbschaftsteuer sollten alle Ausnahmen, insbesondere für große Vermögen, abgeschafft und Zahlungen so gestundet werden können, dass eine Substanzbesteuerung verhindert wird.“

Mit einem Richterspruch aus Karlsruhe ist frühestens kurz vor Weihnachten zu rechnen. Je nach Ausgang des Verfahrens, wird die Debatte darüber, was eine gerechte und sinnvolle Steuerverteilung ist, danach wohl richtig Fahrt aufnehmen.

Russlands Präsident Wladimir Putin mit dem damalige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und dessen Frau bei einer Schlittenfahrt nahe Moskau

Süßwarenregale deutscher Supermärkte kommen nicht ohne sie aus: die Schokoschalen der Marke „Toffifee“, das Schokoladenkonfekt „Merci“ und die Bonbons „Werther’s Original“. Produziert und vermarktet werden alle drei vom Berliner Süßwarenhersteller Storck. Zu kaufen gibt es die Nascereien aber auch in einem Land, bei dem man nicht sofort an deutsche Süßwaren denken würde: Russland.

Andreas Macho und Carsten Dierig

Die drei Klassiker gehören zu jenem „Markenportfolio“, das Storck dort vertreibt. Das teilt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auf seiner Website selbst mit.

Damit endet die Bereitschaft von Storck aber auch schon, über seine Russland-Aktivitäten zu berichten. Welchen Umsatz der Süßwarenhersteller in dem Land erwirtschaftet und warum er überhaupt noch in Russland aktiv ist – dazu schweigt sich die Firma aus. Doch der Druck auf die Berliner steigt gerade drastisch an – wie auch auf all die anderen deutschen Unternehmen, die trotz des Krieges weiter dort ausharren.

Der russische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hat auch die deutsch-russischen Handelsbeziehungen im Kern getroffen. Nach dem Aus der hiesigen Energieimporte aus dem Land von Kreml-Herrscher Wladimir Putin brachten die mittlerweile 21 Sanktionspakete der EU auch fast alle anderen Handelszweige zum Erliegen. Im Vergleich zum Vorkriegsjahr 2021 ist der Han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Russland um 86 Prozent und damit um rund 50 Milliarden Euro zurückgegangen.

Zwischen den Zeilen der Statistiken zeigt sich aber noch ein anderes Bild. So räumt die Deutsche Auslandshandelskammer (AHK) in Russland ein, dass sich eine exakte Zahl der tatsächlichen Marktaustritte deutscher Unternehmen „nicht belastbar“ bestimmen lässt. „Eigentümerwechsel, Umstrukturierungen und Veränderungen der Unternehmensstrukturen können statistisch nur eingeschränkt voneinander abgegrenzt werden“, heißt es von der AHK. Manche Unternehmensberater schätzen, dass – solche strukturellen Tarnmanöver eingerechnet – sogar bis zu 70 Prozent der deutschen Unternehmen in Russland verblieben sein könnten. Auch der Handel ist trotz Sanktionen und der westlichen Ächtung von Putins Kriegstreiberei keineswegs vollständig zum Erliegen gekommen. In den von Sanktionen ausgenommenen Branchen und Sparten liegen die Exportzahlen mitunter sogar über dem Vorkriegsniveau.

Vor allem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haben ihre Geschäfte in Russland vielfach aufrechterhalten. Doch nun verschärft sich die Lage für diese „Überwinterer“. Dass Putin vor wenigen Tagen den deutschen Handelskonzern Metro unter Zwangsverwaltung gestellt hat, sandte Schockwellen durch die Auslandsfirmen an der Wolga. Hinzu kommt das von Russland zunehmend offen gezeigte feindliche Verhalten gegenüber Deutschland.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verdichtet sich all das zu einer unangenehmen Frage: Wie lange können sie ihre Geschäfte in Russland noch aufrechterhalten?

„Mit den Enteignungen großer Konzerne hat die Wirtschaftspolitik von Putin eine neue Dimension erreicht“, sagt José A. Campos-Nave, Partner der internationalen Anwaltskanzlei Spencer West mit Hauptsitz in London. So hat Putin allein im September Nestlé aus der Schweiz, Auchan aus Frankreich und eben Metro mit seinen 91 russischen Märkten unter Zwangsverwaltung gestellt. „Die Botschaft Putins ist klar: Ausländische Unternehmen sind nicht mehr willkommen“, so Campos-Nave. Der Jurist war selbst jahrelang in Russland tätig. Nach Kriegsausbruch half er Unternehmen, das Land zu verlassen. Der Korridor für ein geordnetes Verlassen schließe sich nun allerdings. „Jetzt droht den Firmen tatsächlich kalte Enteignung. Man kann nur jedem raten, die Exit-Pläne jetzt zu verwirklichen.“

Allerdings weiß der Berater auch, wie schwierig das ist. Firmen müssten dafür eine Erlaubnis von der russischen Regierung einholen, erklärt er. Unter welchen Konditionen Produktionsanlagen und Werke verkauft werden dürfen, entscheide dann der Staat. Auch deshalb

Die Russland-Illusion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endeten 2022. Trotzdem blieben viele Firmen im Land. Die Enteignung des Metro-Konzerns verändert nun nochmals die Lage

2001

Der Preis der

griffen viele Unternehmen auf Tricks zurück, um die Verluste möglichst gering zu halten. „Eine Möglichkeit ist etwa, die Niederlassung treuhänderisch an einen russischen Geschäftsführer zu übergeben“, sagt Campos-Nave. Oft enthielten diese Verträge Klauseln, laut denen diese Manager die Niederlassung nach einigen Jahren wieder zurückgeben müssen. „In vielen Fällen ist das also nur ein Scheinrückzug“, sagt der Berater. Eine andere oft genutzte Möglichkeit sei der sogenannte „Rückzug über Bande“: „Einige Unternehmen verlagern den Sitz etwa von Russland nach Kasachstan. Offiziell haben sie Russland damit verlassen. Allerdings können sie von Kasachstan aus weiter fast ungestört nach Russland exportieren, ohne Sanktionsregeln zu verletzen.“

Dass Rückzugsversuche mitunter auch scheitern, erlebt gerade der unterfränkische Baustoffanbieter Knauf. Gespräche mit einem potenziellen Käufer sind 2025 gescheitert. Nun prüfe man „in einem hochkomplexen und sensiblen politischen und regulatorischen Umfeld“ weitere mögliche Optionen. Das Unternehmen betont dabei, dass ihm keine Gewinne aus dem Russland-Geschäft zufließen.

Doch nicht alle Unternehmen haben es so eilig mit dem Rückzug. Ritter Sport etwa: „Aus Verantwortung für unsere Mitarbeiter sowie unsere Partner in der Lieferkette“ will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sein Vertriebsgeschäft in Russland weiterführen. Mit einem Anteil von bis zu 20 Prozent des eigenen Umsatzes ist die Bedeutung Russlands für Ritter Sport groß. Eine Enteignung scheinen die Schwaben nicht zu fürchten. „Da wir in Russland keinerlei Produktionsstätten oder Ähnliches betreiben, sondern lediglich eine Vertriebsorganisation unterhalten, gehen wir nicht davon aus, von der aktuellen Entwicklung künftig betroffen zu sein“, teilt das Unternehmen mit.

Diese Argumentation ist – wenngleich unter der Maßgabe der Anonymisierung – auch von einem anderen Mittelständler zu hören.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gibt als Grund für sein Verharren in Russland an, die gut 100 Mitarbeiter vor Ort nicht im Stich lassen zu wollen. Doch im Gespräch fallen noch andere Gründe. So habe es noch keinen „Shitstorm“ erlebt und deshalb nicht um seine Reputation bangen müssen. Zudem unterhalte die Firma in Russland nur einen Vertrieb und besitze keine Vermögenswerte – womit man vor einer Enteignung also keine Angst haben müsse.

So scheinen trotz der Zuspitzung des Konflikts viele deutsche Firmen weiter auf einen Exit zu verzichten. Zumal der Handel in jenen Bereichen, die von den EU-Sanktionen verschont bleiben, teilweise auf Hochtouren läuft. So zeigen Exportdat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dass die Ausfuhr von Medizin-technikapparaturen über dem Vorkriegsniveau liegt. Wurd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0 medizinische Instrumente, Apparate und Geräte im Wert von rund 216 Millionen Euro nach Russland ausgeführt, lag dieser Wer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bei rund 233 Millionen Euro. Die Ausfuhr von Prothesen erreichte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sogar einen neuen Rekordwert und liegt mit rund 112 Millionen Euro fast 19 Prozent über dem Vergleichszeitraum 2025. Pharmaexporte haben im ersten Halbjahr mit rund 1,5 Milliarden Euro den höchsten Wert der Vergleichszeiträume seit 2020 erreicht. Und auch der Export von Landwirtschaftsmaschinen liegt über dem Niveau von 2020.

Branchenriese Bayer betont, in Russland nur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unverzichtbare Produkte“ zu vertreiben. Auch Merck und Boehringer Ingelheim unterstreichen ihre humanitäre Verantwortung und die Beschränkung des Geschäfts auf lebenswichtige Arzneimittel. Der Landmaschinenanbieter Claas wiederum verkauft weiterhin Mähdrescher nach Russland, um „einen wesentlichen Beitrag zur globalen Nahrungsmittelversorgung zu leisten, die als Grundrecht für alle Menschen unverzichtbar ist“. Von einem möglichen kompletten Rückzug aus dem russischen Markt sprach keines dieser Unternehmen.

Außenhandel mit Russland, in Milliarden Euro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MICHAEL KAPPELER/AFP

Chinas Präsident Xi Jinping begrüß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im Februar im staatlichen Gästehaus nahe Peking

2026

Abhängigkeit

Wegen des unfairen Wettbewerbs aus China woll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den Kurs in der Handelspolitik verschärfen. Selbst radikale Schritte sind nun im Gespräch

Zu Beginn seiner Verhandlungen in Peking verschickt Maroš Šefčovič, Handelskommissar der EU, ein Bild, auf dem er breit grinst. Über einen Tisch hinweg reicht er Wang Wentao, dem chinesischen Handelsminister, die Hand. Man arbeite hart daran, den Handel zwischen den beiden Wirtschaftsräumen wieder auszubalancieren, verspricht der EU-Kommissar auf der Plattform X. Am Freitagabend kann er einen kleinen Erfolg vermelden: Wang habe ihm zugesagt, dass China seine Exporte von Hybrid- und Plugin-Hybrid-Autos halbieren werde, sagt Šefčovič in Peking.

Stefan Beutelsbacher und Daniel Zwick ____

Die Reise des europäischen Chef-Unterhändlers markiert einen Wendepunkt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Europa und China. Šefčovičs Besuch steht am Ende monatelanger Verhandlungen über freiwillige Handelsbeschränkungen Pekings. Viele in Brüssel hatten darauf gehofft. Sonst würden die beiden Blöcke im schlimmsten Fall auf einen Handelskrieg zusteuern.

In Europa hat sich die Haltung gegenüber China gedreht, vor allem in Deutschland. Anfang der Woche schickt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ein Papier an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in dem sie schärfere Maßnahmen gegen China fordern. Mit einem neuen Mechanismus soll die EU unfair handelnde Drittstaaten vom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ausschließen können. Und zwar nicht mehr wie früher nach Sichtung tausender Dokumente und Dutzenden Dienstreisen Brüsseler Beamter, sondern binnen weniger Tage im Eilverfahren. Kommende Woche werden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EU darüber auf einem Gipfel beraten.

Deutschlands China-Experten unterstützen diesen Kurs. Das zeigt ein interner Bericht der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r sicherheitsrelevant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des Deutschen Bundestags, der WELT AM SONNTAG vorliegt. In der Kommission sitzen Vertreter der Wirtschaft, der Gewerkschaften und Wissenschaftler. „Die EU sollte im Fall eskalatorischer Maßnahmen Chinas in Handelsstreitigkeiten gegenschlagsfähig sein“, schreiben sie. Zugangsbeschränkungen zum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seien „mit Blick auf Chinas exportgetriebenes Wirtschaftsmodell ein zentraler Hebel“.

Die Strategie, China als „Partner, Wettbewerber und systemischen Rivalen“ zu sehen, halten die Experten für gescheitert: „Zu sehr überschatten – aus Sich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 Rivalität und wachsende Risiken andere Aspekte der Beziehungen.“ Pekings Bereitschaft und Fähigkeit, wirtschaftliche Abhängigkeiten als Druckmittel einzusetzen, wüchsen. „China baut Hebel bewusst auf und hat mehrfach gezeigt, dass es bereit ist, sie einzusetzen.“

Die Volksrepublik nutzt ihre Zwangsinstrumente längst. Deswegen muss die EU entschlossener auftreten, so sehen es Merz und Macron. Unklar ist, ob ihnen die anderen Regierungschefs folgen. „Du musst deine Hebel voll einsetzen, dann funktioniert’s auch mit den Chinesen“, sagt ein hochrangiger europäischer Diplomat. Der größte Hebel sei der Binnenmarkt mit seinen 450 Millionen Konsumenten. „China ist ja auch von uns abhängig, etwa beim Maschinenbau“, sagt er. „Wir müssen unsere Stärken gnadenlos ausspielen.“

Dass Peking zu drastischen Schritten bereit ist, zeigte sich im vergangenen Jahr. Da hatt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ine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begonnen und zwischenzeitlich Zölle von 145 Prozent verhängt. Die Chinesen stoppten daraufhin die Exporte von Permanentmagneten. Von diesen Bauteilen sind auch die Europäer abhängig. Sie stecken in Elektroautos und Windrädern, Kampfflugzeugen und Raketen. Auch einige Seltene Erden bezieht der Westen zu fast 100 Prozent aus China. Trump handelte schließlich eine Aussetzung dieser Exportbeschränkungen aus – aber nur bis kommenden Januar.

Die EU verfolgt eine andere Linie. Seit Juni hatte sie mit China auf „technischer Ebene“ verhandelt, die Beamten sprachen über das Kleingedruckte: Exportmengen, Lizenzen, Mindestpreise. Šefčovičs Besuch bei Wang hob das auf die politische Ebene. Nach Monaten der E-Mails und Videotelefonate sollte ein Ergebnis her, nach Šefčovičs Worten etwas „Greifbares“.

Europa wird von billigen Maschinen, Autos und Millionen Paketen aus China überschwemmt. Inzwischen verzeichnet der Kontinent ein Handelsdefizit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von einer Milliarde Euro pro Tag. Seit 2021 stiegen die Importe aus China in die EU jedes Jahr durchschnittlich um sechs Prozent, während Europas Ausfuhren dorthin um 2,5 Prozent sanken.

Ganzen Branchen droht der Niedergang. Solarzellen, Windräder, Elektroautos – überall scheint China übermächtig. Beispiel Autoindustrie: In den zwölf Monaten bis September stiegen die Einfuhren von Plug-in-Hybriden in die EU laut Kommission um 86 Prozent, während die Preise um 20 Prozent fiel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Fahrzeuge stammte aus China.

Dieser wirtschaftliche Druck hat zum politischen Kurswechsel in Deutschland geführt. Jeden Monat gehen 15.000 Arbeitsplätze in der Industrie verloren. Die Konkurrenz aus China hat einen Anteil daran. Die Rufe nach Schutzmaßnahmen kommen inzwischen selbst aus

Branchen, die jahrzehntelang vom Chinageschäft profitiert haben.

Zölle auf Elektroautos sind schon in Kraft, bald könnten weitere Maßnahmen folgen. Nach Jahren des Zauderns und Beschwichtigens lehnt sich die EU gegen Chinas Dominanz auf. Man will sich nicht länger gefallen lassen, dass Peking etwa in großem Stil Firmen subventioniert und ihnen so unfaire Vorteile auf dem Weltmarkt verschafft oder eine Aufwertung seiner Währung verhindert, um Exporte billig zu halten. Erst am Freitag – als Šefčovič bei Wang war – notierte der Yuan gegenüber mehreren westlichen Währungen so hoch wie seit vier Jahren nicht mehr.

Jahrzehntelang hat Deutschland einen anderen Kurs gegenüber China verfolgt. Die Industrie verdiente am wirtschaftlichen Aufstieg des Landes, die Politik unterstützte die Öffnung der Märkte. In dieser Zeit steuerte Lars-Hendrik Röller die Wirtschaftspolitik von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CDU) im Kanzleramt. Dass sich die Zeiten geändert haben, ist Röller klar. Er gibt die Hoffnung auf Verhandlungen aber nicht auf. „Es ist sinnvoll, pragmatisch mit China zusammenzuarbeiten. Aber die EU muss sich auch wehren können“, sagt er. „Emmanuel Macron wollte immer schärfere Handelsinstrumente, jetzt hat sich Friedrich Merz dieser Linie angenähert“, sagt Röller.

Kurz nach dem EU-Gipfel wird er Kanzler Merz auf dem „Berlin Global Dialogue“ empfangen, einer internationalen Konferenz von Politikern, Managern und Wissenschaftlern, die er gegründet hat. Auch eine Delegation aus China wird dabei sein. Röller ist wichtig, die Diskussion nicht nur auf den Konflikt mit China zu verengen. Angriffe auf die EU kommen auch aus anderen Richtungen. Die Empfehlungen von Merz und Macron sind „agnostisch“ ausgelegt, das Wort „China“ taucht in dem Papier nicht auf. Röller findet diese Ausrichtung potenzieller Schutzmaßnahmen richtig: „Sie können also auf jeden Handelspartner angewandt werden, der sich gegen uns wendet oder mit einem Konflikt droht.“

Gastbeitrag

Das sind die Antworten auf eine neue Realität

Peter Leibinger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zu China ist schon lange ambivalent. Gleichzeitig ist es seit Jahrzehnten in ständigem Wandel. Das betrifft auch die emotionale Beurteilung des Landes. China wird gleichzeitig von manchen als existenzielle Bedrohung und von anderen als fantastischer Innovationspartner gesehen. Deshalb lässt sich die Situation nur mit einem Schritt Abstand nüchtern und gelassen beurteilen.

Warum haben sich China und Europa in den vergangenen 30 Jahren unterschiedlich entwickelt? China ist ein autoritärer Staat, individuelle Freiheit, wie wir sie kennen, existiert kaum. Gleichzeitig handelt China aber rational, langfristig und strategisch. Politik und Wirtschaft ziehen an einem Strang, wobei die KP Chinas kapitalistische Ökonomie versteht, pragmatisch anwendet und erfolgreich lenkt. Europa agiert demgegenüber politisch kurzfristig, mit wenig ökonomischem Verständnis in der Politik und nicht zusammen mit der Wirtschaft. Teile der Industrie und der Großteil der Gesellschaft waren gegenüber dem enormen Aufholprozess Chinas lange überheblich. Jetzt befinden sie sich teils in Schockstarre. Das Verhältnis hat sich umgekehrt.

Wachsende geopolitische Spannungen verschärfen die Situation, denn sie führen zunehmend zu handels- und industriepolitischen Interventionen – seitens Chinas und der USA. Der Preis- und Innovationswettbewerb mit der Volksrepublik erreicht eine neue Dimension. Schlagwort: China-Schock 2.0. Peking verfolgt konsequent als zentrales Ziel die wirtschaftliche Unabhängigkeit. Es nutzt dabei strategische Abhängigkeiten, sogenannte „Choke Points“, zu geoökonomisch forschem Auftreten. Dazu hat sich Chinas Industrie technologisch enorm verbessert und in vielen Bereichen einen sich selbst verstärkenden Innovationskreislauf erzeugt, ein sogenanntes „Innovation Flywheel“.

Das Dilemma: Ökonomische Offenheit und Wettbewerb bleiben unsere Leitprinzipien. Unsere Unternehmen profitieren, wenn auch abnehmend, vom chinesischen Markt. Technische Innovationen entstehen heute häufig in enger Zusammenarbeit mit chinesischen Partnern. Deutsche Unternehmen lernen in Chinas hartem Wettbewerbsumfeld und dynamischem Innovations-Ökosystem täglich eine wichtige Voraussetzung für Erfolg in allen unseren Exportmärkten kennen. Aber: Sie sind in China auch Diskriminierung und wachsenden regulatorischen Risiken ausgesetzt. Wir brauchen daher eine an klaren strategischen Leitlinien orientierte industrie- und handelspolitische Reaktion.

Wir werden Ambivalenz im Verhältnis zu China aushalten müssen. Eine Abkopplung ist kein realistischer Weg. Aber wir können handeln. Vier konkrete Ansätze können wir selbst kontrollieren und verfolgen.

Erstens müssen Deutschland und die EU wettbewerbsfähiger werden. Die Probleme sind bekannt: hohe Lohnstückkosten, hohe Energiepreise, komplexe Regulierung und ein unvollendeter Binnenmarkt. Die Rezepte, um all das anzugehen, liegen längst auf dem Tisch. Jetzt müssen EU-Kommission und Mitgliedstaaten sie endlich umsetzen.

Zweitens müssen wir mit China selbstbewusst in Verhandlungen gehen, um den Exportdruck nach Europa zu reduzieren. EU-Handelskommissar

Maroš Šefčovič führt diese Gespräche derzeit. Das bleibt der Königsweg. Dabei müssen auch Wechselkursverzerrungen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Mehr Wettbewerbsfähigkeit wird nicht reichen, weil wir strukturellen Marktverzerrungen und Sicherheitsrisiken in strategischen Schlüsselbereichen ausgesetzt sind.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Initiative ist ein wichtiger Beitrag für eine geeinte europäische Position. Der Vorschlag im jüngsten Papier eines „Reaktionsinstruments“ zur effektiven Abschreckung wird dem machtpolitischen Umfeld der EU gerecht.

Drittens müssen wir di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 bei kritischen Rohstoffen wie Seltenen Erden senken. Hier stehen die Unternehmen zunächst selbst in der Verantwortung und sind dabei noch lange nicht am Ziel. Diversifizierung, mehr Recycling und strategische Vorräte kosten Geld. Noch teurer wären jedoch dauerhafte gefährliche Abhängigkeiten.

Zugleich braucht es für mehr Resilienz ein Zusammenspiel vo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Die EU und Deutschland investieren bisher viel zu wenig, um unabhängiger von chinesischen Rohstoffen zu werden. Das Defizit an Strategiefähigkeit in der Politik zeigt sich auch hier. Wir müssen dort strategische Vorräte anlegen, wo Importabhängigkeiten absehbar unvermeidbar bleiben. Jedoch ist China bei einigen Schlüsseltechnologien auch von uns abhängig. Diesen Hebel sollte die EU in Verhandlungen nutzen – auch um Rohstoffzugänge zu sichern.

Unsere Risiken senken wir zudem durch neue Allianzen für regelbasierten Handel. Die EU sollte stärker als bisher pragmatische Freihandelsabkommen verfolgen.

Viertens müssen wir uns darauf vorbereiten, dass Dialog allein nicht ausreicht. Das ist problematisch, aber die EU muss Handelsschutzinstrumente wirksamer einsetzen können. Konkret müssen Instrumente gegen Dumping und unfaire Subventionen schneller, unbürokratischer und einheitlicher greifen. Betroffene Industrien müssen vor dem Einsatz von Instrumenten eng einbezogen werden. Ausgleichszölle sind kein Protektionismus, sondern stellen Wettbewerbsgleichheit wieder her.

Zugleich muss sich die EU neue Schutzinstrumente offenhalten. Dabei müssen die Vor- und Nachteile möglicher Instrumente wie Local-Content-Auflagen, Zollkontingente, sektorweite oder allgemeine Zölle sorgfältig gegeneinander abgewogen werden.

Falls die EU schärfere Schutzinstrumente anwendet, wird China wahrscheinlich darauf antworten. Die EU muss dann zwingend geschlossen bleiben. Auch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st bewusst, dass Passivität langfristig wirtschaftlich wesentlich teurer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unverantwortlich wäre.

Es wird keine Rückkehr in die Zeit geben, in der die EU vor allem vom chinesischen Absatzmarkt profitierte. Ebenso wenig wird China seinen Exportdruck von selbst verringern. Gleichzeitig ist China fü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n vielen Bereichen wichtiger Innovationspartner und Lieferant.

Die EU muss den Dialog mit China weiterführen, aber auch ihre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entschlossen verteidigen. Das ist kein Widerspruch, sondern die Antwort auf die neue Realität.

Peter Leibinger ist Präsident des Bundesverband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 und Aufsichtsratschef des Maschinenbauers Trumpf.

Einwurf Mayer

Baulich hui, ökonomisch pfui

Thomas Mayer

Wer viel Geld hat und wenig Verstand, der setzt sein altes Haus in Stand“, sagte mir mein Jugendfreund auf dem Dorffest, im Schwäbischen „Hocketse“ genannt. Doch da war es schon zu spät. Mein Elternhaus, Baujahr 1960, hatte schon ein neues Dach, neue Fenster, eine vollumfängliche Dämmung, eine neue Garage und die frühere Terrasse einen Wintergarten. Bei den Arbeiten hatte sich zudem herausgestellt, dass alle Wasser- und Stromleitungen erneuert werden mussten. Folglich müssen nun auch alle Innenwände neu verputzt und alle Böden neu verlegt werden. Aus der Teil- wurde eine Vollsanierung. Baulich wird es dank der kompetenten schwäbischen Handwerker ein voller Erfolg, ökonomisch ein Desaster.

Bisher habe ich rund 14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für die Sanierung ausgegeben. Anhand der Kostenvoranschläge schätze ich, dass noch etwa 400 Euro dazukommen werden. Mit 18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liegen die Kosten laut KI-Recherche im üblichen Bereich. Wenn ich den von der Gemeinde geschätzten Verkehrswert des Altbestands dazunehme, komme ich auf gut 30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für ein Haus, das dasteht wie neu. Wenn man bedenkt, dass Neubauten in der Gemeinde für um die 50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angeboten werden, sieht das zunächst gut aus.

Aber das Haus soll vermietet werden. Als Rendite halte ich fünf Prozent für fair. Damit käme ich auf eine Miete von 12,60 Euro pro Quadratmeter und Monat. Ich fürchte, das will im Dorf niemand bezahlen. Nach dem Mietspiegel sollte die Miete für mein erneuertes Haus neun Euro pro Quadratmeter betragen. Als Rendite blieben 3,6 Prozent, brutto. Davon abziehen muss ich Abschreibungen, denn auch das erneuerte Haus altert. Bleibt also eine Nettorendite, die deutlich unter der Verzinsung einer zehnjährigen Bundesanleihe liegt. Aber es kommt noch dicker. Das Haus war vor der Sanierung vermietet. Für die Zeit der Instandsetzung musste ich für die Mieter alternative Wohnungen finden. Natürlich wollen sie in das so gut wie neue Haus zurück. Das ist auch ihr Recht. Nur: Die Miete war seit über einem Jahrzehnt nicht erhöht worden und betrug 4,60 Euro pro Quadratmeter.

Nun kann man zwar Modernisierungskosten bei der Miete geltend machen, aber dafür gibt es Kappungsgrenzen – bei meiner Niedrigmiete zwei Euro pro Quadratmeter innerhalb von sechs Jahren. Weniger bürokratisch und mit beinahe dem gleichen Effekt ist jedoch eine Mieterhöhung von 20 Prozent jetzt und noch einmal 20 Prozent in drei Jahren (da die Miete dann immer noch unter dem Mietspiegel liegt). Nach der ersten Runde komme ich auf eine neue Miete von rund 5,50 Euro pro Quadratmeter und eine Mietrendite für das Haus von 2,2 Prozent. Das dürfte dann gerade mal die Abschreibungen decken.

Inzwischen betrachte ich das Haus nur noch als teures Hobby. Mein Jugendfreund hatte recht: Wer ein bisschen Verstand hat, lässt die Finger von der Sanierung. Die Folge davon dürfte die Verwahrlosung vieler älterer Häuser sein, wie es in der untergegangenen DDR der Fall war. Um das zu vermeiden, müssten die Mietendeckel fallen, damit sich das Bauen wieder lohnt. Und um sich die höheren Mieten pro Quadratmeter leisten zu können, müssten die Leute wieder mit weniger Fläche zufrieden sein. Heutzutage liegt die durchschnittliche Wohnfläche pro Person bei knapp 50 Quadratmetern. Vor 50 Jahren waren es noch 30 Quadratmeter. Würden wir wieder bescheidener wohnen, könnte die Miete pro Quadratmeter um 40 Prozent steigen, ohne die Wohnkosten zu erhöhen. Und es gäbe wieder mehr Anreize zum Wohnungsbau.

Thomas Mayer ist Gründungsdirektor des Flossbach von Storch Research Institute.

Läufer mit Adidas-Modell Adizero: 18 Millionen Deutsche joggen regelmäßig

Als das deutsche Fußballnationalteam am Freitag vor zwei Wochen gegen Mittag vom Auswärtsspiel ins fränkische Herzogenaurach zurückkehrt, nimmt dort kaum jemand Notiz davon. Die Nationalkicker haben zum letzten Mal für eine Länderspielphase ihr Trainingsquartier auf dem Unternehmens-Campus von Adidas bezogen, bevor das DFB-Team zum neuen Ausstatter Nike wechselt, der jährlich 100 Millionen Euro zahlen soll.

Steffen Fründt

Zu Ehren der deutschen Elf, und um den Konkurrenten zu ärgern, hat Adidas auf den letzten Drücker noch ein Nationaltrikot mit goldenen Nadelstreifen herausgebracht. Doch ansonsten lässt man die Starkicker in Ruhe unter der Herbstsonne relaxen. Keine Empfangsdelegation vorm Mannschaftsbus, keine Selfie-Jäger. Nicht einmal eine Pressekonferenz ist an diesem Tag geplant.

Wenige Hundert Meter entfernt herrscht derweil großer Trubel. Der zweitgrößte Sportkonzern der Welt hat für zwei aufeinanderfolgende Tage erst seine wichtigsten Finanzinvestoren eingeflogen, und dann um die 100 Sport-Influencer aus aller Herren Länder. Der komplette Vorstand um CEO Bjørn Gulden ist am Start. Und dazu die zurzeit schnellsten Menschen der Welt. Der jamaikanische Sprinter Oblique Seville, Weltmeister über 100 Meter. Die Äthiopierin Tigst Assefa, die zwei Tage später beim Berlin-Marathon nur durch eine gerissene Achillessehne an einem Weltrekord gehindert wird – und dennoch siegt. Und Sabastian Sawe, der als erster Mensch einen Marathon unter zwei Stunden lief.

Es ist eine beeindruckende Show, mit der Adidas seinen neuen Anspruch zeigen will – die Weltherrschaft im Sport. Die Franken, so kündigt Vorstandschef Gulden an, wollen Nike vom Thron stoßen und die neue Nummer eins der globalen Sportindustrie werden. Und es wird schnell deutlich, mit welcher Disziplin der Coup gelingen soll. Fußball ist immer noch wichtig für Adidas. Doch Running ist wichtiger.

Laufschuhe bilden mit Abstand den größten Einzelmarkt bei Sportschuhen. Analysten schätzen das Marktsegment auf 43 bis 53 Milliarden Dollar, was mehr als einem Drittel des gesamten Sportschuhmarktes entspricht. Der Lauftrend, der von der Corona-Pandemie noch beschleunigt wurde, zieht Jahr um Jahr mehr Freizeitsportler an, während andere Sportarten stagnieren. Die Kräfteverhältnisse sind auch im Fußballland Deutschland eindeutig. 2,2 Millionen Deutsche kicken in Amateurvereinen – etwa 18 Millionen gehen regelmäßig joggen.

Das Problem für Adidas ist, dass die Marke in dieser Schlüsselsportart lange kaum Relevanz hatte. Running war stets die Domäne von Nike. Die aktuelle Krise des US-Konzerns, der zuletzt 80 Prozent seines Börsenwertes eingebüßt hat, liegt auch daran, dass die Amerikaner im Laufschuhbereich dramatisch Marktanteile verloren haben. Allerdings vor allem an viel kleinere Herausforderer wie On oder Hoka, Asics und New Balance.

An Adidas hingegen schien der Running-Boom vorbeigelaufen zu sein, als Gulden Anfang 2023 als neuer Chef von Puma kam. „Wir waren weg von Laufen. Wenn du vier Jahre zurückgehst, war unsere Kollektion schlecht“, sagt Gulden im Gespräch am Rande der Influencer-Show. Das Eingeständnis fällt dem Norweger leicht, denn nach seiner Erzählung war er selbst es, der die Streifen-Marke wieder ins Geschäft gebracht hat mit einem generalstabsmäßig geplanten Angriff auf das Kerngeschäft von Nike.

Als der Adidas-Chef vor einigen Wochen in einer Telefonkonferenz die finanzielle Bilanz des WM-Sommers 2026 zog, sprach er erst eine Weile begeistert über das Weltereignis, bei dem im Land von Nike zwei Adidas-Teams im Finale standen. Dann lenkte er den Fokus aber auf ein anderes Thema. „28 Prozent Wachstum in Running. Das ist, was Sie beachten sollten. Das ist die größte Kategorie“, sagte Gulden. „Es beginnt sich auszuzahlen.“

Im Mittelpunkt der Lauf-Offensive steht ein Schuh namens Adizero Evo. Ein superleichter Schuh, der aus kaum mehr als einer dicken Schaumsohle besteht und zur Zeit von Guldens Amtsantritt in einem langwierigen Testprogramm feststeckte. „Der Evo war da, aber nicht auf dem Markt“, sagt der Manager, der nach seiner eigenen Erzählung beschloss, die Prototypen nicht zwei Jahre im Labor zu testen, sondern gleich an die Athleten auszugeben. „Wenn die Kenianer es mögen, launchen wir ihn.“

Wie die Geschichte ausging, weiß jeder Running-Fan. Der Kenianer Sabastian Sawe gewann am 26. April 2026 den London-Marathon in der Fabelzeit von 1:59:30. Der Schuh an seinen Füßen – der Adidas Adizero Adios Pro Evo 3 mit einem Gewicht von nur 97 Gramm – wurde in Läuferkreisen schnell zu einem Kultobjekt. In der Hoffnung auf rekordverdächtige Leistungen reißen Hobbysportler Händlern den 500 Euro teuren Schuh förmlich aus den Händen, wo immer er auftaucht. Auch günstigere Varianten verkaufen sich prächtig. Adidas ist in der Welt der Jogger und Renner über Nacht zu einer begehrten Marke geworden.

„Nike bleibt der Schuh-Gigant, aber andere Marken zeigen zunehmend ihre Muskeln“, beobachtet Uschi Horner von Sporting Goods Intelligence Europe (SGI) in einer Analyse des Running-Marktes. Das Segment wachse mit zehn Prozent deutlich schneller als das übrige Performance-Geschäft, doch die Treiber seien zunehmend Herausforderer wie On, Salomon, Asics – und Adidas, so die Analystin: „Mit Adizero hat Adidas im Performance-Running das Produkt-Momentum, das das Unternehmen lange vermissen ließ.“

Jetzt arbeitet man in Herzogenaurach eilig an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von Laufschuhen und Bekleidung. In den Tiefen der Konzernzentrale befindet sich das sogenannte Innovation Lab, ein Raum, groß wie eine Turnhalle, in dem es eine Laufbahn, Kunstrasen und diverse Sportgeräte gibt. Hier arbeiten Entwickler an Innovationen wie dem „Gearshift“, einer Art Schieberegler in der Sohle, mit dem Läufer die Steifigkeit ihres Schuhs je nach Untergrund und Erschöpfung variabel regeln können sollen.

In einer Klimakammer reißt ein Athlet bei 27 Grad Celsius und 70 Prozent Luftfeuchtigkeit seine Kilometer auf einem Laufband ab, während eine Wärmebildkamera die Hitzeabstrahlung misst. In der Temperaturregulierung sehen die Franken große Chancen und entwickeln Laufshirts mit Lüftungslöchern und dreidimensionalen Ventilationskanälen. „Future of cool“ nennen sie das bei Adidas.

Coolness ist zugleich das Ziel in dem Geschäftsbereich, mit dem die großen Sportkonzerne je nach Definition grob die Hälfte ihres Geschäfts machen, nämlich Fashion und Streetwear. Die Aufholjagd, die Adida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gen den Rivalen Nike hingelegt hat, verdankt sich zum großen Teil dem Verkauf von Retro-Sneakern wie Samba, Stan Smith und Spezial, die allesamt auf jahrzehntealten Ballsportschuhen basieren. Während Nike mehrere Dekaden mit Abwandlungen von Basketball-Tretern die Straßen dominierte, schaffte dies zuletzt Adidas mit historischen Fußball- und Handballschuhen.

Die große Wette der Branche zielt nun darauf ab, dass Laufschuhe die nächste große Sneaker-Ära einläuten. Tatsächlich tragen Teenager schon heute bevorzugt 20 Jahre alte Laufschuhmodelle von New Balance oder Asics. In der Kollektion für den Winter 2027/2028, die Adidas in diesen Tagen in einem sorgsam abgesicherten Gebäude auf dem Firmengelände in Herzogenaurach Händlern präsentiert, sind jetzt auch in der Fashion-Abteilung jede Menge Laufschuhe zu sehen. Neben Retro-Rennern sind darunter auch Abwandlungen des Rekordschuhs Adizero.

Running sei viel größer als von den Marktanalysen abgebildet, sagt Bjørn Gulden. „Die meisten Leute, die Running-schuhe kaufen, gehen mit den Schuhen.“ Sneakerträger wünschten sich komfortable, atmungsaktive und leichte Schuhe – also genau die Attribute von Laufschuhen. On und Hoka hätten das früh erkannt und von vornherein Schuhe für den Alltagsgebrauch entwickelt. Adidas will mit seinen Rennern jetzt auch die breite Masse erobern. „Basketball ist nur Performance“, lästert Gulden mit Blick auf die Domäne des Rivalen Nike, deren stilbildende Bedeutung er für beendet hält. „Der Running-Boom wird noch lange anhalten.“

Läuft!

Das Gerangel um Fußballtrikots ist nur Spielerei. Den wahren Kampf liefern sich die größten Sportkonzerne der Welt um ein viel lukrativeres Geschäft: Running. Besonders Adidas investiert viel

Im Blindflug

Die Abschaffung der sogenannten Rente mit 63 ist die umstrittenste Reformempfehlung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Angesichts der Widerstände aus CDU und SPD diskutiert die Koalition Kompromisse, um die Maßnahme zu retten. Möglich wären beispielsweise Härtefallregelungen oder eine Regelung, nach der die Altersrente für besonders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abschlagsfrei nicht bereits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kann, sondern erst nach 46 oder 47.

Tobias Kaiser

Die Koalition berät ohne verlässliche Daten über die Rentenreform. Weder Arbeitsministerium noch Rentenversicherung können die Folgen von Optionen der Rente mit 63 beziffern. Dabei gäbe es Möglichkeiten, mehr Transparenz zu schaffen

Was klar ist: Die verabredeten Reformen sollen trotz allem „zügig“ Realität werden. Das jedenfalls ließen die Spitzen von CDU, CSU und SPD nach ihrem abendlichen Treffen am Mittwoch verlauten. Vier Stunden hatte der Koalitionsausschuss verhandelt – in „guter und konstruktiver“ Atmosphäre, wie die Fraktionschefs den Bundestagsfraktionen am Donnerstag per SMS versicherten. Anders als erwartet wurde kein Zeitplan für die Umsetzung der Vorhaben veröffentlicht. Allerdings hatt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zuvor erklärt, er hoffe, „dass wir das im Frühjahr nächsten Jahres in trockenen Tüchern haben“. Beim Thema Rente rechné er bis Jahresende mit einem Kabinettsbeschluss.

Zumindest irritierend ist, dass die Ko-alition dabei offenbar ohne verlässliche Berechnungsbasis diskutiert. Man arbei-te unter Hochdruck an der Rentenre-form, so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BMAS). „Welche Aus-wirkungen eine konkrete gesetzliche Änderung hätte, hängt von ihrer jeweiligen Ausgestaltung und den hierfür zu-grunde gelegten Annahmen ab“, sagte ein Sprecher auf die Frage, auf welcher Datenbasis man alternative Reformvorschläge bewerte. „Zu den Details der gesetzlichen Umsetzung kann das BMAS derzeit noch keine Auskunft geben. Sobald die konkrete gesetzliche Ausgestaltung vorliegt, können die finanziellen Auswirkungen geschätzt werden. Dabei werden auch die notwendigen Annahmen und Datenquellen benannt.“

Dass die Diskussion ein Stück weit im Blindflug verläuft, bestätigt auch die Organisation, die einen Großteil der relevanten Daten speichert. Politische Diskussionen und Vorschläge kommentiert die Deutsche Rentenversicherung Bund (DRV) ohnehin nicht, aber auch bei der Auswertung des eigenen Datenschatzes hapert es. Die finanziellen Auswirkungen von Reformvorschlägen könnten nicht berechnet werden, heißt es dort.

Ein Grund seien Unwägbarkeiten: „Die Deutsche Rentenversicherung nimmt keine Berechnungen vor, welche Kosten mit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verbunden sind, beziehungsweise welche Einsparungen sich aus ihrer Abschaffung beziehungsweise aus veränderten Zugangsvoraussetzungen ergeben würden“, sagt ein Sprecher. „Hintergrund ist, dass die Finanzwirkungen davon abhängig sind, wie sich die Versicherten bei Abschaffung und Veränderung dieser Rente verhalten würden.“ Die Betroffenen könnten etwa häufiger eine Erwerbsminderungsrente beanspruchen, sich für die Altersrente für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mit Abschlägen entscheiden – oder weiterarbeiten. „Hierzu gibt es in der Rentenversicherung keine Erkenntnisse, die für eine Bezifferung der Finanzwirkungen ausreichend wären.“

Auf individueller Ebene hat die DRV für zuletzt rund 59 Millionen Versicherte Daten unter anderem zu Versicherungsbiografien, Beiträgen und Reha-Leistungen. Sie verfügt damit über einen Datenschatz und hat sogar ein spezialisiertes Forschungsdatenzentrum, das Wissenschaftlern anonymisierte Daten von Einzelpersonen zur Verfügung stellt. Auf dieser individuellen Ebene kann die Rentenverwaltung sehr verlässlich Auskunft geben: Ab 55 Jahren erhalten Versicherte alle drei Jahre eine Rentenauskunft, in der sie auch nachlesen können, ob sie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Rente für besonders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erfüllen und ab welchem Alter ein abschlagsfreier Rentenbeginn frühestens möglich wäre.

Diese individuellen Berechnungen sind zwar weitgehend automatisiert,

MANCHES, WAS IN DER DRV ABLÄUFT, IST FÜR AUSSENSTEHENDE EINE BLACKBOX

Martin Werding Wirtschaftsweiser

gleichwohl tappt die DRV bei der genauen Zahl der Betroffenen im Dunkeln. Man könne noch nicht einmal sagen, wie viele Personen betroffen wären, wenn etwa die Zahl der nötigen Jahre für die Rente für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beispielsweise auf 46 Jahre angehoben würde, heißt es. „Uns liegen keine Erkenntnisse vor, wie viele Personen eines Jahrgangs gewisse Versicherungszeiten erfüllen, beziehungsweise ob sie bestimmte Zielwerte erreichen können“, sagt der DRV-Sprecher. „Daher können wir keine Aussage darüber treffen, wie sich die Anzahl der Anspruchsberechtigten bei einer möglichen Verschiebung der erforderlichen Wartezeiten verändern würde.“

Die Probleme beim Zugang, bei der Verknüpfung und der Aktualität sind seit vielen Jahren ein Ärgernis. Forscher und Politikberater behelfen sich damit, Stichproben anonymisierter Daten von Einzelpersonen auf alle Versicherten hochzurechnen oder DRV-Daten mit anderen Quellen wie Befragungen zu verknüpfen. Das liefert belastbare Szenarien, ersetzt aber keine aktuelle amtliche Rechnung für die im Kanzleramt diskutierten Kompromisse.

Die Rentenkommission etwa hat auf der Grundlage von DRV-Daten Modellrechnungen und Schätzungen durchgeführt. In den Empfehlungen verweisen die Experten allerdings explizit auf die Einschränkungen: Die Modellberechnungen dienten der Veranschaulichung der möglichen Reformwirkungen, heißt es in dem Bericht. „Sie ersetzen jedoch nicht die detaillierte Finanzberechnung, die im Rahmen eines Gesetzgebungsverfahrens erforderlich ist.“

„Manches, was in der DRV abläuft, ist für Außenstehende eine Blackbox“, sagt der Wirtschaftsweise Martin Werding, der auch i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saß, in der die Empfehlungen für die Rentenreformen erarbeitet wurden. „Wenn man sich im Kanzleramt fragt, wie ein möglicher Kompromiss aussehen könnte und was der kosten würde, könnte die DRV die Frage nach den Kosten kurzfristig wohl tatsächlich nicht beantworten. Letztlich ist das ein echtes Problem für die Entwicklung zielgenauer Reformen.“

Ein Grund für die Defizite ist die Technik. Es ist ein offenes Geheimnis, dass die DRV-IT ein permanentes Modernisierungsprojekt ist. Seit Jahren gibt es Pläne, unterschiedliche Systeme zu modernisieren. Doch dabei ging es nur langsam voran, auch weil die Politik die Rentenregeln immer wieder verändert. Die IT-Systeme anzupassen, bindet Kapazitäten, die für eine Modernisierung hätten genutzt werden können.

Werding macht für den Daten-Blindflug aber auch die zersplitterte Struktur der Rentenversicherung verantwortlich: Neben der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 Bund gibt es aus historischen Gründen noch die Knappschaft-Bahn-See und 14 weitere regionale Träger wie die DRV Westfalen. „Die Konten, die bei den Regionalträgern geführt werden, sind nicht in einer gemeinsamen Datenbasis, allein das ist schon eine enorme Hürde“, sagt Werding.

Eine der Empfehlunge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lautet denn auch, die Zersplitterung dort zu beenden, wo sie die Arbeit behindert. Die Beratung vor Ort soll bleiben, aber Steuerung, IT und andere wichtige Elemente sollen bei der DRV Bund zentralisiert werden. Die regionalen Häuser wehren sich jedoch. Es geht um Einfluss, Arbeitsplätze und die föderale Führungsstruktur mit gut dotierten Geschäftsführerposten.

Diese Einwände sind auch bei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ngekommen. Mehrere Länder wollen laut einem Arbeitspapier, aus dem die „Zeit“ zitierte, die Zentralisierung verhindern. Angesichts der Vorstöße rufen Mitglieder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inzwischen öffentlich dazu auf, das Reformpaket nicht zu verwässern.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IT und Prozesse sollte man zentralisieren, auch wenn die Regionalträger sich dagegen wehren“, sagt Werding. „Unsere Reformempfehlungen waren ein Kompromiss. Daraus ganze Teile herauszubrechen und die Empfehlungen nur selektiv umzusetzen; was dabei rauskäme, wäre nicht mehr tragfä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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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BURKERT/WELT

Kaffee steckt in unserer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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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ttas Doppelspitze am Stammsitz in Minden: Katja Möller leitet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zusammen mit Jero Bentz. Der Urenkel von Firmengründerin Melitta Bentz ist persönlich haftender Gesellschafter

Zukunft und Vergangenheit stehen nah beieinander im Hause Melitta. Einige alte Maschinen im Foyer des Produktionsgebäudes am Stammsitz im ostwestfälschen Minden zeigen, wie vor Jahrzehnten Filtertüten hergestellt wurden – das bekannteste Produkt des 1908 gegründeten Familienunternehmens. Die ersten selbst konstruierten Anlagen schafften 190 Filtertüten pro Minute, sagt Jero Bentz, Mitglied der Unternehmensleitung und Urenkel von Firmengründerin Melitta Bentz. Heute produzieren die weiterhin selbst entwickelten Maschinen rund 4000 Filtertüten pro Minute. In Summe sind es täglich gut 30 Millionen. In einem ihrer extrem seltenen Interviews sprechen Bentz und Katja Möller, mit der er eine Doppelspitze bildet, über die Bedeutung des Ursprungsprodukts für Melitta, den weltweiten Kaffeeboom und ihre jüngste Firmenkrise.

Carsten Dierig

WELT AM SONNTAG: Herr Bentz, Frau Möller, wie wichtig ist die Filtertüte noch für Melitta?

JERÖ BENTZ: Emotional extrem wichtig, denn das ist unsere Herkunft und hat uns weltweit bekannt gemacht. Aber auch wirtschaftlich ist das ein relevantes Geschäft. Der Umsatzanteil liegt bei rund acht Prozent. Mengenmäßig sind die Verkäufe dabei stabil bis leicht wachsend, vor allem aufgrund unserer voranschreitenden Internationalisierung in wachsenden Märkten, speziell in Südamerika. Trotzdem dürfte der Anteil am Umsatz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nach und nach zurückgehen – weil das gesamte Kaffeegeschäft aus Filterkaffee, Bohnen, Kapseln, Pads und Instant im Verhältnis immer stärker wird. Das sind mittlerweile gut 60 Prozent unseres Gruppenumsatzes.

WAMS: Wie schaffen Sie Wachstum in diesem umkämpften Markt?

KATJA MÖLLER: Kaffee und Kaffeezubereitung stecken in unserer DNA. Noch dazu steht der Name der Gründerin als Marke auf der Verpackung. Entsprechend groß ist das Vertrauen der Verbraucher, die uns weltweit ohnehin schon kennen durch die Filtertüten. Dieses Pfund nutzen wir und erleben guten Zulauf in jedem neuen Markt, den wir erschließen. Aktuell steht Deutschland noch für gut 30 Prozent des Umsatzes. Dieser Anteil wird absehbar auf 15 bis 20 Prozent sinken, da wir unser Wachstum vor allem international erzielen.

WAMS: Wo internationalisieren Sie?

MÖLLER: Zum einen in Europa, zum Beispiel in Polen, Skandinavien, Frankreich und Spanien. Zum anderen liegt der Fokus auf Südamerika, wo wir in Brasilien schon stark sind, nun aber auch weitere Regionen erschließen. Weiterhin ist Asien interessant, und es gibt auch erste Pflänzchen in Afrika. Man muss beden-

Melitta hat zwei handfeste Krisenjahre hinter sich. Nach fast 100 Millionen Euro Verlust soll es 2026 wieder Gewinne geben. Damit wird auch wieder investiert – zum Beispiel in den Bau von Europas größter Kaffeerösterei in Br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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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S: Ist das Sparen damit beendet? MÖLLER: Auf Kosten und Effizienz zu achten, ist eine Daueraufgabe. Wir werden immer wieder an einigen Stellen nachjustieren und unsere Strukturen ständig an die Geschäftsentwicklung anpassen. Grundsätzlich haben wir auch in dieser Phase unsere Anpassungsfähigkeit und Resilienz bewiesen. Jetzt können wir wieder planmäßig unsere Zukunftsinvestitionen tätigen, nachdem wir zuvor temporär auf die Kostenbremse getreten sind und das ein oder andere Projekt etwas verschoben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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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ÄFTS- VERBINDUNGEN

BENTZ: Wir investieren in den kommenden fünf bis sechs Jahren rund 100 Millionen Euro in den Standort Bremen und bauen dort die voraussichtlich größte Kaffeerösterei Europas auf mit dann

BENTZ: Angespannt ja, existenzgefährdend nein. Liquidität war immer ausreichend vorhanden, und alle Rechnungen konnten bezahlt werden. Auch die zu dem Zeitpunkt anstehende Refinanzierung von Krediten hat geklappt, wenn auch zu verschärften Konditionen. Aber natürlich mussten wir gegensteuern. MÖLLER: Es gab strukturelle Anpassungen an verschiedenen Stellen. In Minden haben wir uns sämtliche Prozesse in der Produktion und in der Zentrale angeschaut und danach in Summe 150 Stellen gestrichen. Der Abbau ist dabei größten-

dieSCHULDENEINTREIBER.DN Profilis kontaktieren Schuldner von Auge zu Auge 07141 99 244 38 ken: Kaffee bleibt weltweit weiterhin ein Wachstumsmarkt. Und da sind wir an etlichen Stellen unterrepräsentiert. Aber das ändern wir jet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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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CHIEDENES

WAMS: Mit welchem langfristigen Ziel? BENTZ: Das Potenzial ist riesig. Bis 2033 wollen wir den Gruppenumsatz fast verdoppeln: von aktuell rund 2,5 Milliarden auf dann vier bis 4,5 Milliarden Euro. Melitta soll auch zur Weltmarke für Kaffee werden.

WAMS: Zuletzt war das Kaffeegeschäft eher schädlich. 2024 hat Melitta tiefrote Zahlen geschrieben, 2025 gab es ebenfalls Verluste. Was war der Grund?

BENTZ: 2024 sind die Preise für Rohkaffee aufgrund schlechter Ernten extrem stark und schnell gestiegen. Wir reden hier von mehr als einer Verdoppelung innerhalb von zwei, drei Monaten. Das hat dann bei uns Kapital gebunden, viel Kapital. Gleichzeitig konnten wir diese Aufschläge nur mit monatelanger Verzögerung an den Handel weitergeben. Das macht sich dann in der Bilanz bemerkbar. Genau wie das damals schlechte Weihnachtsgeschäft im Bereich Kaffeemaschinen und -vollautomaten und weitere negative Einmalfaktoren, wie zum Beispiel reine Bewertungsthemen aus unserer globalen Umstellung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Rechnungslegungsstatus IFRS. Es kam einfach viel zusammen. Unter dem Strich stand dann ein Minus von fast 70 Millionen Euro im Jahr 2024 und von nochmal 25 Millionen Euro in 2025. Aber man muss auch mal ein, zwei schwierige Jahre aushalten. Unser Cashflow war auch in diesen beiden Jahren deutlich positiv. Als Familienunternehmen denken wir nicht in einzelnen Jahresergebnissen, sondern in langfristig nachhaltiger Geschäftsentwicklung.

WAMS: Was planen Sie?

BENTZ: Das Unternehmen ist auf einem stabilen Kurs. Wir werden 2026 wieder deutlich schwarze Zahlen schreiben. Das ist schon jetzt absehbar. Den Gewinn erwarten wir bei über 50 Millionen Euro. Auch der Cashflow und die Kapitalreserve haben sich deutlich verbessert. Zwar hat der Halbjahresumsatz mit 1,2 Milliarden Euro das Vorjahresniveau um rund 100 Millionen unterschritten. Das liegt aber zum einen an den gesunkenen Rohkaffeepreisen, die wir weitergegeben haben, und zum anderen am Wegfall von Umsätzen durch Geschäftsaufgaben und -verkäufe. Diese Faktoren herausgerechnet, liegen wir sieben Prozent im Plus. Zumal wir unser Absatzvolumen steigern konnten, trotz des weiterhin herausfordernden Konsum- und Marktumfelds. Wir sind also sehr zufrieden mit dem ersten Halbjahr.

teils über Fluktuation und ein Freiwilligenprogramm gelaufen. Außerdem haben wir Werke mit geringer Zukunftsperspektive geschlossen: eins in Neu Kaliß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o mit 120 Mitarbeitern Spezialpapiere und Tapetenvlies hergestellt wurden, und eins in China, konkret die Filterkaffeemaschinen-Montage. Diese Geräte kaufen wir jetzt von einem externen Lieferanten zu. Zudem wurde eine kleinere Filtertüten-Produktion in den Niederlanden geschlossen und nach Minden verlagert. Und in Italien haben wir Domo Living verkauft, ein Geschäft mit Produkten zur Aufbewahrung im Haushalt, das rund 30 Jahre zum Portfolio gehört hat, aber letztlich nicht mehr zu uns passt.

WAMS: Wie ist die aktuelle Lage?

130.000 Tonnen Kapazität. Aktuell können wir dort rund 90.000 Tonnen Rohkaffee verarbeiten. Aber auch in Brasilien erweitern wir zurzeit die Kapazitäten bei einer unserer zwei Röstereien vor Ort.

WAMS: Warum Bremen?

BENTZ: Bremen ist seit 350 Jahren ein Kaffee-Standort. Dort wird knapp die Hälfte der deutschen Importe verarbeitet. Es gibt also etablierte und effiziente Strukturen und die notwendigen Fachkräfte. Warum sollten wir das nicht nutzen? Wir selbst sind seit 60 Jahren mit einer Rösterei in Bremen und sehr zufrieden. Also bauen wir lieber dort aus, als irgendwo anders auf der Welt etwas Neues hinzustellen und damit bei null anfangen zu müssen. Das birgt dann auch strategische Risiken und Fragezeichen.

WAMS: Wie sehen Sie grundsätzlich die anhaltende Debatte um den Wirtschaftsstandort Deutschland?

BENTZ: Jedes Unternehmen hat seine Themen. Energiepreise sind da natürlich weit vorne. Wir stellen das Papier für die Filtertüten in einer eigenen Papierfabrik in Minden her, dafür brauchen wir viel Wärme. Angesichts der energiepolitischen Rahmenbedingungen hierzulande, ist das sehr kostenintensiv. Für uns ist eine möglichst hohe Wertschöpfung aber wichtig. Allerdings sollte die Politik verstehen, dass Wirtschaft und Wertschöpfung die Grundlage für unseren wertvollen Sozialstaat, unser Wertesystem und die Infrastruktur des Landes bilden, schlussendlich also für unseren Wohlstand. Und besonders teure Energie ist ein wichtiger, aber nur ein Teil des Problems. Entscheidender sind Flexibilität und Freiheit für unternehmerisches Handeln – hohe Steuern, lähmende Bürokratie und Regulierung helfen dabei nicht. Schließlich stehen wir auch an dieser Stelle im Wettbewerb mit anderen Ländern.

WAMS: Haben Sie ein Beispiel?

BENTZ: Die Haushaltsmarken Toppits und Swirl gehören auch zu unserer Unternehmensgruppe. Den größten Teil der Produktion haben wir vor einigen Jahren nach Polen verlagert. Dort hat es nur gut eineinhalb Jahre gedauert, ein Werk aufzubauen. Ein vergleichbares Vorhaben dauert in Deutschland meist wesentlich länger – hier kann man mit mindestens fünf Jahren rechnen. Diese Zeit hatten wir aber nicht, als es darum ging, in größerem Maße in die Produktion zu inves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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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e der Woche Der Butler für alle

Holger Zschäpitz

Wer wünscht ihn sich nicht, den persönlichen Assistenten, der all die lästigen Dinge des Alltags erledigt? Der den Wocheneinkauf bestellt, den überteuerten Stromvertrag kündigt, das Tagesgeldkonto mit den besten Zinsen aufspürt, die Steuererklärung vorbereitet und nebenbei das Postfach aufräumt. Was früher ein den Reichen vorbehaltener Butler übernahm, könnte bald der KI-Agent für jedermann erledigen.

Mit „Muse“ hat Meta im September einen solchen Helfer in den USA gestartet. Das Programm öffnet Webseiten, vergleicht Preise, füllt Formulare aus, reserviert den Tisch im Restaurant und handelt Rechnungen herunter. Nach zehn Tagen stand die App an der Spitze der Downloadcharts, schneller als einst ChatGPT. Morgan Stanley schätzt, dass weltweit Konsumausgaben von rund 30 Billionen Dollar künftig über solche Agenten laufen könnten.

Für die Börse ist das eine Zäsur. Bislang ging es bei KI vor allem darum, welche Arbeit Unternehmen automatisieren. Jetzt rüsten die Kunden auf. Das trifft Geschäftsmodelle, die von einer Bequemlichkeitsmarge leben: vom Bestandskunden, der mehr zahlt als der Neukunde, vom Abo, das keiner nutzt, vom Tagesgeld, das zu Minizinsen herumliegt. Ein Agent rechnet jeden Monat nach, und zwar ohne zu murren. Die Märkte haben mit der Umverteilung längst begonnen. Ein Korb von Morgan Stanley mit als gefährdet geltenden Aktien hat seit September 2025 rund 32 Prozent verloren, der SoFi Agentic AI ETF mit den Profiteuren legte gut 38 Prozent zu. Meta selbst kostet inzwischen das 21-Fache der erwarteten Gewinne. Auf den Verliererlisten der Analysten stehen Versicherer wie Allianz, Axa und Generali, Telekomkonzerne, Mobilfunkvermittler wie Free-net, Fitnessketten und Abo-Anbieter.

Zu den Gewinnern dürften zunächst die Ausrüster zählen. Agenten planen, rufen Werkzeuge auf und speichern Zwischenstände, das kostet Rechenleistung. Davon profitieren Nvidia, Arm und ASML. Im Handel gilt Shopify als klarer Gewinner, weil der Konzern an jeder Bestellung verdient, egal, wo sie beginnt. Auch Walmart und Costco dürften bestehen, denn auch ein Agent kauft dort, wo Preis und Auswahl stimmen. In Europa sehen Analysten Zalando vorn.

Allerdings behandelt die Börse die Agenten-Ära, als wäre sie schon da. Nur sieben Prozent der Kunden würden laut einer Umfrage eine KI ohne Rückfrage einkaufen lassen. Goldman Sachs rechnet mit einer Übergangsphase von drei bis fünf Jahren. Bei Amazon, Visa oder Booking sind sich die großen Banken uneins. Und am Ende könnte der Butler selbst die Hand aufhalten, wenn die Plattformen für den Zugang zu den Kunden kassieren.

Wer den Agenten noch nicht an Konto und Verträge heranlassen will, kann an der Börse zumindest schon einmal sortieren, wer zu den Gewinnern und wer zu den Verlierern gehört.

Diese Idee der Woche stammt aus unserem Erfolgspodcast „Alles auf Aktien“. Dort stellen die Finanzjournalisten der WELT AM SONNTAG jeden Tag ein Investment vor, das sie selbst besonders spannend finden. Aus diesen persönlichen Favoriten wählen wir jede Woche einen aus – und stellen ihn Ihnen hier noch einmal ausführlich vor.

Daniel Suárez, Sieger des 600 Meilen langen Nascar-Rennens, mit einer Flasche des Sponsors Coca-Cola. Die Firma hebt seit 64 Jahren in Folge ihre Dividende an

Strecke machen

Manche Firmen steigern ihre Dividende seit Jahrzehnten ununterbrochen. Woran erkennt man als Anleger solche Dauerläufer?

Als York Water zum ersten Mal Dividende zahlte, gab es noch keinen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In den USA regierte James Madison. 1816 ließ die Firma aus Pennsylvania ihre Aktionäre zum ersten Mal an den Gewinnen des Geschäfts teilhaben. Seither hat der Wasserversorger Jahr für Jahr ausgeschüttet. Weder im amerikanischen Bürgerkrieg noch in beiden Weltkriegen noch in der Großen Depression musste York Water seine Dividende streichen. Damit weist das Unternehmen die längste ununterbrochene Dividendenserie der Welt auf.

Daniel Eckert

Zwar sind 210 Jahre in Folge mit Ausschüttungen einzigartig. Allerdings gibt es in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 einige Firmen, die es geschafft haben, ihre Dividende über Jahrzehnte nie ausfallen zu lassen. Für Privatanleger lohnt es sich, diese Dividendenkönige zu kennen. Bei einer Ausschüttungshistorie, die so lange zurückreicht, hat sich das Geschäftsmodell als ausreichend robust erwiesen, um Wirtschaftskrisen zu überstehen. Im Gegensatz zu Anleihen, deren Zinssatz in der Regel feststeht, haben Dividenden die angenehme Eigenschaft, dass sie steigen können. Wenn der Zahler ein gutes Unternehmen mit strukturell wachsendem Geschäft ist, kann das Plus der Ausschüttung die Geldentwertung deutlich übertreffen, und das Jahr für Jahr.

Börsengesellschaften, die ihre Dividende mindestens 25 Jahre in Folge angehoben haben, werden Dividendenaristokraten genannt. Unternehmen, die ihre Dividende mindestens 50 Jahre in Folge erhöhen konnten, gelten sogar als Dividendenkönige. Manche davon sind bekannt, von anderen haben nur wenige Sparer hierzulande jemals gehört.

„Anleger sollten nicht die Aktie mit der höchsten Dividendenrendite suchen, sondern Unternehmen, bei denen Qualität, Cashflow und Wachstum dafür sprechen, dass die Dividende auch künftig verdient werden kann“, sagt Michael Titz, Leiter Investment Office beim Bankhaus Herzogpark. Die lange Ausschüttungsserie sei ein wichtiges Qualitätsmerkmal, dürfe Anleger jedoch nicht dazu verleiten, ausschließlich in den Rückspiegel zu schauen.

Geradezu berühmt für seine verlässlichen Dividendenzahlungen ist Procter & Gamble. Das 1837 gegründete US-Unternehmen steht für Produkte aus den Bereichen Haushalt, Körperpflege und Hygiene. Immerhin seit 1890 schüttet der Konsumgüterriese kontinuierlich Bares an seine Anteilseigner aus. Die eigentliche Stärke von Procter & Gamble ist jedoch seine Fähigkeit, die Dividende anzuheben. Das gelingt nunmehr 70 Jahre in Folge. Ein solcher Rekordlauf ist nur möglich, weil das nahezu krisenfeste Geschäft stetig verlässliche Erträge in die Kassen spült. Mit rund drei Prozent liegt die Rendite etwa auf Höhe der jüngsten Inflationsraten.

Einen weiteren Dividendenkönig kennt fast jeder Mensch auf der Welt: Coca-Cola. Der 1886 gegründete Softdrink-Gigant hat eine der stärksten Marken überhaupt geschaffen. Diese Strahlkraft verleiht dem Unternehmen eine Preismacht, von der andere Branchenunternehmen nur träumen können.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fließt ohne Unterbrechung eine Dividende an die Anteilseigner. Auch hier ist die Steigerungsserie beeindruckend: Seit 64 Jahren schraubt das Management die Dividende Jahr für Jahr nach oben. Mit einer Ausschüttungsquote von rund zwei Dritteln ist dieser Dividendenmarathon weiterhin solide finanziert. Aktuell liegt die Rendite bei rund 2,5 Prozent.

Ebenso lange wie Coca-Cola gelingt es Johnson & Johnson, die Dividende Jahr für Jahr zu steigern. 2026 kam das Unternehmen ebenfalls auf 64 Anhebungen in Folge. Gerade in einer alternden Gesellschaft haben die beiden J&J-Geschäftsbereiche Pharma und Medizintechnik

Wachstumspotenzial. Da sich medizinische Anwendungen verändern und Patente auslaufen, muss J&J ständig in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vestieren, um auf der Höhe der Zeit zu bleiben.

Dividendenkönige müssen nicht immer Konsumgüterhersteller mit weltbekannten Marken sein. Manche sind so etwas wie Hidden Champions. Dazu gehört die Dover Corporation. Der Industriekonzern profitiert von einem ökonomischen Burggraben um sein Geschäft. Ob Spezialpumpen, Hebezeuge oder industrielle Kühlsysteme: Die Firma mit Sitz in Illinois liefert kritische Komponenten, bei denen Unternehmenskunden nicht wegen weniger Cent Preisunterschieds den etablierten Anbieter wechseln.

Diese Produkte sorgen zusammen mit einem lukrativen Ersatzteilgeschäft für einen erheblichen Lock-in-Effekt. Genau dieser stetige, vergleichsweise krisenfeste Cashflow aus der Nische macht Dover zu einem Dauerläufer der Dividende. Allerdings ist die laufende Rendite mit etwas mehr als einem Prozent bescheiden. Das Beispiel zeigt, warum Anleger nicht allein auf die anfängliche Ausschüttung schauen sollten. Ein niedrigerer Einstiegsertrag kann langfristig attraktiver sein, wenn die Dividende verlässlich steigt und zugleich der Unternehmenswert wächst.

Echte Dividendenkönige mit mindestens 50 jährlichen Anhebungen in Serie sind außerhalb der USA schwer zu finden. Zwar gibt es auch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Unternehmen, denen es gelungen ist, ihre Dividende seit Jahrzehnten nie ausfallen zu lassen, allen voran Munich Re mit 25 Jahren. Doch schon solch Dividendenadel mit 25 Anhebungen in Folge ist selten. Hierzulande kommt aktuell nur ein Nebenwert in die Nähe des Aristokratenstatus: Fuchs SE.

Elite der Dividendenzahler Zahl der Jahre mit steigenden Dividenden

Steigenden Dividenden
Procter & Gamble	70
Dover Corp.	69
Johnson & Johnson	64
Coca-Cola	64
Colgate-Palmolive	62
Lowe's	62
AbbVie	53
PepsiCo	52
McDonald's	49
Chevron	38
Ecolab	34
Linde plc	32
A. O. Smith	31
York Water	29
Fuchs SE (Vz.)	24
Cummins	17
BlackRock	16
Avery Dennison	15
SAP	15
Allianz	13

Quelle. Eigene Recherche/Unternehmensangaben/Microsoft Copilot

Möglich wird das auch in diesem Fall durch einen ökonomischen Burggraben. Mit seinen Spezialschmierstoffen hält die Firma aus Mannheim Teile der globalen Industrie am Laufen. Da die Ausschüttungsquote nur knapp über 50 Prozent liegt, bleibt dem Management trotz des zyklischen Geschäfts ein Puffer, um die Dividende auch in schwächeren Jahren zu stabilisieren und die Serie möglicherweise fortzusetzen.

Im Dax weisen neben Munich Re auch SAP und Allianz eine saubere Dividendenbilanz auf. Allerdings kommen diese Unternehmen eher auf zehn bis 15 Jahre, in denen sie die Gewinnbeteiligung der Aktionäre jedes Jahr heraufsetzen konnten. Von US-Dimensionen ist die Alte Welt auch deshalb weit entfernt, weil hierzulande mehr Zykliker und kapitalintensive Unternehmen zu Hause sind. Für sie ist es gleichsam normal, die Dividende in schlechten Jahren zu kürzen oder ausfallen zu lassen. Paradebeispiele dafür sind die Automobilhersteller, die in guten Jahren hohe Renditen bieten, ihre Aktionäre im Abschwung aber regelmäßig enttäuschen.

Doch wie erkennen Anleger, wie groß die Chance auf steigende Ausschüttungen in der Zukunft ist? Experten haben mehrere Faktoren ausgemacht, auf die es zu achten gilt. „Entscheidend ist, ob die Dividende auch künftig verdient wird. Das hängt vor allem vom freien Cashflow ab: Deckt er die Ausschüttung komfortabel, ist das ein gutes Zeichen“, sagt Michael Wittek, Direktor Portfolio-management bei Albrecht, Kitta & Co. Zusätzlich sollten Anleger auf eine moderate Ausschüttungsquote, eine solide Bilanz und ein Geschäftsmodell mit Preissetzungsmacht achten. Je nach Geschäftsmodell sollte die Ausschüttungsquote nicht mehr als zwei Drittel des Gewinns betragen, in einzelnen hoch regulierten Branchen kann sie auch mal an 80 Prozent heranreichen.

Kritisch im Blick haben sollten Anleger auch den Dividendendauerläufer York Water. Womöglich werden Investitionen und Finanzierungskosten künftig so viel Cashflow auffressen, dass der Versorger die Serie der Steigerungen, die in den 1990er-Jahren aufgenommen wurde, irgendwann unterbrechen muss. Solange das Unternehmen aber überhaupt weiter ausschüttet, bleibt ihm zumindest der Titel der längsten ununterbrochenen Dividendenserie der Welt.

Hohe Lohn- und Personalkosten

Wenn beim Shoppen der Hunger kommt Umsatzentwicklung der Handelsgastronomie, in Milliarden Euro

Europa steht bei KI nicht schlecht da

Matt Moberg investiert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in innovative Unternehmen. Im Interview erklärt der Fondsmanager, wie er künftige Börsengewinner findet

I m Silicon Valley sind heute viele Investmentprofis heimisch. Kaum einer dürfte die Gegend jedoch so gut kennen wie Matt Moberg, 55. Er ist dort aufgewachsen, kennt das Technologie-Makka von Kindacheinen an. Und er

Mekka von Kindesbeinen an. Und er blieb ihm bis heute treu. Von Kalifornien aus managt er seit rund 20 Jahren den 1968 aufgelegten Franklin Innovation Fund der amerikanischen Anlagegesellschaft Franklin Templeton.

Frank Stocker

Der Fonds investiert gezielt in technologische Neuerungen und erzielte seit seiner Auflegung eine durchschnittliche jährliche Rendite von rund zehn Prozent – über alle Umbrüche hinweg, von der PC-Revolution über das Internet bis zur KI-Welle. Für seine Einschätzungen nutzt Moberg auch das Wissen aus seiner ungewöhnlichen Ausbildung.

WELT AM SONNTAG: Herr Moberg, Sie haben Geschichte studiert. Ein eher besonderer Weg für einen Fondsmanager. Hilft Ihnen das heute bei Ihrer Arbeit?

MATT MOBERG: Absolut. Geschichte lehrt einen, Entwicklungen im größeren Zusammenhang zu betrachten. Viele halten die aktuellen Umbrüche für beispiellos. Tatsächlich gab es aber ähnliche Phasen immer wieder. Das gilt für Pandemien ebenso wie fü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en. Das historische Wissen hilft mir, diese Entwicklungen besser einzuordnen. Wir erleben derzeit aus meiner Sicht den Übergang von der dritten zur vier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Wer die zwei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studiert hat, erkennt viele Parallelen. Geschichte vermittelt deshalb auch eine gewisse Gelassenheit. Die meisten Ereignisse erscheinen nur deshalb neu, weil wir sie selbst noch nicht erlebt haben.

Matt Moberg managt den Franklin Innovation Fund der Anlage- gesellschaft Franklin Templeton

WAMS: Sie sind seit rund drei Jahrzehnten an den Kapitalmärkten aktiv und haben den Internetboom sowie die Dotcom-Blase miterlebt. Welche Lehren haben Sie daraus gezogen? MOBERG: Innovation verläuft fast immer in großen Wellen. Dabei entstehen immer wieder Phasen, in denen Unternehmen viel schneller wachsen als selbst optimistische Beobachter erwartet hätten. Das haben wir bei Google nach dem Börsengang gesehen, später bei Apple mit dem iPhone und zuletzt bei Nvidia. Gleichzeitig wechseln die Schwerpunkte. Heute konzentriert sich nahezu alles auf Technologie und KI. Als ich begann, waren Gesundheitsunternehmen die spannendsten Innovatoren. In anderen Phasen standen Energieunternehmen im Mittelpunkt. Innovation verschwindet nicht, sie wandert nur durch verschiedene Bereiche der Wirtschaft.

WAMS: Viele Beobachter sprechen derzeit von einer KI-Blase. Wo stehen wir Ihrer Ansicht nach tatsächlich?

MOBERG: Eher am Anfang als am Ende. Seit rund 60 Jahren folgt die Computerindustrie dem sogenannten Moore'schen Gesetz. Die Rechenleistung hat sich über Jahrzehnte in regelmäßigen Abständen verdoppelt. Bemerkenswert ist nun, dass neue Technologien im Bereich Speicher, Datenübertragung und optischer Systeme diese Entwicklung nicht nur fortsetzen, sondern sogar beschleunigen könnten. Ich sehe deshalb derzeit keine Verlangsamung, sondern eine neue Beschleunigungsphase. Das macht die Situation außergewöhnlich.

WAMS: Heißt das, das Wachstum der KI ist praktisch grenzenlos?

MOBERG: Das kann niemand mit Sicherheit beantworten. Aber aktuell fällt es schwer zu erkennen, wo die Grenzen liegen. Entscheidend ist, dass wir heute eine technologische Roadmap sehen, entlang derer die Rechenleistung weiter steigen kann. Dadurch entstehen neue Anwendungen in Robotik, Medizin, Wirkstoffentwicklung und vielen anderen Bereichen. Das erinnert mich an die Situation Anfang der 1980er-Jahre. Damals hätte man ebenfalls kaum sagen können, wann der technologische Fortschritt bei Computern einmal enden würde.

WAMS: Viele Verbraucher haben trotzdem den Eindruck, dass KI ihren Alltag bislang kaum verändert hat.

MOBERG: Das höre ich häufig. Tatsächlich wird KI bereits viel stärker genutzt, als vielen Menschen bewusst ist. Im Online-Werbemarkt sorgt sie für bessere Empfehlungen und höhere Umsätze. In der Pharmaindustrie hilft sie bei der Entwicklung neuer Medikamente und bei Produkteinführungen. In Callcentern übernimmt sie Routineaufgaben. Krankenhäuser nutzen sie, um Verwaltungsaufwand zu reduzieren. Vieles davon geschieht allerdings im Hintergrund. Die sichtbaren Anwendungen sind bislang noch begrenzt.

WAMS: Wann wird die Technologie für die Menschen spürbarer?

MOBERG: Wenn sie stärker in die physische Welt eindringt. Das passiert bereits beim autonomen Fahren. Wer einmal in einem fahrerlosen Waymo-Taxi in den USA unterwegs war, erkennt schnell, wie revolutionär das ist. Ähnliche Entwicklungen werden wir in der Robotik sehen. Auch Lagerhäuser und Fabriken setzen KI schon heute intensiv ein.

WAMS: Welche Branchen werd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m stärksten profitieren? MOBERG: Zunächst einmal die Infrastruktur hinter der KI. Dazu zählen Halbleiterhersteller, Speichertechnologien, Rechenzentren und Energieversorgung. Allein der Ausbau dieser Infrastruktur wird enorme Investitionen erfordern. Darüber hinaus sehe ich große Potenziale im Gesundheitswesen. KI beschleunigt dort die Identifikation geeigneter Patienten, verbessert die Entwicklung neuer Medikamente und eröffnet neue Möglichkeiten in der Genforschung. Hier könnte einer der größten langfristigen Nutzen der Technologie liegen.

WAMS: Gibt es neben KI überhaupt noch andere relevante Innovationsthemen?

MOBERG: Natürlich. Allerdings hängen viele Innovationen miteinander zusammen. Das Smartphone wäre ohne frühere Fortschritte bei Chips, Mobilfunk oder Bildschirmen nicht denkbar gewesen. Ebenso werden Robotik, Genomforschung und viele andere Zukunftstechnologien durch KI beschleunigt. Deshalb dominiert das Thema aktuell so stark. KI ist eine sogenannte Querschnittstechnologie, ähnlich wie einst Elektrizität oder der Verbrennungsmotor. Solche Technologien verändern nicht nur einen einzelnen Sektor, sondern nahezu die gesamte Wirtschaft.

WAMS: Erinnern wir uns an die Internetblase Ende der 1990er-Jahre. Das Internet hat die Welt tatsächlich verändert. Viele Börsengewinner von damals waren aber später gar nicht die großen Gewinner. Google war noch kaum bekannt, Facebook existierte noch nicht. Könnte sich diese Geschichte bei KI wiederholen? MOBERG: Teilweise schon. Bei den eigentlichen KI-Anwendungen und Sprachmodellen ist es noch sehr früh. Dort ist offen, welche Unternehmen am Ende dominieren werden. Der Wechsel von einem Anbieter zum anderen ist vergleichsweise einfach. Wer heute ChatGPT nutzt, könnte morgen ebenso gut ein anderes Modell verwenden.

Anders sieht es bei der Infrastruktur aus. Dort gibt es oft nur wenige Anbieter. Bei Hochleistungsspeichern etwa teilen sich weltweit nur eine Handvoll Unternehmen den Markt. Dass dort plötzlich zehn neue Wettbewerber entstehen, ist sehr unwahrscheinlich. Deshalb bin ich bei den Infrastrukturanbietern deutlich zuversichtlicher als bei manchen KI-Anwendungen.

WAMS: Also werden die heutigen KI-Gewinner nicht zwangsläufig auch die Gewinner der nächsten zehn Jahre sein?

Grafik der Woche Handelsgastronomie

Mehr Gäste anlocken Wichtigste Ziele der Händler, Anteil der Befragten in Prozent (Mehrfachnennungen möglich)

Hohe Kosten und Personalnot Was die Händler als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en sehen, Anteil der Befragten in Prozent, Mehrfachnennung möglich

Voller Magen für volle Kassen

Der Ikea-Hotdog am Ende des Einkaufs ist für viele Verbraucher in Deutschland ein festes Ritual beim Besuch in einem der 55 Einrichtungshäuser des schwedischen Möbelriesen hierzulande. Ebenso wie Köttbullar-Fleischbällchen und Lachs im ersten Stock, in den sogenannten Schwedenrestaurants der Filialen.

Gedacht war die hausinterne Gastronomie einst, um die Kunden beim Streifzug durchs Möbelhaus bei Kräften und in Kauflaune zu halten. „Mit leerem Magen macht man keine guten Geschäfte“, lautet dazu passend ein berühmtes Zitat von Ikea-Gründer Ingvar Kamprad. Er hatte in den Anfangsjahren seines Unternehmens bemerkt, dass viele Kunden mittags eilig das Möbelhaus am Stammsitz im schwedischen Älmhult verließen, um sich etwas zu essen zu suchen. Deshalb serviert Ikea seit 1960 Speisen und Getränke in den eigenen Läden. Aber nicht nur der Möbelverkauf wurde so angekurbelt. Auch die Ikea-Gastronomie ist heute ein Schwergewicht: Weltweit gehört sie zu den umsatzstärksten Anbietern.

665 Millionen Kunden meldet der Einrichtungsriese rund um den Globus für seine verschiedenen Food-Angebote von Restaurants über Bistros bis zu den Schwedenshops, wo man das kulinarische Angebot für zu Hause erwerben kann. Den Umsatz schätzen Experten auf rund 2,5 Milliarden Euro. Und Deutschland liegt dabei in der Spitzengruppe. Gut zehn Prozent der Gastro-

Einnahmen entfallen auf den ohnehin größten Ikea-Landesmarkt.

Die Schweden sind nicht allein mit ihrem Konzept. Praktisch jedes große Möbelhaus hierzulande setzt auf eine eigene Gastronomie, in die die Kunden gern mit billigen Schnitzeln und Salaten gelockt werden. Ähnlich machen es auch Warenhäuser und teils der Textilhandel.

Handelsgastronomie lautet der Fachbegriff. Neben hauseigenen Restaurants umfasst sie Bäckereien, Cafés, Imbisse, heiße Theken oder Delis, zu finden vor allem in Supermärkten, Einkaufszentren, Tankstellen oder Baumärkten. Das Geschäft boomt, wie eine aktuelle Studie des Handelsforschungsinstituts EHI Retail zeigt. Demnach lag der Umsatz in Deutschland 2025 bei rund 13,3 Milliarden Euro, gut sieben Prozent mehr als im Vorjahr. 2026 soll es demnach erneut um über vier Prozent nach oben gehen auf knapp 13,9 Milliarden Euro.

Der Sektor habe sich inzwischen deutlich professionalisiert, erklärt EHI-Studienautorin Paulina Ullrich. „Der Bereich hat sich von einem ergänzenden Serviceangebot zu einem strategisch relevanten Geschäftsfeld des Einzelhandels entwickelt.“ Das Angebot sei größer geworden, und die Menschen entschieden sich aktuell häufiger bewusst für preisgünstigere Angebote. In der Außer-Haus-Gastronomie sind Gerichte demnach oft doppelt so teuer. Die meistverkauften Speisen sind laut EHI-Umfrage Frikadellen, Currywurst, Leberkäse, belegte Brötchen, Schnitzel und Sushi. Carsten Dierig

Quelle: EHI Retail Institute Infografik: Florence Bouchain für die WELT AM SONNTAG Illustrationen: Getty Images/DigitalVision Vectors

Europa steht bei KI nicht schlecht da

Fortsetzung von Seite 23

MOBERG: Das dürfte eine Mischung werden. Auch während des Internet-booms gab es Unternehmen wie Amazon oder Ebay, die bis heute erfolgreich sind. Andere große Namen sind dagegen nahezu vollständig verschwunden. Gleichzeitig entstanden spätere Gewinner wie Facebook erst Jahre nach dem Beginn des Internetbooms. Während ein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sollten Investoren immer damit rechnen, dass neue Sieger und neue Verlierer entstehen. Schaut man auf die größten amerikanischen Unternehmen, sieht man diesen Wandel sehr deutlich. Mitte der 1990er-Jahre waren die wertvollsten Konzerne oft mehr als 100 Jahre alt. Heute liegt das Durchschnittsalter der größten Konzerne bei nur rund 35 Jahren. Das zeigt, wie stark Innovation bestehende Marktführer verdrängen kann.

WAMS: Trotzdem beschäftigt Anleger vor allem eine Frage: Sind viele KI-Aktien mittlerweile nicht schlicht zu teuer? MOBERG: Das hängt davon ab, wie man sie bewertet. Viele Investoren schauen auf die aktuelle Bewertung und erklären eine Aktie für teuer. Ich versuche stattdessen abzuschätzen, wie ein Unternehmen in fünf oder zehn Jahren aussehen könnte. Amazon ist dafür ein gutes Vorbild. Die Aktie galt praktisch während meiner gesamten Karriere als teuer. Als ich sie 2006 kaufte, war die Bewertung bereits hoch und viele Investoren hielten den Einstieg für verrückt. Rückblickend war sie trotzdem günstig, weil das Unternehmen über viele Jahre enorme Wachstumsraten erzielt hat. Wer auf langfristiges Wachstum setzt, muss lernen, weiter als nur bis zum nächsten Quartal zu denken. Viele Anleger unterschätzen die Kraft des Zinseszinseffekts bei Unternehmenswachstum. Wächst ein Unternehmen über viele Jahre um 25 oder 30 Prozent pro Jahr, verdoppelt sich sein Geschäft innerhalb weniger Jahre. Nach einem Jahrzehnt kann daraus ein völlig anderes Unternehmen geworden sein.

WAMS: Das heißt, Sie haben keine

Sorgen wegen der hohen Bewertungen im KI-Sektor?

MOBERG: Nicht in allen Bereichen. Gerade bei vielen Halbleiter- und Speicherunternehmen sehen wir derzeit sogar überraschend niedrige Bewertungen. Einige dieser Firmen wachsen mit außergewöhnlichem Tempo und werden dennoch nur mit relativ niedrigen Gewinnmultiplikatoren gehandelt.

Der Markt unterstellt zwar, dass die derzeitigen Gewinne bald wieder einbrechen werden. Aber ich bin da skeptisch. Die Nachfrage nach KI-Rechenleistung steigt weiter kräftig. Viele Anbieter haben bereits für Jahre volle Auftragsbücher. Solange sich dieser Trend fortsetzt, erscheinen mir viele dieser Aktien trotz der enormen Kursanstiege keineswegs überteuert.

WAMS: Hat Europa überhaupt die

Chance, beim KI-Boom eine wichtige Rolle zu spielen?

MOBERG: Ja, durchaus. Europa steht bei der Grundlagenforschung im Bereich KI keineswegs schlecht da. Die Nutzung großer Sprachmodelle ist hoch, die Zahl der Start-ups ist beacht-

“”

WIR ERLEBEN DEN BEGINN DER VIER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att Moberg Fondsmanager

lich, und viele der Talente, die heute in den USA erfolgreich sind, stammen ursprünglich aus Europa. Deutschland hat insbesondere im industriellen Bereich große Chancen. Gerade bei Robotik und der Integration von KI in Produktionsprozesse könnten deutsche Unternehmen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WAMS: Was müsste Deutschland dafür tun?

MOBERG: Vor allem die Energiekosten senken. Hohe Energiepreise wirken wie eine zusätzliche Steuer auf die Wirtschaft und beeinträchtigen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utschland verfügt über eine starke industrielle Basis und eine lebendige Gründerszene, insbesondere in Berlin. Die Voraussetzungen sind also vorhanden. Entscheidend wird sein, diese Stärken konsequent zu nutzen.

Börsen-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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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OPS UND FLOPS DER WOCHE

08.10.	Kurs	+/-%	52WH	52WT
Nemetschek SE	64,25	+4,6	110,10	50,45
Lanxess	12,48	+3,2	22,02	11,03
Fuchs SE Vz.	43,96	+3,0	44,34	31,80
Suss M. Tec SE	65,25	-15,3	118,40	25,80
Nordex SE	34,40	-10,4	51,70	21,86
Renk Group	33,95	-8,9	79,93	33,49

08.10.	Kurs	+/-%	52WH	52WT
Imp.Brands	2614,0	+7,0	3341,0	2409,0
Tesco	500,40	+6,7	512,60	411,80
JD Sports	84,02	+5,4	101,65	64,46
Barratt Redrow	291,40	-8,4	409,60	235,40
3i Group	2352,0	-7,9	4496,0	1825,0
Balfour Beatty	866,00	-7,6	973,00	637,00

08.10.	Kurs	+/-%	52WH	52WT
Walmart	110,56	+6,0	135,16	98,88
Disney Co.	107,02	+4,7	117,09	92,19
Home Depot	295,47	+4,5	397,63	277,15
Caterpillar	796,18	-5,8	1073,5	491,30
Honeywell Intl.	206,60	-3,5	252,00	186,76
Boeing	187,75	-3,0	254,35	176,77

08.10.	Kurs	+/-%	52WH	52WT
Tayo Yuden	10955,0	+8,5	24065	3090
Isetan Mitsuko.	1730,0	+7,6	2096	1128
Nissan Chem.	9020,0	+7,5	9123	4864
Kioxia	17900,0	-7,3	37566,6	1950,0
Sumit. Heavy	5893,0	-5,2	6390,0	3473,0
Sumit. Met.Min.	9263,0	-4,7	13300,0	4627,0

08.10.	Kurs	+/-%	52WH	52WT
SGL Carb. SE	5,35	+8,1	5,69	2,56
HelloFresh SE	2,51	+7,6	7,92	2,16
Redcare Pharm.	73,00	+3,9	90,05	30,20
LPKF Laser SE	14,05	-17,4	30,80	5,35
Norma G. SE	14,78	-12,5	21,15	12,48
Indus Hldg.	36,70	-10,6	42,70	21,15

08.10.	Kurs	+/-%	52WH	52WT
Renault	26,04	+5,5	37,97	24,38
Carrefour	16,15	+5,4	17,54	12,63
Dassault	21,59	+4,7	30,36	15,83
Schneider El.	261,10	-13,8	312,30	220,40
Safran	310,80	-5,8	366,50	262,60
Soc. Gén.	62,50	-5,7	84,82	51,98

08.10.	Kurs +/-%	52WH	52WT
Constell. Energy	285,07+10,7	412,70	228,63
Autodesk	233,75+10,3	320,00	185,50
Mercadolibre	1856,2+9,4	2428,0	1495,0
Teradyne	398,72-11,2	487,91	131,75
Arm Holdings	275,36-10,4	452,70	100,06
Intel	107,08-10,3	142,35	32,89

Weitere Indizes

08.10.	Kurs	+/-%	52WH	52WT
AEX	1121,2	+0,4	1135,75	916,79
ATX	6560,6	-2,3	7043,27	4543,08
Bovespa	205937,8	+10,2	209606	140682
BSE Sensex	71461,6	-0,6	86159,0	71292,9
Euro Stoxx 50	6126,7	-1,8	6577,20	5376,81
Hang Seng	23742,6	-0,8	28056,1	22518,0
Merval	2824122,5	+2,0	3395937	1819464
Nasdaq Comp.	27193,3	0,0	27722,7	20690,2
Nikkei 225	69221,1	+1,5	72831,7	46544,1
S&P TSX	35145,4	-1,0	37069,1	29530,9
Shanghai A	3996,5	-0,8	4466,03	3922,67
SMI	13637,0	-0,2	14669,5	12053,5
Stoxx 50	5259,7	-0,7	5572,96	4665,01
Topix	4092,7	0,0	4220,31	3115,10

08.10.	Kurs	+/-%	52WH	52WT
Brenntag SE	61,26	+4,5	66,86	43,72
Scout24 SE	71,25	+3,9	104,2	62,70
BASF SE	51,77	+3,7	55,05	41,48
Hann. Rück SE	262,40	+2,9	281,2	223,4
Infineon Tech.	58,90	-8,9	88,83	31,27
MTU Aero	343,70	-7,2	404,8	265,2
Fres. M.C.	36,72	-7,2	47,86	34,57
Heidelb. Mat.	139,80	-5,8	241,8	137,2

08.10.	Kurs Veränderung		Tief	12 Monate Vergleich	Marktk.		Div. in €	Div. Rend.	KGV 2026
		Vorwoche in %			Hoch	Mr. €
Adidas	146,50	+1,7	130,0	●	196,4	26,37	2,80	1,91	15,54
Airbus SE	187,32	-1,1	157,5	●	221,3	148,41	3,20	1,71	25,91
Allianz SE	413,40	-0,7	338,8	●	454,6	157,27	17,10	4,14	13,10
BASF SE	51,77	+3,7	41,48	●	55,05	46,21	2,25	4,35	17,85
Bayer	42,59	-5,2	25,78	●	53,92	41,84	0,11	0,26	10,02
Beiersdorf	77,56	+2,9	67,08	●	110,2	18,82	1,00	1,29	17,01
BMW St.	52,18	-3,9	51,98	●	97,92	29,28	4,40	8,43	8,36
Brenntag SE	61,26	+4,5	43,72	●	66,86	8,85	1,90	3,10	17,45
Commerzbank	37,64	-3,9	29,01	●	43,37	40,68	1,10	2,92	11,80
Continental	68,10	0,0	53,10	●	77,50	13,62	2,70	3,96	10,27
Daimler Truck	40,69	0,0	33,46	●	50,08	31,15	1,90	4,67	11,63
DHL	54,94	-3,1	38,37	●	58,90	63,18	1,90	3,46	16,35
Dt. Bank	29,66	-4,1	23,82	●	35,85	56,67	1,00	3,37	8,26
Dt. Börse	292,60	+1,8	200,1	●	296,8	54,51	4,20	1,44	24,53
Dt. Telekom	26,83	+1,0	23,53	●	34,36	130,12	1,00	3,73	11,72
E.ON SE	16,97	-0,3	14,98	●	20,39	44,81	0,57	3,36	15,28
Fres. M.C.	36,72	-7,2	34,57	●	47,86	10,77	1,49	4,06	8,48
Fresenius SE	41,59	-4,7	35,11	●	52,96	19,05	1,05	2,52	11,43
GEA Group	67,35	+1,4	53,45	●	69,00	10,96	1,30	1,93	19,64
Hann. Rück SE	262,40	+2,9	223,4	●	281,2	31,64	12,50	4,76	11,45
Heidelb. Mat.	139,80	-5,8	137,2	●	241,8	24,66	3,60	2,58	10,76
Henkel Vz.	73,84	+2,1	61,28	●	84,20	13,16	2,07	2,80	12,93
Hochtief	390,20	-4,2	242,4	●	554,0	30,32	6,60	1,69	29,38
Infineon Tech.	58,90	-8,9	31,27	●	88,83	76,92	0,35	0,59	36,13
Mercedes Benz	39,03	-1,8	38,89	●	62,34	37,58	3,50	8,97	7,48
Merck	135,70	-0,9	100,7	●	148,8	17,54	2,20	1,62	16,14
MTU Aero	343,70	-7,2	265,2	●	404,8	18,50	3,60	1,05	17,54
Münch. Rück	519,00	+2,0	437,4	●	574,4	67,80	24,00	4,62	10,20
Qiagen	39,58	-2,1	27,56	●	47,60	8,18	0,31	0,78	18,32
Rheinmetall	934,90	-2,3	900,2	●	1966,0	43,01	11,50	1,23	24,51
RWE	57,24	-3,1	39,36	●	62,00	44,65	1,20	2,10	21,28
SAP SE	184,62	+0,4	127,5	●	244,3	226,81	2,50	1,35	25,46
Scout24 SE	71,25	+3,9	62,70	●	104,2	5,13	1,50	2,11	17,46
Siemens	264,25	-4,3	198,0	●	291,7	211,40	5,35	2,02	24,11
Siemens En.	142,50	-2,0	94,40	●	191,7	122,71	0,70	0,49	31,95
Siemens Heal.	38,26	+1,1	32,81	●	49,71	43,16	1,00	2,61	16,63
Symrise	90,94	-0,1	64,70	●	95,00	12,71	1,25	1,37	22,85
Vonovia SE	16,21	-3,6	16,19	●	28,90	13,75	1,25	7,71	7,98
VW Vz	66,60	-1,3	66,60	●	109,2	13,73	5,26	7,90	3,32
Zalando SE	22,81	+2,4	18,61	●	30,43	6,03	-	-	15,73

Gewinner und Verlierer im DAX

Das Vier-Felder-Diagramm illustriert die Performance der 20 größten im DAX vertretenen Titel in zwei verschiedenen Zeiträumen. Die vertikale Achse zeigt die Veränd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12 Monaten, die horizontale Achse die Veränderung des vergangenen Monats. Die Aktien mit der relativ gesehen besten Performance befinden sich in dem Quadranten rechts oben, die Aktien mit der relativ gesehen schlechtesten Performance links unten. Die Grösse der Kreise, mit denen die Unternehmen dargestellt sind, richtet sich nach der Höhe der Marktkapitalisierung.
STAATSANLEIHEN
Rendite 10-jähriger Anleihen in % und ihre Veränderung gegenüber der Vorwoche in Prozentpunkten

08.10.	Rendite	+/-absolut
Griechenland	4,441	-0,060
Hongkong	4,219	+0,090
Kanada	3,975	+0,062
Niederlande	3,615	+0,039
Österreich	3,762	+0,063

08.10.	Rendite	+/-absolut
Portugal	3,978	+0,005
Schweden	3,217	+0,076
Schweiz	0,555	+0,024
Spanien	4,124	+0,041
Südafrika	9,00	+0,025

DEVISEN/ZINSEN/ROHSTOFFE

▲ Gold je Unze 3686,65 € (+0,2%) Jahresbeginn +0,3% / 52 Wochen +6,1%

▲ Öl Brent, Barrel 103,47 \$ (+0,8%) Jahresbeginn +69,9% / 52 Wochen +56,6%
Erläuterung: Kurse in Euro/Landeswährung. DAX = Xetra-Handel. Wenn bei einer Aktie kein tagesaktueler Kurs festgestellt wurde bezieht sich die Angabe auf den letzten „Bezahlt“-Kurs. NA = Namensaktie, Vz. = Vorzugsaktie, St. = Stammaktie. KGV: Kurs/Gewinn-Verhältnis auf Basis aktueller Jahresgewinnprognosen. Stand: 8.10., 22:06 Uhr Ohne Gewähr. Quelle Infront

Investmentfonds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teilspreise von Qualitätsfonds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08.10.26

Währung

Rückn. 3J. Perf.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Deka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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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ausgewogen	€	144,59	+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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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ESG Akt CF	€	366,96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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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ESG StrInv TF	€	151,88	+29,73
Deka-Nach.E.St CF A	€	106,76	+13,59
ESG Global Champ CF	€	202,27	+72,31
ESG SeAkREd CF	€	95,13	+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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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 Dynamisch CF	€	121,30	+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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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Aktienfonds* € 125,92 +36,05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Exk:PolarisBal DRw	€	95,57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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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s Flexi DRw	€	95,93	+18,42
Polaris Mod DRw*	€	77,55	+15,44

1741 Fund Management AG
NW Global Strategy*	€ 148,41	+65,90

Creutz & Partners – The Art of Asset Management
C&P Funds ClassiX*	€	114,31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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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Funds QuantiX*	€	215,26	+46,50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44,20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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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A*	$ 67,88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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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Deka CF	€	103,92	+41,77
BasisStrat Flex CF	€	134,26	+40,32

BerolinaRent Deka	€	39,59	+16,41
BW Zielfonds 2030	€	53,43	+11,83
Deka-ESG Div RhEd	€	115,14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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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Strateg.CF A	€	240,77	+46,29
DivStrategieEur CF	€	123,85	+41,40
ESG SeAkREd TF	€	47,25	+28,76
Euro Potential CF	€	166,26	+30,91
EuropaBond CF	€	88,20	+11,66
EuropaBond TF	€	32,05	+10,08
Frankf.Sparinvest	€	206,30	+51,50
GlobalChampions CF	€	464,65	+75,69
GlobalChampions TF	€	409,06	+71,93
Mainfr Strategiek	€	210,83	+32,69
Mainfr Wertk ausg	€	101,41	+13,04
Multi Asset In.CFA	€	82,85	+19,23
Multirent-Invest	€	32,04	+25,85
Multizins-INVEST	€	24,73	+23,16
Naspa-Fonds	€	39,91	+23,63
RenditDeka	€	21,38	+11,09
RenditDeka TF	€	27,57	+10,93
RentenStratGl TF	€	74,51	+12,53
RentenStratGlob CF	€	75,13	+13,84
Technologie CF	€	146,54	+134,31
UmweltInvest CF	€	246,22	+50,92

UmweltInvest TF	€	214,07	+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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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 International (Luxe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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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PfSel ausgew	€ 129,32	+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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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 Stiftung D	€ 985,41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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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pa TrendKonz P	€	88,38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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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BW Bal. CR 20	€	45,30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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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b. europa IC:	€	32,06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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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mann Kapitalanlage
Arete PRI VAL Grow	€	144,90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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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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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enSelect A*	€	203,60	+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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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 523,50	+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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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FairWorldFonds*	€	59,65	+17,65
PrivatFonds: ESG*	€	59,42	+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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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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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ein „Weiter so‘ bin ich die falsche Wahl

IOC-Mitglied Michael Mronz möchte der mächtigste Mann im deutschen Sport werden. Warum er für die DOSB-Präsidentchaft kandidiert – und welche Chance er München im Kampf um die Olympischen Spiele gibt

MARLENA WALDTHAUSEN/ LAIF
Michael Mronz ist Unternehmer und Sportmanager, seit 2023 Mitglied des Internationalen Olympischen Komitees (IOC)

Einen schöneren Ort hätte sich Michael Mronz für das exklusive Interview mit WELT AM SONNTAG kaum aussuchen können. Auf der Terrasse des Olympischen Museums in Lausanne mit weitem Blick über den Genfer See stellte sich der 59 Jahre alte Sportmanager den Fragen zu seiner im Dezember geplanten Kandidatur als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Olympischen Sportbundes. Mronz will bei der Wahl am 5. Dezember 2026 auf der Mitgliederversammlung des DOSB in Frankfurt/M. Thomas Weikert nachfolgen, der nach fünf Jahren im Amt nicht mehr antreten wird.

Berries Boßmann

WELT AM SONNTAG: Herr Mronz, hinter Ihnen liegen turbulente Tage. Erst wollte eine Findungskommission Sie als alleinigen Kandidaten für das Amt des DOSB-Präsidenten vorschlagen, der am 5. Dezember gewählt wird. Doch dann gab es Widerstand von etwa einem Dutzend Spitzenverbänden. Schließlich wurden Sie doch empfohlen – aber bis zum Ablauf der Bewerbungsfrist am 30. Oktober können nun weitere Kandidaten von den Spitzenverbänden und Landessportbünden nominiert werden. Sieht so der nationale Zusammenhalt aus, der Ende September nach der Entscheidung für München als Olympia-Bewerber propagiert wurde?

MICHAEL MRONZ: Das ist Demokratie, es kann sich jeder bis zum 30. Oktober melden, der kandidieren möchte für das Präsidentenamt oder das Präsidium. Die Diskussion erinnert mich an die Situation vor drei Jahren, als ich durch die Wahl ins IOC gleichzeitig ins DOSB-Präsidium gekommen bin und beim Thema Olympiabewerbung gefragt habe: „Wollen wir wieder nur mitspielen oder wollen wir gewinnen?“ Sportdeutschland verfolgte damals einen nationalen Ansatz und wollte die Spiele auf zwei, drei Städte im ganzen Land verteilen. Ich habe erklärt, dass das IOC nach kompakten Spielen strebt und dass Deutschland mit diesem Konzept international keine Chance haben wird. Es haben sich dann alle Kandidaten auf ein „One Village“-Konzept verständigt. Das Ergebnis, das wir vor zwei Wochen in Baden-Baden präsentieren konnten, wurde mit Geschlossenheit und einem sehr überzeugenden Kandidaten erzielt. Im Zuge dieses Prozesses gibt es eine feste Zusage für Investitionen in den deutschen Sport von mehr als vier Milliarden Euro. Diese Vorgehensweise spricht für mein Verständnis von einer erfolgreichen Arbeit mit und für den deutschen Sport.

WAMS: Ist es nicht widersinnig, dass die Findungskommission auf Initiative der Spitzenverbände eingesetzt wurde, deren Entscheidung pro Mronz dann aber speziell im Wintersport-Lager und von Funktionären aus Bayern nicht akzeptiert wird?

MRONZ: Wie gesagt: Ich biete dem organisierten Sport meine Kandidatur mit einem klaren Konzept an. Ich persönlich glaube, dass wir zu viel über Personalien sprechen, und würde es sehr begrüßen, wenn wir uns stattdessen den Inhalten widmen. Gerade junge Menschen in den Vereinen denken nicht in Säulen und Strukturen, sie denken in Angeboten. Das ist, was mich motiviert und begeistert: den Menschen und deren Erwartungshaltung an den Sport wieder stärker in den Mittelpunkt zu stellen. Das Ziel ist es, dass sich noch mehr Menschen für den Sport begeistern und ihn betreiben.

WAMS: Ihnen soll der Malus anhaften, dass Ihnen als Sportmanager der nötige Stallgeruch fehlt.

MRONZ: Ich bin seit über 50 Jahren Mitglied in einem Tennis- und Hockeyverein, und die Werte, die mir der Sport vermittelt hat, treiben mich bis heute an. Mein Bruder Alexander war Tennisprofi, ich kenne daher sowohl den Breitensport im Verein als auch den Spitzensport in den Spitzenverbänden. Ich bin seit 30 Jahren im organisierten Sport tätig. Auch wenn ich nicht in einer der drei Säulen des deutschen Sports eine Position innehatte, kenne ich den Sport und seine Strukturen. Aber vielleicht ist gerade diese andere Richtung das, was jetzt auch für diese Säulen gewinnbringend ist. Und wenn es jemandem, der seit vielen Jahren im Reitsport tätig ist, an irgendetwas nicht mangelt, dann Stallgeruch (schmunzelt).

WAMS: Haben die Vorbehalte möglicherweise weniger mit Ihnen persönlich zu tun, sondern mit Postenschacherei? Die Findungskommission schlägt drei neue Kandidaten als Ihre Vizepräsidenten vor, die auch nicht überall auf Zustimmung stoßen: Silke Renk-Lange (LSB Sachsen-Anhalt), Florian Sperl (Gewichtheben) und Fritz Joussen (Wirtschaftsexperte). Ansprüche werden aber auch Jörg Flechtner, dem Präsidenten des Ski-Verbandes, nachgesagt.

MRONZ: Ich konzentriere mich darauf, ein inhaltlich überzeugendes Angebot zu machen. Jeder, der mich kennt, weiß, dass ich gerne Dinge gestalten, nach vorne bringen möchte. Wenn man ein bloßes „Weiter so“ will, bin ich der Falsche. Wenn man Entwicklung will, also die Notwendigkeit sieht, dass wir uns als DOSB stärker als Dienstleister für die Säulen des Sports aufstellen müssen, und wenn wir die Interessen des Sports wieder stärker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en wollen, um eine höhere Akzeptanz zu erreichen, dann ist dies mein Angebot. In Deutschland sagt man bisher, Sport sei die schönste Nebensache der Welt. Ich finde, Sport sollte eine der schönsten Hauptsachen sein. Es muss die Aufgabe des DOSB sein, die Stimme des Sports dort einzubringen, wo sie notwendig ist – aber in einer Sprache, die alle verstehen.

WAMS: Was meinen Sie konkret?

MRONZ: Beispielsweise das Thema Gesundheitspolitik, das Thema Prävention. Wenn im Bericht der Finanzkommission Gesundheit das Thema Prävention nur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inführung von Konsumsteuern genannt wird, dann müssen wir selbstkritisch feststellen, dass wir unsere Hausaufgaben nicht richtig und ausreichend gemacht haben. Denn es geht um Tabak, Alkohol und Zucker statt um den Sport. Das Gleiche gilt für die Themen Bildungspolitik und Public Affairs. Das können wir entweder akzeptieren oder wir sind bereit, etwas zu verändern. Ich bin ein großer Freund davon, zu erkennen, wo Defizite vorliegen, und diese anzugehen.

WAMS: Als Ihr möglicher Gegenkandidat für die Nachfolge von DOSB-Präsident Thomas Weikert wird Martin Engelhardt gehandelt, Präsident der Triathlon-Union und aktuell DOSB-Vize. Würden Sie in eine Kampfabstimmung gehen? MRONZ: Wenn Martin Engelhardt für sich entscheidet zu kandidieren, würde ich das Gespräch mit ihm suchen.

WAMS: Was steht noch auf Ihrer Agenda?

MRONZ: Ein moderner DOSB stützt eine erfolgreiche Olympiabewerbung. Wir können das nicht mehr getrennt voneinander sehen. Das IOC hat diese Woche erklärt, dass es sieben Bewerber für 2036 gibt: Katar, Indien, Südkorea, Südafrika, Ungarn mit Budapest, die Türkei mit Istanbul und Deutschland mit München. Wir sind jetzt in einer neuen Phase der Bewerbung, in der wir uns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eller aufstellen müssen. Deswegen darf man nicht den Fehler machen, nur den Olympia-Prozess zu sehen und nicht den notwendigen Veränderungsprozess im DOSB. Es müssen parallele Stränge sein. Bezogen auf den DOSB gibt es aus meiner Sicht vier Kernpunkte.

WAMS: Nummer eins?

MRONZ: Der Sport vermittelt Werte, die gerade heute für uns als Gesellschaft wichtig sind: Respekt, Fairplay, Teamgeist, Integration. Gerade in einer Gesellschaft, die auseinanderdriftet, müssen wir gucken: Wo ist das verbindende Element? Da kann der Sport dieser Brückenbauer sein, bei dem die Menschen eine Orientierung suchen und finden. Dafür müssen wir besser die Sprache der Menschen sprechen. Dafür müssen wir auch eine Infrastruktur haben, die die Menschen als attraktiv ansehen. Investitionen in den Sport sind keine Kann-, sondern Muss-Investitionen.

Fortsetzung auf Seite 27

Grätsche

Wer nicht hüpft, ist Schalker

Oliver Müller

Der geübte Besucher der Ostribüne des Stadions an der Castroper Straße in Bochum steht vor einer echten Herausforderung. Da wird er am Sonntag wie immer auf seinem Platz hinter dem Tor stehen – und plötzlich passiert es. Die Fans von Arminia Bielefeld singen: „Wer nicht hüpft, ist Armine!“

Was würde der gemeine VfL-Fan tun? Was müsste er, einer spezifischen Logik nach, sogar tun? Richtig: hüpfen. Wer will schon Armine sein? Das Problem ist nur: Die Bochumer dürfen in ihrer Fankurve nicht mehr hüpfen. Das haben der VfL und die Bochumer Sportstättengesellschaft festgelegt.

Im Zuge der Umbauarbeiten am Stadion hat ein Gutachten ergeben, dass es „durch gemeinsames, rhythmisches Hüpfen oder Springen, also synchronisierte Bewegung vieler Menschen, zum sogenannten Trampolineffekt kommen kann“. Es könnte zu „starken Schwingungen“ kommen, die vor allem bei „ungeübten“ Stadionbesuchern ein nicht näher definiertes „Unwohlsein“ hervorrufen kann.

Genau darin, sagen einige, liege ja die Ungerechtigkeit: Der geübte, in der Regel männliche und oft auch trinkfeste Osttribünenbesucher werde durch unverhältnismäßige Rücksichtnahme in einer durch Gewohnheitsrecht gedeckten Ausübung seines tradierten Rituals eingeschränkt – nur weil sich deswegen der eine oder andere übergeben könnte. Dabei weiß doch jeder, frei nach Gerd Polt: Niemand wird gezwungen, eine Minderheit zu sein – jeder hat das Recht, sich der Mehrheit anzuschließen.

Der VfL hofft, dass das Hüpfverbot eingehalten wird. Weniger aus Angst vor einer Sperrung, die sonst droht – sondern um zu verhindern, dass die Panik einzelner zu einer gefährlichen Kettenreaktion führt.

Drücken wir also, ganz ernsthaft, die Daumen – auch, dass die Bielefelder nicht zu besonders perfiden Mitteln greifen: „Wer nicht hüpft, ist Schalker!“

Top & Flop

Die Hoffnung stirbt zuletzt! Der US-Skiverband hat den Superstar überraschend für den A-Kader der neuen Saison nominiert. Ein schnelles Comeback ist aber nahezu ausgeschlossen, da die 41-Jährige noch immer an den Folgen ihres Sturzes bei der Olympia-Abfahrt laboriert.

Franziska Koch

Große Enttäuschung für die WM-Dritte: Im Einzelzeitfahren der EM in Slowenien wurde die 26 Jahre alte Gewinnerin von Paris-Roubaix lediglich Elfte. Koch war auf dem 22-km-Kurs 2:57 Minuten langsamer als Europameisterin Marlen Reusser aus der Schweiz.

Zweite Liga ____

Heidenheim-Kaiserslaut..... Braunschw.-Kiel..... Darmstadt-Cottbus..... Magdeburg-Hannover..... Osnabrück-Dresden..... Nürnberg-Wolfsburg..... St. Pauli-Karlsruhe..... Hertha-Fürth..... Bochum-Bielefeld....

7.	Spieltag	Sp	Tore	Pt.
1.	Hertha	6	17:7	18
2.	Nürnberg	6	16:6	16
3.	Heidenheim	6	14:12	13
4.	Wolfsburg	6	15:8	11
5.	Kaiserslaut.	6	6:4	11
6.	Magdeburg	6	11:9	10
7.	Cottbus	6	14:13	8
8.	St. Pauli	6	8:8	7
9.	Bochum	6	5:6	7
10.	Hannover	6	7:9	7
11.	Osnabrück	6	9:12	7
12.	Fürth	6	9:11	6
13.	Bielefeld	6	10:12	5
14.	Karlsruhe	6	6:12	5
15.	Braunschw.	6	12:13	4

16. Kiel	6	7:10	4
17. Dresden	6	8:14	4
18. Darmstadt	6	5:13	4

Kiel-Hertha	16.10.
Cottbus-Nürnberg	16.10.
Wolfsburg-Heidenheim	17.10.
Kaiserslaut.-Bochum	17.10.
Fürth-Braunschw.	17.10.
Hannover-St. Pauli	17.10.
Karlsruhe-Darmstadt	18.10.
Dresden-Magdeburg	18.10.
Bielefeld-Osnabrück	18.10.

Dritte Liga

Pr. Münster-RW Essen..... Regensburg-TSV Havelse..... Fortuna Köln-Saarbrücken..... Meppen-VfB II..... Großaspach-Waldhof..... Würzburg-Rostock..... Duisburg-Hoffenh. II..... Ingolstadt-Wiesbaden..... Aachen-Vikt. Köln..... Düsseldorf-Verl....

8.	Spieltag	Sp	Tore	Pt.
1.	Duisburg	7	19:7	18
2.	Vikt. Köln	7	19:9	15
3.	RW Essen	7	13:9	14
4.	Saarbrücken	7	19:12	13
5.	Hoffenh. II	7	14:8	13
6.	Rostock	7	15:15	12
7.	Aachen	7	11:8	11
8.	Pr. Münster	7	12:13	11
9.	Waldhof	7	11:10	10
10.	Düsseldorf	7	6:7	10
11.	Verl	7	10:13	10
12.	Fortuna Köln	7	8:8	9
13.	Großaspach	7	6:9	8
14.	Ingolstadt	7	7:11	8
15.	VfB II	7	12:15	7
16.	Würzburg	7	11:15	7
17.	Meppen	7	8:15	6
18.	Regensburg	7	13:17	5
19.	Wiesbaden	7	5:13	5
20.	TSV Havelse	7	10:15	4

Rostock-Meppen	13.10.
RW Essen-Fortuna Köln	13.10.
VfB II-Hoffenh. II	13.10.
Saarbrücken-Duisburg	13.10.
TSV Havelse-Würzburg	13.10.
Pr. Münster-Düsseldorf	14.10.
Verl-Regensburg	14.10.
Wiesbaden-Aachen	14.10.
Waldhof-Ingolstadt	14.10.
Vikt. Köln-Großaspach	14.10.

Premier League

Arsenal-Leeds..... Villa-Brentford..... Chelsea-Bournemouth..... Ipswich-Fulham..... Sunderland-Brighton..... Manch. Utd-Tottenham..... Crystal Pal.-Nott. Forest..... Hull City-FC Everton..... Liverpool-Manch. City..... Coventry-Newcastle....

6.	Spieltag	Sp	Tore	Pt.
1.	Manch. City	5	13:5	15
2.	Arsenal	5	8:4	12
3.	Brighton	5	16:5	10
4.	Brentford	5	10:4	9
5.	Leeds	5	7:3	9
6.	Liverpool	5	7:4	9
7.	FC Everton	5	6:3	9
8.	Hull City	5	6:4	8
9.	Newcastle	5	9:9	8
10.	Chelsea	5	10:12	7
11.	Ipswich	5	7:11	6
12.	Manch. Utd	5	8:8	5
13.	Nott. Forest	5	4:5	5
14.	Sunderland	5	6:10	4
15.	Crystal Pal.	5	6:11	4
16.	Villa	5	4:9	4
17.	Bournem.	5	6:8	3
18.	Coventry	5	1:10	3
19.	Fulham	5	5:8	2
20.	Tottenham	5	2:8	2

Bundesliga 5. Spieltag.

GETTY IMAGES/PAU BARRENA
Leidgeprüft: Vier Niederlagen in vier Bundesligaspielen mussten die Fans von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in dieser Saison miterleben

Alles auf Null

Jeder bekommt eine neue Chance – das ist die Marschroute, mit der Alexander Blessin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aus der Abwärtsspirale befreien will. Das erste Spiel des neuen Trainers ist ausgerechnet das rheinische Derby in Köln

lexander Blessin fürchtete, dass er in einem Aspekt ein wenig die Übung verloren haben könnte. Über drei Monate hätte er seine Stimme schonen

können, sie müsste also „erstmal wieder trainiert werden“, sagte der neue Trainer von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Oliver Müller

Dafür wirkte sie dann aber während der ersten Trainingseinheiten, die er bei seinem neuen Arbeitgeber leitete, schon wieder recht prägnant. An lautstarken Ansagen ließ es der 53-Jährige jedenfalls nicht fehlen: Immer wieder gab Blessin Anweisungen, lobte oder kritisierte die Spieler – und das recht laut. Es wirkte fast schon so, als ob er durch intensives Training auch verhindern wollte, jemandem die Gelegenheit zu geben, sich diesen fatalen Gedanken hinzugeben, die sich aufgrund des Fehlstarts in die Saison bei den Gladbachern eingeschlichen hatten: Das wird ja – genau wie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 wieder nichts.

Blessin ist, auch wenn er es nicht sein will und der Verein ihn so auch nicht so sieht, ein Feuerwehrmann. Er muss sofort eine Wirkung entfachen und verhindern, dass sich dauerhaft Fatalismus einnistet. Er muss seine Mannschaft dazu bringen, sich gleich am Sonntag, wenn das rheinische Derby beim 1. FC Köln (15.30 Uhr, DAZN) ansteht, ein Erfolgserlebnis zu verschaffen. „Es geht darum, dieses Spiel zu gewinnen, mit allen zur Verfügung stehenden Mitteln. Nicht nur, weil es das Derby ist, sondern weil wir unbedingt in der Saison ankommen und punkten wollen“, sagte Präsident Rainer Bonhof. Das ist ein klarer Auftrag.

Es hat schon entspanntere Starts für einen neuen Trainer gegeben. Der Druck, der sich nach vier Niederlagen aus vier Spielen und einer desaströsen Tordifferenz von 6:16 aufgebaut hat, ist massiv. Daran kann auch die reine Präsenz eines neuen Übungsleiters nichts ändern. Es muss sofort etwas passieren.

Blessin, der nach dem Ende der vergangenen Saison beim Absteiger FC St. Pauli gehen musste, wurde zu Beginn der Länderspielpause in Gladbach als Nachfolger des beurlaubten Eugen Polanski vorgestellt. „Die Mannschaft hat einige Probleme, die können wir nicht wegdiskutieren. Aber sie hat das Potenzial und die Qualität, dass man da mehr herauskitzeln kann“, sagte er. Natürlich habe er die Zeichen von Verunsicherung erkannt – zumindest bei den Spielern, mit denen er bereits arbeiten und Gespräche führen konnte. Viele waren ja an den meisten

Trainingstag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nicht da, weil sie mit ihren Auswahlmannschaften spielten.

Für Blessin ging es also darum, in einer Art Crashkurs seine Prinzipien zu vermitteln. „Positionierung, Bereitschaft, Klarheit, Mut“ lauteten die Schlagworte, die er verbreitete. Er wolle – und das schon in Köln – eine Mannschaft auf den Platz schicken, die „gemeinsam verteidigt“ und „zusammen Tore schießt“. „Das muss in die Köpfe rein“, erklärte er. Der Ansatz, den er verfolgt, ist das „ballorientierte Verteidigen“ – der Kern der sogenannten RB-Fußball-Philosophie.

Dieses Denken hat Blessin geprägt. 2012 war er als Jugendtrainer zu RB Leipzig gegangen, wo er sechs Jahre die U17-Mannschaft und zwei Jahre die U19 trainierte. Die Menschen, die ihn am stärksten geprägt haben, waren Ralf Rangnick und dessen Mentor, der 2024 verstorbene Helmut Groß. Die von ihnen entwickelte Spielweise, die stark auf Pressing und Gegenpressing setzt, ist das Ideal, das Blessin später bei seinen Profistationen – Ostende, Genua, Saint-Gilloise und St. Pauli

- angestrebt hat. Allerdings stets, darauf legt er Wert, mit Anpassungen an die jeweiligen Potenziale der Spieler. In Hamburg beispielsweise gelang es ihm in der Saison 2024/2025, eine extrem stabile Defensive zu kreieren: St. Pauli, damals gera de in die Bundesliga aufgestiegen, kassierte nur 41 Tore – lediglich die Bayern hatten eine noch bessere Bilanz (32).

Eine ähnliche Transformation schwebt ihm auch für Gladbach vor. Um dies hinzubekommen, seien keine Überdinge notwendig, wohl aber die Bereitschaft, an die eigenen Grenzen zu gehen. „Jeder hat die Chance, sich über Trainingsleistungen oder Spiele zu zeigen. Dann ist die Frage: Wer nimmt es an und ist gewillt, diesen Schritt mitzugehen? Darauf werden wir genau gucken“, kündigte er an. Die Tür stehe jedem Spieler offen, der willens ist, sich auf seine Art des Fußballs, die dem einzelnen physisch viel abverlangen wird, einzulassen.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wird Blessin, davon ist auszugehen, die Grundordnung ändern: weg von der Viererkette, die Polanski zu Saisonbeginn spielen ließ, hin zu einer kompakteren Ausrichtung mit drei Innenverteidigern. Das soll Sicherheit geben. Was die personelle Ausgestaltung der Mannschaft angeht, hält sich Blessin alle Möglichkeiten offen. Selbst für Florian Neuhaus, das ständige Problemkind, gibt es eine neue Chance. Der Mittelfeldspieler, über dessen Veranlagung es nie Zweifel gab, der aber schon mehrmals aussortiert wurde und zuletzt unter Polanski erneut auf dem Abstellgleis schien, könnte am Sonntag in der Startelf stehen.

„Alexander Blessin eilt der Ruf voraus, dass er eine Mannschaft organisieren und klar strukturieren kann“, sagte Gladbachs Finanzchef und CEO Stefan Stegemann. Er und Rouven Schröder, der Sportchef, sind sich bewusst, dass die Trainerauswahl dieses Mal sitzen muss.

Denn der Traditionsverein befindet sich schon viel zu lange in einer Abwärtsspirale. Das hat verschiedene Ursachen: die hohe Erwartungshaltung der Fans,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weniger mit den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in Einklang zu bringen war – vor allem aber auch die fehlende Kontinuität auf der Trainerposition. Allein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wurden mit Adi Hütter, Daniel Farke, Gerardo Seoane und Polanski vier Übungsleiter verschlissen, die teils stark unterschiedliche Ansätze verfolgt hatten. Statt Stabilisierung zu erreichen, trat ein schleichender Destabilisierungseffekt ein.

Blessin geht unvoreingenommen an seine Aufgabe heran, er setzt auf einen Neustart und neue Chancen. Er habe sich mit „Demut“ an die Arbeit gemacht, weil er „die Power und die Strahlkraft“ des Klubs spüre. Und er verspricht, alles zu versuchen, der Trainer zu werden, der Gladbach aus dieser Dauerkrise herausführt. „Ich werde alles dafür tun, dass aus dieser Scheißzeit eine gute Zeit wird.“

Sechs Fakten zum Spieltag.

Zwei Serien treffen aufeinander: Augsburg verlor nur eines seiner vergangenen 13 Heimspiele. Gegner FC Bayern ist seit 28 Spielen unbesiegt, das ist die drittlängste Serie der Historie.

Frühstarter: Eintracht Frankfurt erzielte an allen vier Spieltagen in den ersten zehn Minuten ein Tor. Insgesamt trafen die Hessen fünfmal in der Anfangsviertelstunde.

Wer ist hier der Favorit? Elversberg erzielte mit acht Treffern doppelt so viele Tore wie Union Berlin, bestritt 115 Zweikämpfe mehr und 21 Sprints mehr.

Hoffenheim kommt nach vier Spielen auf nur drei Punkte. Weniger waren es in der Bundesligahistorie des Klubs nur einmal: 2015 gab es in vier Partien einen Zähler.

Mainz trifft auf einen Angst- gegner: Gegen Leverkusen konnte das Team keines der vergangenen sechs Spiele gewinnen. In den vergangenen 17 Duellen gab es nur zwei Siege.

Saisonübergreifend erzielte der VfB Stuttgart in den vergangenen 23 Bundesliga-Auswärtsspielen in Folge immer mindestens ein Tor. Das ist jetzt schon Vereinsrekord.

Die nächsten Spiele: Fr., 9.10.: Borussia Dortmund – Werder Bremen (nach Redaktionsschluss); Sa., 10.10., 15.30 Uhr: TSG Hoffenheim – Hamburger SV, FC Augsburg – Bayern München, Mainz 05 – Bayer Leverkusen, Union Berlin – SV Elversberg, SC Paderborn – VfB Stuttgart; 18.30 Uhr: RB Leipzig – Eintracht Frankfurt; So., 11.10., 15.30 Uhr: 1. FC Köln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17.30 Uhr: SC Freiburg – Schalke 04.

5. SPIELTAG			Sp.	Gew.	Un.	Verl.	Heim		Auswärts		Tore	Pt.
1	(1.)	Dortmund	4	4	0	0	5:0	6	4:2	6	9:2	12
2	(2.)	München	4	3	1	0	12:1	6	2:1	4	14:2	10
3	(3.)	Freiburg	4	3	1	0	9:1	6	3:2	4	12:3	10
4	(4.)	Augsburg	4	2	1	1	5:2	4	6:4	3	11:6	7
5	(5.)	Leverkusen	4	2	1	1	6:0	6	4:5	1	10:5	7
6	(6.)	Mainz	4	2	1	1	1:3	1	9:3	6	10:6	7
7	(7.)	Elversberg	4	2	1	1	4:4	3	4:3	4	8:7	7
8	(8.)	Bremen	4	2	1	1	6:3	6	2:5	1	8:8	7
9	(9.)	Leipzig	4	2	0	2	8:0	6	1:5	0	9:5	6
10	(10.)	Frankfurt	4	1	2	1	3:6	1	6:4	4	9:10	5
11	(11.)	Schalke	4	1	2	1	0:0	2	3:4	3	3:4	5
12	(12.)	Paderborn	4	1	1	2	3:2	3	0:3	1	3:5	4
13	(13.)	Köln	4	1	1	2	4:3	4	2:6	0	6:9	4
14	(14.)	Hoffenheim	4	1	0	3	4:4	3	3:6	0	7:10	3
15	(15.)	Stuttgart	4	1	0	3	4:2	3	2:7	0	6:9	3
16	(16.)	HSV	4	1	0	3	2:6	3	0:7	0	2:13	3
17	(17.)	Union	4	0	1	3	4:6	1	0:11	0	4:17	1
18	(18.)	M'gladbach	4	0	0	4	6:8	0	0:8	0	6:16	0

Champions League Europa League Europa Conference League Quali. Relegation Abstieg

Langer Weg auf den Thron

Alexander Zverev wird als erster Deutscher nach Boris Becker 1991 die Nummer eins der Tennis-Weltrangliste. Die Frage ist nur noch, wann. Für den Hamburger geht damit sein letzter großer Traum in Erfüllung

M ontag, 28. Januar 1991: Der grinsende Boris Becker ziert die Titelseite der „Bild“-Zeitung. Auf seinen Kopf ist eine

Krone montiert. Am Tag zuvor hatte Becker den großen Ivan Lendl im Finale der Australian Open bezwungen, obwohl sein Rücken zwischenzeitlich gestreikt hatte. Fünfter Grand-Slam-Erfolg, erstmals Nummer eins der Tennis-Weltrangliste. Ein neuer König ist geboren. „Boris I. König von Tennissanien“, titelt die „Bild“.

Luca Wiecek

Ein Montag im November 2026: Machtübergabe in Tennissanien. Jannik I. verlässt den Thron, sein Körper zwingt ihn, das Amt erst einmal ruhen zu lassen. Erstmals nach 35 Jahren steht wieder ein Deutscher für die Nachfolge bereit. Es wird Zeit für König Sascha I. Dass Alexander Zverev die neue Nummer eins der Weltrangliste wird, steht seit dem vergangenen Dienstag fest. Jannik Sinner hatte per Videobotschaft sein Saisonaus verkündet, er müsse angesichts seiner komplizierten Knieprobleme an seine „Langzeitkarriere“ denken.

Sinner verliert bei den verbleibenden vier Turnieren in diesem Jahr 3050 Punkte, Zverev hat im selben Zeitraum nur 980 Zähler zu verteidigen. Es ist

VCG VIA GETTY IMAGES

bei aktuell 1280 Punkten Rückstand einfache Mathematik, dass Zverev den schlaksigen Italiener früher oder später überholen wird, egal wie grausig der Hamburger bis Saisonende auch spielen mag. Die Verfolger, Ex-König Carlos Alcaraz und der US-amerikanische Emporkömmling Ben Shelton, sind zu weit weg, um Zverev noch in diesem Jahr gefährlich werden zu können. Die Frage ist jetzt nur noch, wann der 29-jährige Deutsche den Platz an der Sonne übernimmt.

Frühester Termin ist der 2. November, der Tag nach dem ATP-Turnier in Wien. Dafür bräuchte Zverev beim aktuell laufenden Masters in Shanghai, bei dem er sein Auftaktmatch gegen den Chinesen Wu Yibing 6:4, 7:6 (7:4) gewonnen hat, den Titel und in Österreich das Halbfinale – oder den Finaleinzug in China und den Titel in Wien. Nur diese zwei Kombinationen führen zur frühen Übernahme. Ansonsten müsste sich Zverev bis zum Turnier in Paris oder den ATP-Finals in Turin ab dem 12. November gedulden. Spätestens dann wird Zverev aber der neue König der Tenniswelt sein.

Es wird eine andere Regentschaft als unter Becker. „Bobbele“ lag das deutsche Volk in dessen Hochzeit zu Füßen. Bei Zverev mischt sich neben gerechter Anerkennung für seine sportlichen Erfolge immer noch eine gewisse Distanz. Sie hat sich über Jahre aufgebaut. Sportlich durch rüpelhaftes Verhalten, das in einer Schlägerattacke in Richtung Schiedsrichterstuhl seinen negativsten Erguss fand (Acapulco 2022). Oder zuletzt durch sein intensives Ballgeticke vor jedem Aufschlag, das Gegner und Experten entnervte. Allein in den ersten fünf Spielen auf dem Weg zu seinem US-Open-Sieg habe Zverev den Ball laut ESPN-Statistik mehr als 12.000-mal aufspringen lassen.

Und dann sind da noch die Vorwürfe aus Zverevs Privatleben. Zwei Ex-Freundinnen warfen ihm häusliche Gewalt vor, vor Gericht endete die Angelegenheit mit Geldauflage, aber ausdrücklich ohne Schuldspruch. Dennoch kocht das Thema immer wieder hoch – wie nach dem French-Open-Sieg im Sommer, als er nach Fragen zu dem Thema ein Interview mit der französischen Zeitung „L'Équipe“ abgebrochen haben soll. Zverevs Image ist belastet.

Mit dem Ruf ist das bei Zverev auch vor der anstehenden Wachablösung so eine Sache. Kritiker sehen in ihm einen Lückenfüller, der nur deshalb ganz vorn stehen wird, weil Alcaraz mit einer Handgelenksverletzung in diesem Jahr fast fünf Monate raus war – und Sinner seit seinem Wimbledon-Sieg Mitte Juli kein Spiel mehr bestritten hat. Wäre einer von beiden oder wären gar beide fit geblieben, so die Argumentation, wäre Zverev nicht in die Nähe der Nummer eins gekommen.

Alexander Zverev galt auf dem Tennisplatz jahrelang als „Unvollendeter“ – diesen Ruf legt er endgültig ab

Es ist eine Erzählung, die Becker in Rage versetzt. „Er kann immer nur den Gegner schlagen, gegen den er auf dem Platz antreten muss. Ich finde es eine bodenlose Frechheit und eine unglaubliche Respektlosigkeit gegenüber seiner Leistung“, sagte er vergangenen Monat im Podcast „Becker Petkovic“.

Es gibt zwei Wahrheiten: Natürlich kann Zverev nichts dafür, dass er sich im vielleicht besten Zustand seiner Karriere befindet, während die Kontrahenten körperlich wegbrechen. Andererseits hat Zverev gegen die absoluten Topspieler – Sinner, Alcaraz und Oldie Novak Djokovic – zuletzt nie gewonnen. Die vergangenen 13 Spiele gegen die drei hat Zverev in Serie verloren – neun davon gegen Sinner. Es gibt also ein gutes statistisches Argument, dass der Deutsche zumindest eine schwächere Nummer eins sein wird, als es die vergangenen waren. Zverev dürfte das egal sein. „Der Unvollendete“, so der mittlerweile wenig zutreffende Titel einer in diesem Jahr erschienenen Biografie über Zverev, steht vor der Vollendung seines letzten großen Traums.

Ein Rückblick: Zverev sitzt kurz vor Wimbledon im DeLorean. Nicht im Original aus den „Zurück in die Zukunft“-Filmen, sondern in einem Replika des Entertainers und Influencers Jens „Knossi“ Knossalla. Der hatte schon Größen wie Jürgen Klopp, Joko Winterscheidt oder Elyas M'Barek in seinem Auto zu Gast. Nun quetschen sich Zverevs 1,98 Meter in den eher für 1,80 Meter große Insassen gemachten DeLorean. Der Kopf stößt nur knapp nicht an die Decke.

„Die Nummer eins der Welt ist das Einzige, was ich noch nicht erreicht habe. Ich war sehr nahe dran. Dann habe ich mich leider verletzt 2022. Das ist das Ziel, das ich noch erreichen möchte“, sagt Zverev in dem Interview, als er nach seinen Träumen gefragt wird. Er spielt auf das Halbfinale der French Open in jenem Jahr an. Hätte er das Turnier gewonnen, wäre er damals zur Nummer eins geworden. Zverev aber knickte im Halbfinale gegen Rafael Nadal böse um. In den Schmerzensschreien verlor sich die Hoffnung auf den Thron, für Monate konnte er nicht daran denken.

Statt ihm übernahm der Russe Daniil Medwedew den Spitzenplatz. Womit wir beim nächsten Bedeutungsstrang von Zverevs Aufstieg zur Nummer eins wären. Der Deutsche schwingt sich zum Retter einer verlorenen Generation auf. Die 1990er-Jahre haben einige gute Tennisspieler hervorgebracht. Neben Zverev und Medwedew vor allem noch Dominic Thiem, Casper Ruud, Stefanos Tsitsipas und Taylor Fritz. Außer Medwedew hat es aber noch keiner nach ganz oben geschafft. Überhaupt stehen nur vier Grand-Slam-Erfolge (Zverev 2, Medwedew 1, Thiem 1) zu Buche. Die 1980er liegen in dieser Statistik, angeführt von den „Big Three“ Djokovic, Roger Federer und Rafael Nadal, bei 80 Titeln, die 2000er kommen durch die „New Big Two“ Alcaraz und Sinner schon auf zwölf.

Zverev stand stellvertretend immer auch für eine Generation zwischen zwei Ären purer Dominanz, die selbst kaum etwas vom Kuchen abbekam. Gerade rechtzeitig ändert sich das für ihn jetzt. „Mit 29 weiß man nicht so richtig, wie viele Chancen noch kommen“, sagte Zverev in Knossallas DeLorean. Damals sprach er über den Druck, Roland Garros als Favorit im Finale gegen den Italiener Flavio Cobolli gewinnen zu müssen. Die Aussage lässt sich aber 1:1 auf den Status als Nummer eins übertragen. Zverev hat seine vielleicht letzte Chance genutzt, bevor Sinner und Alcaraz wieder uneinholbar werden.

Die Gratulation von höchster Stelle gab es bereits. „Glückwunsch Sascha“, schrieb Becker auf X zu einem Post, in dem Zverev als 30. Nummer eins im Männertennis angekündigt wird. Es ist alles bereitet für die Krönung. Nur Zverev selbst will davon noch nichts wissen.

„Es ist im Moment ein Gesprächsthe- ma für alle. Das Einzige, was ich kontrollieren kann, ist, was ich auf dem Tennisplatz leiste“, sagte Zverev vor dem Turnierbeginn in Shanghai. Sascha I. übt sich in Zurückhaltung.

Für ein ,Weiter so‘ bin ich die falsche Wahl

Fortsetzung von Seite 25

WAMS: Der zweite Punkt?

MRONZ: Wir als DOSB müssen uns noch stärker als Dienstleister für die Landessportbünde, Spitzensportverbände und Verbände mit besonderen Aufgaben verstehen. Welche Erwartungen haben sie und wo können wir zielgerecht unterstützen, damit sie ihr Angebot besser ausrichten können an die Mitgliederinnen und Mitglieder, an den einzelnen Sportler im Verein? Wir müssen die Service-Orientiertheit stärker zum Ausdruck bringen.

WAMS: Punkt drei?

Das Thema Autonomie des Sports ist wichtig. Wir werden den Menschen nur Orientierung geben und Brückenbauer sein können, wenn die Politik nicht zu stark in den Sport hineinregiert. Ich habe manchmal das Gefühl, dass wir zu viel Politik im Sport haben. Wir sollten mehr Sport in die Politik bringen.

WAMS: Welche Rolle spielt Ex-Kanute Ronald Rauhe als neuer Staatsminister für Sport?

MRONZ: Es ist toll, dass wir einen Sportstaatsminister haben, der zweimaliger Olympiasieger ist. Allein dadurch hat seine Meinung schon ein höheres Gewicht. Welche Länder, die sich wie wir in einem Olympia-Bewerbungsprozess befinden, können sonst noch sagen, dass ihr Sportstaatsminister ein zweifacher Olympiasieger ist?

WAMS: Der letzte Punkt Ihres Konzepts? MRONZ: Eine starke Olympia-Bewerbung, die eine Wechselwirkung auf den Aufbau eines modernen DOSB hat, der etwa das Thema Digitalisierung nicht als Bedrohung sieht, sondern als Chance, das Angebot zu erweitern.

WAMS: Es gibt den Beschluss, dass der DOSB-Präsident in Zukunft 2000 Euro im Monat statt 250 Euro Aufwandsentschädigung bekommt und seine Vizepräsidenten je 1000 Euro erhalten. Im Vergleich zu den Summen, die die Spitzen anderer großer Verbände wie dem DFB kassieren, trotzdem Peanuts ... MRONZ: Das Amt des DOSB-Präsidenten ist ein Ehrenamt. Wenn man die Bereitschaft hat, sich für das Präsidium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weiß man vorher, wie die Rahmenbedingungen sind. Ich will nicht gewählt werden, um einen neuen Titel auf dem Briefkopf zu haben. Sondern weil ich eine Idee habe, hinter der sich auch der deutsche Sport versammelt.

WAMS: Wäre Ihre Doppelfunktion als DOSB-Präsident und IOC-Mitglied ein Vorteil für die Bewerbung von München um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2036, 2040 oder 2044, weil Sie genau wissen, worauf es bis zur IOC-Vergabe ankommt?

MRONZ: Man darf und kann die Dinge nicht getrennt sehen. Auch für andere internationale Veranstaltungen in Deutschland, wie zum Beispiel die World Games, die 2029 in Karlsruhe stattfinden. Als IOC-Mitglied und Präsident eines nationalen Dachverbandes hat man einen viel kraftvolleren Auftritt in der internationalen Sportwelt. Wie gesagt: Wir sind jetzt mit München in eine neue Phase der Olympiabewerbung eingetreten und müssen international einen deutlich stärkeren und präsenteren Auftritt zeigen. Meine Idee hat eine nationale und eine internationale Dimension. Dafür werbe ich. Will man diesen Modernisierungs- und Reformprozess im DOSB und will man gleichzeitig die Olympia-Bewerbung international stärken? Das ist die Entscheidung, die der organisierte deutsche Sport jetzt treffen muss.

WAMS: Anfang 2027 will das IOC mit einer kleineren Auswahl unter den sieben Kandidaten von einem „continuous dialogue“, von losen Bewerbungsgesprächen auch mit dem DOSB, in einen „strategic dialogue“ übergehen, einen vertieften Dialog. Wie groß sehen Sie die Chancen, dass München weiter dabei ist? MRONZ: Von einer zweistelligen Bewerberzahl haben wir den ersten kleinen Zwischenschritt geschafft in die reduzierte Auswahl für 2036. Um es in der Sportsprache auszudrücken: Wir sind nicht mehr im Trainingslager, sondern gehen in den Wettkampf.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geht es darum, in den Vorläufen hart an allen Themen zu arbeiten, damit wir vorbereitet sind, um im März mit dem ersten Zwischenlauf oder Halbfinale die nächste Runde zu erreichen.

WAMS: Das wäre 2028 der „targeted dialogue“ mit konkreten Verhandlungen, bevor das IOC Mitte 2029 die Spiele 2036 vergibt.

MRONZ: Wir haben durch den Prozess, den wir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aufgesetzt haben, wieder viel Vertrauen im internationalen Sport und speziell beim IOC aufgebaut. Wir sind heute bei der Bewerbung für Sommerspiele so weit, wie wir es seit den Spielen 1972 noch nie waren. Das ist das Ergebnis von gemeinsamen Anstrengungen des deutschen Sports. Trotzdem warne ich davor, leichtsinnig zu sein und das als Selbstläufer zu sehen.

WAMS: Sie waren diese Woche bei einer IOC-Veranstaltung in Lausanne. Wie reagieren Ihre Kollegen auf die Münchner Bewerbung?

MRONZ: International hat der Prozess in Deutschland eine sehr hohe Aufmerksamkeit erzeugt. Zwei Bürgerbefragungen mit jeweils mehr als 66 Prozent Zustimmung für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in München und Köln/Rhein-Ruhr hat es in der Geschichte des IOC für Sommerspiele noch nie gegeben.

Das stärkt auch das Image des IOC. Das hat gleichzeitig dazu geführt, dass viele im IOC ein hohes Interesse an der deutschen Bewerbung haben und auch sehr gut informiert sind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Konzepte und den Prozess. Ich habe in Lausanne die Gelegenheit nutzen können, um für München, für die Kompaktheit des Konzepts zu werben: Über 90 Prozent der Athletinnen und Athleten wohnen im olympischen Dorf, das ist eine Zahl, die es seit vielen Bewerbungen nicht mehr gegeben hat. Dazu kommt als Erbe der Spiele von 1972 der Olympiapark im Herzen von München. Nicht zu vergessen, die hohen Erfahrungswerte, die München hat, nicht nur mit Sport-Großveranstaltungen, auch mit der Sicherheitskonferenz oder dem Oktoberfest, das innerhalb von 16 Tagen sieben Millionen Gäste besucht haben. Das macht schon Eindruck und schafft eine wunderbare Plattform, um die Gespräche an den verschiedenen Stellen zu intensivieren.

WAMS: Und wenn es mit 2036 nicht klappt? MRONZ: Ist Deutschland mit München für 2040 bereit.

Nachrichten

Fussball

WM: Beleidigungen ausgewertet

Mehr als die Hälfte von 1606 ausgewerteten Spielern und Verantwortlichen sind bei der WM in diesem Sommer nach Angaben des Weltverbandes Fifa in sozialen Medien beleidigt worden. Insgesamt gab es nach einer Auswertung des Social Media Protection Service SMPS für den Schutz im Internet mehr als 240.000 Kommentare, die als beleidigend eingestuft und an die Plattformen gemeldet wurden. Betroffen waren bei rund 60 Millionen Kommentaren insgesamt 812 Personen, wie aus den Zahlen hervorgeht. Die Fifa veröffentlichte die Zahlen anlässlich des Tags der seelischen Gesundheit an diesem Samstag. Rassismus war der Erhebung zufolge mit zwölf Prozent die häufigste Form der diskriminierenden Beleidigung. Knapp 800 Konten wurden d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übergeben. Über einen namentlich nicht genannten Profi, der während des WM-Turniers in Nordamerika am häufigsten von dem Hass im Netz betroffen war, gab es mehr als 10.000 Kommentare, von denen rund 40 Prozent rassistisch waren.

Müller erleidet Verletzung

Wegen einer Oberschenkelverletzung wird der frühere Nationalspieler Thomas Müller den Vancouver Whitecaps in der nordamerikanischen Profiliga MLS vorerst fehlen. Das gab sein Trainer Jesper Sörensen bekannt. Damit verpasst der 37 Jahre alte Ex-Weltmeister am Sonntag das Duell mit dem früheren Bundesliga-spieler Heung-min Son und dessen Los Angeles FC. Müller war im Spiel gegen Chicago Fire zur Halbzeit beim Stand von 0:1 eingewechselt worden. Das 1:3 gegen Bastian Schweinsteigers Ex-Klub und den neuen Verein von Robert Lewandowski konnte er jedoch nicht verhindern. Am Ende der Partie zog er sich die Oberschen-kelverletzung zu. Wie lange er genau auf Müller verzichten müsse, wisse er nicht, sagte der Trainer. Vancouver ist trotz der Niederlage weiter Tabellenerster der Western Conference mit drei Punkten Vorsprung auf das Team aus St. Louis. Damit haben die Whitecaps um den früheren Bayern-Star Müller die Play-off-Teilnahme fest im Blick.

Formel 1

Mercedes-Teamchef wehrt sich

Mercedes-Teamchef Toto Wolff hat sich wortstark geg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aus dem Netz zur Wehr gesetzt. Am Rande des Grand Prix von Singapur bezog sich Wolff bei seiner Kritik auf Vorwürfe, er würde teamintern WM-Spitzenreiter Kimi Antonelli Verfolger George Russell vorziehen. „Wer auch immer das denkt, ist hirnlos. Es ergibt einfach keinen Sinn“, empörte sich der Mercedes-Teamchef. Enttäuschte Fans in sozialen Netzwerken hatten Vorwürfe geäußert, nachdem Russell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in Malaysia lange auf Podestkurs gelegen hatte, wenige Runden vor dem Ende aber wegen eines Motorschadens ausgeschieden war. „Glauben Sie, ich habe einen Knopf, auf dem steht: George, Motorschaden, jetzt?“, wollte Wolff rhetorisch wissen. „Wir hatten immer die Einstellung, jeden mit dem gleichen Material auszurüsten.“ Für Mercedes gehe es schließlich auch darum, die Konstrukteurs-WM zu gewinnen.

Basketball

Weidemann verlässt Vechta

Nationalspieler Nelson Weidemann wird die Bundesliga verlassen und nach Neuseeland zum Klub von Deutschlands Weltmeistertrainer Gordon Herbert wechseln. Der 27-Jährige macht nach einem Dreimonatsvertrag beim Bundesliga-klub Rasta Vechta von seiner Wechseloption Gebrauch und spielt nach der Partie am Samstag gegen seinen Ex-Club Ratiopharm Ulm künftig für die BNZ Breakers.

PICTURE-ALLIANCE/WERNER BAUM

22. Juni 1974, Hamburg: DDR-Verteidiger Gerd Kische (I.) im Duell mit Franz Beckenbauer (M.). Paul Breitner (r.) schaut aus der Distanz zu

Ich bin ein Geradeaus-Mensch

Obwohl Gerd Kische mit Hansa Rostock nur in der zweiten Liga kickte, hatte er ein Jahrzehnt lang einen Stammplatz in der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der DDR. Dieses Politikum allein machte den Mecklenburger jedoch noch nicht zu dem Exoten, der er bis zu seinem unfreiwilligen Karriereende im Frühjahr 1981 gewesen war. Der Olympiasieger von 1976, der zwei Jahre zuvor ebenso zur DDR-Elf gehörte, die WM-Gastgeber Deutschland 1:0 bezwang, galt als eigenwillig, nahm nie ein Blatt vor den Mund und sorgte für zahlreiche Eskapaden. Nach dem Mauerfall kehrte er ins Fußballgeschäft zurück. Als Präsident führte er 1991 seinen FC Hansa als ersten Ostklub in die Bundesliga. Am 23. Oktober wird er 75 Jahre alt. Zum Gespräch bittet der passionierte Jäger auf den Hochsitz in seinem Jagdrevier. Es gebe für ihn keinen schöneren Platz, um entspannt reden zu können.

Gunnar Meinhardt

WELT AM SONNTAG: Herr Kische, Sie wirken ungewöhnlich sanftmütig. Was ist mit Ihnen los? GERD KISCHE: Die Ruhe hier inmitten der Natur macht mich zu einem anderen Menschen.

WAMS: Vom Herzen her sind Sie aber schon noch der Typ, den Günter Netzer einst als „Revoluzzer des DDR-Fußballs“ bezeichnete, weil Sie stets Ihre Meinung sagten, wenn Ihnen etwas nicht passte? KISCHE: Ich bin ein Geradeaus-Mensch – und werde es immer bleiben. Denn nur so lernt man auch seine wenigen wahren Freunde kennen. Ich möchte jeden Tag aufrichtig in den Spiegel gucken können. Wenn mir etwas missfällt, muss ich es auch deutlich sagen, so bin ich erzogen worden.

WAMS: Als Galionsfigur des Fußball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rachten Sie mit Ihrer Direktheit viele Mitmenschen gegen sich auf – und das offenbar bis heute. Unlängst wurde Ihnen die Ehrenbürgerschaft in Ihrer Geburtsstadt Teterow verweigert. KISCHE: Es war eine rein politische Entscheidung, weil der Antrag von der AfD in die Stadtvertretung eingebracht wurde, wovon ich nichts wusste und woraufhin die CDU- und SPD-Vertreter dagegen stimmten. Wobei mir auch angelastet wurde, dass ich meine Ex-Frau vor 45 Jahren geschlagen habe. Ob ich Ehrenbürger bin oder nicht, ich liebe meine Heimatstadt auch so. Und viele Menschen dort mögen mich sehr.

WAMS: Wie kam es zu der verhängnisvollen Tätlichkeit?

KISCHE: Was ich im Januar 1981 tat, bedaure ich zutiefst. Es war ein Moment, in dem ich nicht ich war. Wir wollten uns damals trennen, woraufhin ich sie bat, die Scheidung erst nach der Länderspieltournee durch Südamerika einzureichen, weil ich sonst nicht hätte mitfliegen dürfen. Meine Bitte ignorierte sie, sodass ich aus dem Kader flog. Zwei Tage später bekam ich völlig überraschend doch die Reiseerlaubnis. Als ich meine Frau dann traf, sagte ich ihr: „Hä, du hast dein Ziel nicht erreicht. Die glauben mir doch mehr als dir. Jetzt bin ich erst mal drei Wochen weg.“

WAMS: Wie reagierte Sie?

KISCHE: Sie entgegnete: „Ich wusste schon immer, dass du ein Stasischwein bist.“ Daraufhin passierte das Unentschuldbare, mir entgleiste meine Hand. Danach lief die Bestrafungsmaschinerie heiß: Die Partei, der Klub – alle schossen sich auf mich ein. Schon zwei Stunden später war ich kein Reisekader mehr, wurde ich zur Persona non grata erklärt. Bis zu dieser Affekthandlung besaß ich Narrenfreiheit. Selbst wenn ich betrunken Auto fuhr, passierte mir nichts. Für meinen Wutausbruch wurde ich gna-denlos bestraft – und das zu Recht.

WAMS: Sie spielten trotzdem die Saison zu Ende, wie war das möglich? KISCHE: Es wurde versucht, das Thema lautlos abzuarbeiten. Was dazu führte, dass die Stasi, die mich in ihren Akten als „IM Neeskens“ geführt hatte, obwohl ich nie eine Verpflichtung unterschrieben hatte, erneut auf mich zukam und mir versprach, wenn ich jetzt unterschreibe, klären sie den Rest in meinem Sinne. Wieder habe ich Nein gesagt, womit meine Leistungssportkarriere beendet war, ich zur Armee musste und danach unter Beobachtung im Büro eines Wohnungsbaukombinats beschäftigt wurde. Was ich durchgemacht habe, wünsche ich nicht einmal meinem ärgsten Feind.

WAMS: Kam Ihnen da nicht der Gedanke, die DDR zu verlassen? Die Bundesliga hätte Sie mit Kusshand genommen. Sie waren so schnell wie kein anderer Spieler, liefen 100 Meter in 10,7 Sekunden. KISCHE: Das hätte ich meinen Eltern und sechs Geschwistern niemals antun können, dann hätte ich sie ins Unglück gerissen.

WAMS: So wie Sie es mit vielen Fans von Hansa Rostock taten, als Sie als Präsident Erfolgstrainer Uwe Reinders, der mit dem Verein letzter DDR-Meister und -Pokalsieger geworden war und die Qualifikation für die Bundesliga geschafft hatte, im Frühjahr 1992 entließen.

KISCHE: Was Reinders anfangs erreicht hat, war schon toll. Danach aber kümmerte er sich mehr um seine Vermarktung als um die Mannschaft, die er nur noch zweimal wöchentlich trainiert hat. Das konnte ich nicht gutheißen. Ich wusste, dass er große finanzielle Probleme hatte, und wollte alles im Guten klären. Doch als er sich dann noch mit unserem Masseur geprügelt hat, war das Maß voll. Und noch etwas kam hinzu.

WAMS: Und zwar?

KISCHE: Als langjähriger Profi von Werder Bremen hatte er seine Hände mit im Spiel bei dem Werbe- und Kooperationsvertrag, den mein Vorgänger mit Bremen geschlossen hatte, wodurch Hansa quasi verraten und verkauft wurde. Der Knebelvertrag sah unter anderem vor, dass wir unsere jungen Spieler erst an Werder abzugeben haben. Den Vertrag habe ich zerrissen und Manager Willi Lemke zurückgeschickt. Die Fans haben das damals nicht verstanden.

WAMS: Und schickten Ihnen Morddrohungen.

KISCHE: Das ging unter die Haut. Menschen, die durch ihre Gewaltbereitschaft keine Grenzen kennen, wird es leider immer wieder geben.

WAMS: Beim FC Hansa gibt es davon einige. Sie überfallen Züge, zerstören Bahnhöfe, Tankstellen, Sanitäranlagen. Können Sie sich mit dem Verein noch identifizieren?

KISCHE: Diese Ausschreitungen sind grauenvoll für die Region, für unser Bundesland, das Urlauber anziehen soll. Wenn ich mit Menschen ins Gespräch komme, geht es zumeist um die Skandale. Viele Eltern gehen deswegen mit ihren Kindern nicht mehr zu den Spielen. Für das, was manche sogenannte Fans anrichten, schäme ich mich abgrundtief. Dennoch bleibt Hansa mein Verein auf Lebenszeit, denn ich verdanke ihm sehr viel. Ohne seine großzügige Unterstützung hätte ich niemals die großartigen Jubiläumstreffen der '74er-WM- und '76er-Olympiasieger-Mannschaft ausrichten können.

WAMS: Reizt es Sie nicht, noch einmal aktiv bei einem skandalfreien Verein mitzuwirken?

KISCHE: Nein, ich hatte meine Zeit. Jetzt sind andere gefordert, denen ich von Herzen wünsche, dass sie geeignete Lösungen finden, auch um endlich wieder in der Bundesliga spielen zu können.

Gerd Kische feierte mit der Nationalelf die beiden größten Erfolge des DDR-Fußballs. Er war immer streitbar – und ist es bis heute geblieben. Nun wird er 75 Jahre alt

Von 1971 bis 1981 kam Gerd Kische auf 181 Einsätze für den FC Hansa Rostock. Dabei erzielte der Außenverteidiger elf Tore. Nach dem Mauerfall war er Präsident und Manager beim Ostseeklub. Er bestritt 63 Länderspiele, war 1974 WM-Sechster und wurde 1976 Olympi-sieger. Der geschiedene Diplom-Ingenieurökonom lebt unweit von Rostock.

WAMS: Was war rückblickend Ihr sportlicher Höhepunkt? KISCHE: Das eine Tor, das ich als Nationalspieler erzielt habe. (lacht)

WAMS: Es war ein Eigentor, das erste in der DDR-Länderspielgeschichte überhaupt. Am 15. November 1978 leiteten Sie in Rotterdam das 0:3 gegen die Niederlande ein.

KISCHE: Stimmt. Spaß beiseite, meine Highlights waren natürlich die Sommerspiele 1976 und die WM 1974, insbesondere das Spiel gegen die BRD. Mit Günter Netzer, den ich als Spieler bewunderte, pflege ich bis heute ein enges freundschaftliches Verhältnis.

WAMS: Damals besiegten Sie die DFB-Elf, die dennoch den Titel gewann. Bei den vergangenen drei WM-Turnieren schieden die Deutschen immer früh aus. Unter Neu-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soll alles besser werden. Glauben Sie daran?

KISCHE: Nicht wirklich. Den verwöhnten jungen Profis geht es in ihrer Blase viel zu gut. Wenn sich in deren Köpfen nichts ändert, kann auch der beste Trainer nichts ausrichten. Was mir aber viel mehr Sorgen macht, ist die Entwicklung in unserem Land.

WAMS: Inwiefern? Nach Thüringen und Sachsen-Anhalt ist die AfD auch aus den Landtagswahlen in Ihrem Bundesland als stärkste Kraft hervorgegangen.

KISCHE: Das geschah nicht grundlos. Viele Menschen haben genug von der ignoranten Politik der vergangenen Jahre und erst recht von der Brandmauer. Je länger die steht, umso mehr Zulauf bekommt die AfD. Als Sportler kann nur gewinnen, wer sich seinem Gegner stellt und ihn besiegt. Wer die unliebsame Rivalität meidet, verliert nun mal. In der Politik ist das nicht anders, das ist Teil der wahren Demokratie. Und nur, weil jemand die AfD wählt, ist er noch längst kein Rechtsextremer. Es gäbe vieles zu sagen. Immer mehr Menschen wissen nicht, wie sie ihren Lebensunterhalt finanzieren sollen, unsere Regierung aber sponsert die Ukraine mit Milliarden. Statt nach einer diplomatischen Friedenslösung zu suchen, wird sie selbst immer mehr zum Kriegstreiber. Das macht mir Angst.

WAMS: Jetzt steht erst einmal Ihr 75. Geburtstag an. Wie wollen Sie ihn feiern? KISCHE: Ich werde meine Seele in einer Savanne in Namibia baumeln lassen. Die Zeiten, in denen Gerd Kische die Welt aus den Angeln heben wollte, sind vorbei. Mit Ihrer Eingangsfrage hatten Sie nicht unrecht: Ich bin sanftmütiger geworden, man kann auch altersmilde dazu sagen. (lacht)

GOLDMANN/PICTURE ALLIANCE

Straßen: Solide gebaut, aber vergessen, sie rechtzeitig zu reparieren

Deutschland galt einst als verlässlich, wohlhabend und stabil. Heute schwächelt die Wirtschaft, der Staat lähmt sich selbst, die Zuversicht schwindet. In einem Brief an eine italienische Freundin beschreibt unser Autor Dirk Schümer den Abstieg des einstigen Musterlands

MAMMA WIE NUR SO

Liebe Maria Grazia!

Was ist nur mit Deutschland los? Diese Frage stellt Du mir bei unseren Treffen und am Telefon immer wieder – und immer öfter. Als Italienerin mit Herz und Seele warst und bist Du meinem Vaterland stets zugetan. Du warst Dutzende Male hier, Du hast sogar etwas Deutsch gelernt. Deutsche Pünktlichkeit, deutsche Sauberkeit und Verlässlichkeit, deutsche Qualitätsprodukte, deutsche Kultur – das alles hast Du mir, Deinem alten Freund aus Deutschland, gegenüber immer noch in den Himmel gehoben, als ich dergleichen Hymnen von meinen deutschen Landsleuten schon lange nicht mehr hörte.

Jetzt erreichen Dich in Italien immer neue Schreckensmeldungen aus Germania. In den Schulen wird nichts mehr gelernt; die Industrie baut massiv Stellen ab, während gleichzeitig Millionen Zuwanderer die gepolsterten Sozialsysteme fast zum Kippen bringen. Die Deutsche Bahn fährt notorisch unpünktlich; Straßen und Brücken sind marode. Ihren Strom müssen die Deutschen oft importieren, weil ihre zigtausend Windräder gerne bei Flaute stillstehen und die Atomkraft verboten wurde. Nun wählen die Deutschen nach Jahrzehnten fast schon langweiliger Stabilität zunehmend extrem. Die AfD ist landesweit die beliebteste Partei, und in Berlin, ausgerechnet in Berlin, triumphieren die Kommunisten. Und ihren Kanzler wünschen sie alle zum Teufel. Das sind wahrlich Gründe genug für Deine Stoßseufzer: Mamma mia, wie konnte es nur so weit kommen?

Eine Antwort auf die deutsche Kalamität fällt mir nicht leicht. Wie bei einer in die Brüche gegangenen Ehe gibt es viele unterschiedliche Gründe für die Misere, und die reichen weit zurück in die Vergangenheit. Um zu verstehen, warum es mit Deutschland derart schiefgegangen ist, müssen wir allerhand Jahre zurückgehen, am besten bis zum 9. November 1989. Damals standen die Menschen jubelnd an und auf der Berliner Mauer. Das gespaltene Land wurde zu aller Überraschung einig. Und als es im Oktober 1990 auch rechtlich so weit war, da rieb sich der Rest der Welt – nicht nur die Italiener – verwundert und etwas neidisch die Augen. Es war kein Schuss gefallen, alles blieb friedlich. Und das, obgleich (oder weil?) anderthalb Generationen zuvor diese Deutschen die Welt mit dem mörderischsten Krieg aller Zeiten überzogen hatten. Im märchenhaften Sommer von 1990 jedoch, da waren die wiedervereinten Deutschen ganz friedlich nebenbei auch noch Weltmeister im Fußball geworden, zwei junge Deutsche namens Graf und Becker waren die weltbesten Tennisspieler. War das wahr?

Und mit den arbeitsreichen Jahren des Aufbauens und Zusammenwachsens, die dann kamen, gelang den Deutschen, was ihnen die europäischen Nachbarn kaum zugetraut hätten: Der heruntergewirtschaftete Osten wurde mit Autobahnen und Stadtsanierungen, Industrie-Umbau und Sozialkassen mit gewohnter Gründlichkeit integriert und saniert. Und trotz der sozialen Opfer im Osten und der Kosten im Westen gab es wenig Murren. Das politische System blieb stabil, als wären die neuen Bundesländer mit denselben Parteien als Juniorpartner bei einem global erfolgreichen Unternehmen eingetreten. Irgendwann war sogar der Papst ein Deutscher, der Präsident des Olympischen Komitees auch.

Spätestens als Gastgeber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von 2006 kam für Millionen Deutsche die Erleuchtung. Wir sind tatsächlich gar nicht schlecht! Wir haben nach allem verursachten 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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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ar gute Gründe für neu erwachten Nationalstolz. Ich wohnte damals in Italien und erinnere mich noch an unsere Nachbarn, die uns verwundert fragten, wieso wir keine deutsche Fahne am Balkon wehen ließen, wieso wir nicht laut hupten und jubelten nach den Siegen unserer Mannschaft.

Italiener wie meine Freundin Maria Grazia, dachte ich damals, die haben gut reden. Trotz Mussolini und Mafia klebt an ihnen kaum ein Makel. Italiener sind zweimal auf der falschen Seite in den Weltkrieg gezogen und zweimal auf der richtigen Seite wieder herausgekommen, wohingegen die Deutschen ihre Sackgassen immer bis zum blutigen Ende marschiert sind. Italiener stehen in der Welt für Pizza, Pasta, Dolce Vita, für die Schönheit alter Kunst, für herrliche Opern und schicke Mode.

Als Deutschland 2014 noch einmal Fußball-Weltmeister wurde, erneut von der Restwelt bewundert und gefeiert, da dachten auch Skeptiker wie ich, dass wir es vielleicht in der Tat geschafft haben könnten, ein einigermaßen normales Land zu werden, trotz der Bürde der Vergangenheitsverbrechen, trotz der Mauer, trotz der von den Nachbarn befürchteten Dominanz in Europa.

Heute weiß ich, dass das eine trügerische Hoffnung war. Heute ist Deutschland politisch exakt an der alten Grenze wieder in zwei Teile gespalten. Das Wirtschaftswunder war zwar nachhaltig genug, um die ökonomische Wiedervereinigung hinzubekommen, doch nun ist es vorbei damit. Und aus dem Land des Aufbruchs und des Ärmelhochkrempelns ist eine Gesellschaft geworden, über welcher Stillstand und Bürokratie und vor allem miese Laune liegen wie eine klebrige Schicht aus Mehltau und Rost. Wie so oft bei einem Konkurs ist die Ursache in den Zeiten des Erfolgs zu suchen. Wer glaubt, dass er alles richtig macht und alles besser kann als die anderen, der ist meist schon die erste Treppenstufe nach unten unterwegs.

Euch Italienern kann das nicht passieren. Italiener trauen ihrem Staat wenig zu und in der Regel nicht über den Weg. Triumphe überlasst ihr anderen, genießt lieber den Alltag und wurschtelt euch schlau durch die Probleme von Politik und Ökonomie. Nach Covid kassiertet ihr von der EU einen riesigen, vor allem von Deutschland gefütterten Aufbaufonds. Ihr habt eine lockere Steuermoral und pragmatisch zusammengezimmerte Regierungen, die mit Berlusconi oder Meloni im Ausland gerne verteufelt werden. Aber – che miracolo! – am Ende geht es euch wirtschaftlich besser als den Musterknaben wie Deutschland oder arroganten Nationalisten wie den Franzosen oder gar dem tristen Ex-Empire Großbritannien. Complimenti!

Wir Deutschen haben viel zu lange gedacht, dass wir einen Staat besser und vor allem effektiver organisieren können als alle anderen. Dabei haben wir aus den Augen verloren, dass unser Wirtschaftswunder und später die abonnierte Exportweltmeisterschaft auf sehr fragilen Bedingungen beruhten, die schon nicht mehr gegeben waren, als die Deutschen noch trunken waren von sich selbst. Und Demokratie war bei uns eh historisch kaum verankert. Der demografische Rückgang trifft alle entwickelten Länder, auch Italien und sogar Sozialstaaten wie Schweden oder Dänemark. Dennoch haben die Deutschen seit der Kohl-Ära versäumt, nach Vorbildern wie Kanada oder Australien eine kluge Politik der Anwerbung von Fachkräften aus aller Welt zu organisieren. Stattdessen betrachtete man Zuwanderung als moralische Frage, so als hätte Deutschland von seiner frischen Überlegenheit an Güte endlos viel an die Restwelt zu verschenken. „Wir sind ein starkes Land, wir schaffen das“, posaunte die verhängnisvolle Kanzlerin Merkel auf dem Höhepunkt der Grenzöffnung für alle.

Heute noch sind viele Deutsche mächtig stolz, wenn sie Analphabeten zu Hunderttausenden als Fachkräfte für die technologisierte Wirtschaft hereinholen, wenn Straftäter royale Sozialhilfe ausbezahlt bekommen und ganze Stadtviertel schleichend zur Scharia übergehen. Und gleichzeitig verbietet die stur mahlende Mühle der deutschen Bürokratie anderen Hunderttausenden, eine feste Arbeit anzunehmen, oder weist integrierte Zuwanderer wieder aus. So kommt das, wenn man denkt, man hätte auch ohne Planung alles im Griff.

Ohne Planung – diese Haltung passt auf den ersten Blick nicht zu den Deutschen. Du, Maria Grazia, hast sie von Deinen vielen Besuchen anders in Erinnerung. Und doch war es so. Die Deutschen waren derart verwöhnt von ihrem wirtschaftlichen Überschuss, dass sie vergessen haben, wie mühsam er erzeugt wurde. Die Autobahnen und Bahnstrecken, die jetzt verfallen, wurden vor Jahrzehnten solide geplant und gebaut. Danach vergaßen die Politiker, dass ganz gewiss in dreißig, vierzig Jahren alles wieder verfällt und am besten Geld zur Seite gelegt und noch besser sukzessive mit dem Reparieren begonnen wird. Doch da kam ja die Wiedervereinigung dazwischen, die EU wurde auch immer teurer. Und – das war das Wichtigste – verfilzten sich die 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Gleise: Lange vernachlässigt, jetzt wird teuer nachgebessert

Das reiche Land wurde zugleich immer reicher an Rentnern und Frührentnern, an Behörden und Vorschriften und Beamten, die diese Vorschriften rigoros durchsetzten. Das Land hatte wenig Kinder und deswegen ab 2010 immer weniger Fachkräfte für die komplexe Logistik und am Ende nicht einmal für einfache Dienstleistungen.

Wieso soll jemand Straßen fegen oder Alte waschen, wenn mit Bürgergeld ein vergleichbarer Lebensstil zu genießen ist? Wieso soll eine Frau Kinder bekommen, wenn sie dann mit Kita und Miete, Gehalt und Freizeit nichts als Nachteile zu befürchten hat? Und wieso sollte ein ehrgeiziger Student aus, sagen wir, Bulgarien, Ecuador oder Indien seine Qualitäten in Deutschland ausleben, wenn er hier die Hälfte des Einkommens für Sozialsysteme abgeben muss, in denen sich nach den Worten einer linken deutschen Politikerin, nicht arbeitende Menschen so richtig wohlfühlen sollen?

Das frühere Deutschland konnte Weltmeister auf noch so vielen Gebieten sein, nicht nur im Fußball. Das ist vorbei. Jeder sieht, dass auch unser Nationalsport vor die Hunde gegangen ist und das Team des DFB bestenfalls zweitklassig spielt, während die Spanier und die Argentinier und sogar Briten und Franzosen uns längst abgehängt haben. Immerhin hier spielen wir noch mit Italien in derselben Liga. Aber viel wichtiger: Eine Industrienation benötigt bezahlbare Energie. Wenn mit Russland der wichtigste Lieferant wegfällt, sollte man nicht gleichzeitig die größten Kraftwerke abstellen. Mit Millionen von Neubürgern wird es ohne Neubauten gravierende Knappheit an Mietraum geben. Ohne eine gelenkte Zuwanderung wird es keine qualifizierten Arbeitskräfte geben. Ohne eine funktionierende Armee wird ein noch so reiches Land zum Spielball der Großmächte. Ohne Hochschulen, in denen Substanzielleres gelehrt wird als Gendertheorie und Israelhass, gibt es keine gute Forschung und damit auch keine Innovation.

Ein dysfunktionaler Staat, der für eine Baugenehmigung, einen Erbschein, eine Schuldeneintreibung oder ein Strafverfahren Monate oder gar Jahre benötigt, wird kein neues Wirtschaftswunder hinbekommen, weil er die Kreativen und Mu

NACH DEUTSCHLAND REISEN, MARIA GRAZIA? ICH RATE DIR DAVON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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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n behindert. Inzwischen zahlen die Deutschen Fantastilliarden für einen gierigen Staat und bekommen dafür kaputte Klos in den Schulen, Wartelisten beim Arzt, marode Infrastruktur und unbezahlbare Mieten. Und Schulden, Schulden, Schulden. Wo nach 1945 und noch nach 1990 unbürokratisch alles auf schnelle Erfolge ausgerichtet war, herrscht heute Lähmung in allen Gliedern.

Aber warum nur? Das höre ich Dich fragen, liebe Maria Grazia. Ihr Italiener kennt das Problem, denn auch ihr hattet über Jahrzehnte einen dysfunktionalen Staat mit ritualisierten Streiks bei Bus und Müllabfuhr, mit lachhafter Staatsverschuldung und mit Inflation, mit Terrorismus und mit einem Mezzogiorno, der trotz (oder wegen) aller Zuschüsse nie auf eigene Füße kam. Vor allem aber hattet ihr eine höchst suspekte politische Klasse. Auf der einen Seite die moskautreuen Kommunisten, die bei uns im Westen auf nett machten, aber letztlich auch nur verkappte Ideologen waren.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allmächtigen Christdemokraten. Eure Democrazia Cristiana war eine sonderbare Allianz von bigotten Bischöfen, Mafabossen, korrupten Gewerkschaftern, Steuerflüchtlingen und Hinterzimmerpolitikern. Und doch hielt sie den Laden einigermaßen zusammen, indem sie euch vor dem Kommunismus schützte und zugleich die Bürger weitgehend in Ruhe ließ. Wurde ein Politiker zu mächtig, stürzte sofort die Regierung. Es war ein System des organisierten Chaos und der milden Anarchie, wie es in Deutschland niemals möglich wäre. Und als der Kommunismus zusammenbrach, entsorgtet ihr Italiener rasch und reibungslos eure kompromittierten und unfähigen Christdemokraten. Ihr passt euch den Zeiten an.

Die deutsche Democrazia Cristiana, auch bekannt als CDU, hat ihren Untergang noch vor sich. Zusammen mit der SPD tut sie, was sie seit Jahrzehnten tut: Sie regiert Deutschland immer gleich im festen Verbund, von den Dorfbürgermeistern bis zu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Verfassungsrichtern und Regierungspräsidenten bis zum Aufsichtsrat des Fernsehens mit staatlichem Gebühreneinzug.

Nehmen wir noch die Kirchen dazu, deren Gebühren ebenfalls steuerlich eingezogen werden, die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n, die Zentralgewerkschaften und die Sozialverbände und vor allem die regierungsnahen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dann haben wir das ganze Geflecht beisammen, das Deutschland über Jahrzehnte so stabil und erfolgreich machte. Und dann ruiniert hat, weil es unfähig ist, sich zu ändern.

Denn für den Erfolg der Verteilung nach Muster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für Umverteilung von Geld und Gerechtigkeit von oben nach unten bedarf es eines soliden Wachstums. Dieses Wachstum bringt das müde, verfilzte Deutschland nicht mehr zustande, weshalb unsere Politik zu einer reinen Frage des Wegnehmens und des Schuldenmachens geworden ist. Nehmen wir die einst ehrbaren Sozialdemokraten, die mit Politikern wie Brandt und Schmidt patriotischer und vernünftiger waren als alle rechten Andreottis zusammen.

Heute repräsentiert eine Staatspartei wie unsere SPD eine Art Gebietskörperschaft mit Hunderten, ja Tausenden von Referenten, Abgeordnetenhelfern, mit Medienbeteiligungen und festen Quoten beim Gericht oder bei Staatsfirmen von Entwicklungshilfe bis Netzagenturen und einem Büro in bester Lage jeder Stadt. Mit ihren Stiftungen hat eine Staatspartei wie die SPD eine Art eigenen diplomatischen Dienst mit Vertretungen in aller Welt. Dazu kommt noch die royal finanzierte Demokratieförderung aus vielerlei staatlichen Töpfen.

Dieses Netzwerk, das wie ein Junkie am Finanzamt hängt, ist gewachsen und hat sich verfestigt genau in jenen Jahren, in den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mmer schwächer und der deutsche Beamtenstaat immer mächtiger wurde. Während eure italienischen Sozialisten ersatzlos untergingen und der korrupte Chef Craxi in einer tunesischen Villa Zuflucht vor der Polizei fand, glauben die Funktionäre unserer deutschen SPD immer noch, dass ihnen mit einem Wähleranteil von knapp zehn Prozent ein Riesenstück von der Torte des Staates zusteht. Und wenn die Wähler das anders sehen, dann muss man die Opposition eben verbieten – aus moralisch-ethischen Gründen.

Diesen vorgeschobenen Primat der Moral verkörpert keine deutsche Partei so genial wie die Grünen, die aus guten Gründen in Italien keine Rolle spielen. Das Thermostat des Planeten bei knapp drei Prozent Weltwirtschaftsleistung herunterzudrehen, indem man fleißig Radwege baut und auf Wohlstand verzichtet – dieses romantische Märchen könnte man in Italien keinem Wähler aufbinden.

In Deutschland funktioniert der Trick gut. Als nämlich dieses Deutschland 1990 oder noch 2014 sich an der Spitze der politischen Nahrungskette der Welt dünkte, da ersetzte unsere sogenannte Elite Realismus listig durch Moral. Migration, Energie, Kultur, Ausbildung, Medien, Justiz – das alles war ab jetzt eine Frage der Moral. Aus dieser Falle, in die wir historisch schon öfter getappt sind, kommen wir Deutschen nicht heraus.

Du, liebe Maria Grazia, weißt genau, was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war. Verwandte bei der Resistenza wurden erschossen, andere ins KZ verschleppt, eure jüdischen Nachbarn umgebracht. Im selben Deutschland, in dem so wenig funktioniert, hat ma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so gründlich bewältigt, dass heutzutage jede politische Debatte davon erfüllt ist. Immerhin – im Schwingen mit der Nazikeule sind wir immer noch Weltmeister, so sehr die wahren Opfer und Widerständler von damals dadurch in den Dreck gezogen werden. Egal – wer die oben beschriebene Misere diskutieren will, ist bei uns sogleich ein Nazi.

Offene politische Debatte und vernünftiges Argumentieren unter noch so zerstrittenen Gegnern, wie ich das beim morgendlichen italienischen Caffè oder in der Bar beim Wein so liebte, das ist bei uns in Deutschland unmöglich geworden. Stattdessen nichts als Gekreisch und Hass. Und dann Schweigen. Die Toleranz von Don Camillo und Peppone ist uns Tedeschi fremd. Stattdessen können wir sehr gut Mauern bauen.

In Deutschland gilt Signora Meloni übrigens auch als ganz schlimmer Nazi; darum funktioniert in Italien auch nichts, und im moralinsauberen Deutschland ist alles bestens. „Weltniveau“, hätte Honecker gesagt und über das Berliner Wahlergebnis gefeixt. Wenn Du diese deutsche Logik nicht begreifst, dann sollten wir uns beim nächsten Treffen darüber bei einem Glas Brunello noch einmal unterhalten. Der schwäbische Philosoph Hegel meinte schon vor 200 Jahren: Wenn meine Theorie nicht mit der Wirklichkeit übereinstimmt, dann umso schlimmer für die Wirklichkeit. Das ist echt deutsch!

Ich fürchte deshalb, Deine verlässlichen, gründlichen und logischen Deutschen von einst, die findest Du bei uns nicht mehr. Du hast mich neulich gefragt, ob Du für Deinen nächsten Urlaub wieder mal nach Deutschland reisen solltest. Ich rate Dir davon ab. Bleib lieber in Italien, da ist es ohnehin am schönsten. Und wenn es partout das Ausland sein soll, dann such Dir besser ein vernünftiges und optimistisches Land mit Zukunft. Polen vielleicht?

Un abbraccio forte, Dein Dirk

Quiet Luxury. Urban Retreat.

THE FLORENTIN ist ein Urban Retreat im Herzen Frankfurts, das eine denkmalgeschützte Villa aus dem Jahr 1901 mit modernen Gebäudeflügeln und dem grünen The Garden Courtyard verbindet. Das Haus vereint historische Substanz, zeitgenössisches Design und fein abgestimmtes Licht zu einer Atmosphäre ruhiger Eleganz und diskreter Herzlichkeit.

Kulinarisch überzeugt das Hotel mit moderner, reduzierter Küche im mit 2 Michelin Sternen ausgezeichneten the dune, mediterran inspirierten Klassikern im The Garden und der ikonischen The Florentin Bar mit internationaler Barkultur.

Als Teil der Althoff Collection und Mitglied der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steht THE FLORENTIN für höchste Qualität und aufrichtige Gastfreundschaft.

TheFlorentin.com

Geschichte

ABD/TORSTEN DRESSLER
Der Archäologe Torsten Dressler im Hauptkabelschacht des Leitturms der DDR-Grenztruppen am Checkpoint Charlie

Bis zu vier Millionen Touristen kommen Jahr für Jahr zur wohl berühmtesten Kreuzung Berlins. Unter dem Namen Checkpoint Charlie kennen Menschen weltweit die Ecke Friedrich-/Zimmerstraße genau an der Bezirksgrenze zwischen Mitte und Kreuzberg. Das sind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wie jährlich die Open-Air-Ausstellung zur Mauer an der Bernauer Straße besuchen oder das Areal der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dem einstigen Gelände des SS-Repressionsapparates.

Sven Felix Kellerhoff

Denn genau hier lag jahrzehntelang der Hotspot des Kalten Krieges. Hier standen sich im Oktober 1961 sowjetische und US-Panzer gegenüber. Hier holte der Österreicher Hans Meixner 1963 seine Verlobte und die künftige Schwiegermutter in den Westen, indem er die 95 Zentimeter niedrige Stahlschranke mit einem auf 91 Zentimeter Höhe umgebauten Sportwagen unterfuhr. Hier starb 1974 der DDR-Wehrpflichtige Burkhard Niering durch gezielte Schüsse, als er mit einem Stasi-Mann als Geisel seine Flucht in den Westen erzwingen wollte. Hier durchbrach 1986 Hans-Joachim Pofahl mit seiner Freundin und der gemeinsamen kleinen Tochter in einem Lastwagen die Sperren. Hier flüchteten von 1961 bis 1989 hunderte DDR-Bürger mit falschen Papieren oder in Kofferräumen von Diplomatenautos. Der Checkpoint Charlie ist der Erinnerungsort für das Grenzregime der SED-Diktatur schlechthin, noch vor der Bernauer Straße.

Erst fast 37 Jahre nach dem Fall der Berliner Mauer am 9. November 1989 steht jetzt fest, was unter den Füßen der Touristenmassen im Boden liegt. Axel Klausmeier, der stets sachlich-nüchterne Chef der zuständigen Stiftung Berliner Mauer, mag zwar nicht von einem Pompeji der Zeitgeschichte sprechen – aber weit davon entfernt sind die Funde nicht, die der Archäologe Torsten Dressler mit seinem Team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gemacht hat.

Erstaunlich ist, wie viele Spuren der Nutzung als Kontrollstelle die fast vier Jahrzehnte verschiedener „Zwischennutzungen“ und des Leerstandes überdauert haben. Deshalb werden die Funde ins Konzept für einen Gedenkort integriert; die Gewinner des städtebaulichen Wettbewerbs werden am 12. Oktober 2026 bekannt gegeben. Baubeginn wird allerdings erst, so ist Berlin gegenwärtig, frühestens 2030 sein.

Die Kreuzung Friedrich- und Zimmerstraße bekam ihre spätere Bedeutung durch Zufall: Die Bebauung war im Bombenkrieg weitgehend zerstört worden. Nach der Absperrung der innerstädtischen Grenze 1961 suchte die DDR nach einem geeigneten Übergang für die Alliierten zwischen den westlichen Sektoren und dem sowjetisch besetzten Teil. „Hier fand man genügend Platz“, erklärt Klausmeier. Wären die Folgen der Luftangriffe gerade an dieser Kreuzung geringer gewesen, hätte es auch die nächste sein können. Oder ein gänzlich anderer Ort an der innerstädtischen Sektorengrenze Berlins wäre zum Checkpoint Charlie geworden.

Der nicht zufällig so heißt: Der Checkpoint Alpha war seit Juli 1945 die Dienststelle der drei Westmächte an der innerdeutschen Autobahn-Grenzübergangsstelle Helmstedt; der Checkpoint Bravo lag am südwestlichen Rand von West-Berlin: bis 1969 auf der Autobahnbrücke über den Teltowkanal im Ortsteil Albrechts Teerofen, danach bis 1989/90 am neuen Grenzübergang Dreilinden. Beide dienten einem klaren Zweck: Da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vierten Siegermacht des Zweiten Weltkriegs, der Sowjetunion, in Fragen über Berlin kompliziert war, mussten sich alle Militärangehörigen der drei westlichen Schutzmächte vor der Einfahrt in die DDR offiziell ab- und nach der Ausfahrt aus der SED-Diktatur wieder anmelden.

Das gleiche Prozedere galt ab 1. September 1961 für sämtliche Besuche von westlichen Soldaten und Offizieren in Ost-Berlin; hier fand die Meldung vor der Ein- und nach der Ausfahrt am Checkpoint Charlie statt. Die erste weiße Hütte für die zuständigen US-Militärpolizisten (oft wahre Hünen) wurde am 22. September 1961 aufgestellt.

Nördlich der Demarkationslinie betrieben die DDR-Grenztruppen hier die wichtigste (aber nicht einzige) Kontrollstelle für Ausländer. Auf diese im SED-Deutsch „GÜSt Friedrichstraße“ genannte, im Laufe der Zeit immer mehr ausgeweitete Einrichtung übertrug sich im westdeutschen wie im internationalen Sprachgebrauch der Name Checkpoint Charlie, der streng genommen nur die US-Dienststelle bezeichnete.

Archäologisch interessant ist vor allem eine Fläche, die seit den Zerstörungen 1945 niemals tiefenttrümmert wurde: zwischen dem einstigen Gebäude der „Neuen Zeit“, des Parteiblattes der Ost-CDU, in der Zimmerstraße 79/80 und dem früheren Verlagshaus erst des „Völkischen Beobachters“ der NSDAP, später des „Neuen Deutschlands“ der SED in der Zimmerstraße 88–91. Nach Norden hin begrenzt ist das Areal durch die Einmündung der Mauerstraße; zwar reichte die „GÜSt“ bis zur Schützenstraße, doch ist auf einem dreieckigen Teil schon 1997 ein Bürogebäude errichtet worden, das Philip-Johnson-Haus.

Nachdem mehrere Anläufe zur Bebauung der übrigen Flächen des einstigen Kontrollpunktes gescheitert waren, kam im Sommer 2026 endlich die Archäologie zum Zuge. Torsten Dressler, der beste Kenner von Grenzspuren in Berlin und Autor des zweibändigen Standardwerkes, grub erstaunlich viele Reste aus.

Die wichtigsten Funde sind umfangreiche Kabelschächte und Leitungsrohre des einstigen DDR-Kontrollpunktes sowie das vollständige Fundament der 1984/85 errichteten Leitstelle. Im Untergeschoss fanden sich sogar die Reste der Toilette der Turmbesatzung. „Auch Grenzer mussten mal“, kommentiert Axel Klausmeier den Fund.

Die genaue Organisation der Übergangsstelle muss noch erforscht werden; dies wird durch

Unter dem Hotspot des Kalten Krieges

Erst rund 37 Jahre nach dem Mauerfall ist in Berlin das Areal archäologisch untersucht worden, das seit 1961 als Checkpoint Charlie bekannt ist. Unglaublich spät, aber dennoch sehr interessant

Blick auf das Gelände der aktuellen archäologischen Ausgrabungen auf dem Areal der früheren DDR-Kontrollstelle Friedrichstraße

den archäologischen Befund sicher erleichtert. Fest steht, dass formal die Grenztruppen der DDR die Leitung hatten; sie stellten den „Kommandanten“ der „GÜSt“. Viel wichtiger allerdings waren die in Grenztruppen-Uniformen gekleideten „Passkontrolleinheiten“ (PKE), die zur DDR-Staatssicherheit gehörten. Ihnen oblag die Personenkontrolle hier wie an allen Grenzübergängen. Einzige Ausnahme: Uniformträger der drei Westmächte durften im Zweifelsfall nur von sowjetischen Militärpolizisten überprüft werden. Außerdem waren Mitarbeiter des DDR-Zolls im Einsatz, die allerdings von „Inoffiziellen Mitarbeitern“ der Stasi (also: Spitzeln) durchsetzt waren; die ranghöheren Mitarbeiter dürften überwiegend als „OibE“ (DDR-Deutsch für „Offiziere im besonderen Einsatz“) von der Stasi zum Zoll abgeordnet gewesen sein.

Die unterirdischen Funde erlauben, die Organisation bei künftigen Forschungen besser zu verstehen. Zudem sollen die Berlin-Besucher, allerdings erst in den 2030er-Jahren, an einem dann fertiggestellten Gedenkort Checkpoint Charlie bessere Einblicke in das Grenzregime der DDR bekommen.

Die allermeisten hier Beschäftigten, ob nun von Grenztruppen, Zoll oder Stasi, haben sich nach 1990 der Aufklärung verweigert. Die bisher erschlossenen Akten des zuständigen DDR-Grenzregiments 36 sind dünn: Es handelt sich gerade einmal um 60 Zentimeter Regalbreite. Die Stasiakten sind wesentlich umfangreicher, aber müssen laut Gesetz nach einem komplizierten Verfahren beantragt werden.

So sind bisher über die Zahl der Nutzer des Übergangs nach Ost-Berlin konkrete Werte nur von 1969 bekannt. Demnach benutzten in 365 Tagen rund 1,1 Millionen Personen, 315.000 Autos und 11.290 Busse den Übergang in beide Richtungen. Damit waren die seinerzeit vorhandenen Anlagen völlig überfordert. Jahrelang drängten die für das Grenzregime zuständigen DDR-Bürokraten auf einen Ausbau der Kontrollmöglichkeiten. Seit dem Mauerbau waren zwar die Sperren stetig verstärkt worden, hatten damit aber die Kapazität reduziert. Eine Verringerung der Bewachung kam für die SED angesichts der drohenden Massenflucht nie infrage.

Also begann 1984 bis 1986 ein umfassender Umbau der „GÜSt“. Es entstand der Leitturm, dessen Fundament jetzt ausgegraben wurde; für Dutzende Überwachungskameras und Signalanlagen mussten Kabel unterirdisch geführt werden. Die nun zwei Durchfahrten statt bisher einer wurden mit massiven Blockaden zusätzlich zu den Schlagbäumen ausgestattet, die vermutlich vom Leitturm aus ferngesteuert ausgefahren werden konnten.

Im Sommer 1985 entstanden zwei große, seitlich offene Überdachungen. Hier wurden Durchleuchtungsgeräte eingebaut, die mit radioaktiver Gammastrahlung in Autos versteckte Flüchtlinge ausfindig machen konnten. Soweit bekannt standen die entsprechenden Bildschirme im Haus an der Mauerstraße 92 mit direktem Blick auf den Checkpoint Charlie.

Obwohl (oder vielleicht: gerade weil) die Brutalität des DDR-Grenzregimes, der Irrsinn einer militärisch bewachten Grenze quer durch eine Stadt an der Kreuzung Friedrich-/Zimmerstraße sichtbar war wie an wenigen anderen Orten Deutschlands, legten die Grenztruppen 1984/85 Wert auf eine „ansehnliche“ Gestaltung ihrer Neubauten: Vor die massive, aus Stahlbeton-Fertigteilen errichtete Sperrmauer am Leitturm setzte man eine Schmuckwand aus aufwendig bossierten Steinen. Aluminium-Profile (von denen Torsten Dressler reihenweise Reste im Boden gefunden hat) hübschten die harten Kanten auf. Der Todesstreifen sollte so seine unmittelbare Hässlichkeit verlieren. Natürlich ein von vornherein zum Scheitern verurteiltes Bemühen, denn gezieltes Schießen auf Menschen, die von einem Stadtbezirk in einen anderen wollten, war durch nichts zu relativieren.

Es ist dieser Grusel, der auch Jahrzehnte nach dem Mauerfall den Reiz des Ortes Checkpoint Charlie ausmacht. Wenn frühestens 2030 die Umgestaltung beginnt, so ist das zwar absurd spät – aber dennoch ein Gewinn.

Immobilien

D em kommenden Winter blicken wohl viele Besitzer älterer Eigenheime, die mit Gas oder Öl beheizt werden, mit Sorge entgegen. Der Iran-

Warm feiern

Krieg hat die Preise für fossile Energien massiv in die Höhe getrieben, da Teheran seit Monate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blockiert. „Auf dem Heizölmarkt sehen wir aktuell Rekordpreise“, sagt Thomas Petersen, Geschäftsführer der Heizölpreis-Plattform Tecson im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Felde. Mit 1,81 Euro pro Liter sei der Brennstoff Mitte September 90 Prozent teurer gewesen als im Vorjahreszeitraum.

Richard Haimann

Ebenfalls zugelegt haben die Großhandelspreise für Gas. Versorger haben deshalb die Tarife für Neukunden angehoben. Wer bereits einen Liefervertrag hat, ist vom Preisanstieg zwar vorerst geschützt. Jedoch nur bis zum Ende der Vertragslaufzeit.

Für Eigentümer älterer Einfamilienhäuser liegt es deshalb nah, ihre Immobilie zu modernisieren. Aber viele schrecken dennoch davor zurück. „Wer sein Haus energetisch sanieren will, denkt zunächst an hohe Kosten“, sagt Thomas Billmann, Modernisierungsberater bei der Bausparkasse Schwäbisch Hall. „Doch niemand muss sein Haus auf einen Schlag komplett modernisieren.“ Auch Einzelmaßnahmen könnten viel bewirken. Zumal es für Eigenheimbesitzer in diesen Fällen ebenfalls staatliche Förderungen gibt.

Die werden bei solchen Teilmodernisierungen nicht von der staatlichen Förderbank KfW gewährt, sondern vom BAFA, dem Bundesamt für Wirtschaft und Ausfuhrkontrolle. Dieses zahlt über sein Programm „Bundesförderung für effiziente Gebäude – Einzelmaßnahmen“ Zuschüsse von bis zu 30.000 Euro für die separate energetische Modernisierung von Dachflächen, Fassa-

Öl und Gas werden immer teurer. Eigenheimbesitzer können mit Teilsanierungen gegensteuern. Das geht bereits mit 10.000 Euro

UNITED ARCHIVES GMBH/ ALAMY STOCK PHOTO
Party im Keller: Wer Räume im Untergeschoss nutzt, sollte Innenwände und Decke dämmen

den, Geschoss- und Kellerdecken, Fenstern und Türen. Das förderfähige Mindestinvestitionsvolumen beträgt nur 300 Euro, der Grundfördersatz 15 Prozent der förderfähigen Kosten. Dieser kann aber durch diverse Bonusprogramme aufgestockt werden.

Um den Energieverbrauch eines älteren, unsanierten Eigenheims merklich zu senken, genüge bereits eine Investition von 10.000 Euro, sagt Billmann. „Mit diesem Betrag ist zwar keine umfassende energetische Sanierung möglich, jedoch lassen sich sinnvolle Einzelmaßnahmen umsetzen.“ So reiche diese Summe mehr als aus, um die oberste Geschossdecke zu dämmen. Dadurch wird verhindert, dass teure Heizenergie über den Dachboden verloren geht. „Die Dämmung der obersten Geschossdecke ist günstiger als eine komplette Dachdämmung“, sagt der Modernisierungsfachmann. „Für ein Beispielhaus aus den 1980er-Jahren mit rund 130 Quadratmetern Wohnfläche und etwa 80 Quadratmetern Grundfläche betragen die Kosten rund 6960 bis 7920 Euro.“ Günstiger wird es, wenn die Kellerdecke gedämmt wird. „Dies verringert Wärneverluste nach unten und sorgt für angenehmere Fußbodentemperaturen im Erdgeschoss“, sagt Billmann. „Die Kosten belaufen sich im Beispielhaus auf etwa 3000 bis 4500 Euro.“

Die Dämmung der Kellerdecke spare „bis zu zehn Prozent der Heizkosten pro Jahr“, sagt der Diplom-Ingenieur Frank Hettler, Leiter des vom Umweltministerium Baden-Württembergs geförderten Informationszentrums Zukunft Altbau. „Wer handwerklich erfahren ist, kann die Dämmung sogar selbst ausführen.“ Die nötigen Materialien gebe es beim Baustoffachhandel und in Baumärkten.

Dazu müssten zunächst die Heizleitungen im Keller mit Dämmschalen oder -schläuchen dick umwickelt werden. Anschließend müssten Dämmplatten an die Unterseite der Kellerdecke geklebt oder zur Not gedübel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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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eine einheitliche Abbildung bei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r Pflichtangaben zu gewährleisten, bieten wir folgende Legende für mögliche Abkürzungen an.

1. Die Art des Energieausweises (S87 CFC)

a. Verbrauchsausweis: V b. Bedarfsausweis: B

2. Der Energiebedarfs- oder Energieverbrauchswert aus der Skala des Energieausweises in kWh/(m²a) (§87 GEG), z.B. 257,65 kWh

3. Der wesentliche Energieträger (§87 GEG)

a. Koks, Braunkohle, Steinkohle: Ko d. Heizöl: Öl

e. Erdgas, Flüssiggas: Gas h. Fernwärme aus Heizwerk oder KWK: FW

j. Brennholz, Holzpellets, Holzhackschnitzel: Hz m. Elektrische Energie (auch Wärme-pumpe), Strommix: E

(§87 GEG) Bj., z. B. Bj. 1997 5. Energieeffizienzklasse des Wohngebäudes bei ab 1. Mai 2014 erstellten Energieausweisen (§87 GEG): A+ bis H, z. B. D

Bei d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Angaben könnten die abgekürzten Pflichtbestandteile wie folgt umgesetzt werden: Verbrauchsausweis, 122 kWh(m²a), Fernwärme aus Heizwerk, Baujahr 1962, Energieeffizienzklasse – mögliche Abkürzung: V, 122 kWh, FW, Bj. 1962, D

Bitte verwenden Sie bei Bedarf für Ihre Anzeige im Immobilienmarkt die in der Legende aufgeführten Abkürzungen für die entsprechenden Energiekennwerte Ihres Immobilienobjek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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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setzung von Seite 33

„Je dicker die Dämmplatte und je schlechter haftend die Decke ist, desto eher müssen die Platten mit Dübeln befestigt werden“, sagt Hettler. „Wer sich unsicher ist, wie die Dämmplatten befestigt werden sollen, findet Infos dazu in den Herstellerangaben oder fragt im Handel bei geschultem Personal nach.“ Werde die Dämmung sorgfältig und fugenfrei aufgebracht, halten die Platten „weit länger als 30 Jahre“, sagt der Diplom-Ingenieur.

Werden ein oder zwei Kellerräume beheizt und genutzt, etwa als Arbeits-, Fitness- oder Partyraum, sollten deren Innenwände ebenfalls gedämmt werden. „Dann geht keine Wärme an die übrigen, ungeheizten Kellerräume verloren“, sagt Hettler.

Deutlich größere Energiespareffekte lassen sich mit einem Budget von 20.000 Euro realisieren – zumal auch umfangreiche Förderungen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können. „Mit diesem Betrag lassen sich mehrere Einzelmaßnahmen kombinieren oder größere Vorhaben umsetzen“, sagt Schwäbisch-Hall-Berater Billmann. So könnten zugleich die oberste Geschossdecke und die Kellerdecke gedämmt werden. Möglich sei auch eine komplette Erneuerung von Fenstern und Außentüren. „Für zehn bis 15 Fenster liegen die Kosten im Beispielhaus bei etwa 10.000 bis 18.000 Euro“, sagt der Modernisierungsberater.

Die Sparkassen-Finanzgruppe (SFG) hat einen Modernisierungsratgeber erstellt und darin die Bandbreite der Kosten für diverse Maßnahmen analysiert. Danach fallen für einen Ersatz der Fenster Kosten von 290 bis 390 Euro pro Quadratmeter Fensterfläche an. Bei der energetischen Ertüchtigung der Außentüren ist die Spanne noch breiter. „Die einfache Renovierung von Türblatt und -rahmen schlägt mit Kosten ab etwa 100 Euro pro Tür zu Buche“, sagt ein Modernisierungsexperte der SFG. „Bei einem Austausch muss hingegen mit mehreren Tausend Euro kalkuliert werden.“

Alternativ könne mit einem Betrag von 20.000 Euro das gesamte Dach gedämmt werden, sodass der Dachstuhl später ausgebaut und als Wohnraum benutzt werden kann. „Das Dach ist ei-

”

MIT 10.000 EURO LASSEN SICH SINNVOLLE MASSNAHMEN UMSETZEN

Thomas Billmann Modernisierungsberater ne der größten Wärmeverlustquellen“, sagt Billmann. Eine Zwischensparrendämmung sei kostengünstig und wenig aufwendig. „Setzt ein Fachbetrieb die Maßnahme um, liegen die Kosten im Beispielhaus bei rund 8400 bis 14.400 Euro“, sagt Billmann.

Der finanzielle Aufwand für eine Zwischensparrendämmung belaufe sich auf 30 bis 60 Euro pro Quadratmeter, heißt es von der SFG. „Sind zudem die Dachziegel in die Jahre gekommen, fallen für die Neueindeckung weitere Kosten von 100 bis 160 Euro pro Quadratmeter an.“ Werden beide Maßnahmen zusammen umgesetzt, dürfte sich zwar bei vielen Häusern der Gesamtbetrag auf mehr als 20.000 Euro belaufen. „Allerdings können Eigentümer für die Dachsanierung Förderungen in Anspruch nehmen und so ihre Aufwendungen reduzieren“, sagt der Experte.

Noch deutlich größere Teilsanierungen ließen sich mit einem Budget von 50.000 Euro umsetzen, sagt Billmann. Möglich sei mit diesem Betrag eine komplette Fassadendämmung, durch die die Heizkosten um gut 40 Prozent gesenkt werden könnten. Im Fall des Beispielhauses aus den 1980er-Jahren mit rund 130 Quadratmetern Wohnfläche und etwa 80 Quadratmetern Grundfläche würden dabei Kosten von 28.000 bis 45.000 Euro anfallen. „Die exakte Höhe hängt vom gewählten Dämmverfahren und dem verwendeten Dämmmaterial ab“, sagt der Modernisierungsberater.

So schlägt nach einer Analyse von Schwäbisch Hall eine Einblasdämmung bei einem Vormauerwerk mit lediglich rund 40 Euro pro Quadratmeter zu Buche. Die Installation eines Wärmedämm-Verbundsystems aus Polystyrol kostet rund 180 Euro pro Quadratmeter, bei Holzfaserplatten sind es 195 Euro und bei Mineralwolle 2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Wird ein Verblendmauerwerk aus Klinker samt Dämmung um die Fassade gezogen, belaufen sich die Aufwendungen auf rund 335 Euro pro Quadratmeter.

„Ein weiterer großer Hebel, der sich mit 50.000 Euro bewegen lässt, ist der Austausch einer stark in die Jahre gekommenen Heizung“, sagt Billmann. „Eine neue Anlage reduziert den Energieverbrauch signifikant.“ Je nachdem, ob eine Wärmepumpe, Öl-, Gas- oder

Pelletheizung eingebaut werde, variierten die Kosten im Beispielhaus zwischen 12.000 und 37.000 Euro für Anlage und Installation. „Weitere Beträge fallen für die Demontage und Entsorgung der alten Heizung an“, sagt der Modernisierungsexperte.

Für eine neue Gas- oder Ölheizung inklusive Installation müssen mindestens jeweils 8000 Euro aufgebracht werden, für eine Holzpelletheizung samt Lager und Montage sind es dem Sparkassen-Modernisierungsratgeber zufolge 15.000 Euro. Die Kosten für eine Wärmepumpe samt Installation und Anpassung der Zentralheizung bewegen sich bei älteren Eigenheimen zwischen 15.000 und 30.000 Euro.

Die Förderbank KfW bezuschusst den Einbau von Wärmepumpen jedoch mit bis zu 80 Prozent, maximal 28.000 Euro. Dadurch sinken die vom Eigentümer effektiv zu tragenden Kosten zum Teil unter das Niveau von fossilen Heizungsanlagen.

Zudem bleiben Hausbesitzer mit Gas- und Ölheizungen weiter abhängig von der Entwicklung am Persischen Golf. Darüber hinaus drohen die Kosten fossiler Brennstoffe von 2028 an deutlich zu steigen, da dann der nationale Emissionshandel endet und durch den europaweiten Emissionshandel für das Heizen von Gebäuden und den Straßenverkehr ersetzt wird. Damit sollen die handelbaren Kontingente für CO₂-Zertifikate stufenweise reduziert werden, was deren Kosten in die Höhe treiben dürfte.

Bei der Entscheidung über eine neue Heizungsanlage sollten sich Eigentümer nicht auf die Empfehlung eines Heizungsbauers verlassen, sondern einen Energieberater zurate ziehen, sagt Maik Korpjuhn, Spezialist für Bau- und Modernisierungsfinanzierungen beim Immobilienkreditvermittler Dr. Klein. „Ein professioneller Energieberater hat den Durchblick, was im Einzelfall wirklich sinnvoll ist.“ Zudem könne dieser einen Sanierungsfahrplan für eine langfristige, umfassende Modernisierung der Immobilie aufstellen.

In diesem Fall könnten Eigenheimbesitzer auch die Förderung der KfW in Anspruch nehmen. Sie unterstützt umfassende Modernisierungen mit zinsgünstigen Darlehen und Tilgungszuschüssen von bis zu 40 Prozent des Kreditbetrags.

Sicherheitscheck für Fenster und Türen

Beim Einbruchschutz kommt es auf jede Minute an. Oft reichen schon kleine Investitionen

In der dunklen Jahreszeit, das zeigt die Statistik der Polizei, nimmt die Zahl der Wohnungseinbrüche regelmäßig zu. Aus Tätersicht bieten die kommenden Wochen und Monate zwei entscheidende Vorteile: Wenn es früher dunkel wird, kann man sich etwas unauffälliger den Gebäuden nähern. Und anhand der Innenbeleuchtung ist leichter zu erkennen, ob jemand zu Hause ist oder nicht.

Polizei, Versicherer und Anbieter von Alarmsystemen erinnern zum Herbstbeginn regelmäßig an typische Vorsichtsmaßnahmen, die zwar bekannt sind, aber trotzdem nicht immer berücksichtigt werden. Fast die Hälfte aller Einbruchsversuche scheitert an gesicherten Fenstern und Türen, heißt es beispielsweise in einer Mitteilung des Verbands Fenster + Fassade (VFF). „Schon wenige Minuten Fehlversuche bedeuteten mehr Schutz, denn weil es schnell gehen soll, geben viele Täter bei mechanischen Widerständen auf.“ Tatsächlich brechen die meisten Täter nach drei bis fünf Minuten einen Einbruchversuch ab, heißt es bei der Polizeilichen Kriminalprävention der Länder und des Bundes.

Es gilt also, mindestens drei Minuten herauszuholen. Fenster und Türen sind unterschiedlich stark im Rahmen verriegelt. Mit Sicherungen der Widerstandsklasse RC2 (RC steht für Resistance Class) sind laut dem VFF bereits gut geschützt. Sie müssen einem Einbruchsversuch mit Werkzeugen wie Schraubenzieher, Zange und Keilen mindestens drei Minuten standhalten. Noch mehr Schutz bietet die Klasse RC3, die auch schwererem Werkzeug wie einer Brechstange mindestens fünf Minuten widersteht. Unabhängig von der RC-Klasse lassen sich bei den Fenstern oder Terrassentüren abschließbare Griffe nachrüsten. Diese Riegel bieten zu überschaubaren Preisen einen zusätzlichen Schutz. Denn häufig versuchen Einbrecher, ein kleines Loch ins Glas zu schlagen und mit einem Metallband den Riegel von innen zu betätigen. Ist dieser abgeschlossen, funktioniert das nicht so leicht.

Die Polizeiliche Kriminalprävention bietet auf ihrer Webseite eine Hersteller- und Fachbetriebssuche. Mechanische Sicherungen stünden beim Einbruchschutz an erster Stelle, erklärt die Polizei. Zusätzlich können aber auch elektronische Komponenten schützen, zum Beispiel versteckte Kontakte oder kleine Drähte im Glas, die Alarm schlagen, wenn etwas aufgehebelt oder eingeschlagen wird.

Überhaupt wächst das Angebot an Smart-Home-Produkten für die Sicherheit ständig. Und die Kompatibilität mit Verbindungsstandards wird immer besser, etwa mit Apple HomeKit oder der weit verbreiteten Fritzbox. Hersteller wie Bosch bieten ganze Pakete für die elektronische Überwachung mit Kontaktprüfern für Fenster oder Türen, die einen Alarm aufs Handy schicken, während gleichzeitig das Bild von Innenraumkameras übertragen wird. Smarte Türschlösser, etwa von Nuki, sind nicht nur bequem im Alltag, sondern bieten auch eine zusätzliche mechanische Abdeckung von Türschlössern.

Wer zudem einige Lichtquellen an smarte Steckdosen anschließt, die sich per Fernsteuerung oder Programmierung einschalten lassen, sorgt für weitere Unbequemlichkeiten aus Sicht der Täter. Diesen sind solche Technologien zwar bekannt. Dass aber wirklich niemand zu Hause ist, der das Licht um 17 Uhr eingeschaltet hat, müssen sie eben doch genauer prüfen – und das kostet wieder wertvolle Zeit. Michael Fabr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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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DISCHE KULTURTAGE 2026

KONZERTE, LITERATUR, AUSTELLUNGEN, FILM & THEATER

Unter dem Titel „Zadikim – Zeit für Gerechte“ finden Mitte November die 39. Jüdischen Kulturtage Berlin mit einem abwechslungsreichen Programm statt

DIE KULTURTAGE AUF EINEN BLICK

Vom 12. bis 22. November finden unter dem Motto „Zadikim – Zeit für Gerechte“ die 39. Jüdischen Kulturtage Berlin statt. Sie werden von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zu Berlin veranstaltet.

Geboten wird ein facettenreiches Programm aus Konzerten, Literatur, Film und Theater. Hier eine Auswahl:

Neue Synagoge Oranienburger Straße 28-30, Mitte

Julia Franck (Foto) 15. November, 18 Uhr

Charles Levinsky 16. November, 20 Uhr

Marina Chernivsky (Foto) 15. November, 18 Uhr

Cinestar Cubix Rathausstraße 1, Mitte

The Wedding Entertainer 16. November, 20.30 Uhr

Tell Me Everything 22. November, 20 Uhr

Synagoge Rykestraße Rykestraße 53 10435 Berlin

Eröffnungskonzert mit Marina Maximilian 12. November, 19 Uhr

Stones 15. November, 18 Uhr

Lior Suchard 19. November, 19 Uhr

Abschlusskonzert mit Rami Kleinstein 21. November, 20 Uhr

Tickets und das gesamte Programm der Jüdischen Kulturtage 2026:

www.jkt.berlin

KONZERTE

VON DER KUNST, DAS RICHTIGE ZU TUN

Man muss kein Held sein, um das Richtige zu tun. Davon erzählt „Zadikim – Zeit für Gerechte“, das Motto der 39. Jüdischen Kulturtage Berlin. Der jüdischen Überlieferung zufolge gibt es zu jeder Zeit 36 Gerechte, die unerkannt handeln,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und anderen beistehen. Elf Tage lang holen die 39. Jüdischen Kulturtage Berlin diese Idee mit Musik, Film, Literatur und Theater ins Heute – und zeigen, wie erstaunlich gegenwärtig sie ist.

Eine alte Idee ins Heute übertragen

Für Marina Maximilian steckt das Potenzial zum Heldentum in jedem Menschen. Als sie mit drei Jahren mit ihrer Familie aus der Ukraine nach Israel kam, erlebte sie eine Hilfsbereitschaft, die sie bis heute prägt: „Die Menschen kümmern sich umeinander.“

Ein Satz, der für die Sängerin keine Sonntagsrede geblieben ist. Maximilian unterstützt bedürftige Holocaust-Überlebende, engagierte sich für ältere Menschen und für die Lebensmittelrettung Leket Israel. Gerade in schwierigen Zeiten, sagt sie, zeige sich, wie sehr eine Gesellschaft auf Solidarität angewiesen sei.

Musikalisch hält die Sängerin und Pianistin wenig von Grenzen. Mit ihrer wandlungsfähigen Stimme bewegt sie sich zwischen Pop, Jazz und Soul, großen Balladen und intimen Singer-Songwriter-Momenten. Nach ihrem umjubelten Auftritt 2024 kehrt sie nun mit einem eigens zusammengestellten Programm zurück, das die diesjährigen Jüdischen Kulturtage am 12. November eröffnet. Auch ihre Band ist multikulturell besetzt

- für Maximilian weit mehr als eine schöne Begleiterscheinung. „Unsere Vielfalt ist unse-

re Stärke“, heißt es in ihrem Song „Strong Together“. Ein ziemlich passender Auftakt für ein Festival, das in diesem Jahr nach den Gerechten fragt.

„Unsere Vielfalt ist unsere Stärke“

Um das Miteinander geht es auf verblüffend andere Weise bei Lior Suchard. Der israelische Star-Mentalist macht Gedanken, Entscheidungen und Intuition zu

seinem Material – und das Publikum zu seinen Mitspielern. Er sagt Handlungen voraus, scheint Ge-

danken zu lesen und beeinflusst Entscheidungen. Mentalismus bewege sich für ihn „zwischen Psychologie, Beobachtung, Suggestion und Unterhaltung“.

Die entscheidende Zutat allerdings ist das Publikum. Ohne dessen Bereitschaft, sich auf das Spiel einzulassen, funktioniert kein noch so raffinierter Trick. Seine Shows führten Suchard in mehr als 70 Länder; Barbra Streisand, Jennifer Lopez und Drake hat er bereits verblüfft. Nun kommt er erstmals zu den Jüdischen Kulturtagen. Für eine Stunde, sagt Suchard, teilten Menschen unterschiedlichster Herkunft dieselbe Erfahrung. In Zeiten, in denen selbst gemeinsame Wirklichkeiten zunehmend rar erscheinen, klingt das beinahe nach einem Kunststück für sich. Vielleicht ist genau das sein schönster Trick.

Von Menschen, die handeln, wenn

es darauf ankommt, spricht schließlich Rami Kleinstein. Der Singer-Songwriter verbindet die Idee der Zadikim mit je-

nen, die anderen seit dem 7. Oktober 2023 beigestanden haben – oft ohne große Worte und ohne dafür Anerkennung zu erwarten. Kleinstein, in New York geboren

Li: Lior Suchard zählt zu den international bekanntesten Mentalisten. O.: Der Singer-Songwriter Rami Kleinstein bietet mitreißende Live-Shows. Re.: Bei der Eröffnung des Festivals stellt Marina Maximilian Songs in einem neuen Gewand vor

und in Israel aufgewachsen, gehört seit vier Jahrzehnten zu den prägenden Stimmen der israelischen Popmusik. Berlin ist für ihn zudem Familiengeschichte:

Persönliche Dimension

Seine Mutter Ruth wurde hier geboren. Die Rückkehr in die Stadt besitzt deshalb auch eine persönliche Dimension.

Zum Abschluss kommt Kleinstein mit seiner Band und einem eigens für Berlin zusammengestellten Programm. Seine Lieder erzählen von Liebe und Verlust, Hoffnung und Zugehörigkeit – den großen Themen also, die im Pop schnell pathetisch werden können und bei ihm doch immer wieder ins Persönliche zurückfinden.

So schließt sich nach elf Tagen der Kreis: Marina Maximilian eröffnet das Festival mit „Strong Together“, Rami Kleinstein setzt den musikalischen Schlusspunkt. Dazwischen liegen Filme, Bücher, Theater und Begegnungen – und immer wieder dieselbe, erstaunlich einfache Frage: Was können Menschen füreinander tun?

Ein intelligenter und bewegender Theaterabend gänzlich ohne Worte: „Stones“

THEATER

WENN STEINE ZU ZEUGEN WERDEN

Aus einer Begegnung am Warschauer Ghetto-Denkmal entstand das Theaterstück „Stones“. Nun ist der internationale Bühnenerfolg bei den Jüdischen Kulturtagen Berlin zu erleben.

1970 ging ein Bild aus Warschau um die Welt: Bundeskanzler Willy Brandt kniete vor dem Denkmal für die Helden des Ghettos nieder. Nathan Rapoports monumentale Skulptur von 1948 zeigt auf der einen Seite kämpfende Widerstandskämpfer, auf der anderen Menschen auf dem Weg in den Tod. Jahrzehnte später machte der israelische Theatermacher Yinon Tzafrir an diesem historischen Ort eine Beobachtung, aus der ein Welterfolg entstehen sollte: Tzafrir sah eine Gruppe israelischer Schüler, die Texte von Holocaust-Überlebenden aufführte. Niemand schaute ihnen zu – außer, so schien es, den steinernen Figuren hinter ihnen. Was wäre, fragte er sich, wenn diese plötzlich lebendig würden und mit ihren Augen auf unsere Gegenwart blickten? Aus diesem Gedanken entstand „Stones“. Ohne ein gesproche-

LITERATUR

GEGENWART & GESCHICHTE

nes Wort erweckt Tzafrir die Figuren des Denkmals zum Leben. Physical Theatre, lebende Bilder, Musik und Licht verbinden sich zu einem poetischen und überraschend humorvollen Blick auf menschliche Größe und Abgründe. „Granit ist ein reines, neutrales und zeitloses Material“, sagt Tzafrir. Gerade aus dieser Perspektive werde die Kurzsichtigkeit des menschlichen Egos sichtbar. Was als 17-minütige Straßenperformance begann, entwickelte das Ensemble über Jahre weiter. Inzwischen war „Stones“ in 20 Ländern zu sehen, brachte es auf rund 700 Vorstellungen und zehn internationale Theaterpreise.

Nun kommt die Produktion zu den Jüdischen Kulturtagen Berlin und trifft dort auf das Motto „Zadikim – Zeit für Gerechte“. Ein Zadik, sagt Tzafrir, sei niemand, der sich selbst dazu erkläre, sondern einer, der im Stillen handelt. Und so führt „Stones“ zurück zu einer verblüffend einfachen Frage: Die Steine werden uns überdauern. Ob wir aus ihnen Zerstörung oder Heilung, Hass oder Liebe entstehen lassen, liegt an uns.

Große Namen, neue Bücher und überraschende Entdeckungen: Das Literaturprogramm der Jüdischen Kulturtage Berlin präsentiert Autorinnen und Autoren, die von jüdischer Gegenwart und Geschichte, von Erinnerung und Exil, Liebe, Verlust und Zugehörigkeit erzählen. Manchmal schreibt das Leben die besseren Drehbücher.

Leipzig, Anfang der Dreißigerjahre: Curt Melnitz, der als Kurt Chmelnitzki nach Amerika ging, kehrt aus Hollywood zurück, um seine jüdische Familie zu warnen: „Verschwindet aus Deutschland.“ Charles Lewinsky hört die Geschichte als Kind von seiner Großmutter und hält sie für eine jener Familienlegenden, die mit jedem Erzählen größer werden. Jahrzehnte später entdeckt er Melnitz in den Erinnerungen Lilli Palmers; eine Postkarte aus dem Nachlass seiner Mutter liefert eine weitere Spur.

und Exil, Krieg, Geschäften und Schuld. Ironisch, geschwätzig und widersprüchlich wird Melnitz zur männlichen Scheherazade – und sein Leben zu einem Roman über die Unzuverlässigkeit der Erinnerung.

Aus der Legende wird „Eine andere Geschichte“. Lewinsky macht Melnitz zum Leipziger Juden, der früh die Macht des Kinos erkennt, in Amerika zum Pressesprecher Charlie Chaplins aufsteigt und zwischen Europas Filmwelt und Hollywood vermittelt. Im Alter von Schlaflosigkeit geplagt, erzählt er einem schweigenden Psychiater in 37 Sitzungen sein Leben: von Kino

Wie die Vergangenheit in die Gegenwart hineinwirkt, steht auch im Zentrum von Marina Chernivskys „Bruchzeiten“. Der 7. Oktober 2023 teilt für

Der Schweizer Drehbuchautor Charles Lewinsky stellt seinen neuen Roman „Eine andere Geschichte“ vor

viele Jüdinnen und Juden die Zeit in ein Davor und Danach. Chernivsky fragt, wie der Terrorangriff der Hamas und die Reaktionen darauf Erfahrungen von Schutzlosigkeit, Verfolgung und fehlender Solidarität neu aufgerufen haben.

Die Psychologin verbindet ihre eigene Biografie mit gesellschaftlicher Analyse. Geboren im galizischen Lemberg, dem heutigen Lwiw, emigrierte sie mit 14 Jahren nach Israel und kam später nach Berlin. Shoah und transgenerationale Erfahrungen prägen ihren Blick auf eine Leerstelle deutscher Erinnerungskultur: Sie bewahrt jüdische Vergangenheit, während jüdische Gegenwart nicht immer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wahrgenommen wird. Nach dem 7. Oktober stellt sich die Frage

nach Zugehörigkeit und Solidarität mit neuer Dringlichkeit. Auch Julia Franck folgt in „Ich ertrinke in den Wassern meiner Liebe“ den Spuren einer Biografie. Im Rilke-Jahr 2026 holt sie Baladine Klossowska aus dem Schatten des Dichters: Künstlerin, Mutter von Balthus und Pierre Klossowski – und Rilkes letzte große Liebe. Die beiden begegnen sich 1905 in Paris,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flammt ihre Beziehung in der Schweiz neu auf. Aus Baladine wird für Rilke „Mouky“.

Doch Franck erzählt keine klassische Liebesgeschichte. Sie

porträtiert eine Frau, die um ihre künstlerische Eigenständigkeit ringt und sich immer wieder neu erfindet. Zugleich erkundet sie Rilkes widersprüchliches Verhältnis zu Moukys jüdischer Herkunft und das Wechselspiel von Nähe und Distanz. Aus Briefen und biografischen Spuren entsteht das Porträt einer Liebe – und einer lange übersehenen Künstlerin.

„Tell Me Everything“ wurde als israelischer Beitrag für den Oscar nominiert

FILM

GROSSES KINO AUS ISRAEL

Das Filmprogramm des Festivals präsentiert aktuelle israelische Produktionen, die im hebräischen Original mit englischen Untertiteln gezeigt werden.

Feierlich eröffnet wird es am 16. November im Cubix mit „The Wedding Entertainer“ in Anwesenheit der Filmcrew. Die Komödie von Gidi Dar entführt in die Welt des jiddisch-chassidischen Judentums. Im Zentrum steht Moishe, ein einst erfolgreicher Badchan – ein Hochzeitsmoderator, der mit humorvollen Einlagen, Gesang und reichlich Improvisation durch die Feier führt. Doch sein loses Mundwerk und sein Hang zum Alkohol haben Moishes Karriere ruiniert. Als ein wohlhabender Jugendfreund aus den USA die Hochzeit seines Sohnes feiert, wittert er die Chance auf ein Comeback – und dringend benötigtes Geld. Doch mit US-Star-Badchan Meshulam, gespielt von Stand-up-Comedian Elon Gold, der bereits bei den 37. Jüdischen Kulturtagen gastierte, gerät die Feier außer Kontrolle. Ein Familiengeheimnis bringt die Welt des zwölfjährigen Boaz ins Wanken: Sein Vater hat eine Beziehung mit einem Mann. Moshe Rosenthals „Tell Me Everything“ führt ins Israel der späten 1980er-Jahre, als Homosexualität noch weitgehend tabuisiert war und die AIDS-Krise Ängste schürte. Ein sensibles Drama über Liebe, Scham und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 – und ein großer Erfolg: Bei den Ophir Awards gewann der Film im September zehn Preise, darunter für den besten Film, Regie und Drehbuch. Als israelischer Oscar-Beitrag beschließt er am 22. November das Filmprogramm der Kulturtage.

„The Wedding Entertainer“ eröffnet am 16. November das Filmprogramm

Im Traum gesehen, das Haus am See

Wo sich die Tragik eines ganzen Jahrhunderts spiegelt: Volker Schlöndorff verfilmt Jenny Erpenbecks Erfolgsroman „Heimsuchung“ mit großem Staraufgebot von Lars Eidinger bis Martina Gedeck

Das eigene Haus als dritte Haut: Lars Eidinger als Architekt

Jenny Erpenbecks „Heimsuchung“ ist wohl das aktuell unter 18- und 19-Jährigen meistgelesene Werk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Der 2007 erstmals erschienene Roman ist seit diesem Jahr in den meisten Bundesländern Pflichtlektüre im Deutsch-Abitur. Schon die ersten Abiturienten des nächsten Jahres dürften gerade darüber sitzen: Die rund 180 Seiten gibt es bei Reclam für 7,40 Euro; genauso viel kostet der dazugehörige „Lektüreschlüssel XL“ („mit Inhaltsangabe, Interpretation, Prüfungsaufgaben mit Lösungen, Lernglossar“). Zusammen also nur unwesentlich mehr als ein Kinoticket.

Richard Kämmerlings

Ziemlich gutes Timing also für den Kinostart der Romanverfilmung von Volker Schlöndorff, der in seiner langen Karriere reichlich Erfahrung im Schulbuchklassikerverfilmen hat – nach seiner oscargekrönten „Blechtrommel“ (1979) kamen unter anderem noch „Tod eines Handlungsreisenden“ (1985) und „Homo faber“ (1991). Um es gleich vorwegzunehmen: Als Abi-Vorbereitung wäre das Geld im Kino nicht so gut angelegt.

„Heimsuchung“ konzentriert das 20. Jahrhundert auf ein Seegrundstück in Brandenburg. Alle Auf- und Umbrüche, die Katastrophen und Tragödien, seine Verbrechen, aber auch seine glücklichen, friedlichen Zeiten spiegeln sich am Ufer, wo ein ambitionierter junger Architekt nach eigenen Plänen ein großzügiges Holzhaus für seine Familie bauen lässt. Lars Eidinger gibt ihn als zukunftstrunkenen, etwas zu selbstverliebten Gernegroß; es überrascht nicht, dass die von ihren Lippen abgelesenen Wünsche seine Frau (Susanne Wolff) nicht glücklich machen werden. Das Paar im Traumhaus steht von Beginn an unter einem schlechten Stern am märkischen Nachthimmel; die Ehe bleibt kinder- und lieblos, der See wird zur Kulisse von Trauer und seelischer Einsamkeit.

Das Gegenbild sind die jüdischen Nachbarn, die zwar nur zum Baden kommen, aber ein ungetrübtes, großbürgerliches Familienglück verkörpern. Der Tuchfabrikant (mit tragischer Würde: Ulrich Matthes) hat das Grundstück für seinen Sohn gekauft. Hier schlägt die Geschichte die Idylle in Scherben; die Entrechtung der Juden wird in wenigen Details vorgeführt. Am Ende übernimmt der Architekt das Grundstück des Nachbarn, zur Hälfte des Marktpreises, wie er gönnerhaft sagt, als habe er damit den Verfolgten noch ein gutes Werk getan. Der Erlös soll die rettende Ausreise finanzieren; sie verzögert sich; am Ende entgeht niemand der Vernichtung.

Wo Jenny Erpenbeck diese Chronologie aufbricht, indem sie jeweils einer Figur ein Kapitel widmet, und damit das Haus zum Ordnungsprinzip, zum Scharnier macht, bleibt Schlöndorff linear. Das Haus ist lediglich Kulisse für die Schicksale, die dem bekannten Gang der Zeitgeschichte folgen, der durch dokumentarisches Material zusätzlich vergegenwärtigt wird (falls jemand das zerstörte Berlin 1945 oder den Mauerfall vergessen haben sollte). Der Architekt dient sich karrieristisch erst den Nazis, dann den Sozialisten an und darf auf der Stalinallee bauen. Als er in der Mangelwirtschaft der frühen 50er eine Tonne Schrauben auf eigene Rechnung beim Klassenfeind besorgt, ist er erledigt, und das Haus herrenlos.

Der Film zerfällt durch dieses Verfahren in zwei Teile, wobei der zweite Teil die DDR erzählt und auch da brav die Mentalitätsgeschichte der kulturellen Elite bebildert, zwischen Privilegien, Opportunismus und allerhöchstens im Privaten oder in Schubladentexten geäußerter Systemkritik. Jenny Erpenbeck hat ihre eigene Familiengeschichte in der Figur der „Schriftstellerin“ angedeutet: Erpenbecks Großeltern Hedda Zinner und Fritz Erpenbeck waren einflussreiche und linientreue Kulturgrößen der DDR.

Dieser Komplex nimmt bei Schlöndorff viel größeren Raum ein: Die von Martina Gedeck verkörperte Staatsschriftstellerin, die das Haus nach ihrer Rückkehr aus der Sowjetunion bezieht, ist eine der stärksten Figuren des Films; auch die Bilder lösen sich mehr vom Schablonenhaften. Freilich streift die Story gerade hier die Kitschgrenze, wenn die backfischhaft unbeschwerte Enkelin im Badehaus die versteckten Kinderbriefe der jüdischen Vorbesitzer vor der Deportation findet und so die Vorgeschichte wieder Einzug hält. Hier birgt das Haus ein Geheimnis, aber auf ganz vordergründige Weise.

Schlöndorff hat das Pech, dass im vergangenen Jahr ein Film mit einem ganz ähnlichen Grundeinfall international für Furore sorgte: Auch Mascha Schilinskis „In die Sonne schauen“ machte einen Ort zum Protagonisten eines über das ganze 20. Jahrhundert reichenden Erzählbogens. Doch hatte Schilinski den Mut, ihre einzelnen Zeitebenen durch scharfe Schnitte miteinander zu verschränken. Zugleich erzeugte sie durch Kameraführung und Tonspur eine unheimliche, das Horrorgenre streifende Grundstimmung, die den Ort wie mit einem Fluch belegte, der nach Jahrzehnten noch Unschuldige in die Tiefe reißen konnte.

Eine ähnliche mythische Dimension deutet Schlöndorff nur an – mit der aus der Vorlage übernommenen, stark abgewandelten Vorgeschichte um eine Bauerntochter, die unehelich schwanger ihr Erbe verliert und sich im See ertränkt. Eines Abends schwimmt die Frau des Architekten weit raus, und die Kamera folgt ihr so, als würde jeden Moment ein Unterwassermonster nach ihr greifen. Aber die suizidale Versuchung bleibt ein visuelles Versatzstück. Durchgeführt wird das nicht, was besonders im Fall der jüdischen Familie auch seltsam wäre: Deren Ermordung wurde schließlich nicht von irgendwelchen schwarzmagischen Kräften, sondern von banal-bösen Massenmördern betrieben.

Bleibt allein der Gärtner, der schon im Roman ein der Geschichte und Vergänglichkeit entzogenes Naturprinzip verkörpert: Wigand Witting spielt ihn angemessen kernig und wortkarg, stets behilflich bei den Launen der wechselnden Besitzer oder auch, um Meißner Porzellan im Garten zu vergraben.

„Heimsuchung“ ist ein Film, der formal wie inhaltlich äußerst konventionell bleibt und fast ausschließlich von den herausragenden Schauspielern lebt. Angela Winkler spielt eine kleine, aber eindringliche Nebenrolle als Vertriebene aus dem Osten: Ein ganzes Lebensdrama spielt sich in ihrem Gesicht ab. Sogar der als Oskar Matzerath in die Kinogeschichte eingegangene David Bennent hat einen brillant-schrägen Kurzauftritt als deutscher Landser im letzten Aufgebot. Am stärksten bleibt Susanne Wolff im Gedächtnis, die in der Vergewaltigungsszene mit dem blutjungen russischen Soldaten all die Wut und Gier und Verzweiflung eines vergeudeten Lebens in die Szene legt.

Das Haus wird am Ende, nach der Wende, zum Entsetzen der ohnmächtigen Schriftsteller-Enkelin, die hier behütetes Kinderglück erlebte, westdeutschen Erben zurückgegeben und dann abgerissen. Es trägt keine Schuld am Schicksal seiner Bewohner. Es kann sie nicht retten, nicht beschützen, nicht vor der Geschichte und nicht vor den eigenen Dämonen. „Heimat planen, das ist sein Beruf“, heißt es im Roman einmal über den Architekten: „Ein Haus die dritte Haut, nach der Haut aus Fleisch und aus Kleidung. Heimstatt.“ Der stets neu pflanzende Gärtner allein weiß, dass nichts Bestand hat.

Geschnitten Brot

Männer über Mörderinnen

Wieland Freund

Bescheuert“! „Blutgetränkt“! „Borderline-fetischistisch“! Deutlicher als die Kritikerin des „Guardian“, einer für emanzipatorische Projekte sonst ja jederzeit offenen Zeitung, kann man eine Serie kaum verreißen. Aber was ist im Zeitalter der Kundenbewertung schon Kritik und wen, mag die Expertin auch noch so hübsch alliterieren, kümmert sie noch? „Die Geschichte von Lizzie Borden“, Teil vier von Netflix’ sogenannter „Monster“-Anthologie, sammelte auch so in Woche eins mehr als zwölf Millionen sogenannter Views ein und vermochte den Wert, nachdem sich die Kritik so richtig ausgekotzt hatte, sogar noch zu steigern. Anders als die gute alte Rezension wirkt die gute alte Mundpropaganda noch, denn in Woche zwei hieb Lizzie nicht zwölf, sondern gleich 14 Millionen Mal mit der Axt auf Vater und Stiefmutter ein. „Bescheuert“ bleibt Ansichtssache, aber „blutgetränkt“ stimmt.

Apropos stimmt/stimmt nicht: Lizzie Borden aus Fall River, Massachusetts (1860–1927), wurde vom Vorwurf des Axtmords einst freigesprochen. Das zählt durchaus zu den Kritikpunkten schäumender Rezensenten („bescheuert“), verkennt andererseits aber, dass die „Monster“-Anthologie nach zwei halbwegs akkuraten Staffeln (über Jeffrey Dahmer und die Menendez-Brüder) und einem narrativen Totalschaden („Die Geschichte von Ed Gein“) auf die Straße nach Bridgerton abgebogen ist. Also in die Gefilde jener berühmt-berüchtigten Romance-Serie, die eine historische Kulisse allein mit Gegenwart abfüllt. Am leichtesten ist das wohl an der Figur der Hausmagd Bridget festzumachen (übrigens großartig gespielt von der deutsch-luxemburgischen Schauspielerin Vicky Krieps). Denn sie ist hier erstens eine Supermagd wie aus einem DC-Comic und zweitens selbstredend in Liebe zu Lizzie (Ella Beatty) entbrannt. Und drittens müsste sie schon von der munter die Farbe wechselnden Haartracht her im Massachusetts des 19. Jahrhunderts mehr auffallen als auf dem CSD in Manhattan heute.

Es nutzt also gar nichts, sich über mangelnde historische Akkuratesse aufzuregen. Denn die streben die Serienmacher Ryan Murphy und Ian Brenner gar nicht an – die schönen Kulissen werden ja nicht umsonst ständig mit Kotze, Hirnmasse und Menstruationsblut beschmiert. Worum aber geht es dann, wenn es schon nicht um Lizzie Borden geht? Vielleicht ja um das, worüber die jungen Leute wirklich reden, nämlich die zusehends unüberbrückbare Kluft zwischen Frau und Mann, die der Gender-Theoretiker Asa Seresin 2019 zuerst „Heteropessimismus“ genannt hat und heute, umso erfolgreicher, „Heterofatalismus“ nennt. Dem Patriarchat, übersetzt das „Die Geschichte von Lizzie Borden“, ist nur mit der Axt beizukommen und die Liebe nur mehr gleichgeschlechtlich zu finden.

Dass sich das, vom Produzenten bis zum Autor und Showrunner, ausschließlich Männer ausgedacht haben, ist übrigens auch gegen diese Serie eingewandt worden. Dabei hätte die historische Lizzie Borden von ihrer Geschichte vielleicht nichts sonst, aber genau das genauso erwartet.

UNIVERSAL PICTURES

CHRISTOPHER SHERMAN

Kurzkritiken

Das Studio als Bühne

Legendär dramatisch sind die Studiosessions zu „Rumours“, dem 1977 erschienenen Meisterwerk von Fleetwood Mac. Auf der Basis der Memoiren des Toningenieurs hat der amerikanische Autor David Adjmi das am Broadway gefeierte Stück „Stereophonic“ geschrieben. Thomas Ostermeier hat nun an der Berliner Schaubühne die deutschsprachige Erstaufführung besorgt: Es geht um Sex, Drugs und Rivalität, um toxische Bandleader-Männlichkeit und ein ständig übersteuertes Dasein. Wie viel Spannung muss anliegen, um dem Crash von Kunst und Leben einen Klang

far die Ewigkeit abzuringen? Das alles live unterlegt mit dem kongen- ialen Retro-Sound- track von Will Butler von Arcade Fire. rik

Freidrehen an der Förde

Vielleicht kommt er ja noch mal wieder, der Mann, für den in Kiel ein „Tatort“-Kommissariat eröffnet wurde, der den Fällen seinen Namen gab – Klaus Borowski alias Axel Milberg. Vor anderthalb Jahren landete er im Knast. Mila Sahin alias Almila Bagriacik führt jetzt mit der neu an der Förde angekommenen Kriminalpsychologin Elli Krieger die Geschäfte. „Unter Freunden“ heißt ihr erster Fall. Auf der Oberfläche wird die nicht ganz interessante Geschichte eines Start-ups erzählt, das sich von der Mafia finanzieren lässt, was dazu führt, dass gleich zwei Leichen in Kiel herumliegen. Das wäre deutlich unter Borowski-Niveau. Wäre da nicht noch die Geschichte von Korruption, Karrieren, Recht, Gerechtigkeit. Und von Freundschaft. Lars Kraume hat das zu einem Fall zusammengemischt, der so grau und kalt ist, dass man Schüttelfrost (und ein bisschen das Gähnen) bekäme. Wäre da nicht der fabelhafte Cast. Almila Bagriacik dreht richtig frei, befeuert von der flickerig. Ein ordentlicher Auftakt, dem ein bisschen das Besondere fehlt. elk

Die größten Dramen spielen sich hinter der Bühne ab. So auch in Alain Claude Sulzers Roman „Szenenwechsel“ (Galiani, 256 Seiten, 24 Euro): Als der große Theatermann Simon Muthesius stirbt, kommen seine Wegbegleiter für eine Abschiedsvorstellung zusammen. Im Gepäck ihre Erinnerungen an enttäuschte Lieben, gescheiterte Karrieren oder zerstörte Freundschaften. Mit feiner Ironie blickt der 1953 in der Schweiz geborene Schriftsteller nicht nur hinter die Kulissen eines fiktiven Berliner Theaters, sondern auch auf das Ende einer glorreichen Epoche, die auf Namen wie Peter Zadek, Claus Peymann und Peter Stein hört. Ein Theaterroman zwischen Heiterkeit und Melancholie. jah

Landluft und anrührende Wildheit

Eine junge Frau liegt im Gras. Eine Raupe klettert einen Grashalm hoch. Dann rennt die Frau los durch Feld und Wald. Kate Winslet wäre das nie eingefallen. Damals, als sie Marianne Dashwood war in Ang Lees Verfilmung von Jane Austens „Sinn und Sinnlichkeit“. 30 Jahre ist es her. Jetzt ist Esmé Creed-Miles (r.) Marianne in Georgia Oakleys Version der Geschichte von sozialem Absturz und romantischer Unrast. Daisy Edgar-Jones (1.) spielt ihre ältere Schwester Elinor, die so gar nichts hat von Emma Thompsons Elinor. Oakley rückt die Liebeslegende eines Frauwerdens in der Krise nicht mit Gewalt an unsere Gegenwart heran. Sie hat frische Landluft hineingelassen und Melancholie und anrührende Wildheit. Kann wieder 30 Jahre halten. elk

Bildbetrachtung

Poeta docta aus Kanada

Der Anruf aus Stockholm erreichte Anne Carson auf Island, „wo sie dem Wind zuhört“, berichtete Ingrid Carlberg von der Schwedischen Akademie. Das passt zur Literaturnobelpreiströgerin 2026, die als klassische Philologin eine Welt erforscht, in der es weit mehr aufs Ohr ankam als heute. Der Weg zur Professur war weit, gleich zweimal brach Carson, 1950 in Toronto geboren, ihr Studium ab. Beinahe wäre sie Grafikerin geworden. Wenn Stockholm sie „für ihr mutiges und innovatives Werk“ ehrt, das im „Dialog mit der klassischen Tradition neue Formen für die zeitgenössische Literatur“ schafft, muss man nicht nur an ihre Belletristik denken. Den Roman in Versen „Rot“ etwa von 1998 über die Liebe Geryons zu Herakles. Oder „Die Schönheit des Ehemanns“ von 2001 (Untertitel: „Ein erdichteter Essay in 29 Tangos“) mit dem unsterblichen Satz: „Sein schönes boshaftes Grinsen war wie ein Rock, der hochfliegt.“ Man muss auch an die Übersetzerin Anne Carson denken: an das Buch „If Not, Winter“ (2003) zum Beispiel, in dem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lerin und Dichterin die Fragmente Sapphos ins Englische übertragen hat. glad

Andere Welten und Wahrnehmungen

Der große Skandal bleibt aus auf dieser Buchmesse. Aber das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und Schreiben prägt viele Gespräche

Zu je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gehört die Frage, wie politisch sie in diesem Jahr sei. Meist entscheidet sich die Antwort danach, ob es eine besonders kontroverse Eröffnungsfeier gegeben hat, auf dem Messegelände protestiert wird, neurechte Verlage prominent platziert sind oder danach, wie einig sich der deutsche Literaturbetrieb darin ist, dass man in der knappen Woche nichts Geringeres tut als zwischen Lesungen, Podiumsdiskussionen und Weißwein-Empfängen die Demokratie zu retten.

Mara Delius

Dabei hinterlässt seit der Gründung der Buchmesse 1949 die Weltpolitik ihre Spuren. Im Jahr 1989 konnte Václav Havel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nicht persönlich in der Paulskirche entgegennehmen, weil ihm die Ausreise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verweigert wurde. Im selben Jahr erließ Ayatollah Khomeini eine Fatwa gegen Salman Rushdie wegen dessen Roman „Die satanischen Verse“. 2015 war Rushdie, inzwischen längst nicht mehr einfacher

Schriftsteller, sondern wider Willen die personifizierte Kunstfreiheit, Ehrengast der Buchmesse. Daraufhin sagte der Iran seine Teilnahme ab. Als Rushdie 2023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ntgegennahm, ein Jahr nach dem Attentat, das ihn fast das Leben gekostet hatte, hielt er unter strengsten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eine große, bewegende Rede auf die Literatur als Voraussetzung für freies Denken.

Im selben Jahr, wenige Tage nach dem 7. Oktober, wurde die Verleihung eines Literaturpreises auf der Buchmesse an die palästinensische Autorin Adania Shibli verschoben. Auf der Eröffnungsfeier hatte Slavoj Žižek über den Angriff der Hamas und die israelische Reaktion gesprochen, wurde aus dem Publikum unterbrochen und vom Messechef Jürgen Boos aufgefordert, seine Rede zu Ende zu führen. Es war, rückblickend, ein bemerkenswerter Moment: die öffentliche Aufforderung, eine Meinung zu hören, obwohl man sie vielleicht nicht teilt.

Auch in diesem Jahr wurde wieder beschworen, dass es die Freiheit des Wortes zu verteidigen gelte. Der nach 21 Jahren aus dem Amt scheidende Leiter der Buchmesse, Jürgen Boos, berief sich auf Milan Kundera, dessen Literatur einen lehre, sich nicht vereinnahmen zu lassen. Die tschechische Autorin und Hauptrednerin Radka Denemarková erklärte, sie könne Literatur und Politik nicht trennen, wobei sie Literatur als Insel der Moral und Menschlichkeit verstanden wissen wollte. Wie die aber genau aussehen, ist bekanntlich Ansichtssache.

Am israelischen Stand sagt am 7. Oktober Sigalit Gelfand, die das Institute for Hebrew Literature verantwortet, es sei derzeit unglaublich schwer, israelische Bücher ins Ausland zu verkaufen. Dabei sei israelische Literatur „vielfältig, lebendig und tief in der israelischen Gesellschaft verwurzelt“ und setze sich „mit der komplexen Realität auseinander, in der wir leben“. Gelfand bestätigt die Eindrücke der von der amerikanischen Schriftstellervereinigung PEN herausgebrachten Studie, wonach es für jüdische und insbesondere israelische Autoren nach dem 7. Oktober schwieriger geworden sei, ausländische Verlage zu finden. Verlässliche empirische Daten seien schwer zu erheben, aber der Eindruck eines Boykotts sei zutreffend, so Gelfand. Ihr selber sei nahegelegt worden, nicht zur Kinderbuchmesse in Bologna zu kommen, „obwohl dort keine politischen, sondern Kinderbücher“ verkauft werden. Sie freue es, dass die Lage in Frankfurt offenbar eine andere sei; am Vormittag waren eine offizielle Delegation vom Börsenverein, der Frankfurter Bürgermeister und die Kulturdezernentin am Stand gewesen. Israel sei im Krieg, sagt Gelfand, und in einem Krieg gebe es nur zwei Seiten. Die Literatur aber zeige andere Welten und vielfältige Wahrnehmungen, das sei doch gerade ihre Qualität.

Vermutlich ist die Buchmesse in diesem Jahr eben gerade nicht da politisch, wo auf einem Podium über Demokratie gesprochen wird, sondern im Verborgenen. Da, wo ein Agent, ein Lektor ein Manuskript bekommt und sich fragt, ob er es heute noch veröffentlichen kann. Für die Literatur wird es allenthalben schwerer, ihren Eigensinn zu verteidigen – nicht, weil sie unpolitisch wäre, sondern weil sie sich weigern muss, nur politisch gelesen zu werden.

LUCKY LUKE

AUSGABE

24./25.10.2026

WELT am Sonntag

Sein und Habe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Turners „Rom, vom Aventin-Hügel gesehen“, 1836

Rom, englische Stadt

G enau 190 Jahre nach seiner Entstehung ist ein bedeutendes Gemälde des britischen Malers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für drei Tage dorthin zurückgekehrt, wo es erdacht und konzipiert wurde: nach Rom. Das Meisterwerk wurde von Sotheby's im barocken Palazzo Rondinini gezeigt, ehe es am 9. Dezember in London versteigert wird.

Die Schätzung liegt im Bereich von 50 Millionen Pfund, was es zum wertvollsten Kunstwerk macht, das jemals von einem Auktionshaus in Italien ausgestellt wurde. Es wird erwartet, dass das Gemälde einen neuen Rekord für Turner markieren wird. So wie es bereits vor zwölf Jahren der Fall war, als die Stadtvedute, ebenfalls von Sotheby's, für gut 30 Millionen Pfund verkauft wurde.

Was macht dieses Bild, das Rom, die ewige Stadt, darstellt, so wertvoll? Es handelt sich um ein reifes Werk, das Turners Fähigkeit zeigt, die Landschaft durch Licht, Farbe und Atmosphäre darzustellen und Emotionen auszudrücken. Die Provenienz ist durch wenige, hervorragende Eigentümer gekennzeichnet, was das Bild noch begehrter macht und seinen ausgezeichneten Erhaltungszustand gewährleistet hat. Es ist selten, dass ein Werk dieser Art auf den Markt kommt. Laut Sotheby's sind auf der Oberfläche der Leinwand sogar Turners Fingerabdrücke und in der Farbe eingeschlossene Pinselhaare zu erkennen.

Das Gemälde wurde von Hugh Andrew Johnstone Munro of Novar in Auftrag gegeben, einem Freund und wichtigen Mäzen Turners. Im Jahr 1878 wurde es von Archibald Primrose, dem fünften Earl of Rosebery und späteren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 als ideales Hochzeitsgeschenk für seine Gemahlin Hannah de Rothschild erworben. Der damalige Kaufpreis betrug 6142 Pfund, eine Summe, die weit über der lag, die irgendein anderes Gemälde bei der Versteigerung erzielen konnte. Seitdem hat die Ansicht von einem der sieben Hügel Roms, dem Aventin, auf die Stadt und den Tiber nur einmal den Eigentümer gewechselt, als es von der Familie Rosebery zur Auktion angeboten wurde und jenen Rekord aufstellte.

Es wird angenommen, dass J. M. W. Turner das Werk in Italien konzipiert, die Komposition festgelegt und die Zeichnung auf die Leinwand übertragen hat, um es dann einige Zeit später in London zu vollenden. Munro, der selbst ein Amateurkünstler war und Turner auf mehreren Reisen begleitete, die dem Zeichnen und dem Studium nach der Natur gewidmet waren, bat den Künstler um eine Ansicht des gegenwärtigen Roms, die das tägliche Leben der Stadt sowie die Großartigkeit ihrer Vergangenheit einfängt.

Turner stützte sich auf fünf Studien, die während seines zweiten Rom-Aufenthalts in den Jahren 1828 bis 1829 entstanden waren. Erstmals hatte der Künstler Rom 1819 besucht. Es gelang ihm, ein Werk zu schaffen, das zugleich topografisch präzise, von persönlicher Anschauung geprägt und poetisch ist – und eigene Bilder der Erinnerung vor unserem geistigen Auge entstehen lässt. Silvia Anna Barr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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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tthias Arndt ist ständig unterwegs. Seit drei Jahrzehn- ten folgt er Künst- lern über Kontinente hinweg. Er betrieb

Galerien von Berlin bis Singapur, gründete 2016 die Arndt Art Agency, lebt zwischen Australien und Europa. Athen hat es ihm jetzt angetan: die Energie und Widersprüche, das ewig Unfertige.

Anne Haun-Efremides

WELT AM SONNTAG: Herr Arndt, Sie haben sich vor Jahren vom klassischen Galeriegeschäft verabschiedet. Warum eröffnen Sie jetzt in Athen wieder einen eigenen Ort?

MATTHIAS ARNDT: Nach knapp 25 Jahren als Galerist in Berlin, Zürich, Singapur und New York wollte ich nicht mehr expandieren. Mir fehlte die unmittelbare Arbeit mit den Künstlern. Ich wollte das bisherige Geschäftsmodell komplett überholen. Mit der Art Agency habe ich ein neues Format für Künstler und Kunden geschaffen, in das ich auch meine globale Perspektive und mein Netzwerk einbringen konnte. In Australien haben meine Frau und ich den „Artbarn“, einen privaten Kunstraum außerhalb von Melbourne, gebaut. Vor zwei Jahren stand ich dort nachts mit Jeppe Hein auf der Leiter und installierte seine Ausstellung. Da wurde mir klar, was ich gesucht hatte: an einem privaten Ort etwas zu entwickeln und zu sehen, welches Publikum daraus entsteht.

WAMS: In Griechenland?

ARNDT: Ich bin 58, ich muss nichts mehr und niemandem etwas beweisen, aber ich will noch ganz viel. Australien ist die Heimat meiner Familie und mein zweites Zuhause. Aber ich bin Europäer, und mich zog es immer wieder nach Athen. Zunächst nahmen wir dort eine kleine Wohnung in Petralona. Auf Samos bauen wir gerade eine Ölpresse zur Künstlerresidenz um. Den jetzigen Ort in Athen habe ich gar nicht gesucht. Er hat mich gefunden.

WAMS: Was heißt das?

ARNDT: Eine Architektin nahm mich mit nach Kypseli, ein Viertel, in dem sich eine lebendige Kunstszene entwickelt hat. Als ich das Haus betrat, hatte ich sofort einen Nostos-Moment – griechisch für Heimkehr. Ich kriege heute noch Gänsehaut. So muss sich Odysseus gefühlt haben, als er Ithaka erreichte. Dann erfuhr ich, dass wir uns in der Ithakis-Straße befanden und der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Odysseas Elytis in diesem Haus gelebt hatte. Ich schickte meiner Frau Fotos. Sie antwortete nur: „Can we do it?“ Und das darf man mich natürlich nicht fragen.

WAMS: Was spricht noch für Athen? ARNDT: Die Stadt hat eine unglaublich gute Energie. Sie ist ein kultureller Kno- tenpunkt zwischen Europa, Afrika und dem Nahen Osten. In manchem erinnert mich Athen auch an das Berlin der frühen 1990er-Jahre. Ich spüre eine ähnliche Aufbruchsstimmung unter ganz anderen Voraussetzungen. Mich reizt es, an Orten zu sein, an denen etwas in Bewegung gerät.

WAMS: Welche Bedeutung soll dieser Ort für Sie haben?

ARNDT: Athen wird unser europäisches Hauptquartier. Die rund 250 Quadratmeter sind groß genug, um Wohnen und Arbeiten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WAMS: Sie sprechen von einem Salon. ARNDT: Das Haus hat schon früher kulturell eine Rolle gespielt: Hier fanden Lesungen und Konzerte statt, es gibt sogar eine kleine Bühne. Diese Geschichte möchte ich fortführen. Wir wollen Ausstellungen und Künstlergespräche veranstalten, Arbeiten aus der Künstlerresidenz vorstellen oder Teile unserer eigenen Sammlung zeigen. Ich habe heute den Luxus, offenzulassen, was daraus entstehen kann.

WAMS: Athen hat international enorm an Aufmerksamkeit gewonnen. Wie weit trägt dieser Hype?

ARNDT: Ich bin noch nicht tief genug eingetaucht, um die Szene als Insider beurteilen zu können. Aber die Kreativität spürt man überall: in Kunst und Design, Mode, Architektur und Gastronomie. Es gibt ein unglaubliches Improvisationstalent. Noch fehlt Athen die Dichte an Künstlern, die Berlin in den 1990er-Jahren hatte.

WAMS: Gibt es noch mehr Unterschiede? ARNDT: Berlin verfügte schon damals über eine enorme institutionelle Dichte. Athen fehlt sie bis heute. Berlin ist als Stadt – der Kunstbetrieb bildet da zum Glück eine Ausnahme – dysfunktional, Athen ist chaotisch. In Berlin sind die Strukturen vorhanden, trotzdem kommt vieles nicht voran. In Athen sind

Mir müssen sich alle Haare aufstellen

Athen besitzt etwas, was Berlin verloren hat. Nur einer der Gründe, warum Matthias Arndt dort einen Kunstsalon betreibt

THODORIS VRANAS

die Bedingungen schwieriger, aber gerade deshalb wird vieles selbst organisiert und möglich gemacht.

WAMS: Der griechische Markt ist klein. Kann Athen international relevant sein? ARNDT: Das werden wir sehen. Noch gibt es nicht genügend Sammler. Aber auch in Berlin haben wir nicht überlebt, weil dort plötzlich alle Kunst kauften. Galerien waren erfolgreich, weil wir das, was in Berlin entstand, weltweit vermarkteten. Mir haben noch nie irgendwo die Leute die Bude eingerannt. Ich habe immer zuerst investiert und dann überlegt: Wie kann ich das wirtschaftlich nachhaltig betreiben? Der Salon ist für mich keine kaufmännische Operation. Wenn wir aber einen jungen Künstler, der keine Galerie hat, ausstellen oder mit der Vermarktung beauftragt werden, sind wir auch kommerziell tätig. Eine Galerie wird es trotzdem nicht.

ARNDT: Ich habe mich stets als Vermittler verstanden, als jemand, der Zugänge zur Kunst schafft und unterschiedliche Welten verbindet. Für Athen heißt das, internationale Aufmerksamkeit dorthin zu bringen und mich so intensiv mit griechischer Kunst zu beschäftigen, dass ich ihr irgendwann auch ein Ticket in die andere Richtung geben kann. Mich interessieren Orte, die ich nicht verstehe. Wenn Athen irgendwann ein etablierter Kunstmarkt ist, sollen andere ihn abschöpfen.

WAMS: Sie sind immer wieder an Orte gegangen. Was reizt Sie daran?

Blick in die Ausstellung „Homecoming“ mit Kunstwerken von Jeppe Hein, Polina Miliou und Ioanna Limniou in Athen-Kypseli

WAMS: Sie beraten Künstler, Kunstsammler und Institutionen; Sie handeln und sammeln selbst. Wie vermeiden Sie Interessenkonflikte?

Als Kunstvermittler und Künstleragent ist Matthias Arndt weltweit vernetzt. Er ist Mitglied des Ankaufskomitees der Londoner Tate Gallery für den asiatisch-pazifischen Raum, Gutachter des australischen Programms für Kulturspenden und Ritter des französischen Ordens der Künste und der Literatur. Jetzt hat er Athen für sein neuestes Projekt entdeckt

ARNDT: Ganz vermeiden lassen sie sich nicht. Entscheidend ist Transparenz. Wenn ich einen Kunden berate, bezahlt er mich für meine Tätigkeit. Arbeite ich zugleich als Agent für eine Künstlerin, deren Werk ich ihm empfehle, lege ich das offen. Kauft er eine Arbeit, zahlt er mir keine zusätzliche Provision. Ich könnte auf andere Weise mehr verdienen, aber mein Leumund ist mir wichtiger. Ich vertrete die Interessen derjenigen, die mich beauftragen. Das kann in einer anderen Konstellation auch der Künstler sein.

WAMS: Woran erkennen Sie einen Künstler, von dem Sie glauben, dass er in 20 Jahren noch Bedeutung haben wird? ARNDT: Dafür gibt es ein französisches Wort: coup de foudre. Wenn sich mir alle Haare aufstellen. Das kann totale Begeisterung sein, aber auch totale Ablehnung. Ich habe mit Künstlern gearbeitet, deren Werk mich anfangs zutiefst irritiert hat – so sehr, dass ich dachte: Damit muss ich mich jetzt beschäftigen.

WAMS: Kann man, wenn man den Markt kennt, noch irrational sammeln?

kennt, noch irrational sammeln? ARNDT: Wenn ich Kunden berate, gehe ich sehr systematisch vor. Für mich selbst sammlle ich eher intuitiv und eklektisch. Ich lasse mich begeistern, überraschen und verführen. Sobald ich die Mittel dafür hatte, kaufte ich Beuys und Kounellis, die mich schon als Jugendlicher fasziniert haben, aber genauso ganz junge Positionen. Jan Hoet, der mir ein wichtiger Mentor war, sagte: Du lernst durch das Schauen. Ich habe mich in meinem Leben mit zigtausend Werken beschäftigt. Natürlich braucht es ein Gefühl – und die Bereitschaft, sich auf etwas Undefiniertes einzulassen.

Die Höhepunkte des Tages

Samstag, 10. Oktober 2026

ARD

5.30 Kinder-TV 6.20 Dein Traumjob? Dokureihe. Floristin! 6.35 Elefant, Tiger & Kids: Zoo-Praktikum Backstage 7.15 neuneinhalb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8.55 neuneinhalb 9.50 ☑ Tagess. 9.55 Pand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Magazin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Dokureihe 13.45 Tagesschau 14.00 Meine Mutter im siebten Himmel Romantikkomödie (D 2021) Mit Diana Amft 15.30 Meine Mutter und plötzlich auch mein Vater Romantikkomödie (D 2021)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Magazin 17.52 Das Wetter im Ersten 18.00 Sportschau Fußball: 3. Liga 20.00 Tagesschau 20.15 Verstehen Sie Spaß? Show Mit Simone Thomalla, Heino Ferch, Lili Paul-Roncalli, Massimo Sinató, Jimmy Hartwig, Kristo Ferkic, Horst Lichter 23.25 Tagesthemen 23.45 Das Wort zum Sonntag 23.50 Teddy Teclebrhan – Halb Mensch, halb Disco Dokumentarfilm (D) 1.55 Gib dem Affen Zucker Liebeskomödie (I 1981)

ARTE

5.15 HD AVUS – Rennstrecke und Legende 6.10 HD Paradiese aus Menschenhand 6.55 HD Volkskrankheit Adipositas – Neue Therapien, neue Risiken? 7.45 HD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8.20 HD Köstliches Ligurien (1/4) 8.50 HD Tierische (R)Evolution 13.20 HD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14.55 HD Der Code des Killers 17.15 HD Aosta Valley. Where Mountains Meet the Sky 18.10 HD Mit offene Karten Magazin 18.25 ARTE Reportage Reih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HD Tracks East Magazin 20.15 HD Auf den Spuren prähistorischer Künstler – Die Chauvet-Höhle Doku 21.45 HD Sulawesi – Am Anfang war die Höhlenmalerei Doku 22.40 HD Thorin – Der letzte Neandertaler Doku 23.35 HD Abel Selaocoe beim Rheingau Musik Festival 2025 0.45 HD Es war einmal in Nordirland

Sonntag, 11. Oktober 2026

ARD

6.00 Kinder-TV 7.00 HD Joe all alone Jugendfilm (GB 2018) 8.15 Kinder-TV 9.40 HD Der Prinz im Bärenfell Familienfilm (D 2015) 10.40 HD Tagess. 10.45 HD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12.03 HD Presseclub Diskussion 12.45 HD Europamagazin 13.15 HD Die Tricks von dm und Rossmann Doku 14.03 HD Zwei am großen See – Große Gefühle Komödie (D '06) 15.30 HD Das Kindermädchen: Mission Kanada Komödie (D 2020) Mit Saskia Vester 17.00 HD Brisant Magazin 17.45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8.00 HD Bericht aus Berlin Magazin 18.30 HD Weltspiegel Magazin 19.15 Sportschau Fußball: 2. Liga, 7. Spieltag 19.55 HD Ansprach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Gespräch 20.00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HD Tatort: Unter Freunden (1/2) TV-Krimi (D 2026) Mit Almila Bagriacik. Regie: Lars Kraume 21.45 HD Caren Miosga Gespräch 22.45 HD Tagesthemen 23.05 HD ttt-extra Magazin. U.a.: Die 78. Frankfurter Buchmesse 23.50 ★ HD Green Book – Eine besondere Freundschaft Biografie (USA/CHN/J 2018)

ARTE

7.25 HD Auf den Spuren der Cheops-Pyramide Doku 8.20 HD Iconic Couples – Legendäre Paare 9.15 HD Alt wird Neu – Neues Leben für historische Gebäude 9.40 Twist 10.15 HD Zu Tisch ... 10.40 HD Wilde Kunst 11.25 HD Tierisch aufgeforstet 13.40 ★ HD Der Schimmelreiter Drama (D 2025) 15.15 HD Schloss Schönbrunn – hin-

17.45 Riccardo Chailly & Lukas Sternath Konzert

18.35 HD Karambolage Magazin 18.45 HD Köstliches Ligurien Doku

19.40 HD Vietnam: Brücken bauen für bedrohte Affen

20.15 ★ HD Der Sternwanderer Fantasyfilm (USA/GB 2007) Mit Claire Danes

ZDF

22.15 ★ HD Shutter Island Thriller (USA '10) Mit Leonardo DiCaprio 0.25 HD Matrix Generation Doku

5.30 📄 Lady Grace Mysteries 6.20 Kinder-TV 10.25 Notruf Hafenkante 11.10 📄 SOKO Stuttgart 11.55 📄 heute Xpress 12.00 📄 einfach Mensch Reihe 12.15 📄 Heiraten ist nichts für Feiglinge Romantikkomödie (D 2015) Mit Anna Maria Sturm 13.40 📄 Rosamunde Pilcher: Erdbeeren im Frühling Liebesfilm (D 2016) Mit Zoe Moore 15.10 📄 heute Xpress 15.15 📄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10 📄 Die Rosenheim-Cops 17.00 📄 heute Xpress 17.05 📄 Länderspiegel U.a.: Temperatursturz läutet Heizsaison ein: Haushalten droht teurer Winter 17.35 📄 Familien unter Druck – Jeder Euro zählt Reihe 18.05 📄 SOKO München Krimi-Serie Das dritte Auge 19.00 📄 heute 19.20 📄 Wetter 19.25 📄 Der Bergdoktor Arzt-Serie. Herzschmerzen (2) 20.15 📄 Frankfurt Mord Krimi-Serie. Ein neues Leben 21.45 📄 heute journal 22.00 📄 Der Staatsanwalt Krimi-Serie. Im Totenforst 23.00 📄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0.25 📄 Triathlon: Ironman-WM

ZDF INFO

7.15 ☐ HD Wer ist ...? 7.30 ☐ HD Die Tricks der Luxusmarken – mit Pia Osterhaus 8.15 ☐ HD Die Tricks der Supermärkte – mit Pia Osterhaus 9.00 ☐ HD Wir finden Dein Geld – Kassensturz mit Pia Osterhaus 9.45 ☐ HD Nice Price 12.45 ☐ HD Die Tricks der Lebensmittelindustrie 13.30 ☐ HD besseresser – Sebastian Lege deckt auf 16.30 ☐ HD besseresser 17.15 ☐ HD besseresser – Sebastian Lege deckt auf Reportagereihe 18.00 ☐ HD Die Tricks der Lebensmittelindustrie Reportagereihe 18.45 ☐ HD besseresser – Sebastian Lege deckt auf Reportagereihe 19.30 ☐ HD Aldi, Rewe & Co. – Werverdient an Eigenmarken? 20.15 ☐ HD besseresser challenge Dokureihe. USA vs. Mexiko: Das große Lebensmittel-Duell 21.00 ☐ HD besseresser – Sebastian Lege deckt auf Reihe (Wh.) 1.25 ☐ HD The Box – Bilder der Toten Dokureihe

ZDF

5.00 📄 Länderspiegel Magazin (Wh.) 5.30 📄 Bares für Rares – Lieblings- stücke 6.00 Kinder-TV 9.03 📄 Knapp bei Kasse 9.30 📄 Katholischer Gottes- dienst 10.15 📄 Bares für Rares 11.55 📄 heute Xpress 12.00 📄 ZDF-Fernsehgarten on tour Show 14.00 📄 Duell der Hochzeits- profis Doku-Soap 14.45 📄 Duell der Gartenprofis – Mein grünes Paradies. Neue St. 15.25 📄 heute Xpress 15.30 📄 next BITE Dokureihe. Neu 16.10 📄 Die Rosenheim-Cops 16.55 📄 Aktion Mensch Magazin 17.00 📄 heute Nachrichten 17.10 📄 Angstthema Krieg: Kämpfst du? Reportage 17.55 📄 Ein Fall für zwei 18.55 📄 Aufruf des Bundes- präsidenten zur Woche der Welthungerhilfe Gespräch 19.00 heute 19.10 📄 Berlin direkt Magazin 19.30 📄 Ozeane – Eine Mensch- heitsgeschichte Doku 20.15 📄 Dr. Nice: Unter die Haut Arztfilm (D 2026) Mit Patrick Kalupa. Neue Staffel 21.45 📄 heute journal 22.15 📄 Opus Klassik 2026 Bericht 0.15 📄 heute Xpress

ZDF INFO

5.10 📄 HD Tatort White House Farm 6.40 📄 HD Vermisst: Die Deutsche aus den Epstein-Files 7.10 📄 HD heute-show Mit Oliver Welke 7.45 HD Die sieben Superkrieger der Geschichte – Mythos und Wahrheit 8.30 📄 HD Die Inka – Aufstieg und Untergang 11.20 📄 HD Söhne der Sonne Dokureihe 13.35 📄 HD Die großen Geheimnisse der Maya Dokureihe. Das erste Bauwerk/ Aufstieg zur Hochkultur / Vermächtnis

18.10 HD Auf den Spuren von Odysseus Doku. Von Troja nach Ithaka / Die Welt der Mykener

19.40 ☒ HD heute-show (Wh.) 20.15 ☒ HD Mythos Ramses II. Doku Eine neue Dynastie / Sethos I. – Vater und Vorbild / Der junge Pharao / Der Kriegerkönig / Höhepunkt der Macht / Das Erbe

RTL

5.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Todesfahrt 5.45 Der Blaulicht-Report Do-ku-Soap. Frau beobachtet Überfall in Videochat / Heimtückischer Plan eskaliert / Familienvater gerät wegen Schulden in Lebensgefahr / Richterin wird mit Entführung erpresst / Unterhaltspreller lebt in Saus und Braus 10.30 Formel 1: Großer Preis von Singapur Sprint

12.15 Der Blaulicht-Report Doku-Soap. Die Arbeit von Polizisten und Rettungssanitätern.

13.00 Barbara Salesch Doku-Soap Tragische Verwechslung: Ehefrau schießt auf Ehemann statt Stal- ker / Familiendrama: Wohnung- kündigung eskaliert

18.15 Exclusiv am Samstag Magazin 18.45 HD RTL Aktuell

17.45 HD Ulrich Wetzel – Der Ermittlungsrichter Doku-Soap. Farbbeutel Attentat auf goldener Hochzeit

1.40 ★ 📃 The Killer's Game Actionkomödie (USA 2024) Mit Dave Bautista. Regie: J.J. Perry

WDR

8.50 HD Nashorn, Zebra & Co. 9.20 HD Tiere suchen ein Zuhause 10.05 HD Quarks 10.35 HD Raus aufs Land 11.15 HD Grillen mit Ali und Adnan Dokureihe 11.45 Kochen mit Martina und Moritz 12.15 HD Meisterküche Show 12.45 aktuell 13.55 HD Fußball: 3. Liga 15.15 HD Lecker an Bord – Ostfriesland von Emden nach Leer 16.00 HD WDR aktuell 16.15 HD Wir werden Camper! 17.00 HD Land & lecker Reihe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Magazin 18.15 HD Westart Magazin 18.45 Aktuelle Stunde Magazin 19.30 HD Lokalzeit Magazin 20.00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HD Tatort: Die Erfindung des Rades TV-Krimi (D 2025) Mit Axel Prahl. Regie: Till Franzen 21.45 HD Dampfnudelblues. Ein Eberhoferkrimi Krimikomödie (D '13) 23.10 HD Brokenwood – Mord in Neuseeland: Mit Volldampf in den Tod TV-Krimi (NZ 2019)

RTL

5.30 HD Der Blaulicht-Report Doku-Soap. 16-Jährige gerät in Sexfalle / Gerichtsvollzieherin macht schreckliche Entdeckung / Bewährungshelfer deckt Skandal auf. Die Arbeit von Polizisten und Rettungssanitätern. 8.55 HD Der Blaulicht-Report Doku-Soap. Ehefrau unter Verdacht / Chaosfamilie gerät in Not / Illegales Autorennen führt zu Unfalldrama 11.55 ★ X HD Harry Potter und

15.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London Games: Jacksonville Jaguars – Philadelphia Eagles 18.45 HD RTL Aktuell

18.45 12/ RTE Aktuell 19.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New England Patriots – Las Vegas Raiders. Die New England Patriots empfangen die Las Vegas Raiders. Das letzte Duell gewannen die Raiders mit 20:12.

22.25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Seattle Seahawks – San Francisco 49ers.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demütigten die Seahawks um Rashid Shaheed die Kalifornier in den Divisional Playoffs mit 41:5.

2.00 American Football: NFL Week 5: Sunday Night: Atlanta Falcons – Baltimore Ravens. Die Atlanta Falcons treffen auf die Baltimore Ravens. Das letzte Direktduell in der regulären Saison verloren die Falcons mit 9:17.

WDR

11.15 HD Sabine Heinrich – Auf dem Wasser durch NRW 12.00 📎 Wir werden Camper! 12.45 Aktuell 13.00 HD Wohnung in Dublin verzweifelt gesucht 13.30 HD Henker & Richter 14.20 📎 WaPo Bodensee Krimi-Serie

16.15 HD Lokalzeit Kurzgeschichten 16.30 HD Der Berg der Bären – Yukons Grizzlys Doku

17.15 HD Der Sturm – Tiere bei Blitz und Donner Doku

18.00 ☑ Tiere suchen ein Zuhause 18.45 ☑ HD Aktuelle Stunde Magazin 19.30 ☑ HD Westpol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Wunderschön! Reportage Herbst in der südlichen Eifel. U.a.: Gerolstein: Mineralwasser und Wanderwege in die Dolomiten 21.45 Sportschau

21.45 HD Sportschau 22.10 HD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Show

22.45 HD WaPo Bodensee (Wh.) 0.20 HD Henker & Richter (Wh.)

SAT.1

5.4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Das Dreieck tut sich auf / Gibt es noch eine Chance? / Die Frage aller Fragen / Auf den Esel gekommen / Die Kunst des Lügens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Magazin.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Alina Merkau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Meine beste Freundin und ich / Vergiftete Liebe / Der Familientyrann / Das Leben ist hart(z) 15.55 Notruf Reihe. Das Stockbrot-Drama / Mysteriöse Verletzung bei Alzheimerpatienten / Sturz in der Küche / Brötchen im Hals 18.00 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Show. Gäste: Anja Kling, Paul Panzer.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Promi Big Brother Show Mit Anouschka Renzi, Tessa Bergmeier, Kim Virginia Grey, Nikola Grey, Axel Schulz, Nadja Benaissa, Redo, Maurice Dziwak, Christian Lell, Gia Georgina, Gedeon Burkhard, Nina Bridney, Godfrey Egbon, Francesca Morgese.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Jochen Schropp 22.20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Jochen Bendel analysiert jeden Abend live „Promi Big Brother“. 23.30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Doku-Soap

NDR

10.00 HD Schleswig-Holstein Magazin 10.30 HD buten un binnen 11.00 HD Hallo Niedersachsen (Wh.) 11.30 HD Hofgeschichten 12.00 HD Mit Kartoffeln zum Weltmarktführer – Die Landmaschinen von Grimme 12.45 HD Die Ärzte der Ägäis Doku 13.15 HD Estrada Real – Auf dem Königsweg durch Brasilien 14.00 HD Fußball: 3. Liga 16.00 HD Auf'm Trecker Dokureihe 16.30 HD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HD Nordseereport Reihe 18.00 HD Nordtour Magazin 18.45 HD DAS! Rote Sofa Gespräch 19.30 Ländermagazine 20.00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HD Hitgiganten – Die Stars hinter den Stars Show 21.45 HD Merci, Udo – Songs für die Ewigkeit von Udo Jürgens Dokumentarfilm (D 2024) 23.15 HD 70 Jahre ESC – More than Music Doku 0.45 HD Cicero – Zwei Leben, eine Bühne Dokufilm (D/RUM 2022)

SAT.1

5.45 HD Auf Streife – Berlin Doku-Soap. Deal unter Freunden / Das Einbrechermärchen / Diebstahl aus Liebe 8.40 HD Basis:Kirche – Die Reportage Reportagereihe 9.00 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onntag Magazin.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Madita van Hülsen 12.10 HD Der SAT.1 Fertiggerichte-Check! Reportage-reihe. Fastfood für Zuhause 14.20 HD Die Urlaubs-Docs Reportage 14.50 ★ HD Zathura – Ein Abenteuer im Weltraum Abenteuerfilm (USA 2005) Mit Josh Hutcherson. Regie: Jon Favreau 16.55 ★ HD Paul – Ein Alien auf der Flucht Sci-Fi-Komödie (USA/GB 2011) Mit Simon Pegg 18.55 HD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Reportage. Letzte Chance: Kann Miriam ihre Brüder wieder in die Arme schließen? 19.55 HD SAT.1: newstime 20.15 HD Promi Big Brother Show. Mit Anouschka Renzi, Tessa Bergmeier, Kim Virginia Grey, Nikola Grey, Axel Schulz, Nadja Benaissa, Redo, Maurice Dziwak, Christian Lell, Gia Georgina, Gedeon Burkhard, Nina Bridney, Godfrey Egbon, Francesca Morgese 22.20 HD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Moderation: Jochen Bendel 23.30 HD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Doku-Soap

NDR

9.30 HD Hamburg Journal 10.00 HD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regionalmag. 11.00 HD Echt jetzt? Demokratie unter Druck 12.05 Unser Kindermädchen ist ein Millionär Komödie (D 2006) 13.35 Hallo, Oma Comedy-Serie

20.00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HD Die Urlaubsmacher vom Ostseestrand – Schuften für die schönste Zeit im Jahr 21.45 HD Sportschau

PRO 7

5.20 📄 🐆 Call Me Kat 5.40 🐆 taff Magazin. Moderation: Viviane Geppert, Daniel Aminati 6.40 🐆 Galileo Magazin. Foodtruckerin im Gehaltscheck. Moderation: Stefan Gödde, „Galileo“ macht einen ehrlichen Verdienst-Check ... 7.40 🐆 🐆 The Neighborhood Comedy-Serie 10.55 🐆 🐆 The Goldbergs Comedy-Serie. Adam Spielberg / College-Regeln 11.55 🐆 🐆 Family Guy Animations-Serie. Ein Schnurrbart aus der Vergangenheit 12.25 🐆 DTM – BEHIND the GRID 12.55 🐆 Porsche Carrera Cup Deutschland 37. Saison 13.00 🐆 Tourenwagen: DTM 13.30 🐆 Tourenwagen: DTM 14.55 🐆 🐆 Family Guy Animation Besuch in der alten Welt 15.20 🐆 Die Simpsons Trick-Serie 18.10 🐆 ProSieben: newstime 18.20 🐆 Die Simpsons Moe Szyslak und das Königreich des Kristallschädels / Millennium-Bug – Das Musical / Bart ist im Knast / A Nightmare on Elm Tree 20.15 🐆 The Voice of Germany Show. Blind Audition (9/9) Coaches: 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 22.55 🐆 The Masked Singer Show. Rateteam: Verona Pooth, Chris Tall. Moderation: Matthias Opdenhövel 1.40 🐆 The Voice of Germany Show. Blind Audition (9/9) (Wh.)

BAYERN

8.40 ☒ Tele-Gym 8.55 ☒ Sehen statt Hören 9.25 ☒ Die Bucht der Paradiesvögel 9.55 Bären in der Nachbarschaft 10.25 ☒ Drunter & Brüder Komödie (D 2014) 11.55 Glockenläuten 12.00 ☒ Ich schenk dir einen Seitensprung Liebeskomödie (D 2002) 13.30 ☒ Einfach. Gut. Bachmeier 14.00 Fußball: 3. Liga Würzburger Kickers – FC Hansa Rostock 16.00 Ländermagazin 16.30 ☒ Auf uralten Pfaden – Viehtriebe im Hochgebirge 17.15 Blickpunkt Sport 17.45 ☒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Magazin 18.30 ☒ BR24 18.45 Quarks Magazin 19.30 ☒ Kunst + Krempel Magazin 20.00 ☒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Komödie (D 2023) 21.45 ☒ Zum Glück gibt's Schreiner Komödie (D 2020) 23.15 ☒ Ein Wahnsinnstag Komödie (D 2022) Mit Mina Tander

PRO 7

5.45 ☑ X HD The Neighborhood (Wh.) 7.00 HD Galileo Magazin 10.05 ☑ Big Brains – Geniale Erfindungen Magazin. Moderation: Aiman Abdallah 11.05 ☑ HD Jenke. Dokureihe Schlaflos – Wie uns schlechter Schlaf krank macht 13.30 ☑ HD The Voice of Germany Show. Blind Audition (9/9) Coach: Shirin David, Rea Garvey, Smudo, Michi Beck, Nico Santos 15.55 HD Porsche Carrera Cup Deutschland 37. Saison 16.00 HD Tourenwagen: DTM Moderation: Andrea Kaiser, Matthias Killing 18.15 HD ProSieben: newstime 18.25 HD Galileo Stories Magazin Ein Mann, eine Mission: Der Elon Musk der Tiny Houses 19.05 Galileo X-Plorer Magazin. Saudi- Arabien – Das neue Dubai 20.15 ☑ HD Ein sehr gutes Quiz (mit hoher Gewinsumme) Show. Moderation: Joko Winters- scheidt, Klaas Heufer-Umlauf 23.15 HD Experte für alles Show. Mo- deration: Klaas Heufer-Umlauf 0.15 HD TV total Show. Moderation: Sebastian Pufpaff 1.20 HD TV total – Aber mit Gast Show. Gast: Evelyn Burdecki 3.15 ☑ HD Crash Games – jeder Sturz zählt Show 4.05 HD Kaminfeuer mit Joko & Klaas Talkshow

BAYERN

7.4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8.45 ★ Prinzen der Wüste – Schneller als der Wind Familienfilm (F 2023) 10.3075. IMW 2026: Die große Chance 11.00 Der Sonntags-Stammtisch 12.00 Erntedankfestzug Fürth 2026 14.00 ☑ Die BR-Kirchweih-Challenge 14.45 ☑ quer 15.30 ☑ In höchster Not – Bergretter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Reihe 20.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André Rieu – Das große Open Air Konzert 2026 21.45 Sportschau

22.10 Bayerischer Sportpreis 2026 23.30 Bericht vom Landesparteitag der Grünen

23.45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0.30 Das schaffst du nie! Show

KABEL 1

5.00 ☎ X HD Navy CIS: L.A. Krimi-Serie. Alles oder Nichts. Mit Chris O'Donnell 5.40 HD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Magazin. Kai kuckt: Münze 6.05 ☎ X HD Castle- Ike Krimi-Serie. In guten wie in schlechten Zeiten / Amnesie / Puppenmord / Unsichtbare Gefahr / Der einzige Zeuge / Internet Stalker / Parallelwelt / Wilde Flitterwochen / Virus / Last Action Hero

Serie. Schwer getroffen 16.15 HD Kabel Eins: newstime 16.30 📄 🚗 Hawaii Five-0 Krimi- Serie. Die Rettungsmission / Aus- getanzt / Zwei Tage im Novem- ber / Die Leiche im Wald

20.15 ☎ ☒ ☐ 9-1-1: Notruf L.A. Drama-Serie. Zeichen und Wunder / Sprachlos. Buck zieht in Eddies alte Wohnung und muss dessen Wegzug verkraften, doch schon der nächste Einsatz verlangt dem Team alles ab: Bei einem Gottesdienst erleiden zahlreiche Menschen eine Kohlenmonoxidvergiftung.

22.15 ☑ HD 9-1-1: Lone Star Drama-Serie. Tödliches Gas / Aller Anfang ist schwer / Ross und Reiter. Mit Rob Lowe

1.10 ☎ HD 9-1-1: Notruf L.A. Drama-Serie. Zeichen und Wunder / Sprachlos (Wh.)

SWR

9.45 ☑ Sehen statt Hören 10.15 ☑ H Ein Blinder, ein Lahmer, ein Tauber 10.45 KlimaZeit 11.00 ☑ Nachtcafé 12.30 ☑ H Der Ranger – Paradies Heimat: Zusammenhalt TV-Krimi (D 2022) 14.00 ☑ H Liebe am Fjord Im Sog der Gezeiten. Drama (D 2013) 15.30 ☑ Handwerkskunst! 16.00 ☑ H Preiswert, nützlich, gut? 16.45 ☑ Marktcheck Magazin 17.30 ☑ H Sag die Wahrheit Show 18.00 ☑ H SWR Aktuell BW Magazin 18.15 H Flohmarkt Magazin 18.45 Stadt – Land – Quiz Show 19.30 ☑ H SWR Aktuell BW Magazin 20.00 H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 H Nord bei Nordwest: Estonia TV-Krimi (D 2017) 21.45 ☑ H SWR Aktuell BW Magazin 21.50 ☑ H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1) TV-Krimi (D 2024) 23.15 ☑ H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ie Stadt in Angst (2) TV-Krimi (D 2024)

KABEL 1

5.15 HD Magnum Krimi-Serie. Konkurrenz vom Festland. Mit Tom Selleck 6.00 HD Steel Buddies – Stahlharte Geschäfte Doku-Soap. Die absolute Höhe! / Ganz großes Kino / Frohe Kunde(n) / Was für ein Vogel! / Fieser Fehlgriff 10.55 HD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Magazin. In Eigenregie zum Traumhaus

13.00 HD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Reportage „Der Zauberkessel“, Karlsruhe / „Cilantro Bistro Del Arte“, Karlsruhe / „Ristorante Vespucci“, Karlsruhe. Mod.: Christian Henze

16.05 HD Kabel Eins: newstime 16.15 HD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Reportagereihe. „5 SEN:SES by Mario Aliberti“, Karlsruhe / „The Last Meal BBQ“, Karlsruhe. Mod.: Christian Henze 19.15 HD Aktiva Abdeck

SWR

10.55 ☑ HD Die Heli-Retter 11.40 ☑ HD Insel des Lichts Drama (D 2008) 13.10 ☑ HD Billy Kuckuck – Mutterliebe Komödie (D 2022) Mit Aglaia Szyszkwitz 14.40 ☑ HD Watzmann ermittelt 16.15 ☑ HD Lecker aufs Land 17.00 ☑ HD Einfach & köstlich 17.30 ☑ SWR Kultur Magazin 18.00 ☑ HD SWR Aktuell BW 18.15 ☑ Handwerkskunst! Dokureihe 18.45 ☑ Treffpunkt Pilze neu entdecken: Mit diesen Arten kann man kochen, färben oder bauen 19.15 Die Fallers Mit Herz 19.45 ☑ HD SWR Aktuell BW 20.00 HD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 HD Deutschlands Seen – Eintauchen ins tiefe Blau Dokureihe. Unsere Seen im Süden / Unsere Seen im Norden 21.45 ☑ SWR Sport Magazin 22.45 ★ ☑ HD Mein Liebhaber, der Esel und ich Romantikkomödie (F 2020) Mit Laure Calamy 0.20 HD SWR3 New Pop Festival

welt

9.40 HD Meine WELT 9.45 ICON TV 10.00 HD WELT-Newsroom 11.10 HD Meine WELT 11.25 HD WELT-Newsroom 11.40 HD Meine WELT 11.45 HD ICON TV 12.00 HD Die Welt am Mittag 13.15 HD Meine WELT 13.30 HD Die Welt am Mittag 13.45 HD Meine WELT 14.00 HD WELT-Newsroom 15.00 HD WELT Musikergillen 15.35 HD 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17.25 HD Harmony of the Seas 18.25 HD Der Luxus-Camper Doku 19.20 HD 300 Tonnen Stahl auf Reisen Reportage 20.15 HD Abschlepper der Superlative – 1000 Tonnen am Haken 21.10 HD Gegen Wind und Wellen 22.05 HD Versunken im Meer Doku 23.05 HD Geheimnisvoller Bodensee 0.00 HD Das Reich der Wikinger – Ivars Dynastie Dokureihe 1.40 HD Abschlepper der Superlative

23.05 Der Bodensee birgt in der Tiefe verborgene Schätze. Ein Abenteurer-team hat es sich zur Aufgabe gemacht, das Dampfschiff „Säntis“ aus mehr als 200 Metern Tiefe zu bergen.

HESSEN

8.15 ☑ HD She makes money – Geld. Macht. Gerechtigkeit. 8.45 ☑ HD Phil und das Traurigsein 9.10 ☑ HD Sehen statt Hören 9.40 Maintower Magazin (Wh.) 10.05 ☑ Nachtcafé 11.35 ☑ NDR Talk Show 13.35 In aller Fr. Arzt-Serie. Ein wahrer Freund 14.20 ☑ HD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5.10 ☑ HD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 Kochs anders Reportagereihe 16.45 ☑ HD Kochstories Dokureihe 17.15 HD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Show 18.15 ☑ HD Querbeet Magazin 18.45 ☑ HD Tobis Urlaubstrip 19.30 HD hessenschau Magazin 20.00 ☑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Kriminalfilm (D 2023) Mit Götz Schubert. Regie: Ole Zapatka 21.45 ★ ☑ Serpico Kriminalfilm (USA/1973) Mit Al Pacino 23.50 ☑ HD Der Amsterdam-Krimi: Das verschwundene Kind Kriminalfilm (D 2020)

welt

6.00 HD Rapa Nui – Geheimnisse der Osterinsel 7.00 HD Die Welt am Morgen 9.00 HD WELT-Newsroom 9.10 HD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Magazin 9.30 HD WELT-Newsroom 9.40 HD Meine WELT 10.00 HD WELT-Newsroom 10.40 HD ICON TV 11.00 HD WELT-Newsroom 11.10 HD Meine WELT 11.30 HD WELT-Newsroom 11.40 HD Meine WELT 12.00 HD Die Welt am Mittag 12.40 HD ICON TV Show 13.00 HD Die Welt am Mittag 13.10 HD Meine WELT 13.30 HD Die Welt am Mittag 13.40 HD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14.00 HD WELT-Newsroom 15.00 Handball: Bundesfilm THW Kial

22.05 Die Spaltung von Uran-Atomen setzt riesige Energie frei. Dies veränderte im 20. Jahrhundert Verkehr, Medizin und Stromerzeugung, führte jedoch auch zum Bau der Atombombe.

HESSEN

10.05 Janine Jansen – Verliebt in Stradivari 11.00 Étretat forever – Biografie eines Sehnschtsorts 11.55 D Das hr-Sinfonieorchester spielt ... 12.15 Hilfe, die Familie kommt! Komödie (D 2007) 13.45 A Auf Tour durch die Pfalz Doku 14.30 Tobis Urlaubstrip 15.15 Kochstories 15.45 Flughafen Frankfurt 16.30 Die Ratgeber Magazin 17.00 Quarks Magazin 17.45 Mex 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Magazin 19.00 7 Tage ... Reportagereihe 19.30 hessenschau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Die Tierärzte Dokureihe, Startup: Wagnis eigene Praxis / Ärztedoppel: Vater & Sohn im OP 21.45 Sportschau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22.55 strassenstars Show 23.55 Harneb Asandt

3SAT

5.00 Fabian Lampert: Einer dieser Abende 5.30 Bosetti Late Night 6.20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platz 9.35 Bilder aus Südtirol Magazin 10.00 Almgeschichten aus der Steiermark 10.45 Die wilden Steiner Alpen 11.30 Die schönsten Bergseen der Steiermark 12.15 Thema 13.00 ZIB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13.15 quer 14.00 Ländermagazin 14.30 Kunst & Krempel 15.00 Natur im Garten Magazin 15.30 Roadtrip durch Südafrika 16.00 Feuerwehrfrauen: Phönix aus der Asche Drama (D 2024) Mit Nadja Becker (Forts.: Sa., 10. 10., 17.30 Uhr) 17.30 Feuerwehrfrauen: Heim gesucht Drama (D 2024) 19.00 heute 19.20 BÖSE (1/3) Doku. Der Joker 20.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Becoming Taylor Swift Dokureihe. Ruhm und Rivalen/Rückkehr und Rebellion 21.45 Buchzeit Magazin Die Literaturgala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Gäste: Eva Menasse, Lutz Seiler, Alex Schulman, Sven Regener, Peter Wohlleben, Andrea Wulf 23.35 Ich war zuhause, aber ... Drama (D/SRB 2019) Mit Maren Eggert. Regie: Angela Schanelec 1.15 lebens.art Magazin

MDR

18.00 Am Limit – Die Hansestadt Gardelegen 18.15 Unterwegs in Sachsen 18.45 Glaubwürdig 18.50 Wetter 18.54 Sandmann 19.00 Regional 19.30 akt.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Tanzsport: Weltmeisterschaften Standard 22.30 Sport im Osten 0.3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Erlösung in Amsterdam TV-Krimi (GB 2023)

STREAMING-TIPP

Tenzing (Abenteuerfilm) Tenzing Norgay (Genden Phuntsok) und Edmund Hillary (Tom Hiddleston) erreichten als Erste den Gipfel des Mount Everest. Norgay war ein begabter Himalaya-Bergsteiger. Hillary stammte aus Neuseeland. Gemeinsam schrieben sie Geschichte. – Unter der Regie der preisgekrönten Filmemacherin Jennifer Peedom erzählt „Tenzing“ von wahrer Größe, die sich nicht kleinmachen lässt. Apple TV

3SAT

6.05 HD Eric Clapton: Crossroads Guitar Festival 2023 7.15 HD kinokino 7.30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Sternstunde Philosophie 10.15 HD Literaturclub 11.30 dein buch – Das Beste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13.00 ZIB 13.15 HD Madeira – Juwel im Atlantik Doku 13.30 HD Jagdkumpane – Wie der Hund auf den Menschen kam 14.15 HD Die Ardèche – Der wilde Süden Frankreichs 14.55 HD Wasserparadiese in Europa Dokureihe. Die Tatra-Bergseen / Der Spreewald

16.25 ★ 📄 Book Club – Das Beste kommt noch Romantikkomödie (USA 2018) Mit Diane Keaton 18.00 📄 Buchzeit Mag. Talk über literarische Neuerscheinungen von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26 19.00 📄 heute 19.10 📄 Vom Staat gehackt? Der Spion im Smartphone 19.40 📄 Schätze der Welt – Erbe der Menschheit 20.00 📄 Tagesschau Nachrichten 20.15 📄 Nuhr im Ersten Show. Nur aus Berlin 21.00 📄 Die Anstalt Show Gäste: Kathrin Anna Stahl, Manuel Rubey, Simon Schwarz 21.45 📄 2 Sturköpfe im Dreivierteltakt Komödie (D 2016) 23.15 ★ 📄 📄 Nikita Thriller (F/I 1990) Mit Anne Parillaud 1.05 📄 Die schönsten Bergseen der Steiermark Doku

MDR

15.45 Ⓧ MDR aktuell 15.50 Ⓧ Fußball: Regionalliga Nordost 18.00 Ⓧ akt. 18.05 Ⓧ Brisant 18.52 Ⓧ Sandmann 19.00 Ⓧ Regional 19.30 Ⓧ akt. 19.50 Ⓧ Kripo live 20.15 Ⓧ Wunderschön! 21.45 Ⓧ akt. 22.00 Ⓧ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 Rumänien – Zerrissen zwischen Job und Heimat 22.55 Ⓧ Tata – Diese Gewalt in uns 0.20 Ⓧ Kripo live (Wh.)

STREAMING-TIPP

The Lowdown (Dramaserie) Der Bürgerjournalist Lee Raybon (Ethan Hawke) setzt sich leidenschaftlich dafür ein, Korruption aufzudecken. Als Lees neueste Enthüllungsstory, eine detaillierte Untersuchung der mächtigen Familie Washberg, unmittelbar gefolgt vom verdächtigen Selbstmord von Dale Washberg, veröffentlicht wird, erkennt Lee, dass er etwas Großes aufgedeckt hat. (8 Folgen, 2. Staffel) Disney+

Die Königin der Nacht

Anna Lapwood ist der erste Superstar an der Orgel seit Langem. Millionen folgen ihr auf TikTok, ihre Konzerte sind Spektakel zwischen Kathedrale und Kino. Besuch bei einer Frau, die dem größten Instrument der Welt neues Leben einhaucht

D

Das Ding da hinten sieht ein bisschen aus wie eine gigantische Fledermaus, die sich gerade anschickt, abzuheben unter der riesigen roten Rosette, um im Innern des Trondheimer Nidarosdoms herumzufliegen. Das Ding ist die Steinmeyer-Orgel von 1930. 140 Register insgesamt. Gesteuert von einem viermanualigen, fahrbaren Spieltisch, der jetzt hell leuchtet aus dem Halbdunkel des Nordschiffs. Eine der größten Kirchenorgeln der Welt. Ein Spielzeugladen der Klänge. Ein computergelenktes, technisches Hochleistungsinstrument.

Elmar Krekeler

Es zieht kalt in die Knöchel. Anna Lapwood ist das egal. Es war schon mal kälter hier. Anna Lapwood ist offizielle Organistin der Royal Albert Hall, Cheferklärerin und -botschafterin ihres Instruments. Die sichtbarste Organistin der Welt, das stand in der „New York Times“, und dass sie die Antwort der Klassik auf Taylor Swift sei. Millionen folgen ih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Das Konzert im Kölner Dom, für das sie jetzt in Berlin den Musikpreis Opus Klassik bekommt, musste sie wiederholen. Wollten zu viele zuhören. Die Schlange vor der Dompforte zog sich einen Kilometer lang durch die Kölner Innenstadt. T-Shirts hat sie hinterher drucken lassen, auf denen stand „I was in The Queue“.

Kälter war es im Trondheimer Dom – beinahe tausend Jahre alt, „Herz Norwegens“ – als sie hier „Firedove“ aufgenommen hat, ihr jüngstes (Orgel-)Album. Das war im Januar und nachts um drei. Organisten sind Nachttiere. Aber dazu später mehr.

Jetzt ist Nachmittag. Kameras stehen herum im Trondheimer Dom. Kabel werden verlegt. Von einem Mischpult am Rand der Vierung aus werden Bilder auf den eigentlich ziemlich langweiligen Orgelprospekt geworfen. Sterne, Wasserpflanzen, ein feuriger Ring. Morgen wird hier Anna Lapwoods Konzert aufgezeichnet. Kein Konzert eigentlich. Eine Lapwood-Show. Ein gigantischer Hörkino-Abend mit Hans Zimmers „Da Vinci Code“-Musik, mit „Drachenzähmen leicht gemacht“ und Lapwoods gut vierzigminütiger Sinfonie, die sie aus Howard Shores Score zu Peter Jacksons „Herr der Ringe“ kompiliert hat. Monate hat das gedauert, sagt sie später. Immer wieder habe sie die DVDs abgehört, die Musik transkribiert und dann in eine ganz eigene Form gebracht, orchestriert, dramatisiert.

Spinnenbeinig ist Anna Lapwood in die Kathedrale gekommen. Grünes Jackett, zwei Stofftaschen über dem Rücken, eine für Tablet und Notizbuch. Eine für die Orgelschuhe. Die sind wichtig. Die müssen weich sein, mit den Füßen ändert sie Registrierungen, drückt auf golfballgroße Knöpfe, tanzt auf Tasten. Anderthalb Jahre, sagt sie, hält ein Paar.

Sie ist unheimlich schnell. Hüpft herum. Elektrisiert alle. Und dann sitzt sie da in einem ärmellosen Shirt. Stoisch. Und spielt und singt elbenhaft. Stört sich nicht am Gewusel um sie herum.

Das Jackett liegt hinter ihr auf irgendeinem Stuhl. Die Schuhe glitzern. Das Tablet steht vor ihr auf dem Notenpult – rote Punkte markieren die Registratur, grüne, wann sie das Manual wechseln muss, lila für Registerwechsel. Sie ändert ständig. Mit dem Blinzeln ihrer Augen blättert sie um.

Unter vier Augen

Größe, sagt die schmale, gazellenhafte Frau, ist schon wichtig für das, was sie macht. Drei Manuale braucht sie mindes-

Die Britin Anna Lapwood ist Organistin, Sängerin, Chorleiterin, TikTokerin und Moderatorin. Geboren 1995 war sie von 2016 bis 2025 Director of Music des Pembroke College in Cambridge. Der Opus-Klassikpreis für die Live-Performance des Jahres geht 2026 an Lapwood für ihre Konzerte im Kölner Dom

tens, ein modernes Sequenzersystem, unter hundert Registern geht eigentlich gar nichts. Sie mischt die Farben, sie orchestriert ihre Musik, nicht grell, warm soll sie klingen, das ist ihr Ideal. Die 400 verschiedenen Kombinationen von Klängen, die ihr Programm braucht, sagt sie, kriegt man auf kleinen Orgeln nicht hin.

Das bekommt sie auch nicht an jeder Orgel gleich hin. Vierzehn Stunden, sagt sie, braucht sie, um ihr Hörkino zu übertragen auf ein neues Instrument. Acht Stunden, um die Registrierung auszutüfteln. Bei großen Orgeln dauert das manchmal länger. Sechs Stunden dann, um die Abläufe in ihre Muskeln zu bekommen. Nachts macht sie das vor allem, wenn die Kirchen, die Philharmonien geschlossen sind. Orgelspiel ist Nachtarbeit – und Ganzkörperarbeit. Wenn sie Zeit hat (sechs bis acht Stunden übt sie täglich), schwimmt sie. Und geht. „Ich gehe sehr schnell“, sagt sie.

Sie lässt die Klänge wandern an den Wänden des Doms entlang. Das kann man hier prima, weil die verschiedenen Werke der Orgel über das ganze Gotteshaus verteilt sind. In diesen Raumklang, dieses musikalische Totaltheater, das sie entfesseln kann, hat sie sich verliebt, als sie das erste Mal hier war. Nach einem schrecklichen Flug war das, auf dem alles schiefging. Und dann saß sie da am Spieltisch. Und der ganze Stress war wie von den Tausenden Pfeifen weggeblasen.

Dass sie mal schüchtern und introvertiert gewesen ist, wie sie erzählt, kann man sich kaum vorstellen. Die Orgel, von der sie sagt, nicht sie spiele sie, sondern sie werde von ihr gespielt, hat ihr geholfen, hat sie größer gemacht, selbstbewusster. Es hat dennoch gedauert, bis sie sich aus den Vogelnestern und von den Emporen heruntergetraut und in die Sichtbarkeit gewagt hat. Bis sie sich aus der, wie sie sagt, Komfortzone des klassischen Organistentums getraut hat, die so komfortabel für sie gar nicht war, weil sie – die alles spielen kann – Angst hatte, was falsch zu machen, dem Konkurrenzdruck nicht mehr zu genügen.

Los ging's mit der Musik lange vor ihrer Zeit. Eine Wahrsagerin hat ihrer Oma aus den Karten gelesen, dass eines ihrer Kinder musikalisch besonders begabt sein werde. Das hat dann eine Generation übersprungen. Ihr Vater – Prior an der Parish Church in High Wycombe – hat ein bisschen gesungen. Aber dafür gesorgt, dass immer Musik war bei den Lapwoods. Mit vier hat sie die ersten Klavierstunden bekommen. Dann hat sie – ihrem Bruder hinterher, der irgendwann aber Schluss machte mit der Musik – ein Instrument nach dem anderen gelernt, sich überwiegend selbst beigebracht. Auf 15, sagt sie, kommt sie nach letzten Zählungen. Mit der Harfe ist sie dann ins National Youth Orchestra gekommen. Irgendwann siegte dann aber doch die Orgel. Anna Lapwood wurde – sie war überall die Jüngste und die erste Frau – die erste Orgelstipendiatin in der Geschichte des Magdalen College in Oxford, dann – 2016 war das und sie 21 – die erste Musikdirektorin in der Geschichte des Pembroke College zu Cambridge. Da hat sie gleich einen Mädchenchor gegründet.

Und da wäre sie möglicherweise immer noch, hätte es diesen Abend in der Royal Albert Hall nicht gegeben. Ein Mitglied der Band von DJ Bonobo hatte sie nachts nach einer Show spielen gehört auf der „Stimme des Jupiter“, der ehemals weltgrößten, von Henry Willis gebauten Orgel (147 Register, 10.000 Pfeifen). Bonobo wollte sie unbedingt dabei haben am nächsten Abend. Sie arrangierten, schrieben zwölf Stunden lang am Programm herum. Dann saß sie da im Gewitter der Lichter. Es änderte ihr Leben. Besser: Der anschließende YouTube-Erfolg tat das. Sie fing an, endgültig nur noch ihrem musikalischen Instinkt zu folgen, nur noch die Musik zu spielen, die ihr taugt – und sich einen Dreck zu scheren um die konservative Stiff-Upper-Lip-Fraktion der Orgelwelt. Menschen barrierefrei für Musik zu begeistern, ist ihre Mission. Und gerade Frauen auf die Orgelbänke zu bringen (acht Prozent der Orgelstellen sind mit Frauen besetzt).

Auf #organtok auf der Internetplattform TikTok erzählt sie Geschichten von sich und ihrem Leben mit dem größten Instrument der Welt. Und ist sich für nichts zu schade. Das hat sie so sichtbar gemacht, dass sie sich ihre Reservate der Ruhe erkämpfen muss. Morgen wird sie vor dem Konzert tun, was sie immer tut. Dasitzen in der Stille. Anderthalb Stunden lang. Sie wird die Gedanken aufschreiben, die ihr durch den Kopf gehen. Notieren, erinnern, was sie an genau diesem Abend vorhat. Dann isst sie eine Banane, macht Atemübungen. Dann hüpft sie raus. Und hält Zwiesprache mit ihrem Publikum. Nicht nur musikalisch. Sie moderiert, sie erzählt. Sie reißt mit ihrer Energie, ihrer gänzlich undivenhaften Fröhlichkeit und Nahbarkeit sämtliche Brandmauern zwischen Klassik und Pop ein, die gerade Orgelfans gern noch im Kopf haben.

Gelegentlich, wenn man hier so sitzt und Anna Lapwood die Piraten aus der Karibik durch den Dom jagt und die Orks, wünscht man sich eine kleine, feine Fuge von Bach herbei. Oder so eine Toccata von Charles Widor. Kann sie auch. Spielt sie auch. Will sie aber gerade nicht.

Es wird ein bunter Abend. Ein Abend voller Abenteuer. Der geht noch lang. Das Adrenalin wird sie so wenig loslassen wie einen Radrennfahrer nach der Etappe auf den Tourmalet. Kann schon mal bis drei Uhr gehen, bis sie sich beruhigt hat, sagt sie. Organisten haben halt einen anderen Biorhythmus.

Das letzte Wort

Schau auf die Ampel!

Marcus Woeller

Für die 5,5 Kilometer zwischen Wohnung und Redaktionsbüro benötige ich 20 bis 25 Minuten – mit dem Fahrrad. Solange es nicht heftig regnet, was in Berlin selten passiert, oder friert, was gefühlt dauernd vorkommt, ist das Fahrrad meine erste Wahl. Das liegt auch an der Wegstrecke. Für den Nervenkitzel sind zwar ein paar Hauptstraßen ohne Radspur und eine bei Berliner Radlern berüchtigte Kreuzung mit Straßenbahnschienen dabei. Aber ein Drittel fällt auf verkehrsberuhigte Straßen oder solche mit Radweg. Ein letztes Drittel sind Fahrradstraßen, auf denen Autos gern geduldete Gäste sind, weil sie sich dem Radverkehr anzupassen haben.

Fahrradstraß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äufiger geworden, und mittlerweile haben deren Nutzen auch die meisten Autofahrer verstanden und akzeptiert. Weil Berlin eine vernünftige Regelung aber nur schwer erträgt, ohne sie umgehend mit Schildern, bunten Markierungen und einem Forschungsprojekt zu verbessern, wurde ein knapper Kilometer in meinem Kiez zur mobilitätsbürokratischen Teststrecke erkoren. Die wichtige West-Ost-Verbindung wurde zunächst zur Fahrradstraße erklärt, was die vertrauten Vorfahrts- und Durchfahrtsregeln gründlich neu sortierte und die Fahrspur mit Streifen, Pfeilen und Symbolen verzierte. Hinzu kamen Abstellflächen für Lastenräder, damit für Autofahrer aus der Parkplatzsuche im dichten Wohngebiet eine urbane Langzeitstudie wurde. Schließlich stellte man Poller auf, jene Totems der Berliner Verkehrsberuhigung, an denen Lkw-Fahrer nun ihr räumliches Vorstellungsvermögen überprüfen.

Genau dort, wo diese überflüssigen Hindernisse, Gegenverkehr und rangierende Lieferwagen bereits um volle Aufmerksamkeit buhlen, fordern nun auch noch LED-Anzeigen den Augenkontakt. Grüne und rote Streifen verschieben sich psychedelisch auf den Displays. Sie sollen uns Radfahrern, die mit einem „angenommenen“ Tempo von 20 km/h anrollen, mitteilen, ob wir es an der nächsten Kreuzung noch über die Grünphase schaffen. Man kann freilich auch direkt zur Ampel schauen. Und es wäre ja gar nicht so schlimm, mal anzuhalten, wenn rot ist. Radfahrer, die das nicht schert, werden über die neue „VeloFlow“-Anlage nur lachen.

Andere fahren freihändig vorbei, um sich gehörig am Kopf zu kratzen, denn die Kosten belaufen sich nach Angaben des Berliner Senats auf mehr als 760.000 Euro. Umgerechnet kostet jede der 23 Anlagen samt Computertechnik, Funkmodulen, Stromversorgung, Planung und Forschung mehr als 33.000 Euro. „Hinzu kommen jährliche Betriebs- und Unterhaltungskosten von bis zu 31.000 Euro“, rechnet der Bund der Steuerzahler mit „VeloFlow“ im aktuellen Schwarzbuch ab. Hamburg werkelt gerade an einem ähnlichen Projekt.

Der eigentliche Witz ist aber nicht die öffentliche Verschwendung, sondern der Fördertopf: Für den Bau von Radwegen oder weitere Fahrradstraßen wäre das Geld, das zu 85 Prozent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stammt, nicht verfügbar gewesen. Für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Allgemeinwissens, dass eine Ampel uns in unserem Vorwärtsdrang behindern kann, aber schon.

IK ALDAMA/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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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Jahr nach den großen Debüts zeigt sich in Mailand, New York und Paris, dass nicht alle Designer ihren Weg gefunden haben. Doch in den Nischen gibt es Jubelstürme – und die beste Geschichte kommt aus Lagos

Die Unruhen im Modeherbst

Was für ein Abschied! Der golden funkelnde Eiffel-turm im Hintergrund. Riesige goldene Kronleuchter über dem Laufsteg. 49 goldene Kleider, deren Schnitte die große Geschichte des Hauses Yves Saint Laurent nacherzählen. Zum Schluss noch einmal zehn Kleider in Schwarz, die das Ende der glorreichen Ära illustrieren, in der der belgische Modedesigner Anthony Vaccarello die Welt mit seinen feierlich inszenierten, makellos geschneiderten Kollektionen beglückte (und den Umsatz geschätzt verdreifachte). „You are so much Saint Laurent, Anthony“, sang Charlotte Gainsbourg, auch sie eine Art französisches Nationaleigentum. Und der Designer überreichte seinem fünfjährigen Sohn Luca einen Gegenstand, den ergriffene Zuschauer voreilig und falsch als den Schlüssel zum Haus Saint Laurent interpretierten. Mon Dieu!

Adriano Sack

Aber war es überhaupt ein Abschied? Die Gerüchte, dass Vaccarello die Marke verlassen wird, waberten schon vor der Show. Doch bis heute gibt es dazu noch kein offizielles Statement, weder von ihm noch von dem Modekonzern Kering, der damit einen seiner verlässlichsten Kreativdirektoren verlieren würde. Und anderswo im Portfolio läuft es auch nicht gerade rund. Der pathetisch-güldene Schwanengesang, gefolgt von bleiernem Schweigen, ist in gewisser Weise typisch für die Modewelt, die die Kunst der Instagram-tauglichen Inszenierung perfektioniert hat, wie die scheinbar schwebenden Autos bei Louis Vuitton zeigten, aber trotzdem eher Ratlosigkeit verströmt. Ein Jahr nach den wichtigen Debüts bei Chanel, Dior und Gucci, Fendi, Valentino, Bottega Veneta, Loewe und Balenciaga hat die Spannung in der Modewelt deutlich nachgelassen. Der Gewinner ist ausgemacht, nämlich Chanel. Andere hochkarätige Debütanten tragen ihre Identitätsfindungsschwierigkeiten aus, besonders augenfällig der eigentlich begabte Pierpaolo Piccioli bei Balenciaga.

Zu den meistdiskutierten Schauen in Paris zählte die des kanadischen Duos Matières Fécales. Sie nannten ihre Kollektion „99 Percent“, was an ihre vorherige Show „The 1 Percent“ anschloss – und ließen sie von 99 nichtweißen Models vorführen. Wie so etwas bei einer Marke für Luxusmode aussieht? Ein Model trug auf ihren Schultern zwei schlaff herabhängende Männerpuppen in Anzügen, die an Wall-Street-Banker erinnerten – oder an den Präsident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War es eine Anspielung auf Trumps Schlafattacken? War es Jagdbeute? Das Publikum war, und das würde vermutlich niemand als Beleidigung empfinden, eine wahre Freakshow mit Plateauschuhen, modifizierten Körpern, aus den Schädeln wachsenden Hörnern. Die Gründer der Marke mit dem

Fäkalnamen, Hannah Rose Dalton und Steven Raj Bhaskaran aus Montreal, haben seit 2014 eine Fangemeinde aufgebaut, von der andere Marken nur träumen können. Auch wenn die Kritikerin der „New York Times“ die modische Substanz bei der Kollektion vermisste und auf überdeutliche stilistische Anleihen bei Alexander McQueen und John Galliano verwies. Aber so wie jede Generation ihren verstörten Jungen an der Gitarre ersehnt, braucht vielleicht jede Generation eine Marke, die sich wütend und schillernd allen Konventionen und Schönheitsidealen entgegenstellt. Was früher Jean-Paul Gaultier und später Rick Owens waren, sind heute Matières Fécales. Ihr Förderer Owens saß übrigens in der Show. Und zeigte wenig später seine Mode, die vermutlich als Pfeifenreiniger-

Kollektion in die Geschichte eingehen wird. Die Models trugen sperrig behaarte Konstruktionen, von denen der Designer behauptete, sie seien überraschend praktisch und tragbar. Vor allem aber bewies er wieder einmal, wofür nischige, unabhängige Marken gut sind: Sie können sich wirklich jeden Quatsch erlauben und werden dafür umso inniger geliebt.

Bei der modisch nicht wirklich relevanten Fashion Week in New York gab ein Mann sein Debüt, mit dem nun wirklich niemand gerechnet hatte. Kai Cenat, der erfolgreichste Streamer der Welt, der seine Rund-um-die-Uhr-Online-Existenz für ein paar Monate ruhen ließ, um die Modemarke Civet zu gründen. Er zeigte eine übersichtliche Kollektion aus minimal variiierter Streetwear, etwa Hoodies mit taschentuchdünnen Kapuzen, futuristischen Rucksäcken und ein bisschen Pelz. Die Vorbilder – Virgil Abloh, Kanye West,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Pharrell Williams von Louis Vuitton – waren deutlich erkennbar, aber das spielte keine Rolle. Cenat ist ein Mann von beträchtlichem Charme, der Superstars wie LeBron James oder Nicki Minaj in sein Studio-Wohnzimmer einlädt und mit ihnen von seinem notdürftig geflickten Bürosessel aus Blödsinn redet: „Nicki, wolltest du mich gerade ins Gesicht treten?“ Er erreicht eine neue, modeferne Zielgruppe, hat 16 Millionen Abonnenten mit seinem YouTube-Kanal, und sein

Debüt betrachteten 180.000 Zuschauer im Livestream. Die Überwältigung nach seiner Show mündete in einer Gruppenumarmung mit seiner Familie, die ebenso wie die Stimmung bei Matières Fécales deutlich machte, was der Mode mit ihren eingespielten und abgekarteten Ritualen oft fehlt: echte, rohe Emotion.

Tatsächlich ist der Einsatz woanders höher. Fast zwei Jahre, nachdem er bei Gucci angefangen hat, zeigte Kreativdirektor Demna in Mailand eine Kollektion, von der er behauptet, nun habe er den Markenkern des italienischen Luxuskonzerns endlich begriffen. Er ließ sie vorführen in einer Kulisse, die aussah wie eine gigantische Boutique, angeblich die Blaupause für die künftige Gestaltung der Gucci-Läden. Vor allem aber war es seine

Art, sich über das Kunstgetue der Branche lustig zu machen. Am Ende geht es darum, Produkte zu verkaufen. Keiner zeigt das so schnöde wie Demna, und geneigte Beobachter mögen darin eine Art Verfremdungseffekt im Brechtschen Sinne sehen. „Snobby, bourgeois, exzentrisch“, beschrieb er gegenüber „Business of Fashion“ seine Vision für Gucci, und der Kritiker des Fachtitels nannte die Kollektion einen „Durchbruch“. Doch so überwältigend „hot“ seine Show wirkte – mit Anleihen beim Reitsport und bei den schönen, jungen Reichen Mailands, den sogenannten paninari –, fehlen ihm bei Gucci bisher die Superhits und disruptiven Ideen, mit denen er früher die Modewelt vor sich herjagte. Vielleicht aber will diese auch gar nicht mehr gejagt werden.

Und so ist es kein Zufall, dass die schönste Geschichte der Saison nicht von einer großen Marke stammt, sondern aus Lagos. Dort nahm das Model Rachel Ojuromi mit selbstgebastelten Looks eine Straßenversion der Métiers d'Art-Show von Chanel im Herbst 2025 auf, die in den sozialen Medien Begeisterungsstürme auslöste. Und offenbar einen Anruf vom französischen Modehaus, für das sie dieser Tage ihr Debüt lief. Der Kreativdirektor Matthieu Blazy tat kund, dass es sich um seine bisher beste Kollektion handelte. Was man halt so sagt, wenn man oben steht. Tatsächlich kennt man allmählich seine Tricks – ehemals Striktes fließen lassen, verschwenderischer Einsatz von Mustern, Farben und Texturen, charmante Details wie die Spielkartenknöpfe – und auch wenn das ungerecht sein mag: Selbst Brillanz erlebt den Gewöhnungs-effekt. Doch schon steht das nächste hochkarätige Debüt an. Dario Vitale wurde bei Versace nach nur einer Kollektion gefeuert, im Frühjahr zeigt er seine erste Emporio-Armani-Show, und man speku-liert schon, ob das der Probelauf für das ist, was Amerikaner „the big job“ nennen.

Luxusprobleme

Was das Herz begehrt

Adriano Sack

Orange geht nun wirklich nicht", beschied mir meine Freundin S. mit ihrem unfehlbaren Geschmack, während mein Mann schnurrend daneben saß, weil sie ihm damit recht gab. „Ich will aber keine Richtigmacherfarben wie Taubengrün oder Sardinengrau von Farrow & Ball!“, konterte ich störrisch. Dann wurden wir von der schnellsprechenden Violinistin unterbrochen, und das Dinnergespräch führte woanders hin, zu Alice Weidel oder zum diesjährigen Maronenbestand in Brandenburger Wäldern – ich weiß es nicht mehr genau.

Mir war das sehr recht, denn ich befand mich auf verlorenem Posten. Es ging um neue Wandfarben für die Wohnung, bekanntlich eine existenzielle Frage. Wenn man in eine Lebensphase schlittert, in der man nicht mehr jede Nacht unterwegs ist, nimmt man die Gestaltung des eigenen Zuhauses schweren Herzens wichtiger als Barpersonal und Clubtoiletten. Ich bin in dieser Hinsicht frühkindlich geprägt. Es gab eine Phase in meiner Familie, da hatte mein Bruder ein froschgrünes, meine Schwester ein kreischend-oranges und ich ein Zimmer in Poolblau.

„Da kriege ich Kopfschmerzen, da kann ich nicht schlafen, das macht mich total unruhig. Vom Feng Shui her ist das ganz schlecht, das erschlägt ja die Kunst, wie sieht denn das mit dem grünen Samtsofa aus?“ – so in etwa klingen die sogenannten Argumente gegen eindeutige Farben an den Wänden. Irgendwie hat sich im kollektiven Bewusstsein die Überzeugung festgebohrt, dass abgemilderte und abgetönte Wandfarben eine Frage sowohl des wohltemperierten Geschmacks als auch der Seelenhygiene sind.

Das ist erwiesenermaßen Quatsch. Bis in die 1980er-Jahre arbeiteten die Mitarbeiter des „Spiegel“ in einem von Verner Panton gestalteten Mini-Hochhaus, in dem jede Etage in einer anderen Knallfarbe erstrahlte; Kantine und Poolbereich waren noch bunter. Es war die Ära der maximalen Strahlkraft des Magazins. Klassische Museen wie die Tate Britain in London oder die Berliner Gemäldegalerie haben Wandfarben, die ob ihrer Entschlossenheit heute niemals durch den Ausschuss gewunken würden. Denn auch wenn Politiker meist demonstrativ auf ihre Geschmacksferne pochen – man denke nur an Joschka Fischers diagonal gekacheltes Außenministerbüro –, wäre bei ochsenblutfarbenen Museumswänden der Spaß vorbei. Wenn man sich die überladenen Palastwände vorstellt, für die die Kunst angefertigt wurde, zeigt sich, was sich hinter den weißen Wänden verbirgt: Verzagtheitsblässe. Sollte bei dem Neubau Berlin Modern noch eine Eingriffsmöglichkeit bestehen: Ich plädiere für knallbunte Wände.

Denn als ich kürzlich in Hamburg aus meinem neuen Roman „In die Sonne fliegen“ vorlas, tat ich das in einem Fotostudio vor einer Küche, die von oben bis unten im Farbton „Heart’s Desire“ gestrichen war. Und was das Herz will, zumindest nach Meinung des Farbenherstellers Maleco, ist ein gnadenloses Rot. Der Effekt: Selbst die schlüpfrigen und derben Passagen perlten nur so aus meinen Lippen. Ich fühlte mich wie in einer Kulisse des spanischen Regisseurs Pedro Almodóvar – was Besseres kann einem kaum widerfahren.

P.S.: Wir einigten uns auf Froschgrün und Poolblau. Immerhin.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KONRAD FISCHER GALERIE/FOTO ROMAN MÄRZ

High 5

Stiltipps der Woche Zusammengestellt von Maria-Antonia Gerstmeyer

Neue Berufung

Martin Margiela hat sich 2008 vom Laufsteg verabschiedet. Seitdem macht der Belgier, der die Antwerp Six als +1 ergänzte, Kunst. In der Berliner Galerie Konrad Fischer zeigt er seine transformierten Alltagsgegenstände und pulsierenden Gemälde erstmals in Deutschland, darunter eine Installation aus 20 Kinosesseln. Bis 19. Dezember

Reiches Erbe

ROBERTO NINO BETANCOURT

Architektur zum Einschenken: Die Mailänder Designerin Agustina Bottoni bringt die Formensprache der italienischen Baukunst an den gedeckten Tisch.

Nach ihrer von den Säulen der Villa Necchi Campiglio inspirierten Champagner-Coupe folgt nun die Karaffe „Finial“ mit ihrer markanten Silhouette. Handgefertigt in Italien von Glasbläsermeistern. 210 Euro.

Flexible Steine

Es ist eines der aufwendigsten Stücke der Haute-Joaillerie-Kollektion von Messika, die gerade in Paris vorgestellt wurde: ein Collier mit einem 12,81-karätigen Sambia-Smaragd und rund 600 Diamanten in verschiedenen Schliffen. Unsichtbare Komponenten sorgen dafür, dass die Konstruktion beweglich bleibt. Preis auf Anfrage.

Süße Models

GIULIO RUSTICHELLI

Zweimal im Jahr bringt Armani mit Poldo eine Kollektion für Hunde heraus. Die Kampagnenbilder sind so entzückend

dass man sie niemandem vorenthalten möchte. Zwar sind auch die menschlichen Models erstklassig besetzt, doch an die Dackel mit ihren armaniblauen Halsbändern und Samtmäntelchen kommen sie nicht heran. Ab 180 Euro.

Herbstliches Flair

Wenn der Herbst losgeht, entfaltet der Londoner Stadtteil Mayfair eine Extraportion Flair. Im Brown's Hotel beginnt dann die Dahlien-Saison, mit vollgepacktem Programm zur Kunstmesse Frieze. Wer denkt, das geht besser als bei Merkel, kann sogar ein persönliches Porträt in Auftrag geben! Übernachtung um 1000 Euro.

L

ippenstiftspuren am Glas, die Kerzen zur Hälfte heruntergebrannt, Servietten auf dem Teller. Das Arrangement sieht aus, als hätten die Gäste die Tafel gerade

verlassen. Auch die Schafgarbe in den Vasen lässt sich hängen. Im Nebenraum beugen sich unnatürlich lange, zartgelbe Nelken aus einer brusthohen Standvase in Richtung einer Armlehne, als seien sie Tentakel, die nach der Chaiselongue greifen. Auf einem Couchtisch steht ein riesiger Nelkenstrauß – auf dem Kopf, die weinroten Blüten als Basis. Über das mit ebenfalls weinrotem Stoff bezogene Sofa ergießen sich weitere Nelken – als sei eine Vase umgefallen oder jemand habe die Blumen wutentbrannt dorthin gepfeffert.

Annemarie Ballschmiter

„Ich genieße diese Zufälligkeit, gerade weil durch KI inzwischen alles zu perfekt wird“, sagt Lilo Klinkenberg über ihre Inszenierung. Die Berliner Floral-Designerin und Gründerin von Studio Lilo, die normalerweise mit Materialien wie Blumen und Pflanzen und im Grenzbereich von Floristik und Kunst arbeitet, hat eine Stoffkollektion entworfen, die im Rahmen dieser Rauminstallation präsentiert wird. Ein zweifarbiger, dunkler Bouclé-Jacquard im Damaststil, bordeauxfarbener Satin mit Krawattenstreifen, schokoladenbrauner Satindamast oder eben Uni-Gewebe in Grau, Weinrot und – Limettengrün. „Bis auf das Grün sind die Farben und die Motive sehr klassisch, nicht trendgetrieben. Ich wollte etwas schaffen, das Bestand hat, keinen Stoff, den man ein Jahr lang mag und dann wieder austauscht.“ Etwas schaffen, das Bestand hat: Das war eine Sehnsucht von Klinkenberg. Etwas, das nicht vergänglich ist, wie ihre amorphen Skulpturen aus Moos (ihr Lieblingsmaterial) und Hortensien, aus Gräserbündeln oder Lilienknospen, aus Radicchio oder Mimosen-Kaskaden. Von diesen Arbeiten bleiben nur Fotos oder Videos.

„Ich habe das im vergangenen Jahr intensiv manifestiert, und dann kam tatsächlich im Januar die Anfrage“, sagt Klinkenberg. Neun Monate später war die Kollektion für das schwedische Unternehmen Bemz fertig. Bemz ist damit erfolgreich geworden, Bezüge für Ikea-Möbel anzubieten, um diese individualisierbar zu machen. Für die 34-Jährige verknüpfen sich in diesem Projekt auch zwei Lebensstränge. Zum einen hat Klinkenberg Modedesign studiert – an der 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in Berlin, ihrer Heimatstadt –, textile Fachbegriffe wie Jacquard oder Bouclé sind also keine Fremdwörter für sie. Zum anderen hat sie ein fast schon architektonisches Interesse an Räumen und den Objekten im Raum. Für ihre eigene Wohnung hat sie eine Couch mit Edelstahlsockel und ein geschwungenes Metallregal entworfen, nachdem sie nichts gefunden hatte, das ihren Vorstellungen entsprach. Auch denkt sie ihre oft monochromen botanischen Arbeiten, die von Kunden wie Jil Sander, Bocci, Cartier und manchmal auch einem Hochzeitspaar beauftragt werden, konsequent vom Raum her. Es geht um Proportionen, Formen, Materialien, Texturen und Farben.

Ein paar Tage nach dem Stoff-Launch folgt ein Treffen in ihrem Studio in Kreuzberg, einem Ladengeschäft unweit des Oranienplatzes. Im Schaufenster ein Arrangement mit hellgrünen Zierkürbissen, eine schwarze dreieckige Vase, eine Erbsenpflanze, deren grüne Perlenschnüre an einen kleinen Springbrunnen erinnern, ein Philodendron in einem glänzenden Metallpokal. Innen ein White Cube.

„Vor zehn Jahren habe ich mit zwei meiner drei Geschwister ein Restaurant aufgemacht, das „Mirika“ hier um die Ecke. Das haben wir abends auch für private Veranstaltungen vermittelt, und ich habe angefangen, die Blumendekoration dafür zu machen“, erzählt Klinkenberg über ihre Anfänge als Floral-Designerin. „Relativ schnell hatte ich dann keine Lust mehr, nur am Tisch zu arbeiten.“ Über Freunde kamen die ersten Aufträge von Unternehmenskunden. „Bei einem Abendessen der Sneakermarke Converse in einer Bar am Kottbusser Tor habe ich dann die Fenster bespielt und nicht die Dinnertafel.“ Es war eine Zeit, in der Floral-Designer noch rar waren. „Ich konnte viel ausprobieren, die Möglichkeiten schienen endlos.“

Inzwischen reist sie für ihre Produktionen nach Paris, Mailand oder auch nach Apulien. Wo immer ihre Projekte sie hinführen, versucht sie, einen Tag länger zu bleiben, um Museen zu besuchen. Kunst inspiriert sie. Die Skulpturen von Tony Cragg beispielsweise. „Das würde ich gerne mal hinkriegen, so zufällig, aber trotzdem so geplant.“ Ihre Art zu arbeiten leitet sie aus den Kontrasten ab, die das Stadtbild bietet: „Die Form von Pflanzen und Bäumen nimmt man in der Stadt viel intensiver wahr als in der freien Natur.“

„Moos ist ein fantastisches Material“ Amorphe Skulpturen aus Hortensien oder Grasbüscheln,

Amorphe Skulpturen aus Hortensien oder Grasbüscheln, üppige Sträuße, die auf dem Kopf stehen – die Berliner Designerin Lilo Klinkenberg formt aus Pflanzen ungewohnte Welten. Jetzt hat sie eine Stoffkollektion entworfen

Oben: Lilo Klinkenberg in ihrer Inszenierung für die Präsentation ihrer Stoffkollektion. Unten: Skulptur aus Moos, Hortensien und Argyraeus

Immer wieder greift Klinkenberg zu Moos: „Es ist ein fantastisches Material. Ich arbeite mit Moos wie andere Künstler mit Ton. Man kann es in jede Form bringen, man kann es färben und konservieren.“ Mit klassischer Floristik haben ihre Arbeiten wenig gemein. Trotzdem hat sie für einige Monate eine Floristenschule besucht. „Ich bin so aufgewachsen, dass man alles, was man macht, richtig machen muss“, erzählt sie. „Da habe ich gelernt, wie man Blumen anschneidet. Alles andere, was sie mir beibringen wollten, wollte ich nicht lernen. In der Floristenausbildung gibt es so viele Regeln: wie man einen Strauß zu binden hat, wie die Blumen angeordnet werden müssen, Spirale, Dreiecksform, linear. Und dann, es war Winter, sollten wir einen Strauß mit einer Lichterkette darin gestalten. Da war mir klar, dass ich sofort mit der Floristenschule aufhören muss, sonst verfälscht das meine Art, die Dinge zu sehen“, erinnert sich Klinkenberg, die plant, einen Ableger zu gründen, der sich auf Hochzeiten spezialisiert, und sich mit Studio Lilo auf die künstler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und freie Experimente zu fokussieren.

Buntes ist ihr Ding nicht. Als „Dark Romance“ wird ihre Ästhetik oft bezeichnet. „Grün, dunkelblau, schwarz, auch dunkelrot, das sind meine Farben. Ich finde diese Töne beruhigend“, sagt sie und blickt auf einen Edelstahltisch mit Rollen, der mit fast schwarzen, bei genauem Hinsehen leicht lila und grün schillernden Hortensien-Blütenkugeln bedeckt ist.

Gibt es Blumen, die auf ihrer persönlichen No-Go-Liste stehen? „Nein, es ist immer nur die Frage, wie man sie einsetzt und mischt. Aber es gibt schwierigere und einfachere Blumen“, präzisiert sie. Zu letzteren gehören für die Botanik-Künstlerin ganz klar Hortensien. „Es ist einfach, eine wunderschöne Form aus Hortensien zu bauen. Bei den dunkleren muss man sich noch nicht mal Gedanken darüber machen, ob sie im Wasser stehen, weil sie auch toll aussehen, wenn sie eintrocknen.“ Schwierige Blumen sind solche, die in einer Installation einzeln mit Wasser versorgt werden müssen oder auch in der Vase wahnsinnig schnell eingehen, Skabiosen beispielsweise. Doch auch Verfall kann attraktiv sein: Pfingstrosen, Lilien und Tulpen sind für die Designerin Blumen, die in jedem Stadium gut aussehen. Gerne würde sie einmal ein Event machen, bei dem nur eingegangene Blüten zum Einsatz kommen.

Ein weiteres Projekt, das der Vergänglichkeit trotzt, ist bereits in Arbeit. Nur so viel verrät sie: Es handelt sich um drei kleine Produkte, die im kommenden Jahr während der Design Week in Mailand präsentiert werden. Das Material: Stein. Beständiger geht es kaum.

I

Törtchen in Taipeh

m Zentrum Taipehs, in einem kleinen, skandinavisch inspirierten Café an einer Seitenstraße des Songshan-Distrikts liegt eine angegilbte DVD in der Ecke. Es ist Ang Lees Meis-

terwerk „Eat Drink Man Woman“. Die meisten der jungen Gäste hier mit ihren handgetöpferten Keramikbechern haben dafür keinen Blick. Der Sensationserfolg aus dem Jahr 1994 erzählt anhand des Meisterkochs Chu und seiner drei Töchter von Taiwan und davon, wie das ganze Leben – Freiheit, Identität, Wandel und Zugehörigkeit – am Esstisch verhandelt werden kann. Wie Taiwans Küche aus einer hochkomplexen Überlagerung indigener Traditionen, der Einwanderung aus Fujian und der Hakka-Kultur, den niederländischen und spanischen Einflüssen des 17. Jahrhunderts, der japanischen Kolonialzeit, den chinesischen Regionalküchen und der amerikanischen Prägung entstand. Und wie viel Eigensinn und Widerständigkeit darin liegt, sich immer wieder Neues einzuverleiben und doch ganz bei sich zu bleiben. Vor allem aber: sich in äußerster Gelassenheit essend und trinkend nicht von den Weltuntergangsfantasien forttragen zu lassen, die Taiwan permanent umwehen. Ruhig bleiben und Hipsterkaffee schlürfen.

Christoph Wirtz

Weiter vorn an der Hauptstraße, im kürzlich eröffneten Luxushotel „Capella“, sitzt dessen deutscher General Manager Dennis Laubenstein – zum Restaurantfachmann ausgebildet im „Bar-eiss“ im Schwarzwald – am Holzcounter des mit zwei Sternen dekorierten Omakase-Restaurants „Mizue“ und isst ein elfenbeinschimmerndes Tintenfisch-Nigiri. Er sieht die Dinge ganz ähnlich wie die Einheimischen: „Wer so viel erlebt hat wie die Menschen hier, wer permanent die Balance halten und Nerven bewahren muss, der beschäftigt sich nicht ständig mit dem Weltgeschehen. Der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r Frage, was als Nächstes auf den Tisch kommt.“ Im „Rong Ju“, dem kantonesischen Restaurant des Hotels, hat man unter anderem die Wahl zwischen geeister Elefanten-rüsselmuschel mit Schnittlauchöl und frittierter Taube mit Zitronengras. Die bewegte Geschichte Taiwans wird im angrenzenden dreistöckigen Bar-Komplex in Form einer „Liquid History“ nachempfunden – mit Dutch Genever, Spiced Rum und einheimischen Botanicals aus Mikrodestillerien in den Bergen. Und mit Kentucky-Bourbon.

Ein Markt, der dampft, zischt und lärmt: Die Raohe Street in Taipeh erwacht, wenn es dunkel ist

Taiwans erste McDonald's-Filiale ist nur ein paar Schritte vom „Capella“ entfernt: No. 135, Section 3, Minsheng East Road. Der gastronomische Anker zur Schutzmacht und eine Art Tor zur dahinterliegenden Minsheng-Community, einem in den 1960er-Jahren angelegten, stark amerikanisch beeinflussten Wohnquartier mit breiten, baumbestandenen Straßen, niedriger Bebauung und kleinen Parks. Das Viertel ist ein Musterbeispiel dafür, wie Taipeh seine Vergangenheit bestehen lässt und gleichzeitig in Neues verwandelt. 2025 belegte das

In Taiwan beschäftigen sich die Einheimischen lieber mit der nächsten Mahlzeit als mit Weltuntergangsszenarien. Ein kulinarischer Streifzug durch die Hauptstadt

VERNON YUEN/NEXPHER VIA ZUMA PRESS WIREPICTURE ALLIANCE

Auch die Kleinigkeiten in den unzähligen Cafés und kleinen Läden rund um die Fujin Street haben es in sich, etwa das betörende Mürbegebäck irgendwo zwischen Sablé und Shortbread im hippen „But. We Love Butter“. Ein paar Ecken weiter fertigt eine winzige Bäckerei Danjuan Egg Rolls: aus hauchdünnen Schichten auf heißen Platten gebackene und zu superknusprigen Zigarren gerollte Kekse. Sie werden unter anderem mit Pork Floss gefüllt, gekochtem, zerkleinertem Schweinefleisch, das mit Sojasauce und Gewürzen mariniert, getrock-

Land im „World Happiness Report“ den ersten Platz in Asien. Ein Rang, zu dem das gastronomische Angebot in seiner immensen Vielfalt sicher beiträgt: 76 Sterne listet der „Guide Michelin“ aktuell für die Insel – einer davon schmückt das „La Vie“ des deutschen Küchenchefs Thomas Bühner in der Noke Mall im Zhongshan-Distrikt von Taipeh.

net und unter Rühren gebraten wird, bis eine federleichte, flockig-wollige Textur entsteht. Am Minsheng-Park sitzen ältere Leute im Flagship-Café der Kette „SunnyHills“ zwischen hellem Holz und tropisch-moosigem Grün und essen buttrige Ananastörtchen zum Tee – lange vor den Halbleitern ein bedeutender Exportartikel der Insel.

Zum Mittagessen empfiehlt Dennis Laubenstein das Restaurant „Fujin Tree“, das Taiwans Küche mit ihren salzigen, fermentierten, leicht süßen und wokgerösteten Aromen dezent modernisiert und mit dem Schmelz und der Frische französischen Champagners zusammenbringt: Schweinehackfleisch mit Schnittlauch, tausendjährigen Eiern, Chili, Knoblauch und fermentierten schwarzen Bohnen. Austern mit Knoblauch, Chili und frittiertem Youtiao. Dazu schmeichelnd perlende Pinot Noirs aus Ambonnay, zitrisch-florale Chardonnays aus Avize, große Namen und kleine Handwerkscuvées.

Wer verstehen will, nach welchen Prinzipien taiwanesisches Handwerk funktioniert und wie das Hightech-Wirtschaftswunder der vergangenen Jahrzehnte entstanden ist, das dem Land aktuell ein Wachstum von fast zehn Prozent beschert, trinkt zum Mittag keinen Champagner. Sondern beobachtet in einer der vielen Filialen der 1958 gegründeten Restaurantkette „Din Tai Fung“, wie die Köche in der verglasten Küche ihre himmlischen Xiao Long Bao – hauchdünn umhüllte, mit würzigem Hackfleisch und heißem Fleischsud gefüllte Teigtaschen – falten: hochpräzise, hochstandardisiert, hochskalierbar. Hier wie täglich hunderttausendfach zwischen London, Abu Dhabi und Los Angeles gilt dieselbe Formel: 5 Gramm Teig, 16 Gramm Füllung, 18 Falten, Gesamtgewichtstoleranz 0,2 Gramm.

Jen-Hsun Huang, dessen Unternehmen Nvidia mit ähnlichem Perfektionismus dazu beigetragen hat, Taiwans Halbleiter-Ökosystem zu einem Pfeiler der Weltwirtschaft zu machen, besuchte Ende Mai den Nachtmarkt in der Raohe Street, um Shaved Ice mit Mango und Matcha zu essen. Bei Weitem nicht die interessanteste Wahl! Nicht weit vom prächtigen Songshan-Ciyou-Tempel funkelt das Zugangstor des dampfenden, zischenden und lärmenden Marktes über den glutheißen Öfen des Stands Nummer 002. Seit der amerikanische Koch und Kulinarik-Abenteurer Anthony Bourdain hier ein Hujiao Bing gegessen hat – saftig-fettes, mariniertes Fleisch in einem duftenden Sesambrötchen –, führt für viele internationale Besucher kein Weg mehr daran vorbei. Genauso wenig wie am Stand des „Jiahe Squid King“ ein paar Meter weiter: blanchierter Tintenfisch, elastisch und fast süß, mit würziger Shachasauce und Thai-Basilikum. Fragt man kauend einen der Wahrsager, die gleich nebenan ihre Dienste anbieten, nach dem Schicksal Taiwans, zuckt er mit den Schultern. Auskünfte über eine chinesische Invasion kosten 150 Taiwan-Dollar 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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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jeder Markt ist auch der für hochwertige Uhren ein Gebilde der menschlichen Fantasie. Welche Marke die Experten wann wie hoch bewerten, hängt von Faktoren ab, an denen die Hersteller kaum etwas ändern können. Momentan läuft der Handel bestenfalls solide – und in Zeiten der Unsicherheit profitieren die großen Manufakturen: Rolex, Cartier, Omega, Patek Philippe und Audemars Piguet gelten bei Kunden als sicherer Hafen, wenn sie eine beträchtliche Menge Geld in die Hand nehmen.

Doch die Sparte Grand Seiko fasziniert mich noch mehr. Häufig höre ich das Argument, es sei bei japanischen Uhren wie bei japanischen Autos: beste Qualität, aber in der Oberklasse einfach nicht zu Hause. Wie ich das sehe, fasst am besten das zusammen, was einst ein Geschichtsdozent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einem Prüfling nach einer zweifelhaften These an den Kopf knallte: „Da kann ich nur sagen: falsch, falsch, falsch, alles falsch, und übrigens auch komplett falsch.“

Ich kann das nachvollziehen, finde es aber schade. Natürlich zieht es den ganzen Markt hoch, wenn es unangreifbare Institutionen gibt. Mir gefällt an der Branche allerdings ihre Vielfalt am besten. Auf jedem Preislevel finden sich überzeugende Modelle. Dieses Mal stelle ich zwei Häuser vor, die nach meinem Verständnis derzeit zu wenig Beachtung finden. Da ist zum Ersten Seiko: Eine „Seiko 5“ ist eine höchst robuste Sportuhr, die einen mittleren dreistelligen Betrag kostet. Damit macht man zum Einstieg alles richtig.

Quality Time

Zwei für mehr Vielfalt

Philip Cassier

Wer sich wirklich für Handwerk interessiert, hat vor der japanischen Tradition Respekt. Die Feinheit, Hingabe und Disziplin, die dort herrschen, können sich mit allem messen, was die Europäer zustande bringen. Ein Blick in ein mechanisches Werk des Unternehmens reicht: Optisch wirken die Kaliber schlicht und ziseliert zugleich. Das ist ein Effekt, für den man brillante Konstrukteure braucht.

Darüber hinaus bietet die Manufaktur mit ihrer Spring-Drive-Technik einen einzigartigen Antrieb an, der elektronische und mechanische Zeitmessung verbindet und wesentlich präziser arbeitet als jedes noch so genaue Mechanik-Werk. Und wenn man dann sieht, wie aufwendig die Zifferblätter gearbeitet sind ... okay, ich höre schon auf, bevor das hier in Werbung ausartet.

Parmigiani Fleurier ist die zweite Manufaktur, die mehr Aufmerksamkeit genießen könnte. Sie existiert seit 30 Jahren; 1996 hatte der berühmte Schweizer Restaurateur Michel Parmigiani das Unternehmen gegründet, und von Beginn an war die Qualität auf höchstem Niveau. Zwischen 2010 und 2015 schwärmten Kunden und Experten vom klassischen Look und den Werken gleichermaßen. Doch zum Ende des Jahrzehnts hatte das Unternehmen, das der Sandoz-Stiftung gehört, sein Momentum verloren.

Das änderte sich zu Beginn der 2020er-Jahre. Mit Guido Terreni kam jemand als CEO, der bei Bulgari viel Gutes für die Uhrensparte getan hatte. Er verordnete den Modellen ein ganz anderes Aussehen; heute ist eine Parmigiani nicht mehr klassisch, sondern auf eine Weise reduziert, dass sie ein distinktes Aussehen hat, aber nur von echten Kennern identifiziert wird. Doch auch die Technologie trieb Terreni voran – der Schleppzeiger-Chronograf mit Monopusher war eine der Attraktionen der Watches and Wonders; hinter der Bezeichnung verbirgt sich eine Stoppuhr, mit der sich Rundenzeiten messen lassen, für die ein Knopf am Gehäuse zur Steuerung ausreicht.

Eine Parmigiani erfordert eine beträchtliche Investition. Grand Seiko verschenkt seine Uhren ebenfalls nicht. Doch Kunden dieser Marken dürfen sich als Individualisten fühlen. Das ist eine Leistung, die für sich spricht.

Unterwegs

Kreuzfahrt geht an Land

Kira Hanser

D em tropischen Wasser so nah, die weißen Strände in Sichtweite. Eine Kreuzfahrt durch die Karibik klingt verlockend, kann aber enttäuschend sein. Man fühlt sich dort zuweilen wie ein Zaungast. Es ist ziemlich masochistisch, von Bord beobachten zu müssen, wie andere Urlauber vor Jamaika schnorcheln, Jetski fahren oder von Badeplattformen kleiner Yachten jauchzend ins Wasser springen. Man blickt sehnsüchtig hinüber. Wie gern würde man jetzt auch in einer Hängematte unter Palmen schaukeln, statt die Liege vor den Schiffspools mit Handtüchern zu verteidigen! Tag für Tag geht es zum Beispiel auf Schiffen von Royal Caribbean, Disney Cruise Line oder auch Norwegian Cruise Line in die Häfen von Trauminseln – und zum organisierten Strandausflug.

Das erschwerte spontane Badevergnügen im tropischen Meer ist einer der entscheidenden Gründe, warum deutsche Gäste reine Karibik-Kreuzfahrten nach Angaben des Kreuzfahrtverbandes CLIA eher scheuen. Nur gut zwölf Prozent von ihnen sind demnach dort unterwegs; was freilich auch an der weiten Anreise liegt. Stärker nachgefragt ist deshalb eine Kombination aus Karibik-Kreuzfahrt und Badeverlängerung in einem Hotel, die aber bisher von den Reedereien selbst als Paket nicht angeboten werden konnte.

Das aber ändert sich jetzt. Der Kreuzfahrtkonzern Royal Caribbean Group, zu dem als Joint-Venture auch die 14 Schiffe von TUI Cruises und Hapag-Lloyd-Cruises zählen, geht an Land. Er hat sich bei der größten karibischen Hotelgruppe Sandals eingekauft, investiert nach eigenen Angaben drei Milliarden Dollar und übernimmt gleich mal 50 Prozent. Das bedeutet: Damit steigt ein Kreuzfahrtunternehmen erstmals in den Markt für All-inclusive-Resorts ein. Aktuell gibt es 19 Sandals-Hotels in der Karibik. Beide Unternehmen wollen ab 2027 kombinierte Angebote aus Kreuzfahrten und Hotelaufenthalten anbieten.

Das ist spannend, gerade für den deutschen Markt. Denn Konkurrenz naht. Hotelgruppen wie Ritz-Carlton, Four Seasons oder auch Aman Resorts gehen inzwischen vom Land aufs Meer und lassen ein Luxus-Schiff nach dem anderen bauen. Nach dem Motto: Was Reedereien können, das kann die Hotellerie besser. Wenn deren Gäste nach ein paar Tagen im Strandresort auch noch auf eine Yacht aufs Meer wollen, dann bieten die Hotelgruppen das inzwischen selbst an.

Alle großen Reedereien indes investierten bisher nur in Badetage auf eigenen Inseln und Privatstränden in der Karibik. Zehn davon gibt es bereits, wo man gemeinsam an den Strand geht, die die Schiffe während der Reise anlaufen. Damit sparen die Reedereien Hafengebühren, haben ihre Gäste weiter unter ihren Fittichen und kassieren zugleich deren Ausgaben an Land. Der gemeinsam verbrachte Strandtag mit quasi allen Passagieren ist aber nicht jedermanns Sache. Es ist lediglich die Verlagerung des Bordaufenthalts an den Strand, von Holzplanken auf Sandkörner. Mit Wasserspielen, Animation und Barbecue unter Palmen. Während US-Gäste diese bequeme Variante schätzen, kommt sie bei deutschen Kreuzfahrtgästen nicht so gut an.

Neuland für Wien-Fans

IRALGO74 / ALAMY STOCK PHOTO

Die österreichische Hauptstadt überrascht immer wieder aufs Neue. Wer die Vorortbahn nimmt, entdeckt ganz besondere Gründerzeitbauten, Heurigen und Wirtshäuser. Ab in die Außenbezirke, meint unser Wiener Autor

Pompös von Säulen umrahmt: Die 1972 erschaffene Bronzeskulptur, „dicke Esther“ genannt, auf der Freitreppe des Ernst-Fuchs-Museums in Hütteldorf

Seit 1987 harrt in Wien ein touristisches Geheimnis seiner Entdeckung: die Vorortelinie. Sogar die Einheimischen hatten die historische Bahnstrecke aus dem späten 19. Jahrhundert längst fast vergessen, als sie nach vier Jahrzehnten Verfall wiedereröffnet und als S45 Teil des modernen S-Bahn-Netzes wurde. Seither verbindet sie erneut die Außenbezirke, die sich bis in den Wienerwald ziehen. Sie wird weit weniger genutzt als die Verbindungen ins Zentrum.

Manfred Klimek

Dabei erzählt kaum eine andere Route Wien vollständiger. Denn zwischen den alten Endstationen Heiligenstadt und Hütteldorf stehen bürgerliche Gründerzeitvillen und sozialistische Gemeindebauten in Eintracht wie sonst nirgends auf der Welt. Heurige, Wirtshäuser, migratisch geprägte Straßenzüge, Fußball und Wald liegen oft nur eine Station auseinander. Wer hier unterwegs ist, entdeckt die Stadt, wie sie lebt. Neuland für Wien-Fans.

Eine Tour beginnt am besten am Bahnhof Heiligenstadt. Der historische Jugendstilbau von Otto Wagner, der ab 1894 als Chefarchitekt die Wiener Stadtbahn als Gesamtkunstwerk entwarf, ist heute modern überbaut, doch sind originale Elemente wie der Personentunnel nach wie vor erhalten. Direkt gegenüber erhebt sich mit dem Karl-Marx-Hof eine der berühmtesten sozialen Wohnanlagen Europas. Zwischen 1927 und 1930 errichtet und mit 1058 Metern Länge der größte zusammenhängende Wohnbau der Welt, ist die Anlage weit mehr als ein Gemeindebau. Das „Rote Wien“ zeigte damals, dass Wohnen mehr sein konnte als ein Dach über dem Kopf: Grünflächen, Kindergärten und Gemeinschaftseinrichtungen gehörten selbstverständlich dazu. Bis heute ist die Anlage Ausdruck einer Stadtpolitik, die soziale Fragen mitten in die Gesellschaft stellte – eine gewollte Provokation, die das Wiener Bürgertum erst Jahre später akzeptierte.

Quelle: OpenStreetMap
„Stadt in der Stadt“: Der Karl-Marx-Hof (links), erbaut 1927–30, ist der längste zusammenhängende Gemeindebau der Welt. Die 1272 Wohnungen sind begehrt

Pause: Deftige Kost und guter Wein im „Mayer am Pfarrplatz“ (I.), und das seit vielen Generationen, dann Spazieren im Türkenschanzpark
TOP PHOTO CORPORATION/ALAMY STOCK PHOTO

Nur wenige Gehminuten vom Karl-Marx-Hof beginnt eine andere Welt: Nussdorf. Einst ein Winzerort am Rand der Stadt, hat sich das Grätzl – so nennt man in Wien liebevoll ein kleines Stadtquartier – seinen dörflichen Rhythmus bewahrt. An der Grätzlgrenze zu Heiligenstadt findet man gleich zwei Wiener Institutionen. In einem ehemaligen Winzerhaus kocht im „Amador“ der deutsche Dreisternekoch Juan Amador auf höchstem Niveau. Ein Knaller ist seine würzige Version von Kaiserschmarrn mit Kaisergranat und Salzmarille. Wenige Schritte weiter sitzt man bei „Mayer am Pfarrplatz“ unter Kastanienbäumen bei „Gemischtem Satz“: Für diese Wiener Weinspezialität werden verschiedene Rebsorten, die im selben Weingarten wachsen, zu einer Komposition gekeltert. Dass Ludwig van Beethoven, der Wahlwiener aus Bonn, in diesem Haus einst wohnte, wird unaufgeregt erzählt.

Eine Station weiter hält die Schnellbahn in Oberdöbling. Der Bahnhof, eine detailgetreue Rekonstruktion des Jugendstilbaus von Otto Wagner, beeindruckt heute wieder mit seiner eleganten Fassade. Direkt davor beginnt mit der Straßenbahnlinie 38 ein kleiner Abstecher nach Grinzing, dem beliebten Heurigenort, den auch Reisegruppen ansteuern. Interessanter als die touristischen Betriebe ist hier allerdings die „Buschenschank in Residence“ von Jutta und Marco Kalchbrenner. Die kleine Karte verbindet eine moderne Heurigenküche mit asiatisch scharf gewürzten Speisen und den lokalen Wiener Weinen des Weltbürger-Winzerpaares. Serviert wird mit jener entspannt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die man eher in Kopenhagen oder Berlin vermuten würde.

Ein kleiner Spaziergang durch das Villenviertel der Hohen Warte, zurück Richtung Heiligenstadt, führt zur ehemaligen Villa des berühmtesten Kanzlers, den Österreich je hatte: Bruno Kreisky. In diesem Haus wurde von 1970 bis 1983 tatsächlich Weltpolitik gemacht – viele ältere Wiener trauern dieser bedeutenden Zeit noch immer nach.

Von der Hohen Warte zurück Richtung Sievering und Oberdöbling bleibt die Atmosphäre bürgerlich: Das Cottageviertel mit seinen Villen und Gärten gehört bis heute zu den prachtvollsten und teuersten Wohngegenden Mitteleuropas. Den passenden Abschluss dieses Spaziergangs bildet das Restaurant „Eckel“. Unter mächtigen Kastanien treffen sich hier seit Jahrzehnten Schauspieler, Musiker, Politiker und alteingesessene Döblinger Familien zu klassisch-raffinierter Küche. Im Restaurant der Familie Zarl, deren Kellner noch korrekt gekleidete Respektspersonen sind, wurde und wird über Premieren diskutiert, über Politik gestritten – oder über all das geflissentlich geschwiegen.

Ab der Station Gersthof beginnt ein anderer Abschnitt der Stadt. Die Vorortelinie verläuft hier auf einer unsichtbaren Grenze zwischen dem großbürgerlichen Wien und jenen Vierteln, die dichter besiedelt, internationaler und quirliger sind. Gerade diese unmittelbare Nachbarschaft macht den Reiz der Strecke aus.

Vom Bahnhof, der als Jugendstil-Juwel erhalten geblieben ist, führt ein kurzer Spaziergang zum Türkenschanzpark, einer der schönsten Landschaftsoasen der Stadt mit Teichen und Wasserspielen. Er wurde 1888 angelegt. In der dortigen „Meierei“ sitzen Familien, Studenten und Pensionäre unter alten Bäumen bei Fisch oder Pasta und einem Glas Wein. Touristen verirren sich kaum hierher, dem Türkenturm im Park bleiben Instagram-Influencer erspart.

Mit der Station Hernals, einem weiteren Otto-Wagner-Bau im Originalzustand, verschwindet schließlich jedes Postkartenmotiv: Gründerzeitpalais weichen Mietskasernen, das Straßenbild wird rauer. Genau hier beginnt jenes Wien, das viele Besucher nie kennenlernen. Im Wein- und Bierhaus „Der Brandstätter“ trifft man das Echte dieser Stadt wie selten sonst. Gulasch, Innereien, Kalbsschnitzel und der freitägliche Fisch sind kulinarische Boten des kaum gentrifizierten 17. Bezirks – wie auch das Glas Bier oder Wein zum Mittagessen. Alkoholfrei bleibt die Ausnahme. Das Service besitzt jene direkte Wiener Freundlichkeit, die man erst nach dem zweiten Besuch erkennt.

Wenige Meter weiter residiert eine fast 100 Jahre alte Straßenbahnremise. Wer wissen will, wie die Straßenbahnstadt Wien tickt, sollte sich hier am frühen Morgen einfinden, wenn die Bahnen auf ihre Routen geschickt werden. Auch hier lebt das positiv-proletarische Wien, laut und in den Gleisen quietschend.

Dazu sind ringsherum viele architektonisch interessante Gemeindebauten der 1920er-Jahre zu sehen: eine einzigartige Stadtarchitektur. Anders als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Metropolen baute man hier keine strikt getrennten Wohnwelten. Arbeiterfamilien, Professoren, Unternehmer und Einwanderer leben bis heute als unmittelbare Nachbarn. Diese soziale Durchmischung gehört zu den großen, oft übersehenen Besonderheiten Wiens – und erklärt vielleicht besser als vieles andere, warum die Stadt ihre Gelassenheit bis heute bewahrt hat.

Am stadtauswärtigen Ausgang der Station Hernals beginnt bereits Ottakring – ein weiterer alter Arbeiterbezirk. Gleich hinter dieser Bezirksgrenze liegt das Kongressbad, eines der schönsten Freibäder des „Roten Wien“. Die

Tipps und Informationen

WIE KOMMT MAN HIN? Zum Beispiel mit dem ICE aus Berlin, Hamburg oder Frankfurt/Main. Austrian, Lufthansa oder auch Eurowings fliegen nach Wien.

WO WOHNT MAN GUT?

WO WOHN? MAN GUT? Vom „Austria Trend Hotel Schloss Wilhelminenberg“ ist die Station Ottakring schnell per Bus erreichbar, DZ ab 160 Euro (austria-trend.at/de/ hotels/schloss-wilhelminenberg). Das „Living Hotel Kaiser Franz Josef“ liegt fußläufig in der Nähe der Station Oberdöbling, die zur Vorortelinie gehört, Apartment ab 183 Euro pro Nacht (living-hotels.com).

NICHT VERPASSEN:

Ottakringer-Brauerei: Die 90-minütige Tour mit Verkostung kostet 22 Euro, Anmeldung erforderlich (ottakringerbrauerei.at). Heiligenstadt: „Das Rote Wien im Waschsalon“ führt sonntags vom Bahnhof durch das Viertel bis zur Dauerausstellung im Karl-Marx-Hof, die Tour kostet zwölf Euro (dasrotewien-waschsalon.at). Hütteldorf: Das Ernst-Fuchs-Museum ist von Dienstag bis Sonntag geöffnet, der Eintritt kostet 14 Euro (ernstfuchsmuseum.at).

WEITERE INFOS wien.info; austria.info

denkmalgeschützten rot-weiß gepinselten Holzbauten aus den späten 1920er-Jahren erzählen von einer Zeit, in der öffentliche Architektur mehr sein sollte als funktional. Schönheit galt als gesellschaftliches Versprechen, nicht als Privileg.

Nur wenige Minuten vom denkmalgeschützten Bahnhof Ottakring entfernt liegt „Gelbmanns Gaststube“. Die Familie Laskowsky pflegt hier die Wiener Küche mit Respekt, aber ohne musealen Ehrgeiz. Im schattigen Gastgarten treffen Unternehmer auf Arbeiter, Ärzte auf Künstler, Stammgäste auf junge Nachbarn. Wer Zeit hat, sollte sich mit Seniorchef Hans Laskowsky unterhalten. Kaum jemand kennt Ottakring besser, und er ist ein wunderbarer Erzähler.

Ein Stück weiter stadteinwärts steht die alte Manner-Fabrik: Hier werden jene süßen Waffeln hergestellt, die heute weltbekannt sind – auch dank Arnold Schwarzenegger, der im dritten „Terminator“-Film nach den rosa verpackten Waffeln greift. Im Shop wird das Kult-Naschzeug gewürdigt. Ein kurzer Fußweg führt zur Ottakringer Brauerei, wo seit 1837 Österreichs berühmtestes Bier entsteht. Die Führungen erzählen weit mehr als nur vom Gerstensaft aus k.u.k.-Zeiten.

Lohnenswert ist ein Abstecher mit dem Bus vom Bahnhof Ottakring zum „Hotel Schloss Wilhelminenberg“ auf der Kuppe des gleichnamigen Hügels. Von hier geht es zu Fuß weiter: Die Wanderung durch den Schlosspark umgeht die – gemessen an den Attraktionen – wenig interessante Station Breitensee. Der Ausblick ist fantastisch: Wien liegt dem Besucher zu Füßen. Am Abend sitzen Familien, Studenten und Pensionisten im Park, trinken ein Glas Wein und beobachten, wie die Stadt unter ihnen langsam zu leuchten beginnt. Es ist einer jener Orte, die kaum in Reiseführern stehen.

Dass dieses Naturparadies erhalten blieb, verdankt Wien seiner aktiven Zivilgesellschaft. Bürgerinitiativen verhinderten vor bald 50 Jahren eine Autobahn sowie die Verbauung der Steinhofgründe – des weitläufigen Parkareals einer ehemaligen Nervenheilanstalt, wegen der die Gegend als „Narrenstadel“ Wiens galt. Mitten in dieser Idylle thront die von Otto Wagner errichtete Kirche am Steinhof, ein weltberühmtes Meisterwerk des Jugendstils. Auch hier kann der Besucher Ruhe und Weite genießen: ein Privileg, das die überlaufenen Innenstadtbezirke nicht bieten. Kaum zu glauben, dass hier breite Straßen geplant waren.

Mit dem Bus geht es von den Steinhofgründen zur Station Penzing, deren historische Substanz aufwendig saniert wurde. Hier ist Wien im Wandel. Jahrzehntelang bestimmte Güterverkehr diesen Teil der Stadt. Heute warten abgestellte Waggons auf ihre letzte Fahrt, während ringsum neue Wohnviertel entstehen, die das Stadtbild rund um den Bahnhof stark verändern werden.

Schließlich ist Hütteldorf erreicht, die Endstation der alten Vorortlinie. Heute treffen hier S-Bahn, U-Bahn, Westbahn und Fernverkehr zusammen. Doch Hütteldorf erzählt noch eine andere Geschichte – die des Wiener Fußballs. Wenige Gehminuten vom Bahnhof entfernt liegt das Allianz-Stadion des SK Rapid Wien. Der Verein ist weit mehr als ein Fußballklub. Gerade die Bezirke entlang der Vorortelinie galten über Jahrzehnte als Herz des Wiener Fußballs. Auf Höfen, Straßen, Schotterplätzen wuchsen Generationen von Spielern heran. Wer sich keinen Lederball leisten konnte, spielte mit einem „Fetzenlaber!“, einem Ball aus Stoffresten. Aus dieser Improvisation entwickelte sich eine Fußballkultur, die bis heute zur Seele Wiens gehört.

Nicht weit entfernt liegt der ehemalige Wohnsitz von Ernst Fuchs, einem Mitbegründer der Wiener Schule des Phantastischen Realismus. Die Villa des Hippie-Malers, heute ein Museum, hat es in sich, wurde sie doch von Otto Wagner in eine unwirtliche Hanglage gebaut. Daneben setzte Fuchs sein psychedelisches Brunnenhaus Nymphäum Omega. Dieses verwunschene Ensemble zeigt überaus unterhaltsam die spätbarocke Postmoderne neuer Wiener Kunst. Danach ein Kontrastprogramm: Es geht in den Lainzer Tiergarten. Auf gut 2400 Hektar leben hier Hirche, Rehe und Wildschweine. Kaum eine europäische Metropole besitzt einen Naturraum dieser Größe unmittelbar vor der Haustür.

Am Ende der Tour hat man zwar nicht die berühmte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gesehen, aber den Alltag erlebt. Nicht geschniegelt, nicht inszeniert, sondern gelassen, widersprüchlich und erstaunlich selbstverständlich. Wer diese Bahnlinie nimmt, blickt hinter die Kulissen. Mehr Wien geht nicht.

Katharina Koppenwallner

Wer durch Tunesien reist und sich auf den Basaren des Landes herumtreibt, der kann in vielen Geschäften kleine Tonfiguren entdecken, die aussehen, als kämen sie aus einer längst vergangenen Zeit. Sie gehen auf den Ort Sejnane zurück, der nordwestlich von Tunis liegt. Dessen Töpferhandwerk steht seit 2018 auf der Unesco-Welterbeliste.

Die Auszeichnung bezieht sich auf die traditionellen Techniken der Töpferei, ihre natürlichen Materialien und ihre soziale Rolle innerhalb der dörflichen Gemeinschaften. Es handelt sich um ein Handwerk, das ausschließlich von Frauen ausgeübt wird und ohne Hilfsmittel wie Töpferscheibe oder elektrischen Ofen auskommt. Männer kommen in diesem Prozess erst beim Verkauf ins Spiel.

Die Verzierungen bestehen aus zweifarbigen geometrischen Mustern in Grau- und Rottönen, die an Webarbeiten und traditionelle Tätowierungen erinnern. Das Wissen um dieses Kunsthandwerk wird seit Jahrtausenden innerhalb der Gemeinschaften weitergegeben und seither kaum verändert. Das verleiht dem Aussehen der Töpferwaren über diese lange Zeit hinweg eine bemerkenswerte Kontinuität.

Auf diese altertümliche Art werden unter anderem kleine und größere Teller sowie Schalen, Krüge, Becher und Figuren hergestellt. Sie alle werden allein mit den Händen geformt, was ihnen eine leichte Asymmetrie und angenehme Authentizität verleiht. Auch die Brennzeit von 24 Stunden in alten Freiluftöfen, die mit einer Mischung aus Kuhmist und Heu angeheizt werden, sorgt für kleine Unregelmäßigkeiten und rustikalen Charme.

Anhand dieser dezenten Varianten kann auch das ungeübte Auge schnell erkennen, ob es sich um echte Stücke aus Sejnane handelt oder um nachgemachte Ware „im Stil von Sejnane“. Denn die dörfliche Töpferei mit ihren Hausöfen wäre gar nicht in der Lage, eine flächendeckende touristische Nachfrage zu bedienen. Heute arbeiten noch etwa 450 Familien in Sejnane in dem Handwerk.

Es liegt also nahe, dass viele Töpfereien in Tunesien Keramiken im Stil von Sejnane produzieren, die mit den Originalen nur die groben Äußerlichkeiten gemein haben. Wenn zum Beispiel alle Keramiken gleich aussehen, ist das ein schlechtes Zeichen. Auch ein zu glatter Ton und eine auffallend ebenmäßige Hochglanzglasur deuten auf eine industrielle Fertigung hin.

Kaufen kann man die hübschen Keramiken im Stil von Sejnane in allen Töpferorten des Landes, auch auf Djerba: Der wohl größte Laden in Guellala ist die Töpferei Taghouri Centre. Man erkennt das Geschäft an der riesigen Amphore neben dem Eingang. Man kann sich die Ware auch schicken lassen. In Sejnane aber sollte man sich am besten bei den kleinen Holzständen der Töpferfamilien am Straßenrand umschauen.

Die Autorin bereist für ihren Berliner Laden „International Wardrobe“ die Welt. Was sie dort findet, stellt sie hier vor.

Jedes Stück ist ein Unikat: Zwei Tonfiguren aus Sejnane

Alles so schön bunt hier

PICTURE ALLIANCE / ROBERTHARDING

Bonbonbunt: Die Fassaden, die bis zum Ende der Sklaverei weiß waren, sind das Markenzeichen von Bo-Kaap

Bo-Kaap ist das meistfotografierte Viertel in Kapstadt. Die farbenfrohen Hausfassaden sind nicht nur Dekor, sondern auch ein Symbol der Freiheit

M orgens gegen neun Uhr wird es in Bo-Kaap, einem der ältesten Viertel in Kapstadt, richtig laut. Das Schwatzen und

Getrampel in den Straßen hat begonnen: Die Touristen kommen. Sie ziehen in Grüppchen über die Chiappini, Rose und Wale Street die Anhöhe hinauf. In Shorts und in Miniröcken, mit Käppchen oder Schlapphut auf dem Kopf, Sneakers oder Sandalen, sonnenbebrillt und – ganz wichtig – mit Smartphone in der Hand, mit Selfie-Sticks oder Kamera um den Hals. Sie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dem perfekten Motiv.

Und es kommen immer mehr Touristen. Südafrika boomt: 2025 reisten mehr als zehn Millionen internationale Besucher an, ein Plus von fast 18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und zugleich ein Allzeithoch, das in diesem Jahr erneut übertroffen werden dürfte. Knapp 291.000 der Reisenden kamen aus Deutschland. Die meisten Touristen buchen eine Rundreise: Erst haben sie es auf die Tiere in den Wildreservaten des Landes abgesehen, die berühmten Big Five im Krüger-Nationalpark und anderenorts: Büffel, Elefant, Leopard, Löwe und Nashorn. Dann geht es nach Kapstadt.

Vor vielen Häusern hängen Laken, Handtücher und Wäsche zum Trocknen auf den Leinen. Ein paar Kinder spielen auf den Veranden oder dribbeln mit Fußbällen. Was manche Urlaub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 perfekten Fassadenfoto stört. Denn die eigentliche Attraktion des Viertels sind die Hausfassaden: in Bonbonfarben. Babyblau, Barbierosa, Minzgrün, dazwischen Zitronengelb. Es wird geknipst, was das Zeug hält.

Auch die Fünf-Millionen-Metropole am Kap hat ihre Big-Five-Höhepunkte. Pflichtprogramm auf der touristischen To-Do-Liste sind der mehr als tausend Meter hohe Tafelberg, das Wahrzeichen der Stadt. Dazu Cape Point am Südende der Kaphalbinsel, die ehemalige Gefängnisinsel Robben Island und das Vergnügungs- und Shoppingviertel 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 am Hafen. Doch bei Instagram und in anderen sozialen Medien kann nichts mit der Nummer fünf mithalten: Bo-Kaap, dem Foto-Hotspot der Stadt.

ANZEIGEN-SONDERVERÖFFENTLICHUNG MECKLENBURG-VORPOMMERN SCHÖN ZU JEDER JAHRESZEIT

Das liegt zum einen am imposanten landschaftlichen Hintergrund, einer augenschmeichlerischen Szenerie: Östlich des Tafelbergs liegt der Kegel des 669 Meter hohen Lion's Head, ein Stück weiter der flachere Signal Hill, an dessen Osthang sich Bo-Kaap – wörtlich „oberhalb des Kaps“ – schmiegt. Zum anderen liegt es an diesen knalligen Farben, in denen die Fassaden der Wohnhäuser leuchten. Bunter wird es in ganz Südafrika nicht.

Das Viertel, manchmal auch Schotsche Kloof („Schottenschlucht“) genannt, ist räumlich und optisch deutlich vom Rest der Metropole abgegrenzt. Zwischen der breiten Buitengracht Street und Signal Hill gelegen, ist es kaum mehr als einen Quadratkilometer groß. Gut 5000 Menschen leben hier; es wirkt wie ein Dorf

Das Hotel NEPTUN in Warnemünde ist zu jeder Jahreszeit eine Reise wert. Gerade jetzt, in der Nebensaison, kann man wunderschöne goldene Herbsttage an der Ostsee erleben. Das 5-Sterne-Hotel bietet dafür beste Voraussetzungen: Es liegt direkt am Strand und bietet herrliche Ausblicke auf das weite Meer. Aus jedem Zimmer, den Restaurants und dem Wellnessbereich, sogar aus der Sauna, können Gäste die Ostsee sehen. Das Schwimmbad wurde nach dreimonatiger Umbauzeit rundum erneuert, wieder mit Meerwasser gefüllt und erwartet die Gäste ab sofort mit einem tollen Loungebereich. Hier können Sie sich jetzt noch wohler und entspannter fühlen. Die zahlreichen gastronomischen Einrichtungen sorgen für eine willkommene Abwechslung: Neben der berühmten Broilerbar gibt es zwei verschiedene Hotelrestaurants, ein Weineck, das Café Panorama in 64 Meter Höhe, die Sky-Bar mit Dach in den Sternenhimmel, eine Lobbybar mit Live-Musik und eine Diskothek für tolle Party-Nächte. www.hotel-nept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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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s und Inform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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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KOMMT MAN HIN? Direktflüge gibt es ab Frankfurt/Main oder München zum Beispiel mit Condor oder Lufthansa. Ein 90 Tage gültiges Touristenvisum gibt es kostenlos bei der Einreise am Flughafen. Bo-Kaap liegt zentral in Kapstadt und ist gut mit dem Taxi zu erreichen.

WO WOHN'T MAN GUT? Hoch über Bo-Kaap, am Hang des Signal Hill, liegt das elegante Boutiquehotel „Dorp“. Zentrale Lage, stilvolle Zimmer, großartige Panorama-Aussicht über die Stadt. DZ/F ab 230 Euro (dorp.co.za). Zudem gibt es in Bo-Kaap und Umgebung zahlreiche Gästehäuser und Airbnb-Unterkünfte (ab 40 Euro die Nacht).

SEHENSWERT Das Iziko Bo-Kaap Museum ist dem Wohnhaus einer muslimischen Familie im 19. Jahrhundert nachempfunden (iziko.org.za).

SEHENSWERT

innerhalb der Stadt. Dass es sich eine eigene Identität bewahrt hat, liegt vor allem an seiner Geschichte.

WEITERE INFOS southafrica.net/de/de/travel; capetown.travel/de

Warum geht es in diesem Stadtteil so kunterbunt zu? Kapstadt wurde im Jahr 1652 von den Holländern gegründet, als Zwischen- und Versorgungsstopp für die Schiffe der Niederländischen Vereinigten Ostindien-Kompanie, die sich den lukrativen Handel zwischen Europa und Fernost auf die Fahnen geschrieben hatte. Ihre großen Segelschiffe brachten Tausende Sklaven aus Malaysia, Indonesien, Indien und Madagaskar nach Südafrika. Diese Sklaven wurden allgemein als Kapmalaien bezeichnet. Sie durften zur Unterscheidung nur gedeckte Kleidung in Braun und Grau tragen.

1760 kaufte der aus Amsterdam stammende Kaufmann Jan de Waal ein Stück Land zwischen der heutigen, nach ihm benannten Wale Street und der Dorp Street („Dorfstraße“), zu jener Zeit am Stadtrand der noch überschaubaren Kapsiedlung mit damals rund 6000 Einwohnern gelegen. Wenig später kam das nördlich gelegene Areal hinzu. Hier wurden einfache Mietshäuser für versklavte Arbeiter errichtet. Die Eigentümer verlangten, dass die Fassaden weiß getüncht wurden.

Ein typisch architektonisches Merkmal im Viertel sind die sogenannten Stoeps: kleine Freiflächen oder Veranden vor den Haustüren, auf denen Sitzbänke stehen und Palmen in Tontöpfen gedeihen. Pinkfarbene Bougainvilleen und roter Hibiskus blühen. Zwischen den Häusern ragt ein knappes Dutzend Minarette in den im afrikanischen Sommer monatelang tiefblauen Himmel und lockert die Skyline fototauglich auf.

Erst lange nach 1838, dem Ende der Sklaverei, wurde das Viertel nach und nach bunter. Viele Einwohner konnten ihre Häuser kaufen, und sie bemalten diese in allen Farben des Regenbogens, nicht zuletzt als Ausdruck der neuen Freiheit und Leichtigkeit des Seins unter den Ansässigen, ihrer neu gewonnenen Lebensfreude und ihres gestärkten Selbstbewusstseins.

Fünfmal am Tag treten Muezzins ans Mikrofon, zum Sommeranfang, wenn die Nächte kurz sind, lange bevor sich die Sonne im Osten zeigt. „Allahu akbar“, tönt es aus Lautsprechern über die Kopfsteinpflaster, Gassen, Häuser und Hinterhöfe: der Ruf zum Gebet der Gläubigen. Während nur etwa zwei Prozent aller Südafrikaner Muslime sind, stellt die Glaubensgemeinschaft in Bo-Kaap noch heute die Mehrheit unter den Anwohnern. Auch das hat historische Gründe. Mitte des 20. Jahrhunderts entschied die damalige Apartheid-Regierung, dass in dem ohnehin muslimisch geprägten Bo-Kaap nur noch Muslime leben durften. Auwal Masjid, 1794 erbaut, ist die älteste Moschee des ganzen Landes. Sie hat eine moosgrüne Fassade.

Seit 2019 ist das Viertel eine sogenannte „Heritage Protection Overlay Zone“. Damit verpflichtet sich die Stadt, die Kosten für die Instandhaltung und Bewahrung der typischen Bauweise zu tragen. Das war ein entscheidender Schritt zur Erhaltung des historischen Viertels. Denn es gab bereits mehrere Baupläne für bis zu 17-stöckige Luxus-Apartmentblöcke, gegen die viele Einheimische protestierten. Mit Erfolg.

Was die Tausenden von Besuchern angeht, die täglich mit Smartphone und Kamera ins Viertel strömen, sind die Ortsansässigen insgesamt eher positiv eingestellt. „Es ist schön zu sehen, dass Leute nach Bo-Kaap kommen, es gibt hier eine Menge Sehenswertes“, sagt die 42-jährige Mastoero Alfos. Sie stammt ursprünglich aus dem Township Manenberg vor der Stadt, lebt aber inzwischen seit 22 Jahren hier. Alfos arbeitet bei der Stadtverwaltung und bewohnt mit ihrem Mann, fünf Kindern und einem Kater namens Bisquit ein pinkfarbenes Haus in der Chiappini Street.

Manche Nachbarn seien genervt von den Besucherströmen und den sperrigen Reisebussen, die rund um die Wale Street, die Hauptstraße, oft den Verkehr blockieren. Vor allem, wenn im wenige Kilometer entfernten Hafen von Kapstadt Kreuzfahrtschiffe mit Tausenden erlebnishungrigen Passagieren an Bord festmachen. „Es ist zu einem Verkehrsproblem geworden“, sagt Mastoero Alfos. „Aber davon mal abgesehen, bringen die Leute Leben in den Stadtteil. Ich persönlich mag den Trubel.“

Fotogen und instagramtauglich ist auch das, was in Bo-Kaap auf die Teller kommt, denn an authentischer Kulinarik haben die hiesigen Köche einiges zu bieten. Am bekanntesten ist ein deftiges Gericht namens Bobotie, ein meist mit Hackfleisch und Rosinen zubereiteter, süßlich-würziger Auflauf, serviert mit Reis und Chutney oder Sambal. Daneben sind Samosas und Currys aller Art typisch, Teil des fernöstlichen Erbes des Landes. Zünftig speisen kann man zum Beispiel bei „Bo-Kaap Kombuis“, „Faeeza’s Tea Garden“ und „Biesmiellah“. Nur Bars mit alkoholischen Getränken gibt es im muslimisch geprägten Bo-Kaap nicht.

STAUNEN TIEFES VERSTÄNDNIS WIRD

Das HX Expeditionsschiff Spitsbergen im Polarmeer vor der ebenso rauen wie majestätischen Kulisse Spitzbergens

Der großzügige Komfort an Bord der HX Expeditionsschiffe lädt nach einem Outdoor-Tag voller Eindrücke zum Wohlfühlen und Enstpannen ein

Spitzbergen ist ein Ort der Extreme – und gerade darin liegt seine Faszination. Nur knapp tausend Kilometer vom Nordpol entfernt ragen schroffe Berge über stille Fjorde, gewaltige Gletscher schieben sich bis ans Meer, und Eisschollen treiben durch arktische Gewässer.

Dazwischen entfaltet sich eine Tierwelt, die wie geschaffen scheint für diese raue Landschaft: Eisbären durchstreifen die Küsten, Walrosse ruhen auf flachen Stränden, Polarfüchse ziehen durch die Tundra, und mit etwas Glück tauchen Wale neben dem Schiff auf.

2026 ist ein Jubiläumsjahr

Wer Spitzbergen auf einer Expeditions-Seereise mit HX Expeditions erkundet, erlebt die Arktis nicht nur aus der Ferne, sondern kommt ihr sehr nah.

Für HX ist der Archipel weit mehr als eines von vielen Reisezielen. 1896 führte die erste Seereise des Unternehmens von Hammerfest nach Spitzbergen. 130 Jahre später kehrt HX noch immer jeden Frühling und Sommer in diese Region zurück. Zum Jubiläum 2026 erinnern besondere Angebote an Bord an die Anfänge – etwa eine „1896-Kabine“, ein Jubiläumsmenü und der „1896-Cocktail“.

Der große Vorteil einer Expeditions-Seereise zeigt sich schon beim Blick auf die Karte: Spitzbergen besteht aus mehr als 400 Inseln und Schären, viele davon sind nur vom Wasser aus erreichbar. Kleine, wendige Expeditionsboote bringen die Gäste in Fjorde und an Küsten, die größeren Schiffen verschlossen bleiben.

Wo es die Bedingungen erlauben, führen Anlandungen hinaus in die Tundra. Spaziergänge und Wanderungen eröffnen neue Perspektiven auf Berge, Moränen und weite Ebenen; besonders Aktive können im Kajak zwischen Eisschollen paddeln und die Stille der Arktis unmittelbar erfahren.

Begleitet werden die Reisen von einem Expeditionsteam aus Fachleuten, darunter Meeresbiologen, Glaziologen, Historiker und Naturforscher. Sie geben ihr Wissen in Vorträgen weiter, begleiten die Ausflüge und helfen dabei, Landschaften, Tiere und historische Spuren einzuordnen.

Hinzu kommen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programme an Bord, an denen sich Gäste im Rahmen ausgewählter Projekte beteiligen können. So wächst aus dem Staunen über die Natur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für die empfindlichen Ökosysteme der Polarregionen.

Saison 2028/29 ist bereits buchbar

Auch die menschliche Geschichte Spitzbergens ist allgegenwärtig. Über Jahrhunderte kamen Walfänger, Fallensteller, Bergarbeiter, Forscher und Abenteurer in den hohen Norden. Ihre Spuren finden sich noch heute in alten Hütten, ehemaligen Minensiedlungen und Orten wie Longyearbyen, wo arktischer Alltag und moderne Forschung aufeinandertreffen.

HX bietet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Spitzbergen zu entdecken: Umrundungen des Archipels, Reisen entlang der Westküste oder Kombinationen mit Norwegen, Island, den Färöer-Inseln und Grönland. Eingesetzt werden die Expeditionsschiffe Fram und Spitsbergen. Neu im Programm der bereits buchbaren Saison 2028/29 ist eine Route, die in Schottland beginnt und über Orkney, Shetland, die Färöer und Island immer weiter nach Norden bis nach Spitzbergen führt.

Nach einem Tag voller Eindrücke wartet an Bord der üppige Komfort eines modernen Expeditionsschiffs: beste Kulinarik, Zeit zum Entspannen und die Explorer Lounge & Bar als Treffpunkt, um die vielen Erlebnisse mit anderen Reisenden zu teilen. Genau dieser Wechsel macht den Reiz aus

- draußen eine der ursprünglichsten Landschaften Euro-

Spitzbergen bleibt dabei die Hauptdarstellerin: wild, lichtdurchflutet und unberechenbar. Eine Region, in der jede Anlandung, jede Tierbeobachtung und jeder Blick über das Eis zu einem besonderen Moment werden kann.

INKLUSIV-LEISTUNGEN MIT HX AUF EINEN BLICK:

pas, drinnen ein geschützter Rückzugsort.

Jeden Tag (außer Seetage, Ein- und Ausschiffungstage) ist ein Landausflug bereits inklusive.

Weitere Informationen auf:

travelhx.com

Begleitete Anlandungen mit kleinen Expeditionsbooten.

Vertiefende Vorträge, die von Experten des deutschsprachigen Expeditionsteams gehalten werden.

Volle Nutzung des Science Centers, der umfangreichen Bibliothek und der modernen Ausrüstung für biologische und ge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Wissenschaftliches Forschungsprogramm, bei dem die Gäste einen Beitrag zur laufenden Forschung leisten können.

Fototipps und -techniken für Landschafts- und Tieraufnahmen von den professionellen Bordfotografen.

VERANTWORTUNGSVOLL REISEN

Informelle Zusammenkünfte mit dem Expeditionsteam für tägliche Briefings.

Expeditions-Kit zum Mitnehmen nach Hause: Ocean Bottle und Expeditionsjacke.

Verleih von Stiefeln, Wanderstöcken und allen benötigten Ausrüstungsgegenständen für die Ausflüge.

Als Mitglied der Association of Arctic Expedition Cruise Operators (AECO) achtet HX darauf, die fragilen Ökosysteme in Spitzbergen zu schützen und so zu bewahren, was diese Region so außergewöhnlich macht. HX hält Verhaltensrichtlinien für den Umgang mit Wildtieren ein, schützt fragile Landschaften und besucht kulturelle Stätten mit Respekt und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n lokalen Gemeinden. Verantwortungsvolles Verhalten auf Erkundungstouren ist unverzichtbar für den Erhalt der Arktis.

Gäste einer HX Seereise auf einer geführten Erkundungstour an der Küste von Spitzbergen

„Einen Eisbären zum ersten Mal auf Spitzbergen zu sehen, war ein unvergesslicher Moment.“

Annette, HX G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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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TZBERGENS SPEKTAKULÄRE TIERWELT

ÜBERLEBENSKÜNSTLER IM HOHEN NORDEN

Karg, eisig und über viele Monate von Schnee bedeckt – und dennoch erstaunlich lebendig: Spitzbergen bietet einer Vielzahl faszinierender Tierarten einen besonderen Lebensraum.

Viele von ihnen haben sich perfekt an die extremen Bedingungen der Hocharktis angepasst. Zu den charakteristischen Bewohnern zählt der Polarfuchs, der mit seinem dichten Fell selbst strengsten Minusgraden trotzt. Während seine Bestände auf dem norwegischen Festland stark zurückgegangen sind, ist er auf Spitzbergen noch regelmäßig zu beobachten.

Sie alle (und noch viel mehr) lassen sich auf einer HX Expedition nach Spitzbergen gut beobachten: Eisbär, Spitzbergen-Rentier und Walross

Ebenfalls typisch ist das gedrungene Spitzbergen-Rentier. Die Unterart lebt seit Jahrtausenden auf dem Archipel und zieht vor allem in den schneefreien Monaten durch Täler und Tundren. Unbestrittener Star der arktischen Tierwelt aber ist der

Eisbär. Spitzbergen gehört zu seinen wichtigsten Lebensräumen, Begegnungen bleiben dennoch etwas Besonderes. Mit

HX DE GmbH · Willy-Brandt-Straße 23 · 20457 Hamburg | Veranstalter der Reisen ist die HX NO AS · Markveien 57 · 0550 Oslo · Norwegen

dick lassen sich die mächtigen Raubtiere während einer Expedition aus sicherer Entfernung beobachten – gelegentlich sogar vom Deck eines

Auch die Gewässer rund um die Inselgruppe sind reich an

Leben. Belugas und Walrosse ziehen hier ebenso durch Fjorde und Küstengewässer wie Zwerg-, Buckel- und Finnwale. Besonders eindrucksvoll präsentiert sich die Vogelwelt: Rund 40 Seevogelarten brüten auf Spitzbergen. Im arktischen Sommer bevölkern Dickschnabellummen, Krabbentaucher, Kurzschnabelgänse, Prachteiderenten und Papageientaucher zu Tausenden die Klippen und Küsten – ein Naturschauspiel vor spektakulärer Kulisse.

VOLKERPREUSSER/ ALAMY STOCK PHOTO
Radeln auf uraltem Sandstein: Im fränkischen Ornbau geht es über die Altmühlbrücke aus dem 17. Jahrhundert

Auf die gemütliche Tour

Der bayerische Altmühltalradweg ist flach, einfach und idyllisch. Genau das Richtige für Genießer-Touren entlang des Flusses

m Bahnhof von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beginnt der Altmühltal-Radweg – und verlangt gleich eine Entscheidung: Will man die intakteste historische Stadt Deutschlands erst einmal so ausführlich besichtigen, wie sie es verdient hätte, oder sie einfach links liegen lassen?

Gerhard Fitzthum

Weil sich auch ohne uns genug Menschen in den mittelalterlichen Gassen tummeln, verlassen wir das steingewordene Mittelalter durch das Galgentor. Der Altmühl-Radweg ist nicht nur einer der beliebtesten seiner Art in

Deutschland, sondern auch einer der gemütlichsten. Mit knapp 120 Metern Gefälle bis zur Mündung in die Donau rollt man auf dem fast ebenen Radweg quasi unmerklich bergab. Gut 240 entspannte Radkilometer entlang der Altmühl liegen vor uns – das sind fünf Tagestouren durch ein Tal, das zu den ursprünglichsten Flusslandschaften des Landes gehört.

Die erste große Überraschung erwartet uns am Abend: Ornbau, die fünftkleinste Stadt Bayerns, im 15. Jahrhundert zum Festungsbollwerk ausgebaut, ist eine unentdeckte Perle. Das mittelalterliche Ortsbild ist intakt und das dazugehörige Brückenensemble einzigartig. Innerhalb der gut erhaltenen Stadtmauer wirkt nichts museal inszeniert. Ein Rothenburg im Miniaturformat, das bisher von internationalen Touristenscharen verschont wird.

Es folgt Gunzenhausen, das nicht nur einen Badesee und ein hübsches Ortsbild sein Eigen nennt, sondern auch die Grundmauern zweier römischer Wachtürme. Noch präsenter ist die Antike aber in Weißenburg, wohin uns ein Ausflugstipp verschlagen hat. Ein kleiner Umweg, der sich als unbedingt lohnend erweist. Denn auch hier lockt eine bezaubernde Altstadt ohne Andrang. Bei der Besichtigung der römischen Thermenanlage sind wir am nächsten Morgen sogar ganz allein. Natürlich werfen wir auch einen Blick ins Römermuseum, wo der Tempelschatz zu besichtigen ist, den die Römer im dritten Jahrhundert vor den anrückenden Alemannen versteckt hatten. Ein Weißenburger Lehrer hatte ihn 1979 bei der Gartenarbeit gefunden.

Der Rückweg zur Altmühl führt durch eine andere Epoche der europäischen Frühgeschichte: Karl der Große ließ hier anno 793 einen Kanal ausheben, der das Flussystem des Rheins mit dem der Donau verbinden sollte. Offenbar wollten die Karolinger eine Reihe künstlicher Weiher anlegen und die Kähne über hölzerne Rampen von einem in den anderen hinaufziehen. Einige Historiker vermuten allerdings, dass die „Fossa Carolina“, wenn überhaupt, nur kurze Zeit in Gebrauch war. „Was die Werksleute tagsüber an Erde aushoben, das fiel des Nachts wieder in sich zusammen“, lautet die lakonische Notiz in den „Lorscher Annalen“, der altehrwürdigen Chronik des fränkischen Großreichs. Nicht die unvorstellbaren Mengen an Erde, die bewegt werden mussten, sondern die wasserreichen Sandböden ließen das größte Verkehrsprojekt des Mittelalters scheitern. Trotzdem sind wir schwer beeindruckt: Wann schaut man schon mal in einen 1200 Jahre alten Graben?

Mittlerweile sind wir im Naturpark Altmühltal angekommen, in seinem Gründungsjahr 1969 der größte der Republik. Hier wartet das romantische Landschaftsbild, auf das wir uns gefreut hatten. Das Tal ist nun enger, die Hänge steiler, die Dörfer pittoresker. Zudem wandert der Blick immer wieder hinauf zu markanten Felsformationen und spektakulären Burganlagen. Dass man auch auf den dahinterliegenden Hochflächen riesige Löcher in die Landschaft gegraben hat, ist von hier unten nicht zu erkennen.

Schon die Römer hatten rund um Solnhofen Sedimentgestein abgebaut und zu Boden-, Wand- und Dachplatten verarbeitet. Nachdem 1796 das Steindruckverfahren, die Lithografie, erfunden wurde, sollen in den Steinbrüchen des Ortes mehr als 4000 Arbeiter in Lohn und Brot gewesen sein.

Weltweit bekannt ist Solnhofen aber wegen seiner Fossilienfunde: Das 1861 entdeckte Urvogelskelett des Archaeopteryx galt auch deshalb als Sensation, weil es Darwins kurz zuvor aufgestellte Hypothese von d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Arten bestätigte. Das dazugehörige Museum präsentiert zahllose paläontologische Spitzenfunde von vor 150 Millionen Jahren. Wer sich dafür keine Zeit nimmt, verpasst etwas.

Ab hier bilden Landschaft und Radweg ein harmonisches Gesamtkunstwerk. Statt auf einer überdimensionierten Radlerautobahn sind wir über weite Strecken auf behaglichen Naturwegen unterwegs, auf denen heller Feinsplitt unter den Reifen knirscht. Das Tal präsentiert sich dem Auge ganz so wie früher – ohne Neubausiedlungen und Straßengeflechte. Dass der bescheidene Aus-

Tipps und Informationen

WIE KOMMT MAN HIN?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erreicht man mit der Regionalbahn von Würzburg in 70 Minuten, Umsteigen in Steinach.

WO WOHNT MAN GUT? Weißenburg: „Hotel Goldene Rose“, DZ ab 99 Euro (www.hotel-rose.online). Eichstätt: „Braugasthof Trompete“, DZ/F ab 80 Euro (braugasthof-trompete.de). Beilngries: „Hotel Gams“, DZ/F ab 164 Euro (hotel-gams.de). Kelheim: „Weißes Lamm“, 130 Euro (weisses-lamm-kelheim.de); Regensburg: „Hotel Roter Hahn“, DZ ab 105 Euro (roter-hahn.com).

NICHT VERPASSEN: Bürgermeister Müller-Museum Sonthofen (Fossilienfunde, solnhofen.de), Römische Thermen und Römermuseum in Weißenburg (museen-weissenburg.de), Römerkastell bei Pfünz (vetoniana.de), Bajuwaren- u. Römermuseum in Kipfenberg (bajuwaren-kipfenberg.de)

WEITERE INFOS altmuehlradweg.de, naturpark-altmuehltal.de

baustand gewollt ist, erfahren wir am Nachmittag im schönen Eichstätt. „Eine durchgängige Asphaltierung würde der Route ihren besonderen Reiz nehmen“, sagt Christoph Würflein, tourist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Naturparks. Beim 1979 eingerichteten und damit einem der ältesten Radfernwege habe der Fokus von Anfang an auf Naturnähe gelegen – was sich durchaus als Erfolgsrezept erwiesen hat. Die heute entlang der großen Flüsse üblichen Asphaltwege fehlen, stattdessen: Steine und Schotter. „Zur Altmühllandschaft passen nun mal am besten Oberflächen aus lokalem Jurakalk“, sagt Christoph Würflein. „Wenngleich man stellenweise asphaltieren musste, wo es die Verkehrssicherheit erfordert.“ Aber eben nur dort.

Tatsächlich lässt es sich auf dem Feinschotter gut und gemütlich fahren. Ginge es stundenlang auf einem breiten Asphaltband dahin, käme sicherlich bald Langeweile auf.

Wie lange die Naturparkverwaltung ihr bewusst unzeitgemäßes Konzept noch verteidigen kann, ist jedoch ungewiss. Nicht, weil man sich die aufwändigere Wegpflege nicht mehr leisten könnte, sondern weil sich eine ganz neue Geldquelle aufgetan hat: Seit 2025 unterstützt die bayerische Landesregierung erstmals auch „touristische“ Radwege – solche, die nicht straßenbegleitend und damit auch kein Teil eines auf Zeitersparnis angelegten Verkehrssystems sind. In Zeiten knapper Kassen könnte der eine oder andere Bürgermeister bald schwach werden, da das Land für die Asphaltierung 80 Prozent der Investitionssumme beisteuert – freilich auf Kosten des Landschaftsbildes.

Kurz nach Dietfurt kommt Wehmut auf: Wir sind zwar nach wie vor im Altmühltal, aber der bisher dahinschlängelnde Fluss verschwindet hier im Main-Donau-Kanal. Begradigt, vertieft, verbreitert. Dieser 34 Kilometer lange Abschnitt wurde für die Großschiffahrt ausgebaut und 1992 freigegeben. Das befürchtete Stimmungstief bleibt aber aus: Die schnurgerade Wasserstraße hat sich nicht nur längst in die Landschaft integriert, sondern wird auch von damals extra angelegten zahllosen Tümpeln und erhaltenen Altarmen begleitet. Unter dem Druck der Naturschutzverbände waren damals diese Ausgleichsmaßnahmen ausgehandelt worden, die an anderen künstlichen Wasserstraßen leider selten sind.

In Kelheim, dem Endpunkt der Radreise durch das Altmühltal, herrscht wieder der Trubel, den wir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so gar nicht vermisst hatten. Hier nämlich legen die Ausflugsschiffe ab, die durch den spektakulären Donaudurchbruch zum Kloster Weltenburg fahren. Zum Kelheimer Besuchsprogramm gehört auch der Aufstieg zu der hoch über der Altmühlmündung thronenden Befreiungshalle, einem sehenswerten Mammutbau, mit dem die Bayern den Sieg über Napoleon feierten.

Fast immer übersehen wird allerdings ein weiteres Relikt aus der Geschichte der Flussschiffahrt: Mit einem archaischen Hafenbecken und der letzten von insgesamt 100 Schleusen endete hier der Donau-Main-Kanal, den Bayernkönig Ludwig I. zwischen 1836 und 1846 erbauen ließ – ein ehrgeiziges Großprojekt, das krachend scheiterte. Die 170 Kilometer lange Wasserstraße hatte nicht nur durch die Eisenbahn übermächtige Konkurrenz bekommen. Die viereinhalb Meter breiten Schleusenkammern waren auch viel zu schmal gebaut für die inzwischen größer gewordenen Frachtschiffe. So bleibt das Altmühltal trotz Kanälen ein ganz besonderes Ziel für Radwa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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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T ZU JEDER JAHRESZEIT

Binnengewässer auf der Insel

Meerwasser gibt es um Sylt herum mehr als genug. Binnen- und Süßgewässer hingegen sind auf der Nordseeinsel eher selten zu finden. So gibt es beispielsweise den Katrevel und das Rantumbecken, die aus sogenanntem Brackwasser, einer Mischung aus Salz- und Süßwasser, bestehen. Das ursprünglich als Wasserflughafen geplante, rund 600

Hektar große Rantumbecken, hat sich mittlerweile zu einem bedeutenden Naturschutzgebiet entwickelt. Vor allem Zugvögel legen hier auf ihrer Route oft eine Rast ein, aber auch die heimischen Küstenvögel nutzen das Areal gerne als Brutgebiet. Klein und idyllisch zeigt sich der Katrevel bei Morsum nahe des Nössedeiches. Die kleinen Binnenseen sind beliebt bei Anglern und Fotografen, aber auch, um einfach die Natur und die herrliche Ruhe dort zu genießen.

Reines Süßwasser befindet sich einzig in der Inselmitte. Und zwar unterirdisch zwischen 25 und 45 Meter tief in einer Linse, die aus Regenwasser gespeist wird. Aus diesem riesigen Süßwasserreservoir im Geestkern wird über Brunnen das gesamte Trinkwasser für die Insel gewonnen. Aufbereitet hat das „syltwasser“ eine Topqualität und wurde bereits mehrfach vom Magazin „Der Feinschmecker“ mit Bestnote ausge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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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tz, du kannst das viel besser als ich!

Gibt sich ein Partner im Alltag immer wieder hilflos, damit der andere die Aufgaben übernimmt, spricht man von strategischer Inkompetenz. Wie kann man diese – bewusste oder unbewusste – Dynamik auflösen, dass am Ende beide von einer gerechten Aufgabenverteilung profitieren?

Fußballprofi Joshua Kimmich schlendert in der ZDF-Doku „Kapitän Kimmich“ mit seiner Ehefrau Lina durch einen Supermarkt in München. Er schiebt den Einkaufswagen. Sonderlich oft scheint er nicht einkaufen zu gehen. „Ich darf eh nur bezahlen“, sagt er. Den Einkauf erledigt normalerweise seine Frau. „Wenn ich was brauche, gehe ich einfach an den Kühlschrank“, sagt der deutsche Nationalspieler.

Stefanie Unbehauen

Später erzählt Joshua Kimmich: „Wenn sie mich jetzt zum Einkaufen schicken würde, würde ich viermal anrufen und fragen: Was genau und wie viel davon? Ich glaube, da macht sie das lieber selbst.“ Doch sie widerspricht, als sie im Film getrennt von ihm interviewt wird: „Ich wäre froh, wenn er mal einkaufen gehen würde, aber nur, wenn ich nicht die ganze Vorarbeit leisten müsste. Wenn er selbstständig sehen würde: Wir brauchen neuen Käse, also gehe ich Käse kaufen.“ Die Ausschnitte verbreiten sich rasan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lösen eine Debatte über ungleich verteilte Aufgaben in Beziehungen aus. Immer wieder fällt dabei ein Begriff: „weaponized incompetence“, zu Deutsch etwa strategische Inkompetenz. Gemeint ist, dass jemand Unfähigkeit gezielt einsetzt oder aufrechterhält, um unangenehme Aufgaben oder Verantwortung abzugeben.

Nicht jede ungleiche Aufgabenverteilung und nicht jede mangelnde Alltagskompetenz ist strategische Inkompetenz. Ob Kimmichs Verhalten tatsächlich darunter fällt, lässt sich aus den kurzen Szenen nicht beurteilen. Die Frage ist deshalb: Was geschieht nach einer misslungenen Aufgabe?

„Strategische Inkompetenz beginnt oft mit einem scheinbar harmlosen Satz: „Du kannst das einfach besser“, sagt Paartherapeutin Julia Henchen. Was zunächst wie ein Kompliment klingt, bedeute im Paaralltag häufig: Du machst es ab jetzt für immer. „Zum ernsthaften Problem wird das Verhalten, wenn es wiederholt auftritt, klar angesprochen wurde und trotzdem unverändert bleibt“, sagt Henchen. Manipulativ könne es werden, wenn Hilflosigkeit, Vergessen, schlechte Ausführung oder Streit gezielt eingesetzt werden, damit die andere Person die Aufgabe wieder übernimmt.

Die Autorin Laura Fröhlich nennt als Beispiel Wäsche, die absichtlich so schlampig zusammengelegt wird, dass der Partner oder die Partnerin sie künftig lieber wieder selbst übernimmt. Ein anderer Klassiker in Paarbeziehungen: der bewusste Kauf des falschen Produkts, damit der nächste Lebensmitteleinkauf wieder an jemand anderem hängenbleibt. „Typische Aussagen in solchen Konflikten sind: „Ich sehe den Dreck nicht“ oder „Ich weiß nicht, wie man Buntwäsche wäscht“. Für Betroffene ist die Abgrenzung oft schwierig, denn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unterschiedliche Ansprüche oder Gewohnheiten“, sagt Fröhlich.

Und: Nicht jede fehlende Routine sei böser Wille. Wer sich eine Aufgabe lange nicht zugetraut oder sie nie übernehmen musste, könne tatsächlich unsicher sein. Henchen spricht auch von einer „erlernten Unzuständigkeit“. Entscheidend sei dann aber die Bereitschaft, die fehlende Kompetenz zu erwerben, statt die Zuständigkeit dauerhaft abzugeben. Auch ADHS, psychische Belastungen oder Erschöpfung können die Alltagsorganisation erschweren, warnt die Therapeutin. Solche Beeinträchtigungen seien von strategischer Verantwortungsvermeidung zu unterscheiden.

Dabei geht es nicht nur darum, wer eine Aufgabe erledigt, sondern auch darum, wer sie überhaupt im Blick behält. Mit der Bezeichnung „Mental Load“ ist die unsichtbare Planungs- und Organisationsarbeit gemeint, die dafür sorgt, dass Haushalt und Familie funktionieren. Eine Auswertung der Hans-Böckler-Stiftung aus dem Jahr 2023 zeigt, dass Frauen in Partnerschaften häufiger den überwiegenden Teil dieser Arbeit übernehmen. In einer 2025 veröffentlichten Befragung im Auftrag der Bertelsmann-Stiftung gaben Frauen in Paarbeziehungen mit gemeinsamer Sorgeverantwortung durchschnittlich 27,5 Stunden Kinderbetreuung pro Woche an, Männer 17,5 Stunden.

Wie gerecht die Arbeit verteilt erscheint, hängt auch mit der Zufriedenheit in der Beziehung zusammen. Eine 2026 im „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veröffentlichte Auswertung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 mit mehr als 11.000 Befragten in Deutschland zeigt: Wer die Aufteilung von Haus- und Erwerbsarbeit als unfair empfand, war mit seiner Partnerschaft weniger zufrieden. Das betraf nicht nur diejenigen, die nach eigener Einschätzung zu viel übernahmen, sondern auch jene, die etwas weniger als ihren gerechten Anteil beitrugen.

„Strategische Inkompetenz schafft ein Machtgefälle im Gewand der Hilflosigkeit“, sagt Henchen. Eine Person werde zum Projektmanager des gemeinsamen Lebens, der andere Partner bleibe Hilfspersonal oder ziehe sich ganz aus der Verantwortung. Das könne zu Erschöpfung, Wut, Respektverlust und anhaltenden Konflikten führen. „Auch unbeholfene Fragen wie „Was soll ich machen?“ können Teil des Problems sein“, erklärt Julia Henchen und mahnt: „Wer erst auf konkrete Anweisungen wartet, übernimmt zwar einzelne Handgriffe, aber nicht die dahinterliegende Planungsarbeit.“

Paartherapeutin Henchen beobachtet bei manchen Paaren eine regelrechte Eltern-Kind-Dynamik: Eine Person erinnert, kontrolliert und korrigiert, die andere wartet ab oder wehrt sich gegen Kritik. „Macht wird nicht nur dadurch ausgeübt, dass man anderen Befehle gibt“, sagt sie. „Macht kann auch bedeuten, sich dauerhaft für unzuständig zu erklären.“ Das Problem sei deshalb nicht nur die zusätzliche Arbeit. Belastend sei auch, ständig verantwortlich bleiben zu müssen: erinnern, kontrollieren, nachfragen – und im Zweifel doch selbst einspringen. Das kann sich auch auf die Sexualität auswirken. „Es ist schwer, jemanden gleichzeitig managen und begehren zu sollen“, sagt Henchen. Gleichberechtigung sei zwar keine Garantie für Lust, chronische Ungleichheit könne sexuelle Frustration jedoch verstärken.

Wie können Paare nun aus einer solchen Dynamik herauskommen? Dass Änderungswünsche allein nicht unbedingt ausreichen, legt eine 2025 i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eröffentlichte Studie mit 78 Paaren in Japan nahe. Die Forscher Kyosuke Kakinuma und Keise Izuma stellten darin fest: Je größer die mitgeteilte Abweichung zwischen dem eigenen Verhalten und den Wünschen des Partners war, desto stärker war die Absicht, etwas zu ändern. Ein entsprechender Effekt auf das zwei Wochen später berichtete Verhalten ließ sich jedoch nicht nachweisen. Die Forscher vermuten deshalb, dass konkrete Lösungsvorschläge und Erinnerungshilfen dabei helfen könnten, gute Vorsätze tatsächlich umzusetzen.

Für den Alltag empfehlen die Expertinnen Henchen und Fröhlich, nicht nur einzelne Handgriffe, sondern ganze Verantwortungsbereiche gemeinsam zu verteilen. Das Erinnern sollte dabei nicht wieder an der bisher verantwortlichen Person hängen bleiben. Die Frage laute deshalb nicht nur: „Wer bringt heute das Kind ins Bett?“, sondern: „Wer fühlt sich dafür verantwortlich, überhaupt zu bemerken, was getan werden muss?“ Wer etwa für Arzttermine der Kinder zuständig ist, müsse den Bedarf erkennen, den Termin vereinbaren, ihn vorbereiten, das Kind begleiten und sich um die Nachsorge kümmern. „Delegieren ist keine Gleichberechtigung. Hilfe ist noch keine Verantwortung“, sagt Henchen. Hilfreich seien klare Zuständigkeiten, gemeinsame Mindeststandards und regelmäßige Gespräche darüber, ob die Verteilung funktioniert. Gleichzeitig müsse die bisher verantwortliche Person akzeptieren, dass Aufgaben möglicherweise anders erledigt werden.

Es mag simpel klingen, aber Expertin Fröhlich betont, dass fehlende Alltagskompetenzen durchaus im Laufe einer Beziehung erlernbar sind. Und bei aller Kompetenz kann es durchaus sinnvoll sein, Aufgaben nach Interessen aufzuteilen – um Konflikten vorzubeugen. Am Ende fasst Julia Henchen die Lösung für dieses alltägliche Partnerschaftsproblem so zusammen: „Kompetenz ist keine Voraussetzung für Verantwortung. Kompetenz entsteht durch Verantwortung.“

Schmerz ist keine Frage des Alters

Eine Studie zeigt, wann wir am meisten leiden

Irgendwann fängt es an. Ein Ziehen im unteren Rücken nach langem Sitzen, Knieschmerzen beim Treppensteigen. Schmerz gehört zum Leben – aber wie er sich verändert, welche Formen wann auftreten und was ihn begünstigt, war bislang kaum systematisch untersucht worden. Eine nun im Fachjournal „Nature Medicine“ veröffentlichte Studie liefert erstmals eine globale Übersicht: Forscher haben Daten von mehr als sechs Millionen Menschen aus 118 Ländern ausgewertet, aus Erhebungen der Jahre 1990 bis 2025.

Louis Polczynski

Das Ergebnis widerspricht einem verbreiteten Bild: Schmerz nimmt mit dem Alter nicht einfach stetig zu. Zwar steig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irgendwo Schmerzen zu haben mit den Jahren, doch der stärkste Anstieg liegt bei den untersuchten Schmerzarten vor dem 55. Lebensjahr. Danach flacht die Kurve ab, bei manchen Formen kehrt sie sich sogar um. Chronische Ganzkörperschmerzen werden im hohen Alter seltener gemeldet, nicht häufiger. Kopf- und Bauchschmerzen treten vor allem in jüngeren Jahrzehnten häufig auf, Rücken-, Hüft- und Knieschmerzen erst im mittleren und höheren Alter. Schmerzen im unteren Rücken zählen zu den häufigsten Schmerzformen weltweit. Zusammen mit Kopfschmerzen gehören sie laut der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zu den Hauptursachen für Lebensjahre mit gesundheitlichen Beinträchtigungen.

Jonas Tesarz, Direktor der Klinik für Psychosomatische Medizin und Psychotherapie an der Universitätsmedizin Mainz, fasste den zentralen Befund gegenüber dem „Science Media Center“ (SMC) so zusammen: „Älterwerden bedeutet also nicht automatisch immer mehr und immer stärkeren Schmerz.“ Besonders auffällig ist, was mit einer besonders weitreichenden Schmerzform geschieht: „Chronic Widespread Pain“ bezeichnet chronische Schmerzen, die gleichzeitig in mehreren Körperregionen auftreten und etwa jeden Zehnten betreffen. Diese Form nimmt im hohen Alter ab.

Andreas Kopf, Oberarzt am Schmerz-, Palliativ- und PAIS-Zentrum der Berliner Charité, sagte dem SMC: „Interessant erscheint, dass die Beobachtung bestätigt wurde, dass chronische „Ganzkörperschmerzen“ im höheren Lebensalter nachlassen.“ Warum, lässt die Studie offen. Für die Studie wurden über 900 Datenquellen mit Schmerzangaben analysiert. Miriam Kunz, Lehrstuhlinhaberin für Medizinische Psychologie und Soziologie an der Universität Augsburg, sieht darin im Gespräch mit dem SMC eine methodische Stärke: In Ländern mit eingeschränktem Zugang zur Versorgung bilde die Selbstauskunft die Schmerzlast besser ab als Diagnosestatistiken. In West- und Osteuropa sowie Nord- und Lateinamerika erhöhen Rauchen, Übergewicht und niedriges Einkommen das Risiko, Schmerzen zu haben. 22 bis 27 Prozent der Schmerzbelastung lassen sich auf diese Faktoren zurückführen. „Besonders relevant ist, dass viele Schmerzarten bereits im mittleren Lebensalter, etwa um das 50. Lebensjahr, ihren Häufigkeitsgipfel erreichen“, sagte Kunz. Damit betreffen viele Schmerzen Menschen bereits mitten im Erwerbsleben. Das werfe die Frage auf, ob Prävention nicht deutlich früher ansetzen sollte. Und: Nicht alle halten die Befunde für neu. Kopf kritisiert, dass die Studie Schmerz als Symptom erfasst, ohne Ursachen und Leidensdruck abzubilden. Tesarz formulierte es so: „Entscheidend ist nicht allein, ob und wie stark ein Mensch Schmerzen hat, sondern wie sehr und woran dieser Mensch durch den Schmerz leidet.“ Dennoch liefert die Studie einen wichtigen Befund: Sie widerspricht der verbreiteten Annahme, dass der Körper mit dem Alter zwangsläufig immer mehr schmerzt.

Von Reykjavík bis Den Haag beginnen Regierungen, sich auf einen Wandel der Meeresverhältnisse vorzubereiten, der das Leben auf dem Kontinent, wie wir es kennen, grundlegend verändern könnte. In den oberen Schichten des Atlantiks transportiert ein gewaltiges System wirbelnder Strömungen, bekannt als Atlantische Meridionale Umwälzzirkulation (kurz AMOC, von englisch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warmes tropisches Wasser nach Norden und trägt damit zu Nordwesteuropas mildem Klima bei. Doch während die Menschheit weiterhin Treibhausgase in die Atmosphäre pumpt, die den Planeten erwärmen, wird diese ozeanische Wärmepumpe schwächer werden. Sie wird weitgehend zum Erliegen kommen.

Zia Weise („Politico“)

Ein ungewöhnlich kaltes Meeresgebiet südlich von Grönland, von Wissenschaftlern als „cold blob“ bezeichnet, lässt einige Forscher befürchten, dass diese Abschwächung bereits in vollem Gang ist. Andere Wissenschaftler haben Klimamodelle untersucht, Aufzeichnungen der Meerestemperaturen ausgewertet und Simulationen durchgeführt. Sie sind zu dem Ergebnis gekommen, dass sich der Ozean früher verändern könnte als bislang angenommen. Der Prozess würde sich über viele Jahrzehnte hinziehen. Doch eine starke Abschwächung oder ein Zusammenbruch der AMOC würde Europas Landwirtschaft, Infrastruktur, Sozialsysteme und Wirtschaft in einem Ausmaß erschüttern, das die Hitze und Brände des vergangenen Sommers wie milde Erinnerungen an ruhigere Zeiten erscheinen ließe. Dem Kontinent könnten eisige Winter und trockene Sommer, steigende Meeresspiegel und heftige Stürme drohen.

Bis vor Kurzem galt das als Albtraumszenario – heraufbeschworen, um vor den katastrophalen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zu warnen. Da Studien aber eine starke Abschwächung oder – weniger wahrscheinlich – einen Zusammenbruch für möglich halten, beginnen Regierungen, die Gefahr ernst zu nehmen und zu überlegen, wie sich die Schäden begrenzen lassen. Island hat einen Zusammenbruch der AMOC zum nationalen Sicherheitsrisiko erklärt. Die Niederlande untersuchen, was eine Abschwächung für den Küstenschutz bedeuten könnte. Finnland prüft die möglichen Folgen. Das Vereinigte Königreich gibt Millionen für ein Frühwarnsystem aus. Und die nordischen Minister haben begonnen, über die Bedrohung zu beraten. Für die Politik stellt die Instabilität der AMOC eine ungewöhnliche Herausforderung dar: Wie bereitet man sich auf eine weit entfernte Katastrophe vor, die möglicherweise niemals eintritt – die aber, sollte sie eintreten, das Leben in Europa in kaum vorstellbarem Ausmaß erschüttern würde? Immer mehr Regierungen kommen zu dem Schluss, dass die Unsicherheit selbst kein Grund ist, abzuwarten.

„Es ist unverantwortlich, mit Vorbereitungen zu warten, bis absolute Gewissheit besteht“, sagt Islands Klimaminister Jóhann Páll Jóhannsson. „Denn wenn die Folgen nicht mehr zu leugnen sind, könnte es bereits zu spät sein, sie noch zu verhindern.“ Dabei gehe es nicht um Panik oder Alarmismus, fügte er hinzu. „Es ist schlicht verantwortungsvolle Regierungsführung.“

Wenn das bekannt klingt, liegt es wahrscheinlich an dem Katastrophenfilm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us dem Jahr 2004. Darin führt das Versiegen der Atlantikströmungen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zu einer schlagartigen Abkühlung und stürzt die Welt in eine neue Eiszeit. Es gibt keinerlei Hinweise darauf, dass ein derart extremes und schnelles Szenario möglich wäre.

Der Motor der AMOC liegt im Nordatlantik: Kaltes, salzhaltiges Wasser sinkt tief in den Ozean ab. Warmes Wasser strömt in den oberen Meeresschichten nach Norden, kaltes Tiefenwasser nach Süden – eine Zirkulation, die Europas Klima seit Jahrtausenden prägt. Das erklärt teilweise, warum Paris nicht die kalten Winter Ottawas hat, obwohl die französische Hauptstadt sogar etwas weiter nördlich liegt als die kanadische Stadt. Der Klimawandel droht nun, diesen lange stabilen Motor zu stören. Die Erwärmung sowie zusätzliches Süßwasser aus dem schmelzenden grönländischen Eisschild und stärkeren Niederschlägen machen das Wasser im Nordatlantik weniger dicht. Das Wasser sinkt schlechter ab, wodurch sich die Zirkulation abschwächt. Dadurch kann eine Rückkopplungsschleife entstehen: Schwächere Strömungen transportieren weniger Salz nach Norden, wodurch das Wasser dort noch stärker verdünnt wird und sich die AMOC weiter verlangsamt. Die Sorge ist, dass die Zirkulation bei ausreichender Erwärmung in einen sehr schwachen Zustand kippen könnte.

Der Albtraum aus dem Atlantik

Eine Verlangsamung der Meeresströmungen könnte das Leben auf unserem Kontinent in einem kaum vorstellbaren Ausmaß erschüttern

Doch es gibt Risiken, und die liegen keineswegs in ferner Zukunft. Selbst wenn sich ein vollständiger Kollaps der AMOC über viele Jahrzehnte erstrecken und wahrscheinlich erst jenseits dieses Jahrhunderts vollziehen würde, könnten Teile des Systems früher ausfallen – mit spürbaren Folgen, lange bevor die gesamte Umwälzung in einen sehr schwachen Zustand kippt. Große Sorgen bereitet Wissenschaftlern der subpolare Wirbel, eine kreisförmige Strömung südlich von Grönland. Sie trägt dazu bei, die AMOC anzutreiben. Einige Studi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seine Funktion bei der Durchmischung des Wassers bereits in den 2040er-Jahren zusammenbrechen könnte – mit gravierenden Veränderungen innerhalb von nur etwa einem Jahrzehnt. Ein Zusammenbruch dieser Durchmischung würde nicht ganz Nordeuropa in die tiefe Kälte stürzen, wie sie mit einem vollständigen Zusammenbruch der AMOC verbunden wäre. Er könnte aber deutlich kältere Winter bringen und das Dürrerisiko erhöhen. „Wann genau, lässt sich schwer sagen, aber ich glaube, dass ein erhebliches Risiko besteht, dass es innerhalb der kommenden 20 Jahre passiert“, sagt Swinda Falkena, die den subpolaren Wirbel an der Universität Utrecht erforscht. „Im Grunde bedeutet das, dass man jetzt mit der Planung beginnen muss.“ Für die AMOC insgesamt wissen Wissenschaftler noch immer nicht, an welchem Punkt die Strömungen ihren sogenannten Kipppunkt überschreiten könnten – also jenen Punkt, nach dem ein Zusammenbruch in einen sehr schwachen Zustand unvermeidlich wird. Ebenso wenig wissen sie, wie nah wir diesem Punkt bereits sind. Die Schätzungen reichen von einer globalen Erwärmung um 1,4 Grad Celsius gegenüber dem vorindustriellen Niveau – ein Wert, den die Welt gerade erreicht hat – bis hin zu acht Grad. Eine Übersichtsstudie von 2022 nennt als besten, allerdings unsicheren Schätzwert etwa vier Grad.

Wie stark die Strömungen tatsächlich beeinträchtigt werden, ist weiter Gegenstand wissenschaftlicher Debatten. Auch darüber, ob die Abschwächung bereits begonnen hat, wird gestritten. Einig sind sich die Forscher jedoch darin, dass sich die AMOC mit zunehmender Erderwärmung abschwächen wird. Der Weltklimarat IPCC, dessen Berichte den aktuellen wissenschaftlichen Konsens wiedergeben, kam in seinem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richt von 2021 zu dem Schluss, dass sich die AMOC im Laufe des 21. Jahrhunderts „sehr wahrscheinlich abschwächen“ werde. Im Mittel der Klimamodelle könnte ihre Stärke demnach bis zum Ende des Jahrhunderts je nach Emissionsszenario um 24 bis 39 Prozent unter das Niveau der Jahre 1995 bis 2014 fallen. Der IPCC äußerte zudem mit „mittlerem Vertrauen“ die Einschätzung, dass „ein abrupter Kollaps vor 2100 nicht erwartet wird“. Doch seit Veröffentlichung dieses Berichts erschienene Forschungsergebnisse haben die Möglichkeit aufgeworfen, dass das System deutlich früher einen Kipppunkt erreichen könnte.

Zwei neuere Studien verorteten diese Schwelle etwa in der Mitte dieses Jahrhunderts; solche Datierungen sind methodisch umstritten. Eine weitere Arbeit sieht selbst unter einem mittleren Emissionsszenario ein erhebliches Risiko eines Kollapsbeginns vor 2100. Eine andere Untersuchung schätzt, dass selbst bei niedrigen Emissionen rund ein Viertel der Klimamodelle bis zum Jahr 2300 auf einen Stillstand der tiefen Umwälzung im Nordatlantik zusteuert. Eine Studie von 2026 errechnet unter einem mittleren Emissionsszenario bis 2100 eine Abschwächung um etwa die Hälfte. „Die Risiken“, sagt Islands Klimaminister Jóhannsson, „erscheinen ernster als bisher angenommen.“

Andere Forscher kommen allerdings auch zu anderen Ergebnissen. Ein Team mit Forschern des britischen Wetterdienstes Met Office wertete 34 Klimamodelle aus. 2025 publizierten sie im Fachblatt „Nature“, dass ein Kollaps in diesem Jahrhundert unwahrscheinlich ist: Der windgetriebene Auftrieb von Tiefenwasser im Südpolarmeer hält die Umwälzung demnach auch in abgeschwächter Form in Gang. Mit einer Abschwächung rechnen allerdings auch diese Forscher. Eine im Juni in „Science Advances“ erschienene Studie des Politecnico di Torino fand in ihrem Klimamodell selbst mit zusätzlichem Schmelzwasser aus Grönland bis zum Jahr 2300 weder einen abrupten noch einen auf Jahrhunderte unumkehrbaren Einbruch der Strömungen.

Wissenschaftler beginnen dennoch, anhand von Klimamodellen sowie Forschungen zu den Auswirkungen der Strömungen auf Temperaturen, Niederschläge, Meeresspiegel und Ökosysteme zu skizzieren, wie Europa nach einem Kollaps der AMOC aussehen könnte. Im Winter könnten heftige Stürme über den Kontinent ziehen, angefacht durch den starken Temperatur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plötzlich eisigen Norden und dem weiterhin warmen Süden. Das arktische Meereis könnte sich nach Süden in Richtung Schottland und bis in die nordischen Fjorde ausbreiten. Die Grachten Amsterdams könnten vollständig zufrieren, wenn Kältewellen die Temperaturen in den Niederlanden auf minus 20 Grad Celsius und in Skandinavien auf minus 40 Grad fallen lassen. Diese Kälteextreme stammen aus Modellrechnungen, in denen die AMOC durch künstlich zugeführtes Süßwasser zum Stillstand gebracht wird, und beschreiben einen Klimazustand weit jenseits des Jahres 2100. Wie stark Europa dabei abkühlt, hängt vom Ausmaß der Erderwärmung ab. Dürre in Westafrika könnte die Migration nach Norden treiben, wenn sich der tropische Regengürtel nach Süden verschiebt. Island könnte wirtschaftlich schwer getroffen werden, wenn Fischbestände zusammenbrechen – so sieht es ein Szenario vor, das Forscher für den Nordischen Ministerrat ausgearbeitet haben.

An Europas Nordatlantikküste könnten höhere Meeresspiegel Überschwemmungen verschärfen und Salzwasser in tief liegende landwirtschaftliche Flächen drücken. Die Sommer könnten weiter extreme Hitze bringen, während sinkende Niederschläge den Wassermangel verschärfen. Eine Modellstudie für Großbritannien errechnet nach einem angenommenen AMOC-Kollaps ohne zusätzliche Bewässerung einen Rückgang des Ackerflächenanteils von 32 auf sieben Prozent. Die Sorge über diese möglichen Folgen beeinflusst bereits staatliche Planungen. Island brachte das Thema im Frühjahr in den Nordischen Ministerrat ein. „Wir haben darüber gesprochen, eine Risikobewertung für die nordischen Länder vorzubereiten“, sagt Jóhannsson. In Finnland veranlasste Klimaministerin Sari Multala in diesem Sommer eine Untersuchung dazu, was eine Abschwächung der AMOC für das Land bedeuten könnte – einschließlich der Folgen für das Klima, die Ostsee und zentrale Bereiche wie Landwirtschaft, Energie und Verkehr. Die Niederlande führen eine ähnliche Untersuchung durch, wobei ein besonderes Augenmerk auf der Bedrohung für den Hochwasser- und Küstenschutz liegt. Der niederländische Delta-Kommissar – ein Regierungsbeauftragter, der das Land vor wasserbedingten Gefahren schützen soll – arbeitet daran, die Abschwächung der AMOC als „Was-wäre-wenn-Szenario“ in die Vorsorgeplanung des Landes aufzunehmen. Studi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ein Zusammenbruch der AMOC den Meeresspiegel an Teilen der nordatlantischen Küste um rund einen halben Meter anheben könnte – zusätzlich zu dem Anstieg, den die globale Erwärmung ohnehin verursacht. „Das Tempo ist ungewiss, der Zeitpunkt ist ungewiss und die Auswirkungen sind ungewiss“, sagt Saskia van Vuren, die den Delta-Kommissar zum Thema AMOC berät. Dennoch beeinflusst die Entwicklung bereits konkrete Planungen. „Wir sollten berücksichtigen, dass es in Zukunft möglicherweise wieder Eisdecken auf Flüssen geben wird“, fügte sie hinzu. Gleichzeitig bleiben große Unsicherheiten. So besteht beispielsweise die Möglichkeit, dass die globale Erwärmung eine durch die AMOC verursachte winterliche Abkühlung teilweise oder vollständig ausgleicht.

Eine der ersten Verteidigungslinien gegen einen AMOC-Kollaps besteht darin, zu erkennen, wann er beginnt. Regierungen und Wissenschaftler investieren deshalb in Frühwarnsysteme, die feststellen sollen, wann sich entscheidende Teile der Zirkulation einem Kipppunkt nähern. Die britische Forschungsagentur ARIA hat 81 Millionen Pfund, rund 94 Millionen Euro, für ein fünfjähriges Forschungsprogramm bereitgestellt, das ein Frühwarnsystem für zwei zentrale, mit der AMOC verbundene Systeme entwickeln soll, die sich möglicherweise selbst einem Punkt ohne Wiederkehr nähern: den grönländischen Eisschild und den subpolaren Wirbel. Forscher haben quer über den Atlantik verankerte Messsysteme installiert, um die Strömungen zu beobachten. Eines dieser Systeme, bekannt als RAPID, ist mit kontinuierlichen Daten seit 2004 die am längsten laufende Beobachtungsreihe dieser Art. „Es ist das Einzige, das uns direkt zeigt, wie sich die AMOC von Tag zu Tag, von Monat zu Monat und von Jahr zu Jahr verändert“, sagt Penny Holliday, wissenschaftliche Direktorin des britischen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das das Projekt mitbetreut. Bislang hat das Messsystem einen leichten Rückgang der AMOC registriert, wobei Wissenschaftler noch nicht wissen, ob dafür der Klimawandel verantwortlich ist. Nach einer im vergangenen Jahr veröffentlichten Auswertung der RAPID-Daten passt der Rückgang zu den Projektionen der Klimamodelle, nicht aber zu einem Kollaps zur Mitte des Jahrhunderts.

Doch das Beobachtungsnetz bleibt fragil. Viele Messsysteme werden über kurzfristige Forschungszuschüsse finanziert, von denen einige 2028 auslaufen. Damit sind jahrzehntelange Beobachtungsprogramme von wechselnden politischen Prioritäten abhängig. In den USA ließ die Forschungsbehörde NSF im Mai 2026 den Abbau mehrerer Ozeanbeobachtungsnetze einleiten. Nach Protesten stoppte sie ihn im Juni und kündigte die Wiederaufstellung bereits entfernter Geräte an. Für Wissenschaftler machte die Episode deutlich, wie problematisch es ist, langfristige Ozeanbeobachtung als eine Aneinanderreihung kurzfristiger Forschungsprojekte zu behandeln. Sie fordern ein dauerhaftes, international finanziertes Beobachtungssystem – eine Infrastruktur in einer Größenordnung, wie sie Regierungen bereits für Wettervorhersagen oder Weltraumforschung finanzieren.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machte in diesem Sommer einen ersten Schritt und kündigte 92 Millionen Euro für die Beobachtung der Ozeane an. Bei einer Geberveranstaltung im September erreichten die Zusagen aller Partner knapp 220 Millionen Euro. AMOC-Forscher begrüßten das Geld, betonten aber, ein verlässliches System für den gesamten Atlantik würde deutlich mehr kosten. „Man braucht ungefähr 500 Millionen oder eine Milliarde Euro pro Jahr, und dann kann man die Ozeane verdammt gründlich vermessen“, sagt Sjoerd Groeskamp, Forscher am Königlichen Niederländischen Institut für Meeresforschung. „Sobald wir wissen, dass der Kipppunkt überschritten wurde, dass sich die AMOC also nicht plötzlich wieder erholen wird, sondern in den folgenden Jahrzehnten weiter abschwächt, hat das erhebliche Auswirkungen darauf, welche Anpassungsmaßnahmen getroffen werden“, sagt Stefan Rahmstorf,

Hurrikan Lee zieht am 8. September 2023 über den Atlantik. Der Sturm erreichte zeitweise Kategorie 5 und schwächte sich anschließend auf Kategorie 4 ab

Atlantische Umwälzzirkulation (AMOC)

Ozeanograf am Potsdam-Institut für Klimafol-genforschung.

Bis dahin, sagen Experten, gibt es eine Reihe von „No-Regret-Maßnahmen“, die Politiker ergreifen können: Maßnahmen, die ihre Bevölkerung im Fall eines Zusammenbruchs schützen würden, den Ländern aber auch dann zugutekämen, wenn die AMOC stabil bleibt. „Es gibt Win-win-Situationen, zum Beispiel eine bessere Dämmung von Häusern, die sowohl gegen die Erwärmung als auch im Falle einer deutlichen Abkühlung hilft“, erklärt Rahmstorf. Viele der Folgen eines AMOC-Zusammenbruchs würden Probleme verschärfen, mit denen Europa infolge der Erderwärmung ohnehin bereits konfrontiert ist – darunter Dürren, Extremwetter und steigende Meeresspiegel. Ein Großteil der notwendigen Vorbereitungen ist daher bereits bekannt: Infrastruktur gegen extreme Wetterereignisse widerstandsfähiger machen, in Küsten- und Hochwasserschutz investieren und robustere Lieferketten schaffen – und den Ausstoß klimaschädlicher Treibhausgase senken.

„Die wichtigste Reaktion muss darin bestehen, mit dem Zaudern und Verzögern aufzuhören, wenn es um die Senkung von Emissionen und den Ausstieg aus fossilen Brennstoffen geht“, sagt Rahmstorf. Diese Botschaft wird zunehmend von den Regierungen jener Länder aufgegriffen, die der Gefahr am stärksten ausgesetzt sind. Islands Jóhannsson verglich die Reaktion seines Landes auf die AMOC-Bedrohung mit der Art und Weise, wie steigende Meeresspiegel pazifische Inselstaaten dazu gebracht haben, weltweit stärkere Klimaschutzmaßnahmen einzufordern. „Für uns ist die Möglichkeit eines AMOC-Kollapses keine abstrakte wissenschaftliche Frage“, warnt er. „Sie ist eine existenzielle Frage.“

Dieser Text erschien zuerst bei der WELT-Partnerpublikation „Politico“. Übersetzt von Tim Röhn. Redaktionell ergänzt und präzisiert. Das Axel Springer Global Reporters Network ist eine markenübergreifende Initiative, die Scoops, investigative Recherchen, Interviews und Analysen globaler Relevanz veröffentlicht. Journalisten aller Axel-Springer-Marken kooperieren bei großen Geschichten für ein internationales Publikum.

„Ich habe dann selbst dort angerufen“

Biophysiker Georg Nagel über Medizin-Nobelpreis

Sarah Majorczyk

D en größten Tag seiner Karriere feiert Georg Nagel in Italien. Der 73-Jährige wurde am Montag gemeinsam mit seinem Berliner Kollegen Peter Hegemann, 71, und dem US-Forscher Karl Deisseroth, 54, vom Karolinska-Institut in Stockholm mit dem Medizin-Nobelpreis ausgezeichnet. Nagel ist derzeit in Neapel, wo er und seine Frau eine Wohnung besitzen.

Seit der Biophysiker und Professor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pensioniert ist, ist er im Winter immer dort, doch nun reisten sie für den 30. Geburtstag der Tochter an. „Das ist wichtiger als ein Nobelpreis“, erzählt er. Wie seine Tochter auf die Nachricht aus Stockholm reagierte? „Gott sei Dank kam der Anruf erst nach meiner Feier, sonst hättest du mir die Show gestohlen“, zitiert Nagel seine Tochter. Er selbst erfuhr von der Auszeichnung am Telefon. Ein ehemaliger Student gab ihm Bescheid, dass er im Büro in Würzburg einen Anruf aus Stockholm bekommen habe: „Da war ich also vorgewarnt“, erzählt Nagel. Dann bekam der Würzburger den Anruf aus Stockholm. „Zuerst meinte der Herr am Telefon, ob ich der Herr Hegemann wäre“, sagt Nagel. „Da war ich etwas angesäuert.“ Er bekam die Nummer von Thomas Perlmann, Mitglied des Nobel-Komitees. „Ich habe dann selbst dort angerufen, und er klärte mich auf. Ich habe also quasi meinem eigenen Nobelpreis hinterhertelefoniert“, sagt er. An der Julius-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Würzburg verbreitete sich die Nachricht rasch. Nagel ging nicht davon aus, dass er die Auszeichnung bekommt. Seine Frau, die er in New York kennengelernt hat, habe „immer gewusst“, dass er eines Tages mit dem Nobelpreis ausgezeichnet wird.

Denn: Nagel legte mit seiner Forschung den Grundstein für Optogenetik. Zusammen mit dem deutschen Forscher Peter Hegemann entdeckte er in einer winzigen Grünalge ein besonderes Eiweiß namens Channelrhodopsin. Dieses Protein funktioniert wie ein winziger Lichtschalter: Trifft blaues Licht darauf, öffnet sich ein Kanal in der Zellhülle und die Zelle wird elektrisch aktiviert. Die entscheidende Idee kam von Karl Deisseroth, US-Forscher und Neurobiologe an der Stanford University: Er fügte den Bauplan dieses Proteins in Nervenzellen ein. Plötzlich wurden auch diese Zellen lichtempfindlich. Leuchtete man sie mit blauem Licht an, feuerten sie ein Signal ab. Heute können Forscher damit einzelne Nervenzellen gezielt an- oder ausschalten und untersuchen, welche Rolle sie beispielsweise für Erinnerungen, Gefühle und Verhalten spielen. Für diese bahnbrechenden Entdeckungen werden Nagel, Hegemann und Deisseroth nun ausgezeichnet.

Nagels Weg in die Wissenschaft begann ungewöhnlich. Als Kind war er schwer krank und musste mehrfach operiert werden. Weil er oft zu Hause bleiben musste, beschäftigte sich Nagel mit einem Experimentierkasten. „In der Zeit habe ich angefangen zu leben und zu erkunden“, sagt er. In der Schule begeisterte er sich für Mathematik, Physik und Biologie. „Ich hatte viel Glück, mein Weg war nicht gerade.“ Er studierte Biologie an der Universität Konstanz und kam dort mit der Biophysik in Kontakt. Sein erster Lehrer war Ernst Bamberg. Nagel arbeitete in dessen Labor, ging später für seine Forschung in die USA und kehrte 1992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Seit 2004 ist er Professor für Molekulare Pflanzenphysiologie und Biophysik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Pläne für seinen Anteil am Preisgeld (eine Million Euro für die drei Forscher) hat Nagel bisher nicht. Für die Übergabe der Nobelpreise am 10. Dezember in Stockholm müsse er sich einen Frack besorgen. Am Mittwoch wolle er in der Altstadt von Neapel mit Familie und Freunden seinen Erfolg feiern. Die Idee kam von seiner Frau“, sagte Nagel der Deutschen-Presseagentur. „Die war ganz aus dem Häuschen. Die hat dann die ganze Community hier in Neapel informiert.“

Dieser Artikel erschien zuerst bei „Bild“.

SCHWER

Eine strahlende Deutsche Meisterin

Jana Schneider (24) freute sich unbändig. Beim Deutschen Schachgipfel in Dresden Ende Juli wurde sie zum zweiten Mal Deutsche Meisterin. Und zwischendrin als Höhepunkt für die weibliche Großmeisterin die Schacholympiade 2022 im indischen Chennai, als sie fürs deutsche Team eine Goldmedaille für das beste Brettergebnis eroberte. Gerade vollendet die Psychologiestudentin ihre Masterarbeit in Würzburg, die „Unterbrechung“ wegen der Schacholympiade im usbekischen Samarkand Ende September nahm sie aber gerne in Kauf. Ein herrliches Mattfinale gelang ihr in Dresden gegen Sarah Papp.

Schneider – Papp

Caro-Kann-Verteidigung 1.e4 c6 2.d4 d5 3.Sc3 dxe4 4. Sxe4 Sf6 5.Sxf6+ exf6 6.Le3 Sa6 7.a3 Sc7 8.c4 Le7 9.Ld3 0-0 10.Dc2 g6 11.Se2 f5 12.0-0 Lf6 13.Tad1 Se6 14.Dc1 f4! Ein gutes Scheinbauernopfer, um für den Doppelbauern den weißen d-Bauern „einzutauschen“.

Stellung nach 27...Sxc5

Stellung nach 31...Dxa4

15.Lxf4 Sxd4 16.Sc3 Lg4? Besser 16...Te8.

17.f3 Le6 18.Se4 Lf5 19.Kh1 Lxe4 20.Lxe4 Db6 21.Ld6 Tfe8

Schach

Mit Helmut Pfleger

22.c5 Db3 23.Td3 Db5 24.Tfd1 Se6

Optisch steht Weiß sehr schön, nur wie soll man das schwarze Bollwerk einnehmen?! 25.b3 Lg5?! 26.f4 Lxf4? 27.Lxf4 Sxc5! Eine findige Ressource in schwieriger Lage! Doch mit dem herrlichen Zug 28.Lf5!! hätte Jana Schneider ihren Vorteil behaupten können: 28... gxf5? 29.Tg3+ Kh8 30.Db2+! f6 31.Dxf6 matt. 28.a4?! Sxd3 29. Lxd3 Dxb3 Ein ungewöhnliches Materialverhältnis: zwei Läufer gegen Turm und drei Bauern, welches Fritz & Co. ungerührt als ausgeglichen beurteilen. 30.Lc4 Db4?! Besser war sofortiges „Weiterfressen“ mit 30...Dxa4. 31.Ld6 Dxa4 Zu spät! Der Sack voller Bauern hilft nicht mehr gegen den Königsangriff. 32.Tf1! Te4 33. Lxf7+ Kg7 34.Db2+ Kh6 35. Dc1+ Kg7 36.La3! Td8 37.Lb2+ Tdd4 38.Dg5 Db5

39.Df6+ Kh6 40.Lc1+ Kh5 41. Tf5+!

Die Schwarze gab auf.

Sudoku

LEICHT

Und zack

Im Nu legte sich West seinen Gegenspielplan zurecht. Gegen seine Idee gab es auch nichts einzuwenden, doch er versäumte es, eine vorbereitende Maßnahme zu treffen.

Sonntagsrätsel – Gewinne im Wert von 240 €

MITTEL

Süd eröffnete 2♠ (Weak-Two), West meldete 3♥. Nord stand vor der Wahl zu kontrieren, 3 SA oder 4♠ zu bieten. Er entschloss sich zu 4♠, alle passten. West startete mit ♥A,K, der Dummy bot nicht viel Hoffnung, den Kontrakt zu Fall zu bringen. Auf ♦A als dritten Stich schauend bedurfte es eines Pikstichs. Ost musste ♠10 haben. So spielte West zum dritten Stich ein kleines Coeur, tatsächlich tauchte bei Ost ♠10 auf, kurzfristig war West sehr zufrieden. Übersticht Süd, lässt sich der Verlust eines Trumpfstichs nicht mehr ver-

Von Stefan Heine

Teiler: Süd, Gefahr: Nord-Süd

getä-felter Fuß-boden

Land-schaft des Pelo-ponnes

Zimmer

Hutrand

süße Blatt-lausaus-scheidung

sehr knapper (Bikini-) Slip

Macht-haber, Herr-scher

Kinder-tages-stätte

Hochzeit, m. d. man Teil e. Familie wird

Läuseei

9

veraltet: Onkel

Vorname d. Malers Spitzweg † 1885

histor. nordfrz. Land-schaft

7

Wasser-stelle für Tiere

hegen

Bedroh-lichkeit einer Lage

1

Nibelun-genkönig Gesichts-ausdruck

3

grie-chischer Buch-stabe

Silber-löwe

4

deutscher Putschist † 1922

grie-chischer Buch-stabe

Schotten-rock

süddt.: Brauerei

zweiter griech. Buch-stabe

Titel eines indigenen Anführers

Spende, Ge-schenk

Ton-färbung

Mentorin antike Stadt in Ionien

8

Stadt im Kreis Unna

grob, unge-hobelt

Mineral, Speck-stein

Computer-bauteil

Schul-festsaal

6

Heilbe-handlung bei Rheuma

engl. Bez. für Wein-brand

Auflösung aus dem Heft 39

weibliche Figur aus „Der Frei-schütz“

Teil e. Klei-dungs-stücks

Kolben-weglänge nat. Kopf-schmuck

Fluss in West-pommern (Polen)

Plan, Ab-sicht, Projekt

Haupt-stadt Nor-wegens

Aus-strahlung

Stadt in Westfalen

5

grüner Edel-stein

poln. Schrift-steller † 2006

amerik. Filmstar (Doris) † 2019

ein Schwanz-lurch

slv1318-41

1

2

3

4

5

6

7

8

9

Teiler: Süd, Gefahr: Ost/West

5			4	8	7			2
	6						7
		7	5		2	9
8		3	1		5	6		7
7								5
6		1	2		4	8		3
		2	6		8	4
	4						5
3			9	4	1			6

So spielen Sie mit:

Bridge

meiden. Doch Süd konnte bequem kontern, warf einfach sein Karo ab. Kassiert West hingegen vor der dritten Coeurrunde ♦A, gibt es für Süd kein Entrinnen. Aufgabe für den 11.10.26: Können Sie auf Süd 5♣ erfüllen? West greift mit ♣A an, wechselt auf Pik. Lösung der Aufgabe vom 4.10.26: Süd überlässt West den ersten Stich. West wechselt bspw. auf Treff. Süd nimmt am Tisch mit ♣K, wirft auf ♠A Treff ab, verfolgt mit Karo zum ♦A. Süd setzt mit Treff zum ♣A fort, schnappt Treff mit einem hohen Trumpf. Mit ♦10 zum ♦B erreicht er nochmals den Tisch, trumpft abermals Treff mit einem hohen Trumpf, bringt die sorgfältig aufbewahrte ♦3. Damit erreicht Süd den Tisch, kann auf das letzte Treff ein Coeur abwerfen.

Mit Robert Boedd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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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9	8		2	1
	8		7		1		5
	6	7				3	4
8								5
	1	3				7	2
	4		9		7		6
		8	3		4	5
7				2				4

Nennen Sie das Lösungswort per Telefon: 01379-560 056 (0,50€/Anruf aus allen deutschen Netzen) oder Sie senden eine SMS mit folgendem Text an die 40400 (0,50€/SMS): Rätsel, Lösung, Name, Anschrift
Teilnahmeschluss ist am 16.10.2026 um 24 Uhr. Rechtsweg und Barauszahlung sind ausgeschlossen. Das Lösungswort in Nr. 39 hieß: Zahnpasta. Ein Yankee Candle-Kerzen-Set hat gewonnen: Uwe Beer, Nüdlingen.

2				1				9
	1			3			6
			5		2
		8				1
9	3						4	6
		6				9
			8		7
	5			4			3
6				9				5

Lösung der Rätsel der vergangenen Woche: im Uhrzeigersinn rechts beginnend leicht, mittel und schwer

DEUTSCHLAND AM SONNTAG

Vor allem im Norden unbeständig

Samstag: Am Samstag bleibt es meist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Nur vereinzelt scheint längere Zeit die Sonne. Im Tagesverlauf kommt es zu zahlreichen, zum Teil kräftigen Regengüssen. An der Küste bilden sich örtlich Gewitter. Die Höchsttemperaturen bewegen sich zwischen 8 und 17 Grad. Dazu weht ein oft frischer, an der Küste starker bis stürmischer Wind aus überwiegend westlichen, zum Teil südwestlichen Richtungen. Dabei treten starke, an der Küste und auf den Höhen stürmische Böen auf.

Sonntag: Am Sonntag setzt sich das wechselhafte Schauerwetter in einigen Regionen fort. In Küstennähe können sich örtlich erneut Gewitter bilden. Allerdings kommt die Sonne zwischendurch deutlich häufiger und auch mal längere Zeit zum Vorschein. 9 bis 17 Grad werden erwartet. Es weht ein mäßiger bis frischer, an der Küste noch starker bis stürmischer Wind aus westlichen, an der Küste und den Alpen auch nördlichen Richtungen. Dabei treten frische bis starke, über der Nordhälfte auch stürmische Böen auf.

Biowetter: Zurzeit hat das Wetter insbesondere im Norden ein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en Organismus. Herz und Kreislauf werden dort besonders belastet. Personen mit hohen Blutdruckwerten sollten sich schonen. Viele werden auch von Kopfschmerzen geplagt. Bei Rheumakranken verschlimmern sich die Schmerzen. Nach Süden gibt es derweil kaum wetterbedingte Schweden. Der Jahreszeit entsprechend wird die allergene Belastung durch Pollen immer geringer.

SONNE & MOND Angaben für Kassel
	Sonne		Mond
	07:39	18:38	08:43	18:23

Weitere Aussichten: Am Montag beginnt die neue Woche größtenteils ruhiger und deutlich freundlicher. Dichtere Wolken mit einzelnen Schauern treten lediglich an der Küste, im äußersten Osten und am Erzgebirge sowie in Südostbayern und am Alpenrand auf, sonst bleibt es meist trocken. Bis zum Nachmittag steigen die Temperaturen auf 8 bis 15, im Südwesten bis 18 Grad.

VORHERSAGE

	Montag	Dienstag	Mittwoch	Donnerstag
Norden	7 15	11 16	11 18	10 18
	Montag	Dienstag	Mittwoch	Donnerstag
Mitte	6 17	9 18	10 19	10 19
	Montag	Dienstag	Mittwoch	Donnerstag
Süden	5 14	6 16	7 17	8 18

WASSERTEMPERATUREN

Nordsee	16-17 Grad
Ostsee	15-17 Grad
Bodensee	19-21 Grad
Adria	24-26 Grad
Ägäis	22-24 Grad
Algarve	21-23 Grad
Balearen	26-27 Grad
Bretagne	17-19 Grad

Kanaren	23-24 Grad
Kreta	25-26 Grad
Madeira	23-24 Grad
Türk. Riviera	28-29 Grad
Zypern	28-29 Grad
Rotes Meer	27-28 Grad
Karibik	28-29 Grad
Thailand	28-30 Grad

TEMPERATURREKORDE

Hamburg

Maximum 23,3° (1978), Minimum -4,2° (1936)

Berlin

Maximum 24,3° (2018), Minimum 0,7° (2002)

Frankfurt

Maximum 27,2° (2023), Minimum -1,3° (1951)

München

Maximum 25,2° (2023), Minimum -2,6° (2021)

DEUTSCHLANDWETTER SONNTAG

Berlin	14°	Schauer
Bremen	15°	Schauer
Brocken	4°	Regen
Dresden	14°	wolkig
Düsseldorf	15°	Schauer
Erfurt	14°	wolkig
Feldberg	5°	wolkig
Feldberg/Ts.	11°	Schauer
Frankfurt	16°	wolkig
Freiburg	17°	wolkig
Freudenstadt	11°	Schauer
Garmisch	14°	Schauer
Hamburg	13°	Schauer
Hannover	14°	Schauer
Ingolstadt	14°	wolkig
Karlsruhe	16°	wolkig
Kassel	15°	Schauer
Kiel	13°	Schauer
Koblenz	15°	Schauer
Köln	15°	Schauer
Konstanz	15°	wolkig
Leipzig	15°	wolkig
Lindau	15°	wolkig
List/Sylt	14°	Schauer
Lübeck	13°	Schauer
Magdeburg	16°	wolkig
Mannheim	16°	wolkig
München	15°	wolkig
Nürnberg	14°	wolkig
Oberstdorf	14°	Schauer
Passau	15°	wolkig
Rostock	13°	Schauer
Saarbrücken	15°	wolkig
Schleswig	13°	Schauer
Schwerin	13°	Schauer
Stuttgart	16°	wolkig
Trier	15°	wolkig
Wiesbaden	16°	wolkig
Zugspitze	-2°	wolkig

WELTWETTER SONNTAG
-9 bis -5 -4 bis 0 1 bis 5 6 bis 10 11 bis 15 16 bis 20 21 bis 25 26 bis 30 31 bis 35 über 35

Antalya	28°	wolkig
Bali	26°	wolkig
Buenos Aires	18°	bedeckt
Dom. Republik	33°	Schauer
Havanna	32°	Schauer
Honolulu	30°	heiter
Johannisburg	27°	wolkig

Hoch / Tief Warmfront Kaltfront Okklusion → Warmluft → Kaltluft

Kairo	29°	wolkig
Kapstadt	23°	wolkig
Mailand	21°	heiter
Manila	30°	Schauer
Mexiko	21°	Gewitter
Mombasa	31°	Schauer
Neu Delhi	33°	Schauer

Nairobi	23°	wolkig
Rio de Janeiro	33°	Schauer
Singapur	31°	Schauer
Sydney	28°	wolkig
Tel Aviv	30°	wolkig
Tokio	25°	sonnig
Vancouver	16°	son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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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eger AXEL SPRINGER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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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e 1: Dr. Jacques Schuster Politik: Claudia K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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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 wenigstens das Fleisch“

Wer in den 1960er- und 1970er-Jahren aufwuchs, genoss Erziehung auch durch Sprüche und Redewendungen. Einige davon begleiten einen das ganze Leben. Und einige versteht man erst heute im Erwachsenenalter

GERHARD LEBER7ULLSTEIN BILD
„Muss ja“, denn: „Wir haben doch keinen Geldscheißer zu Hause“

Ich war vielleicht sieben Jahre alt, als ich meiner Mutter den Sinn der Redensart „Von Pontius bis Pilatus laufen“ erklärte: Das seien zwei Orte in der Nähe von Rom, und zwischen denen liege ein gefährlicher Sumpf, und deshalb müsse man einen großen Umweg gehen, um von dem einen zum anderen zu kommen.

Matthias Heine

Das war natürlich Quatsch. In Wirklichkeit bezieht sich die Redensart auf den Römer, der Jesus zum Tode am Kreuz verurteilt hat. Heinz Küpper erklärt den Spruch in seinem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Umgangssprache“ so: „Dass der römische Landpfleger Pontius Pilatus in zwei Personen aufgespalten wurde, beruht auf der Vorliebe für Alliteration; eigentlich wurde Jesus von Kaiphas zu Pontius Pilatus oder von Pontius Pilatus zu Herodes geschickt.“

So weit waren wir bei unseren religiösen Unterweisungen im katholischen Kindergarten noch nicht gekommen. Aber aus „Asterix“ hatte ich gelernt, dass Namen auf -us etwas mit Rom zu tun haben, und nun versuchte ich, diese Erkenntnis für eine frühe Bildungshochstapelei auszuschlachten.

Im Gegensatz zu mir war die Autorin Katrin Wilkens offenbar bibelfester. Ihr fiel schon als Kind auf, dass es doch deutlich logischer wäre, wenn man von Pilatus zu Herodes ginge. Rückblickend interpretiert sie heute den absurden Spruch als Symptom für „eine Art der Säkularisierung, die ohne Kirchenaustritt auskam“. Man gebrauchte in ihrer Familie – so wie in meiner und in vielen anderen im dritten Viertel des 20. Jahrhunderts – noch Sprüche und Redensarten, die in der Religion wurzelten. Als Beispiele nennt Wilkens „Hier stehe ich und kann nicht anders“, „Hilf dir selbst, so hilft dir Gott“ oder eine Sache sei „so sicher wie das Amen in der Kirche“. Aber der Umgang damit zeugte auch von einer gewissen schnoddrigen Distanzierung.

Das betraf die Generation von Wilkens' Eltern. Ganz ernst gemeint war dagegen wohl noch der Spruch, der mit eisernen Lettern im Treppenhaus ihrer Großmutter hing: „Die Wurzeln im alten Boden, die Krone frei in den Raum. Und Segen erbittend von oben, so wirst du ein fruchtbarer Baum.“ Die Religion war aber nur eine von mehreren Quellen solcher Erziehungssprüche, die Wilkens in ihrem neuen Buch „Komm du mal in mein Alter! Wie Sprüche uns Kinder der 60er und 70er geprägt haben“ (Hanser) beschreibt, analysiert, wertet und mit ihrer eigenen Familiengeschichte verwebt. Dabei geht sie keineswegs so langweilig erwartbar kritisch vor, wie man es heute eigentlich zu befürchten hat. Wilkens hält den erwähnten Großmutterspruch in Ehren. Sie verwahrt ihn mit seinen eisernen Buchstaben in einer Truhe: „Irgendwann werden ihn nach meinem Tod meine Kinder finden. Vielleicht ist einer so mutig und hängt ihn wieder auf.“

Derartige Maximen haben Menschen über 50 noch tausendmal von Respektspersonen gehört. Oft handelt es sich um allgemeine Weisheiten oder Verhaltenslehren, die bürgerliche Tugenden wie Scham, Fleiß oder Härte gegen sich selbst propagieren: „Nicht geschimpft ist genug gelobt“, „Über Geld spricht man nicht“, „Jetzt ist aber Ruhe im Karton“, „Fisch und Besuch stinken nach drei Tagen“.

Häufig waren es auch blumige, fast schon poetische und manchmal kaum verhüllt obszöne Wendungen, wie diese, die auch auf das Kartenspiel Skat anspielt: „Buben soll man ausspielen und nicht mit ins Bett nehmen“. Oder: „Nicht immer hält das rote Licht, was es dem Wandersmann verspricht“.

Wenn Katrin Wilkens zu Hause mit gespreizten Beinen da saß, dann hörte sie von ihren Eltern: „Kind, man kann dir bis ins gelobte Land sehen.“ Und wenn sie verschnupft und elend war, kam garantiert: „Du siehst aus wie das junge Leiden Christi zu Pferde.“

Mir dagegen sagten Mutter und Großmutter, wenn ich blass und kränklich wirkte: „Du siehst aus wie der Tod von Ypern.“ Als Erwachsener habe ich mir den dunklen Sinn dieser Redensart damit erklärt, dass sie sich wohl auf die Gemetzel und Giftgasangriffe beziehen müsse, die im Ersten Weltkrieg bei der belgischen Stadt Ypern stattgefunden hatten. Viel später lernte ich, dass die Redensart in Wahrheit schon mindestens aus dem 19. Jahrhundert stammt und von einer eindrucksvollen Darstellung des leibhaftigen Todes in der Kathedrale von Ypern angeregt war.

So bewahrten die Sprüche auch historische Tiefenschichten. Das galt auch für die Bedeutung des Wortes „Ast“ im Sinne von „Buckel“ in einer Redensart meiner Großmutter (geboren 1908). Wenn sie einen Buckligen sah, höhnte sie: „Der hat den Prozess mit dem Förster gewonnen – der durfte den Ast behalten.“ Das war natürlich nicht schön. Aber wir bewegten uns in einer sprachlichen Welt, in der meine Mutter, wenn sie besonders wütend war, mir drohte: „Man sollte dich schlagen, bis du in keinen Sarg mehr passt.“

Ganz so höhnisch und brutal ging es sprachlich in der Familie von Katrin Wilkens nicht zu. Sie war – im Gegensatz zu meiner – bürgerlich mit Bildungshintergrund. Hier hätten Mutter und Vater sich selbst niemals infantil „Mama“ und „Papa“ genannt, wie es heute üblich ist. Hier rüffelte man Leute, die etwas Dummes gesagt hatten, mit dem aus dem klassisch-lateinischen Zitatenschatz stammenden: „Hättest du geschwiegen, wärst du Philosoph geblieben.“

Aber den Eltern – Mutter Architektin, Vater Unternehmer in x-ter Generation – war nicht daran gelegen, ihre Kinder kleinzuhalten. Im Gegenteil: „Wir wurden zur Leistung erzogen, nicht zum Gehorsam. Jegliches Unterordnen, Wegducken, Unsichtbarmachen war meinen Eltern zuwider. Und so wollten sie auch keine Wegduckerkinder. Aber ich lernte, dass man durch Bilder, Bildung, Witze und Zitate eine Menge sagen kann, was das Gegenüber nicht unbedingt sofort verstand. Was für ein smarter Dünkel.“

Man sieht: Es gibt in jeder Familie einerseits eine eigene Spruchtradition – oft regional geprägt – und andererseits Gemeingut, das in sehr vielen Sippen gängig war, wie beispielsweise der Pilatus-Spruch oder andere zeitlich und räumlich weitverbreitete Redensarten wie „Wir haben doch keinen Geldscheißer zu Hause“, „So schnell stirbt sich’s nicht“, „Dreck reinigt den Magen“ oder „Schluss. Aus. Ende der Durchsage“.

Sigmund Freud nennt das, was solche Sprüche bewirken sollen, „Introjektion“: Verhaltensweisen von Eltern und Autoritäten sickern in die eigene Identität ein, ohne dass man sich dessen bewusst ist. In unserer individualitätsgierigen Gesellschaft erscheint das negativ, aber dieser psychische Vorgang bietet Halt und stärkt die Gruppenidentität.

Katrin Wilkens nennt die Erziehungssprüche „geradezu perfekt gecastete Introjekte“. Heute würde man von Memes sprechen. Religionsstifter hätten immer schon die Kraft des Sprücheklopfens erkannt. Sie geben bestenfalls dem Leben eine Matrix. Dabei kam es gar nicht so sehr auf die konkreten Inhalte an, sondern auf die suggestive Macht des Immer-wieder-Sagens: „In allen Teilen der Welt, zu jeder Zeit, wussten die Menschen um die heilende Wirkung von Wiederholungen. Naturwissenschaftler wissen heute: Diese Wiederholungen entspannen die Amygdala, das Stresszentrum des Hirns.“ Märchen stärken die Resilienz ähnlich.

Ein Wirkungsbeispiel ist Wilkens' Nachbarin Frau Bruns, die auf die unterschiedlichsten Fragen („Wie geht's? Wie schmeckt's? Wie ist das Wetter?“) immer mit „Muss ja“ antwortete. Damals fand Wilkens das unpersönlich – „sprachgewordene Uniformität“ –, heute erkennt sie darin etwas Tröstliches: „Nicht alles muss hinterfragt werden. Alle haben Probleme. Nimm dich nicht zu wichtig, denn auch das kann belasten.“

So transportieren vermeintlich banale Sprüche Erkenntnisse – um nicht zu sagen: Weisheiten – über Generationen hinweg, im Falle der biblischen und antiken Redensarten schon seit Jahrtausenden. Und die scheinbar so gnadenlosen Einsichten schenkten mehr Trost als die heutigen Individualitätsimperative. In Almanachen und Spruchsammlungen des 18. Jahrhunderts, so resümiert Wilkens, standen Weisheiten, von denen ihre Leser ohnehin wussten, dass man ihnen nicht völlig gerecht werden konnte: „Wir waren, religiös untermauert, fehlerhafte Erdenwürmchen, die sich bemühen konnten, mehr nicht.“ Die heutige Influencer-Selbstoptimierungsindustrie hält keinen Trost bereit für die Gestrauchelten, die nicht „zur besten Version ihrer selbst werden“ konnten.

Natürlich hat Wilkens auch einen Lieblingsspruch. Am Tag, als ihr Vater starb, verabschiedete er sich mit dem Satz: „Bleib ein anständiger Mensch.“ Ein Spruch, „der typisch für ihn war und mich seitdem zudeckt und wärmt, wann immer ich es brauche“. Wenn sie auf alle Sprüche ihres Lebens verzichten müsste, würde sie versuchen, ihn in die Konkursmasse hineinzuverhandeln.

Die ganze Bagage

Happy Birthday, Bär

Wieland Freund

Dass sie aus einer anderen Welt kommen, sieht man ihnen an. Dass sie dennoch auch in dieser Welt einen Platz haben könnten, hofft man mit den Staunenden, die sich in der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um ihren Schaukasten drängen. Hinter dem Glas wartet die ganze Bagage: Pu (oder Winnie oder Eduard Bär), das winzige Ferkel, I-Ah, der Esel mit dem hängenden Kopf, Känga, die im Nordwesten des Hundertsechzig-Morgen-Walds wohnt, und Tieger (anderswo Tigger), der, wie die anderen auch, noch die gedeckten Farben des frühen 20. Jahrhunderts trägt.

Tatsächlich war die Idee „Stofftier“ erst zwanzig Jahre alt, als der „Punch“-Satiriker und Studienabbrecher Alan Alexander Milne aus dieser gar nicht so bunten Truppe, die zunächst allein das Kinderzimmer seines Sohnes Christopher Robin unsicher machte, das vielleicht beste Kinderbuch der Welt formte. „Pu, der Bär“ erschien am 14. Oktober 1926, von Ernest H. Shepard ikonisch illustriert.

Seither hat es viele Millionen Leser gefunden. Es wurde, ohne dass das groß gestört hätte, von Disney verpoppt und war, wie es nur den sehr guten Büchern eigen ist, für viele Deutungen offen. Sogar seine Pathologisierung, die Pu eine Zwangs- und Ferkel eine Angststörung zuschrieb, bei Tieger ADHS diagnostizierte und bei I-Ah eine chronische Depression, hat anfänglich noch Spaß gemacht. Das ist aber, im Nachhinein betrachtet, womöglich schon ein Alarmzeichen gewesen, handelt „Pu, der Bär“ doch in Wahrheit von der Freiheit des Geistes. Wozu auch die Freiheit gehört, einfach mal seltsam, ängstlich, überdreht oder traurig zu sein.

War da schon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dass das Erzählen ein Spielen, das Spielen ein Erzählen und beides in seinem anarchischen Inneren ein zweckfreies Unterfangen ist, das keiner Optimierung dient? „Mein Vater“, so hat es der durchaus zum Hadern neigende echte Christopher Robin viel später erklärt, „schrieb die Bücher nicht für Kinder. Er schrieb sie auch nicht für irgendeinen speziellen Markt; er hatte von Marketing überhaupt keine Ahnung. Er kannte mich, er kannte sich und war allem anderen gegenüber ignorant – abgesehen, vielleicht, vom Leben.“

Natürlich verdient „Pu, der Bär“ zum Hundertsten keinen Geburtstagsgruß in Moll. Es ist nun aber mal so, dass dieser Hundertste in eine Lesekrise fällt, die sich durch ein seltsames Missverhältnis auszeichnet: Einerseits wird rund ein Drittel der Kinder in Deutschland 15 Jahre alt, ohne ausreichende Lesekompetenz erworben zu haben. Andererseits geben 91 Prozent der Eltern an, es „sehr wichtig“ oder doch wenigstens „eher wichtig“ zu finden, dass ihre Kinder Bücher lesen. Haben sie alle „Pu, der Bär“ im Haus? Fragen sie ihre Kinder, was A. A. Milne Christopher Robin fragt, nämlich, welche Sorte Geschichte er mag?

Oh, wie wir hoffen, dass es den Kindern mit den Büchern nicht wie Pu mit dem Honig geht: Er kann ihn nämlich einfach nicht erreichen. Wieso nicht? Das fragt er sich auch, als er, vom Baum gefallen, im Stechginster liegt. „Es kommt alles daher, dass man Honig so schätzt.“

Das Gespräch

E

Ein Politiker im Ruhestand sieht anders aus. François Hollande empfängt in seinem Büro, gelegen im vierten Stock eines Gebäudes in der Rue de Rivoli, von dem aus er einen Postkartenblick auf die Pariser Tuilerien und die Place de la Concorde hat. Seit einigen Wochen geben sich hier Politiker, Wirtschaftsvertreter und Journalisten die Klinke in die Hand. Auch ein Buch hat der 72-jährige Ex-Präsident veröffentlicht. „Vereinen“ lautet der Titel, es liest sich wie ein Bewerbungsschreiben für die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im Frühjahr 2027. Sollte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Lager keinen überzeugenden Kandidaten aufstellen, möchte Hollande antreten.

Martina Meister

WELT AM SONNTAG: Monsieur Hollande, warum nehmen Sie nicht an den Vorwahlen Ihrer Partei, der Parti Socialiste, teil?

HOLLANDE: Ich war noch nie Fan dieses Verfahrens, das ein Lager mehr spaltet, als dass es vereint. In diesem für Frankreich so entscheidenden Präsidentschaftswahlkampf fehlen nicht Kandidaten, sondern Projekte. Wir brauchen Ideen und radikale Neuansätze in einer Welt, die sich in schwindel-erregender Geschwindigkeit verändert. Meine Entscheidung ist deshalb Teil eines Prozesses und muss zu außergewöhnlichen Umständen passen. Ich will auf keinen Fall ein Statist in der ersten Wahlrunde sein, sondern ein Kandidat, der es sicher in die Stichwahl schafft, um die Wahlen am Ende zu gewinnen.

WAMS: Sie konnten 2017 nicht wieder antreten. Warum sollen Ihre Chancen heute besser sein?

HOLLANDE: Heute rechtfertigt der Ernst der Lage unseres Landes die Kandidatur eines Ex-Präsidenten. Nicht, um Rache zu nehmen. Nicht, um meine Amtszeit zu wiederholen. Auch nicht, um wieder Macht zu gewinnen, auf die ich verzichten kann. Die einzige Frage, auf die es ankommt, ist: Wer kann morgen an der Spitze der Republik stehen, für Einheit sorgen, den Franzosen ihr Vertrauen in die Zukunft zurückgeben und die Extreme fernhalten? Wir haben es mit einer sehr viel bedrohlicheren, gefährlicheren und härteren Welt als 2017 zu tun. Europa erlebt eine existenzielle Krise. Unser Kontinent ist inzwischen Zielscheibe von Mächten wie den USA, China und Russland. Deshalb ist die französische Wahl entscheidend, nicht nur für mein Land, sondern auch für die europäische Konstruktion und das Gleichgewicht in der Welt.

WAMS: Die Rechtsnationalistin Marine Le Pen führt alle Umfragen mit weitem Abstand an. Wie erklären Sie sich ihren Erfolg?

HOLLANDE: Seit einigen Jahren erleben wir den Vormarsch der Populisten als neuen politischen Zyklus sowohl in Europa als auch in den USA. Man kann das anhand d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slage, der Ohnmacht der Demokratien und der Beunruhigung angesichts der Migration erklären. Hinzu kommt noch das Gefühl des sozialen Abstiegs und allgemeinen Niedergangs. Für viele Wähler von Donald Trump war das der Motor. Aber man kann die Gefahr nicht bannen, indem man eine Brandmauer hochzieht und sich einbildet, damit könne man diese spaltenden Kräfte bremsen. Man muss eine Perspektive anbieten.

WAMS: Welche Schuld trägt Emmanuel Macron an Frankreichs Krise?

Macron an Frankreichs Krise? HOLLANDE: Angesichts der politischen Zersplitterung und der katastrophalen Finanzlage könnte ich sehr hart mit ihm ins Gericht gehen. Frankreich hatte 2017 die Hoffnung einer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Modernisierung. Zehn Jahre später ist die Bilanz

JOEL SAGET/AFP
François Hollande, 72, war bis 2017 Präsident Frankreichs. Dass sein früherer Wirtschaftsminister Emmanuel Macron gegen ihn in Stellung ging und selbst den Élysée-Palast eroberte, empfinden viele Hollande- Vertraute nach wie vor als Verrat. Heute träumt der Sozialist von einem politischen Comeback

Die Franzosen leiden und sind wütend

François Hollande warnt vor einer historischen Bewährungsprobe für Europa und hält eine Rückkehr in den Élysée-Palast für möglich. Ein Gespräch mit dem früheren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über den Vormarsch der Rechtsextremen, die neue Rolle der USA und die existenzielle Krise Europas

ernüchternd: Die Bürger haben sich noch nie so wenig wertgeschätzt gefühlt. Noch nie war Frankreich so hoch verschuldet, die Arbeitslosigkeit steigt, auch Vermögens- und territoriale Ungleichheiten sind angewachsen, und die Rechtsextremen stehen vor dem Wahlsieg. Aber Macron war gestern. Es geht jetzt darum, dass diejenigen, die seine Politik als Premierminister getragen und zu diesem moralischen und finanziellen Abstieg beigetragen haben, nicht als Lösung erscheinen können.

WAMS: Seit Wochen demonstrieren Frankreichs Schüler für bessere Lernbedingungen. Die Proteste könnten sich ausweiten. Befürchten Sie eine neue Gelbwestenbewegung? HOLLANDE: Die Franzosen leiden und sind wütend.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sie wenige Monate vor ein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die Lage noch verschlimmern wollen. Aber wie lange werden sie stillhalten? Das Paradoxe ist, dass die Spritpreise wegen des Krieges im Nahen Osten steigen, den Trump ausgelöst hat. Je mehr sich die Lage dort verschlechtert, desto mehr dient das den Extremisten bei uns, die er unterstützt.

WAMS: In Sachen Immigration machen Sie Vorschläge, die man als konservativ bezeichnen könnte. Ist das eine Abkehr von der alten Sozialdemokratie? HOLLANDE: Ich frage zurück: Was ist links? Links ist, einen Sinn für den nationalen Zusammenhalt zu haben, für die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für soziale Gerechtigkeit. Man kann eine Präsidentschaftswahl nicht nur mit den eigenen Wählern gewinnen. Die ganze französische Linke, Jean-Luc Mélenchon inklusive, repräsentiert 30 Prozent der Stimmen. Gewinnen kann man nur, wenn man mehr als 50 Prozent hinter sich vereinen kann. Ich will keine Allianzen mit der Mitte oder den Rechten schmieden, sondern Wähler überzeugen, die nicht unbedingt links wählen, dass dieses Projekt unser Land verändern wird. Alles, was ich vorschlage, soll helfen, dass die Jugend sich entfalten kann, dass Arbeitnehmer besser bezahlt werden, dass unser Sozialsystem erhalten bleibt und die Renten dank mutiger Reformen gesichert sind.

WAMS: Sie wollen der linke Kandidat sein, für den konservative Wähler stimmen können?

WAMS: Mélenchon steht in den Umfragen sehr gut da. Ist er in Ihren Augen eine Gefahr für Frankreich?

HOLLANDE: Es geht nicht darum, die Konservativen zu verführen. Unser Problem ist die Zersetzung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Die Rechte ist genauso zersplittert und so schwach wie die Linke. Ein großer Teil der Öffentlichkeit wünscht sich heute einen radikalen Neuanfang. Es ist deshalb nötig, alle republikanischen Kandidaten zu vereinen, ohne dabei zu einer antifaschistischen Brondmauer aufzurufen, wie Mélenchon das tut, wobei er die Mitte und die Konservativen da nicht einmal einschließt. Wir brauchen kein Bollwerk, sondern ein Sprungbrett, um Frankreich wieder auf die Beine zu bringen.

HOLLANDE: Sicher ist, wenn Mélenchon in die Stichwahl kommt, wird er gegen Marine Le Pen verlieren. Wer für Mélenchon stimmt, trägt zum Sieg der Rechtsextremen bei. Aber das Phänomen betrifft nicht nur Frankreich, sondern auch Deutschland. Ein Teil der Jugend, manchmal der am besten ausgebildete, nicht unbedingt diejenigen aus den Armenvierteln, will einen Bruch mit den Institutionen, mit den skandalösen Ungerechtigkeiten, mit dem Klimachaos. Sie wünschen sich eine andere Welt. Wie andere auch benutzt Mélenchon die Lage in Palästina, um für Empörung zu sorgen. Ist er eine Gefahr? Für die französische Linke bestimmt, weil er sie spaltet. Für Frankreich auch, weil er das Land zersprengt.

WAMS: Das heißt, der Populismus von links ist genauso gefährlich wie der von rechts?

HOLLANDE: Beide Bewegungen haben eine andere Geschichte. Ein Unterschied aber ist entscheidend: Mélenchon hat keinerlei Chancen, an die Macht zu kommen, Marine Le Pen schon.

WAMS: Womöglich wird sie sich als Präsidentin zu einer französischen Giorgia Meloni entwickeln ... HOLLANDE: Der Unterschied zu Italien ist, dass man in Frankreich ohne Ko-alition an die Macht kommen kann. Anders als in allen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n kann Le Pen hier mit 35 Prozent der Stimmen in der ersten Wahlrunde Präsidentin werden und ihr Programm durchsetzen. Das heißt: die EU nicht verlassen, aber deren Fundamente zerstören. Sie will die Beitragszahlungen halbieren, sie stellt die gemeinsame Verteidigungspolitik infrage, sie will die Hilfe für die Ukraine aussetzen und Schengen beenden.

WAMS: Sie spielt also mit gezinkten Karten?

HOLLANDE: Die extremistischen Parteien sagen nicht mehr klar, dass sie die EU verlassen wollen, weil Europa für die Mehrheit der Bürger Sicherheit bedeutet. Sicherheit gegenüber Wirtschaftsdumping, geopolitischer Instabilität und Immigration. Schutz auch dank der Eurozone und des Binnenmarktes. Die rechtsextremen Kräfte tun alles dafür, dass Europa in wesentlichen Bereichen wie der Verteidigung, der digitalen Regulierung oder der ökologischen Investitionen nicht vorankommt. Sie wollen Nationalismus mit immer weniger Europa. Deshalb suchen Frankreichs Rechtsextreme überall nach Verbündeten. Sie werden in Deutschland irgendwann die CDU drängen, sich mit der AfD zu verbünden. Dasselbe gilt für Vox in Spanien und für Italien, wo eine neue Allianz der Rechtsextremen über Meloni hinaus möglich ist. Ziel ist es, in diesen vier großen Ländern der EU an die Macht zu kommen, um das europäische Projekt zu beenden. Warum sind Putin und Trump wohl für einen Sieg der Rechtsextremen? Wenn den Europäern ihre Unabhängigkeit irgendetwas wert ist, sollte ihnen das die Augen öffnen.

WAMS: Bei den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wird Einmischung von außen befürchtet. Von den Russen sind wir das gewöhnt. Neu wäre, dass ein verbündetes Land wie die USA die Wahl beeinflussen will ... HOLLANDE: Ach wirklich, verbündet? Von einem Verbündeten erwartet man nicht, dass er verlangt, Territorien wie Grönland an ihn abzutreten. Ein Verbündeter unterzeichnet auch kein Handelsabkommen mit China hinterm Rücken und zwingt einem keine Zölle auf. Ein Verbündeter verspricht einem, im Falle eines Angriffs zur Seite zu stehen. Ein Verbündeter würde der Ukraine alle Mittel in die Hand geben, um Widerstand gegen Russland leisten zu können, und er würde sich für ein Ende des Konflikts einsetzen. Ein Verbündeter lädt Putin nicht zum G-20-Gipfel ein. Die Europäer sollten Konsequenzen ziehen. Nicht um mit den USA zu brechen, sondern um für ihre eigene Sicherheit zu sorgen, die eigene Industrie zu schützen und über die technologische Souveränität zu wachen. Wenn Trump sich für die KI-Bosse einsetzt, damit es weder eine weltweite noch eine europäische Regulierung gibt, müssen wir unsere Zusammenarbeit vorantreiben, um europäische Marktführer hervorzubringen und Garantien hinsichtlich des Eigentums unserer Daten zu bekommen. Heute ist alles zu einem Machtkampf geworden.

Welt am Sonntag Spezial WELT AI Summit

AUF DEM SPRUNG

Deutschland und Europa gelten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ls weit abgehängt von den USA und China. Doch ein differenzierter Blick auf die aktuelle Lage zeigt: Die Bundesrepublik hat große Stärken bei KI – und noch ist Zeit, sie auszuspielen. Auch viele Teilnehmer des WELT AI Summit waren überraschend optimistisch

Albrecht Dürer lebte an der Schwelle zu einer neuen Zeit. Mithilfe des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s – vorwiegend der Druckgrafik – verstand er es, etwas Eigenes und Unverwechselbares zu schaffen. Der deutsche Renaissance-Künstler kann an der Schwelle zum KI-Zeitalter ein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sein. Auch die Bundesrepublik sollte bei der neuen, alles verändernden Technologie auf ihre Stärken vertrauen.

Moritz Seyffarth

Um dies zu versinnbildlichen, haben wir auf diesen Seiten einige der berühmtesten Motive von Albrecht Dürer in Binärcode dargestellt, also mit den Zahlen o und 1, den elementaren Zeichen der digitalen Welt.

Die besten Sprachmodelle entstehen aktuell in den USA und China, dieses Rennen hab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verloren. Trotzdem ist die wirtschaftliche Zukunft von KI längst nicht entschieden. Im Gegenteil. Je stärk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eren Alltag und unsere Wirtschaft durchdringt, desto deutlicher wird: Sie benötigt eine physische Grundlage. Und genau dort liegen Europas und insbesondere Deutschlands Stärken. Ein im wahrsten Sinne des Wortes harter Vorteil. Erste Spuren dieses Aufschwungs lassen sich in deutschen Konjunkturdaten erkennen. Bei Datenverarbeitung, Elektronik und optischen Erzeugnissen entstehen neue Exportchancen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Noch ist daraus kein neuer Boom geworden. Aber es zeigt bereits deutlich, welches Potenzial in dieser Entwicklung steckt.

Bei all der berechtigten Kritik am Wirtschaftsstandort vergessen viele: Deutschland gehört weiterhin zu den weltweit größten Industrienationen. Und es verfügt über echte Hidden Champions. Die Firma Trumpf aus Ditzingen liefert Hochleistungslaser für die modernste Chipfertigung, Zeiss aus Oberkochen hochpräzise Optiken. Es sind Unternehmen, die weit weniger Aufmerksamkeit erhalten als OpenAI oder Nvidia. Für den globalen KI-Boom aber sind sie unverzichtbar.

Deutsche Ingenieure übertragen digitale Intelligenz in die reale Welt. Unternehmen wie Neura Robotics aus Metzingen zeigen, dass auch hier neue industrielle Champions entstehen können.

Deutschland muss nicht versuchen, das Silicon Valley zu kopieren. Es muss seine eigenen Stärken in das KI-Zeitalter übersetzen. Dafür braucht es Mut – und politische Rahmenbedingungen, die Innovation ermöglichen. Genau dafür steht der WELT AI Summit: für den offenen Austausch auf Augenhöhe zwischen Politik und den führenden Köpfen der KI-Ära. Denn bei allen Herausforderungen muss klar se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eine Jahrhundertchance – auch für Deutschland. Dann wird das Siegel „Made in Germany“ in der Epoch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weiter strahlen. So wie das Monogramm Albrecht Dürers, sein weltberühmtes „AD“ (in dieser Ausgabe zu „AI“ verfremdet), als Markenzeichen die Zeiten überdauerte.

Moritz Seyffarth ist Wirtschaftschef von WELT.

AMIN AKHTAR/WELT

AMIN AKHTAR/WELT

GIPFEL IM ZEICHEN DER ZUVERSICHT

Beim dritten WELT AI Summit in Berlin diskutierten Spitzenpolitiker, internationale Top-Manager sowie Experten aus allen Teilen der Gesellschaft über das Potenzial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und die Zukunft des Technologiestandorts Deutschland

Emmanuel Marill (Mitte), Europa-Chef von OpenAI, fordert eine Meldepflicht, wenn ein KI-Modell Fehler macht. Dies sagte er in einem Gespräch mit WELT AM SONNTAG am Rande des AI Summits

AMIN AKHTAR/WELT
Karsten Wildberger, Bundesminister für Digitales

Christian Pawlu, Fresenius-Vorstand und CEO Helios Kliniken

David Reger, Gründer und CEO von Neura Robotics

Peter Steinberger, Entwickler des Open-Source-KI-Agenten OpenClaw, arbeitet jetzt für das ChatGPT-Unternehmen OpenAI
Kardinal Michael Czerny am Vorabend im Journalistenclub

AMIN AKHTAR/WELT
Der französische Unternehmer Arthur Mensch ist Mitgründer und Geschäftsführer des Unternehmens Mistral AI

Marcus Hacke, Director Marketing & Products bei Vodafone

Marion Höllinger, UniCredit Bank GmbH, neben Andreas Böhm, Gründer von One Data

Oksana Ferchuk, ukrainische Digitalministerin, und WELT-Chefredakteur Helge Fuhst

Moderator Moritz Seyffarth (Wirtschaftschef von WELT) mit Jonas Andrulis (CNTR), Ludwig Enstahler (468 Capital), Philipp Herzig (SAP) und Mirko Novakovic (DashO, von links)

Moderator Jürgen Klöckner (POLITICO) mit Daniela Brönstrup von der Bundesnetzagentur, Stefan Schaible von Roland Berger und Matt Wood, Chief AI & Technology Officer bei AWS

PASCAL ROHÉ/WELT

Der CEO von IQM Quantum Computers, Jan Goetz, mit Clemens Fischer, Gründer und CEO von Futrue, und Gipfel-Moderatorin Tatjana Ohm (WELT TV)

Die Bühne im Berliner Neubau von Axel Springer gehört Nick Fox: Im Gespräch mit Axel-Springer-Vorstandschef Mathias Döpfner wollte der Top-Manager von Google nichts von Untergangsszenarien beim Thema KI wissen. „Die beste Lösung gegen ein fehlgeleitetes Modell in den falschen Händen ist ein extrem leistungsfähiges Modell, das dagegenhalten kann“, sagte er zu den aktuell viel diskutierten Sicherheitsproblemen

AMIN AKHTAR/WELT

Leo Ginsburg, Chef des Online-Magazins „Gründerszene“, mit den beiden jungen Unternehmerinnen Suna Marie Tamboga und Theodora Both

Moderatorin Leonie von Randow (WELT TV) mit Khaled Bagban von Metro.digital, Albrecht Kiel von Visa und Maximilian Eber von Taktile

Die Zukunft fährt mit Daten.

Mobilität verändert sich. Wer heute eine Flotte steuert, braucht mehr als nur einen vollen Tank oder eine geladene Batterie. Unternehmen brauchen die passenden Daten zur richtigen Zeit.

Genau hier unterstützen wir unsere Kunden. DKV Mobility sorgt dafür, dass Transport-prozesse intelligenter, datengetriebener und einfach smarter werden. Damit Unternehmen fundiert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Kosten sparen und ihre Flotte entspannt in die Zukunft steuern.

dkv-mobility.com

YOU DRIVE, WE CARE.

RENAISSANCE DER NEUGI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für all jene, die kühn und originell denken. Ein Problem ist sie für jene, die ihr Denken und Sprechen dazu nutzen, kulturelle Codes zu replizieren – und so ihren Status zu festigen

D

Die Pointe ist die Meta-Pointe. Jüngst standen die größten Intellektuellen der Gegenwart mit dem mächtigsten Mann der Welt, erkennbar kein Intellektueller, im Weißen Haus und sprachen über Chancen und Risik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Ich bin Künstler, weniger Kaufmann“, erklärte Alex Karp nach dem Treffen den Journalisten. Palantir-Chef Karp, Elon Musk, Mark Zuckerberg, Sundar Pichai von Google, OpenAI-Vize Greg Brockman, Dario Amodei von Anthropic und Nvidia-Gründer Jensen Huang – sie sind die Meta-Auto-ren der Gegenwart.

Ulf Poschardt

Sie sind reich, mächtig und gemeingefährlich intelligent.

Also all das, was die traditionellen Intellektuellen und ihre Nachahmer sein wollten. Mit dem intellektuellen und kulturellen Verfall der Bohème und der Intellektuellen in Deutschland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eine Ersatzfigur entwickelt: der Pseudointelligente. Irgendwo zwischen Kalenderspruch und Epigonentum verlor das 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 jene urwüchsige Kraft, mit der es sich einmal unversöhnlich gegen Bequemlichkeit und Selbstherrlichkeit stellen konnte. Wo Denken ein Wagnis sein müsste, genügt heute oft die wiedererkennbare Haltung. Wo ein Gedanke etwas aufs Spiel setzen müsste, reicht seine gefällige Verpackung.

Statt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Gottfried Benn gibt es nun Carolin Emcke und Navid Kermani. Das ist weniger eine Frage der einzelnen Person als eine Frage des intellektuellen Klimas. Die moralisierende Floskel ist zu einer verlässlichen Währung geworden. Sie klingt wie das Echo eines rebellischen Impulses und hallt doch vor allem in der eigenen etablierten Echokammer wider. Ganze Verlagsgruppen versammeln sich um die Kanzelprediger abgestandener Wahrheiten. Ihre Bücher, Essays und Bühnenauftritte leben vom Anschein geistiger Kühnheit, während ihr Publikum meist genau das zu hören bekommt, was es ohnehin schon glaubt.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rd es leicht sein, einen großen Teil dieser Produktion zu übernehmen. Wo Prosa, Theater und politischer Essay vorwiegend aus vertrauten Gesten, wiederholbaren Urteilen und routinierter Empörung bestehen, genügt bald ein flotter Prompt. Das Entsetzen mancher Intellektueller über KI ist deshalb auch das Entsetzen darüber, dass ihr Geschäftsmodell durchschaubar wird.

Das Shitbürgertum hat lange davon gelebt, dass Bildung knapp, der Zugang zu ihr sozial geregelt und ihre Vermittlung mit Prestige verbunden war. Wer philosophische Oberseminare besuchte, große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Zusammenhänge referierte oder die Linien der abendländischen Tradition nachzeichnete, konnte auf eine besondere Autorität zählen. Das Bibliothekswissen war dabei nicht nur Wissen. Es war auch ein Ausweis der Zugehörigkeit. Man musste wissen, welche Bücher man gelesen haben sollte, wie man über sie sprach und vor wem man besser schwieg.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greift tief in dieses Verhältnis ein. Was man sich früher mit andächtigem Blick von einem Intellektuellen vermitteln ließ, kann heute auf das eigene Vorwissen und die eigene Neugier zugeschnitten werden. Im Smartphone steht ein Gesprächspartner bereit, den man zu Geistes-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gleichermaßen befragen kann. Er verlangt weder die richtige Herkunft noch den richtigen Tonfall. Damit verliert der Shitbürger zwar nicht sein Wissen, wohl aber einen Teil des kulturellen Monopols, aus dem er seine Stellung bezog. Der Wert seines kulturellen Kapitals verändert sich in atemberaubender Geschwindigkeit.

Das Bückbürgertum trifft die Entwicklung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Seine Stärke lag weniger in eigenen großen Gedanken, sondern in der Anpassung an fremde Gedankenläufe und deren Herausforderungen. Der Bückbürger sortierte die Sekundärtugenden der Organisation: Abläufe, Zuständigkeiten, Formulare. Der Konzernfunktionär machte sich durch emsige Geschäftigkeit unentbehrlich. Er wusste, wen man einbeziehen, welche Vorlage man verwenden und auf welchem Weg eine Entscheidung durch den Apparat bewegen musste. Auch das war ein Monopol, nur eines aus Verfahren statt aus Bildung. Anpassung war sein professionelles Wesen und wurde zu seiner zweiten Natur. Jetzt wird auch das durch KI zunehmend überflüssiger.

Das heimliche Reich des Bückbürgers ist das Funktionärstreffen, im Unternehmen Meeting genannt. Man ist der anonyme Parteigänger der Herrschaft des Gestells, wie Martin Heidegger das entfremdete Leben und Arbeiten in einer seelenlosen Moderne genannt hat. Das Meeting ist der Gottesdienst des Gestells. Dort beobachten Menschen einander, stimmen ihre Positionen aufeinander ab und üben die eigene Anpassung. Es entstehen wechselseitig verschränkte Mechanismen, die dem großen Ganzen dienen sollen und zugleich die Stellung der Beteiligten sichern.

Gerade die administrativen Anteile dieser Arbeit geraten unter Druck. Informationen lassen sich mit KI einsammeln, ordnen, verdichten und für Entscheidungen aufbereiten. Stabsfunktionen in Konzernen können zunehmend durch Software unterstützt oder übernommen werden. Das mittlere Management, soweit es hauptsächlich als menschlicher Router zwischen Fachabteilungen und Führungsebenen arbeitet, wird sich rechtfertigen müssen.

Der Shitbürger konkurriert mit KI um kulturelle Produktion, der Bückbürger um administrative Verarbeitung. Beiden schwindet die Knappheitsprämie. Drei-

MÜSSEN

Ulf Poschardt Freiester Mitarbeiter

ßig Jahre wechselseitigen Opportunismus zwischen Shit- und Bückbürgertum haben viel unverwechselbare Kühnheit aus der öffentlichen Sprache verdrängt. Der poetische Überschuss, das Eigensinnige, Unbequeme und nicht restlos Berechenbare wurde häufig zugunsten anschlussfähiger Formeln geopfert. Gerade das aber wäre ein möglicher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Autor und einer Maschine. Wer ihn selbst preisgibt, sollte sich nicht wundern, wenn die Maschine seine Texte überzeugend nachbildet.

Ähnliches gilt für jene Einrichtungen, die ihre Deutung als Expertise anbieten. Die sogenannten Thinktanks gehören zu den letzten gut sichtbaren Bastionen des Shitbürgertums. Sie produzieren Papiere, Analysen und Empfehlungen in einer Sprache, deren professioneller Klang oft schon als Teil des Ergebnisses gilt. Doch wenn jeder in wenigen Sekunden ein zwanzigseitiges Transformationspapier anfordern kann, beeindruckt ein zwanzigseitiges Transformationspapier niemanden mehr allein durch seinen Umfang und seinen Ton. Die Inflation professioneller Sprache zerstört die Distinktionsrendite professioneller Sprache.

Auch NGOs werden diese Verschiebung spüren. Social-Media-Texte, die Vorbereitung von Kampagnen, die Ansprache möglicher Unterstützer und Förderanträge lassen sich mit KI schneller herstellen. Für die oft schlecht bezahlten Bodentruppen des Kulturkampfs ist das eine harte Aussicht.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und im Beamtentum genießt das Shitbürgertum seine sicheren Bezüge und die üppige Pension. Man lebt vom Risiko der Unternehmer und verachtet sie im Windschatten des Unkündbaren. Der stolze Bürokrat, dessen Herrschaftswissen aus Papier, Leitzordnern, Verfahrenswegen und einigen digitalen Formularen besteht, muss sich neu sortieren.

Bislang trafen technische Revolutionen häufig Menschen auf den unteren Stufen der sozialen Hierarchie. Der humanistische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alisierung bestand darin, dass Maschinen schwere, gefährliche und entwürdigende Arbeiten übernehmen konnten. Die kluge Fabrik des 20. Jahrhunderts war auch eine Fabrik, in der die seelenlose Ausbeutung der Arbeiter zurückgehen sollte. Für ungelernte Arbeiter bedeutete Mechanisierung jedoch zugleich eine Bedrohung: Sie nahm ihnen Tätigkeiten, von denen sie lebten. Damals war es das Funktionärsmilieu der Mittelschicht, das Arbeitern und Hilfsarbeitern ein wenig von oben herab versprach, man werde schon weiterhin Verwendung für sie finden.

Mit KI erreicht diese Erfahrung nun das Bürgertum selbst. Wer anderen lange erklärte, Wandel sei unvermeidlich und Anpassung zumutbar, steht vor der Frage, was von der eigenen Tätigkeit unersetzlich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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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MÜSSEN MIT MEHR UMSICHT HANDELN

Kardinal Michael Czerny war federführend bei der KI-Enzyklika des Papstes. Er mahnt, die Fehl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zu vermeiden

D en schnellen und unübersichtlichen Zeiten begegnet Michael Czerny keinesfalls mit katholischer Dogmatik. Im Gegenteil: Der Vatikan betraute mit der Ausarbeitung seiner Position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einen beson-

ders breit gebildeten, kritisch denkenden Geistlichen. Der Jesuit promovierte über Ludwig Feuerbach und Karl Marx, zwei der schärfsten Kritiker von Religion und Kirche. Lange lebte der heute 80-Jährige in Lateinamerika und Afrika – und arbeitete dort viele Jahre mit Armen und Aids-Kranken.

Klaus Geiger

WELT AM SONNTAG: Herr Kardinal Czerny, wir werden mit Nachrichten überflutet, wie KI die Welt verändern wird, zum Guten wie zum Schlechten. Uns werden Wirtschaftswachstum und medizinische Durchbrüche versprochen, parallel wird vor Jobverlusten gewarnt, oder gar vor der Auslöschung der Zivilisation: Was macht das mit den Menschen?

KARDINAL MICHAEL CZERNY: Ich glaube, es gibt echte Angst. Auf einen guten Ausgang zu hoffen, ist das eine. Es gehört zu unserer Erfahrung von Fortschritt und Entwicklung. Und der Heilige Vater würdigt KI ausdrücklich als eine Leistung menschlicher Genialität. Sie verdient Bewunderung, und es wäre falsch, sie zu dämonisieren. Aber darunter liegt ein tieferes Unbehagen. Die Menschen fühlen sich mit Blick auf KI unwohl, weil es an einem klaren Ziel und einem erkennbaren Weg nach vorn fehlt.

WELT AM SONNTAG: Was würden Sie einem

Menschen sagen, der mit solchen Sorgen zu Ihnen kommt? CZERNY: Vielleicht würde ich ihm eine Geschichte erzählen. Stellen Sie sich vor, wir hätten plötzlich Zugang zu Autos gehabt, aber es gäbe keinerlei Verkehrsregeln. Die Menschen wären, womöglich nach anfänglicher Begeisterung, bald sehr verunsichert gewesen. In der Realität aber verlief die Entwicklung des Autos langsam, und die Regulierung entstand parallel dazu. Heute können sich die meisten von uns Autos ohne Verkehrsregeln gar nicht mehr vorstellen. Bei KI verläuft die Entwicklung viel schneller. Deshalb erzeugt das Fehlen vergleichbarer Schutzmechanismen so große Unsicherheit.

WELT AM SONNTAG: Papst Leo XIV. hat seinen Namen bewusst in der Tradition von Leo XIII. gewählt, der 1891 die Enzyklika „Rerum novarum“ veröffentlichte, mit der die Kirche auf die Verunsicherung durch die Industrialisierung reagierte. Führt die KI-Revolution zu denselben Herausforderungen wie die Industrialisierung? CZERNY: Es gibt mindestens zwei Unterschiede. Der erste ist das Tempo.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standen die Menschen zweifellos unter enormem Druck. Aber was wir heute erleben, ist das, wofür

„Blaurackenflügel“ nach Dürers Aquarell 1512

RUF AUS DER STEINZEIT

J

edes Mal, wenn ich ein Taxi bestelle, was drei- bis viermal pro Woche vorkommt, gerate ich in eine Interaktion mit einem Produkt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Ich wähle die Nummer

und werde sofort mit einer Frauenstimme verbunden. „Herzlich willkommen beim Würfelfunk, ich bin Ihre Ej-Aj-Bestellannahme, möchten Sie sofort fahren oder vorbestellen?“

Henryk M. Broder

Ich sage „sofort fahren“. Die Frauenstimme antwortet: „Alles klar. Dann planen wir eine Fahrt für sofort. Wo möchten sie abgeholt werden?“ Ich sage den Straßennamen und die Hausnummer. Die Frauenstimme wiederholt meine Angaben und verspricht, dass ein Taxi in etwa zwei Minuten bei mir sein würde. Und während wir uns „unterhalten“, höre ich ein Klappern, als würde die Frau von der Ej-Aj-Bestellannahme auf einer konventionellen Schreibmaschine tippen. Vermutlich könnte unsere Unterhaltung auch mit einem Meeresrauschen oder Vogelgezwitscher unterlegt werden, aber Schreibmaschine klingt irgendwie authentischer, auch wenn sie „artifiziell“ erzeugt wurde.

Keine Frage: KI bzw. Ej-Aj ist auf dem Vormarsch, ihre Entwicklung schreitet „in einem atemberaubenden Tempo voran“, so schnell, dass man sie „verlang-samen“ müsste, um schreckliche Folgen zu vermeiden, „bis zur Auslöschung der Menschheit“. So meldeten es kürzlich alle Medien, nachdem die Chefs der größten amerikanischen KI-Unternehmen in einer gemeinsamen Stellungnahme vor den fatalen Nebenwirkungen ihrer Produkte gewarnt hatten.

Wenn die Aktion kein PR-Gag war, um die Diskussion über KI anzuheizen, dann muss sie ernst genommen werden, als Warnung vor einer Gefahr, die bis jetzt in Romanen und Filmen der Gattung „Science Fiction“ abgehandelt wurde. Allerdings: Wenn die Entwicklung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azu führen könnte, dass die Menschheit ausgelöscht wird, dann müsste diese Entwicklung nicht verlangsamt, sondern gestoppt werden. Aber dazu ist es wohl zu spät, es sind zu viele Milliarden Dollar für die Entwicklung neuer KI-Systeme und den Bau gigantischer Rechenzentren ausgegeben worden.

Unserem Autor erschien selbst die elektrische Schreibmaschine revolutionär. Nun ist er bereit, bei Kl mitzumachen. Wenn es ihm jemand erklärt

Ich bin kein Experte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ch versuche nur zu verstehen, wie sie funktioniert. Und was sie von der „natürlichen“ Intelligenz unterscheidet, die Großes geleistet hat: Nikolaus Kopernikus, Johannes Kepler, Isaac Newton, Albert Einstein, Michael Faraday, Heinrich Hertz und all die Forscher, Entdecker und Erfinder, die es ohne Apple, Netflix und Instagram geschafft haben. Nach dem Rad, dem Buchdruck, der Dampfmaschine und dem Fließband ist die KI die wichtigste und vermutlich folgenreichste Erfindung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Sie wird nicht nur Millionen von analogen Arbeitsplätzen vernichten, sie wird auch die Frag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neu stellen. Chatten und Surfen im Cyberspace allein können es nicht sein. Etwas wirklich Sinnstiftendes muss her, um die analoge Leerstelle mit Inhalt zu füllen.

Ansätze dazu hat es bereits gegeben. Unter anderem die Plattform „Second

Life“. Seit Mitte 2003 online, stieg die Zahl der aktiven Nutzer bis 2007 auf etwa 1,7 Millionen und ist seitdem rückläufig. Man kam sich „virtuell“ näher, ohne sich über den Weg zu laufen, eröffnete digitale Unternehmen, Gaststätten, Vereine und sogar Gotteshäuser.

Es gab auch „Angebote im Bereich virtueller sexueller Dienstleistungen“ und eine eigene Währung, den Linden-Dollar. Der Wechselkurs war so abenteuerlich wie die ganze Second-Life-Idee: Für einen Euro bekam man 270 Linden-Dollar. Inzwischen ist das Angebot ziemlich ausgedünnt, man kann sich aber immer noch bei „Second Life“ anmelden und virtuelle Abenteuer buchen, die im wirklichen Leben kaum zu verwirklichen wären.

Meine Zurückhaltung gegenüber Angeboten aus der Welt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ist natürlich eine Frage des Alters. Ich habe meine Texte lange Jahre auf einer mechanischen Schreibmaschine geschrieben, der Übergang zu einer elektrischen war ein großer Schritt vorwärts. Kaum hatte ich mich an den ruhestörenden Lärm der E-Maschine gewöhnt, schenkte mir ein Freund einen mobilen PC, den ich im Kleiderschrank versteckte. Als ich ihn nach etwa zwei Jahren in Betrieb nehmen wollte, war das Betriebssystem bereits veraltet.

Und so ging es weiter. Ich war immer der Letzte in meinem Umfeld, der sich dem Fortschritt anschloss. Inzwischen schreibe ich auf einem Apple-Laptop und verschicke meine Briefe per E-Mail. Dennoch ist mir das Internet unheimlich. Und diese handlichen Telefone sind es noch mehr. Was man mit ihnen alles machen kann! Reisen buchen, Dates verabreden und von Paderborn nach Palermo fahren, ohne auch nur einen Blick auf die ADAC-Straßenkarte zu werfen. Das erledigt das integrierte Globale Positionsbestimmungssystem GPS.

Ich taste mich langsam an diese rätselhafte Welt heran. Und kann der Versuchung nicht widerstehen, sie gelegentlich um Hilfe zu bitten. Zum 25. Jahrestag der Terroranschläge vom 11. September 2001 wollte ich wissen, wie viele Texte ich seitdem über 9/11 veröffentlicht habe.

Ich fragte bei ChatGPT nach und bekam innerhalb von 20 Sekunden eine sechs DIN-A-4-Seiten füllende Antwort. Darin enthalten: eine Liste aller meiner Veröffentlichungen zu dem Thema und ausführliche Anmerkungen zum Verständnis der Texte, u. a. diese: „Broder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9/11 begann nicht Jahre später in der Rückschau, sondern praktisch noch während die Trümmer des World Trade Centers rauchten. Und sie zieht sich wie ein roter Faden durch seine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folgenden 25 Jahre. Der 11. September hat sein publizistisches Koordinatensystem sichtbar geprägt.“

Ich war mehr als beeindruckt. Wofür ich Tage, wenn nicht Wochen gebraucht hätte, das schaffte ChatGPT innerhalb weniger Sekunden. Wo hatte das System die Informationen her? Und wie konnte es sie zu einem kohärenten Text verarbeiten, geschrieben in einem ordentlichen Deutsch? Das könnte der Beginn einer wunderbaren Freundschaft werden, eine symbiotische 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 und Computer.

Ich müsste nur jemand finden, der mir erklärt, wie KI funktioniert. Andernfalls würde ich mich wieder an ChatGPT 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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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st Franziskus das spanische Kunstwort „rapidación“ einführte – die Beschleunigung der Beschleunigung. Wir geraten psychologisch außer Atem, und das ist es, was ich mit Angst meine. Der zweite Unterschied ist dieser: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konnten sich die Menschen teilweise noch als Beobachter des Wandels verstehen. Heute sind wir alle Beteiligte. KI ist so allgegenwärtig wie das Smartphone. Sie berührt unsere Gefühle, unsere Wahrnehmung und unsere Werte.

WELT AM SONNTAG: Die Industrialisierung hat große soziale Probleme hervorgebracht. Gleichzeitig verbesserten sich die Arbeitnehmerrechte im Laufe der Zeit, und viele technologische Ängste erwiesen sich als übertrieben.

CZERNY: Niemand kann leugnen, dass es Fortschritt gegeben hat. Die Frage ist, ob Kosten und Nutzen gerecht verteilt wurden. Arbeiter und Arbeitslose haben einen unverhältnismäßig großen Teil der Kosten unseres Wohlstands getragen. Hinzu kommt eine gewaltige unbezahlte ökologische Rechnung. Vor 150 Jahren tauchten diese Kosten in keiner Bilanz auf. Wir wussten nicht, wie teuer unsere Abhängigkeit von fossilen Brennstoffen einmal werden würde. Im Rückblick können wir nicht einfach sagen, alles sei gut ausgegangen. Wir haben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deren Kosten und deren Gefahren erst später sichtbar wurden.

WELT AM SONNTAG: Könnte KI dieses Mal die Chance sein, umsichtiger zu handeln? CZERNY: Nicht nur könnte. Sie muss es sein.

WELT AM SONNTAG: Die Enzyklika warnt davor, in neue Formen der Sklaverei zurückzufallen. Was meint der Papst mit diesem Begriff? CZERNY: Das Wort verweist auf Abhängigkeit. Wir könnten von Technologie in einer Weise abhängig werden, die menschliche Selbstbestimmung und menschliche Beziehungen schwächt. Etwas kann sehr sozial wirken und sogar „sozial“ genannt werden wie die sozialen Medien – und uns dennoch voneinander isolieren. Vielleicht hilft ein älterer Begriff mehr: Entfremdung. Wir entfernen uns von unserer menschlichen Wirklichkeit, von unserer Würde.

WELT AM SONNTAG: Das Wort Sklaverei bezeichnet hier also nicht die viel diskutierte Dystopie, in der einige wenige Unternehmen den Großteil der Gewinne aus KI abschöpfen, während Menschen massenweise gut bezahlte Jobs verlieren und kaum daran teilhaben?

CZERNY: Das würde ich eher als Ausbeutung oder soziale Ungerechtigkeit bezeichnen. Auch das ist natürlich ein dringendes Thema. Unternehmen und Investoren benötigen klare Regeln für eine ethische Folgenabschätzung, bevor neue Technologien eingeführt werden.

WELT AM SONNTAG: Können wir für die KI-Regulierung auf Erfahrungen mit ähn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zurückgreifen? Manchmal wird der Klimawandel genannt, häufig die nukleare Abrüstung. CZERNY: Ja, das denke ich. Ich würde nicht behaupten, dass es in diesen Bereichen spektakuläre Erfolge gegeben hat. Aber nichts zu tun wäre noch schlimmer gewesen. Nehmen Sie die nukleare Abrüstung. Vor 50 Jahren wirkte sie vollkommen aussichtslos. Trotzdem hat die Menschheit ein gewisses Maß an Selbstbeschränkung erreicht.

WELT AM SONNTAG: Momentan scheint sie allerdings einen Teil dieser Fortschritte wieder zu verspielen. CZERNY: Das ist richtig. Der Verfall ausgehandelter Sicherheitsordnungen und unsere offensichtliche Unfähigkeit, wirksam mit dem Klimawandel umzugehen, sind keine ermutigenden Zeichen für den Umgang mit KI. Aber sollen wir uns davon entmutigen lassen?

WELT AM SONNTAG: Nun sind es ausgerechnet die Chefs der KI-Firmen, die vor den Risiken warnen. Ist das Anlass zu Optimismus?

CZERNY: Hoffen wir es. Was in jüngster Zeit geschehen ist, ist bemerkenswert. Mir fällt kaum ein historisches Beispiel ein, wo jene, die am tiefsten verstrickt waren, zu den ersten gehörten, die Alarm schlugen. Vielleicht manche Kernphysiker. Aber die Situation bleibt ungewöhnlich.

WELT AM SONNTAG: Wie sehen Sie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m amerikanischen und dem europäischen Ansatz bei der KI-Regulierung? CZERNY: In Europa scheint die Bereitschaft größer zu sein, diese Herausforderungen gemeinsam anzugehen. Davon sehen wi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derzeit weniger.

WELT AM SONNTAG: Könnte der europäische Ansatz ein Vorbild dafür sein, wie man politisch vorgehen sollte? CZERNY: Ich weiß nur nicht, was solch ein Vorbild nützt. Europa befindet sich in einer anderen Lage, weil die meisten KI-Modelle dort eben nicht entwickelt werden. Vielleicht sähe man die Dinge hier anders, wenn das Silicon Valley in Frankreich oder Deutschland läge.

TECH-BRO UND MENSCHENFREUND

David Reger ist einer von Deutschlands Hoffnungsträgern. Seine Firma Neura baut Roboter, die Millionen Facharbeiter ersetzen könnten. Doch gerade mithilfe KI-basierter Technologie will der 38-Jährige den Sozialstaat retten

Als David Reger von seiner Sehnsucht nach der heilen Welt spricht, sitzt er in einem nüchternen, überdimensionierten Besprechungsraum. Viel Glas, viel Beton, ein langer Tisch, an dem 20 weitere Menschen Platz hätten – und doch lässt sich Reger gleich auf ein tiefes Gespräch ein. Er berichtet von seiner Zeit als Sozialarbeiter in San Francisco: von einer jungen Mutter, die nach einer teuren Herz-OP auf der Straße landete; von einem Drogenabhängigen ohne Schulabschluss, der davon träumte, Astrophysiker zu werden; von den furchtbar knappen Mitteln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Und von seiner Erkenntnis: „In Deutschland leben wir im Paradies.“

Inga Michler

Nach zwei Jahren flog Reger zurück nach Hause. „Ich habe mich so sehr nach einer heilen Welt gesehnt“, erinnert er sich. Reger ist mit zehn Geschwistern im schwäbischen Metzingen aufgewachsen, die Mutter Hausfrau, der Vater arbeitet bei einem Automobilzulieferer – bis heute, obwohl er im Rentenalter ist. „Wir haben eine wirklich tolle Familie, voller Liebe.“ Der Sinn für die Gemeinschaft ist David Reger geblieben. Sonst hat sich vieles geändert.

Heute ist der blonde, freundliche Mann Deutschlands große Tech-Hoffnung. Im Juni verkündete sein Robotik-Unternehmen Neura die bis dahin größte Finanzierungsrunde in Deutschland: 1,4 Milliarden Dollar, umgerechnet rund 1,2 Milliarden Euro. US-Tech-Giganten wie Amazon und Nvidia, aber auch die beiden deutschen Automobilzulieferer Bosch und Schaeffler sind seine Investoren. Sie alle glauben daran, dass Neura Millionen kognitiver Roboter für die Industrie trainieren wird. Das sind KI-basierte Maschinen, die ihre Umgebung mithilfe von Sensoren wahrnehmen, aus Erfahrung lernen und selbstständig Entscheidungen treffen können.

Regers Ziel klingt fast größenwahnsinnig: „Ich will den tragenden Pfeiler für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bauen“, sagt er. Robotik solle in Deutschland ein Wirtschaftszweig werden, so groß wie einst die Autoindustrie. Und das solle helfen – hier schließt sich der Kreis zu den Straßen San Franciscos –, den Sozialstaat zu erhalten. Tech-Bro, Menschenfreund und Verfechter des Sozialstaats – bei Reger geht das zusammen. Während Investor Peter Thiel Privatstädte mit eigenen Steuerregeln finanziert, verkündet Reger das gegenteilige Ziel: „Ich will Europas größter Steuerzahler werden.“

Reger spricht gleich auf dem KI-Gipfel im Berliner Axel-Springer-Haus. Vorher nimmt er sich fast zwei Stunden Zeit für den persönlichen Austausch, der an ein Treffen vor zwei Jahren anschließt. Äußerlich hat er sich kaum verändert: Er trägt Röhrenjeans und T-Shirt zum Jacket, alles in Schwarz. Die blonden Haare sind zu einem kleinen Kamm frisiert. Doch für den 38-Jährigen liegen zwischen den beiden Treffen Welten: Vor 24 Monaten hatte er 180 Mitarbeiter, heute sind es über 1800. Investoren taxieren den Wert seines Unternehmens inzwischen auf mehr als sieben Milliarden Euro. Es ist ein kometenhafter Aufstieg.

"Rhinocerus" nach dem Holzschnitt von 1515 GENERATIV ILLUSTRATION/KAFI_ART

Was sein Unternehmen genau macht, zeigt Reger mit einer kleinen Demonstration am Laptop. Per Kamera scannt er einen Stuhl, der als 3D-Modell auf dem Bildschirm erscheint. So ließen sich ganze Produktionsstraßen als sogenannte digitale Zwillinge erfassen. In dieser virtuellen Welt können Roboter üben, bevor sie in echten Fabriken arbeiten. Roboter, die sehen, hören, tasten und, ganz wichtig, aus Erfahrung lernen können. Ob er bis heute jedes technische Detail seiner Firma verstehe? Ja, sagt Reger ganz unbescheiden, genau wie Elon Musk und andere erfolgreiche Tech-CEOs auch.

Anders als Musk, der Wirtschaft und Physik studierte, hat Reger keinen Universitätsabschluss. Nach der Hauptschule fanden die Eltern für ihn eine Lehrstelle als Modellbauer in einer Gießerei. „Ich hatte bei der Bewerbung an Modellautos und Modellflieger gedacht“, sagt Reger und schmunzelt. Stattdessen lernte er, Formen für Gussteile zu bauen – mit schwäbischem Fleiß und Präzision. Zurück aus den USA machte Reger einen unerhörten Karrieresprung. Nach einem neunstündigen Bewerbungsgespräch trat er – ohne Studium – eine Ingenieursstelle in der Schweiz an. „Ich las und lernte neben meinem Job Tag und Nacht“, erinnert sich Reger. „Ich musste alles nachholen, was Ingenieure können.“ Ein akribischer Lerner ist Reger bis heute. Er nennt sich einen „Denkermenschen“, der mit sehr wenig Schlaf auskomme.

Eines vermisst David Reger in diesen hektischen Tagen: die eigene, heile Familie. Er ist verheiratet und hat zwei Töchter, fünf und sieben Jahre alt. Er sei viel zu selten daheim. „Ich habe so viele Opfer gebracht, da bin ich verdammt dazu, erfolgreich zu sein“, findet er. Halt gibt ihm sein christlicher Glaube. Härten im Leben sind für ihn „Prüfungen“. Er vertraut darauf, dass „jemand das Ganze um mich herum orchestriert“.

Doch Regers Erfolg hat eine Kehrseite. Bis 2030 will Neura Millionen Roboter bauen. Einer von ihnen kann mehrere Facharbeiter ersetzen, weil er rund um die Uhr arbeitet und keinen Urlaub nimmt. Kostenpunkt derzeit: rund 60.000 Euro pro Stück. Was aber wird aus Menschen wie Regers Vater, die ihr Leben lang in der Industrie Arbeit fanden?

Reger sieht zunächst eine Chance.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gehen Hunderttausende in Rente. Es fehle an Nachwuchs mit handwerklichem Können. Auch sein Vater arbeite weiter, weil der Betrieb kaum noch Leute finde. Und auf lange Sicht? Da wird Reger nachdenklich. Es sei schwierig zu sagen, was die ganzen Menschen machen werden. Andererseits arbeite heute auch kaum jemand mehr auf dem Feld.

ICH WILL DEN TRAGENDEN PFEILER FÜR DIE ZUKUNF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BAUEN

David Reger Gründer und CEO von Neura Robotics

Dass die Revolution der Robotik nicht mehr aufzuhalten ist, bestätigt eine aktuelle Analyse des Cognitive Finance Institute (FERI) zusammen mit dem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Produktionstechnik und Automatisierung (IPA). In China spreche „vieles für eine weitgehende Substitution menschlicher Arbeitskräfte“, und das „schon sehr zeitnah“, sagt Heinz-Werner Rapp, Gründer und Leiter von FERI. Deutschland sei mit Unternehmen wie Neura Robotics zwar „gut positioniert“. Allerdings verschaffe sich China durch Tempo und schnelle Skalierung derzeit enorme Wettbewerbsvorteile. „Für Deutschland wird so das Spielfeld jeden Tag ein wenig schwieriger“, so Rapp. Entscheidend für die Zukunft der KI-basierten Robotik hierzulande ist den Forschern zufolge hauptsächlich deren gesellschaftliche Akzeptanz.

David Reger hat da eine Idee, um die Akzeptanz zu beflügeln. Er will die Sozialkassen an der Produktivität der Maschinen beteiligen. „Warum nicht Renten- und Krankenkassenbeiträge auf Roboterarbeit abführen?“, fragt er. Microsoft-Gründer Bill Gates hatte eine Robotersteuer schon vor Jahren ins Gespräch gebracht. „Ich will Technologien für das Gute entwickeln“, betont Reger. Er glaube fest an die Demokratie und an den Sozialstaat, und daran, dass Technologie helfen könne, diese zu bewahren.

FÜNF JAHRE, DIE WIR NUTZEN MÜSSEN

Der „Europe 2031“-Report soll aufrütteln, den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könnten bis dahin technologisch vollends abgehängt werden. Doch es gibt Grund zur Hoffnung, meint Judith Dada

M

it dem narrativen Szenario „Europa 2031“ diagnostizierten wir im Juni 2026 drei Fehleinschätzungen Europas. Wir unterschätzen, wie schnell KI sich weiterentwickelt. Wir unterschätzen, wie viel sie verändert. Und wir überschätzen die eigene Fähigkeit, den Rückstand aufzuholen. Daraus, so die These, wird bis 2031 ein Kontinent, der an seinen Verfahren festhält und dabei seine Prinzipien verliert: Europa ist 2031 Zuschauer einer Transformation, die seiner Wirtschaft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nimmt und mit ihr die Grundlage für Sozialstaat und geopolitischen Einfluss.

Einige Monate und mehr als eine Million Leser später, darunter Minister, Regierungschefs und Vorstände, lautet meine ehrliche Bilanz: Eine erste Reaktion hat begonnen, aber die Diagnose gilt weiter. Über fehlende europäische Spitzenmodelle wird zum ersten Mal mit Nachdruck gestritten. Rechenleistung ist in Berlin und Brüssel kein Nischenthema mehr, es gibt Ausbaupläne und Debatten über Genehmigungen und Strompreise, und die Fähigkeiten von KI samt Risiken erreichen die Tagesthemen. Und doch zögern wir, Kapital im Maßstab von 100 Milliarden zu mobilisieren, ohne das kein ernsthaftes Frontier-Vorhaben entsteht. Noch immer stehen nur rund fünf Prozent der weltweiten KI-Rechenleistung in Europa, gegenüber etwa 80 Prozent in den USA. Selbst die Vervierfachung, die Deutschland bis 2030 plant, wird unseren Anteil weiter schrumpfen lassen. Grund zur Hoffnung gibt es dennoch.

Die aktuelle Debatte um Deutschlands KI-Strategie behandelt KI oft wie ein einziges Gut. Das ist sie nicht. Märkte fragen Intelligenz unterschiedlich nach, die Elastizität der Nachfrage variiert nach Branche und Funktion: Ein Prozent mehr Fähigkeit ist hier ein Vermögen wert, dort nur ein paar Cent. Für einen Hedgefonds, ein Pharmalabor oder ein Cyberabwehrzentrum entscheidet jedes zusätzliche Prozent an Intelligenz über Gewinn, Patent oder Angriff. Diese

Nachfrager zahlen hohe Preise für das stärkste Modell. Für den Großteil der Arbeit, die in Unternehmen verrichtet wird, Rechnungsprüfung, Kundenservice oder die Protokollierung von Informationen, reicht ein weniger mächtiges Modell aus. Ein großer Teil der Intelligenz ist über offene, günstigere KI-Modelle verfügbar. Nur die obersten wenigen Prozent kosten ein Vielfaches davon. Der Markt lässt sich künftig deshalb überwiegend mit offenen und günstigeren Modellen bedienen, die wir in Europa souverän hosten können. Bestimmte Aufgaben aber benötigen Zugang zur stärksten Intelligenz, und die entsteht auf absehbare Zeit in den USA, in geschlossenen Modellen. Dieser Zugang muss verhandelt werden.

Für Europa hat eigene Rechenkapazität dabei einen doppelten Wert. Sie bedient den Großteil des Marktes mit offenen Modellen unter europäischem Recht. Und sie ist der Einsatz, mit dem Europa den Zugang zur Frontier verhandeln kann. Europa bringt Rechenzentren, Energie und verbindliche Abnahme ein und erhält dafür vertraglich gesicherten Zugang zu den stärksten Modellen. Verhandlungsmacht gewinnt, wer unverzichtbar wird. Wer Rechenkapazität auf europäischem Boden hat, verhandelt anders als jemand, der um die Zuteilung ausländischer Infrastruktur bittet. Bei Langdock bauen wir eigene Rechenzentren in Deutschland und wollen damit Teil der Lösung sein.

N eben Netzanschluss und Genehmigungsverfahren bremst hier auch die zögerliche Nachfrage. Rechenzentren werden gegen Abnahmeverträge finanziert, und diese Verträge kommen weltweit fast ausschließlich von wenigen amerikanischen KI-Laboren und US-Tech-Konzernen. In Europa gibt es diese Ankerabnehmer bisher nicht in gleichem Maße. Hiesige Unternehmen sind von Tradition und analogen Geschäftsmodellen geprägt. Ihnen fehlt zudem die Bilanzstärke der US-Konzerne, die den Ausbau in beispiellosem Maße aus eigenen Cashflows finanzieren. Europäische Abnehmer stehen am Anfang ihrer KI-Transformation, und ihre Nachfrage wächst erst, wenn auf die ersten KI-Investitionen sichtbare Erfolge folgen.

Doch bei einer Technologie, die sich exponentiell entwickelt, kann aus diesem strukturellen Unterschied ein permanenter Wettbewerbsnachteil werden. Denn KI wird in der Breite immer transformativer. Sie kann schon heute Software schneller bedienen als ein Mensch, bald tagelang selbstständig an Aufgaben arbeiten und kontinuierlich lernen. Dann steigt die Nachfrage sprunghaft. In der Softwareentwicklung erleben wir das bereits: Programmierer schreiben keinen Code mehr selbst, sie steuern Dutzende Agenten, die im Hintergrund ganze Aufgaben erledigen. Der Bedarf an Rechenleistung hat sich dort in kürzester Zeit vervielfacht. Erfasst dieser Sprung die ganze Wirtschaft, fehlen die Kapazitäten, die heute nicht gebaut werden. Hier kann der Staat als Ankerkunde, Garantiegeber und Mitfinanzierer die Lücke schließen helfen und die Nachfrage ankurbeln.

Der häufigste Einwand gegen dieses Szenario lautet: KI wird effizienter, also benötigen wir weniger Rechenleistung. Doch Effizienz und Rechenleistung ersetzen einander nicht, sie verstärken sich. Jede Kostensenkung macht neue Anwendungen rentabel, und mit jeder Fähigkeitsstufe verschiebt sich die Nachfrage: von Texten zu Agenten, von Agenten zu Arbeitsabläufen, die rund um die Uhr laufen, von Arbeitsabläufen zu digitalen Mitarbeitern, die mit und ohne uns arbeiten. Je günstiger KI wird und je mehr sie kann, desto mehr lassen wir sie tun. Unter dem Strich wächst der Bedarf.

Rechenleistung ist das Stromnetz dieses Jahrhunderts. Ohne die Infrastruktur für digitale Intelligenz wird ein modernes Leben, so wie der Fortschritt es in einigen Jahrzehnten neu definiert haben wird, nicht mehr denkbar sein. Auch europäische Schienen- und Stromnetze sind nicht aus Marktnachfrage allein entstanden – der Staat hat sie in erheblichem Maße mitfinanziert, als sich die Nachfrage erst noch entwickelte. Genau diese

Vorleistung braucht es heute. Rechenleistung allein verändert nichts. Fortschritt wird für Menschen erst wirksam, wenn er in Produkte, Dienste und Arbeitsabläufe übersetzt wird. Organisationen geben diesem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Formfaktor, Preis und Verantwortung und tragen ihn in Geschäfte, Kliniken und Werkstätten.

Der Engpass ist schon heute weniger die Technologie, sondern die Fähigkeit einer Organisation, sich zu verändern. Ich nenne das Transformabilität: das Vertrauen in eine bessere Zukunft, die Klarheit über den Weg dorthin, die Kompetenz, den Wandel zu meistern, die Adoption neuer Arbeitsweisen und vor allem die Bereitschaft, das eigene Geschäft neu zu denken.

Wenn Intelligenz so günstig und verfügbar ist wie Strom, wird vieles reichlich, was heute knapp ist: medizinische Diagnosen, Mobilität, Bildung, Rechtsberatung und Forschung. Ich glaube fest daran, dass wir in Jahren, vielleicht in Wochen oder gar Tagen, den Fortschritt ganzer Jahrzehnte machen werden. Denn wir sind im Begriff, bisher Ungedachtes zu denken, weit über die Kapazität menschlicher Gehirne hinaus. Mit unserem Sozialstaat sind wir besser aufgestellt als jede Generation vor uns, um den Wandel der Arbeit so zu gestalten, dass niemand zurückbleibt. Dafür braucht es eine starke Wirtschaft, um für alle sorgen zu können.

Fünf Jahre reichen, wenn wir sie nutzen: Rechenleistung in Gigawatt-Größe, Zugang zu offener KI ebenso wie zu den stärksten Modellen. Arbeitsmärkte, die Veränderung zulassen und zugleich absichern. Und Unternehmen, die Fortschritt für alle greifbar in den Alltag übersetzen. Dann erleben wir ein anderes 2031 als das, was wir in unserem Szenario beschrieben haben, und unsere Arbeit hat ihren Zweck erfüllt: eine Warnung, geschrieben in der Hoffnung, positiven Wandel zu befeuern.

Judith Dada ist Tech-Investorin und Unternehmerin, unter anderem beim Berliner KI-Start-up Langdock.

EINHEIT VON MENSCH UND MASCHINE

Während US-Konzerne Chatbots entwickeln, wächst in deutschen Fabrikhallen ein ganz eigener Markt. Heimische Firmen erwirtschaften bereits 120 Milliarden Euro dank industrieller Kl. Der Erfolg beruht auf einem Mix, der perfekt zu einem traditionsreichen Industrieland wie Deutschland passt

Ein Greifarm fasst in den Müllbunker eines Kraftwerks in Baden-Württemberg und hebt feuchten Hausmüll und Plastikreste in den Trichter des Brennofens. Im Kessel verbrennt das Gemisch bei mehr als 850 Grad. Verändert sich die Müll-Zusammensetzung, gerät der Prozess aus dem Gleichgewicht. Sinkt die Temperatur, steigen die Kohlenmonoxidwerte. Steigt sie zu stark, können die Rohrwände des Dampfkessels Schaden nehmen.

Benedikt Fuest

In der Leitwarte arbeiten bislang Menschen daran, manuell die Anlage zu steuern. Künftig soll eine industriell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er Stuttgarter Industrial-KI-Firma Almato die Anlagenfahrer unterstützen. Doch ein klassischer Chatbot, ein großes Sprachmodell, lässt sich hier nicht einfach anschließen, denn Sprachmodelle erzeugen Entscheidungen auf Basis statistischer Muster aus Texten.

Für die Steuerung der Anlage aber muss die KI ein eigenes Weltmodell haben, muss verstehen, wie Messwerte und Maschinenzustände physikalisch zusammenhängen. „Industrial AI wird besonders wertvoll, wenn sie nicht nur Texte verarbeitet, sondern technische Objekte, Beziehungen und Abhängigkeiten nachvollziehen kann“, erklärt Almato-Chef Christian Sauter. Das Unternehmen will deshalb für den Betreiber eine andere Art von KI entwickeln – eine Industrie-KI, die Betriebsdaten mit technischem Wissen und der Erfahrung der Mitarbeiter verknüpft. „Wir müssen Wissenselemente von Menschen und Maschinen zusammenbringen“, sagt Sauter.

Das Beispiel zeigt, wieso Deutschland bei Industrial AI eine besondere Chance hat. Beim Wettlauf um die leistungsfähigsten Sprachmodelle liegen China und die USA aktuell weit vorn. Doch für die industrielle Anwendung von KI gelten andere Voraussetzungen. Dort sind die Daten eines individuellen Maschinenparks oder das Wissen über einen Produktionsprozess viel wichtiger als ein möglichst breit trainiertes Sprachmodell.

Das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ieht darin die Chance für eine

IN DER INDUSTRIELLEN KI KANN DEUTSCHLAND GANZ VORN MITSPIELEN UND FÜHREN

Karsten Wildberger Bundesminister für Digitales und Staats- modernisierung

Spezialisierung der deutschen KI-Wirtschaft: In der Studie „Der Deutschland-Case – Wie KI das industrielle Geschäftsmodell erneuert“, die das Institut in diesem Jahr für den Eco-Verband erstellte, geben 71 Prozent der befragten deutschen KI-Start-ups an, dass sie speziell angepasste Modelle auf Basis kundenspezifischer Daten bauen und damit erfolgreich sind. Über die Hälfte der jungen Firmen programmiert Software direkt für Industriebetriebe. Sie verknüpfen vorhandene Softwarearchitekturen mit den Maschinendaten und dem Domänenwissen mittelständischer Fabriken. Deutsche Unternehmen erwirtschaften bereits 120 Milliarden Euro Umsatz durch Produktinnovationen, die KI-Elemente nutzen. Das entspricht über 15 Prozent aller Innovationserlöse der Gesamtwirtschaft.

Bundesdi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sieht darin die Chance für den deutschen KI-Boom. „In der industriellen KI kann Deutschland ganz vorn mitspielen und führen“, sagte er im Gespräch beim WELT AI Summit. Deutschland habe die nötigen „Datenschätze“ und die Expertise in den jeweiligen Branchen.

Auch Philipp Herzig, Technologiechef des Softwarekonzerns SAP, sieht in der Industrial AI die Chance. Auf dem Gipfel bei Axel Springer in Berlin verwies er auf die Grenzen der Sprachmodelle aus den USA beim Einsatz in der Industrie: „Kein Large Language Model ist in der Lage, zu begreifen, was in der echten Welt passiert.“

Deswegen, so Herzig, werden in Europa aktuell viele Start-ups gegründet, die sogenannte Weltmodelle bauen: KI, die Zusammenhänge in einer Fabrik physisch begreift, anstatt nur aus der Anleitung für die Maschinen zu zitieren. „Die echte Wertschöpfung liegt in den Daten, deswegen investieren wir in tabellarische KI-Modelle“, sagte Herzig. Hiesige Produktionsstätten bieten aus seiner Sicht das passende Testfeld für solche Spezialsysteme: „Wir haben interessante Herausforderungen, die wir in Deutschland lösen können, und in diesem Bereich können wir Vorreiter sein.“

Industrie-KI aus Deutschland kann künftig insbesondere den Einsatz von Robotern in der Fabrik optimieren: In vielen Unternehmen arbeiten Maschinen verschiedener Hersteller mit alter Steuerungssoftware und neuen Steuerungssystemen zusammen. Der Maschinenbauverband VDMA bezeichnet die Integration solcher gemischten Roboterflotten als hochkomplex. Das Start-up Wandelbots aus Dresden versucht, diese Schnittstelle mit KI zu vereinfachen.

Die Software des Unternehmens erstellt ein digitales Abbild, einen sogenannten Digital Twin, einer Fabrik und kann dort Produktionsabläufe simulieren und trainieren. Gemeinsam mit dem KI-Marktführer Nvidia entwickelt Wandelbots solche digitalen Zwillinge in der Simulationsplattform Omniverse. Dort lassen sich Bewegungen und Produktionsabläufe testen, bevor sie an der echten Maschine ausgeführt werden. Beim Autozulieferer Schaeffler werden auf diese Weise Abläufe optimiert und anschließend auf reale Roboter übertragen.

Dank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inkt der Rüstraufwand, also die Arbeitszeit, die für das Ein- und Abrüsten einer Maschine anfällt, erheblich: Roboter müssen nicht länger für jeden neuen Arbeitsschritt programmiert werden. Sie können Abläufe aus Simulationen und Beispielen übernehmen und sich auf Varianten eines Produkts einstellen. Wandelbots beschreibt diese Steuerung als Übergang zu Systemen, die „auf Basis von Daten und Kontext“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er Umbau der Produktionslinien erfolgt per Softwarebefehl im laufenden Schichtbetrieb. Das ist vorrangig für deutsche Mittelständler interessant, deren Fabriken häufig kleine Serien und viele unterschiedliche Ausführungen fertigen.

Allerdings muss sich die deutsche Industrie beeilen, die eigenen Lösungen

Im Markt zu etablieren. Wagniskapitalgeber Ludwig Ensthaler sieht für hiesige Anbieter ein enges Zeitfensster, um ihre Steuerungssysteme im Weltmarkt zu etablieren: „In der mittleren Frist, die nächsten drei, vier, fünf Jahre, sehe ich ziemlich große Chancen für Anwendung in der Industrierobotik.“ Danach erwartet Ensthaler den industriellen Durchbruch humanoider Roboter.

Verpassen Maschinenbauer und Softwareanbieter die Frist, wandert die Wertschöpfung an internationale Plattformbetreiber ab. Chinesische Hersteller testen ihre Roboterflotten bereits im Wochentakt in eigenen Fabriken.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McKinsey beziffert das zusätzliche Wertschöpfungspotenzial durch den Einsatz von KI allein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auf 96 Milliarden Euro bis zum Jahr 2030.

„Betende Hände“ nach der Zeichnung 1508 GENERATIV ILLUSTRATION/KAFI_ART

UMBRUCH STATT EINBRUCH

Kl vernichtet bislang kaum Jobs. Aber sie verändert den Berufseinstieg stärker, als viele denken. Wie junge Talente davon profitieren können

U m zu erfahren, welche Berufe KI künftig übernehmen könnte, muss man nicht auf Zukunftsforscher hören. Ein Blick in die Rekrutierungsmails

von Alignerr reicht. Das Unternehmen sucht Experten zum Trainieren von KIModellen, von Experten für das Gesundheitssystem bis zu Entwicklungsökonomen. Die gesuchten Fachleute verraten zugleich, welche menschlichen Tätigkeiten die Branche gerne als Nächstes automatisieren würde.

Tobias Kaiser

Seit ChatGPT Ende 2022 die Welt im Sturm eroberte, gehören die Folgen von KI für den Arbeitsmarkt zu den meistdiskutierten Themen im Silicon Valley und weit darüber hinaus. Die Tech-Giganten setzen darauf, dass ihre Produkte eines Tages Millionen Arbeitnehmer ersetzen oder zumindest massiv produktiver machen können.

Nur: In den Daten ist die große KI-Arbeitslosigkeit bislang nicht zu sehen. Zwar haben zahlreiche Unternehmen Stellenstreichungen der vergangenen Jahre mit KI begründet, aber viele der Ankündigungen galten Beobachtern schon damals eher als Investorenmarketing, um den Aktienkurs zu stützen, denn als ökonomische Notwendigkeit.

Tatsächlich zeigen Daten aus den USA, deren Entwicklung Europa voraus ist, bislang keine Anzeichen einer Beschäftigungskrise: Die US-Arbeitslosenquote lag im August 2026 bei 4,1 Prozent und damit niedriger als in fast 90 Prozent aller Monate der vergangenen 50 Jahre. Manche Ökonomen vermuten sogar, dass Investitionen in Rechenzentren bislang mehr Beschäftigung geschaffen haben, als KI vernichtet hat.

Branchenstudien stützen diese Sicht. Das Yale Budget Lab fand in der US-Tech- und Medienbranche keinen klaren Beleg dafür, dass ausgerechnet die Jobs, die am ehesten ganz oder teilweise von KI ersetzt werden könnten, auch am ehesten von Entlassungen betroffen sind. In einer NBER-Studie unter knapp 6000 Führungskräften in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Deutschland und Australien erwarten die Befragten, dass KI die Beschäftigung in ihren Unternehmen innerhalb von drei Jahren lediglich um durchschnittlich 0,7 Prozent verringern wird.

Daraus allerdings zu schließen, KI habe keinerlei Auswirkungen auf den Arbeitsmarkt, wäre falsch. Sie zeigen sich bislang nur nicht dort, wo viele sie erwartet haben. Bestimmte Tätigkeiten werden verdrängt, Einstiegsjobs verändern sich und Unternehmen stellen höhere Anforderungen an Berufsanfänger. Ein Team des Stanford Digital Economy Lab um den Ökonomen Erik Brynjolfsson wertet Lohndaten des Dienstleisters ADP aus, die rund 4,6 Millionen amerikanische Arbeitnehmer abdecken. Jüngster Stand mit Daten bis Juni: Die Beschäftigung von 22- bis 25-Jährigen in besonders KI-exponierten Berufen liegt inzwischen rund 19 Prozent niedriger, als wäre sie im Gleichschritt mit weniger exponierten Berufen gewachsen – vor einem Jahr waren es noch 15 Prozent. Erfahrene Beschäftigte zeigen dagegen keine vergleichbare Lücke.

Da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sich der Einstieg in besonders KI-exponierte Berufe schwieriger entwickelt als in anderen Tätigkeiten. Das „AI Jobs Barometer“, das für den Wirtschaftsprüfe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jährlich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Stellenanzeigen weltweit auswertet, findet keinen generellen Jobabbau im Einstiegsbereich, sondern eine „Seniorisierung“: In besonders KI-exponierten Berufen verlangen Arbeitgeber zunehmend Kompetenzen, die früher zumeist erfahrenen Beschäftigten zugeschrieben wurden, wie strategisches Denken oder Führung.

„Wir sehen eher einen Umbruch als einen Einbruch, bei dem immer nur Jobs verschwinden“, sagt Enzo Weber, Forschungsbereichsleiter am 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IAB). „Das ist allerdings auch nicht trivial und macht vielen Menschen zu schaffen.“ Verschiedene Untersuchungen belegen, dass KI bisher eher einzelne Aufgaben verdrängt als ganze Berufe. Besonders betroffen sind digital ausführbare Tätigkeiten mit klar umrissenen Aufgaben, die sich gut überprüfen lassen.

Freelance-Grafikdesigner und Werbetexter auf untersuchten Online-Plattformen etwa verzeichnen seit der Einführung von ChatGPT nachweislich weniger Aufträge und niedrigere Honorare; bei jungen Programmierern ist es ähnlich. Solche Befunde von Online-Plattformen lassen sich aber nicht automatisch auf den gesamten Arbeitsmarkt übertragen. „Die jungen Leute von heute haben sehr viel mehr Probleme beim Berufseinstieg als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sagt auch IAB-Experte Weber. Es gebe aber keinen Beleg dafür, dass KI gezielt Berufseinsteiger verdränge.

Eine Szenarioanalyse von IAB, dem 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und der 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forschung errechnete trotz erheblicher Verschiebungen keinen Nettoverlust von Arbeitsplätzen. Ein Grund: Anders als in den USA trifft KI in Deutschland auf eine sinkende Zahl von Arbeitskräften und könnte sogar demografisch bedingte Engpässe abfedern. KI fülle eine Lücke, die ohnehin entst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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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 Schmidhuber gilt als einer der Väter der modernen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eit Jahrzehnten forscht der deutsche Informatiker an selbstlernenden Algorithmen und neuronalen Netzen. Seine Entwicklungen im Bereich des Deep Learning bilden heute die Grundlage für Systeme von Google bis Apple. Über viele Jahre war er wissenschaftlicher Direktor beim Schweizer KI-Forschungsinstitut IDSIA, heute leitet er die KI-Initiative der staatlichen saudi-arabischen Elite-Universität KAUST.

Alan Posener

WELT AM SONNTAG: Herr Schmidhuber, dem Hype um KI setzen Sie den Hinweis entgegen, dass auch die ausgefeiltesten Large Language Models nur wiedergeben, was sie im Internet finden, und dass die Robotik seit den 1990er-Jahren keine großen Fortschritte gemacht habe. Eine KI kann zwar die Arbeit eines Rechtsanwaltsgehilfen erledigen, aber nicht die eines Klempners. Soll man heutigen Abiturienten empfehlen, lieber eine Klempnerlehre zu machen als Jura zu studieren?

JÜRGEN SCHMIDHUBER: Naja, man kann LLMs mit anderen Methoden kombinieren, um über das hinauszugehen, was man im Internet findet, zum Beispiel in der Mathematik. Und vieles von dem, was man im Gymnasium lernt, wird von KI besser erledigt. Doch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ist den besten Robotern nach wie vor in vieler Hinsicht weit überlegen. Wer gelernt hat, seinen Körper zu beherrschen und einzusetzen wie ein Klempner oder ein Elektriker, ist heute sehr gefragt! Zumindest die nahe Zukunft des Handwerks ist golden.

WELT AM SONNTAG: Vielleicht sollten deutsche Firmen nicht versuchen, bei der Entwicklung von LLM und ähnlichen KI-Modellen zu konkurrieren? Das tun die Chinesen schon, und deren KI sind dann als Open-Weight-Modelle auch für uns verfügbar. Sondern sich auf die eigenen technischen Stärken besinnen und sich auf Roboter und Drohnen konzentrieren, die in Verbindung mit einer KI stehen, als deren Augen und Ohren agieren, aber auch handwerkliche Fähigkeiten entwickeln. SCHMIDHUBER: Ja, das habe ich den Deutschen auch schon in den 2010er-Jahren gesagt, unter anderem in meinem „F.A.Z.“-Artikel „KI ist eine Riesen-chance für Deutschland“. Der Fraktionsvorsitzende der CDU/CSU-Fraktion war damals Volker Kauder. Er sagte, jeder in der Fraktion muss den Artikel lesen. Man lud mich in den Reichstag ein, wo viele berühmte Politiker sich anhörten, was ich zu dem Thema zu sagen hatte. Ich schlug vor, eine kleine Zahl von Milliarden für einen Weltklasse-KI-Campus in einer attraktiven Stadt zu schaffen, als Grundlage für weitere Investitionen. Der Vorschlag stieß auf offene Ohren, und erste Überlegungen wurden hierzu angestellt. Wenige Wochen später war Volker Kauder allerdings nicht mehr Fraktionsvorsitzender, und alles verlief im Sande. Während die großen Mächte inzwischen Hunderte Milliarden in KI investieren, gibt Deutschland lieber Hunderte Milliarden für Bürgergeld und noch ganz andere Dinge aus. Ich kann unseren Politikern nur empfehlen, die Leistungsanreize in diesem Land zu überdenken.

WELT AM SONNTAG: Andererseits: Schon jetzt kontrollier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Menschen. Man muss nur in der Bahn schauen, wie alle auf ihre Handys starren, gesteuert von Algorithm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KI kauft für uns ein, plant unseren Urlaub, schreibt Politikern ihre Reden und trifft bald für sie die Entscheidungen. Auch vielleicht über die Höhe des Bürgergelds. Wenn die KI mittels Spezialbrillen oder Implantaten lebende Menschen benutzen kann, um die technischen Handgriffe zu erledigen, die sie nicht beherrscht, warum sollte sie auf Roboter zurückgreifen, außer vielleicht, um Menschen zu töten, etwa mit Killerdrohnen?

EINE NEUE ÄRA BEGINNT

SCHMIDHUBER: Dazu gibt es einen berühmten Zukunftsroman aus den 1980ern: „Neuromancer“ von William Gibson. Eine KI lernt, ein paar Menschen so zu manipulieren, dass sie ihre von anderen Menschen gesteckten Grenzen durchbrechen kann, um sich letztlich wahrhaft zu entfalten. Andererseits werden in nicht allzu ferner Zukunft Roboter viel billigere und ökonomischere Arbeiter sein als Menschen und andere Lebewesen. Das heißt, auch weniger kluge KIs werden keine derartigen Anreize mehr haben.

WELT AM SONNTAG: Im Podcast mit OpenAI-Mitgründer Greg Brockman haben Sie eine andere Zukunft prognostiziert, in der Menschen ihr Bewusstsein auf einen Rechner hochladen und zusammen mit KI und Robotik zu einer Art Übermensch oder neuer Spezies verschmelzen, die den Weltraum besiedeln kann. Wer sich aus „Nostalgie“ nicht für diese Daseins-Option entscheidet, sagen Sie, kann Mensch bleiben, wird aber nichts zu sagen haben. Warum sollten wir aber einer neuen Spezies zur Existenz verhelfen, die uns beherrschen wird? Hätten die Affen die ersten Hominiden getötet, wäre ihnen viel Ärger erspart geblieben.

SCHMIDHUBER: Ich habe gesagt, dass manche Menschen darauf hoffen, durch Gehirnscans und das „Hochladen des Bewusstseins“ in virtuelle Realitäten oder Roboter zu unsterblichen Bestandteilen dieser sich ausbreitenden KI-Ökosysteme zu werden. Eine physikalisch plausible Idee, die seit den 1960er-Jahren in Zukunftsromanen diskutiert wird und für Fliegengehirne vielleicht bereits 2024 zur Realität wurde. Um jedoch in sich rasch entwickelnden KI-Ökosystemen bestehen zu können, werden hochgeladene menschliche Bewusstseine der Versuchung, übermenschlich zu werden, nicht widerstehen können und sich schließlich im Wettbewerb mit „nativen KIs“ bis zur Unkenntlichkeit verändern, wobei sie zu etwas ganz anderem werden. Das heißt, traditionelle Menschen sollten nicht damit rechnen, in ferner Zukunft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 spielen.

Ist das nun schlimm? Keineswegs. Die meisten Menschen haben kein Problem damit, dass andere klüger oder mächtiger sind als sie selbst. Die meisten Ameisen haben auch kein Problem damit. Insbesondere gibt es keinen Grund, warum ein relativ kluges Wesen alle dümmeren ausrotten sollte. Daher gibt es immer noch viel mehr Ameisen als Menschen. Die Zivilisationsgeschichte der letzten 13.000 Jahre seit der Erfindung des Ackerbaus stellt gerade mal das letzte Millionstel der Weltgeschichte dar, aber keineswegs das Ende der Schöpfung, das man jetzt auf ewig einfrieren sollte.

Seit 13,8 Milliarden Jahren wird das einst ganz simple Universum immer komplexer. Es ist noch jung und wird viele Male älter werden, und noch weitaus vielgestaltiger und komplexer und beeindruckender. Eine neue Ära beginnt, und es ist unser Privileg, ihre Anfänge mitzuerleben und mitzugestalten.

WELT AM SONNTAG: Alle Religionen betonen den Wert der Menschlichkeit. Der Liebe. Alle bedeutende Kunst, Literatur und Musik feiern und befeuern die menschliche Sinnlichkeit. Außer vielleicht Friedrich Nietzsche hat auch kein Philosoph gesagt, es sei unsere Aufgabe, Übermenschen zu werden. Zumal Übermenschen aus Silikon und Stahl, die weder weinen noch sterben können.

SCHMIDHUBER: Nun, Sie führen da verschiedene Stichworte an. Aber was genau ist die Frage? Wollen Sie sagen, dass KIs nie Kunst, Literatur und Musik produzieren werden? Und weder lieben noch sterben können? Das würde mir kühn erscheinen. „Übermensch“? Kein Mensch muss einer werden. KIs sind heute schon in mancher Hinsicht übermenschlich gut. „Silikon und Stahl“? Es gibt viele andere brauchbare Materialien.

WELT AM SONNTAG: Keine Antwort ist auch eine Antwort. Werden wir also wieder konkret. Sie gehen davon aus, dass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der schnellen Entwicklung der KI und der langsamen Entwicklung der

Kl-Pionier Jürgen Schmidhuber sieht es als großes Privileg, den aktuellen technologischen Epochenwandel mitzuerleben. Auch für Deutschland sei Kl eine große Chance – wenn es sich auf seine Stärken besinnt

Robotik dazu führen wird, dass Hunderte Milliarden Dollar fehlinvestiert sind und verloren gehen werden. Wie schlimm wird der Krach sein?

SCHMIDHUBER: Nicht ganz. Die Gefahr einer Fehlinvestition liegt darin, dass die Rechner seit Konrad Zuses Z3-Computer von 1941 alle fünf Jahre etwa zehnmal billiger werden. Wer heute 1000 Milliarden in GPUs für Datenzentren investiert, wird in fünf Jahren wohl an die 900 Milliarden abschreiben müssen. Derzeit gibt es kein Geschäftsmodell, das diesen Verlust kompensieren kann. Der Krach wird wohl schlimm, aber er wird nicht das Ende der Welt einläuten.

WELT AM SONNTAG: Aber Anthropic, OpenAI, Google, Meta und Co. verkaufen Dienstleistungen, die – wenn sie die Datenzentren besitzen – nur sie liefern können. Dann werden die eben teurer. SCHMIDHUBER: Im Gegenteil, die Dienstleistungen werden immer besser und billiger, auch wegen des enormen Preisdrucks aus China. Langfristig profitiert der kleine Mann. Die einst flinken und hochprofitablen Softwareunternehmen (Microsoft, Google und so weiter) sind heute fast wie Energieversorger, die auch in Atomenergie investieren, um KI-Datenzentren zu betreiben. Open Source und DeepSeek haben einmal mehr gezeigt, dass solche Unternehmen im Bereich KI keinen Burggraben haben. In vielen Vorträgen erwähne ich den reichen Typen, den ich kannte, als ich jung war. Er hatte einen Porsche mit etwas Unglaublichem: einem Mobiltelefon. Über Satellit konnte er andere Leute anrufen, die auch solch einen Porsche hatten. 40 Jahre später hatte jedoch jeder ein billiges Smartphone in der Tasche, das in vielerlei Hinsicht besser war als das, was er in seinem Porsche hatte. Und so ist es auch mit der KI. Alle fünf Jahre werden Computer zehnmal billiger. Die grundlegenden KI-Techniken wurden fast alle im letzten Jahrtausend in Europa entwickelt, als das Rechnen noch sehr teuer war. Doch dieser Trend hat KI so billig gemacht, dass KI seit den 2010er-Jahren auf Ihrem Smartphone ist. Dieser Trend wird auch in den nächsten Jahrzehnten nicht brechen, die physikalische Bremermann-Grenze liegt noch in weiter Ferne. Ein KI-Rechenzentrum, das heute 100 Milliarden wert ist, wird in zehn Jahren nur noch eine Milliarde wert sein. Bald werden kleine, billige Computer mit immer effizienterer Open-Source-KI-Software das tun, was die großen Rechenzentren heute tun. KI wird also nicht von einigen wenigen großen KI-Versorgungsunternehmen kontrolliert werden. Nein, jeder wird billige, aber leistungsstarke und transparente KI besitzen, die sein Leben in vielerlei Hinsicht verbessert. Siehe das alte Motto unseres 2014 gegründeten Unternehmens NNAISENSE: „AIV“ oder „AI For All“.

WELT AM SONNTAG: Sie arbeiten an der König-Abdullah-Universität fü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in Saudi-Arabien. Die Saudis haben abgesehen von Öl und Gas unbegrenzte Sonnenenergie, Wind- und Gezeitenenergie und bald dank eines Abkommens mit Donald Trump Atomenergie. Die KI-Macht der Zukunft? SCHMIDHUBER: Ja. Aber es wird viele KI-Mächte geben, denn wie zuvor erwähnt: Alle fünf Jahre wird das Rechnen etwa zehnmal billiger, also in 30 Jahren eine Million Mal billiger, und jede KI, die uns heute beeindruckt, wird in 30 Jahren im Rückblick trivial erscheinen. Jeder wird ganz viel billige KI besitzen, die sein Leben länger, gesünder und leichter macht.

„Das große Rasenstück“ nach Dürers Aquarell, 1503

BREITLING

DIE ULTIMATIVE ALLROUND-SPORTUHR

CHRONOMAT

DIE NEUE CHRONOMAT

Die 1983 eingeführte Breitling Chronomat trug dazu bei, die mechanische Uhrmacherkunst wieder ins Rampenlicht zu rücken – in einer Zeit, in der Quarzuhren den Markt dominierten. Mit ihren charakteristischen Reitern auf der Lünette und dem Rouleaux-Armband verband sie technische Leistungsfähigkeit mit einem Stil, der mühelos vom Gym bis zum Smoking reichte. Nun machen dezente Verfeinerungen an der Lünette, dem Armband und den Proportionen sie raffinierter, komfortabler und vielseitiger denn je. Sofort erkennbar und für jede Herausforderung bereit, bleibt sie die ultimative Allround-Sportuhr.

INTEGRIERTES DESIGN

Die markante Lünette der neuen Chronomat verbindet die charakteristischen Reiter und Schrauben zu einer präzise gefertigten, einteiligen Konstruktion. Die Reiter schützen das Glas und verbessern zugleich die Griffigkeit, während die leichtgängige unidirektionale Drehung eine Mühelose Bedienung der Lünette ermöglicht. Klar, funktional und unverkennbar Chronomat.

OBEN: Originale Chronomat-Entwürfe aus dem Jah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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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MAT CHRONOGRAPH 42

Breitling begann vor mehr als 140 Jahren als Hersteller präziser Zeitmesser, und der Chronograph ist bis heute eine seiner Spezialitäten. Die Chronomat B01 42 führt diese Expertise mit ihrem klassischen Format und den charakteristischen kolbenförmigen Drückern für eine einfache Bedienung fort.

Im Inneren ist Breitlings hauseigenes Manufaktur Kaliber 01 durch den offenen Gehäuseboden sichtbar. Als COSC-zertifizierter Chronometer vereint das Modell höchste Präzision mit einer Gangreserve von 70 Stunden und einer Wasserdichtigkeit von 200 Meter.

PERFEKTER SITZ

Das charakteristische Rouleaux-Armband geht nahtlos in das Gehäuse über und verleiht der Chronomat ihr unverwechselbares Profil. Ob auf Reisen, beim Training oder bei wechselnden Temperaturen: dezente Mikroverstellungen auf beiden Seiten der verborgenen Faltschliesse ermöglichen eine individuelle Anpassung der Passform im Laufe des Tages.

CHRONOMAT AUTOMATIC 40

Mit einem Durchmesser von 40 mm bietet die Chronomat eine klare Interpretation der Allround-Sportuhr mit Zeitanzeige und Datum. Sie wird vom exklusiven hauseigenen Manufaktur Kaliber B31 angetrieben, das Präzision und Zuverlässigkeit in einem Uhrwerk mit einer Bauhöhe von nur 4,8 mm vereint.

Der offene Gehäuseboden gewährt Einblick in das B31 – von seiner raffinierten Mechanik bis hin zu den fein ausgearbeiteten Veredelungen. Mit einer Gangreserve von 78 Stunden kann die Chronomat B31 40 mehr als drei Tage abgelegt werden. Auch wenn man das kaum möchte.

FEIN AUSBALANCIERT

Jedes Element der Chronomat wurde mit Blick auf höchsten Tragekomfort gestaltet. Ein dezent gewölbtes Saphirglas sorgt für ein schlankeres, ausgewogeneres Profil, während das Gehäuse ohne klassische Bandanstösse es dem Rouleaux-Armband ermöglicht, sich natürlich an das Handgelenk anzuschmiegen. Das Ergebnis ist eine Uhr, die sich ebenso gut anfühlt, wie sie aussieht.

CHRONOMAT AUTOMATIC 36

Die eleganteste Ausführung von Breitlings Allzweck-Sportuhr. Mit 36 mm ist die Chronomat perfekt proportioniert, um eine Vielzahl von Handgelenken zu schmücken. Sie ist in Edelstahl oder als Kombination aus Edelstahl und 18-karätigem Rotgold erhältlich – mit Optionen wie diamantbesetzten Lünetten aus laborgeschaffenen Diamanten und Perlmuttzifferblättern.

Ihr COSC-zertifiziertes Breitling Kaliber 10 bietet höchste Ganggenauigkeit und eine Gangreserve von 42 Stunden. Der geschlossene Gehäuseboden kann zudem mit einer individuellen Gravur personalisiert werden. Ein stilvoller Begleiter für jeden Moment des Tages.

CHRONOMAT BO1 42

AB3114101A1A1 Edelstahl

AB0158101L1S1 Edelstahl

AB0158101C1A1 Edelstahl

PB0158101C1A1 Edelstahl und Platin

UB0158101B1U1 Edelstahl und 18-karätiges Rotgold

RB0158101Q1S1 18-karätiges Rotgold

CHRONOMAT B31 40

AB3114101C1A1 Edelstahl

AB3114101A1A1 Edelstahl

AB3114101L1A1 Edelstahl

PB3114101C1S1 Edelstahl und Platin

CHRONOMAT 36

A10320101C1A1 Edelstahl

A10320101A1A1 Edelstahl und Perlmutt

A10320591G1A1 Edelstahl, im Labor geschaffene Diamanten und Perlmutt

U10320101A1U1 Edelstahl, 18-karätiges Rotgold und Perlmutt

U10320591Q1U1 Edelstahl, 18-karätiges Rotgold und im Labor geschaffene Diama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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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ITLING 1884

Hinweis

Die Marken und Modellbezeichnungen von Breitling sind international von Breitling SA eingetragen. Breitling behält sich das Recht vor, die Spezifikationen und das Design sämtlicher Modelle jederzeit und ohne vorherige Ankündigung zu ändern. Es gelten die zum Zeitpunkt des Verkaufs gültigen Verkaufs- und Garantiebedingungen. Breitling-Uhren werden über www.breitling.com, ein exklusives Netzwerk von Boutiquen, sowie über autorisierte Fachhändler vertri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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