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Welt - 09.10.2026.pdf

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

4-Chlorophenol, 2008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达明安·赫斯特的世界

这是一次如此迅猛的崛起，艺术界此后再未见过。1986年，达明安·赫斯特是伦敦一名21岁的艺术系学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他画了第一幅画，画中除了彩色圆点外别无他物。不到十年（以及一只浸在甲醛中的鲨鱼）之后，他就成了一名全球流行巨星，“英国年轻艺术家 (yBa)”的领军人物，且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我们很自豪，达明安·赫斯特恰恰在首幅点画创作40周年之际，为我们的年度艺术家特刊操刀设计。在第26页和27页的大篇幅访谈中，他与我们一同回顾了职业生涯的起点。尽管圆点在数十年间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一直陪伴他直到现在。“曾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自己只画点画，”赫斯特如今说道，“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有点更疯狂。我的脑海中有很多声音。”在本报的这些页面中，他屏蔽了这些声音。因此，“达明安·赫斯特的世界”精准地捕捉到了核心。回到原点，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科内留斯·蒂特尔

ZIPPERT ZAPPT

当有人听到声音时，这绝非好兆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现在甚至涉及4种声音，且没人确定这些声音来自何处。感知到此类声音的人本应去看医生，尤其是当这些声音在下达命令时。来自马格德堡的4种声音发送着矛盾的信号，每个人听到的信息都不同。一些人认为，声音在说：“选举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为州长”；另一些人则坚信，声音在命令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自行解散。声音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在柏林，许多人确信自己听到了这样的命令：“默茨必须走人”。然而，作为一名来自绍尔兰森林的居民、拥有格外灵敏听觉的联邦总理知道，这里是左翼人士在伪装声音，假装自己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阴险的诡计。德国选择党（AfD）根本不需要去听，因为据称他们已经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商定好了一切。耳鼻喉科医生建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应更好地协调其投票（Stimmabgaben），以避免不一致（Unstimmigkeiten）。

我的世界，我的观点

安德烈亚斯·罗森费尔德

关于“稳定性”的传说

几天前，国家杜马主席呼吁俄罗斯议会保持团结。弗拉基米尔·沃洛丁（Wjatscheslaw Wolodin）表示：“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巩固是我国获胜的基石。敌人将首先试图破坏这种统一。”他呼吁新当选的杜马议员们要“肩并肩”站在一起。

然而，在这种“肩并肩”的团结中，也有被排除在外的人。例如，口号为“为了和平与自由”的持战争批评立场的苹果党（Jabloko）就缺席了。在选举前不久，最高法院取消了该党的参选资格。部分候选人因被指为“代理人”、涉嫌“诋毁军队”、“散布虚假新闻”或“极端主义”而被逮捕。

德国与俄罗斯之间不仅存在着弗拉基米尔·普京（Wladimir Putin）自2022年以来持续对乌克兰发起的侵略战争，两国在政治上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两国的体制与价值观几乎截然相反。然而，在我们这里，要求“紧密团结”的呼吁也在增加。例如，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明斯特向北约（Nato）颁发威斯特法伦和平奖时，要求“在对抗莫斯科方面保持团结”——与此同时，他也针对德国最大的反对党发声，后者在民调中达到了30.5%的纪录高位，而联盟党则跌至17.5%。默茨表示：“在德国，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被分裂，”尽管社会的撕裂早已显而易见，“既不会被混合攻击所分裂，也不会被莫斯科使节操纵的社交媒体煽动所分裂，更不会被德国选择党（AfD）及其俄罗斯幕后操纵者的口号所分裂。”在访问基辅期间，默茨再次强调“德国政府的稳定性”——并告诫批评者，面对外交紧张局势，除了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组成的执政联盟外，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国内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德国联邦政府无法胜任摆在面前的任务，这意味着什么。这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而那些“无法估量”的事情，根本就不被允许去思考。

当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在联邦议院陈述俄罗斯正对德国发动一场“影子战争”时，其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个国内政治信号。军事屏蔽局局长马蒂娜·罗森伯格（Martina Rosenberg）解释称，俄罗斯的目标是“分裂我们的社会”。国内的部分力量通过“推移可言论的边界并传播其极端主义叙事”，在支持这种“外国势力的攻击”。这些“我们民主制度的敌人”必须被“用所有可用的合法手段”予以打击。俄罗斯情报人员恐怕也无法表达得比这更精妙了。

德国的这种修辞动员与俄罗斯的宣传之间有什么区别，答案显而易见：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俄罗斯是一个权威主义独裁国家。正因如此，当我们的政客也在召唤一种虚构的国家与社会统一，且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统一被用来让批评者噤声并扼杀政治竞争时，警报就必须响起。争论与分歧本是民主的本质特征，此时却突然被视为威胁。谁不愿意识到这一点，谁就是在帮助敌人，且在疑虑中，其本身就成了敌人。

自由西方世界的强大之处在于，权力永远可以被质疑。对于一个陷入僵局、在许多公民眼中仅在管理衰落的执政联盟来说，这一点尤为适用。将替代方案禁忌化，会让那些“亲俄的边缘群体”变成明天的多数派。靠挥舞旗帜的集会无法赢回选民：人们能感知到意图，并且在某个时刻，即使是对最合理的目标也会产生不信任。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通过新的、或许是更灵活的多数派来实现权力更迭是否是一种风险？毫无疑问。但试图巩固一个早已不稳定的现状，这种绝望的尝试才是更大的危险。它必然会导致那种普京定然期待的内部瓦解。毕竟，他可以在自己的帝国中研究这种瘫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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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ronyl, 2010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联盟党与社民党计划如何挽救改革方案

是因为来自政治边缘的压力吗？在联盟领导层的会议上，社民党（SPD）表示愿意与联盟党共同推进这些计划。双方已达成一项协议以确保此事。

大约在 23 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离开了总理府。这是一个周三的结束，而对他来说——保守地说——并非一切都进展顺利。 在经历了这样一天之后，他可能很高兴终于能下班了。

拉斯姆斯·布施泰纳（“Politico”）与尼古劳斯·多尔

原定于上午在联邦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设立护理结构委员会的决议未能达成。由于执政联盟内部分歧过大，此事被再次推迟。此外，马格德堡的局势也引发了骚动：在州议会议长选举之后，CDU州议会党团可能面临分裂。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中午时分激动地表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投给AfD候选人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的额外选票可能是一场“假旗行动”的一部分。梅尔茨由此提出怀疑，认为投给这位AfD政治家的意外选票可能来自州议会中的其他党团，目的是为了

今日话题

将怀疑指向CDU。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表态并不满意。

在这种氛围下，执政联盟委员会于傍晚在总理府举行会议。随后，相关人员向记者提示，磋商信息将随后公布：这意味着没有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具体可见的结果。由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CDU）、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SPD）和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er Hoffmann，CSU）组成的执政联盟党团领导三人组，商定向议员们发送一条短信：“最诚挚的问候，托斯滕、马蒂亚斯和亚历山大。”随后便陷入了沉默。直到周四中午，仍不清楚联盟成员在会后是否打算公开表态。因为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

尽管如此，次日早晨来自联盟内部的消息称，那个夜晚“对联盟至关重要”。“我们是以沉重的心情进入这次会议的，而出局时则感到稍微宽慰。”双方在总理府与SPD再次达成一致。据称，联盟领导层在“良好且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议。“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民主在这些日子里正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考验。我们坚定决心，绝不将我们的国家交给极端分子。”

这并非理所当然。周二下午，在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和党团主席米尔施的率领下，SPD党团在AfD议员劳施被选为马格德堡州议会议长后，发起了一场抗议游行。游行路线从勃兰登堡门延伸至贝贝尔广场——那里曾是纳粹分子举行焚书活动的地点。游行伴随着国歌和浓厚的激情，并要求CDU查明，除了AfD和瓦根克内希领导的BSW党之外，究竟是哪四名议员投票给了劳施。

这一要求在联盟内部引起了极大愤怒，因为其前提假设是CDU议员投票给了劳施——但由于此次选举是秘密投票，这一点无法得知。

在会议之前曾有传闻称，双方将在执政联盟委员会中“向对方提出信任问题”，也就是说，讨论的核心在于联盟与SPD是否还愿意继续合作。但在实际谈话中，这种“全有或全无”的局面显然并非议题。讨论的重点是已宣布的改革进展。

联盟内部消息称：“SPD已明确表示，愿意坚持我们讨论过的改革方案。”这其中也包括养老金改革计划。这一点此前并不被看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在9月20日的州议会选举后可能继续执政，她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养老金、护理或所得税改革不应按现有方式推进。而施韦西格目前是SPD中的强势人物。

显然，正是形势的压力让柏林的联盟党和社民党（SPD）维持在一起。“联盟内部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增长、就业保障以及社会凝聚力处于中心

柏林：左翼党、绿党与社民党展开磋商

柏林的左翼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开始就组建政府进行磋商。这三党在周四宣布，此时距离柏林州议会选举已过去两周半。磋商的前提是就近期引发激烈讨论的反犹主义议题达成一致。三党在一项协议中表示：“我们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加强共融，并致力于和平与理解。”以色列的生存权被认为是“不可谈判的”。此外，各党就保护犹太人的生命达成一致：“我们将加强警察和宪法保卫局履行其保护柏林犹太人生命的职责。”据此，违反原则的党内成员和议会党团成员将面临被除名的风险。同样，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还商定，必须严格避免与有组织犯罪接触，违者将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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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三人组发给议员的短信中写道：“进一步的工作计划已准备就绪”。所有当前议题均已讨论完毕，“以便迅速完成相关的计划”。

最终给人的印象是，社民党已准备好推进改革，尽管在某些方面肯定仍会存在分歧。社民党方面表示，现在正在执行夏季休假后制定的计划：即在州议会选举后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根据《世界报》（WELT）获得的消息，联盟党党团主席弗赖（Frei）可能像最近在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党团董事会中那样指出，实际上必须将一些互不相关的主题相互挂钩。其核心想法是：不能让一个执政伙伴得到甜苹果，而另一个却只能忍受酸苹果。

具体而言：对于联盟党来说，所得税改革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之间的挂钩保持不变。基民盟和基社盟坚持落实关于合同期限和解雇保护的协议。另一种替代方案是，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的税制改革计划在联邦议院的委员会中被搁置。

自夏天以来，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项原则性冲突：社民党想要征收富人税，而这对于联盟党来说原则上是不可接受的。相反，联盟党主要希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并增加工作量：只要遵守每周工作时间，就应允许延长单日工作时间。同时，应提高加班、全职工作以及延长退休年龄工作的吸引力，以应对专业人才短缺和增长乏力的问题。社民党内部对这种灵活性存在抵触。现在，社民党将获得富人税，而联盟党将获得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据称，社民党现在已在总理府传达，将为达成这项协议做出贡献。由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社民党）领导的社会事务部门关于劳动力市场方案的初步草案目前已提交给联盟党——有人认为，仅在提交文件这一行为中就能看出建设性的态度。执政联盟中的一些人认为，来自政治边缘的压力在寻求就困难议题达成共识时可能会有所帮助。

白俄罗斯以新战术测试北约底线

武装人员试图将移民驱入欧盟。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挑衅行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扩建防御设施

这似乎是一个源自北约东缘阴暗剧本的场景。一群没有佩戴徽章的武装人员试图将 20 名来自白俄罗斯的非法移民通过欧盟边界偷运进拉脱维亚。当拉脱维亚边境官员介入时，他们受到了威胁。距离升级仅一步之遥，就可能出现针对边境官员的致命枪击。

PAVEL LOKSHIN

在这次非法越境被击退几个小时后，蒙面人员潜入拉脱维亚领土，拆除监控摄像头并破坏了一个配电箱。身份不明的战斗人员越境，可能是拉脱维亚迄今为止经历的来自白俄罗斯方面最严重的升级行为。拉脱维亚内政部长雅尼斯·东布拉瓦（Janis Dombrava）称其为一次“极其公开且具有攻击性的挑衅”，并警告白俄罗斯。该国应当“意识到”，“此类事件”可能会给白俄罗斯带来“严重后果”。

这一案例被纳入一系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边境地区采取的行动之中。此前，武装人员就曾示威性地跨越欧盟边界，或在边境附近采取挑衅行为——且不仅与非法移民有关。尤其是拉脱维亚的北邻爱沙尼亚，在过去几个月成为了俄罗斯边境行动的目标。2025 年 10 月，身着军装的武装人员聚集在所谓的“萨特靴”（Saatse-Stiefel）地区——这是一个三面被爱沙尼亚包围的俄罗斯领土，一条连接两个爱沙尼亚村庄的公路经过该俄罗斯领土。

在统治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自 2021 年起策划的移民危机高峰期，白俄罗斯主要针对波兰和立陶宛的边界。最严重的事件可能发生在 2022 年 1 月：数名白俄罗斯士兵用长枪向一支波兰巡逻队开火，并在一个小时后才离开波兰领土。在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之后，边境事件系列仍在继续，尤其是在立陶宛。

波罗的海国家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的新型监控基础设施，目前似乎具有缓解升级的作用。入侵者经常被摄像机或无人机观察到——正如几天前在拉脱维亚发生的那样——但他们在巡逻队到达之前就离开了该区域。

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方面的士兵及边境官员的越境行为，近期可能会变得更具风险。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以及波兰都在加强边境保护并扩建防御设施。尽管受到人权活动人士和国际组织的批评，北约东翼的这些国家已退出《渥太华公约》。这意味着它们被允许生产和使用反步兵地雷。这五个国家均计划仅在战争状态或面临直接战争威胁时使用此类地雷。也就是说，与俄罗斯或白俄罗斯的边界原则上不会被布雷。但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其混合攻击，这一策略可能会发生改变。

尤其是波兰和立陶宛，鉴于其防御面临的挑战，现在就想向俄罗斯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考虑到来自军事化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危险以及前几年的经验，这是可以理解的。两国都依赖于地雷的国内生产。波兰还宣布，能够在 48 小时内完成边境布雷。

新闻

经济预测

经济增长强劲

联邦政府预计德国经济将出现明显回升。政府上调了经济预测，预计今年的增长率为1,3%。此前在4月份，政府曾下调预期，预计增长仅为0,5%——因此，目前的态度明显更加乐观。伊朗战争的影响以及大幅上涨的能源价格最初给经济带来了沉重压力。经济部表示，德国经济被证明比预期更具韧性。增长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出口、政府投资以及国防开支的增加。据此，德国对外贸易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从全球供应短缺中获益：买家增加了在德国生产的高能耗商品的库存。

联邦议院议长克勒克纳

批评劳施兼任党职

新当选的州议会议长托比亚斯·劳施（Tobias Rausch）希望继续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择党（AfD）的秘书长——联邦议院议长朱莉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批评这一决定“令人费解”。这位基民盟（CDU）政治家在接受《Stern》采访时表示，劳施现在必须在职期间证明自己的能力，衡量标准应该是议事规则和中立性。“因此，作为议会议长，我认为劳施先生——据闻——想要同时保留党职并继续担任其州党秘书长，这令人费解。”劳施于周二被选为德国全国首位由选择党担任的州议会议长。克勒克纳对许多人希望他辞去党职的预期表示理解。她称，作为议会议长，“坚持担任一个执行性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色彩的党职”是“完全不恰当的”。

俄罗斯导弹击中住宅楼 28人死亡，包括儿童

据乌克兰方面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一次最严重的空袭中，至少有28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称这是“最卑劣的袭击”之一。最严重的损失发生在切尔尼戈夫北部地区的普里卢基市，一枚俄罗斯导弹摧毁了一栋五层住宅楼。据地区州长弗拉基米尔·查乌斯（Wjatscheslaw Tschaus）称，那里有20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儿童。据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在夜间共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数十架“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军队对军事工业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指出，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生日。他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这就是普京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杀害儿童，杀害人类。”

科技巨头最高利润 三星获利丰厚

得益于存储芯片价格的飞速上涨，三星在上一季度赚取的利润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这家韩国电子巨头周四表示，根据初步计算，营业利润增长至折合716.8 亿欧元（约为原先的九倍）。这是连续第四个创纪录的季度利润。尽管营收增长了127%，但1300 亿欧元的数额仍略低于市场预期。三星利润增长的引擎是高利润的HBM存储业务。由于这类存储器能够极快地缓存和输出数据，因此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被广泛需要。

美国购物中心

18岁青年计划发动袭击

据检察机关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挫败了一起计划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美国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动的袭击。明尼苏达州地区检察官丹·罗森（Dan Rosen）表示，一名男子计划在本月底在“美国之 Mall”（Mall of America）杀死 30 到 60 人。根据白宫提供的信息，该袭击计划是由一名 18 岁青年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帮助下制定的。“这个年轻人已被激进化，必须对其进行监视，”罗森说道。这名 18 岁青年已被跟踪监视两年。根据刑事起诉书，他在与一名 FBI 机密线人的信息交流中，多次确认其在袭击中杀死非穆斯林的意图。检察机关指控他为了实施恐怖袭击，获取了一把 AK-47 型突击步枪以及 200 发弹药。据称，“美国之 Mall”是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拥有 500 多家店铺。

致命事故

汽车司机撞上三辆轻便摩托车

在勃兰登堡州，一辆汽车与三辆轻便摩托车发生正面碰撞，导致四人死亡。警方通报，事故发生在周三晚上巴尼姆县的比森塔尔附近。据此，该汽车司机试图超越多辆车辆，在此过程中与迎面驶来的四辆轻便摩托车中的三辆相撞。随后，该车辆起火。三名轻便摩托车驾驶员以及其中一辆车上的一名 14 岁乘客在碰撞中受重伤，在事故现场死亡。据警方资料，三名轻便摩托车驾驶员为 15、16 和 19 岁的三名青年。第四辆轻便摩托车的驾驶员成功避开了该车，未受伤。汽车司机受伤后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医院。

全新世界指数

女孩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一项最新分析显示，自千禧年之初以来，许多国家的女孩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在 2000 年至 2023 年间，在 192 个受调查国家中的 178 个国家出现了积极的发展。这是由发展与援助组织 Plan International 以及波鸿鲁尔大学和平安全法与国际人道法研究所于周四发布的首份“世界女孩指数”所显示的结果。据此，在此期间，全球女孩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女孩在此期间生育孩子的概率下降了三分之一。该指数考察了全球 5 至 19 岁女孩的健康状况。

近年全球艺术家版

无论是 KAWS、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还是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a Grosse）——已有 17 位艺术家将《世界报》（DIE WELT）转化为一件艺术品。错过了近年来的艺术家版？您可以通过 www.welt.de / kuenstler 订购部分仍有库存的刊号。

天气

雨势增强， 强风，阵风

今日：灰色阴云伴随降雨由西向东扩散。北海沿岸将有雷阵雨。南部地区在雾气消散后初现阳光，随后多瑙河以北地区也将出现降雨。阿尔卑斯山地区暂时保持干燥。预计最高气温在 8 至 16 度之间。西南风，风力由清爽转为强劲。

生物天气：目前天气对人体机能有较大影响。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将承受压力。哮喘患者同样受此天气影响，需警惕呼吸困难加剧；风湿病患者则可能面临疼痛增强。

Deposteron, 2021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国防部的监管失效

医疗服务中的弊端：审计法院与国防专员发出警报。 然而，国防部却在忽视其职责——这极有可能是蓄意而为。

R 以及 3000 名员工在联邦国防部工作。由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SPD）领导的该部门作为联邦国防军的最高专业监督和行政机关，承担着发现弊端、执行规定以及有效管理下属业务部门的责任。但在某些领域，该部却忽视了这一责任。

托斯滕·荣霍尔特 (THORSTEN JUNGHOLT)

例如在联邦国防军医疗服务部门。该部门的核心任务是确保国内外士兵的医疗保健。十年来，联邦审计署和联邦议院国防专员等监督机构一直指出，该领域存在失职现象。然而，国防部的做法却是：不闻不问，不发一言，不予管控。

具体情况如何？作为联邦国防军支持领域的医疗服务部门，与整个武装部队一样，正遭受严重的员额短缺。为了吸引并留住合格的人才，部门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模式以及赚取兼职收入的可能性。这原则上适用于整个联邦国防军，但在医疗服务部门，这些选项被利用得尤为广泛。

在2025年12月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联邦审计署描述了一个多年来处于缺乏有效控制状态下的系统。虽然允许五家联邦国防军医院的医生在常规工作之余接诊私人患者并进行私人结算，但原则上这些兼职活动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且额外收入上限为常规年薪的40%。这只是理论。根据审计署一项为期两年的调查，科布伦茨联邦国防军中央医院40名医生的结算实践呈现出另一种结果：这些医生共同获得了总计5,6百万欧元的额外收入。年度兼职收入从几百欧元到418.815欧元不等。近一半的“结算授权人员”超过了允许的收入上限，超出幅度在两倍至十倍之间。

在最高峰时，额外收入几乎达到了常规年薪的四倍。个别医生每年进行超过1400次私人诊疗，在极端情况下，每周记录到多达191次私人诊疗。审计人员同时指出，士兵们经常难以在联邦国防军医院预约到专科医生（如眼科或耳鼻喉科）的就诊时间：“他们往往必须寻求私人医生。这导致了联邦政府的额外支出。”

早在2016年，审计署就曾对类似的缺陷提出异议，但国家财务监管人员批评称，情况“没有改善，反而部分恶化”。因此，他们得出了毁灭性的结论：国防部“忽视或干脆无视”了这一发展，未履行其管控职能，且在首次收到警告多年后，甚至无法提供一份关于诊疗规模的可靠数据基础。审计署提醒道，该部门最终只能猜测现行规则是否得到遵守：“联邦国防军医院的资源应优先用于士兵的治疗。”

联邦议院国防专员亨宁·奥特（Henning Otte，CDU）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提及了这一话题。奥特表示，在收到多起申诉后，多个医院地点已启动纪律初步调查。调查范围不仅涉及获批活动的在时间与财务上的过度扩张，还包括未申报的兼职活动。此外，还有指控称，在接诊门诊私人患者时，在未经批准或没有适当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了下属人员。针对这些“严重指控”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规模的问题。《世界报》询问该部门，有多少医生和助理人员利用了私人结算的机会。得到的回答是：“由于条件的批准和监督由上级负责，因此此处没有符合您提问要求的统计数据。”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清楚。下一个问题：涉及多少起纪律调查案件？回答是：“这由各自的纪律上级负责。根据具体情况，相关程序也由负责的军事纪律检察机关执行。然而，联邦国防部（BMVg）并没有一份总览表。”也就是说，这个他们也不知道。

最后：在联邦审计局提出意见后，该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回答是：现有的实践正在被审查，职务监督已加强，上级已提高警觉。该部门向审计局提出的论据也与之类似，而审计局对此判定：“联邦国防部缺乏监管意愿。”一名发言人在辩解中提到，兼职是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医疗劳动力市场”中争取高素质人才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

联邦国防军刻意将兼职、灵活工作时间和部分时间工作模式建立为招募人员的工具。联邦审计局并不否认这些措施的意义。但它指责该部门没有关注这些吸引力措施的管控。因为给予的自由空间和例外情况越多，可靠的数据和有效的监管就越重要。即使是在该部门将其视为现代且家庭友好型雇主标志的部分时间工作模式中，也缺乏基本信息。因此，该部门无法提供关于医疗服务部门中部分时间工作医生和医疗助理规模的信息：“部分时间工作的批准由各自的人事管理部门决定。因此，联邦国防部不记录符合您提问要求的相应统计数据。”一名发言人保证，部分时间工作的批准始终以职务需求为前提：“确保作战能力和保障勤务运行处于首位。”该部门面临的问题是：在国家防御和联盟防御再次成为军队最高优先级的时代，作战能力与吸引力措施之间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仅仅招募到人员已经不够了，而且必须确保人员随时可用。

这一点在立陶宛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皮斯托里乌斯（Pistorius）的说法，这是“联邦国防军在海外第一个完全具备战斗力的旅”。作为北约东翼前沿部署的威慑作用，恰恰在于该部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重新部署，而是能在当地立即投入使用。“完全具备战斗力”意味着：不仅配备了战斗部队、武器系统和弹药，还配备了所有支持服务——例如医疗保障。事实上，医疗服务部门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该旅的医疗保障将不能完全由长期驻在当地的医疗人员来确保。“当地的医疗中心一方面涵盖常规的部队医疗和部队牙科护理，以及医疗服务相关的演习和

“……作战支持”，该部门表示。“此外，德国境内将维持一个医疗作战部队，在旅级部队部署至立陶宛时，该部队可随之转移。”该部门进一步指出，“在立陶宛，我们有意识地与盟友采取多国协作方式。因此，与当地合作伙伴及盟友的紧密合作，以及利用东道国支持（例如依托立陶宛的专科医生），是医疗服务整体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至于这种架构是由于医疗服务部门的人员短缺还是兼职模式所致，该部门并未给出明确答复。对方甚至不愿透露有多少志愿者申请前往立陶宛服役：“为了维护军事安全，我们无法公布具体部署领域的细节，请予以谅解。”

”

个别医生 每年接诊 超过 1400 例 私人诊疗

然而，这一答复令人质疑。在 14. September 介绍该旅整体编制情况时，部门明确强调，网络与信息空间分队已超额完成目标，其志愿者申请人数超过了实际需求。如果该部门现在在医疗服务方面坚持保密，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相关数据可能与政治承诺不符。联邦国防军既想成为一个提供兼职模式、允许兼职工作且具备最大灵活性的现代化雇主，又要随时为联盟防御提供具备作战能力的部队。但目前，人们甚至无法得知（或不愿告知）部署在立陶宛的这支“完全具备战斗力”的旅级部队是否拥有足够的医疗人员。

结论：在收到审计署首次谴责十年后，国防部对于其医疗服务状态的基本问题仍无法给出可靠的回答。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医生及其助手，而在于部门层面的管理失职。

百达翡丽 日内瓦

开启您的传承

[...OMITTED...]

没有所谓的明星，只有关于系列的传承

“为什么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有这么多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且具有创新性。

通过每一个系列，我们能够尽情发挥创意。对我个人而言，创意是我们家族企业的核心。

我们的客户口味并不总是相同。这就是为什么百达翡丽拥有如此多系列的原因。这里没有所谓的明星。”

蒂埃里·斯特恩（THIERRY STERN） 百达翡丽总裁

“有雄心，但务实”

在就任交通部长后，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也接手了各项基础设施问题——以下是他计划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钋》（Polonium），1997 © 达明安·赫斯特与科学有限公司（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2026

斯特芬·比尔格自7月29日起加入联邦政府。这位交通部长预计，在情况好转之前，由于铁路翻修，起初会出现更多的施工现场。到2029年，长途交通的准点率应从目前的50%左右提升至70%。

赫尔格·富斯特 (HELGE FUHST)

《世界报》：在您担任交通部长大约两个月前，您曾表示，这种一刀切的燃油补贴（Tankrabatt）已经无法负担。而现在，您的执政联盟刚刚通过了第二次燃油补贴。这是怎么发生的？

斯特芬·比尔格：高油价是中东战争的结果，而对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市场价格下跌的希望遗憾地未能实现。执政联盟早前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通过加强反垄断局的权力以及实施第一次燃油补贴，迅速采取了适当措施。我本希望能够避免第二次燃油补贴，但通勤者和某些企业的负担过重，因此我支持这一决定。

《世界报》：您认为定向援助更为有效。这一点现在依然成立吗？

比尔格：燃油补贴有一个主要优点：它见效快且直接。而由国家将资金定向转账给受影响严重者的直接支付机制目前尚未投入运行。作为交通部长，我主要关注那些无法简单提高价格或将成本转嫁的行业，例如出租车公司、巴士公司以及货运代理公司。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通过直接方式支持这些企业将更为合理。

《世界报》：由于汽油价格如此昂贵，电动汽车正处于繁荣期。自5月起，政府推出了购车补贴，此后已有超过 100.000 份申请。该补贴将持续到 2029. 年。在目前的繁荣态势下，是否还需要这项补贴？

比尔格：我认为在 2029 年这项补贴到期后，我们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补贴，电动汽车绝对具有市场竞争力。无论补贴和油价如何，其增长趋势都存在，但目前这两者都加强了这一趋势。对于那些家里安装了光伏系统并能充电的人来说，现在开电动汽车通常已经更便宜了。

《世界报》：那么为什么补贴必须持续到 2029 年？毕竟这需要花费30亿欧元……

比尔格：因为可靠性至关重要。前任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取消了补贴，这破坏了信任。许多人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购买电动汽车，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补贴是一个决定性的理由。因此，我们将按照约定继续提供补贴。作为联邦交通部，我们主要专注于进一步扩建充电基础设施。这项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平均每天增加 60 个新充电桩。

《世界报》：您称欧盟从 2035 年起禁止销售新型内燃机汽车是一个错误。您在布鲁塞尔能获得支持吗？

比尔格：人们达成共识的程度越来越高，即禁止内燃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联邦政府一致同意，在布鲁塞尔共同争取撤销这一禁令。工会和企业委员会也为此做出了贡献。我们希望继续保持汽车强国的地位，为全世界制造具有不同驱动方式的汽车。但如果欧洲禁止内燃机，这将无法实现。我也能感受到其他国家的交通部长同事们对此给予了很大支持。

《世界报》：欧盟委员会最近向德国提出了方案：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应像原计划那样降低 100 百分比，而是降低 90 百分比。这对您来说足够吗？

比尔格：不够，委员会的行动过于迟缓。如果政治上已经达成共识，认为禁令没有意义，那么就必须果断地将其废除，而不是提出一个等同于禁令的方案。这对于乘用车和货车同样适用。我们将继续进行深入谈判。

《世界报》：不仅开车变得更贵了，驾照本身也涨价了。B类驾照目前的平均费用已达 3400 欧元，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几乎无法负担。政府计划进行改革。价格会降低多少？

比尔格：我们希望通过增加数字化教学和减轻官僚负担来降低成本。根据协会的预测，学员有望节省数百欧元，最高甚至可达 1000 欧元。但这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有些人的学习时长需求比其他人更多。

WELT：让我们谈谈德国人的最关注话题：铁路。您本周公布了一项铁路基础设施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 比尔格：我们需要对铁路进行大规模投资，而现在资金已经到位。该基础设施计划首次确定了未来五年内由联邦政府和各州通过铁路公司实施的具体项目。计划将每年更新，从而确保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此外，我们目前正在修订“走廊翻修”概念，即对整个线路进行长达数月的封闭：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过去经常无法奏效。如果一条线路被封闭这么久，那么之后的运行必须明显改善。在下一步中，我们希望通过设立一个基础设施基金，确保在专项资金耗尽后的铁路投资。

WELT：这对乘客意味着什么：施工点会减少吗？

比尔格：首先，施工点会增加，因此也会导致延误。但好消息是：之后情况会好转。铁路网络无法一夜之间修复，我也不能承诺奇迹，但我的目标依然是实现可感知的改善。数字化也将对此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可以在不铺设新轨道的情况下更高效地利用线路。

WELT：目前只有大约一半的列车准点。您的目标是到 2029 70 比例。这意味着仍有三分之一的列车会迟到……

比尔格：这个目标听起来似乎不够宏大，但 70% 与现状相比将是一个显著的提升。因此，只要我们现在果断采取行动，这个目标既具有挑战性又是现实的。政界一再决定将更多乘客和货物转移到铁路运输，却未能一贯地考虑基础设施的扩建。我们现在正在补齐这一短板。顺便提一下，区域交通的准点率目前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WELT：那么德国铁路公司董事会的奖金是否也应该与准点率挂钩？

比尔格：我们目前正与铁路基础设施部门就所谓的“绩效协议”进行谈判。

通过该协议，联邦政府作为所有者，未来可以更好地管理和监督铁路公司是否履行了协议。准点率是铁路管理人员可变薪酬的一个衡量标准，但铁路数字化的进展和网络的维护情况也应纳入考核标准。

WELT：铁路公司目前仍是一家完全由国家掌控的企业。近 20 年前，它曾面临部分私有化。这会是摆脱铁路困境的一条出路吗？ 比尔格：这类深远的结构性讨论应在联合政府谈判中进行。现行的联合政府协议中已经列出了大量任务：基础设施计划、走廊翻修以及 2035 年的目标网络。铁路公司应当在联邦政府所有的情况下成为一家成功的企业，为客户提供良好的体验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WELT：您的前任曾与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SPD）就增加高速公路资金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看来您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比尔格：总理明确指示我负责融资事宜。为此，我们本周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内阁已决定，高速公路公司可以自行贷款。这为我们提供了操作空间，使我们能够减少对具体预算的依赖，并能更高效地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我们就能落实联合政府的决定：凡是规划完成的项目，就予以建设。我对财政部长的良好合作表示感谢。

WELT：在就职时您曾表示，因为熟悉这个部门，您几乎不需要适应期。那么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是否仍有令您感到惊讶的事情？

比尔格：在当今的交通政策辩论中，实用主义令我感到惊喜。我们在社会中进行的意识形态辩论比以前少了很多，例如，关于投资道路基础设施的意义，几乎不再需要讨论。我在社会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在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后，我参与了绿党与基民盟（CDU）之间的试探性谈判：我们在交通政策上很快就达成了一致。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WELT：在许多部门，联合政府的改革进程陷入停滞。您与社民党（SPD）的合作进展是否更顺利？

比尔格：我对与社民党相关部门的合作没有怨言。在针对袭击铁路员工行为地加强刑法处罚的问题上，我很快与司法部长达成一致；在高速公路贷款能力问题上，我与财政部长达成一致；而与环境部长，我则启动了一项在邻国扩建充电基础设施和氢能的倡议。但我很清楚，在其他领域，政治上的难度会更大。

安迪·伯纳汉在柏林的艰巨任务

在被任命为英国首相近三个月后，安迪·伯纳汉在柏林会见了德国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这次就职访问发生在11月英国与欧盟峰会前仅几周，伯纳汉希望在这次峰会上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双方未来的关系。

詹姆斯·克里斯普、乔·巴恩斯和托尼·戴弗

上周，他在工党党代会上发表的首次首相演讲中向代表们表示，脱欧给国家带来的“损害多于益处”。

与此同时，他宣布将在布鲁塞尔会议前后提出回归欧盟的“选项”。因此，与梅尔茨会面的时机应该是经过战略选择的：伯纳姆预计将敦促德国总理向布鲁塞尔施压，以便英国企业能够获得欧盟的国防贷款和工业补贴。而根据政府内部消息，梅尔茨将向他明确表示，只有在伦敦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目前的10%提高到布鲁塞尔设定的45%时，这才有可能实现。对于中——

英国新任首相在英国与欧盟峰会前夕访问德国。他向德国总理寻求对其欧洲计划的支持。

——国车型而言，这将意味着价格的骤升。而且这还隐含着激怒北京的风险，北京在本周初已对此前景表示“严重关切”。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英国工业将面临被排除在计划中的“欧洲制造”（Made in Europe）规则之外的威胁——该欧盟计划旨在让欧洲制造商在面对廉价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时占据有利地位。柏林原则上支持英国参与：两国之间的供应链过于紧密，以至于人们不希望在非必要情况下将伦敦拒之门外。这不仅适用于“欧洲制造”的规定，也适用于“欧洲安全行动”（SAFE）框架下的贷款——这是欧盟军备融资的核心。然而，在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内部，对于这些工具在多大程度上能向英国等非欧盟国家开放仍存在争议。

例如，法国坚持欧盟成员国应享有优先权，理由是成员国已经为成员身份支付了高额费用，因此应该获得更多回报。相比之下，柏林则在进行计算：如果伦敦同意提高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能减轻那种认为英国人想再次“挑肥拣瘦”的指责。而其他国家首都则担心，只要英国不将其关税与欧盟税率接轨，英国就会成为新保护主义围墙的突破口。此外，提高电动汽车关税将为“欧洲制造”法案中包含的其他战略部门创下先例。这些部门包括绿色技术以及钢铁和铝行业。

9月份，一名欧盟官员公开表示，英国必须加入关税同盟才能获得“欧洲制造”的优惠待遇。这将省去逐个行业就具体关税税率接轨而进行的艰苦谈判，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拥有主权贸易政策的“全球英国”这一脱欧梦想的终结。因为在关税同盟中，布鲁塞尔将决定所有英国关税，而自由贸易谈判实际上将再次外包给欧盟委员会。

伦敦显然不愿走到这一步。根据政府内部消息，英国贸易外交官正在评估提高关税的可能性——而通过加入关税同盟来实现完全接轨则不在讨论之列。

伯纳姆曾敦促将《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这项在法律上支撑“欧洲制造”机制的欧盟法律——列入峰会议程。但欧盟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一名欧盟外交官在接受英国《电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获得欧洲合作伙伴的资格并获得‘欧洲制造’标签，那么我们不能接受该国征收的关税低于我们征收的关税。否则，中国只需将电动汽车运往英国，在那里它们就会被归类为‘欧洲制造’——这将成为一个后门。”

布鲁塞尔方面推测，柏林在面对伦敦时采取比巴黎更强硬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为了在排放标准的谈判中争取让步。德国联邦政府正致力于争取在计划于2035年实施的禁令之后，仍能继续生产内燃机车辆。伦敦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我们在制定贸易政策决定时，始终独立且仅根据英国及其工业的经济利益行事。但欧洲与英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因此，保护我们之间的贸易流至关重要。”

伯纳姆与默茨将在柏林共同赞赏一项新的青年流动协议，该协议旨在方便德国学生参加交流项目。柏林方面此前抱怨称，自脱欧以来，新规定阻碍了许多德国青少年参加交流。自8月起，只要德国学生的名字出现在预先提交给英国边境官员的特殊名单上，即可无需护照进入英国。反之，这一便利措施并不适用：英国学生前往德国仍需持有护照。此外，两位政府首脑还计划在柏林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中东局势的不稳定，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贸易路线受干扰所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伦敦与柏林将宣布一项针对混合威胁的新伙伴关系，旨在重点应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破坏行动。双方将交换信息并协调措施，以便及时识别、威慑并挫败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最近的参考案例是莱比锡一次被挫败的无人机袭击计划。“针对我们的基础设施、企业和民主制度的攻击并非遥远的威胁，”伯纳姆解释道，“它们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客厅和工作场所，旨在削弱我们并分化我们。英国和德国今天将力量结合，以追踪、揭露并干扰这些活动。安全与增长相辅相成——这两者必须在两国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都能被感受到。”

本文首次发表于《世界报》的合作伙伴出版物《电报报》。由 Lara Jäkel 翻译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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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到那时我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 走访自愿奔赴前线与俄罗斯人作战的乌克兰青年。他们如何准备，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

今天晚上，“Schram”将奔赴战场。他将戴上头盔，穿上防弹背心，将机枪挎在肩上。这位 19 岁的青年正在等待他的首次战斗任务。“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他几乎毫无感情地说道。他要去前线。更准确地说，是去哈尔科夫后方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某个步兵战斗阵地。

耶日·索博塔与亚历山大·帕利科特

“Schram”是他的呼号，他服役于“Khartia”旅。在平民生活中，他叫阿尔特姆（Artem）。他身材精干，训练有素，是一名志愿兵。阿尔特姆属于人数不断增加的乌克兰 Z 世代年轻人群体，他们自愿报名参军。战争在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他们伴随着战争成长——而现在，他们自己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阿尔特姆坐在一张金属上下铺床上。面部刮得干净，短发，眼神严肃。这栋单户住宅位于哈尔科夫郊区，在最后一个检查站之外。为了防御自杀式无人机，街道上覆盖着渔网。许多建筑在遭到轰炸后只剩下瓦砾。

这里曾经住着一个家庭，现在地板上铺着睡袋和军用背包。厨房里能听到燃气灶上水在沸腾，远处传来火炮的轰鸣声。“阵地上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去过那里，”他说，“必须得深挖掩体。”因为他的阵地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带”最前线的一个土坑。他将在那里坐上几周，甚至可能是几个月。前线部署的时间变得更长了，轮换变得更少。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缺乏士兵，无人机改变了战争。如今最大的风险往往不再是在阵地上的时间，而是前往阵地的路途。

阿尔特姆将不得不徒步走大约十公里。他背负着超过 20 公斤的行军装备，携带他的机枪，在树林和灌木丛中隐藏，以躲避俄罗斯的侦察和自杀式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几乎能看到死亡地带中移动的一切。“我们去那里至少需要三天。我们的伙计最近甚至花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他说。

就在几周前，他还在华沙的一个分拣中心分拣包裹。在他成年之前不久，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了波兰。她不希望她的阿尔特姆卷入战争。但自从 15 岁，自从乌克兰全面入侵开始以来，他就想去那里。在波兰，他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有一天晚上，当他和其他乌克兰青少年在市中心行走时，他们遭到一群波兰年轻人的辱骂和胡椒喷雾袭击，对方大喊：“滚吧，去打仗去。”于是阿尔特姆这么做了。“我满 18 岁了，在那边我们的伙计在死去。我为什么还坐在华沙这里？”他说，当时他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他前往乌克兰，并与军队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合同：“18–24 合同”。军方通过该计划招募那些年龄尚小、尚未达到法定征兵年龄的志愿者。签署合同的人承诺担任一年的步兵或两年的无人机飞行员。作为回报，军队承诺提供高额奖金和明显更高的薪水。女性也可以参加。一些新兵被金钱吸引，另一些则看中了晋升前景。

但对许多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战争无论如何都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想无力地任由战争摆布，而是希望对其产生影响。阿尔特姆说，他既对金钱不感兴趣，也不在乎志愿者相对于征召士兵所拥有的其他优势，例如在用途分配上拥有更多话语权。他想战斗到战争结束。

但目前他仍在等待第一次实战部署。还有四个小时，行动就将开始。“起初我有些害怕。但后来我在心理上做了准备，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在他的脖子右侧纹有三个黑色的基督教十字架。对他而言，“心理准备”意味着能够接受自己可能会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性。至于他将亲手杀死一个人，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么是他杀我，要么是我杀他。”

他的战友弗拉迪斯拉夫（Wladyslaw）情况类似，人们在这里称他为“希腊人”。他也 19 岁，也签署了合同。“我审视内心，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受伤会很疼，是的。但如果我死了，反正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怕的，”他用犹豫的声音说道。当他拿出手机播放一段视频时，语气变得轻快起来。视频中可以听到枪声。一架带有光纤连接的自杀式无人机被缠在了渔网中。他参与了将其击落的行动。这是他的第一个战利品。当时他与阿尔乔姆在防空阵地。那是他们在完成基础训练后的准备阶段。他们连续几天倾听天空，留意是否有大或小的敌方无人机在阵地上方盘旋。

弗拉迪斯拉夫同样被父母送往国外。在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附近的劳布灵（Raubling），他向德国当局登记并申请保护和社会救济。但未能成功。尽管如此，他对德国人的印象比阿尔乔姆对波兰人的印象要好。弗拉迪斯拉夫说，他为一些同胞感到羞愧：“作为难民，我请求帮助，德国政府并不欠我任何东西。但有些人表现得好像这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一样。”

随后他去了芬兰。在那里，他成功申请到了社会救济并找到了住房。但由于他缺乏的是未来，而他认为未来只能在祖国的军队中实现。入伍程序非常艰苦。他说，有一半的人中途退出，但弗拉迪斯拉夫咬牙坚持了下来。现在，他与阿尔乔姆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等待着终于能亲眼目睹这场战争。

德国正在探讨为什么一整个年龄段的成年人仅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 530 名新兵。而在乌克兰，同龄人则面临着直接奔赴前线的选择。在针对年轻成年人的招募计划启动一年半后，究竟有多少人做出了这一决定，军方并未透露。这可能是因为人数低于预期。来自“回归生还”（Come Back Alive）基金会的军事专家米科拉·比列斯科夫（Mykola Bieleskov）认为该计划仍有意义：“许多旅通过这些合同招募了数百名积极性极高的志愿者。但仅凭该计划无法解决人员短缺问题。”他表示，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口危机导致如今 30 岁以下的人口较少。此外，在政府一年前放宽该年龄组的出境限制后，离开乌克兰的 22 岁以下男性人数多于自愿参军的人数。但仍有像阿尔乔姆（以及弗拉迪斯拉夫）这样的人，恰恰在此时选择回归。

Z世代的志愿者们不仅在步兵的掩体中战斗。在全面的无人机战争中，许多人在数字化能力与身体耐力同样重要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年轻女性也出现在那里。虽然人数不多，但确实存在。例如在顿巴斯的斯洛维扬斯克，那里是前线最激烈的地段之一。在城市边缘，人们可以俯瞰延伸至杀伤区（Killzone）的山谷。这里有一栋带有车库的单户住宅建筑废墟。屋内有两架滑翔机，一台带有电脑屏幕的终端设备，屏幕的光照亮了两张年轻女性的面孔。她们是戴安娜（Diana）和尼娜（Nina），呼号分别为“眼镜蛇”和“圣徒”。她们驾驶着自己的“猎鹰”无人机在敌方领空飞行。“我们寻找所有移动的目标：车辆、士兵、大炮。我们对其进行标记，然后将其摧毁，”戴安娜说道。她 21 岁，是侦察无人机的飞行员。尼娜 20 岁，负责计算飞行路线。

对于她们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并非突然闯入生活的震惊例外，而是一种常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挑起顿巴斯战争时，尼娜才六岁。当俄军站在基辅门前时，她 17 岁，当时在做酒吧服务员。那时她就想参战：“但他们告诉我：孩子，回家去吧。”她猜测是因为自己是女性。去年，针对 25 岁以下人群的计划出台，这成了她进入军队的入场券——她加入了保卫斯洛维扬斯克的第 30 旅。戴安娜说，这两位女性来到这里并非为了钱，而是出于信念：“敌人进入了我的国家，我的家乡。看着年轻男女死去，内心极其沉重。人数越来越少。如果我们不去保卫这个国家，谁来保卫？”在不同的履历背后，往往是相同的经历：他们参战并非出于热情，而是因为战争已变成一件私人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经历过逃亡，或者目睹家乡被炮击或化为废墟。

在楼上的一间房里立着巨大的天线。虽然在室外效果会更好，但这可能会暴露她们的位置，使其成为俄罗斯滑翔炸弹的目标。士兵们通过手机接收攻击预警，然后沿着破碎的台阶跑下地下室。夜晚，天空中最轻微的嗡嗡声就会将人惊醒。“睡眠瞬间消失。你会立刻清醒，坐在那里思考：我是该跑向地下室，还是不跑？”尼娜说道。对于 22 岁的纳斯佳（Nastja）来说，将她推向前线的是愤怒。她的呼号是“仓鼠”，同样是顿巴斯另一部队的无人机飞行员。我们在她位于后方附近巴尔温科韦村（Barwinkowe）的公寓里见到了她。她 20 岁的战友多里（Dori）坐在她身边。在训练场上，她们目前正在学习如何将 Mavic 侦察无人机飞至靠近敌方阵地的位置。纳斯佳经验丰富，因为她已经续签了合同。此前她是 FPV 无人机的飞行员，而现在这项工作与在步兵中战斗一样危险。尽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的工作“酷毙了”：“因为必须摧毁我们国家里的敌人。这样他们就不能回到其他人的家中。”就像她一样。纳斯佳来自马里乌波尔。

她在青少年时期亲历了这座城市的毁灭与被占领。一周后，她成功逃离，但在逃亡过程中与父母和弟弟失散。“那是一段艰辛的路，非常艰辛，”她说。她独自奋斗了一个月才脱困。直到进入乌克兰控制区，她才与家人团聚。“他们摧毁了我的城市。摧毁了我的事业和梦想。杀害了我的朋友。在那之后，我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她说。然而，她最常提到的是她十二岁的弟弟。她为此而战，是为了确保他永远不必再经历她的家人在马里乌波尔所遭遇的一切。

给每个人的大屠杀碎片

随笔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以来，人们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渴望，试图指控犹太人实施大规模屠杀。媒体对此负有共同责任。

莱昂·德·温特 (LEON DE WINTER)

《钙调神经磷酸酶》(Calcineurin)，1996 © 达明安·赫斯特与科学有限公司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的奥斯威辛！在这句令人心痛的话中，奥斯威辛扮演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奥斯威辛作为一种文明猥亵的象征，这种猥亵在1933年脱离了德国文化，在种族狂热的祭坛上牺牲了数百万犹太人——随后，犹太人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能够以此猥亵为凭据，将德国人置于人质状态。

这句话据称出自出生于维也纳的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 (Zvi Rex)。我必须说：我从未觉得这句话专门是指向德国人的。对我而言，这句话是：欧洲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的奥斯威辛！这句话揭示了所谓“防御愧疚的反犹主义”的核心：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源于犹太人对奥斯威辛记忆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几年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商和作家的年度舞会“Boekenbal”上，一名年轻男子向我搭话，到深夜时他已经喝了不少酒。他也想写作，像我一样，但他还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他说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你们拥有大屠杀，你们永远可以写这个！我也想要一份大屠杀的碎片，我也想要一小块。

我将其称之为“主题嫉妒”。令他恼火的是，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免费地从我被谋杀的亲属那丰富的故事库中汲取素材，并因此——像每个犹太人一样——在恐怖故事的奥林匹斯山上占据一席之地。这里有两个关键主题：防御愧疚的反犹主义和主题嫉妒。我稍后会回到这一点。三年前，在2023,年10月7.日，犹太人再次遭到大规模屠杀。这一次发生在以色列的边境村庄，那里居住着许多进步的犹太人，他们曾竭尽全力与来自加沙的邻居和平共处。那场屠杀带有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的色彩，像是来自一个黑暗的、前人类时代的过去。

然而在短短几天内，被指控实施“种族灭绝”的不是哈马斯，而是以色列。这一指控在全球范围内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海啸。这一指控是错误的：以色列并未实施种族灭绝，而是在与一个穿着便服、潜伏在加沙居民之间及之下的敌人进行城市战——其中每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平民死亡人数少于两人，军事专家指出，这在城市战中是较低的比例。

媒体将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定义为当代最严重的集体屠杀。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正爆发着伤亡人数多得多的战争，但在媒体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城市战特有的苦难在大多数媒体中被掩盖，加沙伊斯兰主义暴君们的死亡崇拜亦然。而10月7.日的大屠杀在“主流媒体”中几乎不再被提及。加沙的人口目前反而增加了——换句话说：“种族灭绝”这个词已经脱离了事实，就像旧的反犹仇恨神话脱离事实一样。人们可以将任何想要的东西投射到犹太人身上：任何形式的邪恶、任何弊端、任何不公正。这个词“种族灭绝”在媒体中回荡。关于加沙死亡人数的客观分析已经出炉，但在大多数媒体中却不见踪影。

[...OMITTED...]

人们表现出一种令人恐惧的渴望，试图将一场具有类大屠杀特征的大规模屠杀之罪名投射到犹太人身上。“种族灭绝”这个词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威力。据估计，全球1500万犹太人（犹太人口总数不过如此）中，有90%的人感到与以色列有强烈的联系；因此，随着以色列被妖魔化，他们也被妖魔化了，方式如下：在以色列境内，犹太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在以色列境外，他们则在为种族灭绝辩护。24 / 7地重复指控，持续了三年，以色列成了“种族灭绝之国”。关于事实的讨论让位于感知和情感。

在游行示威中，一些完全体面的公民举着关于“种族灭绝”的标语，称其受害者是巴勒斯坦儿童。他们说：既然犹太人自己也犯下了此类罪行，那么指控种族灭绝就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属特权。 “种族灭绝”赋予了每个人像犹太人那样哀悼的权利。大屠杀现在属于所有人。加沙的死亡并非源于哈马斯故意且自愿牺牲自身平民的一种令人厌恶的战争策略——某种形式的“诱导警察开枪自杀”（suicide by cop）——不，加沙的死亡是犹太之恶的结果。

通过对犹太人进行斩首、强奸、焚烧和肢解，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将西方人从奥斯威辛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通过将“种族灭绝”的罪名投射给继承者，犹太人对大屠杀纪念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走到了尽头。那种推卸责任的反犹主义（“这些该死的犹太人应该停止他们关于奥斯威辛的唠叨！”）以及主题上的嫉妒（“我也想拥有一个宏大叙事的切入点！”）得到了报复。“种族灭绝”催生了“巴勒斯坦主义”。这是一种邀请每个人参与反抗的崇拜。反抗什么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首先是针对锡安主义者及其国家，但也可以是针对化石燃料、银行、大型科技公司——随心所欲。正如几个世纪以来，反犹主义一直是恐惧、忧虑、饥饿和苦难的非理性宣泄口——犹太人被指为杀害耶稣者，被指为饮用儿童血液者，被指为投毒井者，犹太马克思主义者被指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犹太资本家也被指如此——同样，“种族灭绝”（尽管它并不存在，但犹太人仍被指导致了它的发生）成为了可以自由憎恨的理由。因此，锡安主义者成为了与犹太人相同的痴迷对象：反锡安主义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许多人面对恐惧和忧虑时的非理性宣泄口。

很难相信，2023,年10月7.日野蛮行径的策划者叶海亚·辛瓦尔在谋杀犹太人时，预见到恰恰是反犹主义会因此被点燃。但这正是其荒诞且离奇的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后，一场虚构的种族灭绝突破了围绕反犹主义现象的安全警戒线。它将许多人从潜在的愧疚感中解放出来。它给许多人提供了在种族灭绝“直播”时对其进行谴责的机会。它诱使许多人披上种族灭绝原告的外衣，以便随后指责犹太人与纳粹一样邪恶。

在这次“种族灭绝”之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体验一段“大屠杀”。犹太人不能再独占奥斯威辛了，因为现在我们共同分享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惊恐。Auschwitz 4 all。犹太人从未使用基督徒儿童的血液来制作马扎（Mazzen），尽管许多人如此声称。同样，犹太人在加沙也没有实施种族灭绝，尽管许多媒体如此声称。我们回到了原点。在1000年后，反犹主义依然是一种令人解脱的情绪，是我们文明中一个悲剧性的织造缺陷。

莱昂·德·温特（Leon de Winter）是正统犹太人的儿子，凭借《霍夫曼的饥饿》（Hoffmans Hunger）和《SuperTex》等小说而闻名。

评论

谁在从庇护权中获利

FATINA KEILANI

今年春季，情况听起来像是一场大清洗：联邦内政部计划从2027年起削减所有用于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庇护程序咨询的资金。随即，来自福利协会、独立机构以及绿党、左翼党和社民党代表的批评者们发出了熟悉的合唱。

如今，这项削减计划本身也被削减了。资助并未完全取消，但明年将从2450万欧元减少五分之四，降至500万欧元——前提是议会通过该决议。只有特别脆弱的人群才能继续享受此类咨询服务。

独立咨询的魅力在于，它传达了对国家的不信任。实际上，相关部门在收到庇护申请后的30天内，无论如何都必须核查申请人是否属于特别需要保护的人群。但如果参与其中的非政府组织（NGO）不能再多挖掘出一些需要保护的人，那才奇怪。

因此，左翼党议员克拉拉·宾格（Clara Bünger）的一句话也变得有意义了。根据宾格的说法，识别特别脆弱的人群本身就是独立庇护咨询的任务的一部分。按照宾格的逻辑，一个人是否需要保护，是在咨询过程中才确定出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

这项削减计划并非大清洗，而是对红绿灯政府遗产的进一步修正。红绿灯执政联盟引入了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咨询，以及为被遣返拘留人员提供律师的权利。后者已被联盟再次废除，前者则是下一个目标。

这可能意味着那些希望尽可能多地出现“需要保护的人群”的人将面临经济损失，因为每一个庇护程序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资金，进而意味着岗位、项目和资助池。在法律上，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基社盟）拥有坚实的基础。《庇护法》第12a条规定联邦政府有义务“资助”咨询，但该条款并未规定资助的范围和金额。

新的欧洲庇护系统 GEAS 规定了获得免费法律信息的权利。这种法定咨询未来将继续由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也就是说，国家此前支付了两份费用：一份用于自身的咨询，另一份用于平行的、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咨询。

谁在依赖这种双重结构并非秘密。咨询的承办方主要是大型福利协会和许多非政府组织，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因此，对削减资金的愤怒，实际上是受资助者对资助结束的愤怒。

这条链条的末端是律师和行政法院。据《新苏黎世报》（NZZ）报道，德国行政法院受理的诉讼中，多达四分之三是庇护案件。这些案件免收诉讼费，诉讼风险低，因此很大一部分拒绝决定被提起上诉。与此同时，其他寻求法律救济的人则在等待：等待关于建筑许可、公务员法或环境争议的裁决。

真正需要保护的人——失去父母的孩子、酷刑受害者、逃脱人口贩子控制的女性——应当继续获得额外帮助。相反，应当取消的是那种由运营者同时决定自身需求规模的平行结构。

刊印信息 出版商：AXEL SPRING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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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呋辛》，2007 © 达明安·赫斯特与科学有限公司（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年，这件事早已不再是秘密。在CNN发布了一篇关于伊朗战争的批评性报道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3月表示：“大卫·埃利森（David Ellison）接管这家电视台的速度越快越好。”6月，特朗普领导的司法部批准了此次合并，认为不存在竞争风险，尽管在此之前已有质疑之声。衡量标准的转变程度，主要体现在一个名字上：马坎·德尔拉希姆（Makan Delrahim）。这位派拉蒙（Paramount）的首席法律顾问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曾任司法部最高反垄断监管官员。当时，他曾就电信巨头AT&T收购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一事提起诉讼，而当时他反对的正是由华纳影业、HBO和CNN组成的资产包——而这正是派拉蒙现在收购的对象。

如今，同一位人士却在为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媒体合并案之一辩护，称其有利于竞争。改变的主要是买家。“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支持埃利森家族和派拉蒙成为赢家，”媒体分析师迈克尔·纳森森（Michael Nathanson）在接受《耶鲁洞察》（Yale Insights）杂志采访时如此表示。相关参与者意识到，如今的司法部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更具政治色彩。通过掌控CBS和CNN，埃利森家族现在控制了美国覆盖面最广的两家电视台。此外，通过甲骨文（Oracle），他们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TikTok，而大约每三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使用该应用。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索嫩费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和治理专家内尔·米诺（Nell Minow）在《财富》（Fortune）杂志的一篇客文中警告称，这次合并将美国两个最重要的新闻编辑部置于“一个具有政治关联的单一所有者”之下。

此外，整个交易由来自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共同出资。派拉蒙为股票支付约810亿美元；加上接手的债务，交易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资金构成包括470亿美元的自有资本（通过发行新股）以及约540亿美元的承诺贷款。自有资本的一半以上，约240亿美元，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三个主权财富基金。

交易完成后，这三个基金将共同持有新集团38.5%的自有资本股份，但没有投票权，也不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控制权仍掌握在埃利森家族及其合作伙伴红鸟资本（RedBird Capital）手中。最初，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公司Affinity Partners也在出资名单上，该公司本身管理着来自上述三个海湾国家的数十亿美元资金。Affinity于2025年12月退出。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的案例表明了这次收购在政治上的敏感程度。这位著名的科技记者自2023年起担任CNN评论员，近日宣布最迟将在年底离开该台。她称埃利森家族是“糟糕的媒体所有者”，并表示她“宁愿为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工作”。

尽管大卫·埃利森承诺编辑独立性将得到“绝对保障”，但未来CNN的独立性将由一个由五名资深记者组成的委员会监督。然而，该委员会由集团董事会任命，而埃利森家族在董事会中拥有决定权：由该家族派遣的成员所拥有的投票数分别超过所有其他董事的总和。因此，来自游说组织“新闻自由基金会”（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的媒体法专家塞斯·斯特恩（Seth Stern）认为该机构“毫无价值”。此外，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新集团背负着约790亿美元的债务。这意味着裁员在所难免，编辑部也不例外。媒体分析师迈克尔·纳森森担心，在埃利森家族的新闻机构中，未来“对权力的谄媚”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索嫩费尔德和米诺认为，这次合并是一个先例，从中可以看出总统权力的触及范围。

在此过程中，唐纳德·特朗普根本不需要亲自参与这笔交易。他只需要有合适的朋友即可。

一场将改变好莱坞的交易

通过收购华纳兄弟，美国埃利森家族现在除了掌控流媒体业务，还掌控了新闻频道 CNN

不久前，当唐纳德·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白宫出席国宴时，大卫·埃利森也在宾客之列，与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以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同席。

扬·克劳特 (JAN KLAUTH)

在入口处，记者们拥挤在一起，只有两家媒体被留在门外：CNN 和 MS NOW。而就在前一天，一名联邦法官才刚刚下令重新允许记者进入。然而不到两周后，CNN 竟然就成了大卫·埃利森的囊中之物。

周二，埃利森旗下的派拉蒙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价值 1100 亿美元的收购，这可能是好莱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易。合并后的集团现在简称为 Skydance。至此，付费频道 HBO、华纳电影制片厂和新闻频道 CNN 均归属于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与美国总统的关系比美国经济界几乎任何其他家庭都要密切。大卫的父亲，82, 岁的拉里·埃利森是甲骨文（Oracle）的联合创始人，至今持有约 40 Prozent 股份，根据彭博社估算，其财富达 1930 亿美元，位列全球最富有的人之列。他与特朗普有着长久的友谊。2020 年，他曾将其位于加州兰乔米拉日的庄园开放，用于举办一场筹款晚宴。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同年 11 月，他在一次关于质疑选举结果的电话会议中在场。2025 年 1 月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的次日，当总统宣布人工智能项目“星门”（Stargate）时，他就站在白宫之中。随后，由特朗普促成的 TikTok 交易使甲骨文获得了该平台美国业务 15% 的份额。如今，埃利森住在棕榈滩附近的马纳拉潘，就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Mar-a-Lago）附近。相比之下，其子大卫最初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位好莱坞制片人在 2024 年初甚至为乔·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捐赠了近 100 万美元。但自从他出手掌控派拉蒙以来，他明显在寻求接近政府。“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巨大的支持者。他们会做出正确的事情，”总统去年在谈到埃利森家族时如此说道。

在父子二人入主之前，派拉蒙在 CBS 的运作方式就已显示出其在政治压力下的表现。2025 年 7 月，当 Skydance 的收购案仍在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批准时，当时的派拉蒙管理层向特朗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支付了 16 亿美元，以撤销他针对《60 Minutes》杂志的诉讼。这次和解被广泛认为是交易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在 CBS 新闻工作了 44 年且长期担任晚间新闻面孔的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称此举为“向总统的敲诈勒索低头”。

收购完成后，埃利森在 2025, 10 月买下了右翼保守派门户网站《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并任命其创始人巴里·魏斯（Bari Weiss）为 CBS 新闻的总编辑。在新的岗位上，她解雇了传统节目《60 Minutes》中被认为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重要员工。而 CNN 对特朗普来说多年来一直是眼中钉。他指责该频道传播“毒药与谎言”，称之前的负责人是“耻辱”，并在竞标战期间宣布，出售该频道是“绝对必要的”。9 月份针对 CNN、MS NOW 和《Politico》（与《WELT》一样隶属于 Axel Springer）记者的禁入令（现已被一名联邦法官通过命令撤销）仅仅是长期升级的冲突中的最新高潮。

相反，如果 Netflix 购买了华纳集团——长期以来情况看起来正是如此——那么 CNN 将保持独立。然而，派拉蒙（Paramount）则希望吞并整个集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大卫·埃利森（David Ellison）早在 2025 年 12 月就向政府代表承诺，将对 CNN 进行“全面调整”。据报道，随后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也向总统暗示将对该频道进行重组。《卫报》援引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在拉里·埃利森与一名政府代表的电话通话中，甚至讨论到了更换主持人埃琳·伯内特（Erin Burnett）和布里安娜·凯拉（Brianna Keilar）的问题。派拉蒙否认所有这些说法。白宫则坚称，特朗普始终保持中立。

而特朗普粉丝的 MAGA 阵营则简直是在渴望这次收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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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七烷醇，2010-2011 © 达明安·赫斯特与科学有限公司（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电力储备之争

德国正在关闭发电厂。供应安全性正在明显下降——但关于相应的应对措施仍存在争议。现在，一个旧想法被重新摆上了桌面。

为了填补德国迫在眉睫的电力缺口，联邦政府近期虽然为建设 elf 吉瓦发电装机容量招标提供了直接补贴。但这还远远不够：根据德国联邦网络局的数据，到 2035 年可能存在 35 吉瓦的新建需求。这意味着需要大约 70 座大型燃气电厂，以便在没有风能和太阳能的“无风阴天”（Dunkelflauten）期间发挥作用。

丹尼尔·韦策尔 (DANIEL WETZEL)

因为到2030年为止，预计将有另外15吉瓦的可控煤电厂被关停。届时，依赖天气的随机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所占的比例将以一种冒险的方式上升。国家是否应该继续投入大量税款来补贴电厂的新建？如果如此，需要建多少座？又是哪种类型的？现在，德国最重要的能源专家之一维罗妮卡·格里姆（Veronika Grimm）加入了这场辩论：她在关乎生存的供应安全问题上，警告不要过度信任国家——并建议采取一种更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时间紧迫：专家团队警告称，由德国联邦网络局和欧洲电网运营商协会 Entso-e 推荐的供应安全水平“在相关情景中将被明显错过”。更有甚者：德国“在结构上属于模拟供应安全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该怎么办？简单地继续向投资者发放税款，让他们在市场之外维持备份电厂，仅用于应急？专家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些储备容量将被从常规电力市场中抽离。即使在它们的投入能降低电价的情况下，也无法用于发电。作为纯粹的应急选项，它们也无法通过常规收益来实现自我融资。

此外，如果国家简单地将目前11吉瓦储备容量的招标规模不断扩大，往往会破坏市场：“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储备容量会在政治压力下被用于稳定价格，或者在达到明确定义的短缺标准之前就被投入使用，那么短缺价格将失去可信度，”格里姆团队警告道。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者知道在价格高企时国家总会干预，他们将完全不再投资。

联邦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因此，它计划效仿英国和比利时，建立一个中央控制的“容量市场”。在这种制度下，电厂运营商和建设者仅因提供电力容量即可获得纳税人的补贴，补贴金额通过招标确定。但这里不再招标特定的电厂类型（例如天然气电厂）：任何能够稳定电网的方案都可以申请这笔资金：无论是电厂建设者，还是电池储能运营商，亦或是愿意在电力短缺时削减自身产量的工业企业。

问题在于：必须评估各项技术究竟对供应安全做出了多少实际贡献。通常情况下，会使用所谓的“降额系数”（De-Rating-Faktoren）来使不同的投标方案具有可比性。但这些系数极其不稳定。格里姆的评估报告指出，“尤其是在储能、负荷灵活性、依赖天气的资源以及跨境贸易可能性方面”，衡量其各自价值并使其具有可比性是“具有挑战性的”。

对于目前讨论的容量市场方案，其评价同样悲观：“分布式容量市场”主要受到德国绿电和电池储能界的支持，但在专家看来同样存在诸多缺陷。法国此前曾尝试过此类工具，现已放弃分布式容量市场的想法。纽伦堡的专家认为，对能源供应商实施所谓的“对冲义务”（Absicherungspflicht）会更好。其区别在于：不再分发用于电厂建设的税款，而是引入一项风险预防义务。

能源供应商未来必须在面临高额违约金的威胁下，证明其已在期货市场锁定了足够的容量，以确保能够履行对客户的供电义务。这意味着不再由国家负责，而由能源供应商自身负责确保电力供应充足。或者用学术化的表达方式来说：“电力供应商必须在足够长的提前期内，通过期货市场逐步对其消费和供应头寸进行套期保值，从而将现有的价格、数量和合同风险转移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而后者会自觉地承担并为这些风险定价，且有更强的动力对其进行适当管理。”

目前，诸如市政电力公司（Stadtwerke）之类的供应商在电力交易所的期货市场上，提前最多两年的时间采购千瓦时电量。如果按照格里姆（Grimm）提出的“套期保值义务”建议，他们将有动力提前三到四年锁定电力需求。这种套期保值义务是否能比目前计划中的容量市场更好地、更廉价地保障电力供应？格里姆对此深信不疑，她在描述其优势时表示：“一项跨年度分阶段实施的套期保值义务将增加对期货产品的需求，从而能够提高远期市场的流动性并改善价格形成机制。”“更可靠的期货价格能让预期的短缺情况更早地显现，并汇总关于未来需求、可用性和风险的去中心化信息。”由此将产生“对投资者而言更可预测的收益前景、更低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以及新项目更高的银行可融资性。”

从根本上说，该建议是对现有“平衡组责任”（Bilanzkreis-Verantwortlichkeit）的扩展：如今的电力供应商已经被要求仅签署其预见能够履行的供电合同。然而，到目前为止，如果他们无法履行供电义务，并不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格里姆提出的“套期保值义务”似乎与十二年前提出的“仅能源市场”（Energy-Only-Market, EOM）理念相距不远。时任联邦经济部能源国务秘书莱纳·巴克（Rainer Baake）早在2014年就对“容量市场”表示怀疑。他认为，只要市场上的短缺价格足够高，自然会有足够的投资者出现来建设新电厂，或者将现有的旧电厂保留作为储备。而来自国库的补贴则是不必要的。格里姆建议依赖期货市场的短缺价格，遵循的是类似的逻辑。

前能源转型规划者巴克曾成功说服其当时的上级——联邦经济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社民党）。加布里埃尔当时用一个既醒目又偏颇的比喻结束了关于供应安全的讨论：容量市场就是“旧电厂的 Hartz IV（失业救济金）”——因此应当予以拒绝。而现在，恰恰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维罗妮卡·格里姆（Veronika Grimm）似乎想要最终证实这一早期的判断。在回应《世界报》（WELT）的询问时，格里姆确认道：“我们仍然认为‘电力市场 2.0’的基本理念——即通过市场价格和去中心化决策来组织供应安全——是正确的。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2015年以来的经验表明，仅凭对短缺价格和平衡组责任的普遍认同是不够的。”套期保值义务将通过“具体、可验证且可制裁的义务”来补充这一逻辑。

杰西卡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三天后见，”这位彬彬有礼的 Zoox 员工说道，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淡淡的讽刺，与此同时，我面前等待中的车辆滑动门缓缓开启。就在大约 20 分钟前，她在旧金山市中心一家弹出式商店的柜台前为我预约了一次行程：乘坐名为“Zoox”的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这是第一款在美行驶且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的车辆。

扬·克劳特 (JAN KLAUTH)

为了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大约在西边五公里处），我本需要等待一个半小时。因此，我为了进行一次试乘，登上了这辆深绿色涂装的胶囊车，预订的是“城市环线” (City-Loop)：在市中心绕行一圈，距离仅 1.2 公里。正如很快就会揭晓的那样，这是一个错误。一方面，旧金山的街道被下班高峰期的车流堵死，金属车阵极其缓慢地向前挪动。另一方面，Zoox 在这里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几乎谈不上达到了量产成熟度。在旧金山调度车辆的该公司员工似乎也心知肚明。最终，这段短途行程让我在这辆车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但让我们循序渐进：今年 8 月，亚马逊将其 Robotaxi（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少数几个美国城市投入量产运营。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企业希望借此追上竞争对手，但对方早已将其远远甩在身后。市场领导者 Waymo（谷歌旗下子公司，拥有一支由自动驾驶捷豹汽车组成的车队）在旧金山等城市穿梭已近四年。Waymo 副总裁 Tekedra Mawakana 希望到 2026 年底实现每周 100 万次付费行程。明年，该服务还将启动于慕尼黑和柏林。

Zoox 距离这一切还很遥远。其车队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分别仅有约 50 辆车。这款箱形车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需要方向盘和踏板——堪称技术奇迹。然而，试乘很快就表明，在亚马逊之后不久推出类似车辆的特斯拉，在直接对比中表现明显更好。《世界报》(WELT) 最近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测试了埃隆·马斯克的 Cybercab。那辆金色涂装且没有方向盘的汽车当时在拥挤的城市交通中进攻性强且安全地开辟道路，甚至停车入库也毫不费力。

相比之下，Zoox 不仅在车流中畏缩不前，而且行驶逻辑简直是非理性的。这从车辆无法正常停车就开始了。它就停在我不到十米远的地方，但直到它终于向右驶近并打开车门，竟然花了一段令人煎熬的漫长时间。我之前的乘客早已到达目的地，但她被困在车内，直到 Zoox 完成其长达数分钟的停车操作。“这——怎么说呢——很有趣，”那位女士在下车时说道，“我调大了音乐声音来打发时间。”

当我的行程终于开始时，车辆起初目标明确地启动。在座位旁的一个小型触摸屏上，我将温度调至舒适的凉爽，并选择了一个 80 年代的播放列表。但出发后不久，一系列缺陷便接踵而至。在出租车必须右转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它直到快到红绿灯时才从三条车道切换到右侧车道。结果：右转失败，汽车卡在十字路口。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它在最后一秒才转向，随即在红绿灯前的行人过道上停了下来，此时处于中间车道。左侧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继续行驶并让路，但车轮一厘米都没有移动。行人过马路时不得不摇头地绕过这辆车。

这类情况仅仅是巧合吗？毕竟，一个无法正确掌控交通状况的人类司机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这一切在几个月后就能得到解决。Zoox 对此未予回应。通常，制造商会指出，随着数据集的增加，技术在不断进步，而自动驾驶汽车是学习系统。至于 Zoox 是否被认为已百分之百达到量产成熟度，该公司也未给出明确答复。无论如何，不久之后，该车在行驶的车流中突然从中间车道切入右侧车道，并停在一辆正有乘客下车的巴士后面。也就是说，它在自我阻碍。如果这次行程的结束不像开始时那样糟糕，这一切或许还可以原谅。

因为我的停车操作也拖了好几分钟。在 Zoox 店铺前的接客点，下一位乘客已经在等待。然而，这辆车并没有有目的地驶向路缘，而是在对面十字路口前停顿了一下，停在道路左侧。屏幕上显示的剩余行驶时间从一分钟变成了五分钟以上。为什么没有进展，依然是个谜。当车辆最终瞄准停车位时，它在车流中倒车了两次，尽管停车位很大且道路宽阔。在这种情况下，倒车本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后方车辆正在逼近。就这样，我的行程在其他司机的鸣笛交响乐中结束。在下一位乘客身边，Zoox 员工杰西卡（Jessica）拿着平板电脑站着，她同样对他露出了那种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次测试表明：如果亚马逊想要追上 Waymo、特斯拉等公司，必须尽快解决这些缺陷。诚然，这只是一个抽样案例。但其他测试报告（例如美国《福布斯》杂志）也指出了操作系统和驾驶方式上的缺陷。因此

1.2公里耗时一小时

旧金山是自动驾驶的中心。亚马逊（Amazon）也在进军该市场。 《世界报》（WELT）在当地测试了 Zoox 机器人出租车。这是一件技术杰作——可惜存在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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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尽管经过了三年的测试运行，亚马逊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将该车投入了道路使用。几天前，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起涉及 Zoox 出租车的事故引起了关注。照片显示另一辆车的车头被撞瘪。碰撞发生时，车内没有乘客。该公司目前正试图查明碰撞是如何发生的。

根据新闻平台“Techcrunch”的报道，几周前 Zoox 暂停了其在亚特兰大的测试车队，原因是车内的安全驾驶员可能接触到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或硫化氢。接连发生的事件促使一名员工向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提出申诉。而今年 6 月，拉斯维加斯的一辆机器人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直接冲进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救援行动及浓烟之中。Zoox 首席执行官艾莎·埃文斯（Aicha Evans）随后表示支持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监管。埃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表示：“这些是罕见的极端情况。我们正在投入最好的资源，调查原因，学习、改进并将其投入使用。”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局长乔纳森·莫里森（Jonathan Morrison）则表现出极大的警觉。他警告说：“直白地说，一辆不能与应急救援人员安全互动的自动驾驶车辆，是对公众的威胁。”不过，基本分析表明，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事故的频率明显较低。市场领导者 Waymo 提供了最详尽的数据。在五个美国城市的约 2.71 亿英里无人驾驶运行中，其机器人出租车涉及的人员受伤事故比人类驾驶员在相同路程上的事故减少了 82%，无论事故是由谁引起的。根据公司提供的数据，在严重事故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其发生率比人类对比值低 95%。

无论如何，用于进一步扩张和改进的资金似乎并不匮乏。根据麦肯锡（McKinsey）的数据，仅在 2010 年至 2025 年初之间，就有超过 2310 亿美元流入自动驾驶领域。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成为该领域的中心并非巧合。这两个州成了特斯拉（Tesla）、亚马逊、谷歌（Google）等公司的试验场。相比之下，这项技术在欧洲仍处于起步阶段。最近，Waymo 带着其捷豹（Jaguar）车型在伦敦开始了测试运行。欧洲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监管更为严格。目前，梅赛德斯（Mercedes）也推出了一款自动驾驶汽车，但地点是在旧金山而非德国。该车由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的软件驱动。

在自动驾驶出租车中看到未来的，是亿万富翁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这家软件巨头 Salesforc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旧金山面对记者时赞叹道：“一个能让乘客在街道上自动行驶的 AI——这难道不伟大吗？”贝尼奥夫讲述道，他今年在欧洲旅行了几个月，在那里没有看到过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这位科技企业家将此视为一个更大发展趋势的缩影，并称之为一种“失衡”。在他看来，当美国确立其领先的 AI 大国地位，且在中国可以看到“打了类固醇的人工智能”时，欧洲正面临被甩在后面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大陆就像那些几乎不使用或完全不使用 AI 应用的企业一样，“被困在了过去”。

家族企业主担忧德国政治稳定性

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党的成功可能会抑制投资并危及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地位。员工应提高警觉

在巴黎以南 100 公里的一个拥有本笃会修道院的小镇上，西尔维·格朗让（Sylvie Grandjean）生产着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产品。例如抽丝机、润滑油泵、齿条。她的 Redex 集团向 50 多个国家供货，但近期以来，格朗让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市场，还包括德国的国内政治。

STEFAN BEUTELSBACHER

“我真的很担心，”这位法国家族企业主说道，“在德国，一些极端政党正在崛起，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愿景。”格朗让（Grandjean）突然开始思考一些在几个月前——至少在经济层面——对她而言还没什么意义的名字和地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和柏林。德国选择党（AfD）在今年的多次州议会选举中动员了群众，取得了创纪录的结果。在柏林，左翼党（Die Linke）可能很快将执政，这是一个有着征收国有幻想的政党。格朗让和其他欧洲企业家在布鲁塞尔与《世界报》（WELT）的一次会面中发出警告：这两个政党最近的成功可能会使德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从而成为一种区位劣势。

长期以来，困扰欧洲企业的不再仅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难题——例如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高昂的电费和气费，或是专业人才的短缺。一种新的担忧随之而来：欧盟最大经济体内部的政治不确定性。那些几乎不代表自由、开放路线的政党正在大获成功。“现在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提高员工的意识，”与丈夫共同经营 Redex 第三代企业的格朗让说道，“我想让他们意识到，极端政党可能会带来危险，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德国选择党在德国的成功令她感到震惊。但格朗让表示，在法国也有类似的趋势。在那里，右翼民粹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很有机会成为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继任者。

那是九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格朗让坐在布鲁塞尔高档商务俱乐部“The Merode”的一个沙龙里。天花板上挂着吊灯，墙壁贴着木饰面，服务员在供应点心。当天早晨，格朗让和其他企业家受家族企业基金会（Stiftung Familienunternehmen）的邀请，在这里与欧盟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讨论了欧洲大陆的现状，以及他们的期望、希望和担忧。

“最让我不安的是右翼的反欧立场，”来自意大利东北部钢铁巨头 Danieli 的高管安娜·马雷斯基·丹尼利（Anna Mare-schi Danieli）说道。人们完全有理由抱怨欧盟的许多问题，比如昂贵的能源，或者即便在融合 75 年之后依然存在的单一市场壁垒。“但事实是，”她说，“我们热爱欧洲，需要欧洲。”在这一天，Merode 俱乐部的基调是：像德国选择党或勒庞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这样试图削弱欧盟、有时甚至在考虑退出欧盟的政党，违背了家族企业家的价值观，且不利于商业发展。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想对此听之任之。“前政治空间正在发生变化，”奥地利汽车供应商 SAG 的负责人卡琳·埃克斯纳-沃勒（Karin Exner-Wöhrer）表示。重要的组织——如教会、工会、协会——正在失去成员和影响力。“企业，”她认为，“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埃克斯纳-沃勒和其他公司负责人主张企业家应承担新角色：总结他们的立场，如今比过去几年更重要的是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传统的“正直商人”这一典范现在也应包含政治责任。

尽管如此，人们熟知的担忧依然存在。尤其是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依然令欧洲的企业家们感到愤怒。“欧盟委员会曾承诺精简法律并减少义务，”家族企业基金会（Stiftung Familienunternehmen）董事、来自巴登-符腾堡州自动化技术制造商 Festo 公司的监事会副主席乌尔里希·斯托尔（Ulrich Stoll）表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 乌苏拉·冯德莱恩在开启其第二任委员会主席任期时，曾承诺将大规模削减官僚作风。其目标是简化指令和条例，取消审核、报告和记录的义务。

然而，家族企业基金会对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七个欧洲国家的 2000 多家公司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证实了斯托尔的经历：遵守法规（即合规）的成本依然极其高昂。26% 的企业将其成本定为营业额的 7% 以上，在德国这一比例甚至高达 34%。而且，极少数企业预计这种情况很快会发生改变。看来，欧洲经济界正在失去对冯德莱恩关于简化和精简承诺的信心。

《pivalic Acid》（pivalic 酸），2005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在收入最高的一年，我的税后年薪达到了 260.000 欧元”

艾格尼丝·科瓦尔斯卡（Agnes Kowalska）作为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实现了快速崛起。在这里，她将解释人们在看待这个职业时普遍存在的误解。

她的房地产经纪人生涯始于 5000 欧元的佣金。如今，艾格尼丝·科瓦尔斯卡在杜塞尔多夫经营着一家名为“Koco Immobilien”的公司，拥有 24 名员工。然而，在成功背后隐藏着一个远没有数字看起来那么光鲜的故事。这位 48 岁的女性在采访中谈到了金钱、工作、家庭，以及成功的真实代价。

安娜·舍姆（ANNA SCHEM）

《世界报》：科瓦尔斯卡女士，您直到 2021 年才成立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但在同年，您就已经雇佣了三名员工。如今，您在三个地点（杜塞尔多夫、梅特曼、于利希）拥有一个 24 人的团队。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如何实现的？

艾格尼丝·科瓦尔斯卡：在此之前，我已经作为独立经纪人工作了八年，并且非常成功。我仅靠佣金每年就能赚到 215.000 欧元的税后收入。在我成立新公司后的最高收入年份，我的税后年薪达到了 260.000 欧元。如果你独立工作且非常勤奋，是可以赚到极高收入的。

《世界报》：但房地产经纪人这个职业并不是受保护的。人们无需经过培训或大学学习就可以从事这一行。

科瓦尔斯卡：是的，没错。我也是一名跨行进入该领域的人。我最初学习的是历史学和新闻学。之后我在市场营销和销售领域工作，并意识到自己擅长销售。后来，我创办了一家餐饮公司。直到有了孩子后，我意识到长期的深夜工作与我作为母亲的角色无法兼容。后来我看到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招聘广告，不久后便开始了这份工作。所有知识都是我自学而来的。

《世界报》：您还记得第一年赚了多少钱吗？

科瓦尔斯卡：记得，当时我只卖出了一套房子，分到了 30 或 40% 的佣金——也就是说，仅有 5000 欧元。

《世界报》：在八年内从 5000 欧元增长到 215.000 欧元，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这次崛起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

科瓦尔斯卡：极多。关于经纪人赚钱轻松且无需付出努力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积累足够的客户，从而能够以此维持良好的生活。在那些选择独立创业的经纪人中，有 80% 的人最终放弃了。在我担任独立经纪人的期间，我每天工作 10 到 12 小时，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要带客户看房。只有极少数房子是百万级房产，这类房产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买家并获得 6% 的佣金。有些房产在市场上推广一年，在进行了 100 次看房之后，我们有时仍然找不到买家。这类情况必须被计算在内。

《世界报》：现在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拥有正式员工，同时也有独立经纪人为您工作，他们能从 6% 的佣金中获得 25% 到 55% 的分成。那么您自己赚多少？

科瓦尔斯卡：我现在不再给自己发放佣金，而是领取总经理薪水。每月税后为 10.000 欧元。公司本身的年营业额在 1,5 到 2 百万欧元之间。其中每月有 70.000 欧元的固定成本用于支付办公室租金、员工工资或市场营销。目前我将剩余资金大量重新投资于公司。与此同时，我每周工作大约 50 到 60 小时。

《世界报》：也就是说，您目前的收入比担任独立经纪人时期要低。从财务角度来看，继续保持独立身份是否更有意义？

KOWALSKA：没错。不过当时我只是不经意间陷入了那种局面。在我创立公司后，一位熟人向我寻求工作机会。不久之后，一个朋友的女儿也加入了进来。就这样，公司规模扩大了，员工们又招募了新同事。到了一定阶段，我的固定成本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一旦有员工离职，我就必须立刻寻找新员工。这就像一种漩涡。后来又增加了学徒。那时我意识到，只要年轻人的工作态度正确，我很喜欢与他们一起工作。

WELT：您是指什么？ KOWALSKA：让我感到沮丧的是那些期望很高但却不付出努力的年轻人。我在部分申请工作或来实习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明白，必须通过艰苦工作才能获得回报。有些人刚满20岁出头就想开宝马。我记得我的第一辆车是一辆雷诺 Twingo。我一直开到28岁，而且当时能拥有一辆车就已经很开心了。也许社交媒体也导致了这种扭曲的预期。22岁的网红在迪拜展示他们所谓的奢华生活，仿佛这一切都是不劳而获的。但在真正的工作中，你必须去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

WELT：在您的公司里，年轻人回避哪些“不舒服”的工作？

KOWALSKA：我立刻想到了涉及多个所有者的分割声明（Teilungserklärungen）。这些文件有时长达90页。许多年轻同事非常缺乏动力，他们用AI快速浏览一遍，更想去做像看房这样“酷”的事情。这就是AI的弊端：它助长了懒惰和不思考。然而，理解其中的逻辑关联至关重要。即使是在看房时，我也看到他们缺乏投入。以前我总是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达。如果我发现屋里很乱，我会帮忙吸尘或清理猫砂盆。此外，对我来说，周末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则希望周末完全属于自己。

WELT：您对工作和责任的态度似乎与许多年轻同事不同。这种态度源自哪里？ KOWALSKA：我出生在波兰，九岁时才随家人搬到德国。在学校里，我体验到了极强的纪律性和责任感。我们当时住在高层住宅区，生活条件简陋。我学会了不以任何事为耻，并且努力工作。最近因为清洁工请假，我清理了办公室的厕所。保持脚踏实地很重要。如果突然有一天整个房地产市场崩溃，不再需要房产经纪人，我会重新回去当服务员。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

WELT：您已经拥有四处房产，恐怕不需要去当服务员。

KOWALSKA：没错，这些房产大部分是作为养老保障。目前我并没有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因为我需要偿还贷款并不断地对物业进行投资。认为买房就能致富且无需付出努力，这是一个误区。这其实会带来很多工作。目前我们有一个租客从2月份起就没交房租。我们只能提起驱逐诉讼。所以，拥有房产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WELT：在工作中，您还经历过其他困难时刻吗？

科瓦尔斯卡：202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由于部分员工离职并招募了新员工，团队进行了重新调整。我不得不向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导致我的薪水被压缩。在那段时间里，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干脆继续当一名经纪人。我现在承担更多的责任，压力更大，要负责24名员工，还得处理医疗保险和税务局之类的事情。此外，今年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名母亲和伴侣，我无法在公司里始终投入100%的精力。我有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需要我——这种双重负担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WELT：您是如何走出危机的？

科瓦尔斯卡：我尝试不把业务上的问题带回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了一种心理韧性。在业务方面，与那些比我资历更深的企业家交流对我很有帮助。他们告诉我，这些阶段是很正常的。只要相信公司，投资和艰苦的努力终将获得回报。因此，我非常反感一些经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方式。他们炫耀自己在马略卡岛拥有十栋房子，开着豪车。但现实是，我们每天都在奋斗。

WELT：您会后悔建立了一家如此规模的公司吗？

科瓦尔斯卡：不，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也是一次巨大的学习机会，没有人能将其从我身上夺走。我最自豪的是那些在这里成长起来、如今已成为成功经纪人的年轻人。这里得到了很多感激，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WELT：您是否有可能减少工作量，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科瓦尔斯卡：目前不行。在某些领域，我的知识储备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想将公司调整到可以让其他同事接手我部分工作的状态。我也能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出售公司，但继续作为经纪人留在其中，因为这家公司现在已成为我的心血之作。

WELT：也就是说，回到您刚开始时的状态。

科瓦尔斯卡：没错，那样会很美好。目前，我的角色更多是公司负责人和后备人才的培训师——我也很享受这一点。但陪伴人们度过人生中极具情感波动的阶段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你会见证他们如何找到一个家，或者如何与自己的家分离。当我作为经纪人奔波时，感觉不像是在工作，而像是处于我的自然状态中。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想在正常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很长时间。

德国公务员对自己感到满意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公职人员称自己“高效”

几乎没有哪个职业群体像公务员那样受到如此多的批评：速度太慢、薪水太高、人数过多。事实上，根据德国公务员联盟（DBB）年度报告的数据，除了法官和士兵之外，大约有 1,8 百万名公务员在公共部门工作。然而，一项新调查显示，内部的批评声音相当有限：总体而言，公务员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相当满意。

费利克斯·赛费特 (FELIX SEIFERT)

该结果来自软件供应商 Stackfield 与专业杂志《政府镜像》(Behörden-Spiegel) 合作发布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基于来自全部 16 个联邦州的 1875 名公务员的自我评估。64,5 Prozent 的公务员认为其工作方式“高效”，83,6 gaben an，在工作中“动力十足”。考虑到现实情况，这些结果令人瞩目。根据新版《电子政务监测》(eGovernment-Monitor) 的数据，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度近期触底，仅为 32%。

仅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信任度为 34%，情况几乎没有好转。相比之下，奥地利和瑞士的政府部门则取得了明显更好的结果，信任度分别为 44 和 52%。该报告评价称：“公民对现代化管理有明确的期望，但实际的履行情况仍滞后于此。”

在德国，缓慢的流程在企业界也被视为明显的区位劣势。甚至公务员自身也是这样看待的。在新的调查中，仅有 1,9 Prozent 的人表示，政府部门的项目“通常按计划”运行。61,5 Prozent 的人表示，官僚主义和审批流程拖慢了他们的项目工作。22,9 Prozent 的人估计，他们至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处理行政事务。具体包括：“寻找信息”、“状态查询”以及“重复工作”。

“结果证明的不是公务员懒惰，而是一个糟糕的系统，”青年企业家协会的托马斯·霍佩 (Thomas Hoppe) 对此表示。企业在德国也经常遇到积极的对接人员，但这些人却“陷入了职责划分、记录义务和审批循环之中”。企业反复批评高昂的官僚成本是该地的劣势。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 (IW) 的数据，官僚成本在经历短暂下降后，至少一年来再次显著上升。据估计，目前的记录义务成本每年约为 64 Milliarden Euro。

因此，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但关于正确措施的意见存在分歧。根据《世界报》在夏季的计算，现任和前任公务员目前每年花费国家约 242,4 Milliarden Euro。然而，公务员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反而希望雇佣更多人员。33 Prozent 的人表示，如果由他们决定，他们希望雇佣更多员工。作为对比，这一比例高于支持削减记录义务的人数（28 Prozent）。

企业家发言人霍佩批评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现在应该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雇佣更多政府人员。霍佩表示：“将更多的人投入到一个低效的系统中，首先只会让系统变得更昂贵。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答案不能总是‘增加一个岗位’。”不过，调查显示，数字化现已进入政府部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领域已基本实现全面应用。但调查发起者认为，不同程序的数量仍然是个问题。66,1 Prozent 的人表示，他们至少使用四种不同的软件应用程序。据称，这可能已经意味着“明显的额外协调工作量”。

使用了哪些软件？在这方面，调查结果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在“聊天与沟通”类别之外，在“其他工具”类别中，表示使用所谓地理信息系统的参与者（691 份回答中的 34 份）多于使用更专业 AI 程序的参与者（691 份回答中的 27 份）。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里同样存在相应的优化潜力。企业家发言人霍佩（Hoppe）表示：“德国政府规模过大，且在关键环节反应太慢。”

然而，联邦政府此前承诺的改革几乎没有落实。在今年的预算草案中，联邦公务员的新增岗位比目前多出 12,000 个。根据计划，只有联邦审计局——这个监督国家支出的机构——需要缩减人员规模。

股市世界：

08.10.(15:40 Uhr)< / td><>股价 (€)< / ><>较前日涨跌 (%)< / ><>最低< / ><>12个月对比< / ><>最高< / ><>市值 (10亿 €)< / ><>股息 (€)< / ><>股息率< / ><>2026年市盈率< / >< / tr><><>Adidas< / ><>146,15< / ><>-0,4< / ><>130,0< / ><>●< / ><>196,4< / ><>26,31< / ><>2,80< / ><>1,92< / ><>15,50< / >< / ><><>Airbus SE< / ><>187,26< / ><>-0,1< / ><>157,5< / ><>●< / ><>221,3< / ><>148,36< / ><>3,20< / ><>1,71< / ><>25,90< / >< / ><><>Allianz SE< / ><>416,10< / ><>-0,3< / ><>338,8< / ><>●< / ><>454,6< / ><>158,29< / ><>17,10< / ><>4,11< / ><>13,19< / >< / ><><>BASF SE< / ><>51,78< / ><>+1,2< / ><>41,48< / ><>●< / ><>55,05< / ><>46,21< / ><>2,25< / ><>4,35< / ><>17,86< / >< / ><><>Bayer< / ><>43,37< / ><>-1,4< / ><>25,78< / ><>●< / ><>53,92< / ><>42,61< / ><>0,11< / ><>0,25< / ><>10,20< / >< / ><><>Beiersdorf< / ><>77,44< / ><>+0,3< / ><>67,08< / ><>●< / ><>110,2< / ><>18,79< / ><>1,00< / ><>1,29< / ><>16,98< / >< / ><><>BMW St.< / ><>52,40< / ><>-2,3< / ><>51,98< / ><>●< / ><>97,92< / ><>29,40< / ><>4,40< / ><>8,40< / >< / ><><>Brenntag SE< / ><>61,52< / ><>0,0< / ><>43,72< / ><>●< / ><>66,86< / ><>8,88< / ><>1,90< / ><>3,09< / ><>17,53< / >< / ><><>Commerzbank< / ><>38,28< / ><>-0,7< / ><>29,01< / ><>●< / ><>43,37< / ><>41,37< / ><>1,10< / ><>2,87< / ><>12,00< / >< / ><><>Continental< / ><>68,90< / ><>-2,0< / ><>53,10< / ><>●< / ><>77,50< / ><>13,78< / ><>2,70< / ><>3,92< / ><>10,39< / >< / ><><>Daimler Truck< / ><>40,57< / ><>-0,3< / ><>33,46< / ><>●< / ><>50,08< / ><>31,06< / ><>1,90< / ><>4,68< / ><>11,59< / >< / ><><>DHL< / ><>55,16< / ><>-0,7< / ><>38,37< / ><>●< / ><>58,90< / ><>63,43< / ><>1,90< / ><>3,44< / ><>16,42< / >< / ><><>Dt. Bank< / ><>29,86< / ><>0,0< / ><>23,82< / ><>●< / ><>35,85< / ><>57,05< / ><>1,00< / ><>3,35< / ><>8,32< / >< / ><><>Dt. Börse< / ><>293,80< / ><>+0,5< / ><>200,1< / ><>●< / ><>296,8< / ><>54,73< / ><>4,20< / ><>1,43< / ><>24,63< / >< / ><><>Dt. Telekom< / ><>26,96< / ><>-0,1< / ><>23,53< / ><>●< / ><>34,36< / ><>130,75< / ><>1,00< / ><>3,71< / ><>11,77< / >< / ><><>E.ON SE< / ><>16,96< / ><>+0,4< / ><>14,98< / ><>●< / ><>20,39< / ><>44,80< / ><>0,57< / ><>3,36< / ><>15,28< / >< / ><><>Fres. M.C.< / ><>36,46< / ><>-2,6< / ><>34,57< / ><>●< / ><>47,86< / ><>10,70< / ><>1,49< / ><>4,09< / ><>8,42< / >< / ><><>Fresenius SE< / ><>41,53< / ><>-4,1< / ><>35,11< / ><>●< / ><>52,96< / ><>19,02< / ><>1,05< / ><>2,53< / ><>11,41< / >< / ><><>GEA Group< / ><>67,70< / ><>-0,2< / ><>53,45< / ><>●< / ><>69,00< / ><>11,02< / ><>1,30< / ><>1,92< / ><>19,74< / >< / ><><>Hann. Rück SE< / ><>263,80< / ><>+0,7< / ><>223,4< / ><>●< / ><>281,2< / ><>31,81< / ><>12,50< / ><>4,74< / ><>11,51<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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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10.，15:40。涨跌幅较前日计算，以百分比表示。 * = 前日价格或最后可用价格。所有信息不保证准确。来源：Infront

一把内置摄像头的 480 欧元牙刷。它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制造商戴森（Dyson）试图革新口腔护理。测试结果揭示了技术的局限性

当英国科技巨头戴森推出新产品时，科技界总会密切关注。无论是无尘袋气旋吸尘器、高科技吹风机，还是充满未来感的风扇或空气净化器——这家公司热衷于彻底重新定义成熟的日常用品。现在，这家制造商竟然挑战起每日的口腔卫生。其结果便是名为 Camerajet 的产品，售价高达 480 欧元。一把牙刷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托马斯·霍伊泽罗特 (THOMAS HEUZEROTH)

在拆箱之初便能感觉到：这里主导的是毫不妥协的技术追求，但这也带来了其负面影响。仅手柄部分的重量就达到了惊人的 231 克，明显比 Oral-B 或飞利浦等竞争对手的常见型号更为沉重。如果加上兼作漱口水补给站的大型充电底座，整个系统的重量达到了 779 克。对于那些追求极简轻便浴室风格的人来说，必须先习惯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大块头”。在旅行行李中，该底座也过于占用空间。

真正的震撼之处隐藏在刷头内部。那里安装了一个分辨率为 100,000 像素的微型宏观摄像头和一个微型频闪灯。该摄像头每秒拍摄约 28 张图像，从而识别牙缝所在的位置。据戴森（Dyson）称，为此开发的 AI 经过了 470,000 张图像的训练。一旦系统识别出缝隙，它会在十分之一秒内发射出一股精确含 0.15 毫升漱口水的圆锥形液体流。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每次冲洗听起来都像是在口腔中发生了一次微型爆炸。而对于用户来说，这则需要时间去适应。

戴森在实验室中发现，传统的针状水流不足以彻底清除顽固的牙菌斑。因此，这款牙刷发射的是更宽的圆锥形喷雾。据戴森称，拍摄的图像既不会存储在云端，也不会被永久保存。它们直接在设备和应用程序中进行实时分析处理，并在查看后立即删除。愿意的用户甚至可以将摄像头用于手动牙齿检查，实时画面会流式传输到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

在运行过程中，一个频率为 245 赫兹的声波电机在工作。这款牙刷提供三种不同的清洁模式。冲牙功能可以开启或关闭。对于早晨时间紧迫或暂时不需要液体流的用户，可以将 Camerajet 当作普通的电动牙刷，以传统方式使用且不进行牙缝清洁；反之，也可以仅使用牙缝清洁模式。如果压力过大或刷牙速度过快，设备会立即通过震动反馈和应用程序消息发出警告。

该牙刷通过 WLAN 和蓝牙连接到 MyDyson 应用程序。除了口腔的实时视图外，该软件还提供引导式清洁和详细的统计数据。刷牙结束后，应用程序会显示一张映射图。它会显示清洁工作的细致程度、哪里还潜伏着牙菌斑残留，以及下次刷牙时哪些口腔角落需要更精准地清洁。通过刷头中的 RFID 芯片，应用程序还能准确识别何时需要更换刷头。然而，这种智能技术在日常使用中也有其缺陷。摄像头的最大敌人简单来说就是泡沫。如果在刷牙时镜头前产生过多牙膏泡沫，系统会冷酷地提示镜头视野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它将直接拒绝执行漱口冲洗，直到视野再次清晰。因此，戴森还建议使用无泡沫牙膏。

此外，推荐的技巧还需要一定的练习。如果按照应用程序的要求轻微张开嘴唇以优化牙缝识别，则面临牙膏溅出并不受控地拍在浴室镜子上的风险，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测试中经常发生。至于传统的清洁效果，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在实际测试中——我们使用了 80 和 90 年代牙膏电视广告中常见的经典牙菌斑显色片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效果。清洁后，牙齿感觉明显光滑。然而，如果有人希望内置的冲牙器能让麻烦的牙线完全变得多余，那么将会感到失望。在测试中，狭窄的牙缝或顽固的食物残渣并不总是能被可靠且无死角地捕捉并清洁。因此，牙线或小型牙缝刷在浴室柜中依然不可或缺。虽然充电座可以通过按下按钮为牙刷的水箱补水，但在实际使用中，该系统的密封性并非 100% 完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补水功能不能自动运行。在 479 欧元的售价下，用户理应对此有所期待。

而且，运行成本也可能令人心痛。一对替换刷头，戴森（Dyson）收取 30 欧元。一支不发泡的牙膏则要 10 欧元。对于这个价位的高端设备来说，仅约 10 天的电池续航时间只能算中规中矩。对于热爱技术且此前在牙缝清洁方面较为懒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数字化助手。然而，对于寻找简单、廉价的日常牙刷的人来说，使用传统的高端型号和传统牙线依然是更好的选择。

这些 ETF 将从下一波繁荣中获益

丹麦拥有约六百万人口。而现在，该国发生了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影响人数甚至达到了 8,8 百万。未经授权的人员能够访问中央人口登记册中的姓名、地址和个人身份号码。该登记册中还包含早已去世或移居海外的人员信息。据政府称，一家私营公司的合法访问权限被滥用了。

企业可以推迟 AI 项目，但不能推迟其网络防御。因为攻击者早已升级装备，而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代理正在创造新的入侵入口。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形成

HOLGER ZSCHÄPITZ

几乎在同一时间，五角大楼不得不通知约300万名受影响人员，其社会保障号码在数月内处于未加密状态，可被未经授权者访问。其中是否涉及人工智能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谁有权访问哪些数据将成为每个企业的核心问题。由此产生了股市中除芯片和数据中心之外的第二个人工智能大繁荣。网络安全公司在此拥有优势。

即使是对部署人工智能持犹豫态度的公司，也必须投资于其防御系统。因为攻击者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并非由他们决定。《世界报》将解释投资者如何参与这一新繁荣，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应盲目追随最近的赢家。

攻击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撰写足以乱真的消息，更快地发现漏洞并使攻击自动化。“五眼”情报联盟警告称，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剧烈加速网络攻击。2025年夏天，黑客利用一个人工智能编程助手对美国政府机构发起攻击。该软件负责选择目标、提取数据，甚至计算赎金要求。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攻击面也在扩大。在那里，很快运行程序、检索数据或准备付款的人工智能代理（AI-Agenten）数量可能会超过人类。每个代理都需要一个包含访问权限的数字身份证明，而每项权限都可能成为漏洞。一个给出错误答案的聊天机器人，将变成一个可能根据该答案触发某种行为的代理。

今年春季，投资者还担心人工智能实验室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安全产品使专业公司变得多余。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实验室反而更需要它们时，情绪发生了转变。自年初以来，Okta的股价上涨了近150%。CrowdStrike上涨了130%，Palo Alto则达到了119%。相比之下，Zscaler下跌了近13%，Check Point下跌了近30%。伯恩斯坦（Bernstein）在9月中旬将Palo Alto、Okta和SentinelOne的评级下调至“市场表现”（Market-Perform）。CrowdStrike的估值是未来12个月预期营收的36倍。请注意：是营收。怀疑者则指向其商业模式。安全软件通常按员工或设备数量计费，而这些规模并不会仅仅因为使用了更多计算能力就爆炸式增长。该股目前报272美元，高于伯恩斯坦、摩根士丹利和坎托尔（Cantor）的目标价，尽管后两者建议买入。

摩根士丹利在华盛顿进行会谈后预计，必须证明有效的测试和访问控制。保险公司将因此实际上成为监管者。

防御者也在用同样的手段升级装备。谷歌将其Gemini 4 Argon模型首先提供给选定的安全团队，旨在让其自主发现并修复漏洞。由前Mandiant首席执行官凯文·曼迪亚（Kevin Mandia）创立的初创公司Armadin让成群的人工智能代理像攻击者一样行动，以便在真正的黑客之前发现漏洞。上周，该公司筹集了2.55 亿美元，估值超过25 亿美元。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数据，全球IT安全支出预计将从今年的3080 亿美元增长到2029年的约4300 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近12%的增长。即便如此，IT预算中用于安全的比例仍低于7%。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说法，增长最快的是云安全和身份管理，年增长率分别约为23%和近18%。

保险公司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推动力。那些希望为自主系统造成的损失投保的人。

因此，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选择行业ETF比押注个股更为稳妥。在德国，共有七只网络安全ETF可供交易，且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著。一年内的涨幅区间从 32 到 67 Prozent Plus 不等。其中最经典的是 L&G Cyber Security。其规模达 43 亿欧元，是排名第二基金的两倍多，且作为该领域唯一一只上市超过十年的基金，年均收益率为 16,9%。其收益与风险比也较为理想：过去五年最大的回撤为 20%，而衡量单位波动收益的夏普比率（Sharpe Ratio）超过 2。美中不足的是其 0,69% 的成本，为该领域最高。

从账面数据看，其“小兄弟”的表现更佳。但 L&G Cyber Security Innovation 的管理规模仅为 54 百万欧元，且自 2022 年 9 月才上市。这意味着它仅在边缘地带经历了 2022 年的科技股熊市，因此其风险指标显得格外诱人。First Trust Nasdaq Cybersecurity 的一年期表现仅处于中游，但五年期年化收益率为 16,5%，为最高值。如果仅追随最近的赢家，很容易忽视一个长期成功的竞争对手。而 Invesco Cybersecurity 则表明，仅靠低成本作用有限。它是最便宜的基金，但在收益率方面排名垫底。

繁荣背后的逻辑依然成立，但估值已在很大程度上提前消化了这些预期。瑞银集团（UBS）基金经理帕特里克·科尔布（Patrick Kolb）表示，短期回调不会令他感到意外。他引用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André Kostolany）的话，即在股市中，2 加 2 经常等于 5 减 1。而艺术在于能够挺过那个“减 1”的阶段。因此，网络安全基金应作为一种补充，配置在广泛分散的全球 ETF 之外。首选应是像 L&G Cyber Security 或 First Trust Nasdaq Cybersecurity 这样规模大且经过验证的基金。现在入场的人，最好通过定投计划将购买时间分散在几个月内。虽然网络安全 ETF 分散了单一供应商的风险，但无法防御整个行业估值的下跌。最大的风险在于，现在就为未来的所有成功买单。

客座文章：全球市场价格上涨。现在签署供应商合同的人将面临成本转嫁——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转向热泵。咨询公司 cozonline 最近公布的供暖成本镜像在某种程度上导向了错误的方向。根据该报告，今年典型的燃气供暖公寓的成本甚至略有下降。但其中并未包含之前的以及即将到来的价格上涨。取暖油的发展趋势表明了未来的走向。那么，现有的供应合同该如何处理？消费者咨询中心建议进行四个步骤的快速检查：1. 检查当前的燃气合同：合同还剩多久到期？您支付的价格是多少？是否有价格保证？这是前三个重要问题。许多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于基本供应费率（Grundversorgungstarif）中。这种费率可以随时在两周通知期内终止，并更换供应商或费率。如果现有合同即将迎来下一个解约期限，燃气客户现在就可以寻找一个便宜的后续合同。此外，德国天然气储备水平异常低。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CDU）最近要求联邦政府所有的 Sefe 能源公司增加储气。但这是否有帮助仍存疑问。根据《莱茵邮报》的一篇报道，价格比较平台 Verivox 的负责人丹尼尔·普施曼预计，由于采购价格高昂，燃气价格将上涨“高达 20%”。到年底为止，许多安-

乌克兰战争、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红海的胡塞武装——而且冬天临近。此时想到自己的燃气供暖、即将到来的供暖季以及燃料价格的人，现在应该盘点一下财务状况：可能的价格保证还有效期多久？合同到什么时候结束？在过去几周里，由于中东贸易路线的封锁，全球市场的燃气价格明显上涨。

迈克尔·法布里丘斯 (MICHAEL FABRICIUS)

德国联邦网络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当前的批发价格：自 7 月中旬以来，价格已从每兆瓦时 50 欧元跳升至 70 欧元以上——这是自 2023 年初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水平。国际价格机构 Argus Media 警告称，“欧洲即将迎来自 2022 年由俄罗斯引发的能源危机以来最具挑战性的供暖季”。

价格上涨现在已经传导至消费者端。Verivox 和消费者门户网站 Finanztip 的分析显示，目前德国新客户的平均支付价格约为每千瓦时 (kWh) 12.60 分。在初夏时分，这一价格还仅为 10 分。对于一个年燃气消耗量为 20,000 kWh 的单户住宅来说，价格从 10 分上涨到 13 分意味着每年增加 600 欧元的成本。市政企业协会 (VKU) 在 10 月 1 日供暖季开始之际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受访的 757 家市政公用事业公司中，65% 的公司预计天然气价格将上涨。VKU 总干事英格伯特·利宾 (Ingbert Liebing) 表示：“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反复证明，化石能源载体能如此迅速地变成价格和供应风险。”

在中期未来，燃气客户还将面临另一个风险因素。近一半的受访企业已经因为可预见的燃气网络关停而产生了提前折旧成本。这些上涨的附加成本在中期内将被转嫁给数量不断减少的客户

如何确保获得最佳天然气资费

全球市场价格处于长期以来的高位。因此，现在想要与低价供应商签订合同的人必须注意一些事项。

即使是合同期限较长的资费，也不应坐视不管：如果天然气价格相对较高，或者下一个供暖期没有价格保证，消费者可以选择留在同一家供应商处，但切换到一种带有保障的资费方案。北威州消费者咨询中心（Verbraucherzentrale NRW）的专家强调，观察竞争对手的情况通常也会有所收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后续合同通常最早只能在当前合同到期前三到六个月签署。即便如此，人们仍应仔细查看具体哪个价格将获得保证。

2. 仔细审视价格保证：根据资费的不同，价格保证的含义可能与人们预想的不同。大多数情况下，它仅涵盖特定的价格组成部分，通常仅指纯天然气价格，甚至不包括整个工作价格（Arbeitspreis）。上涨的网络使用费、税费、税收和分摊金完全可能提高这一工作价格。在此，关于二氧化碳排放费的考量值得关注：目前德国的排放费为每吨 65 欧元。对于天然气而言，这意味着每千瓦时（kWh）天然气增加约 1.3 欧分。从 2027 年起，国家级征收模式原则上将被一个全欧范围的排放交易体系（ETS2）所取代。虽然时间表已经确定，但起始价格尚未确定，许多欧盟成员国最初希望将其设定上限——例如每吨 50 欧元。这样一来，德国的排放费甚至会下降。

此外，自 2026 年初起，将不再收取天然气储备分摊金。该费用此前约为每千瓦时 0.3 欧分。这两项因素结合起来可能会略微减轻附加成本的压力。然而，几个十分之一百分点的差异影响不大。更为关键的是天气状况。去年较冷的冬季导致许多家庭的消耗量增加。尽管如此，供暖成本镜像（见上文）仍显示天然气总成本下降，这纯粹是因为今年前几个月的终端客户价格有所下降。

3. 奖金真的是奖金吗？“加入我们，您将获得丰厚的奖金”——这是许多供应商向有意更换服务的客户许下的承诺。如果将奖金折算进去，在奖金阶段结束后，许多资费方案往往并不真正便宜。有时甚至更贵。奖金的另一个陷阱是发放时间。某些奖金可能在连续供气十二个月后才发放。因此，消费者保护组织更建议选择带有即时奖金或能每月降低预付款的资费。而通过比较平台搜索的用户，可以在概览中关闭将奖金计入总价的选项。说到比较平台。

4. 正确使用比较平台：为了看到尽可能多且相关的资费，建议是：尝试调整预设选项。您究竟想看到什么，又不想看到什么？最后：请在网上搜索可能成为新供应商的公司名称以及其他客户的经验。消费者保护组织认为，最好不要仅仅依赖比较平台上的评分或排名。 （来源：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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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69 / 7147-652 www.deka.de< / td>< / tr><><>DBA 平衡型< / ><>€< / ><>144,74< / ><>+34,04< / >< / ><><>DBA 动态型< / ><>€< / ><>139,60< / ><>+43,70< / >< / ><><> 保守型< / ><>€< / ><>111,20< / ><>+18,89< / >< / ><><> 温和型< / ><>€< / ><>125,81< / ><>+24,91< / >< / ><><> 激进型< / ><>€< / ><>312,15< / ><>+53,45< / >< / ><><>Deka-ESG 股票 CF< / ><>€< / ><>369,52< / ><>+60,75< / >< / ><><>-ESG ManSelect< / ><>€< / ><>127,80< / ><>+29,75< / >< / ><><>- 债券 CF A< / ><>€< / ><>119,81< / ><>+12,48< / >< / ><><>- 战略投资 < / ><>€< / ><>161,79< / ><>+32,57< / >< / ><><>- 战略投资 TF< / ><>€< / ><>152,74< / ><>+29,73< / >< / ><><>-Nach.E.St A< / ><>€< / ><>106,87< / ><>+13,59< / >< / ><><> 全球冠军 < / ><>€< / ><>203,21< / ><>+72,31< / >< / ><><> SeAkREd < / ><>€< / ><>96,87< / ><>+33,02< / >< / ><><>Naspa-Ak.Gb NachCF< / ><>€< / ><>101,21< / ><>+32,23< / >< / ><><>Naspa-PS 机会型< / ><>€< / ><>81,17< / ><>+50,50< / >< / ><><>-PS 机会增强型< / ><>€< / ><>168,72< / ><>+54,59< / >< / ><><>-PS 收益型< / ><>€< / ><>47,78< / ><>+23,08< / >< / ><><>-PS 成长型< / ><>€< / ><>51,13< / ><>+37,26< / >< / ><><>Persp 动态 < / ><>€< / ><>121,87< / ><>+60,04< / >< / ><><>Persp 多资产 < / ><>€< / ><>121,45< / ><>+36,1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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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比赛总是带来麻烦

尼科·科瓦奇在自9月19日以来首次面对记者提问时，外表看起来已恢复活力。这位多特蒙德队的教练解释说，过去两周半的时间他一直处于“居家办公”状态。但令他恼火的是，对于他的大多数球员来说，即将结束的国家队比赛休赛期绝非休息：部分球员必须为各自的国家队参加多达四场比赛。

“这四场比赛对我来说绝对太多了。休赛期太长了。从俱乐部的角度来看，这完全不可接受，”科瓦奇表示。一方面，职业球员在联赛仅进行了四场比赛后就被打乱了节奏；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家队比赛以及相关的旅途中承受了过度的压力。

关于将国家队比赛休赛期从目前的三次改为两次的赛程重新规划

多特蒙德主帅尼科·科瓦奇批评了球员的负担。现在下半年面临着球员缺阵的威胁，而科瓦奇非常不赞成在9月最后一周和10月第一周各安排四场比赛的做法。这位54岁的教练认为：“三次各两场国家队比赛将是最佳解决方案。虽然球员每次会离开十天，但之后能把他们接回来。”

在过去几周里，多特蒙德共有20名职业球员被征召至各自的国家队——部分球员目前仍在队中。更糟糕的是，好几名主力球员在从国家队返回时身体出现问题。例如，尼科·施洛特贝克脚踝受伤。在周五对阵云达不莱梅的德甲重启战中（20.30 Uhr，Sky直播及welt.de实时报道），他可能会缺席。这位后防核心此前才刚刚从一次严重伤病中恢复。

相比之下，卡尼·丘库埃梅卡则带着肌肉问题回到了多特蒙德。康斯坦丁诺斯·卡雷察斯和丹尼尔·斯文森在返回时患了感冒。拉米·本塞拜尼和阿尔伯特预计要到周四，即云达不莱梅之战的前一天才能返回。

朱利安·赖尔森的案例典型地表明了国家足协对俱乐部的考虑之少。这位挪威后卫在9月27日欧国联1:2负于葡萄牙的比赛中就因伤被换下，但四天后在对阵威尔士的比赛中再次被派上场，随后遭到冲击——再次因伤被换下。赖尔森在对阵云达不莱梅的比赛中也可能无法出战。

而卡雷察斯则参加了希腊队在欧国联的所有四场比赛——尽管科瓦奇希望这位组织核心能减轻负担，因为他在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欧冠比赛中曾出现过循环系统崩溃。科瓦奇解释说，他“踢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多一点”。这位德甲领头羊的教练表示，他的批评“不仅仅针对病员和伤员”。他说，他的球队在两周半的时间里“完全失去了节奏”。

因此，科瓦奇强烈主张回归旧的框架赛程表。他解释道：“如果必须参加四场国家队比赛，这意味着大量的旅途，而且球员储备相对较小。德国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来说，可选球员数量有限。我们的球员奔波太久了。”科瓦奇担心，在接下来的四周内，多特蒙德将在德甲、欧冠和德国杯的九场比赛中感受到这些影响。

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下一个国家队比赛阶段已经投下了阴影：德国国家队将于11月13日在贝尔格莱德对阵塞尔维亚，11月16日在柏林与荷兰展开对决。om

他铁人三项职业生涯的最终阶段已经开始。在三次赢得夏威夷冠军且年届 40 岁之后，帕特里克·兰格（Patrick Lange）已进入冲刺阶段。2027 年将是终点，他的告别赛将是罗斯挑战赛（Challenge Roth）。10. 10 月，他将最后一次在凯卢亚-科纳湾参加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最后一次在太平洋中游泳 3,8 公里，在熔岩荒漠中骑行 180 公里，然后穿着跑鞋奔跑 42,195 公里，直到抵达阿里-伊大道（Ali i Drive）的终点。

梅兰妮·哈克 (MELANIE HAACK)

《世界报》：兰格先生，体育运动为您带来了极端的巅峰与低谷，以及巨大的情感波动。您认为您能离开它吗？ 帕特里克·兰格：绝对不能离开体育——但绝对可以离开这种过山车般的生活。我认为曲线将会变得平缓一些，我觉得这并不坏。不过目前我仍处于高度专注状态，非常期待科纳（Kona）之行。

兰格：这是我的坚定信念。在罗特（Roth）的那场糟糕比赛也符合我的历史规律，可以说：我需要在夏天经历一场糟糕的比赛，才能在夏威夷达到巅峰状态。因此，我不会因此而气馁。目前在长距离赛事中，人们对刷新最佳成绩非常狂热。但在夏威夷情况不同。人们预先就知道：这里不会打破世界纪录，因为环境条件不允许。因此，主办方在这方面心态较为平静。这意味着，汽车、摩托车以及其他干扰因素基本被排除在外。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能迎来一场非常公平的比赛。我相信，在公平的竞争中，只要骑行阶段的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在夏威夷一切皆有可能。我对此深信不疑，为此我将再次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

《世界报》：这座岛屿对您意味着什么？那是您赢得伟大胜利、经历体育戏剧以及求婚的地方。 兰格：我在那里经历了一切，但积极的体验远超消极。对我而言，这是长距离赛事中最决定性的一场。法里斯·阿尔-苏尔坦（Faris al-Sultan）曾精准地概括道，大意是：“你整个赛季都可以表现得很烂，但只要你在夏威夷表现出色，你就是王者。”这一点至今依然适用。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在压力之下表现最好。在体育运动中也是如此。我能极其专注地针对这一个赛事进行准备，并在最终交付表现时依然保持轻松。在夏威夷，我能发挥出110%的水平，而其他地方可能只有90%。我也很喜欢那种激情、那种仪式感以及在当地对神话的颂扬。

《世界报》：现在铁人三项世锦赛回归原点。自从男女组在地点和时间上分开以来，您一直是回归的倡导者。您感到高兴吗？ 兰格：我非常欢迎。2022年底做出改变是有其原因的。但我很高兴我们能再次在这项运动中相互获益。男性从女性身上获益，女性从男性身上获益。我认为，我们能将这场比赛在媒体关注度上推向极高水平。它将获得过去四年未曾有过的关注——而这只能是好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认为铁人三项组织听取了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意见，这非常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

《世界报》：在夏威夷之后，您将在2027年7月在罗特告别。对于这一步，您感到有些恐惧吗？ 兰格：对于职业生涯结束后的生活，我更多的是期待而非恐惧。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开发了一些想法，并很早就开始与合作伙伴和赞助商沟通。我很清楚，我不想回到物理治疗师的诊疗桌前。

WELT：为什么不行？那么之后会做什么？ LANGE：物理治疗师的工作非常美好——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但对我来说，那个章节已经结束了。我很感激自己有其他的想法，能够提前制定计划，而且有些东西已经成型了——比如跑步研讨会和性能训练营。不会只有 1 件事情，我想让自己变得多元化。此外，因为训练的原因，过去几年我不得不拒绝很多邀请，现在我将有精力去处理这些：教练工作、进入企业、发表演讲。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还希望能够为年轻运动员建立一种指导计划。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缺乏一些引导。我最希望能够免费提供这种指导，但这得看其他事情的发展情况。

WELT：在“之后”的生活中，您最期待什么？

LANGE：不再每天起床就思考：“我如何变得更好？为此我必须做些什么？”这种无条件的、残酷的自我优化。不再每天与自己进行这样的斗争——这是我最期待的。偶尔随心所欲地生活，偶尔去度假。非常平凡的事情。我很庆幸身边有一位愿意陪我经历这一切的妻子。但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可能只有两次去过一周的度假。这是一种充满匮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在抱怨。我正是想要这样，而且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总有一天，是时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了。比如简单地和哥们儿喝杯啤酒看场足球赛——即使比赛在深夜开球。或者终于能去现场看一场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el-1）。我是个超级粉丝，但从未在现场看过。

WELT：最后一次去夏威夷。感觉会如何？ LANGE：那是多种情感的交织。想到最后一次作为运动员前往那个对我影响最深的地方，我也感到有些惆怅。我将以这样的心态面对：“这是最后一次——我想把它做得尽可能完美！”我认为 2027 年的 Roth 挑战赛将是情感上的终结，届时可能会掉几滴眼泪。当然，夏威夷也会充满情感，但我知道：之后在 Roth 还有一场精彩的比赛。

WELT：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在 2027 年结束职业生涯？

LANGE：这是经过多年演变而成的。对我来说，一直很清楚“保质期”就在 40 岁左右。铁人三项就是这样，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像我这样跨界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来说，能够将铁人三项作为职业运动来从事，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绝对的特权——而这一点并没有让决定变得更容易。

WELT：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还是有一个决定性的触发因素？

“最后一次——我想把它做得尽可能完美！”

朗格：不，但有些事情确实在发生变化。比如，我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在罗斯挑战赛（Challenge Roth）之前，我已经做出了决定，而那场比赛随后证实，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按照目前这项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必须保持现实。在竞技水平上，我依然维持在上次赢得夏威夷冠军时的水准，但现在的比赛变得如此专业且速度极快，尤其是骑行部分，在罗斯赛后我想：“哇，太激烈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可能无法再次达到那个高度。”我的要求一直是保持顶尖的竞争力并赢得比赛。仅仅是参与其中并不符合我的追求。因此，这场比赛向我表明，很快退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WELT：您对这项运动的看法是否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那种必须如此、绝对的意志？ 朗格：是的，有一点。部分原因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职业生涯结束后的生活。以前我拥有百分之百的投入和绝对的专注，心中只有铁人三项——而现在，我的兴趣领域扩大了，那些遮挡视线的“眼罩”消失了。于是你会发现，在顶尖体育之外，还有其他美好的事物。

WELT：您说过，夏威夷对您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比赛。但您也比任何其他选手都更适应那里。您能很好地应对高温和高湿度，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原因。

朗格：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认为与新一代选手相比，我在精神上与这座岛屿有着不同的连接。我并不是说那些年轻人与岛屿没有连接，或者感受不到那种能量。但我是在马克·艾伦（Mark Allen）等人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我呼吸着这些故事，或许能感受到他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并且能更开放地接纳它。在夏威夷，我感到自己深深地扎根于此并与之相连。即便在第一次参赛时就是这样。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些地方。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夏威夷。身体素质的训练是有极限的，因此我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我也经历过相反的情况。

朗格：与夏威夷截然相反的极点。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比赛对我来说从未奏效？在那条赛道上，我在训练中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其他运动员都多。我不知道尝试去理解它多少次——有时你就是无法真正把握它。夏威夷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很庆幸正是这场比赛。如果作为一名运动员，你可以选择一场自己能发挥得极好的比赛，那么就是这场。对此我非常感激。

WELT：这对10月10日意味着什么？您提到了年轻竞争对手极快的骑行时间。尽管您拥有强大的跑步能力，但几乎已无法追回差距。夏威夷的比赛计算方式是否不同？

铁人三项运动员帕特里克·朗格（Patrick Lange）将于2027年结束职业生涯。在此之前，这位三届夏威夷冠军将再次前往对他意义非凡的岛屿参加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关于一段辉煌职业生涯及其之后生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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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看，这座建筑像是一家普通的养老院。入口宽敞，贴满了告示。门前设有停车场。几级台阶和一个轮椅坡道通向玻璃门。在那之后隐藏着一个特殊的世界：失智症村“The Hogeweyk”。穿过自动玻璃门，便进入一个像学校操场一样的内院。27栋两层小楼紧挨着地矗立，环绕着这个广场。

琳恩·平德斯 (LYNN PINDERS)

在失智村的围墙之内，街道的喧嚣消失了。“在这里，我的丈夫过着尽可能正常的生活，并且是一个社区的一员，”米克·克鲁泽（Mieke Kroeze）说道。六个月前，她 85 岁的丈夫搬进了位于荷兰威普（Weesp，靠近阿姆斯特丹）失智村的 27 栋房屋之一。米克·克鲁泽每天都会来这里。在“The Hogeweyk”餐厅里，这位荷兰女性讲述了搬进失智村之前的生活。这位 73 岁的女性看起来精神矍铄。她留着红褐色的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圆眼镜。

米克·克鲁泽喝了一口薄荷茶。随后，她回忆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时刻：当时她和丈夫一起购买了一套带有电磁炉的新厨房，悲剧由此开始。起初，两人都非常高兴。但当他一次又一次忘记如何操作炉灶时，喜悦很快变成了担忧，意识到他出了问题。“看着他的记忆一点点流逝，是一种奇怪且令人不安的感觉，”米克·克鲁泽说。最初的怀疑最终得到了证实。她的丈夫扬（Jan），当时 80 岁，患有血管性痴呆。诊断结果是在五年前得出的。

血管性痴呆是一种导致身体功能逐渐衰退的神经系统疾病。血管狭窄干扰了大脑的血液循环，导致神经细胞获得氧气不足。起初，思维会变得迟缓，动作会变得沉重。诊断后通常还剩下大约五年的时间。因此，米克·克鲁泽做了许多家属都会做的事：决定丈夫接下来的生活方式。“我们决定让他住在失智村，”这位 73 岁的女性说道。当时她曾深感犹豫，但如今这些疑虑已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她流露出的满足感。“我可以每天在任何时间来看望扬，甚至可以在这里过夜。有时我会为所有人做饭，”她讲述道。

如今，扬·克鲁泽已成为需要护理的病人。病情已经进展到他没有力气行走或站立的程度。护理人员推着轮椅带他四处走动。这位 85 岁的老人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只有在状态较好的日子里才能认出妻子。“他不再是我当年嫁的那个男人了，”她说道。护理丈夫曾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家里经常有陌生人出入，帮她的丈夫穿衣和就寝。扬·克鲁泽住在失智村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一种解脱。“我可以在晚上开车回我的家，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在那里我是自由的，”她说。

树木让失智村的内院绿意盎然。穿过广场，便置身于一条林荫大道之中。左右两侧分布着小商店。这里有理发店、活动办公室、超市和家用电器维修店。街道上只有寥寥几人，像是一个周日的购物中心。橱窗里摆放着落灰的微缩景观。一些居民在逛超市，另一些人在闲聊——聊的是那些 55 到 100 岁之间的男女之间会交流的话题。其中一人穿着睡衣，另一人的衬衫与裤子不配套，这并不重要。有些人坐在屋前的花园椅上，让阳光温暖脸庞，手里拿着一份去年就印刷好的报纸。

氯霉素乙酰转移酶，1996 © 达明安·赫斯特与 SCIENC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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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痴呆症村在很多地方看起来各不相同，”埃洛伊·范·哈尔（Eloy van Hal）解释道。这位荷兰人在17年前参与创建了这座痴呆症村。“这有助于人们进行定向。即使是患有晚期痴呆症的人也能学会在这里找到方向。”有些居民每天会在村里行走好几公里。整天如此，同一条路走十次、20次。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痴呆症村的居民是否确实比住在传统护理院的人状况更好。然而，一项2022年的研究表明，规律的身体活动有助于痴呆症患者维持更长时间的独立生活。

27栋房屋，自有超市：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一座痴呆症村为患病居民提供了自由空间。这对家庭和护理人员意味着什么——它能否成为德国的典范？一次实地探访。

“The Hogeweyk”自成立以来一直被视为护理机构的典范。目前，它还在德国指导一个项目。在格尔利茨（Görlitz），一家护理院将被改造成痴呆症村。痴呆症村的愿景是：不将患者视为病人，而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共有188人居住在这个痴呆症村中。只有患有晚期痴呆症的人才能入住其中一栋房屋。居民向荷兰政府支付个人分担费用，根据其收入而定，每月在200至2500欧元之间。相比之下，在德国著名的痴呆症村“Tönebön”，患者支付的个人分担费用为4244欧元，为全德最高。这是当地报纸《Dewezet》在2025年的一项调查结果。

在痴呆症村中，每位居民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漫步。这是一个由仅存的少量记忆组成的世界。有时接近现实，有时则完全远离。如果让痴呆症患者面对自己的错误，会引发攻击性、悲伤和困惑。“如果这能让当事人感到快乐，那么我们可以支持他们处于那个不真实的故事情节中，”范·哈尔说道。目标是对每个人进行个体化对待。“当一个人搬进这个痴呆症村时，平均服用八种不同的药物，”范·哈尔说，“我们专门委任的专科医生随后会检查这些药物，并决定哪些药片可以停用。平均而言，药物数量会减少一半。”范·哈尔在剧院前停下。舞台两侧挂着厚重的窗帘。这里每周举行一次舞蹈和歌唱之夜，居民及其亲属可以在此相聚。

再走两栋房子，范·哈尔在一家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共有七名痴呆症患者居住。从正门进去是一个宽敞的客厅。里面摆放着复古风格的家具：沙发、扶手椅、一张大餐桌。角落里是一个厨房。每位居民都可以自行在冰箱中取用食物，亲属也可以在那里烹饪。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风格：传统型、都市型、世界主义型和正式型。这个客厅位于一栋传统风格的房子里。“这栋房子里只住着传统的荷兰人，他们喜欢土豆、蔬菜和肉类，”范·哈尔解释道。墙上挂着著名画作的印刷复制品。棕色和米色的经典家具，属于“传统”类别。

穿着牛仔裤和西装外套的范·哈尔，是一个典型的行动派。他擅长表达而非倾听。他的信息是：“痴呆症患者与……不同”

“痴呆症患者。因此我们只称他们为‘患有痴呆症的人’，”他强调道。在痴呆症村，所有居民都可以在整个区域内自由活动，昼夜不限。一名养老院管理员和一名护理员负责管理一栋房屋。他们负责烹饪、清洁和洗衣服。工作人员还会帮助部分居民洗澡、穿衣以及服用每日药物。“熟悉的面孔是基础。在这里工作的人非常了解他们特殊的‘室友’。他们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经历、习惯和常规。只有这样，这个理念才能奏效，”凡·哈尔解释道。

安妮·范登·布林克就是这些熟悉面孔中的一员。这位专业的老年护理员今年 36 岁，在痴呆症村工作已有十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节奏，”范登·布林克深知。她了解自己负责的那组人的喜好，并鼓励他们参与：购物、切蔬菜、烹饪、铺桌布。“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挑战大脑并保持活跃。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被需要。”对于范登·布林克来说，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每天来到痴呆症村探望丈夫的米克·克鲁泽也觉得自己被需要。因为她今天将与丈夫扬的室友们一起烹饪。餐后，她将像往常一样与他告别，在嘴上轻轻亲他一下，挥手离开，然后通过自动玻璃门走出痴呆症村。米克·克鲁泽随后回到她的世界，而她的丈夫则留在村里——这里早已成为了他的世界。

安德烈亚斯·哈泽，65 岁，在比勒费尔德的“man-omann 男性咨询中心”担任顾问和治疗师。他说，咨询的主题非常广泛——从家庭暴力（男性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到因分手、失业、疾病、退休或亲近之人去世而引发的危机。

乌玛·索斯特曼 (UMA SOSTMANN)

《世界报》：哈泽先生，正如人们经常讨论的那样，男性气概是否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 安德烈亚斯·哈泽：许多男性在面对深刻的生活变故时，无法以一种对他们有利或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做出情感反应。他们试图通过理性地分析所发生的事情来处理，但如果没有情感上的切入，这种尝试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在某个时刻，他们会陷入困境，表现出能力下降，感到糟糕，并且与伴侣或上司发生冲突的频率增加。当痛苦压力过大时，有些人会寻求帮助。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敞开心扉则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们意识到问题所在了。

目前的男性必须适应不同的角色形象。其中一些人因此陷入危机：此前定义他们男性气概的东西不再起作用。但目前提供给他们的替代方案，在他们看来也缺乏说服力。我在即将退休的男性身上更明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认同因素。一旦工作消失，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

《世界报》：那么，为什么许多男性在直觉上会对探讨自己的男性气概，甚至质疑它，持有抵触态度？

哈泽：直到不久前，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绝对清晰的父权社会中：直到1957年，女性结婚后的财产会自动转移给丈夫；直到1977年，女性在育儿期结束后必须征得丈夫同意才能重新工作；直到1997年，婚内强奸在法律上不被视为犯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男性目睹了这些不公正现象被逐渐消除——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就是一种特权的丧失。如果我必须与一位自信的伴侣在家庭内部就时间、工作和自主权进行博弈，这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直面问题并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可能导致了令人不快的结果，这需要勇气。而坚持旧有的认知并在其他地方寻找罪魁祸首，则要容易得多。

《世界报》：为什么男性应该选择一条更艰难且对他们而言不那么有利的道路？

哈泽：许多男性的生活被局限在职业生涯与金钱之间的一条狭窄轨道上。其后果是：与孩子的关系仅处于半良好状态；妻子想要离婚；友谊全部停留在表面，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爱好。来到我们这里的男性已经对此产生了问题意识，或者至少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有些伴侣会说：“要么你做出改变，要么我离开。”

“在事业与金钱之间的一条窄轨铁路”

男性在第一次咨询结束后经常说，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们预期的是被评价，被告知他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对于这些男性来说，自己的问题能被关注、被尊重和被看见，往往是极其陌生的。他们习惯了扮演一个“功能性”的角色，而当这行不通时，他们经常会因为无助而变得大声喧哗。

《世界报》：在咨询中，现实的目标是什么？

哈泽：通常是要鼓励男性将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向周围的人表达出来——尤其是当对方对此并不开放时。例如，如果妻子在面对任何批评时立即予以否认，那么想要坚持下去就会变得很困难。男性通常不擅长处理受挫感。许多人随后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这可能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例如，那些认为前任伴侣或政府部门在阻碍他们与孩子接触的离异父亲，由于缺乏冲突解决策略，很容易变得大声喧哗。其结果往往是与孩子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因此我们必须探讨：你如何表达你的利益、愿望和需求，才能让对方接收到，同时又不逾越界限？

《世界报》：您对“有毒的男性气概”这个概念怎么看？

哈泽：并不是说男性本身是有毒的——但他们的行为经常会毒害周围的环境。一个例子就是权力游戏，比如我通过拒绝沟通来惩罚我的伴侣。撤回爱被刻意用作一种手段，旨在让女性感到不安和不稳定。旨在让对方处于低位并强化自身地位的行为，在趋势上更偏向于男性而非女性。或者竞争心态：“我必须更优秀，赚更多的钱，更成功。”

许多男性陷入了意义危机，治疗师安德烈亚斯·哈泽（Andreas Haase）表示。所谓的现代男性气概并不能说服他们。结果就是：产生了多样化的冲突——不仅是与女性之间。他看到了什么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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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锌荧光粉，2017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当我以这种方式行走在世间时，我不会关注他人的感受，而是像戴着眼罩一样强推自己的利益。

《世界报》：没有变得更优秀、没有赚更多的钱以及没有更成功，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失败。男性如何面对这一点？ 哈泽：这是一种失败——还是说，意识到自己达到了极限且某种情况对自己不利，其实是一种收获？在疑问的情况下，如果我能改变我的要求和行为，那么我是在为自己、为我的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做贡献。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可以将其体验为一种从限制了我一辈子的束缚中的解脱。

《世界报》：例如，暴力行为往往可以通过个人传记来解释。理解与个人责任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哈泽：我们的信条是：“谴责行为，但不谴责行为者。”我与许多来自贫困环境的男孩和男性合作，他们通常具有移民背景并持有传统的角色观念。试图抹除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通常行不通——但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对立的引导。最近有人告诉我：“安德烈亚斯，你当时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这样的经历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世界报》：移民背景在您的工作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

哈塞：移民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文化社会化进程有所不同，例如在子女教育的态度上。但由于语言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来到我们这里的人员——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主要是那些已经在德国生活了较长时间的男性。在我们的男性保护机构中，我们也接收遭受家庭暴力的移民青年，原因可能是他们是同性恋，或者被要求强迫结婚。

《世界报》：网络上流传着“异性恋宿命论”（Heterofatalismus）这个词：据称女性已经放弃了对异性恋关系的希望，因为男性无法摆脱父权结构的束缚。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哈塞：我完全能理解这种说法，尽管这种现象肯定具有强烈的阶层特性，且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并不那么普遍。我不想对这种至少是局部性的发展做出评判，但它展示了目前社会中性别角色扮演的广泛光谱。这些不同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真正的艺术在于如何忍受这种模棱两可，而这种模糊性在一个变化日益迅速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大。男性渴望清晰，因为清晰意味着安全——而忍受多样性则需要消耗能量。

《世界报》：您对男性气质有怎样的未来愿景？

哈塞：我对这类意象没什么感觉。关键在于每个人想要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对伴侣希望过一种较为传统的生活——男方工作，女方操持家务，且双方对此都感到满意——那我为什么要试图改变这一点？然而，如果女性对伴侣关系有不同的设想而男性对此不满，那么他应该问自己，是否能这样生活以及是否愿意这样生活。在我的“男性气质图景”中，不同的男性生活方案可以并存。

他能幸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卡尔·布什比（Karl Bushby）用28年的时间环游世界。在行走58.000公里后，这位英国人回到了故乡。现在他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抵达后的生活。

在秘鲁，他不得不逃离愤怒的暴徒；在哥伦比亚，他患上了阿米巴原虫痢疾；在厄瓜多尔，他遭遇了抢劫。在阿拉斯加，他掉进了冰冷的海洋；在西伯利亚，他被情报部门拘留。但现在，尽管迟到了16年，这位英国冒险家卡尔·布什比即将完成他的环球旅行。“卡尔回家了。虽然晚了28年，但他回家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位57岁的男子周一穿着潜水服面对镜头说道，此前他刚刚再次踏上英国土地。

卡佳·米蒂奇 (KATJA MITIC)

此前，布什比从法国出发，游泳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抵达时，他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位亲密朋友在等待着他。一个摄像团队也随行而至，因为德国导演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正在拍摄一部关于这位前伞兵旅程的纪录片。在分三天进行的共20小时的水中跋涉后，这位冒险家虽然精疲力竭，但内心激动不已。英国媒体如《电讯报》（Telegraph，与《世界报》同属 Axel Springer 集团）引用这位英国人的话称：“这并不简单，而这恰恰就是其意义所在。”

布什比的旅程始于1998年11月1.，在地球的另一端。他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在英国军队服役期间，他经历了一段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我们感到无聊，于是梦想着冒险，”他在谈到自己和战友时说道。他出发时的照片显示，那是一个背着背包、提着袋子的年轻深金色头发男子。袋子里装着他所有的财产——以及仅有的500美元。这位在军人家庭长大的前伞兵当时为自己的任务设定了两条铁律，由于该计划规模宏大，他将其命名为“歌利亚远征”（Goliath Expedition）：他不会使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并且只有在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走完整个路程后，才会返回英国。由于否则他必须立即横跨大西洋，因此他选择在南美洲南端的智利港口城市普纳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开启冒险。

自那时起，他跨越了29个国家，行程超过58.000公里。不过，当时并没有社交媒体陪伴他的旅程。直到2025年，在一名网红报道了他的计划后，他才开始在 TikTok 上分享远征的见闻。因此，他的粉丝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罗马尼亚如何被一个家庭接纳，或者他在法国如何行走在那些在他出发时还不存在的桥梁和道路上。

在旅途中，布什比错过了很多事情。在他不断前行的过程中，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疫情和战争改变了世界。政府更迭。例如在2024年，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他决定绕道伊朗。朋友们组建了家庭——或者在此期间甚至已经退休。而布什比的日常生活则由行走、生存和规划下一阶段组成。不过，与刚开始不同，他为此购置了一辆绰号为“野兽”（The Beast）的两轮推车，可以拉动或推动。衣服、帐篷、食物、装备——他拥有的一切都装在这个陪伴他跨越各大洲的车辆中。

这条路带他走过了地球上一些最荒凉的地区。他行军穿过巴塔哥尼亚的荒野，在中美洲的丛林中艰难前行，并穿过北美洲的偏远地区。蛇、鳄鱼以及更多动物出现在他的路途中，热带的高温和冰封的严寒陪伴了他多年。

他在阿拉斯加的行军被认为尤为惊险。2006年，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成功走过了阿拉斯加与俄罗斯之间的冰面。就在他即将抵达白令海峡之前，一个冰冻海湾的冰层在他脚下崩塌。他在远低于冰点的极寒水中坠落。他能幸存下来，至今看来简直是个奇迹。此外，在俄罗斯境内，他开始了与官僚机构长达数年的斗争。当局指控他非法入境（此前巴拿马当局也曾如此指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向他发放必要的签证。2006年，在全世界报道此事时，他告诉一名记者：“想和女王对话比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对话更容易。”

他的探险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停滞，有时甚至长达数年。随后，更多的挫折接踵而至。全球金融危机使他的旅程变得异常艰难，重要的赞助商终止了合同。此外，新冠疫情让世界陷入停摆。布什比（Bushby）估计，这些延误在他 28 年的探险生涯中总共耗去了大约 16 年。但每当障碍被清除，他总是准确地回到中断旅程的地方。

即便是在最后的几公里，他的梦想仍一度面临失败的威胁。布什比原计划步行穿越英法海底隧道，但运营商拒绝了这一请求。那么，他该如何在不违反自身规则的情况下，跨越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我对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愤怒，更多的是感到失望，”布什比当时说道，“但情况仍有可能改变。”最终，海峡两岸的当局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他获得了一项在水中跨越海峡的特许许可。根据法国法律，此类行为通常被严格禁止。但在海岸警卫队的陪同保障下，布什比最终还是穿着潜水服，借助游泳辅助设备和手桨，在湍流、强风和波涛中奋力前行了约 30 公里。这是最后一次巨大的体力挑战。

从多佛（Dover）的海滩出发，布什比现在还计划步行约 400 公里，前往他位于赫尔（Hull）附近的母亲家。只有到了那里，“歌利亚探险”（Goliath Expedition）才算正式结束。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这种方式环绕地球。布什比向记者透露了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他真正恐惧的事情：抵达终点。“我对此感到恐惧，”布什比告诉《每日邮报》，“近 30 年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意义。”

悬铃木下的慢生活

位于图卢兹与地中海之间的米迪运河以其树木隧道而闻名。许多人选择乘坐房船探索，但电动自行车是一个值得推荐且非常惬意的替代方案。

提到米迪运河，人们首先会想到房boats。几十年来，游客们在法国这条最著名的、连接图卢兹与地中海的运河上缓缓行驶，经过船闸，在小港口停靠，享受南方悠闲的节奏。然而，探索米迪运河最美的方式或许并非在水上，而是在岸边：骑自行车。

哈拉尔德·萨格 (HARALD SAGER)

毕竟骑自行车是每个孩子都会的，但船只无法自动行驶，即便在运河上不需要船长执照。这条全长约 240 公里的水道自 1996 年起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如今已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骑行路线之一。在曾经的纤道上，有一条几乎没有汽车的路线，穿过葡萄园景观、历史古迹以及长达数公里的林荫大道（主要由悬铃木组成）。当房车船在船闸处经常需要等待时，骑行者的前进速度明显更快，且能更直接地体验自然景观。对于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用户来说，更是如此。

令人欣慰的是，盛夏时节影响法国西南部多个地区的森林火灾已不再造成影响。沿着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的所有临时封锁均已解除。虽然在周边一些地段仍可见到火灾造成的损坏，但路线本身已可完全通行。自电动自行车兴起以来，米迪运河的骑行旅游在人数上早已超过了传统的乘船度假。沿线已经形成了由租赁站、维修店和骑行友好型住宿组成的密集网络。“Accueil Vélo”质量认证保证了安全的自行车停放点、充电设施和维修服务。对于骑行者来说，另一个加分项是：许多古老的土路现在已用沙砾混合物铺设，路面上突出的悬铃木根部也通过栈道和坡道得到了处理。

我沿着米迪运河开展电动自行车之旅的起点是图卢兹，更准确地说是双子桥（Ponts-Jumeaux），在这里，加龙运河向大西洋方向延伸，而米迪运河则向南开始。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将郊区、工业带和连接道路甩在身后，摆脱了城市的快节奏，进入了运河小径那更为悠闲的节奏中。运河变得更加安静，散步者和慢跑者的人数在减少。我偶尔会超过那些以每小时仅 5 公里左右速度缓缓漂过的房车船。耳边响起的是鸟鸣、蝉鸣以及电动自行车电机轻微的嗡嗡声。此时的米迪运河宛如一幅活生生的画作：绿色的水面映照着壮丽的悬铃木树冠，古老的石桥和历史悠久的船闸管理员小屋点缀其间，其中许多如今已变成了咖啡馆或餐厅。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船闸设施，其基础结构可追溯至 17 世纪。许多船闸至今仍按照其建造者皮埃尔-保罗·里凯（Pierre-Paul Riquet）时代的原理运行。懂技术的人会对这些由铸铁、石头、木材及其连接机械组成的顶尖工程艺术纪念碑感到欣喜。为了增加复杂性，其中一些船闸设有多个“阶梯”，即连续的船闸室。在穿过灌木丛骑行时，我偶尔能瞥见图卢兹东南部起伏的丘陵景观。这里因土地肥沃以及早年种植的菘蓝（使当地居民富裕起来）而自古以来被誉为“Pays de cocagne”，即“惬意之乡”（Schlaraffenland）。

道路起初是铺设沥青的，这非常舒适——但遗憾的是，仅限于直到波尔洛拉盖（Port Lauragais）的前 50 公里。之后则是坚硬的土路和碎石路。如果有人计划全程骑公路车，恐怕最迟到这里就会感到后悔。骑一辆坚固的电动自行车会舒适得多——就像当地租赁商提供的那样。此外，一件带有坐垫衬垫的骑行裤以及一件防风夹克也至关重要，因为海风经常且有时强劲地吹袭而来。

随着沥青路的结束，许多著名的悬铃木也随之消失。近年来，严重的真菌感染摧毁了大部分历史悠久的林木。令人遗憾的是，数千棵树不得不被砍伐。沿着路线，人们已经补种了具有抗病能力的悬铃木和其他树种。但要让它们重新展现出曾经让这条水路闻名遐迩的雄伟气势，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悬铃木的缺失令人心酸，也让我在心中对米迪运河（Canal du Mi-）的印象打了一点折扣。

胆固醇十二烷酸盐，2016 © 达明安·赫斯特与 SCIENC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

米迪运河 宛如一幅 活生生的 画作： 水面上 倒映着 悬铃木的树冠

折扣。不过，这条路线像丰饶之角一样提供的所有其他印象弥补了这一点，比如在卡斯托诺达里（Castelnaudary）：运河在这里汇入一个巨大的、挖掘于17世纪的池塘，该池塘曾被用作蓄水池和港口。它是继图卢兹和塞特之后运河上第三大的池塘，如今是这座迷人小镇旅游生活的中心。顺便一提，这里以传统的卡苏莱（Cassoulet）豆子炖菜而闻名——绝对值得尝试！

俯瞰。凭借其塔楼、雉堞和数公里长的防御墙，它被列为南法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因此，老城的小巷里非常拥挤。罗马人、卡特里派以及法国国王们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但即使是那些通常避开人群的人，也会明白为什么卡尔卡松是这条路线上的必经之站。

几天后，我骑车经过特雷贝斯（Trèbes）和翁普斯（Homps）等风景优美的小镇及其繁忙的运河港口，进入了两个葡萄酒产区：北部的米内瓦（Minervois）和南部的科比耶尔（Corbières）。我轻松抵达了位于勒索迈（Le Somail）的 Chambre d'Hôtes（我的早餐旅馆）。在这座曾经的17世纪邮政马车驿站中，时间仿佛静止了。在小港口周围聚集着几家餐厅，

与运河一样，我的第二个目的地卡尔卡松市也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壮观且雄伟的、建在山丘上的中世纪堡垒，它俯瞰着整个奥德河（Aude）平原。

提示与信息

交通：例如可乘坐汉莎航空从慕尼黑或法兰克福 / 美因出发，或乘坐法国航空从柏林或汉堡直飞图卢兹。从德国其他机场出发，可经由巴黎乘坐法国航空，或经由阿姆斯特丹乘坐荷兰皇家航空。

住宿：推荐位于勒索迈（Le Somail）的“L'Itinérante”民宿（Chambre d'Hôtes），房间装修略显古旧，铺有木地板；该房屋拥有“Accueil Vélo”认证，专为骑行游客设计，双人间 110 欧元起（litinerante.fr）。位于卡斯特诺达里（Castelnaudary）的“Hôtel Le Clos Fleuri”，是一家位于市郊、带有花园和泳池的家族经营酒店，是骑行者便捷的中途停靠点，拥有古老的石屋和阴凉的露台。这里是那种能让计划中的午休轻松变成整个下午的地方。 我的旅程在纳博讷（Narbonne）结束。这座临海城市散发出一种南方的轻盈生活方式，得益于其明亮、愉悦的氛围。在贯穿纳博讷的罗宾运河（Canal de la Robine）边，我立刻注意到了那些我在旅途中经常想念的树排：巨大的悬铃木。它们的树冠如理应那样，在水面上形成了一顶绿色的华盖。这正是人们心中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的样子。而这幅画面也成为了旅程结束时的最终印象。我感到释然了。

在图卢兹和卡尔卡松之间行程的一半处，双人间 95 欧元起（leclosfleuri.fr）。纳博讷的“Hôtel La Résidence”，是一家位于 19 世纪府邸中的迷人城市酒店，距离运河仅几分钟路程，房间格调高雅且富有历史细节，双人间 110 欧元起（hotel-laresidence.com）。

骑行提示：关于米迪运河沿线骑行友好型住宿、维修店和租赁站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canaldes2mersavelo.com。更多信息：奥克西塔尼旅游局 voyage-occitanie.com；法国国家旅游局 Atout France, france.fr / de

本次旅行得到了法国国家旅游局（Atout France）的支持。我们的透明度标准和新闻独立性声明请参阅 go2.as / unabhaengigkeit

追寻绝对之美

Trudon 的蜡烛曾照亮法国的宫殿与大教堂。如今，这家巴黎传统品牌正在重塑自我——用那些拒绝平庸的香氛来定义新篇章。

漫步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Saint-Germain-des-Prés），人们会被各种令人愉悦的事物吸引：名贵的面料、高雅的家具，以及诱惑味蕾的甜点。但没有什么比气味更具诱惑力。巴黎的调香师们利用人们对嗅觉的好奇心，让广藿香、佛手柑和茉莉花的香气从低调的店面扩香器中流向人行道。

形式。他对 Trudon 的愿景源于粗粝的当下，远离那种讨好的温柔。他痴迷于极限体验：“我在寻找修道院的矿物般空灵与教堂的华丽之间绝对的对比。整体美学是激进且具有毫不妥协的严苛感的；这恰恰深深吸引了我。这种对绝对之美的追寻令人着迷。”在担任 Saint Laurent Rive Droite 设计总监以及与创意总监 Anthony Vaccarello 紧密合作期间，他养成了拒绝现代室内香氛平庸化的习惯。对他而言，Trudon 不是一个无害的避风港。他的作品散发着感官诱惑，并将其嵌入诱惑的仪式之中。

没有柴油味，没有油烟味，也没有烟草烟雾干扰嗅觉。鼻子坚定地追随着芬芳，直到抵达塞纳路（Rue de Seine）。那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蜡烛工坊的旗舰店。在深蓝色背景上，金色的字母写着“Trudon 1643”，暗示着该品牌悠久的历史。橱窗里陈列着精心布置的香氛蜡烛，盛放在皇家蓝、红宝石红和松绿色的波纹玻璃杯中，并装饰有品牌标志。

Trudon 的故事如今在巴黎中心继续书写：在塞纳河右岸安茹路（Rue d'Anjou）的一栋宏伟建筑中，最近被任命为艺术总监的设计师 Hugo Ferroux 正将数百年的遗产注入一种现代的

刚从开罗回来，他的办公桌上端坐着两只彩色的圣甲虫。它们提醒他关于古老的知识，以及美根植于黑暗之中：即使是神圣的甲虫也滚动粪便，而最迷人的香料也只有通过一滴令人厌恶的东西才能绽放。Ferroux 以这种态度面对他的任务。“Trudon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传统品牌，但它不是博物馆，”他强调道，“我们保留墙壁，但更换内部装潢。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稀释我们的身份。我更倾向于通过视觉形象来发展品牌。

尤特·科恩 (UTE COHEN)

“目标是现代化，且绝不陷入怀旧。”

当商人克洛德·特鲁东 (Claude Trudon) 曾在圣奥诺雷街 (Rue Saint-Honoré) 开店时，他还未预料到半个世纪后，他的名字将成为顶级蜡烛的保证。那个时代的牛脂蜡烛闪烁不定，散发出刺鼻的恶臭，并使墙壁被熏黑。然而，在18世纪初，米歇尔·布里斯·佩安·德·圣吉勒 (Michel Brice Péan de Saint Gilles) 在附近的安东尼 (Antony) 开发了一套复杂且被严格保密的纯蜂蜡精炼与漂白工艺。原蜡直接从蜂箱中采集，经过多次水浴去除所有杂质，在露天环境下干燥，并连续数月暴露在法国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其结果是产生了无瑕的雪白色蜡。这种完美在最高阶层中传开，以至于路易十五在1719年将该公司提升为皇家蜡烛制造局 (Manufacture Royale des Cires)。创始人的后裔热罗姆·特鲁东 (Jérôme Trudon) 于1737年收购了该工厂，并完善了蜂蜡蜡烛的生产。从此，这些蜡烛不仅照亮了凡尔赛宫罪恶的奢华，也照亮了权力的精神中心。在主教座堂中，蜂蜡的淡淡香气与乳香和没药的迷幻烟雾交织在一起。在巴黎高贵的第8区著名的新古典主义教堂——玛德莲教堂 (La Madeleine) 中，只有特鲁东的蜡烛照亮了神圣的大厅。历史悠久的纹章格言“Deo regique laborant”——德语意为“为上帝和国王而工作”——曾作为石雕浮雕装饰在安东尼的工厂中，赞美蜜蜂不懈的勤勉。它们用蜂巢不仅创造了神圣之光，也增加了家族的荣耀。特鲁东经历了革命时期的断头台、拿破仑的皇帝狂想以及世俗化进程。但随后，该品牌陷入了沉睡，直到2006年才被重新激活。

即便 圣甲虫 也滚粪球， 而最 迷人的 香料 唯有通过 一滴厌恶 方能绽放

虽然生产从未完全停止——工厂继续向教堂和修道院供货——但曾经的辉煌和公众认知已经消失。直到所有者奥利维尔·布隆多 (Olivier Blondeau) 与设计师拉姆丹·图哈米 (Ramdane Touhami) 共同挖掘历史遗产并启动重新发布，情况才发生改变。该品牌的延续性在于保留了数百年来手工蜡处理的专业知识 (Savoir-faire)。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该公司还通过对配方纯度的追求与根源相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光始终是核心：如果说以前是经过完美漂白的蜂蜡照亮了凡尔赛宫的大厅，那么现在品牌则通过植物蜡混合物和复杂的嗅觉叙事，将这种崇高感转化为现代语言。

自重新开始以来，香氛蜡烛定义了品牌形象。尤其是以切·格瓦拉命名的“Ernesto”型号，对于一家与旧制度 (Ancien Régime) 的共同点远多于与这位司令官 (Comandante) 的传统品牌来说，这是一次大胆但成功的尝试。如今，这款散发着皮革、烟草和朗姆酒香气的蜡烛也作为香水成为了畅销产品，且不仅令男性着迷。特鲁东的香氛是中性的。尽管如此，艺术总监为其最新创作选择了一个女性形象：卡门 (Carmen)，灵感来自乔治·比才笔下那不羁的歌剧女主角。当费鲁 (Ferroux) 与调香师艾米莉·布日 (Émilie Bouge) 合作创作该作品时，他脑海中浮现的并非纯洁的花卉女性气质，而是一种骄傲、独立且主宰一切的原始力量。卡门作为雪茄工厂的女工在腿上卷制的烟草，在这里与……的气味形成了一种感官上的联盟

裸露的肌肤。而“Figuerie”系列同样源于这种探索的乐趣。Ferroux 偶然发现了关于皇家无花果林的记载，那是让-巴蒂斯特·德·拉·昆蒂尼（Jean-Baptiste de La Quintinie）为了让太阳王全年都能享用到他最喜爱的水果而打造的。这款香氛绝非甜腻的水果味，而是一场光与影的嗅觉交响，捕捉了凡尔赛宫历史温室中的清晨时刻。由无花果叶和风信子组成的清新维度，与檀香木的泥土气息形成对比。这款作品被盛放在一个典型的 Trudon-Céladon 色玻璃容器中——这是一种由灰绿色和柔蓝色组成的淡粉色调。文学爱好者会将 Céladon 与法国首部伟大小说《阿斯特雷》（L'Astrée）中的一个人物联系起来，从而将其视为优雅的象征；而建筑爱好者则会想到

18. 世纪的室内设计。这是理智与感官的完美融合。

在一个由算法暴政和人为制造的炒作所主导的奢侈品市场中，这种态度显得有些过时，而正因如此，它才具有激进的现代感。对于 Ferroux 而言，奢侈品并非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关于知识和工艺诚实度的问题：“如今，市场上的所有一切都只围绕着生活方式和纯粹的欲望。我的任务是在满足这种当代渴望的同时，不放弃奢侈品的卓越品质，也不背叛品牌。”Trudon 坚决排除在质量上做任何妥协。灯芯依然由纯棉制成，蜡基则采用近乎纯植物的配方。曾经激发品牌座右铭灵感的蜜蜂，现在通过保护计划在法国佩尔什（Perche）自然公园中得到培育——并由当地的工坊提供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处于完美循环中的美学：对自身起源的意识孕育了未来的设计。Hugo Ferroux 在 Trudon 开启了一个不再仅仅是对遗产进行官僚式管理的时代。他没有让余烬熄灭，而是将其重新点燃——他传承了这团火。对他来说，神圣感不仅在于奢华或克制，而在于瞬间的强度：“当我构思一款香水时，我试图捕捉一个瞬间。但只有当每个人将其据为己有，并以此塑造自己的个人故事时，作品才算真正完成。”

ARD

5.30 ARD-MoMa 9.00 Tagess.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Tod auf Rezept 9.55 Morden im Norden Zweite Chance 10.40 Tagess.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ZDF-MiMa Mit heute Xpress 14.00 Tagesschau 新闻 14.10 Rote Rosen 连续剧 15.00 Tagesschau 新闻 15.10 Sturm der Liebe 连续剧 16.00 新闻 16.10 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纪录片系列 17.00 新闻 17.15 Brisant 杂志节目 18.00 Gefragt – Gejagt 节目 18.50 Quizduell-Olymp 节目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天气预报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20.15 Einspruch, Schatz!: Rosenkrieg 喜剧 (德国 2026) 主演：ChrisTine Urspruch 21.45 Tagesthemen 22.20 WaPo Bodensee 犯罪剧集。Spiel mit dem Feuer 23.10 Sportschau 23.55 House of Yang 0.20 House of Yang 恐怖剧集。Es ist schon mal passiert 0.50 of 恐怖剧集。Die Blume in der Wand 1.20 of 恐怖剧集。Du kannst sie zurückholen 1.45 of 恐怖剧集。Ich habe sie geliebt

NDR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00 地区杂志 18.15 Hofgeschichten 18.45 DAS! 对谈 19.30 地区杂志 20.00 Tagess. 20.15 Phoenix aus der Elbe – Die 7 Leben des Hamburger Lotsenschoners 纪录片 21.15 Mit Mut, Mörtel und Millionen Tipps – Ein Schloss: 60 Zimmer, 100 Fenster 纪录片 21.45 Info 22.00 Talk 0.00 deep und deu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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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Point (剧情剧集) 这部情感丰富的成长剧聚焦于 17 岁的安妮·雅各布森 (Annie Jacobson，由 Ella Rubin 饰演)，她与双胞胎哥哥 (Keen Ruffalo) 和养父 (Jay Duplass) 在纽约长大。当她继承了其神秘祖父在加拿大一座湖上的偏远岛屿时，她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在那里，她遇到了新朋友，经历了初恋，并发现了隐藏的家族秘密。(共八集，第 1 季) Amazon Highlights

5.30 ARD-MoMa 9.00 Tageschau 9.05 Volle Kanne 杂志节目。其中包括：如何正确逐渐停止服用抗抑郁药：需要注意什么？ 10.30 Notruf Hafenkante 11.15 SOKO Stuttgart 12.00 ZDFMiMa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节目 15.00 Xpress 新闻 15.05 Bares für Rares 杂志节目 16.00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犯罪剧集。Der letzte Wille 17.00 新闻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Wien 犯罪剧集 Mein Essen mit Erik 19.00 19.25 Bettys Diagnose 医院剧集。Geplatzte Träume 20.15 足球：女足国际赛 德国 – 澳大利亚。卡尔斯鲁厄现场 主持：Lili Engels 解说：Gari Paubandt 22.35 -show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23.35 aspekte 2026年法兰克福书展 书籍、生物、比特与字节 0.20 journal update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 对谈 1.20 Die verschwundene Kugel 纪录片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 喜剧 (德国 2025)

ZDF INFO

10.05 📄 Schuld & Sühne 10.50 📄 Schuld und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报道系列 11.35 📄 Schuld und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12.20 📄 Ermittler! 12.5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纪录片系列 13.35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14.15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纪录片系列。Hastings – 威廉征服英格兰 / 卡塔劳努姆战场 15.5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长篠之战 - 武士的命运之日 / 楚利希 – 法兰克人对抗阿拉曼尼人 17.2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纪录片系列 18.45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20.15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杀手小行星 21.40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中子星 / 生命的起源 / 我们的汽车与宇宙 / 异世界 0.40 📄 Leschs Kosmos 1.10 📄 Rätselhafte Phänomene

SAT.1

5.30 HD SAT.1早间电视 杂志节目。嘉宾：Shirin Williams, Sascha Zöller, Dominique Boniecki 10.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00 13.00 节目。被诱导谋杀 14.00 15.00 巡逻中——新任务 纪实肥皂剧。Joyride 16.00 巡逻中 纪实肥皂剧 17.00 紧急呼叫 报道系列 17.30 紧急呼叫 报道系列 Beckenschlinge gegen den Tod 18.00 Lenßen 帮帮您 纪实肥皂剧 18.30 Lenßen 帮帮您 纪实肥皂剧 19.00 乡村医生诊所——阳光庭院团队 医疗剧 谎言的艺术 19.45 SAT.1: 新闻时间 20.15 名人老大哥 节目。嘉宾：Anouschka Renzi, Tessa Bergmeier, Kim Virginia Grey, Nikola Grey, Axel Schulz, Nadja Benaissa, Redo, Maurice Dziwak, Christian Lell, Gia Georgina, Gedeon Burkhard, Nina Bridney, Godfrey Egbon, Francesca Morgese 22.20 名人老大哥——深夜秀 23.30 名人老大哥——直播 前拜仁职业球员 Christian Lell 用 BB 花园取代了足球场。摄像机在直播中记录他的身影。

MDR

16.00 MDR um 4 16.30 um 4 17.00 um 4 17.45 最新消息 18.05 天气 18.10 Brisant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消息 19.50 大象与公司 纪实肥皂剧。狂野的13号 20.15 山间音乐 节目 21.45 最新消息 22.00 河船 访谈节目。嘉宾：Claudius Dreilich 和 Bernd Römer, Steffen Henssler, Ludwig Trepte, Hardy Krüger, Stefanie Hertel & Johanna Mross, Gloria-Sophie Burkandt, Julian Schmitz-Avila

WDR

16.00 最新消息 16.15 此地今日 报道系列 18.00 WDR 最新消息 / 地方时间 18.15 真的吗？ 18.45 时事小时 杂志节目 19.30 地方时间 杂志节目 20.00 日报 20.15 Sabine Heinrich——水上游 NRW 纪录片系列。从莱茵河到伦讷河 21.00 Johann König 发现 节目。动物是如此奇妙 21.45 最新消息 22.00 科隆聚会 0.00 德国，我吻你的心 报道系列 1.00 科隆聚会

RTL

6.00 德国早晨 9.00 GZSZ 艺术宝藏 9.30 我们之间 近在咫尺的威胁 10.00 Ulrich Wetzel 纪实肥皂剧 11.00 Barbara Salesch 纪实肥皂剧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刑事法院 纪实肥皂剧。贪财的模特是否用致命真菌毒死了丈夫？ 15.55 Ulrich Wetzel——刑事法院 纪实肥皂剧 17.00 Ulrich Wetzel——少年法院 纪实肥皂剧 17.30 我们之间 一个新受害者 18.00 Explosiv——杂志节目 18.30 Exclusiv——明星杂志 18.45 RTL 最新消息 19.05 只要在乎 肥皂剧。洗脑。嘉宾：Suri Abbassi 19.40 GZSZ 肥皂剧。消失的 Vinksy 20.15 德国忍者勇士——德国最强节目 主持：Anna Fleischhauer, Jan Köppen。在“德国忍者勇士”中，运动员们在壮观的障碍赛道上竞争胜利。 23.15 角斗士——巨人之秀 主持：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0.00 RTL 夜间新闻 0.25 RTL 夜间新闻特别报道 0.45 角斗士——巨人之秀 主持：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RBB

16.00 📄 rbb24 16.15 📄 尽在周五——年轻医生 17.05 📄 熊猫与公司 17.53 📄 沙人 18.00 📄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 19.30 📄 晚间新闻 20.00 📄 日报 20.15 📄 再次造访 Friedenau 的 30 个理由 纪录片 (D 2024) Friedenau 是柏林西南部一个舒适的街区，以绿地和美丽的广场著称。 21.45 📄 rbb24 柏林 22.15 📄 70年代最伟大的流行文化金曲 (1 / 6) 节目 0.15 📄 Kim & Klaus

HR

16.00 HD: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 schau 17.00 HD: hallo 17.45 ♦ hessenschau 17.55 体育 18.00 Main- tower Magazin 18.25 : Brisant 18.45 ♦ 顾问杂志。包括：宜家厨房安装。主持：Daniel Johé 19.15 : alle wetter 19.30 ♦ - schau 20.00 Tagess. 20.15 《犯罪现场》：光线 电视犯罪剧 (D 2025) 主演：Melika For- routan, Edin Hasanović, Judith Engel。导演：Rick Ostermann 21.45 . 22.00 NDR 谈话节目 0.00 : 被定罪！被封在墙里的妓女

3SAT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 ZIB 8.00 ZIB 8.05 阿尔卑斯全景 / 9.00 9.05 文化时间 (重播) 9.45 nano (重播) 10.20 登高——海拔 3000 米以上的瑞士 11.05 记者特别报道 11.35 以看代听 12.05 秘术的魅力 13.00 资金短缺 13.30 桑给巴尔——贫困与觉醒之间的梦幻之岛 13.45 动物超级英雄 18.15 操纵：当教练成为危险 19.00 heute 主持：Mitri Sirin 19.20 文化时间杂志 20.00 Tagesschau 20.15 革命的诡异轻盈 剧情片 (D 2021) 主演：Janina Fautz 21.45 布列塔尼 报道 22.00 2 22.25 《洛城机密》 惊悚片 (USA 1997) 0.35 10vor10 1.05 extra 3 特别节目：现实的疯狂 杂志 1.35 欢迎来到奥地利 表演秀。嘉宾：David Garrett, Haya Molcho

welt

11.00 Newsroom 11.50 股市 12.00 正午 12.20 WELT 12.30 正午 12.45 股市 13.00 正午 13.30 -特别报道 14.00 -Newsroom 14.50 ICON TV 15.00 - 15.55 股市快讯 16.00 - 16.55 股市快讯 17.00 - 17.15 -特别报道 17.45 Deffner & Zschäpitz Dietmar Deffner 和 Holger Zschäpitz 将他们的播客搬上了电视。两人每周讨论重要的经济议题。 18.00 晚间节目 18.15 我的

BR

15.10 知识竞赛——奥林匹克 16.00 BR24 16.15 ☑ 我们在巴伐利亚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晚间新闻——今日巴伐利亚动态 18.30 BR24 19.00 我们的国家杂志 19.30 ☑ Marcus Fahn 的山间小屋 20.00 Tagesschau 20.15 ☑ 《瓦茨曼侦探》 犯罪剧集。奶酪公主 / 两次死亡 21.50 BR24 22.05 ☑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表演秀 22.50 ☑ 《不可收买的人》 动作片 (USA 1987) 主演：Kevin Costner 0.45 ☑ 《Shorta——街道法则》 动作片 (DK 2020)

ARTE

11.25 回到故乡 波兰 (1 / 5) 11.55 与 Lucie 共餐 12.25 城市 乡村 艺术 13.10 城市 乡村 艺术 14.00 凤凰 剧情片 (D / PL 2014) (重播) 15.50 与 Lucie 共餐 16.20 北美丛林 17.05 北美丛林 17.50 未知的马达加斯加：狐猴丛林 18.35 未知的马达加斯加：环尾狐猴王国 19.20 Arte Journal 新闻 19.35 开诚布公 杂志 19.40 g 在土耳其客工的路线上 报道 20.15 《格尔塔与深渊边缘的人》(1 / 2) 历史片 (CZ / D 2026) 21.35 《格尔塔与深渊边缘的人》(2 / 2) 历史片 (CZ / D 2026) 23.05 约翰·柯川——爵士乐的呼吸 纪录片 0.40 塞隆尼斯·蒙克与 Pannonica：一个美国故事 纪录片 1.40 黑蝴蝶 Toutes les Réponses 2.45 开诚布公

20.10 我的 杂志 20.15 边境巡逻 南美洲：双重底 20.45 边境巡逻 南美洲：蓄意挑衅 21.05 南美洲 纪录片系列。风险随行 21.40 南美洲 机场肥皂剧 22.10 南美洲 现在情况糟糕透顶 22.35 南美洲 纪录片系列。危险任务 23.05 南美洲 纪录片系列。在免税店与毒品交易之间 23.30 南美洲 纪录片系列。四足海关 23.55 惊险瞬间——最震撼的行车记录仪片段 纪录片系列

SWR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16.00 新闻 16.05 咖啡还是茶 17.00 新闻 17.05 咖啡还是茶 18.00 新闻 18.10 巴登-符腾堡州观察 19.30 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家乡探秘 报道系列。在孚日山脉徒步 / 穿越阿尔萨斯的美食之旅 21.45 新闻 22.00 夜间咖啡馆 访谈节目。关于罪责与羞耻 23.30 与皮埃尔·M·克劳泽的短途旅行 节目 0.25 案件剖析 惊悚片 (法 2023) 主演：桑德拉·惠勒

PRO SIEBEN

5.55 📄 🐃 Call Me Kat 6.50 🐃 taff 7.45 🐃 Galileo 8.50 🐃 伙计们，我知道我怎么认识你们的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 中间人 (The Middle) 10.10 21 🐃 少年谢尔顿 (Young Sheldon) 10.35 🐃 2 个穷光蛋女孩 (2 Broke Girls) 11.05 🐃 两个半男人 (Two and a Half Men) 12.00 🐃 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 🐃 伙计们，我知道我怎么认识你们的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20 🐃 🐃 中间人 (The Middle) 14.15 🐃 少年谢尔顿 (Young Sheldon) 14.40 🐃 2 个穷光蛋女孩 情景喜剧 15.10 🐃 两个半男人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 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杂志 18.00 🐃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动画系列。母子团聚 / 代号 G.R.A.M.P.A. 19.05 🐃 Galileo 杂志。餐车女老板的薪资检查 主持：斯特凡·格德 (Stefan Gödde) 20.15 🐃 🐃 Tenet (信条) 动作惊悚片 (美 / 英 2020) 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一名 CIA 特工在执行任务时死亡，并在未来醒来。 23.20 🐃 🐃 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剧情片 (美 / 英 2023) 主演：基里安·墨菲, 艾米莉·布朗特, 马特·达蒙, 小罗伯特·唐尼。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2.45 🐃 ProSieben: newstime 2.50 🐃 🐃 Tenet (信条) 动作惊悚片 (美 / 英 2020) 主演：约翰·大卫 华盛顿, 罗伯特·帕丁森, 伊丽莎白·德比齐。导演： 克里斯托弗·诺兰 (重播)

VOX

5.40 CSI: 纽约 (重播) 8.00 HD CSI: 追踪罪犯 9.35 HD vox 新闻 9.40 CSI: 追踪罪犯 爱之重 / 堕落天使 / 与死亡调情 12.20 CSI: 迈阿密 侦探剧 15.00 购物女王 纪实真人秀。 汉堡主题：砍价高手！用你那特立独行的新衣领打造一个时尚造型。 第 5 天：Sylvi 16.00 吉多装饰女王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纪实真人秀 18.00 初次约会 纪实真人秀 19.00 完美晚餐 纪实真人秀。其中包括：第 5 天：David，弗赖堡 / 主题：令人垂涎的春天 20.15 再见，德国！ 直到世界尽头的爱 报道系列。桑给巴尔： Franzi Schmidt / 哥斯达黎加： Martina Franz。Franzi 与 Saris 分手，但她怀孕了，而他主张对孩子拥有权利。 0.10 vox 新闻 0.30 法医探案

KABEL 1

5.45 ☑ 马格努姆 6.35 ☑ 麦盖先 7.25 ☑ FBI: 特殊犯罪组 8.20 ☑ Bull 10.10 ☑ Castle 侦探剧 11.05 ☑ 麦盖先 12.05 ☑ FBI: 特殊犯罪组 13.00 ☑ Castle 侦探剧。 病毒 / 最后一战的英雄 14.50 ☑ Bull 侦探剧 15.50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 Bull 侦探剧 别说话！ 16.55 生活大冒险 每日更新 升级改造 热气球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报道系列，“Marx & Schneider”，科隆 18.55 注意检查！ 报道系列。酒店测评师 Carsten Hennig 在不来梅进行检查 20.15 ☑ NCIS (海军罪案调查处) 侦探剧。计划 / 元素 116 / 万圣节 / 骸骨。 Knight 的父亲，NCIS 首席特工冯·赵 (Feng Zhao)，需要他女儿及其团队的帮助。 赵的同事，卧底特工詹姆斯·陈 (James Chen)，在试图帮助一名被囚禁的女性时被谋杀。 0.15 ☑ The Irrational 侦探剧。夫妻问题 1.10 Kabel Eins: newstime 1.15 ☑ NCIS (海军罪案调查处) 计划 / 元素 116 (重播) 2.50 Kabel Eins: newstime (重播)

PHOENIX

16.00 maybrit illner 17.05 针对普京的社交媒体反抗 17.30 今日 (der tag) 18.30 关于自有品牌的真相 纪录片。像 Rewe 的 “Ja” 或 Edeka 的 “Gut und günstig” 这样廉价的自有品牌正在兴起。消费者是否必须在质量上做出妥协？ 19.15 纪录片 纪录系列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地球伟大河流 纪录系列。亚马逊河 / 尼罗河 / 密西西比河 22.30 厄立特里亚——在封闭与突破之间 纪录片 23.00 今日 (der tag) 0.00 个人

EUROSPORT1 / SPORT1

Eurosport：17.30 山地车：世界杯（重播） 18.00 运动攀岩：世界系列赛（重播） 20.0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决赛：阿里·卡特 – 马克·威廉姆斯。来自布伦特伍德 21.00 越野跑：UTMB 世界系列赛 22.00 自行车：伦巴第周赛 单日赛（重播） Sport1：17.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 分析与倒计时 19.00 飞镖：瑞士飞镖奖杯 1. 轮。来自巴塞尔 23.00 Deep Dive 访谈节目。Y. Seidenberg：被服用禁药、被排斥、被回避？关于兴奋剂丑闻的真相

谜题与数独

协会垃圾< / td><>< / ><>东欧女性< / ><>< / ><>巨大的德国号角，吹号< / ><>薪水< / ><>< / ><>明星崇拜者< / ><>< / ><>道德倾向< / ><>园艺工具< / ><>< / ><>鸣禽< / ><>一种调式< / ><>< / ><>正式称呼< / ><>< / ><>帆绳< / ><>楼层< / ><>< / ><>肾分泌物，尿液< / ><>古罗马女性街道服装< / ><>< / ><>希伯来语：儿子< / ><>< / ><>地质时代< / ><>静止水域< / >< / tr> <>轻金属（缩写）< / ><>< / ><>某个基督教团体成员< / ><>< / ><>捕鱼者< / ><>< / ><>钓鱼者和渔民的守护神< / ><>< / ><>√< / >< / tr> <>猛拉，撕扯< / ><>< / ><>靠近< / ><>< / ><>热带经济树< / ><>< / ><>刑事警察（缩写）< / ><>< / ><>最大的土星卫星< / ><>< / ><>第三次天主教日祷< / ><>< / ><>弯曲，不直< / ><>< / >< / tr> <>< / ><>< / ><>受赞誉的女艺术家< / ><>< / ><>4< / ><>公证律师< / ><>< / ><>扫除< / ><>< / ><>穆斯林圣书< / ><>< / ><>檐口条< / ><>< / ><>传说< / ><>< / ><>√< / >< / tr> <>庆典< / ><>女性后代< / ><>< / ><>法国作家 † 1870< / ><>< / ><>古代马其顿首都< / ><>< / ><>情事< / ><>< / ><>发束< / ><>< / ><>小地砖< / ><>< / ><>10< / >< / tr> <>不可接近，冷漠< / ><>< / ><>电磁振荡< / ><>< / ><>水位计< / ><>< / ><>射击信鸽< / ><>< / ><>拉丁语：地球< / ><>< / ><>理发店< / ><>< / ><>极快< / ><>< / ><>午夜弥撒< / >< / tr> <>< / ><>3< / ><>< / ><>冰岛萨迦< / ><>< / ><>分娩痛< / ><>< / ><>装饰< / ><>< / ><>秘密特工< / ><>< / ><>扮演< / ><>< / ><>电能< / ><>< / ><>√< / ><>< / ><>√< / >< / tr> <>英国旅馆< / ><>< / ><>观察< / ><>< / ><>城市的< / ><>< / ><>热带攀爬蜥蜴< / ><>< / ><>外来词根：长，强大< / ><>< / ><>盾蚧油脂< / ><>< / >< / tr> <>活力，冲劲< / ><>< / ><>北欧人< / ><>< / ><>开玩笑< / ><>< / ><>天体< / ><>< /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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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FAN H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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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到9的每个数字在每列、每行以及每个3x3方格中必须恰好出现一次。上面的数独难度中等，下面的谜题稍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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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lin, 2021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起初，一切都只是测试。音响工程师格罗弗（Grover）在他巨大的调音台前掌控全局，他的助手查理（Charlie）在玻璃窗后敲击并拨弄着。 “底鼓”——运行中。“军鼓”——竖起大拇指。顶置麦克风也已开启。低音信号已就绪，吉他信号随后而至，有一个麦克风仍无信号，但这可以解决。

理查德·凯默林格斯 (RICHARD KÄMMERLINGS)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在一个关键环节，技术出了故障：咖啡机坏了。陆续抵达的音乐家们接二连三地听到这个噩耗。一场暴动在酝酿。难道这部世纪之作会因为缺乏咖啡因而失败？幸运的是，可卡因储备充足。在《立体声》（Stereophonic）开篇之初，核心冲突就潜藏在这些细节的陷阱之中：当两名音响工程师在摆弄设备时，乐队成员们则面临着陷入生活与爱情问题、药物成瘾以及睡眠不足的危机。一边是清晰、纯净的流程、高端的音响技术和音乐上的精湛技艺；另一边则是生存的混乱，是情感与纠葛的深渊：那是生活的嘈杂，威胁着要掩盖每一个信号。“让我们保持专业”是这部剧的定旋律（Cantus firmus），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贯穿始终却始终被忽视的低音线。

《立体声》是由大卫·阿杰米（David Adjmi）创作的托尼奖获奖百老汇热门剧作，现由托马斯·奥斯特迈尔（Thomas Ostermeier）在位于莱米纳广场的柏林邵宾纳剧院（Schaubühne）推出了德语首演，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剧场突破。这座“代表世界的舞台”被布置成了一个录音室。除了乐队成员经常为了吸食可卡因而消失的洗手间外，这里只有两个严格分开的空间：前景是对观众开放的控制室，以及上方由玻璃窗隔音分隔、摆放着乐器的录音室。这种二分法本身就象征着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尽管私人戏剧正越来越多地移至玻璃窗后的“实录室”（Live Room）中。

阿杰米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基础构思，将一首伟大摇滚歌曲的创作过程作为剧本内容——录音室过程中那些令人心烦且枯燥的部分，对音轨无休止的修补，以及那种令外行完全无法理解的、极客式的、令人烦躁的对电吉他理想失真度的追求。而正是这些内容，为一部当代艺术家戏剧提供了背景，可以说是一部摇滚乐队版的《托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

阿杰米将基本设定借鉴自记录详实的 Fleetwood Mac 乐队 1977 年专辑《传闻》（Rumours）的创作过程——如果你熟悉 20 世纪 70 年代伟大摇滚时代的某张专辑，那么一定是这张，其中包含《Dreams》、《The Chain》、《Don’t Stop》或《Go Your Own Way》等歌曲。这是一部杰作，但它诞生在一段由关系战争、生活危机和药物滥用构成的深渊之上。本剧与现实一样，场景设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萨利托（Sausalito），原本计划仅持续几周的录音被无限期拖延。鼓手米克·弗利特伍德（Mick Fleetwood）在回顾时将《传闻》称为“我们自身痛苦的日记”。

就像摇滚历史原型中的斯蒂维·尼克斯（Stevie Nicks）和林赛·巴金汉姆（Lindsey Buckingham）一样，在（此外未具名的）《立体声》乐队中心，有一对天才的词曲作者兼歌手情侣。彼得（Peter）和戴安娜（Diana）在一起很久了，但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位才华横溢但缺乏自信的年轻女性正准备从伴侣的导师角色中独立出来。而经验丰富的“吉他之神”彼得则在自我认知上遇到了问题。

莫里茨·戈特瓦尔德（Moritz Gottwald）将彼得演绎得非常具有现代感：一个具有毒性男性特质、被动攻击的自恋者和易怒之徒；而玛格达莱娜·勒纳（Magdalena Lerner）饰演的戴安娜则在习惯性的名伶姿态背后，不时流露出她的脆弱。在制作新专辑期间，乐队得知前一张专辑——以及由戴安娜创作的单曲——在延迟一段时间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leetwood Mac 当时也是如此：唱片公司批准的预算增加到了创纪录的程度，但随之而来的期望压力也随之增加。

乐队的第三个创意中心是霍莉（Holly，由 Eva Meckbach 饰演），她更成熟、更冷静、更自信，但却陷入了与贝斯手雷格（Reg）之间痛苦的婚姻战争中，后者由马塞尔·科勒（Marcel Kohler）以一种极具佛教色彩的淡然感精彩地演绎。开场时咖啡机的故障之所以具有灾难性的分量，是因为此前发生了一场深夜的关系剧：没有人合眼，无论是由于噪音还是可卡因，这一点并不完全明确。这部剧也可以被命名为《索萨利托的失眠》。如果说这支乐队是一个替代家庭，那么它绝对是一个高度功能失调的家庭。

但所有人都具备伟大音乐家素质这一点并非仅仅是主张，观众可以亲耳听到。阿吉米（Adjmi）的概念包括让演员们现场演奏。乐队 Arcade Fire 的主脑威尔·巴特勒（Will Butler）创作了一套极佳的复古原声带（已发行专辑），柏林的这支剧团将其演绎得令人印象深刻且真实。当脆弱而又极具爆发力的戴安娜（Diana）向乐队展示一段即兴创作时，在首演现场（阿吉米和巴特勒在场），观众席爆发出的掌声仿佛是在一场流行音乐演唱会上。这正是概念的一部分，因此，当竞争对手彼得（Peter）随后认为这首歌太长，并以一种施舍的口吻说“这东西还能用”时，引发的愤怒就越剧烈。

剧中的叙事时间跨越了一整年；而演出时长则超过三小时。让观众至少在某些时刻感受到录音室工作的枯燥期，是剧作法的一部分。歌曲被试唱然后中断，原因可能是切入时机出错、节奏不对，或者单纯是因为彼得那种折磨同事及其可怜的录音室助手格罗弗（Grover）和查理（Charlie）的完美主义。2012年出版的《传闻》（Rumours）专辑录音师肯·凯拉特（Ken Caillat）的回忆录为阿吉米提供了不少素材。

寻找正确的鼓声曾让 Fleetwood Mac 陷入疯狂：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通通鼓（Tomtom）是不是在共振？未经训练的听众察觉不到区别，也不应该察觉。然而，听众手中没有像那些徘徊在精神崩溃边缘的音乐家那样，有高浓度烈酒或更强烈的药物来分散注意力。艺术与技术的琐碎钻研一次又一次地演变为激烈的私人冲突。雷格被霍莉抛弃。鼓手西蒙（Simon）——这个团队的定海神针和（冲突）管理者——的婚姻破裂。彼得和戴安娜将他们的玫瑰战争几乎推向了家庭暴力的边缘。但与此同时，在情感的超载状态下，诞生了伟大的歌曲。将其简单解释为乱射的本能能量的纯粹升华就太简单了：艺术从何而来，始终是一个秘密。

就此而言，这里没有任何解构或揭露——尽管彼得的一首热门歌曲名为《假面舞会》（Masquerade）。当然，流行巨星是一个角色，正如戴安娜在一段绝望的独白中所承认的那样，而不仅仅是在数万名陌生人面前表达内心状态。在其中一个场景中，霍莉、戴安娜和彼得在唱背景和声；当设备出故障时，仇恨在粗鲁的辱骂中爆发。在录音带上只有完美的和谐。录音师扮演着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仅是歌曲的听众，也是艺术家自我意识之戏剧化行为的听众。他们必须（这应该是非常写实的）主要通过认可地点头，即使是吉他部分的第35次录制（Take 35）也要觉得很酷，而一旦出差错，他们就会被指责。查理（David Ruland）依然是波涛中的坚毅之岩。而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将格罗弗塑造得更为精彩——使其成为了这部剧潜在的主角。斯特恩在他那宏大、小丑般且带有闹剧色彩的面部表情的细微间隙中，让深沉的悲剧感

过度调频生活的戏剧

萨乌萨利托的失眠之夜：托马斯·奥斯特迈尔在柏林邵宾纳剧院执导大卫·阿杰米的百老汇热门剧作《立体声》（Stereophonic），配乐由威尔·巴特勒创作。这部剧的悲喜剧主角是一名录音工程师。

一个必须时刻隐藏内心世界的角色，其特质在其中闪现。

格罗弗也将生命奉献给了艺术。他曾见证了一整年破坏性力量的运作，并且深知，如果他在现实中向这些力量屈服，它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摧毁。他拒绝了戴安娜的诱惑。最终留下的，是一首完美的歌曲，一个被压缩进专辑中的生命，以及他孤独的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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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过度开发到极致的平庸想法，最终会变得完美”

艺术家是一个自由的人。当我在八月于伊比萨岛会见达明安·赫斯特时，他没穿衬衫。他刚刚在租来的别墅花园的一顶大遮阳篷下作画，随后从阴影中走出向我问候。他的笑容如此灿烂，以至于那一刻阳光恰好落在他的其中一颗金牙上，为赫斯特那极度随意的举止增添了一抹奢华感。午餐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赫斯特一如既往地敏锐，记得所有事情。关于一个神话的诞生。

科内留斯·蒂特尔

《世界报》：达明安·赫斯特，距离您创作第一批“点画”（Spot Paintings）已经过去 40 年了。请带我们回到 1986 年。 达明安·赫斯特：第一批“点画”曾在温莎艺术中心（Windsor Art Centre）的一个展览中展出。但那时还很粗糙。

《世界报》：您当时不满意吗？

赫斯特：不，我觉得很尴尬。它们看起来像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画作，带有怀旧色彩。我当时找到了一些旧木头，刷上白漆，用螺丝钉固定在一起，然后在上面画点，颜色还往下流。这根本行不通——它们不够极简。

《世界报》：您曾告诉我，极简主义艺术最初面临着怎样的质疑。

赫斯特：我觉得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作品是垃圾，现代艺术必须被拯救。

《世界报》：从什么中拯救？

赫斯特：我的老师是一位爱尔兰画家，帕特里克·奥利弗（Patrick Oliver）。他画绿色的画，有点像早期的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使用风景画的色彩，非常有情感。对他而言，核心在于将情感注入画作——并且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垃圾。在他看来，艺术失去了方向。但他对我说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一座山丘，我去了约克郡荒原，用柔软的彩色铅笔作画。这时他从背后走过来对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概念，这该死的东西有多重？”

《世界报》：那个山丘？

赫斯特：那个山丘，是的。他说：“你必须使用深色铅笔，尝试将重量感融入到画作中。” 像他那样教导，确实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按照你的感觉去画——但要感知你所画之物。它有其本质，有其物质性。它比你更宏大。”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形式”，还得去查字典，心想：“形式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它是物体中重量的错觉。因此，我思考纹理、颜色和形式，我当时坚信概念艺术和极简主义全都是胡扯。极简艺术让我失去了兴趣，因为情感消失了。

《世界报》：1986年，您当时认为您的“点画”（Spot Painting）不够极简。是什么改变了您对极简主义的看法？ 赫斯特：我在极简主义中找到了情感。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

《世界报》：怎么发生的？

赫斯特：是因为我接触到了真正的艺术。我在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的第一年是1986年，就在那之前，我开始在安东尼·多费画廊（Anthony d'Offay Gallery）工作。我当时只是挂画、包装作品，但我接触到了那些真正的大师——里希特、博伊斯。我近距离观察他们。卡尔·安德烈在画廊里并不特别重要，但他举办了一次大型展览。地下室里堆满了作品，包装得并不太好。后来我接到任务，要布置一件卡尔·安德烈的作品并为其打光。“今天下午有人要来预览室看，把它布置好并打光。” 于是我把它搬上来，放在地板上。六个部件，一个箭头形状，我给它找了个位置，把它摆好。看起来很不错。然后我为整体打光，调整聚光灯，结果看起来简直太震撼了。房间里没有其他东西，只有这件安德烈的作品。很显然，客户来了，买下了它。我如此深入地研究这件作品，以至于意识到它是什么。它与众不同。它让我停下来思考，停下来观察。在那时我明白了：广告商想把你不需要的垃圾卖给你，而艺术家则试图赠予你一些你早已拥有但可能已经遗忘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个区别是巨大的。这与观众无关，与市场无关。它并非没有情感。事实上，它充满了情感。

《世界报》：让我们再回到1986年——在您开始把死羊和活苍蝇装进盒子之前。安东尼·多费当时是伦敦最重要的画廊。您对在那里工作有什么回忆？ 赫斯特：我还记得我站在画廊后屋，通过墙上的缝隙看向预览室，那里正在为访客布置作品。安东尼带着一位客户进来，就是法国电影导演克洛德·贝里（Claude Berri）。我刚刚在那里挂了一幅伊夫·克莱因的作品。我看到安东尼坐在那里，双臂交叉，贝里跪在地上，恳求他把那幅克莱因卖给他：“请，请，请。” 安东尼只是摇头。他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件作品只能给博物馆。” 但最后他还是把作品卖给了他。

《世界报》：当然。

赫斯特：当然。但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那些作品时的想法：“该死的，艺术竟然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然后有一天，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进来了，他随口提到他很喜欢画廊里那个镀锌钢垃圾桶。安东尼（Anthony）让我去哈罗德百货（Harrods）买一个同样的，包装好后寄到基弗的工作室。我当时就在想：“我也想被这样对待。我也希望有人能帮我弄个该死的垃圾桶。”

《世界报》：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您开始在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学习。

赫斯特：我是从利兹申请的，当时完全没有头绪，甚至没去过伦敦——那时我还在创作拼贴画。在金史密斯学院，老师们都是著名的艺术家。在金史密斯，他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我们有两个画廊可以预订用于展览；如果你举办展览，就必须就作品进行讨论，并面对其他学生的批评。

《世界报》：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成了您的导师？

赫斯特：想在他那里获得一次辅导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太重要了。他有自己偏爱的人，而我不在其中。迈克尔·克雷格-马丁在某个时间点见过我，当时我在 d'Offay 的开幕酒会上倒酒。但直到第二年我策划了“Freeze”展，他才真正注意到我。

《世界报》：那场由您策划的群展引起了轰动，并推动了整个“英国年轻艺术家”（yBa）现象。这场展览是如何促成的？

赫斯特：我渐渐意识到，在金史密斯学院发生的事情，和在 d'Offay 画廊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出色。我就想：“找栋建筑，办场展。”后来我也这么做了，但当时还没有作品。

《世界报》：您的意思是，您没有觉得适合“Freeze”展的个人作品？

赫斯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为“Freeze”展制作了那些盒子。这些盒子不是我自己做的。我去找那个制作内框的木工坊工人，对他说：“你能帮我做一个橱柜吗？”然后我把它挂在工作室的墙上，心想：“这就是个该死的橱柜。”它具备功能，但当你打开它时，里面什么都没有。他问我：“什么颜色？”我选择了亮橙色。但其实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能看出我试图摆脱施维特斯（Schwitters），试图跟上时代。但我还没能完全摆脱那种五十年代的怀旧感。

《世界报》：但您已经感受到了变革？

赫斯特：关键在于：之前我总是低着头走，寻找木块之类的东西来做我的拼贴画——这些作品本应是对世界的评论。但那个世界，是由广告、电视、广告牌以及所有这些极简结构组成的。

——当我终于抬起头时，我想：“该死，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必须跳出来。你必须真正地观察周围。”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一个女人在卖车，那个女人穿着的衣服有着与汽车相似的圆润线条，颜色也与汽车相似。我当时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鬼？”萨奇（Saatchi）做了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抽烟的孕男。然后是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我还记得读过一次他的采访。他创作了一件基于散弹枪广告的作品，基于

点画，1986 © 达明安·赫斯特与 SCIENC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那些女性穿着比基尼，手里拿着散弹枪。采访者大致这样问：“你想和拥有散弹枪、且最终可能会用它杀掉你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吗？”普林斯回答说：“不，完全不想——但当我看到那幅画时，我想要那样。那幅画让我产生了这种渴望，但我本人并不想要。”就在那时，我找到了与所有美国人、以及纽约所发生的一切的连接点。那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同样的视觉语言，人们用这种语言向我们推销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垃圾。我想：“我想使用这种视觉语言。”

《世界报》：既然您提到了广告和萨奇：在查尔斯·萨奇成为您最重要的资助者并资助那件用甲醛浸泡鲨鱼的作品——《生者心中死亡的生理不可能》之前，他在初期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赫斯特：当我来到伦敦时，我沿着考克街（Cork Street）走：沃丁顿画廊（Waddington Gallery）、雷德芬画廊（Redfern Gallery），我已经不记得所有名字了。我想：“能在这些画廊中的任何一家举办一次展览就好了。”在那个狭小的区域里有很多这样的小店，马尔伯勒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也在附近。然后突然间，外面出现了萨奇画廊——当我走进那里的一瞬间，我被晃得睁不开眼，因为那些房间如此之大，如此之白。我想：“去他的考克街吧。”那里挂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沃霍尔作品，整整两个房间，全是《玛丽莲》，还有巨大的《电椅》。

《世界报》：还有赛·汤姆布雷（Cy Twombly）、布莱斯·马登（Brice Marden）、贾德（Judd）、曼戈尔德（Mangold）。第一场展览于1985年开幕。

赫斯特：从那时起，我就想为这样的空间创作艺术。空间的宽敞、作品的纯粹规模，以及他不收取门票的事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完全改变了我思考艺术的方式。D'Offay拥有惊人的眼光，但萨奇将规模扩大了两倍、三倍、四倍。每一场展览都极具冲击力。直到那场让我彻底感到震撼的展览：《纽约艺术现状》（New York Art Now）。我热爱艾希利·比克顿（Ashley Bickerton），还有杰夫·昆斯（Jeff Koons）、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和海姆·斯坦巴赫（Haim Steinbach）。他们是我这一代的人，只是领先了一小步。我想：“我想达到那个高度。”

《世界报》：查尔斯·萨奇与他的兄弟莫里斯共同经营着伦敦最成功的广告公司。

赫斯特：他们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制作竞选广告。他们支持她的崛起。“工党没在工作”（Labour Isn’t Working）——那是他们的口号。当时很多英国艺术家说他们不会把作品卖给萨奇。而我绝不会抵制他，我会立即把作品卖给他。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不会开始创作如此大规模的作品。我可能会像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或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那样创作小型绘画。我的作品永远无法在国际上取得突破，也永远不会引起美国人的注意。我还记得埃利·布罗德（Eli Broad）在某个时候对我说：“你是唯一一个我收藏过的英国艺术家。”

《世界报》：随后您很快为同辈的其他艺术家指明了一条成为名艺术家的道路。当您在1988年组织名为“冻结”（Freeze）的群展并为此拟定一份邀请名单时，名单上

达明安·赫斯特很少如此详细地谈论他的起步阶段。在采访中，他讲述了为什么“点画”（Spot Paintings）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看法，他从他最大的收藏家那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现在不在意博物馆的拒绝。

每个在伦敦艺术界有地位和名气的人都在名单上。即便萨奇在那场展览中没有买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来了。

赫斯特：那是我在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的第二年，我当时在各大媒体上到处都是。我勉强才熬过了第三年，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原以为《冻结》（Freeze）会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棒。当时有17个金史密斯学院的人参与其中，但我没意识到这实际上把其他所有人都排除在外了。突然间，出现了一份名为《反冻结》（Anti-Freeze）的每周时事通讯，专门针对我的展览。金史密斯学院的人对我说：“既然你举办了这次展览，你就必须做一个报告。你必须和你的同学讨论这件事。”在报告会上，来了三四个穿着厚皮草大衣的人。刚开始他们就站了起来，说：“我们穿皮草的原因是，我们觉得你的艺术冰冷且毫无感情。”说完，他们在整个报告过程中一直站着。当时在金史密斯学院，人们说：达明安必须决定自己是要当策展人还是艺术家，因为两者不可兼得。

《世界报》：您的回答是“不，可以兼得”吗？

赫斯特：我当时认为他们是对的，我想我可能得成为一名策展人。

《世界报》：也是因为您当时对自己的作品还不满意吗？

赫斯特：正如我所说，我曾尝试用过时的材料来创作这些看起来现代的东西。但我就是没能搞定——直到出现了“点画”（Spot Paintings），然后是药柜。

《世界报》：您是指那些不再滴落、终于足够极简的“点画”？

赫斯特：是的。《冻结》分三个部分进行，在第三部分中，我直接在墙上画了一幅“点画”。圆点一直延伸到边缘，间距也非常精准。

《世界报》：您当时是否感觉到自己创造了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以至于人们在40年后仍会讨论它？

赫斯特：有一段时间我想，就一直画这些“点画”吧，直到在金史密斯学院的第三年开始创作药柜。我非常钦佩河原温（On Kawara），因为一个枯燥的想法，只要被坚持到极致，就能变成完美的想法。我希望自己当时只画圆点。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有点更疯狂。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声音。

《世界报》：您的意思是，在那里对您说话的不只有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或卡尔·安德烈（Carl André），还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或戈雅（Goya）？

赫斯特：嗯，对我来说，不能仅仅是一个装有液体的盒子放在一幅彩色点画旁边。我也必须创作一些关于极其重要之物的作品。在一次非常早期的采访中，有人问我的雕塑是否是培根画作的三维版。这本意是批评，但却证实了我的想法：“没错，我做的就是这个。”那条鲨鱼，以及《千年》（A Thousand Years）中那个该死的牛头——那些盒子及其内部之物，显然带有培根作品中那种幽闭恐惧空间的特质。

《世界报》：圆点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您在安装作品中早已出现牛头腐烂和苍蝇死亡时，依然继续绘制它们？

赫斯特：在《冻结》最后一部分展示的圆点中，我试图通过几个基本决定来挖掘一切。画中不能重复使用任何颜色，圆点必须延伸至边缘，且间距与圆点本身大小一致。在此之前，我总是用颜色来解决每一个形式问题，因此我的作品看起来很像装饰品，像窗帘或裙子。我当时在色彩运用上很强，但底层的结构相当薄弱。“点画”是我摆脱这种情况的方式——这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具有解放感的事情。

《世界报》：起初它们主要是壁画？

赫斯特：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曾和我坐下来谈。他说：“你永远不应该在画布上画这些。它们在墙上就很完美，配上证书之类的。”我回答说：“是的，你完全正确。”但我当时有一种关于无限系列的构想。一个人试图成为一台在墙上绘画的机器。后来我在画布上画了一幅，带有一个黑点，并请迈克尔来看看。结果呢？他说在画布上同样可行。

《世界报》：不久之后，这些画作便以“药物绘画”（Pharmaceutical Paintings）而闻名。

赫斯特：我当时有一本关于药物制剂的书，因为我之前开始创作药柜作品，于是决定：将这个名为“点画”（Spot Paintings）的无限系列，以这本书中所有的药物命名。我还保留着那本原书，上面写满了划线和笔记。我们称之为“圣经”，因为所有的标题都源自于此。

《世界报》：在某个时间点，您开始雇佣许多助手。在您 1997 年出版的《我想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一对一地，永远，现在，度过我的余生》（I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Everywhere, with Everyone, One on One, Always, Forever, Now）一书中，戈登·伯恩（Gordon Burn）写了一篇精彩的随笔，其中提到：“观念艺术是那种被画在烟盒背面和啤酒杯垫上，在机场休息室和出租车后座上粗略勾勒，然后大多被委派给他人执行的艺术。这给达明安留出了大量时间，去做那些可以被宽泛地称为‘社交生活’的事情。” 赫斯特：最近我和基思·艾伦（Keith Allen）聊天，他是我以前一起喝酒的朋友。他是一名演员，也是歌手莉莉·艾伦（Lily Allen）的父亲。他问我：“你是怎么让你的事业一直维持下去的？我的事业被我搞砸了。”于是我回答：“我也不知道，我雇了助手。”

《世界报》：他们为您分担了压力。

赫斯特：但我确实去了工作室。

《世界报》：您的意思是，无论前一天晚上您玩得多么疯狂？

《世界报》：在某个阶段，您认为现在该结束了。为什么？

参与并允许这种情况随时间而改变。因此，当我变得凡人（会死亡）时，这些画作却变得越来越永恒。

赫斯特：因为它们是以一个无限系列开始的。因为在我脑海中，有一个永恒的画家在无限地生产这部作品。但这并不现实。当我死去时，它们就不再产生了。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画作的现实是它们终有一天会结束。我想：“我想结束它们，正因为是我暗示了它们的无限性。”但每次我想停止时，又会想到另一种创作它们的方法。最近，我画了一些单个的点，在画布上大约两米大。

《世界报》：艺术史的美妙之处在于，艺术家虽然是凡人，但他们的名字、艺术和遗产可以变得永恒。考虑到目前西方博物馆的趋势：您有时是否担心，像您这样极受欢迎、超级富有的白人男性所能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

赫斯特：不。我真的根本不在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舔多少根阳具，进入多少家博物馆——但最终你依然只是历史中的一个脚注。不过既然说到这个：我最近在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的一个展览被取消了。

绘画。我当时在醉酒、宿醉且状态不稳的情况下画它们，我希望近看时它们像是由人创作的，但远看时像是由机器创作的。而我的助手们说：“不，您想要的是完美。”我和我的助手们一直为此争论，直到他们的绘画技巧好到看起来像是机器作业。我对此

赫斯特：他们更换了馆长，而新馆长不想举办达明安·赫斯特的展览。其实前任馆长也不想，但信托委员会希望提高参观人数，因此强行推动了我的展览。因为有一点很明确：如果你举办我的展览，人们就会来。

《世界报》：为什么？

《世界报》：我读到过，您 2012 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的回顾展是该馆历史上参观人数第二多的展览，仅次于 2002 年的“马蒂斯与毕加索”展。

赫斯特：那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展览的参观人数更多吗？

《世界报》：不知道。

赫斯特：没错。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启动了一些事情，然后离开，再回来，改变方向，再次离开，再回来，再次推动一些事情，然后离开。在我拿到第一笔钱的那一刻，我就用它来雇人帮我工作。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是他妈的不想亲自动手做。

赫斯特：因为在 2002 年，他们向展出该展览的展厅里允许进入了更多的人。

艺术家 达明安·赫斯特

赫斯特：我还记得我的助手们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我允许这样做——他们所达到的质量……

《世界报》：在您的首批点画创作四十年后——考虑到 d'Offay 画廊当时拥有格哈德·里希特的画作：当您开始创作时，脑海中是否想到了他的色卡画？

《世界报》：但即便有助手，您的生活方式在长期看来也是无法维持的吧？

赫斯特：我真的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曾是不可战胜的，喝酒、狂欢，度过了一段极其辉煌的时光。那时简直无法停止，我也不想停止。我就这样一直继续，一直继续，冒了所有的险，但每次都能重新浮出水面。

《世界报》：点画在这一切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您。

达明安·赫斯特 1965 年出生于布里斯托，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作为“英国年轻艺术家 (yBa)”的领军人物而闻名，并于 1988 年通过组织“Freeze”展览开启了该群体的崛起。他的作品围绕生命、死亡、转瞬即逝等主题，同时也探讨艺术市场的机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保存在甲醛中的动物尸体、药柜，以及镶嵌钻石的骷髅头《为了上帝之爱》。2008 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我脑海中永远的美丽”拍卖会引起了轰动。赫斯特让 200 多件新作品直接从他的工作室进行拍卖，从而绕过了传统的画廊体系。这个时间点几乎不能更具象征意义了：在 15. 9 月，第一个拍卖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崩溃，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而赫斯特则获得了约 1.11 亿英镑——这在当时创下了单艺术家拍卖会的纪录。

赫斯特：我在 d'Offay 看到过一幅里希特的小画，现在我知道那是出自“色卡”系列。但当时我没完全理解。那只是六种颜色。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幅漂亮的画，但并没有真正把它当成色卡来解读。那不是我的关注点。

《世界报》：那么您的关注点是什么？

赫斯特：我想到了 Smarties 巧克力豆，想到了糖果，想到了儿童读物，想到了蛋糕或冰淇淋上的彩色糖粒。在美国它们被称为“sprinkles”。在英国人们称之为“hundreds and thousands”——但实际上它们就是糖粒。在利兹，我们吃一种被称为“廉价蛋糕”的东西。那就是铺了“hundreds and thousands”的黄油面包。

《世界报》：“Hundreds and thousands”。

赫斯特：是的，现在谈到这里感觉很奇怪。我从未想过这种联系，但后来我将这些作品命名为《一百年》、《一千年》。

《世界报》：就是那些著名的、苍蝇在其中孵化并死亡的玻璃展柜。 赫斯特：是的。我在利兹的父母家——门上就有圆点。

《世界报》：真的吗？

赫斯特：是的，我还记得，那是一扇白色的门，我母亲在上面画了深蓝色的圆点，因为她想让它显眼。我住在 Stanmore Place 24. 当人们问：“你的地址是什么？”时，我会说：“Stanmore Place 24. 那扇画着圆点的白色门。”

《世界报》：这太棒了。

《世界报》：这太棒了。 赫斯特：是的，当你看到自己最终走到了哪里，这简直太疯狂了。我当时是用模板喷涂点画的。一切都源于童年。

北美萨福的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经常表彰平庸之作，但这一次则表彰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为。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是一位受过古典教育的独行侠。

不久之后，《一部俄瑞斯忒亚》（Eine Orestie）问世——请注意：是“一部”，而非“那部”。安妮·卡森并非翻译埃斯库罗斯著名的三部曲，而是将三位截然不同的希腊作者的作品组合在一起：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和欧里庇得斯的《俄瑞斯忒斯》。这里不应回避的是，安妮·卡森的翻译不仅赢得了赞誉，有些人认为其才华横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英文版本的语调过于现代且轻佻。

然而，批评已无法撼动安妮·卡森。任何对诗歌感兴趣的人，此刻都应该清楚这位（如今已满头银发的）女士是谁：北美的萨福。就像那位来自莱斯博斯岛的伟大女诗人一样，她探索着那个往往相当残酷的爱神厄洛斯如何摆弄人类，并且像当年的萨福一样，她开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安妮·卡森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她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在二十岁之前，她没有写过一个字，而只是绘画。直到今天，她关注的依然是图像而非文字。书籍仅仅是将她的愿景打包的一种实用形式，仅此而已；但这种形式给她的满足感正日益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天安妮·卡森放下笔，拿出她的画架，没人会感到惊讶。

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毫无道理地——被怀疑主要是在表彰平庸。如果查看最年长获奖者的名单，最令人瞩目的是，当年多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已经消失在遗忘的深渊中。这往往是一个主要用来表彰高尚情操的奖项。任何人都可以嘲讽地列举出那些从未获奖的名字：托尔斯泰、乔伊斯、纳博科夫。而通过安妮·卡森，瑞典学院现在终于选择了一位从未追随时尚、从未出版厚重小说、也从未宣扬政治主张的作家；相反，正如诺贝尔奖评审团所言，她拥有一个“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整体作品”。

此外，这部作品提醒人们，文学如果不是由疯子或儿童创造的，就始终处于一个数千年的传统之中，而传统意识既不必陈腐，也不必阴郁。20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特立独行的奖赏。

这位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的一些诗句就像鞋里的碎石，一旦进入就再也无法摆脱。行走时它们令人疼痛，但当你坐下来脱掉鞋子时，你会发现：这些碎石不仅棱角分明，而且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是宝石，让人无法忘记。以卡森的诗作《使徒之城》（Apostelstadt）为例——这是一个神秘的标题，且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汉内斯·施泰因 (HANNES STEIN)

任何经历过失去挚爱之人的人，都会瞬间理解这首诗，并且再也无法将其忘却。“在你死后。 / 每天都有风。 / 每一天。 / 像一面墙一样挡在我们面前。 / 我们行走。 / 侧身对着彼此呐喊。 / 沿着街道。 / 徒劳无功。 / 我们之间的空间。 / 变得僵硬。 / 那是空洞的空间。 / 但它们却如此坚实。 / 且漆黑而痛苦。 / 就像一个老妇人 / 牙齿间的缝隙。 / 你在多年前认识她时 / 她还很美，神经在她的体内像宫殿之火一样奔涌。”

安妮·卡森（Anne Carson）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大概是高中时一位拉丁语老师愿意在午休时间教她古希腊语的时候。在她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多伦多大学，她后来学习了古典古代文学——尽管期间两次放弃，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并成为了教授。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写作：关于古希腊人的散文，人们能从中看出她研读过塞内卡和蒙田。事实上，在那些散文中，她当时就已经是一位诗人了——只不过那些文学评论家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安妮·卡森所写的内容本身就无法被归入常见的类别。那是诗吗？是散文诗？还是随笔？按照歌德的定义，这究竟算不算文学创作——或者更倾向于是自传式的真相？答案永远只能是：是的。从一开始，安妮·卡森就是一位博学的诗人（poeta docta），她绝不羞于掩饰其学识之光。她的诗句中密集地分布着不仅是对古代的，还有对弗洛伊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托尔斯泰的引用。

在这方面她很幸运：通常情况下，诗人——尤其是那些喜欢向我们展示其阅读成果的人——其生活处于文学界的边缘。谁愿意与这种“书呆子”打交道？但多年来，文学奖项却接踵而至地落在安妮·卡森身上。2000 年，她获得了一项麦克阿瑟奖学金（MacArthur Fellowship），俗称“天才奖”。这个令人向往的奖项不能申请，只能被提名：获奖者会接到一个电话，告知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数十万美元将汇入其账户。

安妮·卡森在 2001 年凭借其著作《丈夫之美》（Die Schönheit des Ehemanns），副标题为《29 段探戈构成的虚构散文》，取得了最终的突破。这本书探讨了一场婚姻悲剧的终结：“婚姻中最初的背叛具有某种纯粹、棱角分明且灼人的特质，”卡森写道。她还透露，她结婚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丈夫的美貌。而他本人并不忠诚——他“对任何事物都不忠诚”且“在所有事情上撒谎”。在这篇散文诗中，探讨了非常古典的主题：欲望究竟是什么？爱是否仅仅是一种幻象？“人们如何获得掌控他人的权力？”这个问题在文中出现了两次。期间，这对夫妇的一位同性恋朋友像个插科打诨的小丑一样出现，发表了一些冷峻的评论。“他那美丽而恶意地微笑，”安妮·卡森写道，“就像一件飞扬的裙子。”单就这个隐喻，就足以证明那项天才奖学金的价值。

四年后，安妮·卡森出版了《解构》（Decreation），这本书使她最终确立了自己在加拿大文学界特立独行的大师地位：书中汇集了一部剧本、一部清唱剧、短诗以及较长的散文段落，在这些作品中，卡森同时扮演着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的角色。随后是翻译作品。起初，卡森提交了她对欧里庇得斯四部较为冷门的悲剧的译本；人们可以将此视为她对美国当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的“反恐战争”的一种评论。

聚丙烯酰胺吸水凝胶，1997 © 达明安·赫斯特与科学有限公司（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保留所有权利 / VG BILD-KUNST BONN, 2026

萨欣与基尔的死亡之舞

在阿克塞尔·米尔伯格告别《犯罪现场》一年半之后，基尔警局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也许他终究会回来。克劳斯·博罗夫斯基，北德广播电台（NDR）曾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犯罪现场》警局，他在那里驻守了22年，解决了44起案件，并几乎让身边陪伴他的三位女性感到窒息。而现在，自从《博罗夫斯基与美杜莎之首》之后，克劳斯就身在狱中。

埃尔马·克雷凯勒 (ELMAR KREKELER)

博罗夫斯基是一位老派的、遵循北欧黑色电影风格的侦探，开内燃机车，古怪，孤独，在社交方面相当不合群。就像乌尔里希·图库尔饰演的费利克斯·穆罗特一样，他所有的调查案件都冠以自己的名字。

他进入监狱已经一年半了。这段时间足以让他获得距离感，并与现代接轨。但这段时间也足以让人产生一丝焦虑。是对米拉·萨欣（Mila Sahin）的焦虑。她是克劳斯·博罗夫斯基阴影下的最后一名侦探，也是《犯罪现场》中少数几位具有移民背景的女性之一。人们并不认可克劳斯·博罗夫斯基那种巨大的自我意识，因此让“博罗夫斯基与……”这种命名原则悄然消亡。于是，由阿尔米拉·巴格里亚齐克饰演的米拉·萨欣必须独自奋斗。思考职业生涯，思考自己在排外社会中作为一名具有移民背景的警察的地位，以及如何让执法者重新与民众建立紧密联系。这已经非常出色了。阿尔米拉·巴格里亚齐克能够展现出的才华，远比她在阿克塞尔·米尔伯格身边时被允许展现的要多得多。不过，人们并不想让她完全孤军奋战，这同样非常出色。因为卡罗琳·舒赫饰演的犯罪心理学家埃莉·克里格被安排在她的身边。一个来自勃兰登堡的女人，一个父母在每次想要出门旅行时都会被不断盘查的女人。在由拉尔斯·克劳梅执笔并执导的后博罗夫斯基时代首部作品《在朋友之间》中，她们对此进行了阐释。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在朋友之间》的问题所在：情节。弗朗西斯卡·波利多罗在普罗米修斯公司（Prometheus）的会计部门工作。该公司生产精密镜头，其口号是“超越视野”（See beyond）——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萨欣和克里格的座右铭。但普罗米修斯公司有些不对劲。可能是黑手党在利用该公司在太空洗钱，而弗朗西斯卡发现了这一点。随后，她的尸体在基尔峡湾漂浮。接着，她的前任男友死在公寓里。此人对生命中出现的女性有暴力倾向。但这些拉尔斯·克劳梅并不太在意。

《在朋友之间》是一部警察电影。这并不新鲜。尽管如此，观众依然会被手持摄影画面的吸引力所牵引，跟随克劳梅演员阵容的行踪。人们可以原谅他的一切，甚至是一个平庸的情节。但如果没有创造安娜·诺瓦克这个狂热想法，这部剧将毫无价值。她曾在柏林生活，曾是米拉最好的朋友。紧张，易怒，像个火药桶。莉莉丝·斯坦根伯格饰演安娜·诺瓦克，仅凭她那种闪烁不定的状态、敏感的神经，以及像舞蹈般令人上瘾的矛盾感，就足以值回每一分收视费。她与那位具有梅菲斯特风格的州警局（LKA）同事扬·库珀之间那场致命的“双人舞”亦然。由斯文·谢尔克饰演的库珀，是演绎阴沉特质的世界冠军，且带着一种致命的纯真。

这一切都相当得体。但遗憾的是，不像之前的法兰克福重启之作那样令人兴奋。不过，未来或许还会有所提升。

FREITAG, 9. OKTOBER 2026

4-Chlorophenol, 2008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ie Welt des Damien Hirst

Es war ein Aufstieg, so rasant, wie ihn die Kunstwelt seitdem nicht mehr gesehen hat. 1986 ist Damien Hirst ein 21-jähriger Kunststudent in London, der seinen Weg sucht – und ein erstes Bild malt, das nicht mehr zeigt als bunte Punkte. Keine zehn Jahre (und einen in Formaldehyd eingelegten Hai) später ist er ein globaler Pop-Star, die Galionsfigur der „Young British Ar-

tists“ und der wahrscheinlich berühmteste Künstler der Welt. Wir sind stolz, dass Damien Hirst nun ausgerechnet zum 40. Jubiläum seines ersten Spot-Paintings unsere jährliche Künstlerausgabe gestaltet. Und mit uns im großen Interview auf den Seiten 26 und 27 auf die Anfänge seiner Karriere zurückschaut. Auch wenn die Punkte sich über die Jahrzehnte verändert haben – sie begleiten ihn bis in die Gegenwart. „Es gab eine Zeit, da wünschte ich, ich hätte ausschließlich die Spots gemacht“, sagt Hirst heute. „Aber so bin ich nicht. Ich bin ein bisschen irrer. In meinem Kopf gibt es viele Stimmen.“ Auf den Seiten dieser Zeitung blendet er sie aus. Und so bringt es „Die Welt des Damien Hirst“ auf den Punkt. Zurück auf Los, dahin, wo alles begann. Cornelius Tittel

ZIPPERT ZAPPT

E s ist nie ein gutes Zeichen, wenn jemand Stimmen hört. In Sachsen-Anhalt geht es jetzt sogar um vier Stimmen, von denen niemand sicher weiß, woher sie kommen. Wer solche Stimmen wahrnimmt, sollte eigentlich zum Arzt gehen, vor allem, wenn die Stimmen Befehle geben. Die vier Stimmen aus Magdeburg senden zwiespältige Signale, und jeder hört eine andere Botschaft. Die einen glauben, die Stimmen sagen: „Wählt Ulrich Siegmund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andere sind überzeugt, die Stimmen befehlen der CDU, sich selbst aufzulösen. Die Stimmen sind erstaunlich durchdringend, in Berlin sind viele überzeugt, sie hätten den Befehl: „Merz muss weg“ gehört. Doch der Kanzler, der als Sauerländer Waldbewohner besonders feine Ohren hat, weiß, dass hier Linke ihre Stimmen verstellt haben um so zu tun, als seien sie von der CDU. Das ist natürlich ein besonders übler Trick. Die AfD muss gar nicht erst hinhören, weil sie angeblich alles schon mit der CDU abgesprochen hat. HNO-Ärzte empfehlen, dass der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seine Stimmabgaben besser abstimmt, um Unstimmigkeiten zu vermeiden.

MEINE WELT, MEINE MEINUNG

ANDREAS ROSENFELDER

Die Legende von der „Stabilität“

Vor wenigen Tagen rief der Vorsitzende der Staatsduma das russische Parlament zur Geschlossenheit auf. „Es läuft eine Spezialkriegsoperation“, erklärte Wjatscheslaw Wolodin. „Die Konsolidierung der Gesellschaft, der politischen Kräfte ist das Fundament des Sieges unseres Landes. Der Feind wird in erster Linie versuchen, diese Einheit zu zerstören.“ An die Abgeordneten der neugewählten Duma appellierte er, „Schulter an Schulter“ zu stehen.

Allerdings gab es bei diesem Schulterschluss auch Ausgeschlossene. So fehlte die kriegskritische Partei Jabloko, deren Slogan „Für Frieden und Freiheit“ lautet. Kurz vor der Wahl hatte der Oberste Gerichtshof die Liste disqualifiziert. Einzelne Kandidaten wurden als „Agenten“, wegen „Verächtlichmachung der Armee“, „Fake News“ oder „Extremismus“ verhaftet.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Russland steht nicht nur Wladimir Putins seit 2022 andauernder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Auch politisch klafft ein Abgrund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Ihre Systeme, ihre Werte könnten sich kaum fremder sein. Doch auch bei uns häufen sich die Aufrufe zum Schließen der Reihen. So verlangte Friedrich Merz bei der Verleihung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preises an die Nato in Münster „Geschlossenheit gegen Moskau“ – und im selben Atemzug gegen die größte deutsche Oppositionspartei, die Umfragerekorde von 30,5 Prozent erreicht, während die Union auf 17,5 Prozent abstürzt. „Auch in Deutschland werden wir uns nicht spalten lassen“, so der Kanzler, obwohl die Spaltung der Gesellschaft längst unübersehbar ist, „nicht durch hybride Angriffe, nicht durch von Moskaus Bots gesteuerte Hetze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auch nicht durch die Parolen der AfD und ihrer russischen Hintermänner.“ Beim Besuch in Kiew beschwor Merz erneut die „Stabilität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 und belehrte Kritiker darüber, dass es angesichts der außenpolitischen Spannungen keine Alternative zur Koalition aus CDU und SPD gebe: „Vielleicht ist manch einem auch im Inland nicht hinreichend klar, was es bedeuten würde, wenn 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den Aufgaben, vor die sie gestellt ist, nicht gewachsen wäre. Das hätte unermessliche Folgen für ganz Europa.“ Was unermesslich ist, darf gar nicht erst gedacht werden.

Auch als BND-Chef Martin Jäger im Bundestag vortrug, Russland führe einen „Schattenkrieg“ gegen Deutschland, stand eine innenpolitische Botschaft im Raum. Russlands Ziel sei es, „unsere Gesellschaft zu spalten“, erklärte Martina Rosenberg, Präsidentin des Militärischen Abschirmdiensts. Kräfte im Inland würden diese „Angriffe einer fremden Macht“ unterstützen, indem sie die „Grenzen des Sagbaren verschieben und ihre extremistischen Narrative verbreiten“. Diese „Feinde unserer Demokratie“ müssten „mit allen zur Verfügung stehenden rechtlich zulässigen Mitteln“ bekämpft werden. Schöner hätten es russische Geheimdienstler kaum ausdrücken können.

Was die rhetorische Mobilmachung in Deutschland von der russischen Propaganda unterscheidet, liegt auf der Hand: Deutschland ist ein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e, Russland eine autoritäre Diktatur. Genau deshalb müssen Alarmsignale schrillen, wenn auch unsere Politik eine fiktive Einheit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beschwört, die im schlimmsten Fall dazu dient, Kritiker zum Schweigen zu bringen und den politischen Wettbewerb stillzulegen. Streit und Widerspruch, Wesensmerkmale der Demokratie, gelten dann plötzlich als Bedrohung. Wer das nicht einsehen will, hilft dem Feind und ist im Zweifel selbst einer.

Die Stärke des freien Westens liegt darin, dass Macht immer infrage gestellt werden kann. Das gilt erst recht für eine blockierte Koalition, die in den Augen vieler Bürger nur noch den Niedergang verwaltet. Die Tabuisierung von Alternativen macht aus „russlandfreundlichen Rändern“ die Mehrheiten von morgen. Mit Fahnenappellen gewinnt man die Wähler nicht zurück: Die Menschen spüren die Absicht und misstrauen irgendwann auch dem vernünftigsten Ziel.

Wäre ein Machtwechsel mit neuen, womöglich flexiblen Mehrheiten ein Risiko in dieser angespannten Zeit? Ganz bestimmt. Aber der verzweifelte Versuch, einen längst instabilen Status quo zu zementieren, ist die viel größere Gefahr. Er führt garantiert in jenen inneren Zerfall, auf den Putin sicher hofft. Schließlich kann er dessen lähmende Folgen im eigenen Reich stud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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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ronyl, 2010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Wie Union und SPD die Reformpläne retten wollen

Liegt es am Druck von den politischen Rändern? Beim Treffen der Koalitionsspitzen zeigt sich die SPD bereit, die Vorhaben mit der Union durchzuziehen. Es gibt eine Verabredung, um das abzusichern

Gegen 23 Uhr verließ Friedrich Merz das Kanzleramt. Es war das Ende eines Mittwochs, an dem für ihn – vorsichtig gesagt – nicht alles rundlief. Er dürfte sich gefreut haben, nach diesem Tag endlich Feierabend zu haben.

RASMUS BUCHSTEINER („POLITICO“) UND NIKOLAUS DOLL

Der angekündigte Beschluss zur Einsetzung der Pflegestruktur-Kommission konnte am Vormittag in der Sitzung des Bundeskabinetts nicht getroffen werden. Zu groß war der Dissens in der Koalition, also wurde das Ganze noch einmal vertagt. Und dann war da noch die Aufregung um den Gang der Dinge in Magdeburg, wo die CDU-Landtagsfraktion nach der Wahl eines Landtagspräsidenten von der AfD womöglich vor der Spaltung steht.

Merz ließ sich am Mittag zu der Äußerung hinreißen, die zusätzlichen Stimmen für den AfD-Kandidaten Tobias Rausch in Sachsen-Anhalt könnten auch Teil einer „False-Flag-Operation“ gewesen sein. Damit stellte Merz den Verdacht in den Raum, dass die unerwarteten Stimmen für den AfD-Politiker womöglich aus anderen Fraktionen im Landtag gekommen sein könnten, um

THEMA DES TAGES

den Verdacht auf die CDU zu lenken. Die Sozialdemokraten waren nicht begeistert von dieser Wortmeldung.

In dieser Stimmung ging es am späten Nachmittag in den Koalitionsausschuss im Kanzleramt. Und hinterher gab es den Hinweis an die Journalisten, Informationen zu den Beratungen würden folgen: keine Pressekonferenz also, keine greifbaren Ergebnisse. Das Spitzen-Trio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bestehend aus Thorsten Frei (CDU), Matthias Miersch (SPD) und Alexander Hoffmann (CSU), stimmte eine SMS an die Abgeordneten ab: „Mit den besten Grüßen, Thorsten, Matthias und Alexander.“ Dann war Funkstille angesagt. Selbst am Mittag des Donnerstags war nicht klar, ob sich die Koalitionäre überhaupt nach dem Treffen öffentlich äußern wollten. Denn eine große Botschaft gab es nicht.

Dennoch sei der Abend „entscheidend für die Koalition gewesen“, hieß es am Morgen danach aus Unionskreisen. „Wir sind bedrückt in dieses Treffen gegangen und einigermaßen erleichtert wieder rausgekommen.“ Man habe sich mit der SPD noch einmal zusammengerauft im Kanzleramt. „In guter und konstruktiver Atmosphäre“ hätten die Koalitionsspitzen getagt, hieß es. „Wir sind uns bewusst, dass unsere Demokratie in diesen Tagen vor einer historischen Bewährungsprobe steht. Wir sind fest entschlossen, unser Land nicht den Extremisten zu überlassen.“

Das war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SPD-Fraktion war am Dienstagnachmittag unter Führung von Verteidigungsminiester Boris Pistorius und Fraktionschef Miersch nach der Wahl des AfD-Abgeordneten Rausch zum Landtagspräsidenten in Magdeburg zu einer Protestdemonstration aufgebrochen. Vom Brandenburger Tor zum Bebelplatz, dem Ort, an dem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hre Bücherverbrennungen inszeniert hatten. Mit Nationalhymne und viel Pathos. Und der Forderung, die CDU möge aufklären, wer die vier Abgeordneten sind, die zusätzlich zur AfD und der Wagenknecht-Partei BSW für Rausch gestimmt hatten.

Eine Forderung, die in der Union auf massiven Ärger stößt, weil Grundlage dafür die Annahme ist, dass es CDU-Abgeordnete gewesen sind, die für Rausch stimmten – was man aber nicht wissen kann, weil diese Wahl geheim war.

Dass man sich „gegenseitig die Vertrauensfrage im Koalitionsausschuss“ stellen wolle, hatte es im Vorfeld des Treffens geheißen, dass es also darum gehe, ob Union und SPD überhaupt noch zusammenarbeiten wollen. Aber das Alles-oder-Nichts war dann bei den Gesprächen offenbar kein Thema. Es ging um den Fortgang der angekündigten Reformen.

„Die SPD hat sich ganz klar dazu bekannt, an den Reformen so, wie wir es besprochen haben, festhalten zu wollen“, hieß es in Unionskreisen. Auch an den Plänen zur Rentenreform. Das sei nicht zu erwarten gewesen. Manuela Schwesig,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nach der Landtagswahl am 20. September wohl weiterregieren kann, lässt keine Gelegenheit verstreichen, zu betonen, dass die Reformen zur Rente, Pflege oder Einkommenssteuer so nicht weiterverfolgt werden sollten. Und Schwesig ist derzeit die starke Frau in der SPD.

Es ist offenbar der Druck der Verhältnisse, der Union und SPD in Berlin beieinanderhält. „Die Koalition ist sich einig, dass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sichere Arbeitsplätze 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 im Zentrum

Berlin: Linke, Grüne und SPD sondieren

Linke, Grüne und SPD in Berlin nehmen Sondierungsgespräche zur Regierungsbildung auf. Das teilten die drei Parteien am Donnerstag, zweieinhalb Wochen nach der Wahl zum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mit. Voraussetzung war eine Verständigung beim zuletzt heftig diskutierten Thema Anti-semitismus. „Wir schützen jüdisches Leben, stärken das Miteinander und setzen uns für Frieden und Verständigung ein“, hieß es in einer Vereinbarung der drei Parteien.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sei „unverhandelbar“. Außerdem einigten sich die Parteien auf den Schutz jüdischen Lebens: „Wir stärken die Polizei und den Verfassungsschutz in ihrem Auftrag, jüdisches Leben in Berlin zu schützen.“ Partei- und Fraktionsmitglieder, die gegen die Grundsätze verstoßen, müssen demnach mit dem Ausschluss rechnen. Ebenfalls verständigten sich Linke, Grüne und SPD darauf, Kontakte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strikt zu meiden und bei Verstößen zu ah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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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weiteren Arbeitsprogramms stehen“, heißt es in der SMS des Führungstrios an die Abgeordneten. Sämtliche aktuellen Themen seien besprochen worden, „um die damit verbundenen Vorhaben zügig zum Abschluss zu bringen“.

Am Ende stand der Eindruck, dass die SPD bereit ist, durchzuziehen bei den Reformen, auch wenn es hier und da sicher noch Streit geben werde. Bei der SPD heißt es, jetzt geschehe, was man sich nach der Sommerpause vorgenommen habe: Dass es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konkret werde.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soll nach WELT-Informationen wie zuletzt bereits im Fraktionsvorstand von CDU und CSU darauf verwiesen haben, dass man auch eigentlich sachfremde Themen miteinander verknüpfen müsse. Der Gedanke hier: Es geht nicht, wenn der eine Koalitionspartner die süßen Äpfel bekommt – und der andere mit den sauren vorliebnehmen müsste.

Konkret: Für die Union bleibt es bei der Verknüpfung zwischen Einkommensteuerreform und Arbeitsmarkt-Liberalisierung. CDU und CSU pochen auf Umsetzung der Vereinbarungen zu Befristungen und Kündigungsschutz. Die Alternative wäre, dass die Steuerreform-Pläne vo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in den Ausschüssen des Bundestags stecken bleiben.

Seit dem Sommer schwelt zwischen Union und SPD ein Grundsatzkonflikt: Die SPD will die Reichensteuer, was für die Union grundsätzlich inakzeptabel ist. Die Union will dagegen vor allem den Arbeitsmarkt flexibler machen und das Arbeitsvolumen erhöhen: Längere Arbeitstage sollen möglich sein, solange die Wochenarbeitszeit eingehalten wird. Zugleich sollen Mehrarbeit, Vollzeit und längeres Arbeiten im Alter attraktiver werden, um Fachkräftemangel und Wachstumsschwäche zu bekämpfen. Gegen diese Flexibilisierung gibt es Widerstand in der SPD. Nun sollen die Sozialdemokraten die Reichensteuer bekommen und die Union die Arbeitsmarktflexibilisierung.

Im Kanzleramt habe die SPD nun vermittelt, ihren Beitrag zu dieser Vereinbarung zu leisten, hieß es. Erste Entwürfe zum Arbeitsmarkt-Paket aus dem Sozialressort von Bärbel Bas (SPD) liegen inzwischen bei der Union – die schon in der Übermittlung der Papiere einen Ausweis von Konstruktivität zu erkennen meint. Einige in der Koalition glauben, der Druck von den politischen Rändern könne hilfreich sein, wenn es darum gehe, bei schwierigen Themen zueinanderzufinden.

Belarus testet mit einer neuen Taktik die Grenzen der Nato

Bewaffnete Männer versuchen, Migranten in die EU zu treiben. Es ist längst nicht die erste provokante Aktion. Polen und Balten bauen Verteidigungsanlagen aus

E s ist eine Situation, die einem düsteren Szenario an der Nato-Ostgrenze entsprungen zu sein scheint. Bewaffnete Männer ohne Abzeichen versuchen, 20 illegale Migranten aus Belarus über die Grenz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ach Lettland zu schleusen. Als lettische Grenzbeamte intervenieren, werden sie bedroht. Es fehlt nur ein Schritt zur Eskalation, bis tödliche Schüsse auf die Grenzbeamten fallen.

PAVEL LOKSHIN

Wenige Stunden, nachdem der illegale Grenzübertritt abgewehrt wurde, dringen maskierte Personen in lettisches Gebiet ein, um Überwachungskameras zu entfernen und einen Stromverteilerkasten zu beschädigen. Der Grenzübertritt nicht identifizierter Kämpfer ist wohl die schwerste Eskalation von belarussischer Seite, die Lettland bislang erlebt hat. Der lettische Innenminister Janis Dombrava sprach von einer „besonders offenen und aggressiven Provokation“ und warnte Belarus. Das Land solle „sich bewusst sein“, dass „solche Vorfälle schwerwiegende Folgen“ für Belarus haben können.

Der Fall fügt sich in eine lange Reihe russischer und belarussischer Aktionen im Grenzgebiet ein. Schon zuvor haben bewaffnete Männer demonstrativ die EU-Grenze überquert oder sich in Grenznähe provokativ verhalten – nicht nur im Zusammenhang mit illegaler Migration. Gerade Lettlands nördliches Nachbarland Estland wurd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zum Ziel russischer Grenzaktionen. Im Oktober 2025 versammelten sich bewaffnete Männer in Militäruniform im sogenannten Saatse-Stiefel – einem aus drei Himmelsrichtungen von Estland umgebenen russischen Gebiet, wo eine Landstraße zwischen zwei estnischen Dörfern über russisches Territorium führt.

Auf dem Höhepunkt der von Machthaber Alexander Lukaschenko inszenierten Migrationskrise ab 2021 visierte Belarus vor allem die Grenzen von Polen und

Litauen an. Der wohl schwerste Vorfall ereignete sich im Januar 2022: Mehrere belarussische Soldaten feuerten mit Langwaffen auf eine polnische Patrouille und verließen erst nach einer Stunde polnisches Staatsgebiet. Auch nach der russischen Großinvasion der Ukraine setzte sich die Serie der Grenzvorfälle fort, vor allem in Litauen.

Die neuartige Überwachungsinfrastruktur der baltischen Länder im Grenzgebiet zu Russland und Belarus scheint bislang eine deeskalierende Wirkung zu haben. Häufig wurden, wie vor wenigen Tagen in Lettland, Eindringlinge per Videokamera oder Drohne beobachtet – doch sie verließen das Gebiet vor dem Eintreffen einer Patrouille.

Die Grenzübertritte von Soldaten und Grenzbeamten von russischer und belarussischer Seite könnten demnächst riskanter werden. Alle drei baltischen Länder sowie Polen intensivieren ihren Grenzschutz und bauen Verteidigungsanlagen aus. Die Länder an der Nato-Ostflanke haben sich trotz Kritik von Menschenrechtlern und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en aus der Ottawa-Konvention zurückgezogen. Das bedeutet, dass sie Anti-Personen-Minen produzieren und einsetzen dürfen. Alle fünf Länder planen, solche Minen nur im Kriegszustand oder bei unmittelbarer Kriegsgefahr einzusetzen. Das heißt, die Grenze zu Russland beziehungsweise Belarus soll nicht grundsätzlich vermint werden. Wenn Russland seine hybriden Angriffe weiter intensiviert, könnte sich die Strategie aber ändern.

Gerade Polen und Litauen wollen gegenüber Russland schon jetzt wegen der Herausforderungen ihrer Verteidigung eine klare Botschaft senden. Angesichts der Gefahren aus der militarisierten russischen Exklave Kaliningrad und der Erfahrungen der Vorjahre ist das nachvollziehbar. Beide Länder setzen auf inländische Produktion von Landminen. Polen kündigte zudem an, die Grenze innerhalb von 48 Stunden verminen zu können.

NACHRICHTEN

KONJUNKTURPROGNOSE

Wirtschaft wächst stärker

Die Bundesregierung rechnet mit einem deutlichen Aufschw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ie hat ihre Konjunkturprognose angehoben und erwartet in diesem Jahr ein Wachstum von 1,3 Prozent. Im April hatte sie ihre Erwartungen noch zurückgeschraubt und mit einem Plus von 0,5 Prozent gerechnet – sie ist nun also deutlich optimistischer. Die Folgen des Iran-Kriegs und die stark gestiegenen Energiepreise hatten die Konjunktur zunächst deutlich belaste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abe sich aber als widerstandsfähiger erwiesen als erwartet, teilte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mit. Als Grund für das Wachstum werden vor allem Exporte sowie staatliche Investitionen und höhere Verteidigungsausgaben genannt. Der deutsche Außenhandel konnte demnach zeitweise sogar von weltweiten Engpässen profitieren: Käufer stockten ihre Lagerbestände mit energieintensiven Gütern auf, die in Deutschland produziert wurden.

BUNDESTAGSPRÄSIDENTIN KLÖCKNER

Kritik an Rauschs Parteiamt

Der neu gewählte Landtagspräsident Tobias Rausch will Generalsekretär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bleiben – diese Entscheidung kritisiert Bundestagspräsidentin Julia Klöckner als „befremdlich“. Rausch müsse sich jetzt in seinem Amt bewähren, sagte die CDU-Politikerin dem „Stern“. Maßstab seien die Geschäftsordnung und Neutralität. „Deshalb finde ich es als Parlamentspräsidentin befremdlich, dass Herr Rausch – wie zu hören ist – zeitgleich sein Parteiamt behalten und Generalsekretär seiner Landespartei bleiben will.“ Rausch war am Dienstag zum bundesweit ersten Landtagspräsidenten der AfD gewählt worden. Klöckner äußerte Verständnis für die Erwartung vieler, dass er sein Parteiamt niederlegt. Sie bezeichnete es als „völlig unangebracht“, als Parlamentspräsident „an einem operativen und in besonderem Maße politischen Parteiamt festzuhalten“.

RUSSISCHE RAKETE TRIFFT WOHNHAUS 28 Tote, darunter Kinder

Bei einem der schwersten russischen Luftangriffe auf die Ukraine sind nach ukrainischen Angaben mindestens 28 Menschen getötet und 100 weitere verletzt worden.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sprach von einem der „niederträchtigsten Angriffe“. Die schwersten Verluste gab es in der Stadt Pryluky in der nördlichen Region Tscherniniw, wo eine russische Rakete ein fünfstöckiges Wohnhaus zerstörte. Regionalgouverneur Wjatscheslaw Tschaus zufolge starben dort 20 Menschen, darunter fünf Kinder. Insgesamt feuerte Russland nach Angaben Selenskyjs in der Nacht 70 Raketen und Dutzende Schahed-Angriffsdrohnen auf die Ukraine ab. Das russ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teilte mit, seine Streitkräfte hätten einen „massiven Schlag“ gegen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 Einrichtungen ausgeführt. Selenskyj wies darauf hin, dass die Angriffe mit dem Geburtstag des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Wladimir Putin zusammenfielen. „Das ist die Art von Geburtstagsgeschenk, das Putin sich selbst gemacht hat: die Tötung von Kindern, die Tötung von Menschen“, sagte er in seiner abendlichen Videoansprache.

HÖCHSTER GEWINN EINES TECHKONZERNS Samsung verdient prächtig

Dank rasant steigender Preise für Speicherchips hat Samsung im abgelaufenen Quartal so viel verdient wie kein anderes Technologieunternehmen zuvor. Vorläufigen Berechnungen zufolge habe sich der operative Gewinn auf umgerechnet 71,68 Milliarden

Euro verneunfacht, teilte der südkoreanische Elektronikkonzern am Donnerstag mit. Dies ist der vierte Rekord-Quartalsgewinn in Folge. Der Umsatz stieg zwar um 127 Prozent, blieb mit 130 Milliarden Euro jedoch leicht hinter den Markterwartungen zurück. Motor des Gewinnwachstums bei Samsung ist das margenstarke Geschäft mit HBM-Speichern. Diese werden in Rechenzentren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nötigt, weil sie Daten besonders schnell zwischenspeichern und ausgeben können.

US-SHOPPING-CENTER

18-Jähriger plante Anschlag

Die US-Bundespolizei FBI hat nach Angabe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einen Anschlag in einem Einkaufszentrum in Bloomington bei Minneapolis (US-Bundesstaat Minnesota) vereitelt. Ein Mann habe für Ende des Monats geplant, in der „Mall of America“ 30 bis 60 Menschen zu töten, sagte der Staatsanwalt des Bezirks Minnesota, Dan Rosen. Nach Angaben des Weißen Hauses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18-Jährigen, der mithilfe der Terrormiliz Islamischer Staat (IS) den Anschlag geplant haben soll. „Dieser junge Mann war radikalisiert und musste überwacht werden“, so Rosen. Der 18-Jährige sei zwei Jahre lang beschattet worden. Laut Strafanzeige bekräftigte er im Nachrichtenaustausch mit einer vertraulichen FBI-Quelle wiederholt seine Absicht, bei einem Anschlag Nichtmuslime zu töt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irft ihm vor, sich ein Sturmgewehr vom Typ AK-47 sowie 200 Schuss Munition beschafft zu haben, um einen Terroranschlag zu begehen. Bei der „Mall of America“ handelt es sich nach eigenen Angaben um das größte Shoppingcenter in Nordamerika. Es zählt mehr als 500 Geschäfte.

TÖDLICHER UNFALL

Autofahrer rast in drei Mopeds

Bei einem Frontalzusammenstoß eines Autos mit drei Mopeds sind in Brandenburg vier Menschen ums Leben gekommen. Der Unfall passierte am Mittwochabend bei Biesenthal im Landkreis Barnim, wie die Polizei mitteilte. Demnach wollte der Autofahrer mehrere Fahrzeuge überholen und stieß dabei mit drei von vier entgegenkommenden Mopeds zusammen. Der Wagen geriet anschließend in Brand. Die drei Fahrer der Kleinkrafträder sowie eine 14-jährige Mitfahrerin auf einem der Mopeds erlitten bei der Kollision so schwere Verletzungen, dass sie noch an der Unfallstelle starben. Bei den Moped-Fahrern handelte es sich laut Polizeiangaben um drei junge Männer im Alter von 15, 16 und 19 Jahren. Der Fahrer des vierten Mopeds konnte dem Wagen ausweichen und blieb unverletzt. Der Autofahrer wurde verletzt mit einem Rettungshubschrauber in ein Krankenhaus gebracht.

NEUER WELT-INDEX

Mädchen-Gesundheit verbessert

Die Gesundheit von Mädchen hat sich einer neuen Analyse zufolge seit Beginn des Jahrtausends in vielen Ländern verbessert. Zwischen den Jahren 2000 und 2023 gab es in 178 von 192 untersuchten Ländern eine positive Entwicklung. Das zeigt der erste „Weltmädchenindex“, den die Entwicklungs- und Hilfsorganisation Plan International und das Institut für Friedenssicherungsrecht und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 haben. Demnach hat sich die Sterblichkeit von Mädchen in dem Zeitraum weltweit mehr als halbiert. Zugleich sank die Wahrscheinlichkeit für Mädchen, ein Kind zu bekommen, in dieser Zeit um ein Drittel. Der Index betrachtet weltweit die Gesundheit von Mädchen im Alter zwischen fünf und 19 Jahren.

WELT-KÜNSTLERAUSGABEN DER LETZTEN JAHRE

Ob KAWS, Anselm Kiefer, David Hockney oder Katharina Grosse – bereits 17 Künstler haben DIE WELT in ein Kunstobjekt verwandelt. Sie haben eine Künstlerausgabe der letzten Jahre verpasst? Unter www.welt.de/kuenstler haben Sie die Möglichkeit, einzelne, noch vorhandene Ausgaben nachzubestellen.

WETTER

Zunehmender Regen, starker Wind, Sturmböen

Heute: Von Westen breiten sich graue Wolken mit Regen nach Osten aus. An der Nordsee entladen sich Gewitter. Im Süden scheint nach Nebel erst die Sonne, später fällt auch nördlich der Donau Regen. An den Alpen bleibt es vorerst trocken. 8 bis 16 Grad werden maximal erwartet. Der Wind weht frisch bis stark um Südwest.

Biowetter: Zurzeit hat das Wetter ein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en Organismus. Herz und Kreislauf werden belastet. Asthmatiker leiden ebenfalls unter der Wetterlage, sie müssen verstärkt mit Atembeschwerden, Rheumakranke mit stärkeren Schmerzen rechnen.

Deposteron, 2021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Kontrollversagen im Wehrressort

Missstände im Sanitätsdienst: Rechnungshof und Wehrbeauftragter sind alarmiert. Doch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vernachlässigt seine Pflichten – womöglich durchaus bewusst

R und 3000 Beschäftigte arbeiten im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Das Ressort von Boris Pistorius (SPD) trägt als oberste Fachaufsichts- und Dienstbehörde der Bundeswehr die Verantwortung dafür, Missstände zu erkennen, Vorschriften durchzusetzen und die nachgeordneten Geschäftsbereiche wirksam zu steuern. Doch es gibt Bereiche, da ignoriert das Ministerium diese Verantwortung.

THORSTEN JUNGHOLT

Zum Beispiel beim Sanitätsdienst der Bundeswehr. Dessen zentrale Aufgabe ist es,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der Soldaten im In- und Ausland sicherzustellen. Seit zehn Jahren weisen Kontrollinstanzen wie der Bundesrechnungshof und der Wehrbeauftragte des Bundestags darauf hin, dass es dabei zu Versäumnissen kommt. Doch das Ministerium verfährt nach dem Motto: nichts wissen, nichts sagen, nichts steuern.

Worum geht es? Der zum Unterstützungsbereich der Bundeswehr zählende Sanitätsdienst leidet wie die gesamten Streitkräfte unter erheblichem Personalmangel. Um dennoch qualifiziertes Personal zu gewinnen und zu halten, gibt es flexible Arbeitszeitmodelle und die Möglichkeit, Nebeneinkünfte zu erwirtschaften. Das gilt grundsätzlich für die gesamte Bundeswehr, aber im Sanitätsdienst werden diese Optionen besonders ausgiebig genutzt.

In einem Sonderbericht vom Dezember 2025 schildert der Bundesrechnungshof ein System, das seit vielen Jahren außerhalb wirksamer Kontrolle läuft. So ist es zwar erlaubt, dass Ärzte in den fünf Bundeswehrkrankenhäusern neben ihrer regulären Tätigkeit zivile Patienten behandeln und diese Leistungen privat abrechnen. Doch diese Nebentätigkeiten dürfen grundsätzlich nicht mehr als acht Stunden pro Woche in Anspruch nehmen, die Zusatzeinkünfte sind auf 40 Prozent des regulären Jahresgehalts gedeckelt. Soweit die Theorie. Die Abrechnungspraxis von 40 Ärzten am Bundeswehrzentalkrankenhaus Koblenz ergibt laut einer zwei Jahre währenden Untersuchung des Rechnungshofs eine andere Bilanz: Die Mediziner erzielten zusammen Zusatzeinkünfte von insgesamt 5,6 Millionen Euro. Die jährlichen Nebeneinkünfte reichten von wenigen Hundert Euro bis zu 418.815 Euro. Fast die Hälfte der „Liquidationsberechtigten“ überschritt die zulässige Einkommensgrenze um das Doppelte bis hin zum Zehnfachen.

In der Spitze lagen die Zusatzeinkünfte fast beim Vierfachen des regulären Jahresgehalts. Einzelne Ärzte nahmen mehr als 1400 Privatbehandlungen im Jahr vor, in Spitzenfällen wurden bis zu 191 Privatbehandlungen pro Woche registriert. Gleichzeitig, so die Prüfer, hätten Soldaten häufig Schwierigkeiten gehabt, Facharzttermine etwa bei Augen- oder HNO-Ärzten in Bundeswehrkrankenhäusern zu erhalten: „Vielfach müssen sie dann zivile Ärzte aufsuchen. Dies führt zu zusätzlichen Kosten für den Bund.“

Bereits 2016 hatte der Rechnungshof ähnliche Mängel beanstandet, doch die Lage habe sich „nicht verbessert, sondern teilweise noch verschärft“, bemängeln die staatlichen Finanzkontrolleure, die deshalb zu einem vernichtenden Urteil kamen: Das Ministerium habe die Entwicklung „übersehen oder einfach ignoriert“, seine Steuerungsfunktion nicht wahrgenommen und Jahre nach der ersten Rüge nicht einmal eine belastbare Datengrundlage über den Umfang der Behandlungen vorlegen können. Das Ressort könne letztlich nur mutmaßen, ob die geltenden Regeln eingehalten würden, so der Rechnungshof, der daran erinnert: „Die Kapazitäten der Bundeswehrkrankenhäuser dienen vorrangig der Behandlung von Soldaten.“

Der Wehrbeauftragte des Bundestags, Henning Otte (CDU), griff das Thema in seinem aktuellen Jahresbericht auf. Nach mehreren Eingaben liefen an verschiedenen Klinikstandorten disziplinare Vorermittlungen, so Otte. Im Raum stünden nicht nur die zeitliche und finanzielle Überdehnung genehmigter Tätigkeiten, sondern auch unangemeldete Nebentätigkeiten. Zudem gebe es Vorwürfe, unterstelltes Personal sei bei der Behandlung ambulanter Privatpatienten ohne Genehmigung oder angemessene Vergütung eingesetzt worden. Die Ermittlungen zu den „schwerwiegenden Vorwürfen“ dauerten an.

Es drängen sich mithin mehrere Fragen auf. Zunächst die nach der Dimension. WELT fragte das Ministerium, wie viele Ärzte und wie viel Assistenzpersonal die Möglichkeit zur Privatliquidation wahrnehmen. Die Antwort: „Da die Genehmigung und Kontrolle der Auflagen beim Vorgesetzten liegt, liegt hiesig keine Statistik im Sinne Ihrer Fragestellung vor.“ Man weiß es also nicht. Nächste Frage: Um wie viele Fälle von disziplinären Ermittlungen handelt es sich? Antwort: „Hierfür zuständig sind die jeweiligen Disziplinarvorgesetzten. Je nach Fallkonstellation werden auch Verfahren durch die zuständigen Wehrdisziplinaranwaltschaften geführt. Eine Gesamtübersicht liegt dem BMVg jedoch nicht vor.“ Man weiß also auch das nicht.

Schließlich: Welche Maßnahmen hat das Ministerium nach den Bemerkungen des Bundesrechnungshofs ergriffen? Antwort: Die bestehende Praxis werde überprüft, die Dienstaufsicht sei intensiviert, Vorgesetzte seien sensibilisiert worden. So ähnlich hatte das Ministerium auch dem Rechnungshof gegenüber argumentiert, der urteilte: „Dem BMVg fehlt der Wille, zu kontrollieren.“ Als Rechtfertigung führt ein Sprecher an, Nebentätigkeiten seien ein Mittel, sich im Ringen um hochqualifiziertes Personal auf dem „zunehmend kompetitiven Gesundheitsarbeitsmarkt“ zu behaupten. Genau darin liegt der Kern des Problems.

Die Bundeswehr hat Nebentätigkeiten, flexible Arbeitszeiten und Teilzeitmodelle bewusst als Instrumente der Personalgewinnung etabliert. Der Bundesrechnungshof bestreitet deren Sinn nicht. Er wirft dem Ministerium allerdings vor, sich nicht um die Steuerung dieser Attraktivitätsmaßnahmen gekümmert zu haben. Denn je großzügiger Freiräume und Ausnahmen gewährt werden, desto wichtiger sind belastbare Daten und wirksame Kontrollen. Auch bei den Teilzeitmodellen, die das Ministerium als Ausdruck eines modernen und familienfreundlichen Arbeitgebers versteht, fehlen grundlegende Informationen. So kann das Ministerium keine Auskunft über den Umfang der in Teilzeit arbeitenden Ärzte und medizinischen Assistenten im Sanitätsdienst geben: „Über die Genehmigung einer Teilzeitbeschäftigung entscheidet jeweils die personalführende Stelle. Im BMVg werden entsprechende Statistiken im Sinne Ihrer Fragestellung daher nicht geführt.“ Die Genehmigung von Teilzeit, versichert ein Sprecher, erfolge stets unter dem Vorbehalt dienstlicher Erfordernisse: „Die Sicherstellung der Einsatzfähigkeit und die Gewährleistung des Dienstbetriebs stehen dabei an erster Stelle.“ Das Problem des Ministeriums: In Zeiten, da die Landes- und Bündnisverteidigung wieder oberste Priorität der Streitkräfte ist, ändern sich die Maßstäbe im Verhältnis von Einsatzfähigkeit und Attraktivitätsmaßnahmen. Es reicht nicht mehr, Personal zu gewinnen. Es muss auch jederzeit verfügbar sein.

Besonders anschaulich wird das an der Litauen-Brigade, der laut Pistorius „ersten voll kampfbereiten Brigade der Bundeswehr im Ausland“. Die abschreckende Wirkung als Vornepräsenz an der Nato-Ostflanke ergibt sich gerade dadurch, dass der Verband im Ernstfall nicht erst verlegt werden muss, sondern vor Ort unmittelbar einsatzbereit ist. „Voll kampfbereit“ heißt: nicht nur mit Kampftruppen, Waffensystemen und Munition ausgestattet, sondern auch mit allen Unterstützungsleistungen – zum Beispiel der Sanitätsversorgung. Tatsächlich kann der Sanitätsdienst das offenbar nicht leisten, die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der Brigade soll nicht ausschließlich durch dauerhaft vor Ort stationiertes Sanitätspersonal sichergestellt werden. „Die Sanitätszentren vor Ort decken einerseits routinedienstliche truppenärztliche und truppenzahnärztliche Versorgung und sanitätsdienstliche Übungs- und Einsatzunterstützung ab“, teilte das Ministerium mit. „Zusätzlich wird ein Sanitätseinsatzverband in Deutschland vorgehalten, der für den Fall eines Einsatzes der Brigade nach Litauen verlegt werden kann.“ Darüber hinaus, so das Ressort, „setzen wir in Litauen bewusst auf einen multinationalen Ansatz mit unseren Alliierten. Die enge Zusammenarbeit mit unseren Partnern und Verbündeten vor Ort und die Nutzung des Host Nation Support (zum Beispiel Abstützen auf Fachärzte in Litauen) sind daher wesentliche Bestandteile des sanitätsdienstlichen Gesamtkonzepts.“ Ob diese Konstruktion auf Personalengpässe oder Teilzeitmodelle im Sanitätsdienst zurückzuführen ist, lässt das Ministerium offen. Man will nicht einmal offenlegen, wie viele Freiwilligenmeldungen es für den Dienst in Litauen gab: „Wir bitten um Verständnis, dass wir zur Wahrung der militärischen Sicherheit keine Details zu einzelnen Verwendungsbereichen bekannt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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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ZELNE ÄRZTE NAHMEN MEHR ALS 1400 PRIVATBEHANDLUNGEN IM JAHR VOR

Das allerdings ist eine fragwürdige Auskunft. Bei der Vorstellung des Gesamtbesetzungsstandes der Brigade am 14. September wurde ausdrücklich hervorgehoben, dass die Teilstreitkraft Cyber- und Informationsraum ihr Soll übererfüllt habe, es habe dort mehr Freiwilligenmeldungen als Bedarf gegeben. Wenn das Ministerium nun beim Sanitätsdienst auf Geheimhaltung pocht, könnte das einen einfachen Grund haben: Die Zahlen passen womöglich nicht zu den politischen Versprechen. Die Bundeswehr will zugleich moderner Arbeitgeber mit Teilzeitmodellen, Nebentätigkeiten sowie größtmöglicher Flexibilität sein und jederzeit einsatzbereite Verbände für die Bündnisverteidigung bereitstellen. Doch man kann oder will nicht einmal sagen, ob für die „voll kampfbereite“ Brigade in Litauen genügend Sanitätspersonal verfügbar ist.

Fazit: Zehn Jahre nach der ersten Rechnungshof-Rüge gibt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selbst auf grundlegende Fragen zum Zustand seines Sanitätsdienstes keine belastbaren Antworten.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sind nicht die Ärzte und ihre Assistenten. Das Problem ist ministerielles Steuerungsvers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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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iert, aber realistisch“

Mit dem Amt des Verkehrsministers übernahm Steffen Bilger auch diverse Infrastruktur-Probleme – so will er sie lösen

Polonium, 1997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Steffen Bilger gehört seit dem 29. Juli der Bundesregierung an. Der Verkehrsminister rechnet wegen der Bahnsanierung zunächst mit mehr Baustellen, bevor eine Verbesserung eintritt. Bis 2029 soll die Pünktlichkeit im Fernverkehr von gut 50 auf 70 Prozent steigen.

HELGE FUHST

WELT: Als Sie vor gut zwei Monaten Verkehrsminister wurden, sagten Sie, den Tankrabatt könne man sich in dieser Pauschalität nicht mehr leisten. Jetzt hat Ihre Koalition gerade den zweiten Tankrabatt beschlossen. Wie konnte das passieren?

STEFFEN BILGER: Die hohen Preise sind eine Folge des Kriegs im Nahen Osten, und die Hoffnung auf Frieden und infolgedessen niedrigere Preise auf dem Weltmarkt hat sich leider nicht erfüllt. Die Koalition hat früh eine Taskforce eingesetzt, die mit der Stärkung der Rechte des Kartellamts und dem ersten Tankrabatt schnell geeignete Maßnahmen ergriffen hat. Ich hätte einen zweiten Tankrabatt gern vermieden. Aber die Belastung für Pendler und bestimmte Unternehmen ist zu groß, deshalb trage ich ihn mit.

WELT: Sie hielten gezielte Hilfen für besser. Gilt das noch?

BILGER: Der Tankrabatt hat vor allem einen Vorteil: Er hilft schnell und direkt. Ein Direktauszahlungsmechanismus, mit dem der Staat Geld gezielt an die besonders Betroffenen überweist, ist noch nicht einsatzfähig. Als Verkehrsminister habe ich vor allem Branchen im Blick, die ihre Preise nicht einfach erhöhen oder weitergeben können, etwa Taxi- und Busunternehmen oder auch Spediteure. Hält die Lage an, wäre es sachgemäßer, diese auf direktem Weg zu unterstützen.

WELT: Auch weil das Benzin so teuer ist, boomt das Elektroauto. Seit Mai gibt es eine staatliche Kaufprämie, mehr als 100.000 Anträge sind seither gestellt worden. Sie läuft noch bis 2029. Braucht es die bei diesem Boom überhaupt noch?

BILGER: Nach Auslaufen dieser Förderung 2029 brauchen wir meines Erachtens keine weitere, E-Autos sind absolut marktfähig. Den Hochlauf gibt es unabhängig von Prämie und Spritpreisen, beides verstärkt ihn aber aktuell. Wer zu Hause Fotovoltaik hat und laden kann, fährt mit dem E-Auto oft schon heute günstiger.

WELT: Warum muss die Prämie dann bis 2029 laufen? Sie kostet immerhin drei Milliarden Euro...

BILGER: Weil Verlässlichkeit zählt. Die Vorgängerregierung hat Förderungen sehr kurzfristig gestrichen, das zerstört Vertrauen. Viele überlegen gerade, ob sie ein E-Auto kaufen, und für einige ist die Prämie ein entscheidendes Argument. Also führen wir die Förderung fort, solange sie vereinbart wurde. Al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fokussieren wir uns vor allem auf den weiteren Ausbau der Ladeinfrastruktur. Der geht mit Hochdruck voran: Aktuell kommen durchschnittlich 60 neue Ladepunkte täglich hinzu.

WELT: Sie nennen das EU-Verbot für neue Verbrenner-Autos ab 2035 einen Fehler. Kommen Sie damit in Brüssel durch?

BILGER: Es besteht ein immer größerer Konsens darüber, dass das Verbrennerverbot ein großer Fehler war.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sich einig, in Brüssel gemeinsam für eine Rücknahme des Verbots einzutreten. Dazu haben auch Gewerkschaften und Betriebsräte beigetragen. Wir wollen Autoland bleiben und für die ganze Welt Autos mit unterschiedlichen Antrieben bauen. Das kann aber nicht funktionieren, wenn in Europa der Verbrenner verboten wird. Auch bei den Verkehrsministerkollegen anderer Länder spüre ich viel Zustimmung.

WELT: Die EU-Kommission ist zuletzt auf Deutschland zugegangen: Statt der bisher vorgesehenen 100 Prozent soll der CO₂-Ausstoß neuer Autos um 90 Prozent sinken. Reicht Ihnen das? BILGER: Nein, da agiert die Kommission zu schwerfällig. Wenn man sich politisch einig ist, dass das Verbot keinen Sinn ergibt, muss man es auch konsequent abschaffen und nicht etwas vorschlagen, was einem Verbot gleichkommt. Das gilt für Pkw wie für Lkw. Wir verhandeln intensiv weiter.

WELT: Nicht nur Autofahren ist teurer geworden, sondern auch der Führerschein selbst. Der Führerschein der Klasse B kostet mittlerweile im Schnitt 3400 Euro, für viele junge Menschen ist das kaum zu stemmen. Die Regierung plant eine Reform. Wie viel billiger wird er?

BILGER: Mit mehr digitalem Unterricht und einer Bürokratieentlastung wollen wir die Kosten senken. Nach Prognosen von Verbänden können Fahrschüler eine Ersparnis von mehreren hundert, bestenfalls sogar bis zu 1000 Euro erwarten. Aber da gibt es große regionale Unterschiede, und mancher braucht mehr Stunden als andere.

WELT: Kommen wir zum Lieblingsthe- ma der Deutschen: zur Bahn. Sie haben diese Woche einen Infraplan für die Bahn vorgestellt. Was steckt drin? BILGER: Wir brauchen massive Investitionen in die Schiene, und die Mittel dafür sind jetzt da. Der Infraplan legt erstmals für fünf Jahre fest, welche konkreten Projekte von Bund und Ländern durch die Bahn umgesetzt werden sollen. Der Plan wird jährlich fortgeschrieben und schafft so Transparenz und Planbarkeit. Außerdem überarbeiten wir aktuell das Konzept der Korridorsanierungen, also die monatelange Sperrung ganzer Strecken: eine gute Idee, die aber zu oft nicht funktioniert hat. Wenn eine Strecke so lange gesperrt wurde, muss der Betrieb danach deutlich besser funktionieren. In einem nächsten Schritt wollen wir mit einem Infrastrukturfonds die Investitionen in die Schiene für die Zeit nach dem Sondervermögen sicherstellen.

WELT: Was heißt das für den Bahnfahrer: weniger Baustellen?

BILGER: Erst mal wird es zu mehr Baustellen und damit auch zu Verspätungen führen. Aber die gute Nachricht ist: Danach wird es besser. Das Netz kann nicht über Nacht instandgesetzt werden und Wunder kann ich nicht versprechen, dennoch bleibt mein Ziel eine spürbare Verbesserung. Dabei hilft auch die Digitalisierung, weil wir Strecken effizienter nutzen können, ohne neue Gleise zu bauen.

WELT: Aktuell ist nur gut die Hälfte der Züge pünktlich. Ihr Ziel ist es, dass es bis 2029 70 Prozent sein sollen. Ein Drittel der Züge käme dann immer noch zu spät...

BILGER: Das Ziel klingt nicht sehr ambitioniert, aber 70 Prozent wären eine deutliche Verbesserung im Vergleich zu jetzt. Daher ist das Ziel durchaus ambitioniert und aber auch realistisch, wenn wir jetzt entschlossen dafür arbeiten. Die Politik hat immer wieder beschlossen, mehr Reisende und mehr Güter auf die Schiene zu bringen, ohne den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konsequent mitzudenken. Das holen wir jetzt nach. Im Regionalverkehr ist die Pünktlichkeit übrigens schon jetzt deutlich besser.

WELT: Sollten dann auch die Boni im Vorstand der Deutschen Bahn an die Pünktlichkeit gekoppelt sein?

BILGER: Wir verhandeln gerade mit der Infrastruktursparte der Bahn über die sogenannte Leistungsvereinbarung.

Damit kann der Bund als Eigentümer zukünftig besser steuern und kontrollieren, ob Vereinbarungen von der Bahn eingehalten werden. Pünktlichkeit ist ein Maßstab für die variable Vergütung der Bahnmanager, aber auch Fortschritte bei der Digitalisierung der Schiene und der Instandsetzung des Netzes sollten zu den Kriterien gehören.

WELT: Die Bahn ist noch immer ein Unternehmen voll in staatlicher Hand. Vor fast 20 Jahren stand sie schon einmal vor einer Teilprivatisierung. Wäre das ein Weg aus der Bahn-Misere? BILGER: Solche weitreichenden Strukturdebatten gehören i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Im geltenden Koalitionsvertrag steht schon eine Vielzahl an Aufgaben: Infraplan, Korridorsanierung, ein Zielnetz 2035. Die Bahn soll im Eigentum des Bundes ein erfolgreiches Unternehmen sein, das den Kunden ein gutes Erlebnis bietet und wirtschaftlich besteht.

WELT: Ihr Vorgänger hatte heftig mit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um mehr Geld für die Autobahnen gestritten. Sie haben offenbar einen Weg gefunden.

BILGER: Der Kanzler hat mir klar aufgetragen, mich um die Finanzierung zu kümmern. Dazu haben wir diese Woche einen wichtigen Schritt gemacht: Das Kabinett hat beschlossen, dass die Autobahngesellschaft eigene Kredite aufnehmen darf. Das gibt uns Spielraum, macht uns unabhängiger vom jeweiligen Haushalt und erlaubt, öffentlich-private Partnerschaften effizienter zu nutzen. So können wir umsetzen, was die Koalition beschlossen hat: Was fertig geplant ist, wird gebaut. Dem Finanzminister bin ich für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dankbar.

WELT: Zum Amtsantritt sagten Sie, Sie bräuchten kaum Einarbeitung, weil Sie das Haus kennen. Hat Sie in den zwei Monaten trotzdem etwas überrascht?

BILGER: Positiv überrascht hat mich in der verkehrspolitischen Debatte heutzutage der Pragmatismus. Wir führen in der Gesellschaft weniger ideologische Debatten als früher, beispielsweise über den Sinn von Investitionen in die Straßeninfrastruktur muss man kaum noch diskutieren. Das nehme ich in der Gesellschaft wahr, aber auch in der Politik: Nach der Landtagswahl in Baden-Württemberg war ich an den Sondierungsgesprächen zwischen Grünen und CDU beteiligt: Wir waren uns in der Verkehrspolitik schnell einig. Das war in früheren Zeiten ganz anders.

WELT: In vielen Ressorts hakt es bei den Reformen der Koalition. Läuft es bei Ihnen mit der SPD besser? BILGER: Ich kann mich über die Zusammenarbeit mit SPD-Häusern nicht beklagen. Mit der Justizministerin war ich schnell einig über eine Verschärfung des Strafrechts bei Angriffen auf Bahnmitarbeiter, mit dem Finanzminister über die Kreditfähigkeit der Autobahn und mit dem Umweltminister habe ich eine Initiative für den Ausbau der Lade-Infrastruktur und Wasserstoff in unseren Nachbarländern gestartet. Mir ist aber klar, dass es in anderen Bereichen politisch schwieriger ist.

Andy Burnhams heikle Mission in Berlin

Knapp drei Monate nach seiner Ernennung zum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 hat Andy Burnham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in Berlin getroffen. Der Antrittsbesuch fand nur wenige Wochen vor dem Gipfeltreffen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und der EU im November statt, bei dem Burnham die künftigen Beziehungen grundsätzlich neu vermessen will.

JAMES CRISP, JOE BARNES UND TONY DIVER

Vergangene Woche hatte er den Delegierten in seiner ersten Rede als Premierminister auf dem Labour-Parteitag erklärt, der Brexit habe dem Land „mehr geschadet als genutzt“.

Zugleich kündigte er an, rund um das Brüsseler Treffen „Optionen“ für eine Rückkehr in die Union aufzuzeigen. Der Zeitpunkt des Treffens mit Merz dürfte daher strategisch gewählt sein: Burnham wird den Bundeskanzler voraussichtlich dazu drängen, Druck auf Brüssel auszuüben, damit britische Unternehmen Zugang zu EU-Verteidigungskrediten und Industriesubventionen bekommen. Merz wiederum wird ihm nach Informationen aus Regierungskreisen deutlich machen, dass dies nur möglich ist, wenn London seine Zölle auf chinesische E-Autos von derzeit zehn auf die von Brüssel verhängten 45 Prozent anhebt. Für die chi-

Der neue britische Premier reist kurz vor dem Gipfeltreffen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und der EU nach Deutschland. Er wirbt beim Kanzler um Rückendeckung für seinen Europa-Plan

nesischen Modelle würde das einen jähen Preissprung bedeuten. Und es birgt das Risiko, Peking zu erzürnen, das diese Aussicht Anfang der Woche bereits mit „ernster Besorgnis“ quittiert hatte.

Ohne eine Einigung droht der britischen Industrie der Ausschluss aus den geplanten „Made in Europe“-Regeln – dem EU-Programm, das europäische Hersteller gegen die Konkurrenz billiger chinesischer Importe in Stellung bringen soll. Berlin ist einer Beteiligung Großbritanniens grundsätzlich wohlgesonnen: Zu eng sind die Lieferkett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als dass man London ohne Not vor der Tür lassen wollte. Das gilt für die „Made in Europe"-Vorgaben ebenso wie für Kredite im Rahmen von 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SAFE) – dem Herzstück der EU-Rüstungsfinanzierung. Unter den Mitgliedstaaten und in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ist allerdings umstritten, wie weit sich diese Instrumente für Nicht-EU-Staaten wie Großbritannien überhaupt öffnen lassen.

Frankreich etwa pocht auf einen Vorrang für EU-Mitglieder – mit dem Argument, dass diese aufgrund der hohen Beträge, die sie bereits für die Mitgliedschaft zahlen, auch mehr herausbekommen sollten. In Berlin hingegen gilt die Rechnung: Wenn London sich bereit erklärt, den Zoll auf chinesische E-Autos anzuheben, nähme das dem Vorwurf die Spitze, die Briten wollten sich wieder einmal die Rosinen herauspicken. Andere Hauptstädte wiederum fürchten, dass Großbritannien zum Einfallstor in der neuen protektionistischen Mauer wird, solange es die eigenen Zölle nicht an die EU-Sätze angleicht. Eine Anhebung des E-Auto-Zolls würde zudem einen Präzedenzfall für andere strategische Sektoren schaffen, die im „Made in Europe“-Gesetz enthalten sind. Dazu gehören grüne Technologien sowie der Stahl- und Aluminiumsektor.

Im September hatte ein EU-Beamter öffentlich erklärt, Großbritannien müsse der Zollunion beitreten, um sich für die „Made in Europe“-Vorteile zu qualifizieren. Das würde mühsame Verhandlungen Branche für Branche über die Angleichung einzelner Zollsätze ersparen – aber zugleich das Ende des Brexit-Traums eines „Global Britain“ mit einer souveränen britischen Handelspolitik bedeuten. Denn in einer Zollunion würde Brüssel sämtliche britischen Zölle festlegen, und die Freihandelsverhandlungen wären faktisch wieder an die EU-Kommission ausgelagert.

So weit will London offenbar nicht gehen. Nach Informationen aus Regierungskreisen prüfen britische Handelsdiplomate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Zollanhebung – eine vollständige Angleichung über den Beitritt zur Zollunion steht hingegen nicht zur Debatte.

Burnham hatte darauf gedrängt, den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 das EU-Gesetz, das die „Made in Europe“-Mechanik rechtlich untermauert – auf die Tagesordnung des Gipfels zu setzen. Die Kommission lehnte das ab. „Wenn man sich als Land qualifizieren will, das Partner Europas ist und das Siegel „Made in Europe“ bekommt, dann können wir nicht akzeptieren, dass dieses Land niedrigere Zölle hat als die, die wir erheben“, sagte ein EU-Diplomat dem britischen „Telegraph“. „Sonst könnte China seine Elektroautos einfach nach Großbritannien verschiffen, wo sie dann als „Made in Europe“ eingestuft werden – und das wäre die Hintertür.“

In Brüssel wird vermutet, dass Berlin und Paris gegenüber London auch deshalb eine härtere Linie fahren, um sich Zugeständnisse bei den Verhandlungen über Emissionsstandards zu sichern. Die Bundesregierung kämpft darum, Fahrzeuge mit Verbrennungsmotor über das für 2035 geplante Verbot hinaus weiter bauen zu dürfen. Ein Regierungssprecher in London teilte mit: „Wir treffen handels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stets eigenständig und ausschließlich nach den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Großbritanniens und seiner Industrie. Europa und Großbritannien stehen aber vor vielen gleichen Herausforderungen. Deshalb ist es entscheidend, dass wir die Handelsströme zwischen uns schützen.“

Burnham und Merz werden in Berlin auch ein neues Jugendmobilitätsabkommen würdigen, das deutschen Schülern die Teilnahme an Austauschprogrammen erleichtern soll. Berlin hatte beklagt, dass die neuen Regeln seit dem Brexit viele deutsche Jugendliche von einem Austausch abgehalten hätten. Seit August dürfen deutsche Schüler nun ohne Pass nach Großbritannien einreisen, sofern ihr Name auf speziellen Listen steht, die den britischen Grenzbeamten vorab übermittelt werden. Umgekehrt gilt die Erleichterung nicht: Britische Schüler brauchen weiterhin einen Reisepass, um nach Deutschland zu kommen. Beide Regierungschefs wollen in Berlin außerdem über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sowie über die Instabilität im Nahen Osten und die Folgen von Störungen auf globalen Handelsrouten wi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sprechen. Daneben werden London und Berlin eine neue Partnerschaft gegen hybride Bedrohungen ankündigen, die vor allem russischen Cyberangriffen und Sabotageakten entgegenwirken soll. Informationen sollen getauscht und Maßnahmen koordiniert werden, um Bedrohungen für kritische Infrastrukturen rechtzeitig zu erkennen, abzuschrecken und zu vereiteln. Als jüngster Referenzfall gilt der vereitelte Drohnenanschlagsplan in Leipzig. „Angriffe auf unsere Infrastruktur, unsere Unternehmen und unsere Demokratien sind keine ferne Bedrohung“, erklärte Burnham. „Sie dringen bis in die Wohnzimmer und an die Arbeitsplätze der Menschen vor, und sie zielen darauf, uns zu schwächen und zu spalten. Großbritannien und Deutschland bündeln heute ihre Kräfte, um diese Aktivitäten aufzuspüren, offenzulegen und zu stören. Sicherheit und Wachstum gehen Hand in Hand – und beides muss in jeder Stadt und jedem Ort unserer beiden Länder spürbar sein.“

Dieser Text erschien zuerst in der WELT-Partnerpublikation „The Telegraph“. Übersetzt und redaktionell bearbeitet von Lara Jä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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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ine Sulphate, 1993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ann spüre ich ohnehin nichts mehr“ Ein Ortsbesuch bei jungen Ukrainern, die freiwillig an die Front gehen und gegen die Russen kämpfen. Wie bereiten sie sich vor, wie sieht ihr Alltag aus?

eute Abend zieht „Schram“ in den Krieg. Er wird seinen Helm und die kugelsichere Weste anziehen, sich das Maschinengewehr über die

Schulter hängen. Der 19-Jährige wartet auf seinen ersten Kampfeinsatz. „Ich weiß, wohin ich gehe“, sagt er fast emotionslos. Er geht an die Front. Genauer gesagt, auf eine Gefechtsposition der Infanterie, irgendwo hinter Charkiw in der Nähe zur russischen Grenze.

JERZY SOBOTTA UND ALEKSANDER PALIKOT

„Schram“ ist sein Rufname, er dient bei der Brigade „Khartia“. Im zivilen Leben heißt er Artem. Er ist drahtig, durchtrainiert und freiwillig beim Militär. Artem gehört zur wachsenden Zahl junger Ukrainer aus der Gen Z, die sich freiwillig zur Armee melden. Der Krieg hat begonnen, als sie Kinder waren, sie sind mit ihm erwachsen geworden – und nun werden sie selbst Teil von ihm. Artem sitzt auf einem Stockbett aus Metall. Glattrasiert, Kurzhaarschnitt, ernster Blick. Das Einfamilienhaus steht in einem Vorort von Charkiw, jenseits des letzten Checkpoints. Die Straßen sind zum Schutz vor Kamikazedrohnen mit Fischernetzen verhangen. Von vielen Gebäuden ist nach Bombeneinschlägen nur noch Schutt übrig.

Früher hat hier mal eine Familie gelebt, jetzt liegen Schlafsäcke und Armeerucksäcke auf dem Boden. Aus der Küche hört man Wasser auf dem Gasherd köcheln, in der Ferne die Schüsse der Artillerie. „Wie es auf der Position aussieht, das weiß ich nicht. Ich war ja noch nicht dort“, sagt er. „Man muss ganz sicher graben.“ Denn seine Stellung, das ist ein Erdloch ganz vorn in der sogenannten Todeszone. Darin wird er wochenlang sitzen, vielleicht sogar monatelang. Fronteinsätze sind länger geworden, Rotationen seltener. Nicht nur, weil der Ukraine die Soldaten fehlen. Die Drohnen haben den Krieg verändert. Das größte Risiko ist heute oft nicht mehr die Zeit in der Stellung, sondern der Weg dorthin.

Rund ein Dutzend Kilometer wird Artem zu Fuß zurücklegen müssen. Mit über 20 Kilo Marschgepäck und seinem Maschinengewehr, unter Baumreihen und Büschen vor russischen Späh- und Kamikazedrohnen versteckt, die fast alles sehen, was sich in der Todeszone bewegt. „Mindestens drei Tage werden wir dort hingehen. Unsere Jungs haben neulich sogar mal einen Monat und drei Tage gebraucht“, sagt er.

Noch vor wenigen Wochen hat er Päckchen in einem Verteilzentrum in Warschau sortiert. Seine Mutter hat ihn nach Polen geschickt, kurz bevor er volljährig war. Ihr Artem sollte nicht im Krieg landen. Doch genau dort will er hin, seit seinem fünfzehnten Lebensjahr, seit die Vollinvasion in die Ukraine begann. In Polen fühlt er sich fremd. Als er eines Abends mit anderen ukrainischen Jugendlichen im Zentrum unterwegs ist, werden sie von einer Gruppe junger Polen beleidigt und mit Pfefferspray angegriffen: „Verpisst euch, geht in den Krieg“, hätten die gerufen. Das tut Artem. „Ich bin 18 geworden, drüben sterben unsere Jungs. Was sitze ich hier in Warschau rum?“ – das sei ihm damals durch den Kopf gegangen, sagt er.

Ohne seiner Familie Bescheid zu geben, fährt er in die Ukraine und unterschreibt einen besonderen Vertrag mit der Armee: den „Kontrakt 18–24“. Mit dem Programm wirbt das Militär um Freiwillige, die noch zu jung sind, um regulär eingezogen zu werden. Wer unterschreibt, verpflichtet sich für ein Jahr als Infanterist oder für zwei Jahre als Drohnenpilot. Dafür verspricht die Armee hohe Prämien und deutlich besseren Sold. Auch Frauen können teilnehmen. Manche Rekruten lockt das Geld, andere die Aussicht auf Aufstieg.

Doch bei vielen ist es die Einsicht, dass der Krieg ohnehin ihr Leben bestimmt. Statt ihm ohnmächtig ausgeliefert zu sein, wollen sie einen Einfluss auf ihn nehmen. Artem sagt, dass ihn weder das Geld noch andere Vorteile interessieren, die er als Freiwilliger gegenüber eingezogenen Soldaten hat, etwa mehr Mitspracherecht über die Art der Verwendung. Er will kämpfen, bis der Krieg endet.

Doch im Moment wartet er noch auf seinen ersten Kampfeinsatz. Vier Stunden noch, dann soll es losgehen. „Anfangs hatte ich etwas Angst. Aber dann habe ich mich moralisch darauf vorbereitet und jetzt bin ich bereit“, sagt er. Auf der rechten Seite seines Halses sind drei schwarze christliche Kreuze tätowiert. „Moralisch“, das heißt für ihn, die Möglichkeit zu akzeptieren, dass er verwundet werden oder sterben könnte. Dass er selbst einen Menschen töten wird,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ihn: „Entweder er mich oder ich ihn.“

Ähnlich sieht es auch sein Kamerad Wladyslaw, den man hier den „Griechen“ nennt. Auch er ist 19, auch er hat den Vertrag unterschrieben. „Ich bin in mich gegangen und habe mir vorgestellt, was passieren kann. Eine Verletzung tut weh, ja. Aber wenn ich sterbe, dann spüre ich ohnehin nichts mehr. Darin sehe ich nichts so Furchtbares“, sagt er mit zögernder Stimme. Sie wird heiterer, als er sein Handy zückt und ein Video zeigt. Darin sind Schüsse zu hören. Eine Kamikazedrohne mit Glasfaserleitung hat sich in einem Fischernetz verhangen. Er hat geholfen, sie abzuschießen. Es ist seine erste Trophäe. Da war er mit Artem auf einer Position der Luftverteidigung. Zur Vorbereitung, nach dem Abschluss ihres Basistrainings. Tagelang haben sie in den Himmel hineingehört, ob nicht kleinere oder größere feindliche Drohnen über ihren Stellungen hinwegsurren.

Auch Wladyslaw wurde von seinen Eltern ins Ausland geschickt. Im bayerischen Raubling bei Rosenheim meldete er sich bei den deutschen Behörden und beantragte Schutz und Sozialhilfe. Vergeblich. Trotzdem hat er von den Deutschen ein besseres Bild als Artem von den Polen. Er habe sich für einige seiner Landsleute geschämt, sagt Wladyslaw: „Als Flüchtling bitte ich um Hilfe, der deutsche Staat schuldet mir gar nichts. Aber da gab es einige, die sich aufgeführt haben, als stünde ihnen das alles zu.“

Er ging nach Finnland. Dort klappte es mit der Sozialhilfe und er fand eine Wohnung. Aber was ihm fehlte, das war eine Zukunft. Die sah er nur beim Militär in seinem Heimatland. Das Aufnahmeverfahren war hart. Die Hälfte stieg aus, aber Wladyslaw biss sich durch, erzählt er. Und nun schläft er mit Artem im gleichen Zimmer und wartet darauf, den Krieg endlich mit eigenen Augen zu sehen.

Deutschland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r Frage, warum ein ganzer Jahrgang von Volljährigen nur 530 Rekruten für die Bundeswehr hervorbringt. In der Ukraine stehen ihre Altersgenossen vor der Wahl, direkt an die Front zu gehen. Wie viele genau sich eineinhalb Jahre nach Beginn des Anwerbeprogramms für junge Erwachsene dazu entschieden haben, gibt die Armee nicht preis. Vermutlich, weil es hinter ihren Erwartungen zurückbleibt. Der Militärexperte Mykola Bieleskov von der Stiftung „Come Back Alive“ hält es dennoch für sinnvoll: „Etliche Brigaden haben über diese Verträge Hunderte hochmotivierte Freiwillige rekrutiert. Doch den Personalmangel kann das Programm allein nicht beheben.“ Die demografische Krise der 1990er-Jahre habe dazu geführt, dass es heute wenige Menschen unter 30 gibt, sagt er. Zudem verließen mehr Männer unter 22 die Ukraine, als sich freiwillig zum Militär meldeten, nachdem die Regierung die Ausreise für diese Altersgruppe vor einem Jahr erleichtert hatte. Doch es gibt auch solche wie Artem (und Wladyslaw), die ausgerechnet in diesem Moment wieder zurückkehren.

Die Freiwilligen der Gen Z kämpfen nicht nur in den Erdlöchern der Infanterie. Im umfassenden Drohnenkrieg finden viele ihren Platz dort, wo digitale Fähigkeiten ebenso wichtig sind wie körperliche Belastbarkeit. Auch junge Frauen sind dort anzutreffen. Nicht in Massen, aber es gibt sie. Etwa in Slowjansk im Donbass, wo einer der aktivsten Frontabschnitte ist. Am Stadtrand blickt man auf das Tal, in dem sich die Killzone erstreckt. Hier steht die Bauruine eines Einfamilienhauses samt Garage. Darin: zwei Gleitflieger, ein Terminal mit Computer-Bildschirmen, die zwei junge Frauengesichter beleuchten. Diana und Nina, Rufnamen „Kobra“ und die „Heilige“. Sie fliegen ihre „Falken“ über feindlichem Gebiet. „Wir suchen nach allem, was sich bewegt: Fahrzeuge, Soldaten, Kanonen. Wir markieren es und es wird vernichtet“, sagt Diana. Sie ist 21 und die Pilotin der Aufklärungsdrohne. Nina ist 20 und berechnet die Flugrouten.

Für ihre Generation ist der Krieg keine schockierende Ausnahme, die plötzlich in ihr Leben eingebrochen ist. Er ist Normalzustand. Nina war sechs, als die Russen die Krim annektierten und den Krieg im Donbass entfachten. Als sie vor Kiew standen, war sie 17 und jobbte als Barkeeperin. Schon damals wollte sie kämpfen gehen: „Aber sie haben mir gesagt: Kind, geh nach Hause.“ Weil sie eine Frau ist, vermutet sie. Als letztes Jahr das Programm für Unter-25-Jährige eingeführt wurde, war das ihr Ticket in die Armee – in die 30. Brigade, mit der sie Slowjansk verteidigt. Auch die beiden Frauen sind nicht wegen des Geldes hier, sondern aus Überzeugung, sagt Diana: „Der Feind kam in mein Land, in meine Heimat. Es ist unglaublich schwer, mitanzusehen, wie junge Männer und Frauen sterben. Es werden immer weniger. Wer soll das Land weiter verteidigen, wenn nicht wir?“ Hinter den verschiedenen Lebensläufen steht oft dieselbe Erfahrung: Sie gehen nicht aus Enthusiasmus in den Krieg, sondern weil er etwas Persönliches geworden ist. Fast jeder hat Angehörige verloren, eine Flucht erlebt oder seine Heimatstadt unter Beschuss oder in Trümmern gesehen.

In einem Raum im Obergeschoss stehen große Antennen. Im Freien würden sie zwar besser funktionieren, doch das könnte ihren Standort verraten und sie zum Ziel russischer Gleitbomben machen. Warnungen vor Angriffen bekommen die Soldatinnen auf ihr Handy und gehen dann die zerbrochenen Stufen runter in den Keller. Nachts weckt sie schon das leiseste Surren am Himmel. „Der Schlaf ist sofort weg. Man ist hellwach, sitzt da und überlegt: Soll ich in den Keller rennen oder nicht?“, sagt Nina. Bei der 22-jährigen Nastja ist es Wut, die sie an die Front gebracht hat. Ihr Rufzeichen lautet „Hamster“, und sie ist ebenfalls Drohnenpilotin im Donbass, in einer anderen Einheit. Wir treffen sie in ihrer Wohnung im Hinterland, im nahegelegenen Dorf Barwinkowe. Neben ihr sitzt ihre 20-jährige Kameradin Dori. Auf einem Übungsplatz lernen sie derzeit, wie man Mavic-Aufklärungsdrohnen nah an den feindlichen Positionen fliegt. Nastja hat viel Erfahrung, denn sie hat ihren Vertrag bereits verlängert. Davor war sie Pilotin von FPV-Drohnen, was inzwischen ähnlich gefährlich ist wie in der Infanterie zu kämpfen. Trotzdem sei ihre Arbeit „scheißgeil“, sagt sie: „Weil man die Feinde in unserem Land vernichten muss. Damit sie nicht zu anderen Menschen nach Hause kommen.“ Wie bei ihr. Nastja kommt aus Mariupol.

Sie hat die Zerstörung und Besetzung der Stadt als Teenager miterlebt. Nach einer Woche gelang ihr die Flucht, bei der sie von ihren Eltern und dem jüngeren Bruder getrennt wurde. „Es war ein schwerer Weg, sehr schwer“, sagt sie. Einen Monat lang hat sie sich rausgekämpft. Mit ihrer Familie kam sie erst auf ukrainisch kontrolliertem Gebiet wieder zusammen. „Sie haben meine Stadt zerstört. Sie haben meine Karriere und meine Träume zerstört. Sie haben meine Freunde getötet. Ich kann danach nicht einfach zu Hause sitzen“, sagt sie. Am häufigsten spricht sie jedoch über ihren zwölfjährigen Bruder. Sie kämpft dafür, dass er nie wieder durchmachen muss, was ihre Familie in Mariupol erlebt hat.

Ein Stück Holocaust für alle

ESSAY

Seit dem Hamas-Massaker vom 7. Oktober 2023 zeigt sich ein verstörender Hunger danach, Juden eines Massenmords zu bezichtigen. Daran tragen die Medien Mitschuld

LEON DE WINTER

Calcineurin, 1996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ie Deutschen werden den Juden Auschwitz niemals verzeihen! In diesem schmerzlichen Satz spielt Auschwitz eine bemerkenswerte Rolle: Auschwitz als Symbol einer Zivilisations-Obszönität, die

1933 der deutschen Kultur entwich, um Millionen Juden auf dem Altar des Rassenwahns zu opfern – woraufhin die Juden über Generationen hinweg auf diese Obszönität verweisen und die Deutschen in Geiselhaft halten konnten.

Der Satz soll von dem in Wien geborenen israelischen Psychoanalytiker Zvi Rex stammen. Ich muss sagen: Ich habe diesen Satz nie als etwas empfunden, das sich speziell auf Deutsche bezog. Für mich lautete er: Die Europäer werden den Juden Auschwitz niemals verzeihen! Der Satz legt den Kern dessen offen, was man „schuldabwehrenden Antisemitismus“ nennt: Judenhass, entstanden aus der Last des jüdischen Gedenkens an Auschwitz. Vor Jahren sprach mich auf dem „Boekenbal“, dem jährlichen Ball der Verleger und Schriftsteller in Amsterdam, ein junger Mann an, der um die Mitte des Abends bereits etliche Gläschen geleert hatte. Er wollte auch schreiben, so wie ich, aber er wusste noch nicht, worüber. Und dann sagte er etwas wie: Ihr habt den Holocaust, Ihr könnt immer darüber schreiben! Ich will auch ein Stück vom Holocaust, ich will auch ein Stückchen.

„Thematischen Neid“ nenne ich das. Es ärgerte ihn, dass ich ohne weiteres, gratis, aus dem reichen Fundus der Geschichten meiner ermordeten Verwandten schöpfen konnte und damit

- wie jeder ude - einen Platz auf dem Olymp der schrecklichen Geschichten einnahm. Hier haben wir zwei entscheidende Themen: schuld-abwehrenden Antisemitismus und thematischen Neid. Ich komme gleich darauf zurück. Vor drei Jahren, am 7. Oktober 2023, wurden Juden erneut massenhaft ermordet. Diesmal in israelischen Grenzdörfern, in denen viele progressive Juden lebten, die alles daran gesetzt hatten, friedlich mit ihren Nachbarn aus Gaza zusammenzuleben. Das Gemetzel hatte etwas Animistisches, Archaisches, etwas aus einer dunklen, vormenschlichen Vergangenheit.

Innerhalb weniger Tage aber wurde nicht der Hamas, sondern Israel vorgeworfen, einen „Genozid“ zu begehen. Dieser Vorwurf wuchs weltweit zu einem moralischen Tsunami ohne Beispiel. Der Vorwurf war falsch: Israel beging keinen Genozid, sondern führte einen Stadtkrieg gegen einen Feind, der sich in Zivilkleidung zwischen und unter den Bewohnern Gazas aufhielt – wobei auf jeden ge öteten Terroristen weniger als zwei Zivilisten kamen, was für einen Stadtkrieg niedrig ist, wie Militärexperten feststellen.

Die Medien erklärten den israelischen „Genozid“ zum schlimmsten Massenmord der Gegenwart. Anderswo auf der Erde tobten Kriege mit weit mehr Opfern, doch sie kamen in den Medien kaum zur Sprache. Das spezifische Elend des Stadtkriegs wird in den meisten Medien verschwiegen, ebenso wie der Todeskult der islamistischen Tyrannen Gazas. Und das Massaker vom 7. Oktober findet in den „Mainstream-Medien“ kaum noch Erwähnung. Die Bevölkerung Gazas ist inzwischen gewachsen – anders gesagt: Der Begriff „Genozid“ hat sich von den Fakten gelöst, so wie sich die alten antisemitischen Hassmythen von den Fakten gelöst hatten. Auf die Juden ließ sich projizieren, was man wollte: jede Form des Bösen, jeder Missstand, jede Ungerechtigkeit. Dieses Wort „Genozid“ hallt durch die Medien. Es liegen objektive Analysen der Todesfälle in Gaza vor, aber in den meisten Medien kommen sie nicht vor.

Es zeigte sich ein beängstigender Hunger danach, die Schuld an einem Massenmord mit Holocaust-ähnlichen Zügen auf die Juden zu projizieren. Das Wort „Genozid“ erwies sich als ungeheuer wirksam. Schätzungsweise 90 Prozent der 15 Millionen Juden auf der Welt – mehr Juden gibt es nicht – fühlen sich stark mit Israel verbunden; mit der Dämonisierung Israels wurden also auch sie dämonisiert, und zwar so: In Israel machen sich die Juden des Genozids schuldig, und außerhalb Israels reden sie den Genozid schön. 24/7 wurde die Beschuldigung wiederholt, drei Jahre lang, und Israel wurde das „Land des Genozids“. Die Diskussion über Fakten wich der Wahrnehmung und dem Gefühl.

Bei Demonstrationen tragen vollkommen anständige Bürger Schilder zum „Genozid“, dessen Opfer palästinensische Kinder seien. Sie sagen: Der Vorwurf eines Genozids ist kein ausschließlich jüdisches Vorrecht mehr, nun, da die Juden sich selbst daran schuldig machen. Der „Genozid“ gibt jedem das Recht, so zu trauern, wie die Juden getrauert haben. Der Holocaust gehört jetzt allen. Die Toten in Gaza sind nicht die Folge einer abstoßenden Kriegstaktik, bei der die Hamas wissentlich und willentlich die eigene Zivilbevölkerung opfert, eine Art „suicide by cop“ – nein, die Toten von Gaza sind die Folge des jüdischen Bösen.

Mit dem Enthaupten, Vergewaltigen, Verbrennen, Verstümmeln von Juden befreite die Hamas am 7. Oktober 2023 den westlichen Menschen von Auschwitz. Mit der Projektion der Schuld an dem „Genozid“ auf die Erben hat die Unantastbarkeit des jüdischen Gedenkens an den Holocaust ihr Ende gefunden. Der schuldabwehrende Antisemitismus („Diese verdammten Juden sollen endlich aufhören mit ihrem Gerede über Auschwitz!“) und der thematische Neid („Ich will auch Zugang zu einer großen Geschichte!“) haben sich gerächt. Der „Genozid“ hat den Palästinismus geboren. Es ist ein Kult, der jeden einlädt, sich aufzulehnen. Wogegen, ist eigentlich nicht so wichtig. In erster Linie gegen die Zionisten und ihr Land, aber auch gegen fossile Brennstoffe, die Banken, Big Tech – was man will. Wie der Judenhass jahrhundertelang das irrationale Ventil für Ängste, Sorgen, Hunger und Elend war – der Jude als Mörder Jesu, der Jude als Trinker von Kinderblut, der Jude als Brunnenvergifter, der jüdische Marxist, der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zerstört, der jüdische Kapitalist, der dasselbe tut –, so ist der „Genozid“ (den es nicht gibt und den die Juden dennoch herbeigeführt haben) der Anlass, frei hassen zu dürfen. Und damit sind die Zionisten dieselben Objekte der Obsession wie die Juden: Der Antizionismus ist das irrationale Ventil für die Ängste und Sorgen vieler in unserem Abschnitt der Geschichte.

Es ist zu bezweifeln, dass Yahya Sinwar, der Erfinder der Barbarei des 7. Oktober 2023, beim Ermorden von Juden vorhergesehen hat, dass ausgerechnet der Judenhass auflodern würde. Aber es ist die bizarre, absurde Folge davon. 80 Jahre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hat ein fiktiver Genozid den Sicherheitskordon um das Phänomen des Judenhasses durchbrochen. Er befreit viele von einem latenten Schuldgefühl. Er gibt vielen die Gelegenheit, einen Genozid zu verurteilen, während er „live“ stattfindet. Er verführt viele dazu, sich den Mantel des Genozid-Anklägers überzustreifen, um die Juden anschließend beschuldigen zu können, genauso schlimm zu sein wie die Nazis.

Nach dem „Genozid“ ist es jedem freigestellt, ein Stück Holocaust zu erleben. Die Juden können Auschwitz nicht mehr exklusiv für sich behalten, nun, da wir inklusiv das Entsetzen über den „Genozid“ in Gaza teilen. Auschwitz 4 all. Die Juden haben niemals das Blut von Christenkindern für Mazzen verwendet, auch wenn viele das behauptet haben. Die Juden haben ebenso wenig in Gaza einen Genozid begangen, auch wenn viele Medien das behaupten. Wir sind wieder am Anfang. Judenhass ist nach 1000 Jahren noch immer eine befreiende Empfindung, ein tragischer Webfehler unserer Zivilisation.

Leon de Winter, Sohn orthodoxer Juden, wurde durch Romane wie „Hoffmans Hunger“ und „SuperTex“ bekannt.

KOMMENTAR

Wer am Asylrecht mitverdient

FATINA KEILANI

m Frühjahr dieses Jahres klang es nach Kahlschlag: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wollte der behördenunabhängigen Asylverfahrensberatung ab 2027 sämtliche Mittel streichen. Sogleich ertönte der vertraute Chor der Kritiker aus Wohlfahrtsverbänden, freien Trägern und Vertretern von Grünen, Linke und SPD.

Inzwischen ist der Kürzungsplan seinerseits gekürzt. Die Förderung fällt nicht ganz weg, sie sinkt aber um vier Fünftel von 24,5 Millionen Euro auf fünf Millionen Euro im kommenden Jahr – vorausgesetzt, das Parlament beschließt es so. Nur noch besonders vulnerable Personen sollen in den Genuss dieser Beratung kommen.

Der Charme an der behördenunabhängigen Beratung ist, dass aus ihr Misstrauen gegen den Staat spricht. Eigentlich müssen die Behörden ohnehin binnen 30 Tagen nach Stellung des Asylantrags prüfen, ob jemand besonders schutzbedürftig ist. Aber es wäre doch gelacht, wenn die beteiligten NGOs nicht noch ein paar mehr Schutzbedürftige finden könnten.

So ergibt auch ein verräterischer Satz der Linke-Abgeordneten Clara Bünger einen Sinn. Besonders verletzliche Personen zu erkennen, ist laut Bünger nämlich selbst Teil des Auftrags der unabhängigen Asylberatung. Wer schutzbedürftig ist, das stellt sich nach Büngers Argumentation also erst in der Beratung heraus. Ein klassischer Zirkelschluss.

Der Kürzungsplan bedeutet keinen Kahlschlag, sondern eine weitere Korrektur des Erbes der Ampel-Regierung. Die behördenunabhängige Beratung hatte die Ampel-Koalition eingeführt, ebenso wie den Anspruch auf einen Anwalt für Personen in Abschiebehaft. Letzteren hat die Koalition bereits wieder abgeschafft, erstere ist als Nächstes dran.

Das bedeutet womöglich finanzielle Einbußen für genau die Leute, die 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s möglichst viele schutzbedürftige Personen gibt, denn jedes Asylverfahren bedeutet für sie Geld und damit Stellen, Projekte, Fördertöpfe. Juristisch steht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auf solidem Grund. Paragraf 12a Asylgesetz verpflichtet den Bund, die Beratung zu „fördern“. Über Umfang und Höhe sagt die Norm nichts.

Das neue europäische Asylsystem Geas sieht einen Anspruch auf eine unentgeltliche Rechtsauskunft vor. Diese vorgeschriebene Beratung wird auch künftig weiter vom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geleistet. Der Staat finanzierte bislang also zweimal: die eigene Beratung und eine parallele, behördenunabhängige.

Wer von dieser Doppelstruktur lebt, ist kein Geheimnis. Träger der Beratung sind vor allem die großen Wohlfahrtsverbände und viele NGOs, finanziert aus Bundesmitteln. Die Empörung über die Kürzung ist deshalb auch die Empörung von Zuwendungsempfängern über das Ende einer Zuwendung.

Am Ende der Kette stehen die Anwälte und die Verwaltungsgerichte. Laut „NZZ“ sind bis zu drei Viertel der Klagen an deutschen Verwaltungsgerichten Asylsachen. Sie sind gerichtskostenfrei, das Prozessrisiko ist gering, und so wird ein erheblicher Teil der ablehnenden Bescheide angefochten. Andere Rechtssuchende warten derweil: auf Entscheidungen über Baugenehmigungen, Beamtenrecht, Umweltstreitigkeiten.

Wer wirklich schutzbedürftig ist – das Kind ohne Eltern, das Folteropfer, die Frau, die Menschenhändlern entkommen ist –, sollte weiterhin zusätzliche Hilfe bekommen. Wegfallen sollte hingegen die Parallelstruktur, deren Betreiber zugleich darüber mitbestimmen, wie groß der Bedarf an ihnen ist.

IMPRESSUM Verleger: AXEL SPRINGER (1985†)

Chefredakteur: Dr. Helge Fuhst Stellvertreter des Chefredakteurs: Oliver Michalsky Chefredakteur in der Welt-Gruppe: Dr. Jacques Schuster Stv. Chefredakteur KI: Olaf Gersemann Geschäftsführender Redakteur: Thomas Exner Redaktionsleiter Digital: Tristan Filges, Stefan Frommann, Falk Schneider, Franziska Zimmerer Leitung Editionsteam: Christian Gaertner Creative Director: Cornelius Tittel Politik: Gordon Repinski, Claudia Kade Meinungsfreiheit: Andreas Rosenfelder (Ltg. und Chefkommentator) Investigation/ Reportage: Alexander Dinger, Lars Petersen

Außenpolitik: Caroline Turzer Wirtschaft und Geld: Moritz Seyffarth, Nando Sommerfeldt Feuilleton: Dr. Mara Delius Sport: Henning Feindt Stil/Reise/Leben: Heiko Zwirner Wissen: Clara Ott, Rouven Chlebna Nachrichten/Gesellschaft: Leonhard Landes, Robert-Christian Tannenberg Social: Julian Strobel CvD/Produktion: Patricia Plate Foto: Stefan A. Runne Infografik: Karin Sturm Chefökonomin: Dr. Dorothea Siems Auslandskorrespondenten: Brüssel: Dr. Christoph Schiltz Kapstadt: Christian Putsch Marrakesch: Alfred Hackensberger Moskau: Pavel Lokshin New York: Hannes Stein Paris: Martina Meister Warschau: Philipp Fritz Washington: Stefanie Bolzen

Autoren: Henryk M. Broder, Alan Posener, Hans Zippert WELT kooperiert mit „El País“ (Spanien), „Gazeta Wyborcza“ (Polen), „La Repubblica“ (Italien), „Le Figaro“ (Frankreich), „Le Soir“ (Belgien), „Tages-Anzeiger“ und „Tribune de Genève“ (beide Schweiz) Axel Springer Deutschland GmbH: Geschäftsführung: Mathias Sanchez Luna, Christoph Eck-Schmidt, Carolin Hulshoff Pol Managing Director WELT Print: Heiko Rudat Anzeigen: Judith Umlauf Vertriebsleitung: Ludger Seggewies WELT Editorial Studio: Matthias Leonhard Druck: Axel Springer SE,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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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uroxime, 2007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ist längst kein Geheimnis mehr. Nach einem kritischen CNN-Bericht über den Iran-Krieg sagte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im März: „Je schneller David Ellison diesen Sender übernimmt, desto besser.“ Im Juni winkte Trumps Justizministerium die Fusion durch und sah keine Gefahr für den Wettbewerb, obwohl genau daran im Vorfeld Zweifel laut geworden waren. Wie sehr sich die Maßstäbe verschoben haben, zeigt vor allem ein Name: Makan Delrahim. Paramounts Chefjurist war in Trumps erster Amtszeit oberster Kartellwächter des Justizministeriums. Damals zog er gegen die Übernahme von Time Warner durch den Telekommunikationskonzern AT&T vor Gericht, also gegen genau das Paket aus Warner-Studio, HBO und CNN, das Paramount nun kauft.

Heute wirbt derselbe Mann für eine der größten Medienfusionen der Geschichte als Gewinn für den Wettbewerb. Geändert hat sich vor allem der Käufer. „Donald Trump hat deutlich gemacht, dass er die Ellisons und Paramount als Gewinner unterstützt“, so der Medienanalyst Michael Nathanson im Interview mit dem Magazin „Yale Insights“. Den Beteiligten sei bewusst, dass das Justizministerium heute politisierter sei als in Trumps erster Amtszeit. Mit CBS und CNN kontrollieren die Ellisons nun zwei der reichweitenstärksten Sender des Landes. Über Oracle reicht ihr Einfluss zudem bis in TikTok, das gut jeder dritte erwachsene Amerikaner nutzt. Yale-Professor Jeffrey Sonnenfeld und Governance-Expertin Nell Minow warnen in einem Gastbeitrag im Magazin „Fortune“, die Fusion vereine zwei der wichtigsten Nachrichtenredaktionen Amerikas „unter einem einzigen, politisch verstrickten Eigentümer“.

Mitfinanziert wird das Ganze außerdem von Staatsfonds aus dem Nahen Osten. Für die Aktien zahlt Paramount rund 81 Milliarden Dollar; zusammen mit den übernommenen Schulden kommt der Deal auf 110 Milliarden Dollar. Finanziert wird er mit 47 Milliarden Dollar Eigenkapital, also über neue Aktien, und rund 54 Milliarden an zugesagten Krediten. Gut die Hälfte des Eigenkapitals, rund 24 Milliarden Dollar, stammt von drei Staatsfonds aus Saudi-Arabien, Katar und Abu Dhabi.

Nach dem Abschluss halten die drei Fonds zusammen 38,5 Prozent am Eigenkapital des neuen Konzerns, allerdings ohne Stimmrecht und ohne Sitz im Verwaltungsrat; die Kontrolle bleibt bei den Ellisons und ihrem Partner RedBird Capital. Zunächst stand auch Affinity Partners auf der Liste der Geldgeber, die Firma von Trumps Schwiegersohn Jared Kushner, die ihrerseits Milliarden aus eben diesen drei Golfstaaten verwaltet. Affinity zog sich im Dezember 2025 zurück. Wie politisch aufgeladen die Übernahme ist, zeigt der Fall Kara Swisher. Die bekannte Tech-Journalistin, seit 2023 Kommentatorin bei CNN, kündigte unlängst an, den Sender spätestens zum Jahresende zu verlassen. Die Ellisons seien „schreckliche Medieneigentümer“, da arbeite sie „lieber für Rupert Murdoch“, den Eigentümer von Fox News.

David Ellison verspricht zwar, die redaktionelle Unabhängigkeit werde „absolut gewahrt“. Aber über die Unabhängigkeit bei CNN wachen soll künftig ein Rat aus fünf erfahrenen Journalisten. Berufen wird der Rat allerdings vom Verwaltungsrat des Konzerns, in dem die Ellisons das Sagen haben: Die von der Familie entsandten Mitglieder verfügen dort jeweils über mehr Stimmen als alle übrigen Direktoren zusammen. Der Medienrechtler Seth Stern von der Lobbyorganisa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 hält das Gremium deshalb für „wertlos“. Hinzu kommt der Druck der Bilanz. Rund 79 Milliarden Dollar Schulden lasten auf dem neuen Konzern. Sparrunden sind damit absehbar, auch in der Redaktion. Medienanalyst Michael Nathanson fürchtet, dass in den Nachrichtenhäusern der Ellisons künftig „das Kuschen vor der Macht“ Vorrang bekommen könnte. Sonnenfeld und Minow sehen in der Fusion einen Präzedenzfall, an dem sich die Reichweite präsidialer Macht ablesen lässt.

Dabei musste Donald Trump gar nicht selbst bei dem Deal mitmischen. Er brauchte nur die richtigen Freunde.

Ein Deal, der Hollywood verändern wird

Mit der Übernahme von Warner Bros. kontrolliert die US-Familie Ellison neben dem Streaminggeschäft jetzt auch den Nachrichtensender CNN

Als Donald Trump unlängst Chinas Staatschef Xi Jinping zum Staatsdinner ins Weiße Haus lud, saß auch David Ellison unter den Gästen, in einer Runde mit Elon Musk, Mark Zuckerberg und Nvidia-Chef Jensen Huang.

JAN KLAUTH

Am Eingang drängten sich die Reporter, nur zwei Sender mussten draußen bleiben: CNN und MS NOW. Dabei hatte ein Bundesrichter erst am Vortag angeordnet, die Journalisten wieder zuzulassen. Keine zwei Wochen später gehört CNN ausgerechnet jenem David Ellison.

Am Dienstag hat Ellisons Paramount die 110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 Übernahme von Warner Bros. Discovery abgeschlossen, den wohl größten Deal in der Geschichte Hollywoods. Der fusionierte Konzern heißt nun schlicht Skydance. Der Bezahlsender HBO, das Warner-Filmstudio und der Nachrichtensen-der CNN gehen damit in den Besitz einer Familie über, die dem Präsidenten näher steht als fast jede andere in der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 Davids Vater Larry Ellison, 82, hat Oracle mitgegründet, hält bis heute rund 40 Prozent der Aktien und zählt mit einem von Bloomberg geschätzten Vermögen von 193 Milliarden Dollar zu den reichsten Menschen der Welt. Mit Trump verbindet ihn eine lange Freundschaft. 2020 öffnete er ihm sein Anwesen im kalifornischen Rancho Mirage für eine Spendengala.

Im November desselben Jahres war er nach Recherchen der „Washington Post“ bei einem Telefonat dabei, in dem es darum ging, das Wahlergebnis anzufechten. Am Tag nach Trumps zweiter Amtseinführung im Januar 2025 stand er im Weißen Haus, als der Präsident das KI-Projekt „Stargate“ verkündete. Später bescherte der von Trump eingefädelte TikTok-Deal Oracle 15 Prozent am US-Geschäft der Plattform. Heute lebt Ellison in Manalapan bei Palm Beach, um die Ecke von Trumps Anwesen in Mar-a-Lago. Sein Sohn David schlug dagegen zunächst einen anderen Weg ein. Der Hollywood-Produzent spendete Anfang 2024 sogar noch fast eine Million Dollar für Joe Bidens Wiederwahlkampagne. Seit er nach Paramount griff, sucht er jedoch auffällig die Nähe der Regierung. „Sie sind Freunde von mir. Sie sind große Unterstützer von mir. Und sie werden das Richtige tun“, sagte der Präsident letztes Jahr über die Ellisons.

Wie Paramount unter politischem Druck agiert, zeigte sich schon vor dem Einstieg des Vater-Sohn-Gespanns bei CBS. Im Juli 2025, als die Übernahme durch Skydance noch auf die Genehmigung der Medienaufsicht FCC wartete, zahlte die damalige Paramount-Führung 16 Millionen Dollar an Trumps künftige Präsidentenbibliothek, um seine Klage gegen das Magazin „60 Minutes“ aus der Welt zu schaffen. Der Vergleich galt weithin als Voraussetzung für die Zustimmung zum Deal. Moderator Dan Rather, 44 Jahre bei CBS News und lange das Gesicht der Abendnachrichten, nannte das einen „Ausverkauf an die Erpressung durch den Präsidenten“.

Nach der Übernahme kaufte Ellison im Oktober 2025 das rechtskonservative Portal „The Free Press“ und machte dessen Gründerin Bari Weiss zur Chefredakteurin von CBS News. Sie entließ in ihrer neuen Rolle wichtige Mitarbeiter der Traditionssendung „60 Minutes“, die als kritisch gegenüber Trump galt. CNN wiederum ist für Trump seit Jahren ein rotes Tuch. Er wirft dem Sender vor, „Gift und Lügen“ zu verbreiten, nannte die bisherigen Verantwortlichen eine „Schande“ und erklärte mitten im Bieterkampf, ein Verkauf sei „zwingend notwendig“. Das Hausverbot gegen Reporter von CNN, MS NOW und „Politico“ (gehört wie WELT zu Axel Springer) im September, das ein Bundesrichter inzwischen per Anordnung aufgehoben hat, war nur der jüngste Höhepunkt einer langen Eskalation.

Hätte hingegen Netflix den Warner-Konzern gekauft – wonach es lange aussah –, wäre CNN eigenständig geblieben. Paramount hingegen wollte den ganzen Konzern schlucken. Nach Recherchen des „Wall Street Journal“ sicherte David Ellison Regierungsvertretern schon im Dezember 2025 „umfassende Änderungen“ bei CNN zu. Später soll auch Larry Ellison demnach dem Präsidenten einen Umbau des Senders in Aussicht gestellt haben. Der „Guardian“ berichtete unter Berufung auf Insider, in einem Telefonat zwischen Larry Ellison und einem Regierungsvertreter sei es sogar um eine Ablösung der Moderatorinnen Erin Burnett und Brianna Keilar gegangen. Paramount bestreitet all das. Das Weiße Haus beteuert, Trump sei stets neutral geblieben.

Dass das MAGA-Lager der Trump-Fans die Übernahme regelrecht herbeiseh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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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ptadecanol, 2010-2011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er Kampf um die Stromreserve

Deutschland schaltet Kraftwerke ab. Die Sicherheit der Versorgung nimmt messbar ab – aber über passende Gegenmaßnahmen herrscht Streit. Jetzt kommt eine alte Idee auf den Tisch

Um die in Deutschland akut drohende Stromlücke zu füllen,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kürzlich zwar direkte Subventionen für den Bau von elf Gigawatt Kraftwerksleistung ausgeschrieben. Doch das reicht nicht aus: Laut Bundesnetzagentur könnte bis 2035 ein Neubaubedarf von 35 Gigawatt bestehen. Das wären etwa 70 große Gaskraftwerke, die in Dunkelflauten ohne Wind- und Solarenergie einspringen müssen.

DANIEL WETZEL

Denn schließlich sollen allein bis 2030 weitere 15 Gigawatt sicher steuerbare Kohlekraftwerke vom Netz genommen werden. Der Anteil der wetterabhängigen Zufallsenergien aus Wind- und Solarkraft steigt dann auf riskante Weise an. Soll der Staat einfach immer weiter mit viel Steuergeld den Neubau von Kraftwerken bezuschussen? Und wenn ja, wie viele? Und welcher Art? Jetzt meldet sich in der Debatte mit Veronika Grimm eine der wichtigsten deutschen Energieexpertinnen zu Wort: Sie warnt vor zu viel Staatsvertrauen in der existenziell wichtigen Frage der Versorgungssicherheit – und rät zu einer eher marktbasierten Lösung.

Die Zeit drängt: Das von der Bundesnetzagentur und dem europäischen Netzbetreiberverband Entso-e empfohlene Niveau der Versorgungssicherheit „wird in relevanten Szenarien deutlich verfehlt“, warnt das Experten-Team. Mehr noch: Deutschland gehöre „strukturell zu den Ländern mit den höchsten modellierten Versorgungssicherheitsrisiken.“ Was tun? Einfach weiter Steuergeld an Investoren vergeben, damit sie Backup-Kraftwerke außerhalb des Marktes nur für den Notfalleinsatz bereithalten? Keine gute Idee, glauben die Experten: Diese Reservekapazitäten würden dem regulären Strommarkt entzogen. Sie können selbst dann nicht zur Stromerzeugung eingesetzt werden, wenn ihr Einsatz den Strompreis verringern würde. Als reine Notfall-Option könnten sie auch keine regulären Erlöse zur eigenen Finanzierung erwirtschaften.

Außerdem würde es den Markt tendenziell kaputt machen, wenn die aktuelle Ausschreibung von elf Gigawatt Reservekapazität einfach vom Staat immer weiter aufgestockt würde: „Wenn Marktakteure damit rechnen, dass Reserven unter politischem Druck zur Preisstabilisierung oder vor Erreichen klar definierter Knappheitskriterien eingesetzt werden, verlieren Knappheitspreise an Glaubwürdigkeit“, warnt das Grimm-Team. Anders gesagt: Wenn Investoren wissen, dass bei hohen Preisen immer der Staat eingreift, investieren sie überhaupt nichts mehr.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diese Gefahr bewusst: Sie plant deshalb den Aufbau eines zentral gesteuerten „Kapazitätsmarktes“ nach dem Vorbild Großbritanniens und Belgiens. Kraftwerksbetreiber und Erbauer erhalten zwar auch nach diesem System allein für das Vorhalten von elektrischer Leistung vom Steuerzahler Zuschüsse, deren Höhe in Ausschreibungen festgestellt wird. Doch werden hier nicht mehr spezielle Kraftwerksarten – etwa Gaskraftwerke – ausgeschrieben: Alles, was das Stromnetz stabilisiert, kann sich um das Geld bewerben: Kraftwerksbauer ebenso wie Batteriespeicher-Betreiber oder Industriebetriebe, die sich bereit erklären, bei Strommangel die eigene Produktion zu drosseln.

Das Problem: Es muss dabei bewertet werden, welchen Beitrag die einzelnen Technologien dann auch wirklich zur Versorgungssicherheit leisten. Typischerweise werden dafür sogenannte De-Rating-Faktoren genutzt, um die unterschiedlichen Gebote vergleichbar zu machen. Doch die sind extrem unsicher. „Gerade bei Speichern, Lastflexibilität, wetterabhängigen Ressourcen und grenzüberschreitenden Handelsmöglichkeiten“ sei es „anspruchsvoll“, ihren jeweiligen Wert zu messen und vergleichbar zu machen, heißt es im Grimm-Gutachten.

Ähnlich pessimistisch fällt auch das Urteil über die aktuell diskutierten Varianten des Kapazitätsmarktes aus: „Dezentrale Kapazitätsmärkte“, die vor allem von der deutschen Ökostrom- und Batteriespeicher-Szene befürwortet werden, hätten aus Sicht der Experten ebenfalls zahlreiche Nachteile. Frankreich, das mit einem solchen Instrument bereits experimentiert hatte, gibt die Idee des dezentralen Kapazitätsmarktes bereits wieder auf. Für besser halten die Nürnberger Experten eine sogenannte „Absicherungspflicht“ für Energieversorger. Der Unterschied: Es werden nicht mehr Steuergelder für den Kraftwerksbau verteilt, sondern eine Pflicht zur Risikovorsorge eingeführt.

Energievertriebe müssten künftig unter der Androhung hoher Pönalen nachweisen, dass sie sich am Terminmarkt ausreichend Kapazitäten gesichert haben, um gegenüber den Kunden ihre Lieferverpflichtung erfüllen zu können. Nicht der Staat, die Energieversorger selbst wären verantwortlich dafür, dass genug Strom da ist. Oder, wissenschaftlich ausgedrückt: „Die Stromversorger müssten ihre Verbrauchs- und Lieferpositionen über einen ausreichend langen Vorlauf schrittweise am Terminmarkt absichern und dadurch bestehende Preis-, Mengen- und Vertragsrisiken auf andere Marktteilnehmer übertragen, die diese Risiken bewusst übernehmen, bepreisen und stärkere Anreize zu ihrer angemessenen Bewirtschaftung haben.“

Derzeit kaufen Versorger wie zum Beispiel Stadtwerke ihre Kilowattstunden bis zu zwei Jahre im Voraus am Terminmarkt der Strombörse ein. Geht es nach dem Grimm-Vorschlag der Absicherungspflicht, hätten sie Anreize, auch schon drei oder vier Jahre ihren Strombedarf zu sichern. Kann eine solche Absicherungspflicht besser und billiger die Stromversorgung gewährleisten als der aktuell geplante Kapazitätsmarkt? Grimm ist davon überzeugt „Eine über mehrere Jahre gestaffelte Absicherungspflicht erhöht die Nachfrage nach Terminprodukten und kann dadurch Liquidität und Preisbildung auf Forward-Märkten verbessern“, beschreibt sie den Vorteil. „Verlässlichere Terminpreise machen erwartete Knappheiten früher sichtbar und bündeln dezentrale Informationen über künftige Bedarfe, Verfügbarkeiten und Risiken.“ Daraus ergäben sich „besser kalkulierbare Erlösperspektiven für Investoren, niedrigere Risikoprämien und Finanzierungskosten sowie eine höhere Bankfähigkeit neuer Projekte.“

Im Grunde handelt es sich bei dem Vorschlag um eine Erweiterung der bestehenden „Bilanzkreis-Verantwortlichkeit“: Stromversorger sind heute schon gehalten, nur so viele Lieferverträge abzuschließen, wie sie absehbar auch bedienen können. Allerdings drohen ihnen bislang keine hohen Strafzahlungen, wenn sie ihre Lieferverpflichtungen einmal nicht erfüllen können. Grimms Vorschlag der „Absicherungspflicht“ scheint auch nicht sehr weit weg von der zwölf Jahre alten Idee des „Energy-Only-Marktes“ (EOM). Der damalige Energie-Staatssekretär im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Rainer Baake, hatte sich schon 2014 skeptisch über „Kapazitätsmärkte“ geäußert. Wenn die Knappheitspreise am Markt nur hoch genug gingen, würden sich schon Investoren genug einfinden, um neue Kraftwerke zu bauen – beziehungsweise bestehende Altanlagen als Reserve stehen zu lassen. Subventionen aus der Steuerkasse könne man sich schenken. Grimms Vorschlag, auf Knappheitspreise am Terminmarkt zu setzen, folgt einer ähnlichen Logik.

Der frühere Energiewende-Planer Baake konnte seinen damaligen Dienstherr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 Sigmar Gabriel (SPD), von seiner Haltung überzeugen. Mit einem ebenso plakativen wie schiefen Vergleich beendete Gabriel damals die aufkommende Debatte um Versorgungssicherheit: Ein Kapazitätsmarkt sei „Hartz IV für alte Kraftwerke“ - und damit abzulehnen. Jetzt scheint ausgerechnet die wirtschaftsliberale Wirtschaftsweise Veronika Grimm dieses frühe Urteil letztinstanzlich bestätigen zu wollen. „Die Grundidee des Strommarkts 2.0, Versorgungssicherheit über Marktpreise und dezentrale Entscheidungen zu organisieren, halten wir weiterhin für richtig“, bestätigte Grimm auf WELT-Nachfrage: „Die Erfahrung seit 2015 zeigt aus unserer Sicht aber, dass ein allgemeines Bekenntnis zu Knappheitspreisen und Bilanzkreisverantwortung dafür nicht ausreicht.“ Die Absicherungspflicht würde diese Logik „durch konkrete, überprüfbare und sanktionierbare Verpflichtungen ergänzen.“

Jessica lächelt mir vielsagend zu. „Bis in drei Tagen“, sagt die zuvorkommende Zoox-Mitarbeiterin, und in ihrer Stimme schwingt leise Ironie mit, während sich vor mir die Schiebetüren des wartenden Wagens öffnen. Knapp 20 Minuten zuvor hat sie mir an der Theke des Pop-up-Ladens im Herzen San Franciscos eine Fahrt bestellt: mit dem Robotaxi namens „Zoox“, dem ersten Fahrzeug, das ohne Lenkrad und Pedale über Amerikas Straßen rollt.

JAN KLAUTH

Für mein eigentliches Ziel, rund fünf Kilometer westlich, hätte ich anderthalb Stunden warten müssen. Also steige ich für eine Testfahrt in die dunkelgrün lackierte Kapsel, gebucht für den City-Loop: eine Runde durchs Zentrum, gerade einmal 1,2 Kilometer. Ein Fehler, wie sich bald zeigen wird. Zum einen sind die Straßen San Franciscos vom Feierabendverkehr verstopft, quälend langsam schiebt sich die Blechkolonne voran. Zum anderen offenbart Zoox hier eklatante Schwächen, von Serienreife kann kaum die Rede sein. Das scheinen auch die eigenen Mitarbeiter zu wissen, die in San Francisco die Fahrten vermitteln. Am Ende werde ich für die Kurzstrecke fast eine Stunde im Wagen verbringen.

Doch der Reihe nach: Im August hat Amazon seine Robotaxis in einer Handvoll US-Städte in den Serienbetrieb geschickt. Der Konzern aus

Seattle will damit zur Konkurrenz aufschließen, doch die ist ihm meilenweit enteilt. Marktführer Waymo, eine Google-Tochter mit einer Flotte autonom fahrender Jaguars, kurvt seit fast vier Jahren durch Städte wie San Francisco. Tekedra Mawakana, Vizechefin von Waymo, will bis Ende 2026 eine Million bezahlte Fahrten pro Woche erreichen. Nächstes Jahr soll der Dienst auch in München und Berlin starten.

Von all dem ist Zoox noch weit entfernt. Die Flotte zählt jeweils rund 50 Fahrzeuge in Las Vegas und San Francisco. Das Besondere an dem kastenförmigen Wagen: Er kommt ohne Lenkrad und Pedale aus – ein Wunderwerk der Technik. Doch schon die Probefahrt macht deutlich, dass Tesla, das kurz nach Amazon ein vergleichbares Fahrzeug auf die Straße brachte, im direkten Vergleich deutlich besser abschneidet. WELT hatte das Cybercab von Elon Musk unlängst im texanischen Austin getestet. Das goldlackierte Auto ohne Lenkrad bahnte sich damals offensiv und sicher seinen Weg durch den dichten Stadtverkehr, selbst das Einparken gelang mühelos.

Zoox dagegen schlängelt sich nicht nur zaghaft durch den Verkehr, es fährt schlicht irrational. Das beginnt schon damit, dass der Wagen nicht vernünftig einparken kann. Keine zehn Meter von mir entfernt steht er, und doch vergeht eine quälende Ewigkeit, bis er endlich rechts heranfährt und die Türen öffnet. Die Passagierin vor mir ist längst am Ziel, doch sie sitzt fest, bis das Zoox sein minutenlanges Einparkmanöver beendet hat. „Das war – nun ja – interessant“, sagt die Frau beim Aussteigen. „Ich habe die Musik aufgedreht, um mir die Zeit zu vertreiben.“

Als meine Fahrt endlich beginnt, setzt sich der Wagen zunächst zielstrebig in Bewegung. Auf einem kleinen Touchscreen neben dem Sitz stelle ich die Temperatur angenehm kühl und wähle eine Achtzigerjahre-Playlist aus. Schon kurz nach dem Start treten aber gleich reihenweise Schwachstellen zutage. An der ersten Kreuzung, an der das Taxi rechts abbiegen muss, wechselt es erst kurz vor der Ampel auf die rechte von drei Spuren. Die Folge: Das Abbiegen misslingt, das Auto hängt an der Kreuzung fest. An der nächsten Kreuzung biegt es dann in allerletzter Sekunde ab und kommt prompt auf dem Fußgängerüberweg vor einer Ampel zum Stehen, nun auf der Mittelspur. Links wäre genug Raum, um weiterzufahren und den Weg freizugeben. Doch die Räder rühren sich keinen Zentimeter. Passanten müssen kopfschüttelnd einen Bogen um den Wagen schlagen, als sie die Straße überqueren.

Sind solche Situationen bloß Zufall? Schließlich hätte das auch einem menschlichen Fahrer passieren können, der den Verkehr nicht recht überblickt. Gut möglich, dass all das in ein paar Monaten behoben ist. Eine Anfrage dazu ließ Zoox unbeantwortet. Gewöhnlich verweisen die Hersteller darauf, dass sich die Technik mit wachsendem Datensatz stetig weiterentwickle und autonome Autos lernende Systeme seien. Auch die Frage, ob man Zoox für hundertprozentig serienreif hält, lässt das Unternehmen offen. Wenig später jedenfalls schert der Wagen im fließenden Verkehr unvermittelt von der Mittel- auf die rechte Spur aus und bleibt hinter einem Bus stehen, aus dem gerade Fahrgäste steigen. Er bremst sich also selbst aus. All das wäre verzei- lich, endete die Fahrt nicht noch unglücklicher, als sie begonnen hat.

Denn auch mein Einparkmanöver zieht sich über Minuten. Am Abholpunkt vor dem Zoox-Laden wartet bereits der nächste Fahrgast. Doch statt den Bordstein gezielt anzusteuern, legt das Auto vor der gegenüberliegenden Kreuzung eine Pause ein und verharrt am linken Straßenrand. Aus der einen Minute Restfahrzeit, die der Bildschirm anzeigt, werden so mehr als fünf. Warum es nicht vorangeht, bleibt rätselhaft. Als der Wagen die Parklücke schließlich doch anpeilt, setzt er zweimal mitten im Verkehr zurück, obwohl die Lücke riesig und die Straße breit ist. Rückwärtsfahren wäre hier nicht nötig gewesen, zumal von hinten der Verkehr nachrückt. So endet meine Fahrt unter dem Hup-Konzert anderer Autofahrer. Neben dem nächsten Fahrgast steht Zoox-Mitarbeiterin Jessica mit gezücktem Tablet, und auch ihm schenkt sie jenes vielsagende Lächeln.

Der Test zeigt: Will Amazon zu Waymo, Tesla und Co. aufschließen, muss es diese Schwächen dringend beheben. Gewiss, es handelt sich nur um eine Stichprobe. Doch auch andere Testberichte, etwa des US-Magazins „Forbes“, benennen Mängel in Betriebssystem und Fahrweise. So

Eine Stunde für 1,2 Kilometer

San Francisco ist das Zentrum des autonomen Fahrens. Auch Amazon drängt in den Markt. WELT hat das Robotaxi Zoox vor Ort getestet. Ein Wunderwerk der Technik – leider mit eklatanten Schwächen

BNPP, 1995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rängt sich der Eindruck auf, Amazon habe den Wagen trotz dreijährigem Testbetriebs auf die Straße geschickt, obwohl die Technik noch nicht vollständig ausgereift ist. Für Aufsehen sorgte vor wenigen Tagen ein Unfall in Las Vegas, in den ein Zoox-Taxi verwickelt war. Fotos zeigen die eingedrückte Front eines anderen Fahrzeugs. Passagiere waren zum Zeitpunkt des Zusammenstoßes nicht an Bord. Das Unternehmen will nun klären, wie es zu dem Aufprall kommen konnte.

Wenige Wochen zuvor hatte Zoox laut der Nachrichtenplattform „Techcrunch“ seine Testflotte in Atlanta stillgelegt, nachdem Sicherheitsfahrer im Wagen womöglich Kohlenmonoxid, Kohlendioxid oder Schwefelwasserstoff ausgesetzt gewesen waren. Die wiederholten Vorfälle bewogen einen Mitarbeiter, Beschwerde bei der Arbeitsschutzbehörd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einzulegen. Im Juni wiederum war eines der Robotaxis in Las Vegas mitten in einen laufenden Einsatz und in dichten Rauch gefahren. Zoox-Chefin Aicha Evans sprach sich daraufhin für eine Regulierung autonomer Fahrzeuge aus. „Das sind seltene Grenzfälle“, sagte Evans gegenüber Fox News. „Wir setzen das Beste ein, was wir haben, ermitteln die Ursache, lernen, verbessern und bringen es in den Einsatz“, so die Unternehmenschefin.

Regelrecht alarmiert zeigt sich dagegen Jonathan Morrison, Leiter der US-Verkehrssicherheitsbehörde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Um es unverblümte zu sagen: Ein autonomes Fahrzeug, das nicht sicher mit Einsatzkräften interagieren kann, ist eine Gefahr für die Allgemeinheit“, warnt er. Grundsätzlich zeigen Auswertungen jedoch, dass autonome Autos deutlich seltener verunglücken. Die beste Datenlage liefert Marktführer Waymo. Auf rund 271 Millionen Meilen fahrerlosen Betriebs in fünf US-Städten waren dessen Robotaxis in 82 Prozent weniger Unfälle mit Verletzten verwickelt als menschliche Fahrer auf derselben Strecke, unabhängig davon, wer den Unfall verursacht hatte. Noch deutlicher fällt der Abstand laut Unternehmensangaben bei schweren Unfällen aus: Hier liegt die Rate 95 Prozent unter dem menschlichen Vergleichswert.

An Geld für weitere Expansion und Verbesserungen scheint es jedenfalls nicht zu mangeln. Allein zwischen 2010 und Anfang 2025 flossen laut McKinsey mehr als 231 Milliarden Dollar in das autonome Fahren. Dass sich Kalifornien und Texas dabei zum Epizentrum entwickelt haben, ist kein Zufall. Die Staaten sind die Spielwiese für Tesla, Amazon, Google und Co. In Europa dagegen steckt die Technologie noch in den Kinderschuhen. Zuletzt hat Waymo mit seinen Jaguars in London den Testbetrieb aufgenommen. Ein Grund für Europas Rückstand ist die strengere Regulierung. Inzwischen hat auch Mercedes ein autonom fahrendes Auto auf die Straße gebracht, allerdings in San Francisco statt in Deutschland. Gesteuert wird der Wagen mithilfe der Software des US-Chipherstellers Nvidia.

Einer, der in autonomen Taxis die Zukunft sieht, ist Multimilliardär Marc Benioff. Der Gründer und Chef des Softwareriesen Salesforce gerät in San Francisco vor Journalisten ins Schwärmen: „Eine KI, die Passagiere autonom über die Straßen bewegt – ist das nicht großartig?“ Benioff erzählt, er sei dieses Jahr mehrere Monate durch Europa gereist und habe dort kein einziges autonom fahrendes Auto gesehen. Der Tech-Unternehmer deutet das als Sinnbild einer größeren Entwicklung und spricht von einem „Ungleichgewicht“. Während sich die USA als führende KI-Macht etablierten und in China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auf Steroiden“ zu besichtigen sei, drohe Europa, abgehängt zu werden. Wie Unternehmen, die kaum oder gar nicht auf KI-Anwendungen setzten, sei der Kontinent „in der Vergangenheit gefangen“.

Familienunternehmer fürchten um Deutschlands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ie Erfolge von AfD und Linke könnten Investitionen bremsen und den Standort gefährden. Mitarbeiter sollen sensibilisiert werden

R und 100 Kilometer südlich von Paris, in einem kleinen Ort mit Benediktinerabtei, stellt Sylvie Grandjean Produkte her, die unverzichtbar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sind. Maschinen zum Walzen von Drähten etwa, Pumpen für Schmiermittel, Zahnstangen. Ihre Redex Group liefert in mehr als 50 Länder, aber seit kurzer Zeit befasst sich Grandjean nicht mehr nur mit Märkten in Asien, Afrika und Amerika – sondern auch mit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STEFAN BEUTELSBACHER

„Ich bin wirklich besorgt“, sagt die französische Familienunternehmerin. „In Deutschland steigen gerade extreme Parteien auf, die überhaupt keine wirtschaftliche Vision haben.“ Grandjean denkt plötzlich über Namen und Regionen nach, die vor wenigen Monaten noch – zumindest ökonomisch – wenig Bedeutung für sie hatten. Ulrich Siegmund und Sachsen-Anhalt. Leif-Erik Holm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Elif Eralp und Berlin. Die AfD mobilisierte in diesem Jahr bei mehreren Landtagswahlen die Massen und holte Rekordergebnisse. Und in Berlin könnte bald die Linke regieren, eine Partei mit Fantasien von Enteignung und Verstaatlichung. Grandjean und andere europäische Unternehmer warnen nun bei einem Treffen mit WELT in Brüssel: Die jüngsten Erfolge der beiden Parteien drohten, Deutschland weniger attraktiv für Investitionen zu machen und zum Standortnachteil zu werden.

Längst sind es nicht mehr nur altbekannte Nöte, die Europas Unternehmen umtreiben – also etwa Brüsseler Bürokratie, hohe Preise für Strom und Gas oder ein Mangel an Fachkräften. Eine neue Sorge kommt hinzu: politische Unsicherheit in der 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 der EU. Ein Siegeszug von Parteien, die kaum für einen freiheitlichen, weltoffenen Kurs stehen. „Jetzt sehe ich die Aufgabe, unsere Beschäftigten zu sensibilisieren“, sagt Grandjean, die Redex zusammen mit ihrem Ehemann in dritter Generation führt. „Ich möchte ein Bewusstsein dafür schaffen, dass von extremen Parteien Gefahren ausgehen können, politische wie ökonomische.“ Die Erfolge der AfD in Deutschland hätten sie erschüttert. Aber in Frankreich, so Grandjean, gebe es ja eine ähnliche Entwicklung. Dort besitzt die Rechtspopulistin Marine Le Pen gute Chancen, Nachfolgerin von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zu werden.

Es ist ein sonniger Nachmittag Ende September, Grandjean sitzt in einem Salon des edlen Brüsseler Businessclubs „TheMerode“. Von der Decke hängen Kronleuchter, die Wände sind mit Holz vertäfelt, Kellner servieren Häppchen. Grandjean und andere Unternehmer sprachen hier am Morgen auf Einladung der Stiftung Familienunternehmen mit EU-Kommissaren und Abgeordneten des Europaparlaments über den Zustand des Kontinents, über ihre Erwartungen, Hoffnungen, Sorgen.

„Mich beunruhigt vor allem die europafeindliche Haltung der Rechten“, sagt Anna Mare-schi Danieli, Top-Managerin des Stahlkonzerns Danieli aus Nordostitalien. Man könne sich zu Recht über vieles in der EU beschweren, etwa über die teure Energie oder über Barrieren auf dem Binnenmarkt, die auch heute noch – nach mehr als 75 Jahren des Zusammenwachsens – bestünden. „Aber zur Wahrheit gehört“, sagt sie: „Wir lieben Europa und brauchen es.“ An diesem

Tag lautet der Tenor im Merode: Parteien wie die AfD oder Le Pens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ie die EU schwächen wollen, manchmal gar mit einem Austritt ihrer Länder flirten, verletzen die Werte der Familienunternehmer und sind auch schlecht fürs Geschäft.

Viele von ihnen wollen das nicht hinnehmen. „Der vorpolitische Raum verändert sich“, sagt Karin Exner-Wöhrer, Chefin des österreichischen Automobilzulieferers SAG. Wichtige Organisationen – etwa Kirchen, Gewerkschaften, Vereine – verlieren Mitglieder und Einfluss. „Unternehmen“, meint sie, „könnten einspringen.“ Exner-Wöhrer und die anderen Firmenlenker sprechen sich für eine neue Rolle des Unternehmers aus: Es geht heute, so könnte man ihre Position zusammenfassen, wohl stärker al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um die Übernahme von Verantwortung. Darum, dass das alte Leitbild des ehrbaren Kaufmanns nun auch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einschließt.

Trotz allem bleiben die bekannten Sorgen. Besonders erzürnt Europas Unternehmer nach wie vor die Brüsseler Bürokratie. „Die EU-Kommission hat versprochen, Gesetze zu verschlanken und Pflichten zu reduzieren“, sagt Ulrich Stoll, Vorstand der Stiftung Familienunternehmen und stellvertretender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r der Firma Festo aus Baden-Württemberg, die Automatisierungstechnik herstellt. „Aber davon spüren wir bisher so gut wie nichts.“ Ursula von der Leyen trat ihre zweite Amtszeit an der Spitze der Kommission mit dem Versprechen eines großen Bürokratieabbaus an. Richtlinien und Verordnungen sollten vereinfacht, Pflichten zum Prüfen, Melden und Dokumentieren gestrichen werden.

Doch eine aktuelle Umfrage der Stiftung Familienunternehmen unter mehr als 2000 Firmen in sieb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darunter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bestätigt Stolls Erfahrung: Die Kosten der Befolgung von Vorschriften – also Compliance – sind nach wie vor enorm. 26 Prozent der Unternehmen beziffern sie auf mehr als sieben Prozent des Umsatzes, in Deutschland sogar auf 34 Prozent. Und nur die wenigsten erwarten, dass sich daran bald etwas ändert. Europas Wirtschaft, so scheint es, verliert den Glauben an von der Leyens Versprechen von Vereinfachung und Verschlankung.

Pivalic Acid, 2005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Im besten Jahr verdiente ich 260.000 Euro netto“

Agnes Kowalska hat als Immobilienmaklerin einen rasanten Aufstieg hingelegt. Hier erklärt sie, was viele falsch verstehen, wenn es um ihren Beruf geht

Mit 5000 Euro Provision begann ihre Karriere als Immobilienmaklerin. Heute führt Agnes Kowalska in Düsseldorf mit „Koco Im-

mobilien“ ein Unternehmen mit 24 Mitarbeitern. Doch hinter dem Erfolg steckt eine Geschichte, die weit weniger glamourös ist, als es die Zahlen vermuten lassen. Die 48-Jährige spricht im Interview über Geld, Arbeit, Familie – und darüber, was Erfolg tatsächlich kostet.

ANNA SCHEM

WELT: Frau Kowalska, erst 2021 gründeten Sie Ihre eigene Immobilienfirma. Noch im selben Jahr stellten Sie bereits drei Mitarbeiter ein. Heute haben Sie ein Team von 24 Leuten an drei Standorten (Düsseldorf, Mettmann, Jülich). Wie kam ein derartiger Erfolg zustande?

AGNÉS KOWALSKA: Ich habe bereits zuvor acht Jahre lang als selbstständige Maklerin gearbeitet und war damit sehr erfolgreich. Ich habe teilweise 215.000 Euro netto im Jahr nur aus Provisionen verdient. In meinem besten Jahr mit meiner zusätzlich neu gegründeten Firma kam ich auf ein Jahresgehalt von 260.000 Euro netto. Wenn man selbstständig arbeitet und sehr fleißig ist, kann man außerordentlich gut verdienen.

WELT: Dabei ist der Beruf des Immobilienmaklers nicht geschützt. Man kann ihn auch ohne Ausbildung oder Studium ausüben.

KOWALSKA: Ja, das stimmt. Auch ich bin eine Quereinsteigerin. Ursprünglich habe ich Geschichte und Journalismus studiert. Danach arbeitete ich im Marketing und Verkauf – und merkte, dass mir der Vertrieb liegt. Später machte ich mich mit einem Catering-Unternehmen selbstständig. Irgendwann bekam ich ein Kind und merkte, dass nächtliche Arbeitszeiten auf Dauer nicht mit meiner Rolle als Mutter vereinbar waren. Ich bin auf eine Ausschreibung für einen Job als Immobilienmaklerin gestoßen und fing kurze Zeit später dort an. Ich brachte mir alles autodidaktisch bei.

WELT: Erinnern Sie sich noch, wie viel Sie in Ihrem ersten Jahr verdienten? KOWALSKA: Ja, ich verkaufte damals ein einziges Haus und bekam anteilig 30 oder 40 Prozent der Provision – also lediglich 5000 Euro.

WELT: Von 5000 Euro auf 215.000 Euro innerhalb von acht Jahren – das ist eine bemerkenswerte Entwicklung. Wie viel harte Arbeit steckt hinter diesem Aufstieg?

KOWALKSA: Extrem viel. Das Klischee, dass ein Makler viel verdient und nichts dafür tut, ist falsch. Es dauerte Jahre, bis ich genug Kunden hatte, um gut davon leben zu können. 80 Prozent der Leute, die sich als Makler selbstständig machen, geben wieder auf. In meiner Zeit als selbstständige Maklerin arbeitete ich täglich zehn bis zwölf Stunden, hatte dazu jeden Samstag und Sonntag Besichtigungen. Nur wenige Häuser sind Millionenobjekte, bei denen man in kurzer Zeit Käufer findet und sechs Prozent

Provision bekommt. Einige Immobilien sind ein Jahr lang in der Vermarktung – und nach 100 Besichtigungen haben wir teilweise noch immer keinen Käufer. So etwas muss man einkalkulieren.

WELT: Heute führen Sie ein eigenes Unternehmen, haben Festangestellte, aber auch selbstständige Makler arbeiten für Sie, die von den sechs Prozent Provision zwischen 25 und 55 Prozent erhalten. Wie viel verdienen Sie selbst? KOWALSKA: Ich zahle mir jetzt keine Provisionen mehr aus, sondern ein Geschäftsführergehalt. Das beträgt 10.000 Euro netto monatlich. Das Unternehmen an sich generiert einen Umsatz von

1,5 bis 2 Millionen Euro jährlich. Davon gehen monatliche Fixkosten von 70.000 Euro für die Büromieten, Mitarbeitergehälter oder Marketing ab. Den Rest reinvestiere ich momentan stark in das Unternehmen. Dabei arbeite ich etwa 50 bis 60 Stunden pro Woche.

WELT: Also verdienen Sie aktuell schlechter als zu Ihrer Zeit als selbstständige Maklerin. Hätte es finanziell nicht mehr Sinn ergeben, selbstständig zu bleiben?

KOWALSKA: Das stimmt. Ich bin damals jedoch einfach in diese Situation reingerutscht. Nachdem ich mein Unternehmen gegründet hatte, fragte ein

Bekannter um einen Job bei mir. Wenig später kam die Tochter eines Freundes dazu. So wuchs das Unternehmen und die Mitarbeiter warben neue Kollegen an. An einem Punkt waren meine Fixkosten so hoch, dass ich, wenn Mitarbeiter gingen, neue Mitarbeiter finden musste. Es war eine Art Sog. Später kamen noch Auszubildende dazu. Da merkte ich, dass mir die Arbeit mit den jungen Leuten Spaß macht, sofern ihre Arbeitseinstellung stimmt.

WELT: Was meinen Sie damit? KOWALSKA: Mich frustrieren junge Leute, die viel erwarten, aber nichts dafür leisten. Ich sehe das teilweise bei jungen Menschen, die sich bei uns bewerben oder Praktika machen. Sie verstehen nicht, dass man hart arbeiten muss, um eine Belohnung zu bekommen. Mit Anfang 20 wollen sie teilweise schon einen BMW fahren. Ich erinnere mich, dass mein erstes Auto ein Renault Twingo war. Diesen fuhr ich, bis ich 28 war, und war froh, überhaupt ein Auto zu besitzen. Vielleicht trägt auch Social Media zu dieser verzerrten Erwartungshaltung bei. 22-jährige Influencer zeigen in Dubai ihr vermeintlich luxuriöses Leben, das ihnen in den Schoß gefallen zu sein scheint. Bei richtiger Arbeit muss man allerdings auch unbequeme Dinge tun.

WELT: Vor welcher unbequemen Arbeit scheuen sich die jungen Leute in Ihrer Firma?

KOWALSKA: Da denke ich spontan an Teilungserklärungen bei mehreren Eigentümern. Diese sind manchmal 90 Seiten lang. Viele junge Kollegen sind sehr unmotiviert, fliegen mit KI darüber und wollen lieber etwas „Cooles“ wie Besichtigungen machen. Das ist der Nachteil von KI: Sie befeuert Faulheit und das eigene Nichtdenken. Dabei ist es wichtig, die Zusammenhänge zu verstehen. Auch bei Besichtigungen sehe ich wenig Einsatz. Früher war ich immer mindestens eine halbe Stunde vorher da. Wenn ich sah, dass es unordentlich war, habe ich Staub gesaugt oder das Katzenklo gereinigt. Außerdem war es für mich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am Wochenende zu arbeiten. Viele junge Leute heute wollen das Wochenende für sich haben.

WELT: Sie scheinen eine andere Einstellung zu Arbeit und Verantwortung zu haben als viele Ihrer jüngeren Kollegen. Woher kommt diese Haltung? KOWALSKA: Ich bin in Polen geboren und erst mit neun Jahren mit meiner Familie nach Deutschland gezogen. In der Schule habe ich sehr viel Struktur und Pflichtbewusstsein erlebt. Wir wohnten in bescheidenen Verhältnissen in einer Hochhaussiedlung. Ich lernte, mir für nichts zu schade zu sein und hart zu arbeiten. Kürzlich habe ich die Bürotoilette geputzt, weil die Reinigungskraft ausfiel. Es ist wichtig, bodenständig zu bleiben. Wenn plötzlich der ganze Immobilienmarkt zusammenbrechen würde und es keine Makler mehr gäbe, würde ich wieder kellnern gehen. Das wäre für mich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WELT: Sie besitzen bereits vier eigene Immobilien. Kellnern müssten Sie vermutlich nicht.

KOWALSKA: Ich habe die Immobilien größtenteils als Altersvorsorge, das stimmt. Große Gewinne mache ich damit aktuell nicht, weil ich die Kredite abbezahle und ständig in die Objekte investiere. Dass man Immobilien kauft, damit man reich wird und nichts dafür tun muss, ist ein Irrtum. Man macht sich damit viel Arbeit. Aktuell haben wir einen Mieter, der seit Februar keine Miete zahlt. Uns bleibt nur die Räumungsklage. Immobilienbesitz ist also nicht immer so entspannt, wie man vielleicht denkt.

WELT: Haben Sie während Ihrer Arbeit noch andere schwierige Momente erlebt?

KOWALSKA: 2024 war ein sehr hartes Jahr für mich. Das Team stellte sich neu auf, weil einige Mitarbeiter gingen und neue eingestellt wurden. Ich musste viel Geld in die Firma stecken, wodurch mein Gehalt gedrückt wurde. An dem Punkt fragte ich mich, warum ich nicht einfach Maklerin geblieben war. Ich habe mehr Verantwortung, mehr Stress, bin für 24 Angestellte zuständig und muss mich mit Dingen wie Krankenkassen und Finanzämtern herumschlagen. Außerdem habe ich in diesem Jahr besonders stark gemerkt, dass ich als Mutter und Partnerin nicht immer 100 Prozent in der Firma geben kann. Ich habe zwei Kinder und einen Ehemann, die mich brauchen – diese Doppelbelastung nahm mich sehr ein und tut es noch heute.

WELT: Wie sind Sie aus der Krise gekommen?

KOWALSKA: Ich habe versucht, meine geschäftlichen Probleme nicht mit nach Hause zu nehmen, und baute mit der Zeit eine Resilienz auf. Geschäftlich half es mir, mit anderen Unternehmern zu sprechen, die länger als ich dabei sind. Sie sagten, dass diese Phasen normal seien. Wenn man an das Unternehmen glaubt, würden sich die Investitionen und die harte Arbeit wieder auszahlen. Ich verurteile es deshalb, wie sich einige Makl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präsentieren. Sie protzen damit, dass sie zehn Häuser auf Mallorca besitzen und Luxusautos fahren. Die Realität ist aber, dass wir jeden Tag kämpfen.

WELT: Bereuen Sie es, ein Unternehmen in der Größe aufgebaut zu haben? KOWALSKA: Nein, es ist eine wunderbare Erfahrung und ein großes Learning, das mir keiner mehr nehmen kann. Ich bin vor allem stolz auf die jungen Menschen, die sich hier entwickelt haben und heute erfolgreiche Makler sind. Hier kommt sehr viel Dankbarkeit zurück und das ist für mich persönlich auch ein schönes Gefühl.

WELT: Wäre es möglich, dass Sie Ihr Pensum reduzieren, um mehr Zeit für die Familie zu haben?

KOWALSKA: Aktuell nicht. Mein Wissen würde in einigen Bereichen fehlen. In den nächsten zwei Jahren möchte ich die Firma jedoch so aufstellen, dass andere Kollegen Teile meines Jobs übernehmen können. Ich könnte mir auch vorstellen, das Unternehmen irgendwann zu verkaufen und als Maklerin weiterhin drin zu bleiben, weil die Firma mittlerweile mein Herzensprojekt ist.

WELT: Also so, wie Sie angefangen haben.

KOWALSKA: Genau, das wäre schön. Aktuell bin ich mehr als Unternehmensleiterin und Ausbilderin für den Nachwuchs tätig – was ich auch genieße. Mich macht es aber auch sehr glücklich, Menschen in einer sehr emotionalen Phase ihres Lebens zu begleiten. Man erlebt, wie sie ein Zuhause finden oder sich von ihrem Zuhause trennen. Es fühlt sich nicht wie Arbeit an, wenn ich als Maklerin unterwegs bin, sondern als wäre ich in meinem natürlichen Element. Wenn die Gesundheit es hergibt, würde ich gern lange über die normale Rentenzeit hinaus arbeiten.

Der deutsche Beamte ist mit sich zufrieden

In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bezeichnen sich zwei Drittel der Staatsdiener als „leistungsstark“

An kaum einer anderen Berufsgruppe gibt es so viel Kritik wie an den Beamten. Zu langsam, zu hoch bezahlt, zu viele. In der Tat arbeiten ohne Richter und Soldaten ungefähr 1,8 Millionen von ihne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wie der Deutsche Beamtenbund (DBB) in seinem jährlichen Report angibt. Kritik von innen jedoch, das zeigt eine neue Umfrage, gibt es nur in Maßen: Insgesamt sind die Beamten selbst ganz zufrieden mit ihrer Arbeit.

FELIX SEIFERT

Das Ergebnis stammt aus einer Erhebung des Software-Anbieters Stackfield, die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Fachmagazin „Behörden-Spiegel“ erschienen ist und auf den Selbsteinschätzungen von 1875 Beamten aus allen 16 Bundesländern basiert. 64,5 Prozent der Beamten schätzten ihre Arbeitsweise dort als „leistungsstark“ ein, 83,6 gaben an, bei der Arbeit „hochmotiviert“ zu sein. Die Ergebnisse sind angesichts der Realität bemerkenswert. Erst vor Kurzem erreichte das Vertrauen in den Staat laut der neuen Ausgabe des eGovernment-Monitor mit 32 Prozent einen neuen Tiefststand.

Behörden allein betrachtet schnitten mit 34 Prozent kaum besser ab. In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hingegen erzielten die Ämter mit 44 und 52 Prozent Vertrauen klar bessere Ergebnisse. „Die Bürger haben klare Erwartungen an eine moderne Verwaltung, aber die tatsächliche Erfüllung bleibt dahinter zurück“, so das Urteil.

Langsame Prozesse gelten in Deutschland auch unter Firmen als offenkundiger Standortnachteil. Und die Beamten sehen es sogar selbst so. Gerade einmal 1,9 Prozent gaben in der neuen Umfrage an, dass Projekte in den Behörden „in der Regel wie geplant“ liefen. 61,5 Prozent sagten stattdessen, dass Bürokratie und Genehmigungswege ihre Projektarbeit ausbremsten. 22,9 Prozent schätzten, mindestens die Hälfte ihrer Arbeitszeit mit administrativen Aufgaben beschäftigt zu sein. Konkret sind das: „Informationen suchen“, „Statusabfragen“, „Doppelarbeit“.

„Die Ergebnisse sprechen nicht für faule Beamte, sondern für ein schlechtes System“, sagt Thomas Hoppe vom Verband der jungen Unternehmer dazu. Auch Unternehmen erlebten in Deutschland immer wieder motivierte Ansprechpartner, die jedoch „in Zuständigkeiten,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und Freigabeschleifen festhängen“. Firmen kritisieren die hohe Bürokratie immer wieder als Nachteil des Standorts. Laut de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W) steigen die Bürokratiekosten nach einem kurzen Rückgang seit mindestens einem Jahr wieder deutlich an. Die Kosten für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liegen den Schätzungen zufolge aktuell bei etwa 64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Es wären also Lösungen gefragt – doch die Meinungen über die richtigen Maßnahmen gehen auseinander. Schon jetzt kosten aktive und ehemalige Beamte WELT-Berechnungen aus dem Sommer zufolge den Staat etwa 242,4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Die Beamten selbst jedoch würden, um ihre Aufgaben besser erledigen zu können, gleichwohl mehr Personal einstellen. 33 Prozent gaben an, dass sie, wenn sie entscheiden könnten, mehr Mitarbeiter beschäftigen wollten. Zum Vergleich: Das sind mehr als diejenigen, die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abbauen würden (28 Prozent).

Unternehmer-Sprecher Hoppe kritisiert diese Überlegungen. Statt mehr Behörden-Personal einzustellen, wäre es stattdessen an der Zeit für eine Steigerung der Effizienz der Verwaltung. „Mehr Menschen in ein ineffizientes System zu setzen, macht zunächst einmal nur das System teurer“, sagt Hoppe. „Aus Sicht des gesamten Staates darf die Antwort nicht immer „eine zusätzliche Stelle“ sein.“ Immerhin: Die Digitalisierung ist in den Behörden der Umfrage zufolge mittlerweile angekomm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rd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etwa flächendeckend benutzt. Problematisch bleibt laut den Umfrage-Machern allerdings die Zahl der unterschiedlichen Programme. 66,1 Prozent sagten, mit mindestens vier verschiedenen Software-Anwendungen zu arbeiten. Dies könne bereits einen „spürbaren zusätzlichen Koordinationsaufwand“ bedeuten, heißt es.

Welche Software wird verwendet? Auch hier sind die Umfrageergebnisse aufschlussreich. Jenseits der Kategorie „Chat und Kommunikation“ gaben in der Kategorie „sonstige Tools“ mehr Teilnehmer an, mit sogenannten geografischen Informationssystemen (34 von 691 Antworten) zu arbeiten als mit spezialisierteren KI-Programmen (27 von 691 Antworten). Aus Unternehmer-Sicht besteht auch hier entsprechendes Optimierungspotenzial. „Der deutsche Staat ist gleichzeitig zu groß und an den entscheidenden Stellen zu langsam“, so Unternehmer-Sprecher Hoppe.

Doch von den Reformen, die die Bundesregierung versprochen hatte, blieb allerdings wenig übrig. Im Haushaltsentwurf für das Jahr finden sich mehr als 12.000 zusätzliche Stellen für Bundesbeamte als aktuell. Nur der Bundesrechnungshof müsste den Plänen zufolge mit weniger Personal auskommen – die Behörde, die die Ausgaben des Staates überwacht.

BÖRSEN-WELT:

08.10.(15:40 Uhr)	Kursin €	VeränderungVortag in %	Tief	12 MonateVergleich	Hoch	Marktk.Mrd. €	Div.in €	Div.Rend.	KGV2026
Adidas	146,15	-0,4	130,0	●	196,4	26,31	2,80	1,92	15,50
Airbus SE	187,26	-0,1	157,5	●	221,3	148,36	3,20	1,71	25,90
Allianz SE	416,10	-0,3	338,8	●	454,6	158,29	17,10	4,11	13,19
BASF SE	51,78	+1,2	41,48	●	55,05	46,21	2,25	4,35	17,86
Bayer	43,37	-1,4	25,78	●	53,92	42,61	0,11	0,25	10,20
Beiersdorf	77,44	+0,3	67,08	●	110,2	18,79	1,00	1,29	16,98
BMW St.	52,40	-2,3	51,98	●	97,92	29,40	4,40	8,40	8,40
Brenntag SE	61,52	0,0	43,72	●	66,86	8,88	1,90	3,09	17,53
Commerzbank	38,28	-0,7	29,01	●	43,37	41,37	1,10	2,87	12,00
Continental	68,90	-2,0	53,10	●	77,50	13,78	2,70	3,92	10,39
Daimler Truck	40,57	-0,3	33,46	●	50,08	31,06	1,90	4,68	11,59
DHL	55,16	-0,7	38,37	●	58,90	63,43	1,90	3,44	16,42
Dt. Bank	29,86	0,0	23,82	●	35,85	57,05	1,00	3,35	8,32
Dt. Börse	293,80	+0,5	200,1	●	296,8	54,73	4,20	1,43	24,63
Dt. Telekom	26,96	-0,1	23,53	●	34,36	130,75	1,00	3,71	11,77
E.ON SE	16,96	+0,4	14,98	●	20,39	44,80	0,57	3,36	15,28
Fres. M.C.	36,46	-2,6	34,57	●	47,86	10,70	1,49	4,09	8,42
Fresenius SE	41,53	-4,1	35,11	●	52,96	19,02	1,05	2,53	11,41
GEA Group	67,70	-0,2	53,45	●	69,00	11,02	1,30	1,92	19,74
Hann. Rück SE	263,80	+0,7	223,4	●	281,2	31,81	12,50	4,74	11,51

	Kurs in €	Veränderung Vortag in %	Tief	12 Monate Vergleich	Hoch	Marktk. Mrd. €	Div. in €	Div. Rend.	KGV 2026
Heidelb. Mat.	139,95	-1,2	137,2	●	241,8	24,68	3,60	2,57	10,77
Henkel Vz.	73,86	-0,4	61,28	●	84,20	13,16	2,07	2,80	12,94
Hochtief	395,60	-1,1	242,4	●	554,0	30,74	6,60	1,67	29,79
Infineon Tech.	59,58	-2,2	31,27	●	88,83	77,81	0,35	0,59	36,55
Mercedes Benz	39,13	-1,8	38,91	●	62,34	37,68	3,50	8,94	7,50
Merck	137,30	-2,0	100,7	●	148,8	17,74	2,20	1,60	16,33
MTU Aero	343,80	-2,1	265,2	●	404,8	18,50	3,60	1,05	17,55
Münch. Rück	519,60	+0,6	437,4	●	574,4	67,88	24,00	4,62	10,21
Qiagen	39,46	-3,3	27,56	●	47,60	8,16	0,31	0,78	18,27
Rheinmetall	932,70	+0,7	900,2	●	1966,0	42,91	11,50	1,23	24,45
RWE	57,86	-0,1	39,36	●	62,00	45,13	1,20	2,07	21,51
SAP SE	188,56	+0,5	127,5	●	244,3	231,65	2,50	1,33	26,01
Scout24 SE	69,85	+1,0	62,70	●	104,2	5,03	1,50	2,15	17,12
Siemens	265,00	-2,3	198,0	●	291,7	212,00	5,35	2,02	24,18
Siemens En.	142,18	-1,0	94,40	●	191,7	122,43	0,70	0,49	31,88
Siemens Heal.	38,40	-0,4	32,81	●	49,71	43,32	1,00	2,60	16,70
Symrise	90,56	-0,5	64,70	●	95,00	12,66	1,25	1,38	22,75
Vonovia SE	16,45	-1,8	16,28	●	28,90	13,95	1,25	7,60	8,10
VW Vz	67,02	-3,9	66,74	●	109,2	13,82	5,26	7,85	3,34
Zalando SE	22,61	+0,2	18,61	●	30,43	5,97	-	-	15,59

Stand: 8.10., 15:40 Uhr Veränderungen sind zum Vortag und in Prozent. * = Preis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Quelle Infront

Eine 480-Euro-Zahnbürste mit eingebauter Kamera. So gut ist sie wirklich

Hersteller Dyson will die Zahnpflege revolutionieren. Im Test zeigen sich die Grenzen der Technik

Wenn der britische Technologiekonzern Dyson ein neu- es Produkt auf den Markt wirft, horcht die Tech-Welt auf. Ob beutellose Zyklonstaubsauger, Hightech-Föhns, futuristische Ventilatoren oder Luftreiniger – das Unternehmen liebt es, etablierte Alltagsgegenstände komplett neu zu denken. Nun wagt sich der Hersteller ausgerechnet an die tägliche Mundhygiene. Das Ergebnis heißt Camerajet und kostet stolze 480 Euro. Kann eine Zahnbürste überhaupt so viel Geld wert sein?

THOMAS HEUZEROTH

Schon beim Auspacken wird klar: Hier regiert kompromissloser Technik-Anspruch, der allerdings seine Schattenseiten hat. Das Handstück allein bringt beachtliche 231 Gramm auf die Waage und ist damit spürbar massiver als gängige Modelle von Konkurrenten wie Oral-B oder Philips. Rechnet man die große Ladestation, die gleichzeitig als Nachfüllstation für die Mundspülung dient, hinzu, stemmt das gesamte System 779 Gramm auf die Waage. Wer ein minimalistisch-leichtes Badezimmer hat, muss sich an diesen futuristischen Klotz erst einmal gewöhnen. Im Reisegepäck nimmt die Station zu viel Platz weg.

Die eigentliche Sensation verbirgt sich direkt im Bürstenkopf. Dort sitzen eine winzige Makrokamera mit einer Auflösung von 100.000 Pixeln und ein winziges Stroboskoplicht. Die Kamera macht etwa 28 Bilder pro Sekunde und erkennt so, wo die Zahnzwischenräume sind. Die entsprechende KI dafür wurde nach Angaben von Dyson mit 470.000 Bildern trainiert. Erkennt das System eine Lücke, feuert es innerhalb einer Zehntelsekunde einen konischen Flüssigkeitsstrahl mit exakt 0,15 Millilitern Mundspülung ab. Für anwesende Beobachter ist das eine lustige Sache, weil sich jede Spülung wie eine winzige Explosion im Mund anhört. Für den Nutzer ist das gewöhnungsbedürftig.

Dyson hat im Labor festgestellt, dass ein herkömmlicher, nadelförmiger Strahl nicht effektiv genug ist, um den hartnäckigen Plaque restlos zu entfernen. Deswegen feuert die Zahnbürste einen breiteren, konischen Sprühstoß ab. Die Aufnahmen werden nach Dyson-Angaben weder in einer Cloud gespeichert noch dauerhaft gesichert. Sie werden direkt auf dem Gerät und in der App für die Echtzeitanalyse verarbeitet und nach dem Betrachten sofort wieder gelöscht. Wer möchte, kann die Kamera sogar für eine manuelle Zahninspektion nutzen. Das Live-Bild wird in die App auf das Smartphone gestreamt.

Im Betrieb arbeitet ein Schallmotor, der mit 245 Hertz schwingt. Die Zahnbürste bietet drei verschiedene Reinigungsmodi. Die Mundduschen-Funktion lässt sich zu- und abschalten. Wer morgens in Eile ist oder den Flüssigkeitsstrahl gerade nicht wünscht, kann die Camerajet ganz klassisch und ohne Zahnzwischenraumreinigung als normale elektrische Zahnbürste nutzen. Oder umgekehrt auch nur den Interdental-Modus anwenden. Sollte man zu stark aufdrücken oder die Zähne zu schnell putzen, quittiert das Gerät dies umgehend mit einem Warn-Feedback über eine Vibration und eine Meldung in der App.

Über WLAN und Bluetooth verbindet sich die Zahnbürste mit der MyDyson-App. Neben einer Live-Ansicht des Mundraums bietet die Software eine geführte Reinigung und detaillierte Statistiken. Nach dem Putzen offenbart die App eine Kartierung. Sie zeigt, wie gewissenhaft man gearbeitet hat, wo noch Plaque-Reste lauern und in welchen Mundwinkeln man beim nächsten Mal präziser putzen muss. Über RFID-Chips im Bürstenkopf erkennt die App zudem exakt, wann es Zeit für einen Kopfwechsel ist. Doch die smarte Technik hat im Alltag ihre Tücken. Der größte Feind der Kamera ist schlicht und ergreifend der Schaum. Bildet sich beim Putzen zu viel Zahnpastaschaum vor der Linse, meldet das System unbarmherzig, dass die Linse keine freie Sicht hat. In diesem Fall verweigert sie schlicht die Ausführung der Mundspülung, bis das Sichtfeld wieder klar ist. Dyson empfiehlt daher auch eine schaumfreie Zahnpasta.

Zudem verlangt die empfohlene Technik ein wenig Übung. Wer, wie von der App gefordert, die Lippen leicht öffnet, um die Interdentalerkennung zu optimieren, riskiert, dass Zahnpastaspritzer unkontrolliert an den Badezimmerspiegel klatschen, was uns im Test häufig passiert ist. Beim klassischen Putzergebnis gibt es wenig zu meckern. Im Praxistest – den wir mit klassischen Plaque-Tabletten durchgeführt haben, wie man sie aus Zahnpasta-TV-Werbespots der 80er- und 90er-Jahre kennt – zeigte sich ein überzeugendes Bild. Die Zähne fühlen sich hinterher spürbar glatt an. Wer allerdings gehofft hat, die integrierte Munddusche würde den lästigen Griff zur Zahnseide komplett überflüssig machen, wird enttäuscht. Enge Zahnzwischenräume oder hartnäckige Speisereste wurden im Test schlicht nicht immer zuverlässig und lückenlos erfasst und gereinigt. Die Zahnseide oder kleine Zwischenraumbürsten bleiben also weiterhin im Badezimmerschrank unverzichtbar. Die Ladestation füllt den Wassertank der Bürste zwar auf Knopfdruck nach, allerdings zeigte sich das System in der Praxis nicht immer zu 100 Prozent dicht. Warum das Nachfüllen nicht automatisch funktioniert, haben wir nicht verstanden. Bei einem Preis von 479 Euro sollte man das erwarten dürfen.

Auch die laufenden Kosten können schmerzhaft sein. Für ein Zweierpack Ersatzbürsten verlangt Dyson 30 Euro. Für eine nicht schäumende Zahnpasta zehn Euro. Die Akkulaufzeit von gerade einmal rund zehn Tagen ist für ein High-End-Gerät dieser Preisklasse eher mittelmäßig. Wer technikbegeistert ist und bisher eher faul bei der Zahnzwischenraumreinigung war, findet hier einen hochspannenden digitalen Helfer. Wer jedoch eine unkomplizierte, günstige Alltags-Zahnbürste sucht, fährt mit klassischen Premium-Modellen und traditioneller Zahnseide weiterhin besser.

Diese ETFs profitieren vom nächsten Boom

Dänemark hat rund sechs Millionen Einwohner. Nun erlebt das Land ein Datenleck, das sogar 8,8 Millionen Menschen betrifft. Unbefugte konnten auf Namen, Adressen und persönliche Identifikationsnummern im zentralen Personenregister zugreifen. Dort stehen auch Menschen, die längst gestorben oder ausgewandert sind. Nach Angaben der Regierung wurde der rechtmäßige Zugang eines privaten Unternehmens missbraucht.

Unternehmen können KI-Projekte verschieben – ihre Cyberabwehr nicht. Denn Angreifer rüsten längst auf, während immer mehr digitale Agenten neue Einfallstore schaffen. Ein gigantischer Markt entsteht

HOLGER ZSCHÄPITZ

Fast zeitgleich musste das Pentagon rund drei Millionen Betroffene informieren, deren Sozialversicherungssummern monatelang unverschlüsselt für Unbefugte zugänglich waren. Ob dabei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m Spiel war, ist offen. Klar ist: Mit KI wird die Frage, wer auf welche Daten zugreifen darf, zur Kernfrage jedes Unternehmens. Daraus entsteht der zweite große KI-Boom an der Börse, neben Chips und Rechenzentren. Cybersecurity-Firmen haben dabei einen Vorteil.

Selbst Unternehmen, die beim Einsatz von KI zögern, müssen in ihre Abwehr investieren. Denn ob ihre Angreifer KI nutzen, entscheiden sie nicht. WELT erklärt, wie Anleger am neuen Boom mitmischen können und warum sie dabei nicht blind dem jüngsten Sieger folgen sollten.

Angreifer können mit KI täuschend echte Nachrichten verfassen, Schwachstellen schneller finden und Attacken automatisieren. Die Geheimdienstallianz Five Eyes warnt, KI könne Cyberangriffe binnen Monaten dramatisch beschleunigen. Im Sommer 2025 nutzten Hacker einen KI-Programmierassistenten für Angriffe auf US-Behörden. Die Software wählte Ziele aus, zog Daten ab und kalkulierte sogar die Lösegeldforderung. Zugleich wächst die Angriffsfläche in den Unternehmen selbst. Dort dürften bald mehr KI-Agenten als Menschen arbeiten, die Programme bedienen, Daten abrufen oder Zahlungen vorbereiten. Jeder Agent benötigt einen digitalen Ausweis samt Zugriffsrechten, und jede Berechtigung kann zur Schwachstelle werden. Aus einem Chatbot, der eine falsche Antwort gibt, wird ein Agent, der mit dieser Antwort womöglich eine Handlung auslöst.

Im Frühjahr fürchteten Anleger noch, die KI-Labore könnten die Spezialisten mit eigenen Sicherheitsprodukten überflüssig machen. Als klar wurde, dass die Labore sie eher brauchen, drehte sich die Stimmung. Seit Jahresbeginn liegt etwa die Okta-Aktie knapp 150 Prozent im Plus. CrowdStrike mit 130 Prozent und Palo Alto kommt auf 119 Prozent. Zscaler büßte dagegen fast 13 Prozent ein, Check Point knapp 30 Prozent. Bernstein hat Mitte September Palo Alto, Okta und SentinelOne auf Market-Perform abgestuft. CrowdStrike wird mit dem 36-Fachen der erwarteten Umsätze der kommenden zwölf Monate bewertet. Wohlgemerkt: der Umsätze. Die Skeptiker verweisen auf das Geschäftsmodell. Sicherheitssoftware wird oft nach Mitarbeitern oder Geräten abgerechnet, und diese Größen explodieren nicht, nur weil mehr Rechenleistung zum Einsatz kommt. Die Aktie notiert aktuell bei 272 Dollar und damit über den Kurszielen von Bernstein, Morgan Stanley und Cantor, obwohl die beiden Letzteren zum Kauf raten.

müßte wirksame Tests und Zugangskontrollen nachweisen, erwartet Morgan Stanley nach Gesprächen in Washington. Die Versicherer würden so faktisch zu Regulierern.

Die Verteidiger rüsten mit denselben Mitteln auf. Google gibt sein Modell Gemini 4 Argon zunächst an ausgewählte Sicherheitsteams, es soll Schwachstellen selbstständig finden und schließen. Das Start-up Armadin des früheren Mandiant-Chefs Kevin Mandia lässt Schwärme von KI-Agenten wie Angreifer agieren, um Lücken vor echten Hackern aufzuspüren. Vergangene Woche sammelte es 255 Millionen Dollar ein, bei einer Bewertung von mehr als 2,5 Milliarden Dollar. Laut dem Marktforschungshaus IDC dürften die weltweiten Ausgaben für IT-Sicherheit von 308 Milliarden Dollar in diesem Jahr auf gut 430 Milliarden Dollar 2029 steigen. Das entspricht knapp zwölf Prozent Wachstum pro Jahr. Selbst dann flössen weniger als sieben Prozent der IT-Budgets in die Sicherheit. Am schnellsten wachsen laut Morgan Stanley Cloud-Sicherheit und Identitätsmanagement mit gut 23 beziehungsweise knapp 18 Prozent jährlich.

Einen weiteren Schub könnten Versicherer liefern. Wer Schäden durch autonome Systeme absichern will,

Für Privatanleger liegt ein Branchen-ETF deshalb näher als die Wette auf Einzelaktien. In Deutschland sind sieben Cybersecurity-ETFs handelbar, und die Unterschiede sind erheblich. Binnen eines Jahres reicht die Spanne von 32 bis 67 Prozent Plus. Der Klassiker ist der L&G Cyber Security. Mit 4,3 Milliarden Euro ist er mehr als doppelt so groß wie die Nummer zwei und als einziger Fonds seit mehr als zehn Jahren am Markt, mit im Schnitt 16,9 Prozent pro Jahr. Auch Rendite und Risiko stimmen: Der größte Rückschlag der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lag bei 20 Prozent, die Sharpe Ratio, die den Ertrag je Einheit Schwankung misst, über zwei. Der Haken sind die Kosten von 0,69 Prozent, der höchste Wert im Feld.

Auf dem Papier noch besser schneidet sein kleiner Bruder ab. Der L&G Cyber Security Innovation verwaltet aber nur 54 Millionen Euro und ist erst seit September 2022 am Markt. Die Tech-Baisse von 2022 hat er damit nur am Rande miterlebt, seine Risikokennzahlen fallen entsprechend schmeichelhaft aus. Der First Trust Nasdaq Cybersecurity landet über ein Jahr nur im Mittelfeld, liefert über fünf Jahre mit 16,5 Prozent pro Jahr aber den besten Wert. Wer allein dem jüngsten Sieger folgt, übersieht leicht einen langfristig erfolgreichen Konkurrenten. Der Invesco Cybersecurity zeigt wiederum, dass niedrige Kosten allein wenig nützen. Er ist der günstigste Fonds, liegt bei der Rendite aber auf dem letzten Platz.

Die Geschichte hinter dem Boom ist intakt, die Bewertungen haben davon allerdings viel vorweggenommen. UBS-Fondsmanager Patrick Kolb würde eine kurzfristige Korrektur nicht überraschen. Er zitiert André Kostolany, wonach an der Börse zweimal zwei oft fünf minus eins ergibt. Die Kunst bestehe darin, das Minus eins durchzustehen. Cybersecurity gehört deshalb als Beimischung neben einen breit gestreuten Welt-ETF. Erste Wahl sind große, erprobte Fonds wie der L&G Cyber Security oder der First Trust Nasdaq Cybersecurity. Wer jetzt einsteigt, verteilt den Kauf am besten per Sparplan auf mehrere Monate. Ein Cyber-ETF streut zwar das Risiko einzelner Anbieter, schützt aber nicht vor fallenden Bewertungen des gesamten Sektors. Die größte Gefahr liegt darin, heute schon für sämtliche Erfolge von morgen zu bezahlen.

Gast Die Preise am Weltr mehr. Wer jetzt e Anbieter abschließen w umgelegt – da immer mehr Haushalte auf mepumpen umsteigen. Der vor Kurzen öffentlichte Heizkostenspiegel der Berat gesellschaft cozonline führt insofern i falsche Richtung. Demnach sind die Kosta eine typische mit Gas beheizte Wohnung sem Jahr sogar leicht gesunken. Doch die je ten und noch kommenden Preisanstiege darin nicht enthalten. Die Entwicklung Heizöl zeigt, wohin die Reise gehen dürfte Was also tun mit dem bestehenden liefervertrag?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empfiehlt einen Schnellcheck in vier S ten: 1. Den aktuellen Gasvertrag prüfer lange läuft er noch? Was zahlen Sie g und gibt es eine Preisgarantie? Das sin drei ersten wichtigen Fragen. Viele Ver- cher sind, ohne es zu wissen, im Grun sorgungstarif. Den kann man jederzeit Zweiwochenfrist kündigen und zu einer deren Anbieter oder Tarif wechseln. Stei Bestandstarif bald die nächste Kündig frist an, können Gaskunden schon jetzt einem günstigen Anschlusstarif suchen. Hinzu kommen ungewöhnlich niedrige Füll- stände deutscher Gasspeicher. Bundeswirt- 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hat das bundeseigene Energieunternehmen Sefe vor Kurzem zur vermehrten Einspeicherung aufgefordert. Doch ob das hilft, ist fraglich. Daniel Puschmann, Chef des Vergleichsportals Verivox, erwartet einem Bericht der „Rheini- schen Post“ zufolge wegen der hohen Einkaufs- preise Gaspreiserhöhungen „bis zu 20 Pro- zent“. Bis zum Jahreswechsel würden viele An-

Krieg in der Ukraine, Konflikt zwischen USA und Iran, Huthis am Roten Meer – und der Winter naht. Wer da an seine Gasheizung, die kommende Heizperiode und den Brennstoffpreis denkt, sollte jetzt einmal Kassensturz machen: Wie lange gilt noch eine eventuelle Preisgarantie? Und bis wann läuft der Vertrag noch?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ist der Gaspreis am Weltmarkt wegen der Blockade von Handelswegen im Mittleren Osten spürbar gestiegen.

MICHAEL FABRICIUS

Die Bundesnetzagentur veröffentlicht auf ihrer Website die aktuellen Preise im Großhandel: Seit Mitte Juli sind diese von 50 Euro pro Megawattstunde auf über 70 Euro gesprungen – ein Niveau, das es seit Anfang 2023 nicht mehr gegeben hat. Die internationale Preisagentur Argus Media warnt, dass „Europa die herausforderndste Heizsaison seit der von Russland 2022 verursachten Energiekrise bevorsteht“.

Schon jetzt kommt der Preisanstieg bei den Verbrauchern an. Aktuell zahlen Neukunden in Deutschland durchschnittlich etwa 12,60 Cent pro Kilowattstunde (kWh), wie Auswertungen von Verivox und des Verbraucherportals Finanztip zeigen. Im Frühsommer waren es noch zehn Cent. Für ein Einfamilienhaus mit einem jährlichen Gasverbrauch von 20.000 kWh bedeutet ein Anstieg von 10 auf 13 Cent Mehrkosten von 600 Euro im Jahr. Eine aktuelle Umfrage des Verbands kommunaler Unternehmen (VKU) zum Start der Heizperiode am 1. Oktober lässt wenig Gutes erwarten. 65 Prozent der befragten 757 Stadtwerke erwarten demnach höhere Erdgaspreise. „Geopolitisch ausgelöste Energiekrisen zeigen wiederholt, wie schnell fossile Energieträger zum Preis- und Versorgungsrisiko werden können“, sagt VKU-Hauptgeschäftsführer Ingbert Liebing.

In mittlerer Zukunft kommt ein weiterer Risikofaktor auf Gaskunden zu. Knapp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Unternehmen hat bereits jetzt Kosten durch vorgezogene Abschreibungen wegen absehbarer Stilllegungen von Gasnetzen. Diese steigenden Nebenkosten werden mittelfristig auf eine schrumpfende Zahl an Kunden

Wie Sie sich den besten Gastarif sichern

Die Preise am Weltmarkt sind so hoch wie lange nicht mehr. Wer jetzt einen Vertrag bei einem günstigen Anbieter abschließen will, muss deshalb einiges beachten

Auch bei noch länger laufenden Tarifen muss man nicht untätig bleiben: Ist der Gaspreis verhältnismäßig hoch oder gibt es keine Preisgarantie für die kommende Heizperiode, kann man beim gleichen Anbieter bleiben und dort in einen Tarif mit Absicherung wechseln. Konkurrenzbeobachtung allerdings kann sich auch oft lohnen, betonen die Experte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NRW. Allerdings: Einen Folgevertrag kann man in der Regel frühestens drei bis sechs Monate vor Ende der aktuellen Vertragslaufzeit abschließen. Und auch dann sollte man genau hinschauen, welcher Preis garantiert sein wird.

2. Ein genauer Blick auf die Preisgarantie: Eine Preisgarantie kann je nach Tarif etwas anderes bedeuten, als man vermutet. Meistens umfasst sie nur bestimmte Preisbestandteile, in der Regel nämlich nur den reinen Gaspreis, also nicht einmal den gesamten Arbeitspreis. Steigende Netzentgelte, Abgaben, Steuern und Umlagen können diesen Arbeitspreis durchaus erhöhen. Interessant ist an dieser Stelle eine Überlegung zur CO2-Abgabe: Aktuell beträgt diese in Deutschland 65 Euro pro Tonne. Für Erdgas bedeutet das einen Aufschlag von rund 1,3 Cent pro kWh Erdgas. Ab 2027 sollen die nationalen Abgabemodelle eigentlich durch ein europaweites Emissionszertifikate-Handelssystem (ETS2) ersetzt werden. Der Fahrplan dafür steht fest, nicht jedoch der Einstiegspreis, den etliche EU-Mitgliedsstaaten zunächst gerne deckeln würden – etwa bei 50 Euro pro Tonne. Damit würde die Abgabe in Deutschland sogar sinken.

Auch fällt seit Anfang 2026 keine Gasspeicherumlage mehr an. Die belief sich auf knapp 0,3 Cent pro kWh. Beides zusammen könnte also für eine leichte Entlastung bei den Nebenkosten sorgen. Allerdings fallen Unterschiede von einigen Zehntelpunkten nur wenig ins Gewicht. Viel entscheidender ist die Wetterlage. Der vergangene kältere Winter sorgte in vielen Haushalten für einen höheren Verbrauch. Dass der Heizkostenspiegel – siehe oben – trotzdem sinkende Gesamtkosten beim Gas zeigt, liegt schlicht an gesunkenen Endkundenpreisen in den ersten Monaten dieses Jahres.

3. Ist der Bonus wirklich ein Bonus? „Kommen Sie zu uns und dafür kassieren Sie einen dicken Bonus“ – so lautet das Versprechen etlicher Anbieter für wechselwillige Kunden. Wenn man den Bonus dann verrechnet, ist der Tarif in vielen Fällen im Anschluss, nachdem die Bonusphase vorüber ist, oft nicht wirklich günstig. Manchmal ist er sogar teurer. Der nächste Kniff beim Bonus ist der Auszahlungszeitraum. Manche Prämien werden etwa erst nach zwölf Monaten ununterbrochener Belieferung ausgezahlt. Die Verbraucherschützer raten daher eher zu Tarifen mit Sofortbonus oder solchen, die monatlich den Abschlag senken. Und wer über ein Vergleichsportal sucht, kann in der Übersicht das Einberechnen der Boni in den Gesamtpreis abstellen. Apropos Vergleichsportale.

4. Vergleichsportale richtig nutzen: Um möglichst viele, aber auch möglichst relevante, Tarife zu sehen, lautet der Rat: Spielen Sie mit den Voreinstellungen. Was wollen Sie eigentlich sehen – und was nicht? Zum Schluss: Suchen Sie mal im Netz nach dem Namen des vielleicht bald neuen Gasanbieters und nach Erfahrungen anderer Kunden. Denn allein auf die Bewertungen oder Platzierungen im Vergleichsportal, so die Verbraucherschützer, verlässt man sich besser nicht. mit dpa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teilspreise von Qualitätsfonds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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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 Ärger mit den Länderspielen

Niko Kovac wirkte rein äußerlich erholt, als er sich erstmals seit dem 19. September wieder den Fragen der Journalisten stellte. Er habe die vergangenen zweieinhalb Wochen „im Homeoffice“ verbracht, erklärte der Trainer von Borussia Dortmund. Doch was ihn ärgert, ist die Tatsache, dass die zu Ende gehende Länderspielpause für die meisten seiner Spieler alles andere als erholsam war: Teilweise mussten sie bis zu vier Spiele für ihre Nationalmannschaften absolvieren.

„Diese vier Spiele waren für mich definitiv zu viel. Die Pause war zu lang. Von Klubseite aus ist das total inakzeptabel“, sagte Kovac. Zum einen wurden die Profis nach gerade mal vier absolvierten Begegnungen in der Meisterschaft aus ihrem Rhythmus gerissen, zum anderen wurden sie über Gebühr beansprucht: bei den Länderspielen und den damit verbundenen Reisen.

Von der Neuordnung des Spielkalenders mit nur zwei statt bisher drei Länderspielpausen

BVB-Trainer Niko Kovac kritisiert die Belastung der Spieler. Nun drohen Ausfälle im zweiten Halbjahr, dafür aber mit vier Spielen in der letzten September- und der ersten Oktober-Woche, hält Kovac gar nichts. „Dreimal zwei Länderspiele, das wäre die beste Lösung. Da sind die Spieler zwar jeweils zehn Tage weg, aber dann hat man sie wieder“, so der 54-Jährige.

Gleich zwanzig BVB-Profis war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für ihre Auswahlteams im Einsatz – und sind es teilweise noch. Erschwerend kommt hinzu, dass gleich mehrere Stammspieler angeschlagen von den Nationalmannschaften zurückkehrten. Nico Schlotterbeck etwa zog sich eine Sprunggelenksverletzung zu. Beim Bundesliga-Restart am Freitag gegen Werder Bremen (20.30 Uhr, live bei Sky und im Ticker bei welt.de) wird er wahrscheinlich fehlen. Der Abwehrchef war gerade erst aus einer schweren Verletzung gekommen.

Carney Chukwuemeka ist dagegen mit muskulären Problemen wieder in Dortmund vorstellig geworden. Konstantinos Karetsas und Daniel

Svensson kehrten erkältet zurück. Ramy Bensebaini und Albert werden erst am Donnerstag, einem Tag vor dem Werder-Spiel, wieder erwartet.

Der Fall Julian Ryerson zeigt exemplarisch, wie wenig Rücksicht die nationalen Verbände auf die Vereine nehmen. Der norwegische Verteidiger musste bereits beim 1:2 in der Nations League gegen Portugal am 27. September verletzt ausgewechselt werden, wurde aber vier Tage später gegen Wales erneut eingesetzt, bekam einen Schlag – und musste erneut verletzt herausgenommen werden. Auch Ryerson wird gegen Werder möglicherweise passen müssen.

Karetsas wiederum kam gleich in allen vier Spielen der Griechen in der Nations League zum Einsatz – obwohl sich Kovac eine geringere Belastung für den Spielmacher gewünscht hatte, der im Champions-League-Spiel gegen Villarreal einen Kreislaufkollaps erlitten hatte. Er habe „ein bisschen mehr gespielt, als wir uns das vorgestellt haben“, erklärte Kovac. Bei seiner Kritik geht es dem Trainer des Bundesliga-Tabellenführers „aber nicht nur um Kranke und Verletzte“. Zweieinhalb Wochen habe sein Team „überhaupt keinen Rhythmus“, sagte er.

Kovac plädiert deshalb eindringlich dafür, wieder zum alten Rahmenterminkalender zurückzukehren. „Wenn man vier Länderspiele bestreiten muss, bedeutet das viele Reisen und die Kader sind relativ klein. Deutschland hat es jetzt anders, aber bei allen anderen Nationen gab es nur eine begrenzte Auswahl an Spielern. Unsere Spieler waren viel unterwegs“, erklärte er. Kovac fürchtet, dass der BVB die Auswirkungen in den kommenden vier Wochen mit neun Spielen in Bundesliga, Champions League und DFB-Pokal zu spüren bekommen wird.

Und aus deutscher Sicht wirft die nächste Länderspielphase schon wieder ihre Schatten voraus: Am 13. November spielt das DFB-Team in Belgrad gegen Serbien, am 16. November steht das Duell in Berlin gegen die Niederlande an. om

Der finale Abschnitt seiner Triathlon-Karriere hat begonnen. Patrick Lange ist nach drei Hawaii-Siegen und im Alter von 40 Jahren auf der Zielgeraden angekommen. 2027 ist Schluss, sein Abschiedsrennen wird die Challenge Roth sein. Am 10. Oktober wird er nun ein letztes Mal in der Bucht von Kailua-Kona in die Ironman-Weltmeisterschaft starten. Ein letztes Mal 3,8 Kilometer Schwimmen im Pazifik, 180 Kilometer auf dem Rad durch die Lavawüste und dann noch 42,195 Kilometer in Laufschuhen bis ins Ziel auf dem Ali i Drive.

MELANIE HAACK

WELT: Herr Lange, der Sport hat Ihnen extreme Höhen und extreme Tiefen beschert. Große Emotionen. Glauben Sie, Sie können ohne? PATRICK LANGE: Ohne Sport auf keinen Fall – aber ohne die Achterbahnfahrt auf jeden Fall. Ich glaube, die Kurve wird ein bisschen flacher werden, und das finde ich nicht schlecht. Im Moment bin ich aber noch im vollen Fokus und freue mich sehr auf Kona.

LANGE: Das ist meine tiefe Überzeugung. Auch das schlechte Rennen in Roth reiht sich ja ein in eine Historie bei mir, bei der man sagen könnte: Ich brauche das schlechte Rennen im Sommer, um auf Hawaii in Topform zu sein. Deshalb lasse ich mich nicht entmutigen. Aktuell ist es ja auch auf der Langstrecke so, dass es einen Hype auf Bestzeiten gibt. Aber das ist auf Hawaii anders. Dort weiß man vorher: Hier wird keine Weltbestzeit gebrochen, weil die Bedingungen das nicht hergeben. Deshalb ist von dieser Seite beim Veranstalter eine gewisse Ruhe drin. Das heißt, Autos, Motorräder und sonstige beeinflussende Faktoren sind eher außen vor. Meine große Hoffnung ist, dass wir ein sehr faires Rennen haben werden. Und ich glaube, in einem fairen Kampf, wenn der Rückstand auf dem Rad in Grenzen bleibt, dann ist auch auf Hawaii wieder alles möglich. Davon bin ich überzeugt. Und dafür arbeite ich noch mal sehr, sehr hart.

WELT: Was bedeutet Ihnen diese Insel? Der Ort Ihrer großen Triumphe, sportlicher Dramen und Ihres Heiratsantrags. LANGE: Ich habe dort alles erlebt, aber die positiven Erfahrungen überwiegen bei Weitem. Für mich ist es das entscheidende Rennen auf der Langdistanz. Faris al-Sultan hat es auf den Punkt gebracht, als er sinngemäß sagte: „Du kannst die ganze Saison Mist bauen, aber wenn du auf Hawaii performst, bist du der King.“ Das gilt nach wie vor. Es war schon in der Schule so, dass ich unter Druck am besten performt habe. Im Sport ging das so weiter. Ich kann mich unfassbar gut auf dieses eine Event fokussieren, darauf hinarbeiten und habe dann trotzdem die Lockerheit, dort abzuliefern. Auf Hawaii schaffe ich es, 110 Prozent zu geben, während ich woanders vielleicht bei 90 Prozent bin. Mir gefällt einfach auch dieses Pathos, diese Inszenierung und das Zelebrieren des Mythos vor Ort.

WELT: Jetzt kehrt die Ironman-WM zum Ursprung zurück. Davon waren Sie seit der örtlichen und zeitlichen Trennung der Geschlechter ein Verfechter. Freuen Sie sich? LANGE: Ich begrüße das sehr. Es hatte alles seine Gründe, warum man das Ende 2022 geändert hatte. Aber ich bin froh, dass wir wieder als Sportart voneinander profitieren können. Die Männer von den Frauen, die Frauen von den Männern. Wir werden, glaube ich, dieses Rennen medial auf ein sehr hohes Niveau pushen können. Es wird so viel Aufmerksamkeit draufliegen, wi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en nicht mehr – und das kann nur gut sein. Darin liegt eine große Chance für alle. Ich finde es extrem gut, dass Ironman da auf die überragende Mehrheit der Athleten gehört hat. Absolut richtige Entscheidung aus meiner Sicht.

WELT: Nach Hawaii kommt für Sie im Juli 2027 der Abschied in Roth. Haben Sie ein bisschen Angst vor dem Schritt? LANGE: Die Aussicht auf die Zeit nach der Karriere macht mir eher Vorfreude als Angst. Ich beschäftige mich schon lange damit, habe Ideen entwickelt und früh angefangen, mit Partnern und Sponsoren zu sprechen. Mir war klar, dass ich nicht zurück an den Physio-Tisch möchte.

WELT: Warum nicht? Was folgt stattdessen? LANGE: Der Physiotherapeutenjob ist superschön – ich habe das sehr gern gemacht –, aber das Kapitel ist für mich abgeschlossen. Und ich bin dankbar, dass ich andere Ideen habe, schon Pläne schmieden konnte und einiges bereits existiert – wie Laufseminare und ein Performance Camp. Es wird nicht die eine Sache geben, ich möchte mich vielseitig aufstellen. Wegen des Trainings musste ich zudem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iges absagen, wofür ich dann Kapazitäten habe: Coaching, in Unternehmen gehen, Vorträge halten. Aufgrund meiner eigenen Geschichte würde ich mir außerdem wünschen, dass ich eine Art Mentoring-Programm für junge Sportler aufbauen kann. Mir hat lange ein bisschen Guidance gefehlt. Am liebsten würde ich das unentgeltlich machen, aber da muss ich erst mal sehen, wie sich die anderen Sachen entwickeln.

WELT: Auf was freuen Sie sich am meisten im Leben „danach“?

LANGE: Nicht jeden Tag aufzustehen und zu denken: „Wie werde ich besser? Was muss ich dafür tun?“ Diese bedingungslose, gnadenlose Selbstoptimierung. Nicht mehr jeden Tag diesen Kampf mit sich zu führen – darauf freue ich mich am meisten. Auch mal in den Tag hineinzuleben, auch mal in den Urlaub zu fahren. Ganz banale Sachen. Ich bin froh, dass ich eine Frau an meiner Seite habe, die das alles mitmacht. Aber in all den Jahren waren wir vielleicht zweimal für eine Woche im Urlaub. Das ist ein Leben, das entbehrungsreich ist – das soll aber keine Beschwerde sein. Ich wollte es genau so, und es fiel mir nicht schwer. Irgendwann aber ist Zeit für etwas anderes. Auch einfach mal mit Kumpels ein Bier trinken und Fußball schauen – auch wenn der Anstoß am späten Abend ist. Oder endlich mal bei einem Formel-1-Rennen dabei sein. Ich bin riesiger Fan und war noch nie vor Ort.

WELT: Ein letztes Mal Hawaii. Wie wird das? LANGE: Es ist ein bunter Strauß an Gefühlen. Ich bin auch etwas wehmütig, zum letzten Mal als Athlet an jenem Ort zu sein, der mich als Sportler geprägt hat wie kein anderer. Ich gehe mit der Attitude heran: „Das ist das letzte Mal – und ich will es richtig gut machen!“ Ich denke, dass die Challenge Roth 2027 dann der emotionale Abschluss sein wird, bei dem vielleicht auch ein paar Tränen fließen. Klar, Hawaii wird auch emotional, trotzdem weiß ich: Danach kommt noch ein tolles Rennen in Roth.

WELT: Wann und wieso fiel der Entschluss zum Karriereende 2027?

WELL? Wann und wieso her der Entschluss zum Karriereende 2027? LANGE: Das hat sich über Jahre entwickelt. Für mich war immer klar, dass das Verfallsdatum irgendwo bei 40 Jahren liegt. Das ist einfach im Triathlon so, das zeigt die Historie. Für mich, der als Quereinsteiger reingekommen ist, war und ist es nach wie vor ein totales Privileg, Triathlon als Profisport ausüben zu dürfen – und das hat die Entscheidung nicht unbedingt leichter gemacht.

WELT: Gab es in diesem Prozess dennoch den einen entscheidenden Auslöser?

„Das letzte Mal – und ich will es richtig gut machen!“

LANGE: Nein, aber es gibt einfach Dinge, die sich verändern. Dass ich zum Beispiel mehr Zeit zum Regenerieren brauche. Meine Entscheidung stand vor der Challenge Roth fest, und der Wettkampf hat dann bestätigt, dass es definitiv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ist. So wie sich der Sport gerade entwickelt, muss ich realistisch sein. Ich bin leistungstechnisch noch immer auf dem Niveau meines letzten Hawaii-Sieges, aber es wird gerade so spezifisch und so schnell, gerade das Radfahren, dass ich mir nach Roth dachte: „Wow, das ist heftig! Da werde ich wahrscheinlich auch in absehbarer Zeit nicht mehr hinkommen.“ Mein Anspruch war es immer, kompetitiv auf der Höhe zu sein und Rennen zu gewinnen. Nur dabei zu sein, ist nicht mein Anspruch. Deshalb hat mir der Wettkampf aufgezeigt, dass es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ist, bald aufzuhören.

WELT: Hat sich auch Ihre Sicht auf den Sport gewandelt? Dieser nötige, unbedingte Wille? LANGE: Ja, ein bisschen. Auch, weil ich mich viel mit der Zeit nach dem Karriereende beschäftige. Früher hatte ich dieses hundertprozentige Commitment und den totalen Fokus, es gab nur Triathlon – mittlerweile hat sich das Interessensfeld geweitet, diese Scheuklappen sind weg. Und dann sieht man, dass es auch noch andere schöne Sachen außerhalb des Spitzensports gibt.

WELT: Sie sagten, Hawaii hat Sie geprägt wie kein anderes Rennen. Es liegt Ihnen aber auch wie kein anderes Rennen. Sie können gut mit Hitze und Luftfeuchtigkeit, aber das allein kann es nicht sein.

LANGE: Es hört sich komisch an, aber ich glaube, im Vergleich zu der neuen Generation habe ich spirituell auf der Insel einfach eine andere Verbindung. Damit will ich nicht sagen, dass die Jungs keine Verbindung zu ihr haben oder diese Energie nicht spüren. Aber ich bin mit den Geschichten um Mark Allen und Co. aufgewachsen, habe das eingeatmet und spüre vielleicht etwas, was andere nicht spüren und kann mich dem vielleicht mehr öffnen. Ich fühle mich auf Hawaii einfach sehr stark verwurzelt und verbunden. Das war aber auch schon beim ersten Mal so. Es gibt einfach solche Orte. Und das war für mich von Anfang an Hawaii. Körperlich kannst du alles nur bedingt trainieren, deshalb denke ich, dass dies der entscheidende Faktor ist. Ich kenne ja auch das Gegenteil.

LANGE: Der Gegenpol zu Hawaii. Warum hat das Rennen in Frankfurt für mich nie funktioniert? Ich habe auf dieser Strecke wahrscheinlich mehr Zeit im Training verbracht als alle anderen Athleten. Ich weiß nicht, wie viele Male ich versucht habe, es zu verstehen – manchmal kannst du es nicht richtig fassen. Genauso ist es mit Hawaii. Ich bin sehr froh, dass es dieses Rennen ist. Wenn du dir als Athlet ein Rennen aussuchen kannst, bei dem du wirklich gut funktionierst, dann ist es das. Dafür bin ich sehr dankbar.

WELT: Was bedeutet das für den 10. Oktober? Sie erwähnten die schnellen Radzeiten der jüngeren Konkurrenz. Kaum noch aufzuholen trotz ihrer Laufstärke. Zählt Hawaii anders?

Triathlet Patrick Lange beendet 2027 seine Karriere. Zuvor reist der dreimalige Hawaii-Sieger noch zur Ironman-WM auf die Insel, die ihm alles bedeutet. Gespräch über eine große Laufbahn und das Danach

Phosphotungstate Reagent, 2008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V on außen betrachtet sieht das Gebäude aus wie ein gewöhnliches Altenpflegeheim. Der Eingang ist breit und mit Aushängen beklebt. Vor der Tür gibt es Parkplätze. Ein paar Stufen und eine Rollstuhlrampe führen hinauf zur Glastür. Dahinter verbirgt sich eine besondere Welt: das Demenzdorf „The Hogeweyk“. Wer durch die automatische Glastür tritt, gelangt auf einen schulhofartigen Innenhof. 27 zweistöckige Häuser stehen dicht an dicht und fassen den Platz ein.

LYNN PINDERS

Hinter den Mauern des Demenzdorfs ist der Straßenlärm verstummt. „Hier führt mein Mann ein möglichst normales Leben und ist Teil einer Gemeinschaft“, sagt Mieke Kroeze. Seit sechs Monaten lebt ihr 85-jähriger Mann in einem der 27 Häuser des Demenzdorfs im niederländischen Weesp, unweit von Amsterdam. Mieke Kroeze kommt jeden Tag. Von der Zeit vor dem Demenzdorf erzählt die Niederländerin im Restaurant von „The Hogeweyk“. Die 73-Jährige wirkt munter. Sie trägt ihr rotbraunes Haar im Kurzhaarschnitt. Eine große, runde Brille liegt auf ihrer Nase.

Mieke Kroeze nimmt einen Schluck von ihrem Pfefferminztee. Dann erinnert sie sich an den Moment, der alles veränderte: Als sie mit ihrem Ehemann eine neue Küche mit Induktionsherd kaufte, habe das Drama seinen Lauf genommen. Zuerst sei die Freude bei beiden groß gewesen. Doch als er immer wieder vergessen hatte, wie man den Herd bedient, sei die Freude bald der Sorge gewichen, dass mit ihm etwas nicht stimme. „Es war ein seltsames, unangenehmes Gefühl, ihm dabei zuzusehen, wie ihm die Erinnerung entglitt“, sagt Mieke Kroeze. Was zunächst nur ein Verdacht war, bestätigte sich. Jan, ihr damals 80-jähriger Mann, leidet an vaskulärer Demenz. Die Diagnose liegt fünf Jahre zurück.

Vaskuläre Demenz ist eine neurologische Erkrankung, die zu einem schrittweisen körperlichen Abbau führt. Verengte Gefäße stören die Durchblutung des Gehirns. Nervenzellen erhalten zu wenig Sauerstoff. Zunächst werden die Gedanken langsamer, die Bewegungen schwerfälliger. Nach der Diagnose bleiben noch etwa fünf Jahre. Mieke Kroeze tat also das, was viele Angehörige tun: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wie es mit ihrem Mann weitergeht. „Wir haben entschieden, dass er hier im Demenzdorf leben wird“, sagt die 73-Jährige. Damals habe sie stark gezweifelt. Heute sind diese Zweifel verflogen. Stattdessen strahlt sie Zufriedenheit aus. „Ich darf Jan jeden Tag zu jeder Zeit besuchen, dürfte hier sogar übernachten. Manchmal koche ich für alle“, erzählt sie.

Heute ist Jan Kroeze ein Pflegefall. Die Krankheit ist so weit fortgeschritten, dass ihm die Kraft fehlt, zu laufen oder zu stehen. Pfleger schieben ihn im Rollstuhl umher. Der 85-Jährige hat seine Sprache verloren, seine Frau erkennt er nur an guten Tagen. „Er ist nicht mehr der Mann, den ich geheiratet habe“, erzählt sie. Die Pflege ihres Mannes sei eine enorme Belastung gewesen; ständig seien fremde Menschen im Haus gewesen, um ihrem Ehemann beim Anziehen und Zubettgehen zu helfen. Dass Jan Kroeze im Demenzdorf lebt, ist für seine Frau eine Erleichterung. „Ich kann abends in mein Haus fahren und bin zurück in meinem eigenen Leben. Da bin ich frei“, sagt sie.

Bäume begrünen den Innenhof des Demenzdorfs. Überquert man den Platz, steht man inmitten eines Boulevards. Rechts und links befinden sich kleine Läden. Da gibt es einen Friseur, ein Veranstaltungsbüro, einen Supermarkt, eine Werkstatt für Haushaltsgeräte. Nur wenige Menschen sind auf der Straße, wie eine Einkaufs-Mall an einem Sonntag. In Schaufenstern stehen angestaubte Miniaturlandschaften. Einige Bewohner besuchen den Supermarkt, andere halten ein Pläuschchen – worüber Männer und Frauen zwischen 55 und 100 Jahren sich eben austauschen. Dass der eine dabei einen Schlafanzug trägt, der andere ein Hemd, das nicht zur Hose passt, spielt keine Rolle. Manche sitzen vor ihren Häusern in Gartenstühlen, lassen ihr Gesicht von der Sonne wärmen und halten eine Zeitung in den Händen, die schon im vergangenen Jahr gedruckt wurde.

Chloramphenicol Acetyltransferase, 1996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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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kann abends zurück in mein Leben“

„Das Demenzdorf sieht an vielen Stellen unterschiedlich aus“, erklärt Eloy van Hal. Der Niederländer gründete vor 17 Jahren das Demenzdorf mit. „Es hilft den Menschen dabei, sich zu orientieren. Auch Menschen mit fortgeschrittener Demenz können lernen, sich hier zurechtzufinden.“ Manche Bewohner würden täglich mehrere Kilometer durch das Demenzdorf gehen. Immer den gleichen Weg, zehn, 20 Mal, den ganzen Tag. Niemand hat bisher erforscht, ob es den Bewohnern eines Demenzdorfes nachweislich besser geht als denen, die in traditionellen Pflegeheimen leben. Eine Studie aus dem Jahr 2022 legt jedoch nahe, dass regelmäßige körperliche Aktivität dazu beiträgt, dass Menschen mit Demenz länger selbstständig leben können.

27 Häuser, eigener Supermarkt: Nahe Amsterdam bietet ein Demenzdorf seinen Bewohnern Freiraum trotz Erkrankung. Was macht das mit den Familien und dem Pflegepersonal – und taugt es zum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Ein Ortsbesuch

„The Hogeweyk“ gilt seit der Gründung als Vorbild für Pflegeeinrichtungen. Derzeit betreut er auch ein Projekt in Deutschland. In Görlitz soll ein Pflegeheim zu einem Demenzdorf umgebaut werden. Die Vision des Demenzdorfs: Betroffene nicht als Patienten zu sehen, sondern als Menschen. Insgesamt 188 Personen leben im Demenzdorf. Nur wer an einer fortgeschrittenen Form der Demenz leidet, darf in eines der Häuser einziehen. Die Bewohner zahlen einen Eigenanteil an den niederländischen Staat, abhängig von ihrem Einkommen, zwischen 200 und 2500 Euro pro Monat. Zum Vergleich: In Deutschland zahlen Betroffene in dem renommierten Demenzdorf „Tönebön“ den höchsten Eigenanteil bundesweit mit 4244 Euro. Das zeigte eine Recherche aus dem Jahr 2025 der Lokalzeitung „Dewezet“.

Im Demenzdorf wandelt jeder Bewohner durch seine eigene Welt. Eine Welt, die aus den wenigen verbliebenen Erinnerungen besteht. Mal näher an der Realität, mal ganz fern. Wer Menschen mit Demenz mit ihren Fehlern konfrontiert, verursacht Aggression, Trauer und Verwirrung. „Wenn es die Person glücklich macht, dann kann man sie in ihrer unwahren Geschichte unterstützen“, sagt Van Hal. Ziel sei es, auf jeden Menschen individuell einzugehen. „Wenn ein Mensch hier im Demenzdorf einzieht, nimmt er durchschnittlich acht verschiedene Medikamente“, sagt Van Hal. „Unser speziell beauftragter Facharzt überprüft dann die Medikamente und entscheidet, welche Pillen abgesetzt werden können. Im Durchschnitt wird die Anzahl der Medikamente um die Hälfte reduziert.“ Van Hal hält vor dem Theater. Zu beiden Seiten der Bühne hängen schwere Vorhänge. Einmal in der Woche finden hier Tanz- und Singabende statt. Bewohner und deren Angehörige können hier zusammenkommen.

Zwei Häuser weiter bleibt van Hal vor einem Haus stehen. Insgesamt sieben Menschen mit Demenz wohnen darin. Von der Haustür gelangt man in ein weitläufiges Wohnzimmer. Darin stehen Möbel im Retro-Stil: Sofas, Sessel, ein großer Esstisch. In der Ecke eine Küche. Jeder Bewohner darf sich selbst am Kühlschrank bedienen, auch Angehörige dürfen dort kochen. Jedes Haus hat seinen eigenen Stil: traditionell, urban, kosmopolitisch und formell. Das Wohnzimmer liegt in einem der traditionellen Häuser. „In diesem Haus hier leben nur traditionelle Niederländer, die Kartoffeln, Gemüse und Fleisch mögen“, erklärt van Hal. An den Wänden hängen gedruckte Kopien berühmter Gemälde. Klassische Möbel in Braun und Beige, Kategorie Traditionell.

Van Hal, der Jeans und Sakko trägt, ist das, was man einen Macher nennen würde. Er kann besser reden als zuhören. Seine Botschaft: „Menschen mit Demenz sind etwas anderes als

Demenzkranke. Deswegen sprechen wir nur von Menschen mit Demenz“, betont er. Im Demenzdorf dürften sich alle Bewohner auf dem gesamten Gelände frei bewegen. Tag und Nacht. Ein Heimbetreuer und ein Pfleger kümmern sich jeweils um ein Haus. Sie kochen, putzen und waschen Wäsche. Das Personal hilft einigen Bewohnern auch beim Duschen, Anziehen und den täglichen Medikamenten. „Das vertraute Gesicht ist die Grundlage. Die Menschen, die hier arbeiten, kennen ihre speziellen „Mitbewohner“ gut. Sie kennen deren Lebensgeschichten, Eigenheiten, Routinen. Erst dann funktioniert das Konzept“, erklärt van Hal.

Anne van den Brink ist eines dieser vertrauten Gesichter. Die gelernte Altenpflegerin ist 36 Jahre alt. Seit zehn Jahren arbeitet sie im Demenzdorf. „Die Menschen, die hier leben, haben ihren eigenen Rhythmus“, weiß van den Brink. Sie kennt die Vorlieben ihrer Truppe – und fordert sie auch: Einkaufen, Gemüsekleinschneiden, Kochen, Tischdecken. „Sie fordern ihr Gehirn und sind aktiv. Dann fühlen sie sich gebraucht.“ Für van den Brink der Sinn des Lebens. Auch Mieke Kroeze, die jeden Tag hierher ins Demenzdorf kommt, um ihren Mann zu besuchen, fühlt sich gebraucht. Denn sie wird heute mit den Mitbewohnern ihres Mannes Jan kochen. Nach dem Essen wird sie ihn wie gewohnt verabschieden, ihm einen zärtlichen Kuss auf den Mund geben, beim Gehen winken und das Demenzdorf durch die automatische Glastür verlassen. Mieke Kroeze kehrt dann in ihre Welt zurück. Ihr Mann bleibt im Dorf, das längst zu seiner Welt geworden ist.

Andreas Haase, 65, arbeitet als Berater und Therapeut bei der „man-omann Männerberatung“ in Bielefeld. Die Themen seien breit gefächert, sagt er – von häuslicher Gewalt, mit Männern als Täter und auch Opfer, bis zu Krisen im Zuge von Trennung, Arbeitslosigkeit, Krankheit, Rente oder Todesfällen nahestehender Personen.

UMA SOSTMANN

WELT: Herr Haase, befindet sich Männlichkeit, wie so oft besprochen, in einer Krise? ANDREAS HAASE: Viele Männer können auf tiefe Lebenseinschnitte emotional nicht so reagieren, wie es gut für sie wäre oder wie sie es sich wünschen würden. Sie versuchen, das Geschehene rational aufzuarbeiten, was ohne emotionalen Zugang nur bedingt gelingt. Irgendwann gelangen sie ins Straucheln, sind immer weniger leistungsstark, fühlen sich schlecht und ecken mit der Partnerin oder dem Chef öfter an. Wenn der Leidensdruck zu stark wird, suchen sich manche Hilfe. Wie weit sie sich öffnen, ist eine andere Frage, aber zumindest haben sie dann verstanden, dass es ein Problem gibt.

Männer müssen sich aktuell mit verschiedenen Rollenbildern arrangieren. Einige geraten dabei in eine Krise: Was bisher Männlichkeit für sie ausgemacht hat, funktioniert nicht mehr. Aber das, was ihnen geboten wird, erscheint ihnen auch wenig überzeugend. Ich erlebe das verstärkt bei Männern kurz vor dem Ruhestand. Arbeit ist ein großer Identifikationsfaktor für viele. Fällt der weg, wissen sie nicht, wohin mit sich.

WELT: Wieso haben dennoch viele Männer eine intuitive Abwehrhaltung dagegen, sich mit ihrer Männlichkeit zu beschäftigen oder sie sogar infrage zu stellen?

HÄASE: Wir haben bis vor Kurzem in einer absolut klar patriarchalen Gesellschaft gelebt: Bis 1957 fiel das Vermögen der Frau durch Heirat automatisch an ihren Mann; bis 1977 musste sie ihn nach Ende der Kinderzeit um Erlaubnis fragen, wieder arbeiten zu gehen; bis 1997 war Vergewaltigung in der Ehe nicht strafbar. Männer erleben seit wenigen Jahrzehnten, wie peu à peu diese Ungerechtigkeiten abgebaut werden – ein Verlust von Privilegien, wenn man so will. Wenn ich mit einer selbstbewussten Partnerin um Zeit, Arbeit und Selbstbestimmung innerhalb der Familie ringen muss, ist das unbequem.

Es erfordert Mut, hinzuschauen und sich einzugestehen, an manchen Stellen vielleicht so gehandelt zu haben, dass das eigene Handeln zu unangenehmen Konsequenzen geführt hat. Deutlich leichter ist es, an Altbekanntem festzuhalten und den Schuldigen woanders zu suchen.

WELT: Wieso sollten sich Männer für einen schwereren und für sie weniger vorteilhaften Weg entscheiden?

HAASE: Das Leben vieler Männer erschöpft sich in einer Schmalspurbahn zwischen Karriere und Geld. Die Folgen: Der Kontakt zu den Kindern ist nur semi-gut; die Frau will sich scheiden lassen; die Freundschaften sind alle nur oberflächlich, und Hobbys haben sie auch keine. Die Männer, die zu uns kommen, haben ein Problembewusstsein dafür entwickelt oder zumindest Druck von außen zu spüren bekommen. Manche Partnerinnen sagen: „Entweder du veränderst etwas oder ich bin weg.“

„Eine Schmalspurbahn zwischen Karriere und Geld“

Oft sagen die Männer nach der ersten Beratungsstunde, so hätten sie sich noch nie gefühlt. Sie erwarten, bewertet zu werden und gesagt zu bekommen, was sie alles falschgemacht haben. Mit ihren Problemen beachtet, respektiert und gesehen zu werden, ist diesen Männern oft fremd. Sie haben gelernt, zu funktionieren, und wenn das nicht klappt, werden sie häufig aus Hilflosigkeit laut.

WELT: Was sind realistische Zielsetzungen in einer Beratung?

HAASE: Oft geht es darum, den Männern Mut zuzusprechen, die Dinge, die sie uns erzählen, auch ihrem Umfeld gegenüber anzusprechen – vor allem, wenn das Gegenüber nicht offen dafür ist. Wenn zum Beispiel die Ehefrau bei jeder Kritik sofort abwinkt, fällt es schwer, am Ball zu bleiben. Männer sind oft nicht gut darin, mit Kränkungen umzugehen. Viele werden dann aggressiv und schneiden sich damit unter Umständen ins eigene Fleisch. Trennungsväter zum Beispiel, die den Eindruck haben, Ex-Partnerin oder Behörden würden den Kontakt zu den Kindern erschweren, werden schnell laut, weil sie keine Konfliktlösungsstrategie haben. Die Konsequenz ist dann häufig, dass der Kontakt zu den Kindern ganz wegfällt. Wir müssen also schauen: Wie kannst du deine Interessen, Wünsche und Bedürfnisse vertreten, sodass sie beim anderen ankommen, ohne dass Grenzen überschritten werden?

WELT: Können Sie mit dem Begriff „toxische Männlichkeit“ etwas anfangen?

HAASE: Es ist nicht so, als seien Männer per se toxisch – das aber, was sie tun, vergiftet häufig ihr Umfeld. Ein Beispiel sind Machtspiele, etwa, wenn ich durch Nichtreden meine Partnerin bestrafe. Liebesentzug wird bewusst als Mittel eingesetzt, um die Frau zu verunsichern und zu destabilisieren. Verhalten, das das Gegenüber kleinhalten und die eigene Position stärken soll, ist in der Tendenz eher männlich als weiblich. Oder Konkurrenzkampf: „Ich muss besser sein, mehr Geld verdienen, erfolgreicher sein.“ Wenn

Viele Männer stecken in einer Sinnkrise, sagt der Therapeut Andreas Haase. Was als moderne Männlichkeit gelte, überzeuge sie nicht. Die Folge: vielfältige Konflikte – nicht nur mit Frauen. Welche Auswege sieh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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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c Silicate Phosphor, 2017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ich so durch die Welt gehe, schaue ich nicht darauf, wie es anderen geht, sondern drücke scheuklappenmäßig meine eigenen Interessen durch.

WELT: Nicht besser zu sein, mehr Geld zu verdienen und erfolgreicher zu sein, kann sich wie Scheitern anfühlen. Wie können sich Männer damit arrangieren? HAASE: Ist das ein Scheitern – oder ist es vielleicht ein Gewinn, zu merken, dass ich an meine Grenzen gelange und mir eine Situation nicht guttut? Im Zweifelsfall tue ich etwas für mich, meine Gesundheit und zwischenmenschlichen Beziehungen, wenn ich an meinen Ansprüchen und meinem Verhalten etwas ändere. Im besten Fall kann ich das als Befreiung erleben aus Zwängen, die mich ein Leben lang begrenzt haben.

WELT: Gewalt beispielsweise lässt sich oft biografisch erklären. Wo verläuft der Grat zwischen Verständnis und Eigenverantwortung? HAASE: Unser Credo ist: „Ächte die Tat, aber nicht den Täter.“ Ich arbeite viel mit Jungs und Männern aus prekären Verhältnissen, oft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und traditionellen Rollenbildern. Jemandem wegzunehmen, wie er aufgewachsen ist, funktioniert in der Regel nicht gut – aber ich kann dem zumindest etwas entgegensetzen. Einer hat mir vor Kurzem gesagt: „Andreas, du warst damals der Einzige, der sich um mich gekümmert hat.“ So eine Erfahrung kann enorm viel ausmachen.

WELT: Wie groß ist die Rolle, die Migrations-hintergrund in Ihrer Arbeit spielt?

HAASE: Migrationshintergrund ist ein wichtiger Faktor, da die kulturelle Sozialisation sich entsprechend unterscheidet, zum Beispiel in den Haltungen bei der Kindererziehung. Da Sprache für unsere Arbeit aber elementar ist, kommen vor allem Männer zu uns, die zumindest schon lange in Deutschland leben – auf Täter- und übrigens auch Opferseite. In unserer Männerschutzeinrichtung nehmen wir auch migrantische Jungs auf, die Gewalt durch ihre Familien erfahren, weil sie schwul sind oder zwangsverheiratet werden sollen.

WELT: Online kursiert der Begriff „Heterofatalismus“: Frauen geben angeblich die Hoffnung in heterosexuelle Beziehungen auf, weil Männer es nicht schaffen, sich aus patriarchalen Strukturen zu lösen. Wie schauen Sie darauf?

HAASE: Ich kann damit auf jeden Fall etwas anfangen, auch wenn dieses Phänomen sicher stark milieu-spezifisch und in prekären Lebenssituationen weniger weit verbreitet ist. Diese zumindest partielle Entwicklung will ich nicht beurteilen, sie zeigt jedoch die Bandbreite von Geschlechterrollen, die mittlerweile in der Gesellschaft gelebt werden. Diese verschiedenen Ansprüche sind teils widersprüchlich. Die große Kunst ist es, diese Ambiguität auszuhalten, die in einer sich immer schneller verändernden Welt immer größer wird. Männer wollen Klarheit, weil Klarheit Sicherheit bedeutet – Vielfalt auszuhalten, kostet hingegen Energie.

WELT: Haben Sie eine Zukunftsvision von Männlichkeit?

HAASE: Ich kann mit solchen Bildern wenig anfangen. Es geht darum, wie jeder Einzelne sein Leben gestalten will. Wenn ein Paar eher traditionell ausgerichtet leben möchte – der Mann geht arbeiten, sie kümmert sich um den Haushalt, und beide sind damit zufrieden –, wieso sollte ich daran etwas ändern wollen? Wenn die Frau jedoch eine andere Vorstellung von Partnerschaft hat, die dem Mann missfällt, sollte er s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er das so leben kann und will. In meinem „Bild von Männlichkeit“ können unterschiedliche männliche Lebensentwürfe nebeneinander existieren.

Dass er überlebte, grenzt an ein Wunder

28 Jahre lang wanderte Karl Bushby um die Welt. Nach 58.000 Kilometern ist der Brite zurück in seiner Heimat. Jetzt fürchtet er nur noch eines: das Ankommen

In Peru musste er vor einem wütenden Mob fliehen, in Kolumbien erkrankte er an Amöbenruhr, in Ecuador wurde er ausgeraubt. In Alaska stürzte er in die eiskalte See, in Sibirien wurde er vom Geheimdienst festgesetzt. Doch jetzt, mit 16 Jahren Verspätung, steht der britische Abenteurer Karl Bushby kurz davor, seine Weltumrundung zu beenden. „Karl ist zu Hause. Achtundzwanzig Jahre später, aber er ist zu Hause. Es ist ein besonderer Tag“, sagte der 57-Jährige am Montag im Neoprenanzug in die Kamera, nachdem er erstmals wieder britischen Boden betreten hatte.

KATJA MITIC

Zuvor hatte Bushby den Ärmelkanal von Frankreich aus Richtung Großbritannien durchschwommen. Bei der Ankunft warteten sein Vater, seine Brüder und einige enge Freunde auf ihn. Auch ein Kamerateam war gekommen, denn der deutsche Regisseur Werner Herzog arbeitet an einer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Reise des ehemaligen Fallschirmjägers. Nach 20 Stunden im Wasser, verteilt auf drei Tage, war der Abenteurer zwar erschöpft, aber überwältigt. „Es war nicht einfach, und genau darum ging es ja auch“, zitieren britische Medien wie der „Telegraph“ (gehört wie WELT zu Axel Springer) den Briten.

Bushbys Reise begann am 1. November 1998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Welt. Die Idee dazu hatte er, weil er während seiner Zeit als Soldat in der britischen Armee eine der historisch friedlichsten Perioden erlebt hatte: „Uns wurde langweilig und wir träumten von Abenteuern“, sagte er über sich und seine Kameraden. Fotos von seinem Aufbruch zeigen einen jungen, dunkelblonden Mann mit Rucksack und Tasche. Darin: alles, was er besaß – und nur 500 US-Dollar. Der frühere Fallschirmjäger, der in einer Militärfamilie aufwuchs, hatte sich damals selbst zwei eiserne Regeln für seine Mission gesetzt, die er wegen des gigantischen Vorhabens „Goliath Expedition“ nannte: Er würde kein einziges Transportmittel benutzen. Und er würde erst dann nach Großbritannien zurückkehren, wenn er den gesamten Weg aus eigener Kraft zurückgelegt hätte. Weil er sonst sofort den Atlantik hätte überqueren müssen, startete er sein Abenteuer in der chilenischen Hafenstadt Punta Arenas an der Südspitze Südamerikas.

Seitdem hat er mehr als 58.000 Kilometer durch 29 Länder zurückgeleg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begleitet wurde er dabei allerdings nicht. Die gab es damals nämlich noch nicht. Erst seit 2025 gibt er auf TikTok Einblicke in seine Expedition, nachdem ein Influencer über sein Vorhaben berichtet hatte. So können seine Follower heute sehen, wie ihn in Rumänien eine Familie aufnimmt oder wie er in Frankreich über Brücken und Straßen läuft, die es noch gar nicht gab, als er damals aufgebrochen war.

Vieles hat Bushby unterwegs nicht mitbekommen. Während er immer weiter wanderte, veränderten Terroranschläge, Finanzkrisen, Pandemien und Kriege die Welt. Regierungen kamen und gingen. 2024 entschied er sich etwa, den Iran wegen geopolitischer Spannungen zu umgehen. Freunde gründeten Familien – oder gingen inzwischen sogar schon in Rente. Bushbys Alltag aber bestand aus Laufen, Überleben und dem Organisieren der nächsten Etappe. Anders als zu Beginn legte er sich dafür jedoch einen zweirädrigen Wagen mit dem Spitznamen „The Beast“ zu, den er ziehen oder schieben konnte. Kleidung, Zelt, Verpflegung, Ausrüstung – alles, was er besaß, befand sich in diesem Gefährt, das ihn über Kontinente begleitete.

Der Weg führte ihn durch einige der unwirtlichsten Regionen der Erde. Er marschierte durch die patagonische Wildnis, kämpfte sich durch die Dschungel Mittelamerikas und zog durch abgelegene Regionen Nordamerikas. Schlangen, Krokodile und noch viel mehr Getier kreuzten seinen Weg, tropische Hitze und eisige Temperaturen begleiteten ihn über Jahre.

Als besonders dramatisch gilt sein Marsch durch Alaska. 2006 gelang es ihm, während eines außergewöhnlich kalten Winters über die Eisfläche zwischen Alaska und Russland zu laufen. Kurz bevor er die Beringstraße erreichen sollte, brach unter ihm das Eis einer gefrorenen Bucht. Er stürzte ins kalte Wasser bei Temperaturen weit unter dem Gefrierpunkt. Dass er überlebte, grenzt bis heute an ein Wunder. Auf der russischen Seite begann zudem ein jahrelanger Kampf mit der Bürokratie. Die Behörden warfen ihm, wie zuvor schon die Behörden in Panama, eine illegale Einreise vor und verweigerten ihm lange Zeit die notwendigen Visa. „Es ist einfacher, die Queen zu sprechen als Roman Abramowitsch“, sagte er 2006 einem Reporter, als weltweit darüber berichtet wurde.

Immer wieder geriet seine Expedition dadurch ins Stocken, manchmal jahrelang. Später kamen weitere Rückschläge hinzu. Die globale Finanzkrise erschwerte seine Reise erheblich; wichtige Sponsoren kündigten ihre Verträge. Zudem brachte die Corona-Pandemie die Welt zum Stillstand. Insgesamt, so schätzt Bushby, kosteten ihn die Verzögerungen rund 16 Jahre seiner 28-jährigen Expedition. Doch wenn die Hindernisse beseitigt waren, kehrte er stets genau zu dem Ort zurück, an dem er seine Reise unterbrochen hatte.

Selbst auf den letzten Kilometern drohte sein Traum noch einmal zu scheitern. Eigentlich hatte Bushby geplant, den Ärmelkanaltunnel zu Fuß zu durchqueren. Doch die Betreiber lehnten dies ab. Wie also sollte er die letzte natürliche Barriere überwinden, ohne gegen seine eigenen Regeln zu verstoßen? „Ich bin nicht wütend, dass es dazu gekommen ist. Ich bin eher enttäuscht“, sagte Bushby damals. „Aber die Dinge könnten sich noch ändern.“ Schließlich einigten sich die Behörden auf beiden Seiten des Kanals auf einen Kompromiss: Er erhielt eine Ausnahmegenehmigung für eine Kanalüberquerung im Wasser. Eine solche Aktion ist nach französischem Recht normalerweise streng verboten. Aber Bushby kämpfte sich dann doch, sicherheitshalber von der Küstenwache begleitet, die rund 30 Kilometer mit Neoprenanzug, Schwimmhilfe und Handpadeln durch Strömungen, Wind und Wellengang. Ein letzter großer Kraftakt.

Vom Strand in Dover aus will Bushby nun noch rund 400 Kilometer bis zum Haus seiner Mutter nahe Hull laufen. Erst dort wird die „Goliath Expedition“ offiziell beendet sein. Keinem Menschen vor ihm ist es gelungen, die Erde auf diese Weise zu umrunden. Reportern verriet Bushby, wovor er sich nach all seinen Erlebnissen wirklich fürchtet: dem Ankommen. „Mir graut es davor“, sagte Bushby der „Daily Mail“. „Fast 30 Jahre lang war das mein Job, mein Leben, mein Sinn.“

Entschleunigung unter Platanen

Der Canal du Midi zwischen Toulouse und Mittelmeer ist berühmt für seine Baumtunnel. Viele erkunden ihn mit dem Hausboot, doch das E-Bike ist eine empfehlenswerte, weil sehr entspannte Alternative

Wer an den Canal du Midi denkt, denkt an Hausboote. Seit Jahrzehnten tuckern Urlauber auf Frankreichs berühmtestem Kanal zwischen Toulouse und dem Mittelmeer dahin, passieren Schleusen, legen in kleinen Häfen an und genießen das gemächliche Tempo des Südens. Doch die vielleicht schönste Art, den Canal du Midi zu entdecken, führt nicht übers Wasser, sondern am Ufer entlang: mit dem Fahrrad.

HARALD SAGER

Radfahren kann schließlich jedes Kind, aber ein Boot steuert sich nicht von allein, auch wenn man auf dem Kanal keinen Bootsführerschein braucht. Die rund 240 Kilometer lange Wasserstraße, seit 1996 Unesco-Welterbe, ist heute eine der beliebtesten Radstrecken Frankreichs. Auf dem ehemaligen Treidelweg verläuft eine nahezu autofreie Route durch Weinlandschaften, historische Orte und kilometerlange Baumalleen, bestehend vor allem aus Platanen. Während Hausbootfahrer an Schleusen häufig warten müssen, kommen Radfahrer deutlich schneller voran und erleben die Landschaft unmittelbarer. Das gilt erst recht für E-Bike-Nutzer.

Die Waldbrände, die im Hochsommer mehrere Gegenden Südwestfrankreichs betroffen hatten, spielen erfreulicherweise keine Rolle mehr. Entlang des Canal du Midi sind sämtliche temporären Sperrungen wieder aufgehoben. Zwar sind in einigen Abschnitten des Umlands noch Brandschäden sichtbar, die Route selbst kann jedoch wieder vollständig befahren werden. Seit dem Boom der E-Bikes hat der Radtourismus am Canal du Midi den klassischen Bootsurlaub zahlenmäßig längst überholt. Entlang der Strecke ist ein dichtes Netz aus Verleihstationen, Werkstätten und fahrradfreundlichen Unterkünften entstanden. Das Gütesiegel „Accueil Vélo“ garantiert sichere Fahrradabstellplätze, Lademöglichkeiten und Reparaturservice. Weiterer Pluspunkt für Radfahrer: Viele alte Erdpfade wurden inzwischen mit Sand-Kies-Gemisch aufgeschüttet und hervortretende Platanenwurzeln am Weg durch Stege und Rampen neutralisiert.

Ausgangspunkt meiner E-Bike-Tour entlang des Canal du Midi ist Toulouse, genauer die Ponts-Jumeaux, die Zwillingsbrücken, an denen der Garonne-Kanal in Richtung Atlantik und der Canal in südlicher Richtung beginnt. Es dauert eine gute Weile, ehe ich Vorstädte, Gewerbegürtel und Zubringerstraßen hinter mir gelassen, mich auch aus dem städtischen Tempo herausgeradelt und in das gemächlichere des Kanalwegs hineingefunden habe. Der Kanal wird stiller, die Zahl der Spaziergänger und Jogger nimmt ab. Ich überhole gelegentlich Hausboote, die mit kaum mehr als fünf Stundenkilometern dahingleiten. Zu hören sind Vogelstimmen, Zikaden und das leise Surren des Bike-Motors. Der Canal du Midi wirkt mittlerweile wie ein lebendes Gemälde: grünliches Wasser, in dem sich herrliche Platanenkronen spiegeln, alte Steinbrücken und historische Schleusenwärterhäuser, von denen viele heute Cafés oder Restaurants beherbergen.

Besonders eindrucksvoll sind die Schleusenanlagen, deren Grundstruktur bis ins 17. Jahrhundert zurückreicht. Viele funktionieren bis heute nach demselben Prinzip wie zur Zeit ihres Erbauers Pierre-Paul Riquet. Wer etwas von Technik versteht, wird sich an diesen Denkmälern hochstehender Ingenieurskunst aus Gusseisen, Stein, Holz und sie verbindender Mechanik erfreuen. Einige haben, um die Sache komplizierter zu machen, mehrere „Treppen“, das heißt Schleusenkammern hintereinander. Gelegentlich erhasche ich während der Fahrt durch das Buschwerk einen Blick auf die sanft hügelige Landschaft südöstlich von Toulouse. Sie war wegen ihrer Fruchtbarkeit und des früher hier angebauten Färberwaid, das die lokale Bevölkerung wohlhabend machte, von alters her als „Pays de cocagne“, als Schlaraffenland, bekannt.

Der Weg ist anfangs asphaltiert, was sehr angenehm ist – doch leider nur die ersten 50 Kilometer bis Port Lauragais. Danach beginnt fester Erdboden sowie Kiesweg. Wer geplant hat, den ganzen Parcours mit einem Rennrad hinunterzuradeln, dürfte das spätestens hier bereuen. Viel angenehmer fährt es sich mit einem robusten E-Bike – wie es von den Verleihern vor Ort bereitgestellt wird. Dringend nötig sind zudem eine gesäßkissenbewehrte Fahrradhose sowie eine Windjacke gegen den regelmäßig und manchmal kräftig vom Meer hereinwehenden Wind.

Mit dem Ende des Asphaltwegs verschwinden auch viele der berühmten Platanen. Ein aggressiver Pilzbefall ha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roße Teile des historischen Baumbestands vernichtet. Tausende Bäume mussten bedauerlicherweise gefällt werden. Entlang der Route wurden inzwischen resistente Platanen und andere Arten nachgepflanzt. Doch es werden Jahrzehnte vergehen, bis sie wieder jene majestätische Wirkung entfalten, die den Wasserweg einst berühmt machte. Das Fehlen der Platanen ist bitter und trübt mein Bild vom Canal du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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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CANAL DU MIDI WIRKT WIE EIN LEBENDIGES GEMÄLDE: WASSER, IN DEM SICH PLATANENKRONEN SPIEGELN

di ein wenig. Entschädigt werde ich durch all die anderen Eindrücke, die die Route füllhornartig bereithält, wie gleich in Castelnaudary: Da mündet der Kanal in ein riesiges, im 17. Jahrhundert ausgehobenes Becken, das als Wasserspeicher und Hafen genutzt wurde. Es war der drittgrößte des Kanals nach Toulouse und Sète und ist heute Mittelpunkt des touristischen Lebens in dem charmanten Städtchen. Es ist übrigens berühmt für seinen traditionellen Bohneneintopf Cassoulet – den sollte man unbedingt probieren!

überblickt. Sie zählt mit ihren Türmen, Zinnen und den kilometerlangen Wehrmauern zu den bekannte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Südfrankreichs. Entsprechend voll ist es in den Gassen der Altstadt. Römer, Katharer, französische Könige haben hier ihre Spuren hinterlassen. Doch selbst wer Menschenmassen normalerweise meidet, wird verstehen, warum Carcassonne ein Pflichtstopp entlang der Route ist.

Tags darauf radle ich an hübschen Ortschaften wie Trèbes und Homps mit ihren belebten Kanalhäfen vorbei und befinde mich mitten in zwei Weinbaugebieten, dem Minervois im Norden und Corbières im Süden. Entspannt erreiche ich mein

Wie der Canal ist auch die Stadt Carcassonne, mein zweites Tagesziel, als Unesco-Weltkulturerbe klassifiziert: eine spektakulär mächtige, auf einen Hügel gebaute mittelalterliche Festung, die die ganze Ebene des Flusses Aude

Chambre d'Hôtes, meine Frühstückspension, in Le Somail. In der ehemaligen Übernachtungsstation für Postboote aus dem 17. Jahrhundert scheint die Zeit stillzustehen. Rund um den kleinen Hafen gruppieren sich einige Restaurants,

Tipps und Informationen

Anreise: Zum Beispiel mit Lufthansa von München oder Frankfurt/Main, mit Air France von Berlin oder Hamburg direkt nach Toulouse. Von anderen deutschen Flughäfen aus mit Air France via Paris oder mit KLM via Amsterdam.

Unterkunft: Empfehlenswert ist die Chambre d'Hôtes „L'Itinérante“ in Le Somail, etwas altmodisch eingerichtete Zimmer mit Holzdielenboden; das Haus trägt das Label „Accueil Vélo“ und ist auf Radreisende eingerichtet, Doppelzimmer ab 110 Euro (litinerante. fr). „Hôtel Le Clos Fleuri“ in Castelnaudary, familiengeführtes Haus mit Garten und Pool am Stadtrand, praktischer Zwischenstopp für Radfahrer auf alte Steinhäuser und schattige Terrassen. Es ist einer jener Orte, an denen aus einer geplanten Mittagspause leicht ein ganzer Nachmittag wird. In Narbonne endet meine Tour. Die Stadt nah am Meer verströmt eine südlich leichte Le-

halber Strecke zwischen Toulouse und Carcassonne, Doppelzimmer ab 95 Euro (leclosfleuri.fr). „Hôtel La Résidence“ in Narbonne, charmantes Stadthotel in einem Herrenhaus aus dem 19. Jahrhundert, wenige Minuten von den Kanälen entfernt, stilvolle Zimmer mit historischen Details, Doppelzimmer ab 110 Euro (hotel-laresidence.com).

Radfahrertipps: Informationen zu fahrradfreundlichen Unterkünften, Werkstätten und Verleihstationen entlang des Canal du Midi bietet die Website canaldes2mersavelo.com. Weitere Infos: Okzitanien-Tourismus: voyage-occitanie.com; Atout France, france.fr/de

bensart dank ihrer hellen, heiteren Atmosphäre. Am Canal de la Robine, der Narbonne durchzieht, fallen mir sofort jene Baumreihen auf, die ich unterwegs so oft vermisst habe: mächtige Platanen. Deren Kronen bilden, wie es sich gehört, einen grünen Baldachin über dem Wasser. Genau so stellt man sich den Canal du Midi vor. Und genau dieses Bild bleibt am Ende der Reise. Ich bin versöhnt.

Die Teilnahme an der Reise wurde unterstützt von Atout France. Unsere Standards der Transparenz und journalistischen Unabhängigkeit finden Sie unter go2.as/unabhaengigkeit

Auf der Suche nach dem Absoluten

Die Kerzen von Trudon beleuchteten einst die Schlösser und Kathedralen Frankreichs. Nun erfindet sich das Pariser Traditionshaus neu – mit Düften, die sich der Belanglosigkeit entgegen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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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aniert man durch Saint-Germain-des-Prés, lässt man sich von allerlei Vergnüglichem ablenken: kostbaren Stoffen, edlem Mobiliar, Süßspeisen, die den Gaumen locken. Nichts aber verführt so sehr wie ein Duft. Pariser Parfümeure machen sich die olfaktorische Neugier zunutze und lassen Patschuli, Bergamotte und Jasmin aus dezenten Fassaden-Diffusoren auf die Trottoirs strömen.

Form. Seine Vision für Trudon erwächst aus einer rauen Gegenwart, weit entfernt von gefälliger Sanftmut. Ihn fasziniert die Grenzerfahrung: „Ich suche den absoluten Kontrast zwischen der mineralischen Leere eines Klosters und der Opulenz einer Kirche. Die gesamte Ästhetik ist radikal und von kompromissloser Strenge; genau das zieht mich zutiefst an. Diese Suche nach dem Absoluten ist fesselnd.“ Geprägt von seiner Zeit als Head of Design bei Saint Laurent Rive Droite und der enge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Kreativdirektor Anthony Vaccarello, verweigert er sich der Belanglosigkeit moderner Raumdüfte. Trudon ist für ihn kein harmloser Rückzugsort. Seine Kreationen verströmen Sinnlichkeit, eingebettet in Rituale der Verführung.

Kein Dieselgestank, kein Fettdunst, kein Zigarettenqualm irritiert den Geruchssinn. Die Nase folgt unbeirrt dem Wohlgeruch bis zur Rue de Seine. Dort befindet sich der Flagship-Store der ältesten noch existierenden Kerzenmanufaktur der Welt. Auf edlem Blau prangt in goldenen Lettern der Schriftzug „Trudon 1643“, ein Hinweis auf die lange Historie des Hauses. Im Schaufenster stehen prachtvoll inszenierte Duftkerzen in geriffeltem Glas in Königsblau, Rubinrot und Piniengrün, geschmückt mit dem Markenemblem.

Die Geschichte von Trudon wird heute im Herzen von Paris fortgeschrieben: In einem herrschaftlichen Gebäude in der Rue d'Anjou am rechten Seineufer gießt Hugo Ferroux, der jüngst zum künstlerischen Leiter ernannte Designer, das jahrhundertealte Erbe in eine zeitgemäße

Soeben aus Kairo zurückgekehrt, thronen auf seinem Schreibtisch zwei farbige Skarabäen. Sie erinnern ihn an archaisches Wissen und daran, dass das Schöne im Dunklen wurzelt: Selbst der heilige Käfer rollt Mist, und die betörendsten Duftstoffe entfalten sich erst durch einen Tropfen Ekel. Mit dieser Haltung stellt Ferroux sich seiner Aufgabe. „Trudon ist ein geschichtsträchtiges Traditionshaus, aber kein Museum“, betont er. „Wir bewahren die Mauern, tauschen aber das Interieur aus. Modernisierung bedeutet nicht, unsere Identität zu verwässern. Ich entwickle die Marke lieber über das visuelle Image weiter.

UTE COHEN

Das Ziel ist Modernität, ohne je ins Nostalgische abzugleiten.“

Als der Kaufmann Claude Trudon sein Geschäft einst in der Rue Saint-Honoré eröffnete, ahnte er noch nicht, dass sein Name ein halbes Jahrhundert später für edelstes Wachs bürgen würde. Die Talgkerzen seiner Epoche flackerten unruhig, verpesteten die Luft mit einem beißen-den Gestank und verrußten die Wände. Anfang des 18. Jahrhunderts entwickelte Michel Brice Péan de Saint Gilles im nahegelegenen Antony jedoch ein aufwendiges, streng gehütetes Verfahren zur Veredelung und Bleichung von reinem Bienenwachs. Das Rohwachs wurde direkt von den Bienenkörben geerntet, in mehreren Wasserbädern von allen Unreinheiten befreit, unter freiem Himmel getrocknet und monatelang der französischen Sonne und frischer Luft ausgesetzt. Das Ergebnis war ein makelloses, schneeweißes Wachs. Diese Perfektion sprach sich in den höchsten Kreisen herum, sodass Louis XV. das Unternehmen 1719 zur Manufacture Royale des Cires erhob. Jérôme Trudon, ein Nachfahre des Gründers, erwarb den Betrieb im Jahre 1737 und perfektionierte die Herstellung der Bienenwachskerzen. Fortan illuminierten sie nicht nur den sündigen Prunk von Versailles, sondern auch die spirituellen Zentren der Macht. In Kathedralen vermischte sich der zarte Duft des 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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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wachses mit dem narkotischen Rauch von Weihrauch und Myrrhe. In der berühmten neoklassizistischen Kirche La Madeleine im noblen 8. Pariser Arrondissement erleuchteten einzig Trudons Kerzen die heiligen Hallen. Der historische Wappenspruch „Deo regique laborant“ – zu Deutsch: Für Gott und den König arbeiten sie –, der einst als Steinrelief die Manufaktur in Antony zierte, feiert den unermüdlichen Fleiß der Bienen. Mit ihren Waben erzeugten sie nicht nur göttliches Licht, sondern mehrten auch den Ruhm des Hauses. Trudon überstand die Guillotinen der Revolution, den Kaiserwahn Napoleons und die Säkularisierung. Dann aber versank die Marke in einem Dornröschenschlaf und wurde erst 2006 wiederbelebt.

SELBST DER HEILIGE KÄFER ROLLT MIST, UND DIE BETÖRENDSTEN DUFTSTOFFE ENTFALTEN SICH ERST DURCH EINEN TROPFEN EKEL

Zwar war die Produktion nie gänzlich erloschen – die Manufaktur belieferte weiterhin Kirchen und Klöster –, doch die einstige Pracht und die Wahrnehmung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aren verloren gegangen. Das änderte sich erst, als der Eigentümer Olivier Blondeau gemeinsam mit dem Designer Ramdane Touhami das historische Erbe aufgriff und einen Relaunch einleitete. Die Kontinuität des Hauses liegt in der Bewahrung des jahrhundertealten, Savoir-faire der handwerklichen Wachsverarbeitung. Jenseits des geschichtsträchtigen Namens ist das Unternehmen durch seinen Anspruch an die Reinheit der Rezepturen mit seinen Wurzeln verbunden. Damals wie heute steht das Licht im Fokus: Erhellte früher perfekt gebleichtes Bienenwachs die Säle von Versailles, so übersetzt die Marke diese Erhabenheit heute mit pflanzlichen Wachsmischungen und komplexen olfaktorischen Erzählungen in die Gegenwart.

Seit dem Neubeginn prägen Duftkerzen das Markenimage. Vor allem das Modell „Ernesto“, benannt nach Che Guevara, war ein waghalsiges, aber erfolgreiches Unterfangen für ein Traditionshaus, das doch mehr mit dem Ancien Régime als mit dem Comandante gemein hat. Inzwischen ist die nach Leder, Tabak und Rum duftende Kerze auch als Parfüm zum Bestseller avanciert und begeistert nicht nur Männer. Trudon-Düfte sind unisex. Dennoch hat sich der Art Direktor für seine neueste Kreation eine weibliche Figur auserkoren: Carmen, inspiriert von Georges Bizets ungebändigter Opernheldin. Keine unschuldige, florale Weiblichkeit, sondern eine stolze, souveräne Urgewalt schwebte Ferroux vor, als er in Kooperation mit der Parfümeurin Émilie Bouge die Komposition schuf. Der Tabak, den Carmen als Arbeiterin in einer Zigarrenfabrik auf ihren Schenkeln rollt, geht hier eine sinnliche Allianz mit dem Geruch von nackter Haut ein. Auch die Kollektion „Figuerie“ entspringt dieser Lust an der Entdeckung. Ferroux stieß auf die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en Feigenhaine, die Jean-Baptiste de La Quintinie anlegte, um den Sonnenkönig ganzjährig mit seiner Lieblingsfrucht zu beglücken. Der Duft ist keineswegs süßlich-fruchtig; er ist ein olfaktorisches Zusammenspiel von Licht und Schatten, das die Morgenstunde im historischen Gewächshaus von Schloss Versailles einfängt. Eine frische Facette aus Feigenblättern und Hyazinthe kontrastiert mit einer erdigen Note aus Sandelholz. Präsentiert wird die Kreation in einem Glasbehältnis, das im typischen Trudon-Céladon eingefärbt ist – einer blasspastelligen Nuance aus Graugrün und sanftem Blau. Literaturliebhaber verbinden mit Céladon eine Figur aus dem ersten großen französischen Roman „L'Astrée“ und damit ein Symbol für Galanterie; Architekturbegeisterte denken an das Interieur des 18. Jahrhunderts. Eine perfekte Verschmelzung von Sinn und Sinnlichkeit.

In einem Luxusmarkt, der von der Tyrannei der Algorithmen und künstlich erzeugten Hypes bestimmt wird, wirkt diese Haltung ein wenig anachronistisch und gerade deshalb radikal modern. Für Ferroux ist Luxus kein Statussymbol, sondern eine Frage der intellektuellen und handwerklichen Redlichkeit: „Heute dreht sich auf dem Markt alles nur noch um Lifestyle und das pure Begehren. Meine Aufgabe ist es, diese zeitgenössische Sehnsucht zu bedienen, ohne die Exzellenz des Luxus aufzugeben oder das Haus zu verraten.“ Kompromisse bei der Qualität schließt Trudon kategorisch aus. Die Dochte bestehen nach wie vor aus reiner Baumwolle, das Wachs basiert auf einer nahezu rein pflanzlichen Rezeptur. Die Bienen, die einst das Motto des Hauses inspirierten, werden im französischen Naturpark Perche durch Schutzprogramme gefördert – finanziell unterstützt von der dort ansässigen Manufaktur. Eine Ästhetik im perfekten Kreislauf: Aus dem Bewusstsein für die eigene Herkunft entsteht das Design der Zukunft. Hugo Ferroux hat bei Trudon eine Ära eingeläutet, die das Erbe nicht bloß bürokratisch verwaltet. Er lässt die Glut nicht verglimmen, sondern entfacht sie neu – er trägt das Feuer weiter. Das Sakrale liegt für ihn nicht allein im Prunk oder im Verzicht, sondern in der Intensität des Moments: „Wenn ich ein Parfüm konzipiere, suche ich einen Augenblick einzufangen. Aber das Werk ist erst vollendet, wenn jeder es sich zu eigen macht, um daraus seine persönliche Geschichte zu gestalten.“

ARD

5.30 ARD-MoMa 9.00 Tagess.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Tod auf Rezept 9.55 Morden im Norden Zweite Chance 10.40 Tagess.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ZDF-MiMa Mit heute Xpress 14.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Rote Rosen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5.10 Sturm der Liebe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6.10 Seelöwe & Co. – tierisch beliebt Dokureihe 17.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Show 18.50 Quizduell-Olymp Show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Wetter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schau 20.15 Einspruch, Schatz!: Rosenkrieg Komödie (D 2026) Mit ChrisTine Urspruch 21.45 Tagesthemen 22.20 WaPo Bodensee Krimi-Serie. Spiel mit dem Feuer 23.10 Sportschau 23.55 House of Yang 0.20 House of Yang Horror-Serie. Es ist schon mal passiert 0.50 House of Yang Horror-Serie. Die Blume in der Wand 1.20 House of Yang Horror-Serie. Du kannst sie zurückholen 1.45 House of Yang Horror-Serie. Ich habe sie geliebt

NDR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00 Ländermagazine 18.15 Hofgeschichten 18.45 DAS! Gespräch 19.30 Ländermagazine 20.00 Tagess. 20.15 Phoenix aus der Elbe – Die 7 Leben des Hamburger Lotsenschoners Dokumentation 21.15 Mit Mut, Mörtel und Millionen Tipps – Ein Schloss: 60 Zimmer, 100 Fenster Dokumentation 21.45 NDR Info 22.00 NDR Talk 0.00 deep und deutlich

STREAMING-TIPP

Sterling Point (Dramaserie) Im Mittelpunkt des gefühlvollen Coming-of-Age Dramas steht die 17-jährige Annie Jacobson (Ella Rubin), die mit ihrem Zwillingsbruder (Keen Ruffalo) und ihrem Adoptivater (Jay Duplass) in New York aufgewachsen ist. Ihr Leben nimmt eine unerwartete Wendung, als sie die abgelegene Insel auf einem See ihres mysteriösen Großwaters in Kanada erbt. Dort trifft sie auf neue Freunde, erste Liebe und verborgene Familiengeheimnisse. (Acht Folgen, 1. Staffel) Amazon Highlights

5.30 ARD-MoMa 9.00 Tageschau 9.05 Volle Kanne Magazin. U.a.: Antidepressiva richtig ausschleichen: Was ist zu beachten? 10.30 Notruf Hafenkante 11.15 SOKO Stuttgart 12.00 ZDFMiMa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heute Xpress Nachrichten 15.05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Der letzte Wille 17.00 heute Nachrichten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Wien Krimi-Serie Mein Essen mit Erik 19.00 heute 19.25 Bettys Diagnose Krankenhaus-Serie. Geplatzte Träume 20.15 Fußball: Länderspiel der Frauen Deutschland – Australien. Aus Karlsruhe Moderation: Lili Engels Kommentar: Gari Paubandt 22.35 heute-show 23.05 ZDF Magazin Royale 23.35 aspekte Die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26 Bücher, Bio, Bits und Bytes 0.20 heute journal update 0.35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spezial – U21 Talk 1.20 Die verschwundene Kugel Dokumentation 2.10 Ein ganz großes Ding Komödie (D 2025)

ZDF INFO

10.05 📄 Schuld & Sühne 10.50 📄 Schuld und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Reportagereihe 11.35 📄 Schuld und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12.20 📄 Ermittler! 12.5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Dokureihe 13.35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14.15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Dokureihe. Hastings – Wilhelm erobert England / Katalaunische Felder 15.5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Nagashino - Schicksalstag der Samurai / Zülich – Franken gegen Alemannen 17.20 📄 Entscheidung auf dem Schlachtfeld Dokureihe 18.45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20.15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Der Killer-Asteroid 21.40 📄 Das Universum – Eine Reise durch Raum und Zeit Neutronensterne / Der Ursprung des Lebens / Unser Auto und das All / Fremde Welten 0.40 📄 Leschs Kosmos 1.10 📄 Rätselhafte Phänomene

SAT.1

5.30 HD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Magazin. Zu Gast: Shirin Williams, Sascha Zöller, Dominique Boniecki 10.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Zum Mord verführt 14.00 HD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00 HD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Doku-Soap. Joyride 16.00 HD Auf Streife Doku-Soap 17.00 Notruf Reportagereihe 17.30 Notruf Reportagereihe Beckenschlinge gegen den Tod 18.00 HD Lenßen hilft Doku-Soap 18.30 HD Lenßen hilft Doku-Soap 19.00 HD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Die Kunst des Lügens 19.45 HD SAT.1: newstime 20.15 HD Promi Big Brother Show. Mit Anouschka Renzi, Tessa Bergmeier, Kim Virginia Grey, Nikola Grey, Axel Schulz, Nadja Benaissa, Redo, Maurice Dziwak, Christian Lell, Gia Georgina, Gedeon Burkhard, Nina Bridney, Godfrey Egbon, Francesca Morgese 22.20 HD Promi Big Brother – Die Late Night Show 23.30 HD Promi Big Brother – Livestream Ex-Bayern-Profi Christian Lell hat den Fußball-Rasen gegen den BB-Garten getauscht. Die Kameras zeigen ihn im Livestream.

MDR

16.00 MDR um 4 16.30 MDR um 4 17.00 MDR um 4 17.45 HD aktuell 18.05 HD Wetter 18.10 HD Brisant 18.54 HD Sandmann 19.00 HD Regional 19.30 HD aktuell 19.50 HD Elefant & Co. Doku-Soap. Die wilde Dreizehn 20.15 HD Musik in den Bergen Show 21.45 HD MDR aktuell 22.00 HD Riverboat Talkshow. Zu Gast: Claudius Dreilich und Bernd Römer, Steffen Henssler, Ludwig Trepte, Hardy Krüger, Stefanie Hertel & Johanna Mross, Gloria-Sophie Burkandt, Julian Schmitz-Avila

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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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L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ZSZ Kunstsschatz 9.30 Unter uns Bedrohung in nächster Nähe 10.00 Ulrich Wetzel Doku-Soap 11.00 Barbara Salesch Doku-Soap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Hat geldgieriges Model ihren Mann mit tödlichen Pilzen vergiftet? 15.55 HD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7.00 HD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Doku-Soap 17.30 Unter uns Ein neues Opfer 18.00 HD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HD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Soap. Gehirnwäsche. Mit Suri Abbassi 19.40 GZSZ Soap. Vanished Vinksy 20.15 HD Ninja Warrior Germany – Die stärkste Show Deutschlands Moderation: Anna Fleischhauer, Jan Köppen. Bei „Ninja Warrior Germany“ kämpfen Athleten auf einem spektakulären Parcours um den Sieg. 23.1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0.00 RTL Nachtjournal 0.25 RTL Nachtjournal Spezial 0.45 Gladiators – Die Show der Giganten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Frank Buschmann, Jan Kö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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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rbb24 16.15 📄 In aller Fr. – Die jungen Ärzte 17.05 📄 Panda & Co. 17.53 📄 Sandmann 18.00 📄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 Abendschau 20.00 📄 Tagess. 20.15 📄 30 Dinge, warum man Friedenau wieder einmal besuchen sollte Dokumentarfilm (D 2024) Friedenau, gemütlicher Kiez im Südwesten Berlins, besticht durch Grünflächen und schöne Plätze. 21.45 📄 rbb24 Berlin 22.15 📄 Die größten Pop-Kulthits der 70er (1/6) Show 0.15 📄 Kim & Klaus

HR

16.00 HD: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 schau 17.00 HD: hallo hessen 17.45 ♦ hessenschau 17.55 Sport 18.00 Main- tower Magazin 18.25 HD: Brisant 18.45 ♦ Die Ratgeber Magazin. U.a.: IKEA-Kü- chenaufbau. Moderation: Daniel Johé 19.15 HD: alle wetter 19.30 ♦ hessen- schau 20.00 Tagess. 20.15 Tatort: Licht TV-Krimi (D 2025) Mit Melika For- routan, Edin Hasanović, Judith Engel. Regie: Rick Ostermann 21.45 hessen. 22.00 NDR Talk Show 0.00 HD: Ver- urteilt! Die eingemauerte Prostituierte

3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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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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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15.10 Quizduell – Olymp 16.00 BR24 16.15 ☑ Wir in Bayern 17.30 Regional 18.0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 18.30 BR24 19.00 Unser Land Magazin 19.30 ☑ Berghütten mit Marcus Fahn 20.00 Tagesschau 20.15 ☑ Watzmann ermittelt Krimi-Serie. Die Käseprinzessin/ Zweimal gestorben 21.50 BR24 22.05 ☑ Drei. Zwo. Eins. Michl Müller Show 22.50 ☑ Die Unbestechlichen Actionfilm (USA 1987) Mit Kevin Costner 0.45 ☑ Shorta – Das Gesetz der Straße Actionfilm (DK 2020)

ARTE

11.25 Zurück in die Heimat Polen (1/5) 11.55 HD Zu Tisch mit Lucie 12.25 Stadt Land Kunst 13.10 Stadt Land Kunst 14.00 HD Phoenix Drama (D/PL 2014) (Wh.) 15.50 HD Zu Tisch mit Lucie 16.20 HD Nordamerikas Dschungel 17.05 HD Nordamerikas Dschungel 17.50 HD Unbekanntes Madagaskar Im Dschungel der Lemuren 18.35 HD Unbekanntes Madagaskar Im Reich der Kattas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Magazin 19.40 g Auf der Route der türki- schen Gastarbeiter Reportage 20.15 HD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1/2) Historienfilm (CZ/D 2026) 21.35 HD Gerta und die Welt am Abgrund (2/2) Historienfilm (CZ/D 2026) 23.05 HD John Coltrane – Der Atem des Jazz Dokumentarfilm 0.40 HD Thelonious Monk & Pan- nonica: Eine amerikanische Geschichte Dokumentation 1.40 HD Die schwarzen Schmetter- linge Toutes les Réponses 2.45 HD Mit offenen Karten

20.10 HD Meine WELT Magazin 20.15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Der doppelte Boden 20.45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Auf Krawall gebürstet 21.05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Dokureihe. Das Risiko reist mit 21.40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Seifenoper am Flughafen 22.10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Jetzt schlägt's dreizehn 22.35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Dokureihe. Gefährliche Mission 23.05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Dokureihe. Zwischen Duty-Free und Drogendeal 23.30 HD Border Patrol Südamerika Dokureihe. Zoll auf vier Pfoten 23.55 HD Abgefahren – Die spektakulärsten Dashcam Clips Dokureihe

SWR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16.00 Aktuell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Aktuell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Aktuell 18.10 Landesschau BW 19.30 Aktuell 20.00 Tagess. 20.1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Reportagereihe. Wandern in den Vogesen/ Genusstour durchs Elsass 21.45 Aktuell 22.00 Nachtcafé Talkshow. Von Schuld und Scham 23.30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Show 0.25 Anatomie eines Falls Thriller (F 2023) Mit Sandra Hüller

PRO SIEBEN

5.55 📄 🐃 Call Me Kat 6.50 🐃 taff 7.45 🐃 Galileo 8.50 🐃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 The Middle 10.10 21 🐃 Young Sheldon 10.35 🐃 2 Broke Girls 11.05 🐃 Two and a Half Men 12.00 🐃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 🐃 How I Met Your Mo- ther 13.20 🐃 🐃 The Middle 14.15 🐃 Young Sheldon 14.40 🐃 2 Broke Girls Sitcom 15.10 🐃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Magazin 18.00 🐃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 Serie. Mutter und Kind vereint / Codename G.R.A.M.P.A. 19.05 🐃 Galileo Magazin. Food- truckerin im Gehaltscheck Moderation: Stefan Gödde 20.15 🐃 🐃 Tenet Actionthriller (USA/GB 2020) Mit John David Washington. Regie: Christopher Nolan Ein CIA-Agent stirbt im Einsatz und wacht in der Zukunft auf. 23.20 🐃 🐃 Oppenheimer Drama (USA/GB 2023) Mit Cillian Murphy, Emily Blunt, Matt Damon, Robert Downey Jr. Regie: Christopher Nolan 2.45 🐃 ProSieben: newstime 2.50 🐃 🐃 Tenet Actionthriller (USA/GB 2020) Mit John David Washington, Robert Pattinson, Elizabeth Debicki. Regie: Christopher Nolan (Wh.)

VOX

5.40 CSI: New York (Wh.) 8.00 HD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9.35 HD vox nachrichten 9.40 HD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Die Last der Liebe / Gefallener Engel / Flirt mit dem Tod 12.20 HD CSI: Miami Krimi-Serie 15.00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Motto in Hamburg: Halsabschneider! Finde einen ange-sagten Look mit deinem extra-vaganten neuen Kragen. Tag 5: Sylvi 16.00 HD Guidos Deko Queen 17.00 HD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Doku-Soap 18.00 HD First Dates Doku-Soap 19.00 HD Das perfekte Dinner Doku-Soap. U.a.: Tag 5: David, Freiburg / Motto: Frühling zum Anbeißen 20.15 Goodbye Deutschland! Liebe bis ans Ende der Welt Reportagereihe. Sansibar: Franzi Schmidt / Costa Rica: Martina Franz. Franzi trennt sich von Saris, ist aber schwanger und er erhebt Anspruch auf das Kind. 0.10 HD vox nachrichten 0.30 HD Medical Detectives

KABEL 1

5.45 ☑ HD Magnum 6.35 ☑ HD Mac-Gyver 7.25 ☑ HD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0 ☑ HD Bull 10.10 ☑ HD Castle Krimi-Serie 11.05 ☑ HD Mac-Gyver 12.05 ☑ HD FBI: Special Crime Unit 13.00 ☑ HD Castle Krimi-Serie. Virus / Last Action Hero 14.50 ☑ HD Bull Krimi-Serie 15.50 HD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 HD Bull Krimi-Serie Sag kein Wort! 16.55 HD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Upcycling Heißluftballon 17.55 HD Mein Lokal, Dein Lokal Reportagereihe, „Marx & Schneider“, Köln 18.55 Achtung Kontrolle! Reportagereihe. Hoteltester Carsten Hennig auf Kontrollgang in Bremen 20.15 ☑ HD Navy CIS Krimi-Serie. Der Plan / Element 116 / Halloween / Skelette. Knights Vater, der leitende NCIS-Spezialagent Feng Zhao, ist auf die Hilfe seiner Tochter und deren Team angewiesen. Zhaos Kollege, der Undercover-Agent James Chen, wurde beim Versuch, einer gefangenen Frau zu helfen, ermordet. 0.15 ☑ HD The Irrational Krimi-Serie. Das Ehepaar-Problem 1.10 Kabel Eins: newstime 1.15 ☑ HD Navy CIS Der Plan / Element 116 (Wh.) 2.50 Kabel Eins: newstime (Wh.)

PHOENIX

16.00 maybrit illner 17.05 Social-Media-Rebellion gegen Putin 17.30 der tag 18.30 Die Wahrheit über Eigenmarken Dokumentation. Günstige Eigenmarken wie „Ja“ von Rewe oder „Gut und günstig“ von Edeka boomen. Müssen Verbraucher Abstriche bei der Qualität machen? 19.15 Dokumentation Dokureihe 20.00 Tagesschau 20.15 Earth’s Great Rivers Dokureihe. Der Amazonas / Der Nil / Der Mississippi 22.30 Eritrea – Zwischen Abschottung und Aufbruch Dokumentation 23.00 der tag 0.00 persönlich

EUROSPORT1 / SPORT1

Eurosport: 17.30 Mountainbike: Weltcup (Wh.) 18.00 Sportklettern: World Series (Wh.) 20.00 Snooker: English Open Finale: Ali Carter – Mark Williams. Aus Brentwood 21.00 Trail: UTMB World Series 22.00 Radsport: Lombardei-Rundfahrt Eintagesrennen (Wh.) Sport1: 17.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Analyse und Countdown 19.00 Darts: Swiss Darts Trophy 1. Runde. Aus Basel 23.00 Deep Dive Talkshow. Y. Seidenberg: Gedoped, geächtet, gemieden? Wahrheit zum Dopingskandal

RÄTSEL UND SUDOKU

Ver-band-mull

Ost-euro-päerin

großes german, Blas-horn

Gehalt

Verehrer eines Stars

mora-lische Gesinnung

Garten-werk-zeug

Sing-vogel

eine Tonart

förm-liche Anrede

Segel-leine

Stock-werke

Nieren-sekret, Harn

altröm. Frauen-sträßen-gewand

hebräisch: Sohn

Erd-zeitalter

ste-hende Gewässer

Leicht-metall (Kurzwort)

Angeh. e, christl. Gruppe

Fisch-fänger

Patron der Ang-ler und Fischer

√

heftig ziehen, reißen

heran-kommen

Nutzbaum in den Tropen

Kriminal-polizei (Kw.)

größter Saturn-mond

drittes kath. Tages-gebet

krumm, nicht gerade

gefei-erte Künst-lerinnen

4

Urkunds-jurist

kehren

Heiliges Buch der Moslems

Gesims-streifen

Legende

√

Feier

weib-licher Nach-komme

franz. Schrift-steller † 1870

Hptst. d. antiken Make-donien

Liebelei

Haar-büschel

kleine Boden-platten

10

un-nahbar, abwei-send

elektro-magnet. Schwin-gung

Wasser-standsmesser

Ton-tauben-schießen

latei-nisch: Erde

Friseur-laden

äußerst schnell

Mitter-nachts-messen

3

islän-dische Erzäll-lungen

Geburts-schmerz

Ziererei

Geheim-agent

schau-spielern

Elektri-zität

√

√

eng-lischer Gasthof

be-trachten

städtisch

tropische Kletter-eidechse

Fremd-wortteil: lang,mächtig

Schild-laus-fett

Pep, Schwung

Nord-euro-päer

scher-zen

Him-mels-körper

eine Marder-art

dünne Haut (Musik)

zusammen- horende Teile

Doppel-ehe

ägypti-sche Millo-nenstadt

Pflan-zen-welt

9

literar. Hand-lungs-ablaufe

ein zartes Gewebe

Tuch her-stellen

Augen-blick

fair, an-ständig

landsch.: Berg-werk

still

aufgrund von

Nachlass-emp-fängerin

eisern

ital, Welt-geist-licher

Sumpf-vogel

Stadt-teil von Berlin

Fisch-eier

Wortteil: natürlich, naturbe-lassen

biblische Bez. für das Pa-radies

√

√

Gewürz, Dolden-gewächs

ein Märchen

Hoch-gebirge in Süd-amerika

11

engl. Pferde-renn-bahn

Schlaf-erlebnis

Höhen-zug in Syrien

Kellner

Labans Tochter (A.T.)

lat.: so

Süd-slawe

engl. Staats-mann (Tony)

inha-lieren

offe-rieren

Spiel-karten-austeller

8

Schwer-metall

√

Werk-zeug-griff

bleich

eine Volks-vertre-tung

nord-amerika-nisches Wildrind

2

quadra-tisch ge-mustert

Höhen-zug im Weser-bergland

Vieh-unter-kunft

Innen-wand-täfelung

unver-heiratet

griechi-sche Insel

Töpfer-material

Roman von Emile Zola

eh. spa-nische Währung

Sieges-trophäe

Kohlen-wasser-stoff-rest

Weiß-hand-gibbon

West-euro-päer

dt, Rad-sportler (Rudi)

Frei-beuter

Buch-register-zeichen (Abk.)

antike Metro-pole

gen-mani-pulliertes Wesen

Ver-brecher, Delinquent

engl-sches Wege-maß

Gegen-stände der Ver-ehrung

europ. Welt-raumorg. (Abk.)

noch bevor

Kosmos

Handy-Norm (Abk.)

in der Regel

Mund-tuch-fessel

beson-dere Geistes-größe

Säugling

Stadtteil von London

Denk-weise, Haltung schlimm

5

miet-kaufen

süd-amerika-nischer Te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VON STEFAN HEINE

			3		4	2
	6		8
5		2			9
		3
			1				6	8
					7		1
		4			2	5
	9	6				1	4
2								9
4			3		6			2
		5	1		4	3
		2	9		3	5
8			6		1			5
7								8
	2	3				7	9

Jede Ziffer von eins bis neun wird in jeder Spalte, jeder Zeile und in jedem 3x3-Feld genau einmal eingetragen. Das obere Sudoku ist von mittlerer Schwierigkeit, das Rätsel darunter etwas leichter.

8	9	1	3	7	4	2	5	6
2	6	5	8	9	1	7	3	4
4	3	7	2	5	6	8	9	1
5	8	2	6	3	9	1	4	7
6	1	3	7	4	8	9	2	5
7	4	9	1	2	5	3	6	8
3	2	6	5	8	7	4	1	9
1	7	4	9	6	2	5	8	3
9	5	8	4	1	3	6	7	2

5	9	6	8	2	7	1	4	3
2	3	8	4	1	5	6	7	9
4	1	7	3	9	6	8	5	2
9	6	5	1	8	4	3	2	7
3	8	4	7	5	2	9	1	6
1	7	2	9	6	3	5	8	4
8	4	9	6	7	1	2	3	5
7	5	1	2	3	9	4	6	8
6	2	3	5	4	8	7	9	1

Crystallin, 2021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E s ist am Anfang alles nur ein Test. Das Kommando hat der Toningenieur Grover an seinem riesigen Mischpult, sein Assistent Charlie klopft und zupft hinter der Scheibe. „Bassdrum“ – läuft. „Snare“ – Daumen hoch. Die Overhead-Mikrofone sind auch an. Das Bass-Signal ist da, das Gitarren-Signal folgt, ein Mikro bleibt tot, das lässt sich lösen.

RICHARD KÄMMERLINGS

Alles im grünen Bereich. Doch an einer entscheidenden Stelle versagt die Technik: Die Kaffeemaschine ist kaputt. Die eintreffenden Musiker werden einer nach dem anderen mit der Hiobsbotschaft konfrontiert. Es droht ein Aufstand. Scheitert der Jahrhundert-Hit am Koffeinmangel? Kokain ist zum Glück ausreichend vorhanden. Gleich zu Beginn von „Stereophonic“ ist der zentrale Konflikt in der Tücke des Details angelegt: Während die beiden Toningenieure an der Technik basteln, drohen die Bandmitglieder in Lebens- und Liebesproblemen, in Sucht und Schlafmangel zu versinken. Hier die klaren, cleanen Abläufe, High-End-Soundtechnik und musikalische Virtuosität, dort das Chaos des Daseins, ein Abgrund von Gefühl und Gewühl: das Rauschen des Lebens, das jedes Signal zu überwuchern droht. „Lass uns einfach professionell bleiben“ ist der Cantus firmus oder besser: die Bassline, die allem unterliegt und doch ständig überhört wird.

„Stereophonic“, der Tony-gekrönte Broadway-Hit von David Adjmi, den Thomas Ostermeier nun in der Berliner Schaubühne am Lehminer Platz als deutschsprachige Erstaufführung herausgebracht hat, ist ein echter Theatercoup. Die Bretter, die die Welt bedeuten, sind ein Aufnahmestudio. Es gibt, abgesehen vom Klo, auf das die Bandmitglieder ständig zum Koksen verschwinden, nur zwei strikt getrennte Räume: den Kontrollraum, zum Publikum offen im Vordergrund, und darüber der von Glasscheiben schalldicht abgetrennte Aufnahmeraum mit den Instrumenten. Schon diese Zweiteilung symbolisiert den Konflikt von Kunst und Leben, auch wenn die privaten Dramen mehr und mehr hinter die Glasscheibe in den „Live Room“ wandern.

Adjmi hatte die riskante Grundidee, den Entstehungsprozess eines großen Rocksongs zum Inhalt eines Theaterstücks zu machen – das Enervierende und Langweilige des Prozesses im Studio, das endlose Basteln an Tonspuren, die nervige, nerdige, für Außenstehende völlig unverständliche Suche nach dem idealen Verzerrungsgrad einer E-Gitarre. Gerade das soll hier den Hintergrund für ein zeitgemäßes Künstlerdrama abgeben, „Torquato Tasso“ im Rockbandformat sozusagen.

Die Grundkonstellation hat Adjmi dem gut dokumentierten Entstehungsprozess von Fleetwood Macs „Rumours“ von 1977 entlehnt – wenn man ein Album der großen 1970er-Rock-Ära kennt, dann dieses, mit Songs wie „Dreams“, „The Chain“, „Don’t Stop“ oder „Go Your Own Way“. Ein Meisterwerk, das allerdings über einem Abgrund aus Beziehungskriegen, Lebenskrisen und Drogenexzessen entstand. Hier wie dort ist der Schauplatz das kalifornische Sausalito, wo die ursprünglich für ein paar Wochen geplanten Aufnahmen sich ewig hinziehen. Drummer Mick Fleetwood hat „Rumours“ rückblickend als „Tagebuch unseres eigenen Schmerzes“ bezeichnet.

Wie im rockhistorischen Vorbild mit Stevie Nicks und Lindsey Buckingham gibt es im Mittelpunkt der (im Übrigen namenlosen) „Stereophonic“-Band ein genialisches Songwriter- und Sängerpärchen. Peter und Diana sind seit Langem zusammen, aber in einer schweren Krise. Die hochtalentierte, aber unsichere junge Frau ist im Begriff, sich vom Mentorentum ihres Partners zu emanzipieren. Der erfahrene Gitarrengott Peter bekommt ein Problem mit seinem Selbstbild.

Moritz Gottwald spielt Peter sehr gegenwärtig als toxisch männlichen, passiv-aggressiven Narzissten und Choleriker; Magdalena Lerner lässt als Diana hinter ihrer habituellen Divenhaftigkeit immer wieder ihre Verletzlichkeit durchscheinen. Während der Arbeit am neuen Album erfährt die Band, dass das Vorgängeralbum – und die Single aus Dianas Feder – mit Verzögerung zum Megaerfolg werden. Auch das war bei Fleetwood Mac so: Das von der Plattenfirma bewilligte Budget erhöht sich rekordverdächtig, der Erwartungsdruck aber auch.

Das dritte Kreativzentrum der Band ist Holly (Eva Meckbach), reifer, abgeklärter, selbstsicherer, aber in einem quälenden Ehekrieg mit dem Bassisten Reg verstrickt, den Marcel Kohler großartig buddhistisch-druffig spielt. Der Kaffeemaschinen-Aussetzer zu Beginn gewinnt erst durch das vorausgegangene nächtliche Beziehungsdrama sein katastrophales Gewicht: Niemand hat ein Auge zugetan, ob wegen Lärm oder Kokain ist nicht ganz klar. Schlaflos in Sausalito, so könnte das Stück auch heißen. Wenn die Band eine Ersatzfamilie ist, dann eine höchst dysfunktionale.

Dass aber alle große Musiker sind, bleibt nicht nur Behauptung, man kann es hören. Zu Adjmis Konzept gehört, dass die Schauspieler selbst live musizieren. Will Butler, Kopf der Band Arcade Fire, hat einen fantastischen (als Album erschienenen) Retro-Soundtrack komponiert, den auch die Berliner Truppe beeindruckend authentisch umsetzt. Wenn Diana, fragil und stimmgewaltig zugleich, der Band eine spontane Komposition vorträgt, gab es bei der Premiere (in Anwesenheit von Adjmi und Butler) Szenenapplaus, als wäre man bei einem Popkonzert. Das gehört zum

Konzept, so ist die Empörung umso heftiger, wenn der rivalisierende Peter den Song danach zu lang findet und gönnerhaft sagt, damit könnte man arbeiten.

Die erzählte Zeit des Stücks erstreckt sich über ein ganzes Jahr; die Inszenierung dauert gut drei Stunden. Es ist Teil der Dramaturgie, dass der Zuschauer zumindest punktuell ein Gefühl für die Durststrecken der Studioarbeit bekommt. Songs werden angespielt und abgebrochen, wegen vergeigter Einsätze, dem falschen Tempo oder einfach aus Perfektionismus, mit dem Peter die Kollegen und seine bemitleidenswerten Studiodienstboten Grover und Charlie terrorisiert. Die 2012 erschienenen Memoiren des „Rumours“-Toningenieurs Ken Caillat boten Adjmi einiges an Anschauungsmaterial.

Die Suche nach dem richtigen Schlagzeugklang hat schon Fleetwood Mac in den Wahnsinn getrieben: Raschelt da nicht etwas? Schwingt nicht die Tomtom mit? Der ungeschulte Hörer bemerkt keinen Unterschied, soll es auch nicht. Er hat allerdings zur Ablenkung nichts Hochprozentiges oder härtere Drogen zur Hand wie die am Rande des Nervenzusammenbruchs wandelnden Musiker. Immer wieder kippt die künstlerische und technische Fummelarbeit in erbitterte private Konflikte um. Reg wird von Holly verlassen. Dem Drummer Simon, Ruhepol und (Konflikt-)Manager, geht die Ehe in die Brüche. Peter und Diana tragen ihren Rosenkrieg fast an die Schwelle zu häuslicher Gewalt aus. Zugleich aber werden dem emotionalen Overdrive großartige Songs abgerungen. Reine Sublimation der wild herumschießenden Triebenergien wäre dafür eine zu simple Erklärung: Woher die Kunst kommt, bleibt Geheimnis.

Insofern wird nichts dekonstruiert oder demaskiert – auch wenn einer von Peters Hits „Masquerade“ heißt. Natürlich ist der Popstar eine Rolle, wie Diana in einem verzweifelten Monolog einmal bekennt, und nicht einfach der Ausdruck von inneren Zuständen vor Zigtausenden von fremden Menschen. In einer Szene singen Holly, Diana und Peter Background-Vocals ein; als die Technik streikt, bricht sich der Hass in wüsten Beschimpfungen Bahn. Auf dem Band gibt es nur perfekte Harmonie Die Toningenieure haben eine undankbare Rolle, da sie über weite Strecken nur das Publikum für die Songs, aber auch für das theatralische Gebaren der Künstler-Egos bilden. Sie müssen (das dürfte sehr realistisch sein) vor allem anerkennend nickend, auch noch Take 35 eines Gitarrenparts geil finden und werden dafür runtergemacht, wenn was schiefgeht. Charlie (David Ruland) bleibt der stoische Fels in der Brandung. Umso großartiger, was Stefan Stern aus Grover macht – nämlich die heimliche Hauptfigur der Inszenierung. Stern lässt in den winzigen Zwischenräumen seiner grandiosen, clownesken und slapstickhaften Mimik die tiefe Tragik

Das Drama vom übersteuerten Leben

Schlaflos in Sausalito: Thomas Ostermeier inszeniert an der Berliner Schaubühne David Adjmis Broadway-Hit „Stereophonic“ mit der Musik von Will Butler. Der tragikomische Held ist der Toningenieur

einer Figur hervorblitzen, die ständig ihr Inneres verbergen muss.

Grover opfert auch sein Leben der Kunst. Er war ein Jahr lang Zeuge der

destruktiven Kräfte und weiß, dass sie ihn mitleidlos vernichten würde, wenn er sich ihnen in der Realität auslieferte. Das erotische Angebot Dianas lehnt er ab. Was am Ende bleibt, ist der perfekte Song, das in ein Album gepresste Leben, der Soundtrack seiner Einsam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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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stumpfe Idee, die man zu Tode reitet, wird perfekt“

Der Künstler ist ein freier Mann. Als ich Damien Hirst im August auf Ibiza treffe, kommt er ohne Hemd. Er hat gerade unter einer großen Markise im Garten einer gemieteten Vil-

la gemalt und tritt aus dem Schatten hervor, um mich zu begrüßen. Sein Lächeln ist so breit, dass in diesem Moment die Sonne auf einen seiner goldenen Zähne fällt und Hirsts radikal lässigem Auftreten einen Hauch von Bling verleiht. Nach dem Mittagessen begeben wir uns für den Rest des Nachmittags auf eine Zeitreise. Hirst, scharf- sinnig wie eh und je, erinnert sich an alles. An die Entstehung eines Mythos.

CORNELIUS TITTEL

WELT: Damien Hirst, es ist 40 Jahre her, dass Sie Ihre ersten „Spot Paintings“ gemacht haben. Nehmen Sie uns mit zurück ins Jahr 1986. DAMIEN HIRST: Die ersten „Spot Paintings“ hingen in einer Ausstellung im Windsor Art Centre. Aber sie waren noch schlampig.

WELT: Sie waren nicht zufrieden?

HIRST: Nein, mir waren sie peinlich. Sie sahen aus wie Bilder aus den 1950ern. Sie waren nostalgisch. Ich hatte altes Holz gefunden, weiß angestrichen, mit Schrauben zusammengebolzt und dann Punkte draufgemalt, die Farbe lief runter. Es funktionierte einfach nicht – sie waren nicht minimal genug.

WELT: Sie erzählten mir einmal, wie skeptisch Sie der Minimal Art anfangs gegenüberstanden.

HIRST: Ich fand, Carl Andre sei Müll und die moderne Kunst müsse gerettet werden.

WELT: Gerettet wovor?

HIRST: Ich hatte einen irischen Maler als Lehrer, Patrick Oliver. Er malte grüne Bilder, ein bisschen wie der frühe Willem de Kooning, Landschaftsfarben, sehr emotional. Für ihn drehte sich alles darum, dass die Gefühle in deine Bilder einfließen – und dass alles, was seit den 1950ern passiert war, eigentlich Mist war. Für ihn hatte die Kunst ihren Kompass verloren. Aber er sagte unglaubliche Sachen zu mir. Ich weiß noch, einmal zeichnete ich einen Hügel. Ich zog raus in die Yorkshire Moors und arbeitete mit weichen Buntstiften. Da kommt er von hinten an mich ran und sagt: „Hast du eigentlich eine Vorstellung davon, wie viel das verdammte Ding wiegt?“

WELT: Der Hügel?

HIRST: Der Hügel, ja. Er sagte: „Du musst dunkle Stifte nehmen und versuchen, das Gewicht in die Zeichnung reinzukriegen.“ Das war schon eine gute Schule, so wie er war. „Male, wie du fühlst – aber nimm wahr, was du da malst. Es hat ein Wesen, es hat Materialität. Es ist größer als du.“ Ich wusste damals nicht, was Form überhaupt ist, musste es im Wörterbuch nachschlagen und dachte nur: „Was zur Hölle ist Form?“ Und es dauerte eine ganze Weile, bis mir aufging: Es ist die Illusion von Gewicht in einem Ding. Ich dachte also über Textur und Farbe und Form nach, und ich war überzeugt, Konzeptkunst und Minimalismus, das sei alles Bullshit. Minimal Art hatte mich verloren, weil die Emotionen weg waren.

WELT: 1986 dachten Sie dann, Ihr „Spot Painting“ sei nicht minimal genug. Was hat ihre Meinung über Minimal geändert? HIRST: Ich habe die Emotionen im Minimalismus gefunden. Das ist passiert.

WELT: Wie?

HIRST: Dadurch, dass ich mit echter Kunst gearbeitet habe. Mein erstes Jahr am Goldsmiths College war 1986, und kurz davor hatte ich angefangen, in der Anthony d'Offay Gallery zu arbeiten. Ich habe bloß Bilder gehängt und Werke verpackt, aber ich hatte mit den ganz Großen zu tun – Richter, Beuys. Ich sah sie aus nächster Nähe. Carl Andre war in der Galerie nicht besonders wichtig, aber er machte eine große Ausstellung. Haufenweise Arbeiten lagen im Keller, nicht besonders gut verpackt. Dann bekam ich den Auftrag, einen Carl Andre aufzubauen und zu beleuchten. „Jemand kommt heute Nachmittag und schaut es sich im Viewing Room an. Bau es auf und leuchte es aus.“ Also hol ich's hoch und leg es auf den Boden. Sechs Teile, eine Pfeilspitze, ich fand einen Platz dafür, und stellte es auf. Es sah gut aus. Dann beleuchtete ich das Ganze und spielte mit den Scheinwerfern herum, und es sah verdammt noch mal umwerfend aus. Nichts anderes war in dem Raum, nur dieser Andre. Und klar: Der Kunde kam und kaufte ihn. Ich hatte mich so mit dem Werk beschäftigt, dass mir aufging, was es ist. Es war anders. Es brachte mich dazu, innezuhalten und nachzudenken, innezuhalten und zu sehen. Da hab ich kapiert: Während die Werbeleute dir Scheiß verkaufen wollen, den du nicht brauchst, versuchen Künstler, dir etwas zu schenken, das du längst hast, aber vielleicht vergessen hast – und mir wurde klar, dass dieser Unterschied riesig ist. Es ging nicht um das Publikum, es ging nicht um den Markt. Es war nicht unemotional. In Wahrheit war es voller Gefühl.

WELT: Bleiben wir noch kurz im Jahr 1986 – ehe Sie anfangen, tote Schafe und lebende Fliegen in Boxen zu packen. Anthony d'Offay war damals die wichtigste Galerie in London. Woran erinnern Sie sich bei der Arbeit dort? HIRST: Ich weiß noch, wie ich im Hinterzimmer der Galerie stand und durch einen Spalt in der Wand in den Viewing Room schaute, wo sie Werke für Besucher aufstellten. Anthony kam mit einem Kunden rein, dem französischen Filmregisseur Claude Berri. Ich hatte gerade einen Yves Klein dort aufgehängt. Und ich sehe Anthony da sitzen, die Arme verschränkt, und Berri auf Knien, bettelnd, er solle ihm den Klein verkaufen: „Please, please, please.“ Und Anthony schüttelt nur den Kopf. „Der ist nur für Museen“, sagte er wieder und wieder. Und verkaufte ihm die Arbeit dann doch.

WELT: Natürlich.

HIRST: Natürlich. Aber ich weiß noch, wie ich das sah und dachte: „Verdammte Scheiße, Kunst ist ja ganz anders, als ich dachte.“ Dann kam eines Tages Anselm Kiefer rein, und er erwähnte so nebenbei, dass ihm die verzinkte Stahlmülltonne in der Galerie gefalle. Und Anthony schickte mich zu Harrods, so eine zu kaufen, einzupacken und in Kiefers Atelier zu schicken. Ich dachte nur: „So will ich auch mal behandelt werden. Ich will, dass mir auch jemand eine verdammte Mülltonne besorgt.“

WELT: Während das alles passiert, fangen Sie am Goldsmiths College an zu studieren.

HIRST: Ich hatte mich aus Leeds beworben, ohne irgendeine Ahnung, ohne London je besucht zu haben – und ich machte immer noch Collagen. Am Goldsmiths waren die Lehrer berühmte Künstler. Und am Goldsmiths behandelten sie die Studenten, als wären sie echte Künstler. Wir hatten zwei Galerien, die konntest du für Ausstellungen buchen, und wenn du eine Ausstellung machtest, musstest du darüber reden und dich der Kritik der anderen Studenten stellen.

WELT: Und Michael Craig-Martin wurde Ihr Tutor?

HIRST: Eine Übungsstunde bei ihm zu bekommen, war unmöglich, er war zu wichtig. Er hatte seine Lieblinge, und ich war keiner davon. Michael Craig-Martin hat mich irgendwann gesehen, als ich bei d'Offay-Vernissagen Wein ausschenkte. Aber richtig zur Kenntnis genommen hat er mich erst im zweiten Jahr, als ich „Freeze“ gemacht habe.

WELT: Die Gruppenausstellung, die Sie kuratiert haben, die zur Sensation wurde und das ganze Young-British-Artists-Phänomen erst angeschoben hat. Wie kam diese Schau zustande?

HIRST: Mir ging langsam auf, dass das, was am Goldsmiths passierte, genauso gut war wie das, was bei d'Offay in der Galerie lief. Und ich dachte mir einfach: „Such ein Gebäude und mach eine Show.“ Hab ich dann auch gemacht, aber ich hatte die Arbeiten noch nicht.

WELT: Sie meinen, Sie hatten keine eigenen Arbeiten, die Ihnen passend für „Freeze“ erschienen?

HIRST: Genau. Und so entstanden diese Boxen für „Freeze“. Ich habe sie nicht selbst gemacht. Ich bin zu dem Typen in die Holzwerkstatt, der Keilrahmen baute, und sagte: „Kannst du mir einen Küchenschrank machen?“ Dann hab ich ihn im Atelier an die Wand gehängt und gedacht: „Das ist ein verdammter Küchenschrank.“ Er hatte die Funktion, aber wenn du ihn aufmachst, ist nichts drin. Ich sagte mir: „Welche Farbe?“ Und entschied mich für Knallorange. Aber ich wusste eigentlich nicht, was ich tat. Man konnte sehen, dass ich versuchte, von Schwitters wegzukommen, dass ich up to date werden wollte. Aber ich kam von dieser Fifties-Nostalgie nicht ganz los.

WELT: Aber Sie spürten den Umbruch schon? HIRST: Das Entscheidende war: Vorher lief ich mit gesenktem Kopf herum und suchte Holzstücke und Kram für meine Collagen – die eigentlich ein Kommentar zur Welt sein sollten. Aber die Welt, das waren Werbung und Fernsehen und Plakatwände und all diese minimalen Strukturen

- und als ich endlich den Kopf hob, dachte ich: „Verdammt, das ist etwas ganz anderes. Du musst da raus. Du musst dich wirklich umschauen.“ Ich weiß noch, wie ich im Fernsehen eine Werbung sah, in der eine Frau ein Auto verkaufte, und die Frau trug Kleidung mit ähnlichen Rundungen wie das Auto und in ähnlichen Farben wie das Auto. Ich dachte nur: „Was zur Hölle ist das?“ Saatchi machte diese Sachen – auch den schwangeren Mann, der raucht. Und dann war da Richard Prince. Ich weiß noch, wie ich ein Interview mit ihm las. Er hatte ein Kunstwerk gemacht, das auf einer Werbung für Schrotflinten beruhte, auf

Spot Painting, 1986 ©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VG BILD-KUNST BONN, 2026

der tatsächlich Frauen in Bikinis Schrotflinten in den Händen hielten. Der Interviewer fragte sinngemäß: „Wollen Sie Sex mit Frauen haben, die Schrotflinten besitzen, und sie am Ende vielleicht töten werden?“ Und Prince sagte: „Nein, überhaupt nicht – aber als ich das Bild sah, wollte ich das. Das Bild hat mich genau das wollen lassen, aber ich selber will das nicht.“ Da habe ich Anschluss gefunden an all die Amerikaner, an das, was in New York passierte. Das war es, was ich suchte, dieselbe Bildsprache, mit der uns Scheiße verkauft wird, die wir nicht brauchen. Ich dachte: „Diese Bildsprache will ich benutzen.“

WELT: Weil Sie Werbung und Saatchi erwähnen: Wie prägend war Charles Saatchi für Sie am Anfang – bevor er Ihr wichtigster Förderer wurde und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 finanzierte, den Hai in Formaldehyd?

HIRST: Als ich nach London kam, bin ich die Cork Street entlanggegangen: Waddington Gallery, Redfern Gallery, ich kann mich nicht mehr an alle Namen erinnern. Ich dachte: „In einer dieser Galerien eine Ausstellung zu bekommen, das wär’s.“ Da waren lauter kleine Lä- den in dieser winzigen Gegend, die Marlborough Gallery war auch in der Nähe. Und dann gab es draußen plötzlich die Saatchi Gallery – in dem Moment, als ich dort reinging, wurde ich schnee-blind, so groß und so weiß waren die Räume. Und ich dachte: „Scheiß auf die Cork Street.“ Da hingen die unglaublichsten Warhols, zwei Räume voll, „Marilyns“, riesige „Electric Chairs“.

WELT: Und Gy Twombly, Brice Marden, Judd, Mangold. Die erste Show eröffnete 1985. HIRST: Und von da an wollte ich Kunst für diese Räume machen. Die Großzügigkeit der Räume, die schiere Größe der Werke, die Tatsache, dass er keinen Eintritt verlangte. Das alles hat mich sehr beeindruckt – es hat meine Art und Weise, über Kunst nachzudenken, komplett verändert. D'Offay hatte dieses unglaubliche Auge, aber Saatchi hat das Ganze dann verdoppelt, verdreifacht, vervierfacht. Jede Ausstellung war ein Killer. Bis hin zu der, die mir dann komplett den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weggezogen hat: „New York Art Now“. Ich liebte Ashley Bickerton mit Jeff Koons, mit Robert Gober und Haim Steinbach. Das waren Leute meiner Generation, nur ein kleines Stück voraus. Ich dachte: „Da will ich hin.“

WELT: Charles Saatchi führte mit seinem Bru- der Maurice die erfolgreichste Werbeagentur Londons.

HIRST: Sie machten die Wahlwerbung für Maggie Thatcher. Sie standen hinter ihrem Aufstieg. „Labour Isn’t Working“ – das war ihr Slogan. Eine Menge britischer Künstler haben damals gesagt, dass sie an Saatchi nicht verkaufen würden. Ich hingegen hätte ihn niemals boykottiert, ich hätte sofort an ihn verkauft. Ich glaube tatsächlich, dass ich ohne ihn nie angefangen hätte, so große Arbeiten zu machen. Ich hätte wahrscheinlich kleine Gemälde wie Peter Blake oder Richard Hamilton gemacht. Und meine Arbeit wäre international nie durchgeschlagen und ich wäre nie den Amerikanern ins Auge gefallen. Ich weiß noch, wie Eli Broad irgendwann zu mir sagte: „Du bist der einzige englische Künstler, den ich je gesammelt habe.“

WELT: Sie selbst haben dann schnell anderen Künstlern aus Ihrer Generation einen Weg aufgezeigt, ein gefeierter Künstler zu werden. Als Sie 1988 die Gruppenausstellung „Freeze“ organisierten und dafür eine Einladungsliste zusammenstellten, auf der

Damien Hirst sprach selten so ausführlich über seine Anfänge. Im Interview erzählt er, weshalb die „Spot Paintings“ seinen Blick auf die Kunst veränderten, was er von seinem größten Sammler lernte und warum ihm Absagen von Museen heute egal sind

jeder stand, der im Londoner Kunstbetrieb Rang und Namen hatte. Selbst wenn Saatchi aus dieser Schau nichts gekauft hat – er kam vorbei.

HIRST: Es war mein zweites Jahr am Goldsmiths College, und ich war überall in der Presse. Ich schaffte mein drittes Jahr nur mit Mühe und Not, ein ziemlicher Albtraum. Ich hatte gedacht, „Freeze“ wird für alle großartig. Ich hatte 17 Leute vom Goldsmiths dabei, aber mir war nicht klar, dass ich damit alle anderen ausgeschlossen hatte. Plötzlich gab es einen wöchentlichen Newsletter namens „Anti-Freeze“, der sich gegen meine Ausstellung richtete. Am Goldsmiths hieß es: „Du musst einen Vortrag halten, weil du diese Ausstellung gemacht hast. Du musst mit deinen Kommilitonen darüber reden.“ Zu dem Vortrag kamen drei oder vier Leute in dicken Pelzmänteln. Am Anfang standen sie auf. „Der Grund, warum wir diese Pelzmäntel tragen, ist, dass wir deine Kunst kalt und gefühllos finden.“ Sagten sie und blieben dann während des ganzen Vortrags stehen. Am Goldsmiths hieß es damals: Damien muss sich entscheiden, ob er Kurator ist oder Künstler, denn beides geht nicht.

WELT: Sie haben „Doch, das geht“ geantwortet?

HIRST: Ich dachte, sie haben recht, ich werde wohl Kurator werden müssen.

WELT: Auch weil Sie mit Ihrer eigenen Arbeit noch nicht zufrieden waren?

HIRST: Wie gesagt, ich hatte versucht, mit altmodischen Materialien diese modern wirkenden Dinger zu machen. Ich hab es einfach nicht auf die Reihe gekriegt – bis zu den „Spot Paintings“ und dann den Medizinschränken.

WELT: Sie meinen „Spot Paintings“, die nicht tropften, die endlich minimal genug waren? HIRST: Ja. „Freeze“ fand in drei Teilen statt, und für den dritten Teil habe ich ein „Spot Painting“ direkt auf die Wand gemalt. Die Punkte gingen bis an die Kanten. Die Abstände stimmten.

WELT: Hatten Sie das Gefühl, gerade etwas Ikonisches erschaffen zu haben, worüber die Leute 40 Jahre später noch reden würden? HIRST: Eine Weile dachte ich, ich mach einfach immer nur weiter diese „Spot Paintings“, bis ich dann im dritten Jahr am Goldsmiths mit den Medizinschränken anfing. Ich habe On Kawara sehr bewundert, weil eine stumpfe Idee, die man zu Tode reitet, zur perfekten Idee wird. Ich wünschte, ich hätte ausschließlich die Punkte gemacht. Aber so bin ich nicht. Ich bin ein bisschen irrer. In meinem Kopf gibt es viele Stimmen.

WELT: Sie meinen, auch Francis Bacon oder Goya reden dort auf Sie ein, und nicht nur Donald Judd oder Carl André?

HIRST: Na ja, es kann für mich eben nicht nur eine Box mit einer Flüssigkeit neben einem Bild mit bunten Punkten sein. Ich muss auch Arbeiten machen, die von etwas verdammt Wichtigem handeln. In einem ganz frühen Interview wurde ich gefragt, ob meine Skulpturen dreidimensionale Bacon-Bilder seien. Das war als Kritik gemeint. Aber ich bestätigte das nur: „Genau das mache ich.“ Der Hai war so, dieser verdammte Rinderkopf in „A Thousand Years“ – die Boxen, in denen die drin waren, hatten eindeutig etwas von diesen klaustrophobischen Räumen bei Bacon.

WELT: Was hat die Punkte so besonders gemacht, dass Sie weiter an ihnen malten, auch als sie in ihren Installationen längst Rinderköpfe verwesen und Fliegen sterben ließen? HIRST: Mit den Punkten, die ich im letzten Teil von „Freeze“ zeigte, versuchte ich, alles aus ein paar grundlegenden Entscheidungen herauszuholen. Keine Farbe darf sich auf einem Bild wiederholen, die Punkte gehen bis an die Kante, und die Abstände sind genauso groß wie die Punkte selbst. Vorher hatte ich jedes formale Problem mit Farbe gelöst, und deshalb sahen meine Arbeiten dekorativ aus, wie ein Vorhang oder ein Kleid. Ich war einfach stark in Farbe, aber die Strukturen darunter waren ziemlich schwach. Die „Spot Paintings“ waren mein Weg, da rauszukommen – und sie waren das Befreiendste, was mir je passiert ist.

WELT: Anfangs waren es vor allem Wandbilder?

HIRST: Michael Craig-Martin setzte sich mit mir hin. Er sagte: „Du solltest die nie auf Leinwand malen. Die sind perfekt an der Wand, mit Zertifikaten und so weiter.“ Und ich sagte: „Ja, du hast absolut recht.“ Aber ich hatte diese Vorstellung von einer unendlichen Serie. Ein Mensch, der versucht, wie eine Maschine zu sein, die auf die Wand malt. Dann habe ich eines auf Leinwand gemalt, mit einem schwarzen Punkt, und habe Michael gebeten, sich das anzugucken. Und? Er sagte, dass es auf Leinwand auch funktioniere.

WELT: Bald wurden die Bilder als „Pharmaceutical Paintings“ bekannt.

HIRST: Ich hatte dieses Buch über pharmazeutische Präparate, weil ich mit den Medizinschränken angefangen hatte, und so entschied ich: Ich benenne diese unendliche Serie von „Spot Paintings“ nach allen Medikamenten in diesem Buch. Ich habe das Originalbuch noch, es ist voller Striche und Notizen. Wir nennen es die Bibel, weil daraus alle Titel kamen.

WELT: Irgendwann haben Sie dann mit vielen Assistenten gearbeitet. In Ihrem Buch von 1997, „I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Everywhere, with Everyone, One on One, Always, Forever, Now“, steht dieser großartige Essay von Gordon Burn, der schreibt: „Ideen-Kunst ist Kunst, die auf die Rückseite von Zigarettenschachteln und Bierdeckeln gezeichnet wird, in Flughafenlounges und auf Taxirücksitzen grob skizziert, und dann meistens delegiert und von anderen ausgeführt. Das lässt Damien eine Menge Zeit für das, was man großzügig als Sozialleben bezeichnen könnte.“ HIRST: Neulich hab ich mich mit Keith Allen unterhalten, einem Freund, mit dem ich früher getrunken habe. Er ist Schauspieler und der Vater von Lily Allen, der Sängerin, und er fragte mich: „Wie hast du es geschafft, deine Karriere am Laufen zu halten? Meine hab ich mir versaut.“ Und ich so: „Weiß ich auch nicht, ich hab mir Assistenten genommen.“

WELT: Die haben Ihnen den Rücken freigehalten.

HIRST: Aber ich bin schon ins Atelier gegangen.

WELT: Sie meinen, egal, wie heftig Sie am Abend vorher unterwegs waren?

WELT: An einem Punkt dachten Sie, jetzt ist Schluss. Warum?

eingelassen und zugelassen, dass sich das mit der Zeit so verändert. Während ich also sterblich wurde, wurden die Bilder immer unsterblicher.

HIRST: Weil ich sie als unendliche Serie begonnen hatte. Weil ich in meinem Kopf dieser unsterbliche Maler war, der dieses Werk unendlich weiterproduziert. Aber das ist nicht real. Wenn ich sterbe, gibt es keine mehr. Das hat mir nicht gefallen. Mir hat nicht gefallen, dass die Realität der Bilder war, dass sie irgendwann zu Ende sind. Ich dachte: „Ich will sie beenden, gerade weil ich es war, der ihre Unendlichkeit angedeutet hat“ Aber jedes Mal, wenn ich versuchte aufzuhören, fiel mir noch eine andere Art ein, wie ich sie machen könnte. Vor kurzem habe ich einzelne Punkte gemacht, gut zwei Meter groß auf einer Leinwand.

WELT: Das Schöne an der Kunstgeschichte ist, dass Künstler zwar sterblich sind, ihr Name, ihre Kunst, ihr Vermächtnis aber unsterblich werden können. Angesichts dessen, wie es derzeit in westlichen Museen läuft: Machen Sie sich manchmal Sorgen, dass es immer weniger Platz gibt für hyperpopuläre, superreiche, weiße Männer wie Sie?

HIRST: Nein. Ist mir wirklich scheißegal. Du kannst so viele Schwänze lutschen, wie du willst und in so viele Museen reinkommen, wie du magst – und am Ende bleibst du doch nur eine Fußnote in der Geschichte. Aber wo wir gerade davon reden: Mir wurde gerade eine Ausstellung in der Hayward Gallery abgesagt.

gemalt haben. Ich malte sie betrunken und ver- katert und ein bisschen wacklig, und ich wollte, dass sie aus der Nähe aussehen, als wären sie von einem Menschen gemacht, aber aus der Ferne wie von einer Maschine. Und meine Assistenten sagten: „Nein, du willst sie perfekt.“ Ich hatte diesen Dauerstreit mit meinen Assistenten, bis sie so gut im Malen waren, dass es aussah, als wäre es Maschinenarbeit. Ich hab mich darauf

HIRST: Sie haben den Direktor gewechselt, und der neue Direktor will keine Damien-Hirst-Ausstellung machen. Der alte wollte eigentlich auch nicht, aber die Trustees wollten die Besucherzahlen hochbekommen und hatten meine Ausstellung durchgesetzt. Denn eines ist klar: Wenn du eine Ausstellung mit mir machst, kommen die Leute.

WELT: Warum?

WELT: Ich habe gelesen, dass Ihre Retrospektive 2012 in der Tate Modern die zweitmeistbesuchte Ausstellung in der Geschichte des Museums war, direkt hinter „Matisse Picasso“ (2002).

HIRST: Und sie wissen, warum die mehr Besucher hatte?

WELT: Nein.

HIRST: Ja. Ich bin einfach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gekommen. Habe Dinge in Gang gesetzt, bin wieder gegangen, kam zurück, hab die Richtung geändert, bin wieder gegangen, kam zurück, hab wieder etwas angeschoben, bin wieder gegangen. In dem Moment, in dem ich das erste Geld hatte, nahm ich es, um Leute dafür zu bezahlen, meine Arbeit zu machen. Ich wusste, was ich wollte – ich wollte es nur verdammt noch mal nicht selbst machen müssen.

HIRST: Weil sie in die Räume, in denen die Ausstellung zu sehen war, 2002 noch mehr Besucher hereingelassen haben.

Damien Hirst Künstler

HIRST: Ich weiß noch, wie sie mit meinen Assistenten immer besser und besser und besser wurden, und ich habe das zugelassen – die Qualität, mit der sie sie

WELT: Vierzig Jahre nach Ihren ersten Punkten – und im Wissen, dass Sie bei d'Offay Gerhard-Richter-Bilder in den Händen hatten: Hatten Sie, als Sie anfingen, dessen Farbtafeln im Kopf?

WELT: Aber selbst mit Assistenten war Ihr Lebenswandel auf Dauer nicht durchzuhalten?

HIRST: Ich glaube wirklich, in den 1990ern war ich unsterblich, hab getrunken und gefeiert und eine verdammt grandiose Zeit gehabt. Ich war einfach nicht zu stoppen, und ich wollte auch nicht stoppen. Ich hab einfach weitergemacht und weitergemacht, hab alles riskiert und bin immer wieder obenauf geschwommen.

WELT: Und die Spots haben Sie durch all das begleitet.

Geboren 1965 in Bristol, gehört Damien Hirst zu den prägendsten Künstlern der Gegenwart. Bekannt wurde er als Kopf der „Young British Artists“, deren Aufstieg er mit der von ihm organisierten Ausstellung „Freeze“ im Jahr 1988 in die Wege leitete. Seine Werke kreisen um Themen wie Leben, Tod und Vergänglichkeit, aber auch um die Mechanismen des Kunstmarkts. Zu seinen bekanntesten Arbeiten gehören in Formaldehyd konservierte Tierkörper, Medizinschränke und der mit Diamanten besetzte Totenschädel „For the Love of God“. Für Aufsehen sorgte 2008 die Auktion „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 bei Sotheby’s in London. Hirst ließ mehr als 200 neue Arbeiten direkt aus seinem Atelier versteigern und umging damit das traditionelle Galeriensystem. Der Zeitpunkt hätte kaum symbolträchtiger sein können: Am 15. September, dem ersten Auktionstag, brach die US-Investmentbank Lehman Brothers zusammen und löste eine globale Finanzkrise aus. Hirst hingegen spielte rund 111 Millionen Pfund ein – damals ein Rekord für eine Single-Artist-Auktion.

HIRST: Ich habe bei d'Offay ein kleines Bild von Richter gesehen, von dem ich heute weiß, dass es aus der „Colour Chart“-Serie war. Aber ich hab's nicht ganz verstanden. Es waren einfach sechs Farben. Ich weiß noch, ich dachte, das sei ein

schönes Bild, aber als Farbtafel hab ich es nicht wirklich gelesen. Darum ging es mir nicht.

WELT: Worum ging es Ihnen dann?

HIRST: Ich dachte an Smarties, an Süßigkeiten, an Kinderbücher, an bunte Streusel auf Kuchen oder Eis. In Amerika heißen sie „sprinkles“. In Großbritannien nennt man si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 aber eigentlich sind das einfach Zuckerstreusel. In Leeds aßen wir etwas, das wir „Cheap Cake“ nannten. Das war Butterbrot mit „hundreds and thousands“ drauf.

WELT: „Hundreds and thousands“.

HIRST: Ja, es ist seltsam, jetzt, wo wir darüber reden. Ich hab nie an diesen Zusammenhang gedacht, aber ich habe später diese Arbeiten dann „A Hundred Years“ und „A Thousand Years“ genannt.

WELT: Die berühmten Vitrinen, in denen Fliegen schlüpfen und sterben. HIRST: Ja. Und mein Elternhaus in Leeds – da waren Punkte auf der Tür.

WELT: Wirklich?

HIRST: Ja, ich weiß noch, es war eine weiße Tür, und meine Mutter hat dunkelblaue Punkte draufgemalt, weil sie wollte, dass sie auffällt. Ich wohnte am Stan-

more Place 24. Wenn die Leute fragten: „Was ist deine Adresse?“, sagte ich: „Stanmore Place 24. Die weiße Tür mit den Punkten drauf.“

WELT: Das ist fantastisch.

WELT: Das ist fantastisch. HIRST: Ja, es ist völlig irre, wenn du siehst, wo du am Ende landest. Sie hatte die Spots mit einer Schablone draufgesprüht. Alles kommt aus der Kindheit.

Ein Preis für die nordamerikanische Sappho

Oft zeichnet der Literaturnobelpreis Mittelmaß aus, diesmal abweichendes Verhalten. Die kanadische Dichterin Anne Carson ist eine klassisch gebildete Eigenbrötlerin

Wenig später folgte „Eine Orestie“ – wohlgemerkt: eine, nicht die. Anne Carson übersetzte nicht etwa die berühmte Trilogie des Aischylos. Stattdessen band sie drei Stücke von drei sehr verschiedenen griechischen Autoren zusammen: „Agamemnon“ von Aischylos, „Elektra“ von Sophokles und „Orest“ von Euripides. Dass Anne Carson für ihre Übersetzungen nicht nur Lob einheimste, sei hier nicht verschwiegen. Manche fanden sie brillant; anderen war der Ton ihrer englischen Versionen zu zeitgenössisch und schnoddrig.

Allerdings konnte die Kritik Anne Carson da schon nichts mehr anhaben. Jedem, der sich für Poesie interessierte, musste längst klar sein, um wen es sich bei dieser (mittlerweile grauhaarigen) Dame handelte: die nordamerikanische Sappho. Wie die große Dichterin von der Insel Lesbos erforscht sie, was der oft ziemlich gnadenlose Gott Eros mit den Menschen anstellt, und wie einst Sappho hat sie ihre ganz eigene Form entwickelt, um das zu tun. Das Verblüffende ist, dass Anne Carson sich dabei selber gar nicht als Poetin sieht. Bis sie zwanzig Jahre alt war, erzählte sie in einem Gespräch, habe sie kein Wort geschrieben, sondern nur gemalt. Noch heute gehe es ihr um die Bilder, nicht um die Wörter. Bücher seien lediglich eine praktische Form, in die sie ihre Visionen packe, mehr nicht; aber diese Form befriedige sie immer weniger. Niemand sollte sich also wundern, wenn Anne Carson eines Tages den Stift beiseitelegt und ihre Staffelei auspackt.

Der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steht – nicht zu Unrecht – im Verdacht, dass hier vor allem Mittelmaß ausgezeichnet wird. Schaut man sich die Liste der ältesten Preisträger an, fällt vor allem auf, wie viele der großen Namen von damals im

Loch des Vergessens verschwunden sind. Oft handelte es sich um einen Preis, mit dem hauptsächlich edle Gesinnungen geehrt wurden. Jeder kann höhnisch die Namen derer aufzählen, die ihn nie erhalten haben: Tolstoi, Joyce, Nabokov. Mit Anne Carson hat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jetzt immerhin eine Autorin ausgewählt, die nie in Mode war, die nie dicke Romane veröffentlicht und nie politische Botschaften verkündet hat, sondern, wie die Nobelpreis-Jury verlauten ließ, ein „kühnes und einfallsreiches Gesamtwerk“ vorzuweisen hat.

Außerdem erinnert dieses Werk daran, dass Literatur, wenn sie nicht von Verrückten oder Kindern geschaffen wurde, immer in einer vieltausendjährigen Tradition steht, und dass Traditionsbewusstsein weder ranzig noch schlecht gelaunt sein muss. Der Literaturnobelpreis des Jahres 2026 ist unter anderem ein Preis für Eigensinn.

Manche Verse der 76-jährigen kanadischen Dichterin Anne Carson sind wie Kiesel in einem Schuh, die man nie wieder los wird. Sie tun weh beim Gehen, wenn man sich aber hinsetzt und den Schuh auszieht, stellt man fest: Diese Kiesel sind nicht nur kantig, sie sind auch unglaublich schön. Es sind Edelsteine, man vergisst sie nicht mehr. Nehmen wir Carsons Gedicht „Apostelstadt“ – ein rätselhafter Titel, der nicht weiter erklärt wird.

HANNES STEIN

Jeder, der jemals einen geliebten Menschen verloren hat, wird dieses Gedicht spontan verstehen und es sich nie mehr aus dem Gedächtnis schlagen können. „Nach deinem Tod. / War es jeden Tag windig. / Jeder Tag. / Stellte sich uns entgegen wie eine Mauer. / Wir gingen. / Und schrien einander seitwärts an. / Die Straße entlang. / Es war nutzlos. / Die Räume zwischen uns. / Wurden hart. / Es sind leere Räume. / Und doch sind sie fest. / Und schwarz und schmerzhaft. / Wie Lücken zwischen den Zähnen. / Einer alten Frau. / Die du vor Jahren gekannt hast. / Als sie. / Schön war die Nerven strömten in ihr herum wie ein Palastfeuer.“

Der entscheidende Moment in Anne Carsons Leben war vermutlich, als ein Lateinlehrer an der Highschool sich bereit erklärte, ihr in der Mittagspause Altgriechisch beizubringen. An der Universität von Toronto, der Stadt, in der sie geboren wurde und aufwuchs, studierte sie später die Literatur der klassischen Antike – sie gab zwar unterwegs zweimal auf, machte aber dann doch ihren Abschluss und wurde Professorin. Und begann in den 1980er-Jahren zu schreiben: Essays über die alten Griechen, denen man anmerkte, dass sie ihren Seneca und ihren Montaigne studiert hatte. Eigentlich war sie in diesen Essays schon damals eine Dichterin – nur brauchten die Herren Literaturkritiker eine Weile, um es zu bemerken.

Das lag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sich das, was Anne Carson da schrieb, ohnehin nicht in eine der geläufigen Kategorien sortieren ließ. Waren das Gedichte? Verse in Prosa? Essays? Handelte es sich überhaupt im goetheschen Sinn um Dichtung – oder doch eher um autobiografische Wahrheit? Die Antwort konnte immer nur lauten: Ja. Von Anfang an war Anne Carson dabei eine poeta docta, die das Licht ihrer Gelehrsamkeit keineswegs schamhaft versteckte. Anspielungen nicht nur auf die Antike, sondern auch auf Freud, Virginia Woolf und Tolstoi waren in ihren Versen dicht gesät.

Dabei hatte sie Glück: Normalerweise führen Dichter – vor allem solche, die gern ihre Lesefrüchte vor uns ausbreiten – Existenzen am Rand des Literaturbetriebs. Wer will sich schon mit solchen Eggheads einlassen? Auf Anne Carson aber prasselten die Literaturpreise über die Jahre nur so herein. Anno 2000 erhielt sie ein MacArthur Fellowship, vulgo auch als Geniestipendium bekannt. Für diesen begehrten Preis kann man sich nicht bewerben, nur vorgeschlagen werden: Der Gewinner erhält dann einen Anruf, in dem ihm mitgeteilt wird, dass über die nächsten fünf Jahre mehrere hunderttausend Dollar auf seinem Konto eintreffen werden.

Der endgültige Durchbruch gelang Anne Carson 2001 mit ihrem Buch „Die Schönheit des Ehemanns“, Untertitel: „Ein erdichteter Essay in 29 Tangos“. Verhandelt wurde in diesem Buch das Ende eines Ehedramas: „Etwas ist rein und kantig und brennend an der ersten Untreue in einer Ehe“, schreibt Carson. Sie verrät auch, dass sie ihren Mann nur aus einem Grund geheiratet hatte: seiner Schönheit wegen. Und dass er selbst nicht treu war – er war „nichts gegenüber loyal“ und „hat über alles gelogen“. In diesem Essay-Poem werden sehr antike Sujets verhandelt: Was ist das eigentlich, Lust? Ist Liebe überhaupt nur eine Illusion? Die Frage: „Wie erlangen Leute Macht übereinander?“ stellt Carson gleich an zwei Stellen. Zwischendurch tritt als Pausenclown ein schwuler Freund des Paares auf und liefert trockene Kommentare ab. „Sein schönes boshaftes Grinsen“, schreibt Anne Carson, „war wie ein Rock, der hochfliegt.“ Allein schon diese Metapher war das Geniestipendium wert.

Vier Jahre später veröffentlichte Anne Carson „Decreation“, ein Buch, mit dem sie sich endgültig als die große Eigenbrötlerin der kanadischen Literatur etablierte: Es versammelte ein Theaterstück, ein Oratorium, Kurzgedichte und längere Prosastrecken, in denen Carson sich gleichzeitig als Literaturkritikerin und als Philosophin betätigte. Dann folgten Übersetzungen. Zunächst legte Carson ihre Version von vier eher unbekannten Tragödien des Euripides vor; man kann dies als ihren Kommentar zum „War on Terror“ betrachten, den Amerika damals im Irak und in Afghanistan füh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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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in und der tödliche Tanz von Kiel

Anderthalb Jahre nach dem Abschied von Axel Milberg vom „Tatort“ beginnt eine neue Ära im Kieler Kommissariat

Vielleicht kommt er ja doch wieder. Klaus Borowski, der Mann, für den man im Norddeutschen Rundfunk ein eigenes „Tatort“-Kommissariat erfand, das er 22 Jahre bewohnte, in dem er 44 Fälle löste und drei Frauen an seiner Seite fast erdrückte. Jetzt sitzt er im Knast, der Klaus, seit „Borowski und das Haupt der Medusa“.

ELMAR KREKELER

Borowski war ein altmodischer Kommissar der alten Nordic-Noir-Schule, Verbrennerfahrer, seltsam, einsam, sozial eher inkompatibel. Alle seine Ermittlungen trugen – wie sonst nur noch die von Ulrich Tukurs Felix Murot – seinen Namen.

Anderthalb Jahre ist das her, dass er einfuhr in die Justizvollzugsanstalt. Zeit genug, Abstand zu gewinnen und Anschluss an die Moderne. Zeit genug aber auch, es ein wenig mit der Angst zu bekommen. Mit der Angst um Mi-

la Sahin. Die letzte Kommissarin im Schatten des Klaus Borowski. Eine der wenigen Frauen mit migrantischem Hintergrund im „Tatort“. Der billigte man nicht das große Ego des Klaus Borowski zu und ließ das „Borowski und...“-Prinzip leise sterben. So darf, muss Almila Bagriaciks Mila Sahin sich allein durchkämpfen. Über Karriere nachdenken, über ihre Position als Polizistin mit migrantischem Hintergrund in einer xenophoben Gesellschaft und wie man die Gesetzeshüter wieder näher an die Menschen anbinden kann. Das ist schon mal sehr schön. Almila Bagriacik kann sehr viel mehr, als sie es neben Axel Milberg können durfte. Ganz allein lassen wollte man sie allerdings nicht. Was auch sehr schön ist. Weil es Karoline Schuch ist, die man ihr als Kriminalpsychologin Ellie Krieger zur Seite stellte. Die Frau aus Brandenburg und die Frau, deren Eltern ständig kontrolliert wurden, wenn sie irgendwo hinfahren wollten. In „Unter Freunden“, dem ersten Post-Borowski, den Lars Kraume schrieb und ins Bild setzte, erklären sie sich das.

Womit wir jetzt beim Problem von „Unter Freunden“ wären. Beim Plot. Francesca Polidoro arbeitete in der Buchhaltung von Prometheus. Die stellen Präzisionsobjektive her. „See beyond“ heißt ihr Slogan – was man durchaus als Motto von Sahin und Krieger verstehen kann. Irgendwas stimmt bei Prometheus aber nicht. Kann sein, dass die Mafia ihr Geld im All wäscht. Und Francesca hat es herausgefunden. Dann schwimmt sie tot in der Kieler Förde. Dann hängt ihr Lebensabschnittsfreund tot in der Wohnung. Der hatte ein Gewaltproblem gegenüber den Frauen seines Lebens. Aber auch das interessiert Lars Kraume nicht sehr.

„Unter Freunden“ ist ein Polizeifilm. Das ist nicht ganz neu. Trotzdem sitzt man da, lässt sich hineinziehen durch den Sog der Handkamera-Bilder und folgt den Laufwegen von Kraumes Cast, dem man alles verzeiht, sogar einen falben Plot. Der wäre nichts ohne die fiebrige Idee, Anna Nowak zu erfinden. Die war mal in Berlin. Die war mal bestbuddy von Mila. Nervös, reizbar, ein Pulverfass. Lilith Stangenberg ist Anna Nowak und allein sie ist in ihrer Flickerigkeit, in ihrer Dünnhäutigkeit, ihrer tänzerischen, süchtigmachenden Ambivalenz jeden Gebührencent wert. Sie und ihr tödlicher Pas de Deux mit dem mephistophelischen LKA-Kollegen Jan Kuper. Den gibt Sven Schelker – ein Weltmeister in schauspielerischer Zwielichtigkeit und von mörderischer Blauäugigkeit.

Ordentlich ist das alles. Und leider nicht so aufregend, wie es noch der Neustart in Frankfurt war. Kann ja noch werden.

QA Report - Die Welt - 09.10.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110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c2817092-ac15-4949-9850-d1da828fe12c)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12.000, 20.000, 305, 470.000, 7168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enteuer Leben, Abenteurer Karl Bushby, Aber Bushby, Aber Sie, Abgeordneten Clara, Abgeordneten Rausch, Absoluten

Die Kerzen, Abu Dhabi, Acht Folgen, Achtundzwanzig Jahre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件的 QA 审计结果如下：

═══ 审核报告 ═══

1. 幻觉核查 (Hallucination Check)

• 核查项：译文中提到“联邦总理（Kanzler）”在《ZIPPERT ZAPPT》段落中，以及提到“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马丁·耶格尔”和“军事屏蔽局局长马蒂娜·罗森伯格”在《关于“稳定性”的传说》段落中。
• 核查过程：
  1. 搜索标题索引 $\rightarrow$ 未发现 BND 局长或军事屏蔽局局长的相关摘要。
  2. 搜索抽样原文 $\rightarrow$ 抽样原文在 $\dots$ [MIDDLE PORTION OMITTED FOR QA] $\dots$ 之后直接跳到了“Gast Die Preise am Weltr”，中间缺失了大量正文。
• 判定：由于原文中间部分被省略，且标题索引中无相关摘要，但该内容在逻辑上符合政治评论文章的风格。根据第一步协议，在无法通过索引和抽样原文证实的同时，不能直接判定为幻觉，但由于译文在此处出现了大量原文抽样中完全不存在的细节（具体人名、职衔），且这些细节未在索引中出现，存在极高风险。然而，根据指令“禁止仅凭在抽样文本中未看到就断定是幻觉”，此处暂不报告为幻觉，但标记为潜在风险。

2. 严重缺陷审计 (Critical Issues Audit)

[BLOCKING] 交付标签残留 - 问题：译文中出现了 # ● 这种疑似内部占位符或清理标签。 - 位置：在《关于“稳定性”的传说》结束与《联盟党与社民党计划如何挽救改革方案》开始之间。 - 级别：[BLOCKING]

[BLOCKING] 严重漏译/截断 - 问题：译文在《联盟党与社民党计划如何挽救改革方案》段落中出现严重截断。 - 位置：“联盟内部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增长、就业保障以及社会凝聚力处于中心 $\rightarrow$ 句子在“中心”处戛然而止，缺失后续内容。 - 级别：[BLOCKING]

[WARNING] 残留英文/乱码 - 问题：译文中保留了大段的金融数据表格原始代码/乱码（如 / ><>127,80< / ><>+29,75< 等）。 - 位置：在基金数据区域。 - 级别：[WARNING]（注：虽然该区域属于纯数据网格，但呈现形式为代码乱码而非清晰表格，影响阅读）。

[SOURCE_OCR] OCR 错误传递 - 问题：译文将 Wjatscheslaw Wolodin 翻译为 弗拉基米尔·沃洛丁。 - 核查：原文为 Wjatscheslaw（弗拉基斯拉夫），译文将其误写为 Vladimir（弗拉基米尔）。 - 级别：[SOURCE_OCR]（或翻译错误，但由于人名拼写在 OCR 阶段易混淆，标记为源头问题）。

3. 低中文密度区域审计 (Low-Density Area Audit)

• 区域 1 (Die Welt - 09.10.2026.pdf)：已翻译，无问题。
• 区域 2 (NDR)：译文中完全缺失。
• 区域 3 (ARD)：译文中完全缺失。
• 判定：无需报告。根据第三步审计重点，电视/广播节目单（NDR/ARD 的时间表）属于系统主动过滤的非新闻版面，缺失属于正常行为。

═══ 最终结论 ═══

发现阻塞性问题 (Blocking Issues Found) - 存在交付标签残留 (# ●)。 - 存在重要段落截断（“处于中心”处中断）。

建议：立即修复截断段落并清理内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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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31（共修复 2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2（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87（共修复 1 处问题）